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胡锦涛具有成为伟人的素质和机遇

胡锦涛具有成为伟人的素质和机遇
自晚清以来，历史上曾屡屡强盛的大中国陷入了持续的长衰泥潭。沙皇张开贪婪的黑爪就攫夺走大清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和相拥的海洋；日不落王国的舰队用火药和鸦片轰开了道光银库的大门，搬走中国人长期积累的血汗白银，而回装的是东亚病夫；八国联军群兽齐上，目中无人地横扫紫禁城，疯狂地劫焚中华民族的国宝圆明园；东洋武士的军刀更是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劈开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残忍的侵略之河，用千百万中国人的鲜血托浮起巨大的劫财船…...东方雄狮何时能摆脱任人随意宰割的悲惨境地！

　　毛泽东是伟人

　　如果说是人民创造了历史，那么可以是说英雄改变了历史。谁也不能否认，是毛泽东掌舵了共产党并建立了新中国，是新中国人把以美国人为首的联合国军打趴在地，为圆明园复了一次仇；是新中国人打得印度入侵军魂飞胆散，一败涂地；是新中国人打跑了窜入珍宝岛的强大的俄军，为江东六十四屯的先民出了口恶气；是新中国人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卫星...... 是伟人毛泽东的革命斗争精神扶持起了一个软弱的中华民族，并使之成为一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中华民族；是伟人毛泽东缔造了一个让敌畏惧的全新共和国。一个民族必须拥有革命斗争精神，去战胜敌人，去战胜困难，革一切反动羁绊的命，没有革命斗争精神的民族就不会前进，永远都要受欺负。然而革命斗争精神也要遵循科学原则，一旦扁离科学规律用革命斗争精神去对付大自然，得到的不是征服而是报复；若把革命斗争精神用于国民信仰的取舍，则伤害到国民之间的信任、团结。毛泽东也曾把激烈的革命斗争形式搬到党内、国内，在提倡反对家长制的同时不自觉地实行了家长制，文革的发生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惨痛教训，同根相煎，兄弟相残，国家经济的发展秩序受到严重的破坏。中国巨轮的前进方向往哪里去？

　　邓小平也是伟人

　　粉碎四人帮后，执政党的二代领导集体所面临的是濒危的国家经济，人民清贫的生活。在多年的极左思想主导下，斗争已成了执政党存在的主要内涵，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讲经济似乎是不正当的，经济很难光明正大地与社会主义相联结。果断地拨乱返正，鲜明地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胆地打开改革开放这面决定中华民族兴衰的沉重大门。邓小平在当时特定政治气候下作出伟大决断的非凡勇气，当今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看到今天中国生机勃勃的局面，对比一下深陷困境的“千里马”邻邦，就会对这位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的老人肃然起敬。毛泽东立了国，直起了中华民族弯曲的脊梁；邓小平救了国，掘开了中华民族振兴的宝藏。

　　三代领导集体时代的辉煌与恍惚

　　中国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国家经济开始转变为国民经济，尤其是到了九十年代后，中国经济以世界上独有的高速度向前发展，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于铁一样的事实。我们不说别的，就以历代中国人所梦寐以求的钢铁为例吧。在二十世纪被称为战争后盾的钢铁，一度成为中国工业之纲，发动过全民大办钢铁，可为了3000万吨的粗钢目标，全民奋斗了多少年？然而在改革开放后不知不觉地竟然跨过了亿吨大关，02年更是高达1亿8千万吨，03年则有可能达到美、日两国产量的总和，虽然品种和质量上还不如人家，但这不是在做梦，而是沉甸甸的国力啊！今天，中国制造出的世界第一，已遍及各个领域，中华大地上涌流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综合国力空前高涨，三代领导集体的历史功绩是世上任何人都无法抹去的。邓小平在离职前，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告诫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反腐逐渐成了执政党迫切的和全力进行的一项自我清洁工作，但令人担心的是，反腐的战果越反越大，反腐的战场越反越广：王磊（前商业部长）、倪献策(前江西省副省长)、梁湘(前海南省省长)、成克杰(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纪周(前公安部副部长)、李嘉廷(前云南省省长)、王雪冰(前中国银行行长)、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海关总署原副署长王乐毅，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徐炳松，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姜殿武，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于飞，原中央候补委员、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原书记许运鸿，原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委原副书记石兆彬等高官相继落马。在五年时间内，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7万人，地(厅)级干部2千多人，省(部)级干部70多人，平均每个省市每年发生160多起县（处）级、10多起地（厅）级、2起省（部）级的官员腐败，而其中像沈阳、贵州，厦门等地更是出现腐败群体，攫取人民利益为已的高级官员接二连三地倒地，真是触目惊心。毛泽东时代的文革悲局和邓小平后时代的腐败成为了执政党历史上未能有效解决的两大难题。

　　胡锦涛以史为鉴而强调立党为公。

　　家长制、一言堂作风违背了民主原则，遏制了集思广益、科学决策的纠偏机制，这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后都有着沉痛的教训；拉山头、搞宗派，打着组织旗号谋私利的行为，发生在各个时期，严重地消弱了执政党的力量。只有真正做到了立党为公，执政党才能加快推进民主化进程，避免诸如文革之类殃及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再次出现；也只有真正做到了立党为公，执政党才能有效地消除内耗，团结一致，把全部力量用于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立党为公必须是领袖的思维和行为准则，也必须成为所有执政党成员的思维和行为准则。提出立党为公的党建宗旨，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胡锦涛以民为本而强调执政为民。

