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蛮、霸气与霸业

　　多年前，笔者还是一名校对员，当时发生的一件小事至今令人印象深刻。某日，出版社送来一本校样，书名叫《从韶山冲到中南海》。同事们都认为这书名没什么不好，但有位前辈指出：书名最好改改，因为它难免让人理解成毛泽东从韶山一路“冲”到中南海，难免令人联想到“横冲直撞”，不如去掉“冲”字，既避免相应歧意，也不影响表达，因为韶山同样是毛泽东的故乡，惟范围稍大些而已。
　　当时我很佩服这位前辈，但后来，随着我对毛泽东的了解逐步深入，我反倒认为，即使保留那个“冲”字，就算那个“冲”字作动词用，就算它容易令读者联想到“横冲直撞”，也没什么不妥。我们知道，“冲”字还有一个读音，也就是chòng。北方人经常会说某某人很冲，某某人身上有股冲劲儿，“冲劲儿”中的“冲”，尽管有时候会表现为一种实实在的猛烈的力量，但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内在的、无形的、精神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类似的精神力量，被统称为“气”。中国地域广大，历史悠久，各地有各地的气。说到河北，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侠气与慷慨悲歌之气；而说到湖南，人们又必然会想到霸蛮气。
　　易中天先生在《帝国的惆怅》中有一段精彩论述：
　　什么是霸蛮？就是一件事，大家都说不能做，或不可能，他偏要做，而且把它做成。可见“霸蛮”也就是“认死理”，或以“认死理”为前提，只不过不光是“认”，还要“做”。这也是湘省士人的一大特点——不仅“坐而论道”，还要“身体力行”。
　　但前提却是“认”。曾国藩如果不认“纲常名教”这个“死理”，就不会在“正规军”都打不赢的时候带着“杂牌军”去拼命，也不会极力维护那既非汉族政权又已经并不怎么样了的清王朝。同样，毛泽东不是认准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不会在连林彪都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时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
　　至于湖南人为什么霸蛮，易中天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大意是，湖南这地方，历来就是蛮荒之地。清代以前，除东汉出了蔡伦（耒阳）、唐代出了欧阳询（长沙）、北宋出了周敦颐（道县），明末出了王夫之（衡阳），其他文化名人便乏善可陈了。隋唐开科取士以来，两三百年间，湖南读书人年年赶考，年年落榜。直到唐大中四年（850年），才有一个名叫刘蜕的长沙人考中进士，当时人们称之为“破天荒”。天荒，就是混沌未开，没文化的意思。没文化，就是土，土则蛮，蛮则勇，勇则霸。
　　进入晚清，湖南人迎来辉煌时代。陶澍（shù）、魏源是第一拨，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是第二拨，谭嗣同、唐才常又是一拨，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又是一拨，然后是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任弼时、李立三，还有粟裕、黄克诚、陈赓、李维汉、李富春、萧劲光、王首道、宋任穷、胡耀邦、王震、谢觉哉、杨得志、耿飚、腾代远、萧克、林伯渠、谭震林、陈庚、许光达……这还不包括同一时期在国民党中任高官的湖南人，比如宋教仁、程潜等。尽管这些人，观念或许不同，主张或有出入，归属也不一样，但都有一种精神，这就是霸蛮。曾国藩屡败屡战，是霸蛮；左宗棠抬着棺材出征，是霸蛮；谭嗣同横刀向天笑，是霸蛮；毛泽东带红军艰难转战，扭转乾坤，也是霸蛮。总之湖南人的精神就是霸蛮，湖南人的口号也是霸蛮：“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如果说是霸蛮精神改变了中国近代史，未免太不严谨。如果说创业必须霸蛮，也不是绝对没有问题。诚如湖南女强人、品友互动CEO黄晓南所说，“霸蛮是我们湖南的土话，有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在困难中吃得苦，认死理，字典里没有‘做不成’”。约翰·洛克菲勒也说，“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但事物都有两重性，就像一枚硬币总有正反两面。100多年前的德国学者、“丝绸之路”一词的提出者李希霍芬当时就指出，湖南人做生意是不行的。他在著作中说：“中国军队的主要兵源来自湖南。相反，在银行业、商业界则看不到湖南人。”当时的民谚也说：“广东人革命，福建人出钱，湖南人打仗，浙江人做官。”究其原因，恐怕就因为湖南人蛮勇有余而灵活不足。这就常常会碰钉子。即使是上战场拼刺刀，光霸蛮也不行。以霸蛮为荣的湖南人自己有时也会对别人说：“莫霸蛮啰！”意思就是，你要活泛一些，灵活一些。这就引出了毛泽东的“虎气猴气论”。
虎气，在这里我们姑且把它等同于霸蛮，猴气则姑且等同于活泛或灵活。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自己兼具虎气与猴气，并说自己是“七分虎气、三分猴气”。他的虎气，首先表现为勇气、霸气，毛泽东诗词中多有体现，实例更是不胜枚举。前面我们说过，创业需要些霸蛮气，这是必须的，因为创业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必须面对、必然会遭遇各种困难。当年，面对美国的封锁，毛泽东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无疑，这样的霸蛮精神是必要的。有了这种精神，世上当真（基本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然而，毛泽东在处理很多问题时又有着很大的灵活性，也就是其“猴气”的一面。当然，如果我们熟知毛泽东诗词的话，我们还应注意到，其实毛泽东的“猴气”中，也不乏“虎气”的成分。毛泽东在《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中歌唱的那只猴子，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孙悟空，它是何等的气势！何等的威风！何等的霸蛮！不仅毛泽东喜欢孙猴子，几乎所有人都会喜欢它，因为它是正义、力量与智慧的综合体，是我们所渴望达到的那种“霸蛮为体，灵泛为用”的“虎气与猴气”完美结合的理想境界。
