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红军暴行录

反省国家与民族的历史疮疤，是高尚的行为，但也会受到“爱国者”的口诛笔伐。今年初，中国学者袁伟时撰文批评义和团的愚昧落后，颠覆官方史观，受到“爱国”网民的围攻。俄国学者、首任莫斯科民选市长波波夫，因披露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大肆劫掠与贪污，在学界与民间也引起对他“爱国与否”的极大争议。在电台的辩论中，有人把波波夫的观点视作卖国主义、为叛徒张目，俨如俄国版“袁伟时风波”。
　　在庆祝卫国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前夕，波波夫同时在国内外发表关于卫国战争历史真相的著作《一九四一─一九四五战争杂论》。书中惊人披露闻名遐迩的卫国战争大英雄朱可夫元帅曾疯狂抢掠战利品：一九四八年元月，国家安全部派员到他家搜查，查抄七车厢家具，三百二十三件貂皮、一百六十件水貂皮、四千米丝料和呢料、四十四张名贵画毯、五十五张古典名贵油画、七大箱水晶和名贵餐具等。
　　
　　波波夫说，他揭示真相只想证明：不能按斯大林方式、苏联方式，去纪念战胜法西斯六十周年。俄国对这段历史需要新的思考，真实的、民主的考量：战胜法西斯不是靠社会主义优越性，而是战争性质转变为人民战争；战胜希特勒专政没有引发斯大林专政的“洗心革面”；斯大林扩张社会主义造成冷战；从德国运回的赔偿没有用来发展民生经济，而是用来扩大军备；这一切把苏联引上一条死胡同。
　　
　　波波夫还披露，早在二十年代内战结束后，苏共立即着手准备发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战，打算用武力把共产主义推向欧洲。四一年苏联基本上准备好打一场大战，当时红军已拥有二万六千辆坦克、二万架战机、十二万门火炮，实力超过德军。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德军突然入侵苏联，并在十天内逼近心脏地区。长期以来，对于苏联失利的主要解释是“战争突发论”、“装备落后论”等，但波波夫指出，其实是斯大林本人、斯大林式共产党、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导致的失利。斯大林强制实行的集体化导致苏联农民破产、饥荒、日用品匮乏、生活紧张等等，国民压抑，当然抵抗不住德军的强力推进。当时就全国来说，老百姓私下议论极多，德军的进攻曾被一些人视为“摆脱专政、得到解放”的机会。苏联西部地区和波罗的海地区一些老百姓曾捧着鲜花欢迎德军，这些都是官方史学界闭口不谈的尴尬真实。
　　
　　但苏联为何能扳回败局？因为战争的性质变了。战争初期的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斯大林发表讲话称抗战 “关系到苏维埃国家的生死存亡”及“沙皇制度复辟”。到四个月后的十一月六日，斯大林发表讲话纪念十月革命，已不提抗战的“阶级”性，而大谈抗战的“民族性”，号召打倒妄想消灭俄罗斯民族的敌人。“这些人丧心病狂竟然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斯大林宣布抗战任务已告完成。这时，苏联面临历史转折。波波夫认为，苏联这时有三种选择：一是战争“到边境为止”，这样可以保存实力，重建国家，汲取一九四一年社会主义体制失败的教训，实行改革。二是越界解放欧洲，然后返回苏联，荣获“解放者”称号。三是在苏联周围建立一个由“友好”国家组成的“安全圈”。斯大林作出的是第三种选择，用武力建立一个由亲苏卫星国组成的阵营。波波夫说，这一选择不仅使国家多丧失了近百万俄国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使不符合当代生产力和文明发展的国家官僚社会主义体制的苟延多出五十多年”。
　　
　　斯大林的这一选择，在苏联领导层得到支持，除了政治上的考量之外，主要是贪欲的动力。部队进入德国，令使苏军将领和政要得到“大发战利品之财”的机会。波波夫在书中披露了官方二战史绝口不谈的历史真实。
