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专栏文章，看看南方系文人是怎么看“汉奸” ...

“汉奸”的复杂性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连清川 【作者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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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了30年之后，一夜之间，“汉奸”这个带有强烈政治含义的词语，突然间重新回到了中国人的语境之中，在网络中被广泛使用。虽然各级官方媒体都尽量避免跳入这一明显带着危险倾向的语言漩涡，但是在社会各个层面之间流转之广，却是官方媒体集体噤声所无法掩盖的事实。

对中国的政治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汉奸”上一次被普遍使用，是全国处在泛政治癫狂状态之中的文革。所有与对方政治意见不合的人，都可能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大帽子，其范围波及之广，几乎人人自危。然而此次之使用，范围却要狭窄得多，其矛头专指广州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下的几份报刊，包括《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和《南方人物周刊》等。使用者乃是中国目前人数不多，但在公共场合中相当活跃的左派人士。其代表人物是北大教授孔庆东、电视节目主持人司马南等，以及一些网络传播机构，如乌有之乡、第一视频等等。

作为一名曾经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中任职的人，我倒无意参与这场乱战。我说乱战的意思，指的是那些左派人士其实毫无此类路线斗争的理据和路径。政治斗争无非街头斗争、法律斗争与理论斗争，而此次左派所挑起的事端，根本就是在一个极低层次上的情绪宣泄。一方斗志昂扬，一方却冷眼旁观，高下早判，疏无可观。

然而我却因“汉奸”这个词语的重新活跃，颇生发出一些感触来。这是一个极具汉语特色的词汇。我的语言学基础很弱，所以不知道是否在其它语言中有类似的表达，但是在我较为熟悉的英文中，似乎并无对应的词语，例如“英奸”或“美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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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头放着刚从朋友手上拿来的《胡兰成•天地之始》，是台湾一位研究者薛仁明先生的评述作品。胡兰成先生曾于1990年代在大陆火过一阵子，主要因着其著作《今生今世》。写作的题材是胡先生与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张爱玲的爱恨情仇，不仅文学研究、爱好者如获至宝，即便普罗大众亦当作一段八卦奇情来看。更加上后来林青霞秦汉主演的大卖座电影《滚滚红尘》，亦以二人的爱情故事做原型，深入人心。

胡先生在大陆，遂成为一个八卦人物，虽然扭曲，倒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若是胡先生另外一个身份广为公众关注，那么今日对其评价，恐怕已经不堪入目。事实上，按照政治标准，他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抗日战争期间，1939至1943年间，胡在汪精卫南京政府位高权重，曾官至宣传部政务次长及汪精卫机要秘书。

在《今生今世》之后，胡先生的书也陆续在大陆书市中出现，我所读过的，包括了《山河岁月》、《中国文学史话》以及《禅是一枝花》。但是其后再往下寻找，再无新发现。大约胡先生身份毕竟敏感，其它书籍，或多少涉及政治，已然不便出版了罢，以至于其晚年所著作品，大陆市场全然萧瑟。

我自己完整阅读胡兰成，第一本其实是《中国文学史话》，端地以为不过是一本文学史籍。可是读下来真是大惊失色。胡的格局太大，说是文学，其实乃是中国文史哲的大融化。再到后来的几本，基本都是如此格局，每每都是对中国数千年文化的心路梳理，而绝非一时一事的呻吟耽溺。尤其《山河岁月》一书，更几乎是对包括西方、日本、印度与中国文明的比较哲学。其理路之独特，视野之驰骋，用心之浩荡，即便在群星闪耀的民初诸贤之中，也不多见。以至于薛仁明在书中引用新儒学大师唐君毅自称“非我所及也”。

胡兰成的著作，又与中国几乎所有那个时代中谈哲论理的人不同。其遣词造句匪夷所思，既无儒学诸人文言文的晦涩艰深，又无西学诸人的平易口语，却多是在吃透了中国文化之后的一种独特创建，读起来温润平和，却字字着色。“惟见日月静好，山川回环”，一句所道，不惟山水，更是中国人心中山川的心理颜色。张爱玲的文风，实受胡兰成的极大影响。二人虽然后来反目成仇，但这对曾经的夫妻，在中国语文上的贡献，至少是难分轩轾的。于我看来，胡更是中国现代字写得最好看的人。