　　随着人们物欲的急剧膨胀，腐败也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迅速泛滥。一旦执政党的高级领导出现腐败，而且又不能迅速采取强有力的对策，那么任何领域，包括教育这块最后净±，都会兹生防效者，一旦失控，则任何形式的工作权力、工作手段、甚至工作环境都可以成为腐败的催化剂和工具。民主的社会人民是主体，民主的国度国民是主体。执政党只是国家的管理团队，执政是施展主义的手段，但任何主义都必须以造福于国家和民众为目的。因此不论是何种制度，执政时间的长短最终必定取决于主体对施政结果的满意程度，这是历史铁的演化规律。

　　用历史的眼光看中国，执政党的伟绩昭然于天下，世人有目共睹。然而近十多年来，腐败的幽灵就像SARS般地飘荡，感染者成千上万，连高层领导也不能幸免，如果廉政部门用香港记者观察慕绥新的办法在全国查一查，那么疑似者的数字又有谁能说清？在六十年代，我们国家处于极端的困难时期，但就在饿死哪么多的人的情况下，人民依然能遵守公德，依然听从执政党的号令，那是因为人民看到了执政党也同样在忍饥，领袖也在节食，执政党与民同甘共苦！一个失去了主义的社会，一个一切都商品化了的社会，一个存在着严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规、执法犯法现象的社会，必然有人搞有偿执政，必然有人追求执政的高回报率，去攫取巨额的非劳所得。就是因为获取财富途径难易的悬殊，导致了利益分割的极大不公，这是诱发相当一部分民众端起饭碗有肉吃，放下筷子还要骂娘的根本原因。看到有权者可以不择手段地长期地损公利已，民众耳濡目染，也就会置法律道德于一边，不择手段地发家致富，以致有名的大公司都抛弃奉公守法的准则和社会公德，更何况遍及全国的个私经济户，为了在小本经营中生存下去，普遍采用了以次充好、以假冒真、缺斤少量、强买强卖等缺德的伎俩，社会道德中最基本的诚实、公平被扔进了拉圾场。然而更有一大批向往舒适生活却不愿辛苦而又苦于无权的人，看到那么多人可以通过手中的权力而轻松地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走向了偷、盗、抢、骗、凶杀的罪恶之路，这也是犯罪案件不能有效遏制的根本原因。

　　腐败只能生于腐败的权力者：没有权力就没有腐败；掌权者不腐败则有权力也没有腐败。非权力者即普通民众是国民的主体，是国体稳定的基石，而对腐败最痛恨的就是这些身为非权力者的国民主体。若腐败长期以往，腐败者与痛恨腐败者之间将形成对立，国民主体与执政党之间就会出现情绪以致行为上的对抗，可以说腐败才是是执政党的真正大敌！

　　因此，作为一个执政党领袖，如何在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福祉的同时，抑制或消除腐败，更好地做到执政为民，提高国民和执政党之间的亲和度，不仅仅是考虑到执政党的生存寿命，而是在世人必须承认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唯执政党有实力担负起中华民族复兴大业这一历史重任的事实下，更是与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相关。

　　今天，领袖重申执政为民，这对执政党是一次重大的告戒。但大家的心里也都十分地清楚，是否做到了执政为民，不是只听自我评说，而是要看广大民众的满意度，这其中牵涉到双方的自我准确定位问题。譬如在对待民众反映特别强烈的警察犯罪现象上，做为民众的要着眼于大局，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广大警察的努力，社会还能有平安的保障吗？民众还有人身安全吗？警察中的败类毕竟还是少数。但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就要看到这些败类存在的危害性，要不强调客观理由地检讨自己工作的失职之处，要以公仆的心态与民众沟通，化解矛盾，消除缺陷，改进工作。毫无疑问，只有使绝大多数民众满意，执政党才能平稳、长久地执政，才能顺利地推行主义，才能造福于国家和民族。执政为民是执政党的需求，是民众的企盼，是执政党和民族的共同需要。

　　驾驭全局，方寸不乱

　　在今春，当被一些官僚死捂了数月的“非典”疫情被国内外媒体暴光后，中国人突然发现，“非典”疫情就在身边，似乎是一夜之间“非典”疫情就在全国蔓延开了。极易传播，没有特效药，全国大部分地区发现了疫情，国内民众产生了恐慌；同时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惧怕“非典”疫情的传播和对中国先前的做法表示不信任而先后停止了与中国的人员交往，若大的中国被无奈地孤立了起来，中国的形象和经济运作同时遭到了严重的影响，一时黑云压城城欲摧。胡锦涛，还有温家宝、吴仪等新一代中央领导，在国内，果断地公开惩处了导致“非典”疫情蔓延的官僚，并身先士卒，亲临“非典”疫情的最前线，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遏制并最终控制住了“非典”疫情的扩散，以特有的勇气稳定了人心，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并把一个亲民、务实的新形象展现于民众面前。在国际上，温家宝总理和吴仪部长主动出击，负责任地面对世界，真诚地通报中国抗击“非典”的教训和经验，为抗击人类共同的恶魔作出了贡献，改变了世人在数月前对中国产生的不信任感，重树了庄重的大国形象。在全国军民同舟共济，全力奋战“非典”恶魔的同时，胡锦涛，温家宝没有顾此失彼，依然紧抓经济发展的龙头，终于取得了今天抗非和经济发展的双胜利。力挽狂澜的功臣，中国人将会铭记，人类将存忆。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与“三个代表”

