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愤青”调查：爱国还是误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2:58:52
当民族主义愤青以一种爱国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也对中国社会提出了一道“爱国还是误国”的难题。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引导民族主义正确的发展，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认真思索的问题
浙大事件始末
2004年10月21日，有众多人参加的游行引起了社会各界注意，而事情的起因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浙江大学中外学生之间的口角。
事情缘起于一位韩国女生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BBS上出售几件衣服，随后就有人回帖要求抵制日货和韩货。该女生也不示弱，指责中国人没有品味、穷，接着又炫耀韩国人的富裕与时尚。一位知情者告诉本报记者，当时在线的中国学生都很愤怒，开始予以反击，主要是为“维护国家的尊严”，同时言辞也比较激烈。
随后，韩国女生的台湾男友开始给该版的版主打电话，要求到篮球场解决这个问题，版主将这一电话公布以后，有人给这位韩国女生发去了一条短信：“没什么事情，想问候一下你母亲。”女孩随即大怒，回电话追问该同学是谁，这位同学答道：“我是你大爷。”
“交锋”过后，韩国女生查到了这个电话的主人，于是偕同男友和另外一个人来到该男生宿舍，并威胁说：“我给某某校领导一个电话，能直接让你退学，现在对留学生是很重视的。”结果，该男生自愿在宿舍里被三个人每人打三拳，并在食堂请客吃饭。
事情本来就到此为止了。但在场的中国学生被激怒了，许多人随即聚集到学校保卫部门门口，要求给出说法，在交涉未果后，大批学生开始在校园内游行。直到凌晨2点多，人群才散去。事情虽然过去了几天，但是仍有许多浙江大学的学生在网上发贴抱怨“打人者至今仍逍遥法外”。
一次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之间的冲突在被迅速掺入“国家”“民族”等概念之后，变成了一件带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事件。
事实上，近年来的许多事件最后都被套上了这些外衣。一位参加了这次游行的浙江大学学生说：“其实我到那时（游行前）还没想清楚为什么要讨回公道，不是自愿被打的吗？”
“后来有人告诉我，同胞受欺侮了，而且是被威胁在先，一定要维护尊严……由于此次事件本身比较猥琐，也缺乏实质内容，于是绕紫金港游行显得非常无趣。但是我们郁闷，我们要发泄……”
而另外一名拒绝参加游行的浙江大学的学生则显得比较理性。“我比较反对将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变成什么维护国家荣誉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中国人和韩国人双方都有责任。因为现在许多人闲得无聊，很容易加入到这种活动中，但是，当气氛一旦搞起来以后，很多人就真的觉得自己是在维护国家的荣誉，这样就很难收拾了。所以我不参加这种活动。”(约记者潘凯报道)
谁究竟是民族主义“愤青”？
浙江大学事件的是非曲直很难判定，但是该事件的起因非常明显，就是中国网络上近几年来让所有人都非常熟悉的抵制日货、韩货运动。
民族主义愤青的生活状态
王天涯就是这么一个网络宣传者。2004年5月，王天涯来到北京，开始在一家通讯公司工作。一到北京后，王天涯就经常在网上活动，逐渐认识了一些反日反韩反美的人士。2004年6月，这些人开始组织了一个小组，开始在各大门户网站上发布抵制日货韩货的评论。“效果好吗？”记者关心这个问题。王天涯笑了笑：“还好。反正网络上支持我们的人很多。”王天涯告诉记者说，像他们这样的组织还有一些，平常大家也进行一些交流，就是要让大家抵制日货韩货。“小日本太坏了。”
“那你生活中从来不用日货吗？”记者问他。王天涯憨厚地说：“随身听肯定得用日本的，要不没有东西用啊。但我们只要有的选，肯定不用日货。”
王天涯的生活状态是有代表性的。“他们都叫我‘愤青’，愤青就愤青吧，我无所谓。关键是要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抵制日货的重要性。很多中国人受了日本人欺负，还说日本人好。我就见不得这样的事情。”
王天涯并不孤独。在中国几乎所有大学的BBS，谈起日本、美国和韩国，许多时候都是群情激昂。
在新浪网有关日本和中国东海问题谈判的评论中，网民们基本都持一种强硬的态度。许多人已经开始分析中日两国的军事实力对比，认为中国可与日本一战。
这种网络上的愤怒已经让日本人感觉甚切。当记者就日本是否会取消对华经援的问题请教一个日本教授的时候，该教授一直在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向中国提供了这么多援助，中国人还是这么讨厌日本人？”在北京的几天，该教授在中国的网站上转了转，顿时被“镇”住了：“网络上一片谩骂，我都不忍心看下去。实际上，我们这些从事中日交流的人最清楚，日本的右翼经常就此向政府施压，要求对中国强硬，最后就是两国中那些非理性的人把中日关系毁了。我们做再多的事情也没有用。”
愤青与极端民族主义者
“我们管这些人叫‘愤青’。”社会学家李明水对记者说。
事实上，愤青这个概念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主义者。当记者用这个概念去询问一些社会学家的时候，很多人并不明就里。周孝正告诉记者：“社会学界并没有对这个概念给予明确的解释。”李明水也告诉本报记者：“这个概念原先是形容出于反叛期的青少年，之后又被用于形容那些没有找到生活方向的知青，但是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概念的定义对象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它在中国开始被广泛引用，是针对西方情调至上的“小资”文化而来的，它原先的主要任务是反小资。“因为他一开始就是针对西方文化至上的，所以应该说由它来充当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有一定的基础，这个概念虽然有了许多分支，但是最主要的是反美反日一派。而其中最为令人关注的是‘谩骂式爱国主义愤青’”李明水对记者说。
曾经有人分析愤青文化：“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加深，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处处受制，经济利益、国际声誉不断受到损害，这是愤青文化兴起的根源。以强硬的手段来争取中国国家利益，是愤青文化的核心思想。”
而在西方媒体看来，愤青则已经完全变成了极端民族主义的代名词。在西方主流大报的报道中，常常会在“fen qing”这个中文拼音后，加上一个解释性的单词“ultranationalist”（极端民族主义者）。
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分类
愤青事实上并不仅仅包括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也包括了许多由于一直不得志，对现实不满的人，这些人常常“与时俱进”，对于一切事情都要表示不屑，对于一切事情都要批判。
还有一种愤青是“怀旧型”，他们往往非常怀念计划经济时代，怀念毛泽东时代对外部势力的强硬。而这类人里面又分为两类，一类人是真的喜欢那个时代。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红五星网”，一进入网站就会有一套繁琐的祭神仪式，然后显示一行话：“现在请同学们、朋友们进入各个战场！保护同志和人民！团结朋友！消灭敌人！”从网页设计到用词，都让人想起文革时期的各个批斗会。
第二类人则是因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由于在现实社会分配中吃了亏，就开始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一位毕业于北京某高校的大学生曾经对记者说：“现在都是什么社会啊，还不如毛泽东时代好，那时候大学生哪用得着找工作啊，都是包分配。”
但是李明水分析道：“以上提到的这些人都是社会边缘人物，很难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影响。真正关注的应该是中国现在出现的排外愤青，即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还有一类就是极右愤青，他们要求在中国立即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应该说，这两类愤青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目前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主要有三类，这三类人的特点也有可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出现。第一类是反日和反美愤青。这类人的主要特点是对于美国和日本的一切东西都要反对。反对日本的最出名例子便是京沪高铁项目。据记者了解，一些人在反对日本的新干线技术时，并不真正了解日本的技术优劣。
反美者的最近一次演出则是发生在赵燕事件后，极端民族主义者都认为赵燕被打是奇耻大辱。很多人在网络上发贴表示：“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美国式的伪民主”“打倒美帝国主义”等等。
第二类人则是反美愤青的分支，他们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将本·拉登和萨达姆等人奉为英雄，来发泄心中的情绪，在2001年美国“9·11”发生后的那个晚上，记者所在学校的走廊里发出了阵阵欢呼。在许多大学的BBS上，也多有“美国终于受到惩罚”“拉登是英雄”的帖子。“这些人只是一味反美，而将最根本的同情心和道德抛之脑后。”李明水评价道。
第三类人是要求武力攻台者。在每一次两案发生矛盾的时候，许多愤青都要在网上发布言论，分析两方军事实力对比，要求解放军在一夜之间踏平台湾岛。记者的一位同学就最喜欢报纸上有关台湾的内容，常常跟记者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台的可能性，并且对记者来自福建省表示同情。(记者王闻报道)
极端民族主义：爱国还是误国？
在提到民族主义的时候，许多人都会提示，要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加以区分。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在很多情况下是容易混淆的，也致使许多愤青披上“爱国主义外衣”而变得刀枪不入。这与美国在“9·11”之后将批评政府的声音视为“不爱国”有异曲同工之妙。
极端民族主义爱国吗？
著名政治学者甘阳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英国政治学家米讷格（Kenneth Minogue）在其《民族主义》中的观点来解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不同。