　　
　　苏军攻占东欧期间出现抢掠当地居民财物的现象，苏方曾严厉追究。一九四五年头三个月，四千多名红军军官受到检控。但苏军进入德国后，苏军在默许下，大肆洗劫德国，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九日才停止掠夺。
　　
　　书中引用的官方数据和研究人员的数据。红军原本就设有战利品总局，该局公布的资料是：六万台钢琴、四十六万架收音机、十九万幅地毯、九十四万件家具、二十六万五千台座钟和挂钟和一百八十六车皮名酒。在这场劫掠中，苏军官兵的“待遇”也分等级。士兵可拥有以准许邮寄为限的小件物品。将领的“战利品”标准则由斯大林钦定：每人一部奔驰轿车，中下级军官每人一部摩托车或自行车，可低价购买钢琴、收音机、猎枪、手表、若干地毯、裘皮、全套餐具、照相机等。
　　
　　一九四八年，斯大林下令逮捕杰列金，从这个担任朱可夫元帅副手的将军家中搜出十六公斤银首饰、二百一十八块呢绒和丝料、二十一枝猎枪、大量名贵的法国和佛拉德斯画毯，等等。从内务部西德涅夫少将家搜出近百件黄金和铂金制品、从帝国银行里偷来的全金坤包、三十二件裘皮衣、一千五百米料子、四百零五双丝袜、七十八双皮鞋、二百九十六件衣服等。
　　
　　苏军进入德国以后，像法西斯占领军一样大量强暴战败国妇女。波波夫教授指出，苏军占领柏林以后，单是柏林一地，近十万名德国妇女在被强暴后看医生，含垢忍辱、不敢声张者更不计其数。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在回忆录里说：“苏军的作为，特别是对妇女的态度，令人发指。”
　　
　　波波夫指出，红军对德国的掠夺是苏联官僚体制本质决定的。正像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不信上帝的话，就可以无法无天。”
　　
　　苏联红军从德国运回数不清的战利品。据红军战利品总局统计，单是一九四五年一年，就从德国运回七万四千车皮建材、一百二十万件男女大衣及一百万顶帽子等，总共四十万车皮的物品。二百三十万吨粮食，五十万吨奶油、鱼、动物油脂、五十万吨食糖、一百万吨马铃薯和蔬菜、二千万升酒精；到一九四八年一月止，从德国运回五十五万四千匹马、五十四万一千头牛、二十四万头羊；二千八百座工厂的设备。二百万德军战俘在苏联无偿劳动。
　　
　　二战结束后，苏联政府大量征用德国先进科学技术。苏联航天之父科罗廖夫院士受苏联政府指派，于一九四五年到达德国，负责研究布劳恩火箭中心的人员和技术进展情况，拟订掳走德国科学家的名单，同时运走大量德国火箭、远程导弹发动机和实验设备。苏联原子能专家库尔恰托夫院士说，苏联政府曾派遣专门小组到德国寻找氧化铀，找到后运往苏联三百吨，大大加快苏联制造原子弹的进程。
　　
　　六十年过去，被封杀的二战真面目浮出水面。波波夫指出，一九四三年著名的库尔斯克会战，红军第一天就损失一万军人和三百四十一辆坦克；而德军仅损失八百四十二人和三十辆坦克。当时，苏军处于半包围圈之内，形势严峻，重演苏德战争初期的形势。就在这时，希特勒忽然下令停止会战。原来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发动登 陆西西里岛战役，意大利军队崩溃。为了稳住意大利战场，希特勒于七月十五日命令停战撤回原地。红军宣布会战大胜。著名的斯大林会战的情况也很相似。一九四二年十月初德军逼近伏尔加河。为了援助红军，邱吉尔下令英军在北非登陆，十天后红军得以开始在斯大林格勒发动反攻。
　　
　　波波夫认为，战胜法西斯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功劳或某一个党的功劳，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浴血奋战的结果。他指出，俄国的三大战役：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会战，红军取得的胜利，与盟国的援助、世界反法西斯战各战区的协同作战是绝对分不开的。他谈到红军在二战中部署的更动与全球战场有关。例如，红军在二战初期保有大量部队驻扎在远东地区，以防日本从东线攻击红军后方。只有在美军积极展开太平洋战区和中国的抗日战区，使斯大林得以抽调主力部队前往西线作战。
