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文共赏：一篇用心险恶的研究报告——评《中国2030》

http://forum.home.news.cn/thread/94864438/1.html

2012年2月24日人民网转载了美国媒体的一篇报道：中国需要改革大型国企，而美国媒体的报道源于世界银行与政府智库联合编制的一篇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China 2030)，该报告“敦促北京方面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使之在运营模式上更接近商业公司。” 据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在宣布发布该报告的一份声明中说，该报告就中期发展增长道路提出了若干建议，目的是帮助中国实现向高收入社会的过渡。

听起来，真是一片好心呀，这报告是为了帮助中国实现向高收入社会的过渡，我们是不是该对世界银行感恩戴德呀，如此的热心帮助我们，美国媒体又是如此的热情的推荐，据说该报告将作为《华尔街日报》的头条发表。

世界银行（WBG）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列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他们的成立和声称的目的都是冠冕堂皇的，在这里不想多言；实际情况是，长期以来，这两大金融机构为欧美所把持，尤其是美国，美国认购的世界银行的股份最多，有投票权226178票，占总投票数的17.37%，世界银行行长一职一直由美国人把持；《货币战争》中披露当1971年尼克松宣布中止黄金与美元关系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历史使命其实就已经终结了，不过国际银行家很快就为它们找到了新的定位：“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全球化”（联合其深受西方教育影响的权贵精英利益集团阶层颠覆其国家）。这两大机构已经广受批评。

著名的经济学季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接触过世行大量机密文件）指出，“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货币战争》一书中对此有着更为详尽的阐述：

“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国家都有同一类药方等着他们：

第一副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是贿赂化”。受援国领导人在只要同意贱价出让国有资产，他们将得到10%的佣金，全部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用斯蒂格利茨的话说你会看到他们的眼睛瞪大了，那将是数十亿美元的巨款！当1995年历史上最大的贿赂发生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时，美国财政部认为这好极了，因为我们需要叶利钦当选。我们不在乎这是否是一场腐败的选举。我们希望钱涌到叶利钦那里。

斯蒂格利茨并非是一名阴谋论者，他只是一位正直的学者，当他看到由于空前的腐败造成俄罗斯经济产出几乎下降一半，全国陷入严重衰退时，作为经济学家，良知和正义感使他对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卑劣伎俩非常不感冒。

第二副药：资本市场自由化。从理论上讲，资本自由化意味着资本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可是亚洲金融风暴和巴西金融危机的实际情况是，资本自由流入来爆炒房地产、股市和汇市。在危机来临之际，资本只是自由地流出，再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称为热钱的投机资本总是最先逃跑，受灾国的外汇储备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被吸干。IMF伸手救援的条件包括紧缩银根，将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谬程度，这样高的利息只会无情摧毁房地产价值，破坏工业生产能力，吸干社会多年积累的财富。

第三副药：市场定价。当半死不活的受灾国被IMF拖到这步田地时，IMF又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须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表威甚至BD。1998年印尼由于IMF削减了食物和燃料的补贴，爆发了大规模BD。玻利维亚由于水价上涨导致市民BD。厄瓜多尔由于天然气价格飞涨引起了社会骚乱。而这一切早就被国际银行家们掐算好了，用他们的术语，这叫做社会动荡（SocialUnrest）。而这种社会动荡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资金像受惊的鸟儿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着早已垂涎三尺的国际银行家的血盆大口。

当埃塞俄比亚第一位民主选举的总统在危机中接受世界银行和IMF的援助时，却被迫将这些援助款项存到她在美国财政部的账户上，只拿到4%微薄的利息，与此同时却不得不向国际银行家以12%的高利借款来救济饥肠辘辘的人民。当新总统向斯蒂格利茨乞求动用世界银行和IMF的援助款来救灾时，斯蒂格利茨却只能拒绝他的要求。这是对人类良知的残酷考验，斯蒂格利茨显然不能承受这样的折磨。

