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轨时代的叛逆人生 一个北京顽主领袖的短暂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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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阶级与意识的碰撞 北京顽主“小混蛋”周长利血染的一生
近40年的时间里，“小浑蛋”的故事一直以一种小道消息在民间流传。出身贫寒的“小浑蛋”周长利是1968年北京最有名的顽主之一，据说被红卫兵乱刀扎死时，还抱着树不愿倒下，成了当时北京顽主与红卫兵矛盾激化的标志人物。现在，这个死于“文革”前期的18岁少年和他的朋友、仇人们一起，以一个主流之外的群体形象，变成了影视剧里的精彩片断。从《阳光灿烂的日子》、《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到《血色浪漫》，“小浑蛋”以及他代表的由群架、帮派、血统、义气构成的江湖不断被渲染。有关“小浑蛋”的死有诸多版本，可以获得证实的是，周长利一个人被200多个红卫兵围截，身陷重围，不幸殒命。他死后，北京的顽主每人军用的挎包里都装一把菜刀，“见到红卫兵就办！”
无论是王朔还是谁来扮演，当小浑蛋唯一的一张照片出现，还是具有强大的力量击退那些流言蜚语。从学生证上撕下来的照片已经残破不堪，周长利留一点中间的刘海，那天真的笑容完全是个学生样。妹妹周秀兰不知道该不该公布这张照片，“有人说哥哥行侠仗义，有人说他地痞流氓，但起码这是真人真事”。周秀兰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周长利死了40年，依然能从各种渠道听到有关他的消息，她的理解是，“哥哥从小就人缘好，嘴甜，他从没为家里的事打架，都是帮朋友打完架，回来再被父亲一顿揍”。周长利的朋友说，周的水性很好，在颐和园还救过落水儿童，和一统北京江湖的老大形象很不一样。“电视剧里都把我哥哥描写成冷血动物了，胡说八道。”周长利的父亲传说中是蹬三轮的，其实是第三机床厂的锅炉工。家里6个孩子，周长利是大哥。“父亲特别严厉，家里也穷，哥哥带着两个小弟弟睡。到了1966年他上初中就停课了。那时工作都是等分配的。”
周秀兰一直以为，周长利就是红卫兵，但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主力大多由各机关大院的高干子弟组成。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血统论下的影响下，青少年很快就有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周长利的父亲因建国前开过铁匠铺，家里被归为资本家，一家8口住在德胜门城楼与西海之间的一个简易楼里，邻里关系非常好。这幢楼已经拆除，楼前就是西海的北沿。如今，拆迁的地方被围成了工地，也挡住了二环路的喧嚣。西海的北沿被圈成了鱼塘，每天都有人在这里钓鱼，安静得像公园。沿西海不远有装修精美、价格不菲的四合院。周长利的朋友边作军回忆，楼前不远应该有台阶延伸到水里，因为他曾经把周长利的尸体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挪下去清洗。但现在台阶都已经不存在了，据钓鱼人讲，这里已经修了十几回，印象中不曾经有台阶。周家弟弟在德胜门的烟摊也早已在80年代消失。
