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核电余震未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0:52:02
<br /><br /> “内陆核电危险！”日本福岛核事故一周年之际，对于核安全的反思在中国国内正演变为一场对内陆核电的讨伐。
讨伐始自2011年11月15日。当日，安徽省望江县向安徽省能源局发出一份红头文件，名为“关于请求停止江西彭泽核电项目的报告（望政[2011]56号文）”。
此文件的主要内容源自该县四位退休干部此前发出的“吁请停建江西彭泽核电厂的陈情书”（下称“陈情书”），而后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祚庥在媒体上连续发文，呼吁立即停止内陆核电项目建设。
事实上，中国内陆核电项目的立项和建设在去年3月之后即被冻结。《财经》记者近日在湖南桃花江、湖北大畈和江西彭泽三地的核电站施工现场看到，虽然厂房、道路、搅拌站和员工宿舍等基础性设施均已竣工，但整个工地现场鲜有人员出入，一片萧条之景。
今年“两会”期间，核电业界高管多次为核电重启吹风，中国核电建设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穆占英表示“今年肯定会有新的核电项目开工”。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亦称“核电项目或在今年早些时候恢复审批”。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内陆核电项目会很快迎来转机。来自中国核工业集团（中核集团）、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国家核电）的多位核电业界专家均给出同样的判断：今年解冻应是大势所趋，但内陆核电站年内开工希望不大。
多个消息源向《财经》记者证实，中核集团旗下曾以“桃花江速度”闻名的湖南益阳桃花江核电项目，其骨干力量及关键设备正陆续迁往中核集团的另一个沿海厂址辽宁徐大堡（详见本期《“内陆第一核电站”去留》）。
经过《财经》记者反复确认，上文提及的三个内陆核电项目，至今均未拿到国家发改委准许开展前期工作的批准书（小路条），但为抢下“内陆首核”，三地“五通一平”工作早已展开，现已基本完成，前期投入共计120亿元左右。
如今，已呈开弓之箭的内陆核电项目，正处于进退之间的微妙阶段。
声讨内陆核电
水利部门对核电问题反应激烈，特别是对内陆核电项目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这是内陆核电项目陷入僵局的最重要因素
内陆核电项目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源于安徽省望江县去年发出的明确反对声音，该县与江西彭泽核电项目仅一江之隔。
福岛核泄漏事故之后，望江县原县委副书记汪进舟、法院原院长方光文等四位退休干部开始着手对彭泽核电项目展开调研工作。该项目早已开工建设，起初并未引起望江人的注意，直至福岛的恐怖画面出现在他们眼前。
经过调查，汪、方等人认为彭泽核电项目在选址上主要存在“人口数据失真、地震数据造假、民意调查走样和环境污染威胁”等问题。
去年上半年，“陈情书”编制工作完成后，方光文将其以书信的形式寄送至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江西省政府和安徽省政府，但多数未有回音。
2011年7月底，方光文辗转联系到何祚庥，何很快给出反馈，表示对此事高度关注，并将“陈情书”通过中科院渠道送至温家宝总理及张德江副总理处。
同年11月，望江反核事件正式从民间活动升级至政府行为。11月15日，望江县政府网站上挂出一份“关于请求停止江西彭泽核电项目的报告”的红头文件，该文件根据“陈情书”的内容改写而成。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安庆市弹簧厂总经理潘一新亦携带反对彭泽项目的议案出席今年全国“两会”。但安徽省方面得知此事后，专门向潘打招呼，称安徽省亦有修建核电站的计划，勿造成被动局面。潘一新遂将议案内容修改成谨慎发展内陆核电。
与此同时，何祚庥在《环球时报》发文，直陈在内陆建设核电站的种种危害，表示自己坚决反对在中国内陆建设核电站。
何祚庥的署名文章经多家媒体转载后引发强烈反响。望江四位退休干部对于彭泽核电项目的反对声音，最终演进为舆论对于整个内陆核电项目的声讨。
此外，在核电项目遭冻结的一年时间内，国家各大部委亦角力其中。期间，水利部、环保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等利益相关方都多次向国务院打报告，陈述核电利害关系。
按去年3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策，重启核电项目审批的前提是完成核电站安全检查和核安全规划编制。据《财经》记者了解，隶属环保部的国家核安全局已牵头完成核电安全检查。核安全规划也已编制完毕，但提交讨论后，国务院要求继续修改。
而代表设备制造商利益的机械工业联合会则呼吁国务院尽快重启核电项目的审批，否则将威胁核电装备制造企业的生存。水利部则要求内陆核电项目必须慎之又慎，特别是废水处理上，做到对水源零污染。
就在望江反核事件进入高潮之际。环保部下属的《中国环境报》自2月13日起，连续三天分别刊出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一司司长刘华、二司司长王中堂和三司副司长周士荣的署名文章。三篇文章虽然未对彭泽项目做出具体回应，但均着墨于核电安全建设，认为中国发展核电是必然选择，但当前的核安全防护机制仍需提升，强化监管，方能确保核电安全发展。
多位核电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水利部门对核电问题的反应最为激烈，特别是对于内陆核电项目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这是内陆核电项目陷入僵局的最重要因素。
他们同时表示，现在讨论内陆核电并非合适时机，决策层其实已经定调，短期内启动无望。
不对称的博弈
核电公司称彭泽核电项目得到了公众代表的“极大的支持和认可”，但参加项目座谈会的当地村民却给出了相反的说法
这种悲观的气氛与去年3月前，三座内陆核电项目的火速推进形成了鲜明对比，彼时手握核电运营牌照的三家业主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中电投，彭泽项目）、中国核工业集团（中核，桃花江项目）及中国广东核电集团（中广核，大畈项目）正在各地方政府的全力配合下，为拔得内陆核电头筹，使尽浑身解数。
电力公司推进核电项目的积极性并不难理解，在火电受制于燃料成本波动、水电受限于枯水期的背景下，核电已经成为电企最稳定的利润点。中电投总经理陆启洲透露，中电投的核电业务在集团各种发电形式中效益最稳定。体量较小的中广核同样赢利能力惊人，正一跃成为电企中的新星。
电厂发电成本由运行费、基建费和燃料费三部分组成。核电站的运行费和火电站无太大区别，但核电站的运行更为稳定。核电机组的年发电小时数最高达8000小时，平均约为6000小时，而火电机组的年发电小时数不超过5300小时。
由于核电站系统的复杂性和安全考虑，其基建成本远超火电厂，百万千瓦级的轻水堆核电厂比同功率火电厂在建造成本上高出60％至70％。
但核电站的燃料成本却要低得多。专业资料显示，火电的燃料费约占发电成本的60％以上，而核电只占20％－30％。一克铀-235完全裂变能产生的能量相当于2.3吨标准煤，一座装机容量为100万千瓦的核电站，年均消耗核燃料组件仅为30吨，而同样规模的火电厂则需消耗300万吨标准煤。核电厂与火电厂的运行费相差不多，折算到每度电的发电成本，核电低于火电15％－50％。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核电项目更是香饽饽。稳定赢利的核电站能给地方带来可观的地税收入。
以连云港为例，自2007年5月投入运营以来，田湾核电站已连续五年成为连云港市第一纳税大户，累计上缴各项税费72.39亿元。
在电力需求快速增长，煤炭成本快速上升的背景下，建造核电站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更可靠的选择。电荒时期，火电厂时常遭遇“缺煤停机”的情况。但自1994以来，广东省大亚湾核电站已经安全稳定地给周边地区连续提供电力长达17年。
巨大的利益，使得业主及地方政府推进核电的热情高涨。但另一权益方，核电厂周边居民却因为缺乏对于核电常识和相关法规程序的认识，在利益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
2008年和2010年2月，江西核电公司按照规定，两次召集核电站影响范围内的公众代表召开座谈会，望江县磨盘村都有人参加，每次一人。
《财经》记者辗转联系到了2010年初第二次座谈会的参与者，望江县磨盘村村民唐海生，请他还原了当时的情况。
2010年1月，唐海生的表兄（时任彭泽县湖西村村委会主任）请他去彭泽县开个会，唐到达会场后才发现，自己参加的是一个关于核电项目的座谈会议。
据唐海生回忆，他在会上表示自己十分担心核电站会污染饮用水源，一位与会的核电专家告诉他，彭泽核电项目设计先进，排放标准严格，不会对附近居民的饮用水产生影响。
江西省核电公司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单位上海核工程设计院，在讲述第二次座谈会场景时称，“座谈会广泛征集了31名与会代表，包括望江县代表的意见，均对江西彭泽核电厂的建设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认可。”
唐海生对此表示异议，他明确告诉记者，他在座谈会现场表达了对核电站的担忧，这并非“极大的支持和认可”。
不过，《财经》记者未能寻访到其他的与会当地居民佐证唐海生的叙述。
上海核工院咨询部高级工程师邱启运曾作为技术专家参加了第二次座谈会，他在回忆当时场景时称，有多位代表在会上提出了诸如水污染、热污染和核辐射等方面问题，他均一一作出了解答，直至没有进一步问题提出，他表示座谈会的目的在于消除误解，在技术层面用通俗的语言解答公众疑惑。
目前国内在核电厂环境影响评价阶段，公众调查部分存在两部限制性法规，分别为《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和《核电厂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
其中《实施办法》中明文规定，建设单位须综合地域、职业、专业背景、受影响程度等因素充分征询公众，并在召开座谈会七日前，将座谈会的时间、地点、主要议题事项书面通知参会公众。
内陆核电不是洪水猛兽
全球在役核电机组中，位于内陆的占一半。世界头两位的核电强国美国和法国，内陆机组比例分别高达74％和69％
尽管望江反核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但在国内外核电专业人士看来，内陆能不能建设核电站，本不该是一个能够引起争议的问题。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提供的资料显示，全球的在役核电机组中，位于内陆的占50.1％。其中，世界头两位的核电强国美国和法国，其现役机组数量分别为104台和58台，其中内陆机组比例分别高达74％和69％。