第四副药：缩减贫困策略：自由贸易。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斯蒂格利茨将WTO的自由贸易条款比作鸦片战争”。斯蒂格利茨尤其对知识产权条款感到愤慨，以这样高的知识产权关税来支付西方国家制药厂所生产的品牌药品，无异于将当地人民诅咒致死，他们(西方制药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IMF、世界银行和WTO都是一个机构外的不同牌子而已。IMF对市场开放的苛刻条件甚至超过了官方的WTO。
”

“2004年出版的《经济刺客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Man）则从实践者的角度为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加上了精彩的脚注。
　　该书的作者约翰.伯金斯（John Perkins）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形象而细致地描绘了国际银行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不宣而战的秘密金融战争的始末。作为当事人，作者于60年代末被美国最大的间谍机构NSA（国家安全局）所招募，在经过一些列的测试之后，作者被认为是非常合适的“经济刺客”的人选。为了防止暴露身份，作者被一家国际知名的工程公司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派往世界各国，去进行“经济刺客”的工作，一旦作者计划败露，由于完全没有官方背景，当事国只能归罪于私人公司的贪婪。作者的工作就是游说发展中国家向世界银行大量举债，债务要远远高于实际需求，以确定债务必将出现无法偿还的情况。为了让当政者尝到甜头，数亿美元的金钱贿赂随时现金支付。当债务无法清偿时，世界银行和IMF代表国际银行家去索要“所欠的鲜血淋漓的那一磅肉”，条件就是出让国家重要资产，供水系统、天然气、电力、交通、通讯等产业。
　　如果“经济刺客”的工作不见效，则派出中央情报局的“豺狗”（Jackal）去刺杀国家领导人，如果“豺狗”也失败了，最后就是动用军事机器发动战争。

根据以上的叙述，我们应该都很清楚，诸如世界银行之类的是些什么货色了，他们在起研究报告中提出的所谓“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不过是其第一副药和第二副药的表现罢了，而其导致的结果也就很清楚了。

根据我国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国家的根本大法从法理上规定了国企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家要保障国企的巩固和发展，国企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国企属于全体人民所有，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去私自处理。

这些年来，国企的发展和壮大，大家都有目共睹，但这并不是国企享受了什么特别优惠的待遇，恰恰相反国企的税赋比合资企业和私企都要高，那些风险大投资大获益不确定的行业都是国企在做，唯利是图的私企和外企是不会去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企还为职工提供了比较好的待遇，这不是他们该受到指责的理由，恰恰需要责问的是外企和私企在同样的发展时期为什么没有为职工提供较好的待遇呢？在较为宽松的政策税赋又较低的条件下，几十年了，私企依然没有发展壮大起来，在世界五百强中，中国有多少私企进入了？国企倒是进入了不少，这种对比恰恰说明，最起码私企和国企相比并没有什么明显发展优势，当然这并不是说私企没有存在的必要，毕竟大量的中小私企解决了很多的就业问题；正是有了一定量的国企才使我们国家在面对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时，相比很多国家要有着更大的抵御危机的能力，因为国企并不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开的血汗工厂，而是担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

目前，尚未看到该研究报告的全文，但从《华尔街日报》的相关报道中，可以略知一二（以下引号内内容是报道中所提及的）。

“上述人士说，报告就中国一些在政治上极为敏感的经济问题展开论述，目的是要对将于今年走马上任的下一代中国领导人产生影响。报告对过去10年中国国家主席HJT领导下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在这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稳步扩大。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段话已经清楚的表面，该报告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对中国过去近十年发展的指手划脚，并意图影响下一代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来按照他们的设计来执政，这是对中国内政的无耻干涉！新中国自建立以来的，对外交往的根本原则之一就是独立自主，我们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的事情，同样我们内部的事情也不容任何人来张牙舞爪！