　　说到底，霸蛮也好，虎气也罢，是一种心气，是一种心力。不霸蛮，何谈“雄图霸业”？没虎气，做人怎能虎虎生风？不自信，你还指望别人相信你？不执着，你就等不到柳暗花明那一天。
　　金一南将军曾在《心胜》一书中写到：
　　战胜对手有两次，第一次在内心中。
　　毛泽东、甘地、马克思，完全不具备今天我们认为取胜所必备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当他们怀着内心百折不回的执着走向世界的时候，表面看一无所有。但今天全世界都承认，他们给他们的国家和民族、给全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制胜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人格——一句话，来自他们的内心。
　　真正的胜利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实现了心胜。
　　所以，焦灼的人们，烦躁的人们，茫然的人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寻找制胜力量的人们，当务之急是要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
如何审视呢？
金将军在书中举了两个非常不错的例子：
1919年，清华大学教授马约翰赴美进修，看到中国同学大部分面色苍白，文质彬彬，心里难过。他后来一直对学生说四个“要”：“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什么；不要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别人一瞪眼，你就哆嗦。”
1947年，人民解放军即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关键时刻到来之际，毛泽东一连问了四个“敢不敢”：“我们长期在农村打游击，我们敢不敢进攻大城市？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敢不敢打正规战、攻坚战？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要吃、要穿，面临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共产党敢不敢负起这个责任来？
我想，每个企业家和每个企业中的每一份子，以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马约翰的四个“要”刻进内心，都应该经常性地自问几个“敢不敢”，活出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也塑造我们中国企业的精气神。









多年前，笔者还是一名校对员，当时发生的一件小事至今令人印象深刻。某日，出版社送来一本校样，书名叫《从韶山冲到中南海》。同事们都认为这书名没什么不好，但有位前辈指出：书名最好改改，因为它难免让人理解成毛泽东从韶山一路“冲”到中南海，难免令人联想到“横冲直撞”，不如去掉“冲”字，既避免相应歧意，也不影响表达，因为韶山同样是毛泽东的故乡，惟范围稍大些而已。
　　当时我很佩服这位前辈，但后来，随着我对毛泽东的了解逐步深入，我反倒认为，即使保留那个“冲”字，就算那个“冲”字作动词用，就算它容易令读者联想到“横冲直撞”，也没什么不妥。我们知道，“冲”字还有一个读音，也就是chòng。北方人经常会说某某人很冲，某某人身上有股冲劲儿，“冲劲儿”中的“冲”，尽管有时候会表现为一种实实在的猛烈的力量，但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内在的、无形的、精神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类似的精神力量，被统称为“气”。中国地域广大，历史悠久，各地有各地的气。说到河北，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侠气与慷慨悲歌之气；而说到湖南，人们又必然会想到霸蛮气。
　　易中天先生在《帝国的惆怅》中有一段精彩论述：
　　什么是霸蛮？就是一件事，大家都说不能做，或不可能，他偏要做，而且把它做成。可见“霸蛮”也就是“认死理”，或以“认死理”为前提，只不过不光是“认”，还要“做”。这也是湘省士人的一大特点——不仅“坐而论道”，还要“身体力行”。
　　但前提却是“认”。曾国藩如果不认“纲常名教”这个“死理”，就不会在“正规军”都打不赢的时候带着“杂牌军”去拼命，也不会极力维护那既非汉族政权又已经并不怎么样了的清王朝。同样，毛泽东不是认准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不会在连林彪都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时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
　　至于湖南人为什么霸蛮，易中天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大意是，湖南这地方，历来就是蛮荒之地。清代以前，除东汉出了蔡伦（耒阳）、唐代出了欧阳询（长沙）、北宋出了周敦颐（道县），明末出了王夫之（衡阳），其他文化名人便乏善可陈了。隋唐开科取士以来，两三百年间，湖南读书人年年赶考，年年落榜。直到唐大中四年（850年），才有一个名叫刘蜕的长沙人考中进士，当时人们称之为“破天荒”。天荒，就是混沌未开，没文化的意思。没文化，就是土，土则蛮，蛮则勇，勇则霸。