米讷格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爱国主义是热爱本国的现实状况（loving one``s country as it is），因此主要表现为抵抗外来侵略以捍卫现实存在的祖国；反之，民族主义则是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ideal of one``s country that is yet to be realized）。如上所述，民族主义本身无可厚非。但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引导并建构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则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课题。而民族主义愤青所代表的谩骂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则恰恰是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警惕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排外式的愤青更多的是代表了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社会学家李明水对本报记者说。
民族主义愤青遮蔽真理谈论
李明水分析说：“中国最开始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从《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开始的，此后中国的一批极端民族主义者就纷纷出书立说，对西方说不。当这种排外情绪广泛弥漫开后，往往伴随着高涨的爱国主义，让人无法对他们进行批评。而任何反对它的人都会被吞噬。”
这些例子里最著名的莫过于“对日新思维”。在一些专家提出“对日新思维”后，立即被指斥为“汉奸”，网络上群情激昂。以至于事件过去了这么久，当记者想就一个选题采访日本问题专家时，许多人还是战战兢兢，一位中国社科院的日本问题专家对本报记者说：“现在说话要小心，否则反弹太大了。”
当正常的学术探讨被冠以更多的政治意味，已经没有多少人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之相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愤青则容易被人们奉为英雄。北京的学生程广至今回忆起中学时期看《中国可以说不》的场景，仍然热血沸腾，“觉得这些作者真给中国人长脸。”
事实上，鲁迅先生早在许多年前，就提出要警惕在爱国主义外衣包裹下的民族主义。先生称他们为打着爱国旗号的“爱国贼”。“‘爱国贼’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一点也不亚于‘卖国贼’，对中华民族的负面影响也更为深远。‘爱国贼’因为披着爱国外衣的缘故，对国民有很大的欺骗性，经常被国民误认为是‘民族英雄’。
学者认为极端民族主义其害有四
政治学者萧公秦对这种民族主义的态度是要加以反对。他分析说，首先，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形成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这种“受害意识”固然是激发我们民族奋力争取富强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基于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任何现实的温和冷静的态度，将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状态中被解读为“对外软弱”，解读为委曲求全的“绥靖主义”。到头来，连务实的主政者也会被逼得要“顺应”从极端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来的“民意”，被迫以刚性对抗来作为解决复杂国际关系的基本选择。
其次，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激愤民族主义将有可能走向“闭关锁国论”。实际上，自明清以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就存在着闭关锁国的价值倾向，近代以来的民族生存危机的压力又者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唯我独尊的左派原则来解读不同文化的价值冲突。文化大革命高倡“反帝反修”的极左派就是如此。
第三，“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在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以后，海外新左派电子杂志《中国与世界》，甚至把1963年陈伯达主持撰写的“反修”文章《六评》祭出来，反对当今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反过来又会激起大洋彼岸另一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保守派政治家的非理性态度的反弹，并使该方中的理性现实的声音同样受到压抑。
第四，在极端民族主义支配的精神氛围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机会主义者。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民众的情绪，转移人们对经济改革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 前苏联国家就出现过这样一种趋势。当然，这种情况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出现。(国际先驱导报 特约记者林西齐报道)<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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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P>当民族主义愤青以一种爱国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也对中国社会提出了一道“爱国还是误国”的难题。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引导民族主义正确的发展，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认真思索的问题
浙大事件始末
2004年10月21日，有众多人参加的游行引起了社会各界注意，而事情的起因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浙江大学中外学生之间的口角。
事情缘起于一位韩国女生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BBS上出售几件衣服，随后就有人回帖要求抵制日货和韩货。该女生也不示弱，指责中国人没有品味、穷，接着又炫耀韩国人的富裕与时尚。一位知情者告诉本报记者，当时在线的中国学生都很愤怒，开始予以反击，主要是为“维护国家的尊严”，同时言辞也比较激烈。
随后，韩国女生的台湾男友开始给该版的版主打电话，要求到篮球场解决这个问题，版主将这一电话公布以后，有人给这位韩国女生发去了一条短信：“没什么事情，想问候一下你母亲。”女孩随即大怒，回电话追问该同学是谁，这位同学答道：“我是你大爷。”
“交锋”过后，韩国女生查到了这个电话的主人，于是偕同男友和另外一个人来到该男生宿舍，并威胁说：“我给某某校领导一个电话，能直接让你退学，现在对留学生是很重视的。”结果，该男生自愿在宿舍里被三个人每人打三拳，并在食堂请客吃饭。
事情本来就到此为止了。但在场的中国学生被激怒了，许多人随即聚集到学校保卫部门门口，要求给出说法，在交涉未果后，大批学生开始在校园内游行。直到凌晨2点多，人群才散去。事情虽然过去了几天，但是仍有许多浙江大学的学生在网上发贴抱怨“打人者至今仍逍遥法外”。
一次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之间的冲突在被迅速掺入“国家”“民族”等概念之后，变成了一件带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事件。
事实上，近年来的许多事件最后都被套上了这些外衣。一位参加了这次游行的浙江大学学生说：“其实我到那时（游行前）还没想清楚为什么要讨回公道，不是自愿被打的吗？”
“后来有人告诉我，同胞受欺侮了，而且是被威胁在先，一定要维护尊严……由于此次事件本身比较猥琐，也缺乏实质内容，于是绕紫金港游行显得非常无趣。但是我们郁闷，我们要发泄……”
而另外一名拒绝参加游行的浙江大学的学生则显得比较理性。“我比较反对将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变成什么维护国家荣誉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中国人和韩国人双方都有责任。因为现在许多人闲得无聊，很容易加入到这种活动中，但是，当气氛一旦搞起来以后，很多人就真的觉得自己是在维护国家的荣誉，这样就很难收拾了。所以我不参加这种活动。”(约记者潘凯报道)
谁究竟是民族主义“愤青”？
浙江大学事件的是非曲直很难判定，但是该事件的起因非常明显，就是中国网络上近几年来让所有人都非常熟悉的抵制日货、韩货运动。
民族主义愤青的生活状态
王天涯就是这么一个网络宣传者。2004年5月，王天涯来到北京，开始在一家通讯公司工作。一到北京后，王天涯就经常在网上活动，逐渐认识了一些反日反韩反美的人士。2004年6月，这些人开始组织了一个小组，开始在各大门户网站上发布抵制日货韩货的评论。“效果好吗？”记者关心这个问题。王天涯笑了笑：“还好。反正网络上支持我们的人很多。”王天涯告诉记者说，像他们这样的组织还有一些，平常大家也进行一些交流，就是要让大家抵制日货韩货。“小日本太坏了。”
“那你生活中从来不用日货吗？”记者问他。王天涯憨厚地说：“随身听肯定得用日本的，要不没有东西用啊。但我们只要有的选，肯定不用日货。”
王天涯的生活状态是有代表性的。“他们都叫我‘愤青’，愤青就愤青吧，我无所谓。关键是要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抵制日货的重要性。很多中国人受了日本人欺负，还说日本人好。我就见不得这样的事情。”
王天涯并不孤独。在中国几乎所有大学的BBS，谈起日本、美国和韩国，许多时候都是群情激昂。
在新浪网有关日本和中国东海问题谈判的评论中，网民们基本都持一种强硬的态度。许多人已经开始分析中日两国的军事实力对比，认为中国可与日本一战。
这种网络上的愤怒已经让日本人感觉甚切。当记者就日本是否会取消对华经援的问题请教一个日本教授的时候，该教授一直在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向中国提供了这么多援助，中国人还是这么讨厌日本人？”在北京的几天，该教授在中国的网站上转了转，顿时被“镇”住了：“网络上一片谩骂，我都不忍心看下去。实际上，我们这些从事中日交流的人最清楚，日本的右翼经常就此向政府施压，要求对中国强硬，最后就是两国中那些非理性的人把中日关系毁了。我们做再多的事情也没有用。”
愤青与极端民族主义者
“我们管这些人叫‘愤青’。”社会学家李明水对记者说。
事实上，愤青这个概念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主义者。当记者用这个概念去询问一些社会学家的时候，很多人并不明就里。周孝正告诉记者：“社会学界并没有对这个概念给予明确的解释。”李明水也告诉本报记者：“这个概念原先是形容出于反叛期的青少年，之后又被用于形容那些没有找到生活方向的知青，但是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概念的定义对象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它在中国开始被广泛引用，是针对西方情调至上的“小资”文化而来的，它原先的主要任务是反小资。“因为他一开始就是针对西方文化至上的，所以应该说由它来充当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有一定的基础，这个概念虽然有了许多分支，但是最主要的是反美反日一派。而其中最为令人关注的是‘谩骂式爱国主义愤青’”李明水对记者说。
