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是政策协调不是清谈：简评中国回应七国峰会邀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4:21:12
经过多年坎坷，邀请中国参与七国首脑会议(G7，现为G8)框架和中国作出积极回应，终于有可能成为现实。这对中国、对美国和西方、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发展。这次高峰会议，是在伊拉克战争刚结束和中东重建的前夕召开的；是在全球反恐进入新阶段的时候召开的；是在全球防治萨斯病毒重要阶段召开的，而中国是全球的“重灾区”和防治战役的重要“战场”；这次峰会，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和需要战略转折的时候召开的，而中国的“一手抓防治、一手抓经济”具体何去何从、中国对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世贸组织成员国的作用提出什么主张，都倍受国际社会的瞩目。还有，中国参与今年的峰会，是新一届国家领导人首次在重大国际场合出现、而且是在世界强国的首脑会议上出现。不管从哪方面看，中国参与今年的峰会，意义都是非同小可的。然而，对这个峰会，有两个误解，一个是认为峰会邀请中国是美国试图用该会议取代联合国；另一个误解，说那是“清谈馆”。详细说明这个重大战略发展和相关误解，需要许多文字，这里，仅就笔者个人所见所闻提出一个私人理解：中国参与峰会是政策磋商协调，不是搞会馆清谈。
七国首脑会议框架的出台
西方工业七国首脑会议，指的是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七个发达国家一年一度的国家首脑会议，旨在就彼此共同关注和全球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从国家领导最高层的角度做出政策磋商和协调。
上个世纪的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初期，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重建的发展和日本战后经济发展，改变了美国世界独强的局面，形成北美、西欧和日本三个地区工业发达国家彼此互相依赖的格局。其次，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迅速和成为新兴工业国家、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却越来越贫困，出现了全球范围的“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几乎没有彼此间的政策对话与协调，不但增加了国际冲突，而且加剧了“南北差距”的扩大。当时，石油出口国家组织了联合机构，就彼此的石油产量和价格做出统一行动，对全球能源供应提出了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金融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结构性的摩擦冲突，若不能做出政策协调与体系改革，就可能使整个世界贸易金融体制分崩离析。这些挑战，使全球结构性危机的威胁日益显著和增长。
面对全球危机，美国知名人士和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博士等人提出了“三边”思想：召集工业发达国家最有影响的各界人士开会，就全球面临的结构性危机讨论对策，就发达国家之间的国家政策磋商协调提出工作框架建议。布热津斯基博士的主张，得到了洛克菲勒、福兰克林和其它美国与西欧工业国家知名人士的支持，使得这个主张付诸实施。由于与会人士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而这些国家分别是北美、西欧和东亚三个地区，所以该会称为“三边”委员会，洛克菲勒担任了首任主席，布热津斯基博士担任了首任执行主任。尽管这个委员会是西方国家许多私人组织中的一个，但由于它所提供的政策建议富有战略意义、有前瞻性和可行性、而且都是经过非常深广而又非常专业化的讨论而提出的，所以，其政策建议经常被政府所重视和接纳。
经过许多努力，上述七国政府接纳了三边委员会政策建议的思想，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国家首脑会议。这个会议就一系列问题作出了七国之间的政策磋商和协调，例如利率、汇率、贸易和财政税务，等等。同时，会议还就全球问题提出了共识政策措施，例如，开展“南北对话”，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经济”差距，更充分地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调剂作用，对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支持世界银行对落后国家的优惠贷款，支持社会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必须跟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等等。冷战后，这个会议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政策协调内容，例如：国际社会更加互相依赖和全球化，信息技术普及和信息安全，等等。这些政策磋商协调，不但使发达国家有了一个解决彼此间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工作框架，而且，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政策支持，而这些政策的磋商协调和付诸实施，并不是联合国本身所能奏效的，有的甚至不在联合国本身的活动范围、工作方式和过程也不一样。可见，七国首脑会议框架既不是要取代联合国，也不是国家首脑没事闲聊天的“清谈馆”。
邀请中国参加峰会框架的出台
邀请中国七国首脑会议框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这个过程，美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或更确切地说，美中关系和中国自身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早在1960年代末期，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时期，乔治·福兰克林等美国一些战略策划人士就提出了与中国大陆建立直接对话来探讨关系正常化的考虑。他们认为，尽管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本身的事件，但对国际社会来说，它表明了中国不属于冷战对立的任何一方；中国是个大国，文化大革命动乱后，中国的发展势必给全球格局带来战略性的重大挑战；因此，把中国当作冷战对象或把中国拒绝于国际社会的大门之外，都是错误的。从那以后，那些战略策划人士就开始了各方面的积极推动活动，首先是推动了美国政府默认中国的联合国席位，然后是实现尼克松总统于1970年代初期访华，后来是卡特总统当局于1979年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在冷战高峰时期开始和实现的，因而，许多人以为，那是中美两国试图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反苏战略伙伴。于是乎，在太平洋两岸，就有了中国美国“谁更需要谁”的多次争论。对此，参与了两国关系正常化高层策划与实施、后来从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卸任的布热津斯基博士，在三边委员会的1984年报告《民主必须工作》中特别指明：由于冷战，中美两国试图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反苏战略伙伴，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确实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许多那样的事情，然而，从根本上来说，两国关系不是基于冷战，而是基于长期的全球发展的战略考虑；因此，美国和西方国家不能把中国仅仅看作是冷战的反苏战略伙伴，而应该把中国看作是更长期的全球发展的一个战略因素看待，应该把中国作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独立的和重要的战略力量看待。布热津斯基的这个见解，得到峰会国家朝野许多权威人士的认可和赞同。这就为以后邀请中国参与七国首脑会议奠定了成员国之间的基本共识。