今年2月9日，美国核管会批准了佐治亚州Vogtle核电站新建两台内陆AP1000核电机组的建造和运营联合许可申请。
这标志着三里岛事故后，美国时隔34年重启核电项目，同时这也是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全世界新审批通过的第一批核电项目。
该项目业主、美国南方核电运营公司上海代表处驻华代表万银坤告诉《财经》记者，在美国决定一家核电站厂址时，考虑更多的是维护电网的平衡，而非沿海或者内陆的地理位置。因为核电厂通常是大型基本电力负荷来源，为电网提供非常高的系统稳定性。
去年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中国核能协会理事长张华祝亦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国内首批核电站之所以选择建在广东或者浙江等沿海省份，主要考虑到当时这些省份的用电需求。而如今中部省份由于经济快速增长也出现了同样的需求。
包括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西屋公司以及美国核电业主在内的多位中外核电专业人士反复向记者强调，核电站在进行厂址选择时，会充分考虑地质、气候、人口分布、冷却水源以及实际用电需求等因素，只要条件符合，就可作为核电站厂址，无论是在内陆还是沿海。
“我们应该消除一个观念——核电厂应该优先建造在沿海地区，不！这是错误的。”西屋公司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高礼霆（Tim Collier）告诉《财经》记者，“美国亚利桑那州的Palo Verde核电站位于沙漠之中，它的冷却水是来自菲尼克斯的废水。”
当前国内对于内陆核电站的争议，主要聚焦于冷却水源以及放射性污染问题上。
上海核工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葛鸿辉告诉《财经》记者，沿海核电站和内陆核电站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取排水。内陆电厂不具备沿海电厂直接通过海水进行直流冷却的条件，通常在设计上会多出一座冷却塔，目的是将核电站对周围环境的热污染和辐射污染降到最低。
上海核工院向《财经》出具的一份说明显示，目前国内内陆核电厂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均采用冷却塔二次冷却方案。
这份文件以三代核电技术AP1000机组为例，称如采用直接用海水冷却的直流冷却方案，一台机组的排水量不超过65m3/s，温升约11℃。而采用大型冷却塔二次循环方案，一台机组的排水量为1.5m3/s，温升约3℃－4℃。
“以彭泽项目为例，按最保守的条件计算，由四台AP1000机组冷却塔排出的余热，对长江水域造成的温升大于1℃的区域将小于0.043km2。”上海核工院咨询部高级工程师邱启运进一步解释，国标对于废液放射性排放浓度也有严格限制，确保核电厂排放口下游和对岸居民的用水安全。
在水源的可靠性问题上，上海核工院咨询部总工程师罗兰英表示，内陆核电项目在选址时会综合考虑冷却水源的需求量和厂址水源的枯水期历史状况，来确定河流和水库流量是否足够支撑核电厂的用水需求。
对于望江方面较为关注的人口数据问题，上海核工院方面给出的解释是根据国内国际的相关规定，《核动力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所指万人以上乡镇和10万人以上城镇均是指人口相对集中居住的人口中心，而非城镇所辖总人口。罗兰英进一步确认，所谓“人口中心”是指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在统计上通常采用城镇户口居民人数，具体数均由所在地政府提供。
目前三座已经开展前期工作的内陆核电项目均计划采用AP1000技术。西屋电气公司介绍称，AP1000技术与日本福岛出事的老式沸水堆在设计上有很大差别。福岛核事故90天后，美国核管会对AP1000技术做出评估，认为其设计安全可靠，并且该技术中的很多设计可以推广。
2009年12月，AP1000技术的两个依托项目——浙江三门核电站两台机组和山东海阳核电站两台机组相继开工，AP1000技术方案开始进入施工阶段。
信息披露鸿沟
缺乏核电常识的媒体放大了同样缺乏核电常识的公众的抵触情绪，而核电业界即便勉强出面与公众沟通，也往往因话语体系迥异而陷入“鸡同鸭讲”的死循环，更重要的是，国内关于核电信息披露的立法一片空白
推进内陆核电建设的逻辑并非艰深到普通公众无法理解。但面对望江县方面提出的强烈质疑，彭泽项目业主中电投江西核电有限公司一直不予作答，直至全国“两会”期间，中电投总经理陆启洲才正面回应了彭泽项目的部分争议。
陆启洲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核电站都建在内陆，随着内陆电力需求上升，我国有必要在内陆建设核电站。“彭泽核电站项目的前期公众调查获得97％的支持率，整个调查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并不像有些媒体炒作的那样。”
多位对内陆核电颇有研究的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现在并非最好的发声时机，一是内陆核电存在争议，中央未对此事公开表态，不宜炒作，以免干扰高层决策；二是公众对于核电基本常识匮乏，媒体报道又多是负面的，此时如果发声，容易越抹越黑，引发反感。
首先站出来作解释的是江西核电公司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单位上海核工程设计研究院。3月初，上海核工院在其官方网站上挂出了一份《关于江西彭泽核电厂有关问题的说明》（下称《说明》），对彭泽核电项目选址方面的质疑一一作出了回应。
但这份文件大量引用了核电厂选址中诸如 “地面运动基岩峰值加速度值”、“ESR样品”、“核电厂烟羽应急规划半径”等专业术语，以至方光文看后连连摇头，表示部分内容他根本看不懂，无法作出回应。
这就是目前横亘于中国核电业界与普通公众之间的一条鸿沟——由于核电常识的缺乏，福岛核事故的恐怖画面让公众谈核色变，对于内陆核电更是充满抵触情绪，公众的声音经过同样缺乏核电常识的媒体加工、放大，反过来又加剧了公众的抵触情绪。
鸿沟的另一边，在垄断专业知识的核电精英们看来，公众的一些质疑过于业余甚至有些可笑，不值一驳。即便是有所回应，亦会因为与公众的话语体系迥异，陷入“鸡同鸭讲”的死循环。
这一现象在此轮内陆核电的争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对峙双方由于存在极大的信息不对称，都像是在自说自话而非说服对方。
此外，核信息的不透明亦加深了公众对核电的抵触情绪。去年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后，国务院立即召开会议，出台核电“国四条”，要求对在建运营核电项目展开核安全大检查，并加紧编制核安全规划，调整并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时隔一年，核电安全大检查早已完成，但检查结果迟迟未向社会公布。
《财经》记者了解到，2011年核安全大检查主要得出两点结论，一是运行和在建机组基本符合我国核安全法规的要求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标准，具备一定的预防和缓解严重事故的能力，核电安全风险处于受控状态，“其安全和质量是有保障的”；二是吸取日本福岛核事故的经验教训，通过检查明确了运行和在建机组需整改的具体内容，并对完成时间提出了具体要求。
此前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在全国政协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在核大检查过程中，共计发现了14个需要整改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已经解决，有些正在解决，有些列入了三年改造计划中。
《财经》记者获悉，这14个问题，主要是根据日本福岛所遭遇的极端情况，对照中国目前运营和在建机组的实际情况得出的，如应急柴油机组的设置问题和抵御高强度地震及海啸的问题等，但具体内容仍不得而知。
其实，在核电信息披露方面，国外已有成规可循。
核电强国法国是世界范围内核电站密度最高的国家，在54.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58台核电机组，其中40台为内陆核电机组。
民意调查显示，1978年法国只有30％被调查者支持核电，2003年支持率已攀升至52％。去年日本核泄漏之后，法国《费加罗报》推出的民意测试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0789人中，74.25％的人选择应继续利用核能。
核电要发展必须赢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法国核电业界的共识。法国电力公司在核电信息披露与公众沟通渠道建设方面，总体上可归为“三步走”战略。
第二次石油危机后，法国民众虽然总体认可国家核电建设，但仍颇多疑虑。法国电力公司一方面不遗余力地进行核电知识的普及与宣传，一方面向民众开放在建和运营中的核电站，以“百闻不如一见”的方式，加强公众对核电站的安全信心。
此外，法国核电的顺利发展还得益于立法的保障。2006年，法国颁布《信息透明与核电安全法》，加强了核电安全的制度保障。
在核安全建设方面，法国的方式是最小的核事故隐患也要对公众公布，甚至小到工人出去没关门或未穿工作服等。法国核安全局在自己的杂志与官网上定期披露核电项目进展与监管情况，毫不留情地曝光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
但在中国，核电信息的日常披露、核电业界与公众沟通方面的立法依然是空白，而望江县的部分抵触情绪即源于对知情权缺失的愤怒。
涉及到跨省跨区域的信息披露，国内相关法规亦有局限之处，如彭泽项目的相关信息曾根据《核电厂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实施办法》的规定，在江西省九江市政府网站和《九江日报》上进行公示，但望江方面表示，在安徽省无法看到《九江日报》。
除此之外，中法两国的监管理念也存在差异。2005年，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高级专员贝尔纳·毕果和法国核安全局副局长阿兰·史密特曾接受过中国《科技日报》记者的采访，他们反复强调的是：技术进步固然重要，但杜绝人为操作隐患更是核电安全的关键。
回顾全球核电史上的两大事故，毕果提醒：切尔诺贝利事故纯属人为操作失误所致，三里岛事故则是人机管理不同步所致。
正因为安全性与人的操作紧密相连，因此法国核安全局每年对大型核用户的700次－800次核查中，除了涉及核电站的设计、设备，更重要的是检查评估核电运营商的组织管理、操作程序等反映核安全文化水准的指标。