　　
　　波波夫要求俄国现领导人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时，不要否认二战期间西方盟国向红军提供的支援，尤其不要忘记向苏联运送战争物资而捐躯的盟国军人。
　　
　　所谓苏联卫国战争“叛徒”问题也被波波夫提了出来。这个问题触动许多敏感的结论，作者用专章《叛徒的真实》的篇幅提出讨论，详细分析。斯大林当年下令，凡是被敌军俘虏的红军官兵一律定性为叛徒。这当中有因伤昏迷被俘的；有因弹药供应不上而无法全体一起按照斯大林指示饮弹自杀的，只有极少数是自愿投降。而投降者当中有因为了养家□口而去的；有被德军强行送往德国服劳役的（其中许多俄国妇女在解放时又被红军官兵施暴）；有为了逃避饥荒的。这些人当中有仇恨苏维埃政权的地主资本家；有受政治迫害或者冤狱的；有刑事犯。
　　
　　这个问题已成为当下热门话题。如二零零四年第十一期的《历史问题》杂志发表克林科的论文《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苏联领土上的附敌活动及俄国史学对其研究情况》、果孔的专著《处于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等等。重点问题之一是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班德拉的评介。斯大林把他视为死敌，最后派特工将他杀死。他一生追求的是乌克兰的独立。为此目标他同希特勒作战，他同红军作战。后共产主义的乌克兰为他平反树碑立传。
　　
　　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后，几乎所有的苏联加盟共和国都有代表同希特勒政权合作，组织了各种军队同红军作战。据丘耶夫的《遭诅的士兵》和德罗布斯科的《德军里的东方部队》透露，约有二十三万人的部队站在希特勒一边。波波夫认为苏联的离心力当时就已形成。斯大林宣布许多少数民族是“叛徒”，种下了民族矛盾的祸根。
　　
　　斯大林的爱将弗拉索夫被德军俘虏后曾组织俄国解放军，同苏军作战。弗氏的活动并不单纯，支持他的是希特勒的反对派领军人物施特里克．菲尔德，目标是争取俄国独立，反对希特勒的褐色专制，也反对斯大林的红色专制。波波夫认为，应当给予弗拉索夫适当的正面评价，因为他头一个看清了俄国未来与斯大林的极权社会毫无共通之处，他最早反对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体制。
　　
　　波波夫的这本书，同时在国外出版。国外版本用名《斯大林的三场战争》，两个版本比较，在俄国出版的版本少了一些负面资料，同时也少了一项政治结论。波波夫说，在德军逼近莫斯科时，老百姓中有过一种朦胧的期待，期待从斯大林迫害下解放出来。贪腐与残酷的极权统治有本质上的因果关系，必定导致亡党亡国，这是他写本书的要旨。
　　
　　另外，从历史进程的视角来看，波波夫认为老一代反法西斯战士无疑是解放人民的功臣，但在另一领域，也是历史的“罪人”。因为他们可利用却不利用卫国战争胜利的时机。在当年那样的历史转折关口，反思苏联走过的道路多么恰逢期时，但他们不去开辟改革体制的道路，因而失去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机遇。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六十多年，俄国学界与学人更加理性，以普世价值来认知和评说这场战争的内涵，更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审视这场卫国战争，这也是俄国当代史学界的新气象。而教授波波夫告别共产极权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以良知为俄国学界作出了榜样 。

