庶民、货币与种族：英国脱欧与民族国家的兴衰

英国为了政治而脱欧，小国因为经济而入欧，在分析英国脱欧这个事件时，我们必须注意到政治影响力是导致该事件的主要推动力。这种政治影响，便是英国内部庶民阶级对于精英政治的反抗，是英国劳动者对大资产阶级及其中产附庸的否定。在国内外的新闻媒体上几乎一面倒的声音都是在讽刺挖苦英国的劳动群众，但是批判的声音无法取代选票的批判——至少目前还没有必要上升到武器的批判。可是如果英国的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附庸们推动了二次公投，英国将会在时隔数百年后再度爆发“内战”，而这个内战可能会以各种暴力或非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是为何卡梅伦坚决否定了第二次公投。

欧盟是欧洲精英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金融资本家和他们的中产附庸力推的一种统治秩序。这个秩序抹杀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希望超越民族国家时代，进入到下一个政治时代。但是，正如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15—225页）中分析的那样，“货币是市民阶级的巨大的政治平衡器。凡是在货币关系排挤了人身关系、货币贡赋排挤了实物贡赋的地方，封建关系就让位于资产阶级关系。”　对于民族国家来说，货币就是凝聚了一切民族向心力的轴心，如果失去了货币，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纽带。从这一点来看，英国保留了英镑，这就是脱欧的最大本钱。而那些小国宁可放弃自己的货币也要去接纳欧元和欧盟，却是在政治上的不安感和经济上的窘迫感驱使下的动作。

如果我们从欧元这种货币入手来分析欧盟，就会发现它存在根本上的矛盾。欧元的发行权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而是欧洲央行掌握（但欧洲央行如同炼金术师协会一样神秘）。这实际上意味着欧洲各国的主权和民族凝聚轴心早已被抽走了。那么，在这个秩序当中，跨国的大资产阶级显然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的中产附庸可以喝汤，而各个国家的劳动者就只能期待施舍了。资产阶级打败了封建主，推翻了王权，控制了民族国家，现在就连民族国家这外壳都不要了。但是，组成国家民族的实体仍然是存在的，成为了对这一统治秩序最主要的反对者。

希腊债务危机的演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货币主权被剥离后，希腊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被消灭掉了，但是整个国家上层建筑仍然存在，希腊民族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消灭掉希腊国家和民族，就不可能像欧盟想象的那样任由超国家实体来摆布某个国家。英国人在这个事件当中看到了危险，因为这个超国家实体的最终结果将会是消灭掉国家，而且在剥夺了国家货币主权以后，残存的国家上层建筑不过是在依靠欧盟的施舍度日而已，就像当年的封建主阶层依靠商人贷款来维持体面那样。但是，欧盟无法建立一支欧洲的军队，由这个军队来保障希腊“听话”，那么欧盟的超国家建构就只能归于失败。回顾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如果王权没有摆脱骑士制度，建立国家常备军，就不可能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资产阶级政府没有义务兵役制，那么资产阶级民主也就不会稳定下来。由此可见，希腊事件实际是为英国脱欧增加了推力。

货币打败了封建阶级，货币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货币雇佣了资产阶级军队，货币成为了凝聚民族的轴心。现在，欧盟从欧元入手抽走了这一基础，可是民族国家仍然存在。那么，中东难民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存在一种潜在的历史变换的可能性：以伊斯兰教为轴心，建立一种封建教权，由欧洲大资产阶级与教权合作，毁灭原来的欧洲民族，从而像当年罗马的毁灭那样，为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化的欧罗巴国创造历史前提。因此，对于原先生活在欧罗巴的那些条顿人，维京人和哥特人的后裔来说，这将会一次种族大置换。在这个置换过程中，欧洲诸国林立的民族基础将会瓦解，转而建立在伊斯兰教基础上，由大资产阶级支持的跨国实体。

英国为了政治而脱欧，小国因为经济而入欧，在分析英国脱欧这个事件时，我们必须注意到政治影响力是导致该事件的主要推动力。这种政治影响，便是英国内部庶民阶级对于精英政治的反抗，是英国劳动者对大资产阶级及其中产附庸的否定。在国内外的新闻媒体上几乎一面倒的声音都是在讽刺挖苦英国的劳动群众，但是批判的声音无法取代选票的批判——至少目前还没有必要上升到武器的批判。可是如果英国的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附庸们推动了二次公投，英国将会在时隔数百年后再度爆发“内战”，而这个内战可能会以各种暴力或非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是为何卡梅伦坚决否定了第二次公投。

欧盟是欧洲精英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金融资本家和他们的中产附庸力推的一种统治秩序。这个秩序抹杀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希望超越民族国家时代，进入到下一个政治时代。但是，正如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15—225页）中分析的那样，“货币是市民阶级的巨大的政治平衡器。凡是在货币关系排挤了人身关系、货币贡赋排挤了实物贡赋的地方，封建关系就让位于资产阶级关系。”　对于民族国家来说，货币就是凝聚了一切民族向心力的轴心，如果失去了货币，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纽带。从这一点来看，英国保留了英镑，这就是脱欧的最大本钱。而那些小国宁可放弃自己的货币也要去接纳欧元和欧盟，却是在政治上的不安感和经济上的窘迫感驱使下的动作。

如果我们从欧元这种货币入手来分析欧盟，就会发现它存在根本上的矛盾。欧元的发行权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而是欧洲央行掌握（但欧洲央行如同炼金术师协会一样神秘）。这实际上意味着欧洲各国的主权和民族凝聚轴心早已被抽走了。那么，在这个秩序当中，跨国的大资产阶级显然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的中产附庸可以喝汤，而各个国家的劳动者就只能期待施舍了。资产阶级打败了封建主，推翻了王权，控制了民族国家，现在就连民族国家这外壳都不要了。但是，组成国家民族的实体仍然是存在的，成为了对这一统治秩序最主要的反对者。

希腊债务危机的演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货币主权被剥离后，希腊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被消灭掉了，但是整个国家上层建筑仍然存在，希腊民族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消灭掉希腊国家和民族，就不可能像欧盟想象的那样任由超国家实体来摆布某个国家。英国人在这个事件当中看到了危险，因为这个超国家实体的最终结果将会是消灭掉国家，而且在剥夺了国家货币主权以后，残存的国家上层建筑不过是在依靠欧盟的施舍度日而已，就像当年的封建主阶层依靠商人贷款来维持体面那样。但是，欧盟无法建立一支欧洲的军队，由这个军队来保障希腊“听话”，那么欧盟的超国家建构就只能归于失败。回顾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如果王权没有摆脱骑士制度，建立国家常备军，就不可能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资产阶级政府没有义务兵役制，那么资产阶级民主也就不会稳定下来。由此可见，希腊事件实际是为英国脱欧增加了推力。

货币打败了封建阶级，货币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货币雇佣了资产阶级军队，货币成为了凝聚民族的轴心。现在，欧盟从欧元入手抽走了这一基础，可是民族国家仍然存在。那么，中东难民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存在一种潜在的历史变换的可能性：以伊斯兰教为轴心，建立一种封建教权，由欧洲大资产阶级与教权合作，毁灭原来的欧洲民族，从而像当年罗马的毁灭那样，为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化的欧罗巴国创造历史前提。因此，对于原先生活在欧罗巴的那些条顿人，维京人和哥特人的后裔来说，这将会一次种族大置换。在这个置换过程中，欧洲诸国林立的民族基础将会瓦解，转而建立在伊斯兰教基础上，由大资产阶级支持的跨国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