http://misc.caijing.com.cn//chargeFullNews.jsp?id=111804678&time=2012-04-09&cl=106
<br /><br /> “内陆核电危险！”日本福岛核事故一周年之际，对于核安全的反思在中国国内正演变为一场对内陆核电的讨伐。
讨伐始自2011年11月15日。当日，安徽省望江县向安徽省能源局发出一份红头文件，名为“关于请求停止江西彭泽核电项目的报告（望政[2011]56号文）”。
此文件的主要内容源自该县四位退休干部此前发出的“吁请停建江西彭泽核电厂的陈情书”（下称“陈情书”），而后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祚庥在媒体上连续发文，呼吁立即停止内陆核电项目建设。
事实上，中国内陆核电项目的立项和建设在去年3月之后即被冻结。《财经》记者近日在湖南桃花江、湖北大畈和江西彭泽三地的核电站施工现场看到，虽然厂房、道路、搅拌站和员工宿舍等基础性设施均已竣工，但整个工地现场鲜有人员出入，一片萧条之景。
今年“两会”期间，核电业界高管多次为核电重启吹风，中国核电建设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穆占英表示“今年肯定会有新的核电项目开工”。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亦称“核电项目或在今年早些时候恢复审批”。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内陆核电项目会很快迎来转机。来自中国核工业集团（中核集团）、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国家核电）的多位核电业界专家均给出同样的判断：今年解冻应是大势所趋，但内陆核电站年内开工希望不大。
多个消息源向《财经》记者证实，中核集团旗下曾以“桃花江速度”闻名的湖南益阳桃花江核电项目，其骨干力量及关键设备正陆续迁往中核集团的另一个沿海厂址辽宁徐大堡（详见本期《“内陆第一核电站”去留》）。
经过《财经》记者反复确认，上文提及的三个内陆核电项目，至今均未拿到国家发改委准许开展前期工作的批准书（小路条），但为抢下“内陆首核”，三地“五通一平”工作早已展开，现已基本完成，前期投入共计120亿元左右。
如今，已呈开弓之箭的内陆核电项目，正处于进退之间的微妙阶段。
声讨内陆核电
水利部门对核电问题反应激烈，特别是对内陆核电项目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这是内陆核电项目陷入僵局的最重要因素
内陆核电项目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源于安徽省望江县去年发出的明确反对声音，该县与江西彭泽核电项目仅一江之隔。
福岛核泄漏事故之后，望江县原县委副书记汪进舟、法院原院长方光文等四位退休干部开始着手对彭泽核电项目展开调研工作。该项目早已开工建设，起初并未引起望江人的注意，直至福岛的恐怖画面出现在他们眼前。
经过调查，汪、方等人认为彭泽核电项目在选址上主要存在“人口数据失真、地震数据造假、民意调查走样和环境污染威胁”等问题。
去年上半年，“陈情书”编制工作完成后，方光文将其以书信的形式寄送至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江西省政府和安徽省政府，但多数未有回音。
2011年7月底，方光文辗转联系到何祚庥，何很快给出反馈，表示对此事高度关注，并将“陈情书”通过中科院渠道送至温家宝总理及张德江副总理处。
同年11月，望江反核事件正式从民间活动升级至政府行为。11月15日，望江县政府网站上挂出一份“关于请求停止江西彭泽核电项目的报告”的红头文件，该文件根据“陈情书”的内容改写而成。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安庆市弹簧厂总经理潘一新亦携带反对彭泽项目的议案出席今年全国“两会”。但安徽省方面得知此事后，专门向潘打招呼，称安徽省亦有修建核电站的计划，勿造成被动局面。潘一新遂将议案内容修改成谨慎发展内陆核电。
与此同时，何祚庥在《环球时报》发文，直陈在内陆建设核电站的种种危害，表示自己坚决反对在中国内陆建设核电站。
何祚庥的署名文章经多家媒体转载后引发强烈反响。望江四位退休干部对于彭泽核电项目的反对声音，最终演进为舆论对于整个内陆核电项目的声讨。
此外，在核电项目遭冻结的一年时间内，国家各大部委亦角力其中。期间，水利部、环保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等利益相关方都多次向国务院打报告，陈述核电利害关系。
按去年3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策，重启核电项目审批的前提是完成核电站安全检查和核安全规划编制。据《财经》记者了解，隶属环保部的国家核安全局已牵头完成核电安全检查。核安全规划也已编制完毕，但提交讨论后，国务院要求继续修改。
而代表设备制造商利益的机械工业联合会则呼吁国务院尽快重启核电项目的审批，否则将威胁核电装备制造企业的生存。水利部则要求内陆核电项目必须慎之又慎，特别是废水处理上，做到对水源零污染。
就在望江反核事件进入高潮之际。环保部下属的《中国环境报》自2月13日起，连续三天分别刊出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一司司长刘华、二司司长王中堂和三司副司长周士荣的署名文章。三篇文章虽然未对彭泽项目做出具体回应，但均着墨于核电安全建设，认为中国发展核电是必然选择，但当前的核安全防护机制仍需提升，强化监管，方能确保核电安全发展。
多位核电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水利部门对核电问题的反应最为激烈，特别是对于内陆核电项目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这是内陆核电项目陷入僵局的最重要因素。
他们同时表示，现在讨论内陆核电并非合适时机，决策层其实已经定调，短期内启动无望。
不对称的博弈
核电公司称彭泽核电项目得到了公众代表的“极大的支持和认可”，但参加项目座谈会的当地村民却给出了相反的说法
这种悲观的气氛与去年3月前，三座内陆核电项目的火速推进形成了鲜明对比，彼时手握核电运营牌照的三家业主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中电投，彭泽项目）、中国核工业集团（中核，桃花江项目）及中国广东核电集团（中广核，大畈项目）正在各地方政府的全力配合下，为拔得内陆核电头筹，使尽浑身解数。
电力公司推进核电项目的积极性并不难理解，在火电受制于燃料成本波动、水电受限于枯水期的背景下，核电已经成为电企最稳定的利润点。中电投总经理陆启洲透露，中电投的核电业务在集团各种发电形式中效益最稳定。体量较小的中广核同样赢利能力惊人，正一跃成为电企中的新星。
电厂发电成本由运行费、基建费和燃料费三部分组成。核电站的运行费和火电站无太大区别，但核电站的运行更为稳定。核电机组的年发电小时数最高达8000小时，平均约为6000小时，而火电机组的年发电小时数不超过5300小时。
由于核电站系统的复杂性和安全考虑，其基建成本远超火电厂，百万千瓦级的轻水堆核电厂比同功率火电厂在建造成本上高出60％至70％。
但核电站的燃料成本却要低得多。专业资料显示，火电的燃料费约占发电成本的60％以上，而核电只占20％－30％。一克铀-235完全裂变能产生的能量相当于2.3吨标准煤，一座装机容量为100万千瓦的核电站，年均消耗核燃料组件仅为30吨，而同样规模的火电厂则需消耗300万吨标准煤。核电厂与火电厂的运行费相差不多，折算到每度电的发电成本，核电低于火电15％－50％。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核电项目更是香饽饽。稳定赢利的核电站能给地方带来可观的地税收入。
以连云港为例，自2007年5月投入运营以来，田湾核电站已连续五年成为连云港市第一纳税大户，累计上缴各项税费72.39亿元。
在电力需求快速增长，煤炭成本快速上升的背景下，建造核电站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更可靠的选择。电荒时期，火电厂时常遭遇“缺煤停机”的情况。但自1994以来，广东省大亚湾核电站已经安全稳定地给周边地区连续提供电力长达17年。
巨大的利益，使得业主及地方政府推进核电的热情高涨。但另一权益方，核电厂周边居民却因为缺乏对于核电常识和相关法规程序的认识，在利益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
2008年和2010年2月，江西核电公司按照规定，两次召集核电站影响范围内的公众代表召开座谈会，望江县磨盘村都有人参加，每次一人。
《财经》记者辗转联系到了2010年初第二次座谈会的参与者，望江县磨盘村村民唐海生，请他还原了当时的情况。
2010年1月，唐海生的表兄（时任彭泽县湖西村村委会主任）请他去彭泽县开个会，唐到达会场后才发现，自己参加的是一个关于核电项目的座谈会议。
据唐海生回忆，他在会上表示自己十分担心核电站会污染饮用水源，一位与会的核电专家告诉他，彭泽核电项目设计先进，排放标准严格，不会对附近居民的饮用水产生影响。
江西省核电公司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单位上海核工程设计院，在讲述第二次座谈会场景时称，“座谈会广泛征集了31名与会代表，包括望江县代表的意见，均对江西彭泽核电厂的建设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认可。”
唐海生对此表示异议，他明确告诉记者，他在座谈会现场表达了对核电站的担忧，这并非“极大的支持和认可”。
不过，《财经》记者未能寻访到其他的与会当地居民佐证唐海生的叙述。
上海核工院咨询部高级工程师邱启运曾作为技术专家参加了第二次座谈会，他在回忆当时场景时称，有多位代表在会上提出了诸如水污染、热污染和核辐射等方面问题，他均一一作出了解答，直至没有进一步问题提出，他表示座谈会的目的在于消除误解，在技术层面用通俗的语言解答公众疑惑。
目前国内在核电厂环境影响评价阶段，公众调查部分存在两部限制性法规，分别为《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和《核电厂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
其中《实施办法》中明文规定，建设单位须综合地域、职业、专业背景、受影响程度等因素充分征询公众，并在召开座谈会七日前，将座谈会的时间、地点、主要议题事项书面通知参会公众。
内陆核电不是洪水猛兽
全球在役核电机组中，位于内陆的占一半。世界头两位的核电强国美国和法国，内陆机组比例分别高达74％和69％
尽管望江反核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但在国内外核电专业人士看来，内陆能不能建设核电站，本不该是一个能够引起争议的问题。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提供的资料显示，全球的在役核电机组中，位于内陆的占50.1％。其中，世界头两位的核电强国美国和法国，其现役机组数量分别为104台和58台，其中内陆机组比例分别高达74％和69％。