曾经有人分析愤青文化：“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加深，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处处受制，经济利益、国际声誉不断受到损害，这是愤青文化兴起的根源。以强硬的手段来争取中国国家利益，是愤青文化的核心思想。”
而在西方媒体看来，愤青则已经完全变成了极端民族主义的代名词。在西方主流大报的报道中，常常会在“fen qing”这个中文拼音后，加上一个解释性的单词“ultranationalist”（极端民族主义者）。
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分类
愤青事实上并不仅仅包括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也包括了许多由于一直不得志，对现实不满的人，这些人常常“与时俱进”，对于一切事情都要表示不屑，对于一切事情都要批判。
还有一种愤青是“怀旧型”，他们往往非常怀念计划经济时代，怀念毛泽东时代对外部势力的强硬。而这类人里面又分为两类，一类人是真的喜欢那个时代。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红五星网”，一进入网站就会有一套繁琐的祭神仪式，然后显示一行话：“现在请同学们、朋友们进入各个战场！保护同志和人民！团结朋友！消灭敌人！”从网页设计到用词，都让人想起文革时期的各个批斗会。
第二类人则是因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由于在现实社会分配中吃了亏，就开始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一位毕业于北京某高校的大学生曾经对记者说：“现在都是什么社会啊，还不如毛泽东时代好，那时候大学生哪用得着找工作啊，都是包分配。”
但是李明水分析道：“以上提到的这些人都是社会边缘人物，很难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影响。真正关注的应该是中国现在出现的排外愤青，即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还有一类就是极右愤青，他们要求在中国立即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应该说，这两类愤青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目前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主要有三类，这三类人的特点也有可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出现。第一类是反日和反美愤青。这类人的主要特点是对于美国和日本的一切东西都要反对。反对日本的最出名例子便是京沪高铁项目。据记者了解，一些人在反对日本的新干线技术时，并不真正了解日本的技术优劣。
反美者的最近一次演出则是发生在赵燕事件后，极端民族主义者都认为赵燕被打是奇耻大辱。很多人在网络上发贴表示：“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美国式的伪民主”“打倒美帝国主义”等等。
第二类人则是反美愤青的分支，他们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将本·拉登和萨达姆等人奉为英雄，来发泄心中的情绪，在2001年美国“9·11”发生后的那个晚上，记者所在学校的走廊里发出了阵阵欢呼。在许多大学的BBS上，也多有“美国终于受到惩罚”“拉登是英雄”的帖子。“这些人只是一味反美，而将最根本的同情心和道德抛之脑后。”李明水评价道。
第三类人是要求武力攻台者。在每一次两案发生矛盾的时候，许多愤青都要在网上发布言论，分析两方军事实力对比，要求解放军在一夜之间踏平台湾岛。记者的一位同学就最喜欢报纸上有关台湾的内容，常常跟记者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台的可能性，并且对记者来自福建省表示同情。(记者王闻报道)
极端民族主义：爱国还是误国？
在提到民族主义的时候，许多人都会提示，要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加以区分。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在很多情况下是容易混淆的，也致使许多愤青披上“爱国主义外衣”而变得刀枪不入。这与美国在“9·11”之后将批评政府的声音视为“不爱国”有异曲同工之妙。
极端民族主义爱国吗？
著名政治学者甘阳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英国政治学家米讷格（Kenneth Minogue）在其《民族主义》中的观点来解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不同。
米讷格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爱国主义是热爱本国的现实状况（loving one``s country as it is），因此主要表现为抵抗外来侵略以捍卫现实存在的祖国；反之，民族主义则是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ideal of one``s country that is yet to be realized）。如上所述，民族主义本身无可厚非。但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引导并建构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则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课题。而民族主义愤青所代表的谩骂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则恰恰是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警惕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排外式的愤青更多的是代表了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社会学家李明水对本报记者说。
民族主义愤青遮蔽真理谈论
李明水分析说：“中国最开始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从《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开始的，此后中国的一批极端民族主义者就纷纷出书立说，对西方说不。当这种排外情绪广泛弥漫开后，往往伴随着高涨的爱国主义，让人无法对他们进行批评。而任何反对它的人都会被吞噬。”
这些例子里最著名的莫过于“对日新思维”。在一些专家提出“对日新思维”后，立即被指斥为“汉奸”，网络上群情激昂。以至于事件过去了这么久，当记者想就一个选题采访日本问题专家时，许多人还是战战兢兢，一位中国社科院的日本问题专家对本报记者说：“现在说话要小心，否则反弹太大了。”
当正常的学术探讨被冠以更多的政治意味，已经没有多少人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之相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愤青则容易被人们奉为英雄。北京的学生程广至今回忆起中学时期看《中国可以说不》的场景，仍然热血沸腾，“觉得这些作者真给中国人长脸。”
事实上，鲁迅先生早在许多年前，就提出要警惕在爱国主义外衣包裹下的民族主义。先生称他们为打着爱国旗号的“爱国贼”。“‘爱国贼’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一点也不亚于‘卖国贼’，对中华民族的负面影响也更为深远。‘爱国贼’因为披着爱国外衣的缘故，对国民有很大的欺骗性，经常被国民误认为是‘民族英雄’。
学者认为极端民族主义其害有四
政治学者萧公秦对这种民族主义的态度是要加以反对。他分析说，首先，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形成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这种“受害意识”固然是激发我们民族奋力争取富强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基于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任何现实的温和冷静的态度，将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状态中被解读为“对外软弱”，解读为委曲求全的“绥靖主义”。到头来，连务实的主政者也会被逼得要“顺应”从极端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来的“民意”，被迫以刚性对抗来作为解决复杂国际关系的基本选择。
其次，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激愤民族主义将有可能走向“闭关锁国论”。实际上，自明清以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就存在着闭关锁国的价值倾向，近代以来的民族生存危机的压力又者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唯我独尊的左派原则来解读不同文化的价值冲突。文化大革命高倡“反帝反修”的极左派就是如此。
第三，“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在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以后，海外新左派电子杂志《中国与世界》，甚至把1963年陈伯达主持撰写的“反修”文章《六评》祭出来，反对当今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反过来又会激起大洋彼岸另一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保守派政治家的非理性态度的反弹，并使该方中的理性现实的声音同样受到压抑。
第四，在极端民族主义支配的精神氛围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机会主义者。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民众的情绪，转移人们对经济改革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 前苏联国家就出现过这样一种趋势。当然，这种情况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出现。(国际先驱导报 特约记者林西齐报道)<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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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韩国女生的台湾男友开始给该版的版主打电话，要求到篮球场解决这个问题，版主将这一电话公布以后，有人给这位韩国女生发去了一条短信：“没什么事情，想问候一下你母亲。”女孩随即大怒，回电话追问该同学是谁，这位同学答道：“我是你大爷。”