　　进入晚清，湖南人迎来辉煌时代。陶澍（shù）、魏源是第一拨，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是第二拨，谭嗣同、唐才常又是一拨，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又是一拨，然后是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任弼时、李立三，还有粟裕、黄克诚、陈赓、李维汉、李富春、萧劲光、王首道、宋任穷、胡耀邦、王震、谢觉哉、杨得志、耿飚、腾代远、萧克、林伯渠、谭震林、陈庚、许光达……这还不包括同一时期在国民党中任高官的湖南人，比如宋教仁、程潜等。尽管这些人，观念或许不同，主张或有出入，归属也不一样，但都有一种精神，这就是霸蛮。曾国藩屡败屡战，是霸蛮；左宗棠抬着棺材出征，是霸蛮；谭嗣同横刀向天笑，是霸蛮；毛泽东带红军艰难转战，扭转乾坤，也是霸蛮。总之湖南人的精神就是霸蛮，湖南人的口号也是霸蛮：“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如果说是霸蛮精神改变了中国近代史，未免太不严谨。如果说创业必须霸蛮，也不是绝对没有问题。诚如湖南女强人、品友互动CEO黄晓南所说，“霸蛮是我们湖南的土话，有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在困难中吃得苦，认死理，字典里没有‘做不成’”。约翰·洛克菲勒也说，“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但事物都有两重性，就像一枚硬币总有正反两面。100多年前的德国学者、“丝绸之路”一词的提出者李希霍芬当时就指出，湖南人做生意是不行的。他在著作中说：“中国军队的主要兵源来自湖南。相反，在银行业、商业界则看不到湖南人。”当时的民谚也说：“广东人革命，福建人出钱，湖南人打仗，浙江人做官。”究其原因，恐怕就因为湖南人蛮勇有余而灵活不足。这就常常会碰钉子。即使是上战场拼刺刀，光霸蛮也不行。以霸蛮为荣的湖南人自己有时也会对别人说：“莫霸蛮啰！”意思就是，你要活泛一些，灵活一些。这就引出了毛泽东的“虎气猴气论”。
虎气，在这里我们姑且把它等同于霸蛮，猴气则姑且等同于活泛或灵活。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自己兼具虎气与猴气，并说自己是“七分虎气、三分猴气”。他的虎气，首先表现为勇气、霸气，毛泽东诗词中多有体现，实例更是不胜枚举。前面我们说过，创业需要些霸蛮气，这是必须的，因为创业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必须面对、必然会遭遇各种困难。当年，面对美国的封锁，毛泽东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无疑，这样的霸蛮精神是必要的。有了这种精神，世上当真（基本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然而，毛泽东在处理很多问题时又有着很大的灵活性，也就是其“猴气”的一面。当然，如果我们熟知毛泽东诗词的话，我们还应注意到，其实毛泽东的“猴气”中，也不乏“虎气”的成分。毛泽东在《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中歌唱的那只猴子，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孙悟空，它是何等的气势！何等的威风！何等的霸蛮！不仅毛泽东喜欢孙猴子，几乎所有人都会喜欢它，因为它是正义、力量与智慧的综合体，是我们所渴望达到的那种“霸蛮为体，灵泛为用”的“虎气与猴气”完美结合的理想境界。
　　说到底，霸蛮也好，虎气也罢，是一种心气，是一种心力。不霸蛮，何谈“雄图霸业”？没虎气，做人怎能虎虎生风？不自信，你还指望别人相信你？不执着，你就等不到柳暗花明那一天。
　　金一南将军曾在《心胜》一书中写到：
　　战胜对手有两次，第一次在内心中。
　　毛泽东、甘地、马克思，完全不具备今天我们认为取胜所必备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当他们怀着内心百折不回的执着走向世界的时候，表面看一无所有。但今天全世界都承认，他们给他们的国家和民族、给全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制胜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人格——一句话，来自他们的内心。
　　真正的胜利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实现了心胜。
　　所以，焦灼的人们，烦躁的人们，茫然的人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寻找制胜力量的人们，当务之急是要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
如何审视呢？
金将军在书中举了两个非常不错的例子：
1919年，清华大学教授马约翰赴美进修，看到中国同学大部分面色苍白，文质彬彬，心里难过。他后来一直对学生说四个“要”：“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什么；不要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别人一瞪眼，你就哆嗦。”
1947年，人民解放军即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关键时刻到来之际，毛泽东一连问了四个“敢不敢”：“我们长期在农村打游击，我们敢不敢进攻大城市？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敢不敢打正规战、攻坚战？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要吃、要穿，面临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共产党敢不敢负起这个责任来？
我想，每个企业家和每个企业中的每一份子，以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马约翰的四个“要”刻进内心，都应该经常性地自问几个“敢不敢”，活出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也塑造我们中国企业的精气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