今年2月9日，美国核管会批准了佐治亚州Vogtle核电站新建两台内陆AP1000核电机组的建造和运营联合许可申请。
这标志着三里岛事故后，美国时隔34年重启核电项目，同时这也是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全世界新审批通过的第一批核电项目。
该项目业主、美国南方核电运营公司上海代表处驻华代表万银坤告诉《财经》记者，在美国决定一家核电站厂址时，考虑更多的是维护电网的平衡，而非沿海或者内陆的地理位置。因为核电厂通常是大型基本电力负荷来源，为电网提供非常高的系统稳定性。
去年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中国核能协会理事长张华祝亦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国内首批核电站之所以选择建在广东或者浙江等沿海省份，主要考虑到当时这些省份的用电需求。而如今中部省份由于经济快速增长也出现了同样的需求。
包括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西屋公司以及美国核电业主在内的多位中外核电专业人士反复向记者强调，核电站在进行厂址选择时，会充分考虑地质、气候、人口分布、冷却水源以及实际用电需求等因素，只要条件符合，就可作为核电站厂址，无论是在内陆还是沿海。
“我们应该消除一个观念——核电厂应该优先建造在沿海地区，不！这是错误的。”西屋公司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高礼霆（Tim Collier）告诉《财经》记者，“美国亚利桑那州的Palo Verde核电站位于沙漠之中，它的冷却水是来自菲尼克斯的废水。”
当前国内对于内陆核电站的争议，主要聚焦于冷却水源以及放射性污染问题上。
上海核工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葛鸿辉告诉《财经》记者，沿海核电站和内陆核电站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取排水。内陆电厂不具备沿海电厂直接通过海水进行直流冷却的条件，通常在设计上会多出一座冷却塔，目的是将核电站对周围环境的热污染和辐射污染降到最低。
上海核工院向《财经》出具的一份说明显示，目前国内内陆核电厂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均采用冷却塔二次冷却方案。
这份文件以三代核电技术AP1000机组为例，称如采用直接用海水冷却的直流冷却方案，一台机组的排水量不超过65m3/s，温升约11℃。而采用大型冷却塔二次循环方案，一台机组的排水量为1.5m3/s，温升约3℃－4℃。
“以彭泽项目为例，按最保守的条件计算，由四台AP1000机组冷却塔排出的余热，对长江水域造成的温升大于1℃的区域将小于0.043km2。”上海核工院咨询部高级工程师邱启运进一步解释，国标对于废液放射性排放浓度也有严格限制，确保核电厂排放口下游和对岸居民的用水安全。
在水源的可靠性问题上，上海核工院咨询部总工程师罗兰英表示，内陆核电项目在选址时会综合考虑冷却水源的需求量和厂址水源的枯水期历史状况，来确定河流和水库流量是否足够支撑核电厂的用水需求。
对于望江方面较为关注的人口数据问题，上海核工院方面给出的解释是根据国内国际的相关规定，《核动力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所指万人以上乡镇和10万人以上城镇均是指人口相对集中居住的人口中心，而非城镇所辖总人口。罗兰英进一步确认，所谓“人口中心”是指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在统计上通常采用城镇户口居民人数，具体数均由所在地政府提供。
目前三座已经开展前期工作的内陆核电项目均计划采用AP1000技术。西屋电气公司介绍称，AP1000技术与日本福岛出事的老式沸水堆在设计上有很大差别。福岛核事故90天后，美国核管会对AP1000技术做出评估，认为其设计安全可靠，并且该技术中的很多设计可以推广。
2009年12月，AP1000技术的两个依托项目——浙江三门核电站两台机组和山东海阳核电站两台机组相继开工，AP1000技术方案开始进入施工阶段。
信息披露鸿沟
缺乏核电常识的媒体放大了同样缺乏核电常识的公众的抵触情绪，而核电业界即便勉强出面与公众沟通，也往往因话语体系迥异而陷入“鸡同鸭讲”的死循环，更重要的是，国内关于核电信息披露的立法一片空白
推进内陆核电建设的逻辑并非艰深到普通公众无法理解。但面对望江县方面提出的强烈质疑，彭泽项目业主中电投江西核电有限公司一直不予作答，直至全国“两会”期间，中电投总经理陆启洲才正面回应了彭泽项目的部分争议。
陆启洲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核电站都建在内陆，随着内陆电力需求上升，我国有必要在内陆建设核电站。“彭泽核电站项目的前期公众调查获得97％的支持率，整个调查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并不像有些媒体炒作的那样。”
多位对内陆核电颇有研究的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现在并非最好的发声时机，一是内陆核电存在争议，中央未对此事公开表态，不宜炒作，以免干扰高层决策；二是公众对于核电基本常识匮乏，媒体报道又多是负面的，此时如果发声，容易越抹越黑，引发反感。
首先站出来作解释的是江西核电公司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单位上海核工程设计研究院。3月初，上海核工院在其官方网站上挂出了一份《关于江西彭泽核电厂有关问题的说明》（下称《说明》），对彭泽核电项目选址方面的质疑一一作出了回应。
但这份文件大量引用了核电厂选址中诸如 “地面运动基岩峰值加速度值”、“ESR样品”、“核电厂烟羽应急规划半径”等专业术语，以至方光文看后连连摇头，表示部分内容他根本看不懂，无法作出回应。
这就是目前横亘于中国核电业界与普通公众之间的一条鸿沟——由于核电常识的缺乏，福岛核事故的恐怖画面让公众谈核色变，对于内陆核电更是充满抵触情绪，公众的声音经过同样缺乏核电常识的媒体加工、放大，反过来又加剧了公众的抵触情绪。
鸿沟的另一边，在垄断专业知识的核电精英们看来，公众的一些质疑过于业余甚至有些可笑，不值一驳。即便是有所回应，亦会因为与公众的话语体系迥异，陷入“鸡同鸭讲”的死循环。
这一现象在此轮内陆核电的争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对峙双方由于存在极大的信息不对称，都像是在自说自话而非说服对方。
此外，核信息的不透明亦加深了公众对核电的抵触情绪。去年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后，国务院立即召开会议，出台核电“国四条”，要求对在建运营核电项目展开核安全大检查，并加紧编制核安全规划，调整并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时隔一年，核电安全大检查早已完成，但检查结果迟迟未向社会公布。
《财经》记者了解到，2011年核安全大检查主要得出两点结论，一是运行和在建机组基本符合我国核安全法规的要求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标准，具备一定的预防和缓解严重事故的能力，核电安全风险处于受控状态，“其安全和质量是有保障的”；二是吸取日本福岛核事故的经验教训，通过检查明确了运行和在建机组需整改的具体内容，并对完成时间提出了具体要求。
此前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在全国政协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在核大检查过程中，共计发现了14个需要整改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已经解决，有些正在解决，有些列入了三年改造计划中。
《财经》记者获悉，这14个问题，主要是根据日本福岛所遭遇的极端情况，对照中国目前运营和在建机组的实际情况得出的，如应急柴油机组的设置问题和抵御高强度地震及海啸的问题等，但具体内容仍不得而知。
其实，在核电信息披露方面，国外已有成规可循。
核电强国法国是世界范围内核电站密度最高的国家，在54.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58台核电机组，其中40台为内陆核电机组。
民意调查显示，1978年法国只有30％被调查者支持核电，2003年支持率已攀升至52％。去年日本核泄漏之后，法国《费加罗报》推出的民意测试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0789人中，74.25％的人选择应继续利用核能。
核电要发展必须赢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法国核电业界的共识。法国电力公司在核电信息披露与公众沟通渠道建设方面，总体上可归为“三步走”战略。
第二次石油危机后，法国民众虽然总体认可国家核电建设，但仍颇多疑虑。法国电力公司一方面不遗余力地进行核电知识的普及与宣传，一方面向民众开放在建和运营中的核电站，以“百闻不如一见”的方式，加强公众对核电站的安全信心。
此外，法国核电的顺利发展还得益于立法的保障。2006年，法国颁布《信息透明与核电安全法》，加强了核电安全的制度保障。
在核安全建设方面，法国的方式是最小的核事故隐患也要对公众公布，甚至小到工人出去没关门或未穿工作服等。法国核安全局在自己的杂志与官网上定期披露核电项目进展与监管情况，毫不留情地曝光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
但在中国，核电信息的日常披露、核电业界与公众沟通方面的立法依然是空白，而望江县的部分抵触情绪即源于对知情权缺失的愤怒。
涉及到跨省跨区域的信息披露，国内相关法规亦有局限之处，如彭泽项目的相关信息曾根据《核电厂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实施办法》的规定，在江西省九江市政府网站和《九江日报》上进行公示，但望江方面表示，在安徽省无法看到《九江日报》。
除此之外，中法两国的监管理念也存在差异。2005年，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高级专员贝尔纳·毕果和法国核安全局副局长阿兰·史密特曾接受过中国《科技日报》记者的采访，他们反复强调的是：技术进步固然重要，但杜绝人为操作隐患更是核电安全的关键。
回顾全球核电史上的两大事故，毕果提醒：切尔诺贝利事故纯属人为操作失误所致，三里岛事故则是人机管理不同步所致。
正因为安全性与人的操作紧密相连，因此法国核安全局每年对大型核用户的700次－800次核查中，除了涉及核电站的设计、设备，更重要的是检查评估核电运营商的组织管理、操作程序等反映核安全文化水准的指标。
