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军统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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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东方书谭】</P>
<P>军统概况
关于“军统”的沿革、演变以及组织、人事等，我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有过较详的叙述。该文最初发表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上。一九六二年，北京群众出版社将该文与我写的《保密局内幕》合并成单行本，作为内部刊物，印刷了两版。一九八零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又将《我所知道的戴笠》与文强同志写的《戴笠其人》合并为《戴笠其人》一书公开发行了两版。本书原准备把《我所知道的戴笠》也安排进去，因鉴于该文前后印行过多次，便决定不再加在《军统内幕》中。为了让没有看到过《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的读者，对“军统”这个特务组织的简单情况能有所了解，故特增加这一章，以便能在读到其他有关的篇章时，能够衔接得起来。
“军统”的全称是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军统”。
“军统”的前身，为蒋介石法西斯统治集团“中华复兴社”（简称“复兴社”，也有人叫它为“蓝衣社”）的特务处。
特务处的前身则为军事委员会密查组。它是由戴笠、张炎元、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等十人开始搞起来的，在军统内部称它为“十人团”。
一九三二年三月初，复兴社成立（对内也称为“力行社”）。由蒋介石兼社长，下设中央常委干事会，有干事九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候补干事三人：侯志明、赵范生、戴笠。
该社有：组织、宣传、训练、特务四个处，由戴笠任特务处长，郑介民任副处长。特务处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成立，设有书记室，由唐纵任书记（以后称书记长），下设四个科，先后由张炎元、徐亮、梁干乔、杨继荣、徐业道等任过科长。
该处成立时，已由密查组的十多个人发展成为一百多人，以后逐渐发展到近千人。
由于复兴社特务处是一个秘密组织，不便公开捕人、杀人。一九三二年九月间，蒋介石又派戴笠兼任由Ｃ．Ｃ集团头子陈立夫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使之便于公开搞特务活动。这个由陈立夫任局长的军统局，是一个大杂烩，第一处处长徐恩曾，是国民党的党务调查处处长，也是利用军委会的招牌来作掩护的，不同于戴笠以后主持的军统局。
一九三四年七月间，蒋介石免去军委会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邓文仪职务后，命令戴笠兼任该课课长，将该课内外勤特务并入戴笠的特务处。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开会。这个时候，虽然国民党统率的军队，已从上海、南京败退了下来，但蒋介石还要积极加强对人民的特务统治。在这次大会上，他提出了增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以徐恩曾为局长，原由陈立夫任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则全部交给戴笠。由于戴不仅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太浅，而且在黄埔学生中的期别也低（第六期），蒋介石想要超升他，又怕别的部下不服气，只好叫他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而由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军统局局长。所以历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贺耀组、钱大钧、林蔚，都兼军统局局长。这些人也了解蒋介石的意图，更懂得戴笠的为人，所以这些局长从不过问军统局的工作和人事、经费等，全部由戴笠一手包办，直接对蒋介石负责。每年四月一日，军统举行“四一大会”，纪念一九三二年特务处咸立而召开庆祝大会与工作会议时，兼局长才去讲一次话，听听戴笠的工作报告。戴笠脑子里也根本不重视这个局长，一般外勤特务更不知道还有个什么局长，都只知道戴笠是他们唯一的老板。
戴笠刚把军统局接收下来时，特务处时期的副处长郑介民，只好安排为该局主任秘书，等于特务处时期的书记长，原有的情报、行动、司法、电讯、总务等科也改成了处。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后，组织越来越大。一九四二年，我调该局总务处处长时，情报处由一个变成了两个，第一处专管军事情报，第二处管党政情报，第三处仍为行动处，第四处还是电讯处，第五处则是由司法科扩充的，第六处是人事室改成的，会计室则改为第七处，总务科扩充为第八处。
除这八大处外，不久，训练科也改成了训练处，行动处的稽警科也变成了警务处，几个专负责布置沦陷地区工作的单位，则合并成为布置处。
此外还有一个设计委员会，一个惩戒委员会，一个考核委员会，一个策反委员会，抗战刚胜利又成立了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
与处相同的组织计有：由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一个专门研究杀人放火与破坏及制造毒药等的特种技术研究室，以及由经济情报科扩充的经济研究室，还有一个主管文娱活动的中山室。
后来连译电科也升格成了机要组，文书科成了文书组，武装特务队也由大队变成总队，后又改成特务团，汽车队也成了大队。
总之，戴笠认为特务越多越好，组织越大越好，各种名称的特务训练班有四十多个，内勤工作的特务有一千四百多人，都集中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局本部和磁器口乡下办事处。内勤和外勤最多时近五万名，除在国内设区、站、组和爆破、破坏、行动等总队、大队等外，在国外许多地方都设立了站和组及通讯员。
当时每一个外勤特务都有几个到几十个运用人员，全部算起来为数就太多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戴笠乘的飞机撞在南京附近的江宁县板桥镇戴山，全机人员被摔死后，蒋介石指派郑介民为军统局局长，毛人民为副局长。由于军统特务大大超过了原有的编制，开支更超过规定的经费不知多少倍，郑介民和毛人凤都认为无法维持那样一个庞大组织，决定缩编裁员，过去戴笠只准进不准出的规定才被打破。
一九四六年夏天，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军统局这块臭招牌也随之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本书中有一章是专写这个局的，这里就不多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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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前言
我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工作十八年，因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从一个小特务慢慢被提升到军统局局本部任处长，又担任过外勤地区负责人，并长期兼任军统许多特务训练班技术教官，主持过军统掌握的公开特务机关的工作．特别是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七年的长时间中．与内外勤单位在工作中接触的机会较多，所以对军统各方面的内幕情况和戴笠的公私活动，都知道一些。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我由一九六一年开始，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陆续写有约一百万字的资料，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及内部刊物发表了约三十万字。这些资料发表以后，有的未经组织和我个人的同意，做进一步的校订、核实，外间即自行翻印，谬误不少。现在，我将过去所写的资料重新补充订正，编为《军统内幕》一书出版，借此机会谈谈我写这些资料的经过。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罗瑞卿两位副总理在中南海西华厅接见我们。周总理分别与我们每个人谈话，轮到我时，我首先向周总理请罪。
这是因为在上海、重庆。南京解放之前我曾亲自带领特务或是指使一些特务对周总理搞过侦察、跟踪、监视等活动。周总理听了，爽朗地笑了起来，并且很有风趣地告诉我，说我们过去搞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对他起过作用，只是当了他的义务随从。
他特别谈到他那次去上海住在新亚酒店的情况。他说，他清楚地知道在他住房的左右和对面房间里都有人在监视他，连服务人员也由特务来充当，可是他每天都同在上海工作的同志见面、交谈、互换文件。他问我发现这些情况没有？我说，没有发现，如果发现了，便会被特务秘密逮捕。他说，他在上海是为中国共产党工作，和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去上海吃喝玩乐不同，但他也经常看电影，那就是他与同志们见面的时候。
周总理告诉我，他发觉他每天出门，总有一大批特务在跟随着他，使他不便去找在上海工作的同志，便约好到电影院见面。他说，他一走进电影院，特务们便赶紧把前后左右的门都守住，怕他从前门进去，又从别的门出来。但是他的坐位前后左右都是他要约见的人，电影一开演，里面黑洞洞的，特务们找不到他，只能守在门口等候散场。他在散场后，总是先走出来，特务们又马上盯住他．其他同志就分散走开。周总理说完这些之后．便很严肃地对我说，共产党员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从来不计较个人仇恨，处处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特赦你们，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我听了周总理的话，感到很惶恐，便问道：“我怎么才能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来呢？”他说，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地写出来，不论是你自己干过的，或是看到和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等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几十年，牺牲了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周总理说，你如实地把这些写出来，这就对后人起了反面教页的作用，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接着，周总理再三叮嘱：写这些东西，一定要真实，不要有顾虑，过去没有交代过的，现在写出来，也等于补充交代，政府决不会追究；同时也不要害怕，不要避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过去有些同志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同你们去打交道，那也是值得歌颂的。
谈到这里，谭震林副总理说有紧急事要找总理，总理便离开了。陈毅副总理接着对我说：写历史资料，要求真实，不求全面，知道一点便写一点。这不能像写小说一样，可以由自己创作出来，更不能把道听途说的东西也写上去，一定要写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真实材料。陈副总理还说，他看到有的人在解放以后写的有关他当年在江西打游击的资料，他认为有不少地方夸大了他个人的作用，而没有突出党的领导，因此都删掉了。
那次接见，到十二点多钟，周总理邀我们去后边餐厅吃饺子。他很有风趣地说，今天南方人多，但他还是按北方人的习惯请大家吃过年饺子。今天是阴历年初七，农村还在过年。不过大家在这里不要闹笑话，过去北方人请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以为饺子是点心，好菜在后面，所以只吃几个等后面的好菜，结果是饿着肚子回去。
今天只吃饺子，后面没有准备菜，大家一定要吃饱，不要饿着肚子回去。我们听了都笑了起来。周总理要大家随便些，他说有点事进去一下。陈副总理便领我们进到餐厅，也没给周总理留下主人坐的席位，叫先进去的先坐。
饭厅不大，两个圆桌旁坐十多人。我走在后面便找到一个靠墙的角落坐下。当服务人员把四个冷盘先送上来时，陈副总理没有等周总理进来，便叫大家开动。我们都不好意思先吃，陈副总理却带头吃了起来。周总理走进来时，只有我左边还有一个空位，便走过来坐下。当时，我心头真感到无比温暖。过去我替蒋介石和戴笠拼命卖力干反共反人民的事情，他们却把我当成家奴一样看待。特别是蒋介石，去见他时，有时连坐都不让我坐下。今天周总理接见我们，这样平易近人，实在出我意外，我几乎感动得要掉下泪来。
周总理一边吃一边继续谈他那次在上海的情况。他说，他明明知道特务们整天在盯着他，但他还是先后约见了在上海工作的几十位同志。他笑着又问我：“你们一个都没有发现吧？”我说：“是的。一个也没发现。”我很好奇地问周总理：“我们怎么没发现总理通知过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约见？”他笑着说，他为什么到上海要住在新亚酒店里，就是因为那里有你们的人，也有我们的人，你们会化装成服务员来侦察我，我们的同志也会化装成服务员来保护我，并给我当交通联络。电话你们会偷听，所以我不打电话。每天我出去乘坐出租汽车，进餐馆时付账，买东西时付钱等，我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人把我要约会的人名单给我送出去。周总理还告诉我，军统和中统等特务机关搞的那套鬼把戏，他知道不少，不过不能串连起来，有些关键问题还不十分清楚，所以希望我把这些内幕如实地写出来。
我们辞别总理时，总理和每个人一一握手，他握着我的手还吩咐了一句：“我等着看你写的东西。”
自周总理接见之后，我便开始慢慢地也是很吃力地学习写东西。由于自己从来不写文章，手头又没有一点参考资料，完全凭记忆来写，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从一九六二年起，我写的几篇东西，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后，接到不少读者来信，对我写的东西加以订正补充。有些事经反复回忆并核对当时情况，我认为的确是我弄错了的，在这次改写成书之前都改正了。有些我再三回忆，认为没有弄错的，我还是保留下来。因为每人当时所处的地位不同，了解到的情况自然也有不同。国民党的报刊，很少说真话，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还有不少是凭空捏造的，有些记载则把时间故意推迟或提早，所以这些报刊材料并不全是真实可信的。
国民党的档案，特别是像军统局这类特务机关的档案，也不都是可信的。蒋介石叫戴笠杀害了那么多革命人士和反蒋人员，我在为军统局特训班编写“行动术”教材（专门搞逮捕、绑票。暗杀、破坏等特务活动的东西）时，曾调阅过不少有关暗杀等事件的档案材料，就没有看到哪一件中有蒋介石的手令或批示，只有戴笠写的“奉谕速办”和“奉谕照办”。究竟是“奉”了什么人的“谕”，档案里完全找不出来。这类档案经过多少年之后人们还得费一番考证功夫才能推断出来。现在一些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把真实情况写出来，可以补档案之不足。
有几件事，我也附带说明一下。
自我写的资料发表以来的十多年中，我先后接到过三十多封革命烈属们的来信，说军统特务杀害了他们的亲人，责问我在撰写这些史料时，连被害烈士们的姓名都不曾写上。我的这一疏忽之处，使我长期内疚于心，深感愧对先烈。除谨向烈属们敬致歉件外，也利用这次出书的机会，把许多坚贞不屈终致遇害的烈士们的英名尽可能列入一部分。因为过去军统作恶时间太久，执行的机构分散各地，刽子手不少，杀害的人很多，我不可能全都知道。例如重庆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上百名烈士惨遭杀害，我不可能都列举出姓名来，也有不少烈士的姓名我实在记不起来。这些都得请求烈属们加以原谅。还有个别烈属当面责问我，他们的亲人被军统抓走后的下落，提出“生要人，死要尸”的要求。我每遇到这种情况，真是痛悔万分，除了低头认罪和请求宽恕外，实在没有办法能满足他们这种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无父母，谁无子女。烈属们怀念亲人的这种心情，我是能理解的，我除了深感愧对先烈和烈属外，我连自己的母亲都对不起。她过去经常教导我：“孩子，你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而我过去为了要做官，瞒着她做了不少不像人的事，而今真是追悔莫及，只有把过去所作所为的那些见不得人的罪行揭露出来，聊尽赎罪之Ｃ。
另外，还有不少读者写信给我，说我过去写的东西，没有很好地把一些叛徒的丑恶表现和罪行详细写出来，不足以激发人们对叛徒的憎恨和厌恶。党内出了叛徒，对党所起到的危害是那么大，应当让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多了解一些革命的艰难和成功之不易，所以我在《保密局内幕》一稿中，增补了一段有关叛徒的资料。由于考虑到不让这些叛徒的亲属为此而受影响，有些叛徒的姓名（虽然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没有写出来，只把他们危害党的罪行和出卖灵魂的丑恶事实，选择几个有典型性的写了出来。
为了将军统特务的许多罪行尽可能如实地揭露出来，这十多年中，我找过不少了解过去情况的亲友，请他们对我写的东西加以核实补充。有些情况虽然经过核对，认为属实，后来又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这次出书之前，我又再次进行核对。如戴笠开始搞特务活动的小组织－－“十人团”的名单，这次我又再次核实。一九四二年，军统在重庆举行纪念咸立十周年的“四一”大会上，我亲自听到戴笠宣读过这十人的名单。一九六一年，我开始写《我所知道的戴笠》时，便找到当时全国政协委员黄雍先生核对过。一九七五年，郑锡麟来京参现学习时，我又去找他核对过一次。
因他两人都是“十人团”的成员。又如军统特训班的“班歌”，后来成为军统局的“局歌”，我记得不完全，经好些人来信补充，基本上已凑齐了。在《戴笠其人》一书中，没有来得及刊出，只好在以后的资料中发表出来。
还有，有些朋友和了解过去情况的人写了不少材料给我，其中有些我认为符合当时情况的，准备采用；有些事，我过去完全没有印象，甚至认为不符合当时情况的，便不准备采用了。这种关心史料征集的热情，我非常感激，在此特表谢意。本书所记，如有遗漏和错误之处，敬希各方人士给予指正和补充，我是竭诚欢迎的。</P><P>【东方书谭】</P>
<P>军统概况
关于“军统”的沿革、演变以及组织、人事等，我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有过较详的叙述。该文最初发表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上。一九六二年，北京群众出版社将该文与我写的《保密局内幕》合并成单行本，作为内部刊物，印刷了两版。一九八零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又将《我所知道的戴笠》与文强同志写的《戴笠其人》合并为《戴笠其人》一书公开发行了两版。本书原准备把《我所知道的戴笠》也安排进去，因鉴于该文前后印行过多次，便决定不再加在《军统内幕》中。为了让没有看到过《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的读者，对“军统”这个特务组织的简单情况能有所了解，故特增加这一章，以便能在读到其他有关的篇章时，能够衔接得起来。
“军统”的全称是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军统”。
“军统”的前身，为蒋介石法西斯统治集团“中华复兴社”（简称“复兴社”，也有人叫它为“蓝衣社”）的特务处。
特务处的前身则为军事委员会密查组。它是由戴笠、张炎元、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等十人开始搞起来的，在军统内部称它为“十人团”。
一九三二年三月初，复兴社成立（对内也称为“力行社”）。由蒋介石兼社长，下设中央常委干事会，有干事九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候补干事三人：侯志明、赵范生、戴笠。
该社有：组织、宣传、训练、特务四个处，由戴笠任特务处长，郑介民任副处长。特务处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成立，设有书记室，由唐纵任书记（以后称书记长），下设四个科，先后由张炎元、徐亮、梁干乔、杨继荣、徐业道等任过科长。
该处成立时，已由密查组的十多个人发展成为一百多人，以后逐渐发展到近千人。
由于复兴社特务处是一个秘密组织，不便公开捕人、杀人。一九三二年九月间，蒋介石又派戴笠兼任由Ｃ．Ｃ集团头子陈立夫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使之便于公开搞特务活动。这个由陈立夫任局长的军统局，是一个大杂烩，第一处处长徐恩曾，是国民党的党务调查处处长，也是利用军委会的招牌来作掩护的，不同于戴笠以后主持的军统局。
一九三四年七月间，蒋介石免去军委会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邓文仪职务后，命令戴笠兼任该课课长，将该课内外勤特务并入戴笠的特务处。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开会。这个时候，虽然国民党统率的军队，已从上海、南京败退了下来，但蒋介石还要积极加强对人民的特务统治。在这次大会上，他提出了增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以徐恩曾为局长，原由陈立夫任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则全部交给戴笠。由于戴不仅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太浅，而且在黄埔学生中的期别也低（第六期），蒋介石想要超升他，又怕别的部下不服气，只好叫他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而由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军统局局长。所以历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贺耀组、钱大钧、林蔚，都兼军统局局长。这些人也了解蒋介石的意图，更懂得戴笠的为人，所以这些局长从不过问军统局的工作和人事、经费等，全部由戴笠一手包办，直接对蒋介石负责。每年四月一日，军统举行“四一大会”，纪念一九三二年特务处咸立而召开庆祝大会与工作会议时，兼局长才去讲一次话，听听戴笠的工作报告。戴笠脑子里也根本不重视这个局长，一般外勤特务更不知道还有个什么局长，都只知道戴笠是他们唯一的老板。
戴笠刚把军统局接收下来时，特务处时期的副处长郑介民，只好安排为该局主任秘书，等于特务处时期的书记长，原有的情报、行动、司法、电讯、总务等科也改成了处。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后，组织越来越大。一九四二年，我调该局总务处处长时，情报处由一个变成了两个，第一处专管军事情报，第二处管党政情报，第三处仍为行动处，第四处还是电讯处，第五处则是由司法科扩充的，第六处是人事室改成的，会计室则改为第七处，总务科扩充为第八处。
除这八大处外，不久，训练科也改成了训练处，行动处的稽警科也变成了警务处，几个专负责布置沦陷地区工作的单位，则合并成为布置处。
此外还有一个设计委员会，一个惩戒委员会，一个考核委员会，一个策反委员会，抗战刚胜利又成立了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
与处相同的组织计有：由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一个专门研究杀人放火与破坏及制造毒药等的特种技术研究室，以及由经济情报科扩充的经济研究室，还有一个主管文娱活动的中山室。
后来连译电科也升格成了机要组，文书科成了文书组，武装特务队也由大队变成总队，后又改成特务团，汽车队也成了大队。
总之，戴笠认为特务越多越好，组织越大越好，各种名称的特务训练班有四十多个，内勤工作的特务有一千四百多人，都集中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局本部和磁器口乡下办事处。内勤和外勤最多时近五万名，除在国内设区、站、组和爆破、破坏、行动等总队、大队等外，在国外许多地方都设立了站和组及通讯员。
当时每一个外勤特务都有几个到几十个运用人员，全部算起来为数就太多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戴笠乘的飞机撞在南京附近的江宁县板桥镇戴山，全机人员被摔死后，蒋介石指派郑介民为军统局局长，毛人民为副局长。由于军统特务大大超过了原有的编制，开支更超过规定的经费不知多少倍，郑介民和毛人凤都认为无法维持那样一个庞大组织，决定缩编裁员，过去戴笠只准进不准出的规定才被打破。
一九四六年夏天，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军统局这块臭招牌也随之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本书中有一章是专写这个局的，这里就不多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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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工作十八年，因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从一个小特务慢慢被提升到军统局局本部任处长，又担任过外勤地区负责人，并长期兼任军统许多特务训练班技术教官，主持过军统掌握的公开特务机关的工作．特别是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七年的长时间中．与内外勤单位在工作中接触的机会较多，所以对军统各方面的内幕情况和戴笠的公私活动，都知道一些。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我由一九六一年开始，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陆续写有约一百万字的资料，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及内部刊物发表了约三十万字。这些资料发表以后，有的未经组织和我个人的同意，做进一步的校订、核实，外间即自行翻印，谬误不少。现在，我将过去所写的资料重新补充订正，编为《军统内幕》一书出版，借此机会谈谈我写这些资料的经过。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罗瑞卿两位副总理在中南海西华厅接见我们。周总理分别与我们每个人谈话，轮到我时，我首先向周总理请罪。
这是因为在上海、重庆。南京解放之前我曾亲自带领特务或是指使一些特务对周总理搞过侦察、跟踪、监视等活动。周总理听了，爽朗地笑了起来，并且很有风趣地告诉我，说我们过去搞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对他起过作用，只是当了他的义务随从。
他特别谈到他那次去上海住在新亚酒店的情况。他说，他清楚地知道在他住房的左右和对面房间里都有人在监视他，连服务人员也由特务来充当，可是他每天都同在上海工作的同志见面、交谈、互换文件。他问我发现这些情况没有？我说，没有发现，如果发现了，便会被特务秘密逮捕。他说，他在上海是为中国共产党工作，和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去上海吃喝玩乐不同，但他也经常看电影，那就是他与同志们见面的时候。
周总理告诉我，他发觉他每天出门，总有一大批特务在跟随着他，使他不便去找在上海工作的同志，便约好到电影院见面。他说，他一走进电影院，特务们便赶紧把前后左右的门都守住，怕他从前门进去，又从别的门出来。但是他的坐位前后左右都是他要约见的人，电影一开演，里面黑洞洞的，特务们找不到他，只能守在门口等候散场。他在散场后，总是先走出来，特务们又马上盯住他．其他同志就分散走开。周总理说完这些之后．便很严肃地对我说，共产党员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从来不计较个人仇恨，处处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特赦你们，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我听了周总理的话，感到很惶恐，便问道：“我怎么才能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来呢？”他说，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地写出来，不论是你自己干过的，或是看到和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等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几十年，牺牲了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周总理说，你如实地把这些写出来，这就对后人起了反面教页的作用，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接着，周总理再三叮嘱：写这些东西，一定要真实，不要有顾虑，过去没有交代过的，现在写出来，也等于补充交代，政府决不会追究；同时也不要害怕，不要避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过去有些同志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同你们去打交道，那也是值得歌颂的。
谈到这里，谭震林副总理说有紧急事要找总理，总理便离开了。陈毅副总理接着对我说：写历史资料，要求真实，不求全面，知道一点便写一点。这不能像写小说一样，可以由自己创作出来，更不能把道听途说的东西也写上去，一定要写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真实材料。陈副总理还说，他看到有的人在解放以后写的有关他当年在江西打游击的资料，他认为有不少地方夸大了他个人的作用，而没有突出党的领导，因此都删掉了。
那次接见，到十二点多钟，周总理邀我们去后边餐厅吃饺子。他很有风趣地说，今天南方人多，但他还是按北方人的习惯请大家吃过年饺子。今天是阴历年初七，农村还在过年。不过大家在这里不要闹笑话，过去北方人请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以为饺子是点心，好菜在后面，所以只吃几个等后面的好菜，结果是饿着肚子回去。
今天只吃饺子，后面没有准备菜，大家一定要吃饱，不要饿着肚子回去。我们听了都笑了起来。周总理要大家随便些，他说有点事进去一下。陈副总理便领我们进到餐厅，也没给周总理留下主人坐的席位，叫先进去的先坐。
饭厅不大，两个圆桌旁坐十多人。我走在后面便找到一个靠墙的角落坐下。当服务人员把四个冷盘先送上来时，陈副总理没有等周总理进来，便叫大家开动。我们都不好意思先吃，陈副总理却带头吃了起来。周总理走进来时，只有我左边还有一个空位，便走过来坐下。当时，我心头真感到无比温暖。过去我替蒋介石和戴笠拼命卖力干反共反人民的事情，他们却把我当成家奴一样看待。特别是蒋介石，去见他时，有时连坐都不让我坐下。今天周总理接见我们，这样平易近人，实在出我意外，我几乎感动得要掉下泪来。
周总理一边吃一边继续谈他那次在上海的情况。他说，他明明知道特务们整天在盯着他，但他还是先后约见了在上海工作的几十位同志。他笑着又问我：“你们一个都没有发现吧？”我说：“是的。一个也没发现。”我很好奇地问周总理：“我们怎么没发现总理通知过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约见？”他笑着说，他为什么到上海要住在新亚酒店里，就是因为那里有你们的人，也有我们的人，你们会化装成服务员来侦察我，我们的同志也会化装成服务员来保护我，并给我当交通联络。电话你们会偷听，所以我不打电话。每天我出去乘坐出租汽车，进餐馆时付账，买东西时付钱等，我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人把我要约会的人名单给我送出去。周总理还告诉我，军统和中统等特务机关搞的那套鬼把戏，他知道不少，不过不能串连起来，有些关键问题还不十分清楚，所以希望我把这些内幕如实地写出来。
我们辞别总理时，总理和每个人一一握手，他握着我的手还吩咐了一句：“我等着看你写的东西。”
自周总理接见之后，我便开始慢慢地也是很吃力地学习写东西。由于自己从来不写文章，手头又没有一点参考资料，完全凭记忆来写，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从一九六二年起，我写的几篇东西，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后，接到不少读者来信，对我写的东西加以订正补充。有些事经反复回忆并核对当时情况，我认为的确是我弄错了的，在这次改写成书之前都改正了。有些我再三回忆，认为没有弄错的，我还是保留下来。因为每人当时所处的地位不同，了解到的情况自然也有不同。国民党的报刊，很少说真话，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还有不少是凭空捏造的，有些记载则把时间故意推迟或提早，所以这些报刊材料并不全是真实可信的。
国民党的档案，特别是像军统局这类特务机关的档案，也不都是可信的。蒋介石叫戴笠杀害了那么多革命人士和反蒋人员，我在为军统局特训班编写“行动术”教材（专门搞逮捕、绑票。暗杀、破坏等特务活动的东西）时，曾调阅过不少有关暗杀等事件的档案材料，就没有看到哪一件中有蒋介石的手令或批示，只有戴笠写的“奉谕速办”和“奉谕照办”。究竟是“奉”了什么人的“谕”，档案里完全找不出来。这类档案经过多少年之后人们还得费一番考证功夫才能推断出来。现在一些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把真实情况写出来，可以补档案之不足。
有几件事，我也附带说明一下。
自我写的资料发表以来的十多年中，我先后接到过三十多封革命烈属们的来信，说军统特务杀害了他们的亲人，责问我在撰写这些史料时，连被害烈士们的姓名都不曾写上。我的这一疏忽之处，使我长期内疚于心，深感愧对先烈。除谨向烈属们敬致歉件外，也利用这次出书的机会，把许多坚贞不屈终致遇害的烈士们的英名尽可能列入一部分。因为过去军统作恶时间太久，执行的机构分散各地，刽子手不少，杀害的人很多，我不可能全都知道。例如重庆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上百名烈士惨遭杀害，我不可能都列举出姓名来，也有不少烈士的姓名我实在记不起来。这些都得请求烈属们加以原谅。还有个别烈属当面责问我，他们的亲人被军统抓走后的下落，提出“生要人，死要尸”的要求。我每遇到这种情况，真是痛悔万分，除了低头认罪和请求宽恕外，实在没有办法能满足他们这种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无父母，谁无子女。烈属们怀念亲人的这种心情，我是能理解的，我除了深感愧对先烈和烈属外，我连自己的母亲都对不起。她过去经常教导我：“孩子，你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而我过去为了要做官，瞒着她做了不少不像人的事，而今真是追悔莫及，只有把过去所作所为的那些见不得人的罪行揭露出来，聊尽赎罪之Ｃ。
另外，还有不少读者写信给我，说我过去写的东西，没有很好地把一些叛徒的丑恶表现和罪行详细写出来，不足以激发人们对叛徒的憎恨和厌恶。党内出了叛徒，对党所起到的危害是那么大，应当让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多了解一些革命的艰难和成功之不易，所以我在《保密局内幕》一稿中，增补了一段有关叛徒的资料。由于考虑到不让这些叛徒的亲属为此而受影响，有些叛徒的姓名（虽然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没有写出来，只把他们危害党的罪行和出卖灵魂的丑恶事实，选择几个有典型性的写了出来。
为了将军统特务的许多罪行尽可能如实地揭露出来，这十多年中，我找过不少了解过去情况的亲友，请他们对我写的东西加以核实补充。有些情况虽然经过核对，认为属实，后来又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这次出书之前，我又再次进行核对。如戴笠开始搞特务活动的小组织－－“十人团”的名单，这次我又再次核实。一九四二年，军统在重庆举行纪念咸立十周年的“四一”大会上，我亲自听到戴笠宣读过这十人的名单。一九六一年，我开始写《我所知道的戴笠》时，便找到当时全国政协委员黄雍先生核对过。一九七五年，郑锡麟来京参现学习时，我又去找他核对过一次。
因他两人都是“十人团”的成员。又如军统特训班的“班歌”，后来成为军统局的“局歌”，我记得不完全，经好些人来信补充，基本上已凑齐了。在《戴笠其人》一书中，没有来得及刊出，只好在以后的资料中发表出来。
还有，有些朋友和了解过去情况的人写了不少材料给我，其中有些我认为符合当时情况的，准备采用；有些事，我过去完全没有印象，甚至认为不符合当时情况的，便不准备采用了。这种关心史料征集的热情，我非常感激，在此特表谢意。本书所记，如有遗漏和错误之处，敬希各方人士给予指正和补充，我是竭诚欢迎的。</P>
<P>军统概况
关于“军统”的沿革、演变以及组织、人事等，我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有过较详的叙述。该文最初发表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上。一九六二年，北京群众出版社将该文与我写的《保密局内幕》合并成单行本，作为内部刊物，印刷了两版。一九八零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又将《我所知道的戴笠》与文强同志写的《戴笠其人》合并为《戴笠其人》一书公开发行了两版。本书原准备把《我所知道的戴笠》也安排进去，因鉴于该文前后印行过多次，便决定不再加在《军统内幕》中。为了让没有看到过《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的读者，对“军统”这个特务组织的简单情况能有所了解，故特增加这一章，以便能在读到其他有关的篇章时，能够衔接得起来。
“军统”的全称是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军统”。
“军统”的前身，为蒋介石法西斯统治集团“中华复兴社”（简称“复兴社”，也有人叫它为“蓝衣社”）的特务处。
特务处的前身则为军事委员会密查组。它是由戴笠、张炎元、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等十人开始搞起来的，在军统内部称它为“十人团”。
一九三二年三月初，复兴社成立（对内也称为“力行社”）。由蒋介石兼社长，下设中央常委干事会，有干事九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候补干事三人：侯志明、赵范生、戴笠。
该社有：组织、宣传、训练、特务四个处，由戴笠任特务处长，郑介民任副处长。特务处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成立，设有书记室，由唐纵任书记（以后称书记长），下设四个科，先后由张炎元、徐亮、梁干乔、杨继荣、徐业道等任过科长。
该处成立时，已由密查组的十多个人发展成为一百多人，以后逐渐发展到近千人。
由于复兴社特务处是一个秘密组织，不便公开捕人、杀人。一九三二年九月间，蒋介石又派戴笠兼任由Ｃ．Ｃ集团头子陈立夫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使之便于公开搞特务活动。这个由陈立夫任局长的军统局，是一个大杂烩，第一处处长徐恩曾，是国民党的党务调查处处长，也是利用军委会的招牌来作掩护的，不同于戴笠以后主持的军统局。
一九三四年七月间，蒋介石免去军委会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邓文仪职务后，命令戴笠兼任该课课长，将该课内外勤特务并入戴笠的特务处。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开会。这个时候，虽然国民党统率的军队，已从上海、南京败退了下来，但蒋介石还要积极加强对人民的特务统治。在这次大会上，他提出了增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以徐恩曾为局长，原由陈立夫任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则全部交给戴笠。由于戴不仅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太浅，而且在黄埔学生中的期别也低（第六期），蒋介石想要超升他，又怕别的部下不服气，只好叫他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而由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军统局局长。所以历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贺耀组、钱大钧、林蔚，都兼军统局局长。这些人也了解蒋介石的意图，更懂得戴笠的为人，所以这些局长从不过问军统局的工作和人事、经费等，全部由戴笠一手包办，直接对蒋介石负责。每年四月一日，军统举行“四一大会”，纪念一九三二年特务处咸立而召开庆祝大会与工作会议时，兼局长才去讲一次话，听听戴笠的工作报告。戴笠脑子里也根本不重视这个局长，一般外勤特务更不知道还有个什么局长，都只知道戴笠是他们唯一的老板。
戴笠刚把军统局接收下来时，特务处时期的副处长郑介民，只好安排为该局主任秘书，等于特务处时期的书记长，原有的情报、行动、司法、电讯、总务等科也改成了处。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后，组织越来越大。一九四二年，我调该局总务处处长时，情报处由一个变成了两个，第一处专管军事情报，第二处管党政情报，第三处仍为行动处，第四处还是电讯处，第五处则是由司法科扩充的，第六处是人事室改成的，会计室则改为第七处，总务科扩充为第八处。
除这八大处外，不久，训练科也改成了训练处，行动处的稽警科也变成了警务处，几个专负责布置沦陷地区工作的单位，则合并成为布置处。
此外还有一个设计委员会，一个惩戒委员会，一个考核委员会，一个策反委员会，抗战刚胜利又成立了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
与处相同的组织计有：由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一个专门研究杀人放火与破坏及制造毒药等的特种技术研究室，以及由经济情报科扩充的经济研究室，还有一个主管文娱活动的中山室。
后来连译电科也升格成了机要组，文书科成了文书组，武装特务队也由大队变成总队，后又改成特务团，汽车队也成了大队。
总之，戴笠认为特务越多越好，组织越大越好，各种名称的特务训练班有四十多个，内勤工作的特务有一千四百多人，都集中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局本部和磁器口乡下办事处。内勤和外勤最多时近五万名，除在国内设区、站、组和爆破、破坏、行动等总队、大队等外，在国外许多地方都设立了站和组及通讯员。
当时每一个外勤特务都有几个到几十个运用人员，全部算起来为数就太多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戴笠乘的飞机撞在南京附近的江宁县板桥镇戴山，全机人员被摔死后，蒋介石指派郑介民为军统局局长，毛人民为副局长。由于军统特务大大超过了原有的编制，开支更超过规定的经费不知多少倍，郑介民和毛人凤都认为无法维持那样一个庞大组织，决定缩编裁员，过去戴笠只准进不准出的规定才被打破。
一九四六年夏天，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军统局这块臭招牌也随之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本书中有一章是专写这个局的，这里就不多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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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前言
我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工作十八年，因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从一个小特务慢慢被提升到军统局局本部任处长，又担任过外勤地区负责人，并长期兼任军统许多特务训练班技术教官，主持过军统掌握的公开特务机关的工作．特别是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七年的长时间中．与内外勤单位在工作中接触的机会较多，所以对军统各方面的内幕情况和戴笠的公私活动，都知道一些。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我由一九六一年开始，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陆续写有约一百万字的资料，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及内部刊物发表了约三十万字。这些资料发表以后，有的未经组织和我个人的同意，做进一步的校订、核实，外间即自行翻印，谬误不少。现在，我将过去所写的资料重新补充订正，编为《军统内幕》一书出版，借此机会谈谈我写这些资料的经过。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罗瑞卿两位副总理在中南海西华厅接见我们。周总理分别与我们每个人谈话，轮到我时，我首先向周总理请罪。
这是因为在上海、重庆。南京解放之前我曾亲自带领特务或是指使一些特务对周总理搞过侦察、跟踪、监视等活动。周总理听了，爽朗地笑了起来，并且很有风趣地告诉我，说我们过去搞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对他起过作用，只是当了他的义务随从。
他特别谈到他那次去上海住在新亚酒店的情况。他说，他清楚地知道在他住房的左右和对面房间里都有人在监视他，连服务人员也由特务来充当，可是他每天都同在上海工作的同志见面、交谈、互换文件。他问我发现这些情况没有？我说，没有发现，如果发现了，便会被特务秘密逮捕。他说，他在上海是为中国共产党工作，和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去上海吃喝玩乐不同，但他也经常看电影，那就是他与同志们见面的时候。
周总理告诉我，他发觉他每天出门，总有一大批特务在跟随着他，使他不便去找在上海工作的同志，便约好到电影院见面。他说，他一走进电影院，特务们便赶紧把前后左右的门都守住，怕他从前门进去，又从别的门出来。但是他的坐位前后左右都是他要约见的人，电影一开演，里面黑洞洞的，特务们找不到他，只能守在门口等候散场。他在散场后，总是先走出来，特务们又马上盯住他．其他同志就分散走开。周总理说完这些之后．便很严肃地对我说，共产党员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从来不计较个人仇恨，处处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特赦你们，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我听了周总理的话，感到很惶恐，便问道：“我怎么才能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来呢？”他说，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地写出来，不论是你自己干过的，或是看到和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等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几十年，牺牲了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周总理说，你如实地把这些写出来，这就对后人起了反面教页的作用，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接着，周总理再三叮嘱：写这些东西，一定要真实，不要有顾虑，过去没有交代过的，现在写出来，也等于补充交代，政府决不会追究；同时也不要害怕，不要避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过去有些同志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同你们去打交道，那也是值得歌颂的。
谈到这里，谭震林副总理说有紧急事要找总理，总理便离开了。陈毅副总理接着对我说：写历史资料，要求真实，不求全面，知道一点便写一点。这不能像写小说一样，可以由自己创作出来，更不能把道听途说的东西也写上去，一定要写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真实材料。陈副总理还说，他看到有的人在解放以后写的有关他当年在江西打游击的资料，他认为有不少地方夸大了他个人的作用，而没有突出党的领导，因此都删掉了。
那次接见，到十二点多钟，周总理邀我们去后边餐厅吃饺子。他很有风趣地说，今天南方人多，但他还是按北方人的习惯请大家吃过年饺子。今天是阴历年初七，农村还在过年。不过大家在这里不要闹笑话，过去北方人请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以为饺子是点心，好菜在后面，所以只吃几个等后面的好菜，结果是饿着肚子回去。
今天只吃饺子，后面没有准备菜，大家一定要吃饱，不要饿着肚子回去。我们听了都笑了起来。周总理要大家随便些，他说有点事进去一下。陈副总理便领我们进到餐厅，也没给周总理留下主人坐的席位，叫先进去的先坐。
饭厅不大，两个圆桌旁坐十多人。我走在后面便找到一个靠墙的角落坐下。当服务人员把四个冷盘先送上来时，陈副总理没有等周总理进来，便叫大家开动。我们都不好意思先吃，陈副总理却带头吃了起来。周总理走进来时，只有我左边还有一个空位，便走过来坐下。当时，我心头真感到无比温暖。过去我替蒋介石和戴笠拼命卖力干反共反人民的事情，他们却把我当成家奴一样看待。特别是蒋介石，去见他时，有时连坐都不让我坐下。今天周总理接见我们，这样平易近人，实在出我意外，我几乎感动得要掉下泪来。
周总理一边吃一边继续谈他那次在上海的情况。他说，他明明知道特务们整天在盯着他，但他还是先后约见了在上海工作的几十位同志。他笑着又问我：“你们一个都没有发现吧？”我说：“是的。一个也没发现。”我很好奇地问周总理：“我们怎么没发现总理通知过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约见？”他笑着说，他为什么到上海要住在新亚酒店里，就是因为那里有你们的人，也有我们的人，你们会化装成服务员来侦察我，我们的同志也会化装成服务员来保护我，并给我当交通联络。电话你们会偷听，所以我不打电话。每天我出去乘坐出租汽车，进餐馆时付账，买东西时付钱等，我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人把我要约会的人名单给我送出去。周总理还告诉我，军统和中统等特务机关搞的那套鬼把戏，他知道不少，不过不能串连起来，有些关键问题还不十分清楚，所以希望我把这些内幕如实地写出来。
我们辞别总理时，总理和每个人一一握手，他握着我的手还吩咐了一句：“我等着看你写的东西。”
自周总理接见之后，我便开始慢慢地也是很吃力地学习写东西。由于自己从来不写文章，手头又没有一点参考资料，完全凭记忆来写，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从一九六二年起，我写的几篇东西，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后，接到不少读者来信，对我写的东西加以订正补充。有些事经反复回忆并核对当时情况，我认为的确是我弄错了的，在这次改写成书之前都改正了。有些我再三回忆，认为没有弄错的，我还是保留下来。因为每人当时所处的地位不同，了解到的情况自然也有不同。国民党的报刊，很少说真话，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还有不少是凭空捏造的，有些记载则把时间故意推迟或提早，所以这些报刊材料并不全是真实可信的。
国民党的档案，特别是像军统局这类特务机关的档案，也不都是可信的。蒋介石叫戴笠杀害了那么多革命人士和反蒋人员，我在为军统局特训班编写“行动术”教材（专门搞逮捕、绑票。暗杀、破坏等特务活动的东西）时，曾调阅过不少有关暗杀等事件的档案材料，就没有看到哪一件中有蒋介石的手令或批示，只有戴笠写的“奉谕速办”和“奉谕照办”。究竟是“奉”了什么人的“谕”，档案里完全找不出来。这类档案经过多少年之后人们还得费一番考证功夫才能推断出来。现在一些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把真实情况写出来，可以补档案之不足。
有几件事，我也附带说明一下。
自我写的资料发表以来的十多年中，我先后接到过三十多封革命烈属们的来信，说军统特务杀害了他们的亲人，责问我在撰写这些史料时，连被害烈士们的姓名都不曾写上。我的这一疏忽之处，使我长期内疚于心，深感愧对先烈。除谨向烈属们敬致歉件外，也利用这次出书的机会，把许多坚贞不屈终致遇害的烈士们的英名尽可能列入一部分。因为过去军统作恶时间太久，执行的机构分散各地，刽子手不少，杀害的人很多，我不可能全都知道。例如重庆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上百名烈士惨遭杀害，我不可能都列举出姓名来，也有不少烈士的姓名我实在记不起来。这些都得请求烈属们加以原谅。还有个别烈属当面责问我，他们的亲人被军统抓走后的下落，提出“生要人，死要尸”的要求。我每遇到这种情况，真是痛悔万分，除了低头认罪和请求宽恕外，实在没有办法能满足他们这种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无父母，谁无子女。烈属们怀念亲人的这种心情，我是能理解的，我除了深感愧对先烈和烈属外，我连自己的母亲都对不起。她过去经常教导我：“孩子，你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而我过去为了要做官，瞒着她做了不少不像人的事，而今真是追悔莫及，只有把过去所作所为的那些见不得人的罪行揭露出来，聊尽赎罪之Ｃ。
另外，还有不少读者写信给我，说我过去写的东西，没有很好地把一些叛徒的丑恶表现和罪行详细写出来，不足以激发人们对叛徒的憎恨和厌恶。党内出了叛徒，对党所起到的危害是那么大，应当让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多了解一些革命的艰难和成功之不易，所以我在《保密局内幕》一稿中，增补了一段有关叛徒的资料。由于考虑到不让这些叛徒的亲属为此而受影响，有些叛徒的姓名（虽然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没有写出来，只把他们危害党的罪行和出卖灵魂的丑恶事实，选择几个有典型性的写了出来。
为了将军统特务的许多罪行尽可能如实地揭露出来，这十多年中，我找过不少了解过去情况的亲友，请他们对我写的东西加以核实补充。有些情况虽然经过核对，认为属实，后来又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这次出书之前，我又再次进行核对。如戴笠开始搞特务活动的小组织－－“十人团”的名单，这次我又再次核实。一九四二年，军统在重庆举行纪念咸立十周年的“四一”大会上，我亲自听到戴笠宣读过这十人的名单。一九六一年，我开始写《我所知道的戴笠》时，便找到当时全国政协委员黄雍先生核对过。一九七五年，郑锡麟来京参现学习时，我又去找他核对过一次。
因他两人都是“十人团”的成员。又如军统特训班的“班歌”，后来成为军统局的“局歌”，我记得不完全，经好些人来信补充，基本上已凑齐了。在《戴笠其人》一书中，没有来得及刊出，只好在以后的资料中发表出来。
还有，有些朋友和了解过去情况的人写了不少材料给我，其中有些我认为符合当时情况的，准备采用；有些事，我过去完全没有印象，甚至认为不符合当时情况的，便不准备采用了。这种关心史料征集的热情，我非常感激，在此特表谢意。本书所记，如有遗漏和错误之处，敬希各方人士给予指正和补充，我是竭诚欢迎的。</P><P>【东方书谭】</P>
<P>军统概况
关于“军统”的沿革、演变以及组织、人事等，我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有过较详的叙述。该文最初发表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上。一九六二年，北京群众出版社将该文与我写的《保密局内幕》合并成单行本，作为内部刊物，印刷了两版。一九八零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又将《我所知道的戴笠》与文强同志写的《戴笠其人》合并为《戴笠其人》一书公开发行了两版。本书原准备把《我所知道的戴笠》也安排进去，因鉴于该文前后印行过多次，便决定不再加在《军统内幕》中。为了让没有看到过《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的读者，对“军统”这个特务组织的简单情况能有所了解，故特增加这一章，以便能在读到其他有关的篇章时，能够衔接得起来。
“军统”的全称是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军统”。
“军统”的前身，为蒋介石法西斯统治集团“中华复兴社”（简称“复兴社”，也有人叫它为“蓝衣社”）的特务处。
特务处的前身则为军事委员会密查组。它是由戴笠、张炎元、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等十人开始搞起来的，在军统内部称它为“十人团”。
一九三二年三月初，复兴社成立（对内也称为“力行社”）。由蒋介石兼社长，下设中央常委干事会，有干事九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候补干事三人：侯志明、赵范生、戴笠。
该社有：组织、宣传、训练、特务四个处，由戴笠任特务处长，郑介民任副处长。特务处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成立，设有书记室，由唐纵任书记（以后称书记长），下设四个科，先后由张炎元、徐亮、梁干乔、杨继荣、徐业道等任过科长。
该处成立时，已由密查组的十多个人发展成为一百多人，以后逐渐发展到近千人。
由于复兴社特务处是一个秘密组织，不便公开捕人、杀人。一九三二年九月间，蒋介石又派戴笠兼任由Ｃ．Ｃ集团头子陈立夫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使之便于公开搞特务活动。这个由陈立夫任局长的军统局，是一个大杂烩，第一处处长徐恩曾，是国民党的党务调查处处长，也是利用军委会的招牌来作掩护的，不同于戴笠以后主持的军统局。
一九三四年七月间，蒋介石免去军委会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邓文仪职务后，命令戴笠兼任该课课长，将该课内外勤特务并入戴笠的特务处。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开会。这个时候，虽然国民党统率的军队，已从上海、南京败退了下来，但蒋介石还要积极加强对人民的特务统治。在这次大会上，他提出了增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以徐恩曾为局长，原由陈立夫任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则全部交给戴笠。由于戴不仅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太浅，而且在黄埔学生中的期别也低（第六期），蒋介石想要超升他，又怕别的部下不服气，只好叫他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而由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军统局局长。所以历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贺耀组、钱大钧、林蔚，都兼军统局局长。这些人也了解蒋介石的意图，更懂得戴笠的为人，所以这些局长从不过问军统局的工作和人事、经费等，全部由戴笠一手包办，直接对蒋介石负责。每年四月一日，军统举行“四一大会”，纪念一九三二年特务处咸立而召开庆祝大会与工作会议时，兼局长才去讲一次话，听听戴笠的工作报告。戴笠脑子里也根本不重视这个局长，一般外勤特务更不知道还有个什么局长，都只知道戴笠是他们唯一的老板。
戴笠刚把军统局接收下来时，特务处时期的副处长郑介民，只好安排为该局主任秘书，等于特务处时期的书记长，原有的情报、行动、司法、电讯、总务等科也改成了处。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后，组织越来越大。一九四二年，我调该局总务处处长时，情报处由一个变成了两个，第一处专管军事情报，第二处管党政情报，第三处仍为行动处，第四处还是电讯处，第五处则是由司法科扩充的，第六处是人事室改成的，会计室则改为第七处，总务科扩充为第八处。
除这八大处外，不久，训练科也改成了训练处，行动处的稽警科也变成了警务处，几个专负责布置沦陷地区工作的单位，则合并成为布置处。
此外还有一个设计委员会，一个惩戒委员会，一个考核委员会，一个策反委员会，抗战刚胜利又成立了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
与处相同的组织计有：由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一个专门研究杀人放火与破坏及制造毒药等的特种技术研究室，以及由经济情报科扩充的经济研究室，还有一个主管文娱活动的中山室。
后来连译电科也升格成了机要组，文书科成了文书组，武装特务队也由大队变成总队，后又改成特务团，汽车队也成了大队。
总之，戴笠认为特务越多越好，组织越大越好，各种名称的特务训练班有四十多个，内勤工作的特务有一千四百多人，都集中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局本部和磁器口乡下办事处。内勤和外勤最多时近五万名，除在国内设区、站、组和爆破、破坏、行动等总队、大队等外，在国外许多地方都设立了站和组及通讯员。
当时每一个外勤特务都有几个到几十个运用人员，全部算起来为数就太多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戴笠乘的飞机撞在南京附近的江宁县板桥镇戴山，全机人员被摔死后，蒋介石指派郑介民为军统局局长，毛人民为副局长。由于军统特务大大超过了原有的编制，开支更超过规定的经费不知多少倍，郑介民和毛人凤都认为无法维持那样一个庞大组织，决定缩编裁员，过去戴笠只准进不准出的规定才被打破。
一九四六年夏天，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军统局这块臭招牌也随之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本书中有一章是专写这个局的，这里就不多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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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前言
我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工作十八年，因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从一个小特务慢慢被提升到军统局局本部任处长，又担任过外勤地区负责人，并长期兼任军统许多特务训练班技术教官，主持过军统掌握的公开特务机关的工作．特别是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七年的长时间中．与内外勤单位在工作中接触的机会较多，所以对军统各方面的内幕情况和戴笠的公私活动，都知道一些。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我由一九六一年开始，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陆续写有约一百万字的资料，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及内部刊物发表了约三十万字。这些资料发表以后，有的未经组织和我个人的同意，做进一步的校订、核实，外间即自行翻印，谬误不少。现在，我将过去所写的资料重新补充订正，编为《军统内幕》一书出版，借此机会谈谈我写这些资料的经过。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罗瑞卿两位副总理在中南海西华厅接见我们。周总理分别与我们每个人谈话，轮到我时，我首先向周总理请罪。
这是因为在上海、重庆。南京解放之前我曾亲自带领特务或是指使一些特务对周总理搞过侦察、跟踪、监视等活动。周总理听了，爽朗地笑了起来，并且很有风趣地告诉我，说我们过去搞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对他起过作用，只是当了他的义务随从。
他特别谈到他那次去上海住在新亚酒店的情况。他说，他清楚地知道在他住房的左右和对面房间里都有人在监视他，连服务人员也由特务来充当，可是他每天都同在上海工作的同志见面、交谈、互换文件。他问我发现这些情况没有？我说，没有发现，如果发现了，便会被特务秘密逮捕。他说，他在上海是为中国共产党工作，和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去上海吃喝玩乐不同，但他也经常看电影，那就是他与同志们见面的时候。
周总理告诉我，他发觉他每天出门，总有一大批特务在跟随着他，使他不便去找在上海工作的同志，便约好到电影院见面。他说，他一走进电影院，特务们便赶紧把前后左右的门都守住，怕他从前门进去，又从别的门出来。但是他的坐位前后左右都是他要约见的人，电影一开演，里面黑洞洞的，特务们找不到他，只能守在门口等候散场。他在散场后，总是先走出来，特务们又马上盯住他．其他同志就分散走开。周总理说完这些之后．便很严肃地对我说，共产党员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从来不计较个人仇恨，处处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特赦你们，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我听了周总理的话，感到很惶恐，便问道：“我怎么才能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来呢？”他说，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地写出来，不论是你自己干过的，或是看到和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等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几十年，牺牲了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周总理说，你如实地把这些写出来，这就对后人起了反面教页的作用，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接着，周总理再三叮嘱：写这些东西，一定要真实，不要有顾虑，过去没有交代过的，现在写出来，也等于补充交代，政府决不会追究；同时也不要害怕，不要避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过去有些同志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同你们去打交道，那也是值得歌颂的。
谈到这里，谭震林副总理说有紧急事要找总理，总理便离开了。陈毅副总理接着对我说：写历史资料，要求真实，不求全面，知道一点便写一点。这不能像写小说一样，可以由自己创作出来，更不能把道听途说的东西也写上去，一定要写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真实材料。陈副总理还说，他看到有的人在解放以后写的有关他当年在江西打游击的资料，他认为有不少地方夸大了他个人的作用，而没有突出党的领导，因此都删掉了。
那次接见，到十二点多钟，周总理邀我们去后边餐厅吃饺子。他很有风趣地说，今天南方人多，但他还是按北方人的习惯请大家吃过年饺子。今天是阴历年初七，农村还在过年。不过大家在这里不要闹笑话，过去北方人请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以为饺子是点心，好菜在后面，所以只吃几个等后面的好菜，结果是饿着肚子回去。
今天只吃饺子，后面没有准备菜，大家一定要吃饱，不要饿着肚子回去。我们听了都笑了起来。周总理要大家随便些，他说有点事进去一下。陈副总理便领我们进到餐厅，也没给周总理留下主人坐的席位，叫先进去的先坐。
饭厅不大，两个圆桌旁坐十多人。我走在后面便找到一个靠墙的角落坐下。当服务人员把四个冷盘先送上来时，陈副总理没有等周总理进来，便叫大家开动。我们都不好意思先吃，陈副总理却带头吃了起来。周总理走进来时，只有我左边还有一个空位，便走过来坐下。当时，我心头真感到无比温暖。过去我替蒋介石和戴笠拼命卖力干反共反人民的事情，他们却把我当成家奴一样看待。特别是蒋介石，去见他时，有时连坐都不让我坐下。今天周总理接见我们，这样平易近人，实在出我意外，我几乎感动得要掉下泪来。
周总理一边吃一边继续谈他那次在上海的情况。他说，他明明知道特务们整天在盯着他，但他还是先后约见了在上海工作的几十位同志。他笑着又问我：“你们一个都没有发现吧？”我说：“是的。一个也没发现。”我很好奇地问周总理：“我们怎么没发现总理通知过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约见？”他笑着说，他为什么到上海要住在新亚酒店里，就是因为那里有你们的人，也有我们的人，你们会化装成服务员来侦察我，我们的同志也会化装成服务员来保护我，并给我当交通联络。电话你们会偷听，所以我不打电话。每天我出去乘坐出租汽车，进餐馆时付账，买东西时付钱等，我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人把我要约会的人名单给我送出去。周总理还告诉我，军统和中统等特务机关搞的那套鬼把戏，他知道不少，不过不能串连起来，有些关键问题还不十分清楚，所以希望我把这些内幕如实地写出来。
我们辞别总理时，总理和每个人一一握手，他握着我的手还吩咐了一句：“我等着看你写的东西。”
自周总理接见之后，我便开始慢慢地也是很吃力地学习写东西。由于自己从来不写文章，手头又没有一点参考资料，完全凭记忆来写，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从一九六二年起，我写的几篇东西，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后，接到不少读者来信，对我写的东西加以订正补充。有些事经反复回忆并核对当时情况，我认为的确是我弄错了的，在这次改写成书之前都改正了。有些我再三回忆，认为没有弄错的，我还是保留下来。因为每人当时所处的地位不同，了解到的情况自然也有不同。国民党的报刊，很少说真话，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还有不少是凭空捏造的，有些记载则把时间故意推迟或提早，所以这些报刊材料并不全是真实可信的。
国民党的档案，特别是像军统局这类特务机关的档案，也不都是可信的。蒋介石叫戴笠杀害了那么多革命人士和反蒋人员，我在为军统局特训班编写“行动术”教材（专门搞逮捕、绑票。暗杀、破坏等特务活动的东西）时，曾调阅过不少有关暗杀等事件的档案材料，就没有看到哪一件中有蒋介石的手令或批示，只有戴笠写的“奉谕速办”和“奉谕照办”。究竟是“奉”了什么人的“谕”，档案里完全找不出来。这类档案经过多少年之后人们还得费一番考证功夫才能推断出来。现在一些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把真实情况写出来，可以补档案之不足。
有几件事，我也附带说明一下。
自我写的资料发表以来的十多年中，我先后接到过三十多封革命烈属们的来信，说军统特务杀害了他们的亲人，责问我在撰写这些史料时，连被害烈士们的姓名都不曾写上。我的这一疏忽之处，使我长期内疚于心，深感愧对先烈。除谨向烈属们敬致歉件外，也利用这次出书的机会，把许多坚贞不屈终致遇害的烈士们的英名尽可能列入一部分。因为过去军统作恶时间太久，执行的机构分散各地，刽子手不少，杀害的人很多，我不可能全都知道。例如重庆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上百名烈士惨遭杀害，我不可能都列举出姓名来，也有不少烈士的姓名我实在记不起来。这些都得请求烈属们加以原谅。还有个别烈属当面责问我，他们的亲人被军统抓走后的下落，提出“生要人，死要尸”的要求。我每遇到这种情况，真是痛悔万分，除了低头认罪和请求宽恕外，实在没有办法能满足他们这种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无父母，谁无子女。烈属们怀念亲人的这种心情，我是能理解的，我除了深感愧对先烈和烈属外，我连自己的母亲都对不起。她过去经常教导我：“孩子，你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而我过去为了要做官，瞒着她做了不少不像人的事，而今真是追悔莫及，只有把过去所作所为的那些见不得人的罪行揭露出来，聊尽赎罪之Ｃ。
另外，还有不少读者写信给我，说我过去写的东西，没有很好地把一些叛徒的丑恶表现和罪行详细写出来，不足以激发人们对叛徒的憎恨和厌恶。党内出了叛徒，对党所起到的危害是那么大，应当让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多了解一些革命的艰难和成功之不易，所以我在《保密局内幕》一稿中，增补了一段有关叛徒的资料。由于考虑到不让这些叛徒的亲属为此而受影响，有些叛徒的姓名（虽然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没有写出来，只把他们危害党的罪行和出卖灵魂的丑恶事实，选择几个有典型性的写了出来。
为了将军统特务的许多罪行尽可能如实地揭露出来，这十多年中，我找过不少了解过去情况的亲友，请他们对我写的东西加以核实补充。有些情况虽然经过核对，认为属实，后来又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这次出书之前，我又再次进行核对。如戴笠开始搞特务活动的小组织－－“十人团”的名单，这次我又再次核实。一九四二年，军统在重庆举行纪念咸立十周年的“四一”大会上，我亲自听到戴笠宣读过这十人的名单。一九六一年，我开始写《我所知道的戴笠》时，便找到当时全国政协委员黄雍先生核对过。一九七五年，郑锡麟来京参现学习时，我又去找他核对过一次。
因他两人都是“十人团”的成员。又如军统特训班的“班歌”，后来成为军统局的“局歌”，我记得不完全，经好些人来信补充，基本上已凑齐了。在《戴笠其人》一书中，没有来得及刊出，只好在以后的资料中发表出来。
还有，有些朋友和了解过去情况的人写了不少材料给我，其中有些我认为符合当时情况的，准备采用；有些事，我过去完全没有印象，甚至认为不符合当时情况的，便不准备采用了。这种关心史料征集的热情，我非常感激，在此特表谢意。本书所记，如有遗漏和错误之处，敬希各方人士给予指正和补充，我是竭诚欢迎的。</P>
军统培训特务的内幕－－从军统临澧特训班看特务的滋生
临训班成立经过
军统第一个规模庞大的特务训练班－－临澄特别训练班（简称“临训班”）的成立，是有其特殊使命和原因的。
蒋介石被迫抗日刚一开始，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就奉行他主子的命令，借抗日为名积极从事枪口对内的准备工作。“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戴笠原来打算在上海或南京举办一个大规模特务训练班，但没有预料到上海和南京那么快就沦入敌手，因而未能进行。一九三七年冬天，他逃到武汉之后，便指派原在上海附近松江、青浦两县主持苏浙行动委员会武装特务干部训练班的副主任余乐醒和谢力公两人，到湖南去积极筹备，并手令军统湖南省站站长李人士要尽全力从事协助。
一九三八年一月间，余乐醒回到长沙，马上把他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旭鸣里四号融园一座大洋楼全部腾出，作为筹备处，日夜紧张地从事筹备工作。戴笠选派到这个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叛徒。从这点来看，就不难说明这个班的性质了。
这个班的地点最初打算设在长沙附近，因鉴于日机空袭不安全，由湖南站长李人士选定了常德北面临澧县县立中学校为班址。戴笠派了军统第一处处长杨继荣和余乐醒等前往视察，认为交通便利而又隐蔽，加上房屋宽大等有利条件，便决定把这个班设在那里。
筹备处刚一成立，军统人事科即通令所有外勤各省省站组，转令所有特务介绍可靠亲友前往受训。条件是思想可靠，身家“清白”，不分性别，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初中以上程度，身体健康无显著特征和暗疾，并规定当时已参加军统工作的内外勤工作人员愿意参加受训者亦可调训（这些人可以在学生中起考核监督作用）。以后在年龄上实际没有限制，其中有不少三十多岁的人。通令中还规定各地选送的学生，应由各省站组负责人先行考核，以防异党分子混人。如学生将来出了问题，原选送或保送（工作人员调训称为保送）单位要负全部责任。
由于当时华北、东南、西北各省选送学生到湖南有困难，便只要华中与西南的几省选送。实际上这个班的学生来源，大部分是军统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在山东、江苏、河南等地招收的流亡失学失业青年。梁干乔当时个人野心很大，想趁机抓点实力。这个托派匪徒，虽然反共异常积极，但戴笠总是不肯放手让他自己去发展力量。所以当他费尽心力招收到近千名青年时，戴笠便要他全部送到湖南去受训，而不准他自己搞训练班。
这批学生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前后由郑州赴湖南时，不少河南籍的都悄悄走了，上车时只剩下八百多人。当时我和杨清植、王班联等送这批学生途经武汉时，我去见戴笠，他详细询问了这批学生的来源。我告诉他都是通过特务们亲友关系招来，并经过一度考核，思想上大都无问题，只是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些是高中毕业，也有些只有高小程度。他当时指示我，只要思想无问题。程度差点的也可留下来，将来训练出来可以干行动工作。他当时非常后悔没有大量在各地沦陷前招收青年，因为共产党会趁这机会把这批人拉过去，这样就使自己少了人，而让“敌人”多了人。
戴笠谈到以后的工作时，认为最缺少的是干部，因为工作要比以往增加十倍百倍，所以要多多益善地尽量招收。这批学生经武汉到长沙，沿途又跑了不少，连八百人都不到，除了极少数实在不合条件的外，几乎都留了下来。各省送到湖南的学生不到三百人。临治特训班开学时，总数虽有一千一百多人，戴笠还嫌不够，特别是女生比例太少，不到十分之一。以后他和胡宗南商量，硬要胡把在长沙用中央军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女生六十多名全部拨给他。因为不能公开招生，特务们想方设法各方面去拉，并规定学生也可以介绍学生，以便增加入数，结果这个班中便出现不少夫妻同学，甚至母女同学的种种怪现象。其中我记得姓名的夫妻，就有廖仲文和张志坤，李甲孚和陈泽容，阚玉堂和周冲等；母女同学的有陈月华和马友雯。至于兄弟、兄妹、姊妹同学的就更多，这里不再列举了。
我从一九三七年冬在郑州帮同梁干乔招生起，便和这个班大部分学生相识。以后我送他们去临澧，又留班任教官，还搞过一段总务工作，和这期的学生比较熟悉。
我在军统二十多个训练班兼过课，只有在临训班是专任教官，因此与这个班学生关系最深。这个班的学生毕业后，又有不少长期与我同在一起工作。戴笠死后，我又应这个班部分学生的要求，担任他们的一个小集团－－滨湖同学会的会长。因此我对这个班从成立到毕业，以及分发工作，和这个班毕业的学生在军统特务组织中所起的作用，都比较清楚。
通过这个特务训练班的情况，也可看出军统特务的不少内幕和罪恶活动。这个班毕业的特务学生，虽只有一千左右，但对革命的危害和在蒋帮中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却是非常重大。逃往台湾的军统特务组织中，这批人还是其中的重要骨干分子，继续在与人民为敌。
组织人事情况
临训班最初的名称叫“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在筹备和刚开学时都是用这个名称，但军委会办公厅却不承认它，因此没有颁发过印章，只是由筹备处自己刻了一个条戳。当时戴笠兼任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了想争夺全国警察领导权，便于一九三八年四月间将这个训练班正式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而军统局内却一直叫它为“临训班”，毕业学生则列为中央警校特训班第一期，或简称特训班一期。
这个班正式成立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从长沙筹备处迁到临澧奎星楼县立中学，正式开课是三月间，这时郑州和各地的学生才相继到达。未开课前，学生和教职员一同修整房屋，并用茅草竹架临时搭成一座可容一千余人的大礼堂。副主任余乐醒为了讨好戴笠，在礼堂背后修建了一道以戴笠别号命名的“雨农堤”作为学生休息场所。
这个班从成立到结束，戴笠虽只去过两次，但这个班的一切重要人事和课程都是他亲自决定的。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到六月是人伍训练，实际上是进行思想考核和审查学生的家庭出身与思想言行，并针对学生的特点考虑其将来适合何种工作，由六月起开始分队训练。所谓“人伍训练”，并不是和一般军事学校一样，它是在一个月的基本军事训练后，逐渐增添各种特务常识的课程。到分队分科训练时，才进行专业训练。本文所写的组织，是分队训练以后的情况。
班主任是由戴笠兼任。副主任一职，在开始和结束时是由余乐醒担任，其中有一个短时期由总队长陶一珊担任。约在五六月间，陶被任命为总队长到临渲不久，戴对余乐醒很不放心，曾电令将副主任一职由陶替代，而叫余专任教务处长。这项变动曾引起大部分教职员和许多学生的不满，不到一个月，戴又电令陶免代副主任，仍由余专任副主任，并以总教官谢力公兼任教务处长，好让余安心工作。
戴笠当时虽不去办公，却设有一个主任办公室，派了若萍为秘书，用以牵制副主任。这个主任办公室里，另外还有一个由余乐醒介绍的秘书廖公侠和书记王小鸥、王子常两人。
主任、副主任以下是总教官谢力公，他和余乐醒都是军统中有名的“训练专家”。
教务处以外，还有政训处和总务处。政训处长汪祖华是军统中著名的“反共宣传家”，政治教官和大队、中队的政治指导员都由他领导，除负责主持灌输法西斯主义教育外，更重要的是进行反共宣传和对学生的思想考核。
总务处处长王湘，曾任县长多年，临训班迁往黔阳后，由戴笠介绍为黔阳县县长。
军统局在抗战期间办过几十个各种各样的特务训练班，只有临法特别训练班是设三个处，后来所有的班都改称为组，不再称处。
班本部下面还设有一个会计室，主任为刘七斯，会计徐煌生，出纳周巨恩。
另有一个医务室，主任刘某和两个医生、两个护士。这几个人都是临时由特务介绍去的，不是军统派去的。
当时只有总务处下面设有一个事务股，股长先后由沈醉、徐永年担任，股员有苏振通、刘桐、阳光鹤、姚瑞祥、王亚文等。其余各处当时都没有另设科股，也没有副处长。教务处下为教务员，政训处下为政训员。
负责管理学生的是总队部。总队长一职迟迟没有决定，初期暂由副总队长王乐坡代理，五月间才派定陶一珊为总队长。
总队部下设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女生中队。第一大队长王班联，副大队长陈震东，大队政治指导员吴尚英，副官董威。
第一大队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段建功，政治指导员何季祥。这个队分类学习专业时为情报队。第二中队队长项廉，政治指导员吴景中，这个队也是情报队。第三中队队长罗兴，政治指导员傅有权，这个队是专学行动的。
第二大队也辖三个中队，大队长杨清植，副大队长王百刚，大队指导员贺元，副官沈志雄。第四中队队长金树云，政治指导员许文渊，这个队专门学习军事谍报参谋业务，又称为谍参队。第五中队队长陈粟冬，政治指导员黄康永。第六中队队长林廷极，政治指导员金昌满。这两个中队都是学打游击的，又称为军事队。
女生直属中队队长先为安占江。这个女特务以凶狠著名，她的丈夫须于一都挨过她的手枪。她调走后改由吴毓坤继任。政治指导员先后有吴舜华、赵世英、彭家苹、武奎元，都是军统著名女特务。
进行分队专业训练的选择标准是：凡高中以上程度而又较为聪明机警的学生均选人情报队受训；身体强健、学识稍差却胆大勇敢的选人行动队；对军事学术有点基础的选人谍参队，其余学识较差的选人军事队学打游击。女生则分别按各人具体情况选人情报队与行动队。七月间又设置了电讯、会计两个专业，大部分女生被选去学习这两项业务。专业训练表面上是征求学生意见，自由选择，实际上是先内定好了。学生自己选择的专业如不合适，都接班本部与总队所内定的专业分配。
每个中队下面再分三个区队，区队长姓名我记得的有：王巍、苏子文、陈为诚、吴瑛、高尚、刘人爵、易学忠、姚凤翔。兰就西等。
教官方面计有：曾任巩县兵工厂厂长的刘绍复和军统中专门研究爆破工作的黄林玉两人担任爆破术的教学，还有一个指导学生作爆破实习的助教邬之江。主讲情报的除了总教官谢力公外，还有陆遂初和解意等。讲授特工常识的除了副主任余乐醒外，还有刚从德、意两国学习特务工作回国的范学文、蒋镇南、冯文尧、王渭周四人。教行动术的有沈醉和擒拿教官朝鲜人金民杰。国术教官吴时泰，以及专教捕绳使用法的刘人爵。教摄影的为军统及戴笠的私人摄影师王文钊。教手语与暗号联络的有聂振标等。除特工技术外，这个班还着重于反共的政治教育，主要由政训处长汪祖华和曾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教官的叛徒廖华平，以及大队、中队的政治指导员担任这门课程的教学，另外戴笠还把张学良将军的旧部陈旭东、吴赛等也派到这个班分别担任政治和军事教官，并聘了陆军大学兵要地理教官游风池到这个班兼课。以后增加电讯与会计两门专业，又由军统电讯处派了林郁民等人去主持这部门的训练。教会计与统计学的还有从法国留学回来的魏文海。
除了这些专任与兼任的大批教官外，戴笠还经常把军统一些大特务临时派到这个训练班去讲上几天的课。当时去过的有湖南站长李人士，军统第一处处长杨继荣，曾经代理过军统书记长的傅胜兰和李果湛。当时决定派往日寇占领区去工作的大特务，戴笠除叫他们去临时讲几天课外，还允许他们在这个班的女学生当中去选择自己看中了的“工作太太”。例如派往武汉去任区长的李果湛便选中了一个湖南籍女生成ＸＸ当他的“工作太太”。还有派往上海负责，以后投敌当了伪杭州市市长的傅胜兰，也是在这个班中带了一个“工作太太”去的。
戴笠在举办临训班时，据他以后时常告诉我，几乎是集中了当时军统的所有“人材”。从以后的发展来看，也可以说的确是这样。当时在临训班中工作过的人员，以后不少都是为他主持其他各个训练班的骨干，如廖华平任兰州特训班副主任，军事教官吴琅后来担任黔阳特训班副主任，金树云任东南特训班副主任，刘绍复、王乐坡先后担任爆破班副主任，陶一珊任重庆特训班副主任，魏文海任会计班副主任，金民杰任行动班副主任，等等。
戴笠对这个班特别喜爱，“爱屋及乌”，连这个班当时开玩笑似地通过的一首所谓“班歌”，不仅成为以后所有的特训班的班歌，而且也成为军统局的“局歌”。
过去每个军统特务都会唱的这首“班歌”，不但在军统每年的“四一大会”开会完毕时要唱，并且在每周举行的“纪念周”，以及任何集会时都要唱它。很多特务都不清楚：为什么每次集会要唱一次“班歌”？不是特训班集会，不是特训班的学生为什么都要唱会它？原因很简单，就是戴笠看上了这首歌。戴笠第一次到临训班时，听到学生唱这首歌，立即叫将这歌的歌词送给他看。歌词中有：“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他马上看中了。特别对其中的“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这两句，他更为满意，一念再念，认为写得很好，很切合军统的情况。因此，他便规定在每个集会都要唱这首歌。
这首歌的诞生，说来很可笑。它是由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教官蒋镇南，从德国法西斯党徒那里学会他们的党歌后加以改编的。在一次班务会议上，他第一次提出他这个“杰作”时，几乎使所有在场的几十个教官和职员都笑出声来，他还是不顾一切，一边唱一边表演。副主任余乐醒看到他那么认真，只好勉强答应他找几个懂音乐的人帮他去改一下。以后每次班务会上，蒋镇南都要把他修改过的这首歌唱给大家听一下。头几次还有人提点意见，以后大家有点讨厌他，为了免得再麻烦，便勉强说一声“可以了”。这样才让他去教学生唱。谁也没有料到一下给戴笠看中了，马上大走红运起来。
附录：班歌歌词全文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须应当，刚强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齐心奋斗！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临训班成立经过
军统第一个规模庞大的特务训练班－－临澄特别训练班（简称“临训班”）的成立，是有其特殊使命和原因的。
蒋介石被迫抗日刚一开始，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就奉行他主子的命令，借抗日为名积极从事枪口对内的准备工作。“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戴笠原来打算在上海或南京举办一个大规模特务训练班，但没有预料到上海和南京那么快就沦入敌手，因而未能进行。一九三七年冬天，他逃到武汉之后，便指派原在上海附近松江、青浦两县主持苏浙行动委员会武装特务干部训练班的副主任余乐醒和谢力公两人，到湖南去积极筹备，并手令军统湖南省站站长李人士要尽全力从事协助。
一九三八年一月间，余乐醒回到长沙，马上把他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旭鸣里四号融园一座大洋楼全部腾出，作为筹备处，日夜紧张地从事筹备工作。戴笠选派到这个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叛徒。从这点来看，就不难说明这个班的性质了。
这个班的地点最初打算设在长沙附近，因鉴于日机空袭不安全，由湖南站长李人士选定了常德北面临澧县县立中学校为班址。戴笠派了军统第一处处长杨继荣和余乐醒等前往视察，认为交通便利而又隐蔽，加上房屋宽大等有利条件，便决定把这个班设在那里。
筹备处刚一成立，军统人事科即通令所有外勤各省省站组，转令所有特务介绍可靠亲友前往受训。条件是思想可靠，身家“清白”，不分性别，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初中以上程度，身体健康无显著特征和暗疾，并规定当时已参加军统工作的内外勤工作人员愿意参加受训者亦可调训（这些人可以在学生中起考核监督作用）。以后在年龄上实际没有限制，其中有不少三十多岁的人。通令中还规定各地选送的学生，应由各省站组负责人先行考核，以防异党分子混人。如学生将来出了问题，原选送或保送（工作人员调训称为保送）单位要负全部责任。
由于当时华北、东南、西北各省选送学生到湖南有困难，便只要华中与西南的几省选送。实际上这个班的学生来源，大部分是军统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在山东、江苏、河南等地招收的流亡失学失业青年。梁干乔当时个人野心很大，想趁机抓点实力。这个托派匪徒，虽然反共异常积极，但戴笠总是不肯放手让他自己去发展力量。所以当他费尽心力招收到近千名青年时，戴笠便要他全部送到湖南去受训，而不准他自己搞训练班。
这批学生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前后由郑州赴湖南时，不少河南籍的都悄悄走了，上车时只剩下八百多人。当时我和杨清植、王班联等送这批学生途经武汉时，我去见戴笠，他详细询问了这批学生的来源。我告诉他都是通过特务们亲友关系招来，并经过一度考核，思想上大都无问题，只是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些是高中毕业，也有些只有高小程度。他当时指示我，只要思想无问题。程度差点的也可留下来，将来训练出来可以干行动工作。他当时非常后悔没有大量在各地沦陷前招收青年，因为共产党会趁这机会把这批人拉过去，这样就使自己少了人，而让“敌人”多了人。
戴笠谈到以后的工作时，认为最缺少的是干部，因为工作要比以往增加十倍百倍，所以要多多益善地尽量招收。这批学生经武汉到长沙，沿途又跑了不少，连八百人都不到，除了极少数实在不合条件的外，几乎都留了下来。各省送到湖南的学生不到三百人。临治特训班开学时，总数虽有一千一百多人，戴笠还嫌不够，特别是女生比例太少，不到十分之一。以后他和胡宗南商量，硬要胡把在长沙用中央军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女生六十多名全部拨给他。因为不能公开招生，特务们想方设法各方面去拉，并规定学生也可以介绍学生，以便增加入数，结果这个班中便出现不少夫妻同学，甚至母女同学的种种怪现象。其中我记得姓名的夫妻，就有廖仲文和张志坤，李甲孚和陈泽容，阚玉堂和周冲等；母女同学的有陈月华和马友雯。至于兄弟、兄妹、姊妹同学的就更多，这里不再列举了。
我从一九三七年冬在郑州帮同梁干乔招生起，便和这个班大部分学生相识。以后我送他们去临澧，又留班任教官，还搞过一段总务工作，和这期的学生比较熟悉。
我在军统二十多个训练班兼过课，只有在临训班是专任教官，因此与这个班学生关系最深。这个班的学生毕业后，又有不少长期与我同在一起工作。戴笠死后，我又应这个班部分学生的要求，担任他们的一个小集团－－滨湖同学会的会长。因此我对这个班从成立到毕业，以及分发工作，和这个班毕业的学生在军统特务组织中所起的作用，都比较清楚。
通过这个特务训练班的情况，也可看出军统特务的不少内幕和罪恶活动。这个班毕业的特务学生，虽只有一千左右，但对革命的危害和在蒋帮中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却是非常重大。逃往台湾的军统特务组织中，这批人还是其中的重要骨干分子，继续在与人民为敌。
组织人事情况
临训班最初的名称叫“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在筹备和刚开学时都是用这个名称，但军委会办公厅却不承认它，因此没有颁发过印章，只是由筹备处自己刻了一个条戳。当时戴笠兼任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了想争夺全国警察领导权，便于一九三八年四月间将这个训练班正式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而军统局内却一直叫它为“临训班”，毕业学生则列为中央警校特训班第一期，或简称特训班一期。
这个班正式成立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从长沙筹备处迁到临澧奎星楼县立中学，正式开课是三月间，这时郑州和各地的学生才相继到达。未开课前，学生和教职员一同修整房屋，并用茅草竹架临时搭成一座可容一千余人的大礼堂。副主任余乐醒为了讨好戴笠，在礼堂背后修建了一道以戴笠别号命名的“雨农堤”作为学生休息场所。
这个班从成立到结束，戴笠虽只去过两次，但这个班的一切重要人事和课程都是他亲自决定的。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到六月是人伍训练，实际上是进行思想考核和审查学生的家庭出身与思想言行，并针对学生的特点考虑其将来适合何种工作，由六月起开始分队训练。所谓“人伍训练”，并不是和一般军事学校一样，它是在一个月的基本军事训练后，逐渐增添各种特务常识的课程。到分队分科训练时，才进行专业训练。本文所写的组织，是分队训练以后的情况。
班主任是由戴笠兼任。副主任一职，在开始和结束时是由余乐醒担任，其中有一个短时期由总队长陶一珊担任。约在五六月间，陶被任命为总队长到临渲不久，戴对余乐醒很不放心，曾电令将副主任一职由陶替代，而叫余专任教务处长。这项变动曾引起大部分教职员和许多学生的不满，不到一个月，戴又电令陶免代副主任，仍由余专任副主任，并以总教官谢力公兼任教务处长，好让余安心工作。
戴笠当时虽不去办公，却设有一个主任办公室，派了若萍为秘书，用以牵制副主任。这个主任办公室里，另外还有一个由余乐醒介绍的秘书廖公侠和书记王小鸥、王子常两人。
主任、副主任以下是总教官谢力公，他和余乐醒都是军统中有名的“训练专家”。
教务处以外，还有政训处和总务处。政训处长汪祖华是军统中著名的“反共宣传家”，政治教官和大队、中队的政治指导员都由他领导，除负责主持灌输法西斯主义教育外，更重要的是进行反共宣传和对学生的思想考核。
总务处处长王湘，曾任县长多年，临训班迁往黔阳后，由戴笠介绍为黔阳县县长。
军统局在抗战期间办过几十个各种各样的特务训练班，只有临法特别训练班是设三个处，后来所有的班都改称为组，不再称处。
班本部下面还设有一个会计室，主任为刘七斯，会计徐煌生，出纳周巨恩。
另有一个医务室，主任刘某和两个医生、两个护士。这几个人都是临时由特务介绍去的，不是军统派去的。
当时只有总务处下面设有一个事务股，股长先后由沈醉、徐永年担任，股员有苏振通、刘桐、阳光鹤、姚瑞祥、王亚文等。其余各处当时都没有另设科股，也没有副处长。教务处下为教务员，政训处下为政训员。
负责管理学生的是总队部。总队长一职迟迟没有决定，初期暂由副总队长王乐坡代理，五月间才派定陶一珊为总队长。
总队部下设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女生中队。第一大队长王班联，副大队长陈震东，大队政治指导员吴尚英，副官董威。
第一大队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段建功，政治指导员何季祥。这个队分类学习专业时为情报队。第二中队队长项廉，政治指导员吴景中，这个队也是情报队。第三中队队长罗兴，政治指导员傅有权，这个队是专学行动的。
第二大队也辖三个中队，大队长杨清植，副大队长王百刚，大队指导员贺元，副官沈志雄。第四中队队长金树云，政治指导员许文渊，这个队专门学习军事谍报参谋业务，又称为谍参队。第五中队队长陈粟冬，政治指导员黄康永。第六中队队长林廷极，政治指导员金昌满。这两个中队都是学打游击的，又称为军事队。
女生直属中队队长先为安占江。这个女特务以凶狠著名，她的丈夫须于一都挨过她的手枪。她调走后改由吴毓坤继任。政治指导员先后有吴舜华、赵世英、彭家苹、武奎元，都是军统著名女特务。
进行分队专业训练的选择标准是：凡高中以上程度而又较为聪明机警的学生均选人情报队受训；身体强健、学识稍差却胆大勇敢的选人行动队；对军事学术有点基础的选人谍参队，其余学识较差的选人军事队学打游击。女生则分别按各人具体情况选人情报队与行动队。七月间又设置了电讯、会计两个专业，大部分女生被选去学习这两项业务。专业训练表面上是征求学生意见，自由选择，实际上是先内定好了。学生自己选择的专业如不合适，都接班本部与总队所内定的专业分配。
每个中队下面再分三个区队，区队长姓名我记得的有：王巍、苏子文、陈为诚、吴瑛、高尚、刘人爵、易学忠、姚凤翔。兰就西等。
教官方面计有：曾任巩县兵工厂厂长的刘绍复和军统中专门研究爆破工作的黄林玉两人担任爆破术的教学，还有一个指导学生作爆破实习的助教邬之江。主讲情报的除了总教官谢力公外，还有陆遂初和解意等。讲授特工常识的除了副主任余乐醒外，还有刚从德、意两国学习特务工作回国的范学文、蒋镇南、冯文尧、王渭周四人。教行动术的有沈醉和擒拿教官朝鲜人金民杰。国术教官吴时泰，以及专教捕绳使用法的刘人爵。教摄影的为军统及戴笠的私人摄影师王文钊。教手语与暗号联络的有聂振标等。除特工技术外，这个班还着重于反共的政治教育，主要由政训处长汪祖华和曾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教官的叛徒廖华平，以及大队、中队的政治指导员担任这门课程的教学，另外戴笠还把张学良将军的旧部陈旭东、吴赛等也派到这个班分别担任政治和军事教官，并聘了陆军大学兵要地理教官游风池到这个班兼课。以后增加电讯与会计两门专业，又由军统电讯处派了林郁民等人去主持这部门的训练。教会计与统计学的还有从法国留学回来的魏文海。
除了这些专任与兼任的大批教官外，戴笠还经常把军统一些大特务临时派到这个训练班去讲上几天的课。当时去过的有湖南站长李人士，军统第一处处长杨继荣，曾经代理过军统书记长的傅胜兰和李果湛。当时决定派往日寇占领区去工作的大特务，戴笠除叫他们去临时讲几天课外，还允许他们在这个班的女学生当中去选择自己看中了的“工作太太”。例如派往武汉去任区长的李果湛便选中了一个湖南籍女生成ＸＸ当他的“工作太太”。还有派往上海负责，以后投敌当了伪杭州市市长的傅胜兰，也是在这个班中带了一个“工作太太”去的。
戴笠在举办临训班时，据他以后时常告诉我，几乎是集中了当时军统的所有“人材”。从以后的发展来看，也可以说的确是这样。当时在临训班中工作过的人员，以后不少都是为他主持其他各个训练班的骨干，如廖华平任兰州特训班副主任，军事教官吴琅后来担任黔阳特训班副主任，金树云任东南特训班副主任，刘绍复、王乐坡先后担任爆破班副主任，陶一珊任重庆特训班副主任，魏文海任会计班副主任，金民杰任行动班副主任，等等。
戴笠对这个班特别喜爱，“爱屋及乌”，连这个班当时开玩笑似地通过的一首所谓“班歌”，不仅成为以后所有的特训班的班歌，而且也成为军统局的“局歌”。
过去每个军统特务都会唱的这首“班歌”，不但在军统每年的“四一大会”开会完毕时要唱，并且在每周举行的“纪念周”，以及任何集会时都要唱它。很多特务都不清楚：为什么每次集会要唱一次“班歌”？不是特训班集会，不是特训班的学生为什么都要唱会它？原因很简单，就是戴笠看上了这首歌。戴笠第一次到临训班时，听到学生唱这首歌，立即叫将这歌的歌词送给他看。歌词中有：“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他马上看中了。特别对其中的“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这两句，他更为满意，一念再念，认为写得很好，很切合军统的情况。因此，他便规定在每个集会都要唱这首歌。
这首歌的诞生，说来很可笑。它是由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教官蒋镇南，从德国法西斯党徒那里学会他们的党歌后加以改编的。在一次班务会议上，他第一次提出他这个“杰作”时，几乎使所有在场的几十个教官和职员都笑出声来，他还是不顾一切，一边唱一边表演。副主任余乐醒看到他那么认真，只好勉强答应他找几个懂音乐的人帮他去改一下。以后每次班务会上，蒋镇南都要把他修改过的这首歌唱给大家听一下。头几次还有人提点意见，以后大家有点讨厌他，为了免得再麻烦，便勉强说一声“可以了”。这样才让他去教学生唱。谁也没有料到一下给戴笠看中了，马上大走红运起来。
附录：班歌歌词全文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须应当，刚强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齐心奋斗！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训练情况
临澧特别训练班开学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学生不愿意参加军统特务组织。这个班的学生，大部分从郑州送来，都是失学失业的流亡青年，大多无家可归，来到湖南更是人地生疏，举目无亲，虽然有不少想退学，但不敢说出来。其中少数学生是特务介绍来的，事先已知道，当然没有问题。等到戴笠向胡宗南要来在长沙招考的几十名中央军校七分校的女生时，这些人一到临澧，知道这个班的性质，便有大半要求仍旧回到七分校去。她们提出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她们是为了参加抗日才投笔从戎的，不愿当特务。副主任余乐醒看到这种情况，原准备施加压力，但考虑到她们提出的理由很正当，而且像蔡雪琴、杨镜如、粟燕萍、朱哲民、潘淑媛、柴翔群等人，家都在长沙，弄得不好，这些年轻气盛的姑娘们都会跑回去，又不能随便加上罪名来处罚她们，同时还得看胡宗南的面子，不便任意处理。经过临时紧急班务会议后，决定先进行说服工作。总教官谢力公和政训处长汪祖华两人自告奋勇，先召集她们用谈心的方式进行说服工作，再由副主任约去个别谈话。他们忙了一整天，才勉强把这些人的情绪暂时安定下来。戴笠接到报告后，马上指示要研究具体办法，防止类似的事件再行发生。三天以后，班里决定采用填表、写自传等集体宣誓参加军统组织的办法来套住所有的学生。
当时不仅学生没有办好这一手续，甚至不少由特务介绍临时去这个班工作的职员也没有办过这一手续，便趁这次一齐办好。
戴笠从临澧特别训练班取得经验教训后，便规定在以后的各个训练班开学时，先得让学生办好参加军统特务组织的手续。因为不少学生是被骗或被迫去到这种训练班的，当他们听说将来要去干那些杀人放火和逮捕绑票的勾当时，既害怕又悔恨，纷纷要求退学，先在他们脖子上套着锁链，就可予以制裁了。
这个班在开始人伍训练时，便同时着重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教育。当初大礼堂还没盖好，副主任和政训处长、总教官等，每天早上都要集合所有学生举行“朝会”。他们站在一个临时用木架搭成的高台上，指手划脚地不断对共产党来一套谩骂和污蔑。汪祖华为了要让学生们和教职员们不去相信中共领导的军队是在真正抗日，竟歪曲事实对平型关大捷作了一次污蔑宣传。以后听到学生中有人说“‘怎么连共产党的军队打了胜仗都是假的”这一类话之后，他便对此连续作了两三次的讲演，企图凭他的舌头把这一辉煌胜利从学生的脑子里抹掉。在每日的早晚两次点名时，大队和中队的政治指导员更是鼓其如簧之舌，唾沫四溅，向学生灌输毒素，使其误信共产党不是在抗日而是在和国民党争权夺利。他们还向学生宣传，只有国民党是在真正抗日，而军统是最革命的集团。他们还经常找学生个别谈话，灌输反共思想，并对学生思想进行考察。
由于发现学生传阅《新华日报》，班里马上注意到这个问题，除了找这些看报的学生进行个别谈话外，各队指导员还把这些学生的名字汇集起来，暗中考察他们的言行。这之后，班里还马上实行对往来信件的检查，把所有寄给学生的进步书报一律扣留下来。学生寄出去的信件虽没有法子完全统制得了，但寄到班里的信都得经过大队、中队指导员拆开看过才交给学生。不少女生因为男朋友写给她们的情书被拆开看过了，常常气得大哭。有些学生便在街上找商店给他们转信，不久也被发觉，除明令禁止外，还通知所有商店和居民不得代学生转信。当时临澧最大的一家叫安福的百货店，学生托这个店转的信最多。这家商店的老板表面上答应学生代转书信借以拉生意，而暗中却把这些信先送到班里让检查过之后再转给学生。
这个班虽然用了种种方法来防止学生在对外通讯时泄漏训练班的秘密，可是不久很多人都知道临澧县办了一个这样大规模的特务训练班，甚至连当时一些学生在陕北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读书的同学和亲友都来信劝他们设法摆脱这个班。这些信查出后，当然不会再落到学生们手中。特务们为了威吓学生，又在班本部修了一个禁闭室，对不遵守规章制度的学生，随时送到这个禁闭室关起来。
这个班的学生，不管学的是什么专业，都得学习一些特务基本技术。副主任余乐醒编了一本叫“特工常识”的讲义，并由他亲自主讲。这本讲义里面，包括情报、行动、侦察、化装、秘密通讯、毒物使用、爆破、邮电检查等许多特务工作的基本技术。到分科专业训练时，每门课程就更加细致具体了。如学情报专业的，除了情报搜集、编审、研判、分类等之外，还有秘密机关的布置、联络、盯梢（即跟踪）、脱梢以及情报网的分布、传递情报方法等一系列的有关课程。这些学生还要着重学习关于“党派分析”的政治性课程。这是专门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进行污蔑歪曲、颠倒黑白的一项功课，使学生在脑筋里形成一个牢固的概念：除国民党外，没有一个党派是革命和抗日的。学生们学了这门课程后，班里还要经常进行测验，以巩固学生们的思想。
军统特务的工作分为两大部门：一是搞情报，二是搞行动。行动工作的范围非常广泛，它是军统一切罪恶活动的总称，举凡逮捕、绑票、刑讯、解送、看守、暗杀、纵火、偷盗以及各种各样的破坏等都属于行动工作的范围。本来爆破也属于行动工作范围内，但由于这项工作在行动中不但占重要地位，而且技术性较强，所以在军统的训练班中是单独列为一项专业课程，而不把它包括在行动术课程中。许多专门训练行动特务的训练班，是包括有爆破，而专门训练爆破特务的训练班，一般不一定讲行动，只是在有条件时讲讲一般行动常识。因为学习爆破，不但学生常因粗心大意造成伤亡事故，甚至教官本身都有被炸死的。有一次，军统局派到第三战区编练处（当时在江西上饶四十八都）的爆破教官蔡某，便是在教课时当场被炸死在讲堂上的。这主要是由于军统在训练特务时总是感到学生不够用而急于求成，同时在训练时也不顾学生们的安全，只求速成，所以经常发生事故。训练搞行动的特务，一般有半年便可掌握到各项基本技术；学爆破的要能独立工作也得半年，所以在一般的行动训练中，只能讲一些有关爆破的常识和对爆破器材的使用与简单的爆炸品的配制。
第三中队是以训练行动与爆破为主的。这个班的行动技术训练，是以拘捕、暗杀为主，也先讲一些跟踪方法和手枪、短刀（匕首）、毒刀、利斧等的使用，以及如何追捕与脱逃。在开始讲“拘捕术”之前，对怎样去抓住对象这一项看来非常简单的事，都得花上几小时的功夫，因为有些问题不是亲身干这项罪恶活动的人，是无从想象得到的。比如两三个人抓住一个人，当然很简单，但遇到要一个人抓一个人，甚至一个人抓两个人，就不是个简单的事了。还有，在不同的环境中，如何顺利地把被捕的人带走，都得多方研究。例如从三四层楼上把一个人带下来，行动特务应该走在前面或后面，就很有讲究。因走在前，很可能被踢下去；走在后面，对象又可以奋不顾身地滚下去或跳下去。特务们都有经验，一个顽强的共产党员并不是那么容易束手就范的，往往要经过一场异常激烈的生死斗争。所以教官在讲课时要对曾经发生过的各种问题和可能发生的问题，都详细教给每个干行动的特务。在逮捕时，除了怎样防止反抗外，还得针对各种不同的对象，研究出一套对付办法。
例如老年人、妇女、小孩等被捕后，不是反抗而是赖着不走，或大哭大叫，特别是老年妇女，特务们对这些人既不便打骂而引起围观的人的同情，增加麻烦，又无法动以利害或威逼。遇到这类的人，特务们便得先发制人，用一套特别办法，使之身体上既感到些痛苦，又无力挣扎叫喊，但又不是十分痛苦，于是只得跟着走。
这些课程都是边讲边实习，教官讲完一套办法，马上在课堂上表演给学生们看，被用来实习的对象自然是这些学生。有些聪明的学生在被叫出来实习时，吃了点苦头自认晦气便算了。有些不服气的，往往当场被教官们弄得伤筋折骨。我还记得有个叫严燮的学生，因在上擒拿课时和教官金民杰故意为难，被金下毒手，在要害处猛击一下造成内伤。但他仍不服气，以后在我讲课时，他又自告奋勇要求和我试一下。我早防到他，在表演时，趁他用尽全力想把我摔倒时，也照样给了他一次猛击。
经过这两次以后，严燮被弄得重伤不治，不久，加上别的病发作便一命呜呼了。特务们又猫哭老鼠给他开了一个追悼会。当时行动队的教官们经常研究，如何在教课时不被学生弄得当场丢人，都同意遇到调皮捣蛋的要当场给以利害，不惜拿学生的性命来维持教官们的所谓“威信”，所以以后一些学生非不得已都不愿给教官作实习对象。
有许多课程的实习，是不需要拿学生做对象而由教官像玩杂技一样表演给学生们看的。这类表演往往使学生很感兴趣。如像手枪的使用与携带，教官在上课时身上便先带上几枝手枪，他一面说明特工人员的手枪是第一生命，既要不暴露目标使人注意，又要求出枪迅速射击准确，能先发制人，一面很快掏出手枪，向预先悬在课堂中的枪靶发射一枪。当枪声响后，枪靶被击得摇摇晃晃时，不少学生连看都没有看清，往往要求再来一次。教官总是把身上带去的枪都迅速拔出来，让学生看清楚，再将衣服解开然后将枪一枝枝再插回去。又如对于开手铐、开锁等不用钥匙，而用一些随便能找到的代替品，很快把手铐或锁打开，也能引起学生们的兴趣。教官们这样做，为的是使特务工作的这一套捕人杀人的课程避免讲得令人毛骨悚然，使入学不下去。
在进行毒物试验时，便是用狗来代替。如将几滴苦扁豆油滴在一块牛肉上，狗吃了下去，几分钟内便在地上滚去滚来，不到半小时便结束了生命，但人吃了这种东西关系并不大。其实有些毒药，军统并不把它公开来传授，只在使用时将配制好的成品混入食物中，交给特务们去使用，并不把它的名称和配制方法让人知道，用来讲授的只是一般的东西。
临训班在讲审讯这门课程时，恰好有一个临时找来的医官有贪污和采购假药的嫌疑，便将他弄来作“实习品”。这人来头不大，是个小特务的亲友，贪污也有限，只是为了贪图便宜买了点假药，并不是存心想害学生，结果却被指为有意谋害教职员和学生，经班务会决定进行公开审讯，作为学生的“实习品”。教官们先把一套课堂上讲的审讯方法使出来，毫无结果。这个人矢口否认有意谋害该班员生，连续几小时的审讯，学生看得有点厌烦起来，弄得教官们发了急，立刻把他们的一套看家本领搬出来，将讲授的各种刑讯办法凡是有条件可以试一试的都用到这个医生身上。有些女生看得害怕起来，还挨了队长们一顿臭骂。最后这个“实习品”被弄得遍体鳞伤，而口供证据均无，结果只好交由原介绍人具保开除，并保证对此不作任何表示。这种无法无天的作法，对这个班的学生毕业后的确起了很大影响，使他们感到这个机关是具有一切特权，根本不管什么法律。
情报队和行动队的学生都须经过跟踪与脱梢的实习。情报队的几个所谓高材生文子瞻、李甲孚等几十个人还去长沙，由湖南省站协助他们去进行过一次实习。戴笠对这次实习经过的报告非常满意，因为在短短的几个月训练当中，这批新的门徒已能基本上掌握到一些特工技术了。
这个班经常举行实习的还有爆破方面一些技术。由于这门功课危险性较大，对一般炸药的配制工作往往只由教官在课堂上讲讲，或用简单的方法做一两次给学生们看看，主要是用“梯恩梯”（ＴＮＴ）或“的拉米特”等成品进行爆炸，让学生们看看它的威力，以及怎样计算药量等使用方法。这些爆炸品领来以后，班内一些特务们便经常拿着它去附近水塘河沟等处炸鱼吃，弄得附近经常响起巨大的爆炸声，不仅池鱼遭殃，连澧水河堤几处都被震坏。第二年我在常德工作时，这个班虽已迁走，但仍时常听到老百姓骂这个班，因春天水涨，不少河堤因受震动而崩溃，好几处都造成水灾，使得县内农民受到不少损失。特务们无恶不作，凡是他们经过或住过的地方都无不受到灾难。
这个班一些不能实习的课程，教官便举出过去军统在工作中的一些实际例子来说明。在这些现实的案例中，所指出的对象或敌人，大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借以增加学生们的反共情绪。有时也明白指出，他们将来的主要敌人便是共产党。那时，正值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时期，教官们也不能完全不提一下对付日寇或汉奸的一些例子，但这种比例是很低的。如我所讲授的行动课程，当讲到拘捕术的时候，几乎全部例子都是以过去逮捕共产党的情况来作教材。
拘捕术这门课程分得很细，将不同情况下怎样进行拘捕分别为指捕、缉捕、守捕、围捕、追捕、密捕等等。这里我只把指捕这一项简单地谈一下。所谓指捕，是讲极个别被捕的人，因受不住酷刑拷打而供出自己有关的人的时候，由特务们带着他一同去逮捕他指明的对象。在讲这门课程时，几乎全部是讲的如何防止受骗，不要弄得打草惊蛇。因为特务们在这方面受过不少的骗，上过多少次当。有些共产党人在酷刑下好像受不住刑而愿意出卖组织，当特务们高高兴兴地带着他去逮捕他指捕的人员时，却反而被利用成为报警的信号，让领导机关和其他人安全转移。这是受审人员欺骗特务人员，假意说出地下党的地址，往往是在同一条马路的对门或附近，当特务们带着这个人员去搜捕时，地下组织的人不但马上会警惕起来，而且可以看到自己的同志已被捕，于是迅速转移。特务们过去常常因此扑了个空，被利用为通风报信的工具。所以教官们在讲这门课程时，着重讲过去的经验和防止办法。
如在对象供出自己的领导机关地址与领导人员身材面貌特征等之后，不应马上停止审讯，还要详细追问某处房屋情况，用什么东西作安全和危险标志，进门后内部陈设等等有关这所房屋的一切情况之后，先由特务们伪装成为查看电表、水表的人员混进去看看与所供出的情况是否相符，说得对的便去搜捕，说得不对回来再用更严酷的手段来对付。
在核对情况属实后，进行搜捕时，还得将整个马路的一段或弄堂（胡同）封锁，防止对象故意供出一个次要的地方而使主要的有脱逃机会。如果扑了空，还得暗中派几个特务监视附近居民，看在搜捕后有无特别变化情况。当时讲授各种各样的拘捕工作课程时都是用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作为实例来讲的，这里不一一列举。
军统特务的绑架工作也全部是以共产党为对象的。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租界内绑架共产党，戴笠一向认为是得意之作。所以教官们在教学生时，也大量列举这方面的例子。军统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绑票工作，是特务们向一些专搞绑票的惯匪学习之后，并经过不断研究而得出一套方法，因此能在各种不同场所，针对不同对象，运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它的目的。这门课程，在讲授时，一讲也是要七八个小时才能讲完。
在讲暗杀工作时，所举的例子，教官们总是爱把军统一向夸耀的暗杀民主和进步人士杨杏佛与史量才等案列为教材。另外再举出一些秘密惨杀共产党员（大都记不得姓名）的情况作为实例，好教这些学生们将来出去屠杀共产党人能青胜于蓝。
军统所办的特训班中，在讲授特工技术时，总是叫这些学生要注意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那就是要不惜选择一切手段，不管什么法律，只求如何能达到目的。这便是每个特务在工作时要随时奉行的一项工作标准。
当时在这个班（以及以后其他各个特务训练班）教一般特务技术课程，都印发讲义，或由学生抄录笔记。而“行动术”这门课程，是从来不印讲义，也不准学生记笔记，只由教官讲述。学生如有听不懂或弄不清的地方，课后可以提出来，请求补讲。教官们特别欢迎学生在课外去找他们研究，因为这种杀人放火的功课，连特务们自己也知道太见不得人，一些稍有良心的青年听了也感到太残暴，因此尽管有不少的人听讲，而真正对此有兴趣的却总是不多。因此，如有学生在课外去找教官研究，便视为难得的好学生，于是用心培养，热心讲解，使之成为“专门人才”。
临澧特别训练班开学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学生不愿意参加军统特务组织。这个班的学生，大部分从郑州送来，都是失学失业的流亡青年，大多无家可归，来到湖南更是人地生疏，举目无亲，虽然有不少想退学，但不敢说出来。其中少数学生是特务介绍来的，事先已知道，当然没有问题。等到戴笠向胡宗南要来在长沙招考的几十名中央军校七分校的女生时，这些人一到临澧，知道这个班的性质，便有大半要求仍旧回到七分校去。她们提出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她们是为了参加抗日才投笔从戎的，不愿当特务。副主任余乐醒看到这种情况，原准备施加压力，但考虑到她们提出的理由很正当，而且像蔡雪琴、杨镜如、粟燕萍、朱哲民、潘淑媛、柴翔群等人，家都在长沙，弄得不好，这些年轻气盛的姑娘们都会跑回去，又不能随便加上罪名来处罚她们，同时还得看胡宗南的面子，不便任意处理。经过临时紧急班务会议后，决定先进行说服工作。总教官谢力公和政训处长汪祖华两人自告奋勇，先召集她们用谈心的方式进行说服工作，再由副主任约去个别谈话。他们忙了一整天，才勉强把这些人的情绪暂时安定下来。戴笠接到报告后，马上指示要研究具体办法，防止类似的事件再行发生。三天以后，班里决定采用填表、写自传等集体宣誓参加军统组织的办法来套住所有的学生。
当时不仅学生没有办好这一手续，甚至不少由特务介绍临时去这个班工作的职员也没有办过这一手续，便趁这次一齐办好。
戴笠从临澧特别训练班取得经验教训后，便规定在以后的各个训练班开学时，先得让学生办好参加军统特务组织的手续。因为不少学生是被骗或被迫去到这种训练班的，当他们听说将来要去干那些杀人放火和逮捕绑票的勾当时，既害怕又悔恨，纷纷要求退学，先在他们脖子上套着锁链，就可予以制裁了。
这个班在开始人伍训练时，便同时着重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教育。当初大礼堂还没盖好，副主任和政训处长、总教官等，每天早上都要集合所有学生举行“朝会”。他们站在一个临时用木架搭成的高台上，指手划脚地不断对共产党来一套谩骂和污蔑。汪祖华为了要让学生们和教职员们不去相信中共领导的军队是在真正抗日，竟歪曲事实对平型关大捷作了一次污蔑宣传。以后听到学生中有人说“‘怎么连共产党的军队打了胜仗都是假的”这一类话之后，他便对此连续作了两三次的讲演，企图凭他的舌头把这一辉煌胜利从学生的脑子里抹掉。在每日的早晚两次点名时，大队和中队的政治指导员更是鼓其如簧之舌，唾沫四溅，向学生灌输毒素，使其误信共产党不是在抗日而是在和国民党争权夺利。他们还向学生宣传，只有国民党是在真正抗日，而军统是最革命的集团。他们还经常找学生个别谈话，灌输反共思想，并对学生思想进行考察。
由于发现学生传阅《新华日报》，班里马上注意到这个问题，除了找这些看报的学生进行个别谈话外，各队指导员还把这些学生的名字汇集起来，暗中考察他们的言行。这之后，班里还马上实行对往来信件的检查，把所有寄给学生的进步书报一律扣留下来。学生寄出去的信件虽没有法子完全统制得了，但寄到班里的信都得经过大队、中队指导员拆开看过才交给学生。不少女生因为男朋友写给她们的情书被拆开看过了，常常气得大哭。有些学生便在街上找商店给他们转信，不久也被发觉，除明令禁止外，还通知所有商店和居民不得代学生转信。当时临澧最大的一家叫安福的百货店，学生托这个店转的信最多。这家商店的老板表面上答应学生代转书信借以拉生意，而暗中却把这些信先送到班里让检查过之后再转给学生。
这个班虽然用了种种方法来防止学生在对外通讯时泄漏训练班的秘密，可是不久很多人都知道临澧县办了一个这样大规模的特务训练班，甚至连当时一些学生在陕北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读书的同学和亲友都来信劝他们设法摆脱这个班。这些信查出后，当然不会再落到学生们手中。特务们为了威吓学生，又在班本部修了一个禁闭室，对不遵守规章制度的学生，随时送到这个禁闭室关起来。
这个班的学生，不管学的是什么专业，都得学习一些特务基本技术。副主任余乐醒编了一本叫“特工常识”的讲义，并由他亲自主讲。这本讲义里面，包括情报、行动、侦察、化装、秘密通讯、毒物使用、爆破、邮电检查等许多特务工作的基本技术。到分科专业训练时，每门课程就更加细致具体了。如学情报专业的，除了情报搜集、编审、研判、分类等之外，还有秘密机关的布置、联络、盯梢（即跟踪）、脱梢以及情报网的分布、传递情报方法等一系列的有关课程。这些学生还要着重学习关于“党派分析”的政治性课程。这是专门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进行污蔑歪曲、颠倒黑白的一项功课，使学生在脑筋里形成一个牢固的概念：除国民党外，没有一个党派是革命和抗日的。学生们学了这门课程后，班里还要经常进行测验，以巩固学生们的思想。
军统特务的工作分为两大部门：一是搞情报，二是搞行动。行动工作的范围非常广泛，它是军统一切罪恶活动的总称，举凡逮捕、绑票、刑讯、解送、看守、暗杀、纵火、偷盗以及各种各样的破坏等都属于行动工作的范围。本来爆破也属于行动工作范围内，但由于这项工作在行动中不但占重要地位，而且技术性较强，所以在军统的训练班中是单独列为一项专业课程，而不把它包括在行动术课程中。许多专门训练行动特务的训练班，是包括有爆破，而专门训练爆破特务的训练班，一般不一定讲行动，只是在有条件时讲讲一般行动常识。因为学习爆破，不但学生常因粗心大意造成伤亡事故，甚至教官本身都有被炸死的。有一次，军统局派到第三战区编练处（当时在江西上饶四十八都）的爆破教官蔡某，便是在教课时当场被炸死在讲堂上的。这主要是由于军统在训练特务时总是感到学生不够用而急于求成，同时在训练时也不顾学生们的安全，只求速成，所以经常发生事故。训练搞行动的特务，一般有半年便可掌握到各项基本技术；学爆破的要能独立工作也得半年，所以在一般的行动训练中，只能讲一些有关爆破的常识和对爆破器材的使用与简单的爆炸品的配制。
第三中队是以训练行动与爆破为主的。这个班的行动技术训练，是以拘捕、暗杀为主，也先讲一些跟踪方法和手枪、短刀（匕首）、毒刀、利斧等的使用，以及如何追捕与脱逃。在开始讲“拘捕术”之前，对怎样去抓住对象这一项看来非常简单的事，都得花上几小时的功夫，因为有些问题不是亲身干这项罪恶活动的人，是无从想象得到的。比如两三个人抓住一个人，当然很简单，但遇到要一个人抓一个人，甚至一个人抓两个人，就不是个简单的事了。还有，在不同的环境中，如何顺利地把被捕的人带走，都得多方研究。例如从三四层楼上把一个人带下来，行动特务应该走在前面或后面，就很有讲究。因走在前，很可能被踢下去；走在后面，对象又可以奋不顾身地滚下去或跳下去。特务们都有经验，一个顽强的共产党员并不是那么容易束手就范的，往往要经过一场异常激烈的生死斗争。所以教官在讲课时要对曾经发生过的各种问题和可能发生的问题，都详细教给每个干行动的特务。在逮捕时，除了怎样防止反抗外，还得针对各种不同的对象，研究出一套对付办法。
例如老年人、妇女、小孩等被捕后，不是反抗而是赖着不走，或大哭大叫，特别是老年妇女，特务们对这些人既不便打骂而引起围观的人的同情，增加麻烦，又无法动以利害或威逼。遇到这类的人，特务们便得先发制人，用一套特别办法，使之身体上既感到些痛苦，又无力挣扎叫喊，但又不是十分痛苦，于是只得跟着走。
这些课程都是边讲边实习，教官讲完一套办法，马上在课堂上表演给学生们看，被用来实习的对象自然是这些学生。有些聪明的学生在被叫出来实习时，吃了点苦头自认晦气便算了。有些不服气的，往往当场被教官们弄得伤筋折骨。我还记得有个叫严燮的学生，因在上擒拿课时和教官金民杰故意为难，被金下毒手，在要害处猛击一下造成内伤。但他仍不服气，以后在我讲课时，他又自告奋勇要求和我试一下。我早防到他，在表演时，趁他用尽全力想把我摔倒时，也照样给了他一次猛击。
经过这两次以后，严燮被弄得重伤不治，不久，加上别的病发作便一命呜呼了。特务们又猫哭老鼠给他开了一个追悼会。当时行动队的教官们经常研究，如何在教课时不被学生弄得当场丢人，都同意遇到调皮捣蛋的要当场给以利害，不惜拿学生的性命来维持教官们的所谓“威信”，所以以后一些学生非不得已都不愿给教官作实习对象。
有许多课程的实习，是不需要拿学生做对象而由教官像玩杂技一样表演给学生们看的。这类表演往往使学生很感兴趣。如像手枪的使用与携带，教官在上课时身上便先带上几枝手枪，他一面说明特工人员的手枪是第一生命，既要不暴露目标使人注意，又要求出枪迅速射击准确，能先发制人，一面很快掏出手枪，向预先悬在课堂中的枪靶发射一枪。当枪声响后，枪靶被击得摇摇晃晃时，不少学生连看都没有看清，往往要求再来一次。教官总是把身上带去的枪都迅速拔出来，让学生看清楚，再将衣服解开然后将枪一枝枝再插回去。又如对于开手铐、开锁等不用钥匙，而用一些随便能找到的代替品，很快把手铐或锁打开，也能引起学生们的兴趣。教官们这样做，为的是使特务工作的这一套捕人杀人的课程避免讲得令人毛骨悚然，使入学不下去。
在进行毒物试验时，便是用狗来代替。如将几滴苦扁豆油滴在一块牛肉上，狗吃了下去，几分钟内便在地上滚去滚来，不到半小时便结束了生命，但人吃了这种东西关系并不大。其实有些毒药，军统并不把它公开来传授，只在使用时将配制好的成品混入食物中，交给特务们去使用，并不把它的名称和配制方法让人知道，用来讲授的只是一般的东西。