在周家弟妹们的记忆中，哥哥从小练武术，谁生病了都是哥哥背到医院，还买三分钱一包的米花糖给大家分。“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哥哥总说已经他吃过了。”但在社会上，十六七岁的“新街口小浑蛋”已经颇有名气。北京的顽主群体大多出自贫民，他们打群架，保护自己管辖领域的“佛爷”（小偷），和红卫兵势不两立。周长利的弟弟周长生说，母亲经常把哥哥买的食物踩在地上骂，“觉得来路不正”。尽管杀死周长利的王小点等老红卫兵至今还在强调，“小浑蛋”是小偷，他们是为民除害。但稍微一打听就有40岁以上的老顽主说，“顽主是顽主，佛爷是佛爷，顽主怎么可能是佛爷？我们最看不起的就是佛爷，哪看见两眼冒贼光的，我们就上去‘洗’了。佛爷都得管顽主叫爷爷，得供着”。


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追求一样，周长利只喜欢红卫兵的军装。“将校呢，塔帽，这些都是有钱也买不来的。只有高干子弟才能穿。”自认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在“破四旧”的行动中已经树立了权威。“我们砸烂公检法，惩治坏人，连交通都是红卫兵指挥。”老红卫兵王小点说。而顽主既没有渠道融入社会主流，又要在气势上和红卫兵一争高低，扒衣服、抢帽子，成为双方最理直气壮的打架导火索。“那些大院子弟的特征就是，打倒一个其他人全跑了。”周长利常常打了大院的红卫兵，抢了衣服，就拿出军官证和大家玩闹:“我爸爸是军官！哈哈哈哈！”
周长利的出名并非他自己打架凶猛。他的外号本来叫“周疤拉眼儿”，因为一次“拔份”，把另一帮顽主“大浑蛋”打倒了，得了外号。“领头人是不能动手的。”他身边的二号人物边作军说:“他只要说一句:‘我新街口小浑蛋’，报过了名，我们就往上冲。周长利善于策划和组织，有几次在公园里以少胜多的经历，名气就越叫越响。就是月坛一战把他捧出来了。那次我们三个人突围，来一个用苏式武装带打翻一个，七八十人没拦住。还有紫竹院，小浑蛋带着10个兄弟，碰上了80多个红卫兵，都是骑锰钢自行车来的，180块钱一辆，凭票买，那时就好比现在的宝马。红卫兵前面挂着钢丝锁，一边晃钢丝锁，一边说我们的武装带过时了。我们的人抡着棒子就上去，他们一打就跑，小浑蛋说:‘抢车！’我们骑了11辆自行车风风光光回去了。”
顽主们的装束和红卫兵一模一样，走在路上很难分辨，互相经常要“盘盘道”。在中山公园，来自部委大院的红卫兵问周长利:“你哪部的？”周上去就打“什么部的，装你丫的。”顽主则问:“你哪儿的？”要是回答在某地域活动就要报几个人名，报对了就可以放过。
“凭什么红卫兵就能乱打人？看电影就要坐前排？”1967年到1968年，北京的顽主帮派已经初具规模。“当时北京叫四角城，东城、西城、崇文、宣武，除此都是城外。”“南北城”的概念是泛指西单以南和西单以北。“贵宾楼对面的政协俱乐部是他们‘东纠’的指挥部。当时北京的江湖势力有东华门的小姚子、北京站的砖头会（就是用茶叶包儿裹着砖头，打仗的时候用砖头做武器）、棒子队（报纸裹着擀面杖），东四的铁片儿、猎狗为首，达志桥的菜刀队。”
小浑蛋并不是北京城最能呼风唤雨的顽主。他所辖区域虽然仅限于新街口与德胜门之间的约两三平方公里的区域，但德胜门一带沿后海当时是平民聚居区，而且又离政治中心中南海最近，交游广泛的小浑蛋是为大家所公认的顽主中最厉害的角色。
1966年夏，几名顽主中有头脸的人物趁乱从新疆、宁夏、青海回流北京，齐聚西城平安里大影壁后面的一个小酒馆，检讨北京顽主被连锅端掉的经验教训，拟定了四条玩的规则。当时，一个人用包排叉的黄草纸把这四条道规纪录了下来。1。不欺负好学生；2。茬架不许追到家里去，不报复伤害家人；3。佛爷跳槽必须经过玩主。4。不抬人（全世界黑道共同的缄默原则）。盗亦有道，这几条为后来周长利一统南北城奠定了共同的行为道德基础。记得当时还讨论了一个案例。新街口一个叫小狐狸的因为抬人，被几个道上人报复，找到他的家里去，给了几刀，几乎毙命。那么，抬人是否应受到无界限的报复？讨论的结果是，家门里面安全是更高原则，无论如何，不得逾越。周长利当时对这条原则还有一个他的解释。他说，你可以堵在他的家门外边，等着他出来。但是，如果他的家长出来轰你，你必须走开。