然而，邀请中国参与峰会成为公开和成熟的政策，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情。十二年前左右，冷战结束，美国和西方不少人认为，中国正在取代前苏联，成为美国和西方的“头号敌人”。那个时候，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跑到美国的一些中国“精英”们，利用这个时机，跟美国和台湾的一些人士一起，全力鼓动美国跟中国敌对，其中使用最多的一个方法，是把人权和贸易挂钩。同时，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发表了《文明冲突》，提出一个见解：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主导，是中国儒家和伊斯兰联合来反对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这个颇有刺激性和诱惑性的见解，暂时填补了冷战后世界局势分析和战略思想的空白。当时的气氛，几乎是说一点美中两国发展合作关系的话，都有可能被看作是背叛美国国家原则、背叛自由民主和背叛人权原则。在中国方面，政府忙于国内的社会安定和克服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没有足够的时间顾及外交事务。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中美关系陷入了低谷。
就在两国关系被寒流笼罩的时候，洛克菲勒、福兰克林和布热津斯基等人，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美中关系的主张，他们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使中国潜在的世界战略力量变得越来越明显，全球格局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因此，美中关系不但不能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停滞，反而应该更深入广泛地发展；美国不但要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且应该邀请中国逐步参与七国首脑会议的工作框架。为此，布热津斯基撰文明确提出，七国首脑会议需要扩大，需要邀请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参加，形成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国家的首脑会议框架，在更广泛深入的多边合作水平来做最高领导层的政策磋商协调。为此，作为当时三边委员会北美负责人的福兰克林先生等人，做了大量的“后台”推动工作，其中包括邀请中国相关人士列席三边委员会年会等活动，以此来协助中国方面理解七国首脑会议工作框架。福兰克林先生是美国战略策划人士中的“元老”级人物之一，不少中国大众熟悉的美国外交家(例如基辛格等人)，是在福兰克林先生和他的同事的协助下成长起来的。福兰克林在“后台”经历了许多世界格局重组的重大事件，而在他去世前的一封信件中说，邀请中国参与七国首脑会议框架并为此做了些推动工作，是他经历中最有兴趣的事情之一。
由于这些大量推动工作，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及其对华事务班子做了政策调整，由原来的人权贸易挂钩政策猛地转到了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政策。然而，在邀请中国参与七国首脑会议一事上，克林顿当局的工作很不得力，以至于使中国方面的不少人士发生了误解，以为是美国要用峰会代替联合国。这个误解几乎使整个事情处于停滞状态。2000年以后，美国总统更替，邀请中国参与峰会的事情开始了新的努力；同时，非政府人士洛克菲勒和布热津斯基等人，也继续为此做了大量推动工作。到现在，中国参与峰会一事终于有了积极进展。
对于中国来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使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互相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广。经济、技术、文化、教育和国家与地区安全等各个领域的许多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下面仅仅是中国和峰会国家的几个经济数字：
中国和峰会国家的几个经济数字
-------------------------------------------
……………比例[1]………比例[2]………比例[3]
-------------------------------------------
中国大陆： 10.0 …………44.0 …………4.9
中国香港： 3.8…………242.8…………28.8
……法国： 1.9 …………49.4…………10.4
……德国： 1.5 …………57.6 …………5.4
…意大利： 1.6 …………43.5 …………3.6
……英国： 2.7 …………42.5…………12.7
……美国： 3.4 …………19.0 …………3.1
…加拿大： 3.1 …………70.1 …………9.6
……日本： 1.3 …………12.8 …………1.1
……俄国：–3.7 …………50.6 …………1.6
全球平均： 3.3 …………40.0 …………5.1
------------------------------------------
比例[1]：GDP增长率，为1990-2001年平均百分比。
比例[2]：贸易占GDP比例，为2001年平均百分比。
比例[3]：外资直接投资占GDP比例，为2001年平均百分比。
来源：世界银行年报，2003年。
跟峰会国家和世界平均数字对比，可以看到，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的GDP增长幅度最大。与此同时，中国的贸易占GDP比例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外资直接投资占GDP比例非常接近世界平均百分比，为4.9%，而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2%，十年左右翻了两翻。这两个比例都远高于发达国家美国，它们足以说明，“互相依赖”对中国的高幅度经济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或者说，中国甚至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更是个“互相依赖”的国家。在这种长期发展趋势下，中国参与峰会是非常有意义的、是有许多重要事情要做的，绝不是参与“清谈”。