“《2030年的中国》提醒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面临在没有太多预兆的情况下快速放缓的危险，很多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一旦国民收入达到某个特定水平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把这一现象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参与报告编制的那些人透露，报告警告说，经济急速放缓可能会令中国银行业和其它产业中的问题恶化，甚至可能引发危机。”

我们实在不知道这和国企有什么关系，缩减国企规模又怎么可能解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恰恰是相反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问题乃至发展停顿，恰恰是世界银行的先生们那几幅药之后的药效！

“北京投资公司春华资本集团(Primavera Capital Group)首席执行长胡祖六说，中国国企现正站在十字路口上。他说，中国政府必须决定，自己要的是国企巨头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是自由市场下的创业。”

国企占主导地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都规定了的，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主体的公有制经济，胡祖六有什么资格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要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很多中国国企都设有专营房地产的子公司，而这些公司往往会抬高地价。另外，国企还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房产泡沫，中国政府现在正努力打压这些泡沫。”

这话说的既不符合实情又恶毒，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业属于放开的行业，由各家企业自由竞争，如何成了国企抬高地价，国企创造了泡沫？那些私营和合资的房地产企业在干吗呢？难道他们在房地产泡沫里起好作用了？抛开他们不谈，单单责难国企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何况 ，2010年有14家非主业房地产业的央企退出，2011年有更多的国企退出了房地产业，在这种情况下，还以此来指摘国企，纯属鸡蛋里挑骨头。

“参与报告的人士说，报告还建议大幅提高国企支付的股息，这样不但能提振财政预算收入，还能提高对新的社会性项目的支付。”

这是一剂涸泽而渔的毒药，国企的税赋已经很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大幅提高国企支付的股息，将极大降低国企的盈利能力，这就是要把国企往死路上逼，而国企失去了发展的活力，受损的是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属于全体人民，也就是说全体人民都要受损，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要给自己找麻烦？

“中美两国的经济学家说，那些盈利的国企派发的股息目前常被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分配给了不盈利的国企。该委员会是中国国企的监管机构，负责确保国企的盈利能力。”
http://forum.home.news.cn/thread/94864438/1.html

2012年2月24日人民网转载了美国媒体的一篇报道：中国需要改革大型国企，而美国媒体的报道源于世界银行与政府智库联合编制的一篇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China 2030)，该报告“敦促北京方面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使之在运营模式上更接近商业公司。” 据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在宣布发布该报告的一份声明中说，该报告就中期发展增长道路提出了若干建议，目的是帮助中国实现向高收入社会的过渡。

听起来，真是一片好心呀，这报告是为了帮助中国实现向高收入社会的过渡，我们是不是该对世界银行感恩戴德呀，如此的热心帮助我们，美国媒体又是如此的热情的推荐，据说该报告将作为《华尔街日报》的头条发表。

世界银行（WBG）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列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他们的成立和声称的目的都是冠冕堂皇的，在这里不想多言；实际情况是，长期以来，这两大金融机构为欧美所把持，尤其是美国，美国认购的世界银行的股份最多，有投票权226178票，占总投票数的17.37%，世界银行行长一职一直由美国人把持；《货币战争》中披露当1971年尼克松宣布中止黄金与美元关系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历史使命其实就已经终结了，不过国际银行家很快就为它们找到了新的定位：“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全球化”（联合其深受西方教育影响的权贵精英利益集团阶层颠覆其国家）。这两大机构已经广受批评。

著名的经济学季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接触过世行大量机密文件）指出，“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货币战争》一书中对此有着更为详尽的阐述：

“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国家都有同一类药方等着他们：

第一副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是贿赂化”。受援国领导人在只要同意贱价出让国有资产，他们将得到10%的佣金，全部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用斯蒂格利茨的话说你会看到他们的眼睛瞪大了，那将是数十亿美元的巨款！当1995年历史上最大的贿赂发生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时，美国财政部认为这好极了，因为我们需要叶利钦当选。我们不在乎这是否是一场腐败的选举。我们希望钱涌到叶利钦那里。