http://misc.caijing.com.cn//chargeFullNews.jsp?id=111804678&time=2012-04-09&cl=106
讨伐始自2011年11月15日。当日，安徽省望江县向安徽省能源局发出一份红头文件，名为“关于请求停止江西彭泽核电项目的报告（望政[2011]56号文）”。
此文件的主要内容源自该县四位退休干部此前发出的“吁请停建江西彭泽核电厂的陈情书”（下称“陈情书”），而后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祚庥在媒体上连续发文，呼吁立即停止内陆核电项目建设。
事实上，中国内陆核电项目的立项和建设在去年3月之后即被冻结。《财经》记者近日在湖南桃花江、湖北大畈和江西彭泽三地的核电站施工现场看到，虽然厂房、道路、搅拌站和员工宿舍等基础性设施均已竣工，但整个工地现场鲜有人员出入，一片萧条之景。
今年“两会”期间，核电业界高管多次为核电重启吹风，中国核电建设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穆占英表示“今年肯定会有新的核电项目开工”。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亦称“核电项目或在今年早些时候恢复审批”。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内陆核电项目会很快迎来转机。来自中国核工业集团（中核集团）、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国家核电）的多位核电业界专家均给出同样的判断：今年解冻应是大势所趋，但内陆核电站年内开工希望不大。
多个消息源向《财经》记者证实，中核集团旗下曾以“桃花江速度”闻名的湖南益阳桃花江核电项目，其骨干力量及关键设备正陆续迁往中核集团的另一个沿海厂址辽宁徐大堡（详见本期《“内陆第一核电站”去留》）。
经过《财经》记者反复确认，上文提及的三个内陆核电项目，至今均未拿到国家发改委准许开展前期工作的批准书（小路条），但为抢下“内陆首核”，三地“五通一平”工作早已展开，现已基本完成，前期投入共计120亿元左右。
如今，已呈开弓之箭的内陆核电项目，正处于进退之间的微妙阶段。
声讨内陆核电
水利部门对核电问题反应激烈，特别是对内陆核电项目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这是内陆核电项目陷入僵局的最重要因素
内陆核电项目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源于安徽省望江县去年发出的明确反对声音，该县与江西彭泽核电项目仅一江之隔。
福岛核泄漏事故之后，望江县原县委副书记汪进舟、法院原院长方光文等四位退休干部开始着手对彭泽核电项目展开调研工作。该项目早已开工建设，起初并未引起望江人的注意，直至福岛的恐怖画面出现在他们眼前。
经过调查，汪、方等人认为彭泽核电项目在选址上主要存在“人口数据失真、地震数据造假、民意调查走样和环境污染威胁”等问题。
去年上半年，“陈情书”编制工作完成后，方光文将其以书信的形式寄送至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江西省政府和安徽省政府，但多数未有回音。
2011年7月底，方光文辗转联系到何祚庥，何很快给出反馈，表示对此事高度关注，并将“陈情书”通过中科院渠道送至温家宝总理及张德江副总理处。
同年11月，望江反核事件正式从民间活动升级至政府行为。11月15日，望江县政府网站上挂出一份“关于请求停止江西彭泽核电项目的报告”的红头文件，该文件根据“陈情书”的内容改写而成。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安庆市弹簧厂总经理潘一新亦携带反对彭泽项目的议案出席今年全国“两会”。但安徽省方面得知此事后，专门向潘打招呼，称安徽省亦有修建核电站的计划，勿造成被动局面。潘一新遂将议案内容修改成谨慎发展内陆核电。
与此同时，何祚庥在《环球时报》发文，直陈在内陆建设核电站的种种危害，表示自己坚决反对在中国内陆建设核电站。
何祚庥的署名文章经多家媒体转载后引发强烈反响。望江四位退休干部对于彭泽核电项目的反对声音，最终演进为舆论对于整个内陆核电项目的声讨。
此外，在核电项目遭冻结的一年时间内，国家各大部委亦角力其中。期间，水利部、环保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等利益相关方都多次向国务院打报告，陈述核电利害关系。
按去年3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策，重启核电项目审批的前提是完成核电站安全检查和核安全规划编制。据《财经》记者了解，隶属环保部的国家核安全局已牵头完成核电安全检查。核安全规划也已编制完毕，但提交讨论后，国务院要求继续修改。
而代表设备制造商利益的机械工业联合会则呼吁国务院尽快重启核电项目的审批，否则将威胁核电装备制造企业的生存。水利部则要求内陆核电项目必须慎之又慎，特别是废水处理上，做到对水源零污染。
就在望江反核事件进入高潮之际。环保部下属的《中国环境报》自2月13日起，连续三天分别刊出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一司司长刘华、二司司长王中堂和三司副司长周士荣的署名文章。三篇文章虽然未对彭泽项目做出具体回应，但均着墨于核电安全建设，认为中国发展核电是必然选择，但当前的核安全防护机制仍需提升，强化监管，方能确保核电安全发展。
多位核电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水利部门对核电问题的反应最为激烈，特别是对于内陆核电项目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这是内陆核电项目陷入僵局的最重要因素。
他们同时表示，现在讨论内陆核电并非合适时机，决策层其实已经定调，短期内启动无望。
不对称的博弈
核电公司称彭泽核电项目得到了公众代表的“极大的支持和认可”，但参加项目座谈会的当地村民却给出了相反的说法
这种悲观的气氛与去年3月前，三座内陆核电项目的火速推进形成了鲜明对比，彼时手握核电运营牌照的三家业主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中电投，彭泽项目）、中国核工业集团（中核，桃花江项目）及中国广东核电集团（中广核，大畈项目）正在各地方政府的全力配合下，为拔得内陆核电头筹，使尽浑身解数。
电力公司推进核电项目的积极性并不难理解，在火电受制于燃料成本波动、水电受限于枯水期的背景下，核电已经成为电企最稳定的利润点。中电投总经理陆启洲透露，中电投的核电业务在集团各种发电形式中效益最稳定。体量较小的中广核同样赢利能力惊人，正一跃成为电企中的新星。
电厂发电成本由运行费、基建费和燃料费三部分组成。核电站的运行费和火电站无太大区别，但核电站的运行更为稳定。核电机组的年发电小时数最高达8000小时，平均约为6000小时，而火电机组的年发电小时数不超过5300小时。
由于核电站系统的复杂性和安全考虑，其基建成本远超火电厂，百万千瓦级的轻水堆核电厂比同功率火电厂在建造成本上高出60％至70％。
但核电站的燃料成本却要低得多。专业资料显示，火电的燃料费约占发电成本的60％以上，而核电只占20％－30％。一克铀-235完全裂变能产生的能量相当于2.3吨标准煤，一座装机容量为100万千瓦的核电站，年均消耗核燃料组件仅为30吨，而同样规模的火电厂则需消耗300万吨标准煤。核电厂与火电厂的运行费相差不多，折算到每度电的发电成本，核电低于火电15％－50％。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核电项目更是香饽饽。稳定赢利的核电站能给地方带来可观的地税收入。
以连云港为例，自2007年5月投入运营以来，田湾核电站已连续五年成为连云港市第一纳税大户，累计上缴各项税费72.39亿元。
在电力需求快速增长，煤炭成本快速上升的背景下，建造核电站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更可靠的选择。电荒时期，火电厂时常遭遇“缺煤停机”的情况。但自1994以来，广东省大亚湾核电站已经安全稳定地给周边地区连续提供电力长达17年。
巨大的利益，使得业主及地方政府推进核电的热情高涨。但另一权益方，核电厂周边居民却因为缺乏对于核电常识和相关法规程序的认识，在利益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
2008年和2010年2月，江西核电公司按照规定，两次召集核电站影响范围内的公众代表召开座谈会，望江县磨盘村都有人参加，每次一人。
《财经》记者辗转联系到了2010年初第二次座谈会的参与者，望江县磨盘村村民唐海生，请他还原了当时的情况。
2010年1月，唐海生的表兄（时任彭泽县湖西村村委会主任）请他去彭泽县开个会，唐到达会场后才发现，自己参加的是一个关于核电项目的座谈会议。
据唐海生回忆，他在会上表示自己十分担心核电站会污染饮用水源，一位与会的核电专家告诉他，彭泽核电项目设计先进，排放标准严格，不会对附近居民的饮用水产生影响。
江西省核电公司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单位上海核工程设计院，在讲述第二次座谈会场景时称，“座谈会广泛征集了31名与会代表，包括望江县代表的意见，均对江西彭泽核电厂的建设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认可。”
唐海生对此表示异议，他明确告诉记者，他在座谈会现场表达了对核电站的担忧，这并非“极大的支持和认可”。
不过，《财经》记者未能寻访到其他的与会当地居民佐证唐海生的叙述。
上海核工院咨询部高级工程师邱启运曾作为技术专家参加了第二次座谈会，他在回忆当时场景时称，有多位代表在会上提出了诸如水污染、热污染和核辐射等方面问题，他均一一作出了解答，直至没有进一步问题提出，他表示座谈会的目的在于消除误解，在技术层面用通俗的语言解答公众疑惑。
目前国内在核电厂环境影响评价阶段，公众调查部分存在两部限制性法规，分别为《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和《核电厂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
其中《实施办法》中明文规定，建设单位须综合地域、职业、专业背景、受影响程度等因素充分征询公众，并在召开座谈会七日前，将座谈会的时间、地点、主要议题事项书面通知参会公众。
内陆核电不是洪水猛兽
全球在役核电机组中，位于内陆的占一半。世界头两位的核电强国美国和法国，内陆机组比例分别高达74％和69％
尽管望江反核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但在国内外核电专业人士看来，内陆能不能建设核电站，本不该是一个能够引起争议的问题。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提供的资料显示，全球的在役核电机组中，位于内陆的占50.1％。其中，世界头两位的核电强国美国和法国，其现役机组数量分别为104台和58台，其中内陆机组比例分别高达74％和69％。
今年2月9日，美国核管会批准了佐治亚州Vogtle核电站新建两台内陆AP1000核电机组的建造和运营联合许可申请。
