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原创）智利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8:23:22
智利因1973年军事政变，以及之后军政府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而知名 ，那么在智利完成了“民主转型”之后，该国社会情况如何呢？Paul Posner的《智利的国家、市场和民主》 正是从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popular sector，“群众部门” 这个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
作者于本书第一章导论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框架目标和方法之后，于第二章讨论了现有的各种理论框架，以及这些理论框架的不足。
在作者讨论的各种理论框架中，首当其冲的是1980年代以来非常流行的新自由主义范式。这种范式将国家视为市场经济处于“中立”地位的机构，针对这一点，作者指出了国家并不是独立于市民社会 之外的，而是嵌入市民社会之中。相应的，市民社会也不是一个无分化的整体，而总是有一部分力量占据优势地位（实际上就是组织起来的阶级），这些力量有能力“按照他们的目的塑造国家机构和政策”（Posner,2008:17）。反过来，国家也能够通过自身的政策对市民社会的结构和运行产生影响。作者接着讨论了以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以及一度在中国国内十分流行的亨廷顿转型理论为主要代表的边缘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并指出，边缘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只把底层的，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众视为由传统规范宰制，因而“缺乏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心理和社会心理特质”（Posner,2008:21）、消极被动的人群。作者同时指出，边缘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对底层群众的忽视并不是理论上的偶然失误，而是这种理论的目的，即“将群众部门组织成国家控制的合作主义社团，从而击退被政府认为是来自下层的革命威胁的工程的一部分”（Posner,2008:22），所必然导致的。而且，现代化理论对底层群众的判断无法得到经验研究的支持。作者分析和批判的第三种理论框架是依附论，作者指出，这种理论的一些追随者虽然批判了现代化理论，但是仍然复制了现代化理论的二元论，即边缘——中心。另外一些依附理论家则放弃了这种二元论模式，指出正式就业部门和非正式就业部门是拉丁美洲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非正式部门仍然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部分。作者最后分析了新社会运动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并指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反历史，并且忽视国家在社会资本形成中作用等缺点。
本书的第三章起讨论智利案例。首先是讨论智利社会各阶级、各集团与国家关系的变迁，并简要回顾了1973年政变之前的智利社会政治史。从1930年代初到1973年军事政变之前，智利和拉丁美洲其它国家一样 ，奉行的是进口替代，“利用欧洲社会主义的观念以及苏联的榜样”（Posner,2008:19），以及所谓“合作主义”（Corporatism）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允许民粹主义联盟的所有成员构成国家的一个部分，并从国家获取好处”（Posner,2008:41）。熟悉理性选择（或公共选择）理论的人们不难发现，这种模式，正是该学派大将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里设定的靶子，也是该学派不遗余力攻击的对象 。不过，奥尔森及其同僚在承认需要靠一个卡理斯玛式的领袖推进“改革” 方面倒也颇为诚实。这种“合作主义”的发展模式在1950-1960年代的欧洲也很流行，并一度以“凯恩斯主义共识”的称号而知名。不过，与欧洲不同的是，拉丁美洲经济在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因而无法同时满足资本家的利润要求和一般群众由于古巴革命的激励而日益增长的要求。“群众部门日益增长的政治活动和需求威胁到了智利社会内的保守派们的特权，因此这些保守分子们与武装力量结盟，以发动一场政变”（Posner,2008:102），于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的1973年的军事政变和之后一系列的针对性“改革”就发生了。这些“改革”首先针对的正是之前的“合作主义”模式中群众部门通过政治手段获得收入这一点，而且，这些“改革”在智利结束军政权之后基本上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了。具体的措施主要是（1）通过严格限制集体谈判，赋予雇主在工人罢工时雇佣代替者的权力，设立工会之外的所谓“谈判团体”（bargaining group），以及等办法分化、削弱智利工会和工人阶级，并由于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工作不安全状态，使智利的工人阶级去组织化、去阶级化（同时智利的资产阶级空前严密地组织起来，并且空前地与智利政府结合起来）、原子化，从而失去通过集体行动影响政治，改善自身处境的能力（以上见第三章）；（2）在政治上，切断智利各主要政党与社会基层的联系，并且通过集中财权于中央，强制对贫困人口进行隔离，在一个地区设立多个“相互竞争”的代表机构（以上见第五章）以及（3）对智利原有的社会福利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见第六章）等方式尽可能地使底层群众碎片化、原子化，使他们失去采取强有力的集体行动的能力。这实际上从反面说明，政治手段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一般群众无论是改善自身境况（这不可避免地对中产阶级及以上阶级的“利益”造成影响）还是争取更大的目标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反政治，力图把社会问题自然化，用“自然”遮蔽社会中存在的权力权威和宰制的根本原因和目的。
这种情况下，智利的民主转型首先限制在了“精英”层面，在这样一种转型过程中，智利各主要政党自身也日益脱离原先的群众基础，而靠近智利的“商界”和保守派，并与之“妥协”。实际上，所有的“渐进”改革，由于必须要照顾到原体制中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即所谓“妥协”，就不可避免地使这种改革极不彻底 。其次，由于自由主义民主本身就是一种“保护性”的民主，亦即以保护各种权利，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是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利，为目的的。因此，无论如何转型，智利的“商界”都必然是赢家，他们的利益、以及权力和权威都不会受到任何损失。这再一次证明了，新自由主义标榜的“不干预”和“放任”，实际上就是任由资产阶级行使权力和权威的代名词。除了皮诺切特时期设立的，并延续到民主转型之后的上述诸种制度之外，智利各主要政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政党“极少依靠——如果它们依靠的话，传统的政党积极分子们的组织和活动”。与此同时，“这些政党倾向于避免对他们的成员进行草根动员，这种动员被认为过去惹起了威权主义的反扑，现在威胁到了军事精英们和经济精英们”（Posner,2008:70），也就是说，转型之后的智利主要政党放弃了组织群众的努力，“避开了与它们的草根积极分子们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导致群众需求不断上升，这种不断上升潜在地造成了不稳定”（Posner,2008:70）。