斯蒂格利茨并非是一名阴谋论者，他只是一位正直的学者，当他看到由于空前的腐败造成俄罗斯经济产出几乎下降一半，全国陷入严重衰退时，作为经济学家，良知和正义感使他对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卑劣伎俩非常不感冒。

第二副药：资本市场自由化。从理论上讲，资本自由化意味着资本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可是亚洲金融风暴和巴西金融危机的实际情况是，资本自由流入来爆炒房地产、股市和汇市。在危机来临之际，资本只是自由地流出，再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称为热钱的投机资本总是最先逃跑，受灾国的外汇储备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被吸干。IMF伸手救援的条件包括紧缩银根，将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谬程度，这样高的利息只会无情摧毁房地产价值，破坏工业生产能力，吸干社会多年积累的财富。

第三副药：市场定价。当半死不活的受灾国被IMF拖到这步田地时，IMF又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须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表威甚至BD。1998年印尼由于IMF削减了食物和燃料的补贴，爆发了大规模BD。玻利维亚由于水价上涨导致市民BD。厄瓜多尔由于天然气价格飞涨引起了社会骚乱。而这一切早就被国际银行家们掐算好了，用他们的术语，这叫做社会动荡（SocialUnrest）。而这种社会动荡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资金像受惊的鸟儿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着早已垂涎三尺的国际银行家的血盆大口。

当埃塞俄比亚第一位民主选举的总统在危机中接受世界银行和IMF的援助时，却被迫将这些援助款项存到她在美国财政部的账户上，只拿到4%微薄的利息，与此同时却不得不向国际银行家以12%的高利借款来救济饥肠辘辘的人民。当新总统向斯蒂格利茨乞求动用世界银行和IMF的援助款来救灾时，斯蒂格利茨却只能拒绝他的要求。这是对人类良知的残酷考验，斯蒂格利茨显然不能承受这样的折磨。

第四副药：缩减贫困策略：自由贸易。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斯蒂格利茨将WTO的自由贸易条款比作鸦片战争”。斯蒂格利茨尤其对知识产权条款感到愤慨，以这样高的知识产权关税来支付西方国家制药厂所生产的品牌药品，无异于将当地人民诅咒致死，他们(西方制药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IMF、世界银行和WTO都是一个机构外的不同牌子而已。IMF对市场开放的苛刻条件甚至超过了官方的WTO。
”

“2004年出版的《经济刺客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Man）则从实践者的角度为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加上了精彩的脚注。
　　该书的作者约翰.伯金斯（John Perkins）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形象而细致地描绘了国际银行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不宣而战的秘密金融战争的始末。作为当事人，作者于60年代末被美国最大的间谍机构NSA（国家安全局）所招募，在经过一些列的测试之后，作者被认为是非常合适的“经济刺客”的人选。为了防止暴露身份，作者被一家国际知名的工程公司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派往世界各国，去进行“经济刺客”的工作，一旦作者计划败露，由于完全没有官方背景，当事国只能归罪于私人公司的贪婪。作者的工作就是游说发展中国家向世界银行大量举债，债务要远远高于实际需求，以确定债务必将出现无法偿还的情况。为了让当政者尝到甜头，数亿美元的金钱贿赂随时现金支付。当债务无法清偿时，世界银行和IMF代表国际银行家去索要“所欠的鲜血淋漓的那一磅肉”，条件就是出让国家重要资产，供水系统、天然气、电力、交通、通讯等产业。
　　如果“经济刺客”的工作不见效，则派出中央情报局的“豺狗”（Jackal）去刺杀国家领导人，如果“豺狗”也失败了，最后就是动用军事机器发动战争。

根据以上的叙述，我们应该都很清楚，诸如世界银行之类的是些什么货色了，他们在起研究报告中提出的所谓“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不过是其第一副药和第二副药的表现罢了，而其导致的结果也就很清楚了。