　　胡锦涛提出“立党为公”是对执政党的自我要求，提出“执政为民”是对执政党自定宗旨，二者均系自我约束，没有施于人的感受，故更易于引起党外的共鸣。“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是新时期、新形势下执政党的新纲领，要比“共产主义”的目标更为实际。但“三个代表”的提法是三个判断，三个结论。就其相互的关系而言，表述者和表述对象同为一体，因而从党外的角度来看，“三个代表”又是一个结论式的自我评定。

　　能否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取决于执政能力；能否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取决于执政党思想体系的科学性；能否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取决于是否真正地执政为民。执政党敢于提出“三个代表”，必须有着愿意接受最广泛监督的非凡勇气。站在历史的角度，反观国家日益强盛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这个大事实，执政党可以使用“三个代表”的评定，但其中有一个评定程度是否科学的问题。

　　失误是人类进步过程中不能避免的挫折，任何政党都不例外。但“三个代表”中加上了“始终”的修饰，自然就会引起党外对“始终”的考评。十年文革对中国生产力的冲击已没有人否论，有人说那是林彪、“四人邦”的罪孽，不错！但这伙人如何能委以重任？文革是如何发动起来的？这两个问题的起因就是执政党领袖犯了错误，执政党犯了错误，以致出现了一段冲击生产力的经历；还有搞人民公社，大跃进等违背社会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运动，这些都发生于执政党时期，因此用“始终”来修饰“第一个代表”就不完全符全历史了，不管添加“始终”的主观意愿如何，在客观上却给了人们增添了一种文过饰非之感觉。

　　另外，在出现高官接二连三落马，腐败遍地开花的现状下，执政党自身若还一味地强调主流是好的，虽然在主观上是为了肯定成绩，鼓舞斗志树立信心，但在客观上却是鸵鸟的风度，其结果是把执政党起用低标准治党的形象传递给了民众。扪心自问，如此严重的腐败，如果发生在西式的民主社会，执政党还能稳坐吗！这应引起执政党内的深刻反省。

　　作为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中国从长期战乱走向安定富强的巨变表明，在一个长期被称为一盘散砂、贫穷落后的国度，在一定的时期内不实行多党制是符合民族最高利益的。但也恰恰是像公务员的终身制一样，执政党因缺泛竞争机制而失去危机感，以致出现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腐败。因此，只要还比较严重地存在人民的部分利益被部分人私自“代表”了的腐败现状，用“始终”对“第三个代表”的修饰反而引起党外更多的异议。


　　“执政为民”民所盼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的核心，只有做到“立党为公”才能更好地“执政为民”，而唯有把“执政为民”作为一切思维和行为的准则，才能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断地提高执政能力以满足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不断地带领人民朝先进文化的方向前进。民众衡量和判断执政党是否像“三个代表”所表述的那样，根本的一条也就是看其行为是否真正地遵循了“执政为民”的准则，广大民众的福祉是否在变好。中国成功化解亚州金融危机影响和经济一枝独秀的事实证明执政党已不缺泛执政能力，共产主义也确实是人类追求的最理想目标，然而执政为民的宗旨却还在现实中遭到贱踏。除了腐败以外，封建衙门的思想还在相当的执政党成员、政府官员、公务员这三员中根深缔固。人们最常见的，一个百姓有事找政府部门时，首先是门难进，即使是进了门也是脸难看，不是推委就是敷衍。这些政府人员不知道是谁养活了他们！不知道政府的职能是服务于民众这一最基本的常识！民众期望执政党能“执政为民”，最为盼望的是政府的基层官员和办事人员能“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胡锦涛在当前的特殊形势下提出“执政为民”，反映了领袖对社情民情的了解，反映了领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重典重用是整治腐败的根本，全民监督是防止腐败的根本

　　如果用消灭几个高级腐败官员的肉体来证明执政党的反腐决心，那么决心与结果之间的距离是难以为民众所接受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持续不断地出现高喊着反腐败口号的腐败高官，昨天还在大会上讲反腐败，今天却成为腐败官员，叫民众相信谁？这样如何使民众对执政党的反腐保持信心？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十五大以来，截至2002年5月共立案79万多件，结案78万多件，给予78万多人党纪政纪处分，这对于一个清廉的社会而言，腐败案件已是个大数字。究其原因，在现有的非多党制的特定国情下，执政党内轻典轻用是导致腐败不绝的根源。
　　犯错和犯罪都可分为主观性和非主观性，本质性的和非本质性两类。当一个官员由于其它客观原因而导致行为结果的犯错和犯罪时，则可治其病救其人。当看到四个少年被压在窑洞里而自顾走开；看到民众趟在路边生命垂危而依然拒载强行；用粪便灌进上访老人的口；用残忍的手段摧残平民；在公务车内强奸民女...... 对于这些连基本的人性都不具备的人，如果依然以“治病救人”的口号来做出诸如警告、留党察看、行政处分、降级等荒唐的处分，那么无疑是在向世人公示：执政党可以容纳丧失人性的败类！不能小觑这类作法，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务必引起执政党的警觉！
　　在反腐败上，执政党采取了各种措施，其中包括设立反贪局和到处设立廉政举报箱，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腐败势力。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有多少案子是由反贪局主动出击查出的？为何连反贪局长也接二连三地因贪而倒地？而且由于反贪部门的失责，使得一大批像慕绥新之类仅从豪宅、行头档次、每月的收入与支出等一些面上的东西稍加以注意即可列入目标的已经忘乎所以的贪官越养越大。然而，对于那些伪装得比清官还清的贪官，仅靠反贪部门是远远不够的。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只要贪官还生活在中国的人间，则其行为就无法处处时时地避开民众的目光，所以反腐败还必须布下天网，打一场人民战争，这是监督权力腐败的最好办法。
　　民众的监督可以起到很好的诊病作用，而如何下足药量还得靠执政党本身，而且只有执政党对腐败分子敢下猛药，腐败分子才会畏惧民众的监督，二者缺一不可。如果知病而忌医或仅仅是服点温和的汤药，则如何治得了重症？
　　整治腐败是实施执政为民的第一要务！执政党要做到执政为民，当务之急就是要对党的成员、官员、公务员这三员划出严厉的“生死线”，制定重典，实行“三个毫不留情”：凡是残害民众、见死不救、明知故犯执法范法、贪污受贿（万元以上）、强奸或嫖娼等属主观性和本质性的恶劣行为者及其它行为不检点者，是执政党员的必须毫不留情地清除出党，不给任何留党机会；是官员的毫不留情地一免到底，并在相当的时期内不给任何易地做官的可能；是公务员的毫不留情地清退出公务员队伍，永不再录用。如果我们的执政党还是没有勇气采取这一现代文明社会最基本的自我清洁法，则如何能真正地整治腐败？
　　在明确告知前面有一条“生死线”而偏要碰撞的败类，若不对其进行严厉的毫不留情的惩处，客观上就是对败类的纵恿，就会助长腐败的前赴后继，就是对民众痛恨腐败心情的莫视，执政为民就会成了空话，“三个代表”更是无从谈起，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官员也能像梁锦松先生一样，仅仅是因为个人牵涉到避税嫌疑，就得自动提出辞程，那时执政党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诏告天下：我们能够消除腐败！我们执政为民！我们真正地履行了“三个代表”！