总而言之，邀请中国参与峰会，并非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短期发展，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主要脉络，是世界格局的战略变化，是美中关系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发展。很明显，这样的国家首脑会议，绝不是一个国家首脑度假清谈的会馆。当然，在政策磋商协调中，可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争论，有的会议还可能无法达到共识或结论。比如，就信息安全召开的峰会，由于相关的科学技术和全球格局变化还不成熟，就没有达到共识和结论。那是正常的。没有结论，并非就是清谈。如果已经有了共识或结论，就不需要开会了。笔者认为，尽管中国还是一个奔向“全面小康”的发展中国家，然而，能应邀参加峰会，那就不但充分证明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增长的战略地位，而且证明了中国能够而且愿意尽到自己的大国责任，说明中国正在从历时数十年的自我发展开始转向更积极的国际作为。中国的参与，不但会得到美国等峰会国家的欢迎，而且，也会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赞赏。经过多年坎坷，邀请中国参与七国首脑会议(G7，现为G8)框架和中国作出积极回应，终于有可能成为现实。这对中国、对美国和西方、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发展。这次高峰会议，是在伊拉克战争刚结束和中东重建的前夕召开的；是在全球反恐进入新阶段的时候召开的；是在全球防治萨斯病毒重要阶段召开的，而中国是全球的“重灾区”和防治战役的重要“战场”；这次峰会，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和需要战略转折的时候召开的，而中国的“一手抓防治、一手抓经济”具体何去何从、中国对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世贸组织成员国的作用提出什么主张，都倍受国际社会的瞩目。还有，中国参与今年的峰会，是新一届国家领导人首次在重大国际场合出现、而且是在世界强国的首脑会议上出现。不管从哪方面看，中国参与今年的峰会，意义都是非同小可的。然而，对这个峰会，有两个误解，一个是认为峰会邀请中国是美国试图用该会议取代联合国；另一个误解，说那是“清谈馆”。详细说明这个重大战略发展和相关误解，需要许多文字，这里，仅就笔者个人所见所闻提出一个私人理解：中国参与峰会是政策磋商协调，不是搞会馆清谈。
七国首脑会议框架的出台
西方工业七国首脑会议，指的是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七个发达国家一年一度的国家首脑会议，旨在就彼此共同关注和全球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从国家领导最高层的角度做出政策磋商和协调。
上个世纪的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初期，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重建的发展和日本战后经济发展，改变了美国世界独强的局面，形成北美、西欧和日本三个地区工业发达国家彼此互相依赖的格局。其次，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迅速和成为新兴工业国家、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却越来越贫困，出现了全球范围的“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几乎没有彼此间的政策对话与协调，不但增加了国际冲突，而且加剧了“南北差距”的扩大。当时，石油出口国家组织了联合机构，就彼此的石油产量和价格做出统一行动，对全球能源供应提出了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金融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结构性的摩擦冲突，若不能做出政策协调与体系改革，就可能使整个世界贸易金融体制分崩离析。这些挑战，使全球结构性危机的威胁日益显著和增长。
面对全球危机，美国知名人士和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博士等人提出了“三边”思想：召集工业发达国家最有影响的各界人士开会，就全球面临的结构性危机讨论对策，就发达国家之间的国家政策磋商协调提出工作框架建议。布热津斯基博士的主张，得到了洛克菲勒、福兰克林和其它美国与西欧工业国家知名人士的支持，使得这个主张付诸实施。由于与会人士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而这些国家分别是北美、西欧和东亚三个地区，所以该会称为“三边”委员会，洛克菲勒担任了首任主席，布热津斯基博士担任了首任执行主任。尽管这个委员会是西方国家许多私人组织中的一个，但由于它所提供的政策建议富有战略意义、有前瞻性和可行性、而且都是经过非常深广而又非常专业化的讨论而提出的，所以，其政策建议经常被政府所重视和接纳。
经过许多努力，上述七国政府接纳了三边委员会政策建议的思想，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国家首脑会议。这个会议就一系列问题作出了七国之间的政策磋商和协调，例如利率、汇率、贸易和财政税务，等等。同时，会议还就全球问题提出了共识政策措施，例如，开展“南北对话”，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经济”差距，更充分地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调剂作用，对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支持世界银行对落后国家的优惠贷款，支持社会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必须跟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等等。冷战后，这个会议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政策协调内容，例如：国际社会更加互相依赖和全球化，信息技术普及和信息安全，等等。这些政策磋商协调，不但使发达国家有了一个解决彼此间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工作框架，而且，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政策支持，而这些政策的磋商协调和付诸实施，并不是联合国本身所能奏效的，有的甚至不在联合国本身的活动范围、工作方式和过程也不一样。可见，七国首脑会议框架既不是要取代联合国，也不是国家首脑没事闲聊天的“清谈馆”。
邀请中国参加峰会框架的出台
邀请中国七国首脑会议框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这个过程，美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或更确切地说，美中关系和中国自身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早在1960年代末期，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时期，乔治·福兰克林等美国一些战略策划人士就提出了与中国大陆建立直接对话来探讨关系正常化的考虑。他们认为，尽管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本身的事件，但对国际社会来说，它表明了中国不属于冷战对立的任何一方；中国是个大国，文化大革命动乱后，中国的发展势必给全球格局带来战略性的重大挑战；因此，把中国当作冷战对象或把中国拒绝于国际社会的大门之外，都是错误的。从那以后，那些战略策划人士就开始了各方面的积极推动活动，首先是推动了美国政府默认中国的联合国席位，然后是实现尼克松总统于1970年代初期访华，后来是卡特总统当局于1979年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在冷战高峰时期开始和实现的，因而，许多人以为，那是中美两国试图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反苏战略伙伴。于是乎，在太平洋两岸，就有了中国美国“谁更需要谁”的多次争论。对此，参与了两国关系正常化高层策划与实施、后来从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卸任的布热津斯基博士，在三边委员会的1984年报告《民主必须工作》中特别指明：由于冷战，中美两国试图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反苏战略伙伴，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确实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许多那样的事情，然而，从根本上来说，两国关系不是基于冷战，而是基于长期的全球发展的战略考虑；因此，美国和西方国家不能把中国仅仅看作是冷战的反苏战略伙伴，而应该把中国看作是更长期的全球发展的一个战略因素看待，应该把中国作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独立的和重要的战略力量看待。布热津斯基的这个见解，得到峰会国家朝野许多权威人士的认可和赞同。这就为以后邀请中国参与七国首脑会议奠定了成员国之间的基本共识。