智利各政党放弃组织群众并不是因为他们“现代化”了，而是因为智利各政党“传统的”与基层群众之间的联系被认为是“1973年民主崩溃的最主要原因”（Posner,2008:76）。这种观点恰好是“商界”，其实就是资产阶级，以及其保护者享有的权力和宰制的证明。换言之，如果说智利各政党从1973年的军事政变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有形式上的各种平等权利，智利社会仍然是由“商界”及其政治保护者所掌控的，只有这些人有能力变更智利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 很显然，智利各政党和基层群众脱离关系以后，就变成了只能在政治领域中活动的职业政客，他们的“利益”就在于尽可能地维持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式，哪怕这种维护是以损害他们的支持者利益为代价。除了1973年军事政变这个“极端”的表现之外，智利“商界”及其政治保护者的宰制，更根本的是，智利（以及世界所有地区的）资产阶级控制了受到政治保护的私有财产，以及对这些私有财产进行处置的权力和权利。由于拥有了这样的权力和权利，他们事实上控制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其结果就是，民主转型后的智利政府要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采取促进资本家投资的措施，也就是说，必须满足智利“商界”的各种要求。这就是在形式平等下，更具体地说，抽象的政治权利平等下的所谓的“结构性权力” 。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智利独有的。
近年来，汉娜•阿伦特女士的理论在中国国内被广泛译介。她在《论革命》中认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分离的，社会问题不能用政治手段处理。不过，阿伦特女士分离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时候似乎忘记了，政治活动，不是奥林匹斯山上不食人间烟火的诸神从事的，而是由处于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有具体的需要的人们从事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些人在进入政治领域，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会突然放弃他们的需要和要求，或者不在公共领域中讨论这些具体需要和要求，政治讨论和政治活动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不讨论实际问题的魏晋清谈。从智利，拉丁美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实践看，阿伦特女士分离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思想，首先是现实世界中不可能持续存在的空想；其次，即使要在现实世界中贯彻阿伦特女士的思想，由于剥夺了一般群众在不改变社会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唯一的改善自身处境的手段 ，肯定不可能以一种获得一般群众主动同意的方式进行。因此，阿伦特女士的设想，除非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的社会 中实践，很难不如智利那样，由一个非民主政权完成。
毫不奇怪，这样一种和一般群众的需要完全不发生关系的政治结构产生了大量的群众不满。本书第四章收录了不少智利各政党的基层组织对本政党高层漠不关心，更准确地说，只是在选举的时候才关心基层群众的抱怨。而且，智利的群众并没有放弃对平等、对运用政治手段改善自身状况的追求，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67%的智利群众认为社会平等比个人自由更重要（Posner, 2008:83）。但是，这种不满完全不能在政治活动中得到任何有效表达，更不用说通过政治手段得到缓解和改善。很显然，这种状况不会对智利民众的政治参与产生任何促进作用。这样一来，智利群众就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式的困境，无论他们是否参与政治活动，他们都不可能改善自身的境况，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切在现实体制中改善自身状况的可能。现实，对于智利的一般群众来说，成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无穷无尽的苦役。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处境类似“身处市民社会之中，但又不属于市民社会”的那部分人 。毫无疑问的，这正是智利，以及世界各地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者”们的目的所在，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新自由主义，从理念上来说，就是反政治的 ，尤其反对群众通过政治手段进行干预，这种状况，正是他们刻意追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智利是一个非常好的缩影，一个“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安全的生活轨迹给我们的全球化时代下了定义”的缩影。
[1]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见Mario Sznajder: Hayek in Chile,以及Lear, Collins: Working in Chile’s Free-Market
等
[2] Paul Posner: State,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le, Palgrave- Macmillan,2008
[3] 作者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进一步解释，但是从上下文看，无疑是指智利的一般群众。
[4] Civil society目前一般译为“公民社会”，但是有特殊的涵义，一般指社团组织，因此这里翻译为“市民社会”。
[5] 拉丁美洲各国的情况参见Jon Kofas: Latin America Labor and the United States
[6] S.M. Amadae: 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
[7]见《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 中张宇燕的文章
[8] 这应该也是Max Weber, Mancur Olson等人寄希望于Charisma式领导人的原因。
[9] 见Steven Lukes: Power, a Radical View
[10] 关于这个问题，见Ian Gough: Global Capitals, Human Needs and Social Policies中的讨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博弈”对哪些人有利，而对哪些人不利。
[11] 关于这点，可见Walter Korpi的Power Resource理论
[12] 比如美国
[13] 参见John Keane对洛克的批判，载邓正来、J.C.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
[14] 见Norman Barry: The New Right, Renato Cristi: Strong State and Free Economy，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哪些人以经济活动为最主要的活动方式，并从这种活动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就可以看出这种学说是为谁服务的了。