　

　　谁能成为下一个伟人


　　谁能在保持高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消除社会腐败，拯救一个道德下滑的民族，谁就是下一个伟人。
　　腐败不但像肿瘤细胞一样吞噬着社会，而且严重地消弱了执政党在民众心目中形象，而更为严重的是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养成的良好道德风尚也在腐败中逐渐地丧失。一个缺少良好道德风尚的民族将会演变成一个人性扭曲的民族，一个缺少良好道德风尚的国家将无法立足于世界。一年可造个百万元户，三代培养不了“贵族”，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发展经济，但要提高民族的素质是个长期艰巨的历史工程，提高民族的素质是历代领袖的历史责任。

　　要用“恪尽职守”精神来打造执政党和民族


　　一次不负责任的检测可以使一个重大的航天项目毁于一旦，一个不负责任的新物种引进可以给生态带来灭顶之灾，一个不负责任的处方可以致一个病人于死地，而一个不负责任的哨兵能使一支队伍全军覆没，
　　建国五十多年来，执政党内的条例，国家的法律，政府的制度都已制订得比较完善，执政党成员、各级官员、公务人员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怎样做都有明文规定，完全是有章可循，但实际上人们看到了法院屡屡出现贪脏枉法、乱判错判，公安屡屡出现涉黑、扰民事件，社会上屡屡出现大面积的制假售假，屡屡出现非法矿井、危险品作坊死人的安全事故......这一切的责任都应该追踪到政府的各部门首长上，首先是首长没有尽到管理责任，没有采取本部门的有效针对措施。如果政府各部门首长都敢于负起责任，就会想办法使下级官员为各自的权力负起责任，如果不能使下级官员负起责任，则只有自己引退让位；同样，下级官员若不能使部下成员负起责任，则也只有自己引退让位。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只能建立在负责任的政府成员之上。
　　如果执政党成员能为党纲负起责任，官员能为权力负起责任，公务员能为岗位负起责任，民众也能对社会负起自身的责任，一个全民都能“恪尽职守”做好自己的事的中国将会喷发出超级能量，世上谁能敌！
　　“三个代表”是执政党的纲领，“执政为民”是执政党的宗旨。“三个代表”只是三名话，也不难理解，因此不是要你天天学习“三个代表”，每事必称“三个代表”，把“三个代表”圣经化。而是要你把“三个代表”装进心中，能够天天对照“三个代表”，事事对照“三个代表” ，学习的目的就是要付诸行动。另外执政党只可以召集党外座谈“三个代表”，而不宜出面组织党外学习“三个代表”，这关系到平等对待问题，否则将造成临驾于上的感觉。
　　一种理论的科学性要体现在相应行动的可操作性上，要真正地达到 “三个代表”，就得切实地做到“执政为民”，如何做到“执政为民”？唯有从“恪尽职守”入手：“恪尽职守”就不敢贪污，也不敢受贿；“恪尽职守”就不会容许贪官养肥，也不会容许黑势力在一个地方长期存在；“恪尽职守”就不会让国有资产流失，也不会让一个地方走私猖獗；“恪尽职守”就不会在一个地方频频发生安全事故，也就不会让一个地方的制假售假泛滥；“恪尽职守”就不会人浮于事，也不会工作敷衍推委；“恪尽职守”就会主动地去发现问题，主动地去解决存在的问题......。
　　“恪尽职守”已不是口号，而是一把具有明确刻度的尺子，它更具可操作性。只有执政党成员、政府官员、公务员都能做到“恪尽职守”，“执政为民”才能得以体现，“三个代表”才能实现。因此应该在全党、全民大张旗鼓地开展“恪尽职守”精神的培养，把培养“恪尽职守”精神作为改造执政党、改造中华民族素质的切入点，铸就出一个辉煌的中华民族。胡锦涛具有成为伟人的素质和机遇
自晚清以来，历史上曾屡屡强盛的大中国陷入了持续的长衰泥潭。沙皇张开贪婪的黑爪就攫夺走大清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和相拥的海洋；日不落王国的舰队用火药和鸦片轰开了道光银库的大门，搬走中国人长期积累的血汗白银，而回装的是东亚病夫；八国联军群兽齐上，目中无人地横扫紫禁城，疯狂地劫焚中华民族的国宝圆明园；东洋武士的军刀更是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劈开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残忍的侵略之河，用千百万中国人的鲜血托浮起巨大的劫财船…...东方雄狮何时能摆脱任人随意宰割的悲惨境地！