然而，邀请中国参与峰会成为公开和成熟的政策，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情。十二年前左右，冷战结束，美国和西方不少人认为，中国正在取代前苏联，成为美国和西方的“头号敌人”。那个时候，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跑到美国的一些中国“精英”们，利用这个时机，跟美国和台湾的一些人士一起，全力鼓动美国跟中国敌对，其中使用最多的一个方法，是把人权和贸易挂钩。同时，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发表了《文明冲突》，提出一个见解：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主导，是中国儒家和伊斯兰联合来反对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这个颇有刺激性和诱惑性的见解，暂时填补了冷战后世界局势分析和战略思想的空白。当时的气氛，几乎是说一点美中两国发展合作关系的话，都有可能被看作是背叛美国国家原则、背叛自由民主和背叛人权原则。在中国方面，政府忙于国内的社会安定和克服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没有足够的时间顾及外交事务。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中美关系陷入了低谷。
就在两国关系被寒流笼罩的时候，洛克菲勒、福兰克林和布热津斯基等人，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美中关系的主张，他们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使中国潜在的世界战略力量变得越来越明显，全球格局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因此，美中关系不但不能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停滞，反而应该更深入广泛地发展；美国不但要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且应该邀请中国逐步参与七国首脑会议的工作框架。为此，布热津斯基撰文明确提出，七国首脑会议需要扩大，需要邀请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参加，形成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国家的首脑会议框架，在更广泛深入的多边合作水平来做最高领导层的政策磋商协调。为此，作为当时三边委员会北美负责人的福兰克林先生等人，做了大量的“后台”推动工作，其中包括邀请中国相关人士列席三边委员会年会等活动，以此来协助中国方面理解七国首脑会议工作框架。福兰克林先生是美国战略策划人士中的“元老”级人物之一，不少中国大众熟悉的美国外交家(例如基辛格等人)，是在福兰克林先生和他的同事的协助下成长起来的。福兰克林在“后台”经历了许多世界格局重组的重大事件，而在他去世前的一封信件中说，邀请中国参与七国首脑会议框架并为此做了些推动工作，是他经历中最有兴趣的事情之一。
由于这些大量推动工作，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及其对华事务班子做了政策调整，由原来的人权贸易挂钩政策猛地转到了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政策。然而，在邀请中国参与七国首脑会议一事上，克林顿当局的工作很不得力，以至于使中国方面的不少人士发生了误解，以为是美国要用峰会代替联合国。这个误解几乎使整个事情处于停滞状态。2000年以后，美国总统更替，邀请中国参与峰会的事情开始了新的努力；同时，非政府人士洛克菲勒和布热津斯基等人，也继续为此做了大量推动工作。到现在，中国参与峰会一事终于有了积极进展。
对于中国来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使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互相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广。经济、技术、文化、教育和国家与地区安全等各个领域的许多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下面仅仅是中国和峰会国家的几个经济数字：
中国和峰会国家的几个经济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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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1]………比例[2]………比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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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 10.0 …………44.0 …………4.9
中国香港： 3.8…………242.8…………28.8
……法国： 1.9 …………49.4…………10.4
……德国： 1.5 …………57.6 …………5.4
…意大利： 1.6 …………43.5 …………3.6
……英国： 2.7 …………42.5…………12.7
……美国： 3.4 …………19.0 …………3.1
…加拿大： 3.1 …………70.1 …………9.6
……日本： 1.3 …………12.8 …………1.1
……俄国：–3.7 …………50.6 …………1.6
全球平均： 3.3 …………40.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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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1]：GDP增长率，为1990-2001年平均百分比。
比例[2]：贸易占GDP比例，为2001年平均百分比。
比例[3]：外资直接投资占GDP比例，为2001年平均百分比。
来源：世界银行年报，2003年。
跟峰会国家和世界平均数字对比，可以看到，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的GDP增长幅度最大。与此同时，中国的贸易占GDP比例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外资直接投资占GDP比例非常接近世界平均百分比，为4.9%，而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2%，十年左右翻了两翻。这两个比例都远高于发达国家美国，它们足以说明，“互相依赖”对中国的高幅度经济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或者说，中国甚至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更是个“互相依赖”的国家。在这种长期发展趋势下，中国参与峰会是非常有意义的、是有许多重要事情要做的，绝不是参与“清谈”。
总而言之，邀请中国参与峰会，并非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短期发展，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主要脉络，是世界格局的战略变化，是美中关系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发展。很明显，这样的国家首脑会议，绝不是一个国家首脑度假清谈的会馆。当然，在政策磋商协调中，可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争论，有的会议还可能无法达到共识或结论。比如，就信息安全召开的峰会，由于相关的科学技术和全球格局变化还不成熟，就没有达到共识和结论。那是正常的。没有结论，并非就是清谈。如果已经有了共识或结论，就不需要开会了。笔者认为，尽管中国还是一个奔向“全面小康”的发展中国家，然而，能应邀参加峰会，那就不但充分证明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增长的战略地位，而且证明了中国能够而且愿意尽到自己的大国责任，说明中国正在从历时数十年的自我发展开始转向更积极的国际作为。中国的参与，不但会得到美国等峰会国家的欢迎，而且，也会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赞赏。