“交锋”过后，韩国女生查到了这个电话的主人，于是偕同男友和另外一个人来到该男生宿舍，并威胁说：“我给某某校领导一个电话，能直接让你退学，现在对留学生是很重视的。”结果，该男生自愿在宿舍里被三个人每人打三拳，并在食堂请客吃饭。
事情本来就到此为止了。但在场的中国学生被激怒了，许多人随即聚集到学校保卫部门门口，要求给出说法，在交涉未果后，大批学生开始在校园内游行。直到凌晨2点多，人群才散去。事情虽然过去了几天，但是仍有许多浙江大学的学生在网上发贴抱怨“打人者至今仍逍遥法外”。
一次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之间的冲突在被迅速掺入“国家”“民族”等概念之后，变成了一件带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事件。
事实上，近年来的许多事件最后都被套上了这些外衣。一位参加了这次游行的浙江大学学生说：“其实我到那时（游行前）还没想清楚为什么要讨回公道，不是自愿被打的吗？”
“后来有人告诉我，同胞受欺侮了，而且是被威胁在先，一定要维护尊严……由于此次事件本身比较猥琐，也缺乏实质内容，于是绕紫金港游行显得非常无趣。但是我们郁闷，我们要发泄……”
而另外一名拒绝参加游行的浙江大学的学生则显得比较理性。“我比较反对将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变成什么维护国家荣誉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中国人和韩国人双方都有责任。因为现在许多人闲得无聊，很容易加入到这种活动中，但是，当气氛一旦搞起来以后，很多人就真的觉得自己是在维护国家的荣誉，这样就很难收拾了。所以我不参加这种活动。”(约记者潘凯报道)
谁究竟是民族主义“愤青”？
浙江大学事件的是非曲直很难判定，但是该事件的起因非常明显，就是中国网络上近几年来让所有人都非常熟悉的抵制日货、韩货运动。
民族主义愤青的生活状态
王天涯就是这么一个网络宣传者。2004年5月，王天涯来到北京，开始在一家通讯公司工作。一到北京后，王天涯就经常在网上活动，逐渐认识了一些反日反韩反美的人士。2004年6月，这些人开始组织了一个小组，开始在各大门户网站上发布抵制日货韩货的评论。“效果好吗？”记者关心这个问题。王天涯笑了笑：“还好。反正网络上支持我们的人很多。”王天涯告诉记者说，像他们这样的组织还有一些，平常大家也进行一些交流，就是要让大家抵制日货韩货。“小日本太坏了。”
“那你生活中从来不用日货吗？”记者问他。王天涯憨厚地说：“随身听肯定得用日本的，要不没有东西用啊。但我们只要有的选，肯定不用日货。”
王天涯的生活状态是有代表性的。“他们都叫我‘愤青’，愤青就愤青吧，我无所谓。关键是要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抵制日货的重要性。很多中国人受了日本人欺负，还说日本人好。我就见不得这样的事情。”
王天涯并不孤独。在中国几乎所有大学的BBS，谈起日本、美国和韩国，许多时候都是群情激昂。
在新浪网有关日本和中国东海问题谈判的评论中，网民们基本都持一种强硬的态度。许多人已经开始分析中日两国的军事实力对比，认为中国可与日本一战。
这种网络上的愤怒已经让日本人感觉甚切。当记者就日本是否会取消对华经援的问题请教一个日本教授的时候，该教授一直在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向中国提供了这么多援助，中国人还是这么讨厌日本人？”在北京的几天，该教授在中国的网站上转了转，顿时被“镇”住了：“网络上一片谩骂，我都不忍心看下去。实际上，我们这些从事中日交流的人最清楚，日本的右翼经常就此向政府施压，要求对中国强硬，最后就是两国中那些非理性的人把中日关系毁了。我们做再多的事情也没有用。”
愤青与极端民族主义者
“我们管这些人叫‘愤青’。”社会学家李明水对记者说。
事实上，愤青这个概念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主义者。当记者用这个概念去询问一些社会学家的时候，很多人并不明就里。周孝正告诉记者：“社会学界并没有对这个概念给予明确的解释。”李明水也告诉本报记者：“这个概念原先是形容出于反叛期的青少年，之后又被用于形容那些没有找到生活方向的知青，但是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概念的定义对象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它在中国开始被广泛引用，是针对西方情调至上的“小资”文化而来的，它原先的主要任务是反小资。“因为他一开始就是针对西方文化至上的，所以应该说由它来充当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有一定的基础，这个概念虽然有了许多分支，但是最主要的是反美反日一派。而其中最为令人关注的是‘谩骂式爱国主义愤青’”李明水对记者说。
曾经有人分析愤青文化：“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加深，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处处受制，经济利益、国际声誉不断受到损害，这是愤青文化兴起的根源。以强硬的手段来争取中国国家利益，是愤青文化的核心思想。”
而在西方媒体看来，愤青则已经完全变成了极端民族主义的代名词。在西方主流大报的报道中，常常会在“fen qing”这个中文拼音后，加上一个解释性的单词“ultranationalist”（极端民族主义者）。
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分类
愤青事实上并不仅仅包括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也包括了许多由于一直不得志，对现实不满的人，这些人常常“与时俱进”，对于一切事情都要表示不屑，对于一切事情都要批判。
还有一种愤青是“怀旧型”，他们往往非常怀念计划经济时代，怀念毛泽东时代对外部势力的强硬。而这类人里面又分为两类，一类人是真的喜欢那个时代。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红五星网”，一进入网站就会有一套繁琐的祭神仪式，然后显示一行话：“现在请同学们、朋友们进入各个战场！保护同志和人民！团结朋友！消灭敌人！”从网页设计到用词，都让人想起文革时期的各个批斗会。
第二类人则是因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由于在现实社会分配中吃了亏，就开始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一位毕业于北京某高校的大学生曾经对记者说：“现在都是什么社会啊，还不如毛泽东时代好，那时候大学生哪用得着找工作啊，都是包分配。”
但是李明水分析道：“以上提到的这些人都是社会边缘人物，很难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影响。真正关注的应该是中国现在出现的排外愤青，即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还有一类就是极右愤青，他们要求在中国立即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应该说，这两类愤青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目前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主要有三类，这三类人的特点也有可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出现。第一类是反日和反美愤青。这类人的主要特点是对于美国和日本的一切东西都要反对。反对日本的最出名例子便是京沪高铁项目。据记者了解，一些人在反对日本的新干线技术时，并不真正了解日本的技术优劣。
反美者的最近一次演出则是发生在赵燕事件后，极端民族主义者都认为赵燕被打是奇耻大辱。很多人在网络上发贴表示：“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美国式的伪民主”“打倒美帝国主义”等等。
第二类人则是反美愤青的分支，他们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将本·拉登和萨达姆等人奉为英雄，来发泄心中的情绪，在2001年美国“9·11”发生后的那个晚上，记者所在学校的走廊里发出了阵阵欢呼。在许多大学的BBS上，也多有“美国终于受到惩罚”“拉登是英雄”的帖子。“这些人只是一味反美，而将最根本的同情心和道德抛之脑后。”李明水评价道。
第三类人是要求武力攻台者。在每一次两案发生矛盾的时候，许多愤青都要在网上发布言论，分析两方军事实力对比，要求解放军在一夜之间踏平台湾岛。记者的一位同学就最喜欢报纸上有关台湾的内容，常常跟记者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台的可能性，并且对记者来自福建省表示同情。(记者王闻报道)
极端民族主义：爱国还是误国？
在提到民族主义的时候，许多人都会提示，要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加以区分。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在很多情况下是容易混淆的，也致使许多愤青披上“爱国主义外衣”而变得刀枪不入。这与美国在“9·11”之后将批评政府的声音视为“不爱国”有异曲同工之妙。
极端民族主义爱国吗？
著名政治学者甘阳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英国政治学家米讷格（Kenneth Minogue）在其《民族主义》中的观点来解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不同。
米讷格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爱国主义是热爱本国的现实状况（loving one``s country as it is），因此主要表现为抵抗外来侵略以捍卫现实存在的祖国；反之，民族主义则是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ideal of one``s country that is yet to be realized）。如上所述，民族主义本身无可厚非。但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引导并建构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则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课题。而民族主义愤青所代表的谩骂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则恰恰是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警惕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排外式的愤青更多的是代表了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社会学家李明水对本报记者说。
民族主义愤青遮蔽真理谈论
李明水分析说：“中国最开始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从《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开始的，此后中国的一批极端民族主义者就纷纷出书立说，对西方说不。当这种排外情绪广泛弥漫开后，往往伴随着高涨的爱国主义，让人无法对他们进行批评。而任何反对它的人都会被吞噬。”
这些例子里最著名的莫过于“对日新思维”。在一些专家提出“对日新思维”后，立即被指斥为“汉奸”，网络上群情激昂。以至于事件过去了这么久，当记者想就一个选题采访日本问题专家时，许多人还是战战兢兢，一位中国社科院的日本问题专家对本报记者说：“现在说话要小心，否则反弹太大了。”