临训班在讲审讯这门课程时，恰好有一个临时找来的医官有贪污和采购假药的嫌疑，便将他弄来作“实习品”。这人来头不大，是个小特务的亲友，贪污也有限，只是为了贪图便宜买了点假药，并不是存心想害学生，结果却被指为有意谋害教职员和学生，经班务会决定进行公开审讯，作为学生的“实习品”。教官们先把一套课堂上讲的审讯方法使出来，毫无结果。这个人矢口否认有意谋害该班员生，连续几小时的审讯，学生看得有点厌烦起来，弄得教官们发了急，立刻把他们的一套看家本领搬出来，将讲授的各种刑讯办法凡是有条件可以试一试的都用到这个医生身上。有些女生看得害怕起来，还挨了队长们一顿臭骂。最后这个“实习品”被弄得遍体鳞伤，而口供证据均无，结果只好交由原介绍人具保开除，并保证对此不作任何表示。这种无法无天的作法，对这个班的学生毕业后的确起了很大影响，使他们感到这个机关是具有一切特权，根本不管什么法律。
情报队和行动队的学生都须经过跟踪与脱梢的实习。情报队的几个所谓高材生文子瞻、李甲孚等几十个人还去长沙，由湖南省站协助他们去进行过一次实习。戴笠对这次实习经过的报告非常满意，因为在短短的几个月训练当中，这批新的门徒已能基本上掌握到一些特工技术了。
这个班经常举行实习的还有爆破方面一些技术。由于这门功课危险性较大，对一般炸药的配制工作往往只由教官在课堂上讲讲，或用简单的方法做一两次给学生们看看，主要是用“梯恩梯”（ＴＮＴ）或“的拉米特”等成品进行爆炸，让学生们看看它的威力，以及怎样计算药量等使用方法。这些爆炸品领来以后，班内一些特务们便经常拿着它去附近水塘河沟等处炸鱼吃，弄得附近经常响起巨大的爆炸声，不仅池鱼遭殃，连澧水河堤几处都被震坏。第二年我在常德工作时，这个班虽已迁走，但仍时常听到老百姓骂这个班，因春天水涨，不少河堤因受震动而崩溃，好几处都造成水灾，使得县内农民受到不少损失。特务们无恶不作，凡是他们经过或住过的地方都无不受到灾难。
这个班一些不能实习的课程，教官便举出过去军统在工作中的一些实际例子来说明。在这些现实的案例中，所指出的对象或敌人，大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借以增加学生们的反共情绪。有时也明白指出，他们将来的主要敌人便是共产党。那时，正值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时期，教官们也不能完全不提一下对付日寇或汉奸的一些例子，但这种比例是很低的。如我所讲授的行动课程，当讲到拘捕术的时候，几乎全部例子都是以过去逮捕共产党的情况来作教材。
拘捕术这门课程分得很细，将不同情况下怎样进行拘捕分别为指捕、缉捕、守捕、围捕、追捕、密捕等等。这里我只把指捕这一项简单地谈一下。所谓指捕，是讲极个别被捕的人，因受不住酷刑拷打而供出自己有关的人的时候，由特务们带着他一同去逮捕他指明的对象。在讲这门课程时，几乎全部是讲的如何防止受骗，不要弄得打草惊蛇。因为特务们在这方面受过不少的骗，上过多少次当。有些共产党人在酷刑下好像受不住刑而愿意出卖组织，当特务们高高兴兴地带着他去逮捕他指捕的人员时，却反而被利用成为报警的信号，让领导机关和其他人安全转移。这是受审人员欺骗特务人员，假意说出地下党的地址，往往是在同一条马路的对门或附近，当特务们带着这个人员去搜捕时，地下组织的人不但马上会警惕起来，而且可以看到自己的同志已被捕，于是迅速转移。特务们过去常常因此扑了个空，被利用为通风报信的工具。所以教官们在讲这门课程时，着重讲过去的经验和防止办法。
如在对象供出自己的领导机关地址与领导人员身材面貌特征等之后，不应马上停止审讯，还要详细追问某处房屋情况，用什么东西作安全和危险标志，进门后内部陈设等等有关这所房屋的一切情况之后，先由特务们伪装成为查看电表、水表的人员混进去看看与所供出的情况是否相符，说得对的便去搜捕，说得不对回来再用更严酷的手段来对付。
在核对情况属实后，进行搜捕时，还得将整个马路的一段或弄堂（胡同）封锁，防止对象故意供出一个次要的地方而使主要的有脱逃机会。如果扑了空，还得暗中派几个特务监视附近居民，看在搜捕后有无特别变化情况。当时讲授各种各样的拘捕工作课程时都是用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作为实例来讲的，这里不一一列举。
军统特务的绑架工作也全部是以共产党为对象的。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租界内绑架共产党，戴笠一向认为是得意之作。所以教官们在教学生时，也大量列举这方面的例子。军统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绑票工作，是特务们向一些专搞绑票的惯匪学习之后，并经过不断研究而得出一套方法，因此能在各种不同场所，针对不同对象，运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它的目的。这门课程，在讲授时，一讲也是要七八个小时才能讲完。
在讲暗杀工作时，所举的例子，教官们总是爱把军统一向夸耀的暗杀民主和进步人士杨杏佛与史量才等案列为教材。另外再举出一些秘密惨杀共产党员（大都记不得姓名）的情况作为实例，好教这些学生们将来出去屠杀共产党人能青胜于蓝。
军统所办的特训班中，在讲授特工技术时，总是叫这些学生要注意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那就是要不惜选择一切手段，不管什么法律，只求如何能达到目的。这便是每个特务在工作时要随时奉行的一项工作标准。
当时在这个班（以及以后其他各个特务训练班）教一般特务技术课程，都印发讲义，或由学生抄录笔记。而“行动术”这门课程，是从来不印讲义，也不准学生记笔记，只由教官讲述。学生如有听不懂或弄不清的地方，课后可以提出来，请求补讲。教官们特别欢迎学生在课外去找他们研究，因为这种杀人放火的功课，连特务们自己也知道太见不得人，一些稍有良心的青年听了也感到太残暴，因此尽管有不少的人听讲，而真正对此有兴趣的却总是不多。因此，如有学生在课外去找教官研究，便视为难得的好学生，于是用心培养，热心讲解，使之成为“专门人才”。
这不但是教官自己的成绩，也是为戴笠所最重视的一项培养接班人的工作。
这个班还有一项课程也是不发讲义，甚至提纲都不印发的，那便是如何打入中共组织或民主党派去进行特务活动的问题。这门功课有时是专门讲授，有时是在讲党派分析问题时插进一段。这门功课大都是由共产党的叛徒来主讲。他们对党内的情况比较了解，并利用从邮电检查和各处找来有关共产党的文件作为教材，告诉学生们如何学习党内一些术语，以及一般常识，好伪装进步，从而容易接近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分子。可是他们又怕这些青年们思想上受到共产主义的进步影响，所以在讲授时便得对马列主义，特别是党内一些政策方针要多方加以歪曲和污蔑。许多担任这门功课的叛徒，在讲授时感到非常矛盾和苦痛，不讲得具体详细一点，又怕学生不能在工作中很好地去运用；讲多了，又怕被其他特务看成是在为共产党作变相的宣传，因此感到轻不得又重不得，左右皆为难。因为这个班内不少特务都会直接向戴笠作小报告去讨戴的欢喜。戴笠本人虽不在班内，而班里的一切情况却是了如指掌，不用说教职员和学生思想上的问题，甚至每个重要干部的私生活他都清清楚楚。他第一次到班内视察时，连总队长陶一珊经常在晚饭后与几个人打牌，陶总爱说“饭后来四圈，是卫生麻将”这样一句话，都能一字不错地指出来，毋怪大家不得不随时相互警惕了。
这个班的课程，除上述各项之外，第四队（谍参队）还着重学习军事情报方面的有关功课，第五、六两队则学习游击战术。戴笠听到叶剑英当时在湖南南岳游击干部班讲这门功课，很想把中共打游击的一套办法学过来，将来好去对付中共，便设法把临训班两个副大队长陈震东和王百刚介绍到这个班去工作，以便剽窃到这方面的东西。以后王百刚运用特务的“偷盗技术”偷了游干班一笔不小的现款，被人检举。这个特务表演的技术非常拙劣，弄得人赃俱获，使戴笠很下不去，本来偷窃罪不该死，可是他的任务既没有完成，又给戴笠丢了脸，戴笠一气之下，便把他要回来枪决了。
一九三八年秋天，戴笠第一次来到临澧特训班视察时，副主任余乐醒得到戴要来的消息，为了讨好他，也想让学生们知道一点主任的威风，便在他要来到的当天上午，派出两个中队的学生去担任警戒，在一座小小的临澧县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当戴的汽车驶到县城附近时，余乐醒早率领全体教职员和部分学生在道旁恭候多时，在一声“立正”号音发出后，接着是几处同时传出了立正号音，使整个县城都进入了紧张的气氛中。站在交通要口的武装学生，也立刻执行了断绝交通的任务。戴笠本来是听了一大堆不满意余乐醒的小报告而来的，早就有气，一看到全城戒严来欢迎他，更是火上加油，在路上便发作起来。他厉声责问余乐醒，这样警戒森严是为什么？他说，他又不是过去的军阀，如果让蒋介石知道了他这么摆威风，那还得了。他一路发脾气一直发到班里，使得没有见过他的人都害怕异常，感到主任的威风的确不小。
第二天上午，戴笠第一次主持班务会议时，从开始到收场都是在骂人，从副主任到事务员都给他骂到了。不过以后我在他身边多年，知道他对这个班的确是非常满意。因为这个班一下子给他培养了千多名学生出来，并且训练很认真，成绩很不坏。当时他最为不满的，是他一直没有时间去到班里向学生讲话，弄得学生心目中只有副主任而没有他。余乐醒对特务工作懂得很多，重要的课程如特工常识、化装、毒物、化学通讯等，都是由他主讲。此外，他经常向学生作精神讲话，生活上又与学生能打成一片，几个月功夫，学生对他非常喜爱。一些特务很眼红，便不断向戴笠去报告，说余的野心很大。戴曾经叫陶一珊当副主任，结果不到一个月弄得人心惶惶，依然只好叫余来主持。这更加证实了许多小报告的真实性，使戴对余不满。
戴以后一直想找机会收拾余，都是由于这一原因。
在这次班务会上，几乎人人皆挨骂，却有一个人独受赞扬，这便是政治教官、中共叛徒廖华平。戴笠早听说廖华平一到临澧，便极力鼓吹反共。许多人说廖华平“危言耸听”，廖还是声嘶力竭地叫嚷共产党是最大最危险的敌人。他还说什么共产党如不消灭，大家都死无葬身之地。别人说他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他还是坚持他的看法，因此很能够得到戴的赏识。加上他在戴笠主持的班务会上公开指责副主任、总队长、总教官等领导干部花天酒地的私生活，放松对学生的教导工作，对学生思想考核不严，教官和队长中不少人与女生闹师生恋爱等等。他抨击最力的有两件事：一是教务处与总队部强迫所有学生要学会游泳，结果淹死了一个从来没有下过水的河南籍女生刘颖；二是严燮被教官打伤，以致病重身死。戴笠听到这些更是发火，所以越骂越气。在骂过所有的人以后，戴笠对廖却当场大大称赞了一番。
这次戴笠在临训班住了三四天，几乎每天要对学生讲一次话。他除了向学生吹嘘军统这个组织是如何革命如何有前途外，每次总是要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一番污蔑，叫学生认清今后的最大敌人是谁的问题。
戴笠第二次去这个班视察是在同年的冬天。他匆匆从长沙赶到临澧，经过常德时，并邀请了当时常德警备司令唐生明和他的夫人徐来，以及徐的女友张素贞一同前往。他这次去到临澧，除了主持临训班的毕业典礼外，同时由于战事关系，湘西已非安全之所，决定要把这个班迁往黔阳县继续办下去，并且还要将副主任余乐醒撤换，所以要在百忙中抽空前往。当时第一期学生的训练还没有到一年，而第二期的招生已在开始，并且有些地方保送的学生已有几十名到达临澧，暂在临时成立的新生队中作为旁听。所以有些特务学生是临训班入学，而到黔训班才毕业的。第四队谍参队也是到黔阳才毕业的。军统虽把他们列为第二期黔训毕业生，可是他们自己总说自己是临训班的。
戴笠在这次的班务会上，却不像上次一样发脾气骂人，而是肯定这次试验性的大规模训练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慰劳，对学生表示满意。当他快离开时才正式宣布迁黔阳后人事方面要改组，副主任一职决定由军事教官吴琅继任，原有的处长、总教官、总队长等均另派工作，并指示班本部下面不再设处，均改为组。他除了在毕业典礼时，向学生宣布毕业后的工作任务外，并找一些平日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进行个别谈话，也分别约集了留班工作的特务和宣布调职的特务进行了一次谈话。
在毕业典礼的晚会上，班里的教官和学生都想借此表演自己的“特技”，显露一下身手。在各种别开生面的表演中，戴笠对行动队学生李克炼的气功很满意。李克炼能在腹部放上一块大石板，别人用铁锤将石板击碎，而他的腹部不受丝毫损伤。
以后李克炼由戴提升为重庆技击班（专门训练武功的行动特务班）副主任，便是这次看中的。在这次晚会上，朝鲜籍教官金民杰也表演了一次他的绝技。他把一个名叫金刚的十多岁的小勤务兵带到台上，只用手腕夹住咽喉，几秒钟内便立刻晕了过去，人事不知。紧接着，经他在背后一拍，金刚又活了转来。在场观众都为这项表演喝彩，戴笠却极不满意，立刻指示，不能以此作为文娱表演。因此有些特务原来准备的类似节目便不敢再搬出来，否则会成为一次特务的比武会。
戴笠的这一指示，当时传说纷纭，有的说他讲人道，怕把小孩弄死后活不转来；有的则说因为有女太太们在场怕使人受惊等等。直到后来我在他身边工作，偶然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他才坦白地告诉我。他说，像这种对付敌人的手段，应当是守秘密的，怎么能拿出来当众表演。于是我才明白，原来他是怕泄漏了军统特务的一套残酷手段，不愿让人看到这些。
这个班的学生在训练期间的待遇，每月是十二元，伙食费一般吃到三四元，还有八九块钱作零用。衣服是灰布军装。毕业后，一般是按少尉待遇支薪，都是四十元，但提升很快。原来少数不大安心的人，看到这是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也就越干越有劲头。
工作分配情况和内部的摩擦斗争
临澧特别训练班的学生，在训练中，便有部分学生调出分配工作。戴笠对这为期一年的训练时间，感到太长，曾一再指示希望将时间缩短一些，而且迫不急待经常亲自电令挑选成绩较好的学生提前分派工作，不等到毕业便先行使用。一九三八年夏天，除把原来是军统特务送来受训的学员先调去不少外，还命令一次提前选派女生徐寄鸿等三十人，去江西胡某所主持的“战地服务团”工作。
戴笠对这种打入当时一些民众组成的战时服务团体，是决不放过机会的。因为他怕这些民众组成的抗日组织被共产党或其他进步党派掌握住，将来不易控制。他认为这种组织大可利用来作军统的特务活动，使人不会去注意它。所以当江西战地服务团胡某见到他的时候，表示人手缺乏，他便马上答应给她以支援，利用这个机会渗入特务去活动。临训班立刻按他的指示，把平日认为可靠而学习时较用功的学生挑出来，并郑重其事地为她们举行一次送别聚餐会。当她们经过武汉时，戴笠又向她们讲了话，当面指示此次去江西的任务。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江西是共产党老根据地，此去意义特别重大。以后徐寄鸿等还把戴笠召见她们时的讲话写信到班里来，报告离班以后的种种情况。
另外，临训班曾挑选男女学生一百名，送往武汉参加保卫武汉的工作。这一百人挑选好以后，由我领送前往，去的男生有黄炳炎、袁铭鼎等八十多人，女生有杨文惠等十多人。这批学生到武汉后，住在汉口旧日租界南小路一所日本小学内。第二天上午，戴笠亲自前去点名讲话，勉励他们要在武汉保卫战中发挥出军统的特殊作用。当日中午，戴和这批学生聚餐，并发给每人一笔置装费。第二天，那一百名额布军服的特务学生都买好了便衣。我留武汉一星期，戴笠仍叫我回临澧去担任训练学生的工作。他向我说明当时训练工作的重要性，主要是由于军统工作一天天开展，对外（指对日本）对内（指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工作都越来越繁重，而最缺乏的是干部。他强调指出，军统这门工作，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所以必须经过训练和思想考核以后，才敢放手使用。我曾两次请求不再回去搞训练，经他这么一说，只好仍回临澧。
一九三八年秋天，临训班又先后在第五、第六两个军事队中挑选了一百多名没毕业的学生送去东南，到军统所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去工作。因为那里是和新四军接近的地区，军统从抗战一开始便着重加强了那个地区的工作。
当时军统对日寇占领的地区也派有特务潜人，点缀了几下。如周希良、毕镐奎、朱山猿等过去对上海情况熟悉，便派去上海工作，此后，有条件去工作的又选派了两三批，每次只有四五个人。对山东沦陷区有人事关系的赵鲁丰等几个人，也在秋天派回山东去工作。所以临训班的学生等到冬天毕业时，实际上只有七百多人了。
这些留下没有提前派工作的学生，总共也不过受了十个月左右的训练，大部分却派到西南后方工作，其中以军统局和四川省最多，也有极少数的如方定亚、成再德等人留下作为第二期的干部。
戴笠对这批毕业学生特别喜爱，派到军统局局本部去的几十名都经他亲自挑选，并且很快都得到他的重用。如李甲孚、刘子英当了他机要室（又称为甲室。这是戴笠仿照蒋介石的办法，等于他的侍从室）的助理秘书。派在人事室（以后改为人事处，即第六处）工作的粟沧洲、李逢源、吴逢源、陈希普、窦滋树、崔毓斌、周懋树、王泽澳等十来个人，不久便当上了股长、副股长等。由于戴笠对这班学生的宠信，军统局各处、室、组、区等内勤单位中，无不有临训班的学生在内担任重要职务；外勤的区、站、组，也都有这些学生插足其间。如当时的渝特区中便有吕世棍、刘德文、杨政、陈月华、邓毅夫等七八人。又如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竟有这个班的学生三十多人，不但处内各科股中都有，十多个县里的稽查所的所长和督察，几乎全部由这些学生担任。其中如易啸夫、胥蜀鸣、吴德厚、关宝中、程传洛、鲁东辞、鲁东藩、张明选、邓子培、杨兴贤、吴菊生、唐治亚、朱、毛洪明等十多人，不仅都是很快独当一面的工作，而且官阶也很快提升到了上尉或少校。
当时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在军统工作多年、资历比这些学生老得多，却得不到重用的特务的不满。他们便在背地里大发牢骚，说现在真成了“非澧（礼）勿视，非澧（礼）勿用的世界了”。特别由于这些初出茅庐的人，态度骄横，对老特务没有礼貌，更引起他们的反感。这班年轻人，在任何场合中都要表示出自己是戴笠的学生，不论在口头上或写报告时，一般人总是称戴笠为“戴先生”，而这些学生却都是一律称“主任”以表明与一般特务不同。由于这种情况，最初还只是一些一般的小特务眼红不满，后来渐渐弄得一些科长、处长们也有点讨厌起他们来。
临澧特别训练班的这批学生，获得戴笠信任的原因，除了是第一批大规模训练出来而又正在戴笠大走红运时毕业，正是需要干部时，因而得到破格重用外，同时这些人都很会讨好戴笠，经常去反映老特务们的情况，所以使得一些私生活腐化惯了的大特务们更加讨厌他们。而他们却自恃只要得到主任的信任，什么人都不在眼中。这批新培养出来的年轻特务，以后渐渐地也相互标榜，相互包庇，内外勾结。
他们之间彼此称呼也不和一般人一样互称“同志”，而是互称“同学”，以示亲密。
他们见了过去临训班的一些教官队长，也不称现时的职名，而以“老师”呼之。我在军统局局本部任总务处长时，学生们见到我总是亲热地招呼“沈老师”。以后甚至弄得其他处长们都当面讽刺我，也和他们一样叫我“沈老师”。
由于这些情况，局里的许多大特务便想出对付他们的办法。军统人事制度很严格，各单位主管官不能随便调用亲友到自己的单位工作。自己的亲友参加军统后，要由人事处分派工作。戴笠对这一点控制很严，为的是防止大特务擅用私人，上下一气来欺骗他。他在每个单位都安置他的学生来暗中监视这些主管单位的大特务。
以后虽然调进一些黔阳训练班毕业的学生掺进军统内勤各部门，但由于不少黔阳班的学生是从临澧迁过去的，曾在临澧办过参加军统的手续，他们又以“临黔不分家”的口号来拉拢他们。后来一些大特务便故意从兰州特训班调一批学生来重庆，用以抵制他们，使他们彼此去闹摩擦，以减少他们对自己的注意力。这些年轻特务的小报告对大特务虽没有什么大的了不起，但经常成了戴笠在每周举行的纪念周上当做骂人的好材料，受骂的人总是感到不舒服的。
本来戴笠设立兰州特训班的目的，是为了西北地区使用干部方便，免得调去调来多花旅费和时间。而重庆需要的干部，除了原来临渣、黔阳两班的学生已有不少外，以后黔阳班迁往贵州息烽，主要是训练西南方面所需要的干部，特别是重庆已有各种各样的十来个特务班，根本不需要再从遥远的兰州去调学生。但是一些大特务，连毛人风都包括在内，都有点讨厌临训班学生，所以便不惜远道把兰州班学生调来。果然兰训班学生掺入军统各部门后，也相互勾结，慢慢地形成了一股和临训班学生相对抗的力量。以后息烽特训班一连办了三期，毕业的学生也插进来和临黔两班学生争宠，在军统内部无形中形成了三个班毕业学生的势力圈子。当他们彼此间暗中去闹勾心斗角的鬼把戏时，对一些大特务的注意也就越来越放松了。
在三个特训班形成的势力圈子中，由于临训班学生（包括一大部分黔阳班学生）资格比较老，先毕业一两年，基础已经打定，所以在各方面始终占优势。他们内外勾结的办法，当时并不完全避讳我，所以我也能知道一些。他们利用军统局内部的同学帮助外勤各单位的同学去找升官发财的机会，而外面的则对干内勤的经常给以物质上的帮助，有什么重大事情也是互通声气，经常保持着紧密联系，并公开利用聚餐会等方式进行联络。每个临训班的学生由外省到重庆，总会有几个或几十个人来一次聚餐，戴笠知道了也从不禁止。
不过当这些学生们对过去这个班的老师们表示得太亲热时，戴便很不痛快了。
例如原临训班副主任余乐醒每次到重庆，总有上百名学生为他举行公宴，并且照例请他讲一次话。尽管余乐醒每次总是勉励学生们好好工作，尽忠于军统和戴笠，但是戴笠总是非常讨厌他，以后甚至借故将他扣押起来，不审不问关了一年多。不过余乐醒总算有了这些学生，最后没有成为军统刀下之鬼。原来在上海解放前，毛人凤得到密报余已投靠了共产党，便几次催促余乐醒去台湾，余迟迟不肯走。毛便命令上海稽查处的特务逮捕他。结果是命令刚到，给在稽查处的学生知道了这一消息，马上打电话通知他，因而余得以从容逃走。
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临训班学生便大肆活动，很想趁此机会大搞一下。而突如其来的是他们所依靠的这位主任（戴笠）竟在一九四六年三月间坐飞机摔死，他们如丧考妣地大哭起来，感到前途茫茫。一些大特务更趁机大用其私人，对这批军统中的“天之骄子”处处进行打击。在军统缩编中，不少人被编了下来，很久不派工作。这时他们感到极大的恐慌。为了争出路，便由留在重庆的张明选、吴菊生、李葆初、刘德文、邓子培、左志良等二十多人发起，成立一个“滨湖同学会”来加强团结。在南京工作的刘本钦、邓毅夫、牛树坤等马上表示赞成。本来他们一向有联络，一下子便得到两三百人的同意，这个同学会便于一九四六年秋天在重庆成立。
我当时为处理军统的财产经常前往重庆，他们把这一建议向我提出，我便利用处理军统财产的关系，用廉价套买的办法从经费上给他们以全部帮助，使一些没有派工作的人在生活上均能维持。他们便请我当他们的会长，除了希望我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外，还希望通过我在军统内部去给他们找出路。我当时也有些野心，想多拉拢一点实力，便把李葆初推荐给毛人风去保密局人事处当科长，把刘本钦推荐给唐纵到警察总局人事室当科长，把刘子英推荐到交通警察总局主管人事。我当时手中控制有军统不少财物和大城市一些房屋，这些特务头子都想通过我分得一些东西，因此我的这一计划很顺利地得以实现。不久，临训班学生又慢慢抬起头来。
到一九四七年，军统三巨头－－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个人，在争权夺利的一场激烈斗争之后，各得其所，便开始注意抓干部。这时，其他几个特训班的学生也仿照临训班学生的办法，纷纷组成了同学会。毛人风便先行下手，正式命令所有各个特训班同学会一律取消，不准再有所活动，而成立一个军统各特训班的“统一同学会”，并且对临训班学生也照样重用，一下子便把上万的特务学生抓了过去，并破格提升临训班学生担任省站站长，如以钱雾林任贵州站长，吕世琨任重庆站长，董士立任西康站长，张明选任重庆警察局刑警处处长。这样一来，学生们又把毛人风当成了靠山。我也不敢再去拉拢他们，只是保持私人间的往来。
这个班还有一项课程也是不发讲义，甚至提纲都不印发的，那便是如何打入中共组织或民主党派去进行特务活动的问题。这门功课有时是专门讲授，有时是在讲党派分析问题时插进一段。这门功课大都是由共产党的叛徒来主讲。他们对党内的情况比较了解，并利用从邮电检查和各处找来有关共产党的文件作为教材，告诉学生们如何学习党内一些术语，以及一般常识，好伪装进步，从而容易接近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分子。可是他们又怕这些青年们思想上受到共产主义的进步影响，所以在讲授时便得对马列主义，特别是党内一些政策方针要多方加以歪曲和污蔑。许多担任这门功课的叛徒，在讲授时感到非常矛盾和苦痛，不讲得具体详细一点，又怕学生不能在工作中很好地去运用；讲多了，又怕被其他特务看成是在为共产党作变相的宣传，因此感到轻不得又重不得，左右皆为难。因为这个班内不少特务都会直接向戴笠作小报告去讨戴的欢喜。戴笠本人虽不在班内，而班里的一切情况却是了如指掌，不用说教职员和学生思想上的问题，甚至每个重要干部的私生活他都清清楚楚。他第一次到班内视察时，连总队长陶一珊经常在晚饭后与几个人打牌，陶总爱说“饭后来四圈，是卫生麻将”这样一句话，都能一字不错地指出来，毋怪大家不得不随时相互警惕了。
这个班的课程，除上述各项之外，第四队（谍参队）还着重学习军事情报方面的有关功课，第五、六两队则学习游击战术。戴笠听到叶剑英当时在湖南南岳游击干部班讲这门功课，很想把中共打游击的一套办法学过来，将来好去对付中共，便设法把临训班两个副大队长陈震东和王百刚介绍到这个班去工作，以便剽窃到这方面的东西。以后王百刚运用特务的“偷盗技术”偷了游干班一笔不小的现款，被人检举。这个特务表演的技术非常拙劣，弄得人赃俱获，使戴笠很下不去，本来偷窃罪不该死，可是他的任务既没有完成，又给戴笠丢了脸，戴笠一气之下，便把他要回来枪决了。
一九三八年秋天，戴笠第一次来到临澧特训班视察时，副主任余乐醒得到戴要来的消息，为了讨好他，也想让学生们知道一点主任的威风，便在他要来到的当天上午，派出两个中队的学生去担任警戒，在一座小小的临澧县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当戴的汽车驶到县城附近时，余乐醒早率领全体教职员和部分学生在道旁恭候多时，在一声“立正”号音发出后，接着是几处同时传出了立正号音，使整个县城都进入了紧张的气氛中。站在交通要口的武装学生，也立刻执行了断绝交通的任务。戴笠本来是听了一大堆不满意余乐醒的小报告而来的，早就有气，一看到全城戒严来欢迎他，更是火上加油，在路上便发作起来。他厉声责问余乐醒，这样警戒森严是为什么？他说，他又不是过去的军阀，如果让蒋介石知道了他这么摆威风，那还得了。他一路发脾气一直发到班里，使得没有见过他的人都害怕异常，感到主任的威风的确不小。
第二天上午，戴笠第一次主持班务会议时，从开始到收场都是在骂人，从副主任到事务员都给他骂到了。不过以后我在他身边多年，知道他对这个班的确是非常满意。因为这个班一下子给他培养了千多名学生出来，并且训练很认真，成绩很不坏。当时他最为不满的，是他一直没有时间去到班里向学生讲话，弄得学生心目中只有副主任而没有他。余乐醒对特务工作懂得很多，重要的课程如特工常识、化装、毒物、化学通讯等，都是由他主讲。此外，他经常向学生作精神讲话，生活上又与学生能打成一片，几个月功夫，学生对他非常喜爱。一些特务很眼红，便不断向戴笠去报告，说余的野心很大。戴曾经叫陶一珊当副主任，结果不到一个月弄得人心惶惶，依然只好叫余来主持。这更加证实了许多小报告的真实性，使戴对余不满。
戴以后一直想找机会收拾余，都是由于这一原因。
在这次班务会上，几乎人人皆挨骂，却有一个人独受赞扬，这便是政治教官、中共叛徒廖华平。戴笠早听说廖华平一到临澧，便极力鼓吹反共。许多人说廖华平“危言耸听”，廖还是声嘶力竭地叫嚷共产党是最大最危险的敌人。他还说什么共产党如不消灭，大家都死无葬身之地。别人说他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他还是坚持他的看法，因此很能够得到戴的赏识。加上他在戴笠主持的班务会上公开指责副主任、总队长、总教官等领导干部花天酒地的私生活，放松对学生的教导工作，对学生思想考核不严，教官和队长中不少人与女生闹师生恋爱等等。他抨击最力的有两件事：一是教务处与总队部强迫所有学生要学会游泳，结果淹死了一个从来没有下过水的河南籍女生刘颖；二是严燮被教官打伤，以致病重身死。戴笠听到这些更是发火，所以越骂越气。在骂过所有的人以后，戴笠对廖却当场大大称赞了一番。
这次戴笠在临训班住了三四天，几乎每天要对学生讲一次话。他除了向学生吹嘘军统这个组织是如何革命如何有前途外，每次总是要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一番污蔑，叫学生认清今后的最大敌人是谁的问题。
戴笠第二次去这个班视察是在同年的冬天。他匆匆从长沙赶到临澧，经过常德时，并邀请了当时常德警备司令唐生明和他的夫人徐来，以及徐的女友张素贞一同前往。他这次去到临澧，除了主持临训班的毕业典礼外，同时由于战事关系，湘西已非安全之所，决定要把这个班迁往黔阳县继续办下去，并且还要将副主任余乐醒撤换，所以要在百忙中抽空前往。当时第一期学生的训练还没有到一年，而第二期的招生已在开始，并且有些地方保送的学生已有几十名到达临澧，暂在临时成立的新生队中作为旁听。所以有些特务学生是临训班入学，而到黔训班才毕业的。第四队谍参队也是到黔阳才毕业的。军统虽把他们列为第二期黔训毕业生，可是他们自己总说自己是临训班的。
戴笠在这次的班务会上，却不像上次一样发脾气骂人，而是肯定这次试验性的大规模训练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慰劳，对学生表示满意。当他快离开时才正式宣布迁黔阳后人事方面要改组，副主任一职决定由军事教官吴琅继任，原有的处长、总教官、总队长等均另派工作，并指示班本部下面不再设处，均改为组。他除了在毕业典礼时，向学生宣布毕业后的工作任务外，并找一些平日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进行个别谈话，也分别约集了留班工作的特务和宣布调职的特务进行了一次谈话。
在毕业典礼的晚会上，班里的教官和学生都想借此表演自己的“特技”，显露一下身手。在各种别开生面的表演中，戴笠对行动队学生李克炼的气功很满意。李克炼能在腹部放上一块大石板，别人用铁锤将石板击碎，而他的腹部不受丝毫损伤。
以后李克炼由戴提升为重庆技击班（专门训练武功的行动特务班）副主任，便是这次看中的。在这次晚会上，朝鲜籍教官金民杰也表演了一次他的绝技。他把一个名叫金刚的十多岁的小勤务兵带到台上，只用手腕夹住咽喉，几秒钟内便立刻晕了过去，人事不知。紧接着，经他在背后一拍，金刚又活了转来。在场观众都为这项表演喝彩，戴笠却极不满意，立刻指示，不能以此作为文娱表演。因此有些特务原来准备的类似节目便不敢再搬出来，否则会成为一次特务的比武会。
戴笠的这一指示，当时传说纷纭，有的说他讲人道，怕把小孩弄死后活不转来；有的则说因为有女太太们在场怕使人受惊等等。直到后来我在他身边工作，偶然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他才坦白地告诉我。他说，像这种对付敌人的手段，应当是守秘密的，怎么能拿出来当众表演。于是我才明白，原来他是怕泄漏了军统特务的一套残酷手段，不愿让人看到这些。
这个班的学生在训练期间的待遇，每月是十二元，伙食费一般吃到三四元，还有八九块钱作零用。衣服是灰布军装。毕业后，一般是按少尉待遇支薪，都是四十元，但提升很快。原来少数不大安心的人，看到这是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也就越干越有劲头。
工作分配情况和内部的摩擦斗争
临澧特别训练班的学生，在训练中，便有部分学生调出分配工作。戴笠对这为期一年的训练时间，感到太长，曾一再指示希望将时间缩短一些，而且迫不急待经常亲自电令挑选成绩较好的学生提前分派工作，不等到毕业便先行使用。一九三八年夏天，除把原来是军统特务送来受训的学员先调去不少外，还命令一次提前选派女生徐寄鸿等三十人，去江西胡某所主持的“战地服务团”工作。
戴笠对这种打入当时一些民众组成的战时服务团体，是决不放过机会的。因为他怕这些民众组成的抗日组织被共产党或其他进步党派掌握住，将来不易控制。他认为这种组织大可利用来作军统的特务活动，使人不会去注意它。所以当江西战地服务团胡某见到他的时候，表示人手缺乏，他便马上答应给她以支援，利用这个机会渗入特务去活动。临训班立刻按他的指示，把平日认为可靠而学习时较用功的学生挑出来，并郑重其事地为她们举行一次送别聚餐会。当她们经过武汉时，戴笠又向她们讲了话，当面指示此次去江西的任务。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江西是共产党老根据地，此去意义特别重大。以后徐寄鸿等还把戴笠召见她们时的讲话写信到班里来，报告离班以后的种种情况。
另外，临训班曾挑选男女学生一百名，送往武汉参加保卫武汉的工作。这一百人挑选好以后，由我领送前往，去的男生有黄炳炎、袁铭鼎等八十多人，女生有杨文惠等十多人。这批学生到武汉后，住在汉口旧日租界南小路一所日本小学内。第二天上午，戴笠亲自前去点名讲话，勉励他们要在武汉保卫战中发挥出军统的特殊作用。当日中午，戴和这批学生聚餐，并发给每人一笔置装费。第二天，那一百名额布军服的特务学生都买好了便衣。我留武汉一星期，戴笠仍叫我回临澧去担任训练学生的工作。他向我说明当时训练工作的重要性，主要是由于军统工作一天天开展，对外（指对日本）对内（指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工作都越来越繁重，而最缺乏的是干部。他强调指出，军统这门工作，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所以必须经过训练和思想考核以后，才敢放手使用。我曾两次请求不再回去搞训练，经他这么一说，只好仍回临澧。
一九三八年秋天，临训班又先后在第五、第六两个军事队中挑选了一百多名没毕业的学生送去东南，到军统所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去工作。因为那里是和新四军接近的地区，军统从抗战一开始便着重加强了那个地区的工作。
当时军统对日寇占领的地区也派有特务潜人，点缀了几下。如周希良、毕镐奎、朱山猿等过去对上海情况熟悉，便派去上海工作，此后，有条件去工作的又选派了两三批，每次只有四五个人。对山东沦陷区有人事关系的赵鲁丰等几个人，也在秋天派回山东去工作。所以临训班的学生等到冬天毕业时，实际上只有七百多人了。
这些留下没有提前派工作的学生，总共也不过受了十个月左右的训练，大部分却派到西南后方工作，其中以军统局和四川省最多，也有极少数的如方定亚、成再德等人留下作为第二期的干部。
戴笠对这批毕业学生特别喜爱，派到军统局局本部去的几十名都经他亲自挑选，并且很快都得到他的重用。如李甲孚、刘子英当了他机要室（又称为甲室。这是戴笠仿照蒋介石的办法，等于他的侍从室）的助理秘书。派在人事室（以后改为人事处，即第六处）工作的粟沧洲、李逢源、吴逢源、陈希普、窦滋树、崔毓斌、周懋树、王泽澳等十来个人，不久便当上了股长、副股长等。由于戴笠对这班学生的宠信，军统局各处、室、组、区等内勤单位中，无不有临训班的学生在内担任重要职务；外勤的区、站、组，也都有这些学生插足其间。如当时的渝特区中便有吕世棍、刘德文、杨政、陈月华、邓毅夫等七八人。又如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竟有这个班的学生三十多人，不但处内各科股中都有，十多个县里的稽查所的所长和督察，几乎全部由这些学生担任。其中如易啸夫、胥蜀鸣、吴德厚、关宝中、程传洛、鲁东辞、鲁东藩、张明选、邓子培、杨兴贤、吴菊生、唐治亚、朱、毛洪明等十多人，不仅都是很快独当一面的工作，而且官阶也很快提升到了上尉或少校。
当时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在军统工作多年、资历比这些学生老得多，却得不到重用的特务的不满。他们便在背地里大发牢骚，说现在真成了“非澧（礼）勿视，非澧（礼）勿用的世界了”。特别由于这些初出茅庐的人，态度骄横，对老特务没有礼貌，更引起他们的反感。这班年轻人，在任何场合中都要表示出自己是戴笠的学生，不论在口头上或写报告时，一般人总是称戴笠为“戴先生”，而这些学生却都是一律称“主任”以表明与一般特务不同。由于这种情况，最初还只是一些一般的小特务眼红不满，后来渐渐弄得一些科长、处长们也有点讨厌起他们来。
临澧特别训练班的这批学生，获得戴笠信任的原因，除了是第一批大规模训练出来而又正在戴笠大走红运时毕业，正是需要干部时，因而得到破格重用外，同时这些人都很会讨好戴笠，经常去反映老特务们的情况，所以使得一些私生活腐化惯了的大特务们更加讨厌他们。而他们却自恃只要得到主任的信任，什么人都不在眼中。这批新培养出来的年轻特务，以后渐渐地也相互标榜，相互包庇，内外勾结。
他们之间彼此称呼也不和一般人一样互称“同志”，而是互称“同学”，以示亲密。
他们见了过去临训班的一些教官队长，也不称现时的职名，而以“老师”呼之。我在军统局局本部任总务处长时，学生们见到我总是亲热地招呼“沈老师”。以后甚至弄得其他处长们都当面讽刺我，也和他们一样叫我“沈老师”。
由于这些情况，局里的许多大特务便想出对付他们的办法。军统人事制度很严格，各单位主管官不能随便调用亲友到自己的单位工作。自己的亲友参加军统后，要由人事处分派工作。戴笠对这一点控制很严，为的是防止大特务擅用私人，上下一气来欺骗他。他在每个单位都安置他的学生来暗中监视这些主管单位的大特务。
以后虽然调进一些黔阳训练班毕业的学生掺进军统内勤各部门，但由于不少黔阳班的学生是从临澧迁过去的，曾在临澧办过参加军统的手续，他们又以“临黔不分家”的口号来拉拢他们。后来一些大特务便故意从兰州特训班调一批学生来重庆，用以抵制他们，使他们彼此去闹摩擦，以减少他们对自己的注意力。这些年轻特务的小报告对大特务虽没有什么大的了不起，但经常成了戴笠在每周举行的纪念周上当做骂人的好材料，受骂的人总是感到不舒服的。
本来戴笠设立兰州特训班的目的，是为了西北地区使用干部方便，免得调去调来多花旅费和时间。而重庆需要的干部，除了原来临渣、黔阳两班的学生已有不少外，以后黔阳班迁往贵州息烽，主要是训练西南方面所需要的干部，特别是重庆已有各种各样的十来个特务班，根本不需要再从遥远的兰州去调学生。但是一些大特务，连毛人风都包括在内，都有点讨厌临训班学生，所以便不惜远道把兰州班学生调来。果然兰训班学生掺入军统各部门后，也相互勾结，慢慢地形成了一股和临训班学生相对抗的力量。以后息烽特训班一连办了三期，毕业的学生也插进来和临黔两班学生争宠，在军统内部无形中形成了三个班毕业学生的势力圈子。当他们彼此间暗中去闹勾心斗角的鬼把戏时，对一些大特务的注意也就越来越放松了。
在三个特训班形成的势力圈子中，由于临训班学生（包括一大部分黔阳班学生）资格比较老，先毕业一两年，基础已经打定，所以在各方面始终占优势。他们内外勾结的办法，当时并不完全避讳我，所以我也能知道一些。他们利用军统局内部的同学帮助外勤各单位的同学去找升官发财的机会，而外面的则对干内勤的经常给以物质上的帮助，有什么重大事情也是互通声气，经常保持着紧密联系，并公开利用聚餐会等方式进行联络。每个临训班的学生由外省到重庆，总会有几个或几十个人来一次聚餐，戴笠知道了也从不禁止。
不过当这些学生们对过去这个班的老师们表示得太亲热时，戴便很不痛快了。
例如原临训班副主任余乐醒每次到重庆，总有上百名学生为他举行公宴，并且照例请他讲一次话。尽管余乐醒每次总是勉励学生们好好工作，尽忠于军统和戴笠，但是戴笠总是非常讨厌他，以后甚至借故将他扣押起来，不审不问关了一年多。不过余乐醒总算有了这些学生，最后没有成为军统刀下之鬼。原来在上海解放前，毛人凤得到密报余已投靠了共产党，便几次催促余乐醒去台湾，余迟迟不肯走。毛便命令上海稽查处的特务逮捕他。结果是命令刚到，给在稽查处的学生知道了这一消息，马上打电话通知他，因而余得以从容逃走。
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临训班学生便大肆活动，很想趁此机会大搞一下。而突如其来的是他们所依靠的这位主任（戴笠）竟在一九四六年三月间坐飞机摔死，他们如丧考妣地大哭起来，感到前途茫茫。一些大特务更趁机大用其私人，对这批军统中的“天之骄子”处处进行打击。在军统缩编中，不少人被编了下来，很久不派工作。这时他们感到极大的恐慌。为了争出路，便由留在重庆的张明选、吴菊生、李葆初、刘德文、邓子培、左志良等二十多人发起，成立一个“滨湖同学会”来加强团结。在南京工作的刘本钦、邓毅夫、牛树坤等马上表示赞成。本来他们一向有联络，一下子便得到两三百人的同意，这个同学会便于一九四六年秋天在重庆成立。
我当时为处理军统的财产经常前往重庆，他们把这一建议向我提出，我便利用处理军统财产的关系，用廉价套买的办法从经费上给他们以全部帮助，使一些没有派工作的人在生活上均能维持。他们便请我当他们的会长，除了希望我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外，还希望通过我在军统内部去给他们找出路。我当时也有些野心，想多拉拢一点实力，便把李葆初推荐给毛人风去保密局人事处当科长，把刘本钦推荐给唐纵到警察总局人事室当科长，把刘子英推荐到交通警察总局主管人事。我当时手中控制有军统不少财物和大城市一些房屋，这些特务头子都想通过我分得一些东西，因此我的这一计划很顺利地得以实现。不久，临训班学生又慢慢抬起头来。
到一九四七年，军统三巨头－－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个人，在争权夺利的一场激烈斗争之后，各得其所，便开始注意抓干部。这时，其他几个特训班的学生也仿照临训班学生的办法，纷纷组成了同学会。毛人风便先行下手，正式命令所有各个特训班同学会一律取消，不准再有所活动，而成立一个军统各特训班的“统一同学会”，并且对临训班学生也照样重用，一下子便把上万的特务学生抓了过去，并破格提升临训班学生担任省站站长，如以钱雾林任贵州站长，吕世琨任重庆站长，董士立任西康站长，张明选任重庆警察局刑警处处长。这样一来，学生们又把毛人风当成了靠山。我也不敢再去拉拢他们，只是保持私人间的往来。
特训班学生的罪恶活动
从我和临澧特别训练班学生十年以上的接触中，了解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罪恶活动。这里简单的提出一部分，便可看出这个班训练出来的这批特务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解放前，保密局对解放地区布置潜伏人员的第一、第二两科科长李葆初、任鸿传，从一九四八年起便专搞这项工作，直到逃往台湾还继续担任这个任务。
在解放前，参加重庆大破坏大屠杀的特务中，这个班的学生计有：重庆警察局刑警处处长张明选、副处长周万孪、督导长钟恕、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主持重庆中美所渣滓洞大屠杀）的司法科长雷天元。我在云南主持省站工作时，在云南搞特务工作的重要干部几乎全都是这个班的学生。例如云南站副站长皮绍晋，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副处长肯某某，督察主任吴德厚，参谋主任宋俊辉，总务科长王静涵，副科长张静甫，侦讯科长左志良，业务科长杜玉洲，副科长黄潭，航空检查组长李瑞峰，邮电检查组长安耀礼，昆明组长戴季庸，新平组长胡笑波，保山组副组长秦善继，第二十六军随军调查组组长张宜川，第八军随军组组长郑世勋，督察周云峰、粟沧洲、吴菊生、王廷秀、仲体逸等共有二十多人。
这里只略提一下胥某某的罪行，便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抗战期间，胥某某在重庆稽查处先后担任过江津和涪陵的稽查所所长，他在这两地所破坏的中共地下组织便有两三处。他的老婆某某，便是被他逮捕的地下党员，被他奸污后强占为妻，迫使登报声明脱党。北平解放前，他任北宁铁路局警务处副处长，经常率领交通警察部队与沿铁路的人民游击队作战。据他自己夸耀，被他打死打伤与活捉的游击队员达三百余人。云南解放前，他和我一同主持昆明大逮捕等罪恶活动。他还与当时在贵阳任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何锦书，贵阳省会警察局督察长的朱肇基，以及警察分局长张松涛、稽查处科长栗沧洲等十多个临训班毕业的特务勾结一气，准备在云贵边境搞武装游击特务活动。以后粟沧洲等逃到昆明，他又把他们拉进了保防处。
一向在东南活动，以及在上海解放前屠杀革命人士的著名刽子手毛森，他身边最得力的助手黄炳炎、袁铭鼎等，都是这个班的学生。在上海稽查处中的重要骨干分子如季仲鹏、李人章等还有二十多个。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犯延安后，第一个到延安去担任稽查处长的便是这个班的崔毓斌，可见军统对这些特务的重视了。
抗日战争刚结束，军统选派去美国留学的大特务当中，也有这个班的学生俞实和焦金堂两人，由此可见戴笠对他们的培养是煞费苦心的。这事，当时曾引起很多大特务的不满，因为这次去美留学，大都是军统中的处长、省站站长这一级的老特务，戴笠却把这些学生也和他们同等看待起来。
这个班的学生从一九三八年毕业到一九四九年的十一年中，便有好几个已经爬到了少将阶级，如十一战区调查室主任张家铨，十六兵团孙元良部的第二处处长易啸夫，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副处长胥某某，以及交警总局的刘子英、唐振文等。
这些学生在军统局和保密局局本部当到科长的先后有俞实、邓毅夫、刘子英、牛树坤、任鸣传、李葆初、汤亚东等十多人。外勤方面也有几个当到省站站长，负一省的责任。当稽查处长、刑警处长、侦缉队长、警察局长、督察长等公开特务单位负责人的就更多了。总之，这个班毕业的特务，到解放前没有脱离军统组织的，绝大多数已成为军统中级以上的骨干分子，至今还在台湾继续作恶的仍有不少。
<P> 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
组织与人事情况
抗日战争以前的几年中，军统一直特别重视上海地区的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共中央曾设在上海，从这里领导全国的党组织进行了多年的革命斗争；其次是由于各民主党派与进步社团以及反蒋人士等，利用上海租界为掩护，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反蒋活动。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成立时，蒋介石所交给的两大任务，一是反共，一是排除异己，以巩固他的独裁统治。
我于一九三二年离开学校参加军统即在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区的交通、情报组长、助理书记，又兼任过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督察及行动组长等职，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发生后上海撤退时才离开。因此我对军统这几年在上海的组织人事及各种罪恶活动有相当了解，而且不少是自己亲身参加过的。军统在这一段时期中在上海的活动表现得最凶狠残暴，戴笠也由于这一时期在上海有过不少“成绩”而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宠信。
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复兴社特务处（对外又称军委会特务处）成立之前，戴笠早就派有翁光辉、陈志强、王昌裕等人在上海从事活动，戴笠本人也经常去上海，不过没有正式组织名称。一九三二年以后，才成立上海区，由翁光辉任区长。翁为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浙江人，曾在海军方面工作多年。翁任区长时，区部组织很简单，只有书记一人，司书、事务、交通各一人，下面也只有三个组：第一组组长陈志强，上海人，军校三期毕业，一向在上海搞流氓帮会；第二组组长王昌裕，广东琼州文昌人，军校五期毕业；第三组组长徐昭骏，四川人，军校三期毕业。当时在上海的内外勤特务总共不过三十多人，一般工作都只做做情报。蒋介石希望这些特务能打入中共在上海的组织，结果连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都没有得到一点消息。戴笠在以后多年中对在上海的特〕讲话时，常常承认这是军统最为失败的一件事。
翁光辉任区长不久，因他拟将一项重要中共情报不通过戴笠直接送与蒋介石，被戴发觉扣留，撤去区长职务，改由杭州和南京特训班教官余乐醒为区长，并将上海区扩大为华东区，增设了第四组和行动组。第四组全部人员均为杭州特训班甲班刚毕业的特务，组长为张人佑，浙江温州人，组员有程慕颐、倪永潮、方元勋、应志春、应怀宝、石仁宠等十余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十余人，大多为杀人越货的惯匪。这个组受双层领导，暗杀工作由戴笠和南京总处直接指挥，有关在上海地区的绑票与秘密逮捕等项活动则受区长领导，人事、经费等亦直属南京。</P>
从我和临澧特别训练班学生十年以上的接触中，了解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罪恶活动。这里简单的提出一部分，便可看出这个班训练出来的这批特务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解放前，保密局对解放地区布置潜伏人员的第一、第二两科科长李葆初、任鸿传，从一九四八年起便专搞这项工作，直到逃往台湾还继续担任这个任务。
在解放前，参加重庆大破坏大屠杀的特务中，这个班的学生计有：重庆警察局刑警处处长张明选、副处长周万孪、督导长钟恕、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主持重庆中美所渣滓洞大屠杀）的司法科长雷天元。我在云南主持省站工作时，在云南搞特务工作的重要干部几乎全都是这个班的学生。例如云南站副站长皮绍晋，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副处长肯某某，督察主任吴德厚，参谋主任宋俊辉，总务科长王静涵，副科长张静甫，侦讯科长左志良，业务科长杜玉洲，副科长黄潭，航空检查组长李瑞峰，邮电检查组长安耀礼，昆明组长戴季庸，新平组长胡笑波，保山组副组长秦善继，第二十六军随军调查组组长张宜川，第八军随军组组长郑世勋，督察周云峰、粟沧洲、吴菊生、王廷秀、仲体逸等共有二十多人。
这里只略提一下胥某某的罪行，便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抗战期间，胥某某在重庆稽查处先后担任过江津和涪陵的稽查所所长，他在这两地所破坏的中共地下组织便有两三处。他的老婆某某，便是被他逮捕的地下党员，被他奸污后强占为妻，迫使登报声明脱党。北平解放前，他任北宁铁路局警务处副处长，经常率领交通警察部队与沿铁路的人民游击队作战。据他自己夸耀，被他打死打伤与活捉的游击队员达三百余人。云南解放前，他和我一同主持昆明大逮捕等罪恶活动。他还与当时在贵阳任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何锦书，贵阳省会警察局督察长的朱肇基，以及警察分局长张松涛、稽查处科长栗沧洲等十多个临训班毕业的特务勾结一气，准备在云贵边境搞武装游击特务活动。以后粟沧洲等逃到昆明，他又把他们拉进了保防处。
一向在东南活动，以及在上海解放前屠杀革命人士的著名刽子手毛森，他身边最得力的助手黄炳炎、袁铭鼎等，都是这个班的学生。在上海稽查处中的重要骨干分子如季仲鹏、李人章等还有二十多个。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犯延安后，第一个到延安去担任稽查处长的便是这个班的崔毓斌，可见军统对这些特务的重视了。
抗日战争刚结束，军统选派去美国留学的大特务当中，也有这个班的学生俞实和焦金堂两人，由此可见戴笠对他们的培养是煞费苦心的。这事，当时曾引起很多大特务的不满，因为这次去美留学，大都是军统中的处长、省站站长这一级的老特务，戴笠却把这些学生也和他们同等看待起来。
这个班的学生从一九三八年毕业到一九四九年的十一年中，便有好几个已经爬到了少将阶级，如十一战区调查室主任张家铨，十六兵团孙元良部的第二处处长易啸夫，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副处长胥某某，以及交警总局的刘子英、唐振文等。
这些学生在军统局和保密局局本部当到科长的先后有俞实、邓毅夫、刘子英、牛树坤、任鸣传、李葆初、汤亚东等十多人。外勤方面也有几个当到省站站长，负一省的责任。当稽查处长、刑警处长、侦缉队长、警察局长、督察长等公开特务单位负责人的就更多了。总之，这个班毕业的特务，到解放前没有脱离军统组织的，绝大多数已成为军统中级以上的骨干分子，至今还在台湾继续作恶的仍有不少。
<P> 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
组织与人事情况
抗日战争以前的几年中，军统一直特别重视上海地区的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共中央曾设在上海，从这里领导全国的党组织进行了多年的革命斗争；其次是由于各民主党派与进步社团以及反蒋人士等，利用上海租界为掩护，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反蒋活动。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成立时，蒋介石所交给的两大任务，一是反共，一是排除异己，以巩固他的独裁统治。
我于一九三二年离开学校参加军统即在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区的交通、情报组长、助理书记，又兼任过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督察及行动组长等职，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发生后上海撤退时才离开。因此我对军统这几年在上海的组织人事及各种罪恶活动有相当了解，而且不少是自己亲身参加过的。军统在这一段时期中在上海的活动表现得最凶狠残暴，戴笠也由于这一时期在上海有过不少“成绩”而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宠信。
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复兴社特务处（对外又称军委会特务处）成立之前，戴笠早就派有翁光辉、陈志强、王昌裕等人在上海从事活动，戴笠本人也经常去上海，不过没有正式组织名称。一九三二年以后，才成立上海区，由翁光辉任区长。翁为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浙江人，曾在海军方面工作多年。翁任区长时，区部组织很简单，只有书记一人，司书、事务、交通各一人，下面也只有三个组：第一组组长陈志强，上海人，军校三期毕业，一向在上海搞流氓帮会；第二组组长王昌裕，广东琼州文昌人，军校五期毕业；第三组组长徐昭骏，四川人，军校三期毕业。当时在上海的内外勤特务总共不过三十多人，一般工作都只做做情报。蒋介石希望这些特务能打入中共在上海的组织，结果连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都没有得到一点消息。戴笠在以后多年中对在上海的特〕讲话时，常常承认这是军统最为失败的一件事。
翁光辉任区长不久，因他拟将一项重要中共情报不通过戴笠直接送与蒋介石，被戴发觉扣留，撤去区长职务，改由杭州和南京特训班教官余乐醒为区长，并将上海区扩大为华东区，增设了第四组和行动组。第四组全部人员均为杭州特训班甲班刚毕业的特务，组长为张人佑，浙江温州人，组员有程慕颐、倪永潮、方元勋、应志春、应怀宝、石仁宠等十余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十余人，大多为杀人越货的惯匪。这个组受双层领导，暗杀工作由戴笠和南京总处直接指挥，有关在上海地区的绑票与秘密逮捕等项活动则受区长领导，人事、经费等亦直属南京。</P>
一九三二年秋，余乐醒任区长时化名为金鸣三，南京特务处化名则为杨柳青。
余系湖南醴陵人，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以后曾去苏联学过政治保卫工作，戴笠对他寄以很大希望。当时华东区可以领导上海、浙江、福建、徐海等地区工作，但事实上除上海几个组肯听区长的话以外，其余几个单位根本不愿接受区的领导，因此华东区有名无实，没有好久便又改为上海特区，专门负责上海地区的工作。当时区部组织仍很简单，情报多的时候，除区长外，区书记邓志英和我都得帮同司书陈拔苹来抄写密写信件。最初密写的化学药水很简单，以后才渐渐复杂一点，到一九三四年改由南京派交通每日来取情报，才停止用药水抄写和邮寄。
当时四个情报组的主要成员都是基本特务，任务是想方设法打入中共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以及担任监视蒋介石交下来“应予监视”的反蒋人士的工作。因此情报组的情报反而不很多，而主要来源却是依靠由区所直接掌握的“直属通讯员”。
这些人大多是各方面向戴笠或区长推荐的，有的还在试用，有的则成为正式的通讯员。这种直属通讯员有三十多人，都是有固定的公开职业，与各方面关系较多。他们搞特务活动最初是兼差，慢慢才变成专业。他们一般都是由区长、书记和交通去联系，其中绝大多数是靠交通联系；特别是一些在民主党派中工作或伪装进步的人，他们最怕别人发觉与特务有往来，因此联络时也很秘密。
上海特区头几年只设有一个邮局信箱而没有接头机关，一般都是一星期联系一次，有特别事项便写信寄到信箱去，我任交通时每天都得跑几个地方去取情报。直属通讯员必须与区长见面时，彼此都有些准备。区长怕他们靠不住被出卖，约见时往往先由我传达清楚后临时带他们到旅馆开房间或公园茶酒馆去等候区长。有时一再变更地点和时间，甚至见到以后谈了几句又雇出租汽车再到另一个地方去长谈，弄得非常神秘的样子。有些通讯员也是提心吊胆，生怕一次见面后谈得不投机被带到南京去，所以彼此都不愿经常会见。有些通讯员往往半年才和区长见到一次。
南京总处认为有特别重要作用的人，先后任过总处书记长的梁于乔和唐纵、张师等都从南京赶到上海去约谈，遇到这种情况那就更加弄得神秘了。我不但要使双方按时会见，而且还要担任临时的警卫工作，防止发生意外事故。有些区部认为比较可靠的通讯员，则不像和有党派关系的人见面那么故弄玄虚，除经常由交通直接去找他们外，区长和区书记也往往直接去找他们联系，但始终不敢把区部所在地和电话告诉他们。
通讯员中，我还记得姓名和地点的，如吴淞商船学校军事教官陶一珊（化名陶式贯）。他是由潘佑强介绍给戴笠的，因为是中央军校的学生，又有公开职务，不会发生问题，当时专门负责吴淞地区社会情报和那里的几个学校方面的情报。
另外还有专做复旦大学学生工作的一个通讯员叫陈绍宗，也是黄埔学生，曾在复旦担任过军事教官。他离职以后，戴笠便叫他在复旦后门口开了一个嘉宾饭店。
他用他妻子吴树宾的名字当化名。这个饭店由于得到特务机关的津贴，资本比一般雄厚。陈认识的学生很多，又愿意赊账给学生，所以生意很兴隆。这家饭店有两间小房间，除了供学生们聚餐请客之外，还借给学生开小会和商谈问题。陈便借口义务招待茶水为名，叫他一个十多岁的女儿常常进进出出去听他们谈话。遇到学生们事先关照不要随便进去时，这便无意中说明此地正在商量秘密问题，更成为注意的好线索。他拉拢过不少学生，打进学校中各种组织中去活动，因此情报比较多。后来整个江湾地区的工作都由他担任起来，连附近的女子体育学校、法政大学等都发展了一些学生给他做工作。我每次去总是用买饭票的方式把区部给他的指示夹在钞票里交给坐在柜台上他的老婆，再利用找钱为名取回他写的情报。
当时闹事最多的真茹暨南大学，特务人员除了在附近开有一个咖啡店从事掩护活动外，一些南洋回国的华侨学生被吸收当了特务。这些学生当时虽然还在读书，却已身佩手枪到处乱闯，经常掏出手枪来威吓人。后来杨虎的一个姨太太还把这个学校的十多个华侨学生如苏振通、刘果庆等介绍给戴笠，送到杭州警官学校特训班去受训练，成为军统的基干分子。
当时还有些地方军阀派在上海的联络人员，他们也替军统做工作。文化界方面，有在上海《大晚报》担任副刊《火炬》主编的崔万秋，以及一向在教育界活动的高巩白等，都是上海区的直属通讯员，我都跟他们联系过。在崔万秋所编的副刊上，张春桥曾用秋克这一笔名写文攻击鲁迅，并要鲁迅给他写回信时由《火炬》编辑部转交。崔万秋多次吹捧蓝苹的文章也是在这个报上发表的。当时崔万秋住在法租界，我每月给他送去津贴八十元，有时还有几十元的奖金。我给他送钱和去他家取情报时，曾不止一次见到蓝苹在他家中，但崔从来没有给我介绍过。我去他家时，遇到他有客人的时候，他总是把我领到他家后面的亭子间内，一交一接便走了。他生怕被人发觉，我也不愿与他家的客人打招呼。另外还有些人是担任律师、教授、银行职员、记者以及无业流氓、帮会头子等各色各样的人。
到了一九三四年间改由吴乃宪任区长，他是黄埔一期学生，因出卖邓演达先生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当时蒋介石和戴笠希望通过他过去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反动派叫它为“第三党”）的关系，一方面进行搞垮这个党的活动，同时又企图通过这个党中的少数败类来接近中共组织去做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的阴谋。他当时介绍到军统的第三党人员虽不多，但都很受南京总处的重视。总处的书记长曾多次到上海和这几个人见面，给他们的活动费也很多。这些人的住处我没有去过，他们大都是直接和吴乃宪用电话约好，叫我到什么地方去等候他们给我情报。我常常在约定的时间与地点见到他们时，也顺便把钱交给他们。当时我和这几个直属通讯员很少聊天，因为吴乃宪曾再三叮嘱我少和他们谈话，见面后彼此都很客气，约定的地点总是茶楼酒馆的小房间。他们照例请我吃一顿，往往把情报夹在画报与小说中交给我。我当时还只二十来岁，他们大都是三四十岁，老把我看成小弟弟一样，总要叮嘱我不要把东西落掉了。
我在上海区担任交通联络工作将近三年，一九三三年以后虽已担任法租界情报组长，但还是兼交通，住在区部。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兼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督察，才辞去交通职务，由南京总处改派王湘荪为区交通。我在担任区交通期间，与我有过联系的直属通讯员几十人当中，虽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却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干部，只有一两个是中共外围组织的成员。戴笠每到上海，对上海区没有办法打入中共组织与拉出中共的重要人员常常发大脾气。有次他找区长、书记和几个组长在四马路杏花楼吃饭，非常生气地说：“这样搞下去，我们工作要垮台。你们怎么连一个共产党的组织都打不进去？”当时上海区的历任书记、组长等虽有些是中共叛徒，但在叛变后关系便中断，都没有办法再去发展。蒋介石和戴笠对这一主要工作最不满意，总责怪上海区的各级特务没有尽全力注意这方面的工作。
我在上海将近六年中，据我所知，当时每个特务莫不想尽一切办法来从事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打入拉出工作，但收到的效果很小，总没有像对其他一些民主党派进步团体和反蒋集团那么容易。因此，上海区每年年终总结工作时，老是要受到南京总处和戴笠一顿臭骂。每年年初虽拟好一些对付中共组织的办法，却从来没有一次能够做到过。戴笠经常强调对中共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一再严格要求每个特务不要忘记这是最大的心腹之患，但一直到抗战发生我离开上海时，我方面的工作还是没有“成绩”。为此，区长、书记、组长等几年间也一再撤换。
余乐醒任区长时，区部都是设在法租界内，先后设在辣斐德路、吕班路、西门路等处。当时区部办公费和特别费只有二百元，除租房屋和临时与直属通讯员见面开旅馆、进馆子等花去一百多元外，剩下的便不多，连买一部好点的照相机都费了好几个月时间才买成。当时特务们胆子很小，生怕共产党进行报复打击，区部除几个组长能往来外，一般组员都不知道区部设在什么地方。每天进出也怕人跟踪，连一部汽车都没有。当时只有行动组一辆汽车，除了做绑票暗杀外平日都不准使用。
吴乃宪于一九三四年任区长后，区书记改由张师（号行琛）担任。张为中共叛徒，戴笠希望他能在对付中共方面多发挥一点作用，同时还增加了一个区督察陈慈（号质平，听说后来他任蒋帮驻外大使），区部经费也增加到三百元。吴乃宪和张师胆子更小，他们把区部从法租界迁到了国民党统治的老西门，以后区部便一直不再迁人租界，总在老西门附近转来转去。但由于当时华界的卫生条件很差，吴乃宪和陈慈则住在法租界环龙路，他们的住处除了我和书记之外，别人都不敢告诉。
张师担任区书记后，对打入中共组织虽仍然没有办法，但他对处理有关中共情报方面有很多的建议，对分析这类情报有些见解。戴笠看中了他，便把他调升为南京总处书记长，遗缺先后由徐进、姚则崇担任，并一度叫我兼任过助理书记。不久，因我的兼职很多，便派郑修元为助理书记。到一九三五年初，蒋介石批准把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交与军统，并以吴乃宪兼大队长。从此以后，军统在上海的活动便由秘密慢慢转向半公开，一些逮捕监视工作也交由侦察大队办理，逮捕到的政治犯也不必全部送南京，可以囚禁在侦察大队，初步审讯用刑等也在这里进行。
约在一九三五年秋冬间，吴乃宪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雨铁路局警察总署长，由王新衡任上海区区长，秦承志任区书记，侦察大队长也交给了翁光辉。从此，军统掌握了这两条铁路警察的控制权。不但南京总处交通科的交通员每人都领到了京沪杭雨铁路局的二等车的长期免费票，上海区的内勤与几个组长乘坐这条铁路的客车也都能免费优待。从上海解送人犯去南京，也得到路警的协助。当时驻在苏州的警务段长韩尚英，便被指定担任协助上海区解送人犯的工作。
王新衡任区长后，内外勤人员均比过去增加，王本人也特别活跃。他是一个中共叛徒，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他又是宁波人，与当时上海许多宁波商人一向有往来，还和杜月笙关系很密切，为杜的青帮组织“恒社”中最受欢迎的客人。
他任区长期间，拉了不少留学苏联的叛徒、上海帮会分子、上海邮务总工会以及工商业和文化界方面的人参加了军统。直到抗日战争发生的前夕，他才离开上海，由周伟龙继任区长。在这段时期里，上海区的组织大肆扩充，除原来的几个情报组外，又增设虹口区。闸北区、沪南区潜伏组。还增添了十多个战地随军调查组，内外勤工作人员由原来一百多人增到五百多人，并添设了大量无线电台。这一时期的情况，本文不准备写述，拟在写其他材料时再写。
抗战前上海区的基层组织是几个情报组。我从一九三三年接徐昭骏任组长，最初叫第二组。第一组组长陈志强。第三组组长王昌裕。第四组组长张人佑。吴乃宪任区长后改为分地区负责，陈为南市组，我为法租界组，王为英租界组，张为沪酉组。以后由于各组组员工作路线无法划分，又无形中取消了分区负责制，各自随便去活动发展关系，只把监视工作作了划分。有关法租界内的对中共嫌疑、民主党派人士以及反蒋集团分子等的监视工作，由我这个组担任，而组员自己发展工作关系则不限定地区。我前后兼任组长三年多，所领导过的特务虽只二十多人，但他们每个人都有几个乃到几十个“眼线”（即助手）替他们做工作，我自己也运用一些关系从事各种活动。
当时这些组员的活动情况兹扼要分述于下：
苏业光，湖南新化人，过去当过共产党，也参加过民主党派。他当特务后，专门搞民主党派的活动，也做新国民党的工作。历任区长都希望他能打入到中共外围组织再逐步深入到中共组织去，结果几年间他在这方面是白费心机，一直没有能达到这一目的。他平日的活动方法，除了满口伪装进步言论外，还经常在人前大骂蒋介石和反动派，也在一些报刊上写写灰色文章，表示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他便是拿这些办法去接近一些进步人士而从事他的特务活动。当时很有些人上过他的当，不过稍久一点他这种欺骗手法便被揭穿，因此总不能深入。
贾谨伯，四川人，他和当时出版界一些人有往来。他的活动办法是伪装同情进步舆论，经常替人携带反动派禁止发行的书刊到华界去，以取得一些进步人士对他的信任，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常把进步书刊寄存在他家中。他整天慷慨激昂地愿意替人冒风险，除了因此可以获得一些进步书报传单等当成工作成绩缴送外，还可从中发现不少线索。戴笠当时对生活书店和内山书店很重视，通过他的关系，曾经给生活书店介绍过一个特务的儿子去当学徒，希望长期潜伏，慢慢深入了解生活书店与中共组织的关系，以及邹韬奋先生的活动情况。以后由于抗战开始，这个打入生活书店的人我便没有再去联系过。内山书店方面因鲁迅先生常常去的关系，特务们一向认为内山书店是日本共产党开的，老想派人打入，但始终没有成功，贾谨伯为此受到过多次的责备。
毛仿梅，上海晨报摄影记者。他利用公开的记者身份从事特务活动，同时负责监视当时上海新闻界中的一些进步人士。上海区的特务们从一些民主党派中偷出的文件也由他拍成照片后送还。他所运用的眼线大都是在新闻界方面工作的人，当时在上海的一些进步的集会都有这些记者混在里面去搞特务活动。
范广珍，是一个在法租界警务处工作多年的华探目。他从当巡捕、包探（上海人叫包打听）到探目，一直是在法租界，不但情况熟悉，而且眼线众多，加上他自己又是一个帮会小头子，所以社会关系很复杂。他虽然参加军统，可是并不肯全心全意为军统出力，他对法国殖民统治者比之对军统更忠实。戴笠也了解他的作风是两面讨好，甚至在必要时宁可牺牲军统关系而投靠法国人，因此对他的要求也不很严，能做多少便算多少，往往只在必要时去用他一下。他的情报数量虽多，可是合用的却很少，尽管他关系那么复杂，但始终没有中共方面的线索可深入，只有军统在法租界进行绑票活动的时候叫他暗中去掩护一下。
阮兆辉，黄埔六期学生，与戴笠是同队同学，原来在南京总处当交通员。戴笠因为范广珍不可靠，而且法租界巡捕房内又必须有自己的基本特务，便叫范从中活动，并以五百元活动费给他弄到一个包探的职务。当时法巡捕房的一般包探都是由巡捕中选拔出来的，他没有经过几年巡捕的阶段便得到这个职务。他既是范广珍的公开助手，又是范的领导人。在巡捕房的工作上他得接受范的领导，而在军统工作上范又得听他的安排。因为范不愿多与组长、区长等接近，怕被人发觉，组长便通过阮去领导他，随时转告他要做哪方面的工作。当时阮本人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却能很好地运用范的关系来从事一切活动，一年以后，范的一些关系几乎都变成了阮的关系了。这些人虽不能打入中共和民主党派去活动，但对监视居住在法租界的进步人士有很大便利，对在法租界所举行的各种集会也可以公开去进行旁听或混人参加。
周迅予，四川人，黄埔四期毕业。他当时是四川军阀派驻在上海的联络人。他参加军统后一直是搞两面手法，既不愿开罪四川军阀，又想靠拢蒋介石集团。他经常去活动的地方主要是一品香饭店长住的客人谢无量与曾统一那里。谢无量和曾统一这两人住在一品香多年，饭店换了好几个老板，他们却一直住着不搬。他们也完全靠四川军阀们接济他们的生活，那里来往的人也以四川人为多。同乡们在一起往往无话不谈，周便可以从中了解到不少情况和线索，再经过他自己去奔走调查一下，便成了他的情报。他是两方面都拿钱，所以有时也得把中央对于四川方面的一些措施和看法向军阀们去反映。戴笠老是认为他不可靠，一再叫我防范他。
罗华，是周迅予的老婆。当时吸收她参加军统主要是利用她监视周迅予。她的工作只是每天报告周的活动情况。不到半年，由于她逐日将自己丈夫的言行和来往朋友具实报告后，上海区再核对一下周的情报，便发现周一贯有欺骗行为，戴笠便命令将周扣押解往南京囚禁。周到南京听到法官审讯时提出的许多具体问题无法抵赖，只好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一直没有想到竟是他老婆提供的材料。而周迅予被关起来以后，他妻子罗华也完全蒙在鼓里，不知道是自己害了丈夫。她做梦也没想到一个月四十元会把丈夫出卖掉。等到周被扣押后，她的工作也没有作用了，军统便将她停职，叫她找到工作路线后再恢复工作关系。不久，她便因接连受到丈夫被扣、生活无着等刺激而神经失常，军统也不再理她，不到一年便倒在马路上死去。
一些了解这一内幕的特务，看到这一情况，都很寒心，也随时提防组织上暗中运用自己的老婆来做自己的工作，往往不敢让老婆了解自己的活动，弄得夫妇之间都心存戒备。
以上只举几个人的例子，其他一些组员如郑公弼、马龙海。王曼之等十多人，有的是有些线索搞搞民主党派的活动，有些没有一点线索便只能担任监视与复查等工作，这里就不－一列举。
当时每一个组的组长，本身也得兼做情报和其他特务活动。以我为例，我当时对外用的化名是陈论或陈沧，公开掩护职业是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记者。我也常常挂着照相机凭着记者证到处去“采访”拍照。我在许多大学里也利用一些同乡和亲戚关系要他们替我了解些情况，发现可疑的人或进步组织，便得花点钱请他们深入了解一下。几年间为我做工作最多的是复旦大学的历史教授姚名达和他的几个学生。
他自己在法租界霞飞路巴黎电影院对面开了一爿女子书店，办了一个女子月刊社，出版的《女子月刊》大都行销南洋和问广等省。这个月刊的主编也曾被我利用过。
余系湖南醴陵人，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以后曾去苏联学过政治保卫工作，戴笠对他寄以很大希望。当时华东区可以领导上海、浙江、福建、徐海等地区工作，但事实上除上海几个组肯听区长的话以外，其余几个单位根本不愿接受区的领导，因此华东区有名无实，没有好久便又改为上海特区，专门负责上海地区的工作。当时区部组织仍很简单，情报多的时候，除区长外，区书记邓志英和我都得帮同司书陈拔苹来抄写密写信件。最初密写的化学药水很简单，以后才渐渐复杂一点，到一九三四年改由南京派交通每日来取情报，才停止用药水抄写和邮寄。
当时四个情报组的主要成员都是基本特务，任务是想方设法打入中共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以及担任监视蒋介石交下来“应予监视”的反蒋人士的工作。因此情报组的情报反而不很多，而主要来源却是依靠由区所直接掌握的“直属通讯员”。
这些人大多是各方面向戴笠或区长推荐的，有的还在试用，有的则成为正式的通讯员。这种直属通讯员有三十多人，都是有固定的公开职业，与各方面关系较多。他们搞特务活动最初是兼差，慢慢才变成专业。他们一般都是由区长、书记和交通去联系，其中绝大多数是靠交通联系；特别是一些在民主党派中工作或伪装进步的人，他们最怕别人发觉与特务有往来，因此联络时也很秘密。
上海特区头几年只设有一个邮局信箱而没有接头机关，一般都是一星期联系一次，有特别事项便写信寄到信箱去，我任交通时每天都得跑几个地方去取情报。直属通讯员必须与区长见面时，彼此都有些准备。区长怕他们靠不住被出卖，约见时往往先由我传达清楚后临时带他们到旅馆开房间或公园茶酒馆去等候区长。有时一再变更地点和时间，甚至见到以后谈了几句又雇出租汽车再到另一个地方去长谈，弄得非常神秘的样子。有些通讯员也是提心吊胆，生怕一次见面后谈得不投机被带到南京去，所以彼此都不愿经常会见。有些通讯员往往半年才和区长见到一次。
南京总处认为有特别重要作用的人，先后任过总处书记长的梁于乔和唐纵、张师等都从南京赶到上海去约谈，遇到这种情况那就更加弄得神秘了。我不但要使双方按时会见，而且还要担任临时的警卫工作，防止发生意外事故。有些区部认为比较可靠的通讯员，则不像和有党派关系的人见面那么故弄玄虚，除经常由交通直接去找他们外，区长和区书记也往往直接去找他们联系，但始终不敢把区部所在地和电话告诉他们。
通讯员中，我还记得姓名和地点的，如吴淞商船学校军事教官陶一珊（化名陶式贯）。他是由潘佑强介绍给戴笠的，因为是中央军校的学生，又有公开职务，不会发生问题，当时专门负责吴淞地区社会情报和那里的几个学校方面的情报。
另外还有专做复旦大学学生工作的一个通讯员叫陈绍宗，也是黄埔学生，曾在复旦担任过军事教官。他离职以后，戴笠便叫他在复旦后门口开了一个嘉宾饭店。
他用他妻子吴树宾的名字当化名。这个饭店由于得到特务机关的津贴，资本比一般雄厚。陈认识的学生很多，又愿意赊账给学生，所以生意很兴隆。这家饭店有两间小房间，除了供学生们聚餐请客之外，还借给学生开小会和商谈问题。陈便借口义务招待茶水为名，叫他一个十多岁的女儿常常进进出出去听他们谈话。遇到学生们事先关照不要随便进去时，这便无意中说明此地正在商量秘密问题，更成为注意的好线索。他拉拢过不少学生，打进学校中各种组织中去活动，因此情报比较多。后来整个江湾地区的工作都由他担任起来，连附近的女子体育学校、法政大学等都发展了一些学生给他做工作。我每次去总是用买饭票的方式把区部给他的指示夹在钞票里交给坐在柜台上他的老婆，再利用找钱为名取回他写的情报。
当时闹事最多的真茹暨南大学，特务人员除了在附近开有一个咖啡店从事掩护活动外，一些南洋回国的华侨学生被吸收当了特务。这些学生当时虽然还在读书，却已身佩手枪到处乱闯，经常掏出手枪来威吓人。后来杨虎的一个姨太太还把这个学校的十多个华侨学生如苏振通、刘果庆等介绍给戴笠，送到杭州警官学校特训班去受训练，成为军统的基干分子。
当时还有些地方军阀派在上海的联络人员，他们也替军统做工作。文化界方面，有在上海《大晚报》担任副刊《火炬》主编的崔万秋，以及一向在教育界活动的高巩白等，都是上海区的直属通讯员，我都跟他们联系过。在崔万秋所编的副刊上，张春桥曾用秋克这一笔名写文攻击鲁迅，并要鲁迅给他写回信时由《火炬》编辑部转交。崔万秋多次吹捧蓝苹的文章也是在这个报上发表的。当时崔万秋住在法租界，我每月给他送去津贴八十元，有时还有几十元的奖金。我给他送钱和去他家取情报时，曾不止一次见到蓝苹在他家中，但崔从来没有给我介绍过。我去他家时，遇到他有客人的时候，他总是把我领到他家后面的亭子间内，一交一接便走了。他生怕被人发觉，我也不愿与他家的客人打招呼。另外还有些人是担任律师、教授、银行职员、记者以及无业流氓、帮会头子等各色各样的人。
到了一九三四年间改由吴乃宪任区长，他是黄埔一期学生，因出卖邓演达先生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当时蒋介石和戴笠希望通过他过去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反动派叫它为“第三党”）的关系，一方面进行搞垮这个党的活动，同时又企图通过这个党中的少数败类来接近中共组织去做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的阴谋。他当时介绍到军统的第三党人员虽不多，但都很受南京总处的重视。总处的书记长曾多次到上海和这几个人见面，给他们的活动费也很多。这些人的住处我没有去过，他们大都是直接和吴乃宪用电话约好，叫我到什么地方去等候他们给我情报。我常常在约定的时间与地点见到他们时，也顺便把钱交给他们。当时我和这几个直属通讯员很少聊天，因为吴乃宪曾再三叮嘱我少和他们谈话，见面后彼此都很客气，约定的地点总是茶楼酒馆的小房间。他们照例请我吃一顿，往往把情报夹在画报与小说中交给我。我当时还只二十来岁，他们大都是三四十岁，老把我看成小弟弟一样，总要叮嘱我不要把东西落掉了。
我在上海区担任交通联络工作将近三年，一九三三年以后虽已担任法租界情报组长，但还是兼交通，住在区部。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兼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督察，才辞去交通职务，由南京总处改派王湘荪为区交通。我在担任区交通期间，与我有过联系的直属通讯员几十人当中，虽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却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干部，只有一两个是中共外围组织的成员。戴笠每到上海，对上海区没有办法打入中共组织与拉出中共的重要人员常常发大脾气。有次他找区长、书记和几个组长在四马路杏花楼吃饭，非常生气地说：“这样搞下去，我们工作要垮台。你们怎么连一个共产党的组织都打不进去？”当时上海区的历任书记、组长等虽有些是中共叛徒，但在叛变后关系便中断，都没有办法再去发展。蒋介石和戴笠对这一主要工作最不满意，总责怪上海区的各级特务没有尽全力注意这方面的工作。
我在上海将近六年中，据我所知，当时每个特务莫不想尽一切办法来从事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打入拉出工作，但收到的效果很小，总没有像对其他一些民主党派进步团体和反蒋集团那么容易。因此，上海区每年年终总结工作时，老是要受到南京总处和戴笠一顿臭骂。每年年初虽拟好一些对付中共组织的办法，却从来没有一次能够做到过。戴笠经常强调对中共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一再严格要求每个特务不要忘记这是最大的心腹之患，但一直到抗战发生我离开上海时，我方面的工作还是没有“成绩”。为此，区长、书记、组长等几年间也一再撤换。
余乐醒任区长时，区部都是设在法租界内，先后设在辣斐德路、吕班路、西门路等处。当时区部办公费和特别费只有二百元，除租房屋和临时与直属通讯员见面开旅馆、进馆子等花去一百多元外，剩下的便不多，连买一部好点的照相机都费了好几个月时间才买成。当时特务们胆子很小，生怕共产党进行报复打击，区部除几个组长能往来外，一般组员都不知道区部设在什么地方。每天进出也怕人跟踪，连一部汽车都没有。当时只有行动组一辆汽车，除了做绑票暗杀外平日都不准使用。
吴乃宪于一九三四年任区长后，区书记改由张师（号行琛）担任。张为中共叛徒，戴笠希望他能在对付中共方面多发挥一点作用，同时还增加了一个区督察陈慈（号质平，听说后来他任蒋帮驻外大使），区部经费也增加到三百元。吴乃宪和张师胆子更小，他们把区部从法租界迁到了国民党统治的老西门，以后区部便一直不再迁人租界，总在老西门附近转来转去。但由于当时华界的卫生条件很差，吴乃宪和陈慈则住在法租界环龙路，他们的住处除了我和书记之外，别人都不敢告诉。
张师担任区书记后，对打入中共组织虽仍然没有办法，但他对处理有关中共情报方面有很多的建议，对分析这类情报有些见解。戴笠看中了他，便把他调升为南京总处书记长，遗缺先后由徐进、姚则崇担任，并一度叫我兼任过助理书记。不久，因我的兼职很多，便派郑修元为助理书记。到一九三五年初，蒋介石批准把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交与军统，并以吴乃宪兼大队长。从此以后，军统在上海的活动便由秘密慢慢转向半公开，一些逮捕监视工作也交由侦察大队办理，逮捕到的政治犯也不必全部送南京，可以囚禁在侦察大队，初步审讯用刑等也在这里进行。
约在一九三五年秋冬间，吴乃宪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雨铁路局警察总署长，由王新衡任上海区区长，秦承志任区书记，侦察大队长也交给了翁光辉。从此，军统掌握了这两条铁路警察的控制权。不但南京总处交通科的交通员每人都领到了京沪杭雨铁路局的二等车的长期免费票，上海区的内勤与几个组长乘坐这条铁路的客车也都能免费优待。从上海解送人犯去南京，也得到路警的协助。当时驻在苏州的警务段长韩尚英，便被指定担任协助上海区解送人犯的工作。
王新衡任区长后，内外勤人员均比过去增加，王本人也特别活跃。他是一个中共叛徒，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他又是宁波人，与当时上海许多宁波商人一向有往来，还和杜月笙关系很密切，为杜的青帮组织“恒社”中最受欢迎的客人。
他任区长期间，拉了不少留学苏联的叛徒、上海帮会分子、上海邮务总工会以及工商业和文化界方面的人参加了军统。直到抗日战争发生的前夕，他才离开上海，由周伟龙继任区长。在这段时期里，上海区的组织大肆扩充，除原来的几个情报组外，又增设虹口区。闸北区、沪南区潜伏组。还增添了十多个战地随军调查组，内外勤工作人员由原来一百多人增到五百多人，并添设了大量无线电台。这一时期的情况，本文不准备写述，拟在写其他材料时再写。
抗战前上海区的基层组织是几个情报组。我从一九三三年接徐昭骏任组长，最初叫第二组。第一组组长陈志强。第三组组长王昌裕。第四组组长张人佑。吴乃宪任区长后改为分地区负责，陈为南市组，我为法租界组，王为英租界组，张为沪酉组。以后由于各组组员工作路线无法划分，又无形中取消了分区负责制，各自随便去活动发展关系，只把监视工作作了划分。有关法租界内的对中共嫌疑、民主党派人士以及反蒋集团分子等的监视工作，由我这个组担任，而组员自己发展工作关系则不限定地区。我前后兼任组长三年多，所领导过的特务虽只二十多人，但他们每个人都有几个乃到几十个“眼线”（即助手）替他们做工作，我自己也运用一些关系从事各种活动。
当时这些组员的活动情况兹扼要分述于下：
苏业光，湖南新化人，过去当过共产党，也参加过民主党派。他当特务后，专门搞民主党派的活动，也做新国民党的工作。历任区长都希望他能打入到中共外围组织再逐步深入到中共组织去，结果几年间他在这方面是白费心机，一直没有能达到这一目的。他平日的活动方法，除了满口伪装进步言论外，还经常在人前大骂蒋介石和反动派，也在一些报刊上写写灰色文章，表示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他便是拿这些办法去接近一些进步人士而从事他的特务活动。当时很有些人上过他的当，不过稍久一点他这种欺骗手法便被揭穿，因此总不能深入。
贾谨伯，四川人，他和当时出版界一些人有往来。他的活动办法是伪装同情进步舆论，经常替人携带反动派禁止发行的书刊到华界去，以取得一些进步人士对他的信任，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常把进步书刊寄存在他家中。他整天慷慨激昂地愿意替人冒风险，除了因此可以获得一些进步书报传单等当成工作成绩缴送外，还可从中发现不少线索。戴笠当时对生活书店和内山书店很重视，通过他的关系，曾经给生活书店介绍过一个特务的儿子去当学徒，希望长期潜伏，慢慢深入了解生活书店与中共组织的关系，以及邹韬奋先生的活动情况。以后由于抗战开始，这个打入生活书店的人我便没有再去联系过。内山书店方面因鲁迅先生常常去的关系，特务们一向认为内山书店是日本共产党开的，老想派人打入，但始终没有成功，贾谨伯为此受到过多次的责备。
毛仿梅，上海晨报摄影记者。他利用公开的记者身份从事特务活动，同时负责监视当时上海新闻界中的一些进步人士。上海区的特务们从一些民主党派中偷出的文件也由他拍成照片后送还。他所运用的眼线大都是在新闻界方面工作的人，当时在上海的一些进步的集会都有这些记者混在里面去搞特务活动。
范广珍，是一个在法租界警务处工作多年的华探目。他从当巡捕、包探（上海人叫包打听）到探目，一直是在法租界，不但情况熟悉，而且眼线众多，加上他自己又是一个帮会小头子，所以社会关系很复杂。他虽然参加军统，可是并不肯全心全意为军统出力，他对法国殖民统治者比之对军统更忠实。戴笠也了解他的作风是两面讨好，甚至在必要时宁可牺牲军统关系而投靠法国人，因此对他的要求也不很严，能做多少便算多少，往往只在必要时去用他一下。他的情报数量虽多，可是合用的却很少，尽管他关系那么复杂，但始终没有中共方面的线索可深入，只有军统在法租界进行绑票活动的时候叫他暗中去掩护一下。
阮兆辉，黄埔六期学生，与戴笠是同队同学，原来在南京总处当交通员。戴笠因为范广珍不可靠，而且法租界巡捕房内又必须有自己的基本特务，便叫范从中活动，并以五百元活动费给他弄到一个包探的职务。当时法巡捕房的一般包探都是由巡捕中选拔出来的，他没有经过几年巡捕的阶段便得到这个职务。他既是范广珍的公开助手，又是范的领导人。在巡捕房的工作上他得接受范的领导，而在军统工作上范又得听他的安排。因为范不愿多与组长、区长等接近，怕被人发觉，组长便通过阮去领导他，随时转告他要做哪方面的工作。当时阮本人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却能很好地运用范的关系来从事一切活动，一年以后，范的一些关系几乎都变成了阮的关系了。这些人虽不能打入中共和民主党派去活动，但对监视居住在法租界的进步人士有很大便利，对在法租界所举行的各种集会也可以公开去进行旁听或混人参加。
周迅予，四川人，黄埔四期毕业。他当时是四川军阀派驻在上海的联络人。他参加军统后一直是搞两面手法，既不愿开罪四川军阀，又想靠拢蒋介石集团。他经常去活动的地方主要是一品香饭店长住的客人谢无量与曾统一那里。谢无量和曾统一这两人住在一品香多年，饭店换了好几个老板，他们却一直住着不搬。他们也完全靠四川军阀们接济他们的生活，那里来往的人也以四川人为多。同乡们在一起往往无话不谈，周便可以从中了解到不少情况和线索，再经过他自己去奔走调查一下，便成了他的情报。他是两方面都拿钱，所以有时也得把中央对于四川方面的一些措施和看法向军阀们去反映。戴笠老是认为他不可靠，一再叫我防范他。
罗华，是周迅予的老婆。当时吸收她参加军统主要是利用她监视周迅予。她的工作只是每天报告周的活动情况。不到半年，由于她逐日将自己丈夫的言行和来往朋友具实报告后，上海区再核对一下周的情报，便发现周一贯有欺骗行为，戴笠便命令将周扣押解往南京囚禁。周到南京听到法官审讯时提出的许多具体问题无法抵赖，只好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一直没有想到竟是他老婆提供的材料。而周迅予被关起来以后，他妻子罗华也完全蒙在鼓里，不知道是自己害了丈夫。她做梦也没想到一个月四十元会把丈夫出卖掉。等到周被扣押后，她的工作也没有作用了，军统便将她停职，叫她找到工作路线后再恢复工作关系。不久，她便因接连受到丈夫被扣、生活无着等刺激而神经失常，军统也不再理她，不到一年便倒在马路上死去。
一些了解这一内幕的特务，看到这一情况，都很寒心，也随时提防组织上暗中运用自己的老婆来做自己的工作，往往不敢让老婆了解自己的活动，弄得夫妇之间都心存戒备。
以上只举几个人的例子，其他一些组员如郑公弼、马龙海。王曼之等十多人，有的是有些线索搞搞民主党派的活动，有些没有一点线索便只能担任监视与复查等工作，这里就不－一列举。
当时每一个组的组长，本身也得兼做情报和其他特务活动。以我为例，我当时对外用的化名是陈论或陈沧，公开掩护职业是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记者。我也常常挂着照相机凭着记者证到处去“采访”拍照。我在许多大学里也利用一些同乡和亲戚关系要他们替我了解些情况，发现可疑的人或进步组织，便得花点钱请他们深入了解一下。几年间为我做工作最多的是复旦大学的历史教授姚名达和他的几个学生。
他自己在法租界霞飞路巴黎电影院对面开了一爿女子书店，办了一个女子月刊社，出版的《女子月刊》大都行销南洋和问广等省。这个月刊的主编也曾被我利用过。
她多年来一直弄不清楚我的真正身份。她的一些女朋友以及一些常常在《女子月刊》投稿的人，只要我认为对我的工作有点滴好处，我总要设法去认识接近，无形中替我去做点事情。以后我虽然兼任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督察和组长，经常干绑票暗杀等罪恶勾当，但这些人一点也不清楚，我也从不在他们面前露出半点风声。
我母亲是一个吃斋念佛的人，多次住在我家中，也不知道自己儿子在天天干杀人害人的罪恶活动。有次她去拜佛回家，正赶上我带着几个人去绑架一个中共地下人员失风逃跑，我们乘坐的汽车一下撞在她乘的人力车上，她看到车上有个人好象是挖，连忙大叫我的小名。这时我只好硬着心肠用上海话骂她一句“依瞎了眼！”她才没有再喊。当特务不但六亲不认，连自己母亲也会骂了起来。当我衣冠楚楚地回去时，我母亲连忙告诉我，说她看到一个穿破旧工人装束的人很像我，她叫了一声，挨了一顿骂，我勉强支吾过去。以后戴笠知道此事，还多次称赞我能临机应变，连自己母亲面前都能不暴露身份。
当时我对每一个认识的人，几乎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利用他一下，今天用不到时，明天后天总有机会去用一次才肯罢手。每次填写社会关系时，我总是把一切亲友都不遗漏地填上，因为迟早都会变成我的工作关系。
其余几个组的情况，我也大致上了解一些。如设在南市蓬莱路蓬莱里的陈志强组，负责华界方面工作。陈是帮会的小头目，经常利用特务关系包庇一些制造红丸吗啡毒品的门徒而从中分红利，所以自己有一部小轿车，生活享受比区长好得多。
戴笠明知他利用特权贪污，却找不到证据，加上他在工作方面也能抓紧，情报的数量和质量均不错，只得由他。他主要是做上海社会方面的情报，和担任华界地区的监视工作。他的组员有一部分是上海市警察局的分局长。所长、科员和侦缉总队的队长、组长以及流氓地痞与小商人等。当时军统还没有控制到上海的警察，便通过他的关系去变相运用。警察局长文鸿恩和侦缉总队长卢英，都不大肯协助戴笠，戴便靠陈志强去掌握一部分警局人员为军统工作。等到以后蔡劲军当了局长，与戴的勾结渐渐加深起来，并把警士教练所让出一些职位给军统，由戴推荐区督察陈质平去担任秘书兼训导主任，杨华波、黄加持去当了指导员。戴曾多次想吸收卢英参加军统，把侦缉总队掌握过来，卢一直不愿意。这时陈志强更弄得越来越大胆，戴很不满意，虽找不到他的把柄，但到一九三五年还是把他兔职，调为陕西省会警察局侦缉队长，这个组也裁并，组员分配到其他的几个组。
王昌裕这个组虽然是负责英租界的工作，但他的组部却一直设在法租界接近英租界地区，主要是胆子小，怕别人对付他，因英租界比较乱，法租界稍许好一点。
当时他以黄埔学生中的反蒋分子为掩护，整天在一些黄埔同学面前骂蒋介石，大发牢骚，说没有给他工作做。有些当权的黄埔学生到上海时见到他，除了劝他外，还有人送钱给他用，要替他找工作。有些则大上其当，附和着他，结果别人的一些反蒋言论都成了他的情报材料。他就凭这一套去做反蒋集团的工作。他的组员大都是广东人，多住在虹口一带，其中有些是与新国民党和两广军阀有关系，有少数混入了民主党派，另外在新雅、新亚、大三元等广东人开的饭店、酒楼以及先施、永安等广东人开的百货公司中都有他的眼线。我遇到要在这些地方去活动时，总是找他给我介绍关系，帮同去搞监视和侦察工作。由于他工作很努力，戴笠也非常器重他。
他从一九三二年当组长后，一直到抗战开始才离开上海。
张人佑这个组负责沪西地区的工作。他的组部却总是设在静安寺路西摩路一带。
他对外是以《温州日报》驻沪办事处主任名义作掩护，有时冒充温州什么商店经理或副经理。由于他是刚从杭州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在上海的关系不多，自己的活动有限，他的组员开始也是杭训班学生，到上海是实习性质，只能作一般性的社会调查和监视工作，以后应怀宝、石仁宠都陆续调走，另外才吸收了几个有工作路线的人。杭训班学生中只有一个义乌人程慕颐，因为肯吃苦，长期混在沪西工人区中居住，以后才与中共一些外围组织人员发生了关系，有一些成绩表现。后来张人信因私自向警备司令杨虎借了几次钱供挥霍，为戴得悉，将其撤职，改由程慕颐任组长，专门从事发展有关中共的线索，一九三五年间并通过他的关系破坏过一个地委组织和江苏省委组织。
到王新衡任区长后，又先后添了两个情报组。一个是由刘果庆领导，这一组人开始也是杭州特训班毕业学生，到上海实习，以后慢慢发展了一些工作关系。另一个组是由阮亚丞领导，成分大多为流氓帮会分子和少数汉奸组成。一九三五年后，因我兼任了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第一组组长，专门负责行动，便把情报组长职务交给了苏业光，组员仍没有多大变动。王任区长后，各组分区负责制度完全取消了，只要有路线可发展就不问地区。由于组与组之间没有横的关系，除了组长们常常能见见面外，组员间向无往来，因此时常弄出自己人做自己人的工作的笑话来。
这些组员们平日在人前总是伪装出一付不满现状和反对蒋介石黑暗统治的“进步”姿态，彼此在一个地方活动时，表现出的假积极也很突出，最易引人注目。在彼此不了解对方身份，而且一个人有几个不同化名，因此自己做了自己人的工作，区部也没有发觉，往往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一直到准备破案逮捕对方时，把偷来和偷摄的照片送到区部作最后决定时才发觉原来是自己人。
有次为了一个姓马的直属通讯员问题，几乎弄得天翻地覆，花了近半年时间，用去一千多元活动费，动员了二十多人，最后破案时却抓到了几个自己人。戴笠对此曾大发脾气，因为这个人原是中共叛徒。由于他了解双方的情况和心理，他还是拿过去一套在社会上活动，所表现出的也比一般特务们要神秘高明。几个组的特务们都对他很注意，他更利用这些去接近特务，进行相互哄骗。他有意无意地显示出他是中共华东方面的重要领导人。他经常装做经费困难，而又不直接向特务们去要钱，结果却不断得到了特务们对他的接济。最后决定破案时，戴笠还去报告了蒋介石，等到将他逮捕后并牵连了几个特务时才真相毕露。戴笠一面生气，一面也非常痛恨，大骂上海区的负责特务都是饭桶。区长王新衡也责怪他在进行这一欺骗活动时没有每天据实向区部作报告，弄得真假难分。但戴笠最后还是决定以假当真，将错就错，将他解送南京去处理，这样既不会在蒋介石面前丢丑又可以邀功。
当我把这个假的中共华东局负责人解到南京时，戴笠还对我说：“这个家伙竟敢利用我们来掩护他的活动，好在发觉尚早，不然要吃他的大亏！”我当时是知道这一底细的人，听他这么一说，知道事已如此只好昧良心来牺牲他了。好在军统抓的共产党不会再交给别的单位去审问，要怎样处理便怎样处理，不会再有人来过问的。这个叛徒在真正是共产党员时被捕没有被杀掉，而没有料到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当了特务后，却被当成共产党而处了死刑。经过这次教训之后，戴笠便规定：特务们发现了新的线索以及伪装进步时接触到一些什么人，都要详细报告，为的是防止这类事件再发生。
上海区所掌握运用的公开特务机关，最主要的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这个大队交给军统后，第一任大队长吴乃宪是单人匹马去接任，直到第二任大队长翁光辉去了以后，戴笠才派我和程慕颐、林之江、倪永潮四人去当督察。副大队长彭伯威一直未动，这个人是杨虎的人，多年来替杨搞海员工会，不少稽查员都是经他介绍去的。军统是采用逐步掌握，慢慢排斥和分别吸收的办法，尽可能利用原有的人员来为军统效劳。
一直到一九三五年王兆槐继翁光辉当了大队长后，由于情况已渐渐摸清楚了，才决定把不大肯听话的彭伯威挤走，把第一组组长杨凤歧提升为副大队长，第二组组长许鹏飞兼任大队附，这样才把第一组接过来，由我兼组长，同时大批军统分子如江志钧、苏振通、刘耀、钟铸人、姚恺如等十多人也跟着派了进去。这是因为刚接收以后主要怕旧的一些人不安心工作发生乱子，这总还是一个公开的治安机关，要担任维持地方秩序的工作，加上一些旧人与英法租界巡捕房一向有密切联系，在租界逮捕人非常方便，所以不便一下子都拿过来；另外是采用对旧人员分别吸收参加军统的办法来达到全部掌握造成清一色的局面。不久，旧的稽查员朱又新、王开明、刘光琪、陈锦标、夏金海、林洁清、陈邦国等，都一个接一个成了军统分子，军统便放心大胆的来运用它在上海进行种种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活动，逮捕、绑架和审讯。囚禁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
另外几个能掌握到的公开机关如京沪杭雨铁路警察总署，上海市警察局警士教练所，招商局警卫稽查室等，在工作上对上海区的帮助不太大，铁路警察总署与招商局警稽室又都是受总处领导，上海区只能运用一下，协助交通联络与解送人犯和必要时利用作掩护。
当时，军统很注意上海的学校，而能掌握运用的却只有杨虎办的肇和中学，校长关素之也被军统所运用。这个学校中的少数职员如事务主任谭良谱等则为戴笠所派去的特务。因为这个学校的董事长是有名的大刽子手杨虎，利用这个学校去进行活动是没有作用的，进步组织也不会到这里来公开活动，只有靠关素之个人利用校长身份暗中为军统去做一点工作。至于军统办在法租界辣斐德路的三极无线电传习所，只专门为军统吸收无线电报务人员。这个学校与上海区只有些事务上的联系，戴笠不准特务们利用这个学校去从事其他活动，害怕影响招收无线电通讯人员的工作。我当时虽和这个学校的一些特务有往来，也从来不敢利用他们做工作，连做掩护都不敢。
当时特务处虽然名义上也属于复兴社，可是始终由蒋介石亲自领导，与复兴社的关系不多，因此上海区与复兴社上海的组织方面在工作上并不能打成一片。当时上海复兴社的负责人刘炳藜与他的助手牛沛江，因争权夺利闹得一塌糊涂。刘炳藜为了想挤走牛沛江，对许多人常常散布谣言中伤牛，说牛品行如何不良，为了想篡夺上海领导权正准备找人暗杀他，而牛也以同样手段对刘进行报复。他们之间这种狗咬狗的明争暗斗，也成为上海区的情报对象，经常把这些向总处反映。有几次还奉到蒋介石的批示，要上海区进行严密调查。可是上海区与刘炳藜等人间，却从不提到这些情况。特别是复兴社推荐给戴笠的上海方面一个次要负责人徐进（别号岸登）到上海区当书记时，区长吴乃宪便再三叮嘱他，有关上海区对复兴社方面的调查情况，千万不能泄漏，以免引起人事上不必要的麻烦。
我母亲是一个吃斋念佛的人，多次住在我家中，也不知道自己儿子在天天干杀人害人的罪恶活动。有次她去拜佛回家，正赶上我带着几个人去绑架一个中共地下人员失风逃跑，我们乘坐的汽车一下撞在她乘的人力车上，她看到车上有个人好象是挖，连忙大叫我的小名。这时我只好硬着心肠用上海话骂她一句“依瞎了眼！”她才没有再喊。当特务不但六亲不认，连自己母亲也会骂了起来。当我衣冠楚楚地回去时，我母亲连忙告诉我，说她看到一个穿破旧工人装束的人很像我，她叫了一声，挨了一顿骂，我勉强支吾过去。以后戴笠知道此事，还多次称赞我能临机应变，连自己母亲面前都能不暴露身份。
当时我对每一个认识的人，几乎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利用他一下，今天用不到时，明天后天总有机会去用一次才肯罢手。每次填写社会关系时，我总是把一切亲友都不遗漏地填上，因为迟早都会变成我的工作关系。
其余几个组的情况，我也大致上了解一些。如设在南市蓬莱路蓬莱里的陈志强组，负责华界方面工作。陈是帮会的小头目，经常利用特务关系包庇一些制造红丸吗啡毒品的门徒而从中分红利，所以自己有一部小轿车，生活享受比区长好得多。
戴笠明知他利用特权贪污，却找不到证据，加上他在工作方面也能抓紧，情报的数量和质量均不错，只得由他。他主要是做上海社会方面的情报，和担任华界地区的监视工作。他的组员有一部分是上海市警察局的分局长。所长、科员和侦缉总队的队长、组长以及流氓地痞与小商人等。当时军统还没有控制到上海的警察，便通过他的关系去变相运用。警察局长文鸿恩和侦缉总队长卢英，都不大肯协助戴笠，戴便靠陈志强去掌握一部分警局人员为军统工作。等到以后蔡劲军当了局长，与戴的勾结渐渐加深起来，并把警士教练所让出一些职位给军统，由戴推荐区督察陈质平去担任秘书兼训导主任，杨华波、黄加持去当了指导员。戴曾多次想吸收卢英参加军统，把侦缉总队掌握过来，卢一直不愿意。这时陈志强更弄得越来越大胆，戴很不满意，虽找不到他的把柄，但到一九三五年还是把他兔职，调为陕西省会警察局侦缉队长，这个组也裁并，组员分配到其他的几个组。
王昌裕这个组虽然是负责英租界的工作，但他的组部却一直设在法租界接近英租界地区，主要是胆子小，怕别人对付他，因英租界比较乱，法租界稍许好一点。
当时他以黄埔学生中的反蒋分子为掩护，整天在一些黄埔同学面前骂蒋介石，大发牢骚，说没有给他工作做。有些当权的黄埔学生到上海时见到他，除了劝他外，还有人送钱给他用，要替他找工作。有些则大上其当，附和着他，结果别人的一些反蒋言论都成了他的情报材料。他就凭这一套去做反蒋集团的工作。他的组员大都是广东人，多住在虹口一带，其中有些是与新国民党和两广军阀有关系，有少数混入了民主党派，另外在新雅、新亚、大三元等广东人开的饭店、酒楼以及先施、永安等广东人开的百货公司中都有他的眼线。我遇到要在这些地方去活动时，总是找他给我介绍关系，帮同去搞监视和侦察工作。由于他工作很努力，戴笠也非常器重他。
他从一九三二年当组长后，一直到抗战开始才离开上海。
张人佑这个组负责沪西地区的工作。他的组部却总是设在静安寺路西摩路一带。
他对外是以《温州日报》驻沪办事处主任名义作掩护，有时冒充温州什么商店经理或副经理。由于他是刚从杭州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在上海的关系不多，自己的活动有限，他的组员开始也是杭训班学生，到上海是实习性质，只能作一般性的社会调查和监视工作，以后应怀宝、石仁宠都陆续调走，另外才吸收了几个有工作路线的人。杭训班学生中只有一个义乌人程慕颐，因为肯吃苦，长期混在沪西工人区中居住，以后才与中共一些外围组织人员发生了关系，有一些成绩表现。后来张人信因私自向警备司令杨虎借了几次钱供挥霍，为戴得悉，将其撤职，改由程慕颐任组长，专门从事发展有关中共的线索，一九三五年间并通过他的关系破坏过一个地委组织和江苏省委组织。
到王新衡任区长后，又先后添了两个情报组。一个是由刘果庆领导，这一组人开始也是杭州特训班毕业学生，到上海实习，以后慢慢发展了一些工作关系。另一个组是由阮亚丞领导，成分大多为流氓帮会分子和少数汉奸组成。一九三五年后，因我兼任了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第一组组长，专门负责行动，便把情报组长职务交给了苏业光，组员仍没有多大变动。王任区长后，各组分区负责制度完全取消了，只要有路线可发展就不问地区。由于组与组之间没有横的关系，除了组长们常常能见见面外，组员间向无往来，因此时常弄出自己人做自己人的工作的笑话来。
这些组员们平日在人前总是伪装出一付不满现状和反对蒋介石黑暗统治的“进步”姿态，彼此在一个地方活动时，表现出的假积极也很突出，最易引人注目。在彼此不了解对方身份，而且一个人有几个不同化名，因此自己做了自己人的工作，区部也没有发觉，往往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一直到准备破案逮捕对方时，把偷来和偷摄的照片送到区部作最后决定时才发觉原来是自己人。
有次为了一个姓马的直属通讯员问题，几乎弄得天翻地覆，花了近半年时间，用去一千多元活动费，动员了二十多人，最后破案时却抓到了几个自己人。戴笠对此曾大发脾气，因为这个人原是中共叛徒。由于他了解双方的情况和心理，他还是拿过去一套在社会上活动，所表现出的也比一般特务们要神秘高明。几个组的特务们都对他很注意，他更利用这些去接近特务，进行相互哄骗。他有意无意地显示出他是中共华东方面的重要领导人。他经常装做经费困难，而又不直接向特务们去要钱，结果却不断得到了特务们对他的接济。最后决定破案时，戴笠还去报告了蒋介石，等到将他逮捕后并牵连了几个特务时才真相毕露。戴笠一面生气，一面也非常痛恨，大骂上海区的负责特务都是饭桶。区长王新衡也责怪他在进行这一欺骗活动时没有每天据实向区部作报告，弄得真假难分。但戴笠最后还是决定以假当真，将错就错，将他解送南京去处理，这样既不会在蒋介石面前丢丑又可以邀功。
当我把这个假的中共华东局负责人解到南京时，戴笠还对我说：“这个家伙竟敢利用我们来掩护他的活动，好在发觉尚早，不然要吃他的大亏！”我当时是知道这一底细的人，听他这么一说，知道事已如此只好昧良心来牺牲他了。好在军统抓的共产党不会再交给别的单位去审问，要怎样处理便怎样处理，不会再有人来过问的。这个叛徒在真正是共产党员时被捕没有被杀掉，而没有料到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当了特务后，却被当成共产党而处了死刑。经过这次教训之后，戴笠便规定：特务们发现了新的线索以及伪装进步时接触到一些什么人，都要详细报告，为的是防止这类事件再发生。
上海区所掌握运用的公开特务机关，最主要的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这个大队交给军统后，第一任大队长吴乃宪是单人匹马去接任，直到第二任大队长翁光辉去了以后，戴笠才派我和程慕颐、林之江、倪永潮四人去当督察。副大队长彭伯威一直未动，这个人是杨虎的人，多年来替杨搞海员工会，不少稽查员都是经他介绍去的。军统是采用逐步掌握，慢慢排斥和分别吸收的办法，尽可能利用原有的人员来为军统效劳。
一直到一九三五年王兆槐继翁光辉当了大队长后，由于情况已渐渐摸清楚了，才决定把不大肯听话的彭伯威挤走，把第一组组长杨凤歧提升为副大队长，第二组组长许鹏飞兼任大队附，这样才把第一组接过来，由我兼组长，同时大批军统分子如江志钧、苏振通、刘耀、钟铸人、姚恺如等十多人也跟着派了进去。这是因为刚接收以后主要怕旧的一些人不安心工作发生乱子，这总还是一个公开的治安机关，要担任维持地方秩序的工作，加上一些旧人与英法租界巡捕房一向有密切联系，在租界逮捕人非常方便，所以不便一下子都拿过来；另外是采用对旧人员分别吸收参加军统的办法来达到全部掌握造成清一色的局面。不久，旧的稽查员朱又新、王开明、刘光琪、陈锦标、夏金海、林洁清、陈邦国等，都一个接一个成了军统分子，军统便放心大胆的来运用它在上海进行种种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活动，逮捕、绑架和审讯。囚禁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
另外几个能掌握到的公开机关如京沪杭雨铁路警察总署，上海市警察局警士教练所，招商局警卫稽查室等，在工作上对上海区的帮助不太大，铁路警察总署与招商局警稽室又都是受总处领导，上海区只能运用一下，协助交通联络与解送人犯和必要时利用作掩护。
当时，军统很注意上海的学校，而能掌握运用的却只有杨虎办的肇和中学，校长关素之也被军统所运用。这个学校中的少数职员如事务主任谭良谱等则为戴笠所派去的特务。因为这个学校的董事长是有名的大刽子手杨虎，利用这个学校去进行活动是没有作用的，进步组织也不会到这里来公开活动，只有靠关素之个人利用校长身份暗中为军统去做一点工作。至于军统办在法租界辣斐德路的三极无线电传习所，只专门为军统吸收无线电报务人员。这个学校与上海区只有些事务上的联系，戴笠不准特务们利用这个学校去从事其他活动，害怕影响招收无线电通讯人员的工作。我当时虽和这个学校的一些特务有往来，也从来不敢利用他们做工作，连做掩护都不敢。
当时特务处虽然名义上也属于复兴社，可是始终由蒋介石亲自领导，与复兴社的关系不多，因此上海区与复兴社上海的组织方面在工作上并不能打成一片。当时上海复兴社的负责人刘炳藜与他的助手牛沛江，因争权夺利闹得一塌糊涂。刘炳藜为了想挤走牛沛江，对许多人常常散布谣言中伤牛，说牛品行如何不良，为了想篡夺上海领导权正准备找人暗杀他，而牛也以同样手段对刘进行报复。他们之间这种狗咬狗的明争暗斗，也成为上海区的情报对象，经常把这些向总处反映。有几次还奉到蒋介石的批示，要上海区进行严密调查。可是上海区与刘炳藜等人间，却从不提到这些情况。特别是复兴社推荐给戴笠的上海方面一个次要负责人徐进（别号岸登）到上海区当书记时，区长吴乃宪便再三叮嘱他，有关上海区对复兴社方面的调查情况，千万不能泄漏，以免引起人事上不必要的麻烦。
当时上海区一些基本特务大多是要参加复兴社组织，一般组员则不一定要参加。
参加后所编的小组也仍旧是把军统编在一起，不与外间混合。我当时是与几个组长，加上在警士教练所工作的军统黄加持、杨华波等，编成一组。而各人的具体工作从不在组会上报告，对复兴社所指示的要随时反映情况一节则根本没有做过一次，以后甚至连小组会都不开了。这些人名义上是复兴社和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成员，却对这个组织从不尽义务，主要是这些人干的罪恶勾当，已超过复兴社一般成员不知多少倍了。
抗战前，军统在上海工作的特务们，待遇比当时一般反动派军官略高一点，并有奖金和特别费。一些组员工作无突出表现的，则只能拿到固定的生活费。除直属通讯员有一百元以上的生活费外，各组的组员大都是从三四十元到一百元，组长另有一百元特别费和房租费。因此一般组员常常感到人不敷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得奖金。我曾多次向戴笠谈过组员生活费太少，他总是回答我说：“我们是干‘革命’工作，不能讲享受，应当刻苦一点。”他这一套冠冕堂皇的话说了多少次以后，也有时会露出一点马脚，说出他真正的意图。有次因张人估向杨虎借钱给他发觉，也找我去骂过，说我事前知道不向他报告。我又提出实在是钱太少不够用，他这时才向我说出这样一段话（原句我已记不清，只记得大意是这样）：如果生活费给多了，有些人便会贪图享受不努力工作，所以只给一点可以维持生活的钱，这样一来，便非好好努力设法得奖金来弥补不足，工作越好，奖金越多，最容易表现出成绩；不好便不给，可免去固定的庞大开支。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提高工作效果的办法。可是另一面也造成了特务们利用方便去搞贪污活动的勾当。
当时上海区的特务们，除极少数人有军委会或参谋本部、军事杂志社等证章外，没有其他任何证件。最初要搞贪污敲诈很不容易，等以后掌握了侦察大队后，一些不搞公开工作的因与侦察大队的特务认识，便互相勾结起来搞贪污活动。当时兼了公职的特务比较好些，生活费照常拿，又有公职收入，所以许多特务都希望能兼上公职多搞点钱。
有些担任秘密工作的特务都希望兼一个公职，不但可以两方面拿钱，还可以有更多的额外收入。特别是像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和警察局的侦缉大队等单位，尤其弄钱方便。我记得我刚派到侦察大队去当督察时，第一天去上班，我把一些书报放进抽屉去，发现里面放了一个红纸套，上面写了三个字“请笑纳”。我拆开一看，里面装的是两百元的现钞。我很奇怪，忙去问大队长翁光辉是怎么回事？他笑了一下，说不知道。我便责问那个照料办公室的勤务兵，谁把这东西放在我抽屉里。他满不在乎地回答我说：“有人送钱给你，不要就算了，还发什么脾气。”第二天，我再打开抽屉，钱不见了。后来我把这事告诉戴笠。他问我为什么不要？我说：“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将来我就得听别人的了。”他很高兴地称赞我。从那次以后，便再没有人在我办公桌内放东西。我和林之江的办公桌是两对面，我常看到他打开抽屉，面带笑容地把东西装进口袋。
罪恶活动种种
在这段时期里，军统在上海的罪行，最主要的是搞暗杀。除了杀害杨杏佛、史量才两人我已专题写述过以外，而最多最惨的要算杀害当时在上海秘密逮捕到的中共党员。这些被惨杀掉的先烈们，由于不像杨杏佛和史量才是社会上的知名之士，都是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无名英雄，所以我对他们的姓名一直记不清楚。有些当时即不知道姓名，只晓得是共产党，谁也不曾去查问究竟是真名假名，杀掉便算了。
至今想对这些英勇牺牲的先烈表扬一下他们最崇高的品质与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连一个姓名都已弄不清楚了。
解放后，不少人谈到军统屠杀革命人士后用药水消灭尸体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我就亲自见到一次这种灭绝人性的作法。至于在抗战期间如重庆中美所等处，解放后有人指出某处是特务们杀人后化尸的药水池，据我了解，可能是一种误传。
因为以后军统特务在自己所控制的地区内屠杀革命人士后，一般都是杀后掩埋掉或不杀即行活埋，而不愿再费很多时间和金钱用镪水等来毁灭尸体。万一有必要，如杀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车耀先等以后，便是用火焚化。因为在这些地区可以为所欲为，根本不必多去费事。只有当时在上海租界内秘密逮捕到中共党员后，因解送既不方便，杀了之后尸体又无法处理，这样才采用毁尸灭迹的办法，以避免租界警务当局的注意，同时又可达到不会泄漏秘密的目的。
当时戴笠要对中共党员采取这种残酷手段，据以后我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所了解，主要是共产党不像其他进步人士，杀一可以做百，至少可以威吓一下其他的人。如杀杨杏佛以后，并没有吓倒人权保障同盟的负责领导人宋庆龄先生。杀史量才以后，上海新闻界中虽有不少人看出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政治性暗杀案，但都不敢像杨杏佛被杀后，宋庆龄先生那样义正辞严来公开指责反动当局，却使一些人噤若寒蝉。这种杀法，对反动统治当局是有很多好处的，但对共产党却不起作用，不管杀多少，不但不会使其他党员吓倒，反而更加强了他们革命的决心。同时，军统经常到处杀人，也引起社会上的很大反感，所以采用秘密杀害的办法，使其他中共党员不了解情况，思想上容易放松警惕。个别党员被捕叛变后，在谈话中还打听某某是否被捕叛变等。这样更可提供军统特务们一种有利于欺骗诱惑的手段，所以对被捕后不肯变节的党员要采用这种野蛮残酷的办法，是有其原因的。
秘密杀害
我亲自看到过的一次用“化骨水”毁灭一个共产党员的尸体事件是在一九三三或三四年的秋冬间。我当时兼上海区交通，又是情报组长，可以经常和特务们接近，没有人会对我怀疑。有天下午我因送一件重要文件给行动组长赵理君，先到他的住处没有找到他，便到他的组部去。这个地方当时是不准其他特务去的，我也只有必要找组长或副组长时才偶尔去一下。
当我从后门溜进去以后，看到赵理君和几个组员忙碌异常，赵一见到我就问有没有空？当我回答他除找他外没有别的事，他便留我在那里。过了一会我便知道是要把昨天秘密绑架到的一个共产党杀害后第一次试用一种药水将尸体毁灭掉。我很好奇，也想了解一下这种被称为“化骨水”的妙用便留下了。
这个被绑架来的人的姓名我没有问过，只知是共产党员。他被绑架后，非常坚强，毫不动摇，而且大叫大骂。特务们怕惊动邻居们，便将他击晕过去。这人醒后，仍丝毫没有改变，又被击昏，并将手脚捆绑，口里塞上手巾。赵理君决定执行南京的指示－－如绑到的人毫无动摇转变即行秘密杀害，将尸体毁灭。这人便成为特务们的试验品。
事后，据赵理君告诉我，这种药水不行，不但费事而且添了许多麻烦，因此他不主张再用这种办法。从那以后，我再没有看到或听到特务们采用“化骨水”毁灭尸体的事情。
不久，他们改用另一种方法，那便是抗战前上海租界内经常发生的“箱尸案”。
这一残酷方法不但用过多次，而且以后军统还收集资料编成教材，作为在特殊环境下杀人后的“移尸嫁祸”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将被害人击昏后进行尸体支解，再装在箱子里，这种箱子，有时用汽车装出抛到荒僻无人的地方，有时则提到马路上雇上一辆人力车拉到火车站或什么旅馆。由人力车拉走这种箱子时，送的人先跟在后面走上一段便溜走。等到拉到指定地点，拉车的见没有物主跟来，有的便悄悄拉回家去，以为发了洋财，等到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具尸体，结果往往弄得吃官司脱不了手。
特务们这些狠毒的做法，一直得到戴笠的夸奖，认为干净利落，处理得当。特务们在屠杀革命人士时，有时也采用另一些方法。如将被害者击昏后或击毙后盛人麻袋中投入黄浦江。也有时故布疑阵，将人杀后，本来是一次政治性暗杀，却故意把被害者的生殖器割下纳人死者口中，使人认为是情杀或奸杀。特务们除了用种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杀害共产党员外，还有更为卑劣连禽兽都不如的行为。他们对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往往先行轮奸再行屠杀。戴笠知道了不但不加制止，还认为这是对行动员的一种“鼓励”。他们对个别胆小一点的行动员，便将被害者的心肝摘下来炒熟叫他吃，说吃过人心可以壮胆。
抗战前，军统在上海用种种最野蛮最残暴的方法暗杀掉的共产党员，连赵理君也记不得数目。这个凶狠的刽子手，一直受到戴笠的特殊赏识。抗战初期，他从上海逃到重庆后即被戴笠任为军统局行动科科长，不久又提升为第一战区少将编练专员。由于杀人成性，他在河南与中统特务发生摩擦，竟将中统的一个行政督察专员、中学校长等六人，秘密逮捕活埋了。以后经中统查出确实证据，陈立夫等向蒋介石哭诉要求严办，戴笠还想进行庇护，由于蒋介石为了要使中统特务继续为他在反共反人民方面卖力，才决定将赵枪决。这个为蒋介石杀人杀了十多年的刽子手，最后还是被他主人杀掉。戴笠除痛哭几场外，以后每经成都总要到龙泉驿军统公墓去凭吊一番。
参加后所编的小组也仍旧是把军统编在一起，不与外间混合。我当时是与几个组长，加上在警士教练所工作的军统黄加持、杨华波等，编成一组。而各人的具体工作从不在组会上报告，对复兴社所指示的要随时反映情况一节则根本没有做过一次，以后甚至连小组会都不开了。这些人名义上是复兴社和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成员，却对这个组织从不尽义务，主要是这些人干的罪恶勾当，已超过复兴社一般成员不知多少倍了。
抗战前，军统在上海工作的特务们，待遇比当时一般反动派军官略高一点，并有奖金和特别费。一些组员工作无突出表现的，则只能拿到固定的生活费。除直属通讯员有一百元以上的生活费外，各组的组员大都是从三四十元到一百元，组长另有一百元特别费和房租费。因此一般组员常常感到人不敷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得奖金。我曾多次向戴笠谈过组员生活费太少，他总是回答我说：“我们是干‘革命’工作，不能讲享受，应当刻苦一点。”他这一套冠冕堂皇的话说了多少次以后，也有时会露出一点马脚，说出他真正的意图。有次因张人估向杨虎借钱给他发觉，也找我去骂过，说我事前知道不向他报告。我又提出实在是钱太少不够用，他这时才向我说出这样一段话（原句我已记不清，只记得大意是这样）：如果生活费给多了，有些人便会贪图享受不努力工作，所以只给一点可以维持生活的钱，这样一来，便非好好努力设法得奖金来弥补不足，工作越好，奖金越多，最容易表现出成绩；不好便不给，可免去固定的庞大开支。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提高工作效果的办法。可是另一面也造成了特务们利用方便去搞贪污活动的勾当。
当时上海区的特务们，除极少数人有军委会或参谋本部、军事杂志社等证章外，没有其他任何证件。最初要搞贪污敲诈很不容易，等以后掌握了侦察大队后，一些不搞公开工作的因与侦察大队的特务认识，便互相勾结起来搞贪污活动。当时兼了公职的特务比较好些，生活费照常拿，又有公职收入，所以许多特务都希望能兼上公职多搞点钱。
有些担任秘密工作的特务都希望兼一个公职，不但可以两方面拿钱，还可以有更多的额外收入。特别是像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和警察局的侦缉大队等单位，尤其弄钱方便。我记得我刚派到侦察大队去当督察时，第一天去上班，我把一些书报放进抽屉去，发现里面放了一个红纸套，上面写了三个字“请笑纳”。我拆开一看，里面装的是两百元的现钞。我很奇怪，忙去问大队长翁光辉是怎么回事？他笑了一下，说不知道。我便责问那个照料办公室的勤务兵，谁把这东西放在我抽屉里。他满不在乎地回答我说：“有人送钱给你，不要就算了，还发什么脾气。”第二天，我再打开抽屉，钱不见了。后来我把这事告诉戴笠。他问我为什么不要？我说：“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将来我就得听别人的了。”他很高兴地称赞我。从那次以后，便再没有人在我办公桌内放东西。我和林之江的办公桌是两对面，我常看到他打开抽屉，面带笑容地把东西装进口袋。
罪恶活动种种
在这段时期里，军统在上海的罪行，最主要的是搞暗杀。除了杀害杨杏佛、史量才两人我已专题写述过以外，而最多最惨的要算杀害当时在上海秘密逮捕到的中共党员。这些被惨杀掉的先烈们，由于不像杨杏佛和史量才是社会上的知名之士，都是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无名英雄，所以我对他们的姓名一直记不清楚。有些当时即不知道姓名，只晓得是共产党，谁也不曾去查问究竟是真名假名，杀掉便算了。
至今想对这些英勇牺牲的先烈表扬一下他们最崇高的品质与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连一个姓名都已弄不清楚了。
解放后，不少人谈到军统屠杀革命人士后用药水消灭尸体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我就亲自见到一次这种灭绝人性的作法。至于在抗战期间如重庆中美所等处，解放后有人指出某处是特务们杀人后化尸的药水池，据我了解，可能是一种误传。
因为以后军统特务在自己所控制的地区内屠杀革命人士后，一般都是杀后掩埋掉或不杀即行活埋，而不愿再费很多时间和金钱用镪水等来毁灭尸体。万一有必要，如杀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车耀先等以后，便是用火焚化。因为在这些地区可以为所欲为，根本不必多去费事。只有当时在上海租界内秘密逮捕到中共党员后，因解送既不方便，杀了之后尸体又无法处理，这样才采用毁尸灭迹的办法，以避免租界警务当局的注意，同时又可达到不会泄漏秘密的目的。
当时戴笠要对中共党员采取这种残酷手段，据以后我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所了解，主要是共产党不像其他进步人士，杀一可以做百，至少可以威吓一下其他的人。如杀杨杏佛以后，并没有吓倒人权保障同盟的负责领导人宋庆龄先生。杀史量才以后，上海新闻界中虽有不少人看出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政治性暗杀案，但都不敢像杨杏佛被杀后，宋庆龄先生那样义正辞严来公开指责反动当局，却使一些人噤若寒蝉。这种杀法，对反动统治当局是有很多好处的，但对共产党却不起作用，不管杀多少，不但不会使其他党员吓倒，反而更加强了他们革命的决心。同时，军统经常到处杀人，也引起社会上的很大反感，所以采用秘密杀害的办法，使其他中共党员不了解情况，思想上容易放松警惕。个别党员被捕叛变后，在谈话中还打听某某是否被捕叛变等。这样更可提供军统特务们一种有利于欺骗诱惑的手段，所以对被捕后不肯变节的党员要采用这种野蛮残酷的办法，是有其原因的。
秘密杀害
我亲自看到过的一次用“化骨水”毁灭一个共产党员的尸体事件是在一九三三或三四年的秋冬间。我当时兼上海区交通，又是情报组长，可以经常和特务们接近，没有人会对我怀疑。有天下午我因送一件重要文件给行动组长赵理君，先到他的住处没有找到他，便到他的组部去。这个地方当时是不准其他特务去的，我也只有必要找组长或副组长时才偶尔去一下。
当我从后门溜进去以后，看到赵理君和几个组员忙碌异常，赵一见到我就问有没有空？当我回答他除找他外没有别的事，他便留我在那里。过了一会我便知道是要把昨天秘密绑架到的一个共产党杀害后第一次试用一种药水将尸体毁灭掉。我很好奇，也想了解一下这种被称为“化骨水”的妙用便留下了。
这个被绑架来的人的姓名我没有问过，只知是共产党员。他被绑架后，非常坚强，毫不动摇，而且大叫大骂。特务们怕惊动邻居们，便将他击晕过去。这人醒后，仍丝毫没有改变，又被击昏，并将手脚捆绑，口里塞上手巾。赵理君决定执行南京的指示－－如绑到的人毫无动摇转变即行秘密杀害，将尸体毁灭。这人便成为特务们的试验品。
事后，据赵理君告诉我，这种药水不行，不但费事而且添了许多麻烦，因此他不主张再用这种办法。从那以后，我再没有看到或听到特务们采用“化骨水”毁灭尸体的事情。
不久，他们改用另一种方法，那便是抗战前上海租界内经常发生的“箱尸案”。
这一残酷方法不但用过多次，而且以后军统还收集资料编成教材，作为在特殊环境下杀人后的“移尸嫁祸”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将被害人击昏后进行尸体支解，再装在箱子里，这种箱子，有时用汽车装出抛到荒僻无人的地方，有时则提到马路上雇上一辆人力车拉到火车站或什么旅馆。由人力车拉走这种箱子时，送的人先跟在后面走上一段便溜走。等到拉到指定地点，拉车的见没有物主跟来，有的便悄悄拉回家去，以为发了洋财，等到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具尸体，结果往往弄得吃官司脱不了手。
特务们这些狠毒的做法，一直得到戴笠的夸奖，认为干净利落，处理得当。特务们在屠杀革命人士时，有时也采用另一些方法。如将被害者击昏后或击毙后盛人麻袋中投入黄浦江。也有时故布疑阵，将人杀后，本来是一次政治性暗杀，却故意把被害者的生殖器割下纳人死者口中，使人认为是情杀或奸杀。特务们除了用种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杀害共产党员外，还有更为卑劣连禽兽都不如的行为。他们对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往往先行轮奸再行屠杀。戴笠知道了不但不加制止，还认为这是对行动员的一种“鼓励”。他们对个别胆小一点的行动员，便将被害者的心肝摘下来炒熟叫他吃，说吃过人心可以壮胆。
抗战前，军统在上海用种种最野蛮最残暴的方法暗杀掉的共产党员，连赵理君也记不得数目。这个凶狠的刽子手，一直受到戴笠的特殊赏识。抗战初期，他从上海逃到重庆后即被戴笠任为军统局行动科科长，不久又提升为第一战区少将编练专员。由于杀人成性，他在河南与中统特务发生摩擦，竟将中统的一个行政督察专员、中学校长等六人，秘密逮捕活埋了。以后经中统查出确实证据，陈立夫等向蒋介石哭诉要求严办，戴笠还想进行庇护，由于蒋介石为了要使中统特务继续为他在反共反人民方面卖力，才决定将赵枪决。这个为蒋介石杀人杀了十多年的刽子手，最后还是被他主人杀掉。戴笠除痛哭几场外，以后每经成都总要到龙泉驿军统公墓去凭吊一番。
绑票
战前军统在上海租界内比暗杀搞得更多的是绑票，当时美其名日“秘密逮捕”，实际上是实行政治绑架。除了以共产党员为主要对象之外，对许多民主人士与反蒋集团分子都是采用这种办法绑到南京或秘密予以杀害。当时担任这种罪恶工作的，最初还是以赵理君率领的行动组来执行。一九三五年以后，我兼任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公职后，大部分绑架工作便由我担任了。特务们开始是采用上海绑匪的一套硬绑的方法，由几个特务以手枪威胁着将人强拉上汽车。这种办法时常遭到意外麻烦，最难处理的便是被硬拉到汽车旁边后，被绑的人总是昂着头尽力挣扎不肯上车，虽然一边一个特务挟持着并且用手枪抵着腰部，仍不易推进车门。戴笠常骂我们蠢猪笨蛋，不会多想办法。我便和我当时率领的组员苏振通、朱又新、王开明、陈邦国等十来个人经常研究，改进绑票的方法。我们有公开的职务身份，有在英法两租界携带手枪的证件，整天可以将手枪带在身边进出租界，万一失手，便可改绑票成公开逮捕。
当我们最初研究出一套强拉上车的办法后，戴笠非常称赞。其实这种办法很简单，当把绑到的人（肉票）拉到汽车旁边时，先有一人在车内将车门打开，挟持的特务，一人用手枪抵住“肉票”的腰背，一人以拳猛击他的小腹，这时被击的人自然会将腰一弯，正好是一个上车姿势。紧接着另一特务用手压住他的上身不使再昂头，车里的特务再一拉，这样就能够很快将“肉票”推人汽车。这往往是紧要关头千钧一发的时刻，分秒都得争取，因此我们得空便加强练习。后来，我们这一套手法锻炼得很熟练准确，即令被绑对象狂呼大叫，我们也只要几分钟就能将他绑上汽车。附近的巡捕发觉后，往往连警笛都没有来得及吹响，我们便已一溜烟开车跑了。
戴笠看到我们肯钻研，鼓励我们进一步研究“软”的办法，要能在热闹大马路上稠人广众之中去进行绑票，不应当局限于偏僻地区。在金钱和精神两方面不断鼓励之下，特务们又渐渐找出了许多新的窍门。我们经常采用而行之有效的方法又增加了好几种。例如，我们事先侦察好要绑架的对象经常经过的路线，便将汽车开去停在附近，当对象走到高汽车不远的地方，由一个特务。从背后用两手蒙住他的眼睛，并以大拇指用力掐在两耳根下命门部位，使之无法挣脱，另一特务则紧握对象两手，两个特务同时狂笑说“这一下你猜不到是谁了！”过路的人以为是在开玩笑，被绑的人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已被连拉带推绑进汽车，纵然发觉想叫喊也来不及了。
有时甚至不用汽车，临时雇人力车也能把人绑了回来。那是先准备一条一头装有铁砂等物的橡皮管，由一个特务从对象背后猛击头部一下，便立刻飞逃。当这个对象被击昏倒地后，另一特务便装作这人的亲友，一面扶住一面大叫抓凶手，一面假充好人叫人力车（或在附近租汽车），伪装送往医院急救，等抱上汽车或人力车后再在途中改变地点伪称先送回家，这样就很顺利地把人绑回来了。有次用这个方法绑一个画家，正遇到他的学生，特务们便马上要他去通知他家里的人到广慈医院去。这个学生当然愿意，于是便被轻易地支开了。
由于特务整天在打坏主意搞这类罪恶勾当，方法也越来越多。有次我带了两个人去侦察桂系派在上海活动的特务头子陈六安，准备绑架他，正巧遇到他从家中走出来，提着一个大皮包向一家出租汽车行走过去。我们立刻采用紧急办法进行绑架。