七国首脑会议框架的出台
西方工业七国首脑会议，指的是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七个发达国家一年一度的国家首脑会议，旨在就彼此共同关注和全球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从国家领导最高层的角度做出政策磋商和协调。
上个世纪的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初期，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重建的发展和日本战后经济发展，改变了美国世界独强的局面，形成北美、西欧和日本三个地区工业发达国家彼此互相依赖的格局。其次，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迅速和成为新兴工业国家、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却越来越贫困，出现了全球范围的“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几乎没有彼此间的政策对话与协调，不但增加了国际冲突，而且加剧了“南北差距”的扩大。当时，石油出口国家组织了联合机构，就彼此的石油产量和价格做出统一行动，对全球能源供应提出了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金融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结构性的摩擦冲突，若不能做出政策协调与体系改革，就可能使整个世界贸易金融体制分崩离析。这些挑战，使全球结构性危机的威胁日益显著和增长。
面对全球危机，美国知名人士和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博士等人提出了“三边”思想：召集工业发达国家最有影响的各界人士开会，就全球面临的结构性危机讨论对策，就发达国家之间的国家政策磋商协调提出工作框架建议。布热津斯基博士的主张，得到了洛克菲勒、福兰克林和其它美国与西欧工业国家知名人士的支持，使得这个主张付诸实施。由于与会人士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而这些国家分别是北美、西欧和东亚三个地区，所以该会称为“三边”委员会，洛克菲勒担任了首任主席，布热津斯基博士担任了首任执行主任。尽管这个委员会是西方国家许多私人组织中的一个，但由于它所提供的政策建议富有战略意义、有前瞻性和可行性、而且都是经过非常深广而又非常专业化的讨论而提出的，所以，其政策建议经常被政府所重视和接纳。
经过许多努力，上述七国政府接纳了三边委员会政策建议的思想，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国家首脑会议。这个会议就一系列问题作出了七国之间的政策磋商和协调，例如利率、汇率、贸易和财政税务，等等。同时，会议还就全球问题提出了共识政策措施，例如，开展“南北对话”，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经济”差距，更充分地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调剂作用，对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支持世界银行对落后国家的优惠贷款，支持社会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必须跟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等等。冷战后，这个会议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政策协调内容，例如：国际社会更加互相依赖和全球化，信息技术普及和信息安全，等等。这些政策磋商协调，不但使发达国家有了一个解决彼此间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工作框架，而且，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政策支持，而这些政策的磋商协调和付诸实施，并不是联合国本身所能奏效的，有的甚至不在联合国本身的活动范围、工作方式和过程也不一样。可见，七国首脑会议框架既不是要取代联合国，也不是国家首脑没事闲聊天的“清谈馆”。
邀请中国参加峰会框架的出台
邀请中国七国首脑会议框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这个过程，美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或更确切地说，美中关系和中国自身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早在1960年代末期，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时期，乔治·福兰克林等美国一些战略策划人士就提出了与中国大陆建立直接对话来探讨关系正常化的考虑。他们认为，尽管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本身的事件，但对国际社会来说，它表明了中国不属于冷战对立的任何一方；中国是个大国，文化大革命动乱后，中国的发展势必给全球格局带来战略性的重大挑战；因此，把中国当作冷战对象或把中国拒绝于国际社会的大门之外，都是错误的。从那以后，那些战略策划人士就开始了各方面的积极推动活动，首先是推动了美国政府默认中国的联合国席位，然后是实现尼克松总统于1970年代初期访华，后来是卡特总统当局于1979年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在冷战高峰时期开始和实现的，因而，许多人以为，那是中美两国试图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反苏战略伙伴。于是乎，在太平洋两岸，就有了中国美国“谁更需要谁”的多次争论。对此，参与了两国关系正常化高层策划与实施、后来从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卸任的布热津斯基博士，在三边委员会的1984年报告《民主必须工作》中特别指明：由于冷战，中美两国试图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反苏战略伙伴，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确实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许多那样的事情，然而，从根本上来说，两国关系不是基于冷战，而是基于长期的全球发展的战略考虑；因此，美国和西方国家不能把中国仅仅看作是冷战的反苏战略伙伴，而应该把中国看作是更长期的全球发展的一个战略因素看待，应该把中国作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独立的和重要的战略力量看待。布热津斯基的这个见解，得到峰会国家朝野许多权威人士的认可和赞同。这就为以后邀请中国参与七国首脑会议奠定了成员国之间的基本共识。