当正常的学术探讨被冠以更多的政治意味，已经没有多少人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之相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愤青则容易被人们奉为英雄。北京的学生程广至今回忆起中学时期看《中国可以说不》的场景，仍然热血沸腾，“觉得这些作者真给中国人长脸。”
事实上，鲁迅先生早在许多年前，就提出要警惕在爱国主义外衣包裹下的民族主义。先生称他们为打着爱国旗号的“爱国贼”。“‘爱国贼’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一点也不亚于‘卖国贼’，对中华民族的负面影响也更为深远。‘爱国贼’因为披着爱国外衣的缘故，对国民有很大的欺骗性，经常被国民误认为是‘民族英雄’。
学者认为极端民族主义其害有四
政治学者萧公秦对这种民族主义的态度是要加以反对。他分析说，首先，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形成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这种“受害意识”固然是激发我们民族奋力争取富强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基于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任何现实的温和冷静的态度，将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状态中被解读为“对外软弱”，解读为委曲求全的“绥靖主义”。到头来，连务实的主政者也会被逼得要“顺应”从极端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来的“民意”，被迫以刚性对抗来作为解决复杂国际关系的基本选择。
其次，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激愤民族主义将有可能走向“闭关锁国论”。实际上，自明清以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就存在着闭关锁国的价值倾向，近代以来的民族生存危机的压力又者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唯我独尊的左派原则来解读不同文化的价值冲突。文化大革命高倡“反帝反修”的极左派就是如此。
第三，“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在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以后，海外新左派电子杂志《中国与世界》，甚至把1963年陈伯达主持撰写的“反修”文章《六评》祭出来，反对当今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反过来又会激起大洋彼岸另一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保守派政治家的非理性态度的反弹，并使该方中的理性现实的声音同样受到压抑。
第四，在极端民族主义支配的精神氛围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机会主义者。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民众的情绪，转移人们对经济改革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 前苏联国家就出现过这样一种趋势。当然，这种情况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出现。(国际先驱导报 特约记者林西齐报道)<p></p></P>
<p></p></P>
来源：新华网</P>当民族主义愤青以一种爱国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也对中国社会提出了一道“爱国还是误国”的难题。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引导民族主义正确的发展，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认真思索的问题
浙大事件始末
2004年10月21日，有众多人参加的游行引起了社会各界注意，而事情的起因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浙江大学中外学生之间的口角。
事情缘起于一位韩国女生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BBS上出售几件衣服，随后就有人回帖要求抵制日货和韩货。该女生也不示弱，指责中国人没有品味、穷，接着又炫耀韩国人的富裕与时尚。一位知情者告诉本报记者，当时在线的中国学生都很愤怒，开始予以反击，主要是为“维护国家的尊严”，同时言辞也比较激烈。
随后，韩国女生的台湾男友开始给该版的版主打电话，要求到篮球场解决这个问题，版主将这一电话公布以后，有人给这位韩国女生发去了一条短信：“没什么事情，想问候一下你母亲。”女孩随即大怒，回电话追问该同学是谁，这位同学答道：“我是你大爷。”
“交锋”过后，韩国女生查到了这个电话的主人，于是偕同男友和另外一个人来到该男生宿舍，并威胁说：“我给某某校领导一个电话，能直接让你退学，现在对留学生是很重视的。”结果，该男生自愿在宿舍里被三个人每人打三拳，并在食堂请客吃饭。
事情本来就到此为止了。但在场的中国学生被激怒了，许多人随即聚集到学校保卫部门门口，要求给出说法，在交涉未果后，大批学生开始在校园内游行。直到凌晨2点多，人群才散去。事情虽然过去了几天，但是仍有许多浙江大学的学生在网上发贴抱怨“打人者至今仍逍遥法外”。
一次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之间的冲突在被迅速掺入“国家”“民族”等概念之后，变成了一件带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事件。
事实上，近年来的许多事件最后都被套上了这些外衣。一位参加了这次游行的浙江大学学生说：“其实我到那时（游行前）还没想清楚为什么要讨回公道，不是自愿被打的吗？”
“后来有人告诉我，同胞受欺侮了，而且是被威胁在先，一定要维护尊严……由于此次事件本身比较猥琐，也缺乏实质内容，于是绕紫金港游行显得非常无趣。但是我们郁闷，我们要发泄……”
而另外一名拒绝参加游行的浙江大学的学生则显得比较理性。“我比较反对将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变成什么维护国家荣誉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中国人和韩国人双方都有责任。因为现在许多人闲得无聊，很容易加入到这种活动中，但是，当气氛一旦搞起来以后，很多人就真的觉得自己是在维护国家的荣誉，这样就很难收拾了。所以我不参加这种活动。”(约记者潘凯报道)
谁究竟是民族主义“愤青”？
浙江大学事件的是非曲直很难判定，但是该事件的起因非常明显，就是中国网络上近几年来让所有人都非常熟悉的抵制日货、韩货运动。
民族主义愤青的生活状态
王天涯就是这么一个网络宣传者。2004年5月，王天涯来到北京，开始在一家通讯公司工作。一到北京后，王天涯就经常在网上活动，逐渐认识了一些反日反韩反美的人士。2004年6月，这些人开始组织了一个小组，开始在各大门户网站上发布抵制日货韩货的评论。“效果好吗？”记者关心这个问题。王天涯笑了笑：“还好。反正网络上支持我们的人很多。”王天涯告诉记者说，像他们这样的组织还有一些，平常大家也进行一些交流，就是要让大家抵制日货韩货。“小日本太坏了。”
“那你生活中从来不用日货吗？”记者问他。王天涯憨厚地说：“随身听肯定得用日本的，要不没有东西用啊。但我们只要有的选，肯定不用日货。”
王天涯的生活状态是有代表性的。“他们都叫我‘愤青’，愤青就愤青吧，我无所谓。关键是要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抵制日货的重要性。很多中国人受了日本人欺负，还说日本人好。我就见不得这样的事情。”
王天涯并不孤独。在中国几乎所有大学的BBS，谈起日本、美国和韩国，许多时候都是群情激昂。
在新浪网有关日本和中国东海问题谈判的评论中，网民们基本都持一种强硬的态度。许多人已经开始分析中日两国的军事实力对比，认为中国可与日本一战。
这种网络上的愤怒已经让日本人感觉甚切。当记者就日本是否会取消对华经援的问题请教一个日本教授的时候，该教授一直在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向中国提供了这么多援助，中国人还是这么讨厌日本人？”在北京的几天，该教授在中国的网站上转了转，顿时被“镇”住了：“网络上一片谩骂，我都不忍心看下去。实际上，我们这些从事中日交流的人最清楚，日本的右翼经常就此向政府施压，要求对中国强硬，最后就是两国中那些非理性的人把中日关系毁了。我们做再多的事情也没有用。”
愤青与极端民族主义者
“我们管这些人叫‘愤青’。”社会学家李明水对记者说。
事实上，愤青这个概念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主义者。当记者用这个概念去询问一些社会学家的时候，很多人并不明就里。周孝正告诉记者：“社会学界并没有对这个概念给予明确的解释。”李明水也告诉本报记者：“这个概念原先是形容出于反叛期的青少年，之后又被用于形容那些没有找到生活方向的知青，但是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概念的定义对象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它在中国开始被广泛引用，是针对西方情调至上的“小资”文化而来的，它原先的主要任务是反小资。“因为他一开始就是针对西方文化至上的，所以应该说由它来充当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有一定的基础，这个概念虽然有了许多分支，但是最主要的是反美反日一派。而其中最为令人关注的是‘谩骂式爱国主义愤青’”李明水对记者说。
曾经有人分析愤青文化：“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加深，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处处受制，经济利益、国际声誉不断受到损害，这是愤青文化兴起的根源。以强硬的手段来争取中国国家利益，是愤青文化的核心思想。”
而在西方媒体看来，愤青则已经完全变成了极端民族主义的代名词。在西方主流大报的报道中，常常会在“fen qing”这个中文拼音后，加上一个解释性的单词“ultranationalist”（极端民族主义者）。
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分类
愤青事实上并不仅仅包括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也包括了许多由于一直不得志，对现实不满的人，这些人常常“与时俱进”，对于一切事情都要表示不屑，对于一切事情都要批判。
还有一种愤青是“怀旧型”，他们往往非常怀念计划经济时代，怀念毛泽东时代对外部势力的强硬。而这类人里面又分为两类，一类人是真的喜欢那个时代。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红五星网”，一进入网站就会有一套繁琐的祭神仪式，然后显示一行话：“现在请同学们、朋友们进入各个战场！保护同志和人民！团结朋友！消灭敌人！”从网页设计到用词，都让人想起文革时期的各个批斗会。
第二类人则是因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由于在现实社会分配中吃了亏，就开始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一位毕业于北京某高校的大学生曾经对记者说：“现在都是什么社会啊，还不如毛泽东时代好，那时候大学生哪用得着找工作啊，都是包分配。”
