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专家吁防中小国家过度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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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专家吁防中小国家过度依赖

2011年12月26日  来源:解放日报 


  中国如何在变局中把握战略机遇

  主持人:本报记者 洪俊杰

  嘉 宾:杨成绪(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原主任)

  黄仁伟(上海社科院副院长)

  力量对比正在变化

  记者: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就当前国际形势而言,中央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黄仁伟:我觉得五点可供参考。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出现结构性危机,这场危机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西方经济复苏。世界经济走势正发生变化,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承担的经济增量越来越大。同时,西方对中国的依赖度进一步加深,从过去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延伸至对中国资金的依赖,这种依赖已成为西方经济生存、财政运作的一个必要条件。西方需要很长时间来调整经济结构,在这期间很难脱离中国市场。这个基本方向不会变,经济形势的变化将决定其他变化。

  第二,关于全球治理的各项议题,中国所承担的责任、拥有的话语权在上升。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从过去体系外走入体系内,现在又从体系边缘走到体系中心;从过去不具有话语权到具有话语权,而如今拥有越来越重的话语权,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国际地位。当前最重要的全球治理议题有哪些?一个是货币金融,即美元、欧元、人民币几大货币间的关系;另一个是对全球资金的管理,即对融资、资金流向、金融工具的管理。这两个话题,之前西方是治理者,现在沦为治理对象,而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担当的角色愈发重要。此外,关于开发低碳与新能源技术,西方由于财政困难,因此退缩不前,而中国在这一议题上却更加坚定。

  第三,当前中国周边环境进入较为有利的新阶段。由于亚洲的重要性空前提高,几乎所有大国都把战略重点移向亚洲,而这种“提高”恰恰是以中国为龙头所带动的。亚洲蕴藏着以中国崛起带动亚洲崛起的战略机遇,各个大国向亚洲集聚是为了抢占亚洲的战略机遇,而不是要在亚洲打一仗。确实,现在有些周边国家表现出对美国的“依赖”,这不足为奇,因为一个国家越是在经济上依赖某国,就越想在政治上从他国处得到平衡。但这种时间不会维持太长,因为美国经济本身也依赖中国、依赖亚洲,不可能为一点小争端就把整个亚洲发展的势头打断。因此,在亚洲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两元结构中,中国的地缘经济优势越来越突出,而这一优势终将逐渐转化为地缘政治优势。

  第四,中国在中东、非洲、拉美、中亚等地区拥有更大的战略空间。全球金融危机使这些地区对美欧的依赖度下降;而美国在全球战略收缩、重点转向亚太的同时,它在更多地区的影响力与控制力都在减弱。中国与这些地区国家开展广泛、深入的政治经济交往,所获得的战略周旋、迂回空间远比之前宽阔。因此,不能因为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存在争端,就误认为中国陷入战略被动。

  第五,目前,中国“软实力”处在上升阶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在全世界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下,中国以“和”为核心的价值观,变得非常有意义、有必要。当前,西方在经济上受到极大困难,他们寄希望于借助价值观、文化上的“软实力”,向发展中国家发起攻势。应该看到,一国“软实力”下降速度通常是慢于“硬实力”的,因此西方在“软实力”方面仍有优势,给人以中国被压制的感觉。其实,这是力量变化中的一个阶段,综合力量对比正在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12-26/3559852.shtml中国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专家吁防中小国家过度依赖

2011年12月26日  来源:解放日报 


  中国如何在变局中把握战略机遇

  主持人:本报记者 洪俊杰

  嘉 宾:杨成绪(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原主任)

  黄仁伟(上海社科院副院长)

  力量对比正在变化

  记者: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就当前国际形势而言,中央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黄仁伟:我觉得五点可供参考。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出现结构性危机,这场危机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西方经济复苏。世界经济走势正发生变化,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承担的经济增量越来越大。同时,西方对中国的依赖度进一步加深,从过去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延伸至对中国资金的依赖,这种依赖已成为西方经济生存、财政运作的一个必要条件。西方需要很长时间来调整经济结构,在这期间很难脱离中国市场。这个基本方向不会变,经济形势的变化将决定其他变化。