　　毛泽东是伟人

　　如果说是人民创造了历史，那么可以是说英雄改变了历史。谁也不能否认，是毛泽东掌舵了共产党并建立了新中国，是新中国人把以美国人为首的联合国军打趴在地，为圆明园复了一次仇；是新中国人打得印度入侵军魂飞胆散，一败涂地；是新中国人打跑了窜入珍宝岛的强大的俄军，为江东六十四屯的先民出了口恶气；是新中国人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卫星...... 是伟人毛泽东的革命斗争精神扶持起了一个软弱的中华民族，并使之成为一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中华民族；是伟人毛泽东缔造了一个让敌畏惧的全新共和国。一个民族必须拥有革命斗争精神，去战胜敌人，去战胜困难，革一切反动羁绊的命，没有革命斗争精神的民族就不会前进，永远都要受欺负。然而革命斗争精神也要遵循科学原则，一旦扁离科学规律用革命斗争精神去对付大自然，得到的不是征服而是报复；若把革命斗争精神用于国民信仰的取舍，则伤害到国民之间的信任、团结。毛泽东也曾把激烈的革命斗争形式搬到党内、国内，在提倡反对家长制的同时不自觉地实行了家长制，文革的发生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惨痛教训，同根相煎，兄弟相残，国家经济的发展秩序受到严重的破坏。中国巨轮的前进方向往哪里去？

　　邓小平也是伟人

　　粉碎四人帮后，执政党的二代领导集体所面临的是濒危的国家经济，人民清贫的生活。在多年的极左思想主导下，斗争已成了执政党存在的主要内涵，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讲经济似乎是不正当的，经济很难光明正大地与社会主义相联结。果断地拨乱返正，鲜明地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胆地打开改革开放这面决定中华民族兴衰的沉重大门。邓小平在当时特定政治气候下作出伟大决断的非凡勇气，当今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看到今天中国生机勃勃的局面，对比一下深陷困境的“千里马”邻邦，就会对这位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的老人肃然起敬。毛泽东立了国，直起了中华民族弯曲的脊梁；邓小平救了国，掘开了中华民族振兴的宝藏。

　　三代领导集体时代的辉煌与恍惚

　　中国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国家经济开始转变为国民经济，尤其是到了九十年代后，中国经济以世界上独有的高速度向前发展，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于铁一样的事实。我们不说别的，就以历代中国人所梦寐以求的钢铁为例吧。在二十世纪被称为战争后盾的钢铁，一度成为中国工业之纲，发动过全民大办钢铁，可为了3000万吨的粗钢目标，全民奋斗了多少年？然而在改革开放后不知不觉地竟然跨过了亿吨大关，02年更是高达1亿8千万吨，03年则有可能达到美、日两国产量的总和，虽然品种和质量上还不如人家，但这不是在做梦，而是沉甸甸的国力啊！今天，中国制造出的世界第一，已遍及各个领域，中华大地上涌流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综合国力空前高涨，三代领导集体的历史功绩是世上任何人都无法抹去的。邓小平在离职前，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告诫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反腐逐渐成了执政党迫切的和全力进行的一项自我清洁工作，但令人担心的是，反腐的战果越反越大，反腐的战场越反越广：王磊（前商业部长）、倪献策(前江西省副省长)、梁湘(前海南省省长)、成克杰(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纪周(前公安部副部长)、李嘉廷(前云南省省长)、王雪冰(前中国银行行长)、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海关总署原副署长王乐毅，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徐炳松，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姜殿武，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于飞，原中央候补委员、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原书记许运鸿，原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委原副书记石兆彬等高官相继落马。在五年时间内，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7万人，地(厅)级干部2千多人，省(部)级干部70多人，平均每个省市每年发生160多起县（处）级、10多起地（厅）级、2起省（部）级的官员腐败，而其中像沈阳、贵州，厦门等地更是出现腐败群体，攫取人民利益为已的高级官员接二连三地倒地，真是触目惊心。毛泽东时代的文革悲局和邓小平后时代的腐败成为了执政党历史上未能有效解决的两大难题。

　　胡锦涛以史为鉴而强调立党为公。

　　家长制、一言堂作风违背了民主原则，遏制了集思广益、科学决策的纠偏机制，这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后都有着沉痛的教训；拉山头、搞宗派，打着组织旗号谋私利的行为，发生在各个时期，严重地消弱了执政党的力量。只有真正做到了立党为公，执政党才能加快推进民主化进程，避免诸如文革之类殃及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再次出现；也只有真正做到了立党为公，执政党才能有效地消除内耗，团结一致，把全部力量用于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立党为公必须是领袖的思维和行为准则，也必须成为所有执政党成员的思维和行为准则。提出立党为公的党建宗旨，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胡锦涛以民为本而强调执政为民。