关于佛爷跳槽必须在玩主之间解决的规则，目的是保护生产力，防止出现一仆事二主的情况发生。否则，佛爷在压力下极易铤而走险，明知不可为而强为，风险加大。当时就有西外的一位神佛为逃避几位惹不起的哥哥的追索，自动往里面折的事情发生。好学生，就是不玩的人。不得侵害骚扰圈外人，是最高原则。


顽主和老红卫兵的第一战，西单闹市，1967年6月
文革时期，北京顽主历史的回顾之一：
北京顽主
1967年夏天，红卫兵运动陷入低潮。文革初期声名赫赫的以干部子弟为骨干的老红卫兵在连遭最高权力中心的愚弄、压制甚至镇压后，转入针对“极左路线”和“四人帮”的秘密政治斗争。从这年的一月份起，每天都有几千甚至上万的“黄军装”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向没头的群氓，发泄愤怒，传布消息，从黎明到黄昏，经日不散。而经过66年流血八月的残酷打击的顽主们，休养生息，并开始复苏。这时，他们基本上以地域为界，以有名望的顽主为核心，自发组成后来的一个个“码头”，并开始了彼此之间的兼并和冲突。当时以德胜门为中心的北城地区码头密集，加之历史恩怨，冲突尤为剧烈。在这一狭窄的地区，就有德内、德外、后海、什刹海几个大的帮派。如果加上周边的新街口、西直门、太平湖、外馆和地安门等，可谓群雄并立。由于老红卫兵打流氓运动的余威尚在，顽主方面羽翼未丰、群龙无首，在那个夏天之前，双方基本相安无事，各玩各的。而周长利家住得胜门左近，他那时还没有聚集起自己的基干力量，甚至在在家门口也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他那时还不被人称作“小混蛋”，而是另一个带有侮辱性字眼的外号。当年，边亚军、四横竖等人与周长利初识，每天都到远离德胜门的锦什仿街的一个朋友家聚齐，而他们跟着周长利学打架，则是从得胜门脚下，逐步扩展地盘、收编队伍开始的。周长利在全市顽主中树立威望，并一统江湖，则是从与老红卫兵的第一战开始的。那时，顽主们对老红卫兵又怕又恨，过去的那个“红八月”，人人都有一本血账。
第一战发生在这一年的六月，地点在西单闹市。
有一个背景需要交代一下，当时，无论老兵还是顽主，常常三五成群地去饭馆吃饭。老红卫兵认为最有面子的去处是莫斯科餐厅、新桥饭店、东风二楼等；顽主们大多去北京的老字号，如烤肉季、同和居、沙锅居等，基本上井水不涉河水，也没有什么事端发生。就在“西单商场血战”发生的前一天，周长利突然心血来潮，带了几个人去了新桥饭店吃早点。这次吃饭，有两个细节，四横竖印象极深。一是餐厅里已经坐了一桌老红卫兵，他们对这群痞子也涉足这个几乎是贵族领地的高尚场所先是惊愕继而愤怒，他们怒目相视，还高声叱骂了几句。四横竖当时拉着周长利要离开，周长利倔强地非要在这里吃饭不可。结果是几个人缩在一个角落，不敢看那些老兵一眼，甚至自己人之间也不说一句话，极不舒服吃了那顿早点。再有一个细节，周长利对面包上抹果酱的吃法显然不能适应，他向服务员要咸菜，服务员对“咸菜”非常夸张地表示不理解。边亚军就对人家解释，说酱豆腐也行。服务员指着外面说，吃酱豆腐？外面，街对面！那边老兵们一通哄笑，大声地骂出“土鳖”之类的词语。后来，那顿饭总算灰头土脸地吃完了。受了屈辱，周长利几乎一天不说话。回到锦什坊街王某家后，周问谁知道那拨人是哪个学校的。王某说，可能是35中的卫某（西城区著名的老兵领袖，西城红卫兵纠察队发起人之一）。事后分析，王某可能是误指，也有可能是有意借刀报复，他也是35中的，文革初期曾遭到老兵和西纠的迫害。周长利记住了卫某这个名字，但到底是不是卫某，他根本不想去核实，他要报复的是一个权贵阶层，以及那个阶层的全体！ http://yxk.cn.yahoo.com/articles/20091215/1gjq.html