我们当时都穿着便服。我叫两个助手等在路上，我自己很快跑到车行叫车，车行以为我是陈家的佣人；同时我又帮助司机将车打扫一下，陈又以为我是车行助手。陈走过来雇车时，我忙将车门打开请他上车，自己坐到司机旁边。车刚开出，我叫司机停一下，两个助手一边一个窜了上来，在三支手枪威逼下，便将他绑到了侦察大队。司机一看是军事机关，在多给他几块钱后，他也吓得不敢说出去。当然在利用别人汽车进行绑架时，也有失败的时候。如在英租界三马路扬子饭店绑刘芦隐先生，因他的夫人发觉了大叫起来，刘先生也很机警地从后面一个筋斗栽到前面，占住司机座位不让特务开走。这时巡捕赶来，我们便只好由绑票改成公开逮捕了。
到了一九三七年初，特务们绑架的方法也越搞越阴险毒辣了。我们训练了两个女特务来协助进行。这一办法便可不受地区限制，什么热闹马路上都可进行。这是利用旧社会那种乱搞男女关系的风气作为罪恶行动的掩护，特别对一些穿着很考究，排场阔气，用其他方法不容易达到目的的人最有效。这种方法，除了不能在绑架对象的住所使用外，其他的地方都能实行。女特务伪装成绑架对象的姘妇，一见面便把对象扭住又哭又吵要拉他回去，当对象受到此一突然纠缠时，最初决不会马上叫喊是绑票，多先作解释，认为她看错了人。她便更大哭大吵起来，一面骂着没有良心，丢了她不管又去找别人等一类的话，同时用力扭住他上车，另一个女特务也从旁相劝叫他同回去一趟。这时看热闹的人当中又闪出一两个男特务来，一开口便说：“怎么？你们又吵起来！你们在街上吵太不雅观，还是大家回去好好商量一下吧！”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先把这一问题肯定成为秘密的男女关系争吵问题，使看热闹的人不会识破是一幕绑票案。在几分钟内，这群特务便连拉带拖将肉票推上汽车，被绑的人弄得有口难辩。只要一上了车，什么都解决了。特务们用这一办法先后在英法租界最热闹的地区绑过三个人，都没有遇到困难，到抗战开始才没有再做。
当时除了在租界上经常进行绑票外，在反动政府统治地区也常进行这类活动，不过一般都限于对工厂中进步工人与大学校的进步学生。因为到工厂里公开逮捕人往往遭到工人的阻拦，有时甚至发生殴斗，结果人抓不到，反而走露风声，一些关系马上转移了，以后不能再进行连续逮捕。所以总是用秘密的绑架方式进行逮捕后，马上执行刑讯。这种密捕（即绑架），多半先暗中与厂方领导人或黄色工会负责人取得联系，由他们提供照片和关系，了解对象常出人什么地方，有时甚至是在夜班时，厂方或工会故意借故指派被绑者外出，暗中协助特务，只要对象离开工厂或工人群集的地方便可下手。至于绑架（即密捕）大学中的进步学生，则不去和校方联系。因为学生失踪后，学生家长往往吵着向学校要人。特务们也不公开到学校逮捕，因为学生一哄而来，不易将人带走。一般采用的方法，往往是由学校中的职业学生先提供线索，或故意约其外出，让特务们得到便利。
搜捕
对于居住在华界的个别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等，一般不采用绑票方式，而于深夜去搜捕。这样，不但可以将人抓走，还可抄查证据文件。几年间，这种公开逮捕到的政治犯比用秘密绑架的还要多得多，其中最大的略举几件如下：
约在一九三五年间，一个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叛变，出卖了几个同志后，他还想进一步去破坏上级领导机关，整天到处去活动。结果他被地下党组织进行了纪律制裁，在法租界徐家汇孝友里附近空地上被击中两枪，因未中要害而未死。当时戴笠正在上海，知道这一情况后，即指示上海区和侦察大队，要利用这一叛徒的生命来进一步达到破坏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目的。戴笠不准送他到华界医院就医，硬叫他住在法租界西区偏僻处一家小医院里。同时叫一家小报发一个消息，说徐家汇空地上发生一次情杀案，被害者身中两枪经某某医院进行抢救后已无生命危险，不日即可出院等。按照戴的估计：这个人未被杀死，会更加仇恨共产党，必然要设法报复；另一方面，地下党组织一定会派人继续制裁他。如果再去，便可发现线索扩大破坏。他调派十多个特务暗中监视，准备跟踪，还派一个混人医院充当内应。戴笠决定的办法是不当场逮捕，等再来把这个叛徒打死以后再分别跟踪。因为租界的巡捕经常在马路上“抄靶子”（对人身进行搜查），共产党员不会身带枪支在外面乱跑，必然会分途回去，只要跟住一个便不难发现这个秘密机关。
我当时也被指定带了几个特务去附近监视，过了三四天还没有一点动静。我们几人分别化装成为拉人力车的，作小生意的，或骑自行车故作损坏修理的，都掩护得很好。这个住在医院里的叛徒，不知道军统准备牺牲他的生命来达到破坏党组织的阴谋，还一再写出书面请求，请求带伤出院寻找关系，一方面趁机立功，一方面可以报仇。戴笠坚决不准，要他整天睡在床上静养。
大约在第五天或第六天下午，果然有两个人提着水果食品等进医院看这个叛徒。
当时附近有两三个把风的特务在守望，见此情况，顿时紧张起来，立刻分别作好各种准备。这两人刚进去不久，便听到两声枪响，一会儿便跑了出来分途飞奔。这时，守候在医院外面的特务们，乘自行车的，拉人力车的，步行的，都一齐出发跟踪追去。十多个特务中，有两个人因为走慢了跟不上，便乘电车回去，半路上正好遇上了其中一个，这样才没有被“脱梢”。其余的特务兜了几个圈子之后，都找不到要跟踪的人，我只好带着他们准备回去受处分。戴笠接到守在医院的特务的报告，知道那个叛徒已受到第二次惩处，被击中头部当场死去，便赶到侦察大队听取跟踪结果。他一看我带着几个人垂头丧气回去，知道没有跟上，气得跳脚大骂，并限期一定要侦察到这些人的地方，否则要严厉处分。他骂过一次还不够，过了不久又把我和几个特务再骂一次。
正当戴笠怒气冲冲地准备离开时，突然接到那两个跟上的特务来电话，说开枪的人有一个已被我们跟到了法租界福煦路一家银楼，这人从后门上去许久没有出来。
戴立刻命令会同法租界巡捕马上去搜捕。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杨凤歧、组长许鹏飞和我，立即率领几乎整个大队的特务出发，会同法捕房华探长直扑这个银楼，果然在二楼抄出手枪六支，子弹几十粒和几百元现款，并逮捕到三男一女，其中的一个男的便是去医院开枪的人。当时法租界警务当局以案件发生在法租界，要先行审讯，戴笠认为只要抓到了共产党，破坏了机关和抄出了枪支，让法巡捕房审讯一下也可以，但是发现新的线索要马上告诉侦察大队。听说这几个被捕的人只承认是专门制裁共产党内叛徒的一个组织，叫“打狗团”，即专打叛徒，并不搞暗杀国民党统治集团上层分子的活动。以后这几个忠贞不屈的党员，再没有供出其他情况，最后都被引渡到南京处了死刑。
我在上海的那几年，公开逮捕共产党和破坏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当时轰动中外的第三国际中国情报总支部的负责人约瑟夫·华尔敦案（戴笠向蒋介石报功时一直称之为远东负责人），便是军统特务逮捕的。这一案的线索是由军统湖北站发现而最后在上海破案的。最初湖北站逮捕到一个共产党嫌疑犯关兆南，审讯多时没有得出结果。后来经南京总处派法官周养浩去武汉审讯，关兆南同意试写一信到上海请求组织上派人和他联系。不久，上海方面果然派了一个名叫陆独步的人去武汉，当即被捕。经数度刑讯之后，陆独步供出在上海与组织取得联络的办法，但他当时只负责对外交通联络工作，内部情况不了解。戴笠马上决定把陆送到上海去，同时他自己也赶到上海指挥布置。陆独步被解押到上海即由侦察大队特务接收，按照他与组织上的联络办法，先由特务在南京路东亚旅馆开好房间，再由陆写一信到邮局一个指定信箱，特务们即守候在这个房间内等待前来接头的人。
第二天，陆的哥哥陆海防果然按时到达，他把门推开一看均不相识，立即转身逃走。这时守候的特务还正在打瞌睡，猛听到门响，才惊起追出，连人都没看清。
我当时带了两个特务守在外边，看到他推了一下门就走，知道业已发觉，便紧跟过去。他下楼以后在先施公司人多的地方转了几下就不见了。
我知道在这里寻找必无结果，便叫两个助手一人在里面找，一个和我分别到通向后边的小街上去守候。过了一会便看到他从侧门仓皇跑出，我立即尾追过去。他在慌忙中不慎滑倒，我跑上去按住他，他转过头来咬住我的手腕。我便用手枪柄猛击他的上唇，将其门牙击落以后，才把他的手铐上一只，我也自己铐上一只，这样他再也没有办法挣脱。等我的助手赶来，便将他一同带到附近巡捕房，当天上午就由英租界巡捕房引渡到侦察大队。这个贪生怕死混入到革命阵营中的败类，看到审讯他时搬出那么多刑具，不待用刑，经戴笠一顿名利诱惑，马上答应交出他的上级领导人。他当时非常着急，要求立刻带他去法租界法国公园附近一条僻静的马路上去等候他的上级，说这次如碰不到，以后便无法再联系了。戴笠为了慎重起见，叫人通知法租界巡捕房进行协助。
当天下午，天下着大雨，我和两个特务押着这个自从逮捕共产党以来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快就叛变的叛徒，半信半疑开了汽车到指定的地点等着。在他说出的时间，正好四点钟的时候，一个身材不高的欧洲人，穿着雨衣打一把洋伞走了过来。
当这个叛徒惊喜异常地说出“就是他”三个字以后，我的两个助手便窜出汽车猛一下将那个欧洲人抓住。这时，这个叛徒陆海防要求我立刻将车开走，不愿和这个人同车。这时守在附近的另一辆汽车开了过来，我才带着陆海防先行离开。我问他为什么这时还怕这个外国人？他红着脸说：“先不让他知道我，以后更方便些。”法租界巡捕房看到被捕的是一个欧洲人，身上没有一点证据，不同意马上引渡，只好暂留在捕房看管。
战前军统在上海租界内比暗杀搞得更多的是绑票，当时美其名日“秘密逮捕”，实际上是实行政治绑架。除了以共产党员为主要对象之外，对许多民主人士与反蒋集团分子都是采用这种办法绑到南京或秘密予以杀害。当时担任这种罪恶工作的，最初还是以赵理君率领的行动组来执行。一九三五年以后，我兼任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公职后，大部分绑架工作便由我担任了。特务们开始是采用上海绑匪的一套硬绑的方法，由几个特务以手枪威胁着将人强拉上汽车。这种办法时常遭到意外麻烦，最难处理的便是被硬拉到汽车旁边后，被绑的人总是昂着头尽力挣扎不肯上车，虽然一边一个特务挟持着并且用手枪抵着腰部，仍不易推进车门。戴笠常骂我们蠢猪笨蛋，不会多想办法。我便和我当时率领的组员苏振通、朱又新、王开明、陈邦国等十来个人经常研究，改进绑票的方法。我们有公开的职务身份，有在英法两租界携带手枪的证件，整天可以将手枪带在身边进出租界，万一失手，便可改绑票成公开逮捕。
当我们最初研究出一套强拉上车的办法后，戴笠非常称赞。其实这种办法很简单，当把绑到的人（肉票）拉到汽车旁边时，先有一人在车内将车门打开，挟持的特务，一人用手枪抵住“肉票”的腰背，一人以拳猛击他的小腹，这时被击的人自然会将腰一弯，正好是一个上车姿势。紧接着另一特务用手压住他的上身不使再昂头，车里的特务再一拉，这样就能够很快将“肉票”推人汽车。这往往是紧要关头千钧一发的时刻，分秒都得争取，因此我们得空便加强练习。后来，我们这一套手法锻炼得很熟练准确，即令被绑对象狂呼大叫，我们也只要几分钟就能将他绑上汽车。附近的巡捕发觉后，往往连警笛都没有来得及吹响，我们便已一溜烟开车跑了。
戴笠看到我们肯钻研，鼓励我们进一步研究“软”的办法，要能在热闹大马路上稠人广众之中去进行绑票，不应当局限于偏僻地区。在金钱和精神两方面不断鼓励之下，特务们又渐渐找出了许多新的窍门。我们经常采用而行之有效的方法又增加了好几种。例如，我们事先侦察好要绑架的对象经常经过的路线，便将汽车开去停在附近，当对象走到高汽车不远的地方，由一个特务。从背后用两手蒙住他的眼睛，并以大拇指用力掐在两耳根下命门部位，使之无法挣脱，另一特务则紧握对象两手，两个特务同时狂笑说“这一下你猜不到是谁了！”过路的人以为是在开玩笑，被绑的人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已被连拉带推绑进汽车，纵然发觉想叫喊也来不及了。
有时甚至不用汽车，临时雇人力车也能把人绑了回来。那是先准备一条一头装有铁砂等物的橡皮管，由一个特务从对象背后猛击头部一下，便立刻飞逃。当这个对象被击昏倒地后，另一特务便装作这人的亲友，一面扶住一面大叫抓凶手，一面假充好人叫人力车（或在附近租汽车），伪装送往医院急救，等抱上汽车或人力车后再在途中改变地点伪称先送回家，这样就很顺利地把人绑回来了。有次用这个方法绑一个画家，正遇到他的学生，特务们便马上要他去通知他家里的人到广慈医院去。这个学生当然愿意，于是便被轻易地支开了。
由于特务整天在打坏主意搞这类罪恶勾当，方法也越来越多。有次我带了两个人去侦察桂系派在上海活动的特务头子陈六安，准备绑架他，正巧遇到他从家中走出来，提着一个大皮包向一家出租汽车行走过去。我们立刻采用紧急办法进行绑架。
我们当时都穿着便服。我叫两个助手等在路上，我自己很快跑到车行叫车，车行以为我是陈家的佣人；同时我又帮助司机将车打扫一下，陈又以为我是车行助手。陈走过来雇车时，我忙将车门打开请他上车，自己坐到司机旁边。车刚开出，我叫司机停一下，两个助手一边一个窜了上来，在三支手枪威逼下，便将他绑到了侦察大队。司机一看是军事机关，在多给他几块钱后，他也吓得不敢说出去。当然在利用别人汽车进行绑架时，也有失败的时候。如在英租界三马路扬子饭店绑刘芦隐先生，因他的夫人发觉了大叫起来，刘先生也很机警地从后面一个筋斗栽到前面，占住司机座位不让特务开走。这时巡捕赶来，我们便只好由绑票改成公开逮捕了。
到了一九三七年初，特务们绑架的方法也越搞越阴险毒辣了。我们训练了两个女特务来协助进行。这一办法便可不受地区限制，什么热闹马路上都可进行。这是利用旧社会那种乱搞男女关系的风气作为罪恶行动的掩护，特别对一些穿着很考究，排场阔气，用其他方法不容易达到目的的人最有效。这种方法，除了不能在绑架对象的住所使用外，其他的地方都能实行。女特务伪装成绑架对象的姘妇，一见面便把对象扭住又哭又吵要拉他回去，当对象受到此一突然纠缠时，最初决不会马上叫喊是绑票，多先作解释，认为她看错了人。她便更大哭大吵起来，一面骂着没有良心，丢了她不管又去找别人等一类的话，同时用力扭住他上车，另一个女特务也从旁相劝叫他同回去一趟。这时看热闹的人当中又闪出一两个男特务来，一开口便说：“怎么？你们又吵起来！你们在街上吵太不雅观，还是大家回去好好商量一下吧！”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先把这一问题肯定成为秘密的男女关系争吵问题，使看热闹的人不会识破是一幕绑票案。在几分钟内，这群特务便连拉带拖将肉票推上汽车，被绑的人弄得有口难辩。只要一上了车，什么都解决了。特务们用这一办法先后在英法租界最热闹的地区绑过三个人，都没有遇到困难，到抗战开始才没有再做。
当时除了在租界上经常进行绑票外，在反动政府统治地区也常进行这类活动，不过一般都限于对工厂中进步工人与大学校的进步学生。因为到工厂里公开逮捕人往往遭到工人的阻拦，有时甚至发生殴斗，结果人抓不到，反而走露风声，一些关系马上转移了，以后不能再进行连续逮捕。所以总是用秘密的绑架方式进行逮捕后，马上执行刑讯。这种密捕（即绑架），多半先暗中与厂方领导人或黄色工会负责人取得联系，由他们提供照片和关系，了解对象常出人什么地方，有时甚至是在夜班时，厂方或工会故意借故指派被绑者外出，暗中协助特务，只要对象离开工厂或工人群集的地方便可下手。至于绑架（即密捕）大学中的进步学生，则不去和校方联系。因为学生失踪后，学生家长往往吵着向学校要人。特务们也不公开到学校逮捕，因为学生一哄而来，不易将人带走。一般采用的方法，往往是由学校中的职业学生先提供线索，或故意约其外出，让特务们得到便利。
搜捕
对于居住在华界的个别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等，一般不采用绑票方式，而于深夜去搜捕。这样，不但可以将人抓走，还可抄查证据文件。几年间，这种公开逮捕到的政治犯比用秘密绑架的还要多得多，其中最大的略举几件如下：
约在一九三五年间，一个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叛变，出卖了几个同志后，他还想进一步去破坏上级领导机关，整天到处去活动。结果他被地下党组织进行了纪律制裁，在法租界徐家汇孝友里附近空地上被击中两枪，因未中要害而未死。当时戴笠正在上海，知道这一情况后，即指示上海区和侦察大队，要利用这一叛徒的生命来进一步达到破坏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目的。戴笠不准送他到华界医院就医，硬叫他住在法租界西区偏僻处一家小医院里。同时叫一家小报发一个消息，说徐家汇空地上发生一次情杀案，被害者身中两枪经某某医院进行抢救后已无生命危险，不日即可出院等。按照戴的估计：这个人未被杀死，会更加仇恨共产党，必然要设法报复；另一方面，地下党组织一定会派人继续制裁他。如果再去，便可发现线索扩大破坏。他调派十多个特务暗中监视，准备跟踪，还派一个混人医院充当内应。戴笠决定的办法是不当场逮捕，等再来把这个叛徒打死以后再分别跟踪。因为租界的巡捕经常在马路上“抄靶子”（对人身进行搜查），共产党员不会身带枪支在外面乱跑，必然会分途回去，只要跟住一个便不难发现这个秘密机关。
我当时也被指定带了几个特务去附近监视，过了三四天还没有一点动静。我们几人分别化装成为拉人力车的，作小生意的，或骑自行车故作损坏修理的，都掩护得很好。这个住在医院里的叛徒，不知道军统准备牺牲他的生命来达到破坏党组织的阴谋，还一再写出书面请求，请求带伤出院寻找关系，一方面趁机立功，一方面可以报仇。戴笠坚决不准，要他整天睡在床上静养。
大约在第五天或第六天下午，果然有两个人提着水果食品等进医院看这个叛徒。
当时附近有两三个把风的特务在守望，见此情况，顿时紧张起来，立刻分别作好各种准备。这两人刚进去不久，便听到两声枪响，一会儿便跑了出来分途飞奔。这时，守候在医院外面的特务们，乘自行车的，拉人力车的，步行的，都一齐出发跟踪追去。十多个特务中，有两个人因为走慢了跟不上，便乘电车回去，半路上正好遇上了其中一个，这样才没有被“脱梢”。其余的特务兜了几个圈子之后，都找不到要跟踪的人，我只好带着他们准备回去受处分。戴笠接到守在医院的特务的报告，知道那个叛徒已受到第二次惩处，被击中头部当场死去，便赶到侦察大队听取跟踪结果。他一看我带着几个人垂头丧气回去，知道没有跟上，气得跳脚大骂，并限期一定要侦察到这些人的地方，否则要严厉处分。他骂过一次还不够，过了不久又把我和几个特务再骂一次。
正当戴笠怒气冲冲地准备离开时，突然接到那两个跟上的特务来电话，说开枪的人有一个已被我们跟到了法租界福煦路一家银楼，这人从后门上去许久没有出来。
戴立刻命令会同法租界巡捕马上去搜捕。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杨凤歧、组长许鹏飞和我，立即率领几乎整个大队的特务出发，会同法捕房华探长直扑这个银楼，果然在二楼抄出手枪六支，子弹几十粒和几百元现款，并逮捕到三男一女，其中的一个男的便是去医院开枪的人。当时法租界警务当局以案件发生在法租界，要先行审讯，戴笠认为只要抓到了共产党，破坏了机关和抄出了枪支，让法巡捕房审讯一下也可以，但是发现新的线索要马上告诉侦察大队。听说这几个被捕的人只承认是专门制裁共产党内叛徒的一个组织，叫“打狗团”，即专打叛徒，并不搞暗杀国民党统治集团上层分子的活动。以后这几个忠贞不屈的党员，再没有供出其他情况，最后都被引渡到南京处了死刑。
我在上海的那几年，公开逮捕共产党和破坏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当时轰动中外的第三国际中国情报总支部的负责人约瑟夫·华尔敦案（戴笠向蒋介石报功时一直称之为远东负责人），便是军统特务逮捕的。这一案的线索是由军统湖北站发现而最后在上海破案的。最初湖北站逮捕到一个共产党嫌疑犯关兆南，审讯多时没有得出结果。后来经南京总处派法官周养浩去武汉审讯，关兆南同意试写一信到上海请求组织上派人和他联系。不久，上海方面果然派了一个名叫陆独步的人去武汉，当即被捕。经数度刑讯之后，陆独步供出在上海与组织取得联络的办法，但他当时只负责对外交通联络工作，内部情况不了解。戴笠马上决定把陆送到上海去，同时他自己也赶到上海指挥布置。陆独步被解押到上海即由侦察大队特务接收，按照他与组织上的联络办法，先由特务在南京路东亚旅馆开好房间，再由陆写一信到邮局一个指定信箱，特务们即守候在这个房间内等待前来接头的人。
第二天，陆的哥哥陆海防果然按时到达，他把门推开一看均不相识，立即转身逃走。这时守候的特务还正在打瞌睡，猛听到门响，才惊起追出，连人都没看清。
我当时带了两个特务守在外边，看到他推了一下门就走，知道业已发觉，便紧跟过去。他下楼以后在先施公司人多的地方转了几下就不见了。
我知道在这里寻找必无结果，便叫两个助手一人在里面找，一个和我分别到通向后边的小街上去守候。过了一会便看到他从侧门仓皇跑出，我立即尾追过去。他在慌忙中不慎滑倒，我跑上去按住他，他转过头来咬住我的手腕。我便用手枪柄猛击他的上唇，将其门牙击落以后，才把他的手铐上一只，我也自己铐上一只，这样他再也没有办法挣脱。等我的助手赶来，便将他一同带到附近巡捕房，当天上午就由英租界巡捕房引渡到侦察大队。这个贪生怕死混入到革命阵营中的败类，看到审讯他时搬出那么多刑具，不待用刑，经戴笠一顿名利诱惑，马上答应交出他的上级领导人。他当时非常着急，要求立刻带他去法租界法国公园附近一条僻静的马路上去等候他的上级，说这次如碰不到，以后便无法再联系了。戴笠为了慎重起见，叫人通知法租界巡捕房进行协助。
当天下午，天下着大雨，我和两个特务押着这个自从逮捕共产党以来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快就叛变的叛徒，半信半疑开了汽车到指定的地点等着。在他说出的时间，正好四点钟的时候，一个身材不高的欧洲人，穿着雨衣打一把洋伞走了过来。
当这个叛徒惊喜异常地说出“就是他”三个字以后，我的两个助手便窜出汽车猛一下将那个欧洲人抓住。这时，这个叛徒陆海防要求我立刻将车开走，不愿和这个人同车。这时守在附近的另一辆汽车开了过来，我才带着陆海防先行离开。我问他为什么这时还怕这个外国人？他红着脸说：“先不让他知道我，以后更方便些。”法租界巡捕房看到被捕的是一个欧洲人，身上没有一点证据，不同意马上引渡，只好暂留在捕房看管。
据这个叛徒陆海防供认，这个外国人是第三国际的一个负责人，他是这个外国人的英文秘书，只知道他叫华尔敦，其他一切均不了解。陆每周只能和华尔敦见面一两次，均临时约定地点，总是事先由华通知，所以不知道他的住址和有关的人。
当天黄昏时，陆海防要求去接他妻子，说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怕组织上强迫她走掉，以后便无法找到。我又带着他再走一趟。不料刚一踏进他的家门，便看到他妻子正在焚烧文件。她一看到陆海防仍然衣冠楚楚若无其事地和我边说边笑走了进去，这位可敬的女共产党员，立刻严词厉色地对他呵斥起来。我至今没有忘记她那几句义正辞严的吼声。她用非常愤怒的口气朝着陆海防说：“你没有死掉？你有脸这样来见我，我没有脸见你这个叛徒！”当时弄得他非常狼狈，他一再解释，我也一再从旁相劝，叫她识时务些，并请她和我们一同走，免得出问题。她用极其鄙视的眼光看着我说：“除了你把我抓起来，否则我不会和他一样自动和你一道走的。”我看她这么坚强，知道劝也无益，以为是一时感情冲动，改天再去便不会这样了。当我和陆离开时，还一连听到好几声“无耻的叛徒！无耻的禽兽！”
我回来告诉戴笠这一情况，并建议过两天再去接她。戴一听马上叫我把她立刻抓来。我因忙了一天连饭都没有吃，便先去吃饭。等我再去时，除了看到一大堆纸灰，东西抛了一地外，人已不知去向。我扑空回来正准备挨一顿大骂时，戴笠却没有发脾气，因为捕到了大鱼，漏网的只是一条小鱼。这时他正在很高兴，便对我进行一番教育。他认为我太不了解共产党员的个性，父子夫妻之间不似国民党那样，千万不能看私人关系便可以马虎大意，叫我以后特别注意这些问题。我当时对此并不灰心，还派特务去守候过三天，一直没有看到她再回去。
第二天以后，陆海防又继续交出一些与他有过工作关系的人，其中经我去逮捕能记到姓名的有电影女明星ＸＸ。当时她正在主演一部影片叫《自由神》，特务们把她逮捕以后，曾当面讥笑她“自由神今天可不能自由了”。她被关在侦察大队的楼上受到优待，上海区长王新衡和侦察大队长王兆槐找她聊天，请她唱歌。戴笠本来也是准备找她胡调的。当他发现自己部下已先他而来，便假装正经教训了一大顿，说他们会受共产党的迷惑，要影响工作等。我原来也天天和她谈谈，从那次以后也不敢随便找她了。另一个被捕的袁Ｘ，又名袁ＸＸ，是个左翼作家，他写的书和文章都一起被抄，当时也受到优待。还有一个女的叫程Ｘ，又叫程ＸＸ，绰号黑牡丹，四川万县人，留德学生。当时特务们对程Ｘ竟是共产党员都感奇怪，也很出意外。她原先与上海“四一二”大屠杀中的主要刽子手杨虎和陈群关系密切，由他们送去德国，回国后与四川军阀王陵基的一个万县籍姨太太很要好。我们按陆海防提供的地址去抓她，竟没有抓到。当时王陵基正在上海住闲，她躲在王的家中，以后逃往苏州老家。
她把陆海防交出的一位重要共产党员刘ＸＸ掩护逃脱特务的魔掌，而她自己却没来得及离开而被逮捕。其余由陆交出的人，因我没有经手逮捕，也记不到姓名。
华尔敦被捕后一直不讲话，不但他的住址没有查出，连国籍和真姓名也不知道，因他被捕时身上没有任何文件，连当时外国人随身起码要带的外侨身份证也没有。
当陆海防说出华尔敦是一个负责人后，英法两租界的中西侦探，加上警察局侦缉总队与警备部侦察大队，以及上海区的特务，几乎全体动员去调查他的住址和活动及有关系的人，以便进一步追查他的组织关系。这批数以千计的中西包打听和特务，加上他们数以万计的眼线助手，天翻地覆地闹翻了整个上海市，也毫无结果。戴笠骂这些人是一群饭桶，蒋介石也骂戴笠不中用，吵了快一个月，连华尔敦住过哪里都没法弄清。在审讯他的时候，从他口中得不到一个字，当时报纸上只好称为“怪西人案”。
有次我把陆海防带到法庭去作证，华尔敦一见到陆远远走向法庭，便怒不可遏地第一次在法庭上开口用英语向陆骂了一声“叛徒”。陆这时连站都站立不住，两腿软下来跪在地上。我再三强迫这个叛徒上去，他看到华尔敦巍然不动地站在那里，他的两条腿一直哆嗦，哀求我宁可马上枪毙也不肯再上去作证了。我踢了他一脚也不中用，只好带他下来。陆以后在军统当特务时，我还问过他，为什么那次那么胆小？他说他一生中也没有见到过那么可畏的人。
华尔敦虽没有任何证据与供词，但租界还是同意把他引渡到武汉市去归案。因为他骂了陆海防一声“叛徒”，凭这两个字就可以证实他是共产党员了。在押解途中，特务们都非常好奇地看待他，究竟讲不讲话。可是他一上轮船便和懂英语的特务随便扯讲起来。有人就问他，审讯时为什么不讲话？他的回答的确是使人不能忘怀的。他说：“共产党在敌人审讯时去作解释，便是一种祈求饶恕的懦弱表现。如果对自己任何问题向敌人作交代，哪怕是自己的姓名或住址，都是最可耻的叛徒行为，因为这些事是不能向敌人去谈的。”当然，他在轮船上和特务们谈的也只是吃饭喝水等生活方面的问题。特务们想进一步了解一点有关他的情况，往往遭到他的呵斥。这位怪西人，直到解放后，我看到别人提供的材料，才知道他的真名叫罗伦斯。
我受到的惩罚
我在写述这些过去自己的反共罪恶历史资料时，我也没有忘记我在和共产党员作斗争时所受到的几次惩罚。好几回我都差点被打死，因为公开和秘密去逮捕一个共产党员时，总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是用尽一切力量进行反抗，极个别的才肯束手就擒。在这种生与死的斗争中，我多次遭到过失败。事隔多年，我对那些英勇反击的先烈们至今犹有余悸。他们不到完全无力反抗时是从不肯停止还击的，我领受过不少拳头和脚尖。老实说，我到最后是越来越胆小和谨慎，每听到去抓共产党，我的心情总是非常紧张，一直到平安回来才松一口气。至今我身上存在的几处最不光采的伤痕，便是我受到正义惩罚的痕迹。过去我在军统许多特训班讲课举例时，也从不肯把自己这些“丑事”拿出来作教材，而专爱谈一些自己认为最得意的“成绩”。
一九三五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奉命带着十多个特务到江湾去搜捕几个正在开会的共产党员。我们刚要接近时便被发觉，他们立刻分头跑开。一个担任掩护工作的党员，却守在通路的要口没走，掩护其余的人离开。当我带着两个特务冲上去时，突然一声枪响，我左胸上像挨了一拳一样。我知道我已负伤了，但由于是小手枪，距离也相当远，所以没有洞穿。我低头看了一下，胸脯正往外流血，我便把我的外衣提起来，不让血液染透外衣，并赶紧靠在墙上指挥助手冲上去。我知道我当时如果不忍耐一下，助手便会先来照应我，这给对方以继续发射的机会，所以只有咬紧牙齿支持。当时特务们以为我听到枪响怕死，也迟疑了一下，等到他们追了很远才用枪击伤这个人的腿部。他倒在地上，但还继续射击，最后子弹射尽才被捕。当他看到我流血很多坐在地上时，还用非常后悔的口吻对我说：“早知道能打中你这条走狗，我应当再给你几枪。”由于他一个人尽到了掩护与警卫的职责，其余的都安全脱离。我被送到宝隆医院，从左胸两条肋骨中间取出了一粒小号白郎宁手枪子弹后，虽只一个星期就出了医院，却终生留上了一个标志罪恶的伤疤。
同年冬天，我带两个特务去曹家渡逮捕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共产党员。我们早先以为是个文人，对他没有足够的警惕和重视，结果几乎三个人都送了性命。我们先侦察好他的行踪，知道他往往很晚才回去，便决定黎明前去逮捕，事前暗中勾结好他的二房东作内应。当我们轻轻扣开了大门，一直走到他三楼房间时才把他叫醒。
他开门一看，知道是那么一回事，便很客气地要我们坐，并答应穿好衣服就跟我们走。他虽然从容不迫，特务还是先抄了他身上和看过他的衣服才让他穿上。我们想着，三个人对付一个，都很满不在乎；加上他无半点抗拒表示，便都把手枪收了起来，准备客气些好早点使他交代。
稍后，他要求在房门后拿顶帽子戴上便和我们一道走时，我们都以为这次很顺利了。突然间，他从一顶呢帽里掏出一个手榴弹来，并且很快把保险栓拔掉，态度马上变得很严肃，说：“动一动，大家都同归于尽！”这一声怒吼像霹雳一样击到三个人头上。特务们都知道这种炸弹的厉害，如果是速燃导火索，一松手就爆炸，在那样一间房内爆炸起来，四个人不死也得重伤，是无一能幸免的。我当时就不舍得那样死，宁可让他逃跑，回去受处分也不敢冒那个险。我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他是愿以一个人换三个敌人的。他一手高举那个已拔掉保险的炸弹，不断逼近我们，我也只好假装笑脸，叫他有话好说何必如此。他哪里听那些，只是不停地威胁我们谁敢动一动手枪，马上就爆炸。我便叫两个助手不要乱动，自己也不敢去拔枪，想等待机会去夺取他手上的东西抛出窗外。他慢慢靠近了门边，突然将电灯关了。接着砰的一声，我们三个人都以为他把炸弹扔下了，各人便急忙把身子伏下来，几乎都慌成一团。等我把手电拿出一照，原来是人已不见，房门关上了。我立即把电灯打开，门却已被反扣。我们用力敲门，大叫二房东上来替我们把门打开后，一问，这人早已跑了。我们怪二房东为什么不拦住他，而回答却令人啼笑皆非。他说，你们三个人拿了枪还抓他不住，我一个空手人还敢拦他！等我们出去分途追寻时，附近工厂上早班与下大夜班的人来往很多，已无从再找到了。
我以后在训练特务学生时，虽未把这件丢脸的丑事全部讲出来，却一直叮嘱凡逮捕人时，犯人所穿所用的任何东西都不能直接去取用，必须谨慎小心地看过后才交给被捕的人，否则随时可能发生生命危险。至于我在这几年中搜捕共产党时所遭到过的种种反抗，经常被打伤咬伤。几乎是成为家常便饭，这里就不详细列举。
当时一些叛徒在进行对党组织破坏活动时所遭受到的惩罚除前面谈过的外，一些在军统搞了多年的叛徒也是时常要提心吊胆的。如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他叛变后虽对党的地下组织危害不小，但并不以为满足，还时常腰挂手枪到处乱跑，遇到过去熟识的党员总用软劝硬拉的办法拉下水，不听他劝诱的便逮捕囚禁。有次，他一个人到浦东工厂区去，遇到过去两个认识的党员，这两人都受过他的领导。他满以为很有把握可以拉到军统来，结果被骗到野外打得半死，手枪也被抢走。如果不是巡逻警察在附近经过救了他，那次便会被打死，从此他一个人再也不敢乱闯。
当时住在租界上的一些大特务家门口，几乎时常发现可疑的人在侦察监视他们，甚至连在华界方斜路白云观（上海人一般叫茅山殿）侦察大队附近，前后也逮捕到过三四个前去侦察的共产党员。因为这里成天有人被抓进来，囚禁过不少忠贞不屈的党员，所以经常有人去附近调查。就在这块白色恐怖统治区内，特务们也是时常提心吊胆，往往弄得草木皆兵，害怕共产党进行报复。
当时军统特务在上海除对付以共产党为主的种种任务外，还有些其他活动。如一九三五年秋天，上海区一个情报员的助手打听到“一二八”以前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未中而误毙其秘书唐腴庐一案的凶手和宋的司机的下落。戴笠对这一事隔多年的旧案有了新的线索极感兴趣，马上指示一定要派人设法抓回归案，因为可以借此讨好一下宋子文。
我奉命和程慕颐带着这个眼线，先后在仪征县十二圩，和瓜州、泰兴等地去侦察，最后分别在盐城、扬州将当时刺宋凶手之一和宋的司机逮捕到。这个人在刺来未中后即离开上海，在盐城保安队当班长。因为眼线认识他，我们便雇好一条小船等在小河边，当眼线把他骗到船上后立刻被我们逮捕。经送县政府用了一顿刑之后，他供出当时刺未与宋的司机有联系，才了解宋的行踪。宋被刺后，这个司机也逃走了，在苏北一带做修理自行车等工作，后来我们在扬州抓到了他。
当我们把这两人带回上海后，戴立刻把宋的司机照片送给宋去看了，认为确系事件发生后逃走的那个司机。宋子文为此事感到很高兴，曾叫戴领着我去宋家见他。
他当场签了一张五千元支票给我作奖金。我刚一接过，戴向我使个眼色，我又恭恭敬敬退还他，坚不肯收。戴连着说：“保护部长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不敢受奖。”宋听了很高兴。当我们辞出回来，戴笠只给了我和程慕颐与那个眼线各五百元。
当时四大家族和大批豪门权贵，每星期六从南京到上海度他们荒淫无耻的假日时，军统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几年间所公开逮捕与搜查对他们安全有任何危害的人，就我亲自经办的不下十起之多。一些人往往只在这些人的公馆别墅门前多走了两趟或多看了几眼他们上下汽车情况时，便被指为刺客嫌疑，一经逮捕，到弄清完全是冤枉，也白白坐了几个月的黑牢；幸而获释，也从不敢公然埋怨，反要花上一笔钱来感谢这些“暗镜高悬”无法无天的特务才能了事。像这种数不胜数的例子，这里就不多举了。
另外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汪精卫在南京被刺未死，主谋的晨光通讯社负责人华克之、张玉华等逃到上海后，也是由上海区和侦察大队的特务们进行公开逮捕的。
除华克之逃走外．张玉华和刺客孙凤鸣的妻子及几个重大嫌疑犯均被捕。关于这一情况，我在写戴笠的材料中已谈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上海区的特务除干过以上一些罪恶活动外，还有许多卑劣暴行，也是非常令人痛恨的。如到生活书店多次去暗放炸弹，使得不少读者遭到伤害。当时生活书店设在法租界陶尔斐司路吕班路口一座平房内，由于发行的《生活》周刊和其他一些书刊均有进步言论，很受读者欢迎，因此前往购书的人相当多。蒋介石和戴笠虽很厌恶这家书店，但因设在租界内不能随便查封，便只好采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捣乱。
办法是把一种触发性的爆炸品用报纸包起来和一般书籍的包装差不多的形式，由特务带到书店放在一个别人不大注意的地方，，偷偷将保险栓拔掉，立即离开。这时只要有人去动它一下，立刻就爆炸起来。有的读者看到这种纸包，以为是别的顾客忘了的东西拿去交给书店，有时书店人员在收拾整理时移动了它，炸弹爆炸了，站在附近看书买书的人以及书店工作人员往往都被炸伤。当时军统还不会制造定时炸弹，又不便公开甩手榴弹，所以采用这种办法。虽然前后炸过两三次，可是不但吓不倒书店里的人，而读者反而越来越多。本来这个设在非商业区的一家小书店，自从一炸再炸之后，却更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和兴趣。这一完全出乎戴笠意外的后果，使得他不得不下令停止这种作法，改为派人打入书店去进行活动，以便深入了解情况再从中进行破坏。这一阴谋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才停止。
当天黄昏时，陆海防要求去接他妻子，说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怕组织上强迫她走掉，以后便无法找到。我又带着他再走一趟。不料刚一踏进他的家门，便看到他妻子正在焚烧文件。她一看到陆海防仍然衣冠楚楚若无其事地和我边说边笑走了进去，这位可敬的女共产党员，立刻严词厉色地对他呵斥起来。我至今没有忘记她那几句义正辞严的吼声。她用非常愤怒的口气朝着陆海防说：“你没有死掉？你有脸这样来见我，我没有脸见你这个叛徒！”当时弄得他非常狼狈，他一再解释，我也一再从旁相劝，叫她识时务些，并请她和我们一同走，免得出问题。她用极其鄙视的眼光看着我说：“除了你把我抓起来，否则我不会和他一样自动和你一道走的。”我看她这么坚强，知道劝也无益，以为是一时感情冲动，改天再去便不会这样了。当我和陆离开时，还一连听到好几声“无耻的叛徒！无耻的禽兽！”
我回来告诉戴笠这一情况，并建议过两天再去接她。戴一听马上叫我把她立刻抓来。我因忙了一天连饭都没有吃，便先去吃饭。等我再去时，除了看到一大堆纸灰，东西抛了一地外，人已不知去向。我扑空回来正准备挨一顿大骂时，戴笠却没有发脾气，因为捕到了大鱼，漏网的只是一条小鱼。这时他正在很高兴，便对我进行一番教育。他认为我太不了解共产党员的个性，父子夫妻之间不似国民党那样，千万不能看私人关系便可以马虎大意，叫我以后特别注意这些问题。我当时对此并不灰心，还派特务去守候过三天，一直没有看到她再回去。
第二天以后，陆海防又继续交出一些与他有过工作关系的人，其中经我去逮捕能记到姓名的有电影女明星ＸＸ。当时她正在主演一部影片叫《自由神》，特务们把她逮捕以后，曾当面讥笑她“自由神今天可不能自由了”。她被关在侦察大队的楼上受到优待，上海区长王新衡和侦察大队长王兆槐找她聊天，请她唱歌。戴笠本来也是准备找她胡调的。当他发现自己部下已先他而来，便假装正经教训了一大顿，说他们会受共产党的迷惑，要影响工作等。我原来也天天和她谈谈，从那次以后也不敢随便找她了。另一个被捕的袁Ｘ，又名袁ＸＸ，是个左翼作家，他写的书和文章都一起被抄，当时也受到优待。还有一个女的叫程Ｘ，又叫程ＸＸ，绰号黑牡丹，四川万县人，留德学生。当时特务们对程Ｘ竟是共产党员都感奇怪，也很出意外。她原先与上海“四一二”大屠杀中的主要刽子手杨虎和陈群关系密切，由他们送去德国，回国后与四川军阀王陵基的一个万县籍姨太太很要好。我们按陆海防提供的地址去抓她，竟没有抓到。当时王陵基正在上海住闲，她躲在王的家中，以后逃往苏州老家。
她把陆海防交出的一位重要共产党员刘ＸＸ掩护逃脱特务的魔掌，而她自己却没来得及离开而被逮捕。其余由陆交出的人，因我没有经手逮捕，也记不到姓名。
华尔敦被捕后一直不讲话，不但他的住址没有查出，连国籍和真姓名也不知道，因他被捕时身上没有任何文件，连当时外国人随身起码要带的外侨身份证也没有。
当陆海防说出华尔敦是一个负责人后，英法两租界的中西侦探，加上警察局侦缉总队与警备部侦察大队，以及上海区的特务，几乎全体动员去调查他的住址和活动及有关系的人，以便进一步追查他的组织关系。这批数以千计的中西包打听和特务，加上他们数以万计的眼线助手，天翻地覆地闹翻了整个上海市，也毫无结果。戴笠骂这些人是一群饭桶，蒋介石也骂戴笠不中用，吵了快一个月，连华尔敦住过哪里都没法弄清。在审讯他的时候，从他口中得不到一个字，当时报纸上只好称为“怪西人案”。
有次我把陆海防带到法庭去作证，华尔敦一见到陆远远走向法庭，便怒不可遏地第一次在法庭上开口用英语向陆骂了一声“叛徒”。陆这时连站都站立不住，两腿软下来跪在地上。我再三强迫这个叛徒上去，他看到华尔敦巍然不动地站在那里，他的两条腿一直哆嗦，哀求我宁可马上枪毙也不肯再上去作证了。我踢了他一脚也不中用，只好带他下来。陆以后在军统当特务时，我还问过他，为什么那次那么胆小？他说他一生中也没有见到过那么可畏的人。
华尔敦虽没有任何证据与供词，但租界还是同意把他引渡到武汉市去归案。因为他骂了陆海防一声“叛徒”，凭这两个字就可以证实他是共产党员了。在押解途中，特务们都非常好奇地看待他，究竟讲不讲话。可是他一上轮船便和懂英语的特务随便扯讲起来。有人就问他，审讯时为什么不讲话？他的回答的确是使人不能忘怀的。他说：“共产党在敌人审讯时去作解释，便是一种祈求饶恕的懦弱表现。如果对自己任何问题向敌人作交代，哪怕是自己的姓名或住址，都是最可耻的叛徒行为，因为这些事是不能向敌人去谈的。”当然，他在轮船上和特务们谈的也只是吃饭喝水等生活方面的问题。特务们想进一步了解一点有关他的情况，往往遭到他的呵斥。这位怪西人，直到解放后，我看到别人提供的材料，才知道他的真名叫罗伦斯。
我受到的惩罚
我在写述这些过去自己的反共罪恶历史资料时，我也没有忘记我在和共产党员作斗争时所受到的几次惩罚。好几回我都差点被打死，因为公开和秘密去逮捕一个共产党员时，总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是用尽一切力量进行反抗，极个别的才肯束手就擒。在这种生与死的斗争中，我多次遭到过失败。事隔多年，我对那些英勇反击的先烈们至今犹有余悸。他们不到完全无力反抗时是从不肯停止还击的，我领受过不少拳头和脚尖。老实说，我到最后是越来越胆小和谨慎，每听到去抓共产党，我的心情总是非常紧张，一直到平安回来才松一口气。至今我身上存在的几处最不光采的伤痕，便是我受到正义惩罚的痕迹。过去我在军统许多特训班讲课举例时，也从不肯把自己这些“丑事”拿出来作教材，而专爱谈一些自己认为最得意的“成绩”。
一九三五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奉命带着十多个特务到江湾去搜捕几个正在开会的共产党员。我们刚要接近时便被发觉，他们立刻分头跑开。一个担任掩护工作的党员，却守在通路的要口没走，掩护其余的人离开。当我带着两个特务冲上去时，突然一声枪响，我左胸上像挨了一拳一样。我知道我已负伤了，但由于是小手枪，距离也相当远，所以没有洞穿。我低头看了一下，胸脯正往外流血，我便把我的外衣提起来，不让血液染透外衣，并赶紧靠在墙上指挥助手冲上去。我知道我当时如果不忍耐一下，助手便会先来照应我，这给对方以继续发射的机会，所以只有咬紧牙齿支持。当时特务们以为我听到枪响怕死，也迟疑了一下，等到他们追了很远才用枪击伤这个人的腿部。他倒在地上，但还继续射击，最后子弹射尽才被捕。当他看到我流血很多坐在地上时，还用非常后悔的口吻对我说：“早知道能打中你这条走狗，我应当再给你几枪。”由于他一个人尽到了掩护与警卫的职责，其余的都安全脱离。我被送到宝隆医院，从左胸两条肋骨中间取出了一粒小号白郎宁手枪子弹后，虽只一个星期就出了医院，却终生留上了一个标志罪恶的伤疤。
同年冬天，我带两个特务去曹家渡逮捕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共产党员。我们早先以为是个文人，对他没有足够的警惕和重视，结果几乎三个人都送了性命。我们先侦察好他的行踪，知道他往往很晚才回去，便决定黎明前去逮捕，事前暗中勾结好他的二房东作内应。当我们轻轻扣开了大门，一直走到他三楼房间时才把他叫醒。
他开门一看，知道是那么一回事，便很客气地要我们坐，并答应穿好衣服就跟我们走。他虽然从容不迫，特务还是先抄了他身上和看过他的衣服才让他穿上。我们想着，三个人对付一个，都很满不在乎；加上他无半点抗拒表示，便都把手枪收了起来，准备客气些好早点使他交代。
稍后，他要求在房门后拿顶帽子戴上便和我们一道走时，我们都以为这次很顺利了。突然间，他从一顶呢帽里掏出一个手榴弹来，并且很快把保险栓拔掉，态度马上变得很严肃，说：“动一动，大家都同归于尽！”这一声怒吼像霹雳一样击到三个人头上。特务们都知道这种炸弹的厉害，如果是速燃导火索，一松手就爆炸，在那样一间房内爆炸起来，四个人不死也得重伤，是无一能幸免的。我当时就不舍得那样死，宁可让他逃跑，回去受处分也不敢冒那个险。我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他是愿以一个人换三个敌人的。他一手高举那个已拔掉保险的炸弹，不断逼近我们，我也只好假装笑脸，叫他有话好说何必如此。他哪里听那些，只是不停地威胁我们谁敢动一动手枪，马上就爆炸。我便叫两个助手不要乱动，自己也不敢去拔枪，想等待机会去夺取他手上的东西抛出窗外。他慢慢靠近了门边，突然将电灯关了。接着砰的一声，我们三个人都以为他把炸弹扔下了，各人便急忙把身子伏下来，几乎都慌成一团。等我把手电拿出一照，原来是人已不见，房门关上了。我立即把电灯打开，门却已被反扣。我们用力敲门，大叫二房东上来替我们把门打开后，一问，这人早已跑了。我们怪二房东为什么不拦住他，而回答却令人啼笑皆非。他说，你们三个人拿了枪还抓他不住，我一个空手人还敢拦他！等我们出去分途追寻时，附近工厂上早班与下大夜班的人来往很多，已无从再找到了。
我以后在训练特务学生时，虽未把这件丢脸的丑事全部讲出来，却一直叮嘱凡逮捕人时，犯人所穿所用的任何东西都不能直接去取用，必须谨慎小心地看过后才交给被捕的人，否则随时可能发生生命危险。至于我在这几年中搜捕共产党时所遭到过的种种反抗，经常被打伤咬伤。几乎是成为家常便饭，这里就不详细列举。
当时一些叛徒在进行对党组织破坏活动时所遭受到的惩罚除前面谈过的外，一些在军统搞了多年的叛徒也是时常要提心吊胆的。如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他叛变后虽对党的地下组织危害不小，但并不以为满足，还时常腰挂手枪到处乱跑，遇到过去熟识的党员总用软劝硬拉的办法拉下水，不听他劝诱的便逮捕囚禁。有次，他一个人到浦东工厂区去，遇到过去两个认识的党员，这两人都受过他的领导。他满以为很有把握可以拉到军统来，结果被骗到野外打得半死，手枪也被抢走。如果不是巡逻警察在附近经过救了他，那次便会被打死，从此他一个人再也不敢乱闯。
当时住在租界上的一些大特务家门口，几乎时常发现可疑的人在侦察监视他们，甚至连在华界方斜路白云观（上海人一般叫茅山殿）侦察大队附近，前后也逮捕到过三四个前去侦察的共产党员。因为这里成天有人被抓进来，囚禁过不少忠贞不屈的党员，所以经常有人去附近调查。就在这块白色恐怖统治区内，特务们也是时常提心吊胆，往往弄得草木皆兵，害怕共产党进行报复。
当时军统特务在上海除对付以共产党为主的种种任务外，还有些其他活动。如一九三五年秋天，上海区一个情报员的助手打听到“一二八”以前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未中而误毙其秘书唐腴庐一案的凶手和宋的司机的下落。戴笠对这一事隔多年的旧案有了新的线索极感兴趣，马上指示一定要派人设法抓回归案，因为可以借此讨好一下宋子文。
我奉命和程慕颐带着这个眼线，先后在仪征县十二圩，和瓜州、泰兴等地去侦察，最后分别在盐城、扬州将当时刺宋凶手之一和宋的司机逮捕到。这个人在刺来未中后即离开上海，在盐城保安队当班长。因为眼线认识他，我们便雇好一条小船等在小河边，当眼线把他骗到船上后立刻被我们逮捕。经送县政府用了一顿刑之后，他供出当时刺未与宋的司机有联系，才了解宋的行踪。宋被刺后，这个司机也逃走了，在苏北一带做修理自行车等工作，后来我们在扬州抓到了他。
当我们把这两人带回上海后，戴立刻把宋的司机照片送给宋去看了，认为确系事件发生后逃走的那个司机。宋子文为此事感到很高兴，曾叫戴领着我去宋家见他。
他当场签了一张五千元支票给我作奖金。我刚一接过，戴向我使个眼色，我又恭恭敬敬退还他，坚不肯收。戴连着说：“保护部长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不敢受奖。”宋听了很高兴。当我们辞出回来，戴笠只给了我和程慕颐与那个眼线各五百元。
当时四大家族和大批豪门权贵，每星期六从南京到上海度他们荒淫无耻的假日时，军统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几年间所公开逮捕与搜查对他们安全有任何危害的人，就我亲自经办的不下十起之多。一些人往往只在这些人的公馆别墅门前多走了两趟或多看了几眼他们上下汽车情况时，便被指为刺客嫌疑，一经逮捕，到弄清完全是冤枉，也白白坐了几个月的黑牢；幸而获释，也从不敢公然埋怨，反要花上一笔钱来感谢这些“暗镜高悬”无法无天的特务才能了事。像这种数不胜数的例子，这里就不多举了。
另外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汪精卫在南京被刺未死，主谋的晨光通讯社负责人华克之、张玉华等逃到上海后，也是由上海区和侦察大队的特务们进行公开逮捕的。
除华克之逃走外．张玉华和刺客孙凤鸣的妻子及几个重大嫌疑犯均被捕。关于这一情况，我在写戴笠的材料中已谈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上海区的特务除干过以上一些罪恶活动外，还有许多卑劣暴行，也是非常令人痛恨的。如到生活书店多次去暗放炸弹，使得不少读者遭到伤害。当时生活书店设在法租界陶尔斐司路吕班路口一座平房内，由于发行的《生活》周刊和其他一些书刊均有进步言论，很受读者欢迎，因此前往购书的人相当多。蒋介石和戴笠虽很厌恶这家书店，但因设在租界内不能随便查封，便只好采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捣乱。
办法是把一种触发性的爆炸品用报纸包起来和一般书籍的包装差不多的形式，由特务带到书店放在一个别人不大注意的地方，，偷偷将保险栓拔掉，立即离开。这时只要有人去动它一下，立刻就爆炸起来。有的读者看到这种纸包，以为是别的顾客忘了的东西拿去交给书店，有时书店人员在收拾整理时移动了它，炸弹爆炸了，站在附近看书买书的人以及书店工作人员往往都被炸伤。当时军统还不会制造定时炸弹，又不便公开甩手榴弹，所以采用这种办法。虽然前后炸过两三次，可是不但吓不倒书店里的人，而读者反而越来越多。本来这个设在非商业区的一家小书店，自从一炸再炸之后，却更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和兴趣。这一完全出乎戴笠意外的后果，使得他不得不下令停止这种作法，改为派人打入书店去进行活动，以便深入了解情况再从中进行破坏。这一阴谋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才停止。
酷刑种种
军统掌握了侦察大队这个公开特务机关后，几乎无恶不作。它所干的一切，连当时警备司令部也不能过问，尽管杨虎当司令时期他虽和戴笠沆瀣一气，但同样不能干预这个单位的工作。我记得我带着几个特务绑架刘芦隐先生没有成功，只好以侦察大队身份变为公开逮捕，可是连这个司令官都事前毫无所知。当事情发生后，半夜临时找他去补一张手令，他也只好照办。侦察大队完全成为上海区的一个外勤行动单位，只有在对外应付不了的时候才去找司令。有时为了工作上的方便，特别是处理一些冤枉被捕的无辜的人时，便找军法处去出面。当时的军法处处长陆京士和大队长王兆槐，都是杜月笙的学生，两人关系特别深。侦察大队把一些嫌疑犯打得体无完肤时，最后也送给军法处去交保释放。陆本人是没有不同意的，可是军法处的一些职员却老在背地发牢骚，说总是替侦察大队“扛木梢”（上海话为替人背过的意思），实在没有道理。
当时被这个侦察大队逮捕的人，连看守的特务也常常说“只有好好走进去的，难得有好好走出来的”。在这个机关进门右边的一个小院内有三间牢房，都是用饭碗粗的木头做成栅栏。犯人关进去后，在里面的一举一动都可看清楚，地板上冬天只有几堆稻草，夏天蚊子臭虫是成群结队。被捕关在这里的人，一律不许见客和通讯，被捕时穿什么便一直穿什么，不能得到亲友任何接济。有些人明明知道自己亲人被关在这里，但去看望时总是说没有。从来不准政治犯在这里会客。
刑讯室就设在牢房后边，特务们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及嫌疑犯等，在进行初审时，除极少数经不住考验的当场叛变外，几乎没有一个不受到酷刑。这里没有什么审讯员和法官，一般是由组长或督察来主持初审，重要点的便由副大队长或大队长审讯，特别重要的则由区长有时甚至是戴笠亲自主持。审讯时，只要三句话不对头，立刻就喊“吊起来”。这个队的一个警卫班除担任警卫外便是帮助用刑的。
审讯室里放着各种刑具，梁上挂着两根专吊人的麻绳。吊人时，最轻的是把两手反背捆起来，将两个大拇指控上，一声喊“吊”，只要将绳了一拉就将受刑者吊离地面。最初让脚尖刚可着地，便将绳子向固定的钩子上一挂，又继续审讯。几分钟后，受刑者力气再大也得满头大汗。如仍不招供，再喊一声“扯”，这时受刑者便整个身体悬空，全部体重都落到两个大拇指上，一两分钟便是全身汗透，痛苦难当。审讯的特务往往轻松地坐在旁边抽烟，看着受者的在痛苦中挣扎。受刑者如再不讲，身体弱一点的往往痛昏过去。这时，特务们便将绳子放了下来，朝着受刑者头上冲一盆冷水，让他慢慢醒过来。这一盆冷水夏天还不要紧，要是冬天，上身衣服全部淋湿之后，谁也不管冷不冷，既没有衣服可换，又没有火可烤，就得这样自己去干。过些时第二次又来一下，单就这一点点也就够难受了。
可是更残酷的刑罚却还很多呢。吊既不灵，第二套便是“炒排骨”。“炒排骨”是先将受刑者吊起，让脚尖着地，有时还将脚固定下来用绳捆好。这是防止受刑者用脚踢施刑的特务。因为有次审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时，一个主持审讯又兼施刑的特务在行刑时，被这个宁死不屈的党员猛踢了几脚。当然这个人后来被活活打死，而特务受到这一教训后也提高了警惕，随时防止反抗。所谓“炒排骨”这种酷刑，是先将受刑者背靠墙壁，衣服解开，使之不能退让，行刑的特务戴上粗厚的皮手套，将受刑者肋骨徐徐用力按下去，使内脏受到挤压，然后上下移动。按下去已够痛了，再上下摩擦起来更是痛不可当。但受刑者不会马上昏过去，所以对审讯很有方便，可是一经这样“炒”过之后，不仅当时痛苦，往往一两个月胸部都碰不得一下，有些摩擦得厉害的几年都疼痛。
如果这一套还不起作用，再下去便是向鼻孔灌冷水和采用“老虎凳”、“踩杠子”一类的刑法了。灌冷水是将自来水龙头打开，直射受刑者鼻孔和嘴巴。这比淹在水里更难受，时间稍久，不是鼻孔肺部呛出血水来，便是晕了过去。老虎凳和踩杠子则弄得受刑的人终身残废也是常有的事。特务们为了强迫革命人士招供出新的线索，总是想尽方法来折磨革命人士的身体。经过这一套又一套的刑讯之后，不死也得重伤。有些虽招供了一些情况，甚至是实在再提不出新的东西，也往往在审讯的特务一时不高兴情况下随便来上一两套，这已习以为常。
对一些女性革命人士的审讯，特务们的花样就更多了。他们一面审讯，一面借此来发泄兽欲。除了上述几种酷刑之外，还加上用小针插人奶头，竹签刺人指甲，藤条抽打阴户，以及剥光衣裤进行羞辱，等等，特务们则围观取乐。有次在强脱一个女共产党员的衣裤来相威胁时，她真是愤怒到了极点，厉声责问特务们：“你们有没有妈妈和姊妹？你们是不是人？你们这种无耻的动作连禽兽都不如！”可是骂是骂，而特务为了达到他们卑鄙的目的，还是坚持脱掉了她的衣裤。她最后是一阵狂笑，说：“死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一套！”终于她在受尽各种酷刑的折磨和侮辱之后死在那间黑暗的小女看守所中，一个字都没有招出来。
解押人犯的办法
当时把政治犯从上海解送到南京去，除极个别是用汽车专送外，一般都是乘火车。解送的办法也特别，很少用手镣脚铐，大都是用简单的化装方法来掩盖犯人面部，使人一下认不出来为原则。例如，用纱布绷带包去半个面部或眼睛，或是戴上一付大的黑色眼镜等。而最无人道的作法，是在鞋子内满布图钉，让被解送的人有一只脚不能落地，以免逃跑，只能装成跛子由特务挟持着上下火车。被解押的人穿着这种有图钉的鞋子，有时不留心触了一下地，固定在硬纸板上的图钉便刺入脚掌，下车后血流得满鞋都是，还不准喊痛，用这种办法只要一两个人解送便够了。
由于解送南京的人经常有，因此解送的办法也越来越多。解送的时间多是乘夜特快车，在车快开时才进入卧车厢。这是因为曾发生过一次政治犯利用上厕所的机会跳窗逃走。以后被解送的政治犯上车的当天，整天都不准饮水，上车后就是真要解大小便也不准许，一直要硬忍到南京。这一夜时间的确是不易挨过。
在上海区工作的特务，当时也随时有被送到南京去坐牢的危险。有的因被认为工作不力或不忠于军统，有的因生活腐化在外乱来，情节重的均派专人解送，情节轻一点的就采用“妙法”。例如，明明是派甲去解送乙，却故意告诉乙暗中监视甲到南京。到达南京时，结果是甲拿出介绍信把乙交给到车站去接的特务带走，弄得乙莫名其妙。有时要送两个去，便分别叫甲乙同时持介绍信暗中监视对方到南京。
因为平日没有横的往来，彼此不认识，而自己犯了错误又不清楚，等到一到站，两人同时均被带走，弄得一些特务对这个集团也是常常提心吊胆，不晓得哪天要去坐牢。
我在上海的几年中，由我解送到南京去的政治犯前后有五六十人之多，解送的特务也达二十余人。其中有些经过几次转移囚禁，一直关了十来年到抗战胜利才开释，几乎都折磨得成了半死或残废。
监视工作
上海区几年间还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即监视上海的进步人士与反蒋分子，这几乎是每个外勤特务都担任过的。可是每个被监视的对象究竟为什么要受监视，一般的特务不一定清楚。有时当组长的也只简单的了解一些，而大部分是不让知道真实内幕的，即令透露一点情况，也是欺骗或故意说成是汉奸或者笼统地指为“反革命”、“反动派”。可是真正的汉奸却从来不敢去惹他们，甚至彼此勾搭起来。
约在一九三七年初，有人介绍一个姓郭的到侦察大队来当稽查员，大队长王兆槐向戴笠请示，得到批准。之后，大家慢慢了解到，他是长期替日本领事馆做情报工作的，但谁都不敢说替日本人工作叫汉奸，反而美其名曰“日本通”，他也引以为荣。王兆槐还很高兴地能得到这样一个人，凡是与日本人交涉，总是派他去。而那些常常被称为汉奸的，我以后才知道是些民主人士或反蒋分子。我在任法租界组长期间，我那组所监视的人大都是社会上知名之士，对他们不好加上汉奸帽子，只好称之为“反革命”。
几年间没有间断过监视的人，如宋庆龄先生，这是蒋介石亲自指示要经常监视的。当时我们只知道来先生是反对蒋介石与同情共产党和其他民主进步团体的，要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利用她的地位来与政府为难。因此宋先生成为反动派的眼中钉，可是特务们又不便直接去对付她，所以采用长期监视的办法，主要是看哪些人与她有往来，可以对付的便由特务们去对付一下，不能对付的便报告上去。
一九三三年夏天，特务们在上海暗杀杨杏佛先生，这一方面是威吓宋先生，另一方面是对接近宋先生的进步人士的打击，企图阻止进步人士和宋先生往来。法租界组还奉戴笠指示，一定要设法派人打入宋先生住所。我便派了一名女特务先去和宋家那个女佣人往来。这个女特务化装成附近住所的女佣人去和她勾搭，可是很快就被发觉。因这个女特务办事不牢靠，在向宋家女佣人打听有关宋的情况时，被她察觉了，没有几天就不再理这个女特务了。不过还有一点机会可利用，就是这个女特务与她往来时，得知她刚与一个流氓丈夫离了婚，我便另派一男特务去勾引他。
这个男特务当时只二十多岁，与宋的女佣人年龄差不多，而且长相不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虽然往来了一个多月，这个男特务也从来不去打听宋家的情形，最后还是被她拒绝不愿再与他往来。
尽管特务们使出各种花招，但并没有生效，而蒋介石还是不肯罢休，仍叫长期监视宋先生，每周要制成一份监视周报送到南京。上海区便指定两个特务分上下午守在寓所附近，专门注意出人宋宅的人员，有些乘汽车来的人便将车号抄下来，认识的人便记住姓名，并记录进出时间。蒋介石虽在百忙中仍不放松这件事，可是担任监视的特务却因时间久了很疲沓，有时随便在周报上填上几个常去的人的姓名，或是从邻居佣人方面打听到一点情况，便应付过去了。因为规定只在住宅附近监视，不追随外出，所以了解的情况也很有限。特务们有时也打电话或写信对宋先生进行一些侮辱与恐吓，而这些作法只是更增加了宋先生对反动派的仇恨和鄙视。
有次戴笠在杨杏佛被暗杀后问我，宋先生的态度变了没有？我说还是和过去一样。他叫我好好研究一下对付她的办法。我考虑了很久，想出一个对付的办法向戴笠报告。他仔细听了后，认为很好，并叫我作好准备，等他请示过蒋介石之后便立即实行。
我当时的阴谋是准备用汽车去撞宋先生所乘的汽车，将她撞成重伤，这样就使她不能再活动了。我仔细研究过，应当在租界内的马路上去搞这一阴谋活动。办法是把我们自己的汽车前面档风玻璃换成不易破裂的保险玻璃（那时只听说德国生产这种玻璃），驾驶的特务还穿上避弹护胸的背心防止自己负重伤。等宋先生乘车外出时，特务开车跟在后面，遇到马路上开红灯宋的汽车停下后，便朝宋车尾部猛撞。
因为只有等她的车停稳，撞过去才有力量，可以撞伤车内的人；如在行进时撞去，因被撞的车也是朝前走，即使撞上，也不容易使车内的人撞成重伤。戴笠虽认为这一办法很好，可是叫谁去撞呢？我当时表示我愿去，他也很同意我去。因我的驾驶技术较好，而且决不会泄漏出去，这是最稳妥可靠的了。隔了不久，我正在研究怎样在撞车中自己头部。胸部及手和膝盖等处不会受到重伤，只等戴笠决定后就去执行时，有次他来上海，我去催问何时执行？他苦笑了一下，说蒋介石虽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可是顾虑万一撞死或伤势过重，宋美龄和宋子文会要吵闹。所以叫我还是要作好准备，在没有他的命令之前决不准轻易去做。到抗日战争发生，这一阴谋计划也就没有执行了。
其间，特务们还曾阴谋去破坏宋先生乘坐的汽车，戴笠知道了，也指示不准这么做，而对写匿名信或打电话捣乱却不禁止。
一九三三年后，特务们曾对薛笃弼先生长期进行过监视侦察，原因是他辞去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的委员不干，到上海去当律师，这使得蒋介石大为忿恨。
加上他在日寇进犯榆关时，提出过举国一致团结抗日的主张，又与蒋介石的意志相违背，更使蒋介石气愤。他去上海时受到上海实业界一些著名人士的欢迎，引起反动派的注意，认为他辞官不干一定别有企图，将对反动派不利。特务们原来准备下他的毒手，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只是叫监视侦察。当时他的事务所设在爱多亚路一座大厦的楼上，家住在金神父路金谷村，都在法租界，所以我这个小组便得经常报告监视和侦察他的情况。特务们有时装作有事去找他，进步人士被逮捕时，更装成这类人士的亲友请他义务帮助。每当薛先生慷慨答应或表示同情时，都是特务们最好的情报材料，成为他不满政府的有力证据。
又如方鼎英先生在上海搞“抗日同盟会”时，也为蒋介石所不满，除派人监视外，还派特务苏业光以同乡关系去侦察方先生的言行。还有黄炎培先生和他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因地点在法租界华龙路环龙路口，特务们便利用对面的法国公园来进行监视。邹韬奋先生办的生活书店，自然也是监视侦察的对象。至于临时交下来要监视的人更是多得不计其数，这里就不多举了。
当时监视工作是各组最大的负担，特务们几乎每个人都要监视几个对象。那时每个组只有十多个基本特务，虽然每个特务可运用、利用的亲友都有不少，但同时要监视这么多的人，还是不够用，所以对一般不太重要的监视对象，便不经常去监视，而是隔些日子才去看看走了没有。蒋介石和戴笠虽很重视这一工作，并且常常威吓人说“把他监视起来！”实际上这种监视收到的效果很少，作用也不大，只是造成一种恐怖和使人感到厌恶而已。
当时特务们对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监视，很不得力，经常遭到戴笠的责备。因为共产党员警惕性很高，不像上面所讲的那些人满不在乎。我这个小组曾多次集中力量到徐家汇孝友里和打浦桥去监视过几位共产党嫌疑人士，成果毫无，甚至连被监视的对象何时搬走了都没弄清楚。戴笠曾亲自命令上海区逮捕中共上海地下领导人陈Ｘ（以后听说为陈康将军），当时只知道是黄埔一期毕业，也找来了一张旧照片。
吴乃宪也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亲自出马活动，结果连影子都没有见到过。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副主席去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新亚旅馆。上海区集中大量特务去搞监视跟踪，戴笠还亲自布置指挥，虽然周每天都外出，结果始终没有发现他与中共上海地下工作的联络、凡是周恩来去过的戏院、商店、餐馆等处，以后经过长久的调查研究，也毫无结果，气得戴笠大骂上海区的特务是一群“饭桶”、“不中用的东西”，也无济于事。
抗战前，由于军统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把全部力量放在对付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与反蒋分子方面，因而对日本这个主要的真正敌人却一直未予注意。等到“七七事变”以后，才手忙脚乱地来布置对日的工作，匆忙建立虹口、闸北潜伏组、吴淞组、江湾组。这时由周伟龙继王新衡任区长，戴笠从南京赶到上海进行布置，曾召集上海基本特务和骨干分子十多人，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他的寓所开会。他首先提出要马上在虹口日寇统治区内建立一个潜伏组，配备一部电台和十个左右的组员。周伟龙当场提出了两个人去当组长，但这两人都表示身份早经暴露无法立足，不肯去。
当第三个提到我的时候，我认为我经常搞行动，不适宜搞潜伏。但是，还没等我开口，戴笠马上同意，并勉励我说：“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我只好答应下来。
第二天，我开始着手找人，连一个到上海看我的哥哥和几个老朋友一起拉进去，才凑成八个人。配的电台报务员裘声呼，倒很勇敢。当时周伟龙的化名叫任重，’上海区的化名叫任致远，我的化名改为杜康。出发前我去请示戴笠，是不是还要同时注意共产党，因为我在前几天都看到侦察大队用搜捕汉奸的名义在十六铺和浦东逮捕了十多个共产党嫌疑关起来。当时虽然公开承认国共合作，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共产党的迫害，不过比过去秘密一点。这时戴笠答复我不必专门去搞共产党，发现了还是应当做做这方面工作。虹口组建立不到一个月，便全部被日本人赶了出来。
我和裘声呼将一部小型电台装在一辆小孩手推车内，把他的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孩一同推着跑了出来。周伟龙再度要我去恢复，却怎样也进不去。这时整个虹口没有一个特务在那里立得住足，这便是几年间集中力量反共反人民的结果，等到大敌当前，对真正的民族敌人便一点都没有准备。
军统掌握了侦察大队这个公开特务机关后，几乎无恶不作。它所干的一切，连当时警备司令部也不能过问，尽管杨虎当司令时期他虽和戴笠沆瀣一气，但同样不能干预这个单位的工作。我记得我带着几个特务绑架刘芦隐先生没有成功，只好以侦察大队身份变为公开逮捕，可是连这个司令官都事前毫无所知。当事情发生后，半夜临时找他去补一张手令，他也只好照办。侦察大队完全成为上海区的一个外勤行动单位，只有在对外应付不了的时候才去找司令。有时为了工作上的方便，特别是处理一些冤枉被捕的无辜的人时，便找军法处去出面。当时的军法处处长陆京士和大队长王兆槐，都是杜月笙的学生，两人关系特别深。侦察大队把一些嫌疑犯打得体无完肤时，最后也送给军法处去交保释放。陆本人是没有不同意的，可是军法处的一些职员却老在背地发牢骚，说总是替侦察大队“扛木梢”（上海话为替人背过的意思），实在没有道理。
当时被这个侦察大队逮捕的人，连看守的特务也常常说“只有好好走进去的，难得有好好走出来的”。在这个机关进门右边的一个小院内有三间牢房，都是用饭碗粗的木头做成栅栏。犯人关进去后，在里面的一举一动都可看清楚，地板上冬天只有几堆稻草，夏天蚊子臭虫是成群结队。被捕关在这里的人，一律不许见客和通讯，被捕时穿什么便一直穿什么，不能得到亲友任何接济。有些人明明知道自己亲人被关在这里，但去看望时总是说没有。从来不准政治犯在这里会客。
刑讯室就设在牢房后边，特务们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及嫌疑犯等，在进行初审时，除极少数经不住考验的当场叛变外，几乎没有一个不受到酷刑。这里没有什么审讯员和法官，一般是由组长或督察来主持初审，重要点的便由副大队长或大队长审讯，特别重要的则由区长有时甚至是戴笠亲自主持。审讯时，只要三句话不对头，立刻就喊“吊起来”。这个队的一个警卫班除担任警卫外便是帮助用刑的。
审讯室里放着各种刑具，梁上挂着两根专吊人的麻绳。吊人时，最轻的是把两手反背捆起来，将两个大拇指控上，一声喊“吊”，只要将绳了一拉就将受刑者吊离地面。最初让脚尖刚可着地，便将绳子向固定的钩子上一挂，又继续审讯。几分钟后，受刑者力气再大也得满头大汗。如仍不招供，再喊一声“扯”，这时受刑者便整个身体悬空，全部体重都落到两个大拇指上，一两分钟便是全身汗透，痛苦难当。审讯的特务往往轻松地坐在旁边抽烟，看着受者的在痛苦中挣扎。受刑者如再不讲，身体弱一点的往往痛昏过去。这时，特务们便将绳子放了下来，朝着受刑者头上冲一盆冷水，让他慢慢醒过来。这一盆冷水夏天还不要紧，要是冬天，上身衣服全部淋湿之后，谁也不管冷不冷，既没有衣服可换，又没有火可烤，就得这样自己去干。过些时第二次又来一下，单就这一点点也就够难受了。
可是更残酷的刑罚却还很多呢。吊既不灵，第二套便是“炒排骨”。“炒排骨”是先将受刑者吊起，让脚尖着地，有时还将脚固定下来用绳捆好。这是防止受刑者用脚踢施刑的特务。因为有次审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时，一个主持审讯又兼施刑的特务在行刑时，被这个宁死不屈的党员猛踢了几脚。当然这个人后来被活活打死，而特务受到这一教训后也提高了警惕，随时防止反抗。所谓“炒排骨”这种酷刑，是先将受刑者背靠墙壁，衣服解开，使之不能退让，行刑的特务戴上粗厚的皮手套，将受刑者肋骨徐徐用力按下去，使内脏受到挤压，然后上下移动。按下去已够痛了，再上下摩擦起来更是痛不可当。但受刑者不会马上昏过去，所以对审讯很有方便，可是一经这样“炒”过之后，不仅当时痛苦，往往一两个月胸部都碰不得一下，有些摩擦得厉害的几年都疼痛。
如果这一套还不起作用，再下去便是向鼻孔灌冷水和采用“老虎凳”、“踩杠子”一类的刑法了。灌冷水是将自来水龙头打开，直射受刑者鼻孔和嘴巴。这比淹在水里更难受，时间稍久，不是鼻孔肺部呛出血水来，便是晕了过去。老虎凳和踩杠子则弄得受刑的人终身残废也是常有的事。特务们为了强迫革命人士招供出新的线索，总是想尽方法来折磨革命人士的身体。经过这一套又一套的刑讯之后，不死也得重伤。有些虽招供了一些情况，甚至是实在再提不出新的东西，也往往在审讯的特务一时不高兴情况下随便来上一两套，这已习以为常。
对一些女性革命人士的审讯，特务们的花样就更多了。他们一面审讯，一面借此来发泄兽欲。除了上述几种酷刑之外，还加上用小针插人奶头，竹签刺人指甲，藤条抽打阴户，以及剥光衣裤进行羞辱，等等，特务们则围观取乐。有次在强脱一个女共产党员的衣裤来相威胁时，她真是愤怒到了极点，厉声责问特务们：“你们有没有妈妈和姊妹？你们是不是人？你们这种无耻的动作连禽兽都不如！”可是骂是骂，而特务为了达到他们卑鄙的目的，还是坚持脱掉了她的衣裤。她最后是一阵狂笑，说：“死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一套！”终于她在受尽各种酷刑的折磨和侮辱之后死在那间黑暗的小女看守所中，一个字都没有招出来。
解押人犯的办法
当时把政治犯从上海解送到南京去，除极个别是用汽车专送外，一般都是乘火车。解送的办法也特别，很少用手镣脚铐，大都是用简单的化装方法来掩盖犯人面部，使人一下认不出来为原则。例如，用纱布绷带包去半个面部或眼睛，或是戴上一付大的黑色眼镜等。而最无人道的作法，是在鞋子内满布图钉，让被解送的人有一只脚不能落地，以免逃跑，只能装成跛子由特务挟持着上下火车。被解押的人穿着这种有图钉的鞋子，有时不留心触了一下地，固定在硬纸板上的图钉便刺入脚掌，下车后血流得满鞋都是，还不准喊痛，用这种办法只要一两个人解送便够了。
由于解送南京的人经常有，因此解送的办法也越来越多。解送的时间多是乘夜特快车，在车快开时才进入卧车厢。这是因为曾发生过一次政治犯利用上厕所的机会跳窗逃走。以后被解送的政治犯上车的当天，整天都不准饮水，上车后就是真要解大小便也不准许，一直要硬忍到南京。这一夜时间的确是不易挨过。
在上海区工作的特务，当时也随时有被送到南京去坐牢的危险。有的因被认为工作不力或不忠于军统，有的因生活腐化在外乱来，情节重的均派专人解送，情节轻一点的就采用“妙法”。例如，明明是派甲去解送乙，却故意告诉乙暗中监视甲到南京。到达南京时，结果是甲拿出介绍信把乙交给到车站去接的特务带走，弄得乙莫名其妙。有时要送两个去，便分别叫甲乙同时持介绍信暗中监视对方到南京。
因为平日没有横的往来，彼此不认识，而自己犯了错误又不清楚，等到一到站，两人同时均被带走，弄得一些特务对这个集团也是常常提心吊胆，不晓得哪天要去坐牢。
我在上海的几年中，由我解送到南京去的政治犯前后有五六十人之多，解送的特务也达二十余人。其中有些经过几次转移囚禁，一直关了十来年到抗战胜利才开释，几乎都折磨得成了半死或残废。
监视工作
上海区几年间还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即监视上海的进步人士与反蒋分子，这几乎是每个外勤特务都担任过的。可是每个被监视的对象究竟为什么要受监视，一般的特务不一定清楚。有时当组长的也只简单的了解一些，而大部分是不让知道真实内幕的，即令透露一点情况，也是欺骗或故意说成是汉奸或者笼统地指为“反革命”、“反动派”。可是真正的汉奸却从来不敢去惹他们，甚至彼此勾搭起来。
约在一九三七年初，有人介绍一个姓郭的到侦察大队来当稽查员，大队长王兆槐向戴笠请示，得到批准。之后，大家慢慢了解到，他是长期替日本领事馆做情报工作的，但谁都不敢说替日本人工作叫汉奸，反而美其名曰“日本通”，他也引以为荣。王兆槐还很高兴地能得到这样一个人，凡是与日本人交涉，总是派他去。而那些常常被称为汉奸的，我以后才知道是些民主人士或反蒋分子。我在任法租界组长期间，我那组所监视的人大都是社会上知名之士，对他们不好加上汉奸帽子，只好称之为“反革命”。
几年间没有间断过监视的人，如宋庆龄先生，这是蒋介石亲自指示要经常监视的。当时我们只知道来先生是反对蒋介石与同情共产党和其他民主进步团体的，要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利用她的地位来与政府为难。因此宋先生成为反动派的眼中钉，可是特务们又不便直接去对付她，所以采用长期监视的办法，主要是看哪些人与她有往来，可以对付的便由特务们去对付一下，不能对付的便报告上去。
一九三三年夏天，特务们在上海暗杀杨杏佛先生，这一方面是威吓宋先生，另一方面是对接近宋先生的进步人士的打击，企图阻止进步人士和宋先生往来。法租界组还奉戴笠指示，一定要设法派人打入宋先生住所。我便派了一名女特务先去和宋家那个女佣人往来。这个女特务化装成附近住所的女佣人去和她勾搭，可是很快就被发觉。因这个女特务办事不牢靠，在向宋家女佣人打听有关宋的情况时，被她察觉了，没有几天就不再理这个女特务了。不过还有一点机会可利用，就是这个女特务与她往来时，得知她刚与一个流氓丈夫离了婚，我便另派一男特务去勾引他。
这个男特务当时只二十多岁，与宋的女佣人年龄差不多，而且长相不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虽然往来了一个多月，这个男特务也从来不去打听宋家的情形，最后还是被她拒绝不愿再与他往来。
尽管特务们使出各种花招，但并没有生效，而蒋介石还是不肯罢休，仍叫长期监视宋先生，每周要制成一份监视周报送到南京。上海区便指定两个特务分上下午守在寓所附近，专门注意出人宋宅的人员，有些乘汽车来的人便将车号抄下来，认识的人便记住姓名，并记录进出时间。蒋介石虽在百忙中仍不放松这件事，可是担任监视的特务却因时间久了很疲沓，有时随便在周报上填上几个常去的人的姓名，或是从邻居佣人方面打听到一点情况，便应付过去了。因为规定只在住宅附近监视，不追随外出，所以了解的情况也很有限。特务们有时也打电话或写信对宋先生进行一些侮辱与恐吓，而这些作法只是更增加了宋先生对反动派的仇恨和鄙视。
有次戴笠在杨杏佛被暗杀后问我，宋先生的态度变了没有？我说还是和过去一样。他叫我好好研究一下对付她的办法。我考虑了很久，想出一个对付的办法向戴笠报告。他仔细听了后，认为很好，并叫我作好准备，等他请示过蒋介石之后便立即实行。
我当时的阴谋是准备用汽车去撞宋先生所乘的汽车，将她撞成重伤，这样就使她不能再活动了。我仔细研究过，应当在租界内的马路上去搞这一阴谋活动。办法是把我们自己的汽车前面档风玻璃换成不易破裂的保险玻璃（那时只听说德国生产这种玻璃），驾驶的特务还穿上避弹护胸的背心防止自己负重伤。等宋先生乘车外出时，特务开车跟在后面，遇到马路上开红灯宋的汽车停下后，便朝宋车尾部猛撞。
因为只有等她的车停稳，撞过去才有力量，可以撞伤车内的人；如在行进时撞去，因被撞的车也是朝前走，即使撞上，也不容易使车内的人撞成重伤。戴笠虽认为这一办法很好，可是叫谁去撞呢？我当时表示我愿去，他也很同意我去。因我的驾驶技术较好，而且决不会泄漏出去，这是最稳妥可靠的了。隔了不久，我正在研究怎样在撞车中自己头部。胸部及手和膝盖等处不会受到重伤，只等戴笠决定后就去执行时，有次他来上海，我去催问何时执行？他苦笑了一下，说蒋介石虽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可是顾虑万一撞死或伤势过重，宋美龄和宋子文会要吵闹。所以叫我还是要作好准备，在没有他的命令之前决不准轻易去做。到抗日战争发生，这一阴谋计划也就没有执行了。
其间，特务们还曾阴谋去破坏宋先生乘坐的汽车，戴笠知道了，也指示不准这么做，而对写匿名信或打电话捣乱却不禁止。
一九三三年后，特务们曾对薛笃弼先生长期进行过监视侦察，原因是他辞去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的委员不干，到上海去当律师，这使得蒋介石大为忿恨。
加上他在日寇进犯榆关时，提出过举国一致团结抗日的主张，又与蒋介石的意志相违背，更使蒋介石气愤。他去上海时受到上海实业界一些著名人士的欢迎，引起反动派的注意，认为他辞官不干一定别有企图，将对反动派不利。特务们原来准备下他的毒手，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只是叫监视侦察。当时他的事务所设在爱多亚路一座大厦的楼上，家住在金神父路金谷村，都在法租界，所以我这个小组便得经常报告监视和侦察他的情况。特务们有时装作有事去找他，进步人士被逮捕时，更装成这类人士的亲友请他义务帮助。每当薛先生慷慨答应或表示同情时，都是特务们最好的情报材料，成为他不满政府的有力证据。
又如方鼎英先生在上海搞“抗日同盟会”时，也为蒋介石所不满，除派人监视外，还派特务苏业光以同乡关系去侦察方先生的言行。还有黄炎培先生和他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因地点在法租界华龙路环龙路口，特务们便利用对面的法国公园来进行监视。邹韬奋先生办的生活书店，自然也是监视侦察的对象。至于临时交下来要监视的人更是多得不计其数，这里就不多举了。
当时监视工作是各组最大的负担，特务们几乎每个人都要监视几个对象。那时每个组只有十多个基本特务，虽然每个特务可运用、利用的亲友都有不少，但同时要监视这么多的人，还是不够用，所以对一般不太重要的监视对象，便不经常去监视，而是隔些日子才去看看走了没有。蒋介石和戴笠虽很重视这一工作，并且常常威吓人说“把他监视起来！”实际上这种监视收到的效果很少，作用也不大，只是造成一种恐怖和使人感到厌恶而已。
当时特务们对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监视，很不得力，经常遭到戴笠的责备。因为共产党员警惕性很高，不像上面所讲的那些人满不在乎。我这个小组曾多次集中力量到徐家汇孝友里和打浦桥去监视过几位共产党嫌疑人士，成果毫无，甚至连被监视的对象何时搬走了都没弄清楚。戴笠曾亲自命令上海区逮捕中共上海地下领导人陈Ｘ（以后听说为陈康将军），当时只知道是黄埔一期毕业，也找来了一张旧照片。
吴乃宪也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亲自出马活动，结果连影子都没有见到过。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副主席去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新亚旅馆。上海区集中大量特务去搞监视跟踪，戴笠还亲自布置指挥，虽然周每天都外出，结果始终没有发现他与中共上海地下工作的联络、凡是周恩来去过的戏院、商店、餐馆等处，以后经过长久的调查研究，也毫无结果，气得戴笠大骂上海区的特务是一群“饭桶”、“不中用的东西”，也无济于事。
抗战前，由于军统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把全部力量放在对付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与反蒋分子方面，因而对日本这个主要的真正敌人却一直未予注意。等到“七七事变”以后，才手忙脚乱地来布置对日的工作，匆忙建立虹口、闸北潜伏组、吴淞组、江湾组。这时由周伟龙继王新衡任区长，戴笠从南京赶到上海进行布置，曾召集上海基本特务和骨干分子十多人，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他的寓所开会。他首先提出要马上在虹口日寇统治区内建立一个潜伏组，配备一部电台和十个左右的组员。周伟龙当场提出了两个人去当组长，但这两人都表示身份早经暴露无法立足，不肯去。
当第三个提到我的时候，我认为我经常搞行动，不适宜搞潜伏。但是，还没等我开口，戴笠马上同意，并勉励我说：“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我只好答应下来。
第二天，我开始着手找人，连一个到上海看我的哥哥和几个老朋友一起拉进去，才凑成八个人。配的电台报务员裘声呼，倒很勇敢。当时周伟龙的化名叫任重，’上海区的化名叫任致远，我的化名改为杜康。出发前我去请示戴笠，是不是还要同时注意共产党，因为我在前几天都看到侦察大队用搜捕汉奸的名义在十六铺和浦东逮捕了十多个共产党嫌疑关起来。当时虽然公开承认国共合作，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共产党的迫害，不过比过去秘密一点。这时戴笠答复我不必专门去搞共产党，发现了还是应当做做这方面工作。虹口组建立不到一个月，便全部被日本人赶了出来。
我和裘声呼将一部小型电台装在一辆小孩手推车内，把他的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孩一同推着跑了出来。周伟龙再度要我去恢复，却怎样也进不去。这时整个虹口没有一个特务在那里立得住足，这便是几年间集中力量反共反人民的结果，等到大敌当前，对真正的民族敌人便一点都没有准备。
抗战时期军统特务在重庆的罪行
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便率领他那个政府逃到重庆。这个被称为战时的陪都，不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中心，也是军统特务机关的局本部所在地。在抗战期间，军统特务集中在重庆的最多时达两万多人，而外围分子和外勤特务“跑二排”（即外勤特务所运用的助手）的，为数也在两万以上。他们整天在干着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蒋介石设立军统的目的，主要是用来对付共产党与镇压人民和排除异己分子。
当他被迫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时，军统特务组织的作用便更为他所重视。因此，在抗战期间，军统组织大肆发展，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越来越受到他的宠爱。当时的军统除了忠实地执行蒋介石反共重于抗日的一贯政策外，同时也是蒋介石搞“曲线救国”一一一勾结日伪、联合反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这里，我只把军统特务执行蒋介石枪口对内的有关问题作一个概述，有关它与日伪联合反共的种种罪恶活动，准备将来在写其他资料时再写。
戴笠于一九三八年正式接长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后，最初内部只有四个处两个室，内勤人数只一百多，外勤不到两千；逃到重庆后，内部扩充到十个处，另有十多个与处相等的室。区、组，还有几个委员会，内勤达到一千多人，外勤增至五万多人。仅仅在重庆一个地区内便先后举办过各种形形色色的三十多个特务训练班。例如专门担任邮电检查工作的特种通讯人员训练班，和专搞军事情报的谍报参谋训练班，每期平均四五百人，每班都办过六七期。而平均人数每次约二百左右的短期训练班，竟办过十多期。其他一些班至少也都办过两期。这些数以万计的各种特务学生，在戴笠亲自培育下，都很快成为军统的骨干分子，从这里分布到全国各个地区。
戴笠企图把重庆布置得同天罗地网一样的严密，但他的那些徒子徒孙却远不能实现他的理想，因此架床叠屋的机构不断增加。尽管如此，而在工作上还是漏洞百出，时常感到顾此失彼，经常遭受蒋介石的责骂，人民对此更是怨恨冲天。
当时每一个从外地进入重庆的人，不论是从天空、水上、陆路去的，首先便会碰到那些检查人员讨厌的脸孔来麻烦你一番。你从重庆寄出的信件或收到外地寄给你的函电，也都得先经过特务们偷看一下。一个被认为要注意监听的电话号码，你只要一接上，便会有人插人听筒在窃听你的谈话。住在旅馆中，更是一批又一批的检查人员会打搅得使你睡不安宁，盘问到你讨厌极了。当你走到中心地区会仙桥一家最大的中西餐馆皇后饭店，准会看到那个饭店的一个老板在贼眉贼眼地打量着你，这便是军统大特务许忠五。他不但开了饭馆，还在打铜街口开了一家园园舞厅。在那里服务员和舞女都得向他反映情况，为他搜集客人的材料。邹容路有名的四川餐馆新味腴和民生路的味腴餐厅，老板当中便有一个是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沈夕峰。新味腴隔壁另一家有名的川菜馆凯歌归，虽为黄埔一期毕业的李岳阳集股开设，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常去的地方，但已和军统打成一片，成为当时特务活动的一个地区。
其他餐馆的老板们与特务大都勾勾搭搭，互通声气。庆余堂老板郑鸿福在林森路开设的鸿运楼，和在都邮街附近开设的麦利西餐馆，更是和特务们自己开的一样方便。
连当时重庆最大的一家胜利大厦的一些服务员当中，也有特务们的“二排”经常活动。通远门外两间茅屋凑成的一家牛肉馆，因为许多文化界名人常去光顾，也成为特务注意的地方。
如果一个稍有社会地位的人到了重庆，而为一群新闻记者包围的时候，其中总会有不少伪装的记者混在其中向你问长问短，想从你身上找到一点材料。你有病想去找找医生，一定有人说石灰市的南京名医张简斋是中医中首屈一指的。而他的周围不仅整天有特务往来活动，到他吸鸦片烟的时候也有人陪他聊天，打听情况。比张差一点的陈逊斋，看病的虽不如张那里拥挤，但他同样是稽查处的顾问和义务情报员。以中医兼西医著名的张ＸＸ，也接受了稽查处的延聘，成为该处的医务顾问。
在当时的许多医生当中，要算住在忠烈祠街的南京眼科医生魏光财最为突出了。
他不仅充当特务们的义务情报员，还自掏腰包请特务代购了一支手枪，成天挂在腰间。每遇特务们去搞搜查逮捕时，他总希望能亲自去参加。只要有人叫他去，他会把诊所中的病人丢下不管，而说一声有急病出诊，便兴高采烈地跟着走的。特务们认为他是外行，往往只派他担任一些把守前后门或看守人犯的工作，他也很乐于接受。执行任务回来，他还掏腰包请特务们上馆子去吃上一顿。
军统为了搜集搭乘飞机的旅客照片，特地在市区珊瑚坝飞机场马路边开设一家飞虹照相馆，这是由军统摄影师王文钊带着他的助手侯飞鹏主持的。以后扩大业务，在重庆举办市民身份证时，便以“当日可取，价格低廉”等大肆号召，往往以不赚钱来和其他照相馆抢生意。这种廉价照片拍了以后，在特务机关的档案中便会增多一些资料。
抗战时期重庆盛极一时的拍卖行，军统也乘机去控制。军统直接领导的重庆经济情报组副组长方圆，便在保安路川盐一里隔壁开设了一家安利拍卖行，作为他工作的掩护和与同行联系的公开职业。其他公开特务机关如稽查处侦缉大队等也都插手到各拍卖行。他们表面上以防范盗窃物品混人拍卖行，实际上是着重注意寄卖人的姓名身份和住址，遇到必需调查的人，便可利用这个关系去接近。据我所知，民生路的均益拍卖行，邹容路大陆拍卖行等几家规模大点的都与特务们有往来，否则特务们会随便借一个机会弄得这些老板们倾家破产，还下不得台。
当时一些稳健点的人，无事连朋友都不敢去多看，因为每个机关都有军统调训过的防谍人员在监督着机关的同事，如不小心，不但自己会遭到一场无妄之灾，而且往往祸及亲友。因为这些被调训过的“外围分子”，没有一点工作表现便会遭到停职处分，所以昧良心是常有的事，一年半载总得找一点事来维持自己的饭碗。当你走进学校去找人时，一批批的职业特务学生会想方设法来了解你和亲友们的谈话内容。
当时一个被特务所注意的嫌疑人物，无论走到哪里，总会有人对他另眼相看。
有些人发觉出门时老有人在暗中跟随，而想要摆脱这些魔影时，总以为能找到机会抢先几步跨上一辆刚要开动的公共汽车，将尾随的特务甩在后边，便很安全了，谁也没有料到那些整天在公共汽车上担任查票或售票的人员会和特务是同道的。当你高兴地在车快开动时敏捷地跳下汽车时，这些查票员或售票员会将你又指示给在车站附近的另一些特务，继续来对你进行“盯梢”。总之，在当时的重庆，只要你的言行稍有点进步，那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上这些瘟神来找你的麻烦。
照理来说，在抗日战争期间，陪都有这么严密的防范，总应当很少能让汉奸混入，而且也应经常听到破获汉奸的案件。可是事实上从上海、南京、武汉等沦陷区来到重庆的大小汉奸，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没有一个真正的汉奸落过网。而经常闹人满之患的军统监狱中，却囚禁了成千上万的真正坚持抗日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这便是当年军统忠实地执行蒋介石枪口对内，更加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最具体的铁证。
我在重庆有六年多，先后担任过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和副处长，军统局局本部总务处处长。下面我只简单的把军统在重庆的一些单位的组织和活动情况谈一谈，便可以看出抗战期间军统在陪都究竟干了些什么罪恶活动。
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便率领他那个政府逃到重庆。这个被称为战时的陪都，不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中心，也是军统特务机关的局本部所在地。在抗战期间，军统特务集中在重庆的最多时达两万多人，而外围分子和外勤特务“跑二排”（即外勤特务所运用的助手）的，为数也在两万以上。他们整天在干着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蒋介石设立军统的目的，主要是用来对付共产党与镇压人民和排除异己分子。
当他被迫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时，军统特务组织的作用便更为他所重视。因此，在抗战期间，军统组织大肆发展，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越来越受到他的宠爱。当时的军统除了忠实地执行蒋介石反共重于抗日的一贯政策外，同时也是蒋介石搞“曲线救国”一一一勾结日伪、联合反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这里，我只把军统特务执行蒋介石枪口对内的有关问题作一个概述，有关它与日伪联合反共的种种罪恶活动，准备将来在写其他资料时再写。
戴笠于一九三八年正式接长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后，最初内部只有四个处两个室，内勤人数只一百多，外勤不到两千；逃到重庆后，内部扩充到十个处，另有十多个与处相等的室。区、组，还有几个委员会，内勤达到一千多人，外勤增至五万多人。仅仅在重庆一个地区内便先后举办过各种形形色色的三十多个特务训练班。例如专门担任邮电检查工作的特种通讯人员训练班，和专搞军事情报的谍报参谋训练班，每期平均四五百人，每班都办过六七期。而平均人数每次约二百左右的短期训练班，竟办过十多期。其他一些班至少也都办过两期。这些数以万计的各种特务学生，在戴笠亲自培育下，都很快成为军统的骨干分子，从这里分布到全国各个地区。
戴笠企图把重庆布置得同天罗地网一样的严密，但他的那些徒子徒孙却远不能实现他的理想，因此架床叠屋的机构不断增加。尽管如此，而在工作上还是漏洞百出，时常感到顾此失彼，经常遭受蒋介石的责骂，人民对此更是怨恨冲天。
当时每一个从外地进入重庆的人，不论是从天空、水上、陆路去的，首先便会碰到那些检查人员讨厌的脸孔来麻烦你一番。你从重庆寄出的信件或收到外地寄给你的函电，也都得先经过特务们偷看一下。一个被认为要注意监听的电话号码，你只要一接上，便会有人插人听筒在窃听你的谈话。住在旅馆中，更是一批又一批的检查人员会打搅得使你睡不安宁，盘问到你讨厌极了。当你走到中心地区会仙桥一家最大的中西餐馆皇后饭店，准会看到那个饭店的一个老板在贼眉贼眼地打量着你，这便是军统大特务许忠五。他不但开了饭馆，还在打铜街口开了一家园园舞厅。在那里服务员和舞女都得向他反映情况，为他搜集客人的材料。邹容路有名的四川餐馆新味腴和民生路的味腴餐厅，老板当中便有一个是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沈夕峰。新味腴隔壁另一家有名的川菜馆凯歌归，虽为黄埔一期毕业的李岳阳集股开设，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常去的地方，但已和军统打成一片，成为当时特务活动的一个地区。
其他餐馆的老板们与特务大都勾勾搭搭，互通声气。庆余堂老板郑鸿福在林森路开设的鸿运楼，和在都邮街附近开设的麦利西餐馆，更是和特务们自己开的一样方便。
连当时重庆最大的一家胜利大厦的一些服务员当中，也有特务们的“二排”经常活动。通远门外两间茅屋凑成的一家牛肉馆，因为许多文化界名人常去光顾，也成为特务注意的地方。
如果一个稍有社会地位的人到了重庆，而为一群新闻记者包围的时候，其中总会有不少伪装的记者混在其中向你问长问短，想从你身上找到一点材料。你有病想去找找医生，一定有人说石灰市的南京名医张简斋是中医中首屈一指的。而他的周围不仅整天有特务往来活动，到他吸鸦片烟的时候也有人陪他聊天，打听情况。比张差一点的陈逊斋，看病的虽不如张那里拥挤，但他同样是稽查处的顾问和义务情报员。以中医兼西医著名的张ＸＸ，也接受了稽查处的延聘，成为该处的医务顾问。
在当时的许多医生当中，要算住在忠烈祠街的南京眼科医生魏光财最为突出了。
他不仅充当特务们的义务情报员，还自掏腰包请特务代购了一支手枪，成天挂在腰间。每遇特务们去搞搜查逮捕时，他总希望能亲自去参加。只要有人叫他去，他会把诊所中的病人丢下不管，而说一声有急病出诊，便兴高采烈地跟着走的。特务们认为他是外行，往往只派他担任一些把守前后门或看守人犯的工作，他也很乐于接受。执行任务回来，他还掏腰包请特务们上馆子去吃上一顿。
军统为了搜集搭乘飞机的旅客照片，特地在市区珊瑚坝飞机场马路边开设一家飞虹照相馆，这是由军统摄影师王文钊带着他的助手侯飞鹏主持的。以后扩大业务，在重庆举办市民身份证时，便以“当日可取，价格低廉”等大肆号召，往往以不赚钱来和其他照相馆抢生意。这种廉价照片拍了以后，在特务机关的档案中便会增多一些资料。
抗战时期重庆盛极一时的拍卖行，军统也乘机去控制。军统直接领导的重庆经济情报组副组长方圆，便在保安路川盐一里隔壁开设了一家安利拍卖行，作为他工作的掩护和与同行联系的公开职业。其他公开特务机关如稽查处侦缉大队等也都插手到各拍卖行。他们表面上以防范盗窃物品混人拍卖行，实际上是着重注意寄卖人的姓名身份和住址，遇到必需调查的人，便可利用这个关系去接近。据我所知，民生路的均益拍卖行，邹容路大陆拍卖行等几家规模大点的都与特务们有往来，否则特务们会随便借一个机会弄得这些老板们倾家破产，还下不得台。
当时一些稳健点的人，无事连朋友都不敢去多看，因为每个机关都有军统调训过的防谍人员在监督着机关的同事，如不小心，不但自己会遭到一场无妄之灾，而且往往祸及亲友。因为这些被调训过的“外围分子”，没有一点工作表现便会遭到停职处分，所以昧良心是常有的事，一年半载总得找一点事来维持自己的饭碗。当你走进学校去找人时，一批批的职业特务学生会想方设法来了解你和亲友们的谈话内容。
当时一个被特务所注意的嫌疑人物，无论走到哪里，总会有人对他另眼相看。
有些人发觉出门时老有人在暗中跟随，而想要摆脱这些魔影时，总以为能找到机会抢先几步跨上一辆刚要开动的公共汽车，将尾随的特务甩在后边，便很安全了，谁也没有料到那些整天在公共汽车上担任查票或售票的人员会和特务是同道的。当你高兴地在车快开动时敏捷地跳下汽车时，这些查票员或售票员会将你又指示给在车站附近的另一些特务，继续来对你进行“盯梢”。总之，在当时的重庆，只要你的言行稍有点进步，那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上这些瘟神来找你的麻烦。
照理来说，在抗日战争期间，陪都有这么严密的防范，总应当很少能让汉奸混入，而且也应经常听到破获汉奸的案件。可是事实上从上海、南京、武汉等沦陷区来到重庆的大小汉奸，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没有一个真正的汉奸落过网。而经常闹人满之患的军统监狱中，却囚禁了成千上万的真正坚持抗日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这便是当年军统忠实地执行蒋介石枪口对内，更加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最具体的铁证。
我在重庆有六年多，先后担任过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和副处长，军统局局本部总务处处长。下面我只简单的把军统在重庆的一些单位的组织和活动情况谈一谈，便可以看出抗战期间军统在陪都究竟干了些什么罪恶活动。
重庆卫戍总司今部稽查处
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是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在重庆所控制的一个最宠大的公开特务机关。它的组织遍布卫戍区十三个县，编制上的人数虽只有五百多人，而每一外勤人员所运用的助手，多的上百人，少的也有二三十。它的特权超过了卫戍总司令，军统在重庆的许多罪恶活动，大都是通过它去执行的。
这个处在一九三九年成立，是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迁到重庆后扩充起来的，名义上是卫戍总司令部的一个单位，实际上完全受军统控制，全部人事安排都由军统人事处统一办理，卫戍总司令根本不能过问。先后担任总司令的刘峙和王缵绪，也非常识相，对这个处的一切都不去管它。因为蒋介石曾亲自告诉过他们，要把这个处全部交与戴笠。
刘峙在河南时本来有一个他自己的特务班底，稽查处成立时很想把他这一百多人安插进去，而受到戴笠的拒绝。他自己倒没有什么，可是他老婆却大不服气，因为这些人替她在河南弄到过不少的钱。刘峙没有办法，便在总司令部内另外成立一个侦缉队来安置这批人。军统立刻向他提出意见，不容许另搞同样组织。他只好把这些人缩编到参谋处，成立一个调查组。但是，稽查处并不放过，要刘峙取消这个调查组，还公开宣布要逮捕这些人，不准他们在外活动，逼得刘峙不得不另行设法去安置这批人。刘的老婆跑到总司令办公室指着刘峙大吵大骂，说他太不中用，当了总司令连这一点事自己都不能作主。刘峙再三说明，军统这个机关是惹不起的，别人也从旁再三说明利害，她才知道蒋介石身边还有一批这样凶恶的人，她在河南那一套作风也才稍有收敛。
一九四二年前后，郭寄乔当了卫戍副总司令，他是以骄横跋扈著名的，一开始便想大权独揽。刘峙很不痛快，便有意让他碰碰钉子，没有把稽查处的情况告诉他。
果然郭寄乔准备过问这个处的工作。有次他听到稽查处在通远门附近逮捕了几个人，却一直没有向总司令部报告，便找当时的处长陶一珊去责问。陶很有礼貌地告诉他这是奉军统局的命令办理的。郭仍要了解情况，陶便请他去问军统。他气得跳起来，正要向陶发一顿脾气，陶一语不发拿起帽子便走了。在那以后他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打过几次电话到稽查处，我接到他的电话后，便不客气地告诉他，军统局交办的事，照规定可以不通过总司令和副司令，是得到委员长批准的。虽然他还是打几句官腔，但也没可奈何。以后别人告诉他不要自讨没趣，他才不再过问这个处的事了。
这个处一成立便不和卫戍总部在一起，而是单独在石灰市重庆职业学校内办公。
这个穷凶极恶的特务机关，整天抓人打人，每日押进押出，从这里经过的人，无不侧目相看，有些人甚至宁可绕道而不愿从这里经过。
这个处除了担任军统局在重庆的大部分外勤工作外，也是戴笠用来考核干部能力与储备和锻炼特务骨干分子的地方。他每次选派的副处长总是准备继任处长的人选。例如，赵世瑞免职后由副处长陶一珊接任，陶去职由副处长廖公邵继任。廖去职后，我因调军统局总务处长，遗缺还是找了陶任内另一副处长何龙庆来接充。这一方面是怕新处长不熟习业务容易出毛病，必须先经过副处长阶段，同时也是戴笠的一贯用人手法，故意使正副处长不和睦，互存猜忌，便于控制，而不会勾结一气去欺骗他。另外，戴笠对当时在外面出了点问题的军统特务骨干分子，在可法办与可不法办之间，凭他的喜爱来处理时，往往是派到这个处来考察一个时期；对那些一时无法安置的人，也派到这里来见习一下。我任督察长时，便有三个副督察长是在外面当过稽查处长的，都出了点小事而被调回“考察”。例如汉中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左明，因为听到戴笠谈过胡宗南准备向蒋介石保荐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当陕西省主席，左明想讨好祝而透露出这一消息，被人检举出来。戴笠原来准备以泄漏机密罪名处分左明，因祝绍周向他说情，便调重庆察看。洞庭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黄加持，因与司令霍葵彰相处很好，霍为陈诚的人，戴一向不满意陈，怕黄跟霍走陈的路线，也调到重庆察看。玩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郭宗尧，因有贪污嫌疑而证据不足，也调到重庆。戴笠把这三个人都派到稽查处去当副督察长，叫我注意考察他们的言行。我暗中向他们透露了戴的这一作法，他们便都非常认真卖力工作。
不久，黄加持调升为贵州省缉私处长，左明调出去当警察局长，郭宗尧调到军统当秘书。这样一来，许多被调到稽查处工作的人，都希望通过一段时期能得到戴笠更进一步的重用，莫不异常卖力。所以稽查处的工作总是那么紧张，都愿找事来做，以求讨好戴笠。每遇一件重大点的工作，处长、副处长、督察长、副督察长等都是抢着亲自去指挥部署。因为只要有一点成绩表现，马上会传到戴笠和军统其他大特务的耳中。我当时也很懂得这一窍门，在当督察长时便曾跑遍十三个县去视察所有的稽查所哨的工作，一方面是了解情况便于掌握，同时也想走冷门，发现问题可以自行处理，免得在重庆市和别人去争着做。我任副处长后，便成天守在处里，不去参加无谓的应酬。因为每每在下班后最易出事，不但部下可以随时找到我，而且戴笠每次在下班后打电话查询什么问题，多半是由我去接听。戴笠问起的事情，我都能立刻在电话中向他详细报告，不用去查阅档案或等一会再回复他。戴笠这个急性人，对这一点很满意，所以我在二十多岁便调到他身边去当总务处长，主要便是靠这一套。
稽查处设有四个科。
第一科主管总务，下设事务、人事、文书三股。科长先后由季先训、王秋肪等担任，副科长为非军统分子王树声。
第二科是业务科，主管情报、行动、侦防、航检等工作，是重点单位。这个科先后由王希圣、宋廷均等任过科长；王一心。张尚钰、揭梦鱼任过副科长。
第三科是电讯监察科，先后由肖茂如、查绥之任科长。这个科是由军统电讯处直接领导，全科的工作人员如黄勤、毛洪明。蓝天佑、杨宣武、赵中令第四十多人都是电讯处人事考核股所调派，与其他单位的人事由军统人事处调派又不同。这个科的工作是分内勤外勤两部门：内勤的一项工作是管理全卫戍区无线电通讯器材的运销，任何单位要购买这类器材都得先来申请，经过审查认为准许购买，才能持准购证向商店去购用；商店不论从何处购进这类货物都得先通过这个单位，否则便被扣上“资敌”的罪名坐牢。内勤的另一项工作是主管侦测。稽查处三楼便设有几部小型侦测电台，专门用来侦听重庆所有公私电台的通报情况。当时一切设在重庆的无线电台，都得先将电台类型、呼号、波长以及经常与哪些地方电台通报等等逐项登记。不仅如此，这个科还整天侦听这些电台通报时是否和登记的情况相符，稍有可疑之处，便认为有问题，除公开由外勤去查对外，还得进行空中监听。不过，他们工作的重点，主要是抄收中共办事处、《新华日报》等单位的来往电报，送到军统电讯处技术研究室去研译。尽管他们日以继夜地在工作，而且表面上总是说防止日伪在重庆设立电台，但六七年间却从没有破获或侦测出一个日伪电台来。因为当时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日伪联系的电台，是不在这些人监督之内的，而是由军统局电讯总台担任这一工作，那又从什么地方来破获呢！这个科的外勤工作是专门去检查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当时要装一部收音机听听广播，可不像今天这样方便。
除了一些达官贵人和有特权的可以自由收听外，一般人的收音机是不准有短波的。
市民的收音机都得先向这里登记，请得了许可证后，还得将收音机抱去送请检查，有短波的要将短波部分剪断或给予封闭。如果经剪封后私自接上，不管是否听了延安或上海。南京的广播，都得被扣上“偷听敌人宣传”的罪名抓进去坐牢。当时军统虽没有电台专门干扰延安的广播，但还是有些人偷偷收听。这个科的特务便常常突然闯人，拆开人家的收音机来检查，只要发现剪封部分有点可疑，立刻就将人带走。有时他们存心敲诈，故意在送去剪封时留下一手，过些时便找上门来找麻烦。
有的出点钱还可了事，有的出了钱还得冤枉坐牢。
第四科是司法科，先后由徐钟奇、胡藻担任科长。这个科属于军统局司法处直接领导，人事安排也是司法处与人事处商量派遣，有关案件的处理都得听命于司法处，稽查处长也不能过问。特别是徐钟奇当科长时，因为他是戴笠的小同乡，根本不听处长的话，遇事总是直接跑到军统局去请示，回来高兴才向处长说一声，否则连关在稽查处的人送走了处长也不知道。因为稽查处的看守所是归这个科主管，科长可提人关人，他只要有军统局司法处的指示便可以不问处长同不同意了。当稽查处长的遇到这种情形，往往只有苦笑一下。
稽查处内还设有三个组，主要的是党政侦察组，先后由曹万道、易啸夫、萧志坚、雷和春任组长，有组员三十余人。这个组设在太阳沟菜场附近，因为这些化装混人民主党派和各阶层的特务进出稽查处不方便，所以在外面办公。它的任务是专做党政情报、监视进步人士，以及担任军统需要复查的情报。这个组与军统党政情报处也有直接联系，等于军统党政情报处的外勤单位。当时蒋介石命令要予以监视的单位或个人有好几百，军统奉命后便分派给在重庆的单位执行。对于中共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等，都要派专人去监视。对宋庆龄、史良、沈钧儒……等则交稽查处监视。当时这个组全部只有三十多人，要经常监视几个单位和数以百计的人，怎样也分不过身来，唯一的办法是依靠眼线和收买内线，以及运用各人的亲友帮同进行。
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是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在重庆所控制的一个最宠大的公开特务机关。它的组织遍布卫戍区十三个县，编制上的人数虽只有五百多人，而每一外勤人员所运用的助手，多的上百人，少的也有二三十。它的特权超过了卫戍总司令，军统在重庆的许多罪恶活动，大都是通过它去执行的。
这个处在一九三九年成立，是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迁到重庆后扩充起来的，名义上是卫戍总司令部的一个单位，实际上完全受军统控制，全部人事安排都由军统人事处统一办理，卫戍总司令根本不能过问。先后担任总司令的刘峙和王缵绪，也非常识相，对这个处的一切都不去管它。因为蒋介石曾亲自告诉过他们，要把这个处全部交与戴笠。
刘峙在河南时本来有一个他自己的特务班底，稽查处成立时很想把他这一百多人安插进去，而受到戴笠的拒绝。他自己倒没有什么，可是他老婆却大不服气，因为这些人替她在河南弄到过不少的钱。刘峙没有办法，便在总司令部内另外成立一个侦缉队来安置这批人。军统立刻向他提出意见，不容许另搞同样组织。他只好把这些人缩编到参谋处，成立一个调查组。但是，稽查处并不放过，要刘峙取消这个调查组，还公开宣布要逮捕这些人，不准他们在外活动，逼得刘峙不得不另行设法去安置这批人。刘的老婆跑到总司令办公室指着刘峙大吵大骂，说他太不中用，当了总司令连这一点事自己都不能作主。刘峙再三说明，军统这个机关是惹不起的，别人也从旁再三说明利害，她才知道蒋介石身边还有一批这样凶恶的人，她在河南那一套作风也才稍有收敛。
一九四二年前后，郭寄乔当了卫戍副总司令，他是以骄横跋扈著名的，一开始便想大权独揽。刘峙很不痛快，便有意让他碰碰钉子，没有把稽查处的情况告诉他。
果然郭寄乔准备过问这个处的工作。有次他听到稽查处在通远门附近逮捕了几个人，却一直没有向总司令部报告，便找当时的处长陶一珊去责问。陶很有礼貌地告诉他这是奉军统局的命令办理的。郭仍要了解情况，陶便请他去问军统。他气得跳起来，正要向陶发一顿脾气，陶一语不发拿起帽子便走了。在那以后他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打过几次电话到稽查处，我接到他的电话后，便不客气地告诉他，军统局交办的事，照规定可以不通过总司令和副司令，是得到委员长批准的。虽然他还是打几句官腔，但也没可奈何。以后别人告诉他不要自讨没趣，他才不再过问这个处的事了。
这个处一成立便不和卫戍总部在一起，而是单独在石灰市重庆职业学校内办公。
这个穷凶极恶的特务机关，整天抓人打人，每日押进押出，从这里经过的人，无不侧目相看，有些人甚至宁可绕道而不愿从这里经过。
这个处除了担任军统局在重庆的大部分外勤工作外，也是戴笠用来考核干部能力与储备和锻炼特务骨干分子的地方。他每次选派的副处长总是准备继任处长的人选。例如，赵世瑞免职后由副处长陶一珊接任，陶去职由副处长廖公邵继任。廖去职后，我因调军统局总务处长，遗缺还是找了陶任内另一副处长何龙庆来接充。这一方面是怕新处长不熟习业务容易出毛病，必须先经过副处长阶段，同时也是戴笠的一贯用人手法，故意使正副处长不和睦，互存猜忌，便于控制，而不会勾结一气去欺骗他。另外，戴笠对当时在外面出了点问题的军统特务骨干分子，在可法办与可不法办之间，凭他的喜爱来处理时，往往是派到这个处来考察一个时期；对那些一时无法安置的人，也派到这里来见习一下。我任督察长时，便有三个副督察长是在外面当过稽查处长的，都出了点小事而被调回“考察”。例如汉中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左明，因为听到戴笠谈过胡宗南准备向蒋介石保荐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当陕西省主席，左明想讨好祝而透露出这一消息，被人检举出来。戴笠原来准备以泄漏机密罪名处分左明，因祝绍周向他说情，便调重庆察看。洞庭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黄加持，因与司令霍葵彰相处很好，霍为陈诚的人，戴一向不满意陈，怕黄跟霍走陈的路线，也调到重庆察看。玩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郭宗尧，因有贪污嫌疑而证据不足，也调到重庆。戴笠把这三个人都派到稽查处去当副督察长，叫我注意考察他们的言行。我暗中向他们透露了戴的这一作法，他们便都非常认真卖力工作。
不久，黄加持调升为贵州省缉私处长，左明调出去当警察局长，郭宗尧调到军统当秘书。这样一来，许多被调到稽查处工作的人，都希望通过一段时期能得到戴笠更进一步的重用，莫不异常卖力。所以稽查处的工作总是那么紧张，都愿找事来做，以求讨好戴笠。每遇一件重大点的工作，处长、副处长、督察长、副督察长等都是抢着亲自去指挥部署。因为只要有一点成绩表现，马上会传到戴笠和军统其他大特务的耳中。我当时也很懂得这一窍门，在当督察长时便曾跑遍十三个县去视察所有的稽查所哨的工作，一方面是了解情况便于掌握，同时也想走冷门，发现问题可以自行处理，免得在重庆市和别人去争着做。我任副处长后，便成天守在处里，不去参加无谓的应酬。因为每每在下班后最易出事，不但部下可以随时找到我，而且戴笠每次在下班后打电话查询什么问题，多半是由我去接听。戴笠问起的事情，我都能立刻在电话中向他详细报告，不用去查阅档案或等一会再回复他。戴笠这个急性人，对这一点很满意，所以我在二十多岁便调到他身边去当总务处长，主要便是靠这一套。
稽查处设有四个科。
第一科主管总务，下设事务、人事、文书三股。科长先后由季先训、王秋肪等担任，副科长为非军统分子王树声。
第二科是业务科，主管情报、行动、侦防、航检等工作，是重点单位。这个科先后由王希圣、宋廷均等任过科长；王一心。张尚钰、揭梦鱼任过副科长。
第三科是电讯监察科，先后由肖茂如、查绥之任科长。这个科是由军统电讯处直接领导，全科的工作人员如黄勤、毛洪明。蓝天佑、杨宣武、赵中令第四十多人都是电讯处人事考核股所调派，与其他单位的人事由军统人事处调派又不同。这个科的工作是分内勤外勤两部门：内勤的一项工作是管理全卫戍区无线电通讯器材的运销，任何单位要购买这类器材都得先来申请，经过审查认为准许购买，才能持准购证向商店去购用；商店不论从何处购进这类货物都得先通过这个单位，否则便被扣上“资敌”的罪名坐牢。内勤的另一项工作是主管侦测。稽查处三楼便设有几部小型侦测电台，专门用来侦听重庆所有公私电台的通报情况。当时一切设在重庆的无线电台，都得先将电台类型、呼号、波长以及经常与哪些地方电台通报等等逐项登记。不仅如此，这个科还整天侦听这些电台通报时是否和登记的情况相符，稍有可疑之处，便认为有问题，除公开由外勤去查对外，还得进行空中监听。不过，他们工作的重点，主要是抄收中共办事处、《新华日报》等单位的来往电报，送到军统电讯处技术研究室去研译。尽管他们日以继夜地在工作，而且表面上总是说防止日伪在重庆设立电台，但六七年间却从没有破获或侦测出一个日伪电台来。因为当时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日伪联系的电台，是不在这些人监督之内的，而是由军统局电讯总台担任这一工作，那又从什么地方来破获呢！这个科的外勤工作是专门去检查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当时要装一部收音机听听广播，可不像今天这样方便。
除了一些达官贵人和有特权的可以自由收听外，一般人的收音机是不准有短波的。
市民的收音机都得先向这里登记，请得了许可证后，还得将收音机抱去送请检查，有短波的要将短波部分剪断或给予封闭。如果经剪封后私自接上，不管是否听了延安或上海。南京的广播，都得被扣上“偷听敌人宣传”的罪名抓进去坐牢。当时军统虽没有电台专门干扰延安的广播，但还是有些人偷偷收听。这个科的特务便常常突然闯人，拆开人家的收音机来检查，只要发现剪封部分有点可疑，立刻就将人带走。有时他们存心敲诈，故意在送去剪封时留下一手，过些时便找上门来找麻烦。
有的出点钱还可了事，有的出了钱还得冤枉坐牢。
第四科是司法科，先后由徐钟奇、胡藻担任科长。这个科属于军统局司法处直接领导，人事安排也是司法处与人事处商量派遣，有关案件的处理都得听命于司法处，稽查处长也不能过问。特别是徐钟奇当科长时，因为他是戴笠的小同乡，根本不听处长的话，遇事总是直接跑到军统局去请示，回来高兴才向处长说一声，否则连关在稽查处的人送走了处长也不知道。因为稽查处的看守所是归这个科主管，科长可提人关人，他只要有军统局司法处的指示便可以不问处长同不同意了。当稽查处长的遇到这种情形，往往只有苦笑一下。
稽查处内还设有三个组，主要的是党政侦察组，先后由曹万道、易啸夫、萧志坚、雷和春任组长，有组员三十余人。这个组设在太阳沟菜场附近，因为这些化装混人民主党派和各阶层的特务进出稽查处不方便，所以在外面办公。它的任务是专做党政情报、监视进步人士，以及担任军统需要复查的情报。这个组与军统党政情报处也有直接联系，等于军统党政情报处的外勤单位。当时蒋介石命令要予以监视的单位或个人有好几百，军统奉命后便分派给在重庆的单位执行。对于中共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等，都要派专人去监视。对宋庆龄、史良、沈钧儒……等则交稽查处监视。当时这个组全部只有三十多人，要经常监视几个单位和数以百计的人，怎样也分不过身来，唯一的办法是依靠眼线和收买内线，以及运用各人的亲友帮同进行。
他们监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便是利用开设在附近的一家小茶馆的老板，这个人当时是那个地区的甲长还是保长我已记不顶清楚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每天派人去找这个人了解一下当天情况；遇到延安方面有新的人来，或者是什么纪念日，以及国民参政会开会期间，就得逐日加派几个人去。他们有时则化装成为小贩之类守在附近，对进出的人特别注意。当时特务们最苦恼的是弄不清进去的人究竟是会什么人。当时规定，凡是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送出的客人可以不盯，周恩来副主席等的秘书送出的人可盯可不盯，而对自己推门进去，出来随手把门带关的人才盯。因为这可以说明是内部的人。由于进出的人都是匆匆忙忙，只能从他们进出的时间写写汇报，内容是很空洞的。
他们对化龙桥红岩村的监视就更加困难，因为那里来往的人多，究竟谁重要谁不重要又弄不清，一些人大都不知道姓名。这个稽查处在这一地区是采用双层配备的办法，除了党政组外，小龙坎稽查所特别在化龙桥设有一个稽查哨，专有几个人住在附近担任这一工作。这个稽查哨的哨长段楚田曾在《新华日报》里面找到一个工人，当时便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内线，结果不久这个人被停止了工作，以后就再没有找到里面的关系了。
他们对郭沫若、田汉、曹禹等的监视，便常利用通远门外一家小牛肉馆。我还特地到这家牛肉馆去看过一次。史良当时住在枣子岚垭犹庄，这里面住了几个军统大特务，由他们的男女佣人，借着和史家佣人们接近的机会去了解一些情况。
这个党政侦察组在情报工作方面是做不出什么来的，因为他们本身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交结的朋友都是不三不四之流。他们在当时的一些民主党派中，也只能找到像青年党、民社党中一般中下层分子，对他们的要求不严，因为军统搞上层活动并不靠他们。除了戴笠自己直接掌握有一批人外，军统还运用了一些设计委员之类的人来进行工作。渝特区也有几十个直属通讯员搞民主党派工作。我在下面再另行写述。军统只希望党政组能做好监视和复查的工作，因为有许多是戴笠或军统以及渝特区方面从一些上一层的民主人士或其他方面得到的情报，而这些人又不能很具体地把问题弄清。有些似是而非的含糊问题，军统当面不便去追问这些人，怕引起反感，只得叫稽查处党政组的特务去进行一次复查，以便查明这些情报的真实程度，所以当时几乎每天都有几件甚至几十件这样复查的东西要查明答复。有的还限定时间，这大多是准备报告蒋介石，或是侍从室第六组批下来的东西。凡接到这类限日查复的急件，有些重要的还得加派督察室的督察去督导进行。
有一次，国民参政会开会之前，有几个国民党的参政员和共产党的参政员经常往来接触，而这几个人事前事后又没有向蒋介石报告。蒋便立刻要军统查明。军统限稽查处两日内查复。两天期限未到，又连续催复，稽查处便连副督察长也派了出去，一连闹了三四天，才把这一问题弄清楚。原来写报告的人把有几个蒋介石指定和中共代表往来的人的姓名弄错，张冠李戴，连蒋介石也着了慌。
党政组的工作当时虽有一定范围，但每个特务对反共反苏却见缝即钻，总是会受到上级鼓励和嘉奖的。当时稽查处有专搞外国人情报的外事侦察组，而党政组的萧志坚在任副组长期间，有一个同乡在苏联商务代表团办事处工作，他不肯把这一关系交与外事组，军统便同意由他保留，每月增加他一点特别费，让他从这个同乡那里去取得一点有关苏联在重庆人员的情报。
稽查处的外事侦察组，名义上虽是稽查处的一个单位，也在处内后进楼房内办公，而实际上是由军统局直接领导，稽查处对人事经费都不能过问，工作更不用说了。这个组先后由孔杰、吴润荪任组长，戴笠还加派重庆市警察局外事科科长刘辉兼任副组长，以便统一重庆的外事工作。这个组还有化名，先后用过毕公仇、毕孔殷，对外称毕公馆。它有一个后门，可以不经稽查处前门进出。
外事侦察组的工作重点是监视苏联大使馆与塔斯社及苏联商务代表团等在重庆的活动，以及与这些单位有往来的中国人；平时是秘密进行，有时也公开活动。
军统所运用的一些做外事工作的高级直属通讯员，如国际宣传处的魏景蒙等也是交由这个组联系，以便相互配合。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军统特务如护照科长曾广勋，以及与军统有工作关系的许多人，都与这个组有密切联系。外交部的许念曾去开罗当公使时，还特地请调这个组的组员顾宜华去当他的秘书，以便保持和军统的密切联络。
稽查处的第三个组是社会侦察组，组长戚玉麟，几年间一直没有变动。当时稽查处处长最能控制指挥的，只有这个组。它和军统局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它专负责社会治安方面工作，以办盗匪偷窃案为主，而实际上却是专门为稽查处搞搜捕工作。
稽查处逮捕政治犯、刑事犯，都是由这个组担任，审讯政治犯时的用刑，也调这个组的组员协助。它与前两个组工作性质不同，整天得有人在家轮值，随时准备出动。
这个社会侦察组有五六十个人，大都是流氓帮会袍哥出身，极少数是军统特训班毕业学生，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武汉稽查处转来的。这批从武汉稽查处转来的人员，对从武汉跑到重庆的小偷扒手等颇为熟悉。当时重庆警察局侦缉队虽也是军统所掌握，但彼此在工作上为了抢生意，时常发生摩擦。特别是武汉来的那帮盗匪扒手在重庆作了案，警察局侦缉队没有办法破案，即令是找到了线索，稽查处每每暗中包庇。相反的，警察局侦缉队掌握的一批当地的盗匪，稽查处要逮捕时，也往往遭到侦缉队员们的阻挠，双方为此常常闹到军统局去。
稽查处对人民危害最多最大。我曾多次听到一些人说：“只要当上一年的稽查员，拿去枪毙了决不会冤枉！”我在当督察长时，经常处理这个组的稽查员在外乱搞的案子。我曾向戴笠报告有关情况，但是戴笠认为这些人熟悉情况，对军统在重庆搜捕人犯很出过一些力。戴笠说，只要不闹出大乱子，个别人出事办个别的人就行了。
这些人作恶的程度，真可说是骇人听闻的。我只举出其中一个叫车重光的中尉稽查员为例，便可看出一般来。这个人在查旅馆房间时，发现有一个从东北到重庆投亲不遇的年轻女子，积欠房饭钱很多。他便以帮助她解决生活问题为手段将她奸污，后来又逼其为娼，而平分其夜度资。她后来遇一东北客人，向其倾诉，那客人向稽查处检举。我曾亲往了解，确属实情，但是稽查处处长不同意惩治车重光，还为车说情。因为车很会找女人，替许多大特务常常拉皮条。这个车重光后来又与冉家巷一个小饼干厂老板娘姘上，居然用药毒死这个女人的丈夫，将饼干厂据为己有。
当时在重庆检查旅馆客栈的单位，除稽查处外，还有警察局、侦缉队和宪兵。
他们轮流着在旅馆客店中穿梭一样此去彼来，弄得旅客半夜都不得安静。直到抗战末期，才组成了统一检查组，由各方派员会同进行，流弊才少了一些。
军警宪等单位争着搞检查旅客的勾当，是因为可以趁机敲诈勒索。有的人暗中带上鸦片烟或手枪子弹一类的东西，借口抄查而悄悄地放进旅客行李中来栽赃，进行勒索，不称意便把人带走。这些特务机关抓人根本不用什么手续，想要抓哪个就可把哪个抓走。
旅馆客栈遇到这类事情，有时或多或少要担一点风险，所以也有一套防范办法。
那时宪兵去检查时都穿制服，每当他们在旅馆门口出现时，茶房便故意大叫“王四心先生在不在家？”或“王先生有客人找！”这类呼喊就是暗号，以便让那些正在吸鸦片、玩妓女或赌钱的客人好准备一下。国宪字的繁体写法是宝盖下有王、四、心三个字，他们便拆开来叫。至于那些便衣特务去了的时候，只有等检查开始后，才设法临时去通知其他旅客。有些旅馆中的工作人员和特务勾通一气，那是助纣为虐，彼此分肥。
这些检查旅馆的特务，当时竟有权开枪打死旅客，有次竟闹出了打到“自己人”头上的笑话。那是从上海逃到重庆的一个军统特务叫谢志盘，是军统大特务谢力公的弟弟。他是唐绍仪的亲戚，军统利用他和唐的关系将唐暗杀后，在逃出上海时神经上弄得太紧张，到重庆还是疑神疑鬼，整天坐在旅馆不敢出去。检查旅馆的特务起了疑心，便爬在窗子上去看，他立刻开枪，特务们也马上还击，一顿乱枪将他打死后，才发觉原来是错打了“自己人”。
社会侦察组的特务本来不管政治方面的事情，但他们在外乱来，往往什么都干预。有一次，国泰电影院上演应云卫导演的一个话剧，少给了他们几张戏票，他们便去找麻烦。国泰经理夏云瑚把政府发给的许可证拿出给他们验看，还是不行。他们假称接到密报，说演员的台词与审查时不同，有意讽刺政府，因而不许上演。当时观众已满座，还是不准把帷幕拉开，急得应云卫没有办法，亲自向他们说情也不行。那次恰巧我去看戏，看到时间过了二十多分钟还不开演，便出来打听是什么原因，只见应云卫满头大汗正在同这个组的组员张ＸＸ、严ＸＸ、王ＸＸ等说话。我一问就知道他们是在有意为难，因为这些事根本不归他们管。这几个人连字都不认识几个，还记得清什么台词。我便说，我是特意去听听看有没有问题，要他们先回去。这样，总算把幕布拉了开来。
稽查处还有个特务队，由季缕当队长，有三十多个队员。这批人本来只是担任警卫和看守人犯，都是士兵待遇。但他们每人都有一套便衣，下班以后，便在市内胡作非为，有时跟在一些稽查员后面去充打手，其作恶也不下于稽查员。
稽查处的外勤单位有十多个稽查所和三十多个稽查哨。这些稽查所的权力特别大，它们可以任意检查旅客，搜查住宅，扣留车船，查封仓库。当时尽管有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而且由戴笠兼处长，不准其他单位自行设置检查机构，连宪兵也统一起来，可是却准许这个处仍保留所有的检查机构。
当时设在朝天门糖业公会楼上的水上稽查所，对来往船只和旅客进行检查，而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也设有水上检查所，两个单位执行同样任务。这个认为可以开船了，那个说还不行；那个说要停下来，这个又同意放走。这两个所扯皮闹意见不要紧，弄得轮船ｋ的负责人无所适从，双方都不敢得罪。而更受苦的是旅客，挤在船上夏天热得发昏，冬天冷得要命，等这个办完手续再让那个来一套。戴笠明知道这些情况也不加以制止，反而默许这样做。他认为这样彼此牵制，可以少发生问题，倒霉的反正是旅客，与他无关。
最突出的是一些统一检查处不设所哨的地方，稽查处却单独去设立，戴笠也不予取缔。要是那些不属于军统的单位那样干，他是不会答应的。两路口稽查所在黄沙溪河边设了一个稽查哨，专门检查川江内来往木船，所有木船经过一律要靠拢检查。在江中顺水而下的不知这里设有检查所而没有停航时，他们便开枪叫住；有的听不见，他们就直向船上打枪，或派小船追上去，连人带船扣上十天半月。他们以检查进出市区船只和旅客为理由，对一些货船进行种种勒索，每每命令将整船货物卸下来一件件检查，然而，给了点钱就又可以完事。来往的货船都懂得这一套，不论运什么都得送他们一些，否则便被留难。有一次，由于货船没有“纳贡”，哨所的特务还把一个押货的商人推下水中淹死，船上的其他人虽亲眼看到这一暴行，却都具结证明是商人“失足落水”。我去这个哨所检查，连我也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一共不过五六个人，而橘子、广柑却堆满半个房间。他们当时回答我是别人寄存的，后来一问原来是每个船送他们几斤，只要一两天就有那么多。他们除了分送稽查处股长以下人员一部分外，还分一半到稽查所。这样，大家都认为是当然的外快，久之就习以为常了。
当时南岸稽查所除了在海棠溪设有一个哨检查上下汽车的旅客外，还在一品场设一个哨和统一检查处的一品场检查所同时担负检查车辆和旅客的工作。他们还在黄角垭设立一个哨，监视住在那里的一些东北籍的进步人士。青木关当时是重庆通往西北的第一道关口。中共和八路军人员经常往来经过，稽查处也在这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地方设一个所，与统一检查处的青木关检查所一同担任检查工作。这个稽查所还在北碚设立了一个哨，专门担任对北碚一些大专学校中进步师生的监视；遇到必要时，也临时在北碚车站和轮船码头实行对旅客的检查。
我在稽查处工作时，曾两次去江津稽查所视察，去的目的主要是因为陈独秀住在那里。这里，我顺便提一下陈独秀的情况。在陈未被捕以前，蒋介石曾悬赏十万元捉拿他，逮捕以后，才完全明了他在共产党中已成反对派，有些懊悔，觉得不该抓他。那个出卖陈独秀的谢ＸＸ，以后在军统当特务，还有人常常讥讽他，说他出卖了陈独秀不是替国民党出力，而是替共产党帮了忙。
陈独秀被捕后，关在苏州模范监狱很久，国民党企图利用他，抗日战争开始后怕他住在苏州不安全，便将他送到老远的大后方去。行前，南京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和他见了面，还安慰了他一顿。以后他住在江津，行动上还算自由。当时江津稽查所主要是监视去见他的客人，而对陈却比较客气。我去见他以前，戴笠曾嘱咐我，可以了解一下他的生活情况，千万不要刺激他，因为留下来还大有用途。
我到江津去看陈独秀，都是由稽查所长李杰川陪我一同去。除了解我的身份后，一谈便是一两小时。他认为共产党应当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活动。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中国共产党不可能独立活动，应当依附于国民党。他特别对蒋介石称赞备至，认为没有这样一个人来领导全国抗日，中国只有亡于日本。陈的这些话，我当时都感到奇怪。江津有一个从安徽迁到后方的中学，那中学的教职员也有些人常去听他谈话。他的确对这些人起了不少麻痹作用，毋怪他能得到反动派和特务们的嘉奖。
他们对化龙桥红岩村的监视就更加困难，因为那里来往的人多，究竟谁重要谁不重要又弄不清，一些人大都不知道姓名。这个稽查处在这一地区是采用双层配备的办法，除了党政组外，小龙坎稽查所特别在化龙桥设有一个稽查哨，专有几个人住在附近担任这一工作。这个稽查哨的哨长段楚田曾在《新华日报》里面找到一个工人，当时便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内线，结果不久这个人被停止了工作，以后就再没有找到里面的关系了。
他们对郭沫若、田汉、曹禹等的监视，便常利用通远门外一家小牛肉馆。我还特地到这家牛肉馆去看过一次。史良当时住在枣子岚垭犹庄，这里面住了几个军统大特务，由他们的男女佣人，借着和史家佣人们接近的机会去了解一些情况。
这个党政侦察组在情报工作方面是做不出什么来的，因为他们本身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交结的朋友都是不三不四之流。他们在当时的一些民主党派中，也只能找到像青年党、民社党中一般中下层分子，对他们的要求不严，因为军统搞上层活动并不靠他们。除了戴笠自己直接掌握有一批人外，军统还运用了一些设计委员之类的人来进行工作。渝特区也有几十个直属通讯员搞民主党派工作。我在下面再另行写述。军统只希望党政组能做好监视和复查的工作，因为有许多是戴笠或军统以及渝特区方面从一些上一层的民主人士或其他方面得到的情报，而这些人又不能很具体地把问题弄清。有些似是而非的含糊问题，军统当面不便去追问这些人，怕引起反感，只得叫稽查处党政组的特务去进行一次复查，以便查明这些情报的真实程度，所以当时几乎每天都有几件甚至几十件这样复查的东西要查明答复。有的还限定时间，这大多是准备报告蒋介石，或是侍从室第六组批下来的东西。凡接到这类限日查复的急件，有些重要的还得加派督察室的督察去督导进行。
有一次，国民参政会开会之前，有几个国民党的参政员和共产党的参政员经常往来接触，而这几个人事前事后又没有向蒋介石报告。蒋便立刻要军统查明。军统限稽查处两日内查复。两天期限未到，又连续催复，稽查处便连副督察长也派了出去，一连闹了三四天，才把这一问题弄清楚。原来写报告的人把有几个蒋介石指定和中共代表往来的人的姓名弄错，张冠李戴，连蒋介石也着了慌。
党政组的工作当时虽有一定范围，但每个特务对反共反苏却见缝即钻，总是会受到上级鼓励和嘉奖的。当时稽查处有专搞外国人情报的外事侦察组，而党政组的萧志坚在任副组长期间，有一个同乡在苏联商务代表团办事处工作，他不肯把这一关系交与外事组，军统便同意由他保留，每月增加他一点特别费，让他从这个同乡那里去取得一点有关苏联在重庆人员的情报。