[15] Christian Karner and David Parker, ‘Religion vs. Rubbish, Deprivation and Social Capital in Inner-City Birmingham’, Social Compass, 2008 55(4), pp.529智利因1973年军事政变，以及之后军政府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而知名 ，那么在智利完成了“民主转型”之后，该国社会情况如何呢？Paul Posner的《智利的国家、市场和民主》 正是从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popular sector，“群众部门” 这个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
作者于本书第一章导论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框架目标和方法之后，于第二章讨论了现有的各种理论框架，以及这些理论框架的不足。
在作者讨论的各种理论框架中，首当其冲的是1980年代以来非常流行的新自由主义范式。这种范式将国家视为市场经济处于“中立”地位的机构，针对这一点，作者指出了国家并不是独立于市民社会 之外的，而是嵌入市民社会之中。相应的，市民社会也不是一个无分化的整体，而总是有一部分力量占据优势地位（实际上就是组织起来的阶级），这些力量有能力“按照他们的目的塑造国家机构和政策”（Posner,2008:17）。反过来，国家也能够通过自身的政策对市民社会的结构和运行产生影响。作者接着讨论了以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以及一度在中国国内十分流行的亨廷顿转型理论为主要代表的边缘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并指出，边缘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只把底层的，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众视为由传统规范宰制，因而“缺乏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心理和社会心理特质”（Posner,2008:21）、消极被动的人群。作者同时指出，边缘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对底层群众的忽视并不是理论上的偶然失误，而是这种理论的目的，即“将群众部门组织成国家控制的合作主义社团，从而击退被政府认为是来自下层的革命威胁的工程的一部分”（Posner,2008:22），所必然导致的。而且，现代化理论对底层群众的判断无法得到经验研究的支持。作者分析和批判的第三种理论框架是依附论，作者指出，这种理论的一些追随者虽然批判了现代化理论，但是仍然复制了现代化理论的二元论，即边缘——中心。另外一些依附理论家则放弃了这种二元论模式，指出正式就业部门和非正式就业部门是拉丁美洲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非正式部门仍然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部分。作者最后分析了新社会运动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并指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反历史，并且忽视国家在社会资本形成中作用等缺点。
本书的第三章起讨论智利案例。首先是讨论智利社会各阶级、各集团与国家关系的变迁，并简要回顾了1973年政变之前的智利社会政治史。从1930年代初到1973年军事政变之前，智利和拉丁美洲其它国家一样 ，奉行的是进口替代，“利用欧洲社会主义的观念以及苏联的榜样”（Posner,2008:19），以及所谓“合作主义”（Corporatism）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允许民粹主义联盟的所有成员构成国家的一个部分，并从国家获取好处”（Posner,2008:41）。熟悉理性选择（或公共选择）理论的人们不难发现，这种模式，正是该学派大将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里设定的靶子，也是该学派不遗余力攻击的对象 。不过，奥尔森及其同僚在承认需要靠一个卡理斯玛式的领袖推进“改革” 方面倒也颇为诚实。这种“合作主义”的发展模式在1950-1960年代的欧洲也很流行，并一度以“凯恩斯主义共识”的称号而知名。不过，与欧洲不同的是，拉丁美洲经济在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因而无法同时满足资本家的利润要求和一般群众由于古巴革命的激励而日益增长的要求。“群众部门日益增长的政治活动和需求威胁到了智利社会内的保守派们的特权，因此这些保守分子们与武装力量结盟，以发动一场政变”（Posner,2008:102），于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的1973年的军事政变和之后一系列的针对性“改革”就发生了。这些“改革”首先针对的正是之前的“合作主义”模式中群众部门通过政治手段获得收入这一点，而且，这些“改革”在智利结束军政权之后基本上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了。具体的措施主要是（1）通过严格限制集体谈判，赋予雇主在工人罢工时雇佣代替者的权力，设立工会之外的所谓“谈判团体”（bargaining group），以及等办法分化、削弱智利工会和工人阶级，并由于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工作不安全状态，使智利的工人阶级去组织化、去阶级化（同时智利的资产阶级空前严密地组织起来，并且空前地与智利政府结合起来）、原子化，从而失去通过集体行动影响政治，改善自身处境的能力（以上见第三章）；（2）在政治上，切断智利各主要政党与社会基层的联系，并且通过集中财权于中央，强制对贫困人口进行隔离，在一个地区设立多个“相互竞争”的代表机构（以上见第五章）以及（3）对智利原有的社会福利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见第六章）等方式尽可能地使底层群众碎片化、原子化，使他们失去采取强有力的集体行动的能力。这实际上从反面说明，政治手段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一般群众无论是改善自身境况（这不可避免地对中产阶级及以上阶级的“利益”造成影响）还是争取更大的目标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反政治，力图把社会问题自然化，用“自然”遮蔽社会中存在的权力权威和宰制的根本原因和目的。
这种情况下，智利的民主转型首先限制在了“精英”层面，在这样一种转型过程中，智利各主要政党自身也日益脱离原先的群众基础，而靠近智利的“商界”和保守派，并与之“妥协”。实际上，所有的“渐进”改革，由于必须要照顾到原体制中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即所谓“妥协”，就不可避免地使这种改革极不彻底 。其次，由于自由主义民主本身就是一种“保护性”的民主，亦即以保护各种权利，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是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利，为目的的。因此，无论如何转型，智利的“商界”都必然是赢家，他们的利益、以及权力和权威都不会受到任何损失。这再一次证明了，新自由主义标榜的“不干预”和“放任”，实际上就是任由资产阶级行使权力和权威的代名词。除了皮诺切特时期设立的，并延续到民主转型之后的上述诸种制度之外，智利各主要政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政党“极少依靠——如果它们依靠的话，传统的政党积极分子们的组织和活动”。与此同时，“这些政党倾向于避免对他们的成员进行草根动员，这种动员被认为过去惹起了威权主义的反扑，现在威胁到了军事精英们和经济精英们”（Posner,2008:70），也就是说，转型之后的智利主要政党放弃了组织群众的努力，“避开了与它们的草根积极分子们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导致群众需求不断上升，这种不断上升潜在地造成了不稳定”（Posner,2008:70）。