时代、阶级与意识的碰撞 北京顽主“小混蛋”周长利血染的一生
近40年的时间里，“小浑蛋”的故事一直以一种小道消息在民间流传。出身贫寒的“小浑蛋”周长利是1968年北京最有名的顽主之一，据说被红卫兵乱刀扎死时，还抱着树不愿倒下，成了当时北京顽主与红卫兵矛盾激化的标志人物。现在，这个死于“文革”前期的18岁少年和他的朋友、仇人们一起，以一个主流之外的群体形象，变成了影视剧里的精彩片断。从《阳光灿烂的日子》、《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到《血色浪漫》，“小浑蛋”以及他代表的由群架、帮派、血统、义气构成的江湖不断被渲染。有关“小浑蛋”的死有诸多版本，可以获得证实的是，周长利一个人被200多个红卫兵围截，身陷重围，不幸殒命。他死后，北京的顽主每人军用的挎包里都装一把菜刀，“见到红卫兵就办！”
无论是王朔还是谁来扮演，当小浑蛋唯一的一张照片出现，还是具有强大的力量击退那些流言蜚语。从学生证上撕下来的照片已经残破不堪，周长利留一点中间的刘海，那天真的笑容完全是个学生样。妹妹周秀兰不知道该不该公布这张照片，“有人说哥哥行侠仗义，有人说他地痞流氓，但起码这是真人真事”。周秀兰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周长利死了40年，依然能从各种渠道听到有关他的消息，她的理解是，“哥哥从小就人缘好，嘴甜，他从没为家里的事打架，都是帮朋友打完架，回来再被父亲一顿揍”。周长利的朋友说，周的水性很好，在颐和园还救过落水儿童，和一统北京江湖的老大形象很不一样。“电视剧里都把我哥哥描写成冷血动物了，胡说八道。”周长利的父亲传说中是蹬三轮的，其实是第三机床厂的锅炉工。家里6个孩子，周长利是大哥。“父亲特别严厉，家里也穷，哥哥带着两个小弟弟睡。到了1966年他上初中就停课了。那时工作都是等分配的。”
周秀兰一直以为，周长利就是红卫兵，但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主力大多由各机关大院的高干子弟组成。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血统论下的影响下，青少年很快就有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周长利的父亲因建国前开过铁匠铺，家里被归为资本家，一家8口住在德胜门城楼与西海之间的一个简易楼里，邻里关系非常好。这幢楼已经拆除，楼前就是西海的北沿。如今，拆迁的地方被围成了工地，也挡住了二环路的喧嚣。西海的北沿被圈成了鱼塘，每天都有人在这里钓鱼，安静得像公园。沿西海不远有装修精美、价格不菲的四合院。周长利的朋友边作军回忆，楼前不远应该有台阶延伸到水里，因为他曾经把周长利的尸体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挪下去清洗。但现在台阶都已经不存在了，据钓鱼人讲，这里已经修了十几回，印象中不曾经有台阶。周家弟弟在德胜门的烟摊也早已在80年代消失。