然而，邀请中国参与峰会成为公开和成熟的政策，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情。十二年前左右，冷战结束，美国和西方不少人认为，中国正在取代前苏联，成为美国和西方的“头号敌人”。那个时候，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跑到美国的一些中国“精英”们，利用这个时机，跟美国和台湾的一些人士一起，全力鼓动美国跟中国敌对，其中使用最多的一个方法，是把人权和贸易挂钩。同时，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发表了《文明冲突》，提出一个见解：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主导，是中国儒家和伊斯兰联合来反对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这个颇有刺激性和诱惑性的见解，暂时填补了冷战后世界局势分析和战略思想的空白。当时的气氛，几乎是说一点美中两国发展合作关系的话，都有可能被看作是背叛美国国家原则、背叛自由民主和背叛人权原则。在中国方面，政府忙于国内的社会安定和克服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没有足够的时间顾及外交事务。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中美关系陷入了低谷。
就在两国关系被寒流笼罩的时候，洛克菲勒、福兰克林和布热津斯基等人，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美中关系的主张，他们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使中国潜在的世界战略力量变得越来越明显，全球格局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因此，美中关系不但不能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停滞，反而应该更深入广泛地发展；美国不但要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且应该邀请中国逐步参与七国首脑会议的工作框架。为此，布热津斯基撰文明确提出，七国首脑会议需要扩大，需要邀请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参加，形成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国家的首脑会议框架，在更广泛深入的多边合作水平来做最高领导层的政策磋商协调。为此，作为当时三边委员会北美负责人的福兰克林先生等人，做了大量的“后台”推动工作，其中包括邀请中国相关人士列席三边委员会年会等活动，以此来协助中国方面理解七国首脑会议工作框架。福兰克林先生是美国战略策划人士中的“元老”级人物之一，不少中国大众熟悉的美国外交家(例如基辛格等人)，是在福兰克林先生和他的同事的协助下成长起来的。福兰克林在“后台”经历了许多世界格局重组的重大事件，而在他去世前的一封信件中说，邀请中国参与七国首脑会议框架并为此做了些推动工作，是他经历中最有兴趣的事情之一。
由于这些大量推动工作，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及其对华事务班子做了政策调整，由原来的人权贸易挂钩政策猛地转到了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政策。然而，在邀请中国参与七国首脑会议一事上，克林顿当局的工作很不得力，以至于使中国方面的不少人士发生了误解，以为是美国要用峰会代替联合国。这个误解几乎使整个事情处于停滞状态。2000年以后，美国总统更替，邀请中国参与峰会的事情开始了新的努力；同时，非政府人士洛克菲勒和布热津斯基等人，也继续为此做了大量推动工作。到现在，中国参与峰会一事终于有了积极进展。
对于中国来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使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互相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广。经济、技术、文化、教育和国家与地区安全等各个领域的许多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下面仅仅是中国和峰会国家的几个经济数字：
中国和峰会国家的几个经济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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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1]………比例[2]………比例[3]
-------------------------------------------
中国大陆： 10.0 …………44.0 …………4.9
中国香港： 3.8…………242.8…………28.8
……法国： 1.9 …………49.4…………10.4
……德国： 1.5 …………57.6 …………5.4
…意大利： 1.6 …………43.5 …………3.6
……英国： 2.7 …………42.5…………12.7
……美国： 3.4 …………19.0 …………3.1
…加拿大： 3.1 …………70.1 …………9.6
……日本： 1.3 …………12.8 …………1.1
……俄国：–3.7 …………50.6 …………1.6
全球平均： 3.3 …………40.0 …………5.1
------------------------------------------
比例[1]：GDP增长率，为1990-2001年平均百分比。
比例[2]：贸易占GDP比例，为2001年平均百分比。
比例[3]：外资直接投资占GDP比例，为2001年平均百分比。
来源：世界银行年报，2003年。
跟峰会国家和世界平均数字对比，可以看到，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的GDP增长幅度最大。与此同时，中国的贸易占GDP比例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外资直接投资占GDP比例非常接近世界平均百分比，为4.9%，而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2%，十年左右翻了两翻。这两个比例都远高于发达国家美国，它们足以说明，“互相依赖”对中国的高幅度经济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或者说，中国甚至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更是个“互相依赖”的国家。在这种长期发展趋势下，中国参与峰会是非常有意义的、是有许多重要事情要做的，绝不是参与“清谈”。
总而言之，邀请中国参与峰会，并非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短期发展，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主要脉络，是世界格局的战略变化，是美中关系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发展。很明显，这样的国家首脑会议，绝不是一个国家首脑度假清谈的会馆。当然，在政策磋商协调中，可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争论，有的会议还可能无法达到共识或结论。比如，就信息安全召开的峰会，由于相关的科学技术和全球格局变化还不成熟，就没有达到共识和结论。那是正常的。没有结论，并非就是清谈。如果已经有了共识或结论，就不需要开会了。笔者认为，尽管中国还是一个奔向“全面小康”的发展中国家，然而，能应邀参加峰会，那就不但充分证明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增长的战略地位，而且证明了中国能够而且愿意尽到自己的大国责任，说明中国正在从历时数十年的自我发展开始转向更积极的国际作为。中国的参与，不但会得到美国等峰会国家的欢迎，而且，也会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赞赏。经过多年坎坷，邀请中国参与七国首脑会议(G7，现为G8)框架和中国作出积极回应，终于有可能成为现实。这对中国、对美国和西方、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发展。这次高峰会议，是在伊拉克战争刚结束和中东重建的前夕召开的；是在全球反恐进入新阶段的时候召开的；是在全球防治萨斯病毒重要阶段召开的，而中国是全球的“重灾区”和防治战役的重要“战场”；这次峰会，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和需要战略转折的时候召开的，而中国的“一手抓防治、一手抓经济”具体何去何从、中国对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世贸组织成员国的作用提出什么主张，都倍受国际社会的瞩目。还有，中国参与今年的峰会，是新一届国家领导人首次在重大国际场合出现、而且是在世界强国的首脑会议上出现。不管从哪方面看，中国参与今年的峰会，意义都是非同小可的。然而，对这个峰会，有两个误解，一个是认为峰会邀请中国是美国试图用该会议取代联合国；另一个误解，说那是“清谈馆”。详细说明这个重大战略发展和相关误解，需要许多文字，这里，仅就笔者个人所见所闻提出一个私人理解：中国参与峰会是政策磋商协调，不是搞会馆清谈。