智利各政党放弃组织群众并不是因为他们“现代化”了，而是因为智利各政党“传统的”与基层群众之间的联系被认为是“1973年民主崩溃的最主要原因”（Posner,2008:76）。这种观点恰好是“商界”，其实就是资产阶级，以及其保护者享有的权力和宰制的证明。换言之，如果说智利各政党从1973年的军事政变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有形式上的各种平等权利，智利社会仍然是由“商界”及其政治保护者所掌控的，只有这些人有能力变更智利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 很显然，智利各政党和基层群众脱离关系以后，就变成了只能在政治领域中活动的职业政客，他们的“利益”就在于尽可能地维持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式，哪怕这种维护是以损害他们的支持者利益为代价。除了1973年军事政变这个“极端”的表现之外，智利“商界”及其政治保护者的宰制，更根本的是，智利（以及世界所有地区的）资产阶级控制了受到政治保护的私有财产，以及对这些私有财产进行处置的权力和权利。由于拥有了这样的权力和权利，他们事实上控制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其结果就是，民主转型后的智利政府要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采取促进资本家投资的措施，也就是说，必须满足智利“商界”的各种要求。这就是在形式平等下，更具体地说，抽象的政治权利平等下的所谓的“结构性权力” 。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智利独有的。
近年来，汉娜•阿伦特女士的理论在中国国内被广泛译介。她在《论革命》中认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分离的，社会问题不能用政治手段处理。不过，阿伦特女士分离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时候似乎忘记了，政治活动，不是奥林匹斯山上不食人间烟火的诸神从事的，而是由处于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有具体的需要的人们从事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些人在进入政治领域，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会突然放弃他们的需要和要求，或者不在公共领域中讨论这些具体需要和要求，政治讨论和政治活动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不讨论实际问题的魏晋清谈。从智利，拉丁美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实践看，阿伦特女士分离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思想，首先是现实世界中不可能持续存在的空想；其次，即使要在现实世界中贯彻阿伦特女士的思想，由于剥夺了一般群众在不改变社会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唯一的改善自身处境的手段 ，肯定不可能以一种获得一般群众主动同意的方式进行。因此，阿伦特女士的设想，除非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的社会 中实践，很难不如智利那样，由一个非民主政权完成。
毫不奇怪，这样一种和一般群众的需要完全不发生关系的政治结构产生了大量的群众不满。本书第四章收录了不少智利各政党的基层组织对本政党高层漠不关心，更准确地说，只是在选举的时候才关心基层群众的抱怨。而且，智利的群众并没有放弃对平等、对运用政治手段改善自身状况的追求，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67%的智利群众认为社会平等比个人自由更重要（Posner, 2008:83）。但是，这种不满完全不能在政治活动中得到任何有效表达，更不用说通过政治手段得到缓解和改善。很显然，这种状况不会对智利民众的政治参与产生任何促进作用。这样一来，智利群众就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式的困境，无论他们是否参与政治活动，他们都不可能改善自身的境况，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切在现实体制中改善自身状况的可能。现实，对于智利的一般群众来说，成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无穷无尽的苦役。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处境类似“身处市民社会之中，但又不属于市民社会”的那部分人 。毫无疑问的，这正是智利，以及世界各地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者”们的目的所在，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新自由主义，从理念上来说，就是反政治的 ，尤其反对群众通过政治手段进行干预，这种状况，正是他们刻意追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智利是一个非常好的缩影，一个“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安全的生活轨迹给我们的全球化时代下了定义”的缩影。
[1]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见Mario Sznajder: Hayek in Chile,以及Lear, Collins: Working in Chile’s Free-Market
等
[2] Paul Posner: State,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le, Palgrave- Macmillan,2008
[3] 作者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进一步解释，但是从上下文看，无疑是指智利的一般群众。
[4] Civil society目前一般译为“公民社会”，但是有特殊的涵义，一般指社团组织，因此这里翻译为“市民社会”。
[5] 拉丁美洲各国的情况参见Jon Kofas: Latin America Labor and the United States
[6] S.M. Amadae: 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
[7]见《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 中张宇燕的文章
[8] 这应该也是Max Weber, Mancur Olson等人寄希望于Charisma式领导人的原因。
[9] 见Steven Lukes: Power, a Radical View
[10] 关于这个问题，见Ian Gough: Global Capitals, Human Needs and Social Policies中的讨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博弈”对哪些人有利，而对哪些人不利。
[11] 关于这点，可见Walter Korpi的Power Resource理论
[12] 比如美国
[13] 参见John Keane对洛克的批判，载邓正来、J.C.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
[14] 见Norman Barry: The New Right, Renato Cristi: Strong State and Free Economy，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哪些人以经济活动为最主要的活动方式，并从这种活动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就可以看出这种学说是为谁服务的了。