在周家弟妹们的记忆中，哥哥从小练武术，谁生病了都是哥哥背到医院，还买三分钱一包的米花糖给大家分。“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哥哥总说已经他吃过了。”但在社会上，十六七岁的“新街口小浑蛋”已经颇有名气。北京的顽主群体大多出自贫民，他们打群架，保护自己管辖领域的“佛爷”（小偷），和红卫兵势不两立。周长利的弟弟周长生说，母亲经常把哥哥买的食物踩在地上骂，“觉得来路不正”。尽管杀死周长利的王小点等老红卫兵至今还在强调，“小浑蛋”是小偷，他们是为民除害。但稍微一打听就有40岁以上的老顽主说，“顽主是顽主，佛爷是佛爷，顽主怎么可能是佛爷？我们最看不起的就是佛爷，哪看见两眼冒贼光的，我们就上去‘洗’了。佛爷都得管顽主叫爷爷，得供着”。


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追求一样，周长利只喜欢红卫兵的军装。“将校呢，塔帽，这些都是有钱也买不来的。只有高干子弟才能穿。”自认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在“破四旧”的行动中已经树立了权威。“我们砸烂公检法，惩治坏人，连交通都是红卫兵指挥。”老红卫兵王小点说。而顽主既没有渠道融入社会主流，又要在气势上和红卫兵一争高低，扒衣服、抢帽子，成为双方最理直气壮的打架导火索。“那些大院子弟的特征就是，打倒一个其他人全跑了。”周长利常常打了大院的红卫兵，抢了衣服，就拿出军官证和大家玩闹:“我爸爸是军官！哈哈哈哈！”
周长利的出名并非他自己打架凶猛。他的外号本来叫“周疤拉眼儿”，因为一次“拔份”，把另一帮顽主“大浑蛋”打倒了，得了外号。“领头人是不能动手的。”他身边的二号人物边作军说:“他只要说一句:‘我新街口小浑蛋’，报过了名，我们就往上冲。周长利善于策划和组织，有几次在公园里以少胜多的经历，名气就越叫越响。就是月坛一战把他捧出来了。那次我们三个人突围，来一个用苏式武装带打翻一个，七八十人没拦住。还有紫竹院，小浑蛋带着10个兄弟，碰上了80多个红卫兵，都是骑锰钢自行车来的，180块钱一辆，凭票买，那时就好比现在的宝马。红卫兵前面挂着钢丝锁，一边晃钢丝锁，一边说我们的武装带过时了。我们的人抡着棒子就上去，他们一打就跑，小浑蛋说:‘抢车！’我们骑了11辆自行车风风光光回去了。”
顽主们的装束和红卫兵一模一样，走在路上很难分辨，互相经常要“盘盘道”。在中山公园，来自部委大院的红卫兵问周长利:“你哪部的？”周上去就打“什么部的，装你丫的。”顽主则问:“你哪儿的？”要是回答在某地域活动就要报几个人名，报对了就可以放过。
“凭什么红卫兵就能乱打人？看电影就要坐前排？”1967年到1968年，北京的顽主帮派已经初具规模。“当时北京叫四角城，东城、西城、崇文、宣武，除此都是城外。”“南北城”的概念是泛指西单以南和西单以北。“贵宾楼对面的政协俱乐部是他们‘东纠’的指挥部。当时北京的江湖势力有东华门的小姚子、北京站的砖头会（就是用茶叶包儿裹着砖头，打仗的时候用砖头做武器）、棒子队（报纸裹着擀面杖），东四的铁片儿、猎狗为首，达志桥的菜刀队。”
小浑蛋并不是北京城最能呼风唤雨的顽主。他所辖区域虽然仅限于新街口与德胜门之间的约两三平方公里的区域，但德胜门一带沿后海当时是平民聚居区，而且又离政治中心中南海最近，交游广泛的小浑蛋是为大家所公认的顽主中最厉害的角色。
1966年夏，几名顽主中有头脸的人物趁乱从新疆、宁夏、青海回流北京，齐聚西城平安里大影壁后面的一个小酒馆，检讨北京顽主被连锅端掉的经验教训，拟定了四条玩的规则。当时，一个人用包排叉的黄草纸把这四条道规纪录了下来。1。不欺负好学生；2。茬架不许追到家里去，不报复伤害家人；3。佛爷跳槽必须经过玩主。4。不抬人（全世界黑道共同的缄默原则）。盗亦有道，这几条为后来周长利一统南北城奠定了共同的行为道德基础。记得当时还讨论了一个案例。新街口一个叫小狐狸的因为抬人，被几个道上人报复，找到他的家里去，给了几刀，几乎毙命。那么，抬人是否应受到无界限的报复？讨论的结果是，家门里面安全是更高原则，无论如何，不得逾越。周长利当时对这条原则还有一个他的解释。他说，你可以堵在他的家门外边，等着他出来。但是，如果他的家长出来轰你，你必须走开。