七国首脑会议框架的出台
西方工业七国首脑会议，指的是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七个发达国家一年一度的国家首脑会议，旨在就彼此共同关注和全球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从国家领导最高层的角度做出政策磋商和协调。
上个世纪的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初期，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重建的发展和日本战后经济发展，改变了美国世界独强的局面，形成北美、西欧和日本三个地区工业发达国家彼此互相依赖的格局。其次，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迅速和成为新兴工业国家、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却越来越贫困，出现了全球范围的“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几乎没有彼此间的政策对话与协调，不但增加了国际冲突，而且加剧了“南北差距”的扩大。当时，石油出口国家组织了联合机构，就彼此的石油产量和价格做出统一行动，对全球能源供应提出了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金融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结构性的摩擦冲突，若不能做出政策协调与体系改革，就可能使整个世界贸易金融体制分崩离析。这些挑战，使全球结构性危机的威胁日益显著和增长。
面对全球危机，美国知名人士和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博士等人提出了“三边”思想：召集工业发达国家最有影响的各界人士开会，就全球面临的结构性危机讨论对策，就发达国家之间的国家政策磋商协调提出工作框架建议。布热津斯基博士的主张，得到了洛克菲勒、福兰克林和其它美国与西欧工业国家知名人士的支持，使得这个主张付诸实施。由于与会人士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而这些国家分别是北美、西欧和东亚三个地区，所以该会称为“三边”委员会，洛克菲勒担任了首任主席，布热津斯基博士担任了首任执行主任。尽管这个委员会是西方国家许多私人组织中的一个，但由于它所提供的政策建议富有战略意义、有前瞻性和可行性、而且都是经过非常深广而又非常专业化的讨论而提出的，所以，其政策建议经常被政府所重视和接纳。
经过许多努力，上述七国政府接纳了三边委员会政策建议的思想，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国家首脑会议。这个会议就一系列问题作出了七国之间的政策磋商和协调，例如利率、汇率、贸易和财政税务，等等。同时，会议还就全球问题提出了共识政策措施，例如，开展“南北对话”，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经济”差距，更充分地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调剂作用，对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支持世界银行对落后国家的优惠贷款，支持社会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必须跟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等等。冷战后，这个会议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政策协调内容，例如：国际社会更加互相依赖和全球化，信息技术普及和信息安全，等等。这些政策磋商协调，不但使发达国家有了一个解决彼此间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工作框架，而且，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政策支持，而这些政策的磋商协调和付诸实施，并不是联合国本身所能奏效的，有的甚至不在联合国本身的活动范围、工作方式和过程也不一样。可见，七国首脑会议框架既不是要取代联合国，也不是国家首脑没事闲聊天的“清谈馆”。
邀请中国参加峰会框架的出台
邀请中国七国首脑会议框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这个过程，美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或更确切地说，美中关系和中国自身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早在1960年代末期，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时期，乔治·福兰克林等美国一些战略策划人士就提出了与中国大陆建立直接对话来探讨关系正常化的考虑。他们认为，尽管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本身的事件，但对国际社会来说，它表明了中国不属于冷战对立的任何一方；中国是个大国，文化大革命动乱后，中国的发展势必给全球格局带来战略性的重大挑战；因此，把中国当作冷战对象或把中国拒绝于国际社会的大门之外，都是错误的。从那以后，那些战略策划人士就开始了各方面的积极推动活动，首先是推动了美国政府默认中国的联合国席位，然后是实现尼克松总统于1970年代初期访华，后来是卡特总统当局于1979年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在冷战高峰时期开始和实现的，因而，许多人以为，那是中美两国试图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反苏战略伙伴。于是乎，在太平洋两岸，就有了中国美国“谁更需要谁”的多次争论。对此，参与了两国关系正常化高层策划与实施、后来从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卸任的布热津斯基博士，在三边委员会的1984年报告《民主必须工作》中特别指明：由于冷战，中美两国试图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反苏战略伙伴，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确实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许多那样的事情，然而，从根本上来说，两国关系不是基于冷战，而是基于长期的全球发展的战略考虑；因此，美国和西方国家不能把中国仅仅看作是冷战的反苏战略伙伴，而应该把中国看作是更长期的全球发展的一个战略因素看待，应该把中国作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独立的和重要的战略力量看待。布热津斯基的这个见解，得到峰会国家朝野许多权威人士的认可和赞同。这就为以后邀请中国参与七国首脑会议奠定了成员国之间的基本共识。