[15] Christian Karner and David Parker, ‘Religion vs. Rubbish, Deprivation and Social Capital in Inner-City Birmingham’, Social Compass, 2008 55(4), pp.529
作者于本书第一章导论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框架目标和方法之后，于第二章讨论了现有的各种理论框架，以及这些理论框架的不足。
在作者讨论的各种理论框架中，首当其冲的是1980年代以来非常流行的新自由主义范式。这种范式将国家视为市场经济处于“中立”地位的机构，针对这一点，作者指出了国家并不是独立于市民社会 之外的，而是嵌入市民社会之中。相应的，市民社会也不是一个无分化的整体，而总是有一部分力量占据优势地位（实际上就是组织起来的阶级），这些力量有能力“按照他们的目的塑造国家机构和政策”（Posner,2008:17）。反过来，国家也能够通过自身的政策对市民社会的结构和运行产生影响。作者接着讨论了以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以及一度在中国国内十分流行的亨廷顿转型理论为主要代表的边缘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并指出，边缘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只把底层的，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众视为由传统规范宰制，因而“缺乏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心理和社会心理特质”（Posner,2008:21）、消极被动的人群。作者同时指出，边缘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对底层群众的忽视并不是理论上的偶然失误，而是这种理论的目的，即“将群众部门组织成国家控制的合作主义社团，从而击退被政府认为是来自下层的革命威胁的工程的一部分”（Posner,2008:22），所必然导致的。而且，现代化理论对底层群众的判断无法得到经验研究的支持。作者分析和批判的第三种理论框架是依附论，作者指出，这种理论的一些追随者虽然批判了现代化理论，但是仍然复制了现代化理论的二元论，即边缘——中心。另外一些依附理论家则放弃了这种二元论模式，指出正式就业部门和非正式就业部门是拉丁美洲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非正式部门仍然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部分。作者最后分析了新社会运动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并指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反历史，并且忽视国家在社会资本形成中作用等缺点。
本书的第三章起讨论智利案例。首先是讨论智利社会各阶级、各集团与国家关系的变迁，并简要回顾了1973年政变之前的智利社会政治史。从1930年代初到1973年军事政变之前，智利和拉丁美洲其它国家一样 ，奉行的是进口替代，“利用欧洲社会主义的观念以及苏联的榜样”（Posner,2008:19），以及所谓“合作主义”（Corporatism）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允许民粹主义联盟的所有成员构成国家的一个部分，并从国家获取好处”（Posner,2008:41）。熟悉理性选择（或公共选择）理论的人们不难发现，这种模式，正是该学派大将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里设定的靶子，也是该学派不遗余力攻击的对象 。不过，奥尔森及其同僚在承认需要靠一个卡理斯玛式的领袖推进“改革” 方面倒也颇为诚实。这种“合作主义”的发展模式在1950-1960年代的欧洲也很流行，并一度以“凯恩斯主义共识”的称号而知名。不过，与欧洲不同的是，拉丁美洲经济在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因而无法同时满足资本家的利润要求和一般群众由于古巴革命的激励而日益增长的要求。“群众部门日益增长的政治活动和需求威胁到了智利社会内的保守派们的特权，因此这些保守分子们与武装力量结盟，以发动一场政变”（Posner,2008:102），于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的1973年的军事政变和之后一系列的针对性“改革”就发生了。这些“改革”首先针对的正是之前的“合作主义”模式中群众部门通过政治手段获得收入这一点，而且，这些“改革”在智利结束军政权之后基本上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了。具体的措施主要是（1）通过严格限制集体谈判，赋予雇主在工人罢工时雇佣代替者的权力，设立工会之外的所谓“谈判团体”（bargaining group），以及等办法分化、削弱智利工会和工人阶级，并由于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工作不安全状态，使智利的工人阶级去组织化、去阶级化（同时智利的资产阶级空前严密地组织起来，并且空前地与智利政府结合起来）、原子化，从而失去通过集体行动影响政治，改善自身处境的能力（以上见第三章）；（2）在政治上，切断智利各主要政党与社会基层的联系，并且通过集中财权于中央，强制对贫困人口进行隔离，在一个地区设立多个“相互竞争”的代表机构（以上见第五章）以及（3）对智利原有的社会福利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见第六章）等方式尽可能地使底层群众碎片化、原子化，使他们失去采取强有力的集体行动的能力。这实际上从反面说明，政治手段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一般群众无论是改善自身境况（这不可避免地对中产阶级及以上阶级的“利益”造成影响）还是争取更大的目标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反政治，力图把社会问题自然化，用“自然”遮蔽社会中存在的权力权威和宰制的根本原因和目的。
这种情况下，智利的民主转型首先限制在了“精英”层面，在这样一种转型过程中，智利各主要政党自身也日益脱离原先的群众基础，而靠近智利的“商界”和保守派，并与之“妥协”。实际上，所有的“渐进”改革，由于必须要照顾到原体制中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即所谓“妥协”，就不可避免地使这种改革极不彻底 。其次，由于自由主义民主本身就是一种“保护性”的民主，亦即以保护各种权利，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是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利，为目的的。因此，无论如何转型，智利的“商界”都必然是赢家，他们的利益、以及权力和权威都不会受到任何损失。这再一次证明了，新自由主义标榜的“不干预”和“放任”，实际上就是任由资产阶级行使权力和权威的代名词。除了皮诺切特时期设立的，并延续到民主转型之后的上述诸种制度之外，智利各主要政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政党“极少依靠——如果它们依靠的话，传统的政党积极分子们的组织和活动”。与此同时，“这些政党倾向于避免对他们的成员进行草根动员，这种动员被认为过去惹起了威权主义的反扑，现在威胁到了军事精英们和经济精英们”（Posner,2008:70），也就是说，转型之后的智利主要政党放弃了组织群众的努力，“避开了与它们的草根积极分子们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导致群众需求不断上升，这种不断上升潜在地造成了不稳定”（Posner,2008:70）。智利各政党放弃组织群众并不是因为他们“现代化”了，而是因为智利各政党“传统的”与基层群众之间的联系被认为是“1973年民主崩溃的最主要原因”（Posner,2008:76）。这种观点恰好是“商界”，其实就是资产阶级，以及其保护者享有的权力和宰制的证明。