稽查处的外事侦察组，名义上虽是稽查处的一个单位，也在处内后进楼房内办公，而实际上是由军统局直接领导，稽查处对人事经费都不能过问，工作更不用说了。这个组先后由孔杰、吴润荪任组长，戴笠还加派重庆市警察局外事科科长刘辉兼任副组长，以便统一重庆的外事工作。这个组还有化名，先后用过毕公仇、毕孔殷，对外称毕公馆。它有一个后门，可以不经稽查处前门进出。
外事侦察组的工作重点是监视苏联大使馆与塔斯社及苏联商务代表团等在重庆的活动，以及与这些单位有往来的中国人；平时是秘密进行，有时也公开活动。
军统所运用的一些做外事工作的高级直属通讯员，如国际宣传处的魏景蒙等也是交由这个组联系，以便相互配合。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军统特务如护照科长曾广勋，以及与军统有工作关系的许多人，都与这个组有密切联系。外交部的许念曾去开罗当公使时，还特地请调这个组的组员顾宜华去当他的秘书，以便保持和军统的密切联络。
稽查处的第三个组是社会侦察组，组长戚玉麟，几年间一直没有变动。当时稽查处处长最能控制指挥的，只有这个组。它和军统局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它专负责社会治安方面工作，以办盗匪偷窃案为主，而实际上却是专门为稽查处搞搜捕工作。
稽查处逮捕政治犯、刑事犯，都是由这个组担任，审讯政治犯时的用刑，也调这个组的组员协助。它与前两个组工作性质不同，整天得有人在家轮值，随时准备出动。
这个社会侦察组有五六十个人，大都是流氓帮会袍哥出身，极少数是军统特训班毕业学生，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武汉稽查处转来的。这批从武汉稽查处转来的人员，对从武汉跑到重庆的小偷扒手等颇为熟悉。当时重庆警察局侦缉队虽也是军统所掌握，但彼此在工作上为了抢生意，时常发生摩擦。特别是武汉来的那帮盗匪扒手在重庆作了案，警察局侦缉队没有办法破案，即令是找到了线索，稽查处每每暗中包庇。相反的，警察局侦缉队掌握的一批当地的盗匪，稽查处要逮捕时，也往往遭到侦缉队员们的阻挠，双方为此常常闹到军统局去。
稽查处对人民危害最多最大。我曾多次听到一些人说：“只要当上一年的稽查员，拿去枪毙了决不会冤枉！”我在当督察长时，经常处理这个组的稽查员在外乱搞的案子。我曾向戴笠报告有关情况，但是戴笠认为这些人熟悉情况，对军统在重庆搜捕人犯很出过一些力。戴笠说，只要不闹出大乱子，个别人出事办个别的人就行了。
这些人作恶的程度，真可说是骇人听闻的。我只举出其中一个叫车重光的中尉稽查员为例，便可看出一般来。这个人在查旅馆房间时，发现有一个从东北到重庆投亲不遇的年轻女子，积欠房饭钱很多。他便以帮助她解决生活问题为手段将她奸污，后来又逼其为娼，而平分其夜度资。她后来遇一东北客人，向其倾诉，那客人向稽查处检举。我曾亲往了解，确属实情，但是稽查处处长不同意惩治车重光，还为车说情。因为车很会找女人，替许多大特务常常拉皮条。这个车重光后来又与冉家巷一个小饼干厂老板娘姘上，居然用药毒死这个女人的丈夫，将饼干厂据为己有。
当时在重庆检查旅馆客栈的单位，除稽查处外，还有警察局、侦缉队和宪兵。
他们轮流着在旅馆客店中穿梭一样此去彼来，弄得旅客半夜都不得安静。直到抗战末期，才组成了统一检查组，由各方派员会同进行，流弊才少了一些。
军警宪等单位争着搞检查旅客的勾当，是因为可以趁机敲诈勒索。有的人暗中带上鸦片烟或手枪子弹一类的东西，借口抄查而悄悄地放进旅客行李中来栽赃，进行勒索，不称意便把人带走。这些特务机关抓人根本不用什么手续，想要抓哪个就可把哪个抓走。
旅馆客栈遇到这类事情，有时或多或少要担一点风险，所以也有一套防范办法。
那时宪兵去检查时都穿制服，每当他们在旅馆门口出现时，茶房便故意大叫“王四心先生在不在家？”或“王先生有客人找！”这类呼喊就是暗号，以便让那些正在吸鸦片、玩妓女或赌钱的客人好准备一下。国宪字的繁体写法是宝盖下有王、四、心三个字，他们便拆开来叫。至于那些便衣特务去了的时候，只有等检查开始后，才设法临时去通知其他旅客。有些旅馆中的工作人员和特务勾通一气，那是助纣为虐，彼此分肥。
这些检查旅馆的特务，当时竟有权开枪打死旅客，有次竟闹出了打到“自己人”头上的笑话。那是从上海逃到重庆的一个军统特务叫谢志盘，是军统大特务谢力公的弟弟。他是唐绍仪的亲戚，军统利用他和唐的关系将唐暗杀后，在逃出上海时神经上弄得太紧张，到重庆还是疑神疑鬼，整天坐在旅馆不敢出去。检查旅馆的特务起了疑心，便爬在窗子上去看，他立刻开枪，特务们也马上还击，一顿乱枪将他打死后，才发觉原来是错打了“自己人”。
社会侦察组的特务本来不管政治方面的事情，但他们在外乱来，往往什么都干预。有一次，国泰电影院上演应云卫导演的一个话剧，少给了他们几张戏票，他们便去找麻烦。国泰经理夏云瑚把政府发给的许可证拿出给他们验看，还是不行。他们假称接到密报，说演员的台词与审查时不同，有意讽刺政府，因而不许上演。当时观众已满座，还是不准把帷幕拉开，急得应云卫没有办法，亲自向他们说情也不行。那次恰巧我去看戏，看到时间过了二十多分钟还不开演，便出来打听是什么原因，只见应云卫满头大汗正在同这个组的组员张ＸＸ、严ＸＸ、王ＸＸ等说话。我一问就知道他们是在有意为难，因为这些事根本不归他们管。这几个人连字都不认识几个，还记得清什么台词。我便说，我是特意去听听看有没有问题，要他们先回去。这样，总算把幕布拉了开来。
稽查处还有个特务队，由季缕当队长，有三十多个队员。这批人本来只是担任警卫和看守人犯，都是士兵待遇。但他们每人都有一套便衣，下班以后，便在市内胡作非为，有时跟在一些稽查员后面去充打手，其作恶也不下于稽查员。
稽查处的外勤单位有十多个稽查所和三十多个稽查哨。这些稽查所的权力特别大，它们可以任意检查旅客，搜查住宅，扣留车船，查封仓库。当时尽管有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而且由戴笠兼处长，不准其他单位自行设置检查机构，连宪兵也统一起来，可是却准许这个处仍保留所有的检查机构。
当时设在朝天门糖业公会楼上的水上稽查所，对来往船只和旅客进行检查，而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也设有水上检查所，两个单位执行同样任务。这个认为可以开船了，那个说还不行；那个说要停下来，这个又同意放走。这两个所扯皮闹意见不要紧，弄得轮船ｋ的负责人无所适从，双方都不敢得罪。而更受苦的是旅客，挤在船上夏天热得发昏，冬天冷得要命，等这个办完手续再让那个来一套。戴笠明知道这些情况也不加以制止，反而默许这样做。他认为这样彼此牵制，可以少发生问题，倒霉的反正是旅客，与他无关。
最突出的是一些统一检查处不设所哨的地方，稽查处却单独去设立，戴笠也不予取缔。要是那些不属于军统的单位那样干，他是不会答应的。两路口稽查所在黄沙溪河边设了一个稽查哨，专门检查川江内来往木船，所有木船经过一律要靠拢检查。在江中顺水而下的不知这里设有检查所而没有停航时，他们便开枪叫住；有的听不见，他们就直向船上打枪，或派小船追上去，连人带船扣上十天半月。他们以检查进出市区船只和旅客为理由，对一些货船进行种种勒索，每每命令将整船货物卸下来一件件检查，然而，给了点钱就又可以完事。来往的货船都懂得这一套，不论运什么都得送他们一些，否则便被留难。有一次，由于货船没有“纳贡”，哨所的特务还把一个押货的商人推下水中淹死，船上的其他人虽亲眼看到这一暴行，却都具结证明是商人“失足落水”。我去这个哨所检查，连我也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一共不过五六个人，而橘子、广柑却堆满半个房间。他们当时回答我是别人寄存的，后来一问原来是每个船送他们几斤，只要一两天就有那么多。他们除了分送稽查处股长以下人员一部分外，还分一半到稽查所。这样，大家都认为是当然的外快，久之就习以为常了。
当时南岸稽查所除了在海棠溪设有一个哨检查上下汽车的旅客外，还在一品场设一个哨和统一检查处的一品场检查所同时担负检查车辆和旅客的工作。他们还在黄角垭设立一个哨，监视住在那里的一些东北籍的进步人士。青木关当时是重庆通往西北的第一道关口。中共和八路军人员经常往来经过，稽查处也在这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地方设一个所，与统一检查处的青木关检查所一同担任检查工作。这个稽查所还在北碚设立了一个哨，专门担任对北碚一些大专学校中进步师生的监视；遇到必要时，也临时在北碚车站和轮船码头实行对旅客的检查。
我在稽查处工作时，曾两次去江津稽查所视察，去的目的主要是因为陈独秀住在那里。这里，我顺便提一下陈独秀的情况。在陈未被捕以前，蒋介石曾悬赏十万元捉拿他，逮捕以后，才完全明了他在共产党中已成反对派，有些懊悔，觉得不该抓他。那个出卖陈独秀的谢ＸＸ，以后在军统当特务，还有人常常讥讽他，说他出卖了陈独秀不是替国民党出力，而是替共产党帮了忙。
陈独秀被捕后，关在苏州模范监狱很久，国民党企图利用他，抗日战争开始后怕他住在苏州不安全，便将他送到老远的大后方去。行前，南京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和他见了面，还安慰了他一顿。以后他住在江津，行动上还算自由。当时江津稽查所主要是监视去见他的客人，而对陈却比较客气。我去见他以前，戴笠曾嘱咐我，可以了解一下他的生活情况，千万不要刺激他，因为留下来还大有用途。
我到江津去看陈独秀，都是由稽查所长李杰川陪我一同去。除了解我的身份后，一谈便是一两小时。他认为共产党应当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活动。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中国共产党不可能独立活动，应当依附于国民党。他特别对蒋介石称赞备至，认为没有这样一个人来领导全国抗日，中国只有亡于日本。陈的这些话，我当时都感到奇怪。江津有一个从安徽迁到后方的中学，那中学的教职员也有些人常去听他谈话。他的确对这些人起了不少麻痹作用，毋怪他能得到反动派和特务们的嘉奖。
我第二次和陈独秀谈话时，他更劲头十足地大肆批评共产党的领导人，好像只有他才有资格领导中国共产党，其余的没有一个是对的。他说的话，对许多和我一样顽固的人，是很感兴趣的。我每次把他和我所谈的话向戴笠反映时，戴也称赞他是共产党中最明大体的杰出人材。由于这些原因，他在江津的几年中，经常有不少国民党官员去探访他，每个和他谈过话的人都对他印象很好。
在国共合作的抗战期间，稽查处秉承蒋介石的意图，坚决执行反共政策。虽然当时对公开在重庆的共产党员不敢逮捕，但对一些从事地下活动的党员，几年来一直是尽全力搜捕的。稽查处遇到办共产党的案件时，总是特别紧张，全力以赴。一次，南川稽查所所长程传洛，密报有一个共产党员混在南川空军某机械厂工作，被发觉解职，但仍在南川活动。于是，副督察长刘国宪立刻带领六七名特务于夜间前往捕回，略加讯问即解送军统局处理。涪陵稽查所长胥ＸＸ（后改名胥ＸＸ）曾破获共产党案两起。在被捕者中有个女教员姓傅，是司徒雷登的秘书ＸＸＸ的胞妹，被胥奸污后与之结婚。当时戴笠早有明令，在抗战期间禁止特务结婚，不少军统分子因触犯禁令而被判徒刑，而胥却独得允许。原因是他能使一个女共产党员公开脱党，不但可以将功抵罪，而且应当奖励。在重庆市区内，先后在储奇门码头、江北寸滩等处，逮捕的共产党员有五六起，都是立刻解送军统局。民主人士被捕也不少。南岸文峰塔下被秘密逮捕的一个民主人士（姓名已忘），在稽查处被特务们打得周身青肿后才被送到军统局。
稽查处除了反共反人民外，另一重要任务是保护四大家族和国民党的达官贵人。
陶一珊当处长时，知道蒋介石经常从重庆乘汽艇去南岸，他除了经常派有稽查员在蒋介石专用的轮渡码头去暗中保护外，还常亲自前往执行这一任务。有次蒋介石在敌机夜袭时匆匆过江，他便跑到码头上指挥布置戒备。孔祥熙在南温泉虎啸口山顶上有座别墅，经常在那里举行宴会舞会，南岸稽查所便特地在那里设一个哨担任警卫。
那时孔家的副官、便衣警卫、汽车司机等，都佩带有一个“虫（无上一横）”字证章，抬轿的轿夫则在背心上有一个蓝地白字碗大的“虫（无上一横）”字，使人一见就知道是孔庸之（孔祥熙）家的家丁。这群如狼似虎的仆从们，依仗主人势力横行不法，动辄打人骂人。有的游人不知道那个风景幽美的名胜地区住有一位这样的国戚皇亲，往往爱在那里拍照片。这些仆从发觉之后，会立刻命令将所拍的底片全部曝光，甚至加以打骂。有次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宋希濂，虽然全付戎装佩带中将领章，和几个高级军官一道在那里拍照，也被他们制止，并因此发生争吵。
有的游人常被这些仆从指为汉奸，说是偷拍轰炸目标，除打骂之外，还要关押起来。这个稽查哨是这些豪门的鹰犬，随意欺压人民群众，只要是孔家送去的人，不管有没有不轨行为都不由分说收押起来。孔祥熙的第二个女儿有几次举行舞会招待美军，正遇天旱，花溪水少，南温泉的一座小水力发电站所发电力不足，她便命令将镇上所有商店住户用电的电路关闭，把全部电力引到她家中去。这些装电灯的人家被迫停电，而山头上孔家却灯火辉煌。有人知道是孔家举行舞会，便背地里大骂孔二小姐。有的被这些仆从们听到，便不由分说抓起送到稽查哨。那天我正在南温泉休假，哨长张中恒来请示，说孔家送来几个人要他送重庆关起来，问我怎么办？我想，连我们处长都得听孔家的话，我不能给处长添麻烦，便说当晚无车押送，稽查哨又关不下，可不可以当场给他们处分一下以资警告，以免再乱说。张中恒去问了孔祥熙的侍卫长，得到他的同意，由张每人打一顿手心开释。这些被打的人心中虽然气愤，却知道这是从轻发落，因为送到城里就不知要受到什么处分了。
当时稽查处的特务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但对豪门权贵却又得卑躬屈膝。
我亲眼见到陶一珊对孔令俊（即孔二小姐）的那一幕丑剧，至今未忘。有一天陶亲自开车，于夜间带着我和几个稽查员去白市驿飞机场处理紧急案件。我们的车经山洞附近时，对面开来一辆轿车不关车前大灯，一直向我们的车迎面直闯。陶一再用开灯熄灯向其示意，对面的车也不理会。陶一惯横行霸道，开车一向不肯让人，遇到这种情况，他自然不服气，也立刻把大灯开亮逼着过去。两车紧紧顶在一起之后，陶立刻跳下车去想训对方一顿。我坐在车前看得很清楚，对方开车的是一个身着男人服装、歪戴着帽子的年轻人，听到说话才知道是个女人。她把头微微仰着，用一种极傲慢的口气向着陶说：“我道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敢这样，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将！”陶听了气得面红耳赤，正待发作，恰好重庆警察局长唐毅的车子也赶来停在旁边，唐跳下车立刻恭恭敬敬地向她敬了一个军礼，并马上向陶介绍，“这是孔二小姐！”她哼了一声便问唐：“这家伙是什么人？”经唐向她说明后，她竟用命令一样的口吻向唐说：“今天我还有事，来不及问他，明天你带他来见我！”陶回到车边，口中虽然硬了两句，经唐劝他快让路，他便和我换了个位置，要我开车。
他坐在我旁边，一路上一语不发。当时我们的确都不认识这个臭名远扬的人，因她刚从香港到重庆不久。第二天，唐果然来邀陶一道去向她赔礼。事后虽然不少人骂陶是“软骨头”，但他回来后却若无其事。
一九四一年秋间，敌机经常轰炸重庆，有一天天刚亮，我起了床，军统第二号大头目郑介民冒雨来到稽查处，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来交给我，说：“现在居然有人写信去骂夫人（宋美龄）。夫人看了大发脾气，限你们三天破案，对写这信的人一定要逮捕起来严办！”我当然答应遵命办理。
郑介民走了以后，我立刻找人来研究。原来这是一封匿名信，大意说：他是一个小商人，捐过几次航空救国捐，希望政府买飞机抵抗日本。听说买来的飞机破烂不堪已不能用，钱都是主要负责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进了腰包，以致弄得敌机天天来没有法子抵抗。他经营多年的一家小商店也被炸光，儿女也被炸死，非常痛恨，所以写这封信出出自己的怨气。
这封信不知怎么落到宋美龄手中，她竟下令把写信的人抓起来严办。我们仔细研究以后，认为黄家垭口一家被炸的商店老板嫌疑很大，只是他家被炸后搬到什么地方弄不清楚，经过半天的搜查，便抓到有关的四个人。以后经几次刑讯与查对笔迹，完全证明是他们写的。他们写那信的原因很简单，确如信中所写，出于气愤。
三天期限未满，郑介民亲自跑来问了两次。他很高兴地把这一结果向宋美龄去回复，宋指示一定要严办。卫戍总部军法处把其中一个写信的判了十五年徒刑，其余三个也以同谋罪判了轻一点的刑。由于稽查处说明这是“奉蒋夫人亲自交办”的案子，所以判得很快。结案以后，有天郑介民带我去见宋美龄，向她报告办理与判处徒刑的经过。她听了很高兴，立刻拿出一对派克金笔给我，算是办理这案的赏赐。
四个人的徒刑，十多年的冤狱，换得一对水笔和几句奖励。这足以说明特务们是如何忠心耿耿地为豪门充当鹰犬！
稽查处一成立就以肃清重庆的汉奸作为幌子，每个处长上任也公开指明这是第一任务。但几年间，不但没有逮捕过一个真正汉奸，而且暗中却在保护汉奸，甚至由汉奸特务来当副处长和处长。陶一珊任处长时期的副处长，以后继陶而任处长的廖公劭，以及廖任处长时保荐的主任秘书叶燕苏，都是有名的汉奸。廖公劭是汪精卫政府政治保卫局华南局的局长，他的叔叔廖越万是汪伪政治保卫局杭州局嘉兴支局局长，父亲廖家驹、弟弟廖公助，也都是在汪伪政府中做官，真是满门汉奸，却得到戴笠的信任，要他来负责战时陪都的治安工作。最为一般人不理解的，是廖公劭任处长时推荐任过汉奸县长的叶燕荪当主任秘书。当时戴笠对廖的信任，远远超过了对陶，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异常奇怪了。
我任督察长时，廖刚到重庆，便接何龙庆任副处长。他经常陪着一些操江浙口音的奇怪客人去见戴笠。最初陶一珊还疑心是在捣他的鬼，想抢处长当，以后廖当了处长，我当副处长，他还是经常与一些鬼鬼祟祟的客人去见戴笠和毛人凤，这才使我感到有点奇怪。以后我调进军统局当总务处长，有机会去招待这类怪客，才知道他们原来是从南京上海等地来的，都是任援道、周佛海等大汉奸派遣的代表们。
这些不折不扣的汉奸能在稽查处长的陪伴下去见戴笠，那又有谁敢去动他们一下！所以抗战几年，重庆军警林立，特务遍地，而从来没有破获过一个真正汉奸机关。
问题很清楚：不是重庆没有汉奸，而是汉奸来到重庆却是治安当局的贵宾，自然没有人能去抓他，可是当时每天却也抓到一些所谓汉奸嫌疑者。说来真是可笑，当敌机轰炸时，偶尔有人因为感到躲的地方不安全想换一个地方，便在寂静无人的街道上匆匆跑过，如被军警或特务挡住了，身上搜出了被认为带嫌疑的东西，便难免吃一顿官司，每每弄得有冤无处伸。据说用镜子利用阳光向上空照射，便可指示敌机轰炸目标。根据这一条，如人证俱获，则有口难分；加上屈打成招，最后只能军法从事。治安当局可借此向上级请奖，向老百姓表功，他们又杀了一个“汉奸”！还有些人在夜间躲警报，时间久了，敌机又没有来，便偷偷地抽一口香烟，这也会被诬作汉奸指示目标的铁证。总之，一些不留心的行动和语言，以及无意中带了点犯忌讳的东西，都随时随地有被指为汉奸的危险。否则在战时的陪都，那么多的军警特务，不抓到几个“汉奸”，那又怎能交代！所以一些糊里糊涂的替死鬼，一直到临刑都在大叫冤枉，而那些真正汉奸，却正在权贵的朱门中酒酣耳热，举杯痛饮。
我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也曾去找一些空军朋友们问过。他们认为白天举烟，夜间点火，的确可以指示轰炸目标；但一面刮脸用的小镜子的反光，或一支香烟的火光，在高空的轰炸机上的确很不容易看清楚。但是部下辛辛苦苦抓来的“汉奸”，上级天天要找的替死鬼，明知是冤枉，也只好动刑逼供，谁也不敢冒着自己的前途来讲一句公道话。
记得有一次一对从江南逃到重庆的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小孩在南岸铜元局兵工厂附近乱坟堆里躲警报，因随身带的一个热水瓶不慎打破，小孩拿着打破的水瓶胆在玩，阳光照在破水瓶胆上，发出了一道道白光。恰巧这次敌机在这个兵工厂附近投了几颗炸弹，南岸稽查所的特务也躲在附近。他们到处搜寻，发现这对夫妇身边有这些发光物，便不由分说断定他们在给敌机指示目标。特别是当他们进行搜查时，又发现小孩颈上有一根红头绳穿着三个铜钱挂在胸间，这一下他们认为是人证俱获。
当所长曹万道把这三人解送到稽查处时，这个女的再三解释小孩身上带铜钱完全是家乡一种迷信，而热水瓶打破的确是无心，也没有料到敌机会到那里轰炸。但是南岸所的特务硬说亲见他们在敌机飞临上空时才把水瓶打破，以水瓶胆当镜子指示敌机炸兵工厂，而且已承认了这一事实（其实是屈打成招）。不久，卫戍总部打电话来查询，因为这一类案件军统局不要，我只好根据南岸所的报告将这三个人解到总司令部去。不到十天，这对夫妇就被加以汉奸罪名而枪决了。在那几年里，不知多少人被糊里糊涂的枪毙掉。
可是又有另一种情况。特务们在三斗坪前线发现一个可疑的人，由湖北方面一直跟踪到重庆，这人名叫江ＸＸ，是汉口一家很大南货点心店江裕霞的少老板，他受日本人派遣到重庆活动。但他一到重庆，马上去见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稽查处的特务看到这一情况，立刻解除了对他的监视，而让他自由自在地在重庆活动，再也没有人敢去碰他一下。
由于在反共方面表现不力，戴笠经常要找稽查处的人去训斥一顿。当时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无法制止《新华日报》在重庆发行。蒋介石对这张报纸恨之入骨，一直希望通过用特务手段来限制这张报在群众中发生力量。戴笠每次找我们去谈这个问题时，我们几个人总是面面相觑，无词以对。他便骂我们是饭桶，不尽心尽力去完成“领袖”交给的任务。
其实，稽查处从稽查员到处长，莫不把这张报看成“大仇”。每次我们指使一些稽查员运用他们的助手们，对报童殴打一次之后，总以为第二天会看不到再有报送来，可是第二天一走进办公室首先就看到它。因为它发行比别的报纸都早，又是单独有专人送，稽查处看别的报几乎都是送阅不用花钱，只有这份报是花钱订的，科长以上都有一份。有一次，陶一珊在戴笠面前夸口，说已经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不使它再在重庆市露面。原来，他是叫稽查员分别在各要道路口带着一群流氓打手除照常殴打报童外，还把报童手上的报纸全部抢走。可是，当他正在打电话向戴笠报告时，而传达兵却把报拿了进来。他气得对这个传达兵连打带踢地赶了出去。电话刚搁下，戴笠的电话马上来了，陶一珊的脸色立刻变成惨白。我正在他旁边，他便轻声叫我去接，说他刚出去。我接了戴的电话，果然是在他那里也发生同样情况，仍旧收到了当天的那份报纸，不过比平日迟了一些。戴笠在电话中的责骂声很大，陶坐在旁边几乎发起抖来。最后，戴还是叫我们去他那里，当面又严厉训上一顿。
一九四二年，戴笠感到这个处在重庆方面的力量还不够雄厚，又在这个处下成立一个侦察大队，派王会云为大队长，刘耀为副大队长，强占民生路一家旅馆作为大队部。这个大队有二百多人。大部系由军统调去，少数则由稽查处特务介绍。
戴笠成立这个大队的目的是害怕重庆方面发生暴动，没有力量镇压。因为稽查处遇有紧急情况时，全部出动也不过二百多人，这个大队名为侦察，实际上大部分人员等在队部里整装待命，只有小部分出去活动，夜间经常保持能随时出动一百人左右。戴笠经常打电话来问能马上集合多少人，我们以为有什么紧急事，结果他只是查问一下。当时他经常提心吊胆，生怕重庆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示威游行一类的事情，会来不及对付。这是在大队成立之前，他亲自向我和陶一珊讲得清清楚楚的。但以后在军统的纪念周上，他却说得非常好听，是怕日本人趁空袭时大家躲进了防空洞，而派空降部队占领重庆，所以要这个队的人随时准备应付这类非常事件。
这个大队的队员，每人都配发有一支很好的手枪，并叫他们经常练习实弹射击。
以后戴笠又规定每天要轮流派人到市区去秘密巡查，特别是遇到有群众集会的时候，更要大批出动，暗中进行监视。戴笠总是感到在重庆的特务还是太少，按照他的意思，这个大队应当扩充到三百多人。因为选择人员的条件较严，不敢随便找人，而军统训练班训练出的学生每年虽有几千，还是不够使用，所以一直没有足额过。
在国共合作的抗战期间，稽查处秉承蒋介石的意图，坚决执行反共政策。虽然当时对公开在重庆的共产党员不敢逮捕，但对一些从事地下活动的党员，几年来一直是尽全力搜捕的。稽查处遇到办共产党的案件时，总是特别紧张，全力以赴。一次，南川稽查所所长程传洛，密报有一个共产党员混在南川空军某机械厂工作，被发觉解职，但仍在南川活动。于是，副督察长刘国宪立刻带领六七名特务于夜间前往捕回，略加讯问即解送军统局处理。涪陵稽查所长胥ＸＸ（后改名胥ＸＸ）曾破获共产党案两起。在被捕者中有个女教员姓傅，是司徒雷登的秘书ＸＸＸ的胞妹，被胥奸污后与之结婚。当时戴笠早有明令，在抗战期间禁止特务结婚，不少军统分子因触犯禁令而被判徒刑，而胥却独得允许。原因是他能使一个女共产党员公开脱党，不但可以将功抵罪，而且应当奖励。在重庆市区内，先后在储奇门码头、江北寸滩等处，逮捕的共产党员有五六起，都是立刻解送军统局。民主人士被捕也不少。南岸文峰塔下被秘密逮捕的一个民主人士（姓名已忘），在稽查处被特务们打得周身青肿后才被送到军统局。
稽查处除了反共反人民外，另一重要任务是保护四大家族和国民党的达官贵人。
陶一珊当处长时，知道蒋介石经常从重庆乘汽艇去南岸，他除了经常派有稽查员在蒋介石专用的轮渡码头去暗中保护外，还常亲自前往执行这一任务。有次蒋介石在敌机夜袭时匆匆过江，他便跑到码头上指挥布置戒备。孔祥熙在南温泉虎啸口山顶上有座别墅，经常在那里举行宴会舞会，南岸稽查所便特地在那里设一个哨担任警卫。
那时孔家的副官、便衣警卫、汽车司机等，都佩带有一个“虫（无上一横）”字证章，抬轿的轿夫则在背心上有一个蓝地白字碗大的“虫（无上一横）”字，使人一见就知道是孔庸之（孔祥熙）家的家丁。这群如狼似虎的仆从们，依仗主人势力横行不法，动辄打人骂人。有的游人不知道那个风景幽美的名胜地区住有一位这样的国戚皇亲，往往爱在那里拍照片。这些仆从发觉之后，会立刻命令将所拍的底片全部曝光，甚至加以打骂。有次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宋希濂，虽然全付戎装佩带中将领章，和几个高级军官一道在那里拍照，也被他们制止，并因此发生争吵。
有的游人常被这些仆从指为汉奸，说是偷拍轰炸目标，除打骂之外，还要关押起来。这个稽查哨是这些豪门的鹰犬，随意欺压人民群众，只要是孔家送去的人，不管有没有不轨行为都不由分说收押起来。孔祥熙的第二个女儿有几次举行舞会招待美军，正遇天旱，花溪水少，南温泉的一座小水力发电站所发电力不足，她便命令将镇上所有商店住户用电的电路关闭，把全部电力引到她家中去。这些装电灯的人家被迫停电，而山头上孔家却灯火辉煌。有人知道是孔家举行舞会，便背地里大骂孔二小姐。有的被这些仆从们听到，便不由分说抓起送到稽查哨。那天我正在南温泉休假，哨长张中恒来请示，说孔家送来几个人要他送重庆关起来，问我怎么办？我想，连我们处长都得听孔家的话，我不能给处长添麻烦，便说当晚无车押送，稽查哨又关不下，可不可以当场给他们处分一下以资警告，以免再乱说。张中恒去问了孔祥熙的侍卫长，得到他的同意，由张每人打一顿手心开释。这些被打的人心中虽然气愤，却知道这是从轻发落，因为送到城里就不知要受到什么处分了。
当时稽查处的特务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但对豪门权贵却又得卑躬屈膝。
我亲眼见到陶一珊对孔令俊（即孔二小姐）的那一幕丑剧，至今未忘。有一天陶亲自开车，于夜间带着我和几个稽查员去白市驿飞机场处理紧急案件。我们的车经山洞附近时，对面开来一辆轿车不关车前大灯，一直向我们的车迎面直闯。陶一再用开灯熄灯向其示意，对面的车也不理会。陶一惯横行霸道，开车一向不肯让人，遇到这种情况，他自然不服气，也立刻把大灯开亮逼着过去。两车紧紧顶在一起之后，陶立刻跳下车去想训对方一顿。我坐在车前看得很清楚，对方开车的是一个身着男人服装、歪戴着帽子的年轻人，听到说话才知道是个女人。她把头微微仰着，用一种极傲慢的口气向着陶说：“我道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敢这样，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将！”陶听了气得面红耳赤，正待发作，恰好重庆警察局长唐毅的车子也赶来停在旁边，唐跳下车立刻恭恭敬敬地向她敬了一个军礼，并马上向陶介绍，“这是孔二小姐！”她哼了一声便问唐：“这家伙是什么人？”经唐向她说明后，她竟用命令一样的口吻向唐说：“今天我还有事，来不及问他，明天你带他来见我！”陶回到车边，口中虽然硬了两句，经唐劝他快让路，他便和我换了个位置，要我开车。
他坐在我旁边，一路上一语不发。当时我们的确都不认识这个臭名远扬的人，因她刚从香港到重庆不久。第二天，唐果然来邀陶一道去向她赔礼。事后虽然不少人骂陶是“软骨头”，但他回来后却若无其事。
一九四一年秋间，敌机经常轰炸重庆，有一天天刚亮，我起了床，军统第二号大头目郑介民冒雨来到稽查处，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来交给我，说：“现在居然有人写信去骂夫人（宋美龄）。夫人看了大发脾气，限你们三天破案，对写这信的人一定要逮捕起来严办！”我当然答应遵命办理。
郑介民走了以后，我立刻找人来研究。原来这是一封匿名信，大意说：他是一个小商人，捐过几次航空救国捐，希望政府买飞机抵抗日本。听说买来的飞机破烂不堪已不能用，钱都是主要负责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进了腰包，以致弄得敌机天天来没有法子抵抗。他经营多年的一家小商店也被炸光，儿女也被炸死，非常痛恨，所以写这封信出出自己的怨气。
这封信不知怎么落到宋美龄手中，她竟下令把写信的人抓起来严办。我们仔细研究以后，认为黄家垭口一家被炸的商店老板嫌疑很大，只是他家被炸后搬到什么地方弄不清楚，经过半天的搜查，便抓到有关的四个人。以后经几次刑讯与查对笔迹，完全证明是他们写的。他们写那信的原因很简单，确如信中所写，出于气愤。
三天期限未满，郑介民亲自跑来问了两次。他很高兴地把这一结果向宋美龄去回复，宋指示一定要严办。卫戍总部军法处把其中一个写信的判了十五年徒刑，其余三个也以同谋罪判了轻一点的刑。由于稽查处说明这是“奉蒋夫人亲自交办”的案子，所以判得很快。结案以后，有天郑介民带我去见宋美龄，向她报告办理与判处徒刑的经过。她听了很高兴，立刻拿出一对派克金笔给我，算是办理这案的赏赐。
四个人的徒刑，十多年的冤狱，换得一对水笔和几句奖励。这足以说明特务们是如何忠心耿耿地为豪门充当鹰犬！
稽查处一成立就以肃清重庆的汉奸作为幌子，每个处长上任也公开指明这是第一任务。但几年间，不但没有逮捕过一个真正汉奸，而且暗中却在保护汉奸，甚至由汉奸特务来当副处长和处长。陶一珊任处长时期的副处长，以后继陶而任处长的廖公劭，以及廖任处长时保荐的主任秘书叶燕苏，都是有名的汉奸。廖公劭是汪精卫政府政治保卫局华南局的局长，他的叔叔廖越万是汪伪政治保卫局杭州局嘉兴支局局长，父亲廖家驹、弟弟廖公助，也都是在汪伪政府中做官，真是满门汉奸，却得到戴笠的信任，要他来负责战时陪都的治安工作。最为一般人不理解的，是廖公劭任处长时推荐任过汉奸县长的叶燕荪当主任秘书。当时戴笠对廖的信任，远远超过了对陶，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异常奇怪了。
我任督察长时，廖刚到重庆，便接何龙庆任副处长。他经常陪着一些操江浙口音的奇怪客人去见戴笠。最初陶一珊还疑心是在捣他的鬼，想抢处长当，以后廖当了处长，我当副处长，他还是经常与一些鬼鬼祟祟的客人去见戴笠和毛人凤，这才使我感到有点奇怪。以后我调进军统局当总务处长，有机会去招待这类怪客，才知道他们原来是从南京上海等地来的，都是任援道、周佛海等大汉奸派遣的代表们。
这些不折不扣的汉奸能在稽查处长的陪伴下去见戴笠，那又有谁敢去动他们一下！所以抗战几年，重庆军警林立，特务遍地，而从来没有破获过一个真正汉奸机关。
问题很清楚：不是重庆没有汉奸，而是汉奸来到重庆却是治安当局的贵宾，自然没有人能去抓他，可是当时每天却也抓到一些所谓汉奸嫌疑者。说来真是可笑，当敌机轰炸时，偶尔有人因为感到躲的地方不安全想换一个地方，便在寂静无人的街道上匆匆跑过，如被军警或特务挡住了，身上搜出了被认为带嫌疑的东西，便难免吃一顿官司，每每弄得有冤无处伸。据说用镜子利用阳光向上空照射，便可指示敌机轰炸目标。根据这一条，如人证俱获，则有口难分；加上屈打成招，最后只能军法从事。治安当局可借此向上级请奖，向老百姓表功，他们又杀了一个“汉奸”！还有些人在夜间躲警报，时间久了，敌机又没有来，便偷偷地抽一口香烟，这也会被诬作汉奸指示目标的铁证。总之，一些不留心的行动和语言，以及无意中带了点犯忌讳的东西，都随时随地有被指为汉奸的危险。否则在战时的陪都，那么多的军警特务，不抓到几个“汉奸”，那又怎能交代！所以一些糊里糊涂的替死鬼，一直到临刑都在大叫冤枉，而那些真正汉奸，却正在权贵的朱门中酒酣耳热，举杯痛饮。
我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也曾去找一些空军朋友们问过。他们认为白天举烟，夜间点火，的确可以指示轰炸目标；但一面刮脸用的小镜子的反光，或一支香烟的火光，在高空的轰炸机上的确很不容易看清楚。但是部下辛辛苦苦抓来的“汉奸”，上级天天要找的替死鬼，明知是冤枉，也只好动刑逼供，谁也不敢冒着自己的前途来讲一句公道话。
记得有一次一对从江南逃到重庆的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小孩在南岸铜元局兵工厂附近乱坟堆里躲警报，因随身带的一个热水瓶不慎打破，小孩拿着打破的水瓶胆在玩，阳光照在破水瓶胆上，发出了一道道白光。恰巧这次敌机在这个兵工厂附近投了几颗炸弹，南岸稽查所的特务也躲在附近。他们到处搜寻，发现这对夫妇身边有这些发光物，便不由分说断定他们在给敌机指示目标。特别是当他们进行搜查时，又发现小孩颈上有一根红头绳穿着三个铜钱挂在胸间，这一下他们认为是人证俱获。
当所长曹万道把这三人解送到稽查处时，这个女的再三解释小孩身上带铜钱完全是家乡一种迷信，而热水瓶打破的确是无心，也没有料到敌机会到那里轰炸。但是南岸所的特务硬说亲见他们在敌机飞临上空时才把水瓶打破，以水瓶胆当镜子指示敌机炸兵工厂，而且已承认了这一事实（其实是屈打成招）。不久，卫戍总部打电话来查询，因为这一类案件军统局不要，我只好根据南岸所的报告将这三个人解到总司令部去。不到十天，这对夫妇就被加以汉奸罪名而枪决了。在那几年里，不知多少人被糊里糊涂的枪毙掉。
可是又有另一种情况。特务们在三斗坪前线发现一个可疑的人，由湖北方面一直跟踪到重庆，这人名叫江ＸＸ，是汉口一家很大南货点心店江裕霞的少老板，他受日本人派遣到重庆活动。但他一到重庆，马上去见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稽查处的特务看到这一情况，立刻解除了对他的监视，而让他自由自在地在重庆活动，再也没有人敢去碰他一下。
由于在反共方面表现不力，戴笠经常要找稽查处的人去训斥一顿。当时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无法制止《新华日报》在重庆发行。蒋介石对这张报纸恨之入骨，一直希望通过用特务手段来限制这张报在群众中发生力量。戴笠每次找我们去谈这个问题时，我们几个人总是面面相觑，无词以对。他便骂我们是饭桶，不尽心尽力去完成“领袖”交给的任务。
其实，稽查处从稽查员到处长，莫不把这张报看成“大仇”。每次我们指使一些稽查员运用他们的助手们，对报童殴打一次之后，总以为第二天会看不到再有报送来，可是第二天一走进办公室首先就看到它。因为它发行比别的报纸都早，又是单独有专人送，稽查处看别的报几乎都是送阅不用花钱，只有这份报是花钱订的，科长以上都有一份。有一次，陶一珊在戴笠面前夸口，说已经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不使它再在重庆市露面。原来，他是叫稽查员分别在各要道路口带着一群流氓打手除照常殴打报童外，还把报童手上的报纸全部抢走。可是，当他正在打电话向戴笠报告时，而传达兵却把报拿了进来。他气得对这个传达兵连打带踢地赶了出去。电话刚搁下，戴笠的电话马上来了，陶一珊的脸色立刻变成惨白。我正在他旁边，他便轻声叫我去接，说他刚出去。我接了戴的电话，果然是在他那里也发生同样情况，仍旧收到了当天的那份报纸，不过比平日迟了一些。戴笠在电话中的责骂声很大，陶坐在旁边几乎发起抖来。最后，戴还是叫我们去他那里，当面又严厉训上一顿。
一九四二年，戴笠感到这个处在重庆方面的力量还不够雄厚，又在这个处下成立一个侦察大队，派王会云为大队长，刘耀为副大队长，强占民生路一家旅馆作为大队部。这个大队有二百多人。大部系由军统调去，少数则由稽查处特务介绍。
戴笠成立这个大队的目的是害怕重庆方面发生暴动，没有力量镇压。因为稽查处遇有紧急情况时，全部出动也不过二百多人，这个大队名为侦察，实际上大部分人员等在队部里整装待命，只有小部分出去活动，夜间经常保持能随时出动一百人左右。戴笠经常打电话来问能马上集合多少人，我们以为有什么紧急事，结果他只是查问一下。当时他经常提心吊胆，生怕重庆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示威游行一类的事情，会来不及对付。这是在大队成立之前，他亲自向我和陶一珊讲得清清楚楚的。但以后在军统的纪念周上，他却说得非常好听，是怕日本人趁空袭时大家躲进了防空洞，而派空降部队占领重庆，所以要这个队的人随时准备应付这类非常事件。
这个大队的队员，每人都配发有一支很好的手枪，并叫他们经常练习实弹射击。
以后戴笠又规定每天要轮流派人到市区去秘密巡查，特别是遇到有群众集会的时候，更要大批出动，暗中进行监视。戴笠总是感到在重庆的特务还是太少，按照他的意思，这个大队应当扩充到三百多人。因为选择人员的条件较严，不敢随便找人，而军统训练班训练出的学生每年虽有几千，还是不够使用，所以一直没有足额过。
重庆市警案局侦缉大队
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系一九四一年十月间，由该局侦缉队扩充而成。戴笠调我任侦缉大队的大队长时，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警察局局长唐毅，说明我过去曾经当过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这次调重庆接替原任队长蒲岗的职务，希望把侦缉队扩充为大队，以加强重庆市的侦缉工作。唐接到这封信后，马上对我表示，既然戴笠决定把侦缉队改为侦缉大队，他一定遵照办理，立刻去请求改变原有编制。当时主管全国警察工作的内政部警政司司长澧裕昆，是军统特务，这个司也由军统所掌握，戴在写信给唐的同时，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澧，说明他要改变这一制度，澧在电话中是诺诺连声遵命办理。所以唐毅的报告经重庆市政府转上去以后，不到一星期，我就接到了担任大队长的委令。这在当时反动政府中办事的效率可说是最高的了，同时也说明只要是戴笠决定了的问题，立刻可以将编制改变。
我去接事的时候，真是别开生面。蒲岗和我办正式交接手续竟不在他的办公室，而是在夫子池来龙巷侦缉队大门口一家茶馆里。这家茶馆是侦缉队一个退职的队员所开设，蒲岗和他的许多分队长等每天都在这个茶馆中去碰头。几个最好的座位是固定保留给这批人的。平日虽然空着也不卖茶给别的客人，好随时让他们去坐。由于这家茶馆设在侦缉队门口，老板又是过去侦缉队队员，每天去的又都是这个队的负责人，因此，这里便成为和侦缉队“谈生意”的最好地方。这个老板便成为他们的中间人，所以他并不以卖茶为主要收入，而是靠经营“副业”来分肥发财。因为侦缉队由军统控制后，警察局长不论是军统的徐中齐或非军统的唐毅，都不过问这个单位的工作。
抗战时期的重庆警察局局长人选很有趣，徐中齐和唐毅每人都当了两任，徐下台交与唐，唐下台又交与徐，徐再下台仍旧交与唐，好像除了他们就找不出第三个。
其实内幕很简单，当时逐鹿者虽大有人在，却一直没有轮到。原因是徐为军统，除得到戴的支持，还直接走蒋介石路线，特别是对孔祥熙巴结，极力讨好孔的第二个女儿孔令俊。而唐虽非军统，却一向接近戴笠，又得到四川军阀王瓒绪的支持，并和徐一样走蒋孔路线，因此能一任再任。他们每次走马换将，除了自己带一个主任秘书外，像督察处长、司法科长、侦缉队长等都是戴笠所派，谁都不敢去动。
侦缉队却又不是军统局全部掌握，而是军统渝特区运用，队长及以后的大队长都是兼渝特区的组长，专替渝特区做社会情报和担任行动工作。只有像监视中共办事处、《新华日报》等工作时，军统才统一布置。所以这个侦缉队便可钻空子，任意逮捕人，而进行敲诈勒索。这个茶馆就成为讲条件，一手交钱一手放人的地方。
我去接事时，蒲岗站在门口向我招呼，我还误会他很客气跑到门口等我。当他把我拉进茶馆坐下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当时感到在那种场合谈话太不方便，他才同意到他的办公室去，把队里的一些负责人向我作介绍。
侦缉队内部原来的编制很简单，除副队长沈夕峰外，只有一个书记和几个司书、事务员，书记包办一切，连审讯都担任。不过一般审讯都是由分队长自己抓人自己问，书记便记录一下口供签一个处理意见。档案是乱七八糟。我初去看到那些分队长审问小偷扒手时，完全用窃盗中惯用的术语同他们谈“内行话”，对方应答如流，最后才谈到案情。当问到他来过多少次，有的马上承认哪几件事是他做的，赃物已如何处理，谈得很干脆，也不推倭，同时毫无惧色。审讯时就像谈家常一样，根本用不着用刑，完全不像审讯，只几分钟就解决了。
有次我试图改变一下方法，用一般常用的审讯方式去审理一个小偷。他连声叫冤，矢口否认他偷了人家东酉，而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如何可怜的老实人。我当然不会相信他，可是却没有办法使他能从实招来，正在弄得下不得台的时候，一个老队员因事来见我，一看到那个自称好人的人，马上就说：“ＸＸ，你怎么又失风了？！”这人听了立刻改变态度，便老实招供，问题即时大白，原来他是一个惯窃，并不曾冤枉他。
我任大队长后，便将侦缉大队进行扩充改组。我考虑到，抗战时陪都所在地的侦缉大队，不应只以作社会情报和管理小偷扒手为满足。我懂得戴笠的心理和军统的要求，只要想得出办法，提出要求，一定能得到支持。当时什么编制和法制问题，我根本没有去考虑。我也不大和副大队长沈夕峰去商量，因为戴笠不信任他，我也对他满不在乎。我完全按照我在上海所搞过的和见过的一套来着手改组，先从大队部开始，请军统局人事室给我一批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当时人事室几乎是临澧班学生所操纵，我是该班教官，对他们很熟识。这一要求马上得到满足，首先成立大队部书记室，以临训班学生邓毅夫为主任，原来的书记王秉钧因非军统，仍暂以他为书记室书记，好让邓慢慢把情况弄熟再撤换他。因为当时军统外勤单位的主管官，要调动一个军统特务，非通过军统局不可，而对非军统则可任意撤换。
我在大队部里新成立督察、司法、总务三个股，分别以临训班学生邵华、李湘、凌峻拔任股长。我还向军统局要求，把局里的警犬室人员和警犬分一部分到大队，以军统局警犬室主任王芝禄兼大队警犬室主任。另外，我向警察局要求，把指纹室分一部分人员到大队来。
对外勤单位我也予以调整。我便把队员中文化程度较高的十多个队员调集起来，成立一个直属队，专门负责搞党政情报，以李樵逸为队长。李当时是重庆大袍哥石孝先的兄弟伙。石所组织领导的袍哥帮会“兰社”，其中不少是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的成员，另有些金融界、商人、律师、医生等。李是“兰社”的管事，社会关系复杂。其他一些队员如张克东等，有的与新闻界有联系，有的与大专学校师生有往来，有的在文化界有朋友。这些人经我在几天内进行了个别谈话后，大致摸清了他们的情况，所以决定把这批人挑选出来，让他们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不再去管理小偷扒手案件，专心从事于军统所需要的党政方面情报搜集的活动。我很清楚，搞这项工作，比其他队员油水要少一些，便在生活待遇上稍许提高一些，并向他们说明做出成绩，可以得到特别奖金或升级，而大队今后分摊奖金等也将特别照顾他们。
我将侦缉队下面的分队一律升为中队，小组升为小队，这样一来，使得各单位的负责人皆大欢喜。为了不使工作脱节，原有的队长基本上不变动，所管辖的地区也不动它。第一中队仍以何玉昆为中队长，负责城区工作。第三队仍以黄俊良为中队长，负责南岸。第四队仍以江如山为中队长，负责江北地区。第五队仍以李文远为中队长，负责化龙桥到沙坪坝、磁器口一带工作。其中只有第二中队改以临训班学生陶思清为中队长，负责下城区。因为在这个区里，除了军统局局本部外，戴笠住在曾家岩，蒋介石住在上清寺，还有中共设在曾家岩的办事处，是当时的重点区，所以要以最亲信的学生去负责。这个地区不但不能出事，还得进一步去做监视中共办事处的工作。第五队当时也是重点区，因有军统磁器口丝厂办事处，以及小龙坎管区的红岩村，都需要特别注意。
我把这一计划亲自写好，直接送与戴笠批示。他看过以后，非常高兴，连连称赞“很好，很好”。他对我请求成立一个专搞党政情报的直属队最为满意。他当时就亲笔写了一封信给警察局长唐毅，要他照我的计划去办。当我向他告辞的时候，他又关照我要先去军统局办一下手续，免得局里不接头。我便索性把他的亲笔信和我的计划一起送给毛人凤，免得我直接去找唐毅。不出三天，一切都照办了。我又跟着拟了一套规章制度，并在大队部门口设立一个告密箱，准许老百姓检举队员在外的不法行为，每天由我亲自去开启。
我自接任以后，便搬到了大队部，因忙于了解工作和人事情况，对进门就看到的一座可容百人的看守所挤满了的犯人，却没有来得及去过问。有天睡到半夜，突然听到一阵哭声和打骂声，我连忙起来一看，原来是看守所内的“老犯人”正在打骂一个很年轻的“小犯人”。这时，看守的队员也赶来向我报告，说这个新来的小犯人不听老犯人的安排才被打骂。他劝我去休息，让他来处理这一问题。
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临时性的看守所中还有什么“老犯人”，因为按照当时的法规，一般刑事犯和违警犯都有一定期限要处理，不应当长期拘留在看守所。
我决定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花了大半夜的时间，总算弄得有点头绪。原来这个看守所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高兴把人关多久就关多久。所谓老犯人者，都是些长期关押的犯人，后来成了看守所的大小牢头。其中一个最老的，竟在里面“住”了两年多，慢慢形成了他的“地位”，成为看守所的头目。他手下还有三个一年左右的小头目，帮他欺压新来的犯人，谁敢不听，便立刻实行打骂或不准吃饭睡觉。
犯人人看守所照例是经过检查，把一切财物搜出来，由队部代为“保管”。有些没有被搜走的东西，这个头目便攫为己有，还不准犯人声张。至于新来犯人家里送来的吃穿等物，照例先得“孝敬”他一半。因此，他住在这里，比当时一般公务员的收入还要高。老犯人得到这个美差并不简单，所以也不打算出去，还百般巴结队里的人员不处理他。他究竟是什么案子被捕，连看守的那个队员也弄不清楚。我叫管档案的人员查案，也无案可稽。我检查这个“老犯人”的行李时，发现他不但有三四条很好的被子，还有一个小皮箱，打开一看，连我都吃惊。他箱子里面不但有一叠叠的现钞，还有美钞、小块黄金和几只手表，七八支金笔，都是从别的犯人那里刮来的。这个老犯人的“家当”，还只是他“孝敬”过看守队员之后留下的东西，因为两年多来进出的犯人有几千，他把犯人的财物搜得干干净净，还能代替看守人员管理犯人。因此，谁也不想把他送走，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他的乐园，可以为所欲为地在这个小天地中横行无忌。
当晚我从近一百人中清出四十多个关了一个月以上未处理的人犯，只将其中十多名因政治嫌疑被捕的留下来继续进行侦讯，而对小偷扒手一类未处理的，连同那个头目、小头目，于第二天一律解送警察局司法科去处理。当时这些政治犯，大多是学生与工人。有的学生在学校中表现积极，说过几句不满国民政府的话，或爱看《新华日报》，说过共产党的好话。有些工人在工厂中吵着物价飞涨工资太低，无法维持一家生活，希望老板增加工资，有的发牢骚骂过反动政府。总之，都是被指为嫌疑重大，但又证据不足。
我对这些人不敢擅自作主轻易处理他们，便去问渝特区。他们也想不出办法，最后是报请军统局派了一个法官来提讯，将其中情节较重的四个学生两个工人带走，其余的仍留下来侦察。我当时不以专门抓小偷扒手为满足，总想能抓到一些共产党员。因此，我对直属队的工作抓得很紧，经常找他们谈话，当面指示他们如何去进行活动。有次得到一个情报，说江北寸滩附近有个小铁工厂里发现有共产党的小组，我连夜带人去搜捕，抓到三个嫌疑很重的工人，从他们家里抄出了几张油印的文件，军统局对此曾予以嘉奖。以后历任大队长对这个队的工作都很重视，工作也逐渐展开，成为军统在重庆的一个情报小单位。
侦缉大队历任大队长除我担任了四个多月外，以后由许忠五、李连福、谈荣章等人担任过。侦缉队的工作，也由过去一向专管偷窃而慢慢变成了搞军统的特务活动，并和稽查处抢着干监视中共在重庆的领导人，做党政情报，从事于对文化界方面的种种活动。
这个侦缉大队的黑幕重重，这里我只简单地谈一下。他们随时滥肆捕人关人。
逮捕政治犯时，把政治犯诬指为小偷抓走；甚至故意带着小偷去指认，说成是同道或曾经收藏过赃物。这样便可以将毫无证据的政治犯很方便地带走，而对那些惯贼，却不去惊动他们。一般人家丢失了东西，无论你怎样向侦缉队请求也不会破案；即令破案，也不可能物归原主。但是有权势的人家被偷，侦缉队便会很快将东西找回来；万一是从下江去的没有在重庆人帮的人偷窃的，侦缉队也会责成其他的盗贼按价赔偿出来。一个小偷只要失风落人过他们手中，便一辈子也翻不了身。
我曾亲自处理过这样一件案子。一个失学青年叫王Ｘ元，从上海逃到重庆后，因投亲不遇，又找不到救济的地方，便铤而走险，在银行区一家商店偷取了一点货物，当场被逮捕交到侦缉队。经一个队员调查，认为是初犯，从轻处理，释放出去。这个青年后来找到了一个小学教员的职务，一天在轮船码头过渡时，正遇上那个抓过他的队员。这个队员邀他到附近一家茶馆，问他最近的“买卖”怎样？这个青年不懂得队员的用意，便说自己不是经商而是在一个小学当教员。这个队员认为他不识抬举，便给他一个耳光，叫他清醒点，并把他衣服给脱下来。这个青年当然不服气，两人吵了起来，队员要把他带走，他也不害怕，两人一直吵到大队部。我派人去他学校调查明白，才由学校具保领去。这时我才清楚，原来一般窃贼，只要被捕过一次，队员认识了他，以后遇到他便向他要钱要东西，如果不答应，随时可以再逮捕他。因为每个队员的口袋里都装满了失窃的案件，只要随便指一件与他，便得吃一场官司。有时他不承认，队员可以教唆另一个窃贼咬定他是同谋，最后也会是非不分，有口难辩。
当时真有本领的大惯贼，队员是不舍得轻易去逮捕他们的，因为留下来可以多分肥，案子越大越多，分得也越多。不是非破不可的案，总是乱抓一些替死鬼来充数。一些初出茅庐被逼铤而走险的，往往最易落网。我在侦缉大队四个多月，看到被捕的窃盗，十之八九是生手，而老手一进门队员就认识，并且马上能指出这是“吃洋火钱”的（掏人腰包如摸火柴一样）、“拣露水钱”的（清晨挨门而人的小偷）、“吃灯花的”（夜晚点灯后去偷的），分门别类，屡试不爽。
侦缉队对赃物的处理，更是黑幕很多。一般老百姓丢失金钱与物品，报案后，侦缉大队部便按地区分到所辖地段的队去侦察破案，总是十有八九如石沉大海。一二幸能破获的，现金是照例七折八扣，多半都追不回，还得照例“自动”（其实是被迫）拿出十分之几作为奖金，才能把失物领去。如果不识相，一毛不拔，便会祸不单行，队员们节外生枝，随时找上门去。有些豪门权贵的家奴，明明主人没有失窃，而是他们故意把东西藏起来，拿着主人的名片到队部报案，限期破获。我最初遇到这样的事，不知如何处置。有一天，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的副官拿着戴的名片见我，说是戴院长客厅里一个古磁瓶被人偷去，要我马上设法破案将原物追回。
我派两个老队员去看过以后，他们回来告诉我，可能是家贼，或者是那个副官故意捣鬼。他们办这类案子有经验，我便交给他们去办。过了几天，这个副官又来催我，经我与那两个老队员研究了以后，由他们直接去和他谈判，结果是花了点钱，便不了了之。以后我到军统当了总务处长，戴笠要我拿着他的信去求戴传贤写几个字，我便有意无意提到他客厅花瓶丢失的事，想讨好他一下，说明我过去给他办过这一案子。不料他听了以后，根本否认有这回事，并指着他会客室的花瓶说，每天都在，从没有丢过。后来他把那个副官找来一问，副官支支吾吾的说有天早上不见过，但中午又发现仍在原处。那时我才相信那两个老队员的确猜得不错，完全是那些豪门的家奴在捣鬼。
当时侦缉大队每天总要抓到几个或十几个偷窃犯，可以搜出不少现金或物品。
军统特务们都懂得这一内幕，许多人经常找我要东西。他们往往先去赃物保管室看上一看，对看上的东西，随便用一个假姓名写个申报表，说自己在什么地点什么时候丢失了那件东西，日期写在破案的前几天。我将这张纸条交下去，由下面的人签上“本案已破获，原物追回，拟予发还”几个字，我再批一个“可”，这件东西就毫不费力地落到特务手中。万一原失主闻风追问起来，我们也可以顶得过去，因为手续齐全，东西的确是“原主”领去。我在侦缉大队四个多月，便搞过这类昧良心的事十多次，大都是军统局的一些科员股长，要去的都是些最好的东西。
侦缉队对缴获小偷扒手的大批赃物，除一部分被特务攫为己有外，经过半年左右没有人来领取，就可作为队里的财物充作奖金或公积金，由队里自行处理，少数的则随案送到警察局司法科。司法科处理的办法也和侦缉队差不多，总是想尽方法来变成自己的。许忠五当大队长半年多，便把侦缉大队旧房屋拆掉，盖了一座二层楼的房子，这笔钱便是从这些赃物中拿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背地里说：“小偷偷了东西要坐牢，侦缉大队用小偷偷来的钱盖房子却受到奖励。”
我任大队长四个多月便调到稽查处当督察长，这次调职说来是很可笑的。因为有一天唐毅在苍坪街的公馆失窃，偷去了鸭绒被和一些衣服，小偷居然偷到了警察局长家里去了。这在当时是闹得满城风雨的大笑话。唐毅打电话找我去谈这件事时，两人都感到很难为情。我便责成第一中队要尽全力破获此案，因为不能采用赔偿办法，非得追回原物不可。我威吓几个分队长，三天不破案便扣押他们。
果然不到三天，原物一件不少追回来了，人也抓来两个。我亲自审讯。这两个小偷都非常失悔，没有弄清楚是局长公馆，说以后再不敢去偷了。我便照新拟定的办法，用一份印好的书面通知单要失主前来认领，办理具领手续。不料通知单送出去后两三天都没有人来，我又补了一个催领通知书。当天下午，唐毅的一个过房儿子气呼呼的跑到我办公室大吵大闹。他认为局长家里丢了东西，不赶紧派人好好送去，还和对一般老百姓一样来一个通知，真太无礼貌，叫我一定要亲自送去才行。
我当时火气正旺，哪里受得了他那一套，自己仗着军统关系，便和他对吵起来。他一看我不服气，便伸手到衣服里面去摸东西，我以为他要掏手枪，也赶紧准备和他来一下，结果他摸出来是竟是一张唐毅的名片，要我看看这是什么人？他可能一贯是用那这张名片吓惯了人的，却不料我会把它摔到地下还踏上一脚。他便将我办公桌掀倒，我也毫不客气的给他几拳，并把他推出门去。他刚一离开，我马上叫人准备办移交，自己立刻跑去见戴笠。戴听完以后，只轻轻责备我几句，当时就决定同意我辞职，要我准备到稽查处去工作。我就这样离开了侦缉大队。可是当时重庆的小报却说我是由于成绩很好被调升的，这真是天晓得！
一年以后，我调到军统局，但我还不忘怀于这个大队的工作。有次我向戴笠提到，除了利用这个队搞政治活动外，还应当加强这个大队在肃清重庆盗窃案件上的作用。他毫不感兴趣的回答我说：“你以为我们要掌握这个机关是专门去替人家抓小偷扒手的吗？”由戴笠的这话来看，当时戴笠要这些公开单位是为了军统工作的方便，而对于市民有好处的事他是不大肯去干的。
这个大队有正式人员一百七八十人，但运用的线索却有近千人之多。军统基本特务在这里的则只有十多人，戴笠是尽力运用这些人替军统工作，却并不想吸收其余的人参加军统组织。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人经他许可，则调到军统举办的短期训练班受训一两个月，使之变成他的学生，才让他们成为军统成员，办理参加组织的手续。其他绝大多数的人，则一直是由军统运用，替军统卖力。
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系一九四一年十月间，由该局侦缉队扩充而成。戴笠调我任侦缉大队的大队长时，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警察局局长唐毅，说明我过去曾经当过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这次调重庆接替原任队长蒲岗的职务，希望把侦缉队扩充为大队，以加强重庆市的侦缉工作。唐接到这封信后，马上对我表示，既然戴笠决定把侦缉队改为侦缉大队，他一定遵照办理，立刻去请求改变原有编制。当时主管全国警察工作的内政部警政司司长澧裕昆，是军统特务，这个司也由军统所掌握，戴在写信给唐的同时，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澧，说明他要改变这一制度，澧在电话中是诺诺连声遵命办理。所以唐毅的报告经重庆市政府转上去以后，不到一星期，我就接到了担任大队长的委令。这在当时反动政府中办事的效率可说是最高的了，同时也说明只要是戴笠决定了的问题，立刻可以将编制改变。
我去接事的时候，真是别开生面。蒲岗和我办正式交接手续竟不在他的办公室，而是在夫子池来龙巷侦缉队大门口一家茶馆里。这家茶馆是侦缉队一个退职的队员所开设，蒲岗和他的许多分队长等每天都在这个茶馆中去碰头。几个最好的座位是固定保留给这批人的。平日虽然空着也不卖茶给别的客人，好随时让他们去坐。由于这家茶馆设在侦缉队门口，老板又是过去侦缉队队员，每天去的又都是这个队的负责人，因此，这里便成为和侦缉队“谈生意”的最好地方。这个老板便成为他们的中间人，所以他并不以卖茶为主要收入，而是靠经营“副业”来分肥发财。因为侦缉队由军统控制后，警察局长不论是军统的徐中齐或非军统的唐毅，都不过问这个单位的工作。
抗战时期的重庆警察局局长人选很有趣，徐中齐和唐毅每人都当了两任，徐下台交与唐，唐下台又交与徐，徐再下台仍旧交与唐，好像除了他们就找不出第三个。
其实内幕很简单，当时逐鹿者虽大有人在，却一直没有轮到。原因是徐为军统，除得到戴的支持，还直接走蒋介石路线，特别是对孔祥熙巴结，极力讨好孔的第二个女儿孔令俊。而唐虽非军统，却一向接近戴笠，又得到四川军阀王瓒绪的支持，并和徐一样走蒋孔路线，因此能一任再任。他们每次走马换将，除了自己带一个主任秘书外，像督察处长、司法科长、侦缉队长等都是戴笠所派，谁都不敢去动。
侦缉队却又不是军统局全部掌握，而是军统渝特区运用，队长及以后的大队长都是兼渝特区的组长，专替渝特区做社会情报和担任行动工作。只有像监视中共办事处、《新华日报》等工作时，军统才统一布置。所以这个侦缉队便可钻空子，任意逮捕人，而进行敲诈勒索。这个茶馆就成为讲条件，一手交钱一手放人的地方。
我去接事时，蒲岗站在门口向我招呼，我还误会他很客气跑到门口等我。当他把我拉进茶馆坐下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当时感到在那种场合谈话太不方便，他才同意到他的办公室去，把队里的一些负责人向我作介绍。
侦缉队内部原来的编制很简单，除副队长沈夕峰外，只有一个书记和几个司书、事务员，书记包办一切，连审讯都担任。不过一般审讯都是由分队长自己抓人自己问，书记便记录一下口供签一个处理意见。档案是乱七八糟。我初去看到那些分队长审问小偷扒手时，完全用窃盗中惯用的术语同他们谈“内行话”，对方应答如流，最后才谈到案情。当问到他来过多少次，有的马上承认哪几件事是他做的，赃物已如何处理，谈得很干脆，也不推倭，同时毫无惧色。审讯时就像谈家常一样，根本用不着用刑，完全不像审讯，只几分钟就解决了。
有次我试图改变一下方法，用一般常用的审讯方式去审理一个小偷。他连声叫冤，矢口否认他偷了人家东酉，而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如何可怜的老实人。我当然不会相信他，可是却没有办法使他能从实招来，正在弄得下不得台的时候，一个老队员因事来见我，一看到那个自称好人的人，马上就说：“ＸＸ，你怎么又失风了？！”这人听了立刻改变态度，便老实招供，问题即时大白，原来他是一个惯窃，并不曾冤枉他。
我任大队长后，便将侦缉大队进行扩充改组。我考虑到，抗战时陪都所在地的侦缉大队，不应只以作社会情报和管理小偷扒手为满足。我懂得戴笠的心理和军统的要求，只要想得出办法，提出要求，一定能得到支持。当时什么编制和法制问题，我根本没有去考虑。我也不大和副大队长沈夕峰去商量，因为戴笠不信任他，我也对他满不在乎。我完全按照我在上海所搞过的和见过的一套来着手改组，先从大队部开始，请军统局人事室给我一批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当时人事室几乎是临澧班学生所操纵，我是该班教官，对他们很熟识。这一要求马上得到满足，首先成立大队部书记室，以临训班学生邓毅夫为主任，原来的书记王秉钧因非军统，仍暂以他为书记室书记，好让邓慢慢把情况弄熟再撤换他。因为当时军统外勤单位的主管官，要调动一个军统特务，非通过军统局不可，而对非军统则可任意撤换。
我在大队部里新成立督察、司法、总务三个股，分别以临训班学生邵华、李湘、凌峻拔任股长。我还向军统局要求，把局里的警犬室人员和警犬分一部分到大队，以军统局警犬室主任王芝禄兼大队警犬室主任。另外，我向警察局要求，把指纹室分一部分人员到大队来。
对外勤单位我也予以调整。我便把队员中文化程度较高的十多个队员调集起来，成立一个直属队，专门负责搞党政情报，以李樵逸为队长。李当时是重庆大袍哥石孝先的兄弟伙。石所组织领导的袍哥帮会“兰社”，其中不少是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的成员，另有些金融界、商人、律师、医生等。李是“兰社”的管事，社会关系复杂。其他一些队员如张克东等，有的与新闻界有联系，有的与大专学校师生有往来，有的在文化界有朋友。这些人经我在几天内进行了个别谈话后，大致摸清了他们的情况，所以决定把这批人挑选出来，让他们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不再去管理小偷扒手案件，专心从事于军统所需要的党政方面情报搜集的活动。我很清楚，搞这项工作，比其他队员油水要少一些，便在生活待遇上稍许提高一些，并向他们说明做出成绩，可以得到特别奖金或升级，而大队今后分摊奖金等也将特别照顾他们。
我将侦缉队下面的分队一律升为中队，小组升为小队，这样一来，使得各单位的负责人皆大欢喜。为了不使工作脱节，原有的队长基本上不变动，所管辖的地区也不动它。第一中队仍以何玉昆为中队长，负责城区工作。第三队仍以黄俊良为中队长，负责南岸。第四队仍以江如山为中队长，负责江北地区。第五队仍以李文远为中队长，负责化龙桥到沙坪坝、磁器口一带工作。其中只有第二中队改以临训班学生陶思清为中队长，负责下城区。因为在这个区里，除了军统局局本部外，戴笠住在曾家岩，蒋介石住在上清寺，还有中共设在曾家岩的办事处，是当时的重点区，所以要以最亲信的学生去负责。这个地区不但不能出事，还得进一步去做监视中共办事处的工作。第五队当时也是重点区，因有军统磁器口丝厂办事处，以及小龙坎管区的红岩村，都需要特别注意。
我把这一计划亲自写好，直接送与戴笠批示。他看过以后，非常高兴，连连称赞“很好，很好”。他对我请求成立一个专搞党政情报的直属队最为满意。他当时就亲笔写了一封信给警察局长唐毅，要他照我的计划去办。当我向他告辞的时候，他又关照我要先去军统局办一下手续，免得局里不接头。我便索性把他的亲笔信和我的计划一起送给毛人凤，免得我直接去找唐毅。不出三天，一切都照办了。我又跟着拟了一套规章制度，并在大队部门口设立一个告密箱，准许老百姓检举队员在外的不法行为，每天由我亲自去开启。
我自接任以后，便搬到了大队部，因忙于了解工作和人事情况，对进门就看到的一座可容百人的看守所挤满了的犯人，却没有来得及去过问。有天睡到半夜，突然听到一阵哭声和打骂声，我连忙起来一看，原来是看守所内的“老犯人”正在打骂一个很年轻的“小犯人”。这时，看守的队员也赶来向我报告，说这个新来的小犯人不听老犯人的安排才被打骂。他劝我去休息，让他来处理这一问题。
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临时性的看守所中还有什么“老犯人”，因为按照当时的法规，一般刑事犯和违警犯都有一定期限要处理，不应当长期拘留在看守所。
我决定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花了大半夜的时间，总算弄得有点头绪。原来这个看守所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高兴把人关多久就关多久。所谓老犯人者，都是些长期关押的犯人，后来成了看守所的大小牢头。其中一个最老的，竟在里面“住”了两年多，慢慢形成了他的“地位”，成为看守所的头目。他手下还有三个一年左右的小头目，帮他欺压新来的犯人，谁敢不听，便立刻实行打骂或不准吃饭睡觉。
犯人人看守所照例是经过检查，把一切财物搜出来，由队部代为“保管”。有些没有被搜走的东西，这个头目便攫为己有，还不准犯人声张。至于新来犯人家里送来的吃穿等物，照例先得“孝敬”他一半。因此，他住在这里，比当时一般公务员的收入还要高。老犯人得到这个美差并不简单，所以也不打算出去，还百般巴结队里的人员不处理他。他究竟是什么案子被捕，连看守的那个队员也弄不清楚。我叫管档案的人员查案，也无案可稽。我检查这个“老犯人”的行李时，发现他不但有三四条很好的被子，还有一个小皮箱，打开一看，连我都吃惊。他箱子里面不但有一叠叠的现钞，还有美钞、小块黄金和几只手表，七八支金笔，都是从别的犯人那里刮来的。这个老犯人的“家当”，还只是他“孝敬”过看守队员之后留下的东西，因为两年多来进出的犯人有几千，他把犯人的财物搜得干干净净，还能代替看守人员管理犯人。因此，谁也不想把他送走，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他的乐园，可以为所欲为地在这个小天地中横行无忌。
当晚我从近一百人中清出四十多个关了一个月以上未处理的人犯，只将其中十多名因政治嫌疑被捕的留下来继续进行侦讯，而对小偷扒手一类未处理的，连同那个头目、小头目，于第二天一律解送警察局司法科去处理。当时这些政治犯，大多是学生与工人。有的学生在学校中表现积极，说过几句不满国民政府的话，或爱看《新华日报》，说过共产党的好话。有些工人在工厂中吵着物价飞涨工资太低，无法维持一家生活，希望老板增加工资，有的发牢骚骂过反动政府。总之，都是被指为嫌疑重大，但又证据不足。
我对这些人不敢擅自作主轻易处理他们，便去问渝特区。他们也想不出办法，最后是报请军统局派了一个法官来提讯，将其中情节较重的四个学生两个工人带走，其余的仍留下来侦察。我当时不以专门抓小偷扒手为满足，总想能抓到一些共产党员。因此，我对直属队的工作抓得很紧，经常找他们谈话，当面指示他们如何去进行活动。有次得到一个情报，说江北寸滩附近有个小铁工厂里发现有共产党的小组，我连夜带人去搜捕，抓到三个嫌疑很重的工人，从他们家里抄出了几张油印的文件，军统局对此曾予以嘉奖。以后历任大队长对这个队的工作都很重视，工作也逐渐展开，成为军统在重庆的一个情报小单位。
侦缉大队历任大队长除我担任了四个多月外，以后由许忠五、李连福、谈荣章等人担任过。侦缉队的工作，也由过去一向专管偷窃而慢慢变成了搞军统的特务活动，并和稽查处抢着干监视中共在重庆的领导人，做党政情报，从事于对文化界方面的种种活动。
这个侦缉大队的黑幕重重，这里我只简单地谈一下。他们随时滥肆捕人关人。
逮捕政治犯时，把政治犯诬指为小偷抓走；甚至故意带着小偷去指认，说成是同道或曾经收藏过赃物。这样便可以将毫无证据的政治犯很方便地带走，而对那些惯贼，却不去惊动他们。一般人家丢失了东西，无论你怎样向侦缉队请求也不会破案；即令破案，也不可能物归原主。但是有权势的人家被偷，侦缉队便会很快将东西找回来；万一是从下江去的没有在重庆人帮的人偷窃的，侦缉队也会责成其他的盗贼按价赔偿出来。一个小偷只要失风落人过他们手中，便一辈子也翻不了身。
我曾亲自处理过这样一件案子。一个失学青年叫王Ｘ元，从上海逃到重庆后，因投亲不遇，又找不到救济的地方，便铤而走险，在银行区一家商店偷取了一点货物，当场被逮捕交到侦缉队。经一个队员调查，认为是初犯，从轻处理，释放出去。这个青年后来找到了一个小学教员的职务，一天在轮船码头过渡时，正遇上那个抓过他的队员。这个队员邀他到附近一家茶馆，问他最近的“买卖”怎样？这个青年不懂得队员的用意，便说自己不是经商而是在一个小学当教员。这个队员认为他不识抬举，便给他一个耳光，叫他清醒点，并把他衣服给脱下来。这个青年当然不服气，两人吵了起来，队员要把他带走，他也不害怕，两人一直吵到大队部。我派人去他学校调查明白，才由学校具保领去。这时我才清楚，原来一般窃贼，只要被捕过一次，队员认识了他，以后遇到他便向他要钱要东西，如果不答应，随时可以再逮捕他。因为每个队员的口袋里都装满了失窃的案件，只要随便指一件与他，便得吃一场官司。有时他不承认，队员可以教唆另一个窃贼咬定他是同谋，最后也会是非不分，有口难辩。
当时真有本领的大惯贼，队员是不舍得轻易去逮捕他们的，因为留下来可以多分肥，案子越大越多，分得也越多。不是非破不可的案，总是乱抓一些替死鬼来充数。一些初出茅庐被逼铤而走险的，往往最易落网。我在侦缉大队四个多月，看到被捕的窃盗，十之八九是生手，而老手一进门队员就认识，并且马上能指出这是“吃洋火钱”的（掏人腰包如摸火柴一样）、“拣露水钱”的（清晨挨门而人的小偷）、“吃灯花的”（夜晚点灯后去偷的），分门别类，屡试不爽。
侦缉队对赃物的处理，更是黑幕很多。一般老百姓丢失金钱与物品，报案后，侦缉大队部便按地区分到所辖地段的队去侦察破案，总是十有八九如石沉大海。一二幸能破获的，现金是照例七折八扣，多半都追不回，还得照例“自动”（其实是被迫）拿出十分之几作为奖金，才能把失物领去。如果不识相，一毛不拔，便会祸不单行，队员们节外生枝，随时找上门去。有些豪门权贵的家奴，明明主人没有失窃，而是他们故意把东西藏起来，拿着主人的名片到队部报案，限期破获。我最初遇到这样的事，不知如何处置。有一天，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的副官拿着戴的名片见我，说是戴院长客厅里一个古磁瓶被人偷去，要我马上设法破案将原物追回。
我派两个老队员去看过以后，他们回来告诉我，可能是家贼，或者是那个副官故意捣鬼。他们办这类案子有经验，我便交给他们去办。过了几天，这个副官又来催我，经我与那两个老队员研究了以后，由他们直接去和他谈判，结果是花了点钱，便不了了之。以后我到军统当了总务处长，戴笠要我拿着他的信去求戴传贤写几个字，我便有意无意提到他客厅花瓶丢失的事，想讨好他一下，说明我过去给他办过这一案子。不料他听了以后，根本否认有这回事，并指着他会客室的花瓶说，每天都在，从没有丢过。后来他把那个副官找来一问，副官支支吾吾的说有天早上不见过，但中午又发现仍在原处。那时我才相信那两个老队员的确猜得不错，完全是那些豪门的家奴在捣鬼。
当时侦缉大队每天总要抓到几个或十几个偷窃犯，可以搜出不少现金或物品。
军统特务们都懂得这一内幕，许多人经常找我要东西。他们往往先去赃物保管室看上一看，对看上的东西，随便用一个假姓名写个申报表，说自己在什么地点什么时候丢失了那件东西，日期写在破案的前几天。我将这张纸条交下去，由下面的人签上“本案已破获，原物追回，拟予发还”几个字，我再批一个“可”，这件东西就毫不费力地落到特务手中。万一原失主闻风追问起来，我们也可以顶得过去，因为手续齐全，东西的确是“原主”领去。我在侦缉大队四个多月，便搞过这类昧良心的事十多次，大都是军统局的一些科员股长，要去的都是些最好的东西。
侦缉队对缴获小偷扒手的大批赃物，除一部分被特务攫为己有外，经过半年左右没有人来领取，就可作为队里的财物充作奖金或公积金，由队里自行处理，少数的则随案送到警察局司法科。司法科处理的办法也和侦缉队差不多，总是想尽方法来变成自己的。许忠五当大队长半年多，便把侦缉大队旧房屋拆掉，盖了一座二层楼的房子，这笔钱便是从这些赃物中拿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背地里说：“小偷偷了东西要坐牢，侦缉大队用小偷偷来的钱盖房子却受到奖励。”
我任大队长四个多月便调到稽查处当督察长，这次调职说来是很可笑的。因为有一天唐毅在苍坪街的公馆失窃，偷去了鸭绒被和一些衣服，小偷居然偷到了警察局长家里去了。这在当时是闹得满城风雨的大笑话。唐毅打电话找我去谈这件事时，两人都感到很难为情。我便责成第一中队要尽全力破获此案，因为不能采用赔偿办法，非得追回原物不可。我威吓几个分队长，三天不破案便扣押他们。
果然不到三天，原物一件不少追回来了，人也抓来两个。我亲自审讯。这两个小偷都非常失悔，没有弄清楚是局长公馆，说以后再不敢去偷了。我便照新拟定的办法，用一份印好的书面通知单要失主前来认领，办理具领手续。不料通知单送出去后两三天都没有人来，我又补了一个催领通知书。当天下午，唐毅的一个过房儿子气呼呼的跑到我办公室大吵大闹。他认为局长家里丢了东西，不赶紧派人好好送去，还和对一般老百姓一样来一个通知，真太无礼貌，叫我一定要亲自送去才行。
我当时火气正旺，哪里受得了他那一套，自己仗着军统关系，便和他对吵起来。他一看我不服气，便伸手到衣服里面去摸东西，我以为他要掏手枪，也赶紧准备和他来一下，结果他摸出来是竟是一张唐毅的名片，要我看看这是什么人？他可能一贯是用那这张名片吓惯了人的，却不料我会把它摔到地下还踏上一脚。他便将我办公桌掀倒，我也毫不客气的给他几拳，并把他推出门去。他刚一离开，我马上叫人准备办移交，自己立刻跑去见戴笠。戴听完以后，只轻轻责备我几句，当时就决定同意我辞职，要我准备到稽查处去工作。我就这样离开了侦缉大队。可是当时重庆的小报却说我是由于成绩很好被调升的，这真是天晓得！
一年以后，我调到军统局，但我还不忘怀于这个大队的工作。有次我向戴笠提到，除了利用这个队搞政治活动外，还应当加强这个大队在肃清重庆盗窃案件上的作用。他毫不感兴趣的回答我说：“你以为我们要掌握这个机关是专门去替人家抓小偷扒手的吗？”由戴笠的这话来看，当时戴笠要这些公开单位是为了军统工作的方便，而对于市民有好处的事他是不大肯去干的。
这个大队有正式人员一百七八十人，但运用的线索却有近千人之多。军统基本特务在这里的则只有十多人，戴笠是尽力运用这些人替军统工作，却并不想吸收其余的人参加军统组织。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人经他许可，则调到军统举办的短期训练班受训一两个月，使之变成他的学生，才让他们成为军统成员，办理参加组织的手续。其他绝大多数的人，则一直是由军统运用，替军统卖力。
军统局的重庆特区
直接领导军统局外勤特务在重庆活动的，是军统局的重庆特区（简称渝特区）。
这个区是由原来军统的重庆站扩充起来的，组织相当大，下面设有万县站、沪州站等，领导川东几十个县的工作，从内江以西才归川康区（设成都）负责。这里我只谈谈重庆的一些活动情况。
渝特区先后由姜绍漠、涂寿眉、朱啸谷、叶翔之等任区长（姜绍漠任过两次）。
区部设在重庆老街慈居。重庆解放前，这所房屋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的办公处。
渝特区有四五十个高级情报员，由区长直接领导，并设有一个联络员经常和这些人保持联系。这些人除了一些是当时政府各部会的高级人员外，大多都是民主党派成员，或与中共方面有关系的分子和叛徒。军统除利用他们做民主党派的情报外，更希望通过他们做中共方面的情报。对中共方面的工作，是当时重点中的重点，可是一直没有达到军统预期的目的。他们曾花过不少心思去搜罗叛徒和左翼人士，结果总是失望。
渝特区在重庆地区直接领导的组有五六个，分为上城区、下城区、西郊、南岸、江北等组。重点是西郊组，主要是针对红岩村中共办事处与《新华日报》，组部即设在化龙桥。我记得甘励住当西郊区组长时，常常叫苦连天，认为任务太重，人太少，工作做不出成绩，时常受到责备。
这个组共有组员十多人，原来是希望能逐步打入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内部去，他们虽住在附近，可是总想不出办法。以后便采取“拉出来”的办法，但也只是白费了不少心思。最后只有用监视盯梢那一套来找一点线索。他们每天派特务去红岩村担任监视，又不敢太接近，因为知道中共办事处等单位都有戒备，并且谣传办事处要秘密逮捕胆敢去到附近侦察的特务。
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时，有次渝特区事务股长刘廷根找我请领几支手枪，我没答应。因为按照军统局的规定，外勤特务不准带枪，只有搞公开任务的特务才能带枪。这是由于一般外勤特务要尽力设法不暴露身份，这样才能活动，带了手枪便会暴露目标。刘当时说，是西郊组怕中共办事处的人员对付他们，才请求发几支手枪存放组部以备自卫。我当时答复他：“顶好让中共办事处的人来捉我们，或等他们开枪打我们的人，只要他们这样做一下，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去搜查他们的办事处。而发几支枪完全没有必要，万一不当心走了火，反而会引起麻烦。”
我当时虽然那样处理了这个问题，但事后还是有点不放心。有一天我顺便向戴笠报告这件事，看他的意见怎样？他当时对渝特区很不满，认为这些人不能很好地隐蔽自己的身份，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军统人员，所以不容易打入各阶层去活动，完全失掉了做秘密工作的意义。他不但同意我不发枪给他们，还骂他们是些饭桶。
他说：如果他们自己暴露了目标，给人打死了，他没有脸去承认是军统人员。他要我把这些话告诉渝特区区长，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我便提出我的意见：如果中共办事处打死或打伤了我们的人，便可借口去搜查一次。不料他听到后，非常生气地责备我说：“你在胡闹！我们和共产党作斗争靠这些办法能达到目的吗？打死了算是白打死，打伤了是活该！不准在这个上面去打主意！”他还继续唠叨了好久，认为我这种想法太幼稚，没有政治头脑。最后他说：“中共办事处的人根本不会采用这种办法。”他认为如果特务冒冒失失不管一切冲进去，会被他们扣留起来，向我们提出交涉，公开在报上宣扬，给他丢脸，这比打死我们的人更不易对付。我一听问题竟是这么严重，便马上亲自去找当时的区长姜绍漠说明这一情况，叮嘱他们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
据姜绍漠告诉我，渝特区的工作始终展不开，主要原因是缺少中共方面的线索，所以不容易表现成绩。他是两次任区长，最初利用个别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还能从侧面了解到一些有关中共方面的材料。以后这样的人渐渐少起来，而军统却更进一步要求深入，所以办法越来越少。
渝特区在搞情报方面比其他单位要办法多一点。例如，当时去曾家岩会见过中共领导人的许多回国华侨，他们往往不了解蒋介石只是表面上与共产党合作，而实际是反共反人民的，因此便把和中共领导人谈话的内容随便谈了出来。这比那些只在门口看到每天进进出出的人，连姓名都弄不清楚要好得多。同时每个小组都有几个特务能混进个别民主党派中去活动，也能比较容易地打入各种进步团体。所以当时在重庆搞情报活动的单位，要算渝特区办法比较多一些。
特务总队
军统局的特务总队是由抗战前的特务队扩充改组起来的。特务队在抗战前都是便衣，抗战开始才改为武装部队。这些部队是戴笠分别向他的好友胡宗南、汤恩伯、唐生明等人要来的。一九三八年，唐生明任常德警备司令时，戴笠路过常德，一眼看上了唐的特务连，便连人带枪要走，带到重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事实。
特务总队先后还用过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第二巡查总队、军委会特务第五团等名称，但军统内部却一直叫它作特务总队。先后担任过总队长、团长的人，有张业、王兆槐、杨清植、张辅邦、王春辉、周文新等人。
国民党的部队和军事机关的特务团等，一般说来是以担任警卫为主，而军统的这个特务团，却真正是搞特务活动的。它有三个武装大队和一个便衣中队。除一部分担任军统机关和戴笠、宋子文等公馆的警卫外，大部分是担任看守所、监狱中的看守，军统杀人也由这些人执行。囚禁在军统的一些中共人员如廖承志先生、叶挺将军等的看守，也是这个队的特务担任。看守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特务队，也是它分派出去的。
这个总队内部的组织，除和其他的团队一样，有书记、副官、军需等室外，还有一个行动组，是专门搞逮捕和用刑等工作的。当时军统局局本部虽有一千多人办公，但都是搞文字工作的内勤人员，军统抓人便是叫行动组去执行。他们可以任意公开搜捕人民群众，军统特务违犯纪律的，也交由他们扣押。当时军统特务背地里叫这个组是“锦衣卫”。特务们一看到这个组的人来打他们，平日虽然在人民群众面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看到这些如狼似虎的锦衣卫找他们，也都要腿子发软的。
我亲眼看到戴笠派这些人去扣捕过重庆稽查处长陶一珊。这个在重庆人民眼中的恶魔陶一珊，一看到他们，脸孔马上变成惨白，连话都说不清楚。因为特务们比别人更清楚，他们的光临所带来的灾难是无法抵御和不堪设想的。
这个总队的看守所，更是令人毛骨耸然，军统的一般人称它为“小学”（白公馆称为“中学”，息烽集中营称为“大学”），因为它是人军统监狱的第一关。军统的审讯首先在这里进行，所以各种刑具齐全。这个看守所是由行动组负责，组长程永铭的办公室里，一进去就会使人发抖，满墙都挂着各种各样手镣脚铐，以及血迹未干的皮鞭、藤条，真是应有尽有。他们平日最有兴趣的事是专心致志研究什么样的人用什么刑具最适宜，哪些刑具是伤皮不伤骨，哪些是伤骨不伤皮。
我当时在军统许多训练班兼行动技术教官，这个组的组长和不少组员都是我的学生，因此我常去他们那里，听取他们执行这些罪恶活动的实际经验，用以充实我的教课材料。我当时和他们一样是失去了人性的人，许多新的刑具的“发明”，我大都参加过一些意见。不要几天，这些东西的效果如何，马上会得出结论，因为几乎每天有机会进行实验。
这个总队一直设在林森路望龙门两湖会馆内。当时重庆许多人一听到“望龙门”三个字，马上联想到这个特务机关的残暴，莫不又恨又怕。这个总队的特务们，在外横行不法时，别人问到他们是什么机关，他们总是以骄横的口吻回答一声“望龙门的！”凭这四个字，看戏便可以不用买票，坐车坐船也不必花钱，一些公娼私娼与鸦片烟馆，一听到是这里的，莫不暗中叫苦连天，而脸上还得装出笑脸来欢迎。
因为他们比一般公开特务机关更凶，是直属于军统局的单位，连许多特务人员都要让他们几分，所以他们越来越凶狠，没有人敢惹他们。
开设在重庆演武厅的唯一电影院，经理周伯勋，以为有国民党中宣部电影制片厂的后台，不大肯卖账，对什么“望龙门的”不大理会。结果，这个电影院连续被他们打了几次，最后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特权。当时他们常常夸口，“重庆的天下是靠他们打出来的！”我当时在军统局中经常任总值日官，许多反动机关常为这些人在外面闹事告到军统局来。我总是叫他们到稽查处或警察局去处理，因为这些公开特务单位都会包庇他们，往往是不了了之。
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决定把叶挺将军从桂林解到重庆，最初是囚禁在这个团的团长住宅望龙门二十二号。以后由于天天空袭才解到白公馆，后来白公馆作为中美所美特的宿舍，才移到中美所东南面洪炉厂。后来陈诚把叶挺将军接到湖北恩施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去劝降不成，又把他送回，还是囚禁在这里。这里离廖承志先生囚禁的地方不远，一直都是由这个总队的特务看守着。
军委会特检处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在抗日战争期间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是很大的，但一般人是不知道的。这是由于它不像稽查处、侦缉大队等特务单位一样，整天对人民直接去进行迫害，而是在暗地里捣鬼。
这个处设在重庆热闹地区夫子池附近的来龙巷庆德里。从它的外表上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个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机关，因为这里从来不抓人，也没有看守所等设备，只有一百来人在办公，和一般机关是一样的，而由它所领导的一些机构，却成天在干着见不得人的罪恶活动。
这个处的处长，从一九四一年起到抗战胜利时止，由戴笠身边的红人、军统局人事室主任李尚自担任。处内设有总务、邮电检查、防谍等科，分别由钟贡勋、周景敦、杨秉Ｘ等人任科长。我因与李肖白私交很好，经常去那里看他，对这个处的情况有些了解。
这个处在一九四二年前后，改名为军委会办公厅邮航检查处，连各地的航空检查工作也并到了这个处。当时外间很不了解，甚至许多军统特务都不清楚。本来这个处领导的工作已够繁忙，而像重庆等地的航空检查又一向归稽查处领导，如果要统一的话，按理也只能并到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这个处是戴笠自兼处长，只要由他下一手令，就可改为水陆空交通统一检查处。但结果是并到了这样一个平日不露面活动的单位，因此使许多人感到奇怪。
当时的航空检查所，是所有检查所中最上等的肥缺，只要一当上航检所的检查员，最好的手表、金笔、西装等马上可以到手。因为这些人不但可以控制飞机票，可以搞黑市，特别是整天与那些乘飞机做生意的大投机商人和专搞走私的飞行人员打交道，所以最容易发财。他们接近的又是些大官或大官的太太、姨太太之流，不少航检员经常由权贵向戴笠指名要求调用。升官发财捷径，莫过于此。
在航空检查所隶属问题没有决定之前，稽查处和水陆交通检查处都想据为己有。
我因在稽查处干过，也想配属在稽查处，这对自己介绍亲友坐飞机，或是到外国买东西和各地土特产等更方便，曾找机会向戴笠建议，还是留给稽查处。结果碰了一个钉子。他只说一句“你懂得什么”！我便不敢再提。这引起我的好奇心，有机会便向各方面去打听。原来这是戴笠要安定搞邮电检查工作人员的情绪，给他们一个调济生活的机会。因为当时军统控制的公开机关，像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稽查处、警察局等，莫不财源茂盛，各有特权，而邮电检查处则是“清水衙门”。
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从字纸里面挑骨头”，因为再有成绩，找出来的东西也不是肥肉，没有什么油水可得，所以对工作总是不安心。
当时重庆邮检所是最大的一个所，特等编制，约有二百人，经费也充足，但所长刘之盘却一再请求调换，其他的人员就更可想而知。因为他们即使检查出一封最有价值的信件，也得交给其他单位去办，自己不再过问，即使破获了什么案件，也只能分得少数奖金。可是这项工作，军统特别重视，少了它不行。为了让搞这项工作的人员也得到好处，所以将各地的航空检查所并到这个处里。当然，在对外对内的关系方面，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但我所了解的主要而没有正式宣布的却是这样。
我去看过邮检所的工作情况，一进屋便看到堆成小丘一样的各种进步书刊和成捆的《新华日报》。邮局将挂号信、快信交给特务检查时，是一封封点交清楚，查后再如数交回，对保险信则叫特务当场拆看，因为有些贵重物品怕检查员偷去和调换，增加邮局麻烦。特务发现可疑的信件便带回由审查员鉴定，并进行研究，大多数是由书记室的司书们把信中可疑的部分或全部照抄下来，少数认为重要的才拍成照片。而大量的平信则可由特务带回来检查，因此每每将原信没收。他们在检查平信时，有些特务便悄悄的把别人寄的小物品，如手帕、风景照片、女人照片等留下来。有的女检查员最爱偷看别人的情书，她们拿这个当作消遣。
邮检所拆信的办法很简单，一般是用牙骨小刀等轻轻挑开，或在蒸气上蒸一下，便可揭开。据说用鸡蛋白封的信口不容易拆，可是他们也有办法。他们备有纸浆纤维一类的化学品，用小刀割开信封后，将信取出，看过后用纸浆纤维补好割破的地方，再用熨斗轻轻烫平，便看不出痕迹。
当时邮局每天进出的信件数以万计，特务们不可能每一封都拆看，因此只能作重点检查。在必须检查的登记表上，他们将中共在重庆的机关和许多领导人列为第一位。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期间，从四面八方寄来的信件几乎天天都有，大都是对周恩来或共产党、毛主席等表达敬意；有的是受了国民党的迫害，请求伸冤作主。
这一类信件，大都是被扣留下来，有姓名地点的便送到军统局去处理，写信人轻则被监视，重则被逮捕；没有地点的往往投到字纸篓中，逐日烧毁，永远不会送到周恩来副主席手中。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去重庆时，各方面写信给毛主席的更多，能到达毛主席手中的恐怕只有百分之一二，其余的也同样是被这些特务销毁了。
在他们的登记表上，第二位便是许多民主人士。各方面写信给郭沫若先生的信很多，也大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另外是些大学和文化界人士的信件，也是要进行检查的。除了这些经常要去注意的重点外，军统局随时还交下一些应当注意的革命人士或嫌疑分子的名单，对这些人的来往信件和电报更是每件必查，随时把查得的内容向军统局报告。
他们对一些进步报刊实行查扣。如《新华日报》，向外地寄发时，并不是每天都全部扣下来，而是看当天报上刊登的文章和报道的新闻是否对国民党太不利；一般还能过得去的，并不扣留，因为天天都扣留，报馆会向邮局提出抗议，邮局也不好办。
对于一般的平信，或不挂号的书刊，每个检查员都可随意扣下来，他们喜看的杂志、书报，每个人的书架上总是挤得满满的。他们除了自己看，还有不少可以赠送亲友，我在重庆的几年中，一直有这些东西大批送给我。
一九四四年，戴笠要征集十万册线装书，邮检所便把一些邮寄的线装书也用“违禁书刊”的“帽子”给扣下来献给军统。有不少人因久久收不到这些东西，便向邮局询问，邮局答复是被查扣了，弄得许多人大骂，邮局人员也只有苦笑一下。
当时邮电局本身对这些蛮不讲理的特务也莫可奈何，彼此经常闹摩擦。因为检查耽误了时间，也妨碍了他们的工作。据我了解，当时邮局和电报局的许多工作人员，在这方面曾费过不少苦心，尽过一些力量，却没有办法能够实现他们的愿望。
一九四三年以后，特检处又增设了重庆电话监听组。为了装置由中美所美帝供给的器材，我曾带同一个专门搞电话窃听的美帝特务去重庆电话局所设总机的防空洞去看过。这位专家视察以后，曾向戴笠提供了许多意见，都被采纳。从此，重庆的许多被指定要注意的电话，也随时有人在窃听了。
这个电话窃听组的十多人都是女的，除由军统总务处的电话队调去了几个接线员外，其余都是军统特训班毕业的女特务。戴笠对这些人的工作很重视，怕她们不安心工作，曾叫我对她们生活福利方面多加照顾；对一些身体较弱的，都叫我发给她们一些中美所美帝送给军统的多种维他命丸。我对她们的工作作过一些指示，勉励她们努力完成任务，从电话中找出材料来。
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后，特检处长李肖白向戴笠提出请求，希望增加几部录音机。因为窃听可疑的电话时，要用笔把双方谈话重点很好地记录下来，这些特务的能力还不够，只能很简要地记下一点。戴笠便请求美帝帮助给军统十部录音器。以后我因为事忙，录音器是否已运到不清楚，我只晓得梅乐斯是满口答应了的。当时只要戴笠提出，是反共反人民所需要的东西，美帝方面总是很快地能够满足要求的。
邮电检查所对军统在重庆的特务活动，的确是作用很大，从他们每天送到军统局去的许多材料当中，曾找出过不少线索。当时军统局交给重庆等地公开特务机关去进行复查和侦察监视的案件中，不少是根据这些材料来的。稽查处逮捕的政治犯，尽管在搜捕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可是解到军统后，便拿出这些材料来作为审讯的资料。
这个所有时也给军统局增添麻烦，使戴笠常常大发雷霆。如有次一个新去的特务，好奇地偷拆了陈立夫的一封信件。因手脚不利落，陈收到信以后，发现有拆开看过的痕迹，便向戴笠提出交涉。戴一查确系实情，只好跑去向陈赔礼，并把这个检查员扣押了几个月。
对这些权贵们的信件，是不能随便去动的；可是不动也出过毛病，因为当时有不少人痛恨他们，在没有办法出气时，便写封匿名信去骂个痛快。蒋介石的侍从室便经常收到这类信件。其他如宋子文、孔祥熙之流，也时常有人写信痛骂。这个时候他们除了要戴笠查明骂他们的人予以逮捕惩办外，他们的亲信们也常为此向戴笠表示不满，认为这种信件为什么还能让它寄发。李肖白对我曾不止一次发牢骚说：“大人物真难侍候，拆了他们的信要受处分，不看他们的信，挨了骂也得怪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特检处的另一工作重点是防谍。约在一九四零年前后，当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都迁到重庆以后，戴笠便向蒋介石提出，为防止敌伪方面和共产党派人打入这些机关进行谍报活动，应当在每一个单位中抽调一批可靠人员进行训练，以便增加军统的耳目。蒋介石称赞这是一个好办法，便用蒋介石名义密令各单位主管官选派自己认为可靠的亲信交给戴笠来进行训练组织。这个防谍组织定名为秘密监察人员训练班，而实际上主要工作却一直是防范共产党。
这个班设在赣江街八十二号江西会馆万寿宫内，共办了两期，每期二三百人，大都是各院部会等中央机关主管人的亲信秘书或科长级人员。这些主管官也有自己的打算，乐得把自己认为可靠的人选派去受训，这比特务机关秘密地在里面拉人要放心得多，所以大多数都不反对这一作法。这个班主要是传授一些特务工作的常识，教他们如何注意分辨可疑分子，以及与军统特务如何进行联系的种种办法。
特检处的防谍科还在重庆设有许多联络站，派有专人与这些受过训的人进行联系。这些人一般都是义务性质，军统不给待遇，只有工作有了成绩时才发给奖金。
有些人虽受过训但工作并不热情，不过也有一部分人表现积极，他们很愿意和特务们打交道，认真监视着自己单位中的每一个人。但我从戴笠口中听到，他对这些人的工作很不满意。他认为训练时间太短，只有一个月左右，而这些人又有自己的后台老板，不需要依靠军统，加上是义务性质，便对有的事可做可不做。不过当时每个单位都有一两个这样的人，这对军统特务的活动还是有好处的。
直接领导军统局外勤特务在重庆活动的，是军统局的重庆特区（简称渝特区）。
这个区是由原来军统的重庆站扩充起来的，组织相当大，下面设有万县站、沪州站等，领导川东几十个县的工作，从内江以西才归川康区（设成都）负责。这里我只谈谈重庆的一些活动情况。
渝特区先后由姜绍漠、涂寿眉、朱啸谷、叶翔之等任区长（姜绍漠任过两次）。
区部设在重庆老街慈居。重庆解放前，这所房屋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的办公处。
渝特区有四五十个高级情报员，由区长直接领导，并设有一个联络员经常和这些人保持联系。这些人除了一些是当时政府各部会的高级人员外，大多都是民主党派成员，或与中共方面有关系的分子和叛徒。军统除利用他们做民主党派的情报外，更希望通过他们做中共方面的情报。对中共方面的工作，是当时重点中的重点，可是一直没有达到军统预期的目的。他们曾花过不少心思去搜罗叛徒和左翼人士，结果总是失望。
渝特区在重庆地区直接领导的组有五六个，分为上城区、下城区、西郊、南岸、江北等组。重点是西郊组，主要是针对红岩村中共办事处与《新华日报》，组部即设在化龙桥。我记得甘励住当西郊区组长时，常常叫苦连天，认为任务太重，人太少，工作做不出成绩，时常受到责备。
这个组共有组员十多人，原来是希望能逐步打入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内部去，他们虽住在附近，可是总想不出办法。以后便采取“拉出来”的办法，但也只是白费了不少心思。最后只有用监视盯梢那一套来找一点线索。他们每天派特务去红岩村担任监视，又不敢太接近，因为知道中共办事处等单位都有戒备，并且谣传办事处要秘密逮捕胆敢去到附近侦察的特务。
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时，有次渝特区事务股长刘廷根找我请领几支手枪，我没答应。因为按照军统局的规定，外勤特务不准带枪，只有搞公开任务的特务才能带枪。这是由于一般外勤特务要尽力设法不暴露身份，这样才能活动，带了手枪便会暴露目标。刘当时说，是西郊组怕中共办事处的人员对付他们，才请求发几支手枪存放组部以备自卫。我当时答复他：“顶好让中共办事处的人来捉我们，或等他们开枪打我们的人，只要他们这样做一下，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去搜查他们的办事处。而发几支枪完全没有必要，万一不当心走了火，反而会引起麻烦。”
我当时虽然那样处理了这个问题，但事后还是有点不放心。有一天我顺便向戴笠报告这件事，看他的意见怎样？他当时对渝特区很不满，认为这些人不能很好地隐蔽自己的身份，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军统人员，所以不容易打入各阶层去活动，完全失掉了做秘密工作的意义。他不但同意我不发枪给他们，还骂他们是些饭桶。
他说：如果他们自己暴露了目标，给人打死了，他没有脸去承认是军统人员。他要我把这些话告诉渝特区区长，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我便提出我的意见：如果中共办事处打死或打伤了我们的人，便可借口去搜查一次。不料他听到后，非常生气地责备我说：“你在胡闹！我们和共产党作斗争靠这些办法能达到目的吗？打死了算是白打死，打伤了是活该！不准在这个上面去打主意！”他还继续唠叨了好久，认为我这种想法太幼稚，没有政治头脑。最后他说：“中共办事处的人根本不会采用这种办法。”他认为如果特务冒冒失失不管一切冲进去，会被他们扣留起来，向我们提出交涉，公开在报上宣扬，给他丢脸，这比打死我们的人更不易对付。我一听问题竟是这么严重，便马上亲自去找当时的区长姜绍漠说明这一情况，叮嘱他们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
据姜绍漠告诉我，渝特区的工作始终展不开，主要原因是缺少中共方面的线索，所以不容易表现成绩。他是两次任区长，最初利用个别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还能从侧面了解到一些有关中共方面的材料。以后这样的人渐渐少起来，而军统却更进一步要求深入，所以办法越来越少。
渝特区在搞情报方面比其他单位要办法多一点。例如，当时去曾家岩会见过中共领导人的许多回国华侨，他们往往不了解蒋介石只是表面上与共产党合作，而实际是反共反人民的，因此便把和中共领导人谈话的内容随便谈了出来。这比那些只在门口看到每天进进出出的人，连姓名都弄不清楚要好得多。同时每个小组都有几个特务能混进个别民主党派中去活动，也能比较容易地打入各种进步团体。所以当时在重庆搞情报活动的单位，要算渝特区办法比较多一些。
特务总队
军统局的特务总队是由抗战前的特务队扩充改组起来的。特务队在抗战前都是便衣，抗战开始才改为武装部队。这些部队是戴笠分别向他的好友胡宗南、汤恩伯、唐生明等人要来的。一九三八年，唐生明任常德警备司令时，戴笠路过常德，一眼看上了唐的特务连，便连人带枪要走，带到重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事实。
特务总队先后还用过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第二巡查总队、军委会特务第五团等名称，但军统内部却一直叫它作特务总队。先后担任过总队长、团长的人，有张业、王兆槐、杨清植、张辅邦、王春辉、周文新等人。
国民党的部队和军事机关的特务团等，一般说来是以担任警卫为主，而军统的这个特务团，却真正是搞特务活动的。它有三个武装大队和一个便衣中队。除一部分担任军统机关和戴笠、宋子文等公馆的警卫外，大部分是担任看守所、监狱中的看守，军统杀人也由这些人执行。囚禁在军统的一些中共人员如廖承志先生、叶挺将军等的看守，也是这个队的特务担任。看守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特务队，也是它分派出去的。
这个总队内部的组织，除和其他的团队一样，有书记、副官、军需等室外，还有一个行动组，是专门搞逮捕和用刑等工作的。当时军统局局本部虽有一千多人办公，但都是搞文字工作的内勤人员，军统抓人便是叫行动组去执行。他们可以任意公开搜捕人民群众，军统特务违犯纪律的，也交由他们扣押。当时军统特务背地里叫这个组是“锦衣卫”。特务们一看到这个组的人来打他们，平日虽然在人民群众面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看到这些如狼似虎的锦衣卫找他们，也都要腿子发软的。
我亲眼看到戴笠派这些人去扣捕过重庆稽查处长陶一珊。这个在重庆人民眼中的恶魔陶一珊，一看到他们，脸孔马上变成惨白，连话都说不清楚。因为特务们比别人更清楚，他们的光临所带来的灾难是无法抵御和不堪设想的。
这个总队的看守所，更是令人毛骨耸然，军统的一般人称它为“小学”（白公馆称为“中学”，息烽集中营称为“大学”），因为它是人军统监狱的第一关。军统的审讯首先在这里进行，所以各种刑具齐全。这个看守所是由行动组负责，组长程永铭的办公室里，一进去就会使人发抖，满墙都挂着各种各样手镣脚铐，以及血迹未干的皮鞭、藤条，真是应有尽有。他们平日最有兴趣的事是专心致志研究什么样的人用什么刑具最适宜，哪些刑具是伤皮不伤骨，哪些是伤骨不伤皮。
我当时在军统许多训练班兼行动技术教官，这个组的组长和不少组员都是我的学生，因此我常去他们那里，听取他们执行这些罪恶活动的实际经验，用以充实我的教课材料。我当时和他们一样是失去了人性的人，许多新的刑具的“发明”，我大都参加过一些意见。不要几天，这些东西的效果如何，马上会得出结论，因为几乎每天有机会进行实验。
这个总队一直设在林森路望龙门两湖会馆内。当时重庆许多人一听到“望龙门”三个字，马上联想到这个特务机关的残暴，莫不又恨又怕。这个总队的特务们，在外横行不法时，别人问到他们是什么机关，他们总是以骄横的口吻回答一声“望龙门的！”凭这四个字，看戏便可以不用买票，坐车坐船也不必花钱，一些公娼私娼与鸦片烟馆，一听到是这里的，莫不暗中叫苦连天，而脸上还得装出笑脸来欢迎。
因为他们比一般公开特务机关更凶，是直属于军统局的单位，连许多特务人员都要让他们几分，所以他们越来越凶狠，没有人敢惹他们。
开设在重庆演武厅的唯一电影院，经理周伯勋，以为有国民党中宣部电影制片厂的后台，不大肯卖账，对什么“望龙门的”不大理会。结果，这个电影院连续被他们打了几次，最后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特权。当时他们常常夸口，“重庆的天下是靠他们打出来的！”我当时在军统局中经常任总值日官，许多反动机关常为这些人在外面闹事告到军统局来。我总是叫他们到稽查处或警察局去处理，因为这些公开特务单位都会包庇他们，往往是不了了之。
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决定把叶挺将军从桂林解到重庆，最初是囚禁在这个团的团长住宅望龙门二十二号。以后由于天天空袭才解到白公馆，后来白公馆作为中美所美特的宿舍，才移到中美所东南面洪炉厂。后来陈诚把叶挺将军接到湖北恩施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去劝降不成，又把他送回，还是囚禁在这里。这里离廖承志先生囚禁的地方不远，一直都是由这个总队的特务看守着。
军委会特检处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在抗日战争期间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是很大的，但一般人是不知道的。这是由于它不像稽查处、侦缉大队等特务单位一样，整天对人民直接去进行迫害，而是在暗地里捣鬼。
这个处设在重庆热闹地区夫子池附近的来龙巷庆德里。从它的外表上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个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机关，因为这里从来不抓人，也没有看守所等设备，只有一百来人在办公，和一般机关是一样的，而由它所领导的一些机构，却成天在干着见不得人的罪恶活动。
这个处的处长，从一九四一年起到抗战胜利时止，由戴笠身边的红人、军统局人事室主任李尚自担任。处内设有总务、邮电检查、防谍等科，分别由钟贡勋、周景敦、杨秉Ｘ等人任科长。我因与李肖白私交很好，经常去那里看他，对这个处的情况有些了解。
这个处在一九四二年前后，改名为军委会办公厅邮航检查处，连各地的航空检查工作也并到了这个处。当时外间很不了解，甚至许多军统特务都不清楚。本来这个处领导的工作已够繁忙，而像重庆等地的航空检查又一向归稽查处领导，如果要统一的话，按理也只能并到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这个处是戴笠自兼处长，只要由他下一手令，就可改为水陆空交通统一检查处。但结果是并到了这样一个平日不露面活动的单位，因此使许多人感到奇怪。
当时的航空检查所，是所有检查所中最上等的肥缺，只要一当上航检所的检查员，最好的手表、金笔、西装等马上可以到手。因为这些人不但可以控制飞机票，可以搞黑市，特别是整天与那些乘飞机做生意的大投机商人和专搞走私的飞行人员打交道，所以最容易发财。他们接近的又是些大官或大官的太太、姨太太之流，不少航检员经常由权贵向戴笠指名要求调用。升官发财捷径，莫过于此。
在航空检查所隶属问题没有决定之前，稽查处和水陆交通检查处都想据为己有。
我因在稽查处干过，也想配属在稽查处，这对自己介绍亲友坐飞机，或是到外国买东西和各地土特产等更方便，曾找机会向戴笠建议，还是留给稽查处。结果碰了一个钉子。他只说一句“你懂得什么”！我便不敢再提。这引起我的好奇心，有机会便向各方面去打听。原来这是戴笠要安定搞邮电检查工作人员的情绪，给他们一个调济生活的机会。因为当时军统控制的公开机关，像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稽查处、警察局等，莫不财源茂盛，各有特权，而邮电检查处则是“清水衙门”。
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从字纸里面挑骨头”，因为再有成绩，找出来的东西也不是肥肉，没有什么油水可得，所以对工作总是不安心。
当时重庆邮检所是最大的一个所，特等编制，约有二百人，经费也充足，但所长刘之盘却一再请求调换，其他的人员就更可想而知。因为他们即使检查出一封最有价值的信件，也得交给其他单位去办，自己不再过问，即使破获了什么案件，也只能分得少数奖金。可是这项工作，军统特别重视，少了它不行。为了让搞这项工作的人员也得到好处，所以将各地的航空检查所并到这个处里。当然，在对外对内的关系方面，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但我所了解的主要而没有正式宣布的却是这样。
我去看过邮检所的工作情况，一进屋便看到堆成小丘一样的各种进步书刊和成捆的《新华日报》。邮局将挂号信、快信交给特务检查时，是一封封点交清楚，查后再如数交回，对保险信则叫特务当场拆看，因为有些贵重物品怕检查员偷去和调换，增加邮局麻烦。特务发现可疑的信件便带回由审查员鉴定，并进行研究，大多数是由书记室的司书们把信中可疑的部分或全部照抄下来，少数认为重要的才拍成照片。而大量的平信则可由特务带回来检查，因此每每将原信没收。他们在检查平信时，有些特务便悄悄的把别人寄的小物品，如手帕、风景照片、女人照片等留下来。有的女检查员最爱偷看别人的情书，她们拿这个当作消遣。
邮检所拆信的办法很简单，一般是用牙骨小刀等轻轻挑开，或在蒸气上蒸一下，便可揭开。据说用鸡蛋白封的信口不容易拆，可是他们也有办法。他们备有纸浆纤维一类的化学品，用小刀割开信封后，将信取出，看过后用纸浆纤维补好割破的地方，再用熨斗轻轻烫平，便看不出痕迹。
当时邮局每天进出的信件数以万计，特务们不可能每一封都拆看，因此只能作重点检查。在必须检查的登记表上，他们将中共在重庆的机关和许多领导人列为第一位。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期间，从四面八方寄来的信件几乎天天都有，大都是对周恩来或共产党、毛主席等表达敬意；有的是受了国民党的迫害，请求伸冤作主。
这一类信件，大都是被扣留下来，有姓名地点的便送到军统局去处理，写信人轻则被监视，重则被逮捕；没有地点的往往投到字纸篓中，逐日烧毁，永远不会送到周恩来副主席手中。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去重庆时，各方面写信给毛主席的更多，能到达毛主席手中的恐怕只有百分之一二，其余的也同样是被这些特务销毁了。
在他们的登记表上，第二位便是许多民主人士。各方面写信给郭沫若先生的信很多，也大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另外是些大学和文化界人士的信件，也是要进行检查的。除了这些经常要去注意的重点外，军统局随时还交下一些应当注意的革命人士或嫌疑分子的名单，对这些人的来往信件和电报更是每件必查，随时把查得的内容向军统局报告。
他们对一些进步报刊实行查扣。如《新华日报》，向外地寄发时，并不是每天都全部扣下来，而是看当天报上刊登的文章和报道的新闻是否对国民党太不利；一般还能过得去的，并不扣留，因为天天都扣留，报馆会向邮局提出抗议，邮局也不好办。
对于一般的平信，或不挂号的书刊，每个检查员都可随意扣下来，他们喜看的杂志、书报，每个人的书架上总是挤得满满的。他们除了自己看，还有不少可以赠送亲友，我在重庆的几年中，一直有这些东西大批送给我。
一九四四年，戴笠要征集十万册线装书，邮检所便把一些邮寄的线装书也用“违禁书刊”的“帽子”给扣下来献给军统。有不少人因久久收不到这些东西，便向邮局询问，邮局答复是被查扣了，弄得许多人大骂，邮局人员也只有苦笑一下。
当时邮电局本身对这些蛮不讲理的特务也莫可奈何，彼此经常闹摩擦。因为检查耽误了时间，也妨碍了他们的工作。据我了解，当时邮局和电报局的许多工作人员，在这方面曾费过不少苦心，尽过一些力量，却没有办法能够实现他们的愿望。
一九四三年以后，特检处又增设了重庆电话监听组。为了装置由中美所美帝供给的器材，我曾带同一个专门搞电话窃听的美帝特务去重庆电话局所设总机的防空洞去看过。这位专家视察以后，曾向戴笠提供了许多意见，都被采纳。从此，重庆的许多被指定要注意的电话，也随时有人在窃听了。
这个电话窃听组的十多人都是女的，除由军统总务处的电话队调去了几个接线员外，其余都是军统特训班毕业的女特务。戴笠对这些人的工作很重视，怕她们不安心工作，曾叫我对她们生活福利方面多加照顾；对一些身体较弱的，都叫我发给她们一些中美所美帝送给军统的多种维他命丸。我对她们的工作作过一些指示，勉励她们努力完成任务，从电话中找出材料来。
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后，特检处长李肖白向戴笠提出请求，希望增加几部录音机。因为窃听可疑的电话时，要用笔把双方谈话重点很好地记录下来，这些特务的能力还不够，只能很简要地记下一点。戴笠便请求美帝帮助给军统十部录音器。以后我因为事忙，录音器是否已运到不清楚，我只晓得梅乐斯是满口答应了的。当时只要戴笠提出，是反共反人民所需要的东西，美帝方面总是很快地能够满足要求的。
邮电检查所对军统在重庆的特务活动，的确是作用很大，从他们每天送到军统局去的许多材料当中，曾找出过不少线索。当时军统局交给重庆等地公开特务机关去进行复查和侦察监视的案件中，不少是根据这些材料来的。稽查处逮捕的政治犯，尽管在搜捕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可是解到军统后，便拿出这些材料来作为审讯的资料。
这个所有时也给军统局增添麻烦，使戴笠常常大发雷霆。如有次一个新去的特务，好奇地偷拆了陈立夫的一封信件。因手脚不利落，陈收到信以后，发现有拆开看过的痕迹，便向戴笠提出交涉。戴一查确系实情，只好跑去向陈赔礼，并把这个检查员扣押了几个月。
对这些权贵们的信件，是不能随便去动的；可是不动也出过毛病，因为当时有不少人痛恨他们，在没有办法出气时，便写封匿名信去骂个痛快。蒋介石的侍从室便经常收到这类信件。其他如宋子文、孔祥熙之流，也时常有人写信痛骂。这个时候他们除了要戴笠查明骂他们的人予以逮捕惩办外，他们的亲信们也常为此向戴笠表示不满，认为这种信件为什么还能让它寄发。李肖白对我曾不止一次发牢骚说：“大人物真难侍候，拆了他们的信要受处分，不看他们的信，挨了骂也得怪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特检处的另一工作重点是防谍。约在一九四零年前后，当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都迁到重庆以后，戴笠便向蒋介石提出，为防止敌伪方面和共产党派人打入这些机关进行谍报活动，应当在每一个单位中抽调一批可靠人员进行训练，以便增加军统的耳目。蒋介石称赞这是一个好办法，便用蒋介石名义密令各单位主管官选派自己认为可靠的亲信交给戴笠来进行训练组织。这个防谍组织定名为秘密监察人员训练班，而实际上主要工作却一直是防范共产党。
这个班设在赣江街八十二号江西会馆万寿宫内，共办了两期，每期二三百人，大都是各院部会等中央机关主管人的亲信秘书或科长级人员。这些主管官也有自己的打算，乐得把自己认为可靠的人选派去受训，这比特务机关秘密地在里面拉人要放心得多，所以大多数都不反对这一作法。这个班主要是传授一些特务工作的常识，教他们如何注意分辨可疑分子，以及与军统特务如何进行联系的种种办法。
特检处的防谍科还在重庆设有许多联络站，派有专人与这些受过训的人进行联系。这些人一般都是义务性质，军统不给待遇，只有工作有了成绩时才发给奖金。
有些人虽受过训但工作并不热情，不过也有一部分人表现积极，他们很愿意和特务们打交道，认真监视着自己单位中的每一个人。但我从戴笠口中听到，他对这些人的工作很不满意。他认为训练时间太短，只有一个月左右，而这些人又有自己的后台老板，不需要依靠军统，加上是义务性质，便对有的事可做可不做。不过当时每个单位都有一两个这样的人，这对军统特务的活动还是有好处的。
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
这个处的前身是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的监察处。这个统制局大约于一九三九年前后成立，由何成溶任局长，曾养甫任监察处处长。监察处负责主持蒋管区的交通监察与检查工作。成立之初，蒋介石就要曾养甫与军统合作，所以由戴笠兼任副处长。这个处的编制是由曾养甫起草拟定的，所以组织规模很庞大。曾养甫与戴笠的作风完全不同，他对这个处长并没有兴趣，也嫌一个处长太不过瘾，所以拟订编制时，是按一般局的编制拟定的。处以不设立总务、业务两个组，组以下设科，科下设股。处部设主任秘书，并在东南和西北地区设分处，各地设检查所。戴笠当时只要抓实权，抓机构，由于他资历浅，在拟定任何单位的编制时，总不肯太突出。
运输统制局撤销后，蒋介石认为这一个处仍应保留，便改为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指定戴笠兼任处长。
戴笠接长这个处以后，便把西南运输处警卫稽查组组长张炎元调任副处长，代他主持。张为戴笠“十人团”的一分子，业务组组长也以“十人团”之一的胡天秋担任。其余还是原来的班底。这个处的处长和副处长都是中将，组长和分处长是少将，科长和各检查所所长一般都是上校，只有极少数的是中校，军阶都是很高的。
在这里我只谈一下重庆的三个检查所和一个公共汽车督察室的活动情况。
扼守在重庆南面一品场的检查所，是当时从东南、华中、云贵等省陆路到重庆最重要的一道关口。这个所的所长韦贤，担任了好几年所长。他不但自己可以出布告，还印发了不少的通告。每当一辆汽车经过时，他照例发给一份通告，除了交通统一检查所的许多规章之外，他自己又加上一些规定，叫来往车辆都要遵守。当时许多公私车辆经过这个地方，都感到特别麻烦。可是戴笠每经过一次，便当面嘉奖他一次，因此他越来越凶横。平日戴笠打从这里经过时，张炎元知道了消息，总暗地里先通知他作好准备。因此戴笠汽车还离得远远的，他便手持绿旗，启开木栅，准备让戴的汽车疾驰而过。但戴却总爱停下车来，就便视察一下。这个人的确有他一套办法，检查所总是弄得整整齐齐，每个检查员都精神抖擞，自然会使戴感到高兴。
虽然各方面都说他的坏话，但戴笠对他却一直信任，几年都没有调动他，这是有原因的。原来，有次戴笠从贵阳赶回重庆，于夜间经过这个检查所时，事前谁都不知道。戴的司机是横冲直撞惯了的，照例不肯停车听候检查，被检查员档下以后，便大发脾气。韦贤正在检查工作，因天黑看不清戴笠在车上，他怕司机冒充，还是叫停车。司机便大声说：“老板的车你也敢挡住！”他也不客气补上一句：“我是奉老板命令检查！他自己规定的，自己更应当遵守。不管谁，我都要检查！”戴笠听了马上从车上下来，要他照规定手续办理，还对他特别嘉奖了一顿。这件事传出去以后，来往车辆便更加小心，知道这个家伙是不好惹的。
当时从昆明、东南、两广等地走私的货物，经过这里被他查出没收的，几乎天天都有一些。我在军统局时，经常派人到这个所贮藏没收东西的仓库中去清点军统需要的物品，只要一点手续没有办好，他便不准拿走。我也讨厌他，便向戴笠反映，但是戴回答我说：“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不讲情面，不大懂人情世故的干部。无论他有什么别的缺点，这一点就很可取了！”由于这样一个原因，他便更加卖力。许多车辆在这里受检查时，稍有不合，他往往要把全车货物全部搬下来，有时连轮胎都给弄下来，往往一耽误就是一天半天。这个地方的旅馆饭店生意都很兴隆，和这有关系。他在这里几年中，弄得真是怨声载道，司机旅客都在背后骂这里是“鬼门关”。
在通向西北公路上设立的青木关检查所，专门注意从重庆去西北的青年。蒋介石怕人民跑向延安，特别叫戴笠认真查扣。凡是去西北的，只要证明文件稍有疑问，轻则阻挡，重则扣押下来。
这个检查所当时对八路军的官兵，更是奉命刁难。连十八集团军的一些师长级的将领经过时，也常常被他们无理取闹，借口检查，大耍特务流氓手段。戴笠和毛人凤等每次听到刁难中共人员的报告时，总是非常高兴，因此担任检查的特务便越来越放肆起来。有次，从延安方面来的几个将领经过青木关时，正遇到下大雨，检查人员故意要他们下车立在雨中，慢慢检查，弄得这几位周身湿透。大特务们听到这一情况，都哈哈大笑起来。
设在朝天门附近的检查所，所长为王兴国。这个所的主要任务是检查旅客和货物。当时许多赴江津、北碚等地的学生教师常常被他们留难。有一次，某教授带了几本鲁迅先生的著作，封面是红色的，他们一看，便不由分说要把他带走。经过旁边很多人证明，这些书是抗战前出版的东西，是国民党准许发行的，最后他们总算没有把人带走，而这几本红色封面的书却被扣留了。
这个处于一九四四年间，又插手重庆市公共汽车公司。他们认为这对他们大有便利，因而成立一个督察室。督察室主任为石振江，办公地点设在两路口汽车站内。
特务们除了利用这个机构来进行监督公共汽车公司的职工外，更利用在车上工作的方便，进行盯梢、监视等活动。同时，特务们长期拿免费票，优先乘车票，亨受特殊待遇。特务们本来是不买票的，这些免费票便拿去给自己的亲友使用。当时从重庆到磁器口的一家私营汽车公司，被弄得叫苦连天，一车开出几乎半数是不买票的特务和他们的眷属。
交通统一检查处拿着军委会这块牌子，把过去由地方机关和宪兵等设立的检查机构都“统”了过来，宪兵附属在各个检查所听其指挥，地方军警机关的检查机构都被迫撤销。但军统有关的单位，戴笠却并不要求统一。他认为多一层检查，便多表现一份力量，可更加周密，所以这个统一工作只去统一别的单位，而不统一自己。
当时这些无法无天的检查人员，处处找人的麻烦，戴笠却在军统局局务会上常常称赞这些部门的工作，认为在控制交通方面军统已有相当的力量和办法。
这个处几年中的确查出不少私货和违禁品，没收了不少东西，但由戴笠下令发还的也为数不少。当时一些与蒋介石侍从室人员有关系的大商人，托侍从室的人向他讲讲话，或者走宋美龄的路子，或者通过杜月笙等人向他讲情，再大的事也可以解决。反正没有一个顶头上司找他的麻烦，他要怎样处理便怎样处理。有次军统局需要一批旧式汽车配件，我派人从这个处的仓库中清出一批没收来的货要了回来。
原来我认为已经没收，便动用了一些，不料有人托宋子文的亲信向戴笠说情，他竟答应发还。检查处便派人向我要回去，我还不出，便向戴说明是局里动用了。平日他对我到处打主意搞东西回来总是很高兴，常常对人说我像个管家的人，这次却大发脾气，一定要我退出去，即令已经用了的也要买回交还。原因就是上面有宋的来头。
几年来检查处公开办的案子，最大的是中央信托局运输处长林世良走私案。林为孔祥熙亲信，如果不自恃来头大不买账，而事前通过有关的人向戴笠说明一下，问题不会闹成那样结局。外间传说戴笠坚持要杀林世良是为了林那笔货物的奖金，这完全不是事实。当时军统对那样一笔奖金真可说满不在乎，主要是林世良看不起人，以为有孔祥熙还怕谁。结果把问题闹得公开出来以后，叫戴笠这个死要面子的人让步，他无论如何不肯干。因他统治那么多部下，公开叫他不办林，他对部下无法交代，所以他才坚持到底，要是早和他联系上，他决不会真正铁面无私的。
抗日锄奸团
抗日锄奸团（军统内部简称为抗团）是军统在大专学校中的一个外围特务组织。
它是“九一八”后在天津、北平等地的大学与专科学校中开始组织起来的。负责人先后由曾泽、祝宗梁担任。这个组织中的成员主要是大专学校中的学生，除了一些大官僚、大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外，更有不少大汉奸的子女。
这个团在华北活动时，还曾做过一点对敌伪斗争和情报方面的工作。七七事变以后，有一大部分团员由祝宗梁带领南下，辗转逃到四川，性质便完全改变，而成为军统在各学校中的职业特务学生。抗团也成为军统直接领导的一个专在学生中搞特务活动的单位。它当时的办公地点是设在赣江街八十二号万寿宫内军统训练处办公室楼下，有六七个人专门在那里办公。戴笠对该团很重视，经常找祝宗梁当面指示工作和了解情况。
一九四二年秋天，我随戴笠去成都，祝宗梁也随同前往。戴笠曾抽出很多的时间，每天晚上要祝去约集在成都的抗团学生，分批接见，了解各学校情况，还和他们一道吃晚饭、跳舞。
抗团的成员不是每个都参加军统特务组织，军统只是利用这些人在学校里搞特务活动。戴笠很坦率地说，过去锄的“奸”是“汉奸”，现在要锄的“奸”却是“内奸”（反动派侮辱共产党的名词），因此责任更大，更不易完成任务。他们当时在各学校中的活动，一方面是做情报，一方面是搞破坏。他们以抗日救国为幌子来拉学生，也设法混入各种进步组织中去。他们对学校里一些真正爱国反蒋的学生团体，则暗中进行打击，必要时便借助于军统公开特务机关来进行迫害。部分团员家庭经济困难，军统便给他们一点帮助。其他的人一般不拿固定待遇，有困难时可以由军统代为解决。
军统对学校方面的工作，除抗团这个组织以外，还直接派许多特务到各个大专学校中去。我记得有特务派人的学校有复旦大学、戏剧专门学校（先在江津，后迁北碚）、音乐专门学校、会计专门学校等，还有许多已记不清楚。每年暑假期间，戴笠把这些人召集回来，成立一个暑期训练班来训练一下。因为这些职业学生在各学校中一向伪装进步，军统从邮检所中检查出来的一些进步书刊，必要时也给他们去看看，让他们能够懂得一些新的进步名词。不知道这些人底细的人，往往被他们的进步名词所迷惑。可是戴笠也知道年轻人容易接受共产党的思想，一不留心，便会弄假成真，所以就利用暑假来训练一下。
每期调训的职业学生总有一百多人。这些人分别在各个学校中干特务活动，既不受抗团的领导，也不和抗团学生发生横的联系，这是军统当时在各学校中的双层组织。即使是国民党政府控制很严的陆军大学和中央训练团，军统也要派人在里面去活动。如陆军大学的调查组，便是专在陆大搞特务工作的。这个组的组长邹陆夫经常把陆大师生言行向军统汇报，同时还替军统在这个学校中拉干部，军统中有不少是陆大毕业的学生便是这样拉进去的。
中央训练团是轮流调训中央和地方干部的，人员非常复杂。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对嫡系骨干分子的教育，也是拉拢地方干部和杂牌的一种手法，因此各方面的人都有。这个团初成立时，就决定把警卫组这一单位交给军统，最初由戴笠自兼组长，以后才由李家杰、张业等继任。这个组有三十多名特务，经常暗中注意受训人员的言行。蒋介石对这里的情报是很重视的，特务的小报告便成为蒋介石考核干部的资料，所以一些调训人员在受训期间的言论会影响其前途的好坏。
蒋介石和四大家族的主脑人物每期必去中训团，他们自己非常清楚，当时反对他们的人太多，为了自身的安全，不得不依靠特务来保护他们。每次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去讲话时，特务们便前后左右密布，随时防范可能发生的异动。在讲台下面，专有一排小窗口，特务们从里面张望，可以看清楚每个听讲的人的动作。
这些人紧握着上了膛的手枪，随时准备向每个企图危害他们主子的人射击。台上的人虽然在从容讲话，而台子下面的人却紧张万分。
这个处的前身是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的监察处。这个统制局大约于一九三九年前后成立，由何成溶任局长，曾养甫任监察处处长。监察处负责主持蒋管区的交通监察与检查工作。成立之初，蒋介石就要曾养甫与军统合作，所以由戴笠兼任副处长。这个处的编制是由曾养甫起草拟定的，所以组织规模很庞大。曾养甫与戴笠的作风完全不同，他对这个处长并没有兴趣，也嫌一个处长太不过瘾，所以拟订编制时，是按一般局的编制拟定的。处以不设立总务、业务两个组，组以下设科，科下设股。处部设主任秘书，并在东南和西北地区设分处，各地设检查所。戴笠当时只要抓实权，抓机构，由于他资历浅，在拟定任何单位的编制时，总不肯太突出。
运输统制局撤销后，蒋介石认为这一个处仍应保留，便改为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指定戴笠兼任处长。
戴笠接长这个处以后，便把西南运输处警卫稽查组组长张炎元调任副处长，代他主持。张为戴笠“十人团”的一分子，业务组组长也以“十人团”之一的胡天秋担任。其余还是原来的班底。这个处的处长和副处长都是中将，组长和分处长是少将，科长和各检查所所长一般都是上校，只有极少数的是中校，军阶都是很高的。
在这里我只谈一下重庆的三个检查所和一个公共汽车督察室的活动情况。
扼守在重庆南面一品场的检查所，是当时从东南、华中、云贵等省陆路到重庆最重要的一道关口。这个所的所长韦贤，担任了好几年所长。他不但自己可以出布告，还印发了不少的通告。每当一辆汽车经过时，他照例发给一份通告，除了交通统一检查所的许多规章之外，他自己又加上一些规定，叫来往车辆都要遵守。当时许多公私车辆经过这个地方，都感到特别麻烦。可是戴笠每经过一次，便当面嘉奖他一次，因此他越来越凶横。平日戴笠打从这里经过时，张炎元知道了消息，总暗地里先通知他作好准备。因此戴笠汽车还离得远远的，他便手持绿旗，启开木栅，准备让戴的汽车疾驰而过。但戴却总爱停下车来，就便视察一下。这个人的确有他一套办法，检查所总是弄得整整齐齐，每个检查员都精神抖擞，自然会使戴感到高兴。
虽然各方面都说他的坏话，但戴笠对他却一直信任，几年都没有调动他，这是有原因的。原来，有次戴笠从贵阳赶回重庆，于夜间经过这个检查所时，事前谁都不知道。戴的司机是横冲直撞惯了的，照例不肯停车听候检查，被检查员档下以后，便大发脾气。韦贤正在检查工作，因天黑看不清戴笠在车上，他怕司机冒充，还是叫停车。司机便大声说：“老板的车你也敢挡住！”他也不客气补上一句：“我是奉老板命令检查！他自己规定的，自己更应当遵守。不管谁，我都要检查！”戴笠听了马上从车上下来，要他照规定手续办理，还对他特别嘉奖了一顿。这件事传出去以后，来往车辆便更加小心，知道这个家伙是不好惹的。
当时从昆明、东南、两广等地走私的货物，经过这里被他查出没收的，几乎天天都有一些。我在军统局时，经常派人到这个所贮藏没收东西的仓库中去清点军统需要的物品，只要一点手续没有办好，他便不准拿走。我也讨厌他，便向戴笠反映，但是戴回答我说：“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不讲情面，不大懂人情世故的干部。无论他有什么别的缺点，这一点就很可取了！”由于这样一个原因，他便更加卖力。许多车辆在这里受检查时，稍有不合，他往往要把全车货物全部搬下来，有时连轮胎都给弄下来，往往一耽误就是一天半天。这个地方的旅馆饭店生意都很兴隆，和这有关系。他在这里几年中，弄得真是怨声载道，司机旅客都在背后骂这里是“鬼门关”。
在通向西北公路上设立的青木关检查所，专门注意从重庆去西北的青年。蒋介石怕人民跑向延安，特别叫戴笠认真查扣。凡是去西北的，只要证明文件稍有疑问，轻则阻挡，重则扣押下来。
这个检查所当时对八路军的官兵，更是奉命刁难。连十八集团军的一些师长级的将领经过时，也常常被他们无理取闹，借口检查，大耍特务流氓手段。戴笠和毛人凤等每次听到刁难中共人员的报告时，总是非常高兴，因此担任检查的特务便越来越放肆起来。有次，从延安方面来的几个将领经过青木关时，正遇到下大雨，检查人员故意要他们下车立在雨中，慢慢检查，弄得这几位周身湿透。大特务们听到这一情况，都哈哈大笑起来。
设在朝天门附近的检查所，所长为王兴国。这个所的主要任务是检查旅客和货物。当时许多赴江津、北碚等地的学生教师常常被他们留难。有一次，某教授带了几本鲁迅先生的著作，封面是红色的，他们一看，便不由分说要把他带走。经过旁边很多人证明，这些书是抗战前出版的东西，是国民党准许发行的，最后他们总算没有把人带走，而这几本红色封面的书却被扣留了。
这个处于一九四四年间，又插手重庆市公共汽车公司。他们认为这对他们大有便利，因而成立一个督察室。督察室主任为石振江，办公地点设在两路口汽车站内。
特务们除了利用这个机构来进行监督公共汽车公司的职工外，更利用在车上工作的方便，进行盯梢、监视等活动。同时，特务们长期拿免费票，优先乘车票，亨受特殊待遇。特务们本来是不买票的，这些免费票便拿去给自己的亲友使用。当时从重庆到磁器口的一家私营汽车公司，被弄得叫苦连天，一车开出几乎半数是不买票的特务和他们的眷属。
交通统一检查处拿着军委会这块牌子，把过去由地方机关和宪兵等设立的检查机构都“统”了过来，宪兵附属在各个检查所听其指挥，地方军警机关的检查机构都被迫撤销。但军统有关的单位，戴笠却并不要求统一。他认为多一层检查，便多表现一份力量，可更加周密，所以这个统一工作只去统一别的单位，而不统一自己。
当时这些无法无天的检查人员，处处找人的麻烦，戴笠却在军统局局务会上常常称赞这些部门的工作，认为在控制交通方面军统已有相当的力量和办法。
这个处几年中的确查出不少私货和违禁品，没收了不少东西，但由戴笠下令发还的也为数不少。当时一些与蒋介石侍从室人员有关系的大商人，托侍从室的人向他讲讲话，或者走宋美龄的路子，或者通过杜月笙等人向他讲情，再大的事也可以解决。反正没有一个顶头上司找他的麻烦，他要怎样处理便怎样处理。有次军统局需要一批旧式汽车配件，我派人从这个处的仓库中清出一批没收来的货要了回来。
原来我认为已经没收，便动用了一些，不料有人托宋子文的亲信向戴笠说情，他竟答应发还。检查处便派人向我要回去，我还不出，便向戴说明是局里动用了。平日他对我到处打主意搞东西回来总是很高兴，常常对人说我像个管家的人，这次却大发脾气，一定要我退出去，即令已经用了的也要买回交还。原因就是上面有宋的来头。
几年来检查处公开办的案子，最大的是中央信托局运输处长林世良走私案。林为孔祥熙亲信，如果不自恃来头大不买账，而事前通过有关的人向戴笠说明一下，问题不会闹成那样结局。外间传说戴笠坚持要杀林世良是为了林那笔货物的奖金，这完全不是事实。当时军统对那样一笔奖金真可说满不在乎，主要是林世良看不起人，以为有孔祥熙还怕谁。结果把问题闹得公开出来以后，叫戴笠这个死要面子的人让步，他无论如何不肯干。因他统治那么多部下，公开叫他不办林，他对部下无法交代，所以他才坚持到底，要是早和他联系上，他决不会真正铁面无私的。
抗日锄奸团
抗日锄奸团（军统内部简称为抗团）是军统在大专学校中的一个外围特务组织。
它是“九一八”后在天津、北平等地的大学与专科学校中开始组织起来的。负责人先后由曾泽、祝宗梁担任。这个组织中的成员主要是大专学校中的学生，除了一些大官僚、大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外，更有不少大汉奸的子女。
这个团在华北活动时，还曾做过一点对敌伪斗争和情报方面的工作。七七事变以后，有一大部分团员由祝宗梁带领南下，辗转逃到四川，性质便完全改变，而成为军统在各学校中的职业特务学生。抗团也成为军统直接领导的一个专在学生中搞特务活动的单位。它当时的办公地点是设在赣江街八十二号万寿宫内军统训练处办公室楼下，有六七个人专门在那里办公。戴笠对该团很重视，经常找祝宗梁当面指示工作和了解情况。
一九四二年秋天，我随戴笠去成都，祝宗梁也随同前往。戴笠曾抽出很多的时间，每天晚上要祝去约集在成都的抗团学生，分批接见，了解各学校情况，还和他们一道吃晚饭、跳舞。
抗团的成员不是每个都参加军统特务组织，军统只是利用这些人在学校里搞特务活动。戴笠很坦率地说，过去锄的“奸”是“汉奸”，现在要锄的“奸”却是“内奸”（反动派侮辱共产党的名词），因此责任更大，更不易完成任务。他们当时在各学校中的活动，一方面是做情报，一方面是搞破坏。他们以抗日救国为幌子来拉学生，也设法混入各种进步组织中去。他们对学校里一些真正爱国反蒋的学生团体，则暗中进行打击，必要时便借助于军统公开特务机关来进行迫害。部分团员家庭经济困难，军统便给他们一点帮助。其他的人一般不拿固定待遇，有困难时可以由军统代为解决。