http://book.douban.com/review/1378193/反省国家与民族的历史疮疤，是高尚的行为，但也会受到“爱国者”的口诛笔伐。今年初，中国学者袁伟时撰文批评义和团的愚昧落后，颠覆官方史观，受到“爱国”网民的围攻。俄国学者、首任莫斯科民选市长波波夫，因披露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大肆劫掠与贪污，在学界与民间也引起对他“爱国与否”的极大争议。在电台的辩论中，有人把波波夫的观点视作卖国主义、为叛徒张目，俨如俄国版“袁伟时风波”。
　　在庆祝卫国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前夕，波波夫同时在国内外发表关于卫国战争历史真相的著作《一九四一─一九四五战争杂论》。书中惊人披露闻名遐迩的卫国战争大英雄朱可夫元帅曾疯狂抢掠战利品：一九四八年元月，国家安全部派员到他家搜查，查抄七车厢家具，三百二十三件貂皮、一百六十件水貂皮、四千米丝料和呢料、四十四张名贵画毯、五十五张古典名贵油画、七大箱水晶和名贵餐具等。
　　
　　波波夫说，他揭示真相只想证明：不能按斯大林方式、苏联方式，去纪念战胜法西斯六十周年。俄国对这段历史需要新的思考，真实的、民主的考量：战胜法西斯不是靠社会主义优越性，而是战争性质转变为人民战争；战胜希特勒专政没有引发斯大林专政的“洗心革面”；斯大林扩张社会主义造成冷战；从德国运回的赔偿没有用来发展民生经济，而是用来扩大军备；这一切把苏联引上一条死胡同。
　　
　　波波夫还披露，早在二十年代内战结束后，苏共立即着手准备发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战，打算用武力把共产主义推向欧洲。四一年苏联基本上准备好打一场大战，当时红军已拥有二万六千辆坦克、二万架战机、十二万门火炮，实力超过德军。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德军突然入侵苏联，并在十天内逼近心脏地区。长期以来，对于苏联失利的主要解释是“战争突发论”、“装备落后论”等，但波波夫指出，其实是斯大林本人、斯大林式共产党、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导致的失利。斯大林强制实行的集体化导致苏联农民破产、饥荒、日用品匮乏、生活紧张等等，国民压抑，当然抵抗不住德军的强力推进。当时就全国来说，老百姓私下议论极多，德军的进攻曾被一些人视为“摆脱专政、得到解放”的机会。苏联西部地区和波罗的海地区一些老百姓曾捧着鲜花欢迎德军，这些都是官方史学界闭口不谈的尴尬真实。
　　
　　但苏联为何能扳回败局？因为战争的性质变了。战争初期的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斯大林发表讲话称抗战 “关系到苏维埃国家的生死存亡”及“沙皇制度复辟”。到四个月后的十一月六日，斯大林发表讲话纪念十月革命，已不提抗战的“阶级”性，而大谈抗战的“民族性”，号召打倒妄想消灭俄罗斯民族的敌人。“这些人丧心病狂竟然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斯大林宣布抗战任务已告完成。这时，苏联面临历史转折。波波夫认为，苏联这时有三种选择：一是战争“到边境为止”，这样可以保存实力，重建国家，汲取一九四一年社会主义体制失败的教训，实行改革。二是越界解放欧洲，然后返回苏联，荣获“解放者”称号。三是在苏联周围建立一个由“友好”国家组成的“安全圈”。斯大林作出的是第三种选择，用武力建立一个由亲苏卫星国组成的阵营。波波夫说，这一选择不仅使国家多丧失了近百万俄国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使不符合当代生产力和文明发展的国家官僚社会主义体制的苟延多出五十多年”。
　　
　　斯大林的这一选择，在苏联领导层得到支持，除了政治上的考量之外，主要是贪欲的动力。部队进入德国，令使苏军将领和政要得到“大发战利品之财”的机会。波波夫在书中披露了官方二战史绝口不谈的历史真实。
　　