换言之，如果说智利各政党从1973年的军事政变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有形式上的各种平等权利，智利社会仍然是由“商界”及其政治保护者所掌控的，只有这些人有能力变更智利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 很显然，智利各政党和基层群众脱离关系以后，就变成了只能在政治领域中活动的职业政客，他们的“利益”就在于尽可能地维持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式，哪怕这种维护是以损害他们的支持者利益为代价。除了1973年军事政变这个“极端”的表现之外，智利“商界”及其政治保护者的宰制，更根本的是，智利（以及世界所有地区的）资产阶级控制了受到政治保护的私有财产，以及对这些私有财产进行处置的权力和权利。由于拥有了这样的权力和权利，他们事实上控制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其结果就是，民主转型后的智利政府要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采取促进资本家投资的措施，也就是说，必须满足智利“商界”的各种要求。这就是在形式平等下，更具体地说，抽象的政治权利平等下的所谓的“结构性权力” 。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智利独有的。
近年来，汉娜•阿伦特女士的理论在中国国内被广泛译介。她在《论革命》中认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分离的，社会问题不能用政治手段处理。不过，阿伦特女士分离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时候似乎忘记了，政治活动，不是奥林匹斯山上不食人间烟火的诸神从事的，而是由处于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有具体的需要的人们从事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些人在进入政治领域，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会突然放弃他们的需要和要求，或者不在公共领域中讨论这些具体需要和要求，政治讨论和政治活动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不讨论实际问题的魏晋清谈。从智利，拉丁美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实践看，阿伦特女士分离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思想，首先是现实世界中不可能持续存在的空想；其次，即使要在现实世界中贯彻阿伦特女士的思想，由于剥夺了一般群众在不改变社会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唯一的改善自身处境的手段 ，肯定不可能以一种获得一般群众主动同意的方式进行。因此，阿伦特女士的设想，除非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的社会 中实践，很难不如智利那样，由一个非民主政权完成。
毫不奇怪，这样一种和一般群众的需要完全不发生关系的政治结构产生了大量的群众不满。本书第四章收录了不少智利各政党的基层组织对本政党高层漠不关心，更准确地说，只是在选举的时候才关心基层群众的抱怨。而且，智利的群众并没有放弃对平等、对运用政治手段改善自身状况的追求，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67%的智利群众认为社会平等比个人自由更重要（Posner, 2008:83）。但是，这种不满完全不能在政治活动中得到任何有效表达，更不用说通过政治手段得到缓解和改善。很显然，这种状况不会对智利民众的政治参与产生任何促进作用。这样一来，智利群众就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式的困境，无论他们是否参与政治活动，他们都不可能改善自身的境况，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切在现实体制中改善自身状况的可能。现实，对于智利的一般群众来说，成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无穷无尽的苦役。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处境类似“身处市民社会之中，但又不属于市民社会”的那部分人 。毫无疑问的，这正是智利，以及世界各地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者”们的目的所在，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新自由主义，从理念上来说，就是反政治的 ，尤其反对群众通过政治手段进行干预，这种状况，正是他们刻意追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智利是一个非常好的缩影，一个“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安全的生活轨迹给我们的全球化时代下了定义”的缩影。
[1]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见Mario Sznajder: Hayek in Chile,以及Lear, Collins: Working in Chile’s Free-Market
等
[2] Paul Posner: State,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le, Palgrave- Macmillan,2008
[3] 作者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进一步解释，但是从上下文看，无疑是指智利的一般群众。
[4] Civil society目前一般译为“公民社会”，但是有特殊的涵义，一般指社团组织，因此这里翻译为“市民社会”。
[5] 拉丁美洲各国的情况参见Jon Kofas: Latin America Labor and the United States
[6] S.M. Amadae: 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
[7]见《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 中张宇燕的文章
[8] 这应该也是Max Weber, Mancur Olson等人寄希望于Charisma式领导人的原因。
[9] 见Steven Lukes: Power, a Radical View
[10] 关于这个问题，见Ian Gough: Global Capitals, Human Needs and Social Policies中的讨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博弈”对哪些人有利，而对哪些人不利。
[11] 关于这点，可见Walter Korpi的Power Resource理论
[12] 比如美国
[13] 参见John Keane对洛克的批判，载邓正来、J.C.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
[14] 见Norman Barry: The New Right, Renato Cristi: Strong State and Free Economy，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哪些人以经济活动为最主要的活动方式，并从这种活动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就可以看出这种学说是为谁服务的了。
[15] Christian Karner and David Parker, ‘Religion vs. Rubbish, Deprivation and Social Capital in Inner-City Birmingham’, Social Compass, 2008 55(4), pp.529智利因1973年军事政变，以及之后军政府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而知名 ，那么在智利完成了“民主转型”之后，该国社会情况如何呢？Paul Posner的《智利的国家、市场和民主》 正是从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popular sector，“群众部门” 这个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