　　随着人们物欲的急剧膨胀，腐败也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迅速泛滥。一旦执政党的高级领导出现腐败，而且又不能迅速采取强有力的对策，那么任何领域，包括教育这块最后净±，都会兹生防效者，一旦失控，则任何形式的工作权力、工作手段、甚至工作环境都可以成为腐败的催化剂和工具。民主的社会人民是主体，民主的国度国民是主体。执政党只是国家的管理团队，执政是施展主义的手段，但任何主义都必须以造福于国家和民众为目的。因此不论是何种制度，执政时间的长短最终必定取决于主体对施政结果的满意程度，这是历史铁的演化规律。

　　用历史的眼光看中国，执政党的伟绩昭然于天下，世人有目共睹。然而近十多年来，腐败的幽灵就像SARS般地飘荡，感染者成千上万，连高层领导也不能幸免，如果廉政部门用香港记者观察慕绥新的办法在全国查一查，那么疑似者的数字又有谁能说清？在六十年代，我们国家处于极端的困难时期，但就在饿死哪么多的人的情况下，人民依然能遵守公德，依然听从执政党的号令，那是因为人民看到了执政党也同样在忍饥，领袖也在节食，执政党与民同甘共苦！一个失去了主义的社会，一个一切都商品化了的社会，一个存在着严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规、执法犯法现象的社会，必然有人搞有偿执政，必然有人追求执政的高回报率，去攫取巨额的非劳所得。就是因为获取财富途径难易的悬殊，导致了利益分割的极大不公，这是诱发相当一部分民众端起饭碗有肉吃，放下筷子还要骂娘的根本原因。看到有权者可以不择手段地长期地损公利已，民众耳濡目染，也就会置法律道德于一边，不择手段地发家致富，以致有名的大公司都抛弃奉公守法的准则和社会公德，更何况遍及全国的个私经济户，为了在小本经营中生存下去，普遍采用了以次充好、以假冒真、缺斤少量、强买强卖等缺德的伎俩，社会道德中最基本的诚实、公平被扔进了拉圾场。然而更有一大批向往舒适生活却不愿辛苦而又苦于无权的人，看到那么多人可以通过手中的权力而轻松地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走向了偷、盗、抢、骗、凶杀的罪恶之路，这也是犯罪案件不能有效遏制的根本原因。

　　腐败只能生于腐败的权力者：没有权力就没有腐败；掌权者不腐败则有权力也没有腐败。非权力者即普通民众是国民的主体，是国体稳定的基石，而对腐败最痛恨的就是这些身为非权力者的国民主体。若腐败长期以往，腐败者与痛恨腐败者之间将形成对立，国民主体与执政党之间就会出现情绪以致行为上的对抗，可以说腐败才是是执政党的真正大敌！

　　因此，作为一个执政党领袖，如何在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福祉的同时，抑制或消除腐败，更好地做到执政为民，提高国民和执政党之间的亲和度，不仅仅是考虑到执政党的生存寿命，而是在世人必须承认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唯执政党有实力担负起中华民族复兴大业这一历史重任的事实下，更是与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相关。

　　今天，领袖重申执政为民，这对执政党是一次重大的告戒。但大家的心里也都十分地清楚，是否做到了执政为民，不是只听自我评说，而是要看广大民众的满意度，这其中牵涉到双方的自我准确定位问题。譬如在对待民众反映特别强烈的警察犯罪现象上，做为民众的要着眼于大局，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广大警察的努力，社会还能有平安的保障吗？民众还有人身安全吗？警察中的败类毕竟还是少数。但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就要看到这些败类存在的危害性，要不强调客观理由地检讨自己工作的失职之处，要以公仆的心态与民众沟通，化解矛盾，消除缺陷，改进工作。毫无疑问，只有使绝大多数民众满意，执政党才能平稳、长久地执政，才能顺利地推行主义，才能造福于国家和民族。执政为民是执政党的需求，是民众的企盼，是执政党和民族的共同需要。

　　驾驭全局，方寸不乱

　　在今春，当被一些官僚死捂了数月的“非典”疫情被国内外媒体暴光后，中国人突然发现，“非典”疫情就在身边，似乎是一夜之间“非典”疫情就在全国蔓延开了。极易传播，没有特效药，全国大部分地区发现了疫情，国内民众产生了恐慌；同时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惧怕“非典”疫情的传播和对中国先前的做法表示不信任而先后停止了与中国的人员交往，若大的中国被无奈地孤立了起来，中国的形象和经济运作同时遭到了严重的影响，一时黑云压城城欲摧。胡锦涛，还有温家宝、吴仪等新一代中央领导，在国内，果断地公开惩处了导致“非典”疫情蔓延的官僚，并身先士卒，亲临“非典”疫情的最前线，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遏制并最终控制住了“非典”疫情的扩散，以特有的勇气稳定了人心，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并把一个亲民、务实的新形象展现于民众面前。在国际上，温家宝总理和吴仪部长主动出击，负责任地面对世界，真诚地通报中国抗击“非典”的教训和经验，为抗击人类共同的恶魔作出了贡献，改变了世人在数月前对中国产生的不信任感，重树了庄重的大国形象。在全国军民同舟共济，全力奋战“非典”恶魔的同时，胡锦涛，温家宝没有顾此失彼，依然紧抓经济发展的龙头，终于取得了今天抗非和经济发展的双胜利。力挽狂澜的功臣，中国人将会铭记，人类将存忆。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与“三个代表”