这标志着三里岛事故后，美国时隔34年重启核电项目，同时这也是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全世界新审批通过的第一批核电项目。
该项目业主、美国南方核电运营公司上海代表处驻华代表万银坤告诉《财经》记者，在美国决定一家核电站厂址时，考虑更多的是维护电网的平衡，而非沿海或者内陆的地理位置。因为核电厂通常是大型基本电力负荷来源，为电网提供非常高的系统稳定性。
去年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中国核能协会理事长张华祝亦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国内首批核电站之所以选择建在广东或者浙江等沿海省份，主要考虑到当时这些省份的用电需求。而如今中部省份由于经济快速增长也出现了同样的需求。
包括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西屋公司以及美国核电业主在内的多位中外核电专业人士反复向记者强调，核电站在进行厂址选择时，会充分考虑地质、气候、人口分布、冷却水源以及实际用电需求等因素，只要条件符合，就可作为核电站厂址，无论是在内陆还是沿海。
“我们应该消除一个观念——核电厂应该优先建造在沿海地区，不！这是错误的。”西屋公司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高礼霆（Tim Collier）告诉《财经》记者，“美国亚利桑那州的Palo Verde核电站位于沙漠之中，它的冷却水是来自菲尼克斯的废水。”
当前国内对于内陆核电站的争议，主要聚焦于冷却水源以及放射性污染问题上。
上海核工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葛鸿辉告诉《财经》记者，沿海核电站和内陆核电站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取排水。内陆电厂不具备沿海电厂直接通过海水进行直流冷却的条件，通常在设计上会多出一座冷却塔，目的是将核电站对周围环境的热污染和辐射污染降到最低。
上海核工院向《财经》出具的一份说明显示，目前国内内陆核电厂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均采用冷却塔二次冷却方案。
这份文件以三代核电技术AP1000机组为例，称如采用直接用海水冷却的直流冷却方案，一台机组的排水量不超过65m3/s，温升约11℃。而采用大型冷却塔二次循环方案，一台机组的排水量为1.5m3/s，温升约3℃－4℃。
“以彭泽项目为例，按最保守的条件计算，由四台AP1000机组冷却塔排出的余热，对长江水域造成的温升大于1℃的区域将小于0.043km2。”上海核工院咨询部高级工程师邱启运进一步解释，国标对于废液放射性排放浓度也有严格限制，确保核电厂排放口下游和对岸居民的用水安全。
在水源的可靠性问题上，上海核工院咨询部总工程师罗兰英表示，内陆核电项目在选址时会综合考虑冷却水源的需求量和厂址水源的枯水期历史状况，来确定河流和水库流量是否足够支撑核电厂的用水需求。
对于望江方面较为关注的人口数据问题，上海核工院方面给出的解释是根据国内国际的相关规定，《核动力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所指万人以上乡镇和10万人以上城镇均是指人口相对集中居住的人口中心，而非城镇所辖总人口。罗兰英进一步确认，所谓“人口中心”是指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在统计上通常采用城镇户口居民人数，具体数均由所在地政府提供。
目前三座已经开展前期工作的内陆核电项目均计划采用AP1000技术。西屋电气公司介绍称，AP1000技术与日本福岛出事的老式沸水堆在设计上有很大差别。福岛核事故90天后，美国核管会对AP1000技术做出评估，认为其设计安全可靠，并且该技术中的很多设计可以推广。
2009年12月，AP1000技术的两个依托项目——浙江三门核电站两台机组和山东海阳核电站两台机组相继开工，AP1000技术方案开始进入施工阶段。
信息披露鸿沟
缺乏核电常识的媒体放大了同样缺乏核电常识的公众的抵触情绪，而核电业界即便勉强出面与公众沟通，也往往因话语体系迥异而陷入“鸡同鸭讲”的死循环，更重要的是，国内关于核电信息披露的立法一片空白
推进内陆核电建设的逻辑并非艰深到普通公众无法理解。但面对望江县方面提出的强烈质疑，彭泽项目业主中电投江西核电有限公司一直不予作答，直至全国“两会”期间，中电投总经理陆启洲才正面回应了彭泽项目的部分争议。
陆启洲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核电站都建在内陆，随着内陆电力需求上升，我国有必要在内陆建设核电站。“彭泽核电站项目的前期公众调查获得97％的支持率，整个调查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并不像有些媒体炒作的那样。”
多位对内陆核电颇有研究的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现在并非最好的发声时机，一是内陆核电存在争议，中央未对此事公开表态，不宜炒作，以免干扰高层决策；二是公众对于核电基本常识匮乏，媒体报道又多是负面的，此时如果发声，容易越抹越黑，引发反感。
首先站出来作解释的是江西核电公司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单位上海核工程设计研究院。3月初，上海核工院在其官方网站上挂出了一份《关于江西彭泽核电厂有关问题的说明》（下称《说明》），对彭泽核电项目选址方面的质疑一一作出了回应。
但这份文件大量引用了核电厂选址中诸如 “地面运动基岩峰值加速度值”、“ESR样品”、“核电厂烟羽应急规划半径”等专业术语，以至方光文看后连连摇头，表示部分内容他根本看不懂，无法作出回应。
这就是目前横亘于中国核电业界与普通公众之间的一条鸿沟——由于核电常识的缺乏，福岛核事故的恐怖画面让公众谈核色变，对于内陆核电更是充满抵触情绪，公众的声音经过同样缺乏核电常识的媒体加工、放大，反过来又加剧了公众的抵触情绪。
鸿沟的另一边，在垄断专业知识的核电精英们看来，公众的一些质疑过于业余甚至有些可笑，不值一驳。即便是有所回应，亦会因为与公众的话语体系迥异，陷入“鸡同鸭讲”的死循环。
这一现象在此轮内陆核电的争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对峙双方由于存在极大的信息不对称，都像是在自说自话而非说服对方。
此外，核信息的不透明亦加深了公众对核电的抵触情绪。去年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后，国务院立即召开会议，出台核电“国四条”，要求对在建运营核电项目展开核安全大检查，并加紧编制核安全规划，调整并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时隔一年，核电安全大检查早已完成，但检查结果迟迟未向社会公布。
《财经》记者了解到，2011年核安全大检查主要得出两点结论，一是运行和在建机组基本符合我国核安全法规的要求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标准，具备一定的预防和缓解严重事故的能力，核电安全风险处于受控状态，“其安全和质量是有保障的”；二是吸取日本福岛核事故的经验教训，通过检查明确了运行和在建机组需整改的具体内容，并对完成时间提出了具体要求。
此前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在全国政协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在核大检查过程中，共计发现了14个需要整改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已经解决，有些正在解决，有些列入了三年改造计划中。
《财经》记者获悉，这14个问题，主要是根据日本福岛所遭遇的极端情况，对照中国目前运营和在建机组的实际情况得出的，如应急柴油机组的设置问题和抵御高强度地震及海啸的问题等，但具体内容仍不得而知。
其实，在核电信息披露方面，国外已有成规可循。
核电强国法国是世界范围内核电站密度最高的国家，在54.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58台核电机组，其中40台为内陆核电机组。
民意调查显示，1978年法国只有30％被调查者支持核电，2003年支持率已攀升至52％。去年日本核泄漏之后，法国《费加罗报》推出的民意测试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0789人中，74.25％的人选择应继续利用核能。
核电要发展必须赢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法国核电业界的共识。法国电力公司在核电信息披露与公众沟通渠道建设方面，总体上可归为“三步走”战略。
第二次石油危机后，法国民众虽然总体认可国家核电建设，但仍颇多疑虑。法国电力公司一方面不遗余力地进行核电知识的普及与宣传，一方面向民众开放在建和运营中的核电站，以“百闻不如一见”的方式，加强公众对核电站的安全信心。
此外，法国核电的顺利发展还得益于立法的保障。2006年，法国颁布《信息透明与核电安全法》，加强了核电安全的制度保障。
在核安全建设方面，法国的方式是最小的核事故隐患也要对公众公布，甚至小到工人出去没关门或未穿工作服等。法国核安全局在自己的杂志与官网上定期披露核电项目进展与监管情况，毫不留情地曝光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
但在中国，核电信息的日常披露、核电业界与公众沟通方面的立法依然是空白，而望江县的部分抵触情绪即源于对知情权缺失的愤怒。
涉及到跨省跨区域的信息披露，国内相关法规亦有局限之处，如彭泽项目的相关信息曾根据《核电厂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实施办法》的规定，在江西省九江市政府网站和《九江日报》上进行公示，但望江方面表示，在安徽省无法看到《九江日报》。
除此之外，中法两国的监管理念也存在差异。2005年，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高级专员贝尔纳·毕果和法国核安全局副局长阿兰·史密特曾接受过中国《科技日报》记者的采访，他们反复强调的是：技术进步固然重要，但杜绝人为操作隐患更是核电安全的关键。
回顾全球核电史上的两大事故，毕果提醒：切尔诺贝利事故纯属人为操作失误所致，三里岛事故则是人机管理不同步所致。
正因为安全性与人的操作紧密相连，因此法国核安全局每年对大型核用户的700次－800次核查中，除了涉及核电站的设计、设备，更重要的是检查评估核电运营商的组织管理、操作程序等反映核安全文化水准的指标。
http://misc.caijing.com.cn//chargeFullNews.jsp?id=111804678&time=2012-04-09&cl=106