作者于本书第一章导论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框架目标和方法之后，于第二章讨论了现有的各种理论框架，以及这些理论框架的不足。
在作者讨论的各种理论框架中，首当其冲的是1980年代以来非常流行的新自由主义范式。这种范式将国家视为市场经济处于“中立”地位的机构，针对这一点，作者指出了国家并不是独立于市民社会 之外的，而是嵌入市民社会之中。相应的，市民社会也不是一个无分化的整体，而总是有一部分力量占据优势地位（实际上就是组织起来的阶级），这些力量有能力“按照他们的目的塑造国家机构和政策”（Posner,2008:17）。反过来，国家也能够通过自身的政策对市民社会的结构和运行产生影响。作者接着讨论了以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以及一度在中国国内十分流行的亨廷顿转型理论为主要代表的边缘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并指出，边缘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只把底层的，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众视为由传统规范宰制，因而“缺乏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心理和社会心理特质”（Posner,2008:21）、消极被动的人群。作者同时指出，边缘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对底层群众的忽视并不是理论上的偶然失误，而是这种理论的目的，即“将群众部门组织成国家控制的合作主义社团，从而击退被政府认为是来自下层的革命威胁的工程的一部分”（Posner,2008:22），所必然导致的。而且，现代化理论对底层群众的判断无法得到经验研究的支持。作者分析和批判的第三种理论框架是依附论，作者指出，这种理论的一些追随者虽然批判了现代化理论，但是仍然复制了现代化理论的二元论，即边缘——中心。另外一些依附理论家则放弃了这种二元论模式，指出正式就业部门和非正式就业部门是拉丁美洲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非正式部门仍然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部分。作者最后分析了新社会运动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并指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反历史，并且忽视国家在社会资本形成中作用等缺点。
本书的第三章起讨论智利案例。首先是讨论智利社会各阶级、各集团与国家关系的变迁，并简要回顾了1973年政变之前的智利社会政治史。从1930年代初到1973年军事政变之前，智利和拉丁美洲其它国家一样 ，奉行的是进口替代，“利用欧洲社会主义的观念以及苏联的榜样”（Posner,2008:19），以及所谓“合作主义”（Corporatism）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允许民粹主义联盟的所有成员构成国家的一个部分，并从国家获取好处”（Posner,2008:41）。熟悉理性选择（或公共选择）理论的人们不难发现，这种模式，正是该学派大将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里设定的靶子，也是该学派不遗余力攻击的对象 。不过，奥尔森及其同僚在承认需要靠一个卡理斯玛式的领袖推进“改革” 方面倒也颇为诚实。这种“合作主义”的发展模式在1950-1960年代的欧洲也很流行，并一度以“凯恩斯主义共识”的称号而知名。不过，与欧洲不同的是，拉丁美洲经济在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因而无法同时满足资本家的利润要求和一般群众由于古巴革命的激励而日益增长的要求。“群众部门日益增长的政治活动和需求威胁到了智利社会内的保守派们的特权，因此这些保守分子们与武装力量结盟，以发动一场政变”（Posner,2008:102），于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的1973年的军事政变和之后一系列的针对性“改革”就发生了。这些“改革”首先针对的正是之前的“合作主义”模式中群众部门通过政治手段获得收入这一点，而且，这些“改革”在智利结束军政权之后基本上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了。具体的措施主要是（1）通过严格限制集体谈判，赋予雇主在工人罢工时雇佣代替者的权力，设立工会之外的所谓“谈判团体”（bargaining group），以及等办法分化、削弱智利工会和工人阶级，并由于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工作不安全状态，使智利的工人阶级去组织化、去阶级化（同时智利的资产阶级空前严密地组织起来，并且空前地与智利政府结合起来）、原子化，从而失去通过集体行动影响政治，改善自身处境的能力（以上见第三章）；（2）在政治上，切断智利各主要政党与社会基层的联系，并且通过集中财权于中央，强制对贫困人口进行隔离，在一个地区设立多个“相互竞争”的代表机构（以上见第五章）以及（3）对智利原有的社会福利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见第六章）等方式尽可能地使底层群众碎片化、原子化，使他们失去采取强有力的集体行动的能力。这实际上从反面说明，政治手段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一般群众无论是改善自身境况（这不可避免地对中产阶级及以上阶级的“利益”造成影响）还是争取更大的目标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反政治，力图把社会问题自然化，用“自然”遮蔽社会中存在的权力权威和宰制的根本原因和目的。
这种情况下，智利的民主转型首先限制在了“精英”层面，在这样一种转型过程中，智利各主要政党自身也日益脱离原先的群众基础，而靠近智利的“商界”和保守派，并与之“妥协”。实际上，所有的“渐进”改革，由于必须要照顾到原体制中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即所谓“妥协”，就不可避免地使这种改革极不彻底 。其次，由于自由主义民主本身就是一种“保护性”的民主，亦即以保护各种权利，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是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利，为目的的。因此，无论如何转型，智利的“商界”都必然是赢家，他们的利益、以及权力和权威都不会受到任何损失。这再一次证明了，新自由主义标榜的“不干预”和“放任”，实际上就是任由资产阶级行使权力和权威的代名词。除了皮诺切特时期设立的，并延续到民主转型之后的上述诸种制度之外，智利各主要政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政党“极少依靠——如果它们依靠的话，传统的政党积极分子们的组织和活动”。与此同时，“这些政党倾向于避免对他们的成员进行草根动员，这种动员被认为过去惹起了威权主义的反扑，现在威胁到了军事精英们和经济精英们”（Posner,2008:70），也就是说，转型之后的智利主要政党放弃了组织群众的努力，“避开了与它们的草根积极分子们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导致群众需求不断上升，这种不断上升潜在地造成了不稳定”（Posner,2008:70）。智利各政党放弃组织群众并不是因为他们“现代化”了，而是因为智利各政党“传统的”与基层群众之间的联系被认为是“1973年民主崩溃的最主要原因”（Posner,2008:76）。这种观点恰好是“商界”，其实就是资产阶级，以及其保护者享有的权力和宰制的证明。