军统对学校方面的工作，除抗团这个组织以外，还直接派许多特务到各个大专学校中去。我记得有特务派人的学校有复旦大学、戏剧专门学校（先在江津，后迁北碚）、音乐专门学校、会计专门学校等，还有许多已记不清楚。每年暑假期间，戴笠把这些人召集回来，成立一个暑期训练班来训练一下。因为这些职业学生在各学校中一向伪装进步，军统从邮检所中检查出来的一些进步书刊，必要时也给他们去看看，让他们能够懂得一些新的进步名词。不知道这些人底细的人，往往被他们的进步名词所迷惑。可是戴笠也知道年轻人容易接受共产党的思想，一不留心，便会弄假成真，所以就利用暑假来训练一下。
每期调训的职业学生总有一百多人。这些人分别在各个学校中干特务活动，既不受抗团的领导，也不和抗团学生发生横的联系，这是军统当时在各学校中的双层组织。即使是国民党政府控制很严的陆军大学和中央训练团，军统也要派人在里面去活动。如陆军大学的调查组，便是专在陆大搞特务工作的。这个组的组长邹陆夫经常把陆大师生言行向军统汇报，同时还替军统在这个学校中拉干部，军统中有不少是陆大毕业的学生便是这样拉进去的。
中央训练团是轮流调训中央和地方干部的，人员非常复杂。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对嫡系骨干分子的教育，也是拉拢地方干部和杂牌的一种手法，因此各方面的人都有。这个团初成立时，就决定把警卫组这一单位交给军统，最初由戴笠自兼组长，以后才由李家杰、张业等继任。这个组有三十多名特务，经常暗中注意受训人员的言行。蒋介石对这里的情报是很重视的，特务的小报告便成为蒋介石考核干部的资料，所以一些调训人员在受训期间的言论会影响其前途的好坏。
蒋介石和四大家族的主脑人物每期必去中训团，他们自己非常清楚，当时反对他们的人太多，为了自身的安全，不得不依靠特务来保护他们。每次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去讲话时，特务们便前后左右密布，随时防范可能发生的异动。在讲台下面，专有一排小窗口，特务们从里面张望，可以看清楚每个听讲的人的动作。
这些人紧握着上了膛的手枪，随时准备向每个企图危害他们主子的人射击。台上的人虽然在从容讲话，而台子下面的人却紧张万分。
兵工署警卫稽查处
军统为了镇压兵工厂的工人，于一九四零年前后成立了这个警卫稽查处，先后由张师、廖宗泽任处长，杨蔚任警卫总队总队长。在此以前，各兵工厂均有自己的警卫大队或警卫队的组织，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军统才直接插手掌握这个部门的工作。
当时从各地迁到四川和重庆等处的兵工厂很多，对这些数以万计的工人，一下子集中到了重庆，蒋介石对此感到不安。我因和张师私交较好，经常到他们家中去玩，不时听到他谈起有关这个处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的兵工署是俞大维的天下，俞自恃得到蒋介石的特别信任，不希望别人插手到他的势力范围内。原来一些兵工厂分散在各地，问题不显著，抗战时一下子集中在陪都的约有半数，情况就不同了。蒋介石向俞大维指出：如不好好注意，一旦被共产党渗入活动，那时便无法再控制。为了及早防范，叫他和戴笠合作，把对付共产党的工作交与军统，俞只负责整个行政和技术、生产方面的工作。经蒋介石说明后，俞只好答应让军统插人。在他和戴笠商定组织这个处的章程中，便公开提出，是为了防止共产党渗人兵工厂发展组织进行活动。
戴笠对蒋介石交下的这个任务，是异常慎重从事的。他选定了曾任特务处（军统前身）书记长的张师来担任处长。他曾考虑再三，认为张是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对付共产党一向有经验，所以在起草组织章程中也叫张师参加。张在这时提出过不少戴。俞两人均认为很重要的意见。最初戴、俞两人都只想到在各兵工厂中成立警卫稽查组来进行监督，张懂得一些中共活动的规律，便提出必须能让特务深入车间，经常进行检查，既可防止工人破坏活动，又可借此接近工人，以便进行收买和监督。
但军统特务中懂技术的实在太少，以后还是由张师想出办法，以检查安全的名义深人车间，便不一定要求什么技术了。这一意见果然得到戴、俞两人的赞许，所以在这个处下面设有一个安全科，各兵工厂警卫稽查组设有安全股，目的便是防止工人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破坏活动，又能借此与工人直接打交道，这比站在一旁监视的作用要好得多。
当时俞大维最担心军统要过问兵工署和工厂的账目。据说这些账款军需署都不去审核，由他直接向蒋介石报销。戴笠知道他的心事，便说明派在兵工署的特务听从他的指挥，并不过问其他事项，所以这个处很顺利地成立起来。处以下设有总务、稽查。安全、司法四科。当时反动派为了防止兵工厂工人罢工和其他进步活动，便把所有工人均按现役军人待遇，不准工人组织工会，不准罢工。凡是不服从命令的均以“军法从事”，轻则坐牢，重则枪决。一经军法判决，便不能上诉申辩。
当时为了统一领导各兵工厂的警卫大队或警卫队，成立了警卫总队部，由副处长杨蔚兼总队长。虽说是统一领导，实际上戴笠对此还是作了些让步，即对各兵工厂原有警卫大队负责人，如无特殊原因，基本上不更换。因为这些人大都是各兵工厂厂长自己所用的较亲信的人物，马上更换易于引起反惑，对于在各厂建立警稽组的工作不利。因此这个总队部是有名无实，杨蔚对此很感不满。戴劝杨蔚慢慢来，并告诉他，不一定去调换这些大队长，可以改用吸收他们参加军统组织的办法，把他们一个个拉过来，这样对军统的工作有利得多。
戴笠知道蒋介石对俞大维非常宠信，所以再三叮嘱张师要设法和俞处得好，不要去触犯俞的权利。有一次，某兵工厂警卫稽查组组员陈昌熙报告该厂某高级职员有共产党嫌疑，戴笠没有查清楚即报告蒋介石将这人扣留。后经俞大维提出交涉，戴连忙将人放出并把密报人陈昌熙予以枪决，用来讨好俞大维，所以他们两人之间一直没有闹什么摩擦，俞也不讨厌这些特务。
这个处的特务，多半是军统各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其中不少是经过张国焘训练的，是从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种政治训练班中出来的。这些戴笠当成宝贝一样看待的学生，因为不能按照张国焘的如意算盘派到中共解放区去工作，戴笠便退而求其次，把他们派到这个处来对付共产党。
几年间，经这个处逮捕的进步工人和可疑分子达一百余人。逮捕原因大都是为了看《新华日报》，或是在背地里骂了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但从来也没有找到共产党的组织。戴笠吹嘘这是由于特务防范周密的缘故，在纪念周上他公开报告，说这个处有很好的“成绩”。
当时许多军统特务都希望调到这个处工作，因为生活待遇好，工作也不紧张，加上许多兵工厂厂长都懂得特务们的心理，每月以种种名称，如特别费、额外办公费等，给这些特务一点津贴，因此彼此相安无事。当时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军事情报处长鲍志鸿等大特务，都揩油住在鹅公岩兵工厂的职员宿舍里。
我有一个兄弟叫沈玉龙，在南岸某兵工厂当警卫稽查组长。我去他那里看过几次，了解到一些特务对兵工厂工人的控制情况。他们采用的办法，是将整个工厂区包围起来，在交通要道设立许多稽查哨所，到处设置岗位，出人厂区的人员都得交验证件。他们对一些平日活跃点的工人则暗中派人监视，同时收买一些落后工人充当他们的眼线，遇到工人们聚集时便偷听他们的谈话。工人们对那些稽查员非常讨厌和蔑视，总不愿和他们打交道。有一次，稽查员逮捕了一个工人还没有解送走，被其他工人发觉，便把稽查所包围起来，非叫释放不可。厂里的一些领导人出来劝说，工人们不听，最后没有办法还是把那个工人释放了。那个工人出来后，一直大骂，他们也无可奈何。他们要逮捕什么人，只有趁黑夜暗中行动，并在没有被发觉时偷偷解送走。稽查处的成员与工人之间，彼此总是采取敌对态度。
军统局局本部在重庆的活动
军统局局本部是指挥密布在蒋管区、沦陷区、部分解放地区，以及遍布国外的特务机关搞特务活动的大本营。它的全部活动情况，我准备另行写述。这里只略为谈一谈它在重庆一个地区内直接于出的种种罪恶活动。
军统是靠手枪和监狱来危害革命、镇压人民的。抗战期间，美帝供应的各种武器无以数计，使它用之不竭。军统囚禁人犯的看守所，除了中美所内自公馆和渣滓洞外，还有望龙门特务总队的看守所，稽查处看守所、侦缉大队看守所、交通统一检查处看守所、国家总动员会议军法执行监看守所、缉私署看守所、兵工署稽查处看守所、内政部警察总队看守所等等。随便数一数，像这类大规模的看守所便有十个之多。小一点的如军统掌握的各个警察分局，各兵工厂的警卫稽查组，以及中美所内洪炉厂专囚禁高级政治犯的小看守所就更多。
军统拥有任意捕人、关人、杀人等特权，同时也提防别人对付它，因此在军统机关周围的防范也是特别严密的。当重庆市警察局局长由军统特务徐中齐担任时，军统当然可以全部控制运用。而唐毅当局长时，则只能部分控制到，但其中有几个单位和分局，不管谁当局长，军统是要控制的。警察局的司法科和侦缉大队，军统是不肯放手的。军统局局本部所在地罗家湾的第六分局局长，小龙坎化龙桥的第八分局局长，以及磁器口、童家桥。中美所所在地的局长和所长，都得由军统控制。
六分局局长杜醇，大部分时间得为军统工作。
军统局对局本部附近居民的户口调查极为认真，经常由军统特务总队调在局本部服务的便衣队特务会同户籍警去清查，对稍有可疑的居民即严密盘查，一点不对便马上带走，只要随便加上一个“刺探局本部秘密嫌疑”就可以关押起来。
八分局局长刘桐，是军统监视红岩村中共办事处与《新华日报》的主力军。尽管军统派在这个地区的公开特务和秘密特务有五六处之多，但都不及该管区的分局来得更方便，利用这个分局来进行这一罪恶活动，比别的单位都有利，所以这个局非要掌握住不可。
磁器口童家桥的警察所，管辖的地区是中美所和军统乡下办事处，戴笠在乡下的几个别墅所在地。这个所干脆就全部由特务总队的便衣特务包办，所长、警官、警察，清一色由特务来担任。
当时保卫这个地区的武装特务，经常有两个大队左右的兵力，但戴笠还嫌不够，又把由军统掌握的内政部警察总队调驻在中美所背面歌乐山、金刚坡一带，经常保持着两个大队，居高临下扼守住这条通往重庆的公路，护卫着歌乐山下的美蒋特务大本营。这个总队的总队长任建鹏，戴笠经常要找他谈谈。当时他所领导的这支特务警察部队，还担任各国驻重庆使领馆的门卫和国民党文职机关的警卫，这也是特务进行活动的最好的掩护。
戴笠经常吹嘘这个地区的警卫特别严密，不过这也可看作是这个杀人魔王自己的恐惧心情。尽管军统拥有一切特权和数以万计的特务和特务武装，整天干着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但同时它却又是最害怕共产党和人民的。当时特务在重庆无法无天，横行霸道，时常给戴笠带来麻烦。但是他那一套严峻的“家法”也制止不住，他只好在纪念周上向特务们经常提出警告。他带着恐吓的口吻说：“你们在外面乱七八糟搞，如果给共产党找到了证据，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出来，那就该你们自己倒霉，我是管不着你们的死活的！”特务们听了，的确有所畏惧，他们知道只要《新华日报》公开揭露出他们的罪行，戴笠也袒护不了，只有去受公开审判。戴笠用这些话来恐吓，往往比他跳起脚来大骂一顿有效得多。
有一次，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位秘书由小龙坎进城时，在汽车上被人一枪打死，戴笠得到这个消息，急得脸都发青，叫我立刻查明是不是军统特务干出来的；如果是，不管是谁，要立即扣捕解到军统局来审理。他连声说：“共产党一定不会答应。
要是我们的人搞的，真不知要添多少麻烦。”我当即向几个特务机关查问，都说不是他们干的。
原来，有一连新兵走在小龙坎附近，分散躺倒在马路上休息，被中共办事处汽车辗伤了一个新兵的脚，汽车司机没有发觉照旧向前行驶，解送新兵的班长便举起步枪向汽车发射一枪。这个班长也不知道这一枪把车内的人打死了，休息后仍朝前走，一直到了壁山附近，重庆治安机关才派人把他追回来，后来查明系出于无心，周恩来也没有要这个杀人的班长抵命。这件事完全弄清楚以后，戴笠才松了一口气。
当毛主席去重庆时，戴笠曾命令特别警卫组和稽查处，要对毛主席暗中严加保卫。这并不是为别的，而是戴笠害怕有什么暴徒趁机暗算毛主席，如果问题发生，这笔账会落到军统头上。因此，当时戴笠不但不敢对毛主席有任何危害，还生怕别人乱来。专门担任保卫蒋介石安全的特别警卫组，也得担负起暗中保护毛主席的责任。有个在戴笠家中担任警卫的特务说：“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把毛主席干掉？坐上几年牢，便可立大功。”戴笠知道了，立刻把这个特务叫去骂了一顿，说他糊涂，还缴了他的枪，要他回特务总队去，怕他发神经病闹出大乱子来。
军统在重庆搞的所谓高级情报活动和特务活动，连戴笠自己也经常出马。蒋介石要拉拢四川军阀，戴便经常抽空去拜访许多四川将领，也常常邀他们到家里去吃饭联络感情。他自己直接利用的一些人，如外交部司长李惟果，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亢生、军医署长林可胜、金融界的贝祖诒，还有他的许多好友如伍仁硕、何世礼等。为了作一些国民党政府中的高级情报，在军统局的一些设计委员中，也有不少人干这方面的工作。如曾经代理过广西省主席的俞作柏，与两广许多反蒋人物关系密切，还有曾任首都警察厅长的王固盘，他们都愿替军统卖点气力。当时杜月笙住在重庆，对戴笠的帮助也很不小，除了为他搞帮会方面的活动外，在给戴笠拉人事关系和了解情况方面也很出过力。
戴笠运用别人替他搞特务活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在这中间有的很成功，也有不少使他感到失望，甚至很愤慨。张学良将军的旧部陈ＸＸ，便很讨得戴的欢喜，一直在军统中担任着重要的职务。但是，由张将军介绍给他的旧属并不都替他效力，如曾做过东北大学校长的王化一和当过旅长的吴骞，对搞特务活动的兴趣就很不浓厚，连当时戴笠希望他们做做在重庆的东北人士的情报，也没有达到目的。戴在背地里常常说：“有些人拿了我们的钱却不给我们做事，有的人不要我们一点好处却异常卖力地帮助我们。”在军统数以百计的设计委员中，总有近半数的拿钱不给军统做事的。戴笠却仍然养着这班人，他希望有朝一日用上一次，他就一切都捞回来了。
在军统直接运用的人员当中，有个别的人戴笠认为很有把握，但结果却出他意料之外，因而气得他把人扣押起来也是常有的。我最清楚的有沈夕峰。这人在黄埔四期当学生时就加入过共产党，抗战时在重庆小梁子开设渝新旅馆。他与进步人士向有往来，有不少青年去延安时，曾在他开的旅馆里集合。八路军最初设在重庆机房街办事处的房子，是通过他的介绍租用的。军统特务中有不少是他的同期同学，都以为他替军统搞到共产党的情报会有点办法，便拉他入军统，做了渝特区的直属通讯员。结果他专替军统搞社会情报和经济情报。军统一再示意他，希望他应以全力去做中共的工作。为了让他安心卖力，还给他当了侦缉大队的副大队长。结果等了两三年，仍然没有能满足军统的要求，戴笠便下令将他扣押在稽查处。我当时在稽查处工作，曾奉令彻查他过去是否利用军统关系替中共做什么工作。结果查了几个月，也查不到这方面的任何证据，只好将他释放出来。但军统一面叫他搞经济情报，同时也暗中注意他的活动，但始终没有发现他与中共方面有任何往来。像这种赔本生意，军统做过不少。
每当国民参政会开会期间，便是军统最忙最紧张的时刻。这时往往由党政情报处处长自己领导组成一个临时机构，来做每次会议的工作。蒋介石总是希望早点能了解到每个非国民党的参政员将在会上提些什么样的意见，有些什么活动，会外有些什么言论。
当时做这方面工作的虽大有人在，但戴笠却特别抓得紧，他常说这是为“领袖”分劳分忧的紧要关头。他总是自己出马，先与参政会一些负责人取得联络，以便派特务打入大会临时机构中去担任一点工作，同时把与军统有关的参政员邀去商量。
张国泰是以江西省参政员的身份出面为军统拉关系的。军统要逐日将所得情况详细向蒋介石报告，一直忙到大会完毕，这一机构才撤销。
每次开参政会前后，戴笠总叫我把所有能用的小汽车准备几十辆，供临时使用。
设在水巷子一号、由军统直接领导的特别侦察组，也特别活跃。戴笠把军统女特务中最年轻漂亮的葛天璇、陈韵娜、陈雯、阮筱兰、刘玲砚等，也派在这个组为组员。
戴笠还给这个侦察组以大量的特别活动费，希望利用金钱与美女等等来达到他的目的。
军统在控制重庆航空方面，虽然有了重庆航空检查所，珊瑚坝机场场长已由军统特务王云苏担任，空军政治部和空军调查室已由军统特务简朴和徐鹤林分任主任，但戴笠还认为不够严密，又于一九四三年在党政情报处增设了一个航检科，由王芳南任科长，直接对飞机票进行控制。每天乘飞机来往的客人名单，戴笠当天都全部了解。一些为蒋介石所注意的人来往情况，也得由戴笠向他报告。同样，重庆的经济情况以及物价波动的情形，也逐日要向蒋介石报告。
我在重庆时，听到不少关于蒋介石不了解物价的种种传说。如说蒋介石有次在两路口一家帽店买了一顶呢帽，店主把价钱说得和战前差不多，蒋介石很高兴的买走之后，市政府立刻对这个商店老板给予嘉奖，并补足他的损失。有一次社会部长谷正纲陪蒋介石上冠生园吃饭，故意把菜价牌写得和战前差不多。蒋介石看了价目单连连点头说：“大家都吵着物价飞涨，其实涨得很有限。”像这一类的传说，无非是在替蒋介石作宣传，想说明他不是不关怀人民生活，是被部下蒙骗了，要人们相信蒋介石是个好人。其实每天物价的波动情况以及与战前的比例数字，不但军统报得很仔细，而蒋介石看得也很清楚。
军统对四大家族的安全，是竭尽全力予以保卫的。其中以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为重点，每个军统特务都要尽到保卫“领袖”的职责。除了戴笠派在侍从室的随节警卫组整天跟在他身边外，还有一个近二百名中央军校毕业学生组成的特别警卫组。
这些人经过戴笠亲自挑选和训练，由朱金骅率领，密布在蒋介石每天经过的马路上担任巡逻。蒋介石外出时，总是注意马路两旁有没有左手持《中央日报》的特别警卫人员在给他保缥。
宋子文的家中驻有军统派去的一个便衣警卫分队，十多个特务在维护着国舅的安全。孔祥熙家中虽有他自己的卫队，戴笠为了讨好他，仍在国府路范庄的孔公馆里，或孔家在南温泉的别墅中举行宴会舞会时，总得派特务去附近警戒。孔祥熙在广播大厦大开寿宴时，戴笠还亲自站在门口当招待，并派遣大批特务去保护前往祝贺的达官贵人。至于陈氏弟兄，虽有中统特务保卫，军统仍是有人随时协作的。
在抗战期间，军统特务在重庆，真是坏事做尽，写不胜写。我了解到的，还只是一部分情况和一些表面上的现象。如果把军统特务当时在重庆的全部罪恶搜集起来，当更加骇人听闻。本文所举的事实和时间等均系凭个人记忆所及，错误在所难免，请了解当时情况的先生们给予指正。
军统为了镇压兵工厂的工人，于一九四零年前后成立了这个警卫稽查处，先后由张师、廖宗泽任处长，杨蔚任警卫总队总队长。在此以前，各兵工厂均有自己的警卫大队或警卫队的组织，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军统才直接插手掌握这个部门的工作。
当时从各地迁到四川和重庆等处的兵工厂很多，对这些数以万计的工人，一下子集中到了重庆，蒋介石对此感到不安。我因和张师私交较好，经常到他们家中去玩，不时听到他谈起有关这个处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的兵工署是俞大维的天下，俞自恃得到蒋介石的特别信任，不希望别人插手到他的势力范围内。原来一些兵工厂分散在各地，问题不显著，抗战时一下子集中在陪都的约有半数，情况就不同了。蒋介石向俞大维指出：如不好好注意，一旦被共产党渗入活动，那时便无法再控制。为了及早防范，叫他和戴笠合作，把对付共产党的工作交与军统，俞只负责整个行政和技术、生产方面的工作。经蒋介石说明后，俞只好答应让军统插人。在他和戴笠商定组织这个处的章程中，便公开提出，是为了防止共产党渗人兵工厂发展组织进行活动。
戴笠对蒋介石交下的这个任务，是异常慎重从事的。他选定了曾任特务处（军统前身）书记长的张师来担任处长。他曾考虑再三，认为张是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对付共产党一向有经验，所以在起草组织章程中也叫张师参加。张在这时提出过不少戴。俞两人均认为很重要的意见。最初戴、俞两人都只想到在各兵工厂中成立警卫稽查组来进行监督，张懂得一些中共活动的规律，便提出必须能让特务深入车间，经常进行检查，既可防止工人破坏活动，又可借此接近工人，以便进行收买和监督。
但军统特务中懂技术的实在太少，以后还是由张师想出办法，以检查安全的名义深人车间，便不一定要求什么技术了。这一意见果然得到戴、俞两人的赞许，所以在这个处下面设有一个安全科，各兵工厂警卫稽查组设有安全股，目的便是防止工人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破坏活动，又能借此与工人直接打交道，这比站在一旁监视的作用要好得多。
当时俞大维最担心军统要过问兵工署和工厂的账目。据说这些账款军需署都不去审核，由他直接向蒋介石报销。戴笠知道他的心事，便说明派在兵工署的特务听从他的指挥，并不过问其他事项，所以这个处很顺利地成立起来。处以下设有总务、稽查。安全、司法四科。当时反动派为了防止兵工厂工人罢工和其他进步活动，便把所有工人均按现役军人待遇，不准工人组织工会，不准罢工。凡是不服从命令的均以“军法从事”，轻则坐牢，重则枪决。一经军法判决，便不能上诉申辩。
当时为了统一领导各兵工厂的警卫大队或警卫队，成立了警卫总队部，由副处长杨蔚兼总队长。虽说是统一领导，实际上戴笠对此还是作了些让步，即对各兵工厂原有警卫大队负责人，如无特殊原因，基本上不更换。因为这些人大都是各兵工厂厂长自己所用的较亲信的人物，马上更换易于引起反惑，对于在各厂建立警稽组的工作不利。因此这个总队部是有名无实，杨蔚对此很感不满。戴劝杨蔚慢慢来，并告诉他，不一定去调换这些大队长，可以改用吸收他们参加军统组织的办法，把他们一个个拉过来，这样对军统的工作有利得多。
戴笠知道蒋介石对俞大维非常宠信，所以再三叮嘱张师要设法和俞处得好，不要去触犯俞的权利。有一次，某兵工厂警卫稽查组组员陈昌熙报告该厂某高级职员有共产党嫌疑，戴笠没有查清楚即报告蒋介石将这人扣留。后经俞大维提出交涉，戴连忙将人放出并把密报人陈昌熙予以枪决，用来讨好俞大维，所以他们两人之间一直没有闹什么摩擦，俞也不讨厌这些特务。
这个处的特务，多半是军统各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其中不少是经过张国焘训练的，是从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种政治训练班中出来的。这些戴笠当成宝贝一样看待的学生，因为不能按照张国焘的如意算盘派到中共解放区去工作，戴笠便退而求其次，把他们派到这个处来对付共产党。
几年间，经这个处逮捕的进步工人和可疑分子达一百余人。逮捕原因大都是为了看《新华日报》，或是在背地里骂了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但从来也没有找到共产党的组织。戴笠吹嘘这是由于特务防范周密的缘故，在纪念周上他公开报告，说这个处有很好的“成绩”。
当时许多军统特务都希望调到这个处工作，因为生活待遇好，工作也不紧张，加上许多兵工厂厂长都懂得特务们的心理，每月以种种名称，如特别费、额外办公费等，给这些特务一点津贴，因此彼此相安无事。当时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军事情报处长鲍志鸿等大特务，都揩油住在鹅公岩兵工厂的职员宿舍里。
我有一个兄弟叫沈玉龙，在南岸某兵工厂当警卫稽查组长。我去他那里看过几次，了解到一些特务对兵工厂工人的控制情况。他们采用的办法，是将整个工厂区包围起来，在交通要道设立许多稽查哨所，到处设置岗位，出人厂区的人员都得交验证件。他们对一些平日活跃点的工人则暗中派人监视，同时收买一些落后工人充当他们的眼线，遇到工人们聚集时便偷听他们的谈话。工人们对那些稽查员非常讨厌和蔑视，总不愿和他们打交道。有一次，稽查员逮捕了一个工人还没有解送走，被其他工人发觉，便把稽查所包围起来，非叫释放不可。厂里的一些领导人出来劝说，工人们不听，最后没有办法还是把那个工人释放了。那个工人出来后，一直大骂，他们也无可奈何。他们要逮捕什么人，只有趁黑夜暗中行动，并在没有被发觉时偷偷解送走。稽查处的成员与工人之间，彼此总是采取敌对态度。
军统局局本部在重庆的活动
军统局局本部是指挥密布在蒋管区、沦陷区、部分解放地区，以及遍布国外的特务机关搞特务活动的大本营。它的全部活动情况，我准备另行写述。这里只略为谈一谈它在重庆一个地区内直接于出的种种罪恶活动。
军统是靠手枪和监狱来危害革命、镇压人民的。抗战期间，美帝供应的各种武器无以数计，使它用之不竭。军统囚禁人犯的看守所，除了中美所内自公馆和渣滓洞外，还有望龙门特务总队的看守所，稽查处看守所、侦缉大队看守所、交通统一检查处看守所、国家总动员会议军法执行监看守所、缉私署看守所、兵工署稽查处看守所、内政部警察总队看守所等等。随便数一数，像这类大规模的看守所便有十个之多。小一点的如军统掌握的各个警察分局，各兵工厂的警卫稽查组，以及中美所内洪炉厂专囚禁高级政治犯的小看守所就更多。
军统拥有任意捕人、关人、杀人等特权，同时也提防别人对付它，因此在军统机关周围的防范也是特别严密的。当重庆市警察局局长由军统特务徐中齐担任时，军统当然可以全部控制运用。而唐毅当局长时，则只能部分控制到，但其中有几个单位和分局，不管谁当局长，军统是要控制的。警察局的司法科和侦缉大队，军统是不肯放手的。军统局局本部所在地罗家湾的第六分局局长，小龙坎化龙桥的第八分局局长，以及磁器口、童家桥。中美所所在地的局长和所长，都得由军统控制。
六分局局长杜醇，大部分时间得为军统工作。
军统局对局本部附近居民的户口调查极为认真，经常由军统特务总队调在局本部服务的便衣队特务会同户籍警去清查，对稍有可疑的居民即严密盘查，一点不对便马上带走，只要随便加上一个“刺探局本部秘密嫌疑”就可以关押起来。
八分局局长刘桐，是军统监视红岩村中共办事处与《新华日报》的主力军。尽管军统派在这个地区的公开特务和秘密特务有五六处之多，但都不及该管区的分局来得更方便，利用这个分局来进行这一罪恶活动，比别的单位都有利，所以这个局非要掌握住不可。
磁器口童家桥的警察所，管辖的地区是中美所和军统乡下办事处，戴笠在乡下的几个别墅所在地。这个所干脆就全部由特务总队的便衣特务包办，所长、警官、警察，清一色由特务来担任。
当时保卫这个地区的武装特务，经常有两个大队左右的兵力，但戴笠还嫌不够，又把由军统掌握的内政部警察总队调驻在中美所背面歌乐山、金刚坡一带，经常保持着两个大队，居高临下扼守住这条通往重庆的公路，护卫着歌乐山下的美蒋特务大本营。这个总队的总队长任建鹏，戴笠经常要找他谈谈。当时他所领导的这支特务警察部队，还担任各国驻重庆使领馆的门卫和国民党文职机关的警卫，这也是特务进行活动的最好的掩护。
戴笠经常吹嘘这个地区的警卫特别严密，不过这也可看作是这个杀人魔王自己的恐惧心情。尽管军统拥有一切特权和数以万计的特务和特务武装，整天干着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但同时它却又是最害怕共产党和人民的。当时特务在重庆无法无天，横行霸道，时常给戴笠带来麻烦。但是他那一套严峻的“家法”也制止不住，他只好在纪念周上向特务们经常提出警告。他带着恐吓的口吻说：“你们在外面乱七八糟搞，如果给共产党找到了证据，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出来，那就该你们自己倒霉，我是管不着你们的死活的！”特务们听了，的确有所畏惧，他们知道只要《新华日报》公开揭露出他们的罪行，戴笠也袒护不了，只有去受公开审判。戴笠用这些话来恐吓，往往比他跳起脚来大骂一顿有效得多。
有一次，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位秘书由小龙坎进城时，在汽车上被人一枪打死，戴笠得到这个消息，急得脸都发青，叫我立刻查明是不是军统特务干出来的；如果是，不管是谁，要立即扣捕解到军统局来审理。他连声说：“共产党一定不会答应。
要是我们的人搞的，真不知要添多少麻烦。”我当即向几个特务机关查问，都说不是他们干的。
原来，有一连新兵走在小龙坎附近，分散躺倒在马路上休息，被中共办事处汽车辗伤了一个新兵的脚，汽车司机没有发觉照旧向前行驶，解送新兵的班长便举起步枪向汽车发射一枪。这个班长也不知道这一枪把车内的人打死了，休息后仍朝前走，一直到了壁山附近，重庆治安机关才派人把他追回来，后来查明系出于无心，周恩来也没有要这个杀人的班长抵命。这件事完全弄清楚以后，戴笠才松了一口气。
当毛主席去重庆时，戴笠曾命令特别警卫组和稽查处，要对毛主席暗中严加保卫。这并不是为别的，而是戴笠害怕有什么暴徒趁机暗算毛主席，如果问题发生，这笔账会落到军统头上。因此，当时戴笠不但不敢对毛主席有任何危害，还生怕别人乱来。专门担任保卫蒋介石安全的特别警卫组，也得担负起暗中保护毛主席的责任。有个在戴笠家中担任警卫的特务说：“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把毛主席干掉？坐上几年牢，便可立大功。”戴笠知道了，立刻把这个特务叫去骂了一顿，说他糊涂，还缴了他的枪，要他回特务总队去，怕他发神经病闹出大乱子来。
军统在重庆搞的所谓高级情报活动和特务活动，连戴笠自己也经常出马。蒋介石要拉拢四川军阀，戴便经常抽空去拜访许多四川将领，也常常邀他们到家里去吃饭联络感情。他自己直接利用的一些人，如外交部司长李惟果，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亢生、军医署长林可胜、金融界的贝祖诒，还有他的许多好友如伍仁硕、何世礼等。为了作一些国民党政府中的高级情报，在军统局的一些设计委员中，也有不少人干这方面的工作。如曾经代理过广西省主席的俞作柏，与两广许多反蒋人物关系密切，还有曾任首都警察厅长的王固盘，他们都愿替军统卖点气力。当时杜月笙住在重庆，对戴笠的帮助也很不小，除了为他搞帮会方面的活动外，在给戴笠拉人事关系和了解情况方面也很出过力。
戴笠运用别人替他搞特务活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在这中间有的很成功，也有不少使他感到失望，甚至很愤慨。张学良将军的旧部陈ＸＸ，便很讨得戴的欢喜，一直在军统中担任着重要的职务。但是，由张将军介绍给他的旧属并不都替他效力，如曾做过东北大学校长的王化一和当过旅长的吴骞，对搞特务活动的兴趣就很不浓厚，连当时戴笠希望他们做做在重庆的东北人士的情报，也没有达到目的。戴在背地里常常说：“有些人拿了我们的钱却不给我们做事，有的人不要我们一点好处却异常卖力地帮助我们。”在军统数以百计的设计委员中，总有近半数的拿钱不给军统做事的。戴笠却仍然养着这班人，他希望有朝一日用上一次，他就一切都捞回来了。
在军统直接运用的人员当中，有个别的人戴笠认为很有把握，但结果却出他意料之外，因而气得他把人扣押起来也是常有的。我最清楚的有沈夕峰。这人在黄埔四期当学生时就加入过共产党，抗战时在重庆小梁子开设渝新旅馆。他与进步人士向有往来，有不少青年去延安时，曾在他开的旅馆里集合。八路军最初设在重庆机房街办事处的房子，是通过他的介绍租用的。军统特务中有不少是他的同期同学，都以为他替军统搞到共产党的情报会有点办法，便拉他入军统，做了渝特区的直属通讯员。结果他专替军统搞社会情报和经济情报。军统一再示意他，希望他应以全力去做中共的工作。为了让他安心卖力，还给他当了侦缉大队的副大队长。结果等了两三年，仍然没有能满足军统的要求，戴笠便下令将他扣押在稽查处。我当时在稽查处工作，曾奉令彻查他过去是否利用军统关系替中共做什么工作。结果查了几个月，也查不到这方面的任何证据，只好将他释放出来。但军统一面叫他搞经济情报，同时也暗中注意他的活动，但始终没有发现他与中共方面有任何往来。像这种赔本生意，军统做过不少。
每当国民参政会开会期间，便是军统最忙最紧张的时刻。这时往往由党政情报处处长自己领导组成一个临时机构，来做每次会议的工作。蒋介石总是希望早点能了解到每个非国民党的参政员将在会上提些什么样的意见，有些什么活动，会外有些什么言论。
当时做这方面工作的虽大有人在，但戴笠却特别抓得紧，他常说这是为“领袖”分劳分忧的紧要关头。他总是自己出马，先与参政会一些负责人取得联络，以便派特务打入大会临时机构中去担任一点工作，同时把与军统有关的参政员邀去商量。
张国泰是以江西省参政员的身份出面为军统拉关系的。军统要逐日将所得情况详细向蒋介石报告，一直忙到大会完毕，这一机构才撤销。
每次开参政会前后，戴笠总叫我把所有能用的小汽车准备几十辆，供临时使用。
设在水巷子一号、由军统直接领导的特别侦察组，也特别活跃。戴笠把军统女特务中最年轻漂亮的葛天璇、陈韵娜、陈雯、阮筱兰、刘玲砚等，也派在这个组为组员。
戴笠还给这个侦察组以大量的特别活动费，希望利用金钱与美女等等来达到他的目的。
军统在控制重庆航空方面，虽然有了重庆航空检查所，珊瑚坝机场场长已由军统特务王云苏担任，空军政治部和空军调查室已由军统特务简朴和徐鹤林分任主任，但戴笠还认为不够严密，又于一九四三年在党政情报处增设了一个航检科，由王芳南任科长，直接对飞机票进行控制。每天乘飞机来往的客人名单，戴笠当天都全部了解。一些为蒋介石所注意的人来往情况，也得由戴笠向他报告。同样，重庆的经济情况以及物价波动的情形，也逐日要向蒋介石报告。
我在重庆时，听到不少关于蒋介石不了解物价的种种传说。如说蒋介石有次在两路口一家帽店买了一顶呢帽，店主把价钱说得和战前差不多，蒋介石很高兴的买走之后，市政府立刻对这个商店老板给予嘉奖，并补足他的损失。有一次社会部长谷正纲陪蒋介石上冠生园吃饭，故意把菜价牌写得和战前差不多。蒋介石看了价目单连连点头说：“大家都吵着物价飞涨，其实涨得很有限。”像这一类的传说，无非是在替蒋介石作宣传，想说明他不是不关怀人民生活，是被部下蒙骗了，要人们相信蒋介石是个好人。其实每天物价的波动情况以及与战前的比例数字，不但军统报得很仔细，而蒋介石看得也很清楚。
军统对四大家族的安全，是竭尽全力予以保卫的。其中以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为重点，每个军统特务都要尽到保卫“领袖”的职责。除了戴笠派在侍从室的随节警卫组整天跟在他身边外，还有一个近二百名中央军校毕业学生组成的特别警卫组。
这些人经过戴笠亲自挑选和训练，由朱金骅率领，密布在蒋介石每天经过的马路上担任巡逻。蒋介石外出时，总是注意马路两旁有没有左手持《中央日报》的特别警卫人员在给他保缥。
宋子文的家中驻有军统派去的一个便衣警卫分队，十多个特务在维护着国舅的安全。孔祥熙家中虽有他自己的卫队，戴笠为了讨好他，仍在国府路范庄的孔公馆里，或孔家在南温泉的别墅中举行宴会舞会时，总得派特务去附近警戒。孔祥熙在广播大厦大开寿宴时，戴笠还亲自站在门口当招待，并派遣大批特务去保护前往祝贺的达官贵人。至于陈氏弟兄，虽有中统特务保卫，军统仍是有人随时协作的。
在抗战期间，军统特务在重庆，真是坏事做尽，写不胜写。我了解到的，还只是一部分情况和一些表面上的现象。如果把军统特务当时在重庆的全部罪恶搜集起来，当更加骇人听闻。本文所举的事实和时间等均系凭个人记忆所及，错误在所难免，请了解当时情况的先生们给予指正。
杨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的经过
一九三三年与一九三四年，杨杏佛与史量才先后被军统特务暗杀于上海和沪杭公路，这些情况当时外间传说颇多。我于一九三二年参加军统（当时为复兴社特务处，以后才改为军统）特务组织时，即在上海华东区（以后改上海特区）担任过区交通与组长等职，对这两件血案是间接参加的人。抗战期间，军统大规模举办特务训练班时，我又长时期兼任许多特务训练班的“行动术’（专搞逮捕、暗杀、绑架、破坏等罪恶活动）基本教官，负责主编过军统各特训班的行动术讲义，将这两件血案均列为教材。在编写讲义过程中，我曾多次向这两血案直接主持的凶犯赵理君搜集过有关材料，并调阅过有关档案。现就记忆所及分别写出案情经过，但由于事隔多年，可能仍有遗漏与错误之处，尚清了解当时情况者有以补充和指正，俾使此项震惊当时的罪恶暴行能更具体地揭发出来，使世人更清楚地看到反动集团的凶狠毒辣。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早上，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发生的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先生被暗杀身死的事件，曾轰动一时，极为各方面所重视。这是戴笠所领导的特务在上海租界内所干出的第一次血腥罪行，多年以后，一直为军统特务们所最爱津津乐道的“杰出之作”，而局外人却很少了解其内幕。蒋介石当时决定杀杨，最主要的原因是要以此威吓宋庆龄先生。自一九三三年初，宋所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杨杏佛担任同盟的副会长兼总干事，他们即为蒋介石所厌恶，亟欲除之而后快。但因对宋直接下毒手顾忌尚多，乃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对宋进行威吓。加上杨于一九三三年春天曾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次活动，鼓吹人权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针对蒋介石种种蔑视人权、无法无天的作法进行坚决斗争，并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抗日。这与蒋介石的政策完全相反，成为他被害致死的主因。
戴笠奉命杀杨是在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间，当时杨从北平回上海不久，戴立即开始布置。特务们先侦察了杨的每日行动，了解到杨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爱好骑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小时。特务们认为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段对杨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特务们正进行狙击杨的准备时，蒋介石表示不同意这么办，因为把杨暗杀在租界以外的地区，既达不到威吓宋的目的，还可能引起各方面的指责，徒然增加政府的麻烦。他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的寓所附近执行，这样既可显示特务的力量，威胁宋庆龄先生，又可以不负破案责任。戴笠只好改变计划，决定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宋寓所途中执行。
当时那一带均系住宅区，来往的人很少。戴笠于六月初亲往上海指挥布置，他的寓所就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他化名赵立俊、陶士能，四川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在上海专门负责军统行动工作，抗战期间曾任军统局局本部行动处行动科科长。赵本人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巷内德丰俄国大菜馆楼上。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及几个行动员则住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幢三层楼房内，组部也设在那里。参加这次行动的凶手六人，事前都举行了宣誓，要做到“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应即自杀，而不能泄漏出去，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
特务们本来准备在十七日早上动手，因为他们刚一到达中研院附近即碰上法巡捕房一辆巡逻警车，以后又有一队换班的巡捕经过，因此不敢动手即分别溜回。十八日早上六点多钟，赵理君亲自带着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前往。赵自己坐在汽车上，汽车则停在亚尔培路、马斯南路转角处。李阿大、过得诚等四人分散等候在中研院附近，两头各有一人巡风掩护。约八时左右，当杨杏佛带着儿子小佛走到院中准备登车时，特务们便走近门前准备动手。但杨上车后又走了下来，特务们还以为杨已发觉正想冲进去的时候，杨领着儿子又登上另一辆汽车。当汽车徐徐驶出亚尔培路三十二号大门时，四支手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杨先生一闻枪声，立刻知道是要杀害他。因早在一个多月前他接到过几封恐吓信和特务寄给他的子弹，他不但置之不理，还比过去活动得更积极，却没有预料到特务们真正敢对他下此毒手。在这生死关头，杨自知不免，但因爱子心切，立刻用身子袒护小佛。所以特务们连发十多枪只将杨和司机打死，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凶犯们见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狂奔，抢着上车。赵理君听到枪响，早已指使司机将车开动。这时过得城因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折转来再去追汽车时，车已离得很远。他一面跑一面喊：“等一等我。”赵一看他还差好几丈，而这时附近警笛狂鸣，便顾不得再停车等候，因怕他被捕后泄漏消息，立刻从车上向他发射一枪，仓皇中未能击中要害，便加足马力开车飞奔。
凶手过得诚刚完成任务，没想到反而挨了自己人一枪。他想挣扎着逃命，但四面围追过来的巡捕已接近了他。他自知无法再逃，只好举枪自杀。一弹从胸侧穿过，他虽痛极倒地，却没有死去，结果被巡捕捉到，立刻与杨氏父子一同送往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进行抢救。
杨先生抵医院不久，即以伤重不及救治而逝世。凶手过得诚经急救之后，到下午即能说话。经巡捕房派人向他追问，曾说出他叫高德臣（参加军统后的化名），是山东人，因来沪投亲……等，但还不敢说出真实情况。
戴笠听到杨已被刺身死的消息，感到非常高兴，但一听到过得诚已被捕并说出了自己的化名，又非常气愤。戴马上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任华探目的军统特务范广珍，叫他带上一包毒药，以捕房关系去接近过。当晚，这个凶犯便也“重伤不治”而死去。第二天报纸刊出杨遇害经过时，都只提凶犯高德臣的名字，并说高在刺杨时因凶手四人相对射击，被同伙打中一枪才被捕去云云。二十日晚上，戴笠便很得意地回转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讨赏。
戴对这个为他卖命的过得诚，除了假仁假义地表示悲痛外，还对他的家属给以抚恤，过得诚的儿子也一直由军统负责养育。抗日战争期间，戴笠曾多次以过得诚“任务完成后，无法逃走，自杀成仁”的精神来教育特务学生，并对过一再表示赞扬。以后在重庆修建中美所范围内的马路时，戴又把一条路命名“过得诚路”。
当杨杏佛先生的遗体送到万国殡仪馆入殓以及举行追悼时，华东区一些担任情报工作的特务又不断去那里侦察监视，看有些什么人去吊唁，当场说了些什么话。
当时去的人最为特务们所注意的还是宋庆龄先生。她在二十日下午带着两个女秘书到殡仪馆吊唁，异常悲愤，讲话语气也很激昂。当一大群新闻记者（其中就有特务利用记者身份的几个人参加在内）包围着她的时候，她表示为此事已发表了一篇声明，向全世界公告，指明这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她不会被这种卑鄙手段吓倒。
当时去吊祭的还有鲁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先生，特务们对这些人也很注意，并将他们去的情况和当场说过的话，－一汇集起来送南京方面转报了蒋介石。
史量才先生被暗杀的原因，当时外间传说很多。据我了解，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此外，史量才所主持的《申报》，经常有一些不满意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
当军统华东区行动组奉命去杀害史量才的时候，戴笠说史量才担任上海市参议会会长后，曾阴谋搞上海市独立运动，要使上海脱离国民党的统治。抗战时期我在重庆重新整编军统行动课程教材时，明明知道杀害虫量才的原因是他与中国共产党有牵连，但在讲课中举这一血案为例时，还是说他因得到日本人支持在搞上海独立运动，是一种“叛变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而不敢把真正的原因让学生们知道。如果仅仅是由于《申报》有过一些反蒋言论引起Ｃ．Ｃ的不满，便不会由军统去暗杀，而要由Ｃ．Ｃ领导的中统去执行。因当时戴笠和中统一直在闹摩擦，他是不会为中统效劳的。
史量才于一九三四年十月间去杭州调养胃病，给了特务们一个最好下毒手的机会。他一向提防反动派要对付他，除了使用的汽车有保险设备外，并雇有私人警卫（上海人叫保镖）。戴笠于这年夏秋间即奉到蒋介石命令要暗杀他，原先准备在上海租界内动手，曾一度在《申报》馆和史的住宅附近找过房子，因迟迟没有找到，戴就亲自去上海布置。他最担心的是怕又和暗杀杨杏佛一样，凶手逃不了而泄漏出去，引起严重的麻烦。以后监视史的特务们通过上海帮会关系与史的汽车司机结识，打听到史经常要去杭州，戴笠才决定不在上海租界内进行。
不久，史量才果然携眷去杭，戴笠又带着赵理君等赶去布置。原来打算在史的寓所秋水山庄附近伺机狙击，又考虑到如将史暗杀在杭州市区，杭州省会警察局长便脱不了关系而将遭到各方面所责难，势非破案不可。这个警察局，不但局长赵龙文是军统特务，而且整个警察局都控制在军统特务手中，在杭州作案便是自找麻烦，因此最后才决定选择在离开杭州市区的地方去进行。
参加这次罪恶行动的特务除赵理君外，还有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安徽人，抗战时任过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以后自杀）和组员李阿大（上海苏北帮惯匪，为这个组最主要的凶手）、施芸之、许建业等六人，以及汽车司机张秉午（河北人，抗战期间任军统汽车大队长）。他们使用的汽车是当时军统经常用来搞暗杀绑架的一辆老式别克牌敞篷车，平日停在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军统接头处。
当史量才决定于十一月十四日由杭州乘自备汽车回上海的前一两天，特务们便从司机那里得到了这一消息，先由赵理君去察看动手的地点，选择沪杭公路所经的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离翁家埠约四华里的地方。特务们事前准备了两个临时用的汽车牌照，一是京字第七十二号，这是随便仿制的（以后才知道是南京盐业银行的），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这辆汽车于十月底前后即由南京开到杭州，一直停在杭州上仓桥浙江警官学校的停车房内。行凶时先是用京字七十二号牌照，逃往南京途中便改用试车牌照，一直快到南京才换上原来的号码，于半夜驶回鸡鹅巷。张秉午曾多次向我谈过这一段情况，军统的老司机们一向把这辆车叫做“功臣车”，因当时军统汽车很少，经常要使用到它。抗战时戴笠还叫人把它驶到重庆，以后便很少再去用它。
这次凶手们所带的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所以能射穿史所乘的保险汽车。行刺那天，特务们很早便去守候。当史的汽车驶到了凶手们预定动手的地方时，发现有一汽车横在马路当中，伪装损坏正在检修。特务们见史的汽车开来，一面以手示意叫汽车缓行，一面即拔出手枪向史的汽车轮胎射击，同时由指定的两个凶手射击汽车司机和司机座旁的史泳庚的同学邓祖询。这是因为特务们误认邓为史的保嫖，怕他还击，又怕司机以后供出认识的特务来，所以要先杀掉他以灭口。
当枪弹乱飞的时候，史量才和他的儿子史泳赓急忙跳出车来分头逃跑。凶犯们误认其子为父，因此有三个特务便尾追史泳赓，一连发射二十余弹，均未命中，他从田野中飞奔逃脱。史量才因身体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乱中逃进附近一所茅屋。
两个特务紧追过去时，史又从后门穿出，躲在房后面一个干涸了的小水塘中，被站在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了。赵一面大叫“在这里”，一面连连向史开枪射击，有一弹正击中史的头部，史当即倒下。李阿大又跑到史身边补上一枪，登时血流如注。
凶手见目的已达，立即集合爬上汽车飞奔而去。枪声停止了约半小时后，史泳赓才从附近找来一些人一同返回出事地点，并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将三具尸体运回杭州。
血案发生以后，举国震惊，责难纷起。蒋介石和汪精卫还猫哭老鼠地严令江、浙两省，沪、杭两市缉凶，并悬赏一万元奖金。这时，特务们却从蒋介石手中领到一笔五千元的犒赏费。以后特务们见面时还曾以此开玩笑，说：“如果自己破自己的案，倒可多得五千元的奖金！”
一九三三年与一九三四年，杨杏佛与史量才先后被军统特务暗杀于上海和沪杭公路，这些情况当时外间传说颇多。我于一九三二年参加军统（当时为复兴社特务处，以后才改为军统）特务组织时，即在上海华东区（以后改上海特区）担任过区交通与组长等职，对这两件血案是间接参加的人。抗战期间，军统大规模举办特务训练班时，我又长时期兼任许多特务训练班的“行动术’（专搞逮捕、暗杀、绑架、破坏等罪恶活动）基本教官，负责主编过军统各特训班的行动术讲义，将这两件血案均列为教材。在编写讲义过程中，我曾多次向这两血案直接主持的凶犯赵理君搜集过有关材料，并调阅过有关档案。现就记忆所及分别写出案情经过，但由于事隔多年，可能仍有遗漏与错误之处，尚清了解当时情况者有以补充和指正，俾使此项震惊当时的罪恶暴行能更具体地揭发出来，使世人更清楚地看到反动集团的凶狠毒辣。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早上，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发生的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先生被暗杀身死的事件，曾轰动一时，极为各方面所重视。这是戴笠所领导的特务在上海租界内所干出的第一次血腥罪行，多年以后，一直为军统特务们所最爱津津乐道的“杰出之作”，而局外人却很少了解其内幕。蒋介石当时决定杀杨，最主要的原因是要以此威吓宋庆龄先生。自一九三三年初，宋所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杨杏佛担任同盟的副会长兼总干事，他们即为蒋介石所厌恶，亟欲除之而后快。但因对宋直接下毒手顾忌尚多，乃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对宋进行威吓。加上杨于一九三三年春天曾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次活动，鼓吹人权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针对蒋介石种种蔑视人权、无法无天的作法进行坚决斗争，并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抗日。这与蒋介石的政策完全相反，成为他被害致死的主因。
戴笠奉命杀杨是在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间，当时杨从北平回上海不久，戴立即开始布置。特务们先侦察了杨的每日行动，了解到杨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爱好骑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小时。特务们认为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段对杨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特务们正进行狙击杨的准备时，蒋介石表示不同意这么办，因为把杨暗杀在租界以外的地区，既达不到威吓宋的目的，还可能引起各方面的指责，徒然增加政府的麻烦。他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的寓所附近执行，这样既可显示特务的力量，威胁宋庆龄先生，又可以不负破案责任。戴笠只好改变计划，决定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宋寓所途中执行。
当时那一带均系住宅区，来往的人很少。戴笠于六月初亲往上海指挥布置，他的寓所就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他化名赵立俊、陶士能，四川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在上海专门负责军统行动工作，抗战期间曾任军统局局本部行动处行动科科长。赵本人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巷内德丰俄国大菜馆楼上。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及几个行动员则住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幢三层楼房内，组部也设在那里。参加这次行动的凶手六人，事前都举行了宣誓，要做到“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应即自杀，而不能泄漏出去，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
特务们本来准备在十七日早上动手，因为他们刚一到达中研院附近即碰上法巡捕房一辆巡逻警车，以后又有一队换班的巡捕经过，因此不敢动手即分别溜回。十八日早上六点多钟，赵理君亲自带着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前往。赵自己坐在汽车上，汽车则停在亚尔培路、马斯南路转角处。李阿大、过得诚等四人分散等候在中研院附近，两头各有一人巡风掩护。约八时左右，当杨杏佛带着儿子小佛走到院中准备登车时，特务们便走近门前准备动手。但杨上车后又走了下来，特务们还以为杨已发觉正想冲进去的时候，杨领着儿子又登上另一辆汽车。当汽车徐徐驶出亚尔培路三十二号大门时，四支手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杨先生一闻枪声，立刻知道是要杀害他。因早在一个多月前他接到过几封恐吓信和特务寄给他的子弹，他不但置之不理，还比过去活动得更积极，却没有预料到特务们真正敢对他下此毒手。在这生死关头，杨自知不免，但因爱子心切，立刻用身子袒护小佛。所以特务们连发十多枪只将杨和司机打死，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凶犯们见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狂奔，抢着上车。赵理君听到枪响，早已指使司机将车开动。这时过得城因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折转来再去追汽车时，车已离得很远。他一面跑一面喊：“等一等我。”赵一看他还差好几丈，而这时附近警笛狂鸣，便顾不得再停车等候，因怕他被捕后泄漏消息，立刻从车上向他发射一枪，仓皇中未能击中要害，便加足马力开车飞奔。
凶手过得诚刚完成任务，没想到反而挨了自己人一枪。他想挣扎着逃命，但四面围追过来的巡捕已接近了他。他自知无法再逃，只好举枪自杀。一弹从胸侧穿过，他虽痛极倒地，却没有死去，结果被巡捕捉到，立刻与杨氏父子一同送往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进行抢救。
杨先生抵医院不久，即以伤重不及救治而逝世。凶手过得诚经急救之后，到下午即能说话。经巡捕房派人向他追问，曾说出他叫高德臣（参加军统后的化名），是山东人，因来沪投亲……等，但还不敢说出真实情况。
戴笠听到杨已被刺身死的消息，感到非常高兴，但一听到过得诚已被捕并说出了自己的化名，又非常气愤。戴马上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任华探目的军统特务范广珍，叫他带上一包毒药，以捕房关系去接近过。当晚，这个凶犯便也“重伤不治”而死去。第二天报纸刊出杨遇害经过时，都只提凶犯高德臣的名字，并说高在刺杨时因凶手四人相对射击，被同伙打中一枪才被捕去云云。二十日晚上，戴笠便很得意地回转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讨赏。
戴对这个为他卖命的过得诚，除了假仁假义地表示悲痛外，还对他的家属给以抚恤，过得诚的儿子也一直由军统负责养育。抗日战争期间，戴笠曾多次以过得诚“任务完成后，无法逃走，自杀成仁”的精神来教育特务学生，并对过一再表示赞扬。以后在重庆修建中美所范围内的马路时，戴又把一条路命名“过得诚路”。
当杨杏佛先生的遗体送到万国殡仪馆入殓以及举行追悼时，华东区一些担任情报工作的特务又不断去那里侦察监视，看有些什么人去吊唁，当场说了些什么话。
当时去的人最为特务们所注意的还是宋庆龄先生。她在二十日下午带着两个女秘书到殡仪馆吊唁，异常悲愤，讲话语气也很激昂。当一大群新闻记者（其中就有特务利用记者身份的几个人参加在内）包围着她的时候，她表示为此事已发表了一篇声明，向全世界公告，指明这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她不会被这种卑鄙手段吓倒。
当时去吊祭的还有鲁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先生，特务们对这些人也很注意，并将他们去的情况和当场说过的话，－一汇集起来送南京方面转报了蒋介石。
史量才先生被暗杀的原因，当时外间传说很多。据我了解，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此外，史量才所主持的《申报》，经常有一些不满意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
当军统华东区行动组奉命去杀害史量才的时候，戴笠说史量才担任上海市参议会会长后，曾阴谋搞上海市独立运动，要使上海脱离国民党的统治。抗战时期我在重庆重新整编军统行动课程教材时，明明知道杀害虫量才的原因是他与中国共产党有牵连，但在讲课中举这一血案为例时，还是说他因得到日本人支持在搞上海独立运动，是一种“叛变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而不敢把真正的原因让学生们知道。如果仅仅是由于《申报》有过一些反蒋言论引起Ｃ．Ｃ的不满，便不会由军统去暗杀，而要由Ｃ．Ｃ领导的中统去执行。因当时戴笠和中统一直在闹摩擦，他是不会为中统效劳的。
史量才于一九三四年十月间去杭州调养胃病，给了特务们一个最好下毒手的机会。他一向提防反动派要对付他，除了使用的汽车有保险设备外，并雇有私人警卫（上海人叫保镖）。戴笠于这年夏秋间即奉到蒋介石命令要暗杀他，原先准备在上海租界内动手，曾一度在《申报》馆和史的住宅附近找过房子，因迟迟没有找到，戴就亲自去上海布置。他最担心的是怕又和暗杀杨杏佛一样，凶手逃不了而泄漏出去，引起严重的麻烦。以后监视史的特务们通过上海帮会关系与史的汽车司机结识，打听到史经常要去杭州，戴笠才决定不在上海租界内进行。
不久，史量才果然携眷去杭，戴笠又带着赵理君等赶去布置。原来打算在史的寓所秋水山庄附近伺机狙击，又考虑到如将史暗杀在杭州市区，杭州省会警察局长便脱不了关系而将遭到各方面所责难，势非破案不可。这个警察局，不但局长赵龙文是军统特务，而且整个警察局都控制在军统特务手中，在杭州作案便是自找麻烦，因此最后才决定选择在离开杭州市区的地方去进行。
参加这次罪恶行动的特务除赵理君外，还有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安徽人，抗战时任过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以后自杀）和组员李阿大（上海苏北帮惯匪，为这个组最主要的凶手）、施芸之、许建业等六人，以及汽车司机张秉午（河北人，抗战期间任军统汽车大队长）。他们使用的汽车是当时军统经常用来搞暗杀绑架的一辆老式别克牌敞篷车，平日停在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军统接头处。
当史量才决定于十一月十四日由杭州乘自备汽车回上海的前一两天，特务们便从司机那里得到了这一消息，先由赵理君去察看动手的地点，选择沪杭公路所经的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离翁家埠约四华里的地方。特务们事前准备了两个临时用的汽车牌照，一是京字第七十二号，这是随便仿制的（以后才知道是南京盐业银行的），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这辆汽车于十月底前后即由南京开到杭州，一直停在杭州上仓桥浙江警官学校的停车房内。行凶时先是用京字七十二号牌照，逃往南京途中便改用试车牌照，一直快到南京才换上原来的号码，于半夜驶回鸡鹅巷。张秉午曾多次向我谈过这一段情况，军统的老司机们一向把这辆车叫做“功臣车”，因当时军统汽车很少，经常要使用到它。抗战时戴笠还叫人把它驶到重庆，以后便很少再去用它。
这次凶手们所带的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所以能射穿史所乘的保险汽车。行刺那天，特务们很早便去守候。当史的汽车驶到了凶手们预定动手的地方时，发现有一汽车横在马路当中，伪装损坏正在检修。特务们见史的汽车开来，一面以手示意叫汽车缓行，一面即拔出手枪向史的汽车轮胎射击，同时由指定的两个凶手射击汽车司机和司机座旁的史泳庚的同学邓祖询。这是因为特务们误认邓为史的保嫖，怕他还击，又怕司机以后供出认识的特务来，所以要先杀掉他以灭口。
当枪弹乱飞的时候，史量才和他的儿子史泳赓急忙跳出车来分头逃跑。凶犯们误认其子为父，因此有三个特务便尾追史泳赓，一连发射二十余弹，均未命中，他从田野中飞奔逃脱。史量才因身体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乱中逃进附近一所茅屋。
两个特务紧追过去时，史又从后门穿出，躲在房后面一个干涸了的小水塘中，被站在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了。赵一面大叫“在这里”，一面连连向史开枪射击，有一弹正击中史的头部，史当即倒下。李阿大又跑到史身边补上一枪，登时血流如注。
凶手见目的已达，立即集合爬上汽车飞奔而去。枪声停止了约半小时后，史泳赓才从附近找来一些人一同返回出事地点，并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将三具尸体运回杭州。
血案发生以后，举国震惊，责难纷起。蒋介石和汪精卫还猫哭老鼠地严令江、浙两省，沪、杭两市缉凶，并悬赏一万元奖金。这时，特务们却从蒋介石手中领到一笔五千元的犒赏费。以后特务们见面时还曾以此开玩笑，说：“如果自己破自己的案，倒可多得五千元的奖金！”
囚禁期间的叶挺将军
一九四一年一月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指使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皖南地区纠集七个师的兵力，围攻英勇抗日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被捕后，解送到当时第三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江西上饶，囚禁了很长时期。这之后，蒋介石命令顾祝同将叶挺将军解往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实际上是交由军统局去看管。当时军统局桂林办事处主任杨继荣，公开职务是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民众情报处处长。叶将军解到桂林，即由杨继荣派办事处警卫组特务将叶囚禁在桂林七星岩附近一个山洞内，内部看守由军统特务负责，外部另派一个排的宪兵担任警戒。
一九四三年春间，蒋介石又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将叶将军解往重庆。我当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我有个兄弟叫沈默，任军统桂林办事处行动组组长兼民众情报处的警卫组组长，是负责看守叶将军的人。有一天，我接到他从桂林打来的长途电话，说他第二天将乘班机解送叶将军到重庆，要我去接他们。我当即与军统司法处处长沈维翰联系，他告诉我，早已通知军统特务团（又叫特务总队）团长杨清植做好了准备，希望我和杨一同去机场照料。
第二天上午，我和杨清植到了重庆珊瑚坝机场。当其他所有乘客都下了飞机后，我才看到沈默陪着一个头发胡子很长的人最后走下来，手上提了一盏植物油灯。这种油灯是用几根竹子做成架子，上面安放一个铁制的碟子，灌上植物油，加上灯芯，便可点燃。
当沈默向我和杨清植介绍这便是叶将军时，我们先向他行了军礼，他客气地点了点头。我说了一句：“军长辛苦了！”他毫无表情地回答：“没有什么。”走出机场时，他仰头看望了一下，便自言自语地说：“呵！到了重庆。”我很好奇地问他：“军长为什么拿着这么一个油灯？”他微笑着把灯举得高高的，说：“我这两年一直和它做伴，我准备把它带在身边作一个永久的纪念品。”
杨清植专门为叶将军准备了一乘轿子，轿门和窗子都用布蒙好，因为由珊瑚坝飞机场到公路上，要爬几百级石阶梯，恐怕被人识出来。叶将军看了那乘轿子，很不高兴，不想乘坐，但杨清植坚持请他坐进去，最后，叶将军才勉强答应了。我们紧紧跟着，还有二十多名便衣警卫以及军统掌握的重庆航空检查所十多名担任航检的特务，分散在前前后后。杨清植生怕出问题，担心会有人劫走，所以把轿子一直抬到汽车旁边。下轿后，我和沈默、杨清植三人陪叶将军乘一辆汽车，前后都有一辆警卫汽车，一直把叶将军送到林森路望龙门第二十二号军统特务团团长的住宅安置下来。这所房子离特务团在望龙门两湖会馆的团部很近，一向是团长的住宅，这次是临时腾出来给叶将军用的。
在回去的途中，我埋怨沈默为什么不给叶将军理理发，弄成这个样子，多惹人注目。他便告诉我一些叶将军被俘后的情况和在桂林的生活。他说，叶将军自被俘后，便一直拒绝理发、修面，坚决表示他是在前线抗日的军官，没有什么错处，为什么要逮捕和囚禁他？因此他不理发、不修面，表示自己不获自由决不妥协，什么人去劝都不行。叶将军在桂林弄了一头奶羊，每天亲自去放牧或割草喂它，自己挤羊奶吃。这次原想把羊一起带走，因坐飞机不便才没有带。叶将军每到黄昏，因规定不能出山洞，便只好在油灯下看书报，写日记。他平时对看守他的小特务态度很和蔼，从不要求做规定以外的任何事情；但是一些大官去见他时，越是官大，他的态度越显得坚毅、严肃，总是抗议为什么囚禁他？
我回军统局，见到戴笠，便把叶将军已解到重庆，以及他在桂林的情况向戴作了报告。戴指示我，在生活方面可以好好照料一下，并再三告诉我，一定要使叶将军理理发，因为蒋介石可能要见叶。隔不多久，有天戴笠告诉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要去看叶将军，要我先去准备一下，特别是给叶将军理好头发，换一套好点的衣服，房间也要弄整洁一点。我立即带着理发师和副官等去见叶将军。我先和他谈了一些生活起居方面的问题，他表示没有什么要求。最后我兜了一个大圈子，说重庆的天气如何闷热得难受，许多人头上长虱子等一类话，劝他把头发稍许剪短一点。不料话刚出口，他便看出我去的用意，马上睁大着眼睛，很严肃地对我表示，不获无条件释放，他是不会剪去头发的，天气再热也能忍受，叫我不要替他担心。
在叶将军的讲话里，我印象最深、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我决不会为了见我所不愿见的任何人而修剪须发。”他连衣服也不肯换。我碰了钉子只好回去向戴笠复命。戴说，这个人的个性一向倔强，他爱怎样就由他去，以后慢慢地来，不要太性急了。
大约过了两三天，陈诚便去看叶将军，戴笠特别叮嘱杨清植要多加注意，因为陈的态度傲慢，叶将军个性倔强，怕出问题。杨清植便带着几个警卫伏在窗子外边。
他们两人过去认识，见面后，谈了一些闲话之后，陈诚便提出想请叶将军暂时屈就一下去担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征求叶同意。叶将军当即断然拒绝，并坚决表示，除了恢复新四军由他去继续担任军长，同时惩办围攻新四军的负责人外，其他任何工作都不会去做。他还一再责问陈诚，为什么要袭击正在对日寇作战的新四军？他抗日有什么罪？为什么要把他逮捕囚禁起来？他还一再指出国民党这种做法只是对敌人有利，对国家和民族不利。陈诚被问得无话可说，最后只表示希望叶考虑一下，以后再谈。陈诚进去时，趾高气昂，出去时便垂头丧气，什么话也再没有说便匆匆地走了。
又隔了一个时期，陈诚再次去看叶将军，仍然没有结果。据说，叶将军的态度更为强硬，又弄得陈诚狼狈不堪地匆匆走了。
自从叶将军断然拒绝陈诚提出请他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之后，不到一个月时间，戴笠便奉蒋介石的命令取消了对他的优待，而把他从望龙门二十二号移送到中美所内自公馆囚禁。叶将军便在这所座落在重庆磁器口小歌乐山北麓，四川军阀白驹修建的香山别墅西边楼上正房内囚禁了一年多。以后，因中美所的美蒋特务看中了这所房子，戴笠便把囚禁在白公馆的其他犯人移禁到中美所最西端的渣滓洞看守所，将叶将军一个人移到中美所东南角洪炉厂附近半山坡上离囚禁廖承志先生不远的另一座小平房内囚禁。不久，陈诚把叶将军接到湖北恩施去，仍企图说服他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叶将军住了一个时期，还是不同意。陈诚看到没有办法能动摇叶将军坚强的意志，只好又把他送回给戴笠囚禁。直到一九四六年春天释放时为止，一直再没有换过地方。当时戴笠把这个地区划为中美所内的“禁地”，专为囚禁高级政治犯用，警卫特别森严，一般军统特务分子都不能从这里经过，更不准接近这些一排三五小间的独立平房。
叶将军被军统囚禁期间，我去看过他三四次。每次问到他生活上缺少什么时，他总是表示不需要什么。他生活很有规律，每日很早起身，先洗冷水澡，再作一会儿体操，早餐后便看书报。他对国民党的报纸很厌恶，每拿起看一下便丢在一边。
但因他一直是单独囚禁，没有人和他谈话，又没有其他可看，所以往往过一会儿把丢在地上的报纸又拾起来再看下去。当时白公馆的看守所长侯子川，是一个很凶残的家伙，动辄对犯人打骂，但他对叶将军却不敢随便，有时他去见叶将军，叶将军还劝告他不要对人太过分。
叶将军移禁自公馆不久，戴笠有次去附近看中美所房屋建筑工程，顺便去看看他。当时我和总务处的一个管工程的科长侯帧祥一同陪着去。看守所长侯子川马上叫人进去通知。我们进去时，叶将军还是穿着短裤汗衫，盘腿坐在地板上，挥着一柄大葵扇在纳凉。平日我去看他，他还有说有笑，而那次戴笠去看他时，却爱理不理。侯子川怕他不知道戴，便告诉他：“戴先生来看军长。”叶仍坐着不动，只回答一声：“我早知道了，你不是已派人告诉过我？”戴笠向他打招呼，他把嘴呶一下：“请坐。”戴一看这样，知道没什么好谈，也只问了他一下生活情况，他仍表示不需要什么。戴笠一看他这样冷淡，心里老大的不高兴，连坐都没有坐，站了一会便走了。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毛主席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廖承志、叶挺等人的问题。我又特地去看过一次叶将军。当时，我有着一种非常好奇的心理，想知道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在被释放后第一件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因为军统监狱中也常常囚禁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军统大特务，他们在释放出去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先与家里的人见面，如何去吃一顿多年来想吃而吃不到的东西，或先去照一张相片等，以补偿被囚禁期间的损失。而我那次问到叶将军时，却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他听了我的话以后，毫不思索便以肯定的口吻回答我说：“我将来出去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他的这个答复，的确使我感到惊异！我过去一直没有想到他被囚后已是一个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我当时也根本不懂得什么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以及为了实现伟大理想，做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而自愿牺牲一切。我当时很想进一步问个明白，但看到叶将军说完这句话之后，昂起头凝视着窗外久久一言不发，我怕碰钉子，便赶忙辞出，并言不由衷地回答几声：“那很好，那很好。”其实，我一直受到戴笠的指示，企图能从生活上使他多提要求，而逐步使他改变态度，转到蒋介石方面来。所以当我听了他那坚定明确的表示之后，感到非常失望，并把这一情况报告戴笠。他听了不作一声，很久之后才说了一句：“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这些地方。”
以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了毛主席的要求，用叶挺将军交换马法五。戴笠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派军统第二处副处长叶翔之送叶挺将军到林森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同时派我送廖承志先生到国民参政会交邵力子先生。叶挺将军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把那盏从桂林带到重庆的小油灯从墙上取下来，提在手上，准备出狱。这时，叶挺将军的头发已长得披到肩上，胡子也已到了胸前。当他上汽车前和我告别时，他带着胜利者的微笑，以愉快的神情抚着长发和胡子对我说：“过去你几次劝我剪掉它，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要把它们自动剪下来，但是我还是要把它好好保存起来。”
一九四一年一月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指使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皖南地区纠集七个师的兵力，围攻英勇抗日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被捕后，解送到当时第三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江西上饶，囚禁了很长时期。这之后，蒋介石命令顾祝同将叶挺将军解往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实际上是交由军统局去看管。当时军统局桂林办事处主任杨继荣，公开职务是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民众情报处处长。叶将军解到桂林，即由杨继荣派办事处警卫组特务将叶囚禁在桂林七星岩附近一个山洞内，内部看守由军统特务负责，外部另派一个排的宪兵担任警戒。
一九四三年春间，蒋介石又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将叶将军解往重庆。我当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我有个兄弟叫沈默，任军统桂林办事处行动组组长兼民众情报处的警卫组组长，是负责看守叶将军的人。有一天，我接到他从桂林打来的长途电话，说他第二天将乘班机解送叶将军到重庆，要我去接他们。我当即与军统司法处处长沈维翰联系，他告诉我，早已通知军统特务团（又叫特务总队）团长杨清植做好了准备，希望我和杨一同去机场照料。
第二天上午，我和杨清植到了重庆珊瑚坝机场。当其他所有乘客都下了飞机后，我才看到沈默陪着一个头发胡子很长的人最后走下来，手上提了一盏植物油灯。这种油灯是用几根竹子做成架子，上面安放一个铁制的碟子，灌上植物油，加上灯芯，便可点燃。
当沈默向我和杨清植介绍这便是叶将军时，我们先向他行了军礼，他客气地点了点头。我说了一句：“军长辛苦了！”他毫无表情地回答：“没有什么。”走出机场时，他仰头看望了一下，便自言自语地说：“呵！到了重庆。”我很好奇地问他：“军长为什么拿着这么一个油灯？”他微笑着把灯举得高高的，说：“我这两年一直和它做伴，我准备把它带在身边作一个永久的纪念品。”
杨清植专门为叶将军准备了一乘轿子，轿门和窗子都用布蒙好，因为由珊瑚坝飞机场到公路上，要爬几百级石阶梯，恐怕被人识出来。叶将军看了那乘轿子，很不高兴，不想乘坐，但杨清植坚持请他坐进去，最后，叶将军才勉强答应了。我们紧紧跟着，还有二十多名便衣警卫以及军统掌握的重庆航空检查所十多名担任航检的特务，分散在前前后后。杨清植生怕出问题，担心会有人劫走，所以把轿子一直抬到汽车旁边。下轿后，我和沈默、杨清植三人陪叶将军乘一辆汽车，前后都有一辆警卫汽车，一直把叶将军送到林森路望龙门第二十二号军统特务团团长的住宅安置下来。这所房子离特务团在望龙门两湖会馆的团部很近，一向是团长的住宅，这次是临时腾出来给叶将军用的。
在回去的途中，我埋怨沈默为什么不给叶将军理理发，弄成这个样子，多惹人注目。他便告诉我一些叶将军被俘后的情况和在桂林的生活。他说，叶将军自被俘后，便一直拒绝理发、修面，坚决表示他是在前线抗日的军官，没有什么错处，为什么要逮捕和囚禁他？因此他不理发、不修面，表示自己不获自由决不妥协，什么人去劝都不行。叶将军在桂林弄了一头奶羊，每天亲自去放牧或割草喂它，自己挤羊奶吃。这次原想把羊一起带走，因坐飞机不便才没有带。叶将军每到黄昏，因规定不能出山洞，便只好在油灯下看书报，写日记。他平时对看守他的小特务态度很和蔼，从不要求做规定以外的任何事情；但是一些大官去见他时，越是官大，他的态度越显得坚毅、严肃，总是抗议为什么囚禁他？
我回军统局，见到戴笠，便把叶将军已解到重庆，以及他在桂林的情况向戴作了报告。戴指示我，在生活方面可以好好照料一下，并再三告诉我，一定要使叶将军理理发，因为蒋介石可能要见叶。隔不多久，有天戴笠告诉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要去看叶将军，要我先去准备一下，特别是给叶将军理好头发，换一套好点的衣服，房间也要弄整洁一点。我立即带着理发师和副官等去见叶将军。我先和他谈了一些生活起居方面的问题，他表示没有什么要求。最后我兜了一个大圈子，说重庆的天气如何闷热得难受，许多人头上长虱子等一类话，劝他把头发稍许剪短一点。不料话刚出口，他便看出我去的用意，马上睁大着眼睛，很严肃地对我表示，不获无条件释放，他是不会剪去头发的，天气再热也能忍受，叫我不要替他担心。
在叶将军的讲话里，我印象最深、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我决不会为了见我所不愿见的任何人而修剪须发。”他连衣服也不肯换。我碰了钉子只好回去向戴笠复命。戴说，这个人的个性一向倔强，他爱怎样就由他去，以后慢慢地来，不要太性急了。
大约过了两三天，陈诚便去看叶将军，戴笠特别叮嘱杨清植要多加注意，因为陈的态度傲慢，叶将军个性倔强，怕出问题。杨清植便带着几个警卫伏在窗子外边。
他们两人过去认识，见面后，谈了一些闲话之后，陈诚便提出想请叶将军暂时屈就一下去担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征求叶同意。叶将军当即断然拒绝，并坚决表示，除了恢复新四军由他去继续担任军长，同时惩办围攻新四军的负责人外，其他任何工作都不会去做。他还一再责问陈诚，为什么要袭击正在对日寇作战的新四军？他抗日有什么罪？为什么要把他逮捕囚禁起来？他还一再指出国民党这种做法只是对敌人有利，对国家和民族不利。陈诚被问得无话可说，最后只表示希望叶考虑一下，以后再谈。陈诚进去时，趾高气昂，出去时便垂头丧气，什么话也再没有说便匆匆地走了。
又隔了一个时期，陈诚再次去看叶将军，仍然没有结果。据说，叶将军的态度更为强硬，又弄得陈诚狼狈不堪地匆匆走了。
自从叶将军断然拒绝陈诚提出请他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之后，不到一个月时间，戴笠便奉蒋介石的命令取消了对他的优待，而把他从望龙门二十二号移送到中美所内自公馆囚禁。叶将军便在这所座落在重庆磁器口小歌乐山北麓，四川军阀白驹修建的香山别墅西边楼上正房内囚禁了一年多。以后，因中美所的美蒋特务看中了这所房子，戴笠便把囚禁在白公馆的其他犯人移禁到中美所最西端的渣滓洞看守所，将叶将军一个人移到中美所东南角洪炉厂附近半山坡上离囚禁廖承志先生不远的另一座小平房内囚禁。不久，陈诚把叶将军接到湖北恩施去，仍企图说服他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叶将军住了一个时期，还是不同意。陈诚看到没有办法能动摇叶将军坚强的意志，只好又把他送回给戴笠囚禁。直到一九四六年春天释放时为止，一直再没有换过地方。当时戴笠把这个地区划为中美所内的“禁地”，专为囚禁高级政治犯用，警卫特别森严，一般军统特务分子都不能从这里经过，更不准接近这些一排三五小间的独立平房。
叶将军被军统囚禁期间，我去看过他三四次。每次问到他生活上缺少什么时，他总是表示不需要什么。他生活很有规律，每日很早起身，先洗冷水澡，再作一会儿体操，早餐后便看书报。他对国民党的报纸很厌恶，每拿起看一下便丢在一边。
但因他一直是单独囚禁，没有人和他谈话，又没有其他可看，所以往往过一会儿把丢在地上的报纸又拾起来再看下去。当时白公馆的看守所长侯子川，是一个很凶残的家伙，动辄对犯人打骂，但他对叶将军却不敢随便，有时他去见叶将军，叶将军还劝告他不要对人太过分。
叶将军移禁自公馆不久，戴笠有次去附近看中美所房屋建筑工程，顺便去看看他。当时我和总务处的一个管工程的科长侯帧祥一同陪着去。看守所长侯子川马上叫人进去通知。我们进去时，叶将军还是穿着短裤汗衫，盘腿坐在地板上，挥着一柄大葵扇在纳凉。平日我去看他，他还有说有笑，而那次戴笠去看他时，却爱理不理。侯子川怕他不知道戴，便告诉他：“戴先生来看军长。”叶仍坐着不动，只回答一声：“我早知道了，你不是已派人告诉过我？”戴笠向他打招呼，他把嘴呶一下：“请坐。”戴一看这样，知道没什么好谈，也只问了他一下生活情况，他仍表示不需要什么。戴笠一看他这样冷淡，心里老大的不高兴，连坐都没有坐，站了一会便走了。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毛主席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廖承志、叶挺等人的问题。我又特地去看过一次叶将军。当时，我有着一种非常好奇的心理，想知道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在被释放后第一件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因为军统监狱中也常常囚禁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军统大特务，他们在释放出去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先与家里的人见面，如何去吃一顿多年来想吃而吃不到的东西，或先去照一张相片等，以补偿被囚禁期间的损失。而我那次问到叶将军时，却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他听了我的话以后，毫不思索便以肯定的口吻回答我说：“我将来出去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他的这个答复，的确使我感到惊异！我过去一直没有想到他被囚后已是一个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我当时也根本不懂得什么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以及为了实现伟大理想，做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而自愿牺牲一切。我当时很想进一步问个明白，但看到叶将军说完这句话之后，昂起头凝视着窗外久久一言不发，我怕碰钉子，便赶忙辞出，并言不由衷地回答几声：“那很好，那很好。”其实，我一直受到戴笠的指示，企图能从生活上使他多提要求，而逐步使他改变态度，转到蒋介石方面来。所以当我听了他那坚定明确的表示之后，感到非常失望，并把这一情况报告戴笠。他听了不作一声，很久之后才说了一句：“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这些地方。”
以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了毛主席的要求，用叶挺将军交换马法五。戴笠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派军统第二处副处长叶翔之送叶挺将军到林森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同时派我送廖承志先生到国民参政会交邵力子先生。叶挺将军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把那盏从桂林带到重庆的小油灯从墙上取下来，提在手上，准备出狱。这时，叶挺将军的头发已长得披到肩上，胡子也已到了胸前。当他上汽车前和我告别时，他带着胜利者的微笑，以愉快的神情抚着长发和胡子对我说：“过去你几次劝我剪掉它，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要把它们自动剪下来，但是我还是要把它好好保存起来。”
张学良将军被囚禁时的情况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立即背信弃义，对在西安所作的一切诺言，马上不认账。他对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恨之人骨，每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在全国人民面前又不便立即动手，只好暂时忍恨心头。他除了迫使杨虎城将军出国，暂去此眼中钉外，对张学良将军则以“劫持统帅”罪名，公开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交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负责看管。
张学良被囚禁后，最初一段情况我了解得不详，只知道抗日战争发生以前，张将军被囚禁在蒋介石家乡奉化县的雪窦寺。当时由戴笠派军统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副队长许建业率领特务三十余名，担任内部看守工作，另外蒋介石还派了一连宪兵，负责担任外围警戒，相互配合，并相互牵制，以防发生意外。
抗日战争发生前夕，张将军才离开奉化，先后在南昌及湖南益阳桃花坪和湖南沅陵凤凰山等处囚禁了一个时期，到一九三九年才迁到贵州修文县阳明洞。这个地方与杨虎城将军被囚禁的息烽玄天洞相隔不远，是邻接的县份。戴笠为了便于警卫，还特别推荐军统大特务李毓桢去当修文县县长。戴自己每年总要抽时间去看看，并亲自指示部署内外层警卫工作。他规定，白天负责内部警戒的特务，站在离张将军住房十丈左右的周围，晚间则移到寝室窗外和门口；外围宪兵白天岗哨较远，夜间则移到特务们白天站的地方。在通往阳明洞的附近道路上，他还另外派有岗哨，不许来往行人接近这个地方。
当时戴笠对张将军比对杨将军在生活照顾上要好得多。因为一方面念在“西安事变”时，他和宋子文等去西安时，张没有为难他，并把他和蒋介石一同释放出来；另一方面由于张和宋子文私交甚深，很多地方看在宋的关系上，所以张在生活方面比较受到优待。
约在一九四二年前后，国民党兵工署在贵州桐梓县一个天然大山洞内修建了一所兵工厂。这个厂占地很广，后面有一个近百亩大的蓄水池，是兵工厂发电用的。
兵工厂仿照西湖式样在池中布置了三潭印月，池边桃柳相间。洞的附近，天然风景很好，特别是警戒方面很森严，交通也比修文阳明洞方便，汽车可以开进里面，不像修文阳明洞那样下汽车还得走很长一段山路。戴笠认为这个地方囚禁张将军最为适宜，得到蒋介石批准后，便向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要了蓄水池的一部分地区，修建了一排七间的一座平房，作为张将军和特务队队长的住房。这所房子，左边三间是张将军住的地方，从中间进去三间相连，靠南端的一间是寝室，中间是书房，外边一间是客室；右边三间是特务队长刘乙光的办公室和家眷住处，中间的房子作为吃饭的地方。另外在这所房子的左右及后面均修建有便衣警卫与宪兵住的房屋和一些岗哨亭。
张将军迁到这里后，一直住到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才离开。在这几年中，我因在军统局担任总务处处长的关系，戴笠经常派我送东西给张将军，所以对这一时期的情况了解较多。当时，陪伴张将军的是他的夫人于风至和赵一获（即赵四小姐，多年来所有的人都叫她四小姐），两人每年轮流一次，到期换班去美国休息。于凤至于一九四三年去美国以后没再回来，赵四小姐便一直陪伴下去。
原先还有一个专门陪伴张将军的副官，姓名已忘记。这人随张多年，自张被囚禁后，他的行动也同时失去自由。有次他坚持要走，张答应了他。他便提着行李真打算离开，刚走出不远，特务队长刘乙光便带着特务赶上去把他扣押起来，立即打电报向戴笠请示，结果被送到军统息烽监狱囚禁起来，因怕他走漏消息，一直不释放。以后息烽监狱结束，他和一些政治犯一同被送到重庆白公馆继续囚禁。重庆解放前，毛人风在重庆主持的惊震世界的“－一二七”中美所大屠杀案中，这人也一同被杀害。
另外有一个张将军的女佣人，一直跟随着张不舍得离开。这位老奶奶经常和我们谈起，她是受到老帅的嘱托，叫她好好照应少帅的，随便张去什么地方，她都要跟着去。还有一个照料张将军生活几十年的老家人，他经常爱和老年女佣人一同对我们谈张将军少年时的故事。有一次，张悄悄地站在背后，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这个老家人立即肃然敬立，不敢再谈下去。张这时往往和我们挤在一条凳子上坐下来，要他继续再讲，并说：“你们爱听，我也喜欢听，说下去吧！”
看守张将军的特务队长刘乙光，也始终没有更换过。他是湖南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他看守张十多年，从少校队长一直升到了少将队长。副队长许建业是江西人，在抗战开始不久调走，以后没有再设副队长。这个特务队除队长外，设有一个事务员，一个会计和一个同济医学院未毕业的学生充当张的医生。队里配备有一部小型无线电台，一个报务员兼做泽电工作；还有一部小汽车，一名司机。特务队员虽常有调动，数目总保持在三十名左右，系尉官级待遇，其中只有三个校官级的小队长。看守工作分三班制，每班八小时，日夜轮流调换。
张将军被囚禁期间，戴笠每年总要去看他一两次，去时总得带一些日用品和食物送他。另外蒋介石还叫东北籍参政员莫德惠去看过张两三次。莫德惠去时，总是由蒋介石通知戴笠，戴派军统人事处长李肖白（以后李调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处长）陪同一道前往，每去住两三天便回来。
张将军平日对看守的特务绝口不谈“西安事变”的情况，别人也不便问他。他也从不在特务们面前发牢骚和说不满蒋介石的话，因为他很聪明机警，懂得看守他的特务们都负有双层使命，一面看守他，一面要了解他的思想活动情况。他知道向这些人说话不当心，只有更引起蒋介石对他的仇恨，更不会释放他。可是每当蒋介石叫莫德惠去看他时，他才把一些藏在心里的话倾诉出来，往往谈到半夜不停，总希望能在抗日战争期间让他能为祖国尽一点力量。但莫德惠每去总只能安慰他一下，因蒋介石一直没有准备释放他的表示。在这一段时间中，他心情烦躁时，经常发脾气，刘乙光总是马上打电报向戴笠报告。戴笠知道后有时自己抽时间去看看，有时便写封亲笔信派我或其他的人送点东西给他。我去看他时，他也从不谈政治方面的问题。他是一个常识丰富而又健谈的人，一开起口来便滔滔不绝，没有别人说话的余地。他懂得的事很多，开汽车、驾飞机等样样内行，但他常常感到不足的是只会开汽车而不会修理汽车。
我们当时都了解他的心情，从不去问他过去在东北和西北时的情况，其他的事则可毫无顾忌地随便和他扯谈，他总是有问有答。我过去多年一直认为张和胡蝶有过一段关系。我为了满足自己这一好奇心，曾分别当面问过胡蝶，也问过张。我记得有次戴笠派我送东西给张之前，先找我去杨家山公馆吃午饭，在座只有戴笠和胡蝶。我在饭后趁戴笠去接电话时，问胡蝶有没有信和东西一起带去给张。胡似想说又不想说，只把头摇了两下。我便说，过去外面很多人传说你和张很要好，为什么不带点东西去？她便追问我是什么人说的？我说：“有诗为证。”她听了只抿着嘴笑。这时戴笠正走进来，胡便把这事告诉他。戴笠听了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就喜欢相信这些东西。”但我却并不因此而不相信，我到桐样见了张将军后，又找了一个机会问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张将军对此矢口否认他与胡有过什么关系。他说那时实在很忙，只在一次舞会上见过胡蝶，而绝对没有与胡往来，更谈不上什么关系。他一再说外面谣言不可轻信，并且要我问赵四小姐，证实这一问题。我相信张将军的话是真的，也没有再去问赵四小姐。而胡蝶对此既不否认也不承认，恐怕是为了抬高自己身价而故意让人去猜疑。
张将军在被囚禁期间花费时间最多的事，是专心研究明史。他在这方面不但搜集了不少资料，同时也颇有心得，作了不少笔记，赵四小姐便为他整理和抄整这些东西。当时他需要有关材料，戴笠总是尽可能满足他。张将军于一九四五年对我说，他搜集到的野史和民间传说手抄本之类的东西相当多。他认为他可以成为一个研究明史的专家。他希望找几位对明史有研究的历史学家经常和他去谈谈。刘乙光得到戴笠的暗示，推说不易办到，他便没有正式提出请求，而只向我说过，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和这方面的专家们多多接触。
张将军在被囚禁期间身体长得很胖，行走起来都不大方便，并且有高血压的毛病。他可以自由活动的区域只二三百公尺，还只限于白天，黄昏以后便不能走出来。
军统特务的警戒范围之外，便是宪兵连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彼此均可相望的包围着。他不经特务队队长亲自陪同是不能越过这个范围的。他当时的唯一乐趣是每天到他住房对面的蓄水池去钓鱼。只要天不下雨，他总是一早起身，邀同刘乙光一道，坐着一只四方形的小木舟，撑到水池中央一个凸起的沙洲上，这里四面环水，平日没有人能上去。这个沙洲上面有两个用包谷杆搭成的人字形小棚，他和刘两人各据一个，临流把钓，有时整天，有时半天，总是乐此不倦。他使用的钓鱼竿有宋子文送给他的一根美国制的车钓，可以钓起几斤重的大鱼，有由他自己用竹子做成钓鲫鱼的和钓水面游鱼的小钓竿。在他住的房子后面经常可以看到他把一根根生长得不很直的老竹子，用大石块拴住一端，另一端挂在房檐下，让它慢慢地垂直起来。他虽爱钓鱼，但对吃鱼却没有多大兴趣。
当时他很希望有客人去看他，一听到汽车声音驶进他住的区域，总急着想出去欢迎。他和赵四小姐都爱吃斑鸠。我因喜爱打猎，每去必带些野味和斑鸠送他。如在秋冬间，我去时还和刘乙光一同邀他到附近去打猎。他跟我们出去时非常高兴，总是自己背一个水壶，拿一支手杖，跟着一道跑一阵。他很知趣，从来不要求自己打枪，而只抢着拿打到的野物，很高兴地提着回来。
张学良将军当时所吃所用的东西都不缺少，因有他夫人从美国带回大批东酉，宋子文、戴笠又经常送他东西。他自己有钱，一些不能报销的费用，他总是自己支付。给他做饭的厨师，不但中菜做得好，也能做几道西菜西点和面包。每餐饭后，经常可以吃些水果、咖啡。在这方面，他比杨虎城将军好得多。杨将军常为了吃不到白面馍而生气，他却有吃不完的东西。他在这方面也从来没有过不满意的表示。
晚上张将军的消遣办法是和看守的特务们打小牌。他很懂得特务们的心理，输多了怕引起误会，以为是变相收买他们，因此每次输赢总是只有两三块银元上下的钱。
抗战胜利以后，张将军心情表现得有些烦躁不安起来。当时外间又流传：他在关满了十年的时候，曾把他在瑞士所买的一只阿米茄表厂制造的百年纪念表送给蒋介石，暗示时间已经到了，希望蒋介石能守信用，十年期满应当释放他，但蒋介石没有理会，还是把他继续囚禁下去。
一九四六年夏天我最后一次去桐梓看他时，他却对我有点发牢骚了。我当时是顺便去看他，并告诉了他戴笠死时的情况。他听了以后，说大家都要回去了，连兵工厂也结束关门了，他却继续留在这个夜郎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离开？他还说，八年抗战中，他是一个军人，却没有为抗日出一点力，很感惭愧，现在已被人遗忘了。
这一类活，他平日是不大肯说的，不知什么原因他那次却谈了许多。我知道蒋介石并没有忘记他，更不会因他已被囚满十年而准备释放他。恰恰相反，还正在为他准备继续囚禁的地方。后来据当时任过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告诉我，蒋介石曾叫他在江西兴国县阳明洞修建了一些房屋，原来说是为蒋介石自己准备的。这处房屋修成以后，有次蒋介石带着王陵基亲自去看过一次，才知道是为囚禁张学良用的。所以抗战胜利后张还住在桐梓，是因为江西的房子还未修好。蒋介石看中兴国县阳明洞这个地方，不但是因为地方偏僻便于警戒，主要的是希望张学良能够在荒凉的小城中安心居留下来，学学王阳明，专心治学，不问朝廷大事，所以在贵州给他住修文的阳明洞，胜利后又叫他住兴国的阳明洞，便是这个原因。
以后蒋介石到台湾，看到台北草山温泉区比兴国更理想，所以在一九四六年秋叫毛人风把张将军从桐梓接到重庆，先住在磁器口中美所内戴笠在抗战时期借口为蒋介石避空袭所修建的松林坡公馆内，约住了半月左右。当时在重庆任中央训练团分团主任的李觉和军统结束办事处主任张严佛、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等都常去看他，并陪他打湖南纸牌消遣。我当时奉毛人凤命令从南京赶到重庆照料张，并为他交涉飞往台湾的专机。我们当初还瞒着张将军，没有告诉他要去台湾，只说先到重庆等候消息。他很高兴，以为这次不成问题会释放他，不但十年期满，而且抗战已取得胜利，决不会再有问题。
我记得他到松林坡公馆第一次进餐时，刘乙光全家都和我们一起陪他吃饭。刘乙光的两个小孩把吃剩的骨头向地下吐，他看了连忙笑着说：“这样不行。这不比过去我们住在乡下，以后要留心些，将来我们住的地方都会有这样漂亮的地毯，可不能再随便向地下吐东西了！”可见他当时的估计是非常乐观，没有想到当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才突然宣布要送他去台湾而不是去南京。他当时听了不但很生气地把手用力向桌上拍一下，也表现出很难过的心情，把牙齿咬得紧紧的。
我们过去一向称呼张将军为“副座”，因他当过蒋介石的副委员长和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等职。他过去对这一称呼从不拒绝，但那次当刘乙光在答复他的询问时说了一句“报告副座”，他马上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当时他虽然气愤极了，但他知道与看守人员争吵和发脾气，是没有什么用处，也不能解决问题的。他说完这话便像发痴一样睁大眼睛呆坐了一会儿，极力压制住冲动的感情。随后，他表示同意去台湾，要刘乙光回电南京毛人凤。他走回自己房间向赵一获谈起这事时，声音还有点气得发抖。当我们送他上飞机时，他和赵一获强装笑脸和我们握别之后，便满怀悲愤默默地走上了飞机。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人民因不堪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发动武装起义时，台湾情况混乱。蒋介石立即指示毛人风，如果有人企图劫走张学良的时候，便要刘乙光一面竭力抵抗不使劫走，一面先将张学良击毙，务必不使张被劫或趁混乱时逃走。过去配属在看守张将军特务队的电台，一向是每周通报一两次，而在台湾事变发生时，毛人风便规定每天除向南京报告三次情况外，紧急时随时可以叫通。
南京总台指定专机日夜不停地收听台湾的呼叫，随时可以取得联系，毛人风也经常向蒋介石报告。据以后我所了解，当时蒋介石巴不得有人去草山温泉放几枪，好借这一机会把张学良打死，自己可以不负责任。但附近的高山族人，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向这个地区进攻，张将军的性命才得以保留下来。一九四九年十月间，毛人凤在重庆奉蒋介石命令杀了杨虎城将军以后到了昆明时，我还问过他关于张将军的情况。
毛人民告诉我，张仍住在草山。自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听到过有关张将军的消息了。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立即背信弃义，对在西安所作的一切诺言，马上不认账。他对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恨之人骨，每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在全国人民面前又不便立即动手，只好暂时忍恨心头。他除了迫使杨虎城将军出国，暂去此眼中钉外，对张学良将军则以“劫持统帅”罪名，公开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交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负责看管。
张学良被囚禁后，最初一段情况我了解得不详，只知道抗日战争发生以前，张将军被囚禁在蒋介石家乡奉化县的雪窦寺。当时由戴笠派军统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副队长许建业率领特务三十余名，担任内部看守工作，另外蒋介石还派了一连宪兵，负责担任外围警戒，相互配合，并相互牵制，以防发生意外。
抗日战争发生前夕，张将军才离开奉化，先后在南昌及湖南益阳桃花坪和湖南沅陵凤凰山等处囚禁了一个时期，到一九三九年才迁到贵州修文县阳明洞。这个地方与杨虎城将军被囚禁的息烽玄天洞相隔不远，是邻接的县份。戴笠为了便于警卫，还特别推荐军统大特务李毓桢去当修文县县长。戴自己每年总要抽时间去看看，并亲自指示部署内外层警卫工作。他规定，白天负责内部警戒的特务，站在离张将军住房十丈左右的周围，晚间则移到寝室窗外和门口；外围宪兵白天岗哨较远，夜间则移到特务们白天站的地方。在通往阳明洞的附近道路上，他还另外派有岗哨，不许来往行人接近这个地方。
当时戴笠对张将军比对杨将军在生活照顾上要好得多。因为一方面念在“西安事变”时，他和宋子文等去西安时，张没有为难他，并把他和蒋介石一同释放出来；另一方面由于张和宋子文私交甚深，很多地方看在宋的关系上，所以张在生活方面比较受到优待。
约在一九四二年前后，国民党兵工署在贵州桐梓县一个天然大山洞内修建了一所兵工厂。这个厂占地很广，后面有一个近百亩大的蓄水池，是兵工厂发电用的。
兵工厂仿照西湖式样在池中布置了三潭印月，池边桃柳相间。洞的附近，天然风景很好，特别是警戒方面很森严，交通也比修文阳明洞方便，汽车可以开进里面，不像修文阳明洞那样下汽车还得走很长一段山路。戴笠认为这个地方囚禁张将军最为适宜，得到蒋介石批准后，便向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要了蓄水池的一部分地区，修建了一排七间的一座平房，作为张将军和特务队队长的住房。这所房子，左边三间是张将军住的地方，从中间进去三间相连，靠南端的一间是寝室，中间是书房，外边一间是客室；右边三间是特务队长刘乙光的办公室和家眷住处，中间的房子作为吃饭的地方。另外在这所房子的左右及后面均修建有便衣警卫与宪兵住的房屋和一些岗哨亭。
张将军迁到这里后，一直住到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才离开。在这几年中，我因在军统局担任总务处处长的关系，戴笠经常派我送东西给张将军，所以对这一时期的情况了解较多。当时，陪伴张将军的是他的夫人于风至和赵一获（即赵四小姐，多年来所有的人都叫她四小姐），两人每年轮流一次，到期换班去美国休息。于凤至于一九四三年去美国以后没再回来，赵四小姐便一直陪伴下去。
原先还有一个专门陪伴张将军的副官，姓名已忘记。这人随张多年，自张被囚禁后，他的行动也同时失去自由。有次他坚持要走，张答应了他。他便提着行李真打算离开，刚走出不远，特务队长刘乙光便带着特务赶上去把他扣押起来，立即打电报向戴笠请示，结果被送到军统息烽监狱囚禁起来，因怕他走漏消息，一直不释放。以后息烽监狱结束，他和一些政治犯一同被送到重庆白公馆继续囚禁。重庆解放前，毛人风在重庆主持的惊震世界的“－一二七”中美所大屠杀案中，这人也一同被杀害。
另外有一个张将军的女佣人，一直跟随着张不舍得离开。这位老奶奶经常和我们谈起，她是受到老帅的嘱托，叫她好好照应少帅的，随便张去什么地方，她都要跟着去。还有一个照料张将军生活几十年的老家人，他经常爱和老年女佣人一同对我们谈张将军少年时的故事。有一次，张悄悄地站在背后，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这个老家人立即肃然敬立，不敢再谈下去。张这时往往和我们挤在一条凳子上坐下来，要他继续再讲，并说：“你们爱听，我也喜欢听，说下去吧！”
看守张将军的特务队长刘乙光，也始终没有更换过。他是湖南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他看守张十多年，从少校队长一直升到了少将队长。副队长许建业是江西人，在抗战开始不久调走，以后没有再设副队长。这个特务队除队长外，设有一个事务员，一个会计和一个同济医学院未毕业的学生充当张的医生。队里配备有一部小型无线电台，一个报务员兼做泽电工作；还有一部小汽车，一名司机。特务队员虽常有调动，数目总保持在三十名左右，系尉官级待遇，其中只有三个校官级的小队长。看守工作分三班制，每班八小时，日夜轮流调换。
张将军被囚禁期间，戴笠每年总要去看他一两次，去时总得带一些日用品和食物送他。另外蒋介石还叫东北籍参政员莫德惠去看过张两三次。莫德惠去时，总是由蒋介石通知戴笠，戴派军统人事处长李肖白（以后李调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处长）陪同一道前往，每去住两三天便回来。
张将军平日对看守的特务绝口不谈“西安事变”的情况，别人也不便问他。他也从不在特务们面前发牢骚和说不满蒋介石的话，因为他很聪明机警，懂得看守他的特务们都负有双层使命，一面看守他，一面要了解他的思想活动情况。他知道向这些人说话不当心，只有更引起蒋介石对他的仇恨，更不会释放他。可是每当蒋介石叫莫德惠去看他时，他才把一些藏在心里的话倾诉出来，往往谈到半夜不停，总希望能在抗日战争期间让他能为祖国尽一点力量。但莫德惠每去总只能安慰他一下，因蒋介石一直没有准备释放他的表示。在这一段时间中，他心情烦躁时，经常发脾气，刘乙光总是马上打电报向戴笠报告。戴笠知道后有时自己抽时间去看看，有时便写封亲笔信派我或其他的人送点东西给他。我去看他时，他也从不谈政治方面的问题。他是一个常识丰富而又健谈的人，一开起口来便滔滔不绝，没有别人说话的余地。他懂得的事很多，开汽车、驾飞机等样样内行，但他常常感到不足的是只会开汽车而不会修理汽车。
我们当时都了解他的心情，从不去问他过去在东北和西北时的情况，其他的事则可毫无顾忌地随便和他扯谈，他总是有问有答。我过去多年一直认为张和胡蝶有过一段关系。我为了满足自己这一好奇心，曾分别当面问过胡蝶，也问过张。我记得有次戴笠派我送东西给张之前，先找我去杨家山公馆吃午饭，在座只有戴笠和胡蝶。我在饭后趁戴笠去接电话时，问胡蝶有没有信和东西一起带去给张。胡似想说又不想说，只把头摇了两下。我便说，过去外面很多人传说你和张很要好，为什么不带点东西去？她便追问我是什么人说的？我说：“有诗为证。”她听了只抿着嘴笑。这时戴笠正走进来，胡便把这事告诉他。戴笠听了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就喜欢相信这些东西。”但我却并不因此而不相信，我到桐样见了张将军后，又找了一个机会问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张将军对此矢口否认他与胡有过什么关系。他说那时实在很忙，只在一次舞会上见过胡蝶，而绝对没有与胡往来，更谈不上什么关系。他一再说外面谣言不可轻信，并且要我问赵四小姐，证实这一问题。我相信张将军的话是真的，也没有再去问赵四小姐。而胡蝶对此既不否认也不承认，恐怕是为了抬高自己身价而故意让人去猜疑。
张将军在被囚禁期间花费时间最多的事，是专心研究明史。他在这方面不但搜集了不少资料，同时也颇有心得，作了不少笔记，赵四小姐便为他整理和抄整这些东西。当时他需要有关材料，戴笠总是尽可能满足他。张将军于一九四五年对我说，他搜集到的野史和民间传说手抄本之类的东西相当多。他认为他可以成为一个研究明史的专家。他希望找几位对明史有研究的历史学家经常和他去谈谈。刘乙光得到戴笠的暗示，推说不易办到，他便没有正式提出请求，而只向我说过，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和这方面的专家们多多接触。
张将军在被囚禁期间身体长得很胖，行走起来都不大方便，并且有高血压的毛病。他可以自由活动的区域只二三百公尺，还只限于白天，黄昏以后便不能走出来。
军统特务的警戒范围之外，便是宪兵连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彼此均可相望的包围着。他不经特务队队长亲自陪同是不能越过这个范围的。他当时的唯一乐趣是每天到他住房对面的蓄水池去钓鱼。只要天不下雨，他总是一早起身，邀同刘乙光一道，坐着一只四方形的小木舟，撑到水池中央一个凸起的沙洲上，这里四面环水，平日没有人能上去。这个沙洲上面有两个用包谷杆搭成的人字形小棚，他和刘两人各据一个，临流把钓，有时整天，有时半天，总是乐此不倦。他使用的钓鱼竿有宋子文送给他的一根美国制的车钓，可以钓起几斤重的大鱼，有由他自己用竹子做成钓鲫鱼的和钓水面游鱼的小钓竿。在他住的房子后面经常可以看到他把一根根生长得不很直的老竹子，用大石块拴住一端，另一端挂在房檐下，让它慢慢地垂直起来。他虽爱钓鱼，但对吃鱼却没有多大兴趣。
当时他很希望有客人去看他，一听到汽车声音驶进他住的区域，总急着想出去欢迎。他和赵四小姐都爱吃斑鸠。我因喜爱打猎，每去必带些野味和斑鸠送他。如在秋冬间，我去时还和刘乙光一同邀他到附近去打猎。他跟我们出去时非常高兴，总是自己背一个水壶，拿一支手杖，跟着一道跑一阵。他很知趣，从来不要求自己打枪，而只抢着拿打到的野物，很高兴地提着回来。
张学良将军当时所吃所用的东西都不缺少，因有他夫人从美国带回大批东酉，宋子文、戴笠又经常送他东西。他自己有钱，一些不能报销的费用，他总是自己支付。给他做饭的厨师，不但中菜做得好，也能做几道西菜西点和面包。每餐饭后，经常可以吃些水果、咖啡。在这方面，他比杨虎城将军好得多。杨将军常为了吃不到白面馍而生气，他却有吃不完的东西。他在这方面也从来没有过不满意的表示。
晚上张将军的消遣办法是和看守的特务们打小牌。他很懂得特务们的心理，输多了怕引起误会，以为是变相收买他们，因此每次输赢总是只有两三块银元上下的钱。
抗战胜利以后，张将军心情表现得有些烦躁不安起来。当时外间又流传：他在关满了十年的时候，曾把他在瑞士所买的一只阿米茄表厂制造的百年纪念表送给蒋介石，暗示时间已经到了，希望蒋介石能守信用，十年期满应当释放他，但蒋介石没有理会，还是把他继续囚禁下去。
一九四六年夏天我最后一次去桐梓看他时，他却对我有点发牢骚了。我当时是顺便去看他，并告诉了他戴笠死时的情况。他听了以后，说大家都要回去了，连兵工厂也结束关门了，他却继续留在这个夜郎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离开？他还说，八年抗战中，他是一个军人，却没有为抗日出一点力，很感惭愧，现在已被人遗忘了。
这一类活，他平日是不大肯说的，不知什么原因他那次却谈了许多。我知道蒋介石并没有忘记他，更不会因他已被囚满十年而准备释放他。恰恰相反，还正在为他准备继续囚禁的地方。后来据当时任过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告诉我，蒋介石曾叫他在江西兴国县阳明洞修建了一些房屋，原来说是为蒋介石自己准备的。这处房屋修成以后，有次蒋介石带着王陵基亲自去看过一次，才知道是为囚禁张学良用的。所以抗战胜利后张还住在桐梓，是因为江西的房子还未修好。蒋介石看中兴国县阳明洞这个地方，不但是因为地方偏僻便于警戒，主要的是希望张学良能够在荒凉的小城中安心居留下来，学学王阳明，专心治学，不问朝廷大事，所以在贵州给他住修文的阳明洞，胜利后又叫他住兴国的阳明洞，便是这个原因。
以后蒋介石到台湾，看到台北草山温泉区比兴国更理想，所以在一九四六年秋叫毛人风把张将军从桐梓接到重庆，先住在磁器口中美所内戴笠在抗战时期借口为蒋介石避空袭所修建的松林坡公馆内，约住了半月左右。当时在重庆任中央训练团分团主任的李觉和军统结束办事处主任张严佛、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等都常去看他，并陪他打湖南纸牌消遣。我当时奉毛人凤命令从南京赶到重庆照料张，并为他交涉飞往台湾的专机。我们当初还瞒着张将军，没有告诉他要去台湾，只说先到重庆等候消息。他很高兴，以为这次不成问题会释放他，不但十年期满，而且抗战已取得胜利，决不会再有问题。
我记得他到松林坡公馆第一次进餐时，刘乙光全家都和我们一起陪他吃饭。刘乙光的两个小孩把吃剩的骨头向地下吐，他看了连忙笑着说：“这样不行。这不比过去我们住在乡下，以后要留心些，将来我们住的地方都会有这样漂亮的地毯，可不能再随便向地下吐东西了！”可见他当时的估计是非常乐观，没有想到当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才突然宣布要送他去台湾而不是去南京。他当时听了不但很生气地把手用力向桌上拍一下，也表现出很难过的心情，把牙齿咬得紧紧的。
我们过去一向称呼张将军为“副座”，因他当过蒋介石的副委员长和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等职。他过去对这一称呼从不拒绝，但那次当刘乙光在答复他的询问时说了一句“报告副座”，他马上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当时他虽然气愤极了，但他知道与看守人员争吵和发脾气，是没有什么用处，也不能解决问题的。他说完这话便像发痴一样睁大眼睛呆坐了一会儿，极力压制住冲动的感情。随后，他表示同意去台湾，要刘乙光回电南京毛人凤。他走回自己房间向赵一获谈起这事时，声音还有点气得发抖。当我们送他上飞机时，他和赵一获强装笑脸和我们握别之后，便满怀悲愤默默地走上了飞机。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人民因不堪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发动武装起义时，台湾情况混乱。蒋介石立即指示毛人风，如果有人企图劫走张学良的时候，便要刘乙光一面竭力抵抗不使劫走，一面先将张学良击毙，务必不使张被劫或趁混乱时逃走。过去配属在看守张将军特务队的电台，一向是每周通报一两次，而在台湾事变发生时，毛人风便规定每天除向南京报告三次情况外，紧急时随时可以叫通。
南京总台指定专机日夜不停地收听台湾的呼叫，随时可以取得联系，毛人风也经常向蒋介石报告。据以后我所了解，当时蒋介石巴不得有人去草山温泉放几枪，好借这一机会把张学良打死，自己可以不负责任。但附近的高山族人，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向这个地区进攻，张将军的性命才得以保留下来。一九四九年十月间，毛人凤在重庆奉蒋介石命令杀了杨虎城将军以后到了昆明时，我还问过他关于张将军的情况。
毛人民告诉我，张仍住在草山。自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听到过有关张将军的消息了。
杨虎城将军被惨杀的经过
回国抗日，被蒋用计扣押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立刻翻脸不肯承认在西安时所作的一切诺言，对张学良、杨虎城恨人骨髓，将张扣押，逼杨辞去职务，遣往欧洲考察。杨虎城只好带着夫人谢葆贞和幼子拯中及随员在欧洲游历一番，并在瑞士住了一个时期。到“七七事变”发生，中共和全国人民一致主张团结抗日，救亡图存，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杨在欧洲听到这一消息，认为蒋介石可能会履行过去的诺言，便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携眷返国，共赴国难。可是蒋介石却念念不忘过去西安被扣的仇恨，仍把个人恩怨放在第一位。当杨启程返国的消息传来，蒋立刻电召军统首脑戴笠去南昌，当面指示办法。戴笠回到武汉，马上命令军统特务队长李家杰，在特务队中挑选了便衣警卫二十余名，经戴笠－一亲自点名传见后，由李家杰率领先往南昌布置。蒋介石还加派宪兵一连，共同负责担任押解和看守杨的工作，以免发生意外。
杨虎城返回祖国时，“八一三”上海战事早已发生，国民党反动政府正向武汉仓皇迁逃。杨抵香港后，接蒋介石电报，便先去武汉，戴笠在武昌迎接。当时蒋介石假称要在南昌召见，遂由戴笠陪同杨虎城从汉口乘专机前往，到达以后即被软禁在南昌百花洲熊式辉的一所别墅里。杨这时才知道中了蒋介石的毒计，万分愤慨，但已无可如何。熊式辉的这座别墅是一所独立小洋房，担任内层警卫看守的完全是军统特务，外层警卫岗哨则由宪兵担任，防范异常周密。蒋介石当时最怕杨回国后，先去西北，便难下手，所以决心先行扣押。杨夫人及公子随员等已先返西安，蒋仍不放过，随又设法将他们骗往南昌，一同囚禁。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沦陷时，蒋介石离开南昌之前，又令戴笠将杨夫妇及公子移往后方。他们从浙赣铁路乘专车经株洲到长沙，沿途警戒严密，上下车均在夜间。杨在长沙东郊朱家花园住了一些时候，又被解往益阳桃花坪，住在军统设在那里的临时监狱的附近民房内。到武汉撤退时，杨全家又被解往贵州。离开益阳的前一个晚上，军统将囚禁在益阳的二十多名进步人士杀害了。这些人是从南京、南昌、武汉等地撤退时移禁到益阳的。据当时看守杨的特务队长李家杰谈：当时杨听到附近枪声和惨叫声，一夜都没有睡，他以为会在那里杀害他。他搂着男孩说：“我死了不知有谁来照料你？”他哪里会想到蒋介石以后杀害他的时候，连孩子也会一同遭到毒手呢？第二天拂晓启程时，他看到特务们正在附近掩埋被害人的尸体，一语不发，带着无限悲伤的情绪上了汽车。
到了贵州息烽县后，杨虎城全家又在军统设在阳朗坝的看守所住了一个时期。
这个看守所以后改为军统息烽监狱，是一个可容三四百人的集中营，专门作为囚禁中共人士、进步人士和违犯军统纪律的军统特务分子用的。如中共四川省委罗世文、车耀先、党员张蔚林、张露萍、冯传庆、杨光等许多人，以及民主人士马寅初、黄显声等都在这里囚禁过。只要关在这里两三年，便被折磨得连走半里路都不能支持。
连军统特务们谈到这个监狱都会不寒而栗，对革命人士的迫害就可想而知了！
在息烽的囚居生话
一九三九年戴笠到了息烽。他看阳朗坝高公路太近，怕出问题，便命令特务们另找地方。他们发现离息烽县城十多里的高山顶上有个玄天洞，戴笠亲自上山察看一番后，便决定将杨迁到那里去。在附近修建供特务队和宪兵等居住的房屋竣工以后，便将杨移送过去。
玄天洞是一个天然的大山洞，有十丈多高，里面有一所道士观，只有一个大洞口可供出人，警戒极为方便。特务将道士撵出，强占了这个地方。这个观建在山洞内，终年不见阳光，因此潮湿异常。杨全家在西北气候干燥的地方过惯了，对这种环境很不适应，加上心情不快，常常生病。这时杨已看出蒋介石短期内决不会释放他，为了长久打算，便一再请求，愿意自己拿出点钱，在洞外修房子居住。看守他的特务队长李家杰是云南盐津人，一向贪财得要命，听到杨愿意自己出钱修房子，便极力替他向戴笠请求，终于得到批准。杨很高兴地拿出了四百元美金，交与李家杰代办。李除在兑换美金时便揩了一笔油水外，又在修建时偷工减料，弄得非常简陋。杨对此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如何，只好将就下去。
当时对于看守杨的工作，蒋介石曾再三叮嘱戴笠不可大意。戴于一九四零年又亲往息烽布置一番，除在杨住宅四周设有便衣特务严密看守外，外层宪兵也分两层布岗。宪兵连连部设在后山高地，可以控制后山和杨的住宅。军统特务队则设在前面上山的路口。白天岗哨距离，彼此能看得很清楚；晚上更缩小范围，并采用传更办法。那是用一节大竹子划两道口，像过去城市打更用的竹梆一样，以木棒敲打会发出很大声音。每到夜间，隔一定时间，由第一个岗位先敲几下，梆声刚落，第二个便得接着敲打，就这样轮流着一个个敲下去，只要一处不响，带班的马上去检查。
每天天黑以后到第二天黎明，梆梆之声响彻高山深谷。
白天，杨可以在门口走动一下。他最爱走到离住所几十步远的一个山嘴上去眺望通过息烽的公路，因为山上终年没有外人来往，只有从那里可以看看往来在公路上的汽车。一到夜间，便不准出门，只能在屋内活动。
我当时在军统机关任总务处长，戴笠常派我去看囚禁在贵州桐梓县的张学良和在息烽的杨虎城，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情况，也顺便送给他们一点吃用的东西。当时戴笠对张学良生活上的待遇安排较好，因为张同宋子文的关系很深，戴特予照顾。
加上张夫人于风至与赵一获（即赵四小姐）两人在一九四四年前，每年轮流陪张，她们都去美国休息，回来总带回不少东西，生活比较好点。至于杨虎城，因为蒋介石对他特别仇恨，从来没有外面接济。他自己虽有一点钱，又不便拿出来用；加上当时法币天天贬值，经手特务揩油，所以生活相当困苦。他想换一套新棉衣都很不容易。我每次去看他，他总背着看守的特务向我诉苦。我当时哪里会同情他，还不是敷衍一下，叫他忍耐点。军统对杨将军的待遇有时即令调整一下，也维持不了九天，又因法币贬值，仍旧是天天缺这少那，使他常为生活上一些问题感到苦恼。
杨当时对于带在身边的小儿子教育问题很关心。军统又不准他儿子去上学读书，怕走漏消息。他便多次请买一部百科全书（或万有文库）给他儿子阅读，后来总算准许了。他对此很高兴，自己也常拿这些书消遣。我每次同他谈话时，他只谈谈在欧洲游历时看到的东西，矢口不谈西安事变的情况。有一次偶然提到他和李虎城守西安的旧事，他马上就不愿再谈下去。我很敬佩的，是他的记忆力和听别人念东西时那种专心注意的精神。他同人谈话，不但能很清楚地记得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看到过什么东西，而且在别人谈话中，什么地方有问题或不符事实，也能在听完以后一点一点地给指出来。
约在一九四一年间，杨夫人又生了一个女孩。这给他精神上带来不少安慰，但这种暂时的安慰，很快就变成忧伤。因为军统认为他夫人谢葆贞思想进步，不但对她的言行特别注意，并且经常有意刺激她，几年中由于种种不如意事，使得她渐渐有些神经失常。她非常痛恨那些特务，甚至戴笠去时也愤怒地加以斥责。这更引起特务们的不满和仇视，更想方设法去折磨她，在她产后也很少给以应有的照顾。有一次，她在吃饭，正感到饭菜粗劣得难以下咽，恰好遇上特务队长李家杰去看他们，她便提出质问。李用言语顶撞她，她气愤极了，便将手中饭碗向李打去。李一看不对，拔脚便跑，回去后便说她有严重的神经病，要把她同杨隔离，以免妨碍杨的生活。军统批准了李的建议，硬叫她同杨分居，仍然回到玄天洞内一个人去居住。经杨再三请求，才答应让她住在洞外自建的房屋内，杨则搬进湿暗的玄天洞去。就这样把他们夫妇拆开，杨对此很为悲愤，但在那种情况下，又有什么办法。杨夫人被特务们这样折磨，神经越来越失常，整天叫骂，特务们都不敢见她，终日把她关在房内不让她出来。杨每听到她叫喊，又不敢去劝慰，只有暗中挥泪，难过异常。
一九四一年冬或一九四二年春，戴笠去看杨，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戴提出请求撤换李家杰，因为李使他太痛苦了，戴只好答应下来，到重庆后便改派龚国彦去接替李任队长，另外派原来在特务队任医官的张静甫兼任副队长。戴笠认为李家杰经常反映扬夫妇情况，看守有功，提升李为中央训练团警卫组上校副组长，代理他自己所兼任的组长职务。
龚国彦，浙江人，系戴笠所办杭州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戴一向认为他忠实可靠。
龚外表较李对人温和，实际上同李是一样的毒辣阴险。张静甫，河北人，系戴笠所办湖南临澧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曾学过几年医，但没有什么临床经验，除在医药费上会揩油外，什么病也看不好。杨夫妇有病，并不找张静甫，而是经常请息烽军统特训班医官去诊治，偶尔也请过几回中医。约在一九四四年前后，杨夫人病情有了好转，才准许杨搬出洞外，与她同居。
戴笠对看守杨的工作，除了前面所谈到的警卫布置外，还特别叮嘱军统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养斋）经常去看看。周是戴的小同乡，也是一个非常凶狠残暴的特务头目。戴很信任周，因周管理息烽监狱那一整套的严密管制犯人的办法，很为戴所称赞。虽然看守杨的特务队是直接受军统司法处和特务总队所领导，但也要受周的监督，因为多一层关系，可以更好地防止日久发生意外问题。周经常去陪杨打打小麻将消遣，每次总有龚国彦在场。杨因心情不畅，每打必输。
虽然有了这些严密布置，但戴笠还怕不妥，便连息烽县县长的职位也抓过来，先后介绍军统特务邓匡元、徐羽仪、陈国桢去当县长。这样一来，所有地方组织一起掌握在军统特务手中，共同配合看守杨的工作。当时军统在息烽有特训班、监狱、仓库，加上看守杨的特务队、宪兵、电台和电机制造所等，如果不是军统特务去当县长，任何别人充当，连县政府大门都会被这些凶神恶煞的特务们拆掉。当时不要说住在这些特务机关附近的老百姓叫苦连天，有冤无处诉，只能眼看这些腰上插着手枪的特务横行霸道、无所不为，甚至连经过息烽的汽车司机，都要提心吊胆捏着一把汗。凡是汽车在公路上行驶，只要特务们一招手，汽车就得停下来，如果停慢了，就会听到“叭”的一声枪响，再不识相，第二下就会使挡风玻璃穿一个洞。
回国抗日，被蒋用计扣押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立刻翻脸不肯承认在西安时所作的一切诺言，对张学良、杨虎城恨人骨髓，将张扣押，逼杨辞去职务，遣往欧洲考察。杨虎城只好带着夫人谢葆贞和幼子拯中及随员在欧洲游历一番，并在瑞士住了一个时期。到“七七事变”发生，中共和全国人民一致主张团结抗日，救亡图存，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杨在欧洲听到这一消息，认为蒋介石可能会履行过去的诺言，便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携眷返国，共赴国难。可是蒋介石却念念不忘过去西安被扣的仇恨，仍把个人恩怨放在第一位。当杨启程返国的消息传来，蒋立刻电召军统首脑戴笠去南昌，当面指示办法。戴笠回到武汉，马上命令军统特务队长李家杰，在特务队中挑选了便衣警卫二十余名，经戴笠－一亲自点名传见后，由李家杰率领先往南昌布置。蒋介石还加派宪兵一连，共同负责担任押解和看守杨的工作，以免发生意外。
杨虎城返回祖国时，“八一三”上海战事早已发生，国民党反动政府正向武汉仓皇迁逃。杨抵香港后，接蒋介石电报，便先去武汉，戴笠在武昌迎接。当时蒋介石假称要在南昌召见，遂由戴笠陪同杨虎城从汉口乘专机前往，到达以后即被软禁在南昌百花洲熊式辉的一所别墅里。杨这时才知道中了蒋介石的毒计，万分愤慨，但已无可如何。熊式辉的这座别墅是一所独立小洋房，担任内层警卫看守的完全是军统特务，外层警卫岗哨则由宪兵担任，防范异常周密。蒋介石当时最怕杨回国后，先去西北，便难下手，所以决心先行扣押。杨夫人及公子随员等已先返西安，蒋仍不放过，随又设法将他们骗往南昌，一同囚禁。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沦陷时，蒋介石离开南昌之前，又令戴笠将杨夫妇及公子移往后方。他们从浙赣铁路乘专车经株洲到长沙，沿途警戒严密，上下车均在夜间。杨在长沙东郊朱家花园住了一些时候，又被解往益阳桃花坪，住在军统设在那里的临时监狱的附近民房内。到武汉撤退时，杨全家又被解往贵州。离开益阳的前一个晚上，军统将囚禁在益阳的二十多名进步人士杀害了。这些人是从南京、南昌、武汉等地撤退时移禁到益阳的。据当时看守杨的特务队长李家杰谈：当时杨听到附近枪声和惨叫声，一夜都没有睡，他以为会在那里杀害他。他搂着男孩说：“我死了不知有谁来照料你？”他哪里会想到蒋介石以后杀害他的时候，连孩子也会一同遭到毒手呢？第二天拂晓启程时，他看到特务们正在附近掩埋被害人的尸体，一语不发，带着无限悲伤的情绪上了汽车。
到了贵州息烽县后，杨虎城全家又在军统设在阳朗坝的看守所住了一个时期。
这个看守所以后改为军统息烽监狱，是一个可容三四百人的集中营，专门作为囚禁中共人士、进步人士和违犯军统纪律的军统特务分子用的。如中共四川省委罗世文、车耀先、党员张蔚林、张露萍、冯传庆、杨光等许多人，以及民主人士马寅初、黄显声等都在这里囚禁过。只要关在这里两三年，便被折磨得连走半里路都不能支持。
连军统特务们谈到这个监狱都会不寒而栗，对革命人士的迫害就可想而知了！
在息烽的囚居生话
一九三九年戴笠到了息烽。他看阳朗坝高公路太近，怕出问题，便命令特务们另找地方。他们发现离息烽县城十多里的高山顶上有个玄天洞，戴笠亲自上山察看一番后，便决定将杨迁到那里去。在附近修建供特务队和宪兵等居住的房屋竣工以后，便将杨移送过去。
玄天洞是一个天然的大山洞，有十丈多高，里面有一所道士观，只有一个大洞口可供出人，警戒极为方便。特务将道士撵出，强占了这个地方。这个观建在山洞内，终年不见阳光，因此潮湿异常。杨全家在西北气候干燥的地方过惯了，对这种环境很不适应，加上心情不快，常常生病。这时杨已看出蒋介石短期内决不会释放他，为了长久打算，便一再请求，愿意自己拿出点钱，在洞外修房子居住。看守他的特务队长李家杰是云南盐津人，一向贪财得要命，听到杨愿意自己出钱修房子，便极力替他向戴笠请求，终于得到批准。杨很高兴地拿出了四百元美金，交与李家杰代办。李除在兑换美金时便揩了一笔油水外，又在修建时偷工减料，弄得非常简陋。杨对此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如何，只好将就下去。
当时对于看守杨的工作，蒋介石曾再三叮嘱戴笠不可大意。戴于一九四零年又亲往息烽布置一番，除在杨住宅四周设有便衣特务严密看守外，外层宪兵也分两层布岗。宪兵连连部设在后山高地，可以控制后山和杨的住宅。军统特务队则设在前面上山的路口。白天岗哨距离，彼此能看得很清楚；晚上更缩小范围，并采用传更办法。那是用一节大竹子划两道口，像过去城市打更用的竹梆一样，以木棒敲打会发出很大声音。每到夜间，隔一定时间，由第一个岗位先敲几下，梆声刚落，第二个便得接着敲打，就这样轮流着一个个敲下去，只要一处不响，带班的马上去检查。
每天天黑以后到第二天黎明，梆梆之声响彻高山深谷。
白天，杨可以在门口走动一下。他最爱走到离住所几十步远的一个山嘴上去眺望通过息烽的公路，因为山上终年没有外人来往，只有从那里可以看看往来在公路上的汽车。一到夜间，便不准出门，只能在屋内活动。