　　胡锦涛提出“立党为公”是对执政党的自我要求，提出“执政为民”是对执政党自定宗旨，二者均系自我约束，没有施于人的感受，故更易于引起党外的共鸣。“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是新时期、新形势下执政党的新纲领，要比“共产主义”的目标更为实际。但“三个代表”的提法是三个判断，三个结论。就其相互的关系而言，表述者和表述对象同为一体，因而从党外的角度来看，“三个代表”又是一个结论式的自我评定。

　　能否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取决于执政能力；能否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取决于执政党思想体系的科学性；能否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取决于是否真正地执政为民。执政党敢于提出“三个代表”，必须有着愿意接受最广泛监督的非凡勇气。站在历史的角度，反观国家日益强盛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这个大事实，执政党可以使用“三个代表”的评定，但其中有一个评定程度是否科学的问题。

　　失误是人类进步过程中不能避免的挫折，任何政党都不例外。但“三个代表”中加上了“始终”的修饰，自然就会引起党外对“始终”的考评。十年文革对中国生产力的冲击已没有人否论，有人说那是林彪、“四人邦”的罪孽，不错！但这伙人如何能委以重任？文革是如何发动起来的？这两个问题的起因就是执政党领袖犯了错误，执政党犯了错误，以致出现了一段冲击生产力的经历；还有搞人民公社，大跃进等违背社会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运动，这些都发生于执政党时期，因此用“始终”来修饰“第一个代表”就不完全符全历史了，不管添加“始终”的主观意愿如何，在客观上却给了人们增添了一种文过饰非之感觉。

　　另外，在出现高官接二连三落马，腐败遍地开花的现状下，执政党自身若还一味地强调主流是好的，虽然在主观上是为了肯定成绩，鼓舞斗志树立信心，但在客观上却是鸵鸟的风度，其结果是把执政党起用低标准治党的形象传递给了民众。扪心自问，如此严重的腐败，如果发生在西式的民主社会，执政党还能稳坐吗！这应引起执政党内的深刻反省。

　　作为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中国从长期战乱走向安定富强的巨变表明，在一个长期被称为一盘散砂、贫穷落后的国度，在一定的时期内不实行多党制是符合民族最高利益的。但也恰恰是像公务员的终身制一样，执政党因缺泛竞争机制而失去危机感，以致出现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腐败。因此，只要还比较严重地存在人民的部分利益被部分人私自“代表”了的腐败现状，用“始终”对“第三个代表”的修饰反而引起党外更多的异议。


　　“执政为民”民所盼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的核心，只有做到“立党为公”才能更好地“执政为民”，而唯有把“执政为民”作为一切思维和行为的准则，才能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断地提高执政能力以满足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不断地带领人民朝先进文化的方向前进。民众衡量和判断执政党是否像“三个代表”所表述的那样，根本的一条也就是看其行为是否真正地遵循了“执政为民”的准则，广大民众的福祉是否在变好。中国成功化解亚州金融危机影响和经济一枝独秀的事实证明执政党已不缺泛执政能力，共产主义也确实是人类追求的最理想目标，然而执政为民的宗旨却还在现实中遭到贱踏。除了腐败以外，封建衙门的思想还在相当的执政党成员、政府官员、公务员这三员中根深缔固。人们最常见的，一个百姓有事找政府部门时，首先是门难进，即使是进了门也是脸难看，不是推委就是敷衍。这些政府人员不知道是谁养活了他们！不知道政府的职能是服务于民众这一最基本的常识！民众期望执政党能“执政为民”，最为盼望的是政府的基层官员和办事人员能“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胡锦涛在当前的特殊形势下提出“执政为民”，反映了领袖对社情民情的了解，反映了领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重典重用是整治腐败的根本，全民监督是防止腐败的根本

　　如果用消灭几个高级腐败官员的肉体来证明执政党的反腐决心，那么决心与结果之间的距离是难以为民众所接受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持续不断地出现高喊着反腐败口号的腐败高官，昨天还在大会上讲反腐败，今天却成为腐败官员，叫民众相信谁？这样如何使民众对执政党的反腐保持信心？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十五大以来，截至2002年5月共立案79万多件，结案78万多件，给予78万多人党纪政纪处分，这对于一个清廉的社会而言，腐败案件已是个大数字。究其原因，在现有的非多党制的特定国情下，执政党内轻典轻用是导致腐败不绝的根源。
　　犯错和犯罪都可分为主观性和非主观性，本质性的和非本质性两类。当一个官员由于其它客观原因而导致行为结果的犯错和犯罪时，则可治其病救其人。当看到四个少年被压在窑洞里而自顾走开；看到民众趟在路边生命垂危而依然拒载强行；用粪便灌进上访老人的口；用残忍的手段摧残平民；在公务车内强奸民女...... 对于这些连基本的人性都不具备的人，如果依然以“治病救人”的口号来做出诸如警告、留党察看、行政处分、降级等荒唐的处分，那么无疑是在向世人公示：执政党可以容纳丧失人性的败类！不能小觑这类作法，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务必引起执政党的警觉！
　　在反腐败上，执政党采取了各种措施，其中包括设立反贪局和到处设立廉政举报箱，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腐败势力。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有多少案子是由反贪局主动出击查出的？为何连反贪局长也接二连三地因贪而倒地？而且由于反贪部门的失责，使得一大批像慕绥新之类仅从豪宅、行头档次、每月的收入与支出等一些面上的东西稍加以注意即可列入目标的已经忘乎所以的贪官越养越大。然而，对于那些伪装得比清官还清的贪官，仅靠反贪部门是远远不够的。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只要贪官还生活在中国的人间，则其行为就无法处处时时地避开民众的目光，所以反腐败还必须布下天网，打一场人民战争，这是监督权力腐败的最好办法。
　　民众的监督可以起到很好的诊病作用，而如何下足药量还得靠执政党本身，而且只有执政党对腐败分子敢下猛药，腐败分子才会畏惧民众的监督，二者缺一不可。如果知病而忌医或仅仅是服点温和的汤药，则如何治得了重症？
　　整治腐败是实施执政为民的第一要务！执政党要做到执政为民，当务之急就是要对党的成员、官员、公务员这三员划出严厉的“生死线”，制定重典，实行“三个毫不留情”：凡是残害民众、见死不救、明知故犯执法范法、贪污受贿（万元以上）、强奸或嫖娼等属主观性和本质性的恶劣行为者及其它行为不检点者，是执政党员的必须毫不留情地清除出党，不给任何留党机会；是官员的毫不留情地一免到底，并在相当的时期内不给任何易地做官的可能；是公务员的毫不留情地清退出公务员队伍，永不再录用。如果我们的执政党还是没有勇气采取这一现代文明社会最基本的自我清洁法，则如何能真正地整治腐败？
　　在明确告知前面有一条“生死线”而偏要碰撞的败类，若不对其进行严厉的毫不留情的惩处，客观上就是对败类的纵恿，就会助长腐败的前赴后继，就是对民众痛恨腐败心情的莫视，执政为民就会成了空话，“三个代表”更是无从谈起，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官员也能像梁锦松先生一样，仅仅是因为个人牵涉到避税嫌疑，就得自动提出辞程，那时执政党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诏告天下：我们能够消除腐败！我们执政为民！我们真正地履行了“三个代表”！