换言之，如果说智利各政党从1973年的军事政变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有形式上的各种平等权利，智利社会仍然是由“商界”及其政治保护者所掌控的，只有这些人有能力变更智利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 很显然，智利各政党和基层群众脱离关系以后，就变成了只能在政治领域中活动的职业政客，他们的“利益”就在于尽可能地维持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式，哪怕这种维护是以损害他们的支持者利益为代价。除了1973年军事政变这个“极端”的表现之外，智利“商界”及其政治保护者的宰制，更根本的是，智利（以及世界所有地区的）资产阶级控制了受到政治保护的私有财产，以及对这些私有财产进行处置的权力和权利。由于拥有了这样的权力和权利，他们事实上控制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其结果就是，民主转型后的智利政府要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采取促进资本家投资的措施，也就是说，必须满足智利“商界”的各种要求。这就是在形式平等下，更具体地说，抽象的政治权利平等下的所谓的“结构性权力” 。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智利独有的。
近年来，汉娜•阿伦特女士的理论在中国国内被广泛译介。她在《论革命》中认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分离的，社会问题不能用政治手段处理。不过，阿伦特女士分离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时候似乎忘记了，政治活动，不是奥林匹斯山上不食人间烟火的诸神从事的，而是由处于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有具体的需要的人们从事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些人在进入政治领域，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会突然放弃他们的需要和要求，或者不在公共领域中讨论这些具体需要和要求，政治讨论和政治活动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不讨论实际问题的魏晋清谈。从智利，拉丁美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实践看，阿伦特女士分离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思想，首先是现实世界中不可能持续存在的空想；其次，即使要在现实世界中贯彻阿伦特女士的思想，由于剥夺了一般群众在不改变社会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唯一的改善自身处境的手段 ，肯定不可能以一种获得一般群众主动同意的方式进行。因此，阿伦特女士的设想，除非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的社会 中实践，很难不如智利那样，由一个非民主政权完成。
毫不奇怪，这样一种和一般群众的需要完全不发生关系的政治结构产生了大量的群众不满。本书第四章收录了不少智利各政党的基层组织对本政党高层漠不关心，更准确地说，只是在选举的时候才关心基层群众的抱怨。而且，智利的群众并没有放弃对平等、对运用政治手段改善自身状况的追求，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67%的智利群众认为社会平等比个人自由更重要（Posner, 2008:83）。但是，这种不满完全不能在政治活动中得到任何有效表达，更不用说通过政治手段得到缓解和改善。很显然，这种状况不会对智利民众的政治参与产生任何促进作用。这样一来，智利群众就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式的困境，无论他们是否参与政治活动，他们都不可能改善自身的境况，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切在现实体制中改善自身状况的可能。现实，对于智利的一般群众来说，成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无穷无尽的苦役。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处境类似“身处市民社会之中，但又不属于市民社会”的那部分人 。毫无疑问的，这正是智利，以及世界各地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者”们的目的所在，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新自由主义，从理念上来说，就是反政治的 ，尤其反对群众通过政治手段进行干预，这种状况，正是他们刻意追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智利是一个非常好的缩影，一个“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安全的生活轨迹给我们的全球化时代下了定义”的缩影。
[1]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见Mario Sznajder: Hayek in Chile,以及Lear, Collins: Working in Chile’s Free-Market
等
[2] Paul Posner: State,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le, Palgrave- Macmillan,2008
[3] 作者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进一步解释，但是从上下文看，无疑是指智利的一般群众。
[4] Civil society目前一般译为“公民社会”，但是有特殊的涵义，一般指社团组织，因此这里翻译为“市民社会”。
[5] 拉丁美洲各国的情况参见Jon Kofas: Latin America Labor and the United States
[6] S.M. Amadae: 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
[7]见《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 中张宇燕的文章
[8] 这应该也是Max Weber, Mancur Olson等人寄希望于Charisma式领导人的原因。
[9] 见Steven Lukes: Power, a Radical View
[10] 关于这个问题，见Ian Gough: Global Capitals, Human Needs and Social Policies中的讨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博弈”对哪些人有利，而对哪些人不利。
[11] 关于这点，可见Walter Korpi的Power Resource理论
[12] 比如美国
[13] 参见John Keane对洛克的批判，载邓正来、J.C.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
[14] 见Norman Barry: The New Right, Renato Cristi: Strong State and Free Economy，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哪些人以经济活动为最主要的活动方式，并从这种活动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就可以看出这种学说是为谁服务的了。
[15] Christian Karner and David Parker, ‘Religion vs. Rubbish, Deprivation and Social Capital in Inner-City Birmingham’, Social Compass, 2008 55(4), pp.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