我当时在军统机关任总务处长，戴笠常派我去看囚禁在贵州桐梓县的张学良和在息烽的杨虎城，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情况，也顺便送给他们一点吃用的东西。当时戴笠对张学良生活上的待遇安排较好，因为张同宋子文的关系很深，戴特予照顾。
加上张夫人于风至与赵一获（即赵四小姐）两人在一九四四年前，每年轮流陪张，她们都去美国休息，回来总带回不少东西，生活比较好点。至于杨虎城，因为蒋介石对他特别仇恨，从来没有外面接济。他自己虽有一点钱，又不便拿出来用；加上当时法币天天贬值，经手特务揩油，所以生活相当困苦。他想换一套新棉衣都很不容易。我每次去看他，他总背着看守的特务向我诉苦。我当时哪里会同情他，还不是敷衍一下，叫他忍耐点。军统对杨将军的待遇有时即令调整一下，也维持不了九天，又因法币贬值，仍旧是天天缺这少那，使他常为生活上一些问题感到苦恼。
杨当时对于带在身边的小儿子教育问题很关心。军统又不准他儿子去上学读书，怕走漏消息。他便多次请买一部百科全书（或万有文库）给他儿子阅读，后来总算准许了。他对此很高兴，自己也常拿这些书消遣。我每次同他谈话时，他只谈谈在欧洲游历时看到的东西，矢口不谈西安事变的情况。有一次偶然提到他和李虎城守西安的旧事，他马上就不愿再谈下去。我很敬佩的，是他的记忆力和听别人念东西时那种专心注意的精神。他同人谈话，不但能很清楚地记得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看到过什么东西，而且在别人谈话中，什么地方有问题或不符事实，也能在听完以后一点一点地给指出来。
约在一九四一年间，杨夫人又生了一个女孩。这给他精神上带来不少安慰，但这种暂时的安慰，很快就变成忧伤。因为军统认为他夫人谢葆贞思想进步，不但对她的言行特别注意，并且经常有意刺激她，几年中由于种种不如意事，使得她渐渐有些神经失常。她非常痛恨那些特务，甚至戴笠去时也愤怒地加以斥责。这更引起特务们的不满和仇视，更想方设法去折磨她，在她产后也很少给以应有的照顾。有一次，她在吃饭，正感到饭菜粗劣得难以下咽，恰好遇上特务队长李家杰去看他们，她便提出质问。李用言语顶撞她，她气愤极了，便将手中饭碗向李打去。李一看不对，拔脚便跑，回去后便说她有严重的神经病，要把她同杨隔离，以免妨碍杨的生活。军统批准了李的建议，硬叫她同杨分居，仍然回到玄天洞内一个人去居住。经杨再三请求，才答应让她住在洞外自建的房屋内，杨则搬进湿暗的玄天洞去。就这样把他们夫妇拆开，杨对此很为悲愤，但在那种情况下，又有什么办法。杨夫人被特务们这样折磨，神经越来越失常，整天叫骂，特务们都不敢见她，终日把她关在房内不让她出来。杨每听到她叫喊，又不敢去劝慰，只有暗中挥泪，难过异常。
一九四一年冬或一九四二年春，戴笠去看杨，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戴提出请求撤换李家杰，因为李使他太痛苦了，戴只好答应下来，到重庆后便改派龚国彦去接替李任队长，另外派原来在特务队任医官的张静甫兼任副队长。戴笠认为李家杰经常反映扬夫妇情况，看守有功，提升李为中央训练团警卫组上校副组长，代理他自己所兼任的组长职务。
龚国彦，浙江人，系戴笠所办杭州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戴一向认为他忠实可靠。
龚外表较李对人温和，实际上同李是一样的毒辣阴险。张静甫，河北人，系戴笠所办湖南临澧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曾学过几年医，但没有什么临床经验，除在医药费上会揩油外，什么病也看不好。杨夫妇有病，并不找张静甫，而是经常请息烽军统特训班医官去诊治，偶尔也请过几回中医。约在一九四四年前后，杨夫人病情有了好转，才准许杨搬出洞外，与她同居。
戴笠对看守杨的工作，除了前面所谈到的警卫布置外，还特别叮嘱军统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养斋）经常去看看。周是戴的小同乡，也是一个非常凶狠残暴的特务头目。戴很信任周，因周管理息烽监狱那一整套的严密管制犯人的办法，很为戴所称赞。虽然看守杨的特务队是直接受军统司法处和特务总队所领导，但也要受周的监督，因为多一层关系，可以更好地防止日久发生意外问题。周经常去陪杨打打小麻将消遣，每次总有龚国彦在场。杨因心情不畅，每打必输。
虽然有了这些严密布置，但戴笠还怕不妥，便连息烽县县长的职位也抓过来，先后介绍军统特务邓匡元、徐羽仪、陈国桢去当县长。这样一来，所有地方组织一起掌握在军统特务手中，共同配合看守杨的工作。当时军统在息烽有特训班、监狱、仓库，加上看守杨的特务队、宪兵、电台和电机制造所等，如果不是军统特务去当县长，任何别人充当，连县政府大门都会被这些凶神恶煞的特务们拆掉。当时不要说住在这些特务机关附近的老百姓叫苦连天，有冤无处诉，只能眼看这些腰上插着手枪的特务横行霸道、无所不为，甚至连经过息烽的汽车司机，都要提心吊胆捏着一把汗。凡是汽车在公路上行驶，只要特务们一招手，汽车就得停下来，如果停慢了，就会听到“叭”的一声枪响，再不识相，第二下就会使挡风玻璃穿一个洞。
抗战胜利后的迁移
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息烽后，杨夫妇、公子听了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但杨一想到他自己原来抱着满腔爱国热忱，从欧洲赶回共赴国难，不但没有在抗战中做过一点工作，反而被蒋介石囚禁了八年，真使他悲愤万分。这时他认为蒋会释放他，可是又怕蒋在胜利后忘记了他仍被囚禁在这荒山深谷，几次动笔想写信给蒋和于右任，希望不要忘了他，早点把他释放出去。他为了要求蒋抗日，不再打内战而扣留蒋半个月，而结果被蒋囚禁了八年，总以为宿怨可以消除了。他把信写好又撕毁，一直希望蒋能释放他。一九四六年夏天，军统把在息烽的单位全部结束，迁并到重庆，决定把杨也迁到重庆。
当杨得到要回重庆的消息，真有说不尽的快乐和希望。可是一到重庆，他被囚禁到歌乐山下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杨家山一座平房内。这时，希望完全失去，他终日长吁短叹。杨夫人更加气愤，经常责骂蒋介石太没心肝，特务不是人。杨知道这样会更惹祸，时常劝阻。八年的折磨，杨夫人身体越来越坏。特务们因为恨她，她病了不但不给医治，反而借故刺激她。到了一九四七年，她便含着满腔愤恨，与世长辞。杨悲痛异常，便把杨夫人的骨灰盒放在自己的枕边，终日抱着幼女，老泪纵横，饮食锐减。他原来声音非常洪亮，每次饮酒划拳，声震室外。这时说话变得很低沉，身体也消瘦下来。这些情况传到蒋介石耳边时，他总是得意地一笑。
不久杨患胆石病很重，到一九四八年才被准许送到中美合作所附近军统所办的“四一医院”去开刀。这个医院当时已移交给中央医院，改为中央医院沙磁分院。
医生从杨胆囊中取出一把结石，这是由于在息烽玄天洞多年来饮了含矿质很多的泉水所造成。杨的病好转一点，又将他移回原处。这段时间内，他心情非常烦躁，常同龚国彦为一些生活小事争吵。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很消沉，我想陪他到附近散散步，他不肯去，要我坐下同他聊天。后来听龚国彦告诉我，杨有一次走到杨家山后面，看到一座坟墓，坟前石栏上刻着“杨氏佳城”四个字，便很感慨地说：“怎么这样凑巧？这同我的姓名只差一个字。”话刚说完，抬头一看，旁边的华表上正刻着“龙蟠虎踞”等字样，他触景生情，长叹－声：“我的姓名这里早都有了，我今天住在这里，将来也必死在这里无疑。”因此他很不愿意到门外走动，不愿看到那座有他姓名的坟墓。
被杀害的前后
一九四九年一月间，蒋介石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把他多年来用以反共反人民的本钱输得精光，无可如何，只好宣布退休。
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登台之后，想用一套假民主方法来欺骗一下人民，苟延残喘，便宣布释放政治犯，特别下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当重庆《中央日报》刊出这一消息后，龚国彦因事前未得到通知，不知怎么办好。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他不敢让杨知道，便把当天报纸扣着不让他看。杨天天看报，了解国内形势，知道当时情况一定有变化，蒋介石如退休，可能不再管他的事了。他没有看到这天报纸，就很疑心，一直找龚追问。龚不得已，将报纸给他看了，他大笑道：“总算盼到了今天！”他随时准备着出去，认为再没问题了。
李宗仁以代总统名义下了命令，但退休在幕后的蒋介石没有同意的事仍然行不通，命令没有人接受。当时毛人风已率领保密局（军统改组后的名称）的特务由南京撤退到上海办公，根本不理这回事。代总统一看命令兑不到现，便打电报给重庆市长杨森，要他释放杨虎城。杨森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也是毛人凤最好的朋友，当然不会听李宗仁的话，而推说毛人风不在重庆，不知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当时重庆报纸便刊出大字标题的新闻“毛人凤在哪里？”内容大致是说：据杨市长谈，因为找不到毛人风，也不知杨虎城在什么地方，无法执行代总统命令。其实杨森不但早知道杨虎城在什么地方，并且还同杨经常见面。杨森伯事久多变，便建议将杨虎城暂迁别处。
当时保密局重庆公产管理组组长周养浩（息烽监狱结束后调到重庆）便以长途电话用浙江江山县的土话向毛人民请示，经毛人凤向蒋介石请示后，决定将杨移禁贵州。当龚国彦、徐远举（鹏飞）等向杨提出准备迁移时，杨大怒说：“代总统有命令放我，为什么你们还要将我继续囚禁？我坚决不走，要死就死在这里！”龚国彦硬说软功都没有结果，而且吵了多次。徐远举只好请周养浩去劝驾，周再三说明利害，不走不行，因为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什么人的话都不作数，要他再忍耐一下。
又坚持了一天，杨只好答应去贵州，但提出三个条件，要先解决：第一是撤换龚国彦，因为几年来龚对他折磨够了；第二要求把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从另一看守所内调来同他一道走；第三要周养浩送他去贵州。这三个条件都由毛人风批准。特务队长龚国彦调走后，改派了比龚更凶恶的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看守所所长张鹤接充。宋绮云是杨多年的秘书，后来也被蒋介石连同他妻子一起囚禁，一向与杨隔离。宋妻在狱中也生了一个男孩，比杨女稍大一两岁。这次由于杨的请求，宋夫妇和孩子随杨同去贵州。这位忠心耿耿的宋秘书，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他对杨的态度。
一切准备妥当后，周养浩便匆匆把他们一起送到贵阳黔灵山下麒麟洞一所房内。
这里是贵阳风景区之一，戴笠为了讨好蒋介石，替他在这里修了一所公馆，实际上蒋介石从来没有去住过，而完全由戴笠自己享受，当时军统称之为麒麟洞公馆。杨在这里又住了七个多月。他每天很留心看报，了解到解放战争中人民军队节节胜利的情况。他这时更加谨慎，从不对时局表示态度，怕引起蒋介石对他更加怀恨。而代总统释放他的命令早成废纸，也再无人提起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四川人民对他的痛恨和厌恶真是到了极点，他自己也察觉到了。为了敷衍面子，军统便和反动党团一起发动所有的帮会流氓组织，拼凑了万把人去欢迎他，反动报纸却大吹大擂说有十万群众夹道欢迎。
他到重庆后心情异常沮丧，可是他杀人的嗜好，却因反动派军队一败涂地而更变本加厉。他对毛人风一再说：“今天之失败，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所以当毛人凤向他请示杨虎城如何处理，是否要解送台湾，他毫不考虑地回复：“留了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但他最后叮嘱毛人凤，应当把杨解回重庆，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据毛人凤事后告诉我：蒋介石要杀害杨的同时，还就囚禁在中美所内白公馆与渣滓洞两个集中营内的两百多名革命人士的处理问题指示他说：“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转变过来吗？只有干脆一起杀掉！”解放前在重庆中美所内连续集体屠杀二百多人的举世震惊的大惨案，便是蒋介石此次重庆之行的得意杰作。
毛人风奉令后，又派周养浩去贵阳接杨；行前并召集西南区长徐远举、白公馆看守所长陆景清，以及周养浩等仔细研究办法，并决定用刀杀害，以免发生惊扰。
当时陆景清还推荐白公馆看守所看守长杨进兴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行动组长熊祥等著名刽子手参加。第二天杨、熊两人还把准备的锋利匕首送给毛人凤看了，并决定执行地点在中美所内松林坡“戴公祠”内，因为那里最僻静。这所“戴公祠”，原来是戴笠在抗战期间为蒋介石准备的又一所避空袭的房屋，实际上也是为他自己所布置的另一个淫窟，地点在中美所东边小歌乐山半山坡上，四面松林围绕，非常幽静，平日很少人能到那里。戴笠死后，特务们把它改名戴公祠，用以祭祀戴笠。
周养浩到贵阳后，仍旧欺骗扬说：蒋介石到了重庆，要见见他。杨屡次受骗，这次也不敢相信。周养浩向他道喜，说这次很有希望。杨却心中有数，因为自从回国后，蒋介石就从来没有见过他。现在眼看全国要解放，蒋介石还会释放他？所以他这次态度很镇静。周养浩在动身前，先向毛人凤报告了到达重庆的时间。毛人风便下令先一天（约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底九月初）派交通警察总队一个中队，把松林坡团团围住，不让任何人进入这个区域。
当杨所乘汽车第二天中午到达贵州和四川交界的松坎后，周养浩一看天色尚早，到重庆过轮渡时怕人看到，便劝杨在松坎小客栈内睡了一个午觉，一面通知重庆作好一切准备。下午四点，他们才由松坎出发，到重庆天已黑下来。毛人风已派杨进兴准备好轮渡，等候他们过江，并随车一同到松林坡。周养浩便回到中美所杨家山家中等消息。
杨等下车后，两个特务搀扶着杨走上三百多级石阶到戴公词去。他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也被两个特务夹持着一同上去。宋绩云夫妇和杨、宋两个孩子便被安置在汽车间附近的平房内，相距有三百多级石阶。杨氏父子到达目的地，又被特务分别弓响左右两边的正房。这一切布置，使杨很感惊疑。特务们这时最怕这位二十多岁的杨公子会有所反抗，决定先解决他。当他刚一踏进室内，预伏在门后的特务便用利刃插入他的胸膛。他惨叫了一声“爸”，正要挣扎，便被特务们连着几刀刺倒在地。杨虎城听到儿子的叫声，心知有异，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惨景中，老先生（这是特务们对他一向的称呼）爱子心切，想转身去看个究竟，刚一掉头，刽子手的利刃已刺进他的腹部。他大声叫了一声“哟”，痛极倒在地下。
凶手将他们再补上几刀后，认为没有问题了，便向山下奔去。
他们手握血淋淋的利刃，踏进宋绮云、徐林侠夫妇房内时，宋氏夫妇一看这副杀气腾腾的凶象，知道难逃一死。宋夫人便向凶手们要求饶恕两个孩子。没有半点人性的凶手，一语不发，向他们身边逼过去。这时，两个八九岁的孩子刚刚下车，还正玩得起劲，一看这情况，便互相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当宋氏夫妇被逼到墙边无路可走时，凶手们抢一步跳了过去，向他们劈胸几刀。这时，孩子们惊得呱的一声哭了起来。凶手们一面用刀刺杀宋氏夫妇，一面厉声向孩子们叫喊不准哭。孩子们吓得把哭声咽回去，搂抱得更紧了。灭绝人性的凶手把从大人身上的匕首拔出，又走向孩子。当第一个孩子被凶手从背上一刀刺穿到前胸时，另一个马上扑上去抱住他。另一凶手便狞笑一声，照样给他一刀。这时，宋夫人尚未断气，但已发不出声，她瞪着愤怒到极点的双眼，紧紧地咬着牙齿，看着自己的儿子森森和他的小朋友被修杀。凶手们有意增加受难者临死前的痛苦，最后又给宋夫人补上几刀。他们杀完以后，匆匆把六具尸体埋在附近，便向主子去报功。杨随身携带的小皮箱中的财物也被他们当奖金结瓜分了。杨虎城将军尸体的面部，还被特务淋上镪水后，才埋在一座花台里面。其余的尸体也埋在附近。
当时参加屠杀的凶手张鹊、张静甫、陈宝琪等二十多人，以后都派到云南，由我另行分配工作。他们报到以后，每人都向我多次叙述这一过程，讲述时都是以最得意的口吻，争相夸耀自己的“成绩”。事后毛人风向我谈到此事时说：“老头子（蒋介石）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很感满意。”
一九四四年冬，当日寇侵占独山准备向贵阳进犯时，我随同戴笠去贵阳抢运物资。有天中午，何应钦来到戴笠在贵阳麒麟洞的住处，谈了一会便吃午饭。我们三人正在吃饭时，看守杨虎城将军的特务队长龚国彦赶到贵阳来向戴请示，戴叫他在客厅等着。何应钦刚一离开，戴便要我把龚国彦带到他的办公室。龚问戴，杨虎城何时可以迁移，戴笑一笑说：“这么紧张的时候，连运物资的汽车都调不过来，还能管他们。万一日军继续进犯，你们一听到贵阳沦陷，敌人向重庆进军时，你就可以在混乱时把杨虎城一家结束，用不着再让他们留下去。”龚国彦走了之后，我便问戴，还有在桐梓的张学良是否要先转移？他毫不考虑地回答我：“等到那时，还不是一样解决。我们自己都顾不上的时候，就不得不采取简单的手段来对付这些人了！”幸好日军没有继续进军，否则张、杨两将军便会在蒋军撤退时都被杀害。
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息烽后，杨夫妇、公子听了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但杨一想到他自己原来抱着满腔爱国热忱，从欧洲赶回共赴国难，不但没有在抗战中做过一点工作，反而被蒋介石囚禁了八年，真使他悲愤万分。这时他认为蒋会释放他，可是又怕蒋在胜利后忘记了他仍被囚禁在这荒山深谷，几次动笔想写信给蒋和于右任，希望不要忘了他，早点把他释放出去。他为了要求蒋抗日，不再打内战而扣留蒋半个月，而结果被蒋囚禁了八年，总以为宿怨可以消除了。他把信写好又撕毁，一直希望蒋能释放他。一九四六年夏天，军统把在息烽的单位全部结束，迁并到重庆，决定把杨也迁到重庆。
当杨得到要回重庆的消息，真有说不尽的快乐和希望。可是一到重庆，他被囚禁到歌乐山下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杨家山一座平房内。这时，希望完全失去，他终日长吁短叹。杨夫人更加气愤，经常责骂蒋介石太没心肝，特务不是人。杨知道这样会更惹祸，时常劝阻。八年的折磨，杨夫人身体越来越坏。特务们因为恨她，她病了不但不给医治，反而借故刺激她。到了一九四七年，她便含着满腔愤恨，与世长辞。杨悲痛异常，便把杨夫人的骨灰盒放在自己的枕边，终日抱着幼女，老泪纵横，饮食锐减。他原来声音非常洪亮，每次饮酒划拳，声震室外。这时说话变得很低沉，身体也消瘦下来。这些情况传到蒋介石耳边时，他总是得意地一笑。
不久杨患胆石病很重，到一九四八年才被准许送到中美合作所附近军统所办的“四一医院”去开刀。这个医院当时已移交给中央医院，改为中央医院沙磁分院。
医生从杨胆囊中取出一把结石，这是由于在息烽玄天洞多年来饮了含矿质很多的泉水所造成。杨的病好转一点，又将他移回原处。这段时间内，他心情非常烦躁，常同龚国彦为一些生活小事争吵。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很消沉，我想陪他到附近散散步，他不肯去，要我坐下同他聊天。后来听龚国彦告诉我，杨有一次走到杨家山后面，看到一座坟墓，坟前石栏上刻着“杨氏佳城”四个字，便很感慨地说：“怎么这样凑巧？这同我的姓名只差一个字。”话刚说完，抬头一看，旁边的华表上正刻着“龙蟠虎踞”等字样，他触景生情，长叹－声：“我的姓名这里早都有了，我今天住在这里，将来也必死在这里无疑。”因此他很不愿意到门外走动，不愿看到那座有他姓名的坟墓。
被杀害的前后
一九四九年一月间，蒋介石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把他多年来用以反共反人民的本钱输得精光，无可如何，只好宣布退休。
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登台之后，想用一套假民主方法来欺骗一下人民，苟延残喘，便宣布释放政治犯，特别下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当重庆《中央日报》刊出这一消息后，龚国彦因事前未得到通知，不知怎么办好。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他不敢让杨知道，便把当天报纸扣着不让他看。杨天天看报，了解国内形势，知道当时情况一定有变化，蒋介石如退休，可能不再管他的事了。他没有看到这天报纸，就很疑心，一直找龚追问。龚不得已，将报纸给他看了，他大笑道：“总算盼到了今天！”他随时准备着出去，认为再没问题了。
李宗仁以代总统名义下了命令，但退休在幕后的蒋介石没有同意的事仍然行不通，命令没有人接受。当时毛人风已率领保密局（军统改组后的名称）的特务由南京撤退到上海办公，根本不理这回事。代总统一看命令兑不到现，便打电报给重庆市长杨森，要他释放杨虎城。杨森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也是毛人凤最好的朋友，当然不会听李宗仁的话，而推说毛人风不在重庆，不知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当时重庆报纸便刊出大字标题的新闻“毛人凤在哪里？”内容大致是说：据杨市长谈，因为找不到毛人风，也不知杨虎城在什么地方，无法执行代总统命令。其实杨森不但早知道杨虎城在什么地方，并且还同杨经常见面。杨森伯事久多变，便建议将杨虎城暂迁别处。
当时保密局重庆公产管理组组长周养浩（息烽监狱结束后调到重庆）便以长途电话用浙江江山县的土话向毛人民请示，经毛人凤向蒋介石请示后，决定将杨移禁贵州。当龚国彦、徐远举（鹏飞）等向杨提出准备迁移时，杨大怒说：“代总统有命令放我，为什么你们还要将我继续囚禁？我坚决不走，要死就死在这里！”龚国彦硬说软功都没有结果，而且吵了多次。徐远举只好请周养浩去劝驾，周再三说明利害，不走不行，因为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什么人的话都不作数，要他再忍耐一下。
又坚持了一天，杨只好答应去贵州，但提出三个条件，要先解决：第一是撤换龚国彦，因为几年来龚对他折磨够了；第二要求把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从另一看守所内调来同他一道走；第三要周养浩送他去贵州。这三个条件都由毛人风批准。特务队长龚国彦调走后，改派了比龚更凶恶的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看守所所长张鹤接充。宋绮云是杨多年的秘书，后来也被蒋介石连同他妻子一起囚禁，一向与杨隔离。宋妻在狱中也生了一个男孩，比杨女稍大一两岁。这次由于杨的请求，宋夫妇和孩子随杨同去贵州。这位忠心耿耿的宋秘书，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他对杨的态度。
一切准备妥当后，周养浩便匆匆把他们一起送到贵阳黔灵山下麒麟洞一所房内。
这里是贵阳风景区之一，戴笠为了讨好蒋介石，替他在这里修了一所公馆，实际上蒋介石从来没有去住过，而完全由戴笠自己享受，当时军统称之为麒麟洞公馆。杨在这里又住了七个多月。他每天很留心看报，了解到解放战争中人民军队节节胜利的情况。他这时更加谨慎，从不对时局表示态度，怕引起蒋介石对他更加怀恨。而代总统释放他的命令早成废纸，也再无人提起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四川人民对他的痛恨和厌恶真是到了极点，他自己也察觉到了。为了敷衍面子，军统便和反动党团一起发动所有的帮会流氓组织，拼凑了万把人去欢迎他，反动报纸却大吹大擂说有十万群众夹道欢迎。
他到重庆后心情异常沮丧，可是他杀人的嗜好，却因反动派军队一败涂地而更变本加厉。他对毛人风一再说：“今天之失败，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所以当毛人凤向他请示杨虎城如何处理，是否要解送台湾，他毫不考虑地回复：“留了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但他最后叮嘱毛人凤，应当把杨解回重庆，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据毛人凤事后告诉我：蒋介石要杀害杨的同时，还就囚禁在中美所内白公馆与渣滓洞两个集中营内的两百多名革命人士的处理问题指示他说：“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转变过来吗？只有干脆一起杀掉！”解放前在重庆中美所内连续集体屠杀二百多人的举世震惊的大惨案，便是蒋介石此次重庆之行的得意杰作。
毛人风奉令后，又派周养浩去贵阳接杨；行前并召集西南区长徐远举、白公馆看守所长陆景清，以及周养浩等仔细研究办法，并决定用刀杀害，以免发生惊扰。
当时陆景清还推荐白公馆看守所看守长杨进兴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行动组长熊祥等著名刽子手参加。第二天杨、熊两人还把准备的锋利匕首送给毛人凤看了，并决定执行地点在中美所内松林坡“戴公祠”内，因为那里最僻静。这所“戴公祠”，原来是戴笠在抗战期间为蒋介石准备的又一所避空袭的房屋，实际上也是为他自己所布置的另一个淫窟，地点在中美所东边小歌乐山半山坡上，四面松林围绕，非常幽静，平日很少人能到那里。戴笠死后，特务们把它改名戴公祠，用以祭祀戴笠。
周养浩到贵阳后，仍旧欺骗扬说：蒋介石到了重庆，要见见他。杨屡次受骗，这次也不敢相信。周养浩向他道喜，说这次很有希望。杨却心中有数，因为自从回国后，蒋介石就从来没有见过他。现在眼看全国要解放，蒋介石还会释放他？所以他这次态度很镇静。周养浩在动身前，先向毛人凤报告了到达重庆的时间。毛人风便下令先一天（约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底九月初）派交通警察总队一个中队，把松林坡团团围住，不让任何人进入这个区域。
当杨所乘汽车第二天中午到达贵州和四川交界的松坎后，周养浩一看天色尚早，到重庆过轮渡时怕人看到，便劝杨在松坎小客栈内睡了一个午觉，一面通知重庆作好一切准备。下午四点，他们才由松坎出发，到重庆天已黑下来。毛人风已派杨进兴准备好轮渡，等候他们过江，并随车一同到松林坡。周养浩便回到中美所杨家山家中等消息。
杨等下车后，两个特务搀扶着杨走上三百多级石阶到戴公词去。他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也被两个特务夹持着一同上去。宋绩云夫妇和杨、宋两个孩子便被安置在汽车间附近的平房内，相距有三百多级石阶。杨氏父子到达目的地，又被特务分别弓响左右两边的正房。这一切布置，使杨很感惊疑。特务们这时最怕这位二十多岁的杨公子会有所反抗，决定先解决他。当他刚一踏进室内，预伏在门后的特务便用利刃插入他的胸膛。他惨叫了一声“爸”，正要挣扎，便被特务们连着几刀刺倒在地。杨虎城听到儿子的叫声，心知有异，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惨景中，老先生（这是特务们对他一向的称呼）爱子心切，想转身去看个究竟，刚一掉头，刽子手的利刃已刺进他的腹部。他大声叫了一声“哟”，痛极倒在地下。
凶手将他们再补上几刀后，认为没有问题了，便向山下奔去。
他们手握血淋淋的利刃，踏进宋绮云、徐林侠夫妇房内时，宋氏夫妇一看这副杀气腾腾的凶象，知道难逃一死。宋夫人便向凶手们要求饶恕两个孩子。没有半点人性的凶手，一语不发，向他们身边逼过去。这时，两个八九岁的孩子刚刚下车，还正玩得起劲，一看这情况，便互相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当宋氏夫妇被逼到墙边无路可走时，凶手们抢一步跳了过去，向他们劈胸几刀。这时，孩子们惊得呱的一声哭了起来。凶手们一面用刀刺杀宋氏夫妇，一面厉声向孩子们叫喊不准哭。孩子们吓得把哭声咽回去，搂抱得更紧了。灭绝人性的凶手把从大人身上的匕首拔出，又走向孩子。当第一个孩子被凶手从背上一刀刺穿到前胸时，另一个马上扑上去抱住他。另一凶手便狞笑一声，照样给他一刀。这时，宋夫人尚未断气，但已发不出声，她瞪着愤怒到极点的双眼，紧紧地咬着牙齿，看着自己的儿子森森和他的小朋友被修杀。凶手们有意增加受难者临死前的痛苦，最后又给宋夫人补上几刀。他们杀完以后，匆匆把六具尸体埋在附近，便向主子去报功。杨随身携带的小皮箱中的财物也被他们当奖金结瓜分了。杨虎城将军尸体的面部，还被特务淋上镪水后，才埋在一座花台里面。其余的尸体也埋在附近。
当时参加屠杀的凶手张鹊、张静甫、陈宝琪等二十多人，以后都派到云南，由我另行分配工作。他们报到以后，每人都向我多次叙述这一过程，讲述时都是以最得意的口吻，争相夸耀自己的“成绩”。事后毛人风向我谈到此事时说：“老头子（蒋介石）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很感满意。”
一九四四年冬，当日寇侵占独山准备向贵阳进犯时，我随同戴笠去贵阳抢运物资。有天中午，何应钦来到戴笠在贵阳麒麟洞的住处，谈了一会便吃午饭。我们三人正在吃饭时，看守杨虎城将军的特务队长龚国彦赶到贵阳来向戴请示，戴叫他在客厅等着。何应钦刚一离开，戴便要我把龚国彦带到他的办公室。龚问戴，杨虎城何时可以迁移，戴笑一笑说：“这么紧张的时候，连运物资的汽车都调不过来，还能管他们。万一日军继续进犯，你们一听到贵阳沦陷，敌人向重庆进军时，你就可以在混乱时把杨虎城一家结束，用不着再让他们留下去。”龚国彦走了之后，我便问戴，还有在桐梓的张学良是否要先转移？他毫不考虑地回答我：“等到那时，还不是一样解决。我们自己都顾不上的时候，就不得不采取简单的手段来对付这些人了！”幸好日军没有继续进军，否则张、杨两将军便会在蒋军撤退时都被杀害。
蒋介石阴谋暗杀李宗仁的内幕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我在昆明担任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突然接到局长毛人风要我立刻去南京的急电，便于第二天下午乘飞机前往。我刚住进局里的高级招待所，毛人风便来找我。他告诉我，这次叫我去南京是蒋介石亲自指定调我去主持刺杀李宗仁的工作。他说，这一工作原来已由他选派保密局专门主管暗杀等业务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担任，并进行了一些布置。但蒋介石听说叶是文人出身，只会动笔而不能亲自动手杀人时，连说不妥，指定要我这个在军统中干过多年行动工作的老手去主持这一任务。毛人风叮嘱我，见蒋时要表示一定能完成使命。
毛人凤说完后，就和我一同乘车去中央军官学校内蒋的住宅请见。我们默默地坐在会客室等了两个多钟头，蒋才抽空在他办公室接见了我们。这次我看他的态度非常和蔼，还装出一副很亲切的样子，问我云南的情况和我家庭的情况。最后他才问我，毛局长已告诉了要你到南京的任务没有？我说已经告诉过了。他便说，这次决定叫我去主持这项工作，是因为这关系到整个大局的问题，并表示他对我的信任。
他还夸口说，共产党迟早总可以打败，而内部的捣乱比共产党更难对付，所以只有采取这个办法，好使内部统一起来一致对外。他还说，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所以能打胜仗，我们却有两个、三个敌人，几方面要对付，困难就多得多。他一再说，这次行动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叫我绝对不能泄漏，一定要从速布置，只等他作出最后决定，便要绝对完成使命。他还举出历史上一些刺客来鼓励我，并对我过去长期为他卖命而出生人死，胜利后又愿冒险去解放区寻找戴笠的失事飞机等来赞扬我。听他的口气和详细询问我家庭情况等，已很明显地告诉了我，为了完成他这次交给我的任务，连牺牲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在半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蒋介石始终没有说出他叫我杀的对象是谁，这是他一贯用的狡猾手段。军统局替他杀过那么多的人，却从来没有看到他写过一个字条给军统指明杀什么人，所以我们的谈话都是心照不宣的。我在辞出时，为了讨好他，虽坚决表示决不辜负他的期望，叫我作出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一定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他亲自交给我的任务。他听了很高兴地握着我的手，对毛人凤说：“这是我们最忠实勇敢的好同志，他工作上和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帮助解决。”
第二天上午我到保密局，毛人凤只找了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和叶翔之与我四人进行密商，连副局长徐志道都没让参加。当时决定主持这一任务的单位叫。“特别行动组”，进行的办法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担任暗杀，一部分人监视李宗仁防止他离开南京。我们还研究了对付其他几个桂系头子的办法，布置方面由我与叶翔之协商办理。毛人凤还亲自命令经理处和人事处，凡是特别行动组要钱要人，都应尽量满足需要。
一星期后，我们作了以下的具体部署：暗杀李宗仁的工作由我主持，毛人凤选派秦景川、王ＸＸ作为我的助手。秦在军统一向担任杀人的罪恶工作，枪法准确，也很沉着。王为东北惯匪，从小杀人越货，能以手枪射落空中飞鸟。我在军统中也一向是有名的神枪手。李宗仁当时住在傅厚岗后面，他汽车进出转弯时速度很慢，从两面同时都可以射击。为了监视他的行动，我们在通往他住宅附近的马路转角处开设了一个旧书摊，除了可以掩护侦察外，还可以在这里多停留几个人，借看书的机会能够多呆一些时候，不易被人发觉。这个地方由我选调军统临澧特务训练班毕业的特务吴德厚担任，因他一向是干行动工作的。
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离开南京，我们准备在空中将李的座机击落，可以借口“飞机失事”而达到杀李的目的。这是上策，所以我们在光华门外通往飞机场的一条小街上开设一家小杂货店作为掩护，还特地装了一部电话，以便在发现李宗仁去机场时立即用电话按规定好的暗语报告，由毛人风通知随时作好准备的两架战斗机尾随李的座机，只要离开南京上空，即进行射击，使之机毁人亡。当时桂系军队大部分集结在安徽一带，因此我们也在火车站附近买了一个木头房子摆设香烟摊，准备在李宗仁乘火车出走时便立即赶去，在沿途火车停留的小站进行狙击。当时我们估计李还可能去杭州玩玩，便在汤山附近公路上开设一个小饭馆，如果李乘汽车离京，便用毛人凤拨给特别行动组的两辆高速汽车追去，在半路上进行狙击。据毛人凤告诉我，蒋认为李宗仁如果瞒着他突然离开南京，一定是去调部队实行“武装逼宫”，因此在南京以外的地方去暗杀，可以不必再等候他的命令；只有在南京城内动手，则一定要等他作最后决定。用蒋的话说，就是李如果不辞而走，便是自寻死路。
这个特别行动组最紧张的时候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那时蒋介石正在考虑，是暂时退休由李宗仁代理以待美援或由张群去日本招募雇佣兵，还是干脆把李宗仁干掉继续依靠长江天险拖下去。在那一段时间内，毛人凤天天去见蒋介石，也天天叮嘱我不要离开，要随时作好一切准备，只等蒋一句话，就不管白天黑夜都得立即执行。如李不出门，便到李的住宅去狙击。毛人凤还叫在南京电灯公司的两个特务协助进行，借检修变压器，站在变压器上用手提机枪从围墙外面向李的寝室、餐厅等处射击，并作好爬墙进入院内狙击的准备。狙击手使用的子弹弹头内都装有最猛烈的毒药，不管射中人身任何地方，都可引起血液中毒而无法救治。在布置开设的旧书摊内，也准备好了一支汤姆生机枪和几颗炸弹。特别行动组还增调了几个一惯于杀人勾当的特务，作好双层布置，准备杀李后，把在南京的几个桂系头头一起干掉。所以在这一两个月里，我们一直处在紧张之中。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毛人风找我去，叫我马上结束这个组的工作，把所有的人交人事处另外安置，只把吴德厚、秦景川、王Ｘｘ三人带到昆明去，准备为蒋去刺杀他想要杀掉的人。这年九月间，毛人风到昆明住在我家时，还一再提起这件事。
他说，蒋介石时常后悔没有在那个时候动手，留下了这一和他捣乱的祸根。
蒋介石阴谋暗杀李宗仁的内幕，我曾写出简单稿件，刊登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一九六五年，李宗仁先生夫妇从美国回来看到这篇稿件，曾由民革中央的尹冰彦同志约我去他们的住宅（史家胡同）午餐。李先生一见到我便说，看到我写出的内情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那么回事。他当时只感到有人很注意他在南京的行动，万万想不到蒋介石会要暗杀他。他说他和蒋介石是拜过把的兄弟，见面时非常亲热。李夫人郭德洁还特别补充一个情况。她说李宗仁一到南京，蒋介石夫妇请他们夫妇吃饭，蒋介石特别问李的飞机设备好不好。李回答是一架专用的普通客机。
宋美龄便和蒋介石两人一唱一和，宋故意问蒋可不可以把“美龄号”专机送给李夫妇？蒋便笑着说，你不提起，我还忘记了。我们有“中美号”够用了。宋便向郭德洁讲“美龄号”内的设备如何舒适等，要把这架飞机送给他们使用。当时郭对“美龄号”飞机很感兴趣，曾几次要李宗仁乘这架飞机到上海、杭州等处玩玩，李因为忙没有去。郭德洁还说，我们真没有料到，他们送我们那架飞机是准备要我们的老命。我们要是坐了上去，你们准备好的战斗机追来射击，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两个人真是人面兽心！李宗仁也说，我这次回到北京，听人们叫蒋介石为蒋贼、蒋匪，总不习惯，我还是称他蒋先生。从这件事看来，我这位拜把兄弟真是和禽兽一样，我也愿意叫他蒋贼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我在昆明担任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突然接到局长毛人风要我立刻去南京的急电，便于第二天下午乘飞机前往。我刚住进局里的高级招待所，毛人风便来找我。他告诉我，这次叫我去南京是蒋介石亲自指定调我去主持刺杀李宗仁的工作。他说，这一工作原来已由他选派保密局专门主管暗杀等业务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担任，并进行了一些布置。但蒋介石听说叶是文人出身，只会动笔而不能亲自动手杀人时，连说不妥，指定要我这个在军统中干过多年行动工作的老手去主持这一任务。毛人风叮嘱我，见蒋时要表示一定能完成使命。
毛人凤说完后，就和我一同乘车去中央军官学校内蒋的住宅请见。我们默默地坐在会客室等了两个多钟头，蒋才抽空在他办公室接见了我们。这次我看他的态度非常和蔼，还装出一副很亲切的样子，问我云南的情况和我家庭的情况。最后他才问我，毛局长已告诉了要你到南京的任务没有？我说已经告诉过了。他便说，这次决定叫我去主持这项工作，是因为这关系到整个大局的问题，并表示他对我的信任。
他还夸口说，共产党迟早总可以打败，而内部的捣乱比共产党更难对付，所以只有采取这个办法，好使内部统一起来一致对外。他还说，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所以能打胜仗，我们却有两个、三个敌人，几方面要对付，困难就多得多。他一再说，这次行动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叫我绝对不能泄漏，一定要从速布置，只等他作出最后决定，便要绝对完成使命。他还举出历史上一些刺客来鼓励我，并对我过去长期为他卖命而出生人死，胜利后又愿冒险去解放区寻找戴笠的失事飞机等来赞扬我。听他的口气和详细询问我家庭情况等，已很明显地告诉了我，为了完成他这次交给我的任务，连牺牲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在半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蒋介石始终没有说出他叫我杀的对象是谁，这是他一贯用的狡猾手段。军统局替他杀过那么多的人，却从来没有看到他写过一个字条给军统指明杀什么人，所以我们的谈话都是心照不宣的。我在辞出时，为了讨好他，虽坚决表示决不辜负他的期望，叫我作出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一定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他亲自交给我的任务。他听了很高兴地握着我的手，对毛人凤说：“这是我们最忠实勇敢的好同志，他工作上和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帮助解决。”
第二天上午我到保密局，毛人凤只找了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和叶翔之与我四人进行密商，连副局长徐志道都没让参加。当时决定主持这一任务的单位叫。“特别行动组”，进行的办法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担任暗杀，一部分人监视李宗仁防止他离开南京。我们还研究了对付其他几个桂系头子的办法，布置方面由我与叶翔之协商办理。毛人凤还亲自命令经理处和人事处，凡是特别行动组要钱要人，都应尽量满足需要。
一星期后，我们作了以下的具体部署：暗杀李宗仁的工作由我主持，毛人凤选派秦景川、王ＸＸ作为我的助手。秦在军统一向担任杀人的罪恶工作，枪法准确，也很沉着。王为东北惯匪，从小杀人越货，能以手枪射落空中飞鸟。我在军统中也一向是有名的神枪手。李宗仁当时住在傅厚岗后面，他汽车进出转弯时速度很慢，从两面同时都可以射击。为了监视他的行动，我们在通往他住宅附近的马路转角处开设了一个旧书摊，除了可以掩护侦察外，还可以在这里多停留几个人，借看书的机会能够多呆一些时候，不易被人发觉。这个地方由我选调军统临澧特务训练班毕业的特务吴德厚担任，因他一向是干行动工作的。
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离开南京，我们准备在空中将李的座机击落，可以借口“飞机失事”而达到杀李的目的。这是上策，所以我们在光华门外通往飞机场的一条小街上开设一家小杂货店作为掩护，还特地装了一部电话，以便在发现李宗仁去机场时立即用电话按规定好的暗语报告，由毛人风通知随时作好准备的两架战斗机尾随李的座机，只要离开南京上空，即进行射击，使之机毁人亡。当时桂系军队大部分集结在安徽一带，因此我们也在火车站附近买了一个木头房子摆设香烟摊，准备在李宗仁乘火车出走时便立即赶去，在沿途火车停留的小站进行狙击。当时我们估计李还可能去杭州玩玩，便在汤山附近公路上开设一个小饭馆，如果李乘汽车离京，便用毛人凤拨给特别行动组的两辆高速汽车追去，在半路上进行狙击。据毛人凤告诉我，蒋认为李宗仁如果瞒着他突然离开南京，一定是去调部队实行“武装逼宫”，因此在南京以外的地方去暗杀，可以不必再等候他的命令；只有在南京城内动手，则一定要等他作最后决定。用蒋的话说，就是李如果不辞而走，便是自寻死路。
这个特别行动组最紧张的时候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那时蒋介石正在考虑，是暂时退休由李宗仁代理以待美援或由张群去日本招募雇佣兵，还是干脆把李宗仁干掉继续依靠长江天险拖下去。在那一段时间内，毛人凤天天去见蒋介石，也天天叮嘱我不要离开，要随时作好一切准备，只等蒋一句话，就不管白天黑夜都得立即执行。如李不出门，便到李的住宅去狙击。毛人凤还叫在南京电灯公司的两个特务协助进行，借检修变压器，站在变压器上用手提机枪从围墙外面向李的寝室、餐厅等处射击，并作好爬墙进入院内狙击的准备。狙击手使用的子弹弹头内都装有最猛烈的毒药，不管射中人身任何地方，都可引起血液中毒而无法救治。在布置开设的旧书摊内，也准备好了一支汤姆生机枪和几颗炸弹。特别行动组还增调了几个一惯于杀人勾当的特务，作好双层布置，准备杀李后，把在南京的几个桂系头头一起干掉。所以在这一两个月里，我们一直处在紧张之中。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毛人风找我去，叫我马上结束这个组的工作，把所有的人交人事处另外安置，只把吴德厚、秦景川、王Ｘｘ三人带到昆明去，准备为蒋去刺杀他想要杀掉的人。这年九月间，毛人风到昆明住在我家时，还一再提起这件事。
他说，蒋介石时常后悔没有在那个时候动手，留下了这一和他捣乱的祸根。
蒋介石阴谋暗杀李宗仁的内幕，我曾写出简单稿件，刊登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一九六五年，李宗仁先生夫妇从美国回来看到这篇稿件，曾由民革中央的尹冰彦同志约我去他们的住宅（史家胡同）午餐。李先生一见到我便说，看到我写出的内情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那么回事。他当时只感到有人很注意他在南京的行动，万万想不到蒋介石会要暗杀他。他说他和蒋介石是拜过把的兄弟，见面时非常亲热。李夫人郭德洁还特别补充一个情况。她说李宗仁一到南京，蒋介石夫妇请他们夫妇吃饭，蒋介石特别问李的飞机设备好不好。李回答是一架专用的普通客机。
宋美龄便和蒋介石两人一唱一和，宋故意问蒋可不可以把“美龄号”专机送给李夫妇？蒋便笑着说，你不提起，我还忘记了。我们有“中美号”够用了。宋便向郭德洁讲“美龄号”内的设备如何舒适等，要把这架飞机送给他们使用。当时郭对“美龄号”飞机很感兴趣，曾几次要李宗仁乘这架飞机到上海、杭州等处玩玩，李因为忙没有去。郭德洁还说，我们真没有料到，他们送我们那架飞机是准备要我们的老命。我们要是坐了上去，你们准备好的战斗机追来射击，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两个人真是人面兽心！李宗仁也说，我这次回到北京，听人们叫蒋介石为蒋贼、蒋匪，总不习惯，我还是称他蒋先生。从这件事看来，我这位拜把兄弟真是和禽兽一样，我也愿意叫他蒋贼了。
交通警察总队是一支什么样的反动部队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提到国民党政府的“交通警察总队”，究竟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反动部队，有许多人还不完全明了。这里，就我所知，提供一点参考资料。
“交通警察总队”，是美蒋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施以特种训练并全部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一支特务武装部队。它是美蒋特务合流中的产物之一，也是蒋介石所宠爱的一支袖珍王牌军。
从一九四三年开始，到一九四六年为止，美帝特务头子中美所副主任梅乐斯（ＭｉｌｅＳ），除了在重庆替军统训练了大批美国式的特务分子，并且在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北平两处训练汉奸特务，以加强军统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外，还先后在各地办了十多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训练和装备了四万多名特务武装部队。这支特务武装部队就是交警总队的前身。第一个训练班设在安徽翕县雄村，由戴笠兼主任，郭履洲任副主任，专门训练和装备“忠义救国军”。这支特务部队，是抗日战争开始时戴笠在上海利用帮会流氓组织成立起来的，训练时间每期为三个月左右，主要内容是训练美帝武器的使用和爆破、侦察、游击等，训练满期便改发美式武器装备。第二班设在湖南南岳，主任戴笠，副主任陶一珊，训练的部队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部第六纵队何际元所率领的部队，以及湖南土匪特务陈士虎的部队。第三班原先设在河南临汝风穴寺，以后迁到西安附近牛东，主任戴笠，副主任先后由文强、杨蔚两人充任，训练过廖宗泽、岳烛远、杨蔚等所率领的别动纵队。
此外还有绥远陕坝第四班（由高荣任副主任）、贵州息烽第五班（由邓匡元、何峨芳任副主任），以及在江西修水、福建建瓯、浙江瑞安、福建漳州、安徽临泉等地设立的训练班，总共有十多个。除临泉第十训练班由汤恩伯兼主任外，其余均由戴笠兼主任。配发的武器有卡宾枪、汤姆生机枪、ＵＤ机枪、曲尺、左轮手枪和火箭炮。
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特务部队均并人交通警察总局，改为二十个左右的交警总队。先后担任总队长的郭履洲、张国梁、周文新、曹铁生、彭自强、杨遇春、鲍步超、陈杰生、何际元、汤毅生、朱赓扬、田动云、李骧等，都是军统特务分子。
蒋介石很重视这个部队，除了利用它担任铁路、公路的警卫之外，并多次把它投入反共反人民的重点战役中。一九四九年春，蒋介石“退休”后，还特别指定调几个交警总队到宁波奉化去保护他。领导这些部队的交警总局局长先后有吉章简、周伟龙、马志超，也都是军统特务。解放战争末期，所有各地铁路、公路本身原有的交通警察也大部编人了交警总队，解放前还成立了几个交警旅。
这些部队的特点是火力强，机动性大，调动灵活。由于他们是经过美国特务训练，全部美式武器装备，带部队的军官又大多是军统特务，因此他们比其他一些反动部队更顽固，更凶狠残暴，对人民的危害更大。在解放战争期间，它不仅在各战场上配合反动派正规部队担任攻守，同时还担任后方骚扰与破坏交通等活动，并且还配合军统各地特务组织担任搜捕、屠杀革命人士的种种罪恶活动。解放前在重庆中美所内的多次集体大屠杀，在上海、成都等地屠杀，以及在其他各地的种种破坏活动，他们都曾参加过。这支特务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所有其他部队一样，最后也被人民解放军所消灭，只剩下周文新等两三个总队仓惶逃往台湾。
<P> 军统对陕甘宁边区的罪恶活动
军统局过去一直把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当成重点，戴笠也经常亲自主持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异常重视。我过去并不主管这方面的工作，仅因为在军统工作多年，尤以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军统局局本部总务处长，经常参加军统局的局务会议和各种机密胜的会议，对这方面的情况从旁听到一些，有时在处理有关这方面工作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上接触到一点点，因此所知非常有限。加上当时并不留心，又因事隔多年，所以无法作较详尽的记述。现只能就记忆所及，将过去所了解的点滴情况写出，以供参考。
初期的一些活动
抗日战争以前，特务处（军统前身）对边区的特务活动，是由特务处陕西省站主管。西安事变以前，陕西省站站长马志超经常派遣特务去边区活动。该站设有陕北组，负责搜集有关边区的情报。约在一九三六年间，马志超兼任陕西省会警察局局长时，戴笠指示他专门培训一批特务，以便打入边区，建立特务组织。马奉令后，即在西安警察局内成立了一个“特警训练班”，自兼班主任，由陕西、甘肃两省省站挑选保送了五六十人，进行了半年多时间的特务训练。戴笠从南京派了娄剑如去担任队长，以在陕西的军统特务舒翔、张业、许开、陈国强、李友三等为教官。训练期满后，据说只有薛志祥等少数几个特务曾混往延安，作过短期逗留。戴笠原来计划在延安建立“延安组”的阴谋未能实现，因派去的特务无法在延安立足。
“西安事变”期间，特务处在西安的省站被破获，其他各处的特务也纷纷逃走。
事变后，军统又恢复建立省站，重新布置，计划中虽仍准备物色适当人选打入边区，去延安建组，但未能办到。抗战开始，军统局正式成立，才大规模进行这方面的活动。
以张国焘为主的一些活动
抗战期间，军统希望中共叛徒张国焘能在反共方面作出成绩。最初戴笠认为只要通过张国焘这一关系，从中共内部去进行“打进拉出”的活动，一定有相当把握，把多年不能实现的阴谋都寄托在张的身上。
张由蒋介石派到军统后，戴笠马上为他成立了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由张担任主任，专门开展与研究有关对中共进行特务活动方面的工作。不过戴对张一开始就不十分相信，军统原有专对中共的“中共科”仍旧由党政情报处领导，不隶属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
张到军统后，第一个建议是举办一个“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专门培训一批去边区活动和在蒋管区专搞防范中共活动的特务。戴很同意这一建议，于一九四零年前后，在重庆磁器口童家桥洗布扩成立了这个训练班，由戴兼任主任，张兼副主任，专门选调其他特务训练班毕业的特务和在军统中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特务去进行专业训练。这个班先后举办过两期，每期都有二百人左右。张国焘经常向学生讲课，除了讲些中共问题的分析等用以污蔑诽谤中共外，还讲如何进入边区，以及进入边区后应如何从事活动等问题。
张曾经写过一本几万字的有关中共内部及边区情况的材料，除大肆攻击、污蔑中共领导人等外，还谈到不少有关边区的问题。当时军统除抄送蒋介石、何应钦等外，还印成小册作为军统大特务（内部处长级，外勤省站长、区长）的参阅文件，指定不许传阅，阅后并须缴还。
戴笠对张的这个材料并不十分满意，主要是认为对军统如何派遣特务打入边区的作用不大，因张只是对中共上层的情况提供较多。戴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何才能打入边区，便规定军统各检查所逮捕到的每个从边区出来的工作人员，或曾经到过延安的人，都要写一份“怎样打入边区”的材料，指定要写清楚自己去的经过、注意事项和有关打入的办法。当时军统设在西安至善里十三号的特种拘留所，经常不断把这方面的材料送到军统局。我除了听到该所所长丁敏之谈过这方面情形外，还听到军统局主管文件总收发的总务处交通科科长黄羽中和收发股长谢涵等人提到过这方面的情况。不过我当时并没有看到过这些人写的东西，只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戴笠在主持军统局业务会报上经常说：“对付共产党的最有效办法，是叫共产党（指叛徒）去对付共产党。”所以军统中用了不少叛徒从事反共的罪恶活动。有次从西安拘留所调了一叫个赖国民的到军统局当法官。这人过去是边区政府的干部，因吃不了苦，逃出后被军统逮捕，叛变后即在西安拘留所内专门从事搜集有关打入边区的材料。这人以后调到军统局司法科，又专门审讯被捕的共产党和嫌疑分子。
军统搜集和整理“怎样打入边区去”的材料不少，在张国焘主办的训练班内便成了一门重要课程。
这个训练班的学生虽经戴笠亲自挑选，又由张国焘亲自主持训练半年，但训练期满后，经过张等考核，认为适合派往边区打进延安去的还是不多，具体数目我不清楚。听说经过挑选，只有极少数的人派往张所领导的几个“策反站”去工作，其余大多数派在蒋管区内的一些重要兵工厂担任“防共”工作。
当时设在接近边区的“策反站”，我只记得有汉中、洛川、耀县三个，其余的记不清楚。以后究竟有哪些人打入过延安，我也不了解。我在军统局时，经手办理过两三次招待张所谓“策反”过来的叛徒。戴笠叫我在他公开会客和普通应酬的“漱庐”招待所（在重庆枣子岚垭军统局本部大门附近），接待和请宴这些人。这些人的姓名我只记得有个叫朱春荣的，其余记不起来，时间都是在晚餐前后，每次只有两三个人，由张亲自陪同前去，照例是由郑介民、唐纵、毛人风等作陪。
由于张办这个训练班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使戴笠很感失望，所以只办了两期便停止了。</P>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提到国民党政府的“交通警察总队”，究竟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反动部队，有许多人还不完全明了。这里，就我所知，提供一点参考资料。
“交通警察总队”，是美蒋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施以特种训练并全部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一支特务武装部队。它是美蒋特务合流中的产物之一，也是蒋介石所宠爱的一支袖珍王牌军。
从一九四三年开始，到一九四六年为止，美帝特务头子中美所副主任梅乐斯（ＭｉｌｅＳ），除了在重庆替军统训练了大批美国式的特务分子，并且在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北平两处训练汉奸特务，以加强军统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外，还先后在各地办了十多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训练和装备了四万多名特务武装部队。这支特务武装部队就是交警总队的前身。第一个训练班设在安徽翕县雄村，由戴笠兼主任，郭履洲任副主任，专门训练和装备“忠义救国军”。这支特务部队，是抗日战争开始时戴笠在上海利用帮会流氓组织成立起来的，训练时间每期为三个月左右，主要内容是训练美帝武器的使用和爆破、侦察、游击等，训练满期便改发美式武器装备。第二班设在湖南南岳，主任戴笠，副主任陶一珊，训练的部队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部第六纵队何际元所率领的部队，以及湖南土匪特务陈士虎的部队。第三班原先设在河南临汝风穴寺，以后迁到西安附近牛东，主任戴笠，副主任先后由文强、杨蔚两人充任，训练过廖宗泽、岳烛远、杨蔚等所率领的别动纵队。
此外还有绥远陕坝第四班（由高荣任副主任）、贵州息烽第五班（由邓匡元、何峨芳任副主任），以及在江西修水、福建建瓯、浙江瑞安、福建漳州、安徽临泉等地设立的训练班，总共有十多个。除临泉第十训练班由汤恩伯兼主任外，其余均由戴笠兼主任。配发的武器有卡宾枪、汤姆生机枪、ＵＤ机枪、曲尺、左轮手枪和火箭炮。
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特务部队均并人交通警察总局，改为二十个左右的交警总队。先后担任总队长的郭履洲、张国梁、周文新、曹铁生、彭自强、杨遇春、鲍步超、陈杰生、何际元、汤毅生、朱赓扬、田动云、李骧等，都是军统特务分子。
蒋介石很重视这个部队，除了利用它担任铁路、公路的警卫之外，并多次把它投入反共反人民的重点战役中。一九四九年春，蒋介石“退休”后，还特别指定调几个交警总队到宁波奉化去保护他。领导这些部队的交警总局局长先后有吉章简、周伟龙、马志超，也都是军统特务。解放战争末期，所有各地铁路、公路本身原有的交通警察也大部编人了交警总队，解放前还成立了几个交警旅。
这些部队的特点是火力强，机动性大，调动灵活。由于他们是经过美国特务训练，全部美式武器装备，带部队的军官又大多是军统特务，因此他们比其他一些反动部队更顽固，更凶狠残暴，对人民的危害更大。在解放战争期间，它不仅在各战场上配合反动派正规部队担任攻守，同时还担任后方骚扰与破坏交通等活动，并且还配合军统各地特务组织担任搜捕、屠杀革命人士的种种罪恶活动。解放前在重庆中美所内的多次集体大屠杀，在上海、成都等地屠杀，以及在其他各地的种种破坏活动，他们都曾参加过。这支特务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所有其他部队一样，最后也被人民解放军所消灭，只剩下周文新等两三个总队仓惶逃往台湾。
<P> 军统对陕甘宁边区的罪恶活动
军统局过去一直把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当成重点，戴笠也经常亲自主持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异常重视。我过去并不主管这方面的工作，仅因为在军统工作多年，尤以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军统局局本部总务处长，经常参加军统局的局务会议和各种机密胜的会议，对这方面的情况从旁听到一些，有时在处理有关这方面工作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上接触到一点点，因此所知非常有限。加上当时并不留心，又因事隔多年，所以无法作较详尽的记述。现只能就记忆所及，将过去所了解的点滴情况写出，以供参考。
初期的一些活动
抗日战争以前，特务处（军统前身）对边区的特务活动，是由特务处陕西省站主管。西安事变以前，陕西省站站长马志超经常派遣特务去边区活动。该站设有陕北组，负责搜集有关边区的情报。约在一九三六年间，马志超兼任陕西省会警察局局长时，戴笠指示他专门培训一批特务，以便打入边区，建立特务组织。马奉令后，即在西安警察局内成立了一个“特警训练班”，自兼班主任，由陕西、甘肃两省省站挑选保送了五六十人，进行了半年多时间的特务训练。戴笠从南京派了娄剑如去担任队长，以在陕西的军统特务舒翔、张业、许开、陈国强、李友三等为教官。训练期满后，据说只有薛志祥等少数几个特务曾混往延安，作过短期逗留。戴笠原来计划在延安建立“延安组”的阴谋未能实现，因派去的特务无法在延安立足。
“西安事变”期间，特务处在西安的省站被破获，其他各处的特务也纷纷逃走。
事变后，军统又恢复建立省站，重新布置，计划中虽仍准备物色适当人选打入边区，去延安建组，但未能办到。抗战开始，军统局正式成立，才大规模进行这方面的活动。
以张国焘为主的一些活动
抗战期间，军统希望中共叛徒张国焘能在反共方面作出成绩。最初戴笠认为只要通过张国焘这一关系，从中共内部去进行“打进拉出”的活动，一定有相当把握，把多年不能实现的阴谋都寄托在张的身上。
张由蒋介石派到军统后，戴笠马上为他成立了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由张担任主任，专门开展与研究有关对中共进行特务活动方面的工作。不过戴对张一开始就不十分相信，军统原有专对中共的“中共科”仍旧由党政情报处领导，不隶属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
张到军统后，第一个建议是举办一个“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专门培训一批去边区活动和在蒋管区专搞防范中共活动的特务。戴很同意这一建议，于一九四零年前后，在重庆磁器口童家桥洗布扩成立了这个训练班，由戴兼任主任，张兼副主任，专门选调其他特务训练班毕业的特务和在军统中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特务去进行专业训练。这个班先后举办过两期，每期都有二百人左右。张国焘经常向学生讲课，除了讲些中共问题的分析等用以污蔑诽谤中共外，还讲如何进入边区，以及进入边区后应如何从事活动等问题。
张曾经写过一本几万字的有关中共内部及边区情况的材料，除大肆攻击、污蔑中共领导人等外，还谈到不少有关边区的问题。当时军统除抄送蒋介石、何应钦等外，还印成小册作为军统大特务（内部处长级，外勤省站长、区长）的参阅文件，指定不许传阅，阅后并须缴还。
戴笠对张的这个材料并不十分满意，主要是认为对军统如何派遣特务打入边区的作用不大，因张只是对中共上层的情况提供较多。戴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何才能打入边区，便规定军统各检查所逮捕到的每个从边区出来的工作人员，或曾经到过延安的人，都要写一份“怎样打入边区”的材料，指定要写清楚自己去的经过、注意事项和有关打入的办法。当时军统设在西安至善里十三号的特种拘留所，经常不断把这方面的材料送到军统局。我除了听到该所所长丁敏之谈过这方面情形外，还听到军统局主管文件总收发的总务处交通科科长黄羽中和收发股长谢涵等人提到过这方面的情况。不过我当时并没有看到过这些人写的东西，只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戴笠在主持军统局业务会报上经常说：“对付共产党的最有效办法，是叫共产党（指叛徒）去对付共产党。”所以军统中用了不少叛徒从事反共的罪恶活动。有次从西安拘留所调了一叫个赖国民的到军统局当法官。这人过去是边区政府的干部，因吃不了苦，逃出后被军统逮捕，叛变后即在西安拘留所内专门从事搜集有关打入边区的材料。这人以后调到军统局司法科，又专门审讯被捕的共产党和嫌疑分子。
军统搜集和整理“怎样打入边区去”的材料不少，在张国焘主办的训练班内便成了一门重要课程。
这个训练班的学生虽经戴笠亲自挑选，又由张国焘亲自主持训练半年，但训练期满后，经过张等考核，认为适合派往边区打进延安去的还是不多，具体数目我不清楚。听说经过挑选，只有极少数的人派往张所领导的几个“策反站”去工作，其余大多数派在蒋管区内的一些重要兵工厂担任“防共”工作。
当时设在接近边区的“策反站”，我只记得有汉中、洛川、耀县三个，其余的记不清楚。以后究竟有哪些人打入过延安，我也不了解。我在军统局时，经手办理过两三次招待张所谓“策反”过来的叛徒。戴笠叫我在他公开会客和普通应酬的“漱庐”招待所（在重庆枣子岚垭军统局本部大门附近），接待和请宴这些人。这些人的姓名我只记得有个叫朱春荣的，其余记不起来，时间都是在晚餐前后，每次只有两三个人，由张亲自陪同前去，照例是由郑介民、唐纵、毛人风等作陪。
由于张办这个训练班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使戴笠很感失望，所以只办了两期便停止了。</P>
军统对边区的活动片段
戴笠虽然希望张国焘在反共活动中做出点成绩，但并不十分相信他。军统自己还是另外搞了许多阴谋活动，我所知虽不详，但这些点滴情况也许还有参考价值。
军统基本特务中，去过延安的我只知道有沈之岳和以后投入军统的秦ＸＸ、赖国民等几个人。据说沈之岳去过延安两三次，他曾在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工作过。他当时在军统中很受戴笠和郑介民、毛人凤等的重视。他和我常拉“同宗”关系，私人间虽有点感情，但他对他去延安的情况却谈得很少。一九四三年前后，军统成立东南特别侦察站，专门对付新四军等抗日武装部队时，沈被派去任该站书记，以后便少往来。他和我过去也只简单谈过一点有关延安的生活等，我也只是带着好奇的心情听听，没有涉及到什么具体工作。至于秦ＸＸ、赖国民等人，我虽经常和他们接触，由于私人间无深交，就没有问过他们。
军统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主要是依靠设在榆林的陕北站（站长为黄逸公）。戴笠企图通过陕北站去建立“延安组”，但一直没有成功。我记得有这么一回事，陕北站派往延安进行特务活动的一批特务，被边区政府发觉逮捕，不久便释放回来，并正式通知该站。后来戴笠在每天中午工作会报中，曾经提出过这件事，骂黄逸公没有能力，做得太丢人，具体经过，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
另一个是设在汉中的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是我过去在上海工作的老同事。
这人一向做对中共的工作，抗战前曾打入过设在上海的江苏省一个地委组织，后来将这个组织破坏了。戴笠很相信他，抗战时便派他去汉中主持西北特侦站工作。他除了多次派特务打入延安“建组”没有成功外，还办过小型训练班。当时从公路去延安的爱国进步青年被军统的检查所（哨）扣捕后，曾交一些给他训练。通过一段时期毒化教育后，才又派这些人混进延安。听说大部分的人都向边区政府自首，只有极个别的替他搜集过一点情报。
当时有的去到延安的人，因吃不了苦又出来，其中有的人被检查所扣押起来送到西北特侦站。这主要是想从这些人口中了解边区情况和利用他们到过延安的关系，强迫他们提供混入边区去的办法。程慕颐于一九四三年前后调往东南时，在重庆换汽车，我曾招待过他。当时他带了一个女人和孩子，据他告诉我，他的那个女人（实际上是他的小老婆）便是被扣押下来的中共嫌疑分子，后来被迫与他同居的。
戴笠对西北方面的交通检查工作极为重视，曾在西安设立过交通运输统制局监视处西安分处，派叛徒王邦联为分处长，主持西北地区的检查工作。以后王等因贪污被扣捕，戴以鞭长莫及又将分处撤销。当时各检查所扣捕去延安的爱国进步分子，几年间多达数千人。军统派遣特务去延安，是采用伪装进步的办法跟着混进去。据我了解，许多人去延安时，都带了介绍信或原来在什么学校读书或什么单位工作等种种证件，这些人被扣捕后，军统将这些可以混进去的证件没收下来，交由伪装的特务冒名顶替混进去。军统运用这一办法，曾经有上百的人去过延安。军统办的临澧特训班毕业学生袁Ｘ良，便向我说过，他是顶替别人名字去到延安，在抗大学习的，以后因病离开了。
戴笠为了尽量摸清有关延安的情况，有次设宴招待派在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参谋徐佛观、郭仲容，我和军统其他几个处长都出席作陪。在此以前，我还见过徐佛观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内容是谈延安方面的情况。那次和他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大言不惭夸夸其谈。他在吃饭前后，专门用一些编造的材料来诽谤和挖苦中共的领导人，作为笑料。后来戴笠问到他怎样去延安从事特务活动的时候，他又说什么“说难也难，说易也易”的一番谬论。戴笠对他这番话很感兴趣，叫党政情报处长王新衡与人事处长龚仙肪两人记了下来。我模模糊糊记得，他说难是检查不严而清查历史严，不易立足；易是凡不急于求成，准备长期埋伏，有取信于人的证明，去后极力伪装进步，不马上活动，还是容易取得信任的。
第二天，戴又约徐去他家里长谈。那次我没有参加，只有毛人凤与王新衡、龚仙肪等在场。龚仙肪当时和我两人住对面房间，下班后经常闲聊天。他告诉我，戴笠总是急于在延安建立一个小组，架设电台，但始终没有成功，因此他挨过不少的骂。那次听了徐佛观的意见，考虑要双管齐下，专门准备一批人埋伏到中共内部去，时间不计较，一两年乃至十年都行，只要能立下足，一步一步伸进去，将来一定能作出成绩。因为平时既找不到真正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又不容易去接近公开露面的共产党人，现值延安正在大批招收入员，来者不拒，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当时听了龚仙舫的这番话，很以为然。不过以后究竟派了些什么人，怎样伪装打入，我却没有问过。
戴笠处心积虑一直想去延安建组。据我了解，当时军统设在边区最近的一个小组和电台是在洛川，延安虽有特务混进去过，电台却没有能建立。有关延安方面的情报，都是通过洛川电台和榆林的陕北站发到重庆的。
梁干乔在耀县当专员时，那里成为军统特务对边区活动的中心。约在一九四二年间，我因公去西安，因和梁过去关系相当好，特去耀县看过他。当时他已脱离军统组织，替胡宗南搞反共活动。他曾向我谈过，军统每年总有几十名特务经由他的地区潜往延安，有的是他设法找到关系，主要是通过当时有些去边区做生意的商人，一同伪装商人混进边区去了解一点情况。他自己也专门有一个向边区搜集情报的单位。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在边区建立组织。他说这比较困难，只能个别去活动一下，要想长期呆在那里很不容易。
军统设在兰州的西北区，先后区长程一鸣、吴景中、霍立人，和我私交都很好。
当时该区的主要任务也是针对边区进行特务活动。霍立人后来调回重庆，也曾和我谈过西北区对边区的一些活动情况。他说除了延安以外，他们在边区里的一些县里都建立过特务组织，只是没有设立电台。这些打入边区去的特务，不少是军统兰州特训班毕业的学员。该班所调训或经特务介绍去受训的学生大都是西北籍，这些人当中便有老家或亲友居住边区范围内，西北区便利用这一关系派人潜人边区去建立起特务组织来。
霍立人还告诉我，当时派遣特务混进边区去搞情报活动，并不很困难，只是想搞破坏和发展组织则很不容易。他派去的特务中有几个去搞破坏活动时被边区政府逮捕。
军统派往边区去搜集情报的手法是无孔不人的。我曾经由戴笠指派和军统主管过人事的大特务李肖白一同去见过天主教的主教于斌。于斌在抗战前任南京区主教时，就同军统头头早有往来。抗战后，他逃往四川，任四川乐山区主教，却长期住在重庆曾家岩戴笠的中四路住宅附近，经常和戴有往来。戴那次派我和李肖自去见他，是为了有一批天主教徒要去西北，想免费坐军统的便车。我当时很不高兴，认为自己去惹麻烦。李肖白便告诉我，于斌对军统的工作很热心帮助，说这人可以通过天主教徒替军统在边区建立工作网。我们见到这个主教时，他向我们分析边区情况，好像很了解边区的问题。我记得他说，由于共产党不准人信迷信，引起教徒的很大反感，特别是边区许多县原来信奉天主教的人都对共产党不满。他还说，如果利用这些人做点什么工作，一定能够达成任务。那次李和他并没有谈到什么具体利用边区教徒的问题，只是谈了要我如何尽快给去西北的教徒找便车。自那以后陆续有过几十人搭乘军统的便车，人事处曾派人和他们联系过，内容我就不清楚了。
军统企图暗杀中共领导人的阴谋
从一九四二年起，我才知道蒋介石曾多次指示戴笠，要他选派搞行动工作的特务混进延安，暗杀中共的领导人。约在一九四二年春夏间，戴笠亲自挑选了三个在军统一向搞暗杀的特务，其中有一个叫蒋更生的是我训练过的学生。蒋更生临行前去见我，说此行任务很重很困难，也非常秘密，要我千万不要说出去。我当时怕惹事，也没有仔细问他，只听他说另外两个对西北情况比较熟悉。我没有见到这两人，也不想见他们。
大约过了几个月，戴笠找我和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刘绍复、人事处长龚仙舫、行动处长徐业道去他办公室。戴很生气地把一张电报交给龚仙舫看，说上次派去的几个人都已被逮捕了。从他们的谈话中，好像他们几个人都是以前参加过这一阴谋策划的，只有我是第一次。我也不便在那时再问以前的情况，只是听他们说。
戴笠的意见是以后不能一组组的派去，应当个别去进行。当时的行动处长徐业道，在军统一向主管司法工作，对行动是外行。他便问我一个人搞暗杀行不行？我说，一个人在“敌人”统治地区进行暗杀，如有内线，使用毒药或定时炸弹，能够完成任务，如要进行狙击便没有把握。戴笠听了我的话很不以为然。他说一个人只要有牺牲决心，一样可以进行狙击。我认为没有把握，他仍坚持，说多一人容易误事，我不便再说什么。他就指示龚仙舫，挑选两个人，分别派遣，不要让他们发生横的关系，当时就这么决定了下来。
过了几天，龚仙肪在军统特务总队的便衣队中挑选了一个河南人（姓名已忘），还从兰州特训班毕业后派到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工作的学生中挑选了一个陕西人李进交我考验。那个河南人是惯匪出身，胆大，枪法好，戴笠叫先派走。李进年轻，没有经验，我教他补习了两星期的手枪射击和狙击方面一些应有的技术。他的枪法还很不够理想，但戴仍催促派了出去。戴笠没有亲自接见他们，只是由龚仙舫、徐业道分别和他们作了单独的谈话，交代了任务。据龚仙膀说，派人去延安还有很多手续，不一定马上能混进去，要经过很多关系才能辗转设法进入边区。至于等待机会完成任务，说不定要一两年。
我当时虽也反共，很希望特务能在延安干出一两件大的暗杀案件，但不赞成派遣个别特务去搞暗杀，特别是狙击，而主张按照过去行之有效的一套办法去进行。
戴笠认为过去的办法不适用于延安，我便不感兴趣。军统以后又陆续挑选过两三个派了去，都没有听到一点消息。
我曾问过戴笠，为什么不在重庆等地选定一两个中共领导人来暗杀？他听了后，骂我没有政治头脑，说在重庆等地发生了这类暗杀案，任何人都会知道是特务干的。
如果发生在延安，便不能说是特务干的，而我们却可以宣传这是共产党内讧，相互残杀。
我有次在无意中看到过一个文件，足以说明军统处心积虑想暗杀中共领袖。我在军统局担任总务工作，找我的人很多，中午得不到休息。有次我躲到毛人凤办公室对面小房间去午睡。这是军统秘书室秘书袁寄滨的宿舍兼办公室，袁和我是湘潭小同乡，又是同岁，私交极好。我要他到外面大的办公室去工作，我在他房内休息。
当时，他极为毛人凤所信任，许多极为机密的文件都由他保管，不过他们对我还是不避讳的。我睡了一会儿后还不想出来，便顺手在他的床头文件柜内拿出一份文件来看。很出我意外，这个文件竟是一份中共许多领导人的警卫人员名单调查表。我匆匆看过以后，迄今还记得周恩来有个警卫叫龙飞虎，因这人的名字比较特别，其余的就记不起了。
从这个调查表可以看出军统是怎样企图暗杀这些领导人的。平日我在军统局里还没有听到别人谈起过这一情况，由于是顺便看到的，不便问是怎样得来的。我知道军统一贯的作法，凡对某人要进行暗杀，事前一定要尽可能先把对象的警卫情况弄清楚。这个调查表肯定是准备暗杀这些领导人的一项初步工作，可惜我当时没有弄清这些东西的来源，无法具体说明。
以上是我所知道的有关军统对陕甘宁边区的一些活动情况。
戴笠虽然希望张国焘在反共活动中做出点成绩，但并不十分相信他。军统自己还是另外搞了许多阴谋活动，我所知虽不详，但这些点滴情况也许还有参考价值。
军统基本特务中，去过延安的我只知道有沈之岳和以后投入军统的秦ＸＸ、赖国民等几个人。据说沈之岳去过延安两三次，他曾在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工作过。他当时在军统中很受戴笠和郑介民、毛人凤等的重视。他和我常拉“同宗”关系，私人间虽有点感情，但他对他去延安的情况却谈得很少。一九四三年前后，军统成立东南特别侦察站，专门对付新四军等抗日武装部队时，沈被派去任该站书记，以后便少往来。他和我过去也只简单谈过一点有关延安的生活等，我也只是带着好奇的心情听听，没有涉及到什么具体工作。至于秦ＸＸ、赖国民等人，我虽经常和他们接触，由于私人间无深交，就没有问过他们。
军统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主要是依靠设在榆林的陕北站（站长为黄逸公）。戴笠企图通过陕北站去建立“延安组”，但一直没有成功。我记得有这么一回事，陕北站派往延安进行特务活动的一批特务，被边区政府发觉逮捕，不久便释放回来，并正式通知该站。后来戴笠在每天中午工作会报中，曾经提出过这件事，骂黄逸公没有能力，做得太丢人，具体经过，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
另一个是设在汉中的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是我过去在上海工作的老同事。
这人一向做对中共的工作，抗战前曾打入过设在上海的江苏省一个地委组织，后来将这个组织破坏了。戴笠很相信他，抗战时便派他去汉中主持西北特侦站工作。他除了多次派特务打入延安“建组”没有成功外，还办过小型训练班。当时从公路去延安的爱国进步青年被军统的检查所（哨）扣捕后，曾交一些给他训练。通过一段时期毒化教育后，才又派这些人混进延安。听说大部分的人都向边区政府自首，只有极个别的替他搜集过一点情报。
当时有的去到延安的人，因吃不了苦又出来，其中有的人被检查所扣押起来送到西北特侦站。这主要是想从这些人口中了解边区情况和利用他们到过延安的关系，强迫他们提供混入边区去的办法。程慕颐于一九四三年前后调往东南时，在重庆换汽车，我曾招待过他。当时他带了一个女人和孩子，据他告诉我，他的那个女人（实际上是他的小老婆）便是被扣押下来的中共嫌疑分子，后来被迫与他同居的。
戴笠对西北方面的交通检查工作极为重视，曾在西安设立过交通运输统制局监视处西安分处，派叛徒王邦联为分处长，主持西北地区的检查工作。以后王等因贪污被扣捕，戴以鞭长莫及又将分处撤销。当时各检查所扣捕去延安的爱国进步分子，几年间多达数千人。军统派遣特务去延安，是采用伪装进步的办法跟着混进去。据我了解，许多人去延安时，都带了介绍信或原来在什么学校读书或什么单位工作等种种证件，这些人被扣捕后，军统将这些可以混进去的证件没收下来，交由伪装的特务冒名顶替混进去。军统运用这一办法，曾经有上百的人去过延安。军统办的临澧特训班毕业学生袁Ｘ良，便向我说过，他是顶替别人名字去到延安，在抗大学习的，以后因病离开了。
戴笠为了尽量摸清有关延安的情况，有次设宴招待派在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参谋徐佛观、郭仲容，我和军统其他几个处长都出席作陪。在此以前，我还见过徐佛观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内容是谈延安方面的情况。那次和他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大言不惭夸夸其谈。他在吃饭前后，专门用一些编造的材料来诽谤和挖苦中共的领导人，作为笑料。后来戴笠问到他怎样去延安从事特务活动的时候，他又说什么“说难也难，说易也易”的一番谬论。戴笠对他这番话很感兴趣，叫党政情报处长王新衡与人事处长龚仙肪两人记了下来。我模模糊糊记得，他说难是检查不严而清查历史严，不易立足；易是凡不急于求成，准备长期埋伏，有取信于人的证明，去后极力伪装进步，不马上活动，还是容易取得信任的。
第二天，戴又约徐去他家里长谈。那次我没有参加，只有毛人凤与王新衡、龚仙肪等在场。龚仙肪当时和我两人住对面房间，下班后经常闲聊天。他告诉我，戴笠总是急于在延安建立一个小组，架设电台，但始终没有成功，因此他挨过不少的骂。那次听了徐佛观的意见，考虑要双管齐下，专门准备一批人埋伏到中共内部去，时间不计较，一两年乃至十年都行，只要能立下足，一步一步伸进去，将来一定能作出成绩。因为平时既找不到真正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又不容易去接近公开露面的共产党人，现值延安正在大批招收入员，来者不拒，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当时听了龚仙舫的这番话，很以为然。不过以后究竟派了些什么人，怎样伪装打入，我却没有问过。
戴笠处心积虑一直想去延安建组。据我了解，当时军统设在边区最近的一个小组和电台是在洛川，延安虽有特务混进去过，电台却没有能建立。有关延安方面的情报，都是通过洛川电台和榆林的陕北站发到重庆的。
梁干乔在耀县当专员时，那里成为军统特务对边区活动的中心。约在一九四二年间，我因公去西安，因和梁过去关系相当好，特去耀县看过他。当时他已脱离军统组织，替胡宗南搞反共活动。他曾向我谈过，军统每年总有几十名特务经由他的地区潜往延安，有的是他设法找到关系，主要是通过当时有些去边区做生意的商人，一同伪装商人混进边区去了解一点情况。他自己也专门有一个向边区搜集情报的单位。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在边区建立组织。他说这比较困难，只能个别去活动一下，要想长期呆在那里很不容易。
军统设在兰州的西北区，先后区长程一鸣、吴景中、霍立人，和我私交都很好。
当时该区的主要任务也是针对边区进行特务活动。霍立人后来调回重庆，也曾和我谈过西北区对边区的一些活动情况。他说除了延安以外，他们在边区里的一些县里都建立过特务组织，只是没有设立电台。这些打入边区去的特务，不少是军统兰州特训班毕业的学员。该班所调训或经特务介绍去受训的学生大都是西北籍，这些人当中便有老家或亲友居住边区范围内，西北区便利用这一关系派人潜人边区去建立起特务组织来。
霍立人还告诉我，当时派遣特务混进边区去搞情报活动，并不很困难，只是想搞破坏和发展组织则很不容易。他派去的特务中有几个去搞破坏活动时被边区政府逮捕。
军统派往边区去搜集情报的手法是无孔不人的。我曾经由戴笠指派和军统主管过人事的大特务李肖白一同去见过天主教的主教于斌。于斌在抗战前任南京区主教时，就同军统头头早有往来。抗战后，他逃往四川，任四川乐山区主教，却长期住在重庆曾家岩戴笠的中四路住宅附近，经常和戴有往来。戴那次派我和李肖自去见他，是为了有一批天主教徒要去西北，想免费坐军统的便车。我当时很不高兴，认为自己去惹麻烦。李肖白便告诉我，于斌对军统的工作很热心帮助，说这人可以通过天主教徒替军统在边区建立工作网。我们见到这个主教时，他向我们分析边区情况，好像很了解边区的问题。我记得他说，由于共产党不准人信迷信，引起教徒的很大反感，特别是边区许多县原来信奉天主教的人都对共产党不满。他还说，如果利用这些人做点什么工作，一定能够达成任务。那次李和他并没有谈到什么具体利用边区教徒的问题，只是谈了要我如何尽快给去西北的教徒找便车。自那以后陆续有过几十人搭乘军统的便车，人事处曾派人和他们联系过，内容我就不清楚了。
军统企图暗杀中共领导人的阴谋
从一九四二年起，我才知道蒋介石曾多次指示戴笠，要他选派搞行动工作的特务混进延安，暗杀中共的领导人。约在一九四二年春夏间，戴笠亲自挑选了三个在军统一向搞暗杀的特务，其中有一个叫蒋更生的是我训练过的学生。蒋更生临行前去见我，说此行任务很重很困难，也非常秘密，要我千万不要说出去。我当时怕惹事，也没有仔细问他，只听他说另外两个对西北情况比较熟悉。我没有见到这两人，也不想见他们。
大约过了几个月，戴笠找我和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刘绍复、人事处长龚仙舫、行动处长徐业道去他办公室。戴很生气地把一张电报交给龚仙舫看，说上次派去的几个人都已被逮捕了。从他们的谈话中，好像他们几个人都是以前参加过这一阴谋策划的，只有我是第一次。我也不便在那时再问以前的情况，只是听他们说。
戴笠的意见是以后不能一组组的派去，应当个别去进行。当时的行动处长徐业道，在军统一向主管司法工作，对行动是外行。他便问我一个人搞暗杀行不行？我说，一个人在“敌人”统治地区进行暗杀，如有内线，使用毒药或定时炸弹，能够完成任务，如要进行狙击便没有把握。戴笠听了我的话很不以为然。他说一个人只要有牺牲决心，一样可以进行狙击。我认为没有把握，他仍坚持，说多一人容易误事，我不便再说什么。他就指示龚仙舫，挑选两个人，分别派遣，不要让他们发生横的关系，当时就这么决定了下来。
过了几天，龚仙肪在军统特务总队的便衣队中挑选了一个河南人（姓名已忘），还从兰州特训班毕业后派到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工作的学生中挑选了一个陕西人李进交我考验。那个河南人是惯匪出身，胆大，枪法好，戴笠叫先派走。李进年轻，没有经验，我教他补习了两星期的手枪射击和狙击方面一些应有的技术。他的枪法还很不够理想，但戴仍催促派了出去。戴笠没有亲自接见他们，只是由龚仙舫、徐业道分别和他们作了单独的谈话，交代了任务。据龚仙膀说，派人去延安还有很多手续，不一定马上能混进去，要经过很多关系才能辗转设法进入边区。至于等待机会完成任务，说不定要一两年。
我当时虽也反共，很希望特务能在延安干出一两件大的暗杀案件，但不赞成派遣个别特务去搞暗杀，特别是狙击，而主张按照过去行之有效的一套办法去进行。
戴笠认为过去的办法不适用于延安，我便不感兴趣。军统以后又陆续挑选过两三个派了去，都没有听到一点消息。
我曾问过戴笠，为什么不在重庆等地选定一两个中共领导人来暗杀？他听了后，骂我没有政治头脑，说在重庆等地发生了这类暗杀案，任何人都会知道是特务干的。
如果发生在延安，便不能说是特务干的，而我们却可以宣传这是共产党内讧，相互残杀。
我有次在无意中看到过一个文件，足以说明军统处心积虑想暗杀中共领袖。我在军统局担任总务工作，找我的人很多，中午得不到休息。有次我躲到毛人凤办公室对面小房间去午睡。这是军统秘书室秘书袁寄滨的宿舍兼办公室，袁和我是湘潭小同乡，又是同岁，私交极好。我要他到外面大的办公室去工作，我在他房内休息。
当时，他极为毛人凤所信任，许多极为机密的文件都由他保管，不过他们对我还是不避讳的。我睡了一会儿后还不想出来，便顺手在他的床头文件柜内拿出一份文件来看。很出我意外，这个文件竟是一份中共许多领导人的警卫人员名单调查表。我匆匆看过以后，迄今还记得周恩来有个警卫叫龙飞虎，因这人的名字比较特别，其余的就记不起了。
从这个调查表可以看出军统是怎样企图暗杀这些领导人的。平日我在军统局里还没有听到别人谈起过这一情况，由于是顺便看到的，不便问是怎样得来的。我知道军统一贯的作法，凡对某人要进行暗杀，事前一定要尽可能先把对象的警卫情况弄清楚。这个调查表肯定是准备暗杀这些领导人的一项初步工作，可惜我当时没有弄清这些东西的来源，无法具体说明。
以上是我所知道的有关军统对陕甘宁边区的一些活动情况。
胡宗南和戴笠、毛人凤的关系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由于胡宗南的推荐而逐渐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胡宗南以后能更加得到蒋介石的宠信，却又是得到戴笠不少的帮助。他们是一双忠于蒋介石的走狗，两人一直在蒋介石面前相互标榜，内外勾结，其势力得以日益发展壮大起来。
我现就个人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写出来。至于多年来，军统特务在西北时与胡的种种往来的传闻，因非亲身了解，这里不准备去多谈它。
我第一次见到胡宗南，是在一九三七年春天。当时戴笠正患急性盲肠炎，在上海宏恩医院动手术不久，戴笠指定我带一个组（十多个特务）去保护他。在此以前，我只知道戴和胡的关系很深，戴叫我们在上海为胡定制过几次军用物品。我虽为他办过一些事，但还没有见到过这个人。
一天，我正从戴的病房中走出来，准备去周围看看那些值班的特务，忽见一个身材不高，而样子挺神气的人，直朝戴的病房走过来。我正准备盘问他，他却先开口问我：“戴先生是住在这里吗？”我没有回答他，反过去问他：“你要找什么人？”他连忙说：“你们不认识我吗？我是胡宗南。”我想，他在进楼门时，已一定受到过特务们的盘问，因为这个医院很少有中国人去，而戴笠住的那一层楼房，只有他一个中国人。我还没有回他的话，陪在戴笠房内的上海特区督察陈质平，已听出了他的声音，马上开门迎接，并向我说：“你还不认识胡军长？”
当我们一起进入戴的病室时，戴正斜靠在床上，一见胡进去，便挣扎着想直起身来。胡急忙跑过去按着他，让他靠着，连问几句：“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戴一面回答他动手术后的情况，并迫不及待地告诉他：“夫人前两天来过一次。”胡听说来美龄来过，连连拍着戴的肩膀说：“好极了！好极了！难得夫人亲自来看你！”说到这里，陈质平便邀我和那个特别护士一同退到外面的客室中去。我们在外室只听到胡戴两人时断时续的狂笑声，只晓得胡对戴能得到蒋介石这样关心而感到高兴，并多次称赞戴在“西安事变”中表现得很特别等。
约一小时左右，胡才辞出，陈质平送他到楼门口。我陪胡乘电梯下楼后，他在我肩上拍一下说：“老弟！多辛苦点，上海很复杂。”接着他又问到我的姓名，并记在他的笔记本上。出门时，他又叮嘱我一句：“要多注意点！”隔了两天，胡又去看过戴一次，这次谈了两个多钟头，以后便没看到他再去过。
抗战期间，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便有机会经常和胡接触。他每从西安去重庆，总是爱住在戴笠的曾家岩公馆。一九四四年，戴笠在神仙洞的公馆修好以后，他便住在那里。有次戴不在重庆，毛人凤接到胡要去重庆的电报，便通知我准备招待他，叫我把戴笠所用的吃的都要拿出来。我当时感到为难，因为戴笠看来很大方，但有时却非常小气，特别是他用的吃的东西，是不大肯随便让人动用的。毛看出我的心事，便向我说明，对胡宗南，戴比对自己的兄弟要亲得多，一定要我和对戴一样招待，否则戴知道了，稍有不对，回来会大发脾气的，我只好照办。
过去，胡来访戴时，是由戴自己主持，我不大清楚，这次戴没在家，我只得天天去看看，才发觉胡住在戴家便和住在自己家中一样，住了几天，几乎天天请客，什么事都毫不客气地要照他的意思去办。以后久了，我才慢慢知道，不但在重庆这样，凡是戴笠有公馆的地方，如成都、兰州等地也完全一样。戴笠有的，不但胡可以随便享受，连胡的一些亲信高级官员如范汉杰、盛文等人，也都能够得到同样优待。
我在戴笠身边几年间，每次看到胡来到重庆见蒋介石之前，总是先和戴笠研究一下准备向蒋提出的问题，并向戴打听蒋介石那几天心情如何，遇到蒋不痛快的时候，便迟一两天去，以免碰钉子，当蒋高兴的时候，戴总催他快去。有次，胡刚下飞机，一到戴的家中，便把他写给蒋介石的东西拿出来给戴看，内容我不清楚，只看到戴一边看一边连着点头，赞好之声不绝，胡也表现出很得意的样子。
戴笠对毛人风口头上不止一次指示过，军统得到的有关胡宗南个人或其部下的任何情报，都要慎重处理，一般都得先送戴亲自看过；非报蒋介石不可的问题，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和对其他一些人那样从鸡蛋里面挑骨头的作法截然不同，而是处处偏袒。不仅如此，唐纵也得到戴的指示，其他方面向蒋介石检举胡的情报，送到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的时候，尽可能把这类情报先批交军统复查一下，以便连同军统查复的东西一同送给蒋介石去看，无形中便为胡作了掩护。唐纵虽一向很谨慎，因这样处理，还是合乎手续的，所以他能照办。因此，蒋介石耳朵里听到的，眼睛看到的，都是说胡的好话。我从蒋的侍从秘书曹圣芬口中听到过，如有人当面向蒋去报告胡的失职事项，蒋是不爱听的。蒋对官阶大点的人说这类话，还敷衍几句；对官阶小点的，往往还骂上几句，弄得人家自讨没趣。
胡、戴两人在一起时，无话不谈，而且一谈就没个完。有时我有要紧的事找戴笠解决，不得不在他们谈得很起劲时跑进去打断一下他们的谈话。我知道得很清楚，只要不是当着胡的面给戴丢脸，而是使他认为得意的问题，如像美帝给了军统多少东西，请示他如何处置，哪一处兴建工程，要不要先看过再动工等一类事，我便可以毫不避讳地当着胡的面提出来。戴一面听我的报告，一面向胡说明，一面得意地回答我。在他俩谈话之间我多次进入室内，也听到他俩谈话的点点滴滴。他俩谈话的内容，从反共和讨好蒋介石，一直谈到吃饭穿衣和玩女人。他们彼此爱吹嘘自己部下如何能干，用以显示他们自己更加有本领。最滑稽的是有天上午戴笠把我骂得一塌糊涂，说了我一大堆这不中用那不中用的话，而下午在胡宗南说了一句“军统的总务工作很不错”之后，戴又把我说成一个能干得很的事务工作专家，弄得我真是啼笑皆非。胡也不示弱，把他的副官长也说成是一个万能的全才。
胡、戴两人遇事经常商量，并征求对方意见。胡宗南是“西北王”，掌握军政大权。一次，他准备撤销陕西省主席熊斌，保举祝绍周接替。祝为著名的刽子手，因乱杀人和大量杀人而得到胡的宠信，戴也很欣赏这个人。他们两人商定以后，不慎被军统特务左明听到了。左明为戴笠黄埔六期的同队同学，当时在汉中警备司令部当稽查处长，祝为警备司令。左明在西安听到这一消息，为讨好祝绍周，便向祝透露了这一内情。祝又告诉他老婆。结果很快便传到了熊斌耳里。熊斌便向戴笠打听，戴矢口否认有这件事，并立刻调查是谁泄漏出去的，最后查出是左明。原先，祝听到左告诉他这一消息，非常高兴，乌上向左许愿，说他当主席后邀左明去帮忙，给他以升官的机会。不料这样一来，戴笠大发脾气，立刻将左明免职调到重庆察看，并公开提出这件事来作为教育部下的材料。
戴笠对军统内部的重大问题，也是要找胡商量，并请他帮忙的。戴对搞武装特务部队没有经验，经常向胡请教。当时军统拥有一支庞杂的“忠义救国军”，最初由俞作拍任总指挥。戴因听说俞在广西代理主席时很有一套，便把这支部队交给他率领。由于俞在军统中资历不够，一些特务们不大听他的话，加上他本人也只徒有虚名，拿不出什么办法，因此戴对他越来越感到不满。但在军统中又不易物色出一个适当的人来接替俞，戴便请求胡给他找人，以便整顿这支队伍。
胡除了告诉他一些带部队的方法外，并推荐黄埔一期的马志超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在抗战前曾在戴笠举办的杭州特训班当过教育副官，以后离开戴而投向胡，戴对这个人的情况很清楚，对胡推荐这样一个人很感失望。我记得那次马从西安飞往重庆时，戴叫我去迎接他。那天早上戴和毛人风与我一同吃早饭时，谈到这次胡推荐马的事表示很不满意，但碍于胡的情面只好勉强同意，而且表面上装出非常欢迎的样子。当我把马接回时，戴看到马只有一个人，连副官卫士都没有带一个，便叫我挑选一个精干的卫士给他，并指明在他私人收集的手枪里拿出一支最好的送给马，另拿一支全新的德造二十响驳壳枪给卫士，还给马添置了许多装备。我当然很清楚，这不是对马的优待，而是看胡的面子。马任总指挥不久，戴终于将其免职，而改以他自己培植出来的周伟龙接充。
胡宗南和戴笠，私人之间的确达到了不分彼此的程度。胡曾将他在长沙以中央军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女生六七十名送给戴笠的临澧特训班去受训当特务，另将几百名武装部队连人带枪拨给军统特务总队，还送过几十匹军马给特警班。这仅仅是我所知道的一小部分。戴笠对胡，除了送些从国外购回的奢侈日用品外，还经常代胡在重庆送礼给一些要人们，替胡拉拢人事关系。每逢年节或这些要人的生日，如何应钦、钱大钧、林蔚、俞济时等人，戴自己备礼一份外，还叫我为胡也备礼一份。
戴为人很细心，在代胡送与要人礼物时，总要叮嘱我注意一下，两份礼物的东西不可完全相同，以免别人看出是出于一个人之手。以胡的名义送出的东西，其价值往往略高于戴所送。送去以后，戴才打个电报，或在与胡通长途电话时告诉胡一声，好让他能接上头。所垫付的款子，总是戴自己掏腰包，从来不见胡归还，也不在军统费用项下支付。反正他们两人都有用不完的种种来历不明的大宗收入，谁也不计较这些小问题。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由于胡宗南的推荐而逐渐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胡宗南以后能更加得到蒋介石的宠信，却又是得到戴笠不少的帮助。他们是一双忠于蒋介石的走狗，两人一直在蒋介石面前相互标榜，内外勾结，其势力得以日益发展壮大起来。
我现就个人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写出来。至于多年来，军统特务在西北时与胡的种种往来的传闻，因非亲身了解，这里不准备去多谈它。
我第一次见到胡宗南，是在一九三七年春天。当时戴笠正患急性盲肠炎，在上海宏恩医院动手术不久，戴笠指定我带一个组（十多个特务）去保护他。在此以前，我只知道戴和胡的关系很深，戴叫我们在上海为胡定制过几次军用物品。我虽为他办过一些事，但还没有见到过这个人。
一天，我正从戴的病房中走出来，准备去周围看看那些值班的特务，忽见一个身材不高，而样子挺神气的人，直朝戴的病房走过来。我正准备盘问他，他却先开口问我：“戴先生是住在这里吗？”我没有回答他，反过去问他：“你要找什么人？”他连忙说：“你们不认识我吗？我是胡宗南。”我想，他在进楼门时，已一定受到过特务们的盘问，因为这个医院很少有中国人去，而戴笠住的那一层楼房，只有他一个中国人。我还没有回他的话，陪在戴笠房内的上海特区督察陈质平，已听出了他的声音，马上开门迎接，并向我说：“你还不认识胡军长？”
当我们一起进入戴的病室时，戴正斜靠在床上，一见胡进去，便挣扎着想直起身来。胡急忙跑过去按着他，让他靠着，连问几句：“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戴一面回答他动手术后的情况，并迫不及待地告诉他：“夫人前两天来过一次。”胡听说来美龄来过，连连拍着戴的肩膀说：“好极了！好极了！难得夫人亲自来看你！”说到这里，陈质平便邀我和那个特别护士一同退到外面的客室中去。我们在外室只听到胡戴两人时断时续的狂笑声，只晓得胡对戴能得到蒋介石这样关心而感到高兴，并多次称赞戴在“西安事变”中表现得很特别等。
约一小时左右，胡才辞出，陈质平送他到楼门口。我陪胡乘电梯下楼后，他在我肩上拍一下说：“老弟！多辛苦点，上海很复杂。”接着他又问到我的姓名，并记在他的笔记本上。出门时，他又叮嘱我一句：“要多注意点！”隔了两天，胡又去看过戴一次，这次谈了两个多钟头，以后便没看到他再去过。
抗战期间，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便有机会经常和胡接触。他每从西安去重庆，总是爱住在戴笠的曾家岩公馆。一九四四年，戴笠在神仙洞的公馆修好以后，他便住在那里。有次戴不在重庆，毛人凤接到胡要去重庆的电报，便通知我准备招待他，叫我把戴笠所用的吃的都要拿出来。我当时感到为难，因为戴笠看来很大方，但有时却非常小气，特别是他用的吃的东西，是不大肯随便让人动用的。毛看出我的心事，便向我说明，对胡宗南，戴比对自己的兄弟要亲得多，一定要我和对戴一样招待，否则戴知道了，稍有不对，回来会大发脾气的，我只好照办。
过去，胡来访戴时，是由戴自己主持，我不大清楚，这次戴没在家，我只得天天去看看，才发觉胡住在戴家便和住在自己家中一样，住了几天，几乎天天请客，什么事都毫不客气地要照他的意思去办。以后久了，我才慢慢知道，不但在重庆这样，凡是戴笠有公馆的地方，如成都、兰州等地也完全一样。戴笠有的，不但胡可以随便享受，连胡的一些亲信高级官员如范汉杰、盛文等人，也都能够得到同样优待。
我在戴笠身边几年间，每次看到胡来到重庆见蒋介石之前，总是先和戴笠研究一下准备向蒋提出的问题，并向戴打听蒋介石那几天心情如何，遇到蒋不痛快的时候，便迟一两天去，以免碰钉子，当蒋高兴的时候，戴总催他快去。有次，胡刚下飞机，一到戴的家中，便把他写给蒋介石的东西拿出来给戴看，内容我不清楚，只看到戴一边看一边连着点头，赞好之声不绝，胡也表现出很得意的样子。
戴笠对毛人风口头上不止一次指示过，军统得到的有关胡宗南个人或其部下的任何情报，都要慎重处理，一般都得先送戴亲自看过；非报蒋介石不可的问题，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和对其他一些人那样从鸡蛋里面挑骨头的作法截然不同，而是处处偏袒。不仅如此，唐纵也得到戴的指示，其他方面向蒋介石检举胡的情报，送到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的时候，尽可能把这类情报先批交军统复查一下，以便连同军统查复的东西一同送给蒋介石去看，无形中便为胡作了掩护。唐纵虽一向很谨慎，因这样处理，还是合乎手续的，所以他能照办。因此，蒋介石耳朵里听到的，眼睛看到的，都是说胡的好话。我从蒋的侍从秘书曹圣芬口中听到过，如有人当面向蒋去报告胡的失职事项，蒋是不爱听的。蒋对官阶大点的人说这类话，还敷衍几句；对官阶小点的，往往还骂上几句，弄得人家自讨没趣。
胡、戴两人在一起时，无话不谈，而且一谈就没个完。有时我有要紧的事找戴笠解决，不得不在他们谈得很起劲时跑进去打断一下他们的谈话。我知道得很清楚，只要不是当着胡的面给戴丢脸，而是使他认为得意的问题，如像美帝给了军统多少东西，请示他如何处置，哪一处兴建工程，要不要先看过再动工等一类事，我便可以毫不避讳地当着胡的面提出来。戴一面听我的报告，一面向胡说明，一面得意地回答我。在他俩谈话之间我多次进入室内，也听到他俩谈话的点点滴滴。他俩谈话的内容，从反共和讨好蒋介石，一直谈到吃饭穿衣和玩女人。他们彼此爱吹嘘自己部下如何能干，用以显示他们自己更加有本领。最滑稽的是有天上午戴笠把我骂得一塌糊涂，说了我一大堆这不中用那不中用的话，而下午在胡宗南说了一句“军统的总务工作很不错”之后，戴又把我说成一个能干得很的事务工作专家，弄得我真是啼笑皆非。胡也不示弱，把他的副官长也说成是一个万能的全才。
胡、戴两人遇事经常商量，并征求对方意见。胡宗南是“西北王”，掌握军政大权。一次，他准备撤销陕西省主席熊斌，保举祝绍周接替。祝为著名的刽子手，因乱杀人和大量杀人而得到胡的宠信，戴也很欣赏这个人。他们两人商定以后，不慎被军统特务左明听到了。左明为戴笠黄埔六期的同队同学，当时在汉中警备司令部当稽查处长，祝为警备司令。左明在西安听到这一消息，为讨好祝绍周，便向祝透露了这一内情。祝又告诉他老婆。结果很快便传到了熊斌耳里。熊斌便向戴笠打听，戴矢口否认有这件事，并立刻调查是谁泄漏出去的，最后查出是左明。原先，祝听到左告诉他这一消息，非常高兴，乌上向左许愿，说他当主席后邀左明去帮忙，给他以升官的机会。不料这样一来，戴笠大发脾气，立刻将左明免职调到重庆察看，并公开提出这件事来作为教育部下的材料。
戴笠对军统内部的重大问题，也是要找胡商量，并请他帮忙的。戴对搞武装特务部队没有经验，经常向胡请教。当时军统拥有一支庞杂的“忠义救国军”，最初由俞作拍任总指挥。戴因听说俞在广西代理主席时很有一套，便把这支部队交给他率领。由于俞在军统中资历不够，一些特务们不大听他的话，加上他本人也只徒有虚名，拿不出什么办法，因此戴对他越来越感到不满。但在军统中又不易物色出一个适当的人来接替俞，戴便请求胡给他找人，以便整顿这支队伍。
胡除了告诉他一些带部队的方法外，并推荐黄埔一期的马志超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在抗战前曾在戴笠举办的杭州特训班当过教育副官，以后离开戴而投向胡，戴对这个人的情况很清楚，对胡推荐这样一个人很感失望。我记得那次马从西安飞往重庆时，戴叫我去迎接他。那天早上戴和毛人风与我一同吃早饭时，谈到这次胡推荐马的事表示很不满意，但碍于胡的情面只好勉强同意，而且表面上装出非常欢迎的样子。当我把马接回时，戴看到马只有一个人，连副官卫士都没有带一个，便叫我挑选一个精干的卫士给他，并指明在他私人收集的手枪里拿出一支最好的送给马，另拿一支全新的德造二十响驳壳枪给卫士，还给马添置了许多装备。我当然很清楚，这不是对马的优待，而是看胡的面子。马任总指挥不久，戴终于将其免职，而改以他自己培植出来的周伟龙接充。
胡宗南和戴笠，私人之间的确达到了不分彼此的程度。胡曾将他在长沙以中央军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女生六七十名送给戴笠的临澧特训班去受训当特务，另将几百名武装部队连人带枪拨给军统特务总队，还送过几十匹军马给特警班。这仅仅是我所知道的一小部分。戴笠对胡，除了送些从国外购回的奢侈日用品外，还经常代胡在重庆送礼给一些要人们，替胡拉拢人事关系。每逢年节或这些要人的生日，如何应钦、钱大钧、林蔚、俞济时等人，戴自己备礼一份外，还叫我为胡也备礼一份。
戴为人很细心，在代胡送与要人礼物时，总要叮嘱我注意一下，两份礼物的东西不可完全相同，以免别人看出是出于一个人之手。以胡的名义送出的东西，其价值往往略高于戴所送。送去以后，戴才打个电报，或在与胡通长途电话时告诉胡一声，好让他能接上头。所垫付的款子，总是戴自己掏腰包，从来不见胡归还，也不在军统费用项下支付。反正他们两人都有用不完的种种来历不明的大宗收入，谁也不计较这些小问题。
戴送给胡最隆重的“礼物”要算是胡的老婆叶霞弟了！戴对叶霞弟的培植，可说费过不少心思，除送她去美国“镀金”外，回国后又介绍她到光华大学去当教授，好让她取得“大学教授”这样一个漂亮头衔，便于日后在政治上帮助胡进行活动。
戴感到叶霞弟这个“弟”字有点低气，给她把“弟”字改为“翟”，使之音相近似，而写出来却文雅得多。抗战胜利后，戴又为他们准备好在南京居住的公馆，一切陈设都挑选上乘的。不料这所房子后来却闹出一场意外的纠纷。原来这所房屋的地皮为国民党头头之一刘健群所有，国民政府迁回南京时，刘知道他那块地皮上由汉奸盖了洋房，满以为可以将地皮连同房屋一并收归己有，喜出望外，准备安享其成。
不料一打听，房子不但给戴笠抢先一步接收了，而且还送给胡宗南住了。他自知这两个人比他更加厉害，不能用硬的办法再抢回来，便到处托人讲交情。戴因事忙一直没有理会。等到戴笠一死，他便迫不及待的唆使他老婆带着孩子大天去大吵大闹，睡在门口要赖皮。毛人凤以刘健群也不是好惹的，要我给胡另外找了房子，把这处房屋让了出来。
胡宗南和戴笠都是野心勃勃，连做梦也在想当蒋介石的继承人。几年来，在同他们的接触中，我觉得胡比戴更加狂妄，而戴比胡则更加阴险。有次，我有机会听到他俩高谈阔论了几小时，加深了我的这个印象。那次美帝特务头子梅乐斯送给戴笠一部二十门的自动电话机，戴马上叫我给他曾家岩公馆的每个房间，连洗澡间在内都装上一部自动电话，因他每天洗澡两三次，可以泡在澡盆里都能随心所欲的打电话。我带着总务处电话队的一个技正到他每个房间去勘察设计装置，戴和胡在寝室外边一间起居室畅谈。我在这几间房内穿来穿去，断断续续地听他们谈了两个多钟头。他们毫不掩饰地在作将来如何平分天下的打算。胡勉励戴尽量设法控制政治和经济部门，多准备这方面的人材。戴对胡很恭维，说他将来在军事上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胡自己也有统治军事“舍我其谁”的狂妄表示。
我听到这些对话时就想过，万一蒋介石故去，国民党内必将发生一场生生死死的争权夺利的大流血斗争，最后如果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结果还得再火并一次才能完事，而决不会真的一个专门搞军事，另一个便安于专搞政治，两人同时并存。因为胡在当时不仅搞军事也在搞政治，他军权所及之处，政权也同时抓过去，甚至连他这个最知心的朋友所搞的特务组织，他也自己搞了一套。
当时胡宗南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他的副长官部搞特务工作的第二处就不是戴笠所派的人，而是由他的亲信刘庆曾当处长。那时别的单位几乎都是由军统控制第二处，胡却不同意由戴笠来统一安排，而由他自己另搞一套。当时胡宗南的特务组织中除刘庆曾外，还有刘大钧等几个小头目，都是他自己培植出来的。从胡当第一军军长的时候起，刘庆曾就在参谋处当第二科科长，一直为他主持他的那个特务组织。当时凡属“中央”系统的军队或军事机关，蒋介石是不准有自己的特务系统的；戴笠知道了，也要千方百计地抢过去，而胡却仗着他和戴的关系可以例外。
由于军统特务都知道他们两人关系不同一般，谁也不敢向戴建议把它统一起来，不过背后却有不少牢骚，认为胡在这一点上还是信不过军统。可是戴笠还是尽心尽力地为胡介绍了不少搞无线电通讯的技术人员，并送他不少美帝给军统用的无线电台。胡的这一部门工作，多年来一直由他自己掌握不交给军统，也不让他的特务参加军统组织。抗战胜利后，副长官部撤销，胡当了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二处由国防部第二厅任命军统特务金树云当处长，他只好把刘庆曾调为少将高参，仍旧保留他自己的那个特务组织，由刘等主持，不合并于军统特务组织之内。
戴笠尽管表面上推崇胡宗南，怂恿他统一军事，而他自己却不放松这方面的工作，想方设法也抓军队。他除了大搞特务武装外，还大量培植军事人材。一九四四年，戴笠又在军统掌握的军令部第二厅办的谍报参谋班内成立一个高参队。在此同时，他还保送一批军统大特务如魏大铭、岳烛远、阮清源、谢力公、王一心等几十人去陆大将官班或步兵专科学校将官班、军校高教班等处去受训。他这样做，一方面可使其部下取得军官的资格，一方面为军统拉军事干部。当时军事情报处长鲍志鸿、副处长杜逵、胡屏翰、科长麻清江等，都是陆大毕业后被拉进军统的。
戴笠在搞军队方面，却得不到胡宗南的帮助。戴曾向胡要求把范汉杰给他，去当税警总团长，胡一直不答应。戴要忠义救国军当总指挥的人，胡把原来跟过戴笠的马志超推荐过来。相反的，原来在军统中工作的人，在反共方面表现积极的，胡却尽力收容和拉过去。梁干乔本来跟戴笠多年，因反共积极，投入胡部下当了耀县专员，专门去搞对延安的封锁等罪恶活动。又如戴笠身边最活跃的红人赵龙文，战前当过杭州市警察局长，也被胡要了去成为他身边“智囊团”中的谋士。
总之，在有关切身利害而影响到自己前途的问题上，他们两人并不真正是同心同德，而往往是离心离德、各有各的安排和打算。当蒋介石还没死以前，各人发展的天地还大，在不触及根本利害的问题上，他们是能够上下其手相互勾结得很密切的。
戴笠在部下面前一直为胡尽力吹嘘。他每次从西北视察归来，总要公开在纪念周上大大捧胡一顿，说什么“胡长官”在治军方面如何有办法，军队如何精锐，装备如何精良，在反共方面如何积极。好像没有胡在西北坐镇，共产党就要打到重庆来，蒋家王朝全靠胡在保护。
戴笠不但在特务们面前称誉胡宗南，而且也为胡向他的美国主子吹捧。我记得他第一次陪梅乐斯去西北视察时，照例在行前找几个人一同吃早饭，顺便安排一番他离开后的工作。那次，他花了很长时间向梅介绍胡的为人，在蒋介石身边如何重要，拥有的军队是中国最精锐的，以及在反共防共方面的作用等一大堆。梅乐斯听了也连连点头，并表示能亲自去看看感到高兴。
梅乐斯于一九四四年间因病回美国去休养，由中美所美方参谋长贝乐利代理副主任期间，有次胡从西安来到重庆，戴又特地陪胡去中美所参观。戴向贝乐利介绍胡的时候，又为胡大大吹捧一番。当时我站在他们旁边，看到贝乐利听完戴的介绍，再一次紧紧跟胡握手的时候，胡那种得意忘形的神情，连一些在旁边的美国特务看了也转过身子在暗暗发笑。
胡宗南讨好美国主子，也很有他的一套办法。他在中美所参观时，只要见到美国人，总是主动走过去同他亲切握手，等待戴笠和贝乐利给他介绍。一些美特知道他，也乐于和他周旋。他对美帝的一切无不加以称赞，向每个美特都表示慰问，夸奖他们一番。果然，在他离去后，许多翻译反映，美特们对胡的“印象很好”。戴笠自然又得把这些告诉胡，使他增添几次得意的狂笑。
戴笠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事先都得告诉胡，并经常保持和胡的联系。他与胡互通电报使用几套密本，除一般用的之外，还有一套亲译的密本随时带在身边。当时所谓“亲译”，实际上也不是由他们自己去译，不过是由更亲信的人代译罢了，目的是只让更少的人了解他们之间所谈的问题。有次戴笠匆匆忙忙决定去贵阳，迟了一点告诉胡。胡在他走后的第二天发给他一个亲译的电报，军统机要组的译电科泽不出来。因为亲泽的那套密本戴笠带走了，所以他们之间一些不可告人的事，连当时毛人凤也不能完全了解。
在他们平日来往的电报中，戴笠随时把有关反动派内部发生的一切问题告诉胡，以便在某些问题上采一致步调，或彼此研究。他们在讨好蒋介石方面所采用的方法，几乎是完全一样，除了在反共反人民和为蒋介石排除异己方面尽力迎合蒋的心理外，并且都是走内线和争取为蒋介石办理他的私事，成为蒋的心腹。在这方面，两人都同样成功。他俩商定，将蒋介石的另一个老婆陈洁如和小儿子蒋纬国交给胡宗南照料，而把同胞哥哥交给戴笠安顿，因此更增加了他们和蒋介石的亲信关系。
一九四六年春，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胡得到这一消息，悲痛万分，连忙赶到南京，亲往中山路三五七号吊唁。我和几个大特务都赶去照料。胡进门看到戴的遗像便泪水纵横，立即跑进灵堂抚棺痛哭起来。他哭了好一阵，才询问我们戴摔死的情况。当时外间传说很多，胡也听到不少，便问我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告诉他，经过多方调查，证实没有什么人对他进行谋害，的确是由于气候关系，驾驶员不慎撞在山上失事。他当时还打算去戴摔死的地方看看，因为不能直通汽车，要走许多小路，他才没有去。我把戴死后收尸的一套照片送给他，他含泪接收下来，又绕棺走了两圈，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戴笠死去以后，毛人凤继承了戴的衣钵，对胡不但和过去一样，并更加依靠他。
当时军统遭到各方面的攻击，而胡却极力支持，一再在蒋介石面前讲好话。当时许多特务对他这样的表现都表示感激，认为他始终是爱护军统的。毛人民对胡非常尊敬，还是和戴笠生前一样，经常把有关南京方面的情况向他报告，不过没有过去戴笠在世时的电报那么多。
一九四七年秋冬间，我曾去西安见过胡，那是为了处理军统在西安几万包面粉的事。这些面粉是怎样来的，我已记不清楚。当时，西安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金树云和保密局陕西站站长侯定邦，为了抢夺这批面粉，吵得不可开交，最后闹到了保密局。毛人风打电报要金树云交出来，金也不肯接受。毛便写封亲笔信，叫我拿去见胡。胡看到信以后，马上把金找去，勒令他交给我处理，并说明绥署不要这批东西。这样，我才顺利地把它变卖掉。
我在西安处理面粉时，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西北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清理出来的线索里，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当中有中共党员，已经活动了多年。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胡在西北执掌军政大权，连对日抗战都不发一兵，而是全力对付共产党。现在发现在他身边居然有共产党暗中活动，这使胡最为丢脸，是非给蒋介石痛骂一顿不可的。
叶翔之和我同住在西安的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里，有天半夜他把我叫醒，说这事关系胡宗南的声誉很大，问我应如何处理。我建议他立刻向毛人凤请示，估计一天之内就可得到答复。第二天，毛人风复电指示，说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应先向胡详细报告，有关案卷都可送他去看。
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的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脸都气得发青。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那天我和叶翔之一同应邀在他家吃晚饭，他一提起这件事便感到万分痛心，想不到他身边会有共产党又很久没有发觉。他用解嘲的口吻对我们说，他因专心致力搞军队，对这些事一向没有很好的注意，这方面太疏忽。他说，过去连范长江是共产党他都弄不清楚，一直到他向蒋介石保举范去美国，被蒋介石骂了一顿，说他连这人是共产党都不清楚。我们听了也只好说：“长官太忙，哪有许多时间来注意这些事。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的关系。”总算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
他怕叶翔之说出去，对叶表示特别亲热。他和我们谈话时，总是一再提到他和戴笠的关系，生怕我们忘记了一样。叶翔之准备赶到兰州去搜捕兰州方面发现的中共地下组织时，胡宗南马上把他自用的一架小型专机让叶坐了飞往兰州，不料飞机到平凉出了毛病，险些把叶摔死。胡听到非常着急，立刻向驻在西安的空军交涉，另派飞机把叶从平凉送往兰州。
一九四九年春，我去上海见到毛人凤时，他叫我抽时间去西安一次，接叶霞弟到昆明去住，并叫我在昆明给胡找一幢漂亮房子。因为胡宗南和陈诚一向搞不好，胡不打算送叶霞弟去台湾，毛人风也希望她能住在昆明。我拖到这年夏天才去西安见胡，说明我已为他在昆明准备好了房屋，希望他送叶去昆明居住。当时他看到整个形势已无法挽回，大陆将无安身之处，表示暂不送家眷去昆明，还是送台湾。那次他对云南情况向我询问了很久，虽没有肯定表示要立刻派部队去云南，但却非常垂涎这个地方，认为是可退可守，比西北要强得多。我听他谈话的口气，已经没有信心能把西安保得住，尽管他在我面前还是满口有办法。这从他当时的一段谈话中便可看出他苦闷的心情。
他对淮海战役中蒋军统兵将领不能合作，致遭各个击破，一败涂地，十分不满。
我曾冒冒失失问过他，西安会不会有问题？他答复我时，态度依然很骄傲，不过却说过一句：“只要友军不扯后腿，是有办法的。”他还夸口说，在蒋军将领中他最了解共产党，谁也比不过他。他吹嘘他和共产党短兵相接搞了十来年，得出一套经验，他的办法比共产党更高明。不过我离开西安不到一个月，便看到西安只一两天时间便已解放，他匆忙逃到汉中。
抗战胜利后，我两次去西安，亲眼看到和听到他部下一些高级官员如盛文、袁朴、汪震、董钊等人，整天花天酒地狂嫖滥赌的情形。我曾经好奇地问过当时军统在西安的一些负责人，为什么这种腐化的情形胡不加以整顿？这是因为戴笠一向吹嘘胡治军极严，并且以身作则，才引起我的疑问。当时他们回答我说：“胡长官一向夸耀自己部下如何好，谁敢把这些人的丑事去向他谈，弄不好要碰钉子，所以乐得不提，反而可以皆大欢喜，一团和气。”他们还告诉我，胡对自己部下也派有特务去监视，这些情况他不可能不知道，也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问题不揭穿，也就马马虎虎的算了。
戴感到叶霞弟这个“弟”字有点低气，给她把“弟”字改为“翟”，使之音相近似，而写出来却文雅得多。抗战胜利后，戴又为他们准备好在南京居住的公馆，一切陈设都挑选上乘的。不料这所房子后来却闹出一场意外的纠纷。原来这所房屋的地皮为国民党头头之一刘健群所有，国民政府迁回南京时，刘知道他那块地皮上由汉奸盖了洋房，满以为可以将地皮连同房屋一并收归己有，喜出望外，准备安享其成。
不料一打听，房子不但给戴笠抢先一步接收了，而且还送给胡宗南住了。他自知这两个人比他更加厉害，不能用硬的办法再抢回来，便到处托人讲交情。戴因事忙一直没有理会。等到戴笠一死，他便迫不及待的唆使他老婆带着孩子大天去大吵大闹，睡在门口要赖皮。毛人凤以刘健群也不是好惹的，要我给胡另外找了房子，把这处房屋让了出来。
胡宗南和戴笠都是野心勃勃，连做梦也在想当蒋介石的继承人。几年来，在同他们的接触中，我觉得胡比戴更加狂妄，而戴比胡则更加阴险。有次，我有机会听到他俩高谈阔论了几小时，加深了我的这个印象。那次美帝特务头子梅乐斯送给戴笠一部二十门的自动电话机，戴马上叫我给他曾家岩公馆的每个房间，连洗澡间在内都装上一部自动电话，因他每天洗澡两三次，可以泡在澡盆里都能随心所欲的打电话。我带着总务处电话队的一个技正到他每个房间去勘察设计装置，戴和胡在寝室外边一间起居室畅谈。我在这几间房内穿来穿去，断断续续地听他们谈了两个多钟头。他们毫不掩饰地在作将来如何平分天下的打算。胡勉励戴尽量设法控制政治和经济部门，多准备这方面的人材。戴对胡很恭维，说他将来在军事上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胡自己也有统治军事“舍我其谁”的狂妄表示。
我听到这些对话时就想过，万一蒋介石故去，国民党内必将发生一场生生死死的争权夺利的大流血斗争，最后如果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结果还得再火并一次才能完事，而决不会真的一个专门搞军事，另一个便安于专搞政治，两人同时并存。因为胡在当时不仅搞军事也在搞政治，他军权所及之处，政权也同时抓过去，甚至连他这个最知心的朋友所搞的特务组织，他也自己搞了一套。
当时胡宗南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他的副长官部搞特务工作的第二处就不是戴笠所派的人，而是由他的亲信刘庆曾当处长。那时别的单位几乎都是由军统控制第二处，胡却不同意由戴笠来统一安排，而由他自己另搞一套。当时胡宗南的特务组织中除刘庆曾外，还有刘大钧等几个小头目，都是他自己培植出来的。从胡当第一军军长的时候起，刘庆曾就在参谋处当第二科科长，一直为他主持他的那个特务组织。当时凡属“中央”系统的军队或军事机关，蒋介石是不准有自己的特务系统的；戴笠知道了，也要千方百计地抢过去，而胡却仗着他和戴的关系可以例外。
由于军统特务都知道他们两人关系不同一般，谁也不敢向戴建议把它统一起来，不过背后却有不少牢骚，认为胡在这一点上还是信不过军统。可是戴笠还是尽心尽力地为胡介绍了不少搞无线电通讯的技术人员，并送他不少美帝给军统用的无线电台。胡的这一部门工作，多年来一直由他自己掌握不交给军统，也不让他的特务参加军统组织。抗战胜利后，副长官部撤销，胡当了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二处由国防部第二厅任命军统特务金树云当处长，他只好把刘庆曾调为少将高参，仍旧保留他自己的那个特务组织，由刘等主持，不合并于军统特务组织之内。
戴笠尽管表面上推崇胡宗南，怂恿他统一军事，而他自己却不放松这方面的工作，想方设法也抓军队。他除了大搞特务武装外，还大量培植军事人材。一九四四年，戴笠又在军统掌握的军令部第二厅办的谍报参谋班内成立一个高参队。在此同时，他还保送一批军统大特务如魏大铭、岳烛远、阮清源、谢力公、王一心等几十人去陆大将官班或步兵专科学校将官班、军校高教班等处去受训。他这样做，一方面可使其部下取得军官的资格，一方面为军统拉军事干部。当时军事情报处长鲍志鸿、副处长杜逵、胡屏翰、科长麻清江等，都是陆大毕业后被拉进军统的。
戴笠在搞军队方面，却得不到胡宗南的帮助。戴曾向胡要求把范汉杰给他，去当税警总团长，胡一直不答应。戴要忠义救国军当总指挥的人，胡把原来跟过戴笠的马志超推荐过来。相反的，原来在军统中工作的人，在反共方面表现积极的，胡却尽力收容和拉过去。梁干乔本来跟戴笠多年，因反共积极，投入胡部下当了耀县专员，专门去搞对延安的封锁等罪恶活动。又如戴笠身边最活跃的红人赵龙文，战前当过杭州市警察局长，也被胡要了去成为他身边“智囊团”中的谋士。
总之，在有关切身利害而影响到自己前途的问题上，他们两人并不真正是同心同德，而往往是离心离德、各有各的安排和打算。当蒋介石还没死以前，各人发展的天地还大，在不触及根本利害的问题上，他们是能够上下其手相互勾结得很密切的。
戴笠在部下面前一直为胡尽力吹嘘。他每次从西北视察归来，总要公开在纪念周上大大捧胡一顿，说什么“胡长官”在治军方面如何有办法，军队如何精锐，装备如何精良，在反共方面如何积极。好像没有胡在西北坐镇，共产党就要打到重庆来，蒋家王朝全靠胡在保护。
戴笠不但在特务们面前称誉胡宗南，而且也为胡向他的美国主子吹捧。我记得他第一次陪梅乐斯去西北视察时，照例在行前找几个人一同吃早饭，顺便安排一番他离开后的工作。那次，他花了很长时间向梅介绍胡的为人，在蒋介石身边如何重要，拥有的军队是中国最精锐的，以及在反共防共方面的作用等一大堆。梅乐斯听了也连连点头，并表示能亲自去看看感到高兴。
梅乐斯于一九四四年间因病回美国去休养，由中美所美方参谋长贝乐利代理副主任期间，有次胡从西安来到重庆，戴又特地陪胡去中美所参观。戴向贝乐利介绍胡的时候，又为胡大大吹捧一番。当时我站在他们旁边，看到贝乐利听完戴的介绍，再一次紧紧跟胡握手的时候，胡那种得意忘形的神情，连一些在旁边的美国特务看了也转过身子在暗暗发笑。
胡宗南讨好美国主子，也很有他的一套办法。他在中美所参观时，只要见到美国人，总是主动走过去同他亲切握手，等待戴笠和贝乐利给他介绍。一些美特知道他，也乐于和他周旋。他对美帝的一切无不加以称赞，向每个美特都表示慰问，夸奖他们一番。果然，在他离去后，许多翻译反映，美特们对胡的“印象很好”。戴笠自然又得把这些告诉胡，使他增添几次得意的狂笑。
戴笠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事先都得告诉胡，并经常保持和胡的联系。他与胡互通电报使用几套密本，除一般用的之外，还有一套亲译的密本随时带在身边。当时所谓“亲译”，实际上也不是由他们自己去译，不过是由更亲信的人代译罢了，目的是只让更少的人了解他们之间所谈的问题。有次戴笠匆匆忙忙决定去贵阳，迟了一点告诉胡。胡在他走后的第二天发给他一个亲译的电报，军统机要组的译电科泽不出来。因为亲泽的那套密本戴笠带走了，所以他们之间一些不可告人的事，连当时毛人凤也不能完全了解。
在他们平日来往的电报中，戴笠随时把有关反动派内部发生的一切问题告诉胡，以便在某些问题上采一致步调，或彼此研究。他们在讨好蒋介石方面所采用的方法，几乎是完全一样，除了在反共反人民和为蒋介石排除异己方面尽力迎合蒋的心理外，并且都是走内线和争取为蒋介石办理他的私事，成为蒋的心腹。在这方面，两人都同样成功。他俩商定，将蒋介石的另一个老婆陈洁如和小儿子蒋纬国交给胡宗南照料，而把同胞哥哥交给戴笠安顿，因此更增加了他们和蒋介石的亲信关系。
一九四六年春，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胡得到这一消息，悲痛万分，连忙赶到南京，亲往中山路三五七号吊唁。我和几个大特务都赶去照料。胡进门看到戴的遗像便泪水纵横，立即跑进灵堂抚棺痛哭起来。他哭了好一阵，才询问我们戴摔死的情况。当时外间传说很多，胡也听到不少，便问我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告诉他，经过多方调查，证实没有什么人对他进行谋害，的确是由于气候关系，驾驶员不慎撞在山上失事。他当时还打算去戴摔死的地方看看，因为不能直通汽车，要走许多小路，他才没有去。我把戴死后收尸的一套照片送给他，他含泪接收下来，又绕棺走了两圈，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戴笠死去以后，毛人凤继承了戴的衣钵，对胡不但和过去一样，并更加依靠他。
当时军统遭到各方面的攻击，而胡却极力支持，一再在蒋介石面前讲好话。当时许多特务对他这样的表现都表示感激，认为他始终是爱护军统的。毛人民对胡非常尊敬，还是和戴笠生前一样，经常把有关南京方面的情况向他报告，不过没有过去戴笠在世时的电报那么多。
一九四七年秋冬间，我曾去西安见过胡，那是为了处理军统在西安几万包面粉的事。这些面粉是怎样来的，我已记不清楚。当时，西安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金树云和保密局陕西站站长侯定邦，为了抢夺这批面粉，吵得不可开交，最后闹到了保密局。毛人风打电报要金树云交出来，金也不肯接受。毛便写封亲笔信，叫我拿去见胡。胡看到信以后，马上把金找去，勒令他交给我处理，并说明绥署不要这批东西。这样，我才顺利地把它变卖掉。
我在西安处理面粉时，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西北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清理出来的线索里，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当中有中共党员，已经活动了多年。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胡在西北执掌军政大权，连对日抗战都不发一兵，而是全力对付共产党。现在发现在他身边居然有共产党暗中活动，这使胡最为丢脸，是非给蒋介石痛骂一顿不可的。
叶翔之和我同住在西安的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里，有天半夜他把我叫醒，说这事关系胡宗南的声誉很大，问我应如何处理。我建议他立刻向毛人凤请示，估计一天之内就可得到答复。第二天，毛人风复电指示，说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应先向胡详细报告，有关案卷都可送他去看。
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的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脸都气得发青。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那天我和叶翔之一同应邀在他家吃晚饭，他一提起这件事便感到万分痛心，想不到他身边会有共产党又很久没有发觉。他用解嘲的口吻对我们说，他因专心致力搞军队，对这些事一向没有很好的注意，这方面太疏忽。他说，过去连范长江是共产党他都弄不清楚，一直到他向蒋介石保举范去美国，被蒋介石骂了一顿，说他连这人是共产党都不清楚。我们听了也只好说：“长官太忙，哪有许多时间来注意这些事。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的关系。”总算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
他怕叶翔之说出去，对叶表示特别亲热。他和我们谈话时，总是一再提到他和戴笠的关系，生怕我们忘记了一样。叶翔之准备赶到兰州去搜捕兰州方面发现的中共地下组织时，胡宗南马上把他自用的一架小型专机让叶坐了飞往兰州，不料飞机到平凉出了毛病，险些把叶摔死。胡听到非常着急，立刻向驻在西安的空军交涉，另派飞机把叶从平凉送往兰州。
一九四九年春，我去上海见到毛人凤时，他叫我抽时间去西安一次，接叶霞弟到昆明去住，并叫我在昆明给胡找一幢漂亮房子。因为胡宗南和陈诚一向搞不好，胡不打算送叶霞弟去台湾，毛人风也希望她能住在昆明。我拖到这年夏天才去西安见胡，说明我已为他在昆明准备好了房屋，希望他送叶去昆明居住。当时他看到整个形势已无法挽回，大陆将无安身之处，表示暂不送家眷去昆明，还是送台湾。那次他对云南情况向我询问了很久，虽没有肯定表示要立刻派部队去云南，但却非常垂涎这个地方，认为是可退可守，比西北要强得多。我听他谈话的口气，已经没有信心能把西安保得住，尽管他在我面前还是满口有办法。这从他当时的一段谈话中便可看出他苦闷的心情。
他对淮海战役中蒋军统兵将领不能合作，致遭各个击破，一败涂地，十分不满。
我曾冒冒失失问过他，西安会不会有问题？他答复我时，态度依然很骄傲，不过却说过一句：“只要友军不扯后腿，是有办法的。”他还夸口说，在蒋军将领中他最了解共产党，谁也比不过他。他吹嘘他和共产党短兵相接搞了十来年，得出一套经验，他的办法比共产党更高明。不过我离开西安不到一个月，便看到西安只一两天时间便已解放，他匆忙逃到汉中。