  第二,关于全球治理的各项议题,中国所承担的责任、拥有的话语权在上升。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从过去体系外走入体系内,现在又从体系边缘走到体系中心;从过去不具有话语权到具有话语权,而如今拥有越来越重的话语权,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国际地位。当前最重要的全球治理议题有哪些?一个是货币金融,即美元、欧元、人民币几大货币间的关系;另一个是对全球资金的管理,即对融资、资金流向、金融工具的管理。这两个话题,之前西方是治理者,现在沦为治理对象,而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担当的角色愈发重要。此外,关于开发低碳与新能源技术,西方由于财政困难,因此退缩不前,而中国在这一议题上却更加坚定。

  第三,当前中国周边环境进入较为有利的新阶段。由于亚洲的重要性空前提高,几乎所有大国都把战略重点移向亚洲,而这种“提高”恰恰是以中国为龙头所带动的。亚洲蕴藏着以中国崛起带动亚洲崛起的战略机遇,各个大国向亚洲集聚是为了抢占亚洲的战略机遇,而不是要在亚洲打一仗。确实,现在有些周边国家表现出对美国的“依赖”,这不足为奇,因为一个国家越是在经济上依赖某国,就越想在政治上从他国处得到平衡。但这种时间不会维持太长,因为美国经济本身也依赖中国、依赖亚洲,不可能为一点小争端就把整个亚洲发展的势头打断。因此,在亚洲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两元结构中,中国的地缘经济优势越来越突出,而这一优势终将逐渐转化为地缘政治优势。

  第四,中国在中东、非洲、拉美、中亚等地区拥有更大的战略空间。全球金融危机使这些地区对美欧的依赖度下降;而美国在全球战略收缩、重点转向亚太的同时,它在更多地区的影响力与控制力都在减弱。中国与这些地区国家开展广泛、深入的政治经济交往,所获得的战略周旋、迂回空间远比之前宽阔。因此,不能因为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存在争端,就误认为中国陷入战略被动。

  第五,目前,中国“软实力”处在上升阶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在全世界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下,中国以“和”为核心的价值观,变得非常有意义、有必要。当前,西方在经济上受到极大困难,他们寄希望于借助价值观、文化上的“软实力”,向发展中国家发起攻势。应该看到,一国“软实力”下降速度通常是慢于“硬实力”的,因此西方在“软实力”方面仍有优势,给人以中国被压制的感觉。其实,这是力量变化中的一个阶段,综合力量对比正在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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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看待利弊因素

  记者: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讲,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请您比较一下,未来十年中国面临的战略机遇期有哪些特点,与过去十年的战略机遇期有哪些区别?

  杨成绪:中国第二个战略机遇期,挑战可能会比机遇多一点。美国加大对亚洲的投入,这势必引发整个亚太局势发生变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中国难以置身事外。美国明年将举行总统大选,政客们照例会拿中国说事,突出“中国威胁论”,因此防范与遏制中国的趋势将会加强。此外,中国步入国际舞台中心,世界更加关注中国,挑中国刺的会更多,对中国的要求会更多,对中国不服气、不满意的也会更多。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当然,机遇与挑战本身就是矛盾统一体,如果我们因势利导,挑战也可以转化成机遇。美国确实高喊“重返亚太”,但未必能得偿所愿。我判断,美国现在很大部分力量还在中东,华盛顿希望叙利亚尽快“变天”,不一定要使用武力,通过借助反对派压巴沙尔下台。如果大马士革易主,接下来就是对付“眼中钉”伊朗了。这一过程需要多少时间,目前难做判断,但掣肘美国战略东移,应该是肯定的。此外,美国在亚太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但这并不代表华盛顿想要排斥中国,因为如果本地区贸易第一大国不参加,这一机制的作用将非常有限。