根据我国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国家的根本大法从法理上规定了国企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家要保障国企的巩固和发展，国企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国企属于全体人民所有，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去私自处理。

这些年来，国企的发展和壮大，大家都有目共睹，但这并不是国企享受了什么特别优惠的待遇，恰恰相反国企的税赋比合资企业和私企都要高，那些风险大投资大获益不确定的行业都是国企在做，唯利是图的私企和外企是不会去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企还为职工提供了比较好的待遇，这不是他们该受到指责的理由，恰恰需要责问的是外企和私企在同样的发展时期为什么没有为职工提供较好的待遇呢？在较为宽松的政策税赋又较低的条件下，几十年了，私企依然没有发展壮大起来，在世界五百强中，中国有多少私企进入了？国企倒是进入了不少，这种对比恰恰说明，最起码私企和国企相比并没有什么明显发展优势，当然这并不是说私企没有存在的必要，毕竟大量的中小私企解决了很多的就业问题；正是有了一定量的国企才使我们国家在面对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时，相比很多国家要有着更大的抵御危机的能力，因为国企并不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开的血汗工厂，而是担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

目前，尚未看到该研究报告的全文，但从《华尔街日报》的相关报道中，可以略知一二（以下引号内内容是报道中所提及的）。

“上述人士说，报告就中国一些在政治上极为敏感的经济问题展开论述，目的是要对将于今年走马上任的下一代中国领导人产生影响。报告对过去10年中国国家主席HJT领导下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在这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稳步扩大。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段话已经清楚的表面，该报告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对中国过去近十年发展的指手划脚，并意图影响下一代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来按照他们的设计来执政，这是对中国内政的无耻干涉！新中国自建立以来的，对外交往的根本原则之一就是独立自主，我们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的事情，同样我们内部的事情也不容任何人来张牙舞爪！

“《2030年的中国》提醒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面临在没有太多预兆的情况下快速放缓的危险，很多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一旦国民收入达到某个特定水平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把这一现象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参与报告编制的那些人透露，报告警告说，经济急速放缓可能会令中国银行业和其它产业中的问题恶化，甚至可能引发危机。”

我们实在不知道这和国企有什么关系，缩减国企规模又怎么可能解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恰恰是相反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问题乃至发展停顿，恰恰是世界银行的先生们那几幅药之后的药效！

“北京投资公司春华资本集团(Primavera Capital Group)首席执行长胡祖六说，中国国企现正站在十字路口上。他说，中国政府必须决定，自己要的是国企巨头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是自由市场下的创业。”

国企占主导地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都规定了的，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主体的公有制经济，胡祖六有什么资格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要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很多中国国企都设有专营房地产的子公司，而这些公司往往会抬高地价。另外，国企还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房产泡沫，中国政府现在正努力打压这些泡沫。”

这话说的既不符合实情又恶毒，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业属于放开的行业，由各家企业自由竞争，如何成了国企抬高地价，国企创造了泡沫？那些私营和合资的房地产企业在干吗呢？难道他们在房地产泡沫里起好作用了？抛开他们不谈，单单责难国企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何况 ，2010年有14家非主业房地产业的央企退出，2011年有更多的国企退出了房地产业，在这种情况下，还以此来指摘国企，纯属鸡蛋里挑骨头。

“参与报告的人士说，报告还建议大幅提高国企支付的股息，这样不但能提振财政预算收入，还能提高对新的社会性项目的支付。”

这是一剂涸泽而渔的毒药，国企的税赋已经很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大幅提高国企支付的股息，将极大降低国企的盈利能力，这就是要把国企往死路上逼，而国企失去了发展的活力，受损的是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属于全体人民，也就是说全体人民都要受损，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要给自己找麻烦？

“中美两国的经济学家说，那些盈利的国企派发的股息目前常被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分配给了不盈利的国企。该委员会是中国国企的监管机构，负责确保国企的盈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