抗战胜利后，我两次去西安，亲眼看到和听到他部下一些高级官员如盛文、袁朴、汪震、董钊等人，整天花天酒地狂嫖滥赌的情形。我曾经好奇地问过当时军统在西安的一些负责人，为什么这种腐化的情形胡不加以整顿？这是因为戴笠一向吹嘘胡治军极严，并且以身作则，才引起我的疑问。当时他们回答我说：“胡长官一向夸耀自己部下如何好，谁敢把这些人的丑事去向他谈，弄不好要碰钉子，所以乐得不提，反而可以皆大欢喜，一团和气。”他们还告诉我，胡对自己部下也派有特务去监视，这些情况他不可能不知道，也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问题不揭穿，也就马马虎虎的算了。
我最后一次和胡见面向他辞行时，他叫我把云南的情况随时告诉他。我回云南后，因和他没有约定密本，只向毛人风发过一个电报，请他转给胡，向他报告云南夏秋间的情况，但没有得到他的答复。
一九四九年九月间，毛人凤在昆明住在我家时，曾不止一次地叹息，说胡宗南没有听他的劝告派两三个军到云南去，否则云南即可成为军统的天下。因为毛人风想在昆明杀一大批进步人士而遭到卢汉的拒绝和拖延，感到很不痛快。胡宗南被解放军从陕西赶出逃到川陕边境时，毛人风还打电报向他说明过云南当时的形势，建议他抽调一部分兵力兼程前往，以便确保云南。我对此也寄以很大希望，曾多次向毛探询胡的回电。直到十月初，毛才告诉我，胡回电表示，暂时无适当部队可抽调，但答应一定要设法派兵到云南。毛还叮嘱我保守秘密，但一直等到云南和平解放前夕，也没有看到他的部队的一点影子。
以上是我所了解到的胡宗南与军统特务的一部分情况。至于他和其他一些军统头目如郑介民、唐纵等，我只看到他们之间一般的往来，不了解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
<P> 旧社会里的鸡鸣狗盗和侦缉人员
旧社会里，盗窃盛行，侦缉人员包庇窝藏，坐地分肥，其中黑幕罄竹难书。解放前，我主要是搞军统特务工作，有一段时期以侦缉队队长的公开职业为掩护进行活动，因此对其中门道略有所知。前几年，我在电车上遇到扒手掏我的腰包，当场被我抓获。事后，友人笑道：“这个扒手太没有眼色，居然扒到他老祖宗的头上来了，真是小偷遇到了大偷。”现就记忆所及，将旧社会中这些情况缕述于下。
许多人都知道，在旧社会里，强盗、小偷、扒手等等都有他们自己的秘密组织，各有各的“行规”，各有各的暗语。据我所知，在抗日战争以前，专门干这些行当的人，不但有组织，而且一般都能遵照执行，即所谓“贼有贼伴，盗有盗伙”。这些行当，分帮分行，各有一套，各行其事。以上海为例，除了本地帮之外，还有苏北帮（也叫江北帮）、安徽帮、浙江帮、广东帮等。每帮之中，又分为吃什么钱的，如胆大不怕死的当强盗“吃明钱”，手脚灵活的“吃洋火钱”（当扒手），眼明腿快的“跑顶宫”（专门趁电车、公共汽车刚开行时由车外抢人的帽子）和去火车上“跑轮子”（偷行李货物）。
除了分帮分行，又分地段，不能随便侵入别人的地区去“抢生意”。如果不听警告，轻则挨一顿打，重则有遭到砍去手脚等处罚的。至于为抢地盘，结伙械斗也是常有的事。
当然也有少数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的人，他们既不落帮，也不在行。但这类人是最容易失风的，不但侦缉人员要抓他，吃这行的人也会把他“丢”出来。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精”，这是过去盗贼们自己常说的口头语。那是说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第一次是生手，被捉关在看守所或监狱以后，便可在这些地方找到有本领的师傅，传授他一套“本领”。等到刑满释出后，他就成为一个熟手。万一再次被捕人牢，他又可以得到进一步学习、研究“技术”的机会，再出去时便成为精通此道的老手。有些人还可以收上几个徒弟，所以他们对于坐牢看成是加强本领与结识伙伴的机会。
一个老手入狱，有他一套“亮相”的手法。他一进牢房，如有相识的便招呼一下；倘若没有，便把手里提的东西或衣服之类向壁上钉子上一挂，并且用手摇一摇钉子，一边说：“我上次在这间房里钉的这颗钉子还很牢实。”如果有人抗议这是自己刚刚钉的，他便说：“那我钉的谁拔去了？”这样的一些话，无非说明他不是初次人牢的生手，别人不能欺侮他。
当时上海本地帮对外来帮很不满意，认为外来帮在和他们抢饭碗，彼此之间仇恨很深，经常发生斗殴。外帮到上海“抢码头”，曾牺牲过不少性命才打出天下。
虽然以后通过帮会头子们协商，划分过势力范围，但一直不能相安下去，经常还要“吃讲茶”进行谈判，重新划分区域。在“强者为王”的旧社会里，盗贼也不例外，往往是有实力的占了便宜。
有一个时期，各帮在上海的势力范围大致如下：老城区是本地帮的基地，英法租界内有一部分地区可以去游击；公共租界的虹口区是广东帮的范围；英租界有一段是归浙江帮；十六铺一带归安徽帮。其中还有些细节划分办法，我已记不清楚了。
反动派的治安机关和租界巡捕房的侦缉人员默许他们这样做，因为这对破案是有帮助的。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丢失东西，只要一个电话，东西马上可以原物奉还。
许多人都知道盗贼有“三天不动赃物”的规矩，其实有时一个星期内也不会动。至于那些不人帮的却是到手即动。
上海南市有个扒手头子，虽然已有四五十岁了，人们还是叫他的小名“阿狗”。
有次军统局书记长唐纵到上海视察工作，在老西门附近下汽车，只走了半条街就把钱包丢掉了。他很着急，因钱包里有一个小笔记本记有很重要的东西。我找到阿狗，第二天便将原物要了回来。唐纵一定要见见这个高明的扒手。阿狗再三恳求，说干这行的最忌“亮相”。我则软硬交施，非要他交出不可。当晚他约我到他家去，介绍他的徒弟和我见面。一见面，竟使我大吃一惊，原来这个高明的扒手竟是一个在中学读书的女学生，只有十多岁。她苦苦央求我不要带她去见唐，我只好回复后说扒手害怕已经跑了。
抗战开始后，情况起了变化。在重庆，除了本地帮的组织还是照样存在，并与侦缉人员有联系外，而上海、南京、武汉等地逃去的“下江帮”，就往往各行其道，所做的案子便不易清查出来。
盗贼人帮落行和拜师，除了希望有伙伴便于办事以及相互照应外，还希望学到本领。抗战前曾横行东南一带大城市的大强盗王胡子（原名王鹤，年老了蓄长须，江湖上一班人都称他为王胡子），便训练了不少本领高强的徒弟，专门偷盗住在高楼大厦里的外国人和豪门巨富。当时英法租界内十几层楼的洋房最上几层的住客常被偷去不少贵重物品和现金，久久不能破案。有一年，龙华寺内的方丈室失窃，被偷的有玉佛和金银法器以及手抄的善本经文。这个庙正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旁边，当时警备司令杨虎又是帮会大头子，一些与杨相识的居士们便把这一情况告诉他，请他早日破案。杨听到后，感到对自己面子太下不去，决心要破此案，否则影响自己的“威信”太大。
我是被指定承办此案的人员之一，接受任务后照例失去出事地点察看。我们在观察中看到，这所庙宇不仅是四面高墙，还有好几层院落，从外面很不易进入。我们都判断是内贼，曾搜遍全寺的每一角落，盘问过不少有嫌疑的和尚，而得不到一点线索。最后发现围墙上的青苔有被人踩过的痕迹，才认定是从外面进来的人干的，都感到此案很棘手。
我们第二步办法，是找了几个惯做“拣露水”（黎明前偷盗的）、“收灯油”（黄昏时挨门而人）和“掀帘子”（半夜挖墙洞）的头子一同去察看，问他们是哪一路的人干出的？他们看后都一直摇头，肯定这是外来专做大生意的能手才有这种本领。他们交不出人来，经我们一再逼迫，其中有个老头想了一下才说看情况不是王胡子也是他的徒弟干的。这老头只晓得王本人业经“洗手”，在杭州西湖边安度晚年，住址还是弄不清。
在无法可想时，我便决定去杭州一趟。当我找杭州公安局局长军统特务赵龙文向他打听王胡子的时候，他马上把王的情况告诉我。原来赵龙文知道王胡子的底细，王已向赵保证他的徒弟不在杭州做生意，所以赵同意王住在那里。当天，赵派了一个督察陪我去找王。在一座相当讲究的别墅式的房子里，我见到一个衣着考究、态度和蔼的老人，从外表上完全看不出这是个江洋大盗。当王胡子听到我说明来意后，他笑着说：“徒儿们太不懂事，惹下乱子，实在抱歉得很。”他答应派人去上海看看，如果是他的徒弟们干的，一定叫他们原物送还，否则也愿帮同想想办法找一找线索。
离开王家，我问陪我去的那个督察，知道杭州还没有出过这样的案子。原来安居在西湖边的豪门权贵的财物，是靠这个老头子在暗中保护的。我回上海的第四天，龙华寺失去的东西已在夜间堆放在方丈室的门口，一样都没有缺少。半年后，我再去杭州又见到王，他只说那件事是他的三个徒弟干的，别的情况他一直没有说出。
抗战期间，我在重庆稽查处当副处长时，稽查处抓到一个偷窃美国大使馆时失风的惯盗。他承认是王胡子的徒弟，我便找他谈了几次，知道王所教出的徒弟，都有一套“翻墙越屋”的本领。外间传说这些人能够“飞檐走壁”，我出于好奇心，叫他表演给我看看，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翻墙越屋主要是依靠一些工具。
他们经常使用的一种工具叫“软竿子”，是用头发或丝线编成比筷子粗点的长绳，一头有金属制成的钩子，抛在墙头上勾住了便可攀缘而上。这种“软竿子”平日可以缠在腰间，不露痕迹。另一种工具叫做“硬竿子”，外形像手杖，内部结构有如照相机的三角架，可以拉长一丈多，一头钩在窗檐边便可顺着爬上去。
他们有一种打碎玻璃推开门窗的办法，即先用划玻璃的金刚钻在玻璃上划出可容手伸进的线框，再用涂好生胶的手帕沾在上面，稍于，轻轻一推，裂开的碎玻璃都沾牢在手帕上，不会落在地上发出声音，这样便可从洞眼里伸手进去把窗上的闩子拉开登堂人室了。
他们偷窃十几层高大洋楼住户的东西，总是白天先混人大楼内找地方躲起来，夜晚从顶楼垂绳而下，去到他们看中的住户行窃。所以越高的楼房总是最上几层容易被盗，因为这种地方不宜由下向上爬，只能从上而下，东西盗走后可从原路回去，亦可从房里开门逃走。许多不了解这种情况的人，往往以讹传讹，认为盗贼能从楼下飞跃到高层楼房上去，把他们说得有了不起的本领。
一些走江湖闯码头的盗贼，虽然不落帮，但还是有线索可寻，因为很少能够单干而不需要伙伴的。像这些有本领的飞贼，当他们进行偷盗时，往往有一两人给他们“把风”。如果这时正遇到巡逻的警察等经过时，把风的人则用事先约定的方法通风报信，一方面引起做案盗贼的警惕，另一方面则分散警察的注意力。
“远贼必有近巢”。不管从什么地方来的盗贼，总得找地方住宿。他们偷到了东西，也得找出路而不是留下自己使用。过去许多大城市都有一种黑市，大都是在天不亮时点灯做交易。许多盗贼偷来的物品就在这些地方脱手，侦缉人员便是从这些地方去找线索。许多窝藏盗贼的窝主，他们既代售赃物，同时又是侦缉人员的耳目，因为他们平日需要得到侦缉人员的包庇才能从事这门行当。遇到非破不可的案件，他们也得帮助找线索，所以能在相互利用下存在下去。
我过去亲自承办过许多案件，当时都是以所谓破案神速，而被人称为“名探”。
实际上说穿不值一笑，很多是由于巧合或偶然的机会碰上的。这里我只举两三件简略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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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九月间，毛人凤在昆明住在我家时，曾不止一次地叹息，说胡宗南没有听他的劝告派两三个军到云南去，否则云南即可成为军统的天下。因为毛人风想在昆明杀一大批进步人士而遭到卢汉的拒绝和拖延，感到很不痛快。胡宗南被解放军从陕西赶出逃到川陕边境时，毛人风还打电报向他说明过云南当时的形势，建议他抽调一部分兵力兼程前往，以便确保云南。我对此也寄以很大希望，曾多次向毛探询胡的回电。直到十月初，毛才告诉我，胡回电表示，暂时无适当部队可抽调，但答应一定要设法派兵到云南。毛还叮嘱我保守秘密，但一直等到云南和平解放前夕，也没有看到他的部队的一点影子。
以上是我所了解到的胡宗南与军统特务的一部分情况。至于他和其他一些军统头目如郑介民、唐纵等，我只看到他们之间一般的往来，不了解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
<P> 旧社会里的鸡鸣狗盗和侦缉人员
旧社会里，盗窃盛行，侦缉人员包庇窝藏，坐地分肥，其中黑幕罄竹难书。解放前，我主要是搞军统特务工作，有一段时期以侦缉队队长的公开职业为掩护进行活动，因此对其中门道略有所知。前几年，我在电车上遇到扒手掏我的腰包，当场被我抓获。事后，友人笑道：“这个扒手太没有眼色，居然扒到他老祖宗的头上来了，真是小偷遇到了大偷。”现就记忆所及，将旧社会中这些情况缕述于下。
许多人都知道，在旧社会里，强盗、小偷、扒手等等都有他们自己的秘密组织，各有各的“行规”，各有各的暗语。据我所知，在抗日战争以前，专门干这些行当的人，不但有组织，而且一般都能遵照执行，即所谓“贼有贼伴，盗有盗伙”。这些行当，分帮分行，各有一套，各行其事。以上海为例，除了本地帮之外，还有苏北帮（也叫江北帮）、安徽帮、浙江帮、广东帮等。每帮之中，又分为吃什么钱的，如胆大不怕死的当强盗“吃明钱”，手脚灵活的“吃洋火钱”（当扒手），眼明腿快的“跑顶宫”（专门趁电车、公共汽车刚开行时由车外抢人的帽子）和去火车上“跑轮子”（偷行李货物）。
除了分帮分行，又分地段，不能随便侵入别人的地区去“抢生意”。如果不听警告，轻则挨一顿打，重则有遭到砍去手脚等处罚的。至于为抢地盘，结伙械斗也是常有的事。
当然也有少数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的人，他们既不落帮，也不在行。但这类人是最容易失风的，不但侦缉人员要抓他，吃这行的人也会把他“丢”出来。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精”，这是过去盗贼们自己常说的口头语。那是说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第一次是生手，被捉关在看守所或监狱以后，便可在这些地方找到有本领的师傅，传授他一套“本领”。等到刑满释出后，他就成为一个熟手。万一再次被捕人牢，他又可以得到进一步学习、研究“技术”的机会，再出去时便成为精通此道的老手。有些人还可以收上几个徒弟，所以他们对于坐牢看成是加强本领与结识伙伴的机会。
一个老手入狱，有他一套“亮相”的手法。他一进牢房，如有相识的便招呼一下；倘若没有，便把手里提的东西或衣服之类向壁上钉子上一挂，并且用手摇一摇钉子，一边说：“我上次在这间房里钉的这颗钉子还很牢实。”如果有人抗议这是自己刚刚钉的，他便说：“那我钉的谁拔去了？”这样的一些话，无非说明他不是初次人牢的生手，别人不能欺侮他。
当时上海本地帮对外来帮很不满意，认为外来帮在和他们抢饭碗，彼此之间仇恨很深，经常发生斗殴。外帮到上海“抢码头”，曾牺牲过不少性命才打出天下。
虽然以后通过帮会头子们协商，划分过势力范围，但一直不能相安下去，经常还要“吃讲茶”进行谈判，重新划分区域。在“强者为王”的旧社会里，盗贼也不例外，往往是有实力的占了便宜。
有一个时期，各帮在上海的势力范围大致如下：老城区是本地帮的基地，英法租界内有一部分地区可以去游击；公共租界的虹口区是广东帮的范围；英租界有一段是归浙江帮；十六铺一带归安徽帮。其中还有些细节划分办法，我已记不清楚了。
反动派的治安机关和租界巡捕房的侦缉人员默许他们这样做，因为这对破案是有帮助的。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丢失东西，只要一个电话，东西马上可以原物奉还。
许多人都知道盗贼有“三天不动赃物”的规矩，其实有时一个星期内也不会动。至于那些不人帮的却是到手即动。
上海南市有个扒手头子，虽然已有四五十岁了，人们还是叫他的小名“阿狗”。
有次军统局书记长唐纵到上海视察工作，在老西门附近下汽车，只走了半条街就把钱包丢掉了。他很着急，因钱包里有一个小笔记本记有很重要的东西。我找到阿狗，第二天便将原物要了回来。唐纵一定要见见这个高明的扒手。阿狗再三恳求，说干这行的最忌“亮相”。我则软硬交施，非要他交出不可。当晚他约我到他家去，介绍他的徒弟和我见面。一见面，竟使我大吃一惊，原来这个高明的扒手竟是一个在中学读书的女学生，只有十多岁。她苦苦央求我不要带她去见唐，我只好回复后说扒手害怕已经跑了。
抗战开始后，情况起了变化。在重庆，除了本地帮的组织还是照样存在，并与侦缉人员有联系外，而上海、南京、武汉等地逃去的“下江帮”，就往往各行其道，所做的案子便不易清查出来。
盗贼人帮落行和拜师，除了希望有伙伴便于办事以及相互照应外，还希望学到本领。抗战前曾横行东南一带大城市的大强盗王胡子（原名王鹤，年老了蓄长须，江湖上一班人都称他为王胡子），便训练了不少本领高强的徒弟，专门偷盗住在高楼大厦里的外国人和豪门巨富。当时英法租界内十几层楼的洋房最上几层的住客常被偷去不少贵重物品和现金，久久不能破案。有一年，龙华寺内的方丈室失窃，被偷的有玉佛和金银法器以及手抄的善本经文。这个庙正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旁边，当时警备司令杨虎又是帮会大头子，一些与杨相识的居士们便把这一情况告诉他，请他早日破案。杨听到后，感到对自己面子太下不去，决心要破此案，否则影响自己的“威信”太大。
我是被指定承办此案的人员之一，接受任务后照例失去出事地点察看。我们在观察中看到，这所庙宇不仅是四面高墙，还有好几层院落，从外面很不易进入。我们都判断是内贼，曾搜遍全寺的每一角落，盘问过不少有嫌疑的和尚，而得不到一点线索。最后发现围墙上的青苔有被人踩过的痕迹，才认定是从外面进来的人干的，都感到此案很棘手。
我们第二步办法，是找了几个惯做“拣露水”（黎明前偷盗的）、“收灯油”（黄昏时挨门而人）和“掀帘子”（半夜挖墙洞）的头子一同去察看，问他们是哪一路的人干出的？他们看后都一直摇头，肯定这是外来专做大生意的能手才有这种本领。他们交不出人来，经我们一再逼迫，其中有个老头想了一下才说看情况不是王胡子也是他的徒弟干的。这老头只晓得王本人业经“洗手”，在杭州西湖边安度晚年，住址还是弄不清。
在无法可想时，我便决定去杭州一趟。当我找杭州公安局局长军统特务赵龙文向他打听王胡子的时候，他马上把王的情况告诉我。原来赵龙文知道王胡子的底细，王已向赵保证他的徒弟不在杭州做生意，所以赵同意王住在那里。当天，赵派了一个督察陪我去找王。在一座相当讲究的别墅式的房子里，我见到一个衣着考究、态度和蔼的老人，从外表上完全看不出这是个江洋大盗。当王胡子听到我说明来意后，他笑着说：“徒儿们太不懂事，惹下乱子，实在抱歉得很。”他答应派人去上海看看，如果是他的徒弟们干的，一定叫他们原物送还，否则也愿帮同想想办法找一找线索。
离开王家，我问陪我去的那个督察，知道杭州还没有出过这样的案子。原来安居在西湖边的豪门权贵的财物，是靠这个老头子在暗中保护的。我回上海的第四天，龙华寺失去的东西已在夜间堆放在方丈室的门口，一样都没有缺少。半年后，我再去杭州又见到王，他只说那件事是他的三个徒弟干的，别的情况他一直没有说出。
抗战期间，我在重庆稽查处当副处长时，稽查处抓到一个偷窃美国大使馆时失风的惯盗。他承认是王胡子的徒弟，我便找他谈了几次，知道王所教出的徒弟，都有一套“翻墙越屋”的本领。外间传说这些人能够“飞檐走壁”，我出于好奇心，叫他表演给我看看，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翻墙越屋主要是依靠一些工具。
他们经常使用的一种工具叫“软竿子”，是用头发或丝线编成比筷子粗点的长绳，一头有金属制成的钩子，抛在墙头上勾住了便可攀缘而上。这种“软竿子”平日可以缠在腰间，不露痕迹。另一种工具叫做“硬竿子”，外形像手杖，内部结构有如照相机的三角架，可以拉长一丈多，一头钩在窗檐边便可顺着爬上去。
他们有一种打碎玻璃推开门窗的办法，即先用划玻璃的金刚钻在玻璃上划出可容手伸进的线框，再用涂好生胶的手帕沾在上面，稍于，轻轻一推，裂开的碎玻璃都沾牢在手帕上，不会落在地上发出声音，这样便可从洞眼里伸手进去把窗上的闩子拉开登堂人室了。
他们偷窃十几层高大洋楼住户的东西，总是白天先混人大楼内找地方躲起来，夜晚从顶楼垂绳而下，去到他们看中的住户行窃。所以越高的楼房总是最上几层容易被盗，因为这种地方不宜由下向上爬，只能从上而下，东西盗走后可从原路回去，亦可从房里开门逃走。许多不了解这种情况的人，往往以讹传讹，认为盗贼能从楼下飞跃到高层楼房上去，把他们说得有了不起的本领。
一些走江湖闯码头的盗贼，虽然不落帮，但还是有线索可寻，因为很少能够单干而不需要伙伴的。像这些有本领的飞贼，当他们进行偷盗时，往往有一两人给他们“把风”。如果这时正遇到巡逻的警察等经过时，把风的人则用事先约定的方法通风报信，一方面引起做案盗贼的警惕，另一方面则分散警察的注意力。
“远贼必有近巢”。不管从什么地方来的盗贼，总得找地方住宿。他们偷到了东西，也得找出路而不是留下自己使用。过去许多大城市都有一种黑市，大都是在天不亮时点灯做交易。许多盗贼偷来的物品就在这些地方脱手，侦缉人员便是从这些地方去找线索。许多窝藏盗贼的窝主，他们既代售赃物，同时又是侦缉人员的耳目，因为他们平日需要得到侦缉人员的包庇才能从事这门行当。遇到非破不可的案件，他们也得帮助找线索，所以能在相互利用下存在下去。
我过去亲自承办过许多案件，当时都是以所谓破案神速，而被人称为“名探”。
实际上说穿不值一笑，很多是由于巧合或偶然的机会碰上的。这里我只举两三件简略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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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国民党的一个师长梁华盛，有次到南京开会后一个人溜到上海去玩。
他在火车上认识一个衣着华贵的美艳少妇，举止阔绰，带有女仆两名和许多行李。
到站时，又有新型汽车来迎接这名妇女，梁华盛以为她是什么达官贵人的家属。当她邀梁上汽车答应先送他回家去的时候，梁说自己还没有决定住什么旅馆，她便请梁到她家去，把梁安置在客房内。第二天，梁醒来发觉随身携带的皮包不见了，这个屋子里的主人和仆人都不在，才知上了圈套。梁急忙找当时京沪杭铁路局警察署长吴乃宪。吴曾担任过军统上海区长，和梁是黄埔一期同学。吴找我帮忙，说梁的皮包内除有七千多元现款外，还有许多重要文件，非替他找回不可。我和梁一同去他住过一夜的地方查看，得知这是一所白俄开的公寓，原来租房的女客只付过一个月的租金，已快满期，所有家具都是租用的，留下的几只箱子都装了破烂，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梁焦急万分，再三请我帮忙，我口头虽答应下来，却毫无把握。
我先找了几个专在京沪铁路上“跑轮子”的窃盗盘问。他们听我说了这个女人的面貌特征和当天情况后，都说不认识。我又找了那个地段的“地头蛇”查询，他们也不了解。最后我只有用“守株待兔”的办法。
原来上海老北门一条小弄堂里有一座财神庙，这个“财神”是专门为所有在上海操皮肉生涯和干坏事的女人供奉的。庙祝王某，是我的眼线。每逢初一十五，妓女大都要来进香求神。有的女“拆白党”在取得财喜之后，更要来还愿。那天去的人很少，我有机会从王某的房内看清每一个去烧香的人。我一直等到下午，还没有看到梁华盛所讲的那个模样的少妇来烧香还愿。我正准备走的时候，发现有个穿得非常朴素的女人向神龛前的钱柜内投了两块银元，立刻引起我的好奇心。我借故走近她的身旁，发现梁所说的唯一特征，右耳边有两颗黑痣。我便等她烧完香后跟着出来，转了两个弯，又看到梁所说的一辆新型司蒂倍克小轿车停在那里等她。当她正准备上车时，我将她逮捕，连车一同驶回侦察大队。一经讯问，她立刻供出有关同党。我将她的同党先后捕到，并追出梁的皮包和七千多元现款。当时梁感到能如此迅速破案追回原物大为惊奇，我也瞎吹一阵。实际上却是毫不费力，而是对方自投罗网。
抗战前曾轰动一时的另一件大案，上海不少小报都以“破案神速”而大肆吹嘘过。有一艘木船从安庆装了土特产品准备驶往上海，开船的头天晚上被国民党某部逃兵两人，勾结专做水上抢劫生意的惯盗三人，半夜冒充检查，将船老板全家五口和三名船工杀死抛人江中。这五名盗匪做案后将船开往上海停靠十六铺码头，准备将货物脱手后逃走。我带队将这五个匪徒逮捕，从案件发生到破案不到四十八小时。
说来真是凑巧，我在水上并没有眼线，破获此案不过是“瞎猫捉耗子”碰上了。
原来，那只木船的老板有个亲戚熊某，与我有过些关系。熊某那次顺便搭这条船来上海，匪徒们上船作案时他正下船去找人，回船时恰巧看到有人上船，并听到嘈杂声音。他一看这情况知道不妙，便躲在暗处观看动静，不久就看到那船解缆向上海航行，他便乘车连夜赶到上海。天刚亮，他发现这条船向码头行驶，船上的人一个也不认识，知道出了事。他看到船停在十六铺码头立即打电话告诉我，我就这样把这案轻易地破获了。
侦缉人员在向人谈起破案经过时，从来不提是靠什么眼线提供线索的。这一方面是故意显示自己的本领，另一方面凡是当眼线的都害怕匪徒报复，也不愿别人知道他。因为这些人是没有什么保障的，随时都可被匪徒们的同党杀害。这次破案后，我只从那一船无主的货物中，提出十分之一还不到的钱给这个眼线，他也就很满足了。船上的财物照例是主办人得一半，另外的一半归承办的有关人员瓜分。谁也不会去管被害的“苦主”家属了。
我在上海几年中，也遇到过一些非常棘手的大案了，如上海邮政总局一次被抢去现金四万多元。此案当时轰动全国，我和许多侦缉人员奉令限期破案。这件案子虽发生在公共租界的北四１；！路，但邮政总局却不属于租界警权保护范围之内。抢劫犯共有四五人，趁邮局向银行解缴现金时，将盛有现金四万多元的几个邮包抢走，还当场打死一个看门的人，乘着一辆抢来的出租汽车逃逸。我们后来发现这辆汽车被遗弃在沪西郊外，是匪徒先去租一辆汽车，将车驶往郊区后即将司机拘禁捆绑在一间小草房内，由一人看守，事成之后再把汽车开往该处通知看守人逃走，将车抛弃。
我和许多人研究案情后，断定被打死的看门人是个内线，当他给匪徒指明盛满现钞的邮包后，正准备与匪徒们一同上车逃走时，警铃与警笛狂呜，匪徒不愿停车，又怕留下他会供出其他的人，便发枪两响将其击毙。我们查明，这个看门人原籍苏北盐城，匪徒遗下的弹壳是驳壳枪弹，因此推断这个案子是苏北帮的土匪干的。因为上海帮的盗匪一般都爱用小手枪而不用驳壳枪。这是因为在大城市内作案使用小手枪便于携带、隐藏，而在外地作案则要求射程远、威力大，所以大都爱用驳壳枪。
我奉命带着三名老探员去苏北侦察，从上船起就和帮会取联系。老探员有一套办法，一上船就能找到帮会关系，到一个小地方住旅店也是这样。他们最引人注意的手法是把手提箱等向地上一放，从身上掏出手铐，一头把行李锁上，一头锁在固定的东西上。这样一锁之后，便毫不在乎地走开，一会就会有人来代为照料，回来时便会自动来打招呼。他们住旅店锁房门也是用手铐，所以一路上到处都可以与地头蛇取上联系。我当时还很担心这样明目张胆地出门办案会泄漏身份，他们却满不在乎。经过一个多月，跑了苏北几个县以后，居然找到线索而将此案破获，追回三万多元。这主要是通过各县帮会分子提供线索。因为这些盗匪抢到几万元巨款回到家乡后便大肆挥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样辗转相传，我们才能根据这些线索找到有关匪犯。
我在常德警备司令部和洞庭湖警备司令部任稽查处长期间，常德城区很少发生大的抢劫案，而四乡及附近集镇却不断发生大小案件。在前后三年中，我都是依靠稽查处第一组组长胡葆文与惯匪有勾结，才保住城区不出大案。这个胡葆文被人叫做“葆哥”的组长，专门窝藏盗匪坐地分赃。这些抢劫乡镇的惯匪，做案之后每每住在他家。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装聋作哑，不去拆穿他，只要城内不出事便可交代得过去了。
有次军政部官员的家属所乘木船在桃源附近被匪搜劫，抢去不少黄金和贵重物品，军政部严令限期破案。我听说这些抢匪都住在胡葆文家中，由于案情重大，被劫的是军政部官员的家属，不能像对待一般商民一样应付敷衍，便决定要破案。有天晚上我亲自带人去胡家，正碰上胡和几个人在大吃大喝。他一见我去，知道已走漏风声，便向我提出条件，为匪徒们说情，答应交出两个人和退还一部分赃物。我考虑再三，为了希望以后不在城内出事，也只好同意不办主犯，由他们交出两个从犯来顶替。他们交出的两个“匪徒”，我一问，原来是两个农民，因为无衣无食被雇去搬运赃物，每人只得到十元，便作为“替罪羊”被处死刑，这件案子便这样算是破获了。像这一类侦探与盗匪合伙破获的案件，我亲自处理和听到的还很多，这里就不再多举。
侦缉人员也曾采用过一些西洋的所谓“科学办法”，在许多侦缉机关里设立指纹、法医、警犬、理化、检验等机构，以利于案件的破获。但是这些从外国学来的东西，每每由于主管人员的调动也随之变更。留德的主张采用德国办法，留意、留日、留美的又主张采用自己学过的一套，甚至连一个指纹究竟应采用亨利爱德华式或白脱里式也始终不能统一，各地都是自己各搞一套。许多老侦探对这些新鲜玩意更是毫无兴趣。我过去虽然也提倡采用洋办法，实际上，我搞这项工作约有十年，破获的案件数以百计，很少是用这些办法破案的，主要还是靠老一套经验和无数的眼线。
过去侦缉人员办案，很少依靠指纹。这是由于一般人对现场保护缺乏常识，每次发生凶杀或重大窃盗案，还不待侦缉人员到场，事主家属和看热闹的人早把现场弄得很混乱，往往在一件遗留的凶器上沾满了新的指纹，而把凶手的指纹破坏了。
如果凭这种指纹去找凶手，十有九回不可靠。加以反动政府的治安机关中，没有建立系统的指纹机构，也没有大量的资料可以核对，所以等于虚设。
最可笑的是抗战胜利后，美国为帮助反动派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赠送的一些所谓科学的刑事器材，试用结果说明，它也只能成为点缀品。我亲自看到使用美国审讯用的“测谎侦察器”去审讯窃盗嫌疑犯，十多人中没有一个问对了的。而老侦探们那种审讯办法，只要对那些惯窃们劈头问上几句黑话，对方便立刻和盘托出，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我第一次按照一般审讯程序去问一个窃犯时，除了问出姓名年龄籍贯等外，其余都不得要领，怎样也问不出来。这时在旁边看热闹的一个老侦缉人员走到他身边，提起他一只耳朵用江湖黑话问了他几句，他立刻改变态度老实招供了。
我曾和上海法租界管理政事部侦探处长饶伯泽和侦探长普来西会同办过一些刑事案件，这两人都是巴黎有名的老侦探。他们在讯问嫌疑犯时，开始还照他们在法国老一套方式，一边问一边迅速用打字机把问答的要点打在纸上。最后他们问不下去了，总是照例伸伸懒腰不耐烦地把犯人交给中国籍的部下去刑讯。一顿拷打之后，等犯人供出了案情，他们才继续接下去问。
反动政府的各级侦缉机关，有些成立虽有很长时间，可是一直到全国解放前都还是用那套腐朽陈旧的老办法。
在旧社会里，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侦缉人员对待那些被他们认为触犯法律刑章的人，随心所欲地处理而不会有人过问。反动政府也曾假仁假义地颁布过皇皇明令，禁止对犯人施用肉刑拷问，法院也不收被打得皮开肉绽的犯人。有些受过刑的人被送到法院后控告侦缉人员对他酷刑逼供，法院照例传讯这些被告去质询。我在上海便经常为了打伤犯人而被法院传讯，但这完全是一套官样文章，传讯由他传讯，酷刑照样施行，反正去了法院也只是说说不能使用肉刑，可是从来也没有因为这些事而当庭扣押过侦缉人员。相反，法院有时遇到重大案件没有办法，却以发交侦缉机关侦讯为名，交给侦缉人员去用酷刑逼供。一九四七年，孙科在上海哥伦比亚路二十二号的公馆失窃，为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七大队长肖复权破案后，窃犯移送法院后反供。因事关院长大人公馆发生窃案问题，法院不能不认真处理，以求讨好院长。法院不便自己动刑，便发还原办单位复审。肖复权把这些翻供的窃犯重重地痛打一顿之后，再送法院去时，果然不再翻供了。
在解放之前，治安机关对犯人施用肉刑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被认为是公开的“官刑”。其实，在这些官刑以外，还有许多侦缉人员暗中采用的惨无人道的私刑。
他在火车上认识一个衣着华贵的美艳少妇，举止阔绰，带有女仆两名和许多行李。
到站时，又有新型汽车来迎接这名妇女，梁华盛以为她是什么达官贵人的家属。当她邀梁上汽车答应先送他回家去的时候，梁说自己还没有决定住什么旅馆，她便请梁到她家去，把梁安置在客房内。第二天，梁醒来发觉随身携带的皮包不见了，这个屋子里的主人和仆人都不在，才知上了圈套。梁急忙找当时京沪杭铁路局警察署长吴乃宪。吴曾担任过军统上海区长，和梁是黄埔一期同学。吴找我帮忙，说梁的皮包内除有七千多元现款外，还有许多重要文件，非替他找回不可。我和梁一同去他住过一夜的地方查看，得知这是一所白俄开的公寓，原来租房的女客只付过一个月的租金，已快满期，所有家具都是租用的，留下的几只箱子都装了破烂，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梁焦急万分，再三请我帮忙，我口头虽答应下来，却毫无把握。
我先找了几个专在京沪铁路上“跑轮子”的窃盗盘问。他们听我说了这个女人的面貌特征和当天情况后，都说不认识。我又找了那个地段的“地头蛇”查询，他们也不了解。最后我只有用“守株待兔”的办法。
原来上海老北门一条小弄堂里有一座财神庙，这个“财神”是专门为所有在上海操皮肉生涯和干坏事的女人供奉的。庙祝王某，是我的眼线。每逢初一十五，妓女大都要来进香求神。有的女“拆白党”在取得财喜之后，更要来还愿。那天去的人很少，我有机会从王某的房内看清每一个去烧香的人。我一直等到下午，还没有看到梁华盛所讲的那个模样的少妇来烧香还愿。我正准备走的时候，发现有个穿得非常朴素的女人向神龛前的钱柜内投了两块银元，立刻引起我的好奇心。我借故走近她的身旁，发现梁所说的唯一特征，右耳边有两颗黑痣。我便等她烧完香后跟着出来，转了两个弯，又看到梁所说的一辆新型司蒂倍克小轿车停在那里等她。当她正准备上车时，我将她逮捕，连车一同驶回侦察大队。一经讯问，她立刻供出有关同党。我将她的同党先后捕到，并追出梁的皮包和七千多元现款。当时梁感到能如此迅速破案追回原物大为惊奇，我也瞎吹一阵。实际上却是毫不费力，而是对方自投罗网。
抗战前曾轰动一时的另一件大案，上海不少小报都以“破案神速”而大肆吹嘘过。有一艘木船从安庆装了土特产品准备驶往上海，开船的头天晚上被国民党某部逃兵两人，勾结专做水上抢劫生意的惯盗三人，半夜冒充检查，将船老板全家五口和三名船工杀死抛人江中。这五名盗匪做案后将船开往上海停靠十六铺码头，准备将货物脱手后逃走。我带队将这五个匪徒逮捕，从案件发生到破案不到四十八小时。
说来真是凑巧，我在水上并没有眼线，破获此案不过是“瞎猫捉耗子”碰上了。
原来，那只木船的老板有个亲戚熊某，与我有过些关系。熊某那次顺便搭这条船来上海，匪徒们上船作案时他正下船去找人，回船时恰巧看到有人上船，并听到嘈杂声音。他一看这情况知道不妙，便躲在暗处观看动静，不久就看到那船解缆向上海航行，他便乘车连夜赶到上海。天刚亮，他发现这条船向码头行驶，船上的人一个也不认识，知道出了事。他看到船停在十六铺码头立即打电话告诉我，我就这样把这案轻易地破获了。
侦缉人员在向人谈起破案经过时，从来不提是靠什么眼线提供线索的。这一方面是故意显示自己的本领，另一方面凡是当眼线的都害怕匪徒报复，也不愿别人知道他。因为这些人是没有什么保障的，随时都可被匪徒们的同党杀害。这次破案后，我只从那一船无主的货物中，提出十分之一还不到的钱给这个眼线，他也就很满足了。船上的财物照例是主办人得一半，另外的一半归承办的有关人员瓜分。谁也不会去管被害的“苦主”家属了。
我在上海几年中，也遇到过一些非常棘手的大案了，如上海邮政总局一次被抢去现金四万多元。此案当时轰动全国，我和许多侦缉人员奉令限期破案。这件案子虽发生在公共租界的北四１；！路，但邮政总局却不属于租界警权保护范围之内。抢劫犯共有四五人，趁邮局向银行解缴现金时，将盛有现金四万多元的几个邮包抢走，还当场打死一个看门的人，乘着一辆抢来的出租汽车逃逸。我们后来发现这辆汽车被遗弃在沪西郊外，是匪徒先去租一辆汽车，将车驶往郊区后即将司机拘禁捆绑在一间小草房内，由一人看守，事成之后再把汽车开往该处通知看守人逃走，将车抛弃。
我和许多人研究案情后，断定被打死的看门人是个内线，当他给匪徒指明盛满现钞的邮包后，正准备与匪徒们一同上车逃走时，警铃与警笛狂呜，匪徒不愿停车，又怕留下他会供出其他的人，便发枪两响将其击毙。我们查明，这个看门人原籍苏北盐城，匪徒遗下的弹壳是驳壳枪弹，因此推断这个案子是苏北帮的土匪干的。因为上海帮的盗匪一般都爱用小手枪而不用驳壳枪。这是因为在大城市内作案使用小手枪便于携带、隐藏，而在外地作案则要求射程远、威力大，所以大都爱用驳壳枪。
我奉命带着三名老探员去苏北侦察，从上船起就和帮会取联系。老探员有一套办法，一上船就能找到帮会关系，到一个小地方住旅店也是这样。他们最引人注意的手法是把手提箱等向地上一放，从身上掏出手铐，一头把行李锁上，一头锁在固定的东西上。这样一锁之后，便毫不在乎地走开，一会就会有人来代为照料，回来时便会自动来打招呼。他们住旅店锁房门也是用手铐，所以一路上到处都可以与地头蛇取上联系。我当时还很担心这样明目张胆地出门办案会泄漏身份，他们却满不在乎。经过一个多月，跑了苏北几个县以后，居然找到线索而将此案破获，追回三万多元。这主要是通过各县帮会分子提供线索。因为这些盗匪抢到几万元巨款回到家乡后便大肆挥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样辗转相传，我们才能根据这些线索找到有关匪犯。
我在常德警备司令部和洞庭湖警备司令部任稽查处长期间，常德城区很少发生大的抢劫案，而四乡及附近集镇却不断发生大小案件。在前后三年中，我都是依靠稽查处第一组组长胡葆文与惯匪有勾结，才保住城区不出大案。这个胡葆文被人叫做“葆哥”的组长，专门窝藏盗匪坐地分赃。这些抢劫乡镇的惯匪，做案之后每每住在他家。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装聋作哑，不去拆穿他，只要城内不出事便可交代得过去了。
有次军政部官员的家属所乘木船在桃源附近被匪搜劫，抢去不少黄金和贵重物品，军政部严令限期破案。我听说这些抢匪都住在胡葆文家中，由于案情重大，被劫的是军政部官员的家属，不能像对待一般商民一样应付敷衍，便决定要破案。有天晚上我亲自带人去胡家，正碰上胡和几个人在大吃大喝。他一见我去，知道已走漏风声，便向我提出条件，为匪徒们说情，答应交出两个人和退还一部分赃物。我考虑再三，为了希望以后不在城内出事，也只好同意不办主犯，由他们交出两个从犯来顶替。他们交出的两个“匪徒”，我一问，原来是两个农民，因为无衣无食被雇去搬运赃物，每人只得到十元，便作为“替罪羊”被处死刑，这件案子便这样算是破获了。像这一类侦探与盗匪合伙破获的案件，我亲自处理和听到的还很多，这里就不再多举。
侦缉人员也曾采用过一些西洋的所谓“科学办法”，在许多侦缉机关里设立指纹、法医、警犬、理化、检验等机构，以利于案件的破获。但是这些从外国学来的东西，每每由于主管人员的调动也随之变更。留德的主张采用德国办法，留意、留日、留美的又主张采用自己学过的一套，甚至连一个指纹究竟应采用亨利爱德华式或白脱里式也始终不能统一，各地都是自己各搞一套。许多老侦探对这些新鲜玩意更是毫无兴趣。我过去虽然也提倡采用洋办法，实际上，我搞这项工作约有十年，破获的案件数以百计，很少是用这些办法破案的，主要还是靠老一套经验和无数的眼线。
过去侦缉人员办案，很少依靠指纹。这是由于一般人对现场保护缺乏常识，每次发生凶杀或重大窃盗案，还不待侦缉人员到场，事主家属和看热闹的人早把现场弄得很混乱，往往在一件遗留的凶器上沾满了新的指纹，而把凶手的指纹破坏了。
如果凭这种指纹去找凶手，十有九回不可靠。加以反动政府的治安机关中，没有建立系统的指纹机构，也没有大量的资料可以核对，所以等于虚设。
最可笑的是抗战胜利后，美国为帮助反动派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赠送的一些所谓科学的刑事器材，试用结果说明，它也只能成为点缀品。我亲自看到使用美国审讯用的“测谎侦察器”去审讯窃盗嫌疑犯，十多人中没有一个问对了的。而老侦探们那种审讯办法，只要对那些惯窃们劈头问上几句黑话，对方便立刻和盘托出，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我第一次按照一般审讯程序去问一个窃犯时，除了问出姓名年龄籍贯等外，其余都不得要领，怎样也问不出来。这时在旁边看热闹的一个老侦缉人员走到他身边，提起他一只耳朵用江湖黑话问了他几句，他立刻改变态度老实招供了。
我曾和上海法租界管理政事部侦探处长饶伯泽和侦探长普来西会同办过一些刑事案件，这两人都是巴黎有名的老侦探。他们在讯问嫌疑犯时，开始还照他们在法国老一套方式，一边问一边迅速用打字机把问答的要点打在纸上。最后他们问不下去了，总是照例伸伸懒腰不耐烦地把犯人交给中国籍的部下去刑讯。一顿拷打之后，等犯人供出了案情，他们才继续接下去问。
反动政府的各级侦缉机关，有些成立虽有很长时间，可是一直到全国解放前都还是用那套腐朽陈旧的老办法。
在旧社会里，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侦缉人员对待那些被他们认为触犯法律刑章的人，随心所欲地处理而不会有人过问。反动政府也曾假仁假义地颁布过皇皇明令，禁止对犯人施用肉刑拷问，法院也不收被打得皮开肉绽的犯人。有些受过刑的人被送到法院后控告侦缉人员对他酷刑逼供，法院照例传讯这些被告去质询。我在上海便经常为了打伤犯人而被法院传讯，但这完全是一套官样文章，传讯由他传讯，酷刑照样施行，反正去了法院也只是说说不能使用肉刑，可是从来也没有因为这些事而当庭扣押过侦缉人员。相反，法院有时遇到重大案件没有办法，却以发交侦缉机关侦讯为名，交给侦缉人员去用酷刑逼供。一九四七年，孙科在上海哥伦比亚路二十二号的公馆失窃，为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七大队长肖复权破案后，窃犯移送法院后反供。因事关院长大人公馆发生窃案问题，法院不能不认真处理，以求讨好院长。法院不便自己动刑，便发还原办单位复审。肖复权把这些翻供的窃犯重重地痛打一顿之后，再送法院去时，果然不再翻供了。
在解放之前，治安机关对犯人施用肉刑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被认为是公开的“官刑”。其实，在这些官刑以外，还有许多侦缉人员暗中采用的惨无人道的私刑。
一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人权的侦缉人员，对那些被他们看来比普通人要低几等的盗匪，就更可随心所欲爱怎么就怎么了。
抗战前我在上海时，抓到一个专门在京沪铁路上偷头等卧车旅客行李的惯盗。
他犯一次案，就使我们头痛一次。因为当时乘头等卧车的旅客，大都是南京政府的达官贵人，这些人哪怕丢了一件小东西，都是小题大做非叫破案不可。我们抓到这个人送往法院服刑几个月出狱后，他又重操旧业。有次我和我的助手陈金标第三次抓到他（他在南翔火车站附近偷了国民党一个到上海度周末的中央委员的皮包），我便和陈金标研究，这回不再送他到法院，也不带回机关，决定把他带到郊外好好收拾他一下。
我们在一个小茶馆坐到天黑以后，才将他带到一处僻静的麦田边，他以为我们要杀掉他，跪下去向我们求饶。陈金标便将他按倒在地，问他要死还是要活。他当然要活，陈和我便向他提出，要活就不准他再吃这行饭。他答应了，以为没事，结果是被我们用一把锋利的小刀将他的脚筋割断一根。当他痛晕过去时，我们才将手铐解开，把他丢在那里。这个终身成为残废的人，我们以后虽然没有再看到过，可是京沪路上偷头等卧车旅客行李的案子却仍是照样经常发生，并不因我们施用过这种残暴的私刑而使达官贵人不再丢东西。
抗战期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在重庆马路上被人扒去钢笔不久，美国特务头子、中美合作所参谋长贝乐利在胜利大厦门口也被人从裤袋里摸走了一个小皮夹。据他自己说，这个小皮夹还是用链条拴在裤腰上的，这就更增添了这案的神秘色彩。戴笠得到贝乐利的通知后，自然又大发脾气，认为给他丢了脸，不识相的扒手敢在他主子身上动手，这还了得。当天晚上戴笠把我找去，写了一个限三天破案的手今，叫我亲自送给侦缉大队长李连福。李接到这张手令，听到我谈出的情况，也和我一样认为这是个手法很高明的外地来的老手干的，不易找到线索。
三天过去，抓到的嫌疑犯近百人，但仍毫无线索。戴笠一面打电话责骂李连福，一面派我去侦缉大队催促。半个月以后，侦缉队员在一品场抓到一个重大嫌疑犯，从这人身上抄出五张一百元的美钞，与贝乐利失去六张一百元的美钞相近。经一顿严刑拷问之后，这人供出美钞是从另一个人手中购来。经我们辗转追查，最后总算找到这个出售六张一百元美钞的人犯，并追出了他扔在水沟内的皮夹和戴笠赠送给贝乐利的刻有中国名字的象牙图章等。李连福对这个窃贼恨得咬牙切齿，说一定要叫他知道李某的狠处。
我听后曾私下问李，还有什么狠处？他告诉我，抗战前他在北平当侦缉队长时，对这种惯窃有一套制服的办法。他说，在这些惯窃刑满释放以后，抓来处以私刑，或不送交法院判刑即采用私刑来对付。李连福告诉我，这些私刑，轻的是把惯窃面部用利刃划一道或两道伤口，愈后也无法遮掩，侦缉人员随时可以监督或逮捕他们；重的是毁伤肢体，使之成为残废。我为了搜集这类资料，事后曾问他对偷窃贝乐利皮夹的人是怎么处理的？他告诉我，是由他亲自带了两个人把这个窃犯的右手中指和食指用石块把骨节砸碎，使他再不能吃这门饭了。因为当扒手的主要是靠这两个指头才能偷窃，这两个指头残废以后，再有本领的惯窃也无法施展其伎俩。
这种残暴的私刑，当时各地都有。我曾问过在兰州当侦缉队长的许忠五（以后当重庆侦缉大队长Ｘ知道他也曾把一些不人帮的外来惯窃抓到后，将耳朵上部或下部削去一块以便辨别。陈志强在西安当侦缉队长时，还曾把一个专偷大官豪绅东西的惯窃用石灰将其两眼弄瞎。贵阳侦缉队邱队长、昆明刑警队长周百先，也都是爱采用私刑的，也曾把一些不听话的惯窃打成残废。这些人在向我谈到这种暴行时还非常得意，认为这是一种最好的办法。但尽管如此，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里，达官权贵的贵重物品还是经常被盗窃，井没有因为这些官刑、私刑而使人不再去铤而走险。
谋财害命，是人们深恶痛绝的罪行，无不要求绳之以法。但侦缉人员却每每利用职权任意杀人取财。当他们抓到有些赃物很贵重的盗匪，为了私自吞没这些东西，往往采用灭绝人性的办法把这些论罪不应死的盗匪私自杀害，而加上一个“持械拒捕，当场格毙”，或“追捕误毙”的罪名，以了结案件。抗战前我在上海时，与上海公安局侦缉总队长卢英和他的几个得力部下如董德明、沈文达、尤汉文、巫克忠、李筱宝等常在一起，他们曾向我介绍过这种杀人的经验。军统特务虽然没有将这些办法用在对待盗匪上面，却曾把学到的这些办法去杀害过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民主人士（具体情况已写在《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一文中）。
旧社会的侦缉人员利用职权鱼肉人民，危害之大是非常惊人的。我从事这项兼职前后十年多，见过的和听到的有关这些人的罪行真是数不胜数，现择要略述几件。
抗战前，我在上海认识法租界一个叫顾纪生的老侦探。他死后，因他外甥与养子打官司争夺遗产，才知道他竟积蓄了四十多万元的资财。当报上公布这件事后，许多人大吃一惊。这个月薪不到六十元的探目，二三十年中竟弄到这么多钱。
原来，他除了侦缉人员一般常用的包娼包赌包毒，以及坐地分赃和敲诈勒索等办法搞钱外，还经常用栽赃诬陷弄得许多人倾家荡产。他养了一些盗贼，如看中某家有钱人或商店，便先叫人拿些物美价廉的东西卖给这些人家，过几天他便把他养的窃盗用手铐铐着，一直带到这些人家去取赃。这些人家或商店既然贪图小便宜买了小偷的东西，侦缉人员一去自然能把这些东西找到。这样，他们便硬指这些人家是收藏盗贼赃物的“窝主”。旧社会办案不讲是非，“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何况有人证物证，更是有口难分。
顾纪生进行敲诈勒索，专门选择那些在上海社会关系少的人作为对象。例如法大马路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刚死不久，这个店的老板娘继续经营下去。顾便勾结一个店伙，向顾所养的窃盗购进几次黑货。等一切部署好以后，顾便带人去搜查，将老板娘抓走，最后弄得这个老板娘变成了神经病，他慢慢地把这个商店弄成了他的。
又如先前在外省当县长搜刮人民血汗，后来到上海当了寓公的一对老夫妇，在吕班路底买了一座小洋房。顾利用这家人布置房屋时，叫人卖了些便宜东西给这个老头，其中有一个小保险柜。顾便和法籍探长勾结，、将老头逮捕，硬说这个保险柜是他从某处盗来的，内有多少贵重物品被其吞没，一定要赔出来才能释放。这个在上海无亲无友的老头，最后被逼得把所有搜刮来的造孽钱全部被他们弄得干干净净，并无可奈何地离开上海。顾依靠和法国租界捕房勾结，专干这类勾当，不到十年，便拥有十多处房地产，以后便经营地皮生意。如果不是他的养子与外甥为争夺遗产闹到法院去，这个内幕还不会公开出来。其实，在旧社会里，类似顾纪生这样凶狠毒辣的人又何止一个。
至于侦缉人员蔑视人权，任意殴打无辜人民，对被他们认为是嫌疑犯的人随意施加酷刑，更是被看成是“合法”的。我因长期兼任军统所办的特务训练班行动术教官，为了讲行动术中刑讯这一课目，搜集过各种肉刑的资料。后来军统特务把许多身体结实的“罪犯”当作试验品，进行种种实验，看一个人究竟能经受住多少种刑，每一种刑可以在人体上施用多久。军统特务仔细观察并将情况详细纪录下来作为教材。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比野兽都不如，野兽虽吃人但还不懂得折磨人。
我在重庆稽查处任副处长兼督察长时，有天去朝天门水上稽查所视察工作，看到稽查员抓到一个被指为偷窃军米的所谓嫌疑犯。这是一个身体非常结实的码头搬运工人，只在他口袋内搜出一些从地上扫起来的军米，按照一般情况也只是责骂一顿或抽几个耳光，让他把拾到的军米归还便可了事。稽查员把他押上汽车带回稽查处，便以彻底追查历来军米失窃的原因为名，叫几个专门行刑的稽查员对他进行刑讯，我在旁边观察。稽查员先把他两手反背，将两个大拇指吊起来，使身体离地，全身重量都悬在两个指头上。经过四个多小时，这人晕了过去，才用冷水将他浇醒。
这之后，侦缉人员继续使用了老虎凳、踩杠子等七八种酷刑，都－一作成记录。这主要是作“实验”，不是在追查什么，所以任他乱叫乱供也还是一套又一套的施用各种酷刑。后来看到他已着实经受不住了，才从他胡乱供出的一些情况中抓了三个人，并继续用这三个人作了三天的实验，才结束这场暴行。
我当重庆侦缉大队长时，侦缉人员经常把许多小偷当作酷刑的实验品。军统特务班的学生也拿这些人当作“活教材”，练习使用酷刑的方法和观察效果，以便将来用到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身上。这些被用来作为实验的盗窃犯或嫌疑犯，在饱受各种灭绝人性的刑法以后，即使残废，也只好自认倒霉；如果想去告发也无门路，反正是官官相护。偶尔有个别不怕事的敢于那么做，便会５；来杀身之祸，侦缉人员可用各种借口把他再度逮捕进行更毒辣的酷刑。
抗战前我在上海认识一个在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当华探的朗祖荫，这人凶暴异常，动辄把人打伤。他一惯依仗外国人的势力在租界横行霸道，有次一脚把一个人力车夫踢个半死。这个人力车夫回到家去不久就真的死去了，他临死前告诉自己的妻子，一定要为他报仇。他妻子在他死后便去公共租界特区法院叫冤，法院还没有接受她的诉状，就被朗祖荫带着几个流氓痛打了一顿。这个坚强不屈的女人，第二天还是去告，又被阻止。当晚，朗就带人把她投入黄浦江中，本打算把她淹死，结果被渔船救起。她第三次还是去告，这才引起法院的注意，传她去问明情况，并传朗到庭质问。法院传了三次，朗都抗传不到。社会上一些有正义感的人士支援她，结果法院只好呈报司法部转外交部与公共租界交涉。当时反动政府外交部哪会为这种小事去麻烦洋人，最后还是拖了下去，没有下文。
抗战期间，玩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黄加持与湘西土匪勾结，土匪头子送他一副用人皮制的马鞍。据说这副人皮是黄的一个仇人的，黄勾结土匪杀了他。土匪为了讨好黄，便将这人的皮剥下做成马鞍。如果不是黄拿出这东西给我看过，我也不会相信有这等残酷的事。
至于一些侦缉人员任意强占人家妻女财产诬良为盗更是多得不胜枚举。如重庆稽查处侦察大队的吴ＸＸ，看中一个司机的妻子，便把这个司机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陷害而达到了强占其妻的目的。稽查处社会侦察组组员车重光害死重庆冉家巷一个小型饼干厂的老板后，把他妻子财产一起霸占了。侦察大队队员李虎臣害死一个澡堂老板，把这个澡堂据为己有。像这一类的事实在太多，我就不再列举。总之，过去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租界，设立各式各样侦缉机构，无数人民受其毒害，我这里所写出的还只是有限的一部分。
抗战前我在上海时，抓到一个专门在京沪铁路上偷头等卧车旅客行李的惯盗。
他犯一次案，就使我们头痛一次。因为当时乘头等卧车的旅客，大都是南京政府的达官贵人，这些人哪怕丢了一件小东西，都是小题大做非叫破案不可。我们抓到这个人送往法院服刑几个月出狱后，他又重操旧业。有次我和我的助手陈金标第三次抓到他（他在南翔火车站附近偷了国民党一个到上海度周末的中央委员的皮包），我便和陈金标研究，这回不再送他到法院，也不带回机关，决定把他带到郊外好好收拾他一下。
我们在一个小茶馆坐到天黑以后，才将他带到一处僻静的麦田边，他以为我们要杀掉他，跪下去向我们求饶。陈金标便将他按倒在地，问他要死还是要活。他当然要活，陈和我便向他提出，要活就不准他再吃这行饭。他答应了，以为没事，结果是被我们用一把锋利的小刀将他的脚筋割断一根。当他痛晕过去时，我们才将手铐解开，把他丢在那里。这个终身成为残废的人，我们以后虽然没有再看到过，可是京沪路上偷头等卧车旅客行李的案子却仍是照样经常发生，并不因我们施用过这种残暴的私刑而使达官贵人不再丢东西。
抗战期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在重庆马路上被人扒去钢笔不久，美国特务头子、中美合作所参谋长贝乐利在胜利大厦门口也被人从裤袋里摸走了一个小皮夹。据他自己说，这个小皮夹还是用链条拴在裤腰上的，这就更增添了这案的神秘色彩。戴笠得到贝乐利的通知后，自然又大发脾气，认为给他丢了脸，不识相的扒手敢在他主子身上动手，这还了得。当天晚上戴笠把我找去，写了一个限三天破案的手今，叫我亲自送给侦缉大队长李连福。李接到这张手令，听到我谈出的情况，也和我一样认为这是个手法很高明的外地来的老手干的，不易找到线索。
三天过去，抓到的嫌疑犯近百人，但仍毫无线索。戴笠一面打电话责骂李连福，一面派我去侦缉大队催促。半个月以后，侦缉队员在一品场抓到一个重大嫌疑犯，从这人身上抄出五张一百元的美钞，与贝乐利失去六张一百元的美钞相近。经一顿严刑拷问之后，这人供出美钞是从另一个人手中购来。经我们辗转追查，最后总算找到这个出售六张一百元美钞的人犯，并追出了他扔在水沟内的皮夹和戴笠赠送给贝乐利的刻有中国名字的象牙图章等。李连福对这个窃贼恨得咬牙切齿，说一定要叫他知道李某的狠处。
我听后曾私下问李，还有什么狠处？他告诉我，抗战前他在北平当侦缉队长时，对这种惯窃有一套制服的办法。他说，在这些惯窃刑满释放以后，抓来处以私刑，或不送交法院判刑即采用私刑来对付。李连福告诉我，这些私刑，轻的是把惯窃面部用利刃划一道或两道伤口，愈后也无法遮掩，侦缉人员随时可以监督或逮捕他们；重的是毁伤肢体，使之成为残废。我为了搜集这类资料，事后曾问他对偷窃贝乐利皮夹的人是怎么处理的？他告诉我，是由他亲自带了两个人把这个窃犯的右手中指和食指用石块把骨节砸碎，使他再不能吃这门饭了。因为当扒手的主要是靠这两个指头才能偷窃，这两个指头残废以后，再有本领的惯窃也无法施展其伎俩。
这种残暴的私刑，当时各地都有。我曾问过在兰州当侦缉队长的许忠五（以后当重庆侦缉大队长Ｘ知道他也曾把一些不人帮的外来惯窃抓到后，将耳朵上部或下部削去一块以便辨别。陈志强在西安当侦缉队长时，还曾把一个专偷大官豪绅东西的惯窃用石灰将其两眼弄瞎。贵阳侦缉队邱队长、昆明刑警队长周百先，也都是爱采用私刑的，也曾把一些不听话的惯窃打成残废。这些人在向我谈到这种暴行时还非常得意，认为这是一种最好的办法。但尽管如此，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里，达官权贵的贵重物品还是经常被盗窃，井没有因为这些官刑、私刑而使人不再去铤而走险。
谋财害命，是人们深恶痛绝的罪行，无不要求绳之以法。但侦缉人员却每每利用职权任意杀人取财。当他们抓到有些赃物很贵重的盗匪，为了私自吞没这些东西，往往采用灭绝人性的办法把这些论罪不应死的盗匪私自杀害，而加上一个“持械拒捕，当场格毙”，或“追捕误毙”的罪名，以了结案件。抗战前我在上海时，与上海公安局侦缉总队长卢英和他的几个得力部下如董德明、沈文达、尤汉文、巫克忠、李筱宝等常在一起，他们曾向我介绍过这种杀人的经验。军统特务虽然没有将这些办法用在对待盗匪上面，却曾把学到的这些办法去杀害过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民主人士（具体情况已写在《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一文中）。
旧社会的侦缉人员利用职权鱼肉人民，危害之大是非常惊人的。我从事这项兼职前后十年多，见过的和听到的有关这些人的罪行真是数不胜数，现择要略述几件。
抗战前，我在上海认识法租界一个叫顾纪生的老侦探。他死后，因他外甥与养子打官司争夺遗产，才知道他竟积蓄了四十多万元的资财。当报上公布这件事后，许多人大吃一惊。这个月薪不到六十元的探目，二三十年中竟弄到这么多钱。
原来，他除了侦缉人员一般常用的包娼包赌包毒，以及坐地分赃和敲诈勒索等办法搞钱外，还经常用栽赃诬陷弄得许多人倾家荡产。他养了一些盗贼，如看中某家有钱人或商店，便先叫人拿些物美价廉的东西卖给这些人家，过几天他便把他养的窃盗用手铐铐着，一直带到这些人家去取赃。这些人家或商店既然贪图小便宜买了小偷的东西，侦缉人员一去自然能把这些东西找到。这样，他们便硬指这些人家是收藏盗贼赃物的“窝主”。旧社会办案不讲是非，“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何况有人证物证，更是有口难分。
顾纪生进行敲诈勒索，专门选择那些在上海社会关系少的人作为对象。例如法大马路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刚死不久，这个店的老板娘继续经营下去。顾便勾结一个店伙，向顾所养的窃盗购进几次黑货。等一切部署好以后，顾便带人去搜查，将老板娘抓走，最后弄得这个老板娘变成了神经病，他慢慢地把这个商店弄成了他的。
又如先前在外省当县长搜刮人民血汗，后来到上海当了寓公的一对老夫妇，在吕班路底买了一座小洋房。顾利用这家人布置房屋时，叫人卖了些便宜东西给这个老头，其中有一个小保险柜。顾便和法籍探长勾结，、将老头逮捕，硬说这个保险柜是他从某处盗来的，内有多少贵重物品被其吞没，一定要赔出来才能释放。这个在上海无亲无友的老头，最后被逼得把所有搜刮来的造孽钱全部被他们弄得干干净净，并无可奈何地离开上海。顾依靠和法国租界捕房勾结，专干这类勾当，不到十年，便拥有十多处房地产，以后便经营地皮生意。如果不是他的养子与外甥为争夺遗产闹到法院去，这个内幕还不会公开出来。其实，在旧社会里，类似顾纪生这样凶狠毒辣的人又何止一个。
至于侦缉人员蔑视人权，任意殴打无辜人民，对被他们认为是嫌疑犯的人随意施加酷刑，更是被看成是“合法”的。我因长期兼任军统所办的特务训练班行动术教官，为了讲行动术中刑讯这一课目，搜集过各种肉刑的资料。后来军统特务把许多身体结实的“罪犯”当作试验品，进行种种实验，看一个人究竟能经受住多少种刑，每一种刑可以在人体上施用多久。军统特务仔细观察并将情况详细纪录下来作为教材。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比野兽都不如，野兽虽吃人但还不懂得折磨人。
我在重庆稽查处任副处长兼督察长时，有天去朝天门水上稽查所视察工作，看到稽查员抓到一个被指为偷窃军米的所谓嫌疑犯。这是一个身体非常结实的码头搬运工人，只在他口袋内搜出一些从地上扫起来的军米，按照一般情况也只是责骂一顿或抽几个耳光，让他把拾到的军米归还便可了事。稽查员把他押上汽车带回稽查处，便以彻底追查历来军米失窃的原因为名，叫几个专门行刑的稽查员对他进行刑讯，我在旁边观察。稽查员先把他两手反背，将两个大拇指吊起来，使身体离地，全身重量都悬在两个指头上。经过四个多小时，这人晕了过去，才用冷水将他浇醒。
这之后，侦缉人员继续使用了老虎凳、踩杠子等七八种酷刑，都－一作成记录。这主要是作“实验”，不是在追查什么，所以任他乱叫乱供也还是一套又一套的施用各种酷刑。后来看到他已着实经受不住了，才从他胡乱供出的一些情况中抓了三个人，并继续用这三个人作了三天的实验，才结束这场暴行。
我当重庆侦缉大队长时，侦缉人员经常把许多小偷当作酷刑的实验品。军统特务班的学生也拿这些人当作“活教材”，练习使用酷刑的方法和观察效果，以便将来用到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身上。这些被用来作为实验的盗窃犯或嫌疑犯，在饱受各种灭绝人性的刑法以后，即使残废，也只好自认倒霉；如果想去告发也无门路，反正是官官相护。偶尔有个别不怕事的敢于那么做，便会５；来杀身之祸，侦缉人员可用各种借口把他再度逮捕进行更毒辣的酷刑。
抗战前我在上海认识一个在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当华探的朗祖荫，这人凶暴异常，动辄把人打伤。他一惯依仗外国人的势力在租界横行霸道，有次一脚把一个人力车夫踢个半死。这个人力车夫回到家去不久就真的死去了，他临死前告诉自己的妻子，一定要为他报仇。他妻子在他死后便去公共租界特区法院叫冤，法院还没有接受她的诉状，就被朗祖荫带着几个流氓痛打了一顿。这个坚强不屈的女人，第二天还是去告，又被阻止。当晚，朗就带人把她投入黄浦江中，本打算把她淹死，结果被渔船救起。她第三次还是去告，这才引起法院的注意，传她去问明情况，并传朗到庭质问。法院传了三次，朗都抗传不到。社会上一些有正义感的人士支援她，结果法院只好呈报司法部转外交部与公共租界交涉。当时反动政府外交部哪会为这种小事去麻烦洋人，最后还是拖了下去，没有下文。
抗战期间，玩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黄加持与湘西土匪勾结，土匪头子送他一副用人皮制的马鞍。据说这副人皮是黄的一个仇人的，黄勾结土匪杀了他。土匪为了讨好黄，便将这人的皮剥下做成马鞍。如果不是黄拿出这东西给我看过，我也不会相信有这等残酷的事。
至于一些侦缉人员任意强占人家妻女财产诬良为盗更是多得不胜枚举。如重庆稽查处侦察大队的吴ＸＸ，看中一个司机的妻子，便把这个司机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陷害而达到了强占其妻的目的。稽查处社会侦察组组员车重光害死重庆冉家巷一个小型饼干厂的老板后，把他妻子财产一起霸占了。侦察大队队员李虎臣害死一个澡堂老板，把这个澡堂据为己有。像这一类的事实在太多，我就不再列举。总之，过去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租界，设立各式各样侦缉机构，无数人民受其毒害，我这里所写出的还只是有限的一部分。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它的英文名称为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ＣＥ（缩写为Ｓ．Ａ．Ｃ．Ｏ．）。它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美蒋特务公开合流的一个产物，由国民党特务机关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与美帝海军部情报署合作组织起来的。我当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由于经常和这个组织有很密切的往来，对于这一机构的成立和结束以及它的组织、人事和活动情况有相当了解，现就个人所知所见写出，不够的地方，尚待过去了解该所情况的先生们能有以指教和补充，俾使这一臭名昭彰的罪恶集团种种情况能全部揭露出来，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美蒋特务的真正面目。
成立经过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集团逃到重庆后，几乎所有的机构中都有美帝的顾问从中主持和操纵。当时只有特务这一部门，还没有得到主子的垂青，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对于自己所领导的这个单位得不到主子们的重视，也认为很不光采。当他向蒋介石谈到这一问题的时候，蒋介石也表示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从一九四Ｏ年前后开始，戴笠便一再示意当时军统局美国站站长（公开职务是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馆助理武官）肖勃，希望他在美国方面进行联系，找有关的特务部门去接洽，虽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努力，也没有引起过美帝方面的重视。
一九四一年冬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几个月，由于军统局电讯处担任日本密电码的技术研究室从日军空军的调动和种种部署中，侦译了解到日本空军有准备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活动的企图。戴笠认为这是讨好美帝的最好机会，经过蒋介石的批准之后，便把这一情况通知肖勃。由肖勃转告驻美武官郭德权，并分别告知美帝国防部有关人员，叫他们注意日空军的活动。据说当时美帝国防部一些负责的将军们听到这一消息，不但捧腹大笑，不相信有这回事，还认为是国民党政府有意在挑拨美日关系。以后军统不断地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连续告知肖勃转告郭德权以后，他们都不好意思再去正式通知美帝国防部，而只和与他们有些私人关系的个别美军军官谈谈，同样也只是引起他们笑笑。等到十二月八日日空军偷袭珍珠港成功，美帝在太平洋的舰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之后，美国的许多将领才想到几个月前郭德权告诉他们的情况，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东西，这才去找他，问这一消息的来源，才知道是军统局侦译到的。他们一方面与肖勃开始进行联系，同时也叫驻重庆大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就近和军统直接去接洽，以便在对日作战中能够通过军统这一组织从事他们所需要搜集的情报活动。
迪帕斯和戴笠第一次见面时，对戴所领导的工作大为称赞了一番。戴感到莫大的荣幸，除了电告肖勃应抓住时机加紧在美国活动外，并在曾家岩住宅中设盛宴招待迪帕斯，邀请军令部二厅厅长杨宣诚、副厅长郑介民，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以及他的好友何世礼、伍仁硕等作陪，尽力向迪帕斯夸耀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对美帝的崇敬心情。
肖勃在美国活动的结果，得到了美帝主持海外情报工作的海军参谋部情报署的同意，派遣曾任远东舰队舰长的梅乐斯（ＭＡ－ＲＹＭＩＬＥＳ）中校，于一九四二年春间由肖勃陪同到了重庆，当面和戴笠进行谈判，参观了军统局一些单位。梅乐斯回国向海军情报署报告了与戴笠谈判情况后，极力主张和军统先进行电讯侦译方面的技术合作，企图在合作过程中把军统局电讯处技术研究室所掌握到的有关对日空军密码侦译经验剽窃过去，自己能够普遍掌握到这方面的技术。美海军部批准了这一计划后，于一九四二年夏秋间，梅乐斯便率领了十多名美国方面专搞电讯工作的特务来到重庆进行筹备工作。戴笠除希望美帝方面多供应一些当时军统所急需的无线电通讯器材外，更希望美帝能把它专搞密电码翻译的一个叫做“黑室”的机构与设备，分一部分到重庆来，以便偷学到美帝的那一套东西，而把自己所懂得的侦译日空军一点经验保留起来作为本钱不让美帝特务学过去。
在最初合作的阶段中，由于双方各有一套自私的打算，始终是貌合神高，没有法子合作得起来，在工作上毫无进展。虽然双方所派遣的人员不断增加，但距双方真正的目的却愈来愈远，中间还几乎一度停顿下来，合作不下去。不过在这时，美帝特务部门却渐渐了解到当时戴笠所领导下的军统组织已遍布蒋管区每一角落，如果通过这一单位在中国进行种种特务活动是一个很不易找到的最理想的对象。而戴笠则看到美国人比正在和他进行合作的英国人要慷慨得多，为了满足军统今后物资上的需要，这是一个最好的靠山。由于双方都看出了对方的可利用之处，所以在进行电讯技术合作方面虽然彼此并不满意，可是都不愿轻易放弃这一机会，而企图改变一下合作的方向，扩大合作的范围。
一九四二年冬，戴笠和梅乐斯在磁器口丝厂杨家山戴笠别墅中的一次谈话里，提到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问题。当时美帝最缺少的，是日军在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国海岸的一些活动情况，以及这些地区气象、水文等方面的资料。军统方面除了最需要的电讯器材外，更希望能够得到美帝的武器与交通运输工具。经过那次交换意见后，合作便立刻转入一个新的试验阶段，而把原来所准备进行的合作项目搁置起来。经双方的主管部门批准之后，美帝的气象工作人员和设备便陆续来到重庆，戴笠所需要的轻武器和炸药也运来了一些。这些武器虽为数不多，我记得第一批运来只不过几百支左轮、曲尺手枪和卡宾枪以及汤姆生机枪，但是来得很快，而且所配的弹药数目也相当多。不像英国人那么拖拖拉拉，不仅数量上一再争执，而且配属的东西也非常少。因此戴笠对美国人这种“大方”感到极为满意，在改变合作方向、扩大合作范围的试行期间，戴笠又不断提出请求美方帮助训练和装备军统所领导的武装特务部队问题和请求美方供应交通工具、医药设备等问题，也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原来很简单地组织起来的中美所，由于业务范围一天天扩大，双方人员不断增加，内部机构也逐渐形成。原来梅乐斯和一批美特还只在磁器口丝厂杨家山背后钟家山一带办公和住宿，到一九四三年间便慢慢向东、西、南三面发展开来。
从一九四三年春间开始，新的合作工作不断地增添，戴笠每有所要求，很快便得到美方满意的答复，大批美国特务和器材也源源不断地向重庆涌来。从三月初开始，双方便决定把已经试行的各项工作和双方所提出的要求，用文字把它固定下来，而决定正式签订一项条约。为了给这种条约定一个名称的问题，戴笠曾经一再考虑。
他怕别人将来指责他和帝国主义签过不平等的卖国条约，便力求从名称上用得妥当些。最后才决定用签订“合同”的方式（美方有时称它为“协定”），以表示完全是从平等合作的基础上来签订的。在起草这项合同时，戴经常召集军统局处长以上和中美所组长以上的大特务开会研究，往往直到深夜才散。第一次合同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作过七八次的修改增删，除了内容方面经常由戴笠口头上向梅乐斯去试探，先征求他的同意外，还力求在文字技术上要周到仔细。一九四三年四月间，第一次准备和美方签订的合同草稿才拟出来，戴马上去找宋子文研究。宋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后，戴才去向蒋介石报告。蒋看了也很满意，这样才正式通知美方约期正式签订合同。从第一次合同签订之后，中美所的筹备工作才结束，而把试行的各项合作工作正式开展起来。
前后三次签定的合同概要
第一次签订合同的时间约为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地点是在重庆磁器口丝厂杨家山军统乡下办事处的大礼堂（也是军统局重庆训练班的礼堂）。
主持这次合同签订的人：美帝方面为当时海军部长诺克斯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美国生活杂志老板鲁斯，和美国海军部情报署代表梅乐斯中校；中国方面的主持人，蒋介石原来指派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临时未有事没有来，改由外交部常务次长胡世泽代表，与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共同主持。
参加这次签订合同仪式的人计有：中美所美方参谋长贝乐利、主任秘书史密司和中美所几个组的美方副组长；中国方面有中美所军统方面参谋长李崇诗、主任秘书潘其武与军统所派的几个组长。另外，戴笠还指定要军统的“三巨头”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和第一处处长鲍志鸿、第二处处长何芝园、第三处处长徐业道、第四处处长魏大铭、第五处处长沈维翰、第六处处长龚仙舫、第七处处长徐人骥、第八处处长沈醉等均参加。这是因为双方在业务和事务工作上需要紧密配合，他希望中美所与军统能打成一片，所以在中美所与军统的一些重要集会上，两个单位的组长和处长级的人员都要参加。
当天下午，礼堂布置一新，中悬双方国旗。仪式是在宴会前举行的，参加的人员都先坐在摆成马蹄形的餐桌前等候。五点整，戴笠领着鲁斯等和胡世泽等在热烈掌声中进入会场，在上首就座后，先由戴笠简单地表达了对鲁斯等远道而来主持这次合同签订的谢意，并介绍在场参加的人和鲁斯等见面。他是用点名的方式，把每个参加的人名字叫了一声，站起来后，便补充一句是什么职务，鲁斯微笑点一点头便又坐下来。只有郑介民、唐纵和毛人风三人和鲁斯握了握手。介绍完毕即由潘其武将合同的中文本宣读一遍，然后由史密司宣读英文本，便由双方主持人在中英文本各两份上签字。接着由诺克斯讲话。他首先谈到，为了早日战胜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而举行的合作，是符合两国共同的利益和目的的。他说美国总统对这项工作寄以很殷切的期望，相信双方在今后一定能忠实地执行合同中所规定的一切，能做出出色的惊人成绩。他表示对合同中所列各点感到满意，并主动提出今后双方在合作期间，如果发现没有订人合同的问题而又为工作需要时，美国方面愿尽一切可能帮助中国。最后他对戴笠和戴所领导的军统局特别赞扬了一番，使参加的这群特务头子个个都很为高兴。
诺克斯讲话后便由胡世泽讲话。他代表蒋介石政府向美方表示最大的谢意和敬意，对美国代表诺克斯与鲁斯远道而来主持这一合同的签订极感满意，并盛赞鲁斯为美国杰出的人物。胡世泽表示中国方面一定能忠实地履行合同，令后希望在美国不断帮助下打垮日本帝国主义。戴笠和梅乐斯也在最后表示：一定能很好地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事项，保证双方能做到忠诚合作，亲密无间，不负两国元首的期望等等。
仪式完毕即举行宴会。双方为美蒋特务顺利进行合作与互祝两国领导人健康等不断干杯。宴会进行到晚上九点左右才停止。诺克斯与鲁斯在中美所内住了五天才回国。
第一次合同的内容很多也很繁琐，我虽然在起草前多次参加过这一合同的研究工作，以后在执行期间又亲自履行过合同中一些规定的有关事项，解放后又曾经与当时一些有关的人多次拼凑回忆，但仍只能记到一部分，更由于以后还补充签订了两次，因此对前后秩序也可能有颠倒，现就所知分述如下：
合同一开始就提出这是中国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与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为了早日战胜双方共同敌人，愿意进行有关对日作战的情报交换与心战宣传以及在敌占领地区进行游击破坏等等工作方面的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于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接着便说明中美所系因对日作战而成立，如对日战争取得胜利应即宣告结束，本合同中所商定的事项不论已否执行或正在执行，均应立即中止；但在对日战争尚在进行期间，如任何一方不愿继续执行本合同而要求中止此项合作时，除应当在半年前正式通知对方外，并应负责保守有关本所一切秘密，另一方有要求赔偿因合同中止而所受到的一切损失的权利。
中美所工作人员应按需要由双方派员共同组成，各个部门正副主管人员由双方选派，原则上是由军统派正主管人，美方派副主管人，必要时可另行协商办理。在选派各部门负责人员时，双方均应事先互相征求对方同意，始行派遣。如在工作期间，一方对另方工作人员有意见时，得请求更换，双方均不得借故拖延或拒绝。今后在工作需要时，对组织机构之增减等问题，应由双方负责人事先进行协商同意，不得由任何一方采取单独行动。
中美所对外一切行文，由主任副主任出面共同签署方为有效；对内双方最高负责人，中国方面为中美所主任，美国方面为美方所派之副主任。主任或副主任因工作关系需要指挥另一方工作人员时，应以主任或副主任共同签署之命令方能生效。
主任或副主任因事离职时，可自行指定专人负责代理，事前并应相互通知，征求对方同意。
双方工作人员之薪给待遇，均自行负责支付。所有来华工作之美方人员，有关食宿交通运输等生活方面问题，应由军统负责协助妥为解决。各项费用凡由军统先行垫付者，由美方按期归还。有关中美所办公、宿舍及其他公用房屋之修建工程，均由军统派员主办，所需经费则由双方共同负担。
合作的主要业务，是交换关于日本海陆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上的活动部署情况及有关这些方面的材料，双方均应将所搜集到的情报全部无保留地提出交换研究，俾有利于对日作战（实际上却是叫军统提供这方面情报，名义上虽说交换，而美方却从来不向军统提供什么情报）。美方在中国沿海布雷、测量等，华方可派员参加。
当时美帝特务机关，虽然很重视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与各地人民武装游击队的情况，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和苏联方面的情况，但在合同中却没有正式提到，只含糊其词地说了一句，说在情报交换方面，除上面所谈到的对日本的材料外，“其他有关情报”也在交换研究范围之内。所以从合同全文中找不出有反共反苏反人民的字样，而在实际执行时，军统是不断地要向美方提供这些材料来满足它的要求的。当时军统局的新疆省站，便专门在中苏边境搜集有关苏联的情况，向美方提供。对中共和它所领导的武装部队的材料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材料，军统局主管部门更是整套整套地提供。
军统所领导的武装特务部队，总共有五六万人，戴笠请求美帝帮助训练和配发美式武器装备，也得到美方的同意。在第一次合同中便提出先训练和装备五万人，并规定凡经中美所训练和装备的特务部队，都得接受中美所的指挥，这些部队对日作战的情况也要向中美所汇报。合同中关于美方为军统进行训练的情况提得很多，已记不起来，只知道以后除了在各地成立了许多“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外，还在重庆成立了助教人员训练班和气象人员训练班，在湖南东安成立过医务人员（军医）训练班，以及爆破班等。
合同中还提到为了便于双方海空军对日作战，中美所应在中国沿海及后方各重要城市以及所领导的特务武装部队驻地，设立水文站、气象站和无线电台。关于中美所因工作关系所需要之电讯及气象器材和武器弹药装备以及交通运输工具、医药设备等物资，均由美方按实际需要数量全部无代价供应，并负责运输。
另外还在合同中谈到，中美所中所有美国籍工作人员来华后均享有外交人员之待遇。合同中还提到美方工作人员，如有失踪、伤亡等情况发生，军统应尽最大努力协助寻找与负责保护美方人员之安全。美方特别提出，凡在美国经过训练，认为绝对可靠，并已宣誓对盟国效忠之缅甸、泰国、朝鲜、台湾、安南等地人员，经美方提出，华方认可后，准在本所指挥下工作。
合同最后提到，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凡在本合同签订前有关中美所筹备期间一切措施与本合同商定条文不相抵触者应继续进行，否则应即中止，另行协商解决。合同中还规定，在执行期间，如双方均感到有必要修改与增补事项，经事先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之后，可另行补充签订合同。合同用中英文各缮写两份，中英文本有同等效力。
第二次签订的补充合同，时间为一九四四年秋，地点为中美所内陈家院子。美帝方面主持人为美国战略业务局局长杜诺万（Ｗ．Ｊ．ＤＯＮＯＶＡＮ），蒋介石集团方面为戴笠。参加的人除中美所组长以上人员外，还有军统局各处处长和各室主任，共有三十余人。
第二次的合同，主要内容是由美帝特务为蒋介石集团培训美式特务人员和向军统提供美国刑具以加强军统对中国人民之镇压。
合同中规定，中美所决定在重庆成立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专门培训刑事警察干部。所需教官由美方选派，技术训练工作全部由美方负责主持，教学器材和实习所需之器材设备等均由美方供给。受训人员由军统选调，所需房屋及训练经费由军统负担。
这次合同中，还提到美方同意为军统培训高级特务二十名，送往美国受训一年。
除旅费由军统担负外，受训人员在美国一切费用由美方支付，每人一年约一万美元左右。一九四五年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到中美所视察时，又主动地将送美受训大特务的名额增加一倍为四十人。
在这次合同中，还提到增加美方供应中美所的交通运输工具和医药设备等问题。
如十轮大卡车由原来议定的五百辆增至二千辆，中小吉普车由五十增至二百，并供应全部车辆的维修设备和可供三年使用的各种备份材料。医药器材增至可供一千张病床使用的全套设备和医药。
第三次合同的签订是一九四五年冬天，这时戴笠和梅乐斯均已赴东南视察，根据他们两人商定的几项原则，在重庆中美所内由美方参谋长贝乐利和军统方面主任秘书潘其武两人主持签订，内容主要是关于结束方面的事务性问题。
根据第一次合同规定，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后，中美所应即宣告结束。有关中美所一切结束工作，均由军统负责主持。所有美方在华工作人员应即返回美国。中美所内美方人员所保存之武器弹药和其他生活日用品等，凡已运来中国者，不问数额多寡，均不计价交与军统接收处理。军统方面所要求增拨之物资及两次合同中规定应由美方供应之物资，除一千张病床所需之全部医药设备器材仍由美方负责供应齐全，改在上海交付外，其他各项物资凡已启运来华者均按已启运之数量供应，未启运者不再供应。双方合作期间，中美所各项资料文件，美方可按需要带走一份外，其余交由军统处理。中美所美方人员离华后，所有美方在华修建之房屋及各项装备与陈设物品，均不计价赠与军统接收，美方不再保有所有权与使用权。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它的英文名称为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ＣＥ（缩写为Ｓ．Ａ．Ｃ．Ｏ．）。它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美蒋特务公开合流的一个产物，由国民党特务机关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与美帝海军部情报署合作组织起来的。我当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由于经常和这个组织有很密切的往来，对于这一机构的成立和结束以及它的组织、人事和活动情况有相当了解，现就个人所知所见写出，不够的地方，尚待过去了解该所情况的先生们能有以指教和补充，俾使这一臭名昭彰的罪恶集团种种情况能全部揭露出来，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美蒋特务的真正面目。
成立经过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集团逃到重庆后，几乎所有的机构中都有美帝的顾问从中主持和操纵。当时只有特务这一部门，还没有得到主子的垂青，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对于自己所领导的这个单位得不到主子们的重视，也认为很不光采。当他向蒋介石谈到这一问题的时候，蒋介石也表示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从一九四Ｏ年前后开始，戴笠便一再示意当时军统局美国站站长（公开职务是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馆助理武官）肖勃，希望他在美国方面进行联系，找有关的特务部门去接洽，虽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努力，也没有引起过美帝方面的重视。
一九四一年冬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几个月，由于军统局电讯处担任日本密电码的技术研究室从日军空军的调动和种种部署中，侦译了解到日本空军有准备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活动的企图。戴笠认为这是讨好美帝的最好机会，经过蒋介石的批准之后，便把这一情况通知肖勃。由肖勃转告驻美武官郭德权，并分别告知美帝国防部有关人员，叫他们注意日空军的活动。据说当时美帝国防部一些负责的将军们听到这一消息，不但捧腹大笑，不相信有这回事，还认为是国民党政府有意在挑拨美日关系。以后军统不断地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连续告知肖勃转告郭德权以后，他们都不好意思再去正式通知美帝国防部，而只和与他们有些私人关系的个别美军军官谈谈，同样也只是引起他们笑笑。等到十二月八日日空军偷袭珍珠港成功，美帝在太平洋的舰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之后，美国的许多将领才想到几个月前郭德权告诉他们的情况，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东西，这才去找他，问这一消息的来源，才知道是军统局侦译到的。他们一方面与肖勃开始进行联系，同时也叫驻重庆大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就近和军统直接去接洽，以便在对日作战中能够通过军统这一组织从事他们所需要搜集的情报活动。
迪帕斯和戴笠第一次见面时，对戴所领导的工作大为称赞了一番。戴感到莫大的荣幸，除了电告肖勃应抓住时机加紧在美国活动外，并在曾家岩住宅中设盛宴招待迪帕斯，邀请军令部二厅厅长杨宣诚、副厅长郑介民，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以及他的好友何世礼、伍仁硕等作陪，尽力向迪帕斯夸耀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对美帝的崇敬心情。
肖勃在美国活动的结果，得到了美帝主持海外情报工作的海军参谋部情报署的同意，派遣曾任远东舰队舰长的梅乐斯（ＭＡ－ＲＹＭＩＬＥＳ）中校，于一九四二年春间由肖勃陪同到了重庆，当面和戴笠进行谈判，参观了军统局一些单位。梅乐斯回国向海军情报署报告了与戴笠谈判情况后，极力主张和军统先进行电讯侦译方面的技术合作，企图在合作过程中把军统局电讯处技术研究室所掌握到的有关对日空军密码侦译经验剽窃过去，自己能够普遍掌握到这方面的技术。美海军部批准了这一计划后，于一九四二年夏秋间，梅乐斯便率领了十多名美国方面专搞电讯工作的特务来到重庆进行筹备工作。戴笠除希望美帝方面多供应一些当时军统所急需的无线电通讯器材外，更希望美帝能把它专搞密电码翻译的一个叫做“黑室”的机构与设备，分一部分到重庆来，以便偷学到美帝的那一套东西，而把自己所懂得的侦译日空军一点经验保留起来作为本钱不让美帝特务学过去。
在最初合作的阶段中，由于双方各有一套自私的打算，始终是貌合神高，没有法子合作得起来，在工作上毫无进展。虽然双方所派遣的人员不断增加，但距双方真正的目的却愈来愈远，中间还几乎一度停顿下来，合作不下去。不过在这时，美帝特务部门却渐渐了解到当时戴笠所领导下的军统组织已遍布蒋管区每一角落，如果通过这一单位在中国进行种种特务活动是一个很不易找到的最理想的对象。而戴笠则看到美国人比正在和他进行合作的英国人要慷慨得多，为了满足军统今后物资上的需要，这是一个最好的靠山。由于双方都看出了对方的可利用之处，所以在进行电讯技术合作方面虽然彼此并不满意，可是都不愿轻易放弃这一机会，而企图改变一下合作的方向，扩大合作的范围。
一九四二年冬，戴笠和梅乐斯在磁器口丝厂杨家山戴笠别墅中的一次谈话里，提到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问题。当时美帝最缺少的，是日军在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国海岸的一些活动情况，以及这些地区气象、水文等方面的资料。军统方面除了最需要的电讯器材外，更希望能够得到美帝的武器与交通运输工具。经过那次交换意见后，合作便立刻转入一个新的试验阶段，而把原来所准备进行的合作项目搁置起来。经双方的主管部门批准之后，美帝的气象工作人员和设备便陆续来到重庆，戴笠所需要的轻武器和炸药也运来了一些。这些武器虽为数不多，我记得第一批运来只不过几百支左轮、曲尺手枪和卡宾枪以及汤姆生机枪，但是来得很快，而且所配的弹药数目也相当多。不像英国人那么拖拖拉拉，不仅数量上一再争执，而且配属的东西也非常少。因此戴笠对美国人这种“大方”感到极为满意，在改变合作方向、扩大合作范围的试行期间，戴笠又不断提出请求美方帮助训练和装备军统所领导的武装特务部队问题和请求美方供应交通工具、医药设备等问题，也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原来很简单地组织起来的中美所，由于业务范围一天天扩大，双方人员不断增加，内部机构也逐渐形成。原来梅乐斯和一批美特还只在磁器口丝厂杨家山背后钟家山一带办公和住宿，到一九四三年间便慢慢向东、西、南三面发展开来。
从一九四三年春间开始，新的合作工作不断地增添，戴笠每有所要求，很快便得到美方满意的答复，大批美国特务和器材也源源不断地向重庆涌来。从三月初开始，双方便决定把已经试行的各项工作和双方所提出的要求，用文字把它固定下来，而决定正式签订一项条约。为了给这种条约定一个名称的问题，戴笠曾经一再考虑。
他怕别人将来指责他和帝国主义签过不平等的卖国条约，便力求从名称上用得妥当些。最后才决定用签订“合同”的方式（美方有时称它为“协定”），以表示完全是从平等合作的基础上来签订的。在起草这项合同时，戴经常召集军统局处长以上和中美所组长以上的大特务开会研究，往往直到深夜才散。第一次合同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作过七八次的修改增删，除了内容方面经常由戴笠口头上向梅乐斯去试探，先征求他的同意外，还力求在文字技术上要周到仔细。一九四三年四月间，第一次准备和美方签订的合同草稿才拟出来，戴马上去找宋子文研究。宋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后，戴才去向蒋介石报告。蒋看了也很满意，这样才正式通知美方约期正式签订合同。从第一次合同签订之后，中美所的筹备工作才结束，而把试行的各项合作工作正式开展起来。
前后三次签定的合同概要
第一次签订合同的时间约为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地点是在重庆磁器口丝厂杨家山军统乡下办事处的大礼堂（也是军统局重庆训练班的礼堂）。
主持这次合同签订的人：美帝方面为当时海军部长诺克斯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美国生活杂志老板鲁斯，和美国海军部情报署代表梅乐斯中校；中国方面的主持人，蒋介石原来指派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临时未有事没有来，改由外交部常务次长胡世泽代表，与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共同主持。
参加这次签订合同仪式的人计有：中美所美方参谋长贝乐利、主任秘书史密司和中美所几个组的美方副组长；中国方面有中美所军统方面参谋长李崇诗、主任秘书潘其武与军统所派的几个组长。另外，戴笠还指定要军统的“三巨头”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和第一处处长鲍志鸿、第二处处长何芝园、第三处处长徐业道、第四处处长魏大铭、第五处处长沈维翰、第六处处长龚仙舫、第七处处长徐人骥、第八处处长沈醉等均参加。这是因为双方在业务和事务工作上需要紧密配合，他希望中美所与军统能打成一片，所以在中美所与军统的一些重要集会上，两个单位的组长和处长级的人员都要参加。
当天下午，礼堂布置一新，中悬双方国旗。仪式是在宴会前举行的，参加的人员都先坐在摆成马蹄形的餐桌前等候。五点整，戴笠领着鲁斯等和胡世泽等在热烈掌声中进入会场，在上首就座后，先由戴笠简单地表达了对鲁斯等远道而来主持这次合同签订的谢意，并介绍在场参加的人和鲁斯等见面。他是用点名的方式，把每个参加的人名字叫了一声，站起来后，便补充一句是什么职务，鲁斯微笑点一点头便又坐下来。只有郑介民、唐纵和毛人风三人和鲁斯握了握手。介绍完毕即由潘其武将合同的中文本宣读一遍，然后由史密司宣读英文本，便由双方主持人在中英文本各两份上签字。接着由诺克斯讲话。他首先谈到，为了早日战胜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而举行的合作，是符合两国共同的利益和目的的。他说美国总统对这项工作寄以很殷切的期望，相信双方在今后一定能忠实地执行合同中所规定的一切，能做出出色的惊人成绩。他表示对合同中所列各点感到满意，并主动提出今后双方在合作期间，如果发现没有订人合同的问题而又为工作需要时，美国方面愿尽一切可能帮助中国。最后他对戴笠和戴所领导的军统局特别赞扬了一番，使参加的这群特务头子个个都很为高兴。
诺克斯讲话后便由胡世泽讲话。他代表蒋介石政府向美方表示最大的谢意和敬意，对美国代表诺克斯与鲁斯远道而来主持这一合同的签订极感满意，并盛赞鲁斯为美国杰出的人物。胡世泽表示中国方面一定能忠实地履行合同，令后希望在美国不断帮助下打垮日本帝国主义。戴笠和梅乐斯也在最后表示：一定能很好地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事项，保证双方能做到忠诚合作，亲密无间，不负两国元首的期望等等。
仪式完毕即举行宴会。双方为美蒋特务顺利进行合作与互祝两国领导人健康等不断干杯。宴会进行到晚上九点左右才停止。诺克斯与鲁斯在中美所内住了五天才回国。
第一次合同的内容很多也很繁琐，我虽然在起草前多次参加过这一合同的研究工作，以后在执行期间又亲自履行过合同中一些规定的有关事项，解放后又曾经与当时一些有关的人多次拼凑回忆，但仍只能记到一部分，更由于以后还补充签订了两次，因此对前后秩序也可能有颠倒，现就所知分述如下：
合同一开始就提出这是中国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与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为了早日战胜双方共同敌人，愿意进行有关对日作战的情报交换与心战宣传以及在敌占领地区进行游击破坏等等工作方面的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于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接着便说明中美所系因对日作战而成立，如对日战争取得胜利应即宣告结束，本合同中所商定的事项不论已否执行或正在执行，均应立即中止；但在对日战争尚在进行期间，如任何一方不愿继续执行本合同而要求中止此项合作时，除应当在半年前正式通知对方外，并应负责保守有关本所一切秘密，另一方有要求赔偿因合同中止而所受到的一切损失的权利。
中美所工作人员应按需要由双方派员共同组成，各个部门正副主管人员由双方选派，原则上是由军统派正主管人，美方派副主管人，必要时可另行协商办理。在选派各部门负责人员时，双方均应事先互相征求对方同意，始行派遣。如在工作期间，一方对另方工作人员有意见时，得请求更换，双方均不得借故拖延或拒绝。今后在工作需要时，对组织机构之增减等问题，应由双方负责人事先进行协商同意，不得由任何一方采取单独行动。
中美所对外一切行文，由主任副主任出面共同签署方为有效；对内双方最高负责人，中国方面为中美所主任，美国方面为美方所派之副主任。主任或副主任因工作关系需要指挥另一方工作人员时，应以主任或副主任共同签署之命令方能生效。
主任或副主任因事离职时，可自行指定专人负责代理，事前并应相互通知，征求对方同意。
双方工作人员之薪给待遇，均自行负责支付。所有来华工作之美方人员，有关食宿交通运输等生活方面问题，应由军统负责协助妥为解决。各项费用凡由军统先行垫付者，由美方按期归还。有关中美所办公、宿舍及其他公用房屋之修建工程，均由军统派员主办，所需经费则由双方共同负担。
合作的主要业务，是交换关于日本海陆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上的活动部署情况及有关这些方面的材料，双方均应将所搜集到的情报全部无保留地提出交换研究，俾有利于对日作战（实际上却是叫军统提供这方面情报，名义上虽说交换，而美方却从来不向军统提供什么情报）。美方在中国沿海布雷、测量等，华方可派员参加。
当时美帝特务机关，虽然很重视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与各地人民武装游击队的情况，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和苏联方面的情况，但在合同中却没有正式提到，只含糊其词地说了一句，说在情报交换方面，除上面所谈到的对日本的材料外，“其他有关情报”也在交换研究范围之内。所以从合同全文中找不出有反共反苏反人民的字样，而在实际执行时，军统是不断地要向美方提供这些材料来满足它的要求的。当时军统局的新疆省站，便专门在中苏边境搜集有关苏联的情况，向美方提供。对中共和它所领导的武装部队的材料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材料，军统局主管部门更是整套整套地提供。
军统所领导的武装特务部队，总共有五六万人，戴笠请求美帝帮助训练和配发美式武器装备，也得到美方的同意。在第一次合同中便提出先训练和装备五万人，并规定凡经中美所训练和装备的特务部队，都得接受中美所的指挥，这些部队对日作战的情况也要向中美所汇报。合同中关于美方为军统进行训练的情况提得很多，已记不起来，只知道以后除了在各地成立了许多“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外，还在重庆成立了助教人员训练班和气象人员训练班，在湖南东安成立过医务人员（军医）训练班，以及爆破班等。
合同中还提到为了便于双方海空军对日作战，中美所应在中国沿海及后方各重要城市以及所领导的特务武装部队驻地，设立水文站、气象站和无线电台。关于中美所因工作关系所需要之电讯及气象器材和武器弹药装备以及交通运输工具、医药设备等物资，均由美方按实际需要数量全部无代价供应，并负责运输。
另外还在合同中谈到，中美所中所有美国籍工作人员来华后均享有外交人员之待遇。合同中还提到美方工作人员，如有失踪、伤亡等情况发生，军统应尽最大努力协助寻找与负责保护美方人员之安全。美方特别提出，凡在美国经过训练，认为绝对可靠，并已宣誓对盟国效忠之缅甸、泰国、朝鲜、台湾、安南等地人员，经美方提出，华方认可后，准在本所指挥下工作。
合同最后提到，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凡在本合同签订前有关中美所筹备期间一切措施与本合同商定条文不相抵触者应继续进行，否则应即中止，另行协商解决。合同中还规定，在执行期间，如双方均感到有必要修改与增补事项，经事先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之后，可另行补充签订合同。合同用中英文各缮写两份，中英文本有同等效力。
第二次签订的补充合同，时间为一九四四年秋，地点为中美所内陈家院子。美帝方面主持人为美国战略业务局局长杜诺万（Ｗ．Ｊ．ＤＯＮＯＶＡＮ），蒋介石集团方面为戴笠。参加的人除中美所组长以上人员外，还有军统局各处处长和各室主任，共有三十余人。
第二次的合同，主要内容是由美帝特务为蒋介石集团培训美式特务人员和向军统提供美国刑具以加强军统对中国人民之镇压。
合同中规定，中美所决定在重庆成立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专门培训刑事警察干部。所需教官由美方选派，技术训练工作全部由美方负责主持，教学器材和实习所需之器材设备等均由美方供给。受训人员由军统选调，所需房屋及训练经费由军统负担。
这次合同中，还提到美方同意为军统培训高级特务二十名，送往美国受训一年。
除旅费由军统担负外，受训人员在美国一切费用由美方支付，每人一年约一万美元左右。一九四五年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到中美所视察时，又主动地将送美受训大特务的名额增加一倍为四十人。
在这次合同中，还提到增加美方供应中美所的交通运输工具和医药设备等问题。
如十轮大卡车由原来议定的五百辆增至二千辆，中小吉普车由五十增至二百，并供应全部车辆的维修设备和可供三年使用的各种备份材料。医药器材增至可供一千张病床使用的全套设备和医药。
第三次合同的签订是一九四五年冬天，这时戴笠和梅乐斯均已赴东南视察，根据他们两人商定的几项原则，在重庆中美所内由美方参谋长贝乐利和军统方面主任秘书潘其武两人主持签订，内容主要是关于结束方面的事务性问题。
根据第一次合同规定，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后，中美所应即宣告结束。有关中美所一切结束工作，均由军统负责主持。所有美方在华工作人员应即返回美国。中美所内美方人员所保存之武器弹药和其他生活日用品等，凡已运来中国者，不问数额多寡，均不计价交与军统接收处理。军统方面所要求增拨之物资及两次合同中规定应由美方供应之物资，除一千张病床所需之全部医药设备器材仍由美方负责供应齐全，改在上海交付外，其他各项物资凡已启运来华者均按已启运之数量供应，未启运者不再供应。双方合作期间，中美所各项资料文件，美方可按需要带走一份外，其余交由军统处理。中美所美方人员离华后，所有美方在华修建之房屋及各项装备与陈设物品，均不计价赠与军统接收，美方不再保有所有权与使用权。
组织、人事及活动情况
中美所设主任一人，由戴笠兼任；副主任一人，由美特头子梅乐俾充任。对内对外一切工作，均由主任副主任共同负责。
双方各设参谋长一人，军统方面为李崇诗，美方为贝乐利。
双方各设主任秘书一人，军统方面为潘其武，美方为史密司。内勤部门设下列各组：
军事作战组（又叫参谋组或简称军事组）：组长尚望，号渭父，系军统所领导的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参谋长。副组长易炜，系别动军参谋处长。两人均系兼职，实际上由易炜负责。组下设有高参四人，均军统大特务。美方派有一个副组长和若干参谋，姓名均不详。这个组主要工作名义上是指挥军统所领导的武装特务部队包括各地的行动总队和爆破总队，实际上这些武装特务头子们并不听从中美所的指挥，而仍由军统所控制。这个组所拟定的一切作战计划，均须先与军统商妥后才能发出去。虽然这样，而各地武装特务头子还是不大接受，仍按他们自己的一套直接向军统请示。但为了要得到美帝的武器弹药与美式装备，则又不得不将每次对日作战的伤亡、战绩和消耗向中美所汇报请求补充。这些数字大多是经过一再扩大甚至捏造出来的东西，往往与他们报给军统的有出人。而美方却非常重视这些统计数字，并经常对这些单位进行武器弹药的补充，他们根据这些虚报的“成绩”便可向美国政府去要东西。
情报组：组长为陆遂初，美方副组长不详。
这个组是中美所的重点工作组，主要是将军统向美方提供的各项情报由它分类编妥后送与美方，同时把美方需要深入了解的有关问题转交给军统作补充或复查。
最初一段期间，军统向美方提供的情报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不能满足美特的要求，梅乐斯一再以书面备忘录或口头向戴笠提出要求改进。以后由于军统与汉奸合流，大批军统特务安置到上海南京及东南各地，到处设有电台，对日军在华情况搜集较多。
这些材料都是美国特务机关过去最感缺少的东西，这时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相当高，因此很引起美方的重视，并且弄得美国特务机关内部由于眼红而发生内讧。美国陆军参谋部战略情报局便要求派员参加中美所工作，并要梅乐斯向驻华美军总部及大使馆提供情报。据说梅乐斯因不答应还被杜诺万扣留在美大使馆一天，弄得梅几乎发神经病，曾回美国休养了几个月。以后美国陆军与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也于一九四四年间参加了这个组的工作。
这个重点组的工作几年来是不断地在发展和加强的。一九四三年以前只有美蒋特务二十多人，到了一九四四年便增加到四十多人。原来完全依靠军统局供给的一些情报，也不能满足美方的要求。一九四四年后增加了在东南地区的几个情报站，直接搜集东南沿海地区的情报。由于业务不断扩大，并且美方特别着重于东南地区的工作，一九四四年夏，军统方面又增加一个副组长王一心。这人原来在军统局局本部内专门担任对上海地区的潜伏布置工作多年，对东南一带情况熟悉，所以加派他去担任这个职务。
心理作战组：过去军统一向不大着重搞宣传造谣等工作，自与美帝特务合流后，也仿照美国特务机关在中美所内设立了心理作战组。这个组先后由谢ＸＸ、吴利君担任组长。谢为托派叛徒，曾任陈独秀的秘书，以出卖陈而投身军统。中美所于一九四三年夏间第一次合同签订后才成立这个组。戴笠在介绍谢ＸＸ与梅乐斯见面时，曾提到谢的历史情况，梅乐斯很为高兴，认为这种人担任心战工作是非常适宜的。
这个组的成员有二十多人。美帝特务由征集的兵员中，特别挑选了一批适合中美所工作的人前来工作。当时派到这个组的，有过去在美国很享声誉的漫画家两人（姓名已记不清楚）。我记得我去该组找谢ＸＸ时，谢曾特别为我介绍过，说这两人在美国报刊杂志上画一张漫画就是几十块美元，应征入伍后，为了发挥其所长，便派在中美所来担任对敌宣传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个专在美国搞广播工作和几个搞新闻工作的人，也都分配在这个组。当时戴笠为了不甘落后，也把当时中国有名的漫画家聘为这个组的专员。还有当时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的魏景蒙，也被聘参加这个组工作。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亢生，更是不断地向这个组提供有关对日本方面的宣传材料。
这个组除了经常不断地向日寇占领区进行广播并用飞机空投宣传品外，一九四四年又成立了一个流动宣传大队，由贺元充大队长，经常在东南一带前线活动。这个大队配属有十几辆宣传车，车上装有播音设备，专在接近日军驻地向日本士兵进行宣传。这个组的工作最紧张活跃的时期，是一九四五年美军向日本逐岛进攻与向长崎、广岛投原子弹的时候，他们不断地宣传美军在日本本土上作战的成绩，夸大原子弹的威力，去动摇日军军心。胜利后，梅乐斯急于想了解这个组的工作在日本军队中所起的作用，曾派出许多美蒋特务去询问过一些日本军人，得到了很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一些被封锁的消息不断传到了日军的耳中，他们互相暗中传播，据说对前方士气的影响相当大。在美蒋特务合流期中，军统得到了美特们的传授，也学到心理作战的这一套，戴笠和蒋介石都给以很高的评价。所以到军统结束而成立保密局时，在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期间，保密局也成立了心战科，专门搞这些宣传造谣的活动。
气象组：这个组完全是由美方提出要成立的。当时虽说是为了双方海空军的活动，需要了解中国大陆的气象情况，实际上国民党的海军人员已逃进了湘西的山区，空军的一些残破飞机也天天在逃警报，而真正急于需要的倒是美方。据说美国曾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求，供给有关中国大陆的气象材料。当时中国方面实在没有办法答复，因为它本身根本没有重视过这一工作，飞机起飞都要靠无线电临时和目的地联络。等到逃到酉南地区后，连过去仅有的一些设备也残缺不全，形成瘫痪状况。美帝也很了解这一情况，所以中美所一开始，首先便注重这一部门的工作，大量气象器材源源不断地运来。他们只好通过中美所这一组织，在中国大陆上亲自动手来搜集所需要的材料。
这个组，军统方面原来由一个姓王的当组长，后来由程浚继任，实际负责的人是美方的副组长和他们的一些专家。在第一次合同签订前，便已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兰州……等地建立起了一百五十多个气象站和无线电台。第一次合同签订后，由美国气象专家柯朱拉（Ｒ．ＫＵＴＩＩ．ｃ）来主持训练，大批的气象工作人员便被培训出来。几乎凡是与中美所和军统有关的部队、训练班、办事处……等外勤单位驻在地区，都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气象站和电台。一九四四年底以前，当时蒋管区内都普遍有了这个组的工作单位。据中美所总务组一个美国副组长告诉我，美国对中美所除了装备军统特务武装花费的武器物资最多外，第二便要算气象方面了。抗战胜利后，这个单位的军统人员与各地的气象台站全部设备均交国民党行政院的民用航空局接收。
行动组：组长周知声，副组长焦金堂。美方副组长不详。这个组是第一次合同签订后才成立的，工作情况和军事组差不多。因中美所本身并没有外勤行动组织，完全是依靠军统所领导的大大小小约八十个左右的行动总队、行动队、行动组和各种名称的破坏队、组等单位进行工作。戴笠把这些单位的“成绩”，一方面由军统局向蒋介石报功请奖，同时也由中美所向美帝去汇报“成绩”，请求增补武器炸药等物资。梅乐斯多次受到奖励和不断得到升级，与这个组的工作“成绩”也是分不开的。当时军统一些在敌后和前线工作的行动单位，除了经常搞一点破坏铁路和公路的交通工作外，还经常在上海等地刺杀一些像上海伪市长傅筱庵等汉奸的活动，也同样列为中美所的成绩。中美所有时竟把成绩夸大到每月毙伤敌人两千多人。
交通运输组：组长黄荣华，为一侨居美国多年的华侨，兼任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局运输处处长。当时中美所运输方面最紧张的工作，是到昆明去接运由美国海运到印度后再空运到中国的物资。这些物资中占吨位最多的是武器弹药和装备，其次是美帝特务们的生活日用品。一九四四年后，中美所有十轮卡车二千辆，实际上经常出动的只有一千辆左右。由昆明运出的东西，一部分存放贵阳，以便转运东南地区；一部分存放沪州兰田坝，以便转运西北各地，而大部分则是运到重庆。这个组在昆明设有接运站，在沪州、贵阳、西安、建瓯……等地都设有转运站。当时运往东南地区的武器最多，回时则装货运局从沦陷区购进的物资，所以货运局与中美所的运输业务几乎是相互配合起来的。这个组也是第一次合同签订后才成立的。在没有成立这个组以前，中美所的物资都是由军统局汽车大队代运。从中美所成立起，一直到结束后的一年多，美帝供应的武器、弹药、炸药、刑具、电讯器材……等都还没有运完，最后就地处理了一批。
中美所设主任一人，由戴笠兼任；副主任一人，由美特头子梅乐俾充任。对内对外一切工作，均由主任副主任共同负责。
双方各设参谋长一人，军统方面为李崇诗，美方为贝乐利。
双方各设主任秘书一人，军统方面为潘其武，美方为史密司。内勤部门设下列各组：
军事作战组（又叫参谋组或简称军事组）：组长尚望，号渭父，系军统所领导的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参谋长。副组长易炜，系别动军参谋处长。两人均系兼职，实际上由易炜负责。组下设有高参四人，均军统大特务。美方派有一个副组长和若干参谋，姓名均不详。这个组主要工作名义上是指挥军统所领导的武装特务部队包括各地的行动总队和爆破总队，实际上这些武装特务头子们并不听从中美所的指挥，而仍由军统所控制。这个组所拟定的一切作战计划，均须先与军统商妥后才能发出去。虽然这样，而各地武装特务头子还是不大接受，仍按他们自己的一套直接向军统请示。但为了要得到美帝的武器弹药与美式装备，则又不得不将每次对日作战的伤亡、战绩和消耗向中美所汇报请求补充。这些数字大多是经过一再扩大甚至捏造出来的东西，往往与他们报给军统的有出人。而美方却非常重视这些统计数字，并经常对这些单位进行武器弹药的补充，他们根据这些虚报的“成绩”便可向美国政府去要东西。
情报组：组长为陆遂初，美方副组长不详。
这个组是中美所的重点工作组，主要是将军统向美方提供的各项情报由它分类编妥后送与美方，同时把美方需要深入了解的有关问题转交给军统作补充或复查。
最初一段期间，军统向美方提供的情报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不能满足美特的要求，梅乐斯一再以书面备忘录或口头向戴笠提出要求改进。以后由于军统与汉奸合流，大批军统特务安置到上海南京及东南各地，到处设有电台，对日军在华情况搜集较多。
这些材料都是美国特务机关过去最感缺少的东西，这时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相当高，因此很引起美方的重视，并且弄得美国特务机关内部由于眼红而发生内讧。美国陆军参谋部战略情报局便要求派员参加中美所工作，并要梅乐斯向驻华美军总部及大使馆提供情报。据说梅乐斯因不答应还被杜诺万扣留在美大使馆一天，弄得梅几乎发神经病，曾回美国休养了几个月。以后美国陆军与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也于一九四四年间参加了这个组的工作。
这个重点组的工作几年来是不断地在发展和加强的。一九四三年以前只有美蒋特务二十多人，到了一九四四年便增加到四十多人。原来完全依靠军统局供给的一些情报，也不能满足美方的要求。一九四四年后增加了在东南地区的几个情报站，直接搜集东南沿海地区的情报。由于业务不断扩大，并且美方特别着重于东南地区的工作，一九四四年夏，军统方面又增加一个副组长王一心。这人原来在军统局局本部内专门担任对上海地区的潜伏布置工作多年，对东南一带情况熟悉，所以加派他去担任这个职务。
心理作战组：过去军统一向不大着重搞宣传造谣等工作，自与美帝特务合流后，也仿照美国特务机关在中美所内设立了心理作战组。这个组先后由谢ＸＸ、吴利君担任组长。谢为托派叛徒，曾任陈独秀的秘书，以出卖陈而投身军统。中美所于一九四三年夏间第一次合同签订后才成立这个组。戴笠在介绍谢ＸＸ与梅乐斯见面时，曾提到谢的历史情况，梅乐斯很为高兴，认为这种人担任心战工作是非常适宜的。
这个组的成员有二十多人。美帝特务由征集的兵员中，特别挑选了一批适合中美所工作的人前来工作。当时派到这个组的，有过去在美国很享声誉的漫画家两人（姓名已记不清楚）。我记得我去该组找谢ＸＸ时，谢曾特别为我介绍过，说这两人在美国报刊杂志上画一张漫画就是几十块美元，应征入伍后，为了发挥其所长，便派在中美所来担任对敌宣传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个专在美国搞广播工作和几个搞新闻工作的人，也都分配在这个组。当时戴笠为了不甘落后，也把当时中国有名的漫画家聘为这个组的专员。还有当时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的魏景蒙，也被聘参加这个组工作。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亢生，更是不断地向这个组提供有关对日本方面的宣传材料。
这个组除了经常不断地向日寇占领区进行广播并用飞机空投宣传品外，一九四四年又成立了一个流动宣传大队，由贺元充大队长，经常在东南一带前线活动。这个大队配属有十几辆宣传车，车上装有播音设备，专在接近日军驻地向日本士兵进行宣传。这个组的工作最紧张活跃的时期，是一九四五年美军向日本逐岛进攻与向长崎、广岛投原子弹的时候，他们不断地宣传美军在日本本土上作战的成绩，夸大原子弹的威力，去动摇日军军心。胜利后，梅乐斯急于想了解这个组的工作在日本军队中所起的作用，曾派出许多美蒋特务去询问过一些日本军人，得到了很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一些被封锁的消息不断传到了日军的耳中，他们互相暗中传播，据说对前方士气的影响相当大。在美蒋特务合流期中，军统得到了美特们的传授，也学到心理作战的这一套，戴笠和蒋介石都给以很高的评价。所以到军统结束而成立保密局时，在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期间，保密局也成立了心战科，专门搞这些宣传造谣的活动。
气象组：这个组完全是由美方提出要成立的。当时虽说是为了双方海空军的活动，需要了解中国大陆的气象情况，实际上国民党的海军人员已逃进了湘西的山区，空军的一些残破飞机也天天在逃警报，而真正急于需要的倒是美方。据说美国曾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求，供给有关中国大陆的气象材料。当时中国方面实在没有办法答复，因为它本身根本没有重视过这一工作，飞机起飞都要靠无线电临时和目的地联络。等到逃到酉南地区后，连过去仅有的一些设备也残缺不全，形成瘫痪状况。美帝也很了解这一情况，所以中美所一开始，首先便注重这一部门的工作，大量气象器材源源不断地运来。他们只好通过中美所这一组织，在中国大陆上亲自动手来搜集所需要的材料。
这个组，军统方面原来由一个姓王的当组长，后来由程浚继任，实际负责的人是美方的副组长和他们的一些专家。在第一次合同签订前，便已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兰州……等地建立起了一百五十多个气象站和无线电台。第一次合同签订后，由美国气象专家柯朱拉（Ｒ．ＫＵＴＩＩ．ｃ）来主持训练，大批的气象工作人员便被培训出来。几乎凡是与中美所和军统有关的部队、训练班、办事处……等外勤单位驻在地区，都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气象站和电台。一九四四年底以前，当时蒋管区内都普遍有了这个组的工作单位。据中美所总务组一个美国副组长告诉我，美国对中美所除了装备军统特务武装花费的武器物资最多外，第二便要算气象方面了。抗战胜利后，这个单位的军统人员与各地的气象台站全部设备均交国民党行政院的民用航空局接收。
行动组：组长周知声，副组长焦金堂。美方副组长不详。这个组是第一次合同签订后才成立的，工作情况和军事组差不多。因中美所本身并没有外勤行动组织，完全是依靠军统所领导的大大小小约八十个左右的行动总队、行动队、行动组和各种名称的破坏队、组等单位进行工作。戴笠把这些单位的“成绩”，一方面由军统局向蒋介石报功请奖，同时也由中美所向美帝去汇报“成绩”，请求增补武器炸药等物资。梅乐斯多次受到奖励和不断得到升级，与这个组的工作“成绩”也是分不开的。当时军统一些在敌后和前线工作的行动单位，除了经常搞一点破坏铁路和公路的交通工作外，还经常在上海等地刺杀一些像上海伪市长傅筱庵等汉奸的活动，也同样列为中美所的成绩。中美所有时竟把成绩夸大到每月毙伤敌人两千多人。
交通运输组：组长黄荣华，为一侨居美国多年的华侨，兼任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局运输处处长。当时中美所运输方面最紧张的工作，是到昆明去接运由美国海运到印度后再空运到中国的物资。这些物资中占吨位最多的是武器弹药和装备，其次是美帝特务们的生活日用品。一九四四年后，中美所有十轮卡车二千辆，实际上经常出动的只有一千辆左右。由昆明运出的东西，一部分存放贵阳，以便转运东南地区；一部分存放沪州兰田坝，以便转运西北各地，而大部分则是运到重庆。这个组在昆明设有接运站，在沪州、贵阳、西安、建瓯……等地都设有转运站。当时运往东南地区的武器最多，回时则装货运局从沦陷区购进的物资，所以货运局与中美所的运输业务几乎是相互配合起来的。这个组也是第一次合同签订后才成立的。在没有成立这个组以前，中美所的物资都是由军统局汽车大队代运。从中美所成立起，一直到结束后的一年多，美帝供应的武器、弹药、炸药、刑具、电讯器材……等都还没有运完，最后就地处理了一批。
经理组：这个组在一九四三年以前原为会计组，扩大组织以后改为经理组，先后由毛宗亮、刘君实任组长，周浩良为副组长，组里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军统特务，除主管财务会计工作外，以后还兼管物资账目。美方自己有它单独的经理机构。
医务组：这个组是一九四三年以后，中美所扩大组织时才成立的。组长原为张约翰，系军政部军医署长林可胜介绍给戴笠的。但张发现中美所是一个美蒋特务合组的特务机关，便不辞而去，后来由军统医务所所长戴夏民兼任该组组长。这个组主要工作是主管医务行政，专门接受美方供应的医药器材和设备，并计划向美方要求这方面物资。它领导一个由中美所与军统合办的四一医院，院长也是由戴夏民兼任。这个医院专门为两个单位的特务和家眷诊治。美方另外还有它自己的诊所和一个设备很好的牙医室。当时美方的这些诊所是不替军统特务看病的，甚至连替美特们搬运日用品而中暑倒在这些诊所前面的搬运工，美特们都是叫人抬到四一医院去，只有极少数大特务得到梅乐斯或贝乐利的准许，由他们事先通知后才能去看病和检查。我曾得到他们的准许去检查过牙齿，那些美国医生傲慢的神情，使我也不敢再去领教。
总务组：这个组由一开始有中美所便已成立，也是一开始便忙到结束为止，又始终是美方意见最多、最不满意的一个组。戴笠把军统局办总务最有经验的郭斌派去当组长。这个在香港开过客来门旅馆和在军统局当过总务科长多年的事务工作专家，在任中美所总务组长两年不到的时间里，被美方提出口头和书面的意见达五十多次。戴笠只好把另一个两度任军统局总务科长的杨隆抽调去换了郭斌。一九四三年，中美所扩大组织后，戴还专为办好中美所的总务工作成立了一个管理人员训练班，把军统局及所领导的公开单位中最好的事务人员选调了四十多名去受三个月的专门训练后才派到这个组去工作，希望在生活招待上能满足美国主子们的要求。他虽然费尽心力去讨好巴结，美特们还是不满。到一九四五年，又将杨隆枯撤换而改调美国留学生罗杰去担任这个职务。要不是抗战胜利中美所结束，还不知要更换多少人。
这个组的主要工作是为美特们生活方面服务，从洗衣服、吃饭到住房子，几乎无一不和美特们直接打交道。由于抗战期间的物资供应困难，美特们总认为是由他们自己出钱而交给中国人代办一下都办不好，要想买的东西不能马上买来，吃的东西不合胃一口，都要大发脾气。当时虽然专为美特们盖了很好的饭厅，在重．庆几处大餐馆搜罗了二十多名懂得一点英语的服务员，每天派出几辆专车四处去采购鸡肉鱼鸭菜蔬水果之类食品，美特们还是天天有意见。中美所美特最多时有四五百人，除了吃的问题使他们不满外，更使他们不高兴的是住的房子太少，临时赶修赶建的房子不合他们的生活习惯。戴笠虽曾下令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大量搜购抽水马桶等卫生设备，几乎到了罗掘俱穷的程度，还是不能满足需要。在中美所范围内和附近一些较好的房屋，只要美特们看中了便立刻腾出来，连军统局一所白公馆监狱，美帝认为很好，也要去做了宿舍。戴笠只好在渣滓洞另外建立一所新的监狱，把白公馆改成第三招待所。
这个组除了办理事务方面的工作外，还负责保管武器弹药和物资。不过每一粒子弹每一寸电话线的处理，都不是由组长可以作主，而必须通过美方的副组长或美方的管理人员批准，才能从仓库中发出来。
中美所内部组织除了这些主管业务和事务工作的九大组以外，还设有一个总办公室，由主任秘书潘其武兼主任。这个总办公室下面又有几个组。联络组：这个组在中美所没有扩大以前是直属主任副主任领导的。一九四三年以后成立总办公室才划归总办公室领导。组长刘镇芳，是戴笠和梅乐斯的翻译，也是他们两人中的桥梁。
他了解到戴、梅的意图，便先向双方面示意，所以在商谈问题时，很少弄成僵局，因此戴、梅都器重他，而成为中美所中最走红的人物。这个组主要的工作是担任口头上的翻译与双方人员的联络。在有美方人员参加工作的单位中，都派有若干联络员（也叫翻译官）。这些联络员大都是军统所举办的外事。外语人员训练班毕业的学生，与刘镇芳都是同学，其中得到戴。梅两人信任的有潘景翔、周关铝、潘子硕等人。每遇到刘镇芳有事不在中美所时，只有这几个人才有资格临时充当一下戴、梅两人之间的翻译。
总办公室下面还设有文书、人事、译电等三个组，其中除人事组有美方人员参加工作专主管美方的人事行政业务和办理卡片登记等外，译电与文书组没有美方人员参加。因为这两项工作，他们自己还另有组织，情况不了解。
总办公室设有秘书两人，一个是李逸云，一个是温万生，均为潘其武的亲信，又是潘的福建同乡。总办公室在职权上不能直接领导九大组的工作，但由于军统方面是主任秘书潘其武负责，潘兼总办公室主任，所以对其他各单位总其成的工作都无形中归总办公室来主持了。
一九四四年夏天，由于业务一天天扩大，原来一些文件翻译的工作是由联络组与派在各单位的联络官担任，经常忙不过来，积压的东西很多，又成立了一个总翻译室，由刘镇芳兼主任，专负责文字方面的翻译。当时军统自己培养的翻译人员已赶不上需要，特别是十几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先后在各地成立后，大量需要翻译人员去担任美方教官讲课时的翻译和联络工作，戴笠便向军委会外事局局长何浩若要了一百名当时由外事局在中央训练团主办的译员训练班的学员。这些受训的学员都是当年应届毕业的各大学学生，被征入伍，准备予以短期训练后派往有美军顾问的各部队各军事机关去担任翻译的。这一百人派到中美所后，戴笠又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训练班。
这个班当时叫做军统重庆训练班译训队，费了一个月时间，向学员们讲述中美所的业务和统一翻译名称等工作。因他们在中训团译训班只受了一些军事术语方面的统一翻译课程，而中美所是美蒋特务合组的机构，对一些特务工作方面的常识和术语弄不清楚。同时也要他们全部先办理好参加军统特务组织的各项手续以后，才能正式叫他们去工作。这一百人中有几个女学员。她们在总翻译室工作不久，便为美特们发现。他们对这几个能操英语的女性感到很大兴趣，便在她们上下班时几十人列成队伍在办公室通往宿舍的路上等候，找她们纠缠。后来给梅乐斯和戴笠知道了这一情况，便马上把她们调走，并规定中美所内的职工不准用女性，怕这些美特们因争风吃醋发生问题。
这批学员一下子派在中美所后，又感到人太多了点，戴笠便把其中一些学化学工作的派到军统所办的贵州遵义植物油炼代汽油的工厂去工作。到一九四四年底，有些人不安心于这个特务机关的工作，戴笠怕出问题，便送了一批回外事局。到一九四五年底中美所工作刚一结束，便全部把他们遣送回去。
中美所里还有一个工程外，一九四四年成立，由沈觐康任处长。当时由于房屋缺少，戴笠自作聪明临时赶建的一些房屋因设计和工程质量不断发生问题，梅乐斯一再向戴笠提出书面备忘录，叫他注意美方人员安全，这样才成立这个处，专门负责房屋修建工程。在此以前，所有中美所房屋的修建一向是由戴自己设计，由军统局丝厂办事处工程股兼股长侯桢祥负责雇工兴建。一九四三年以后因大批美帝人员不断涌来，戴本人工作也很忙，往往只随便指手划脚地说上几句，侯便完全照他所指示的去办，结果不断发生房屋倒塌，石堡坎下陷等情况。到一九四四年又因要成立重庆中美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戴想在美国人面前显示他的力量，要盖一所比重庆所有的大礼堂都要漂亮的房子。这样才决定不再由他亲自设计，而只提出要求－－能容纳四千人，尽可能做到美观和适用。由于这些原因，便成立了这个处。
工程处成立后，戴还决定以后中美所的房屋兴建工程，不再由办事处工程股负责，全部要交由上海陆根记营造厂承包。这个营造厂的老板陆根泉，是戴在云南新结识的朋友，戴特地邀请到重庆来帮同兴建中美所的房屋。通过陆的介绍，当时重庆第一流的基泰工程司派专家来这个处担任设计与监工工作。从一九四四年春间开始，中美所的范围随着戴笠和梅乐斯的需要，便一天天扩大起来，到处开山挖石，废回填沟，数以千计的泥木石工彻夜工作着。在炎热的夏天，每隔几天便有一两个工人因赶工中暑或过度疲劳而死去，至于因赶工而发生工伤事故折手断脚者则天天都有，但是戴笠和梅乐斯还是嫌工程进度太慢。
中美所为要兴建房屋，附近民房被强迫拆除。他们对一些指定要拆除的民房，一看中了便叫住在里面的人马上搬出去，立刻将旧房屋拆掉，而只给予少量的迁移费。一边付钱便一面叫搬家，从不问这些居民在一天之内能搬到什么地方去，因此为了强迫迁居也不断发生人命事件。我记得在强迫五灵观近一百户居民迁移时，有的迟迁一步，除被特务们痛打之后将行李丢出来外，稍露不满，立刻被抓走关起来。
有一个妇女刚生小孩，没有马上搬走，被特务们将房顶拆去。当夜狂风暴雨，第二天这个产妇和刚生下的婴儿便都死去。戴笠听到后说：“这是一个好榜样，以后看有谁还敢赖在房子里。”以后在拆步云桥一带几十间民房时，也有些老人舍不得离开住了几辈子的老家而被特务推倒地上，当场也发生过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中风死去，结果也只给了一点埋葬费了事。
当时在中美所附近一带的居民无不天天惶恐，不知什么时候会被看中自己的房子，弄得马上无安身之处。我记得有一次我陪同戴笠到附近去看看准备兴建军统接收美方炸药的仓库，希望离得远一点，已走出了中美所的范围。回来经过一处农民住的茅棚时，戴笠看到这家人养了一对小鹅很好玩，便走过去看看。这时这一家人都惊慌异常，因为一看那付前呼后拥的气派，加之天天在担心要房子，所以当戴刚一走近时，全家大小六七人便一齐向他跪了下去，连说我们家里人多，找不到房子，请开开恩准许住下去。当时弄得戴莫名其妙，便笑着向他们解释不是来要房子，是看看这对小鹅，这时他们才敢爬起来。当戴离开时，我因走慢一步，便亲眼看到这家一位老人马上把这对小鹅摔死，或许是因为恨它几乎惹出大祸来。当时附近人民对这些特务的恐惧和仇恨的情况，多年来一直在我脑中浮现出来。
几年间中美所的范围由于不断扩大，从北起丝厂向南伸延，包括了小歌乐山的茶店子直到小歌乐山山顶的黄树。这里原来有一条从歌乐山通往磁器口的捷径，也被封锁，而叫来往的人绕道走杨公桥。中美所的西边则伸延到渣滓洞煤窑紧接兵工厂。为了占用这个煤窑，也把这个小煤窑的老板活活逼死才占过来。东面一直到兵工署弹道研究所。围绕整个范围有近三十多里。所有在这个范围内的房屋、田地。
山林，全被强征，误入这个范围的人，轻则遭到打骂，重则囚禁杀害。有四个中学生因假日游山而误入禁地，被指为共产党所指派来的侦察人员，竟囚禁在重庆和息烽集中营十多年，到了解放前还有三个被杀害在白公馆。
工程处成立一年多，主要兴建的工程是矗立在钟家山东面步云桥南边的一座特警班的大礼堂和特警班的房屋与大操场。一九四五年春间，又替梅乐斯在钟家山南边另一个小山头上新建了一所华丽的小住宅（梅原住在戴笠在钟家山的一座别墅中）。
正在动工的时候，戴有天带我去看工程进度，很得意地告诉我：“这座房子背山面水，看来风景很好，其实大门正对着一条大山沟，住在里面的主人是要破大财的。”当时他非常希望他的主子住进去后破大财，好更多地供给军统武器和物资。他为了讨好梅乐斯，把这座房子取名为“梅园”，并准备于建成后在房子四周种上几百株梅花。一九四五年秋天，这所房子落成时已接近胜利，刚把屋内家具陈设等弄好，梅乐斯和戴笠一道去东南，连一天也没有住过。那座比当时国民政府大礼堂还新式还宽敞的特警班礼堂，于一九四四年圣诞节前赶建完成，除了举行几次盛大集会和宴会外，也因抗战胜利没有再用到它。
医务组：这个组是一九四三年以后，中美所扩大组织时才成立的。组长原为张约翰，系军政部军医署长林可胜介绍给戴笠的。但张发现中美所是一个美蒋特务合组的特务机关，便不辞而去，后来由军统医务所所长戴夏民兼任该组组长。这个组主要工作是主管医务行政，专门接受美方供应的医药器材和设备，并计划向美方要求这方面物资。它领导一个由中美所与军统合办的四一医院，院长也是由戴夏民兼任。这个医院专门为两个单位的特务和家眷诊治。美方另外还有它自己的诊所和一个设备很好的牙医室。当时美方的这些诊所是不替军统特务看病的，甚至连替美特们搬运日用品而中暑倒在这些诊所前面的搬运工，美特们都是叫人抬到四一医院去，只有极少数大特务得到梅乐斯或贝乐利的准许，由他们事先通知后才能去看病和检查。我曾得到他们的准许去检查过牙齿，那些美国医生傲慢的神情，使我也不敢再去领教。