关于佛爷跳槽必须在玩主之间解决的规则，目的是保护生产力，防止出现一仆事二主的情况发生。否则，佛爷在压力下极易铤而走险，明知不可为而强为，风险加大。当时就有西外的一位神佛为逃避几位惹不起的哥哥的追索，自动往里面折的事情发生。好学生，就是不玩的人。不得侵害骚扰圈外人，是最高原则。


顽主和老红卫兵的第一战，西单闹市，1967年6月
文革时期，北京顽主历史的回顾之一：
北京顽主
1967年夏天，红卫兵运动陷入低潮。文革初期声名赫赫的以干部子弟为骨干的老红卫兵在连遭最高权力中心的愚弄、压制甚至镇压后，转入针对“极左路线”和“四人帮”的秘密政治斗争。从这年的一月份起，每天都有几千甚至上万的“黄军装”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向没头的群氓，发泄愤怒，传布消息，从黎明到黄昏，经日不散。而经过66年流血八月的残酷打击的顽主们，休养生息，并开始复苏。这时，他们基本上以地域为界，以有名望的顽主为核心，自发组成后来的一个个“码头”，并开始了彼此之间的兼并和冲突。当时以德胜门为中心的北城地区码头密集，加之历史恩怨，冲突尤为剧烈。在这一狭窄的地区，就有德内、德外、后海、什刹海几个大的帮派。如果加上周边的新街口、西直门、太平湖、外馆和地安门等，可谓群雄并立。由于老红卫兵打流氓运动的余威尚在，顽主方面羽翼未丰、群龙无首，在那个夏天之前，双方基本相安无事，各玩各的。而周长利家住得胜门左近，他那时还没有聚集起自己的基干力量，甚至在在家门口也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他那时还不被人称作“小混蛋”，而是另一个带有侮辱性字眼的外号。当年，边亚军、四横竖等人与周长利初识，每天都到远离德胜门的锦什仿街的一个朋友家聚齐，而他们跟着周长利学打架，则是从得胜门脚下，逐步扩展地盘、收编队伍开始的。周长利在全市顽主中树立威望，并一统江湖，则是从与老红卫兵的第一战开始的。那时，顽主们对老红卫兵又怕又恨，过去的那个“红八月”，人人都有一本血账。
第一战发生在这一年的六月，地点在西单闹市。
有一个背景需要交代一下，当时，无论老兵还是顽主，常常三五成群地去饭馆吃饭。老红卫兵认为最有面子的去处是莫斯科餐厅、新桥饭店、东风二楼等；顽主们大多去北京的老字号，如烤肉季、同和居、沙锅居等，基本上井水不涉河水，也没有什么事端发生。就在“西单商场血战”发生的前一天，周长利突然心血来潮，带了几个人去了新桥饭店吃早点。这次吃饭，有两个细节，四横竖印象极深。一是餐厅里已经坐了一桌老红卫兵，他们对这群痞子也涉足这个几乎是贵族领地的高尚场所先是惊愕继而愤怒，他们怒目相视，还高声叱骂了几句。四横竖当时拉着周长利要离开，周长利倔强地非要在这里吃饭不可。结果是几个人缩在一个角落，不敢看那些老兵一眼，甚至自己人之间也不说一句话，极不舒服吃了那顿早点。再有一个细节，周长利对面包上抹果酱的吃法显然不能适应，他向服务员要咸菜，服务员对“咸菜”非常夸张地表示不理解。边亚军就对人家解释，说酱豆腐也行。服务员指着外面说，吃酱豆腐？外面，街对面！那边老兵们一通哄笑，大声地骂出“土鳖”之类的词语。后来，那顿饭总算灰头土脸地吃完了。受了屈辱，周长利几乎一天不说话。回到锦什坊街王某家后，周问谁知道那拨人是哪个学校的。王某说，可能是35中的卫某（西城区著名的老兵领袖，西城红卫兵纠察队发起人之一）。事后分析，王某可能是误指，也有可能是有意借刀报复，他也是35中的，文革初期曾遭到老兵和西纠的迫害。周长利记住了卫某这个名字，但到底是不是卫某，他根本不想去核实，他要报复的是一个权贵阶层，以及那个阶层的全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