<br /><br /> “内陆核电危险！”日本福岛核事故一周年之际，对于核安全的反思在中国国内正演变为一场对内陆核电的讨伐。
讨伐始自2011年11月15日。当日，安徽省望江县向安徽省能源局发出一份红头文件，名为“关于请求停止江西彭泽核电项目的报告（望政[2011]56号文）”。
此文件的主要内容源自该县四位退休干部此前发出的“吁请停建江西彭泽核电厂的陈情书”（下称“陈情书”），而后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祚庥在媒体上连续发文，呼吁立即停止内陆核电项目建设。
事实上，中国内陆核电项目的立项和建设在去年3月之后即被冻结。《财经》记者近日在湖南桃花江、湖北大畈和江西彭泽三地的核电站施工现场看到，虽然厂房、道路、搅拌站和员工宿舍等基础性设施均已竣工，但整个工地现场鲜有人员出入，一片萧条之景。
今年“两会”期间，核电业界高管多次为核电重启吹风，中国核电建设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穆占英表示“今年肯定会有新的核电项目开工”。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亦称“核电项目或在今年早些时候恢复审批”。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内陆核电项目会很快迎来转机。来自中国核工业集团（中核集团）、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国家核电）的多位核电业界专家均给出同样的判断：今年解冻应是大势所趋，但内陆核电站年内开工希望不大。
多个消息源向《财经》记者证实，中核集团旗下曾以“桃花江速度”闻名的湖南益阳桃花江核电项目，其骨干力量及关键设备正陆续迁往中核集团的另一个沿海厂址辽宁徐大堡（详见本期《“内陆第一核电站”去留》）。
经过《财经》记者反复确认，上文提及的三个内陆核电项目，至今均未拿到国家发改委准许开展前期工作的批准书（小路条），但为抢下“内陆首核”，三地“五通一平”工作早已展开，现已基本完成，前期投入共计120亿元左右。
如今，已呈开弓之箭的内陆核电项目，正处于进退之间的微妙阶段。
声讨内陆核电
水利部门对核电问题反应激烈，特别是对内陆核电项目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这是内陆核电项目陷入僵局的最重要因素
内陆核电项目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源于安徽省望江县去年发出的明确反对声音，该县与江西彭泽核电项目仅一江之隔。
福岛核泄漏事故之后，望江县原县委副书记汪进舟、法院原院长方光文等四位退休干部开始着手对彭泽核电项目展开调研工作。该项目早已开工建设，起初并未引起望江人的注意，直至福岛的恐怖画面出现在他们眼前。
经过调查，汪、方等人认为彭泽核电项目在选址上主要存在“人口数据失真、地震数据造假、民意调查走样和环境污染威胁”等问题。
去年上半年，“陈情书”编制工作完成后，方光文将其以书信的形式寄送至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江西省政府和安徽省政府，但多数未有回音。
2011年7月底，方光文辗转联系到何祚庥，何很快给出反馈，表示对此事高度关注，并将“陈情书”通过中科院渠道送至温家宝总理及张德江副总理处。
同年11月，望江反核事件正式从民间活动升级至政府行为。11月15日，望江县政府网站上挂出一份“关于请求停止江西彭泽核电项目的报告”的红头文件，该文件根据“陈情书”的内容改写而成。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安庆市弹簧厂总经理潘一新亦携带反对彭泽项目的议案出席今年全国“两会”。但安徽省方面得知此事后，专门向潘打招呼，称安徽省亦有修建核电站的计划，勿造成被动局面。潘一新遂将议案内容修改成谨慎发展内陆核电。
与此同时，何祚庥在《环球时报》发文，直陈在内陆建设核电站的种种危害，表示自己坚决反对在中国内陆建设核电站。
何祚庥的署名文章经多家媒体转载后引发强烈反响。望江四位退休干部对于彭泽核电项目的反对声音，最终演进为舆论对于整个内陆核电项目的声讨。
此外，在核电项目遭冻结的一年时间内，国家各大部委亦角力其中。期间，水利部、环保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等利益相关方都多次向国务院打报告，陈述核电利害关系。
按去年3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策，重启核电项目审批的前提是完成核电站安全检查和核安全规划编制。据《财经》记者了解，隶属环保部的国家核安全局已牵头完成核电安全检查。核安全规划也已编制完毕，但提交讨论后，国务院要求继续修改。
而代表设备制造商利益的机械工业联合会则呼吁国务院尽快重启核电项目的审批，否则将威胁核电装备制造企业的生存。水利部则要求内陆核电项目必须慎之又慎，特别是废水处理上，做到对水源零污染。
就在望江反核事件进入高潮之际。环保部下属的《中国环境报》自2月13日起，连续三天分别刊出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一司司长刘华、二司司长王中堂和三司副司长周士荣的署名文章。三篇文章虽然未对彭泽项目做出具体回应，但均着墨于核电安全建设，认为中国发展核电是必然选择，但当前的核安全防护机制仍需提升，强化监管，方能确保核电安全发展。
多位核电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水利部门对核电问题的反应最为激烈，特别是对于内陆核电项目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这是内陆核电项目陷入僵局的最重要因素。
他们同时表示，现在讨论内陆核电并非合适时机，决策层其实已经定调，短期内启动无望。
不对称的博弈
核电公司称彭泽核电项目得到了公众代表的“极大的支持和认可”，但参加项目座谈会的当地村民却给出了相反的说法
这种悲观的气氛与去年3月前，三座内陆核电项目的火速推进形成了鲜明对比，彼时手握核电运营牌照的三家业主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中电投，彭泽项目）、中国核工业集团（中核，桃花江项目）及中国广东核电集团（中广核，大畈项目）正在各地方政府的全力配合下，为拔得内陆核电头筹，使尽浑身解数。
电力公司推进核电项目的积极性并不难理解，在火电受制于燃料成本波动、水电受限于枯水期的背景下，核电已经成为电企最稳定的利润点。中电投总经理陆启洲透露，中电投的核电业务在集团各种发电形式中效益最稳定。体量较小的中广核同样赢利能力惊人，正一跃成为电企中的新星。
电厂发电成本由运行费、基建费和燃料费三部分组成。核电站的运行费和火电站无太大区别，但核电站的运行更为稳定。核电机组的年发电小时数最高达8000小时，平均约为6000小时，而火电机组的年发电小时数不超过5300小时。
由于核电站系统的复杂性和安全考虑，其基建成本远超火电厂，百万千瓦级的轻水堆核电厂比同功率火电厂在建造成本上高出60％至70％。
但核电站的燃料成本却要低得多。专业资料显示，火电的燃料费约占发电成本的60％以上，而核电只占20％－30％。一克铀-235完全裂变能产生的能量相当于2.3吨标准煤，一座装机容量为100万千瓦的核电站，年均消耗核燃料组件仅为30吨，而同样规模的火电厂则需消耗300万吨标准煤。核电厂与火电厂的运行费相差不多，折算到每度电的发电成本，核电低于火电15％－50％。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核电项目更是香饽饽。稳定赢利的核电站能给地方带来可观的地税收入。
以连云港为例，自2007年5月投入运营以来，田湾核电站已连续五年成为连云港市第一纳税大户，累计上缴各项税费72.39亿元。
在电力需求快速增长，煤炭成本快速上升的背景下，建造核电站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更可靠的选择。电荒时期，火电厂时常遭遇“缺煤停机”的情况。但自1994以来，广东省大亚湾核电站已经安全稳定地给周边地区连续提供电力长达17年。
巨大的利益，使得业主及地方政府推进核电的热情高涨。但另一权益方，核电厂周边居民却因为缺乏对于核电常识和相关法规程序的认识，在利益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
2008年和2010年2月，江西核电公司按照规定，两次召集核电站影响范围内的公众代表召开座谈会，望江县磨盘村都有人参加，每次一人。
《财经》记者辗转联系到了2010年初第二次座谈会的参与者，望江县磨盘村村民唐海生，请他还原了当时的情况。
2010年1月，唐海生的表兄（时任彭泽县湖西村村委会主任）请他去彭泽县开个会，唐到达会场后才发现，自己参加的是一个关于核电项目的座谈会议。
据唐海生回忆，他在会上表示自己十分担心核电站会污染饮用水源，一位与会的核电专家告诉他，彭泽核电项目设计先进，排放标准严格，不会对附近居民的饮用水产生影响。
江西省核电公司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单位上海核工程设计院，在讲述第二次座谈会场景时称，“座谈会广泛征集了31名与会代表，包括望江县代表的意见，均对江西彭泽核电厂的建设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认可。”
唐海生对此表示异议，他明确告诉记者，他在座谈会现场表达了对核电站的担忧，这并非“极大的支持和认可”。
不过，《财经》记者未能寻访到其他的与会当地居民佐证唐海生的叙述。
上海核工院咨询部高级工程师邱启运曾作为技术专家参加了第二次座谈会，他在回忆当时场景时称，有多位代表在会上提出了诸如水污染、热污染和核辐射等方面问题，他均一一作出了解答，直至没有进一步问题提出，他表示座谈会的目的在于消除误解，在技术层面用通俗的语言解答公众疑惑。
目前国内在核电厂环境影响评价阶段，公众调查部分存在两部限制性法规，分别为《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和《核电厂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
其中《实施办法》中明文规定，建设单位须综合地域、职业、专业背景、受影响程度等因素充分征询公众，并在召开座谈会七日前，将座谈会的时间、地点、主要议题事项书面通知参会公众。
内陆核电不是洪水猛兽
全球在役核电机组中，位于内陆的占一半。世界头两位的核电强国美国和法国，内陆机组比例分别高达74％和69％
尽管望江反核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但在国内外核电专业人士看来，内陆能不能建设核电站，本不该是一个能够引起争议的问题。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提供的资料显示，全球的在役核电机组中，位于内陆的占50.1％。其中，世界头两位的核电强国美国和法国，其现役机组数量分别为104台和58台，其中内陆机组比例分别高达74％和69％。
今年2月9日，美国核管会批准了佐治亚州Vogtle核电站新建两台内陆AP1000核电机组的建造和运营联合许可申请。