但是李明水分析道：“以上提到的这些人都是社会边缘人物，很难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影响。真正关注的应该是中国现在出现的排外愤青，即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还有一类就是极右愤青，他们要求在中国立即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应该说，这两类愤青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目前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主要有三类，这三类人的特点也有可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出现。第一类是反日和反美愤青。这类人的主要特点是对于美国和日本的一切东西都要反对。反对日本的最出名例子便是京沪高铁项目。据记者了解，一些人在反对日本的新干线技术时，并不真正了解日本的技术优劣。
反美者的最近一次演出则是发生在赵燕事件后，极端民族主义者都认为赵燕被打是奇耻大辱。很多人在网络上发贴表示：“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美国式的伪民主”“打倒美帝国主义”等等。
第二类人则是反美愤青的分支，他们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将本·拉登和萨达姆等人奉为英雄，来发泄心中的情绪，在2001年美国“9·11”发生后的那个晚上，记者所在学校的走廊里发出了阵阵欢呼。在许多大学的BBS上，也多有“美国终于受到惩罚”“拉登是英雄”的帖子。“这些人只是一味反美，而将最根本的同情心和道德抛之脑后。”李明水评价道。
第三类人是要求武力攻台者。在每一次两案发生矛盾的时候，许多愤青都要在网上发布言论，分析两方军事实力对比，要求解放军在一夜之间踏平台湾岛。记者的一位同学就最喜欢报纸上有关台湾的内容，常常跟记者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台的可能性，并且对记者来自福建省表示同情。(记者王闻报道)
极端民族主义：爱国还是误国？
在提到民族主义的时候，许多人都会提示，要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加以区分。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在很多情况下是容易混淆的，也致使许多愤青披上“爱国主义外衣”而变得刀枪不入。这与美国在“9·11”之后将批评政府的声音视为“不爱国”有异曲同工之妙。
极端民族主义爱国吗？
著名政治学者甘阳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英国政治学家米讷格（Kenneth Minogue）在其《民族主义》中的观点来解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不同。
米讷格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爱国主义是热爱本国的现实状况（loving one``s country as it is），因此主要表现为抵抗外来侵略以捍卫现实存在的祖国；反之，民族主义则是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ideal of one``s country that is yet to be realized）。如上所述，民族主义本身无可厚非。但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引导并建构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则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课题。而民族主义愤青所代表的谩骂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则恰恰是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警惕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排外式的愤青更多的是代表了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社会学家李明水对本报记者说。
民族主义愤青遮蔽真理谈论
李明水分析说：“中国最开始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从《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开始的，此后中国的一批极端民族主义者就纷纷出书立说，对西方说不。当这种排外情绪广泛弥漫开后，往往伴随着高涨的爱国主义，让人无法对他们进行批评。而任何反对它的人都会被吞噬。”
这些例子里最著名的莫过于“对日新思维”。在一些专家提出“对日新思维”后，立即被指斥为“汉奸”，网络上群情激昂。以至于事件过去了这么久，当记者想就一个选题采访日本问题专家时，许多人还是战战兢兢，一位中国社科院的日本问题专家对本报记者说：“现在说话要小心，否则反弹太大了。”
当正常的学术探讨被冠以更多的政治意味，已经没有多少人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之相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愤青则容易被人们奉为英雄。北京的学生程广至今回忆起中学时期看《中国可以说不》的场景，仍然热血沸腾，“觉得这些作者真给中国人长脸。”
事实上，鲁迅先生早在许多年前，就提出要警惕在爱国主义外衣包裹下的民族主义。先生称他们为打着爱国旗号的“爱国贼”。“‘爱国贼’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一点也不亚于‘卖国贼’，对中华民族的负面影响也更为深远。‘爱国贼’因为披着爱国外衣的缘故，对国民有很大的欺骗性，经常被国民误认为是‘民族英雄’。
学者认为极端民族主义其害有四
政治学者萧公秦对这种民族主义的态度是要加以反对。他分析说，首先，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形成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这种“受害意识”固然是激发我们民族奋力争取富强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基于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任何现实的温和冷静的态度，将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状态中被解读为“对外软弱”，解读为委曲求全的“绥靖主义”。到头来，连务实的主政者也会被逼得要“顺应”从极端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来的“民意”，被迫以刚性对抗来作为解决复杂国际关系的基本选择。
其次，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激愤民族主义将有可能走向“闭关锁国论”。实际上，自明清以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就存在着闭关锁国的价值倾向，近代以来的民族生存危机的压力又者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唯我独尊的左派原则来解读不同文化的价值冲突。文化大革命高倡“反帝反修”的极左派就是如此。
第三，“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在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以后，海外新左派电子杂志《中国与世界》，甚至把1963年陈伯达主持撰写的“反修”文章《六评》祭出来，反对当今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反过来又会激起大洋彼岸另一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保守派政治家的非理性态度的反弹，并使该方中的理性现实的声音同样受到压抑。
第四，在极端民族主义支配的精神氛围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机会主义者。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民众的情绪，转移人们对经济改革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 前苏联国家就出现过这样一种趋势。当然，这种情况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出现。(国际先驱导报 特约记者林西齐报道)<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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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P>
我先谈一谈我的感受：</P>我转这篇报导并不是我赞成作者的观点，相反对此有点反感。作者看似严谨、冷静、超然的论点里，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愤青现象的社会根源。对此不想展开来谈，否则三天三夜也谈不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愤青，将是一潭死水、一个僵化的身体、一个迟暮的太阳。如果没有自康有为、梁启超以来一直为国家、为民族努力的愤青，中国会走到这一步吗？这样一想，作者的观点其实很苍白，骗稿费的文章罢了。</P>
<P>热情是需要的，但是被热情冲昏了头脑还是不好的，同时也是极易被别人所利用的。</P><P>我想，做什么都好，做之前多听多看，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绝对是必要的。</P><P>爱国是每个国人都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但是如何以适当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啦</P>
<P>是啊,在那写"理性派"的眼里,中国说不就是大逆不道,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就是误国害国,就是反了天,中国对洋鬼子就该和"理性派"一样低三下四,哈腰点头,满足它们的任何要求.</P><P>奴性十足的汉奸文章!!!</P>
<P>中国愤青太多了，留下一就好了。</P>
<P>中国人普遍太无聊了，发生一些小事都喜欢上升高度，没事找事做。</P><P>中国大学生普遍心灵空虚，没有寄托，在这种时候，民族主义很容易成为一个借口，事态也由此被扩大化</P>
我认为是垃圾文章，汉奸心态
按照这狗屁文章的逻辑，革命先烈们，54的青年们都是误国害国的败类，汪精卫之流的东西才识爱国救国的大英雄！！！！
<B>以下是引用<I>blackboyaaaa</I>在2004-11-14 14:49:00的发言：</B>
按照这狗屁文章的逻辑，革命先烈们，54的青年们都是误国害国的败类，汪精卫之流的东西才识爱国救国的大英雄！！！！
<P>
<P>时代背景不同</P>
<P>不能拿来类比吧</P>
愤青总比某些道貌岸然，厚颜无耻的人要好得多！！！！！！