  黄仁伟:总的来说,过去十年中的一些有利因素正朝不利方向转化;但许多新的、更大的有利因素正在蓬勃涌现,我们应当辩证看待。

  首先,中国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不同。在第一个十年中,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西方国家社会稳定、民生富庶,能够大量消化中国产品,而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繁荣不再,而三大经济火车头的同时熄灭,使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度下降,转而对中国资金的依赖度上升。中国经济的外部增长源发生变化。

  其次,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发生变化。自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的战略重心锁定中东,第一目标是反恐,因此华盛顿没有更多时间与力量来顾及亚太。如今,美国战略重心向东亚、向西太平洋转移,尽快从中东、阿富汗等地撤出,其首要战略目标也重新定位为应对潜在大国威胁。美国一系列变化将影响中国的外部环境。

  第三,邻国看待中国的心态日趋复杂。过去,本地区国家“平视”中国,对中国的担心与猜疑比较少,中国与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差距不大,而日韩更是遥遥领先。亚洲普遍认为,中国上升为亚洲主导力量还需时日。如今,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忧虑明显上升。亚洲邻国的这种战略担忧与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结合,中国周边遇到的困难比以往多了。

  最后,中国需承担的国际义务与责任增加。过去,中国发展中大国的身份被普遍认可,国际社会用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来要求中国,因此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国际责任不是很大。如今,国际上对中国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表态愿为全球治理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但西方国家仍要求中国承担与其发展阶段不符的国际责任。

因势利导化危为机

  记者: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综合考虑,中国今后该如何用好战略机遇期,促进自身发展;同时该做哪些努力,以巩固、延长宝贵的机遇期?

  黄仁伟:就国内情况而言,能否抓住未来十年机遇期,取决于我国在结构等方面建设。如果能取得实效,相信外部挑战可以转化为中国的发展机遇。

  关于调整结构,首先,应努力扩大国内市场容量,弥补西方市场萎缩所带来的影响。这就需要优化国内利益、财富的分配政策,打通国内市场。一旦内需扩大,不仅可以补偿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外部市场,中国市场将更具战略吸引力,全球经济要素将进一步流入。

  其次,要用好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契机。人民币汇率调整必须按照中国速度,而在此过程中,如果中国的出口竞争力没有上升,出口产品还徘徊在低端领域,那么调整带来的将是国际竞争力下降;反之,如果出口竞争力上升了,有利面就会显现:进口成本下降、全球购买力加强、国际投资能力提升。可见,是利是弊,取决于中国出口竞争力能否优化。

  最后,抓住新能源革命带来的机遇。低碳经济给中国发展提出了挑战,如果不能把旧有的能源结构、较低的能源效率做一较大改变,中国经济就难以持续发展。发展绿色经济、推进新能源技术,是中国发展的一条根本出路。当前,中国在一些清洁能源领域具有优势,如果整个中国经济都能朝这一方向转变,那么未来经济就被新能源技术所引领。

  杨成绪:展望未来十年中国外交,首要的任务还是集中力量谋发展。国际舞台上最终还要靠国家实力说话,过去十年中国国力提升很快,但还不够强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仍然靠后。

  此外,在处理国际争端的时候,应该主要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努力缓和因为种种原因而产生的紧张关系。

  第三,继续做好睦邻工作。中国对周边邻国应该一视同仁,不能薄待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应该过分照顾一个国家。在处理双边关系时候,在坚持尊重他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的同时,鉴于以往经验,要防止任何一个中小国家过分依赖中国,这并不利于发展正常的国与国关系。

  最后,中国声音应该要比过去更响亮。中国应该向世界宣示,愿意主持正义、坚持公正、支持各国为建立公正社会、推动社会进步而努力。我相信,日益强大的中国应该有这份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