　　苏军攻占东欧期间出现抢掠当地居民财物的现象，苏方曾严厉追究。一九四五年头三个月，四千多名红军军官受到检控。但苏军进入德国后，苏军在默许下，大肆洗劫德国，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九日才停止掠夺。
　　
　　书中引用的官方数据和研究人员的数据。红军原本就设有战利品总局，该局公布的资料是：六万台钢琴、四十六万架收音机、十九万幅地毯、九十四万件家具、二十六万五千台座钟和挂钟和一百八十六车皮名酒。在这场劫掠中，苏军官兵的“待遇”也分等级。士兵可拥有以准许邮寄为限的小件物品。将领的“战利品”标准则由斯大林钦定：每人一部奔驰轿车，中下级军官每人一部摩托车或自行车，可低价购买钢琴、收音机、猎枪、手表、若干地毯、裘皮、全套餐具、照相机等。
　　
　　一九四八年，斯大林下令逮捕杰列金，从这个担任朱可夫元帅副手的将军家中搜出十六公斤银首饰、二百一十八块呢绒和丝料、二十一枝猎枪、大量名贵的法国和佛拉德斯画毯，等等。从内务部西德涅夫少将家搜出近百件黄金和铂金制品、从帝国银行里偷来的全金坤包、三十二件裘皮衣、一千五百米料子、四百零五双丝袜、七十八双皮鞋、二百九十六件衣服等。
　　
　　苏军进入德国以后，像法西斯占领军一样大量强暴战败国妇女。波波夫教授指出，苏军占领柏林以后，单是柏林一地，近十万名德国妇女在被强暴后看医生，含垢忍辱、不敢声张者更不计其数。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在回忆录里说：“苏军的作为，特别是对妇女的态度，令人发指。”
　　
　　波波夫指出，红军对德国的掠夺是苏联官僚体制本质决定的。正像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不信上帝的话，就可以无法无天。”
　　
　　苏联红军从德国运回数不清的战利品。据红军战利品总局统计，单是一九四五年一年，就从德国运回七万四千车皮建材、一百二十万件男女大衣及一百万顶帽子等，总共四十万车皮的物品。二百三十万吨粮食，五十万吨奶油、鱼、动物油脂、五十万吨食糖、一百万吨马铃薯和蔬菜、二千万升酒精；到一九四八年一月止，从德国运回五十五万四千匹马、五十四万一千头牛、二十四万头羊；二千八百座工厂的设备。二百万德军战俘在苏联无偿劳动。
　　
　　二战结束后，苏联政府大量征用德国先进科学技术。苏联航天之父科罗廖夫院士受苏联政府指派，于一九四五年到达德国，负责研究布劳恩火箭中心的人员和技术进展情况，拟订掳走德国科学家的名单，同时运走大量德国火箭、远程导弹发动机和实验设备。苏联原子能专家库尔恰托夫院士说，苏联政府曾派遣专门小组到德国寻找氧化铀，找到后运往苏联三百吨，大大加快苏联制造原子弹的进程。
　　
　　六十年过去，被封杀的二战真面目浮出水面。波波夫指出，一九四三年著名的库尔斯克会战，红军第一天就损失一万军人和三百四十一辆坦克；而德军仅损失八百四十二人和三十辆坦克。当时，苏军处于半包围圈之内，形势严峻，重演苏德战争初期的形势。就在这时，希特勒忽然下令停止会战。原来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发动登 陆西西里岛战役，意大利军队崩溃。为了稳住意大利战场，希特勒于七月十五日命令停战撤回原地。红军宣布会战大胜。著名的斯大林会战的情况也很相似。一九四二年十月初德军逼近伏尔加河。为了援助红军，邱吉尔下令英军在北非登陆，十天后红军得以开始在斯大林格勒发动反攻。
　　
　　波波夫认为，战胜法西斯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功劳或某一个党的功劳，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浴血奋战的结果。他指出，俄国的三大战役：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会战，红军取得的胜利，与盟国的援助、世界反法西斯战各战区的协同作战是绝对分不开的。他谈到红军在二战中部署的更动与全球战场有关。例如，红军在二战初期保有大量部队驻扎在远东地区，以防日本从东线攻击红军后方。只有在美军积极展开太平洋战区和中国的抗日战区，使斯大林得以抽调主力部队前往西线作战。