为什么“利用”民族主义者的一定是对祖国不利的人而不是推动中国前进的人？
想想根源是什么，不就是国家太............
我只知道人心难得,民意不可违.
<B>以下是引用<I>qinqin</I>在2004-11-10 14:36:00的发言：</B>
<P>热情是需要的，但是被热情冲昏了头脑还是不好的，同时也是极易被别人所利用的。</P>
<P>我想，做什么都好，做之前多听多看，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绝对是必要的。</P>
<P>爱国是每个国人都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但是如何以适当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啦</P>
<P>
<P>呵呵！ “爱国主义”现在成了一块遮羞布 谁都想扯过来绑在腰间！</P>
<P>面对这些“爱国主义” 我要大声呼吁：“绝不爱国”！</P>
什么样的国家才值得我们去爱？大家请仔细思考一下！否则爱国就是空洞的，漫无目的的，可悲的.
<P>这篇文章有续集了，请看：</P><P>中国愤青调查续：不做“愤青”做“奋青”</P>国际先驱导报》第121期针对中国民族主义“愤青”爱国还是误国进行了调查报道，将这个发轫于网络的特殊群体引入了公共讨论之中。
有人认为，群体以及思想的“愤青”，往往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歇斯底里的谩骂过多而理性健康的行动缺乏。“横眉冷对、言辞激烈是其脸谱式的刻画，主张对外强硬、抵制X货是其对外关系思想的内核。”
对“愤青”的认识和评价尽管不同，但在当前中国的发展进入关键性阶段时，我们有理由期待“愤青”的提升和转化，我们更希望“奋青”群体的出现——奋发图强、奋不顾身、奋起直追、奋勇向前……
回到从前还是走向未来
【作者】甘肃 宋希平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愤青”这种以爱国方式表达出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由来已久。历史上其表现最为极端、其发泄最为彻底的应当说有两次，即义和团运动和“文革”初期。这两次运动的起因都是一种意识形态上教旨主义式的狂热，其结果也都是在相当时间内阻碍了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迟缓了国内的变革并延误了缩短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距离的步伐。这就从实践效果上否定了愤青情结装饰在表面上的“爱国”光环，提示它即便是出于一种浅层冲动，哪怕不具有十分明显的主观故意，但对国家民族发展造成的危害也不应小视。
当代愤青们民族主义情绪的阵发性高涨，往往与我们国家改革进程的加快和我国社会与国际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同步。以迷惑性口号和夸张情绪包装起来的这些动作和言辞，由于其口号的鼓动性和表情的正统严肃，占据了话语制高点，对其他声音实际形成了强制性抑制。
近几年来，尽管利用国际环境最佳机遇期、通过与世界的合作提升国力促进和平的战略已经深入人心，但愤青情绪也同时过度张扬并影响了舆论，干扰了从外交政策到经济文化交流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对外领域，引起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和平理念不必要的猜忌，人为加剧了我国和世界主要国家构建平等的关系时，高层沟通和经济交往积极精进、政治互信和民间情绪却不甚和谐甚至对抗明显的两张皮现象。
愤青们把国家政治关系庸俗化和把民间交流政治化、复杂化，所造成的麻烦已经让人们看清了他们实际上的本能诉求，那就是拒绝变革，要求国家和民族立场从现有位置后退，回到从前。
在这种情势下，奋青——新时代奋发有为的青年，这个相对于愤青的概念的提出，就不只是一种情绪上和精神上的倡导和召唤，更重要的是呼吁现代中国人应当形成成熟准确的国家、民族概念。这种观念必须具有积极面向未来的坚定指向，应当展现开放、大度、兼收并蓄的精神风貌，又要具备立足自身发展同时在多极世界占有自己位置的智慧和能力，目的更是要通过广泛的国际互信合作和互通互利取得最大的国家和民族利益。这种前瞻性立体化具有未来纵深的国际关系思维，应当是奋青采取的理性立场基点。
“愤”而后“奋”
【作者】江西 唐虞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激愤、抱怨、叫喊不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办法，在愤怒中奋起，在愤怒中超越才是真正的出路。古人尚且“知耻而后勇”，今天的“愤青”定能超越古人，超越时代。<p></p></P> “愤青”有过多的失落、过多的忧郁、过多的不平，他们中的很多人今天都过得“不怎么样”，有些甚至过得很窝囊；他们错过了历史开往现实的有限的几趟班车，他们没有平等地分享到他们应得的社会财富以及获取财富的平等机遇；他们中很少有人聆听到“上帝的脚步声”，很少有人有机会“抓住上帝披风的一角，让上帝的披风扫一下”（俾斯麦语）；他们好像是幸运、幸福的私生子，他们感到历史对他们不公、时代对他们不公。于是他们面对今天的“诱惑”和“别人的奢侈、幸福”心生不平，心生激奋，他们叫喊、牢骚，以此来排解他们的不平和郁闷，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他们没有闹事，没有出乱子，他们守住了一个公民在宪法规范之内的权利和义务的底线。他们愤而不怒、愤而不乱、愤而不失、愤而不沉，这是他们可喜而有希望的一面。
愤，是一种精神，它包含挺立、振作、奋起的成分；愤，也意味着抛弃了等待、依赖、乞求、沮丧等等消极的观念；愤，包含了不安现状和一种对未来的信心和欲望；愤，是压力和危机中的一种觉醒。
愤，而后奋，知耻而勇。拿破仑用兵如神，但只有看到遍地的伤兵和尸体，他内在的狮性才会突然爆发起来。今天的愤青具备了这种客观刺激，同样能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穷且益坚，知难而进。人生事业四十始，姜太公七十拜相；林肯从种地、劈柴、当测量员、店铺伙计到当总统。“愤青”不会是我们时代的累赘，尽管他们今天说得多做得少，我们有理由相信“愤”的积极意义，“愤”是积蓄力量；“愤”而后“奋”，是“愤青”的理想之路。今天的社会创造了使每个人可以施展才华、发挥潜能的空间。
我想用洛威尔的一句话与“愤青”共勉：“新的时势赋人以新的义务，时间使古董变得鄙俗，谁想不落伍，谁就得不断积极进取。”
检讨民族主义愤青层出不穷的社会文化环境
【作者】北京 毛飞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民族主义愤青所表现出来的极端言行与大国公民应有的素养格格不入，他们视野中充满了对“民族尊严”“国家利益”的狭隘理解，而缺少对“理性”“权利”“自由”“人道”等一系列普适价值的最基本常识的认知，“惟目的论”（即认同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目中无人”（即不尊重个人生命的终极价值）常常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民族主义愤青所缺少的是大国公民应该具有的“自信”与“包容”心态，他们骨子里存继的是一种“自卑挤压出来的自大”——看看他们有关“抵制日货”与“往美国扔原子弹”的论调就可见一斑了。
然而，愤青们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虽然有害，但远远够不上“误国”的层次；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误国”的能力。民族主义愤青们除了掌握一点网络上的虚拟话语霸权之外，在现实世界里基本都些是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有的甚至是边缘化群体；他们既不是决策者，也基本上没有影响决策者的能力，他们虽然能够在网络上群情激昂地闹得天翻地覆，但基本上无力左右公共政策的走向。如果以为“愤青”居然能够阻碍中国融入国际化的大趋势，那实在是高估了愤青们的能量。
在我看来，面对网络上气势汹汹的民族主义愤青，正确对待的态度有两条：一是尊重与捍卫他们表达自己真实观点的权利——虽然我完全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他们的表达自由是不容侵犯的。二是检视“愤青”层出不穷的社会文化大背景，认为“愤青误国”的人们固然可以批驳愤青们种种荒唐不经的论调，但这些论调毕竟不是平空从愤青们的大脑里冒出来，而是外部社会文化环境所植入的；说到底，民族主义愤青不过是当前社会文化大背景的产物——检视我们的社会文化意识环境，对“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片面、武断阐释，对“权利”“人性尊严”等普适价值的淡漠，对“惟目的论”等思维方式的推崇可谓俯仰皆是……如此的思想文化背景下是民族主义愤青们茁壮成长的绝佳土壤。
因此，要让“愤青”变成“奋青”，第一要务在于改变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只有当我们拥有了一个充满宽容、人道、理性的多元化思想文化大环境，那些昔日满腹牢骚的愤青们才可能成为包容天下、蓬勃向上的“奋青”。<p></p></P> <p></p></P>来源：人民网</P>
有人认为，群体以及思想的“愤青”，往往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歇斯底里的谩骂过多而理性健康的行动缺乏。“横眉冷对、言辞激烈是其脸谱式的刻画，主张对外强硬、抵制X货是其对外关系思想的内核。”
对“愤青”的认识和评价尽管不同，但在当前中国的发展进入关键性阶段时，我们有理由期待“愤青”的提升和转化，我们更希望“奋青”群体的出现——奋发图强、奋不顾身、奋起直追、奋勇向前……
回到从前还是走向未来
【作者】甘肃 宋希平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愤青”这种以爱国方式表达出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由来已久。历史上其表现最为极端、其发泄最为彻底的应当说有两次，即义和团运动和“文革”初期。这两次运动的起因都是一种意识形态上教旨主义式的狂热，其结果也都是在相当时间内阻碍了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迟缓了国内的变革并延误了缩短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距离的步伐。这就从实践效果上否定了愤青情结装饰在表面上的“爱国”光环，提示它即便是出于一种浅层冲动，哪怕不具有十分明显的主观故意，但对国家民族发展造成的危害也不应小视。
当代愤青们民族主义情绪的阵发性高涨，往往与我们国家改革进程的加快和我国社会与国际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同步。以迷惑性口号和夸张情绪包装起来的这些动作和言辞，由于其口号的鼓动性和表情的正统严肃，占据了话语制高点，对其他声音实际形成了强制性抑制。
近几年来，尽管利用国际环境最佳机遇期、通过与世界的合作提升国力促进和平的战略已经深入人心，但愤青情绪也同时过度张扬并影响了舆论，干扰了从外交政策到经济文化交流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对外领域，引起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和平理念不必要的猜忌，人为加剧了我国和世界主要国家构建平等的关系时，高层沟通和经济交往积极精进、政治互信和民间情绪却不甚和谐甚至对抗明显的两张皮现象。
愤青们把国家政治关系庸俗化和把民间交流政治化、复杂化，所造成的麻烦已经让人们看清了他们实际上的本能诉求，那就是拒绝变革，要求国家和民族立场从现有位置后退，回到从前。