如果暂且抛却这些主观的判断来说，胡兰成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如何来对待他被扣的“汉奸”帽子？虽然在台湾，胡兰成早就已经“出土”（作品可以出版），但仍然不是一个可以任意谈论的人。若是忽略了他的政治经历来谈他对于文化的贡献，似乎便是道德有亏了。至少在陆台两地，在对待汪精卫政权的“汉奸”定义上是无差的。然而奇异的是，胡先生半世逃亡，一生著述，从未于其政治生涯有悔疚之意。而事实上，他也曾经坐过汪精卫的牢房。

我读胡兰成，常被他为中国政制与哲学的苦心孤诣所触动。对于西方现代社会的批评，他几乎带有先知的色彩。在政治见解中，他恐怕是较早地考虑如何在中国的独特文化背景中，进行西方式融合的人。如此殚精竭虑思考中国未来，如何一时便叛了国呢？

当然，我无法对胡先生的政治行为进行进一步的判断，因为我所能接触和阅读的关于他的资料实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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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判断一个人的操行的时候，往往是黑白分明不容质疑的，尤其在民族大义、政治臧否方面，更加容不得灰色地带。似乎如此一来，便是于国于民有亏了。于是，一旦被扣上汉奸的帽子，那便是提不得说不得谈不得，更何况论了。众口一词人人喊打。对于胡兰成的上司汪精卫，中国各类史料，何曾有一字正面？

可是所有国族的历史，其构成都具有极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于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在政治人物上，中国历史，无论正史野史，鲜有不义正词严爱憎分明者，似乎历史惟有一种面相。而越是如此，越是成王败寇，斧钺删削，家国真相，遂成模糊难辨。

我在美国游学时，常被美国书写南北战争的情形所震惊。按理北方取胜，而消灭黑奴制度，更是历史证明无限正确的事情，但是对于南方同情，对于林肯战时违法的批评，隔断时间便甚嚣尘上，各方辩论沸反盈天，断无王寇之分。于民众而言，这才是认识历史的人间正道。人性原本是复杂的，人类所追求的，无非是在历史的尘埃与纷扰之中，寻找更加和平、稳定与发展的道路，任何一种思维与行为的模式，都可资借鉴与探讨，若扣上帽子打入冷宫，不得再与讨论，那么人类如何能从以往的故事中寻找今天的路径？

“汉奸”一词，执意将历史上的种种复杂性、多面性与情境性一概抹杀，只留下一个粗暴无理的道德判断，从而抛弃了探索当时环境之中的思想、行为与模式的可能性，把国族的认识能力，也推进了简化愚昧的泥潭之中。

我并非意图为胡兰成、汪精卫、袁世凯、林彪等这些被污化的群像平反。因为按照中国人的历史认识逻辑，这样的平反往往又是矫枉过正。我所期望的，无非是对于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客观和充分的描述，至于判断，见仁见智。

污化自己民族的历史与人物，不过因为这个民族缺乏对于自己的信心，以至于连直面历史真相的勇气也没有。何时当任何一个人物都可以被自由讨论与臧否之时，那么这个民族方才是对于自我、对于历史、对于世界勇于担当，富有价值的。

链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1927?page=1“汉奸”的复杂性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连清川 【作者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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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了30年之后，一夜之间，“汉奸”这个带有强烈政治含义的词语，突然间重新回到了中国人的语境之中，在网络中被广泛使用。虽然各级官方媒体都尽量避免跳入这一明显带着危险倾向的语言漩涡，但是在社会各个层面之间流转之广，却是官方媒体集体噤声所无法掩盖的事实。

对中国的政治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汉奸”上一次被普遍使用，是全国处在泛政治癫狂状态之中的文革。所有与对方政治意见不合的人，都可能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大帽子，其范围波及之广，几乎人人自危。然而此次之使用，范围却要狭窄得多，其矛头专指广州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下的几份报刊，包括《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和《南方人物周刊》等。使用者乃是中国目前人数不多，但在公共场合中相当活跃的左派人士。其代表人物是北大教授孔庆东、电视节目主持人司马南等，以及一些网络传播机构，如乌有之乡、第一视频等等。

作为一名曾经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中任职的人，我倒无意参与这场乱战。我说乱战的意思，指的是那些左派人士其实毫无此类路线斗争的理据和路径。政治斗争无非街头斗争、法律斗争与理论斗争，而此次左派所挑起的事端，根本就是在一个极低层次上的情绪宣泄。一方斗志昂扬，一方却冷眼旁观，高下早判，疏无可观。