总务组：这个组由一开始有中美所便已成立，也是一开始便忙到结束为止，又始终是美方意见最多、最不满意的一个组。戴笠把军统局办总务最有经验的郭斌派去当组长。这个在香港开过客来门旅馆和在军统局当过总务科长多年的事务工作专家，在任中美所总务组长两年不到的时间里，被美方提出口头和书面的意见达五十多次。戴笠只好把另一个两度任军统局总务科长的杨隆抽调去换了郭斌。一九四三年，中美所扩大组织后，戴还专为办好中美所的总务工作成立了一个管理人员训练班，把军统局及所领导的公开单位中最好的事务人员选调了四十多名去受三个月的专门训练后才派到这个组去工作，希望在生活招待上能满足美国主子们的要求。他虽然费尽心力去讨好巴结，美特们还是不满。到一九四五年，又将杨隆枯撤换而改调美国留学生罗杰去担任这个职务。要不是抗战胜利中美所结束，还不知要更换多少人。
这个组的主要工作是为美特们生活方面服务，从洗衣服、吃饭到住房子，几乎无一不和美特们直接打交道。由于抗战期间的物资供应困难，美特们总认为是由他们自己出钱而交给中国人代办一下都办不好，要想买的东西不能马上买来，吃的东西不合胃一口，都要大发脾气。当时虽然专为美特们盖了很好的饭厅，在重．庆几处大餐馆搜罗了二十多名懂得一点英语的服务员，每天派出几辆专车四处去采购鸡肉鱼鸭菜蔬水果之类食品，美特们还是天天有意见。中美所美特最多时有四五百人，除了吃的问题使他们不满外，更使他们不高兴的是住的房子太少，临时赶修赶建的房子不合他们的生活习惯。戴笠虽曾下令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大量搜购抽水马桶等卫生设备，几乎到了罗掘俱穷的程度，还是不能满足需要。在中美所范围内和附近一些较好的房屋，只要美特们看中了便立刻腾出来，连军统局一所白公馆监狱，美帝认为很好，也要去做了宿舍。戴笠只好在渣滓洞另外建立一所新的监狱，把白公馆改成第三招待所。
这个组除了办理事务方面的工作外，还负责保管武器弹药和物资。不过每一粒子弹每一寸电话线的处理，都不是由组长可以作主，而必须通过美方的副组长或美方的管理人员批准，才能从仓库中发出来。
中美所内部组织除了这些主管业务和事务工作的九大组以外，还设有一个总办公室，由主任秘书潘其武兼主任。这个总办公室下面又有几个组。联络组：这个组在中美所没有扩大以前是直属主任副主任领导的。一九四三年以后成立总办公室才划归总办公室领导。组长刘镇芳，是戴笠和梅乐斯的翻译，也是他们两人中的桥梁。
他了解到戴、梅的意图，便先向双方面示意，所以在商谈问题时，很少弄成僵局，因此戴、梅都器重他，而成为中美所中最走红的人物。这个组主要的工作是担任口头上的翻译与双方人员的联络。在有美方人员参加工作的单位中，都派有若干联络员（也叫翻译官）。这些联络员大都是军统所举办的外事。外语人员训练班毕业的学生，与刘镇芳都是同学，其中得到戴。梅两人信任的有潘景翔、周关铝、潘子硕等人。每遇到刘镇芳有事不在中美所时，只有这几个人才有资格临时充当一下戴、梅两人之间的翻译。
总办公室下面还设有文书、人事、译电等三个组，其中除人事组有美方人员参加工作专主管美方的人事行政业务和办理卡片登记等外，译电与文书组没有美方人员参加。因为这两项工作，他们自己还另有组织，情况不了解。
总办公室设有秘书两人，一个是李逸云，一个是温万生，均为潘其武的亲信，又是潘的福建同乡。总办公室在职权上不能直接领导九大组的工作，但由于军统方面是主任秘书潘其武负责，潘兼总办公室主任，所以对其他各单位总其成的工作都无形中归总办公室来主持了。
一九四四年夏天，由于业务一天天扩大，原来一些文件翻译的工作是由联络组与派在各单位的联络官担任，经常忙不过来，积压的东西很多，又成立了一个总翻译室，由刘镇芳兼主任，专负责文字方面的翻译。当时军统自己培养的翻译人员已赶不上需要，特别是十几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先后在各地成立后，大量需要翻译人员去担任美方教官讲课时的翻译和联络工作，戴笠便向军委会外事局局长何浩若要了一百名当时由外事局在中央训练团主办的译员训练班的学员。这些受训的学员都是当年应届毕业的各大学学生，被征入伍，准备予以短期训练后派往有美军顾问的各部队各军事机关去担任翻译的。这一百人派到中美所后，戴笠又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训练班。
这个班当时叫做军统重庆训练班译训队，费了一个月时间，向学员们讲述中美所的业务和统一翻译名称等工作。因他们在中训团译训班只受了一些军事术语方面的统一翻译课程，而中美所是美蒋特务合组的机构，对一些特务工作方面的常识和术语弄不清楚。同时也要他们全部先办理好参加军统特务组织的各项手续以后，才能正式叫他们去工作。这一百人中有几个女学员。她们在总翻译室工作不久，便为美特们发现。他们对这几个能操英语的女性感到很大兴趣，便在她们上下班时几十人列成队伍在办公室通往宿舍的路上等候，找她们纠缠。后来给梅乐斯和戴笠知道了这一情况，便马上把她们调走，并规定中美所内的职工不准用女性，怕这些美特们因争风吃醋发生问题。
这批学员一下子派在中美所后，又感到人太多了点，戴笠便把其中一些学化学工作的派到军统所办的贵州遵义植物油炼代汽油的工厂去工作。到一九四四年底，有些人不安心于这个特务机关的工作，戴笠怕出问题，便送了一批回外事局。到一九四五年底中美所工作刚一结束，便全部把他们遣送回去。
中美所里还有一个工程外，一九四四年成立，由沈觐康任处长。当时由于房屋缺少，戴笠自作聪明临时赶建的一些房屋因设计和工程质量不断发生问题，梅乐斯一再向戴笠提出书面备忘录，叫他注意美方人员安全，这样才成立这个处，专门负责房屋修建工程。在此以前，所有中美所房屋的修建一向是由戴自己设计，由军统局丝厂办事处工程股兼股长侯桢祥负责雇工兴建。一九四三年以后因大批美帝人员不断涌来，戴本人工作也很忙，往往只随便指手划脚地说上几句，侯便完全照他所指示的去办，结果不断发生房屋倒塌，石堡坎下陷等情况。到一九四四年又因要成立重庆中美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戴想在美国人面前显示他的力量，要盖一所比重庆所有的大礼堂都要漂亮的房子。这样才决定不再由他亲自设计，而只提出要求－－能容纳四千人，尽可能做到美观和适用。由于这些原因，便成立了这个处。
工程处成立后，戴还决定以后中美所的房屋兴建工程，不再由办事处工程股负责，全部要交由上海陆根记营造厂承包。这个营造厂的老板陆根泉，是戴在云南新结识的朋友，戴特地邀请到重庆来帮同兴建中美所的房屋。通过陆的介绍，当时重庆第一流的基泰工程司派专家来这个处担任设计与监工工作。从一九四四年春间开始，中美所的范围随着戴笠和梅乐斯的需要，便一天天扩大起来，到处开山挖石，废回填沟，数以千计的泥木石工彻夜工作着。在炎热的夏天，每隔几天便有一两个工人因赶工中暑或过度疲劳而死去，至于因赶工而发生工伤事故折手断脚者则天天都有，但是戴笠和梅乐斯还是嫌工程进度太慢。
中美所为要兴建房屋，附近民房被强迫拆除。他们对一些指定要拆除的民房，一看中了便叫住在里面的人马上搬出去，立刻将旧房屋拆掉，而只给予少量的迁移费。一边付钱便一面叫搬家，从不问这些居民在一天之内能搬到什么地方去，因此为了强迫迁居也不断发生人命事件。我记得在强迫五灵观近一百户居民迁移时，有的迟迁一步，除被特务们痛打之后将行李丢出来外，稍露不满，立刻被抓走关起来。
有一个妇女刚生小孩，没有马上搬走，被特务们将房顶拆去。当夜狂风暴雨，第二天这个产妇和刚生下的婴儿便都死去。戴笠听到后说：“这是一个好榜样，以后看有谁还敢赖在房子里。”以后在拆步云桥一带几十间民房时，也有些老人舍不得离开住了几辈子的老家而被特务推倒地上，当场也发生过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中风死去，结果也只给了一点埋葬费了事。
当时在中美所附近一带的居民无不天天惶恐，不知什么时候会被看中自己的房子，弄得马上无安身之处。我记得有一次我陪同戴笠到附近去看看准备兴建军统接收美方炸药的仓库，希望离得远一点，已走出了中美所的范围。回来经过一处农民住的茅棚时，戴笠看到这家人养了一对小鹅很好玩，便走过去看看。这时这一家人都惊慌异常，因为一看那付前呼后拥的气派，加之天天在担心要房子，所以当戴刚一走近时，全家大小六七人便一齐向他跪了下去，连说我们家里人多，找不到房子，请开开恩准许住下去。当时弄得戴莫名其妙，便笑着向他们解释不是来要房子，是看看这对小鹅，这时他们才敢爬起来。当戴离开时，我因走慢一步，便亲眼看到这家一位老人马上把这对小鹅摔死，或许是因为恨它几乎惹出大祸来。当时附近人民对这些特务的恐惧和仇恨的情况，多年来一直在我脑中浮现出来。
几年间中美所的范围由于不断扩大，从北起丝厂向南伸延，包括了小歌乐山的茶店子直到小歌乐山山顶的黄树。这里原来有一条从歌乐山通往磁器口的捷径，也被封锁，而叫来往的人绕道走杨公桥。中美所的西边则伸延到渣滓洞煤窑紧接兵工厂。为了占用这个煤窑，也把这个小煤窑的老板活活逼死才占过来。东面一直到兵工署弹道研究所。围绕整个范围有近三十多里。所有在这个范围内的房屋、田地。
山林，全被强征，误入这个范围的人，轻则遭到打骂，重则囚禁杀害。有四个中学生因假日游山而误入禁地，被指为共产党所指派来的侦察人员，竟囚禁在重庆和息烽集中营十多年，到了解放前还有三个被杀害在白公馆。
工程处成立一年多，主要兴建的工程是矗立在钟家山东面步云桥南边的一座特警班的大礼堂和特警班的房屋与大操场。一九四五年春间，又替梅乐斯在钟家山南边另一个小山头上新建了一所华丽的小住宅（梅原住在戴笠在钟家山的一座别墅中）。
正在动工的时候，戴有天带我去看工程进度，很得意地告诉我：“这座房子背山面水，看来风景很好，其实大门正对着一条大山沟，住在里面的主人是要破大财的。”当时他非常希望他的主子住进去后破大财，好更多地供给军统武器和物资。他为了讨好梅乐斯，把这座房子取名为“梅园”，并准备于建成后在房子四周种上几百株梅花。一九四五年秋天，这所房子落成时已接近胜利，刚把屋内家具陈设等弄好，梅乐斯和戴笠一道去东南，连一天也没有住过。那座比当时国民政府大礼堂还新式还宽敞的特警班礼堂，于一九四四年圣诞节前赶建完成，除了举行几次盛大集会和宴会外，也因抗战胜利没有再用到它。
汽车总队：汽车总队于一九四三年冬成立，总队长一职久久不能决定，一直由军统汽车大队大队长张秉午以副总队长名义负责。到一九四五年春，才调了当时自（贡）内（江）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许建业来担任总队长。总队部设有业务课，由军统汽车大队副大队长王济兼课长。还有一个保养保和一个总务课，保养课由军统汽车修理所所长曾惕明兼课长。总队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修理所。重庆有两个大队，一千多辆十轮卡车。贵阳有一个大队，分驻昆明、衡山。在东南和西北地区，都驻有一个中队。这个总队成立时，最初有一部分美国司机，以后全部是西南运输处处长宋子良拨给的华侨司机。这些人多数是从南洋一带回祖国来参加抗日工作的，共有一千多人，胜利后便陆续回去。直到中美所结束一年多这个总队才结束。
中美所的外勤单位原来只有一个东南办事处，一九四三年成立于福建建阳。当时中美所的重点工作是在东南方面，所以由军统方面的参谋长李崇诗兼主任，长驻东南指挥。这个办事处组织很庞大，设有军事、情报、训练人事、总务四个科，和秘书、会计、督察三个室。当时中美所与军统在东南的工作，几乎都由这个办事处在领导。一九四四年中美所在东南设立的四个情报站和一个前进指挥所，也都由这个处直接指挥。这四个情报站的工作，以上海站最受美帝重视。站长庄心田，经常通过一些汉奸到日本去的关系，而能搜集到日本本国的情况。特别是有些汉奸亲自看到日寇海军舰只，在与美帝海军发生战斗后受伤拖回来修理的种种表面现象，更为美帝海军方面所急于要了解的材料，因此这个站的工作经常受到奖励。另外还有闽侯站（站长王调勋）、定海站（站长张元）、漳州站（站长王德元），也都是负责搜集日寇在沿海地区的活动（主要是海军）和对沿海的军事部署情况的。据梅乐斯说，这是美国海军准备帮助中国打日本，准备从海上向日寇进攻后，再派遣部队登陆，前后夹击日军。当时许多人都信以为真，总希望他们早点开辟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战场。特别是在一九四四年冬，日寇先头部队已越过广西而进入贵州境内时，重庆方面受到严重威胁，蒋介石、何应钦等都急于希望美帝海军能在中国沿海发动攻势以挽救重庆的危机。结果却是一直等到胜利之后，为了帮助国民党布置打共产党的内战，这些美国海军才从容地登上了中国大陆。
由东南办事处领导的前进指挥所，是由毛森任指挥官，设在浙江分水县印渚埠。
这个单位虽然是列入中美所编制内，实际上却是军统局的一个前哨据点。它主要是指挥属于军统领导的忠义救国军等一些乱七八糟的特务武装，到伪军驻防的地区去活动一下，便分别向军统和中美所报战功。这个指挥所因比较接近日寇占领地区，美帝特务们从来也没有敢去过一次。毛森利用这些经过美帝武装起来的特务部队，在附近设立关卡，强征捐税，而成为当地的太上皇。
另外还有一个属于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局的东南运输站，和中美所有联系，也由东南办事处就近领导。运输站站长姜守全，遇事得向李崇诗请示。由于李是以中美所中方参谋长而兼东南办事处主任，连中美所设在东南的雄村、玉壶、漳州、建瓯、港口等地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也要受李的监督指挥。这个办事处几乎把中美所的工作分去了一半。
东南办事处还在建阳回龙寺设有一个庞大的美军招待所，除了招待来往东南的美特外，每年还要在这里举行几次盛大的集会，慰劳在东南地区工作的美特。据说有一次在举行圣诞节晚会上，几个喝得酩酊大醉的美特抱着李崇诗的老婆乱来，气得李崇诗拔出手枪来准备和这几个美特干一下，后来经旁人力劝，才弄了个不欢而散。
中美所的训练情况
中美所从成立起到结束止，前后办过二十多个各式各样的训练班。美帝特务在帮助军统训练特务和武装特务部队方面，花费的人力、物力最大最多，其中以重庆特种警察训练班最为完善，设备最多，训练时间最久，也最能说明问题。
重庆特警班的成立时间比其他训练班要迟一些，一方面是由于在第二次合同中才正式提出，另一方面是由于房屋和器材以及学生的挑选都费了不少时间，所以到一九四四年秋天才开始训练。特警班由戴笠兼班主任，梅乐斯兼副主任，实际负责行政工作的，第一期为副主任、军统特务乐干，第二期为刘人奎。主持训练工作的则为美特总教官怀特（Ｗｉｔｅ），一切大权都是操在总教官室。班里共有美特教官五十多人，所有技术方面的课程全部由美国教官担任，完全是按照美国训练特务的方式进行训练，对军统过去那一套特务技术课程一概不采用。当时虽然连戴笠也感到不掺人一点合乎中国情况的特务课目，将来工作起来不方便，因为不是训练好了去美国工作。但是美方还是不同意，认为军统那一套是落后的和不科学的。戴笠也不好在这一点上再争执，便完全听他们去安排。
这个班的组织也和军统其他训练班一样，设有教务、政训。总务等三个组。第一期的教务组组长便是后来在解放前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的李汉元，第二期是曾宪凯。班里设有大队部，第一期大队长为李汉庭，二期为杨元森。大队下设有三个中队。第一期有学生八百名，二期一千二百名。这些学生的来源都是从军统局的几个基本特务训练班，如兰州、息烽、重庆等班中挑选出来的。
这个班的训练内容分为刑事警察与保安警察两个系。其中以刑警系的课程最为复杂，除了侦察、审讯、指纹、痕迹、罪犯心理、化装、拘捕、警犬使用……等外，更注重各种实习工作，如刑事实验、手枪射击、机动车驾驶、爆破等。当时美特最感自豪的是从美国搬来的那一整套刑事实验器材，其中有一部最新的“测谎侦察器”，这是专门用来侦察被审讯的人说话是否真实的。
我曾经多次去参观过他们如何使用这部“测谎侦察器”。这部机器很复杂，占了半间房子，全部是电气操纵。受审讯的人坐在那个特制的椅子上，胸部与脉搏上都系上电线。据说，电门打开后，这个人每说一句话的心理状况是否正常，生理上有什么变化，机器上的仪表便能指示出来。审讯员只要看这些仪表，便能断定受审者所说的话是撒谎，或者是老老实实在招供。美特们把这种机器看成是宝贝。我多次参观后，当时便感到太不可靠了！这对一个有经验而沉得住气的人，倒是成了救星，只要在撒谎时情绪不紧张，心脏跳动得很正常，仪表上便出现了不需要怀疑的种种记录。如果遇上一个初出茅庐或有心脏病的人，那就会变得再说老实话也会一辈子弄不清楚。有些人一坐上那个椅子，心情已经紧张万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仪表上的指针与自动记录设备所显示出来的便是忽高忽低零乱异常，这便是表示出他说的不是“老实话”了！
我记得这部机器刚一运来，他们要在戴笠面前显示一下美国的科学进步，便在装置好以后邀请戴笠去参观，我也跟了去。那几天正巧军统总务处在中美所范围内的洪炉厂仓库发生了失窃案，看守仓库的人认为临时雇来的几个搬运工人有嫌疑，把他们都扣留起来，但不能解决，谁也不承认偷了东西。我便向戴建议，把这几个人交给他们实验一下，好当场表演给大家看看。戴马上同意，要我派汽车立刻将这几个人从警卫大队部接出来送到刑事实验室。第一个被拉到椅子上的，以为是要受电刑，马上喊娘叫爷地大哭起来，问了半个多钟头，操纵这台机器的几个美特忙得满头大汗，结果只说了一句“这人所供的是不老实”，戴笠看得有点不耐烦便借故走了。我送他到汽车旁边时，他才笑着对我说：“这样麻烦，还不如我们那些不科学的方法有效得多广我因急于要想弄清这次窃案，便又回到实验室耐心地等他们一个个去实验一下。结果个个都是“不老实、嫌疑重大”，最后都只好继续扣留下来进行侦察。半个月后，这个仓库失窃案案情完全弄清楚，原来是管理仓库的特务们自己监守自盗，因分赃不均发生了内江，相互检举出来，这样才把这几个说老实话而被这部机器断定为不老实、有重大嫌疑的无辜者释放。从第一次试验了这部“测谎器”是在撒谎以后，戴笠对它便毫不感到兴趣，不过对美帝的其他几种刑具倒很为称赞。
当时从美国运来的还有一套“强光审讯器”。这是用几盏光度极强的电灯组成的。被审讯的人经过相当时间的照射后，神经上受到极大刺激，便不能控制自己而胡言乱语起来，法官可以从他说出的许多话中找出矛盾再去追问。另外还有几套新式电刑设备，这比军统一贯用的手摇电话机改成的电刑具不但方便而且很美观，像小巧的收音机一样，可以控制电流的强弱，对不同体格的人使用不同程度的电量，使用过久也不会晕过去，而只是越来越难受，虽然痛苦到汗出如雨，连精液都要流出来，但还能说话，这便最有利于审讯。这些美制刑具，更大的特点是虽然经过多次用刑，受刑人的神经系统与心脏机能受了重伤而表面却看不出半点伤痕来。由于这些原因，以后特警班的学生除了几个人专门学习过对“测谎侦察器”的使用、操纵和检修等技术外，大多是学习另外一些美式审讯方法。美特还送给特警班学生实习用的许多美制手镣脚铐。戴笠看到以后很高兴，认为比军统原来使用的轻便牢靠，携带方便。美特们听到后，便立即赠送五千副给军统。以后这种美式手脚镣，除了军统自己留了一批外，大都分配给各地的公开特务机关。解放前中美所大屠杀中，许多被乱枪打死的烈士们手上和脚上都还带着这些东西。
当时特警班实习用的警犬有一百多条，也全部是由美国经海空陆等运输而到重庆的。戴笠原来认为这些活教材可以由军统警犬室来繁殖，免得占去运输吨位，好多运其他物资，但美国教官不同意。他们去看过军统的警犬后，连戴笠所最称赞的那条叫小琳的第一号警犬，都认为品种不纯，不够条件，便决定全部由美国运来。
只有保警系用来训练骑警的一些马匹，从美国运来太不方便，才派人从新疆去采购了一批，但是美特也感到不合条件而是勉强使用。他们认为用最好的马队组成的骑警，对驱散示威的群众比之国民党特务机关用救火车的水龙向群众喷射的效果要高明得多。戴笠也很重视这一项新办法，保警系的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便经常练习骑在高头大马上冲人人群中挥动皮鞭警棍去痛殴群众头部的种种技术。
特警班第一期的学生受训一年刚刚满期，便赶上抗战胜利，戴笠立刻把他们分配到全国各地大城市的警察局和稽查处去工作，并对那些专心致意负责主持训练的美国教官，叫我每人给准备了一份厚礼，以答谢他们的辛劳。第二期因中美所结束，美国教官都回去了，但训练方法却仍保留了原来的方式，把第一期学生中向美特学习得最好的留下当助教。不过由于这一期的学生，没有受到美国教官的亲自传授，在毕业后分派工作时便不像第一期那样到处受欢迎了。
中美所成立得最早的训练班，是气象工作人员训练班。这是由于美帝海空军急于要掌握中国大陆的气象材料，在第一次合同未签订前便于一九四二年冬间成立。
关于这个班的情况，我了解不多，只知道先后办过四期，是专门训练有关气象测量方面的一些技术人员。除了美国的专家外，中国方面也聘了两个气象专家帮同训练。
每期有学生三十到五十人不等。学生大都是在军统无线电训练班中挑选的，毕业后都是分发在各地的气象部门工作。
另一个较早的训练班则成立于一九四三年春间，叫“助教工作人员训练班”。
这个训练班是准备为各地的中美特种技术班培养担任美特教官的助手的，全部是由美特们自己负责。这个班由梅乐斯兼班主任，所以学生们自己便把它叫作“梅乐斯训练班”，借以显示出他们是完全由美国特务培训而有别于军统局的其他训练班。
这个班只办了一期，学生五十余人，是由军统其他特训班毕业学生中挑选出来的，毕业时由梅乐斯赠送了镌有“梅乐斯赠”的短剑一柄。学生大都是分在一些中美班去当助教。
中美所的外勤单位原来只有一个东南办事处，一九四三年成立于福建建阳。当时中美所的重点工作是在东南方面，所以由军统方面的参谋长李崇诗兼主任，长驻东南指挥。这个办事处组织很庞大，设有军事、情报、训练人事、总务四个科，和秘书、会计、督察三个室。当时中美所与军统在东南的工作，几乎都由这个办事处在领导。一九四四年中美所在东南设立的四个情报站和一个前进指挥所，也都由这个处直接指挥。这四个情报站的工作，以上海站最受美帝重视。站长庄心田，经常通过一些汉奸到日本去的关系，而能搜集到日本本国的情况。特别是有些汉奸亲自看到日寇海军舰只，在与美帝海军发生战斗后受伤拖回来修理的种种表面现象，更为美帝海军方面所急于要了解的材料，因此这个站的工作经常受到奖励。另外还有闽侯站（站长王调勋）、定海站（站长张元）、漳州站（站长王德元），也都是负责搜集日寇在沿海地区的活动（主要是海军）和对沿海的军事部署情况的。据梅乐斯说，这是美国海军准备帮助中国打日本，准备从海上向日寇进攻后，再派遣部队登陆，前后夹击日军。当时许多人都信以为真，总希望他们早点开辟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战场。特别是在一九四四年冬，日寇先头部队已越过广西而进入贵州境内时，重庆方面受到严重威胁，蒋介石、何应钦等都急于希望美帝海军能在中国沿海发动攻势以挽救重庆的危机。结果却是一直等到胜利之后，为了帮助国民党布置打共产党的内战，这些美国海军才从容地登上了中国大陆。
由东南办事处领导的前进指挥所，是由毛森任指挥官，设在浙江分水县印渚埠。
这个单位虽然是列入中美所编制内，实际上却是军统局的一个前哨据点。它主要是指挥属于军统领导的忠义救国军等一些乱七八糟的特务武装，到伪军驻防的地区去活动一下，便分别向军统和中美所报战功。这个指挥所因比较接近日寇占领地区，美帝特务们从来也没有敢去过一次。毛森利用这些经过美帝武装起来的特务部队，在附近设立关卡，强征捐税，而成为当地的太上皇。
另外还有一个属于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局的东南运输站，和中美所有联系，也由东南办事处就近领导。运输站站长姜守全，遇事得向李崇诗请示。由于李是以中美所中方参谋长而兼东南办事处主任，连中美所设在东南的雄村、玉壶、漳州、建瓯、港口等地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也要受李的监督指挥。这个办事处几乎把中美所的工作分去了一半。
东南办事处还在建阳回龙寺设有一个庞大的美军招待所，除了招待来往东南的美特外，每年还要在这里举行几次盛大的集会，慰劳在东南地区工作的美特。据说有一次在举行圣诞节晚会上，几个喝得酩酊大醉的美特抱着李崇诗的老婆乱来，气得李崇诗拔出手枪来准备和这几个美特干一下，后来经旁人力劝，才弄了个不欢而散。
中美所的训练情况
中美所从成立起到结束止，前后办过二十多个各式各样的训练班。美帝特务在帮助军统训练特务和武装特务部队方面，花费的人力、物力最大最多，其中以重庆特种警察训练班最为完善，设备最多，训练时间最久，也最能说明问题。
重庆特警班的成立时间比其他训练班要迟一些，一方面是由于在第二次合同中才正式提出，另一方面是由于房屋和器材以及学生的挑选都费了不少时间，所以到一九四四年秋天才开始训练。特警班由戴笠兼班主任，梅乐斯兼副主任，实际负责行政工作的，第一期为副主任、军统特务乐干，第二期为刘人奎。主持训练工作的则为美特总教官怀特（Ｗｉｔｅ），一切大权都是操在总教官室。班里共有美特教官五十多人，所有技术方面的课程全部由美国教官担任，完全是按照美国训练特务的方式进行训练，对军统过去那一套特务技术课程一概不采用。当时虽然连戴笠也感到不掺人一点合乎中国情况的特务课目，将来工作起来不方便，因为不是训练好了去美国工作。但是美方还是不同意，认为军统那一套是落后的和不科学的。戴笠也不好在这一点上再争执，便完全听他们去安排。
这个班的组织也和军统其他训练班一样，设有教务、政训。总务等三个组。第一期的教务组组长便是后来在解放前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的李汉元，第二期是曾宪凯。班里设有大队部，第一期大队长为李汉庭，二期为杨元森。大队下设有三个中队。第一期有学生八百名，二期一千二百名。这些学生的来源都是从军统局的几个基本特务训练班，如兰州、息烽、重庆等班中挑选出来的。
这个班的训练内容分为刑事警察与保安警察两个系。其中以刑警系的课程最为复杂，除了侦察、审讯、指纹、痕迹、罪犯心理、化装、拘捕、警犬使用……等外，更注重各种实习工作，如刑事实验、手枪射击、机动车驾驶、爆破等。当时美特最感自豪的是从美国搬来的那一整套刑事实验器材，其中有一部最新的“测谎侦察器”，这是专门用来侦察被审讯的人说话是否真实的。
我曾经多次去参观过他们如何使用这部“测谎侦察器”。这部机器很复杂，占了半间房子，全部是电气操纵。受审讯的人坐在那个特制的椅子上，胸部与脉搏上都系上电线。据说，电门打开后，这个人每说一句话的心理状况是否正常，生理上有什么变化，机器上的仪表便能指示出来。审讯员只要看这些仪表，便能断定受审者所说的话是撒谎，或者是老老实实在招供。美特们把这种机器看成是宝贝。我多次参观后，当时便感到太不可靠了！这对一个有经验而沉得住气的人，倒是成了救星，只要在撒谎时情绪不紧张，心脏跳动得很正常，仪表上便出现了不需要怀疑的种种记录。如果遇上一个初出茅庐或有心脏病的人，那就会变得再说老实话也会一辈子弄不清楚。有些人一坐上那个椅子，心情已经紧张万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仪表上的指针与自动记录设备所显示出来的便是忽高忽低零乱异常，这便是表示出他说的不是“老实话”了！
我记得这部机器刚一运来，他们要在戴笠面前显示一下美国的科学进步，便在装置好以后邀请戴笠去参观，我也跟了去。那几天正巧军统总务处在中美所范围内的洪炉厂仓库发生了失窃案，看守仓库的人认为临时雇来的几个搬运工人有嫌疑，把他们都扣留起来，但不能解决，谁也不承认偷了东西。我便向戴建议，把这几个人交给他们实验一下，好当场表演给大家看看。戴马上同意，要我派汽车立刻将这几个人从警卫大队部接出来送到刑事实验室。第一个被拉到椅子上的，以为是要受电刑，马上喊娘叫爷地大哭起来，问了半个多钟头，操纵这台机器的几个美特忙得满头大汗，结果只说了一句“这人所供的是不老实”，戴笠看得有点不耐烦便借故走了。我送他到汽车旁边时，他才笑着对我说：“这样麻烦，还不如我们那些不科学的方法有效得多广我因急于要想弄清这次窃案，便又回到实验室耐心地等他们一个个去实验一下。结果个个都是“不老实、嫌疑重大”，最后都只好继续扣留下来进行侦察。半个月后，这个仓库失窃案案情完全弄清楚，原来是管理仓库的特务们自己监守自盗，因分赃不均发生了内江，相互检举出来，这样才把这几个说老实话而被这部机器断定为不老实、有重大嫌疑的无辜者释放。从第一次试验了这部“测谎器”是在撒谎以后，戴笠对它便毫不感到兴趣，不过对美帝的其他几种刑具倒很为称赞。
当时从美国运来的还有一套“强光审讯器”。这是用几盏光度极强的电灯组成的。被审讯的人经过相当时间的照射后，神经上受到极大刺激，便不能控制自己而胡言乱语起来，法官可以从他说出的许多话中找出矛盾再去追问。另外还有几套新式电刑设备，这比军统一贯用的手摇电话机改成的电刑具不但方便而且很美观，像小巧的收音机一样，可以控制电流的强弱，对不同体格的人使用不同程度的电量，使用过久也不会晕过去，而只是越来越难受，虽然痛苦到汗出如雨，连精液都要流出来，但还能说话，这便最有利于审讯。这些美制刑具，更大的特点是虽然经过多次用刑，受刑人的神经系统与心脏机能受了重伤而表面却看不出半点伤痕来。由于这些原因，以后特警班的学生除了几个人专门学习过对“测谎侦察器”的使用、操纵和检修等技术外，大多是学习另外一些美式审讯方法。美特还送给特警班学生实习用的许多美制手镣脚铐。戴笠看到以后很高兴，认为比军统原来使用的轻便牢靠，携带方便。美特们听到后，便立即赠送五千副给军统。以后这种美式手脚镣，除了军统自己留了一批外，大都分配给各地的公开特务机关。解放前中美所大屠杀中，许多被乱枪打死的烈士们手上和脚上都还带着这些东西。
当时特警班实习用的警犬有一百多条，也全部是由美国经海空陆等运输而到重庆的。戴笠原来认为这些活教材可以由军统警犬室来繁殖，免得占去运输吨位，好多运其他物资，但美国教官不同意。他们去看过军统的警犬后，连戴笠所最称赞的那条叫小琳的第一号警犬，都认为品种不纯，不够条件，便决定全部由美国运来。
只有保警系用来训练骑警的一些马匹，从美国运来太不方便，才派人从新疆去采购了一批，但是美特也感到不合条件而是勉强使用。他们认为用最好的马队组成的骑警，对驱散示威的群众比之国民党特务机关用救火车的水龙向群众喷射的效果要高明得多。戴笠也很重视这一项新办法，保警系的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便经常练习骑在高头大马上冲人人群中挥动皮鞭警棍去痛殴群众头部的种种技术。
特警班第一期的学生受训一年刚刚满期，便赶上抗战胜利，戴笠立刻把他们分配到全国各地大城市的警察局和稽查处去工作，并对那些专心致意负责主持训练的美国教官，叫我每人给准备了一份厚礼，以答谢他们的辛劳。第二期因中美所结束，美国教官都回去了，但训练方法却仍保留了原来的方式，把第一期学生中向美特学习得最好的留下当助教。不过由于这一期的学生，没有受到美国教官的亲自传授，在毕业后分派工作时便不像第一期那样到处受欢迎了。
中美所成立得最早的训练班，是气象工作人员训练班。这是由于美帝海空军急于要掌握中国大陆的气象材料，在第一次合同未签订前便于一九四二年冬间成立。
关于这个班的情况，我了解不多，只知道先后办过四期，是专门训练有关气象测量方面的一些技术人员。除了美国的专家外，中国方面也聘了两个气象专家帮同训练。
每期有学生三十到五十人不等。学生大都是在军统无线电训练班中挑选的，毕业后都是分发在各地的气象部门工作。
另一个较早的训练班则成立于一九四三年春间，叫“助教工作人员训练班”。
这个训练班是准备为各地的中美特种技术班培养担任美特教官的助手的，全部是由美特们自己负责。这个班由梅乐斯兼班主任，所以学生们自己便把它叫作“梅乐斯训练班”，借以显示出他们是完全由美国特务培训而有别于军统局的其他训练班。
这个班只办了一期，学生五十余人，是由军统其他特训班毕业学生中挑选出来的，毕业时由梅乐斯赠送了镌有“梅乐斯赠”的短剑一柄。学生大都是分在一些中美班去当助教。
中美所办得最多的是“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这些班都是由戴笠兼主任，军统派副主任，美帝方面只派总教官和教官。每个班的组织都相同，主任、副主任下设美国总教官室、教育长，以及教务、政训、总务三个组。学生系由军统所领导的武装特务部队里调来，受训完毕由美方负责按实际受训人数全部配发美国武器和装备。所发武器都是卡宾枪、汤姆生手提机枪或Ｕ＊手提机枪，以及少数火箭炮与曲尺及左轮手枪。训练的内容主要是美式武器的使用，并传授爆破术、侦察术、游击战术以及配合美军登陆等战术。这些都是由美国教官负责，只有政治训练才由军统特务负责。受训期间大都是三个月左右一期。在人多的地方是采用一期未完二期便又同时举办的办法，一般是一期接一期地训练下去。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这些班共训练和装备了武装特务五万多人，在解放战争期间都改编成为交通警察总队。
这些班是按成立先后次序排列，但通常却是以班的所在地来取名的。最先成立的训练班，是在安徽军统所领导的忠义救国军所在地附近翕县的雄村，所以第一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一般人又称为雄村训练班。这个班的副主任为郭履洲，教育长余万选，教务组长吴未生，总务组长张东生，政训组长不详。班里有美特教官三十多名。参加受训的部队都是忠义救国军的各个纵队的成员。这个班训练的时间最长，一直到抗战胜利才结束，训练出来的人也最多，共有八千名左右。一九四五年秋，戴笠曾陪同梅乐斯前往视察，对这个班极表满意。这个班在第一期举行开学典礼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亲自前往讲话。抗战胜利后抢先进入上海的特务部队，便是由这个训练班所训练出来的，当时军统称之为装备最精良、战斗力最强的基本部队。
第二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于一九四三年秋成立于湖南南岳，一九四四年因湘北日军进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这个班便一下迁逃到湘西洪江，但一般人仍称之为南岳训练班而不称洪江班。副主任为陶一珊，教育长郭宗尧，政训组长苏业光，总务组长栗沧洲，教务组长不详。这个班当时调训的部队主要是军委会别动军第六纵队何际元部以及军统在湖南招收的土匪陈士虎的部队。陶一珊在调训陈士虎部队以后，看到这部分土匪为数不少，自己便想吃下去，曾和陈闹得不可开交。两人表面上虽仍称兄道弟，暗地里各显神通，先是相互向戴笠去控告，戴双方敷衍。最后演变到陈士虎准备派人暗杀陶一珊，陶闻讯立即赶赴重庆检举陈在湖南的种种不法行为，说陈野心太大，将来得到美式装备后又准备去作山大王。陈士虎在其部队受训时，曾向美特教官们行贿，装备的武器不但比何际元部要好，而且得到的弹药也多。
戴笠听信了陶的话，怕陈士虎一旦叛变，给他丢面子，便同意陶的建议将陈士虎秘密杀害，将其部队改编。
第三中美班于一九四三年成立于河南临汝县风穴寺，一九四四年因战事关系迁往西安附近牛东，一般称为牛东训练班。副主任先后由文强、杨蔚两人担任过，教育长由金树云、张树勋先后担任过，教务组长为常惠卿，政训组长刘克敌，总务组长黄翠柏。训练和装备的部队为军委会别动军廖宗泽、岳烛远、杨蔚等几个纵队。
一九四四年，戴笠和梅乐斯一道去视察过这个班。当时这个班有美特教官四十名左右。戴笠和梅乐斯都很重视这个班，因为它是设在国民党反共的重要战略地区，所以决定要使它成为西北方面训练反共的特务武装部队的基地。
第四中美班设在绥远陕坝，一般称为陕坝训练班。副主任高荣，教育长黄康水，其他各组负责人不详。这个班成立不久，高荣使与美特总教官闹意见，戴笠一再责备高荣要他听从美方意见，高表面上接受而暗中仍自己搞一套，最后戴将高撤职，由乔家才接替。这个班没有训练几期便结束。
第五中美班设在贵州息烽军统息烽特训班旧址。副主任先后由邓匡元、何峨芳担任，系训练别动军徐光英纵队。戴笠和梅乐斯也去这个班视察过。
第六中美班设在江西修水县国民党三十集团军王陵基总部附近。副主任唐新。
专调训别动军杨遇春、盛瑜等纵队，和一些军统局的行动总队、爆破总队。每期开学，王陵基均前往讲话。这个班一直到抗战胜利都没有结束。日寇投降时，王陵基率部进驻武汉市区时，唐新也跟着带了他的行动总队和三十多名美特教官一同驶往武汉。当时驻在武汉的日军发现唐部有美国军官，拒绝他们进入市区，这些美特教官才悻悻返回重庆。
第七中美班设在福建漳州，副主任先后有雷镇中、陈达元，其他情况不详。
第八中美班设在浙江瑞安县玉壶，副主任赵世瑞，系训练忠义救国军张惠芳部和军统的行动总队等，其他情况不详。
第九中美班设在福建建瓯，只知道副主任为林超，其他不了解。
第十中美班设在安徽临泉。只有这个班的班主任不是戴笠，而是由汤恩伯兼主任。副主任周麟祥，教育长刘庆生，政训组长钱孟起等，则仍为军统人员。主要是调训汤恩伯的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部所领导的游击部队和周麟祥的军统行动总队。
这个班是由于汤向戴笠提议而成立的，汤和戴感情一向很好，戴为了尊重汤，所以自己不兼主任，但成立不久便因抗战胜利而结束，没有办几期。‘
除以上十个专门训练特务武装部队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外，还在浙江淳安港口成立过中美爆破人员训练班。副主任毛森。这个班也是由美帝派遣专门教官和供应训练器材，帮同训练。
另外还在湖南东安办过两期中美医务人员训练班。副主任傅荣。这个班是美特专为这些武装特务部队训练军医人员的。
抗战胜利后，按照第一次合同的规定，中美所应即结束。但是戴笠为了要设法保留一批反共有经验的汉奸特务分子，便要求美方仍以中美所名义在上海和北平各成立一个中美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这一要求立刻得到美方同意，除愿意留下一批美国教官负责主持训练外，并答应供应两个班所需要的各种器材，俾使这批南北两地的汉奸特务镀一镀金变成美蒋特务。戴笠在接收了上海江湾日本海军俱乐部和北平日本特务机关的大批房屋后，还感到规模不够大，又加工扩建。当时因上海方面修建房屋工程太大，没有等到完工，戴笠便已死去，只决定了由赵志憙为副主任，正在筹备中即行停止。北平特警班先后由楼兆元、乔家才担任副主任，已招收学生三百余人，刚准备训练，也因戴死去而匆匆结束。郑介民接任军统局长后，怕受到各方面的攻击，顾虑很多，这两个训练汉奸特务的中美特警班才没有继续举办下去。
美帝特务的活动情况
派到中美所工作的美帝特务，除了担任中美所的公开职务以外，都有另外的一种任务，最明显的是他们利用中美所这个基地来发展在亚洲的情报活动，以加强它在东南亚各国的特务联系。这方面的工作，有的是由他们直接去进行，有的则利用军统的关系去活动。
我记得最先与中美所美特发生关系的，是英国在缅甸、印度活动的英国特务组织。这一关系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只是有一次偶然听到该所担任事务工作的特务们告诉我，说有三个远道来的英国客人在该所住了几天便走了。我便去问戴笠知不知道这件事。他答复我说英国人走了以后他才知道，因为美方事前没有告诉他。
为了这件事，戴笠有点不痛快，认为美方不应该不和他商量一下。
不久，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活动的一个法国特务要来中美所与美方联系，美特便先通知戴笠，戴听了很高兴。这个法国特务的姓名我已记不得，只知道他的妻子叫梅丽亚，是越南皇帝隆治的女儿。戴笠为了招待这位越南公主和驸马，曾举行一次盛大宴会，还准备了一份厚礼送给那位身材矮小，只有她丈夫三分之二那样高的公主。可是戴笠和这位法国特务只在宴会上见过面，攀谈了一番，到美法两方特务正式商讨问题时，却又没有被邀请去参加。他虽很难过，但表面上又要装成不在乎的样子，从他当大借故发脾气骂人的情况，便可看出他的心情。以后泰国代表团团长乃沙愿来到重庆，先是与军统局联系，由戴笠在黄家垭口找了一栋小洋房给他们六七个人居住。戴笠多次带我去这里布置，对这几个人招待得很周到。后来美方知道这一情况，又很快地把这些人拉了过去，表面上是叫他们与中美所联系，实际上是美帝想直接利用这些人。泰国代表团与美国特务组织勾上后，便感到比和军统往来更为有利，便投入美帝怀抱。戴笠因此更加不满，可是自己还得事事依靠美帝，也只好忍受下去。
美国特务们利用中美特务合作这一便利条件，在中国进行特务活动，最初还是秘密地进行，后来便逐渐变成公开的了。例如美国司机去东南和西北地区运送武器、物资时，据一些同去的军统局司机告诉我，这些美国佬不但非常注意公路交通情况，而且每次休息下来，便留心打听各地的民情风俗、山川河流以及出产物品等等。派在各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的美国教官，更是随时随地从事各种间谍活动，每天由他们自己带去的电台直接向重庆美方发报。有一件最具体的活动，是我亲自参加过的。那便是一九四五年春间，浙江大学教授费巩的失踪事件，美特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寻找，这一情况我最清楚。从这一件事，便可说明美帝特务在中国的种种活动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浙江大学进步教授费巩，于一九四四年春应复旦大学邀请来到重庆讲学。有天早上，费巩教授在重庆千厮门码头准备搭船去北碚，和他同行的有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两人因为都没有进早餐，这个学生便请费巩留在码头上看行李，自己到岸上去买早点。等这个学生把早点买回后，便再也找不到费巩，到开船时还不见影子，他只好一个人回到学校去报告。等了一天，还不见费巩到学校，复旦大学便把这一情况向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作了报告，要求设法寻找。卫戍总部的处置办法，便是传讯这个和费一同候过船的学生，问去问来也得不出结果。
这时，费巩教授的失踪引起了教育界的许多人的注意。他们认为一定是被那些无法无天的特务秘密抓去了，便纷纷进行营救工作，希望早日释放出来。一个星期过去了，也得不到一点消息。事情越闹越大，许多教授们认为个人安全这么没有保障，都人人自危。后来蒋介石知道了便向戴笠查问这件事。戴回答他军统没有抓这个人。当晚，戴又约集中统局长叶秀峰、宪兵司令张镇到军统局漱庐办公室开会，这两个单位的特务头子也矢口否认秘密逮捕过费巩。蒋介石便准备以不了了之，置之不理算了。
但一个大学教授突然无端不见了，除了费巩的家属和亲友们异常关怀以外，社会上一些进步的舆论也为此而提出了指责，而反动派仍旧不理会。这时便有与费巩先后在美国同过学的大学教授四十人联名上书美帝驻华的远东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请求他出面来营救这位留学过美国的教授。这一下果然引起了魏德迈的注意，他曾亲自去问过蒋介石。蒋介石虽一面答复没有抓这个人，但还不放心，便再一次叫戴笠详查，也无结果，而只把那个同行的学生再严刑逼供一次。
当蒋介石得到戴笠的再次回复而转告魏德迈之后，魏德迈为了要想树立美帝在华的威信，便决定把这件事交给梅乐斯来办，希望通过美帝特务们把费巩找出来。
梅乐斯当时感到很棘手，便找戴笠商量，希望在戴的帮助下完成这一任务。戴同意之后，梅乐斯便把在中美所的一个纽约名探克拉克少校派出来去负责这一工作。戴笠便叫我参加协助，并向梅乐斯吹嘘说我过去是上海的名探。因我抗战前在上海搞特务活动时是以侦探来作掩护的。戴笠在派我时，曾再三叮嘱，如果发现了可靠线索一定要先行设法把费巩弄到手中，不能由克拉克弄去，以免他在蒋介石面前丢脸。
戴并叫我不要多出什么主意，一切看这个美国名探的办法。因此我在和克拉克初次见面商谈时，便问他准备怎样进行？他主张先去复旦和浙大调查一下再作计较，我同意先去浙大了解费巩过去的情况再说。
第二天我和他带了中美所一个翻译潘景翔由重庆动身去贵州遵义，先去见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我记得那天竺先生很不耐烦地在校长办公室接待了我们，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之后，他便用英语直接和克拉克交谈，答复了这个美国名探提出的有关费巩的问题。我记得竺先生对我们十分肯定地指出，遵义是绝对找不出费教授的，说要找到这个人，最好是回到重庆向那些专门逮捕和囚禁政治犯的政府机关去查询，在那里可能得到圆满的答复。但是我们对这样一个肯定性的回答并不满意，又请他介绍一下费先生在遵义和其他地方的关系，我们好去多方了解。竺先生想了很久，最后又问了在旁的其他一些人之后，便要我们去附近的湄潭县费教授一个亲戚处去了解一下。我们并向他要了一张费巩的最近照片。第二天我们便驱车赶往湄潭，见了费巩的一个亲戚和几个与费相识的人，他们也和竺先生所说差不多，说费教授平日思想很进步，对政府常有不满言论，浙大的学生都很尊敬他等。
从湄潭回来后，我便找了军统在遵义负责的贵州站遵义组组长陈某查问情况。
他告诉我，费在浙大教授中一向是表现很激烈，除了军统对他注意外，中统也很注意他，中统并派有特务监视他，这次去重庆可能还有中统特务跟他一路去。他认为军统如果没有逮捕他，很可能是被中统秘密逮捕了。
我们在遵义军统设在茅草铺的植物油炼代汽油的工厂住了近一星期，便返回重庆。克拉克认为竺校长告诉他向政府机关查询的意见很值得重视。当我们向戴笠和梅乐斯一同报告去遵义调查经过情况以及竺校长的意见后，梅乐斯也认为如果能向重庆治安机关去查询一下便可能水落石出；万一没有，魏德迈也好回答给他上书营救费教授的四十名留美教授们。戴笠当时也只好答应仍旧叫我陪同去向重庆稽查处和警察局刑警处等单位去查阅自费巩失踪后的有关捕人档案，必要时可拿着费的照片去查对一下这一段时间内所逮捕到的人犯。
在走出来的时候，我悄悄问戴笠，万一克拉克要看看设在中美所内的军统局看守所时怎么办？他听了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地回答我说：“他们想讨好这几十个留美的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的，要是提到看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来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停了一会，他又补充一句：“我们没有抓费巩，你不是不清楚，怎么会提到这个问题？”
当我们翻遍了稽查处和刑警处等单位的档案而找不出一点线索时，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又向我们建议可能是由于失足落水淹死了，所以到处找不到。克拉克一听也很以为然，便和我到码头上调查，后来又到长江下游唐家论一处专门打捞尸体的地方去查询，甚至还把最近所捞到的无人认领的尸体十多具一起挖出来对证一下。当时天气很热，我们在唐家沦附近的坟地里，搞了两天，仔细查对了那十多具腐烂得已经发臭的尸体，没有一具可以勉强联系得上是费巩，才失望而归。
这些班是按成立先后次序排列，但通常却是以班的所在地来取名的。最先成立的训练班，是在安徽军统所领导的忠义救国军所在地附近翕县的雄村，所以第一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一般人又称为雄村训练班。这个班的副主任为郭履洲，教育长余万选，教务组长吴未生，总务组长张东生，政训组长不详。班里有美特教官三十多名。参加受训的部队都是忠义救国军的各个纵队的成员。这个班训练的时间最长，一直到抗战胜利才结束，训练出来的人也最多，共有八千名左右。一九四五年秋，戴笠曾陪同梅乐斯前往视察，对这个班极表满意。这个班在第一期举行开学典礼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亲自前往讲话。抗战胜利后抢先进入上海的特务部队，便是由这个训练班所训练出来的，当时军统称之为装备最精良、战斗力最强的基本部队。
第二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于一九四三年秋成立于湖南南岳，一九四四年因湘北日军进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这个班便一下迁逃到湘西洪江，但一般人仍称之为南岳训练班而不称洪江班。副主任为陶一珊，教育长郭宗尧，政训组长苏业光，总务组长栗沧洲，教务组长不详。这个班当时调训的部队主要是军委会别动军第六纵队何际元部以及军统在湖南招收的土匪陈士虎的部队。陶一珊在调训陈士虎部队以后，看到这部分土匪为数不少，自己便想吃下去，曾和陈闹得不可开交。两人表面上虽仍称兄道弟，暗地里各显神通，先是相互向戴笠去控告，戴双方敷衍。最后演变到陈士虎准备派人暗杀陶一珊，陶闻讯立即赶赴重庆检举陈在湖南的种种不法行为，说陈野心太大，将来得到美式装备后又准备去作山大王。陈士虎在其部队受训时，曾向美特教官们行贿，装备的武器不但比何际元部要好，而且得到的弹药也多。
戴笠听信了陶的话，怕陈士虎一旦叛变，给他丢面子，便同意陶的建议将陈士虎秘密杀害，将其部队改编。
第三中美班于一九四三年成立于河南临汝县风穴寺，一九四四年因战事关系迁往西安附近牛东，一般称为牛东训练班。副主任先后由文强、杨蔚两人担任过，教育长由金树云、张树勋先后担任过，教务组长为常惠卿，政训组长刘克敌，总务组长黄翠柏。训练和装备的部队为军委会别动军廖宗泽、岳烛远、杨蔚等几个纵队。
一九四四年，戴笠和梅乐斯一道去视察过这个班。当时这个班有美特教官四十名左右。戴笠和梅乐斯都很重视这个班，因为它是设在国民党反共的重要战略地区，所以决定要使它成为西北方面训练反共的特务武装部队的基地。
第四中美班设在绥远陕坝，一般称为陕坝训练班。副主任高荣，教育长黄康水，其他各组负责人不详。这个班成立不久，高荣使与美特总教官闹意见，戴笠一再责备高荣要他听从美方意见，高表面上接受而暗中仍自己搞一套，最后戴将高撤职，由乔家才接替。这个班没有训练几期便结束。
第五中美班设在贵州息烽军统息烽特训班旧址。副主任先后由邓匡元、何峨芳担任，系训练别动军徐光英纵队。戴笠和梅乐斯也去这个班视察过。
第六中美班设在江西修水县国民党三十集团军王陵基总部附近。副主任唐新。
专调训别动军杨遇春、盛瑜等纵队，和一些军统局的行动总队、爆破总队。每期开学，王陵基均前往讲话。这个班一直到抗战胜利都没有结束。日寇投降时，王陵基率部进驻武汉市区时，唐新也跟着带了他的行动总队和三十多名美特教官一同驶往武汉。当时驻在武汉的日军发现唐部有美国军官，拒绝他们进入市区，这些美特教官才悻悻返回重庆。
第七中美班设在福建漳州，副主任先后有雷镇中、陈达元，其他情况不详。
第八中美班设在浙江瑞安县玉壶，副主任赵世瑞，系训练忠义救国军张惠芳部和军统的行动总队等，其他情况不详。
第九中美班设在福建建瓯，只知道副主任为林超，其他不了解。
第十中美班设在安徽临泉。只有这个班的班主任不是戴笠，而是由汤恩伯兼主任。副主任周麟祥，教育长刘庆生，政训组长钱孟起等，则仍为军统人员。主要是调训汤恩伯的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部所领导的游击部队和周麟祥的军统行动总队。
这个班是由于汤向戴笠提议而成立的，汤和戴感情一向很好，戴为了尊重汤，所以自己不兼主任，但成立不久便因抗战胜利而结束，没有办几期。‘
除以上十个专门训练特务武装部队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外，还在浙江淳安港口成立过中美爆破人员训练班。副主任毛森。这个班也是由美帝派遣专门教官和供应训练器材，帮同训练。
另外还在湖南东安办过两期中美医务人员训练班。副主任傅荣。这个班是美特专为这些武装特务部队训练军医人员的。
抗战胜利后，按照第一次合同的规定，中美所应即结束。但是戴笠为了要设法保留一批反共有经验的汉奸特务分子，便要求美方仍以中美所名义在上海和北平各成立一个中美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这一要求立刻得到美方同意，除愿意留下一批美国教官负责主持训练外，并答应供应两个班所需要的各种器材，俾使这批南北两地的汉奸特务镀一镀金变成美蒋特务。戴笠在接收了上海江湾日本海军俱乐部和北平日本特务机关的大批房屋后，还感到规模不够大，又加工扩建。当时因上海方面修建房屋工程太大，没有等到完工，戴笠便已死去，只决定了由赵志憙为副主任，正在筹备中即行停止。北平特警班先后由楼兆元、乔家才担任副主任，已招收学生三百余人，刚准备训练，也因戴死去而匆匆结束。郑介民接任军统局长后，怕受到各方面的攻击，顾虑很多，这两个训练汉奸特务的中美特警班才没有继续举办下去。
美帝特务的活动情况
派到中美所工作的美帝特务，除了担任中美所的公开职务以外，都有另外的一种任务，最明显的是他们利用中美所这个基地来发展在亚洲的情报活动，以加强它在东南亚各国的特务联系。这方面的工作，有的是由他们直接去进行，有的则利用军统的关系去活动。
我记得最先与中美所美特发生关系的，是英国在缅甸、印度活动的英国特务组织。这一关系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只是有一次偶然听到该所担任事务工作的特务们告诉我，说有三个远道来的英国客人在该所住了几天便走了。我便去问戴笠知不知道这件事。他答复我说英国人走了以后他才知道，因为美方事前没有告诉他。
为了这件事，戴笠有点不痛快，认为美方不应该不和他商量一下。
不久，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活动的一个法国特务要来中美所与美方联系，美特便先通知戴笠，戴听了很高兴。这个法国特务的姓名我已记不得，只知道他的妻子叫梅丽亚，是越南皇帝隆治的女儿。戴笠为了招待这位越南公主和驸马，曾举行一次盛大宴会，还准备了一份厚礼送给那位身材矮小，只有她丈夫三分之二那样高的公主。可是戴笠和这位法国特务只在宴会上见过面，攀谈了一番，到美法两方特务正式商讨问题时，却又没有被邀请去参加。他虽很难过，但表面上又要装成不在乎的样子，从他当大借故发脾气骂人的情况，便可看出他的心情。以后泰国代表团团长乃沙愿来到重庆，先是与军统局联系，由戴笠在黄家垭口找了一栋小洋房给他们六七个人居住。戴笠多次带我去这里布置，对这几个人招待得很周到。后来美方知道这一情况，又很快地把这些人拉了过去，表面上是叫他们与中美所联系，实际上是美帝想直接利用这些人。泰国代表团与美国特务组织勾上后，便感到比和军统往来更为有利，便投入美帝怀抱。戴笠因此更加不满，可是自己还得事事依靠美帝，也只好忍受下去。
美国特务们利用中美特务合作这一便利条件，在中国进行特务活动，最初还是秘密地进行，后来便逐渐变成公开的了。例如美国司机去东南和西北地区运送武器、物资时，据一些同去的军统局司机告诉我，这些美国佬不但非常注意公路交通情况，而且每次休息下来，便留心打听各地的民情风俗、山川河流以及出产物品等等。派在各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的美国教官，更是随时随地从事各种间谍活动，每天由他们自己带去的电台直接向重庆美方发报。有一件最具体的活动，是我亲自参加过的。那便是一九四五年春间，浙江大学教授费巩的失踪事件，美特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寻找，这一情况我最清楚。从这一件事，便可说明美帝特务在中国的种种活动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浙江大学进步教授费巩，于一九四四年春应复旦大学邀请来到重庆讲学。有天早上，费巩教授在重庆千厮门码头准备搭船去北碚，和他同行的有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两人因为都没有进早餐，这个学生便请费巩留在码头上看行李，自己到岸上去买早点。等这个学生把早点买回后，便再也找不到费巩，到开船时还不见影子，他只好一个人回到学校去报告。等了一天，还不见费巩到学校，复旦大学便把这一情况向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作了报告，要求设法寻找。卫戍总部的处置办法，便是传讯这个和费一同候过船的学生，问去问来也得不出结果。
这时，费巩教授的失踪引起了教育界的许多人的注意。他们认为一定是被那些无法无天的特务秘密抓去了，便纷纷进行营救工作，希望早日释放出来。一个星期过去了，也得不到一点消息。事情越闹越大，许多教授们认为个人安全这么没有保障，都人人自危。后来蒋介石知道了便向戴笠查问这件事。戴回答他军统没有抓这个人。当晚，戴又约集中统局长叶秀峰、宪兵司令张镇到军统局漱庐办公室开会，这两个单位的特务头子也矢口否认秘密逮捕过费巩。蒋介石便准备以不了了之，置之不理算了。
但一个大学教授突然无端不见了，除了费巩的家属和亲友们异常关怀以外，社会上一些进步的舆论也为此而提出了指责，而反动派仍旧不理会。这时便有与费巩先后在美国同过学的大学教授四十人联名上书美帝驻华的远东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请求他出面来营救这位留学过美国的教授。这一下果然引起了魏德迈的注意，他曾亲自去问过蒋介石。蒋介石虽一面答复没有抓这个人，但还不放心，便再一次叫戴笠详查，也无结果，而只把那个同行的学生再严刑逼供一次。
当蒋介石得到戴笠的再次回复而转告魏德迈之后，魏德迈为了要想树立美帝在华的威信，便决定把这件事交给梅乐斯来办，希望通过美帝特务们把费巩找出来。
梅乐斯当时感到很棘手，便找戴笠商量，希望在戴的帮助下完成这一任务。戴同意之后，梅乐斯便把在中美所的一个纽约名探克拉克少校派出来去负责这一工作。戴笠便叫我参加协助，并向梅乐斯吹嘘说我过去是上海的名探。因我抗战前在上海搞特务活动时是以侦探来作掩护的。戴笠在派我时，曾再三叮嘱，如果发现了可靠线索一定要先行设法把费巩弄到手中，不能由克拉克弄去，以免他在蒋介石面前丢脸。
戴并叫我不要多出什么主意，一切看这个美国名探的办法。因此我在和克拉克初次见面商谈时，便问他准备怎样进行？他主张先去复旦和浙大调查一下再作计较，我同意先去浙大了解费巩过去的情况再说。
第二天我和他带了中美所一个翻译潘景翔由重庆动身去贵州遵义，先去见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我记得那天竺先生很不耐烦地在校长办公室接待了我们，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之后，他便用英语直接和克拉克交谈，答复了这个美国名探提出的有关费巩的问题。我记得竺先生对我们十分肯定地指出，遵义是绝对找不出费教授的，说要找到这个人，最好是回到重庆向那些专门逮捕和囚禁政治犯的政府机关去查询，在那里可能得到圆满的答复。但是我们对这样一个肯定性的回答并不满意，又请他介绍一下费先生在遵义和其他地方的关系，我们好去多方了解。竺先生想了很久，最后又问了在旁的其他一些人之后，便要我们去附近的湄潭县费教授一个亲戚处去了解一下。我们并向他要了一张费巩的最近照片。第二天我们便驱车赶往湄潭，见了费巩的一个亲戚和几个与费相识的人，他们也和竺先生所说差不多，说费教授平日思想很进步，对政府常有不满言论，浙大的学生都很尊敬他等。
从湄潭回来后，我便找了军统在遵义负责的贵州站遵义组组长陈某查问情况。
他告诉我，费在浙大教授中一向是表现很激烈，除了军统对他注意外，中统也很注意他，中统并派有特务监视他，这次去重庆可能还有中统特务跟他一路去。他认为军统如果没有逮捕他，很可能是被中统秘密逮捕了。
我们在遵义军统设在茅草铺的植物油炼代汽油的工厂住了近一星期，便返回重庆。克拉克认为竺校长告诉他向政府机关查询的意见很值得重视。当我们向戴笠和梅乐斯一同报告去遵义调查经过情况以及竺校长的意见后，梅乐斯也认为如果能向重庆治安机关去查询一下便可能水落石出；万一没有，魏德迈也好回答给他上书营救费教授的四十名留美教授们。戴笠当时也只好答应仍旧叫我陪同去向重庆稽查处和警察局刑警处等单位去查阅自费巩失踪后的有关捕人档案，必要时可拿着费的照片去查对一下这一段时间内所逮捕到的人犯。
在走出来的时候，我悄悄问戴笠，万一克拉克要看看设在中美所内的军统局看守所时怎么办？他听了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地回答我说：“他们想讨好这几十个留美的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的，要是提到看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来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停了一会，他又补充一句：“我们没有抓费巩，你不是不清楚，怎么会提到这个问题？”
当我们翻遍了稽查处和刑警处等单位的档案而找不出一点线索时，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又向我们建议可能是由于失足落水淹死了，所以到处找不到。克拉克一听也很以为然，便和我到码头上调查，后来又到长江下游唐家论一处专门打捞尸体的地方去查询，甚至还把最近所捞到的无人认领的尸体十多具一起挖出来对证一下。当时天气很热，我们在唐家沦附近的坟地里，搞了两天，仔细查对了那十多具腐烂得已经发臭的尸体，没有一具可以勉强联系得上是费巩，才失望而归。
魏德迈听说没有一点结果，很不高兴，还要梅乐斯继续设法侦查。他认为不管是哪一个单位抓去了，只要弄确实以后，他一定有力量能要回来。正在这个时候，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突然接到一个署名浙江大学学生ＸＸ的一封告密信，说他亲自见到失踪的费巩教授在巫山县过渡，费身穿和尚装束，经他认出后费叮嘱他不可对人声张，因他看破了红尘，决心出家，要这个学生一定要守秘密。卫戍总部正急着没有办法好交代，因为一个大学教授居然丢了找不出来，又惊动了美国主子来出面查询，实在没法可辞其咎，得到这封信后，便连夜由稽查处派人去巫山寻找。卫戍总部去的人还没有回来，梅乐斯也得到这消息，也要派人去，戴笠又叫我陪着克拉克赶赴巫山县。巫山县政府一听洋大人要找什么和尚，便准备下令各乡镇将巫山县各寺庙的和尚全部押到县里来由我们当面查对。我和克拉克都不赞成这个打草惊蛇的办法，决定亲自到各寺庙去查访。结果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我们遍历巫山十二峰，寻访了几十个大小庙宇，仍旧找不到一个可能是费巩的和尚。我们在巫山渡口住了两天，留心观察渡河的来往行人，也没有看到这位教授来过，才扫兴而回。
最后，总算由于抗日战争得到胜利，消息传来，美国人纷纷作回国的打算，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直到解放后，我也没有听到费巩的下落，这一件大学教授失踪案，始终成了一个谜。
在这里，最后还要谈一点中美所美特们的胡作非为。当时在中美所工作的美特，因为经常到处乱来，时常被人民包围起来喊打，往往弄得狼狈逃回。他们进到中美所范围才敢大摇大摆地走，因为追的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恐无辜受害。这些美特们后来发现美国的许多空军背上都有国民党政府发给的一张护身符，上面有十二个很大的中国字“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保护”。他们从这些背上有字的美军口中，知道这张护身符的好处，也希望弄到一张。戴笠听到翻译的报告后，曾考虑过这一问题，后来认为中美所是一个特种机关，没有用这一办法，而改用了一种有中美两国标志的臂章，另外还定制了一批浅蓝色的证章，上面有ＳＡＣＯ白色字母，给他们佩带。重庆当时的警察和公开特务机关工作的军统分子，看到佩带这种证章和臂章的美军，都知道是中美所的，遇到他们有不法行为都得让他们几分而好好地保护一下，因此他们便越来越有所恃而无恐了。
在抗战快要结束前，美特们便忙着做生意。有些在美国经营木材、纸张、杂货等生意的特务，纷纷找人签合同，希望在中国找人推销货物。一些原来在中国当牧师、神甫的中国通，不少也在抗战时调到中美所工作，胜利后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岗位去了。其中有一个在川西一带活动多年的美特任福根，解放后因从事间谍活动被捕，直到一九五六年才释放回国，他当时也曾在中美所担任过工作。
梅乐斯的罪恶活动
以协助中国抗日为名而来到中国的美帝特务头子梅乐斯，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对他的仇恨的。他在中国的几年当中，不但尽心竭力地帮助军统培养大量美式特务和选送军统大特务赴美国学习，以加强军统对中国人民革命的镇压，并供应大量各种杀人武器来屠杀中国人民，为军统训练和装备了数以万计的武装特务部队，企图加强反动派阻碍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解放以后所破获的许多潜伏特务组织，都与梅乐斯过去在华的罪恶活动有密切关系。
他是－个非常阴险狡诈的人，也是一个中国通。他在和戴笠“合作”的几年时间中，主奴关系是处得非常之好的。主子对奴才是宠爱倍至，使得奴才们也恭顺异常。他很了解戴笠的为人，表面上是好胜逞强，骨子里又是另有一套。所以每次他和戴笠在有军统大特务参加的会议上，从不直接给戴笠下不去。每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而要坚持他的意见时，他总是用“让我考虑一下”这句话敷衍过去，等到他回到办公室，便立刻以书面的备忘录通知戴笠。戴接到这类与他意见完全相反的通知，有时虽然还要发一下脾气，但过了一会便得完全依照这一通知去办，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梅乐斯从来不当着戴笠的部下给他难堪，所以戴笠便往往可以向部下夸口他和梅乐斯之间不但完全平等，有时梅还得听他的。其实天晓得，我在那几年中从来没有看到那一件稍许大一点的事戴笠能自己作主而不听梅乐斯的话。据我所了解，戴笠曾经希望在广西柳州或桂林成立一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梅乐斯认为没有必要，戴笠只好依他，而把广西的特务部队送到贵州息烽去训练。还有，当时戴笠希望中美所的武器多集中到重庆，梅乐斯却要多配给到东南沿海地区，以便接应美军在东南登陆。梅一定要在贵阳成立大武器仓库，这样便可以把运到昆明的武器分置到贵州后更快地运往西南。又如，戴笠一直不爱照相，梅乐斯也叫他改变过来，任意由美特们给他拍照。
梅乐斯很懂得戴笠的心理，他为了永久能利用军统这一组织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除了在美国宣传戴笠的种种神话式的传闻和他在蒋介石身边的作用，使得戴笠感到混身舒适以外，他还极力怂恿戴笠应当去美国游历一下。而最能使戴笠感激不尽、终身难忘的恩赐，是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当面向蒋介石提出希望能见一见这个中国的希姆莱。戴笠听到了之后，知道是梅乐斯替他在美国吹嘘的关系，才使他得到主子的主子这么重视。他便愈加感到梅乐斯对他未来的前程关系太大，便更加俯首贴耳了。
梅乐斯不但对戴笠肯下功夫，即对派在中美所工作的大特务和军统的处长级的特务也是尽力表现出一付主人的姿态。不少的大特务都得过他赏赐的手表、衣服之类的东西，一般都能得到些香烟、巧克力糖之类。个别的人还得到他赠送的手枪、卡宾枪。汤姆生手提机枪。我因在事务工作上和他常常有所接触，他还送过我一部吉普车引擎，自己可以装配成一辆汽车。他在赠送这些东西时，总是叫人用打字机打好一张证明文件，由他签名，以免误会。
自从中美所正式成立那天起，梅乐斯便在他所住的钟家山办公室前面空地上升起了他那面七星旗，一直到中美所结束。他除了回国养病和出去视察工作的这段期间外，每天一早他总是先叫人去升旗，到傍晚才收下来。我对这面长不到两尺、宽不过几寸的窄长小尖角旗很为好奇。这面旗是白底镶红边，一顺排着七颗红星，既不像美国国旗，也不像中国过去那种帅字旗。后来经过多次打听，才知道这面旗子的来历。原来是梅乐斯过去当海军舰长时，有次去镇压菲律宾人民武装反抗美帝的船队时，他的军舰大炮把逃在海上的反美武装船只击沉以后，船上的菲律宾人民便挤在许多小舢板上逃命，很快这些舢板又都－一被击沉了。在他凯旋归来时又遇到一只装人最多的舢板在海上挣扎逃命，他便命令军舰不要开炮，而紧紧尾追，到了机关枪可以扫射到的距离时。他才自己亲手用机枪去扫射。在一船人都被杀死后，他还在舢板底部扫射了一下，这时白色的小舢板内的鲜血便从七个弹孔里涌了出来。
他看到这一幅惨景非常得意，第二天便在他军舰上加上了这一面七星小旗用以纪念这一次的胜利。从此以后，这面小旗也成了他的个人的标志了。
在对待部下方面，梅乐斯经常劝戴笠要学他的那一套假民主方法。因为戴一向讲个人威信，希望部下怕他，所以动辄以打骂和监禁甚至枪决来表现他的权力，使别人不敢违抗他的意志。梅乐斯却与他这一套不同，他就在责备部下时也往往不采用最粗暴的方式。
我记得最清楚的有这样两件事。一次是发生在歌乐山地区，当时有一对刚从大学毕业的夫妇，因在重庆找不到工作，无法维持生活，便仗着自己能讲几句英语，向亲友借了一笔钱在中美所背后歌乐山开一家小酒店，想赚这些外国人的钱，成天和美特们打交道。有一天晚上，几个美国特务趁着酒店男主人去办货，便把这个女老板轮奸了，男的回来不依，告到中美所。梅乐斯知道后，只把几个强奸犯找去说了他们一顿，罚他们一个月不准休假外出；另叫翻译请我通知当地警察局出面，赔一点钱叫他们不要再在附近做生意，如果不听，以后出了事便不再管。当时附近的警察分局和派出所都为军统特务所掌握，只要一句话便把这样一件美特轮奸案轻易地解决了。
还有一次是中美所刚成立不久，正在准备强行征用附近民房民地时，有天戴笠陪同梅乐斯带着我和两个翻译一同在后面山坡上察看形势，忽听到一个小山坡背后传出一阵女人惊叫声和男人的狂笑声。戴笠当时很担心军统特务们在胡来，给他在美国主子面前丢脸，赶快给我使个眼色叫我快去看看。梅乐斯一听到这些声音，也急着想了解一下情况，便跟着向这个地方走去。刚一进小山坳，就看到一个衣服穿得破烂的中年妇女狂奔而来，两个穿着美军军便服的美特紧紧在追赶。这个妇女看到我们这群人才停下脚步来，一面理着被抓乱了的头发，一边用手掩住被扯破了衣服的胸膛。戴笠当时很有点生气，因为他一向是只准自己胡作非为，而要求部下守纪律，可是对美国人却不敢有什么表示，只有看梅乐斯如何发落这两个侮辱妇女的美特。当翻译把这个受欺负的贫苦妇女的话告诉了梅乐斯之后，他却发出一阵狂笑，并用很亲切的声音问这两个美特：“你们调戏这样的女人，不会嫌脏吗？”接着也只轻轻说了几句，最后还在他们背上拍了一下便打发走了。戴笠看到这样处置，很不以为然。梅乐斯一眼便看出了他的心事。当我拿了点钱把那个妇女喊走之后，他们便坐在一些乱石上谈开了。梅乐斯趁这个机会劝说戴笠，告诉他应当学学美国的一套方式来对待部下，不可动辄打骂，不但要设法使部下口服，更重要的是心服。
戴当时听了也连连点头表示愿意接受，但以后我却很少看到他能真正这样做。
不过每次当着梅乐斯面前，戴对部下那种狂叫怒骂的态度比较有点收敛，而往往改用一些最严厉的字眼，只是说话时态度上稍微温和一点，使人不易看出他在大发雷霆，不过这些话往往使对方听了更为害怕。如有一次他为了招待那个随法国特务来中美所的越南公主，叫中美所一个事务股长布置一个大客厅，要用六十张藤沙发（因为天气热，他听说越南人爱坐藤椅），结果这个人给他准备的是普通软沙发。
当他带着我走进这个临时大客厅一看，马上大怒起来，正准备用脚踢那个事务股长时，我看到梅乐斯已从另一个门走了进来，便赶快告诉他。他立刻改变态度而狠狠的说了两句：“今晚不给我准备好全部用的藤沙发，你明天就会活不成。”当他和梅乐斯打过招呼后，又怕还没有说够，再补上一句：“办不到就要你的命！”这个股长吓得混身打抖，在戴和梅乐斯走开以后，便哭着要求我想办法，因为一下要那么多东西，的确凑不出来。最后由我请稽查处和侦缉大队的特务们帮忙，才从几家藤具店强行借来用了一次。当梅乐斯陪着客人走进来一看，只两个多钟头又换上了一套新的布置时，曾对戴笠特别夸奖了一番。
梅乐斯最能使戴笠感到满意的地方是在供给中美所和军统所需要的东西方面。
戴笠提出的数目往往怕太多而不好意思开口，梅乐斯总是主动地替他增加一些，有时还额外赠送一些，特别是武器弹药炸药等类物品，总是出乎意外地使戴笠感到满足。而美帝特务机关利用中国人杀中国人的这种阴谋，也通过梅乐斯来进一步实现了。从几年间梅乐斯由中校连升了三级，便可说明美帝对这个特务头子的成绩是如何满意了。
最后，总算由于抗日战争得到胜利，消息传来，美国人纷纷作回国的打算，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直到解放后，我也没有听到费巩的下落，这一件大学教授失踪案，始终成了一个谜。
在这里，最后还要谈一点中美所美特们的胡作非为。当时在中美所工作的美特，因为经常到处乱来，时常被人民包围起来喊打，往往弄得狼狈逃回。他们进到中美所范围才敢大摇大摆地走，因为追的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恐无辜受害。这些美特们后来发现美国的许多空军背上都有国民党政府发给的一张护身符，上面有十二个很大的中国字“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保护”。他们从这些背上有字的美军口中，知道这张护身符的好处，也希望弄到一张。戴笠听到翻译的报告后，曾考虑过这一问题，后来认为中美所是一个特种机关，没有用这一办法，而改用了一种有中美两国标志的臂章，另外还定制了一批浅蓝色的证章，上面有ＳＡＣＯ白色字母，给他们佩带。重庆当时的警察和公开特务机关工作的军统分子，看到佩带这种证章和臂章的美军，都知道是中美所的，遇到他们有不法行为都得让他们几分而好好地保护一下，因此他们便越来越有所恃而无恐了。
在抗战快要结束前，美特们便忙着做生意。有些在美国经营木材、纸张、杂货等生意的特务，纷纷找人签合同，希望在中国找人推销货物。一些原来在中国当牧师、神甫的中国通，不少也在抗战时调到中美所工作，胜利后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岗位去了。其中有一个在川西一带活动多年的美特任福根，解放后因从事间谍活动被捕，直到一九五六年才释放回国，他当时也曾在中美所担任过工作。
梅乐斯的罪恶活动
以协助中国抗日为名而来到中国的美帝特务头子梅乐斯，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对他的仇恨的。他在中国的几年当中，不但尽心竭力地帮助军统培养大量美式特务和选送军统大特务赴美国学习，以加强军统对中国人民革命的镇压，并供应大量各种杀人武器来屠杀中国人民，为军统训练和装备了数以万计的武装特务部队，企图加强反动派阻碍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解放以后所破获的许多潜伏特务组织，都与梅乐斯过去在华的罪恶活动有密切关系。
他是－个非常阴险狡诈的人，也是一个中国通。他在和戴笠“合作”的几年时间中，主奴关系是处得非常之好的。主子对奴才是宠爱倍至，使得奴才们也恭顺异常。他很了解戴笠的为人，表面上是好胜逞强，骨子里又是另有一套。所以每次他和戴笠在有军统大特务参加的会议上，从不直接给戴笠下不去。每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而要坚持他的意见时，他总是用“让我考虑一下”这句话敷衍过去，等到他回到办公室，便立刻以书面的备忘录通知戴笠。戴接到这类与他意见完全相反的通知，有时虽然还要发一下脾气，但过了一会便得完全依照这一通知去办，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梅乐斯从来不当着戴笠的部下给他难堪，所以戴笠便往往可以向部下夸口他和梅乐斯之间不但完全平等，有时梅还得听他的。其实天晓得，我在那几年中从来没有看到那一件稍许大一点的事戴笠能自己作主而不听梅乐斯的话。据我所了解，戴笠曾经希望在广西柳州或桂林成立一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梅乐斯认为没有必要，戴笠只好依他，而把广西的特务部队送到贵州息烽去训练。还有，当时戴笠希望中美所的武器多集中到重庆，梅乐斯却要多配给到东南沿海地区，以便接应美军在东南登陆。梅一定要在贵阳成立大武器仓库，这样便可以把运到昆明的武器分置到贵州后更快地运往西南。又如，戴笠一直不爱照相，梅乐斯也叫他改变过来，任意由美特们给他拍照。
梅乐斯很懂得戴笠的心理，他为了永久能利用军统这一组织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除了在美国宣传戴笠的种种神话式的传闻和他在蒋介石身边的作用，使得戴笠感到混身舒适以外，他还极力怂恿戴笠应当去美国游历一下。而最能使戴笠感激不尽、终身难忘的恩赐，是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当面向蒋介石提出希望能见一见这个中国的希姆莱。戴笠听到了之后，知道是梅乐斯替他在美国吹嘘的关系，才使他得到主子的主子这么重视。他便愈加感到梅乐斯对他未来的前程关系太大，便更加俯首贴耳了。
梅乐斯不但对戴笠肯下功夫，即对派在中美所工作的大特务和军统的处长级的特务也是尽力表现出一付主人的姿态。不少的大特务都得过他赏赐的手表、衣服之类的东西，一般都能得到些香烟、巧克力糖之类。个别的人还得到他赠送的手枪、卡宾枪。汤姆生手提机枪。我因在事务工作上和他常常有所接触，他还送过我一部吉普车引擎，自己可以装配成一辆汽车。他在赠送这些东西时，总是叫人用打字机打好一张证明文件，由他签名，以免误会。
自从中美所正式成立那天起，梅乐斯便在他所住的钟家山办公室前面空地上升起了他那面七星旗，一直到中美所结束。他除了回国养病和出去视察工作的这段期间外，每天一早他总是先叫人去升旗，到傍晚才收下来。我对这面长不到两尺、宽不过几寸的窄长小尖角旗很为好奇。这面旗是白底镶红边，一顺排着七颗红星，既不像美国国旗，也不像中国过去那种帅字旗。后来经过多次打听，才知道这面旗子的来历。原来是梅乐斯过去当海军舰长时，有次去镇压菲律宾人民武装反抗美帝的船队时，他的军舰大炮把逃在海上的反美武装船只击沉以后，船上的菲律宾人民便挤在许多小舢板上逃命，很快这些舢板又都－一被击沉了。在他凯旋归来时又遇到一只装人最多的舢板在海上挣扎逃命，他便命令军舰不要开炮，而紧紧尾追，到了机关枪可以扫射到的距离时。他才自己亲手用机枪去扫射。在一船人都被杀死后，他还在舢板底部扫射了一下，这时白色的小舢板内的鲜血便从七个弹孔里涌了出来。
他看到这一幅惨景非常得意，第二天便在他军舰上加上了这一面七星小旗用以纪念这一次的胜利。从此以后，这面小旗也成了他的个人的标志了。
在对待部下方面，梅乐斯经常劝戴笠要学他的那一套假民主方法。因为戴一向讲个人威信，希望部下怕他，所以动辄以打骂和监禁甚至枪决来表现他的权力，使别人不敢违抗他的意志。梅乐斯却与他这一套不同，他就在责备部下时也往往不采用最粗暴的方式。
我记得最清楚的有这样两件事。一次是发生在歌乐山地区，当时有一对刚从大学毕业的夫妇，因在重庆找不到工作，无法维持生活，便仗着自己能讲几句英语，向亲友借了一笔钱在中美所背后歌乐山开一家小酒店，想赚这些外国人的钱，成天和美特们打交道。有一天晚上，几个美国特务趁着酒店男主人去办货，便把这个女老板轮奸了，男的回来不依，告到中美所。梅乐斯知道后，只把几个强奸犯找去说了他们一顿，罚他们一个月不准休假外出；另叫翻译请我通知当地警察局出面，赔一点钱叫他们不要再在附近做生意，如果不听，以后出了事便不再管。当时附近的警察分局和派出所都为军统特务所掌握，只要一句话便把这样一件美特轮奸案轻易地解决了。
还有一次是中美所刚成立不久，正在准备强行征用附近民房民地时，有天戴笠陪同梅乐斯带着我和两个翻译一同在后面山坡上察看形势，忽听到一个小山坡背后传出一阵女人惊叫声和男人的狂笑声。戴笠当时很担心军统特务们在胡来，给他在美国主子面前丢脸，赶快给我使个眼色叫我快去看看。梅乐斯一听到这些声音，也急着想了解一下情况，便跟着向这个地方走去。刚一进小山坳，就看到一个衣服穿得破烂的中年妇女狂奔而来，两个穿着美军军便服的美特紧紧在追赶。这个妇女看到我们这群人才停下脚步来，一面理着被抓乱了的头发，一边用手掩住被扯破了衣服的胸膛。戴笠当时很有点生气，因为他一向是只准自己胡作非为，而要求部下守纪律，可是对美国人却不敢有什么表示，只有看梅乐斯如何发落这两个侮辱妇女的美特。当翻译把这个受欺负的贫苦妇女的话告诉了梅乐斯之后，他却发出一阵狂笑，并用很亲切的声音问这两个美特：“你们调戏这样的女人，不会嫌脏吗？”接着也只轻轻说了几句，最后还在他们背上拍了一下便打发走了。戴笠看到这样处置，很不以为然。梅乐斯一眼便看出了他的心事。当我拿了点钱把那个妇女喊走之后，他们便坐在一些乱石上谈开了。梅乐斯趁这个机会劝说戴笠，告诉他应当学学美国的一套方式来对待部下，不可动辄打骂，不但要设法使部下口服，更重要的是心服。
戴当时听了也连连点头表示愿意接受，但以后我却很少看到他能真正这样做。
不过每次当着梅乐斯面前，戴对部下那种狂叫怒骂的态度比较有点收敛，而往往改用一些最严厉的字眼，只是说话时态度上稍微温和一点，使人不易看出他在大发雷霆，不过这些话往往使对方听了更为害怕。如有一次他为了招待那个随法国特务来中美所的越南公主，叫中美所一个事务股长布置一个大客厅，要用六十张藤沙发（因为天气热，他听说越南人爱坐藤椅），结果这个人给他准备的是普通软沙发。
当他带着我走进这个临时大客厅一看，马上大怒起来，正准备用脚踢那个事务股长时，我看到梅乐斯已从另一个门走了进来，便赶快告诉他。他立刻改变态度而狠狠的说了两句：“今晚不给我准备好全部用的藤沙发，你明天就会活不成。”当他和梅乐斯打过招呼后，又怕还没有说够，再补上一句：“办不到就要你的命！”这个股长吓得混身打抖，在戴和梅乐斯走开以后，便哭着要求我想办法，因为一下要那么多东西，的确凑不出来。最后由我请稽查处和侦缉大队的特务们帮忙，才从几家藤具店强行借来用了一次。当梅乐斯陪着客人走进来一看，只两个多钟头又换上了一套新的布置时，曾对戴笠特别夸奖了一番。
梅乐斯最能使戴笠感到满意的地方是在供给中美所和军统所需要的东西方面。
戴笠提出的数目往往怕太多而不好意思开口，梅乐斯总是主动地替他增加一些，有时还额外赠送一些，特别是武器弹药炸药等类物品，总是出乎意外地使戴笠感到满足。而美帝特务机关利用中国人杀中国人的这种阴谋，也通过梅乐斯来进一步实现了。从几年间梅乐斯由中校连升了三级，便可说明美帝对这个特务头子的成绩是如何满意了。
美帝海军与陆军争夺对中美所的领导权
在美国内部，为了争夺对中美所的领导权，海军与陆军之间的矛盾，自始至终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自梅乐斯来华与戴笠接触之后，了解到军统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不仅有种种强大的特权，而且机构遍布各地，如果能通过这一组织进行工作，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美国所需要的一切。梅乐斯的这一发现，立刻引起陆军方面的注意。海军生怕陆军插手，所以在中美所刚谈判成功，便立即明令宣布：美国驻华的海军有关机构，乃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个工作单位，应在舰队总司令直接指挥之下作战。这项宣布，目的很明显，中美所应当由海军单独控制，其他单位不能过问。
海军这一宣布，反而造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相反结果。陆军原来还不太注意，这样一来，便通过美驻华武官等深入了解，得知这是深入中国各处的大好机会，决不能让海军独占，因此也马上来一个声明：凡是在华美军一切机构，均应受美国中印缅战区司令部节制，并接受美军参谋长之统驭。当时的参谋长为马歇尔，他从一开始就反对中美所成为一独立机构，直接由海军来指挥。
另外一个想控制中美所的是美国战略业务局局长杜诺万。这个局原来是由美军情报协调处改组扩充为两个机构，军事情报局与战略业务局。杜诺万一向与陆军方面较为接近，所以对陆军想控制中美所，他不但极力赞成，而且希望能借机把中美所置于战略业务局的掌握之中。中美所刚一成立，他就加派梅乐俾为战略局驻远东代表，先后控制梅乐斯。
杜诺万这一如意算盘，立刻遭到美国海军部和戴笠的反对。杜诺万便请陆军出面，向梅乐斯提出要派遣一批教官来华，协助中美所训练军统所控制的特务武装，还企图在西北另行建立据点，并派出巴纳斯与约翰·海登博士等来华。梅乐斯立即告诉戴笠，认为杜诺万派人来不先征求中美所同意，坚决不接受，结果陆军方面准备好的一些教官等，均只好半途回去。杜诺万并不因此罢休，所以一九四四年中美所签订第二次补充合同时，他便作为美方主持人，企图以战略局取代海军情报署来控制中美所，并推荐战略局的柯林上校为中美所美方第二副主任，也为梅乐斯与戴笠所拒绝。
魏德迈继史迪威尔出任中印缅区美军司令后，他对中美所与军统局不但歧视而且成见很深。他极力主张将中美所置于战略局指挥之下，应使中国人退居被支配地位，对中美所主任由中国人担任早就感到不满。美国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更从中推波助澜，而梅乐斯则坚持战略局来华工作人员应受中美所节制。魏德迈便进一步要中美所必须受他指挥，否则他就辞职。官司打到华盛顿，代表陆军的马歇尔首先赞成魏德迈的主张，空军亦随声附和，海军虽力争仍无结果。美国联合参谋本部便发布命令，要在中美所工作的美军人员，自梅乐斯以下均直接受魏德迈之指挥。
由于梅乐斯对魏德迈只是表面上承认受其指挥，实际上并不理会，魏德迈司令部的人员便借机予以打击。如中美所每月所需物资约一百五十吨左右，实际上连半数都不给运送。海军方面愿自备飞机、车辆为中美所运输物资，亦被魏德迈阻拦。
海军元帅尼米兹气愤之余，曾表示要用军舰来给中美所运物资到印度，再经雷多公路运往重庆。
美国海军方面原准备调往中美所工作的人员为三千人，因得不到陆军支援，有两千左右的人滞留印度，无法飞越驼峰。他们又不愿吃苦经公路来华，结果一直拖到抗战胜利，即由印度向后转返回美国。
当时中美所在中国的活动，连许多美国人都看不惯，因为军统局及戴笠声名狼藉，早为美国许多开明人士所不满。美海军部门想把一些夸大与伪造的所谓“成果”在国内外报纸上披露，遭到了美军方面主持发布新闻的机构所反对。梅乐斯为此气得发昏，曾准备在重庆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要把中印缅战区司令部和战略局的许多丑恶内幕公开揭发。结果，记者招待会尚未来得及举行，已被中印缅战区司令部与战略局发觉，立即宣布梅乐斯神经错乱，马上派人将他押送回国。所以一九四五年秋天，蒋介石视察中美所时，梅乐斯已被送走，由贝乐利代理副主任，主持对蒋的欢迎仪式。
梅乐斯回国后，五角大楼的头头便宣布撤去他的官职，并将他的官阶由少将降级为上校，不过海军方面对他还是支持的。一九四六年三月下旬，当美国海军元帅尼米兹得到戴笠摔死的消息后，准备派梅乐斯为代表来华致祭。这一消息被刚从中国回美的马歇尔听到了，马上赶到海军部部长福莱斯特办公室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戴笠是中国臭名昭著的反共头子，如果美国派官员参加戴的丧礼，将影响他主持调处国共关系。不但如此，连美国海军原来拟就的“战后海军助华法案”，也遭到了马歇尔等人的反对而无法实现。
一九四七年初，梅乐斯又被美海军部启用为哥伦布号巡洋舰上校舰长，并同意他的请求，在中国沿海巡戈一年，所以埋葬戴笠的时候，他能闻讯匆匆由上海赶往南京。毛人风带我去机场迎接他时，他一看到我们便泪痕满面。他在戴笠坟地上，更是泣不成声。很显然，他不但是在哭他死去的这好友，同时也是在哭他自己的不幸遭遇。
为求美特欢心举行的几次盛大宴会
中美所历次举行的盛大集会中，要算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最为热闹了。为了举行这次圣诞节晚会，一座可容四千人的大礼堂便日以继夜地赶建完工。
这座礼堂中间没有一根柱子，也没有固定的座位，因平日集会一般人都是站着听讲话，只有晚会时才临时布置桌椅。在兴建这座礼堂时，所有电器材料如扩音、照明以及电动舞台等设备，全部是从美国运来。梅乐斯还特地按照礼堂大小在美国定做了几十面万国旗。这些漂亮华丽的万国旗都是一丈多长，用的是最好的丝绸，周围加上金色的绦子。这些万国旗当中，没有德、意、日等国国旗，也没有苏联国旗。
为了举行这次集会，军统由印度空运来六十多件乐器，乐队队员全部用军政部发给的将军呢做成制服，换发了新皮鞋和白手套。礼堂的节日布置从十二月中旬就开始准备。戴笠准备赠送美国王子们的礼物也在十一月底前都已办妥。梅乐斯在十二月初就已由美国运来大批妇女们穿的衣料、台布、糖果与小孩玩具以及圣诞节化装用的纸帽等等。这些东西都分成一份份地装在一个小竹箩筐内。一棵圣诞树，是从几十公里以外用专车装来。一切布置都是按照美国的习惯，由一些到过美国的太太们指挥，完全按美国生活方式，处处要使美特们像置身于自己家乡一样。
从十二月二十日以后，戴笠每天都要抽出一些时间亲自去看看，有时还邀请梅乐斯去，看合不合主子的意。为了圣诞晚餐要吃火鸡，重庆一向没有，只好把养在动物园和公园的仅有几只供观赏的火鸡弄来供奉贵宾，其余的则用鹅肉来替代。戴笠原来想在宴会后来一次盛大舞会，因为凑不出两百个女客，只好改在宴会后看文娱表演。
这天晚上六点钟左右举行宴会，所有在重庆的美特三百多人全部参加，中美所副组长以上、军统副处长副主任以上的人员都要带自己的太太和十八岁以上的女儿或儿媳去参加，另外选定了四十名年轻貌美的女特务去作陪客。因为怕一些太太们不敢去，戴笠要我预先通知一下，只要参加晚会，即使不跳舞，去的女客都可得到一小箩筐的美国礼品，被邀请的女客如不去，则要查究。等女客们一进入礼堂，戴笠便叫人把她们全部分别安排在美特们的中间。有些从来不曾和美国人往来过的女眷，被夹杂在这些美国流氓身边，弄得如坐针毡。宴会散后，有些女眷气得把那一小箩礼物摔在地下和我吵起来，说不该劝她们去活受罪，连祖宗三代的脸都丢尽了。
其中也有少数的人认为很难得这种机会参加这样盛大的宴会。
这次被邀参加的有八百多人，在大礼堂当中排着五长条桌子，上首加一横排。
国民党一些高级军政人员，也有三十多人被请去参加。乐队奏着美国流行的许多小调，引起了美特们的怪声叫好。宴会完毕，即互相赠送礼品。梅乐斯别出心裁地叫每个女客走上礼堂的舞台到他面前去领礼品。戴笠站在旁边，一直鼓励她们要对主人多多表现亲热尊敬。所有女客都只和梅乐斯握一握手便拿着礼品走下台来，其中只有一个一向在香港当舞女的女特务刘美美，在戴笠的鼓动下当众抱着梅乐斯吻了一下，立刻引起了在场美特们一阵狂笑和掌声。戴笠便叫她再来一次，梅乐斯又加一份礼物给她。戴笠还希望其他的女客都学刘美美，结果再没有第二个人肯那样干，弄得他非常扫兴，认为这些人太不合时代潮流。礼物赠送完毕后，便开始文娱晚会，京戏刚演一半，一些喝得醉醺醺的美特便跑上台去把演员的大刀、花枪拿过来大耍大闹。戴笠也跟着上去到后台挂一串白长须，跟他们一起乱叫乱打，一直胡闹到深夜才散。最后我督促办事务的收拾会场时，管餐具的特务哭丧着脸向我报告，又有几十双牙筷和银质汤匙被这些美特偷去当纪念品了！
一九四五年圣诞节是在上海杜美路军统办事处举行的，参加的人虽然没有重庆那么多，但更为豪华奢侈，因胜利后上海物资供应比重庆方便得多。特别使戴笠感到满意的是，请的女客都是些所谓名媛闺秀和交际花、电影明星、红舞女与京剧、沪剧、越剧的名演员等。她们对与美国流氓往来都有一套，使得在座的美特们皆大欢喜。
在中美特警班大礼堂未建成以前，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二年的圣诞晚会，都是在中美所美方人员的大饭厅举行的。由于当时马路没有修通，还得坐一段路的轿子（四川人称为滑竿），因此每次举行类似的晚会，除了全部动员军统和中美所所有的滑竿来接送客人外，还得临时派出大批特务武装和警察把歌乐山、磁器口等地的滑竿抓几十乘来当差。上百名抬滑竿的苦力，被抓来后一直要抬到散会才准回去。
有的因连续不断地抬来抬去，弄得筋疲力竭，遇到天雨路滑，一不小心把穿着漂亮的女客或贵宾摔了一下或弄脏了衣服，她们总是要向戴笠去撒娇，戴一怒之下，抬滑竿的便往往被打得死去活来。
戴笠为了讨好这些美国主子，除了圣诞节外，遇到过春节与军统成立纪念日开四一大会，也要举行一次宴会、晚会来招待一番。美帝总统代表赫尔利和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等，到中美所视察时，更少不了也要举行一次盛大宴会。此外对从美国来的什么慰劳团之类的组织，到中美所来表演或进行慰劳时，也得大事招待。特别是每次听到梅乐斯升了级，更要为他庆祝一下。每举行一次这种盛大豪华的宴会，所花费的钱，为数都是很惊人的。我因办理总务，对此最了解，像这样一年要举行几次的大宴会，以黄金计算多则要几百两一次，少也得几十两，一席所费就不止穷人百年粮了！
在美国内部，为了争夺对中美所的领导权，海军与陆军之间的矛盾，自始至终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自梅乐斯来华与戴笠接触之后，了解到军统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不仅有种种强大的特权，而且机构遍布各地，如果能通过这一组织进行工作，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美国所需要的一切。梅乐斯的这一发现，立刻引起陆军方面的注意。海军生怕陆军插手，所以在中美所刚谈判成功，便立即明令宣布：美国驻华的海军有关机构，乃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个工作单位，应在舰队总司令直接指挥之下作战。这项宣布，目的很明显，中美所应当由海军单独控制，其他单位不能过问。
海军这一宣布，反而造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相反结果。陆军原来还不太注意，这样一来，便通过美驻华武官等深入了解，得知这是深入中国各处的大好机会，决不能让海军独占，因此也马上来一个声明：凡是在华美军一切机构，均应受美国中印缅战区司令部节制，并接受美军参谋长之统驭。当时的参谋长为马歇尔，他从一开始就反对中美所成为一独立机构，直接由海军来指挥。
另外一个想控制中美所的是美国战略业务局局长杜诺万。这个局原来是由美军情报协调处改组扩充为两个机构，军事情报局与战略业务局。杜诺万一向与陆军方面较为接近，所以对陆军想控制中美所，他不但极力赞成，而且希望能借机把中美所置于战略业务局的掌握之中。中美所刚一成立，他就加派梅乐俾为战略局驻远东代表，先后控制梅乐斯。
杜诺万这一如意算盘，立刻遭到美国海军部和戴笠的反对。杜诺万便请陆军出面，向梅乐斯提出要派遣一批教官来华，协助中美所训练军统所控制的特务武装，还企图在西北另行建立据点，并派出巴纳斯与约翰·海登博士等来华。梅乐斯立即告诉戴笠，认为杜诺万派人来不先征求中美所同意，坚决不接受，结果陆军方面准备好的一些教官等，均只好半途回去。杜诺万并不因此罢休，所以一九四四年中美所签订第二次补充合同时，他便作为美方主持人，企图以战略局取代海军情报署来控制中美所，并推荐战略局的柯林上校为中美所美方第二副主任，也为梅乐斯与戴笠所拒绝。
魏德迈继史迪威尔出任中印缅区美军司令后，他对中美所与军统局不但歧视而且成见很深。他极力主张将中美所置于战略局指挥之下，应使中国人退居被支配地位，对中美所主任由中国人担任早就感到不满。美国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更从中推波助澜，而梅乐斯则坚持战略局来华工作人员应受中美所节制。魏德迈便进一步要中美所必须受他指挥，否则他就辞职。官司打到华盛顿，代表陆军的马歇尔首先赞成魏德迈的主张，空军亦随声附和，海军虽力争仍无结果。美国联合参谋本部便发布命令，要在中美所工作的美军人员，自梅乐斯以下均直接受魏德迈之指挥。
由于梅乐斯对魏德迈只是表面上承认受其指挥，实际上并不理会，魏德迈司令部的人员便借机予以打击。如中美所每月所需物资约一百五十吨左右，实际上连半数都不给运送。海军方面愿自备飞机、车辆为中美所运输物资，亦被魏德迈阻拦。
海军元帅尼米兹气愤之余，曾表示要用军舰来给中美所运物资到印度，再经雷多公路运往重庆。
美国海军方面原准备调往中美所工作的人员为三千人，因得不到陆军支援，有两千左右的人滞留印度，无法飞越驼峰。他们又不愿吃苦经公路来华，结果一直拖到抗战胜利，即由印度向后转返回美国。
当时中美所在中国的活动，连许多美国人都看不惯，因为军统局及戴笠声名狼藉，早为美国许多开明人士所不满。美海军部门想把一些夸大与伪造的所谓“成果”在国内外报纸上披露，遭到了美军方面主持发布新闻的机构所反对。梅乐斯为此气得发昏，曾准备在重庆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要把中印缅战区司令部和战略局的许多丑恶内幕公开揭发。结果，记者招待会尚未来得及举行，已被中印缅战区司令部与战略局发觉，立即宣布梅乐斯神经错乱，马上派人将他押送回国。所以一九四五年秋天，蒋介石视察中美所时，梅乐斯已被送走，由贝乐利代理副主任，主持对蒋的欢迎仪式。
梅乐斯回国后，五角大楼的头头便宣布撤去他的官职，并将他的官阶由少将降级为上校，不过海军方面对他还是支持的。一九四六年三月下旬，当美国海军元帅尼米兹得到戴笠摔死的消息后，准备派梅乐斯为代表来华致祭。这一消息被刚从中国回美的马歇尔听到了，马上赶到海军部部长福莱斯特办公室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戴笠是中国臭名昭著的反共头子，如果美国派官员参加戴的丧礼，将影响他主持调处国共关系。不但如此，连美国海军原来拟就的“战后海军助华法案”，也遭到了马歇尔等人的反对而无法实现。
一九四七年初，梅乐斯又被美海军部启用为哥伦布号巡洋舰上校舰长，并同意他的请求，在中国沿海巡戈一年，所以埋葬戴笠的时候，他能闻讯匆匆由上海赶往南京。毛人风带我去机场迎接他时，他一看到我们便泪痕满面。他在戴笠坟地上，更是泣不成声。很显然，他不但是在哭他死去的这好友，同时也是在哭他自己的不幸遭遇。
为求美特欢心举行的几次盛大宴会
中美所历次举行的盛大集会中，要算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最为热闹了。为了举行这次圣诞节晚会，一座可容四千人的大礼堂便日以继夜地赶建完工。
这座礼堂中间没有一根柱子，也没有固定的座位，因平日集会一般人都是站着听讲话，只有晚会时才临时布置桌椅。在兴建这座礼堂时，所有电器材料如扩音、照明以及电动舞台等设备，全部是从美国运来。梅乐斯还特地按照礼堂大小在美国定做了几十面万国旗。这些漂亮华丽的万国旗都是一丈多长，用的是最好的丝绸，周围加上金色的绦子。这些万国旗当中，没有德、意、日等国国旗，也没有苏联国旗。
为了举行这次集会，军统由印度空运来六十多件乐器，乐队队员全部用军政部发给的将军呢做成制服，换发了新皮鞋和白手套。礼堂的节日布置从十二月中旬就开始准备。戴笠准备赠送美国王子们的礼物也在十一月底前都已办妥。梅乐斯在十二月初就已由美国运来大批妇女们穿的衣料、台布、糖果与小孩玩具以及圣诞节化装用的纸帽等等。这些东西都分成一份份地装在一个小竹箩筐内。一棵圣诞树，是从几十公里以外用专车装来。一切布置都是按照美国的习惯，由一些到过美国的太太们指挥，完全按美国生活方式，处处要使美特们像置身于自己家乡一样。
从十二月二十日以后，戴笠每天都要抽出一些时间亲自去看看，有时还邀请梅乐斯去，看合不合主子的意。为了圣诞晚餐要吃火鸡，重庆一向没有，只好把养在动物园和公园的仅有几只供观赏的火鸡弄来供奉贵宾，其余的则用鹅肉来替代。戴笠原来想在宴会后来一次盛大舞会，因为凑不出两百个女客，只好改在宴会后看文娱表演。
这天晚上六点钟左右举行宴会，所有在重庆的美特三百多人全部参加，中美所副组长以上、军统副处长副主任以上的人员都要带自己的太太和十八岁以上的女儿或儿媳去参加，另外选定了四十名年轻貌美的女特务去作陪客。因为怕一些太太们不敢去，戴笠要我预先通知一下，只要参加晚会，即使不跳舞，去的女客都可得到一小箩筐的美国礼品，被邀请的女客如不去，则要查究。等女客们一进入礼堂，戴笠便叫人把她们全部分别安排在美特们的中间。有些从来不曾和美国人往来过的女眷，被夹杂在这些美国流氓身边，弄得如坐针毡。宴会散后，有些女眷气得把那一小箩礼物摔在地下和我吵起来，说不该劝她们去活受罪，连祖宗三代的脸都丢尽了。
其中也有少数的人认为很难得这种机会参加这样盛大的宴会。
这次被邀参加的有八百多人，在大礼堂当中排着五长条桌子，上首加一横排。
国民党一些高级军政人员，也有三十多人被请去参加。乐队奏着美国流行的许多小调，引起了美特们的怪声叫好。宴会完毕，即互相赠送礼品。梅乐斯别出心裁地叫每个女客走上礼堂的舞台到他面前去领礼品。戴笠站在旁边，一直鼓励她们要对主人多多表现亲热尊敬。所有女客都只和梅乐斯握一握手便拿着礼品走下台来，其中只有一个一向在香港当舞女的女特务刘美美，在戴笠的鼓动下当众抱着梅乐斯吻了一下，立刻引起了在场美特们一阵狂笑和掌声。戴笠便叫她再来一次，梅乐斯又加一份礼物给她。戴笠还希望其他的女客都学刘美美，结果再没有第二个人肯那样干，弄得他非常扫兴，认为这些人太不合时代潮流。礼物赠送完毕后，便开始文娱晚会，京戏刚演一半，一些喝得醉醺醺的美特便跑上台去把演员的大刀、花枪拿过来大耍大闹。戴笠也跟着上去到后台挂一串白长须，跟他们一起乱叫乱打，一直胡闹到深夜才散。最后我督促办事务的收拾会场时，管餐具的特务哭丧着脸向我报告，又有几十双牙筷和银质汤匙被这些美特偷去当纪念品了！
一九四五年圣诞节是在上海杜美路军统办事处举行的，参加的人虽然没有重庆那么多，但更为豪华奢侈，因胜利后上海物资供应比重庆方便得多。特别使戴笠感到满意的是，请的女客都是些所谓名媛闺秀和交际花、电影明星、红舞女与京剧、沪剧、越剧的名演员等。她们对与美国流氓往来都有一套，使得在座的美特们皆大欢喜。
在中美特警班大礼堂未建成以前，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二年的圣诞晚会，都是在中美所美方人员的大饭厅举行的。由于当时马路没有修通，还得坐一段路的轿子（四川人称为滑竿），因此每次举行类似的晚会，除了全部动员军统和中美所所有的滑竿来接送客人外，还得临时派出大批特务武装和警察把歌乐山、磁器口等地的滑竿抓几十乘来当差。上百名抬滑竿的苦力，被抓来后一直要抬到散会才准回去。
有的因连续不断地抬来抬去，弄得筋疲力竭，遇到天雨路滑，一不小心把穿着漂亮的女客或贵宾摔了一下或弄脏了衣服，她们总是要向戴笠去撒娇，戴一怒之下，抬滑竿的便往往被打得死去活来。
戴笠为了讨好这些美国主子，除了圣诞节外，遇到过春节与军统成立纪念日开四一大会，也要举行一次宴会、晚会来招待一番。美帝总统代表赫尔利和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等，到中美所视察时，更少不了也要举行一次盛大宴会。此外对从美国来的什么慰劳团之类的组织，到中美所来表演或进行慰劳时，也得大事招待。特别是每次听到梅乐斯升了级，更要为他庆祝一下。每举行一次这种盛大豪华的宴会，所花费的钱，为数都是很惊人的。我因办理总务，对此最了解，像这样一年要举行几次的大宴会，以黄金计算多则要几百两一次，少也得几十两，一席所费就不止穷人百年粮了！
蒋介石最欣赏美国刑具
一九四五年秋天蒋介石来视察中美所，带着他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秘书曹圣芬、参军皮宗阚等十来个随员，在中美所几个重点工作部门看了一下。蒋介石最感兴趣的要算中美特警班的美国刑事实验室了。因为这里有美国最新式的各种审讯人犯用的刑具，和大批从美国运来的良种警犬。这些东西对镇压人民、巩固他的统治都有很大作用，所以他每看到一样新的刑具，问明了它的用途和功效后，总是连连点头赞不绝口。
戴笠和贝乐利（梅乐斯当时已被押送回美，由美方参谋长贝乐利代理副主任）为蒋介石安排的主要节目，是给蒋介石看看特警班第一期八百名学生的各种精彩表演。在新建成的大操场上，刚把一座检阅台赶建完工，蒋介石登上去以后，左边是中美所和军统的中级以上的特务一字排开，右边是中美所近三百名服装整齐的美国特务。这些美特这天都穿上美国海军制服，我和他们往来几年，还从没有看到过他们这么整整齐齐规规矩矩地集合过。操场中央站着八百名学生和四十多名美国教官。
蒋介石刚一出现，离检阅台还有一百多公尺远，戴笠便示意我指挥八名号兵吹响“立正”的号音，一直等到蒋介石缓步登上检阅台答了礼之后才叫稍息。学生们刚开始进行一些分列式表演和美国式的操法时，蒋的兴趣还不很大。等到进行刑警课目表演时，蒋介石看到美国教官，指挥这些特务学生如何去追捕人犯、骑警握着美国橡皮棍如何冲入人群殴打群众，以及警犬搜查等表演时，直乐得手舞足蹈连声叫好起来。戴笠和贝乐利看到这种情况，便交头接耳，后悔没有多安排点这类使蒋最感兴趣的精彩节目。表演近一小时才结束，蒋介石不待戴笠去请他，便走到扩音器前训起话来，由皮宗阚替他译成英语。他满面笑容地向远道而来为他尽心尽力培养爪牙的美国特务们一再表示感谢，并尽力称颂他们几年来的功绩。对这些受了美国式训练的特务，蒋是勉励有加，连说你们不但是戴局长最好的学生，也是我最喜爱的学生，今后你们的责任非常重大，应当有很大决心去完成我所交给你们的任务。
他一气讲了近半小时，才在一阵欢呼声中离去。
任务未完，先行结束
根据第一次合同的规定，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美所便应结束。可是戴笠和梅乐斯却认为这次亲密的合作，任务还没有完。因为合同以外的工作当时只进行了一部分，就是帮助军统抢先进入沦陷区进行接收，和阻止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部队进入各大城市。此外，对训练反共有经验的汉奸特务和继续帮助军统全力与共产党作斗争等任务并未完成，双方虽均依依不舍，但一时找不出充足的理由再继续下去。
戴笠在得到蒋介石准许之后，才于一九四五年冬天第一次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几年的所谓成绩，公开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公布出来。梅乐斯曾一再向戴笠保证过，为了将来帮助国民党战胜和消灭另一个比日本更凶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他们随时会再度回来与军统进行更亲密的合作。而帮助国民党建立一支镇压中国人民的海军由戴笠来统率，他们是会尽最大的努力的。戴笠死后，梅乐斯从美国赶来吊唁时，还一再向毛人风、郑介民表示过这种“慷慨的”愿望。但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得太快了，加上美国海、陆军之间的矛盾重重，使得他们永远失去了卷土重来的机会。
至于中美所的结束工作，完全是由军统局代为办理，我在另几篇材料中已经记述过，这里就不再重提。
<P> 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云南宣告和平解放。我当时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保密局（即军统局改组后的名称）云南省站站长，对于云南和平解放前夕蒋介石集团的垂死挣扎和种种阴谋活动，是重要的主谋者和参预者之一。为了真实地保存一点历史资料，特就当时个人活动范围内所能掌握的材料先写出来，其余尚待有关人士作全面的撰述。
人民民主运动高涨，特务活动猖獗
远在抗日战争期间，昆明便成为大后方的一个民主堡垒，云南人民长期受到民主爱国思想的影响，抗日反蒋的运动不断高涨。虽然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解决了龙云，把整个云南置于他的恐怖统治之下，并用最野蛮最残酷的血腥屠杀政策，多次镇压过昆明学生的爱国运动，暗杀过坚强的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但云南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反蒋的进步力量反而一天天高涨不已。
当时，云南许多地区的人民武装力量越来越壮大，使得蒋介石派驻在云南的嫡系部队疲于奔命，仅能保住几个大点的城市和几条交通线，对“山那边”（当时云南人民称解放地区）却毫无办法。驻在昆明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束手无策，天天向中央要求增加兵力。余程万派一个师的兵力保守昆明通向沾益一百多公里的川滇铁路，还经常遭到人民武装力量的破坏。师长石补天公开向人谈：“我不应叫石补天，而应改为石补路。我天天补这条路都补不过来，哪还有时间去补天！”
当时蒋介石虽决心想要保持住云南这一通向国外取得帝国主义援助最方便的基地，但由于各个战场节节败退，赖以反共的精锐嫡系部队又输得精光，至此已无暇兼顾。一九四九年春，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之后，云南人民便急不可待地希望早日解放，摆脱蒋介石集团的黑暗统治。这时蒋介石直接派在云南镇压人民的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已在卢汉的要求下撤销，总司令何绍周被调走，云南军政大权集于卢汉一身。蒋介石想以云南人治理云南，暂时使这一地区能安定下来，实际上由于没有足够的兵力调到云南，所以很多方面只好迁就卢汉。
在此之前，以卢汉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和以何绍周为代表的中央势力，在云南闹得不可开交。何绍周是黄埔一期学生，不但得到蒋介石的信任，更由于是何应钦的过房儿子（何应钦没有儿子，便把这侄儿当成自己的儿子），一向骄横跋扈，看不起卢汉这个彝族将领，想把卢汉挤走，由他兼任云南省主席。所以他同卢汉表面上虽然敷衍一下，而背后则对卢汉动辄讥讽辱骂。这个国民党政府中的“行内”，公子哥儿习气很重，整天不是打猎，就是打网球、打牌和玩女人。他的“三打”朋友，如驻昆明各中央机关的负责人和驻昆明的一些外国领事，对卢汉不满意的与失意的云南军政界人员，以及一些大商人等，都是一边陪他玩，一边替他出谋划策对付卢汉的。
我一到云南，马上就和何绍周连成一气，帮他搞反对卢汉的活动。加上我也爱好打猎和打网球，所以很快就成为他的“两打”朋友。何绍周这个人没有政治头脑，一味只想升官发财。他到云南很快就大发横财，主要是做鸦片生意。在云南花一万元买的鸦片烟运到上海，可以卖上百万元，运到香港卖的钱更多。以他当时的地位和社会关系，每月只要做上一次这样的买卖，收入就很惊人了。他刚到云南，没有自己的房子，借住云南旧军阀刘治陆的一座相当大的花园洋房，还觉得不好。他当警备总司令几个月后，便决心用几千两黄金修建一所豪华住宅，准备在云南作长久打算，没有到房子刚落成，还没有搬进去住，就被调走了。他任警备总司令期间，不但残酷镇压云南人民民主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他自己还是一个随意开枪杀人的恶魔。
我常陪他一道在离昆明几十百把公里的地方去打猎。有次我的汽车出了点毛病，他邀我上他的车。在路上，我亲自听到他吩咐司机，不要为了避让在公路上行走的人畜而把车翻到悬崖下边去。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你没有看见山区公路上翻的车吗，十有八九是因为避让人畜而把车开到山沟里去的；不避让，一直撞过去，就可以避免翻车的危险。”我说：“那不会把路上的人畜撞死撞伤吗？”他笑着说：“是我们的命重要，还是他们的命重要？”
平日我们出猎，总是爱坐敞篷车，这样就可以随时射击在公路两旁发现的鸟兽。
有一次，他买了一辆崭新的小轿车，想试一试走长途的功效，便邀我一同乘新车去嵩明附近行猎。回来时，天快晚了，他急于赶回，一再催促司机快开，不料在一条不宽的支路上，赶上前面一辆十轮军用大卡车故意不让路，老在路中心行驶，一再按喇叭，也不肯让。司机几次企图强行超越，那辆军车的驾驶员在小车刚要越过时故意把车向左边挤过来，差一点把我们挤到山沟去，所以不敢再强超。何绍周气得在车内大骂，后来走到一处宽敞的地方，小车一下超了过去。何绍周便要司机把车在马路中间一停，后面那辆军车也只好停下来。因为跟在我们后面一辆装有卫士的车还没有赶来，我和何绍周以及他的一个副官都穿着打猎的服装，那个军车司机以为是几个有钱的大商人，他便质问小车司机为什么挡住去路？何绍周立即跳下汽车拔出手枪，骂道：“老子要你的命！”我当时还以为他只是吓唬一下那个军车司机，没想到他真的朝着那个人开了一枪，把那人的手臂击伤。那个军机司机一看这情况，转身就向路边树林里跑，何绍周追上去又开一枪，没有打中，那人就消失在树丛中了。
等后面的卫士赶来，何绍周还想要他们去抓那个人，因天快黑了，才气冲冲地回来。一到家，他就叫副官打电话把那个汽车兵团的团长找来，骂了一顿。我一问，原来那个团长是他叔叔何应钦的一个老司机，慢慢提升到团长的，所以对他毕恭毕敬，甘于受辱。我临走时，劝他以后不要再这样。他满不在乎地说，这次算那小子走运，留他一条命。他还很得意的说，有次他在广西公路上遇到这样的情况，连开两枪便把那个司机打死了。由于他在云南无恶不作，弄得天怒人怨。他调走后更是对卢汉痛恨万分，除到处以云南旅外人士名义散发谩骂卢汉的“白头帖”外，还托人带给我几百份，要我替他在云南散发。我为了不把和卢汉的关系弄坏，便把这些东西都销毁了。
警备总司令部没有撤销时，保密局云南站得到有关地方人民武装活动的情报，可以请警备司令部马上调兵去围攻，也可以请他们出面去拘捕嫌疑人士；抓错了也没有关系，不但何绍周本人极力支持我在云南的活动，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长丁龙恺，是抗战初期我任湖南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时运用过的人，我关照他做什么他都可以去做。自警备总部撤销后，虽然我还可以通过云南省站领导的公开特务机关云南省警务处、昆明市警察局及所属刑警大队和省政府调查室去执行任务，但是这几个机构都受卢汉辖制，都得接受卢汉的指挥。
有一次，云南地方人民武装滇桂黔边区纵队有一部手摇发电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损坏了，派人送到昆明修理。军统特务昆明组向我密报这一情况后，我决定等来人去取报机的时候予以逮捕。一星期左右之后，电机刚修好，我便通知刑警队准备几个队员，听候捕人。我没有将这次任务和捕人的地点告诉刑警队，怕他们走漏消息，只说到时由昆明组的人带他们去。到了那天，果然将人连同机器一道捕获。经审讯，那人承认是“边纵”的。我想通过这一线索追究下去，以便更详细地了解一些有关“边纵”的情况而没有把这人送往重庆。
还有一次，卢汉的旧部、曾任营口市长的ＸＸＸ，营口解放时他被活捉，经解放军教育一个时期后释放。他回到昆明，宣传解放军如何优待俘虏等政策。我便要昆明市警察局长王巍将他扣押起来。第二天，王来见我，说卢汉打电话质问为什么逮捕ＸＸＸ，并命令马上释放。他回答是我要他拘留的，卢汉才没有说什么。王希望我把这一情况向卢说明，免得使他作难。我便马上去见卢，告诉他，ＸＸＸ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扰乱军心民心，所以扣押他。卢听了说，这个人就是嘴巴讨厌，爱乱说，也同意关他一下。
没过几天，我接到毛人凤写给我的一封亲笔信，说他已和胡宗南商谈好，胡同意把他的老婆军统特务叶霞翟送到昆明，而不去台湾（因胡与陈诚不和），并将抽出一两个军的兵力加强中央在云南的力量。毛要我亲自去西安见胡宗南，说明云南的形势和重要性，劝胡在西南建立一个根据地，顺便把叶霞翟接到昆明。我接信后便于第二天动身。
临行之前，我估计卢汉可能要强迫王巍释放ＸＸＸ和“边纵”的电台人员。当时受保密局云南站领导的特务机构而不受卢汉辖制的还有滇越铁路警务处、第四区公路工程局警务科、第四运输处警稽组、五十三兵工厂警稽组和警卫大队等。我本想把ＸＸＸ和“边纵”电台人员从警察局送到这几个单位暂时囚禁，因时间关系，又想着我离开昆明卢汉不一定会知道，所以没有把他们转移。后来知道：我刚一动身，卢汉就命令王巍马上把ＸＸＸ和“边纵”的人员连同电机一齐释放。我从西北回来后去见卢汉，他推说这是省参议会提出的，所以没有等我回来和我商量就释放了。我当然不愿为此事和他闹翻，只把经过向毛人风作了详细汇报，毛也同意我不为此事与卢汉闹摩擦。
自警备司令部撤销，何绍周调离云南之后，卢汉对待云南人民民主运动，一反过去何绍周采用的严厉镇压手段，而采取缓和的态度，无形中在默许和支持。到一九四九年夏天，昆明一些进步报刊便一再公开提出驱逐国民党中央政府在云南的机关，驱逐蒋介石集团在云南的特务，并不断对国民党许多倒行逆施的反动政策和法令公开提出严正的指责。
云南人民对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也纷纷拒绝使用，而以过去云南所通行过的半开硬币代替金圆券在市面流通。西南几省受到云南的影响，均改用银元银角。国民党财政部利用这一情况又进行搜刮，把库存的镍质辅币拿出来当银元一样流通。它颁布一道命令，恢复使用早已作废了的镍币，按十角换一银元计算。当这一决定还没有公布以前，国民党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高级官员知道了这一消息，便纷纷勾结商人到处搜购民间散存的镍币。几天之间，少数人便成了一本万利的暴发户，而多数人却上了大当，把旧存镍币按几角甚至几分钱一斤的低价卖掉。于是人民又纷纷拒用镍币，国民党政府只好把刚下令恢复使用才几天的镍币再来一次贬值，更加引起一场混乱。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一日，云南《中央日报》突然刊出一条消息，说中央印制的紫色五十元票面的金圆券发现了伪钞。同时，昆明中央银行宣布五十元票面的金圆券，不分真伪一律暂停使用。这样一来，所有商店当然都拒收。第二天正是阴历元宵节，持有该项金圆券的广大市民都想买点东西，却使用不出去，便纷纷去昆明中央银行请求兑换，该行竟不开门营业。群众越集越多，一会儿便有两千多人齐集在该行门口，大喊开门，该行无人理会。群众气愤之下，有人一声喊打，便有大批人将门窗捣毁，冲进该行，把账单等抛至街心。反动派军警赶往镇压，一面向天开枪驱散群众，一面大肆抓人，被抓的人一个接着一个被就地枪决了。后来大批地方士绅和省参议会人员一再劝阻，才把其余被捕的几十人交由军法审理。这次被杀害的无辜市民有冯长安、刘代学、李学成、王才、徐吉等共达二十一人之多。金圆券风潮虽暂时平息下来，但引起人民更大的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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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秋天蒋介石来视察中美所，带着他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秘书曹圣芬、参军皮宗阚等十来个随员，在中美所几个重点工作部门看了一下。蒋介石最感兴趣的要算中美特警班的美国刑事实验室了。因为这里有美国最新式的各种审讯人犯用的刑具，和大批从美国运来的良种警犬。这些东西对镇压人民、巩固他的统治都有很大作用，所以他每看到一样新的刑具，问明了它的用途和功效后，总是连连点头赞不绝口。
戴笠和贝乐利（梅乐斯当时已被押送回美，由美方参谋长贝乐利代理副主任）为蒋介石安排的主要节目，是给蒋介石看看特警班第一期八百名学生的各种精彩表演。在新建成的大操场上，刚把一座检阅台赶建完工，蒋介石登上去以后，左边是中美所和军统的中级以上的特务一字排开，右边是中美所近三百名服装整齐的美国特务。这些美特这天都穿上美国海军制服，我和他们往来几年，还从没有看到过他们这么整整齐齐规规矩矩地集合过。操场中央站着八百名学生和四十多名美国教官。
蒋介石刚一出现，离检阅台还有一百多公尺远，戴笠便示意我指挥八名号兵吹响“立正”的号音，一直等到蒋介石缓步登上检阅台答了礼之后才叫稍息。学生们刚开始进行一些分列式表演和美国式的操法时，蒋的兴趣还不很大。等到进行刑警课目表演时，蒋介石看到美国教官，指挥这些特务学生如何去追捕人犯、骑警握着美国橡皮棍如何冲入人群殴打群众，以及警犬搜查等表演时，直乐得手舞足蹈连声叫好起来。戴笠和贝乐利看到这种情况，便交头接耳，后悔没有多安排点这类使蒋最感兴趣的精彩节目。表演近一小时才结束，蒋介石不待戴笠去请他，便走到扩音器前训起话来，由皮宗阚替他译成英语。他满面笑容地向远道而来为他尽心尽力培养爪牙的美国特务们一再表示感谢，并尽力称颂他们几年来的功绩。对这些受了美国式训练的特务，蒋是勉励有加，连说你们不但是戴局长最好的学生，也是我最喜爱的学生，今后你们的责任非常重大，应当有很大决心去完成我所交给你们的任务。
他一气讲了近半小时，才在一阵欢呼声中离去。
任务未完，先行结束
根据第一次合同的规定，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美所便应结束。可是戴笠和梅乐斯却认为这次亲密的合作，任务还没有完。因为合同以外的工作当时只进行了一部分，就是帮助军统抢先进入沦陷区进行接收，和阻止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部队进入各大城市。此外，对训练反共有经验的汉奸特务和继续帮助军统全力与共产党作斗争等任务并未完成，双方虽均依依不舍，但一时找不出充足的理由再继续下去。
戴笠在得到蒋介石准许之后，才于一九四五年冬天第一次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几年的所谓成绩，公开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公布出来。梅乐斯曾一再向戴笠保证过，为了将来帮助国民党战胜和消灭另一个比日本更凶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他们随时会再度回来与军统进行更亲密的合作。而帮助国民党建立一支镇压中国人民的海军由戴笠来统率，他们是会尽最大的努力的。戴笠死后，梅乐斯从美国赶来吊唁时，还一再向毛人风、郑介民表示过这种“慷慨的”愿望。但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得太快了，加上美国海、陆军之间的矛盾重重，使得他们永远失去了卷土重来的机会。
至于中美所的结束工作，完全是由军统局代为办理，我在另几篇材料中已经记述过，这里就不再重提。
<P> 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云南宣告和平解放。我当时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保密局（即军统局改组后的名称）云南省站站长，对于云南和平解放前夕蒋介石集团的垂死挣扎和种种阴谋活动，是重要的主谋者和参预者之一。为了真实地保存一点历史资料，特就当时个人活动范围内所能掌握的材料先写出来，其余尚待有关人士作全面的撰述。
人民民主运动高涨，特务活动猖獗
远在抗日战争期间，昆明便成为大后方的一个民主堡垒，云南人民长期受到民主爱国思想的影响，抗日反蒋的运动不断高涨。虽然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解决了龙云，把整个云南置于他的恐怖统治之下，并用最野蛮最残酷的血腥屠杀政策，多次镇压过昆明学生的爱国运动，暗杀过坚强的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但云南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反蒋的进步力量反而一天天高涨不已。
当时，云南许多地区的人民武装力量越来越壮大，使得蒋介石派驻在云南的嫡系部队疲于奔命，仅能保住几个大点的城市和几条交通线，对“山那边”（当时云南人民称解放地区）却毫无办法。驻在昆明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束手无策，天天向中央要求增加兵力。余程万派一个师的兵力保守昆明通向沾益一百多公里的川滇铁路，还经常遭到人民武装力量的破坏。师长石补天公开向人谈：“我不应叫石补天，而应改为石补路。我天天补这条路都补不过来，哪还有时间去补天！”
当时蒋介石虽决心想要保持住云南这一通向国外取得帝国主义援助最方便的基地，但由于各个战场节节败退，赖以反共的精锐嫡系部队又输得精光，至此已无暇兼顾。一九四九年春，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之后，云南人民便急不可待地希望早日解放，摆脱蒋介石集团的黑暗统治。这时蒋介石直接派在云南镇压人民的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已在卢汉的要求下撤销，总司令何绍周被调走，云南军政大权集于卢汉一身。蒋介石想以云南人治理云南，暂时使这一地区能安定下来，实际上由于没有足够的兵力调到云南，所以很多方面只好迁就卢汉。
在此之前，以卢汉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和以何绍周为代表的中央势力，在云南闹得不可开交。何绍周是黄埔一期学生，不但得到蒋介石的信任，更由于是何应钦的过房儿子（何应钦没有儿子，便把这侄儿当成自己的儿子），一向骄横跋扈，看不起卢汉这个彝族将领，想把卢汉挤走，由他兼任云南省主席。所以他同卢汉表面上虽然敷衍一下，而背后则对卢汉动辄讥讽辱骂。这个国民党政府中的“行内”，公子哥儿习气很重，整天不是打猎，就是打网球、打牌和玩女人。他的“三打”朋友，如驻昆明各中央机关的负责人和驻昆明的一些外国领事，对卢汉不满意的与失意的云南军政界人员，以及一些大商人等，都是一边陪他玩，一边替他出谋划策对付卢汉的。
我一到云南，马上就和何绍周连成一气，帮他搞反对卢汉的活动。加上我也爱好打猎和打网球，所以很快就成为他的“两打”朋友。何绍周这个人没有政治头脑，一味只想升官发财。他到云南很快就大发横财，主要是做鸦片生意。在云南花一万元买的鸦片烟运到上海，可以卖上百万元，运到香港卖的钱更多。以他当时的地位和社会关系，每月只要做上一次这样的买卖，收入就很惊人了。他刚到云南，没有自己的房子，借住云南旧军阀刘治陆的一座相当大的花园洋房，还觉得不好。他当警备总司令几个月后，便决心用几千两黄金修建一所豪华住宅，准备在云南作长久打算，没有到房子刚落成，还没有搬进去住，就被调走了。他任警备总司令期间，不但残酷镇压云南人民民主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他自己还是一个随意开枪杀人的恶魔。
我常陪他一道在离昆明几十百把公里的地方去打猎。有次我的汽车出了点毛病，他邀我上他的车。在路上，我亲自听到他吩咐司机，不要为了避让在公路上行走的人畜而把车翻到悬崖下边去。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你没有看见山区公路上翻的车吗，十有八九是因为避让人畜而把车开到山沟里去的；不避让，一直撞过去，就可以避免翻车的危险。”我说：“那不会把路上的人畜撞死撞伤吗？”他笑着说：“是我们的命重要，还是他们的命重要？”
平日我们出猎，总是爱坐敞篷车，这样就可以随时射击在公路两旁发现的鸟兽。
有一次，他买了一辆崭新的小轿车，想试一试走长途的功效，便邀我一同乘新车去嵩明附近行猎。回来时，天快晚了，他急于赶回，一再催促司机快开，不料在一条不宽的支路上，赶上前面一辆十轮军用大卡车故意不让路，老在路中心行驶，一再按喇叭，也不肯让。司机几次企图强行超越，那辆军车的驾驶员在小车刚要越过时故意把车向左边挤过来，差一点把我们挤到山沟去，所以不敢再强超。何绍周气得在车内大骂，后来走到一处宽敞的地方，小车一下超了过去。何绍周便要司机把车在马路中间一停，后面那辆军车也只好停下来。因为跟在我们后面一辆装有卫士的车还没有赶来，我和何绍周以及他的一个副官都穿着打猎的服装，那个军车司机以为是几个有钱的大商人，他便质问小车司机为什么挡住去路？何绍周立即跳下汽车拔出手枪，骂道：“老子要你的命！”我当时还以为他只是吓唬一下那个军车司机，没想到他真的朝着那个人开了一枪，把那人的手臂击伤。那个军机司机一看这情况，转身就向路边树林里跑，何绍周追上去又开一枪，没有打中，那人就消失在树丛中了。
等后面的卫士赶来，何绍周还想要他们去抓那个人，因天快黑了，才气冲冲地回来。一到家，他就叫副官打电话把那个汽车兵团的团长找来，骂了一顿。我一问，原来那个团长是他叔叔何应钦的一个老司机，慢慢提升到团长的，所以对他毕恭毕敬，甘于受辱。我临走时，劝他以后不要再这样。他满不在乎地说，这次算那小子走运，留他一条命。他还很得意的说，有次他在广西公路上遇到这样的情况，连开两枪便把那个司机打死了。由于他在云南无恶不作，弄得天怒人怨。他调走后更是对卢汉痛恨万分，除到处以云南旅外人士名义散发谩骂卢汉的“白头帖”外，还托人带给我几百份，要我替他在云南散发。我为了不把和卢汉的关系弄坏，便把这些东西都销毁了。
警备总司令部没有撤销时，保密局云南站得到有关地方人民武装活动的情报，可以请警备司令部马上调兵去围攻，也可以请他们出面去拘捕嫌疑人士；抓错了也没有关系，不但何绍周本人极力支持我在云南的活动，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长丁龙恺，是抗战初期我任湖南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时运用过的人，我关照他做什么他都可以去做。自警备总部撤销后，虽然我还可以通过云南省站领导的公开特务机关云南省警务处、昆明市警察局及所属刑警大队和省政府调查室去执行任务，但是这几个机构都受卢汉辖制，都得接受卢汉的指挥。
有一次，云南地方人民武装滇桂黔边区纵队有一部手摇发电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损坏了，派人送到昆明修理。军统特务昆明组向我密报这一情况后，我决定等来人去取报机的时候予以逮捕。一星期左右之后，电机刚修好，我便通知刑警队准备几个队员，听候捕人。我没有将这次任务和捕人的地点告诉刑警队，怕他们走漏消息，只说到时由昆明组的人带他们去。到了那天，果然将人连同机器一道捕获。经审讯，那人承认是“边纵”的。我想通过这一线索追究下去，以便更详细地了解一些有关“边纵”的情况而没有把这人送往重庆。
还有一次，卢汉的旧部、曾任营口市长的ＸＸＸ，营口解放时他被活捉，经解放军教育一个时期后释放。他回到昆明，宣传解放军如何优待俘虏等政策。我便要昆明市警察局长王巍将他扣押起来。第二天，王来见我，说卢汉打电话质问为什么逮捕ＸＸＸ，并命令马上释放。他回答是我要他拘留的，卢汉才没有说什么。王希望我把这一情况向卢说明，免得使他作难。我便马上去见卢，告诉他，ＸＸＸ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扰乱军心民心，所以扣押他。卢听了说，这个人就是嘴巴讨厌，爱乱说，也同意关他一下。
没过几天，我接到毛人凤写给我的一封亲笔信，说他已和胡宗南商谈好，胡同意把他的老婆军统特务叶霞翟送到昆明，而不去台湾（因胡与陈诚不和），并将抽出一两个军的兵力加强中央在云南的力量。毛要我亲自去西安见胡宗南，说明云南的形势和重要性，劝胡在西南建立一个根据地，顺便把叶霞翟接到昆明。我接信后便于第二天动身。
临行之前，我估计卢汉可能要强迫王巍释放ＸＸＸ和“边纵”的电台人员。当时受保密局云南站领导的特务机构而不受卢汉辖制的还有滇越铁路警务处、第四区公路工程局警务科、第四运输处警稽组、五十三兵工厂警稽组和警卫大队等。我本想把ＸＸＸ和“边纵”电台人员从警察局送到这几个单位暂时囚禁，因时间关系，又想着我离开昆明卢汉不一定会知道，所以没有把他们转移。后来知道：我刚一动身，卢汉就命令王巍马上把ＸＸＸ和“边纵”的人员连同电机一齐释放。我从西北回来后去见卢汉，他推说这是省参议会提出的，所以没有等我回来和我商量就释放了。我当然不愿为此事和他闹翻，只把经过向毛人风作了详细汇报，毛也同意我不为此事与卢汉闹摩擦。
自警备司令部撤销，何绍周调离云南之后，卢汉对待云南人民民主运动，一反过去何绍周采用的严厉镇压手段，而采取缓和的态度，无形中在默许和支持。到一九四九年夏天，昆明一些进步报刊便一再公开提出驱逐国民党中央政府在云南的机关，驱逐蒋介石集团在云南的特务，并不断对国民党许多倒行逆施的反动政策和法令公开提出严正的指责。
云南人民对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也纷纷拒绝使用，而以过去云南所通行过的半开硬币代替金圆券在市面流通。西南几省受到云南的影响，均改用银元银角。国民党财政部利用这一情况又进行搜刮，把库存的镍质辅币拿出来当银元一样流通。它颁布一道命令，恢复使用早已作废了的镍币，按十角换一银元计算。当这一决定还没有公布以前，国民党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高级官员知道了这一消息，便纷纷勾结商人到处搜购民间散存的镍币。几天之间，少数人便成了一本万利的暴发户，而多数人却上了大当，把旧存镍币按几角甚至几分钱一斤的低价卖掉。于是人民又纷纷拒用镍币，国民党政府只好把刚下令恢复使用才几天的镍币再来一次贬值，更加引起一场混乱。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一日，云南《中央日报》突然刊出一条消息，说中央印制的紫色五十元票面的金圆券发现了伪钞。同时，昆明中央银行宣布五十元票面的金圆券，不分真伪一律暂停使用。这样一来，所有商店当然都拒收。第二天正是阴历元宵节，持有该项金圆券的广大市民都想买点东西，却使用不出去，便纷纷去昆明中央银行请求兑换，该行竟不开门营业。群众越集越多，一会儿便有两千多人齐集在该行门口，大喊开门，该行无人理会。群众气愤之下，有人一声喊打，便有大批人将门窗捣毁，冲进该行，把账单等抛至街心。反动派军警赶往镇压，一面向天开枪驱散群众，一面大肆抓人，被抓的人一个接着一个被就地枪决了。后来大批地方士绅和省参议会人员一再劝阻，才把其余被捕的几十人交由军法审理。这次被杀害的无辜市民有冯长安、刘代学、李学成、王才、徐吉等共达二十一人之多。金圆券风潮虽暂时平息下来，但引起人民更大的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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