这标志着三里岛事故后，美国时隔34年重启核电项目，同时这也是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全世界新审批通过的第一批核电项目。
该项目业主、美国南方核电运营公司上海代表处驻华代表万银坤告诉《财经》记者，在美国决定一家核电站厂址时，考虑更多的是维护电网的平衡，而非沿海或者内陆的地理位置。因为核电厂通常是大型基本电力负荷来源，为电网提供非常高的系统稳定性。
去年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中国核能协会理事长张华祝亦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国内首批核电站之所以选择建在广东或者浙江等沿海省份，主要考虑到当时这些省份的用电需求。而如今中部省份由于经济快速增长也出现了同样的需求。
包括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西屋公司以及美国核电业主在内的多位中外核电专业人士反复向记者强调，核电站在进行厂址选择时，会充分考虑地质、气候、人口分布、冷却水源以及实际用电需求等因素，只要条件符合，就可作为核电站厂址，无论是在内陆还是沿海。
“我们应该消除一个观念——核电厂应该优先建造在沿海地区，不！这是错误的。”西屋公司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高礼霆（Tim Collier）告诉《财经》记者，“美国亚利桑那州的Palo Verde核电站位于沙漠之中，它的冷却水是来自菲尼克斯的废水。”
当前国内对于内陆核电站的争议，主要聚焦于冷却水源以及放射性污染问题上。
上海核工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葛鸿辉告诉《财经》记者，沿海核电站和内陆核电站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取排水。内陆电厂不具备沿海电厂直接通过海水进行直流冷却的条件，通常在设计上会多出一座冷却塔，目的是将核电站对周围环境的热污染和辐射污染降到最低。
上海核工院向《财经》出具的一份说明显示，目前国内内陆核电厂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均采用冷却塔二次冷却方案。
这份文件以三代核电技术AP1000机组为例，称如采用直接用海水冷却的直流冷却方案，一台机组的排水量不超过65m3/s，温升约11℃。而采用大型冷却塔二次循环方案，一台机组的排水量为1.5m3/s，温升约3℃－4℃。
“以彭泽项目为例，按最保守的条件计算，由四台AP1000机组冷却塔排出的余热，对长江水域造成的温升大于1℃的区域将小于0.043km2。”上海核工院咨询部高级工程师邱启运进一步解释，国标对于废液放射性排放浓度也有严格限制，确保核电厂排放口下游和对岸居民的用水安全。
在水源的可靠性问题上，上海核工院咨询部总工程师罗兰英表示，内陆核电项目在选址时会综合考虑冷却水源的需求量和厂址水源的枯水期历史状况，来确定河流和水库流量是否足够支撑核电厂的用水需求。
对于望江方面较为关注的人口数据问题，上海核工院方面给出的解释是根据国内国际的相关规定，《核动力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所指万人以上乡镇和10万人以上城镇均是指人口相对集中居住的人口中心，而非城镇所辖总人口。罗兰英进一步确认，所谓“人口中心”是指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在统计上通常采用城镇户口居民人数，具体数均由所在地政府提供。
目前三座已经开展前期工作的内陆核电项目均计划采用AP1000技术。西屋电气公司介绍称，AP1000技术与日本福岛出事的老式沸水堆在设计上有很大差别。福岛核事故90天后，美国核管会对AP1000技术做出评估，认为其设计安全可靠，并且该技术中的很多设计可以推广。
2009年12月，AP1000技术的两个依托项目——浙江三门核电站两台机组和山东海阳核电站两台机组相继开工，AP1000技术方案开始进入施工阶段。
信息披露鸿沟
缺乏核电常识的媒体放大了同样缺乏核电常识的公众的抵触情绪，而核电业界即便勉强出面与公众沟通，也往往因话语体系迥异而陷入“鸡同鸭讲”的死循环，更重要的是，国内关于核电信息披露的立法一片空白
推进内陆核电建设的逻辑并非艰深到普通公众无法理解。但面对望江县方面提出的强烈质疑，彭泽项目业主中电投江西核电有限公司一直不予作答，直至全国“两会”期间，中电投总经理陆启洲才正面回应了彭泽项目的部分争议。
陆启洲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核电站都建在内陆，随着内陆电力需求上升，我国有必要在内陆建设核电站。“彭泽核电站项目的前期公众调查获得97％的支持率，整个调查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并不像有些媒体炒作的那样。”
多位对内陆核电颇有研究的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现在并非最好的发声时机，一是内陆核电存在争议，中央未对此事公开表态，不宜炒作，以免干扰高层决策；二是公众对于核电基本常识匮乏，媒体报道又多是负面的，此时如果发声，容易越抹越黑，引发反感。
首先站出来作解释的是江西核电公司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单位上海核工程设计研究院。3月初，上海核工院在其官方网站上挂出了一份《关于江西彭泽核电厂有关问题的说明》（下称《说明》），对彭泽核电项目选址方面的质疑一一作出了回应。
但这份文件大量引用了核电厂选址中诸如 “地面运动基岩峰值加速度值”、“ESR样品”、“核电厂烟羽应急规划半径”等专业术语，以至方光文看后连连摇头，表示部分内容他根本看不懂，无法作出回应。
这就是目前横亘于中国核电业界与普通公众之间的一条鸿沟——由于核电常识的缺乏，福岛核事故的恐怖画面让公众谈核色变，对于内陆核电更是充满抵触情绪，公众的声音经过同样缺乏核电常识的媒体加工、放大，反过来又加剧了公众的抵触情绪。
鸿沟的另一边，在垄断专业知识的核电精英们看来，公众的一些质疑过于业余甚至有些可笑，不值一驳。即便是有所回应，亦会因为与公众的话语体系迥异，陷入“鸡同鸭讲”的死循环。
这一现象在此轮内陆核电的争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对峙双方由于存在极大的信息不对称，都像是在自说自话而非说服对方。
此外，核信息的不透明亦加深了公众对核电的抵触情绪。去年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后，国务院立即召开会议，出台核电“国四条”，要求对在建运营核电项目展开核安全大检查，并加紧编制核安全规划，调整并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时隔一年，核电安全大检查早已完成，但检查结果迟迟未向社会公布。
《财经》记者了解到，2011年核安全大检查主要得出两点结论，一是运行和在建机组基本符合我国核安全法规的要求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标准，具备一定的预防和缓解严重事故的能力，核电安全风险处于受控状态，“其安全和质量是有保障的”；二是吸取日本福岛核事故的经验教训，通过检查明确了运行和在建机组需整改的具体内容，并对完成时间提出了具体要求。
此前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在全国政协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在核大检查过程中，共计发现了14个需要整改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已经解决，有些正在解决，有些列入了三年改造计划中。
《财经》记者获悉，这14个问题，主要是根据日本福岛所遭遇的极端情况，对照中国目前运营和在建机组的实际情况得出的，如应急柴油机组的设置问题和抵御高强度地震及海啸的问题等，但具体内容仍不得而知。
其实，在核电信息披露方面，国外已有成规可循。
核电强国法国是世界范围内核电站密度最高的国家，在54.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58台核电机组，其中40台为内陆核电机组。
民意调查显示，1978年法国只有30％被调查者支持核电，2003年支持率已攀升至52％。去年日本核泄漏之后，法国《费加罗报》推出的民意测试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0789人中，74.25％的人选择应继续利用核能。
核电要发展必须赢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法国核电业界的共识。法国电力公司在核电信息披露与公众沟通渠道建设方面，总体上可归为“三步走”战略。
第二次石油危机后，法国民众虽然总体认可国家核电建设，但仍颇多疑虑。法国电力公司一方面不遗余力地进行核电知识的普及与宣传，一方面向民众开放在建和运营中的核电站，以“百闻不如一见”的方式，加强公众对核电站的安全信心。
此外，法国核电的顺利发展还得益于立法的保障。2006年，法国颁布《信息透明与核电安全法》，加强了核电安全的制度保障。
在核安全建设方面，法国的方式是最小的核事故隐患也要对公众公布，甚至小到工人出去没关门或未穿工作服等。法国核安全局在自己的杂志与官网上定期披露核电项目进展与监管情况，毫不留情地曝光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
但在中国，核电信息的日常披露、核电业界与公众沟通方面的立法依然是空白，而望江县的部分抵触情绪即源于对知情权缺失的愤怒。
涉及到跨省跨区域的信息披露，国内相关法规亦有局限之处，如彭泽项目的相关信息曾根据《核电厂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实施办法》的规定，在江西省九江市政府网站和《九江日报》上进行公示，但望江方面表示，在安徽省无法看到《九江日报》。
除此之外，中法两国的监管理念也存在差异。2005年，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高级专员贝尔纳·毕果和法国核安全局副局长阿兰·史密特曾接受过中国《科技日报》记者的采访，他们反复强调的是：技术进步固然重要，但杜绝人为操作隐患更是核电安全的关键。
回顾全球核电史上的两大事故，毕果提醒：切尔诺贝利事故纯属人为操作失误所致，三里岛事故则是人机管理不同步所致。
正因为安全性与人的操作紧密相连，因此法国核安全局每年对大型核用户的700次－800次核查中，除了涉及核电站的设计、设备，更重要的是检查评估核电运营商的组织管理、操作程序等反映核安全文化水准的指标。
http://misc.caijing.com.cn//chargeFullNews.jsp?id=111804678&time=2012-04-09&cl=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