在这种情势下，奋青——新时代奋发有为的青年，这个相对于愤青的概念的提出，就不只是一种情绪上和精神上的倡导和召唤，更重要的是呼吁现代中国人应当形成成熟准确的国家、民族概念。这种观念必须具有积极面向未来的坚定指向，应当展现开放、大度、兼收并蓄的精神风貌，又要具备立足自身发展同时在多极世界占有自己位置的智慧和能力，目的更是要通过广泛的国际互信合作和互通互利取得最大的国家和民族利益。这种前瞻性立体化具有未来纵深的国际关系思维，应当是奋青采取的理性立场基点。
“愤”而后“奋”
【作者】江西 唐虞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激愤、抱怨、叫喊不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办法，在愤怒中奋起，在愤怒中超越才是真正的出路。古人尚且“知耻而后勇”，今天的“愤青”定能超越古人，超越时代。<p></p></P> “愤青”有过多的失落、过多的忧郁、过多的不平，他们中的很多人今天都过得“不怎么样”，有些甚至过得很窝囊；他们错过了历史开往现实的有限的几趟班车，他们没有平等地分享到他们应得的社会财富以及获取财富的平等机遇；他们中很少有人聆听到“上帝的脚步声”，很少有人有机会“抓住上帝披风的一角，让上帝的披风扫一下”（俾斯麦语）；他们好像是幸运、幸福的私生子，他们感到历史对他们不公、时代对他们不公。于是他们面对今天的“诱惑”和“别人的奢侈、幸福”心生不平，心生激奋，他们叫喊、牢骚，以此来排解他们的不平和郁闷，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他们没有闹事，没有出乱子，他们守住了一个公民在宪法规范之内的权利和义务的底线。他们愤而不怒、愤而不乱、愤而不失、愤而不沉，这是他们可喜而有希望的一面。
愤，是一种精神，它包含挺立、振作、奋起的成分；愤，也意味着抛弃了等待、依赖、乞求、沮丧等等消极的观念；愤，包含了不安现状和一种对未来的信心和欲望；愤，是压力和危机中的一种觉醒。
愤，而后奋，知耻而勇。拿破仑用兵如神，但只有看到遍地的伤兵和尸体，他内在的狮性才会突然爆发起来。今天的愤青具备了这种客观刺激，同样能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穷且益坚，知难而进。人生事业四十始，姜太公七十拜相；林肯从种地、劈柴、当测量员、店铺伙计到当总统。“愤青”不会是我们时代的累赘，尽管他们今天说得多做得少，我们有理由相信“愤”的积极意义，“愤”是积蓄力量；“愤”而后“奋”，是“愤青”的理想之路。今天的社会创造了使每个人可以施展才华、发挥潜能的空间。
我想用洛威尔的一句话与“愤青”共勉：“新的时势赋人以新的义务，时间使古董变得鄙俗，谁想不落伍，谁就得不断积极进取。”
检讨民族主义愤青层出不穷的社会文化环境
【作者】北京 毛飞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民族主义愤青所表现出来的极端言行与大国公民应有的素养格格不入，他们视野中充满了对“民族尊严”“国家利益”的狭隘理解，而缺少对“理性”“权利”“自由”“人道”等一系列普适价值的最基本常识的认知，“惟目的论”（即认同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目中无人”（即不尊重个人生命的终极价值）常常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民族主义愤青所缺少的是大国公民应该具有的“自信”与“包容”心态，他们骨子里存继的是一种“自卑挤压出来的自大”——看看他们有关“抵制日货”与“往美国扔原子弹”的论调就可见一斑了。
然而，愤青们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虽然有害，但远远够不上“误国”的层次；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误国”的能力。民族主义愤青们除了掌握一点网络上的虚拟话语霸权之外，在现实世界里基本都些是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有的甚至是边缘化群体；他们既不是决策者，也基本上没有影响决策者的能力，他们虽然能够在网络上群情激昂地闹得天翻地覆，但基本上无力左右公共政策的走向。如果以为“愤青”居然能够阻碍中国融入国际化的大趋势，那实在是高估了愤青们的能量。
在我看来，面对网络上气势汹汹的民族主义愤青，正确对待的态度有两条：一是尊重与捍卫他们表达自己真实观点的权利——虽然我完全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他们的表达自由是不容侵犯的。二是检视“愤青”层出不穷的社会文化大背景，认为“愤青误国”的人们固然可以批驳愤青们种种荒唐不经的论调，但这些论调毕竟不是平空从愤青们的大脑里冒出来，而是外部社会文化环境所植入的；说到底，民族主义愤青不过是当前社会文化大背景的产物——检视我们的社会文化意识环境，对“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片面、武断阐释，对“权利”“人性尊严”等普适价值的淡漠，对“惟目的论”等思维方式的推崇可谓俯仰皆是……如此的思想文化背景下是民族主义愤青们茁壮成长的绝佳土壤。
因此，要让“愤青”变成“奋青”，第一要务在于改变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只有当我们拥有了一个充满宽容、人道、理性的多元化思想文化大环境，那些昔日满腹牢骚的愤青们才可能成为包容天下、蓬勃向上的“奋青”。<p></p></P> <p></p></P>来源：人民网</P>
<P>还有：</P><P> 周星驰在日本首映新片《功夫》，日本“打星”小川直也砸场。这一现代版“日本浪人辱华事件”，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有媒体意嫌不足，专发“‘周星驰日本受辱事件’引发网民愤慨”的报道。日前，首映主办方发布消息，所谓“周星驰受辱事件”，纯系推广影片的一个噱头。
这一次愤怒就像去年湖南某人冒充日本人到电台辱华一般，那场乌龙事件也曾导致很多人发出了“民族主义的骂声”。这类特殊的“调戏”事件，今后再来一些，照样一搞一个准。对那些“受骗上当”的人来说，如果没有“受辱”，他们旺盛的怒火就没有展现的机会。所以“辱华事件”虽纯属假作，但他们认为“逻辑上是真的”，借此而发的愤怒也是正确的——这是一群现在常常被称为“愤青”的人。
要知道“愤青”是一个多么热闹的队伍，只要上网一查就可以了。在百度上，可以找到超过20万个有关“愤青”的网页，在Google上则有近15万个网页。
“愤青”全称应该是“愤怒青年”。虽然如此，青年未必皆“愤青”，“愤青”也不必是青年(比如俄罗斯的日里诺夫斯基，就可以说是一个“洋愤青”)。“愤青”的最大特征是愤怒，而不是青年。照说，愤怒是人的正常情感，但凡是个人，总不免有愤怒的机会。但“愤青”的关键是在于以愤怒为能事，不仅夸大、赞美这种情绪，而且将这种情绪作了美学处理，一愤怒就自我感觉特崇高。
其实，愤怒有什么值得崇高化呢？讲愤怒，歇斯底里症最能愤怒，但那是病态，虽不致让人恨，但也只会让人同情，而不会让人感到可爱。所以，一个人实在没有必要努力向“特别能愤怒”的方向发展。
“愤青”的另一个特征据说是爱国。有人认为“愤青”是爱国专家，而且是惟一正宗的爱国专家，甘作国家之荣誉、利益、形象和尊严的前驱。
爱国是高尚的情感，这是可以肯定的。现在，有人动不动为爱国而脸红脖子粗，这是“爱国是一种好东西”的铁证。“愤青”勇做国家之前驱，至少在口力上为国家贡献有加，感情真挚、朴素，不可怀疑。但爱国就爱国吧，标准的“愤青”又喜欢派送“卖国”帽子。他们举目四望，不愤怒或者不像他们那样愤怒的人满坑满谷——“这些人如果不是已经卖过国，就是正在筹划着卖国”。于是，在他们看来，“愤怒青年”就是“爱国青年”，“爱国青年”就是“愤怒青年”。把“青年”两个字一去，爱国就是愤怒，愤怒就是爱国，好像爱国就是分泌“利比多”。
“愤青”到处甩“卖国贼”的帽子，但从他们的言行看，事无论大小，只要有中外关涉，则炸馆撞机也好，吃饭唱歌也罢，一律以怒骂为能事，以“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为思维准则，喜欢喊打喊杀，满世界叫阵。“愤青”可以说是精神上的“国际打砸抢分子”，幸亏他们只是从事口力劳动。
“愤青”也有“愤青”的价值，至少可以装点我们的舆论世界，让别人感到我们也是有多种声音的。“愤青”最大的抱负是“愤青”治国，将国家“愤青化”，如果遂其所愿，不说别的，单是以一触即跳来应对世界，非把国家变成羊角风不可。
以前看爱国影片，见林则徐在书房里挂着“制怒”的条幅。论爱国，哪个“愤青”敢说林则徐不够格？但林则徐知道愤怒不能放纵而要控制。愤怒，就是发急。狗急可以跳墙，从“人畜一般”的道理讲，人急了大概可以激发潜能，但往往也容易丧心病狂。“愤青”办得了什么事呢？他们能以愤怒为本，惟爽快是务，先由着愤怒把事情搞成一团乱麻，再怒上加怒拿起快刀乱砍。(刘洪波)
来源：南方都市报</P>
这一次愤怒就像去年湖南某人冒充日本人到电台辱华一般，那场乌龙事件也曾导致很多人发出了“民族主义的骂声”。这类特殊的“调戏”事件，今后再来一些，照样一搞一个准。对那些“受骗上当”的人来说，如果没有“受辱”，他们旺盛的怒火就没有展现的机会。所以“辱华事件”虽纯属假作，但他们认为“逻辑上是真的”，借此而发的愤怒也是正确的——这是一群现在常常被称为“愤青”的人。
要知道“愤青”是一个多么热闹的队伍，只要上网一查就可以了。在百度上，可以找到超过20万个有关“愤青”的网页，在Google上则有近15万个网页。
“愤青”全称应该是“愤怒青年”。虽然如此，青年未必皆“愤青”，“愤青”也不必是青年(比如俄罗斯的日里诺夫斯基，就可以说是一个“洋愤青”)。“愤青”的最大特征是愤怒，而不是青年。照说，愤怒是人的正常情感，但凡是个人，总不免有愤怒的机会。但“愤青”的关键是在于以愤怒为能事，不仅夸大、赞美这种情绪，而且将这种情绪作了美学处理，一愤怒就自我感觉特崇高。
其实，愤怒有什么值得崇高化呢？讲愤怒，歇斯底里症最能愤怒，但那是病态，虽不致让人恨，但也只会让人同情，而不会让人感到可爱。所以，一个人实在没有必要努力向“特别能愤怒”的方向发展。
“愤青”的另一个特征据说是爱国。有人认为“愤青”是爱国专家，而且是惟一正宗的爱国专家，甘作国家之荣誉、利益、形象和尊严的前驱。
爱国是高尚的情感，这是可以肯定的。现在，有人动不动为爱国而脸红脖子粗，这是“爱国是一种好东西”的铁证。“愤青”勇做国家之前驱，至少在口力上为国家贡献有加，感情真挚、朴素，不可怀疑。但爱国就爱国吧，标准的“愤青”又喜欢派送“卖国”帽子。他们举目四望，不愤怒或者不像他们那样愤怒的人满坑满谷——“这些人如果不是已经卖过国，就是正在筹划着卖国”。于是，在他们看来，“愤怒青年”就是“爱国青年”，“爱国青年”就是“愤怒青年”。把“青年”两个字一去，爱国就是愤怒，愤怒就是爱国，好像爱国就是分泌“利比多”。
“愤青”到处甩“卖国贼”的帽子，但从他们的言行看，事无论大小，只要有中外关涉，则炸馆撞机也好，吃饭唱歌也罢，一律以怒骂为能事，以“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为思维准则，喜欢喊打喊杀，满世界叫阵。“愤青”可以说是精神上的“国际打砸抢分子”，幸亏他们只是从事口力劳动。
“愤青”也有“愤青”的价值，至少可以装点我们的舆论世界，让别人感到我们也是有多种声音的。“愤青”最大的抱负是“愤青”治国，将国家“愤青化”，如果遂其所愿，不说别的，单是以一触即跳来应对世界，非把国家变成羊角风不可。
以前看爱国影片，见林则徐在书房里挂着“制怒”的条幅。论爱国，哪个“愤青”敢说林则徐不够格？但林则徐知道愤怒不能放纵而要控制。愤怒，就是发急。狗急可以跳墙，从“人畜一般”的道理讲，人急了大概可以激发潜能，但往往也容易丧心病狂。“愤青”办得了什么事呢？他们能以愤怒为本，惟爽快是务，先由着愤怒把事情搞成一团乱麻，再怒上加怒拿起快刀乱砍。(刘洪波)
来源：南方都市报</P>
<P>感想:</P><P>1、汉奸年年有，年年一大萝。</P><P>2、愤青同志们的努力有回报了，如果没有威胁到汉奸们的利益，是不会在这么短时间内有这么多人出来说话的。</P>
<P>在网上碰到最恶心的名词,一个是小资,一个是愤青.</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