　

　　谁能成为下一个伟人


　　谁能在保持高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消除社会腐败，拯救一个道德下滑的民族，谁就是下一个伟人。
　　腐败不但像肿瘤细胞一样吞噬着社会，而且严重地消弱了执政党在民众心目中形象，而更为严重的是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养成的良好道德风尚也在腐败中逐渐地丧失。一个缺少良好道德风尚的民族将会演变成一个人性扭曲的民族，一个缺少良好道德风尚的国家将无法立足于世界。一年可造个百万元户，三代培养不了“贵族”，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发展经济，但要提高民族的素质是个长期艰巨的历史工程，提高民族的素质是历代领袖的历史责任。

　　要用“恪尽职守”精神来打造执政党和民族


　　一次不负责任的检测可以使一个重大的航天项目毁于一旦，一个不负责任的新物种引进可以给生态带来灭顶之灾，一个不负责任的处方可以致一个病人于死地，而一个不负责任的哨兵能使一支队伍全军覆没，
　　建国五十多年来，执政党内的条例，国家的法律，政府的制度都已制订得比较完善，执政党成员、各级官员、公务人员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怎样做都有明文规定，完全是有章可循，但实际上人们看到了法院屡屡出现贪脏枉法、乱判错判，公安屡屡出现涉黑、扰民事件，社会上屡屡出现大面积的制假售假，屡屡出现非法矿井、危险品作坊死人的安全事故......这一切的责任都应该追踪到政府的各部门首长上，首先是首长没有尽到管理责任，没有采取本部门的有效针对措施。如果政府各部门首长都敢于负起责任，就会想办法使下级官员为各自的权力负起责任，如果不能使下级官员负起责任，则只有自己引退让位；同样，下级官员若不能使部下成员负起责任，则也只有自己引退让位。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只能建立在负责任的政府成员之上。
　　如果执政党成员能为党纲负起责任，官员能为权力负起责任，公务员能为岗位负起责任，民众也能对社会负起自身的责任，一个全民都能“恪尽职守”做好自己的事的中国将会喷发出超级能量，世上谁能敌！
　　“三个代表”是执政党的纲领，“执政为民”是执政党的宗旨。“三个代表”只是三名话，也不难理解，因此不是要你天天学习“三个代表”，每事必称“三个代表”，把“三个代表”圣经化。而是要你把“三个代表”装进心中，能够天天对照“三个代表”，事事对照“三个代表” ，学习的目的就是要付诸行动。另外执政党只可以召集党外座谈“三个代表”，而不宜出面组织党外学习“三个代表”，这关系到平等对待问题，否则将造成临驾于上的感觉。
　　一种理论的科学性要体现在相应行动的可操作性上，要真正地达到 “三个代表”，就得切实地做到“执政为民”，如何做到“执政为民”？唯有从“恪尽职守”入手：“恪尽职守”就不敢贪污，也不敢受贿；“恪尽职守”就不会容许贪官养肥，也不会容许黑势力在一个地方长期存在；“恪尽职守”就不会让国有资产流失，也不会让一个地方走私猖獗；“恪尽职守”就不会在一个地方频频发生安全事故，也就不会让一个地方的制假售假泛滥；“恪尽职守”就不会人浮于事，也不会工作敷衍推委；“恪尽职守”就会主动地去发现问题，主动地去解决存在的问题......。
　　“恪尽职守”已不是口号，而是一把具有明确刻度的尺子，它更具可操作性。只有执政党成员、政府官员、公务员都能做到“恪尽职守”，“执政为民”才能得以体现，“三个代表”才能实现。因此应该在全党、全民大张旗鼓地开展“恪尽职守”精神的培养，把培养“恪尽职守”精神作为改造执政党、改造中华民族素质的切入点，铸就出一个辉煌的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