然而，邀请中国参与峰会成为公开和成熟的政策，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情。十二年前左右，冷战结束，美国和西方不少人认为，中国正在取代前苏联，成为美国和西方的“头号敌人”。那个时候，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跑到美国的一些中国“精英”们，利用这个时机，跟美国和台湾的一些人士一起，全力鼓动美国跟中国敌对，其中使用最多的一个方法，是把人权和贸易挂钩。同时，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发表了《文明冲突》，提出一个见解：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主导，是中国儒家和伊斯兰联合来反对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这个颇有刺激性和诱惑性的见解，暂时填补了冷战后世界局势分析和战略思想的空白。当时的气氛，几乎是说一点美中两国发展合作关系的话，都有可能被看作是背叛美国国家原则、背叛自由民主和背叛人权原则。在中国方面，政府忙于国内的社会安定和克服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没有足够的时间顾及外交事务。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中美关系陷入了低谷。
就在两国关系被寒流笼罩的时候，洛克菲勒、福兰克林和布热津斯基等人，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美中关系的主张，他们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使中国潜在的世界战略力量变得越来越明显，全球格局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因此，美中关系不但不能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停滞，反而应该更深入广泛地发展；美国不但要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且应该邀请中国逐步参与七国首脑会议的工作框架。为此，布热津斯基撰文明确提出，七国首脑会议需要扩大，需要邀请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参加，形成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国家的首脑会议框架，在更广泛深入的多边合作水平来做最高领导层的政策磋商协调。为此，作为当时三边委员会北美负责人的福兰克林先生等人，做了大量的“后台”推动工作，其中包括邀请中国相关人士列席三边委员会年会等活动，以此来协助中国方面理解七国首脑会议工作框架。福兰克林先生是美国战略策划人士中的“元老”级人物之一，不少中国大众熟悉的美国外交家(例如基辛格等人)，是在福兰克林先生和他的同事的协助下成长起来的。福兰克林在“后台”经历了许多世界格局重组的重大事件，而在他去世前的一封信件中说，邀请中国参与七国首脑会议框架并为此做了些推动工作，是他经历中最有兴趣的事情之一。
由于这些大量推动工作，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及其对华事务班子做了政策调整，由原来的人权贸易挂钩政策猛地转到了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政策。然而，在邀请中国参与七国首脑会议一事上，克林顿当局的工作很不得力，以至于使中国方面的不少人士发生了误解，以为是美国要用峰会代替联合国。这个误解几乎使整个事情处于停滞状态。2000年以后，美国总统更替，邀请中国参与峰会的事情开始了新的努力；同时，非政府人士洛克菲勒和布热津斯基等人，也继续为此做了大量推动工作。到现在，中国参与峰会一事终于有了积极进展。
对于中国来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使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互相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广。经济、技术、文化、教育和国家与地区安全等各个领域的许多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下面仅仅是中国和峰会国家的几个经济数字：
中国和峰会国家的几个经济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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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1]………比例[2]………比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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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 10.0 …………44.0 …………4.9
中国香港： 3.8…………242.8…………28.8
……法国： 1.9 …………49.4…………10.4
……德国： 1.5 …………57.6 …………5.4
…意大利： 1.6 …………43.5 …………3.6
……英国： 2.7 …………42.5…………12.7
……美国： 3.4 …………19.0 …………3.1
…加拿大： 3.1 …………70.1 …………9.6
……日本： 1.3 …………12.8 …………1.1
……俄国：–3.7 …………50.6 …………1.6
全球平均： 3.3 …………40.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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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1]：GDP增长率，为1990-2001年平均百分比。
比例[2]：贸易占GDP比例，为2001年平均百分比。
比例[3]：外资直接投资占GDP比例，为2001年平均百分比。
来源：世界银行年报，2003年。
跟峰会国家和世界平均数字对比，可以看到，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的GDP增长幅度最大。与此同时，中国的贸易占GDP比例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外资直接投资占GDP比例非常接近世界平均百分比，为4.9%，而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2%，十年左右翻了两翻。这两个比例都远高于发达国家美国，它们足以说明，“互相依赖”对中国的高幅度经济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或者说，中国甚至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更是个“互相依赖”的国家。在这种长期发展趋势下，中国参与峰会是非常有意义的、是有许多重要事情要做的，绝不是参与“清谈”。
总而言之，邀请中国参与峰会，并非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短期发展，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主要脉络，是世界格局的战略变化，是美中关系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发展。很明显，这样的国家首脑会议，绝不是一个国家首脑度假清谈的会馆。当然，在政策磋商协调中，可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争论，有的会议还可能无法达到共识或结论。比如，就信息安全召开的峰会，由于相关的科学技术和全球格局变化还不成熟，就没有达到共识和结论。那是正常的。没有结论，并非就是清谈。如果已经有了共识或结论，就不需要开会了。笔者认为，尽管中国还是一个奔向“全面小康”的发展中国家，然而，能应邀参加峰会，那就不但充分证明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增长的战略地位，而且证明了中国能够而且愿意尽到自己的大国责任，说明中国正在从历时数十年的自我发展开始转向更积极的国际作为。中国的参与，不但会得到美国等峰会国家的欢迎，而且，也会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