　　
　　波波夫要求俄国现领导人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时，不要否认二战期间西方盟国向红军提供的支援，尤其不要忘记向苏联运送战争物资而捐躯的盟国军人。
　　
　　所谓苏联卫国战争“叛徒”问题也被波波夫提了出来。这个问题触动许多敏感的结论，作者用专章《叛徒的真实》的篇幅提出讨论，详细分析。斯大林当年下令，凡是被敌军俘虏的红军官兵一律定性为叛徒。这当中有因伤昏迷被俘的；有因弹药供应不上而无法全体一起按照斯大林指示饮弹自杀的，只有极少数是自愿投降。而投降者当中有因为了养家□口而去的；有被德军强行送往德国服劳役的（其中许多俄国妇女在解放时又被红军官兵施暴）；有为了逃避饥荒的。这些人当中有仇恨苏维埃政权的地主资本家；有受政治迫害或者冤狱的；有刑事犯。
　　
　　这个问题已成为当下热门话题。如二零零四年第十一期的《历史问题》杂志发表克林科的论文《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苏联领土上的附敌活动及俄国史学对其研究情况》、果孔的专著《处于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等等。重点问题之一是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班德拉的评介。斯大林把他视为死敌，最后派特工将他杀死。他一生追求的是乌克兰的独立。为此目标他同希特勒作战，他同红军作战。后共产主义的乌克兰为他平反树碑立传。
　　
　　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后，几乎所有的苏联加盟共和国都有代表同希特勒政权合作，组织了各种军队同红军作战。据丘耶夫的《遭诅的士兵》和德罗布斯科的《德军里的东方部队》透露，约有二十三万人的部队站在希特勒一边。波波夫认为苏联的离心力当时就已形成。斯大林宣布许多少数民族是“叛徒”，种下了民族矛盾的祸根。
　　
　　斯大林的爱将弗拉索夫被德军俘虏后曾组织俄国解放军，同苏军作战。弗氏的活动并不单纯，支持他的是希特勒的反对派领军人物施特里克．菲尔德，目标是争取俄国独立，反对希特勒的褐色专制，也反对斯大林的红色专制。波波夫认为，应当给予弗拉索夫适当的正面评价，因为他头一个看清了俄国未来与斯大林的极权社会毫无共通之处，他最早反对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体制。
　　
　　波波夫的这本书，同时在国外出版。国外版本用名《斯大林的三场战争》，两个版本比较，在俄国出版的版本少了一些负面资料，同时也少了一项政治结论。波波夫说，在德军逼近莫斯科时，老百姓中有过一种朦胧的期待，期待从斯大林迫害下解放出来。贪腐与残酷的极权统治有本质上的因果关系，必定导致亡党亡国，这是他写本书的要旨。
　　
　　另外，从历史进程的视角来看，波波夫认为老一代反法西斯战士无疑是解放人民的功臣，但在另一领域，也是历史的“罪人”。因为他们可利用却不利用卫国战争胜利的时机。在当年那样的历史转折关口，反思苏联走过的道路多么恰逢期时，但他们不去开辟改革体制的道路，因而失去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机遇。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六十多年，俄国学界与学人更加理性，以普世价值来认知和评说这场战争的内涵，更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审视这场卫国战争，这也是俄国当代史学界的新气象。而教授波波夫告别共产极权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以良知为俄国学界作出了榜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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