然而我却因“汉奸”这个词语的重新活跃，颇生发出一些感触来。这是一个极具汉语特色的词汇。我的语言学基础很弱，所以不知道是否在其它语言中有类似的表达，但是在我较为熟悉的英文中，似乎并无对应的词语，例如“英奸”或“美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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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头放着刚从朋友手上拿来的《胡兰成•天地之始》，是台湾一位研究者薛仁明先生的评述作品。胡兰成先生曾于1990年代在大陆火过一阵子，主要因着其著作《今生今世》。写作的题材是胡先生与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张爱玲的爱恨情仇，不仅文学研究、爱好者如获至宝，即便普罗大众亦当作一段八卦奇情来看。更加上后来林青霞秦汉主演的大卖座电影《滚滚红尘》，亦以二人的爱情故事做原型，深入人心。

胡先生在大陆，遂成为一个八卦人物，虽然扭曲，倒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若是胡先生另外一个身份广为公众关注，那么今日对其评价，恐怕已经不堪入目。事实上，按照政治标准，他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抗日战争期间，1939至1943年间，胡在汪精卫南京政府位高权重，曾官至宣传部政务次长及汪精卫机要秘书。

在《今生今世》之后，胡先生的书也陆续在大陆书市中出现，我所读过的，包括了《山河岁月》、《中国文学史话》以及《禅是一枝花》。但是其后再往下寻找，再无新发现。大约胡先生身份毕竟敏感，其它书籍，或多少涉及政治，已然不便出版了罢，以至于其晚年所著作品，大陆市场全然萧瑟。

我自己完整阅读胡兰成，第一本其实是《中国文学史话》，端地以为不过是一本文学史籍。可是读下来真是大惊失色。胡的格局太大，说是文学，其实乃是中国文史哲的大融化。再到后来的几本，基本都是如此格局，每每都是对中国数千年文化的心路梳理，而绝非一时一事的呻吟耽溺。尤其《山河岁月》一书，更几乎是对包括西方、日本、印度与中国文明的比较哲学。其理路之独特，视野之驰骋，用心之浩荡，即便在群星闪耀的民初诸贤之中，也不多见。以至于薛仁明在书中引用新儒学大师唐君毅自称“非我所及也”。

胡兰成的著作，又与中国几乎所有那个时代中谈哲论理的人不同。其遣词造句匪夷所思，既无儒学诸人文言文的晦涩艰深，又无西学诸人的平易口语，却多是在吃透了中国文化之后的一种独特创建，读起来温润平和，却字字着色。“惟见日月静好，山川回环”，一句所道，不惟山水，更是中国人心中山川的心理颜色。张爱玲的文风，实受胡兰成的极大影响。二人虽然后来反目成仇，但这对曾经的夫妻，在中国语文上的贡献，至少是难分轩轾的。于我看来，胡更是中国现代字写得最好看的人。

如果暂且抛却这些主观的判断来说，胡兰成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如何来对待他被扣的“汉奸”帽子？虽然在台湾，胡兰成早就已经“出土”（作品可以出版），但仍然不是一个可以任意谈论的人。若是忽略了他的政治经历来谈他对于文化的贡献，似乎便是道德有亏了。至少在陆台两地，在对待汪精卫政权的“汉奸”定义上是无差的。然而奇异的是，胡先生半世逃亡，一生著述，从未于其政治生涯有悔疚之意。而事实上，他也曾经坐过汪精卫的牢房。

我读胡兰成，常被他为中国政制与哲学的苦心孤诣所触动。对于西方现代社会的批评，他几乎带有先知的色彩。在政治见解中，他恐怕是较早地考虑如何在中国的独特文化背景中，进行西方式融合的人。如此殚精竭虑思考中国未来，如何一时便叛了国呢？

当然，我无法对胡先生的政治行为进行进一步的判断，因为我所能接触和阅读的关于他的资料实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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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所有国族的历史，其构成都具有极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于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在政治人物上，中国历史，无论正史野史，鲜有不义正词严爱憎分明者，似乎历史惟有一种面相。而越是如此，越是成王败寇，斧钺删削，家国真相，遂成模糊难辨。

我在美国游学时，常被美国书写南北战争的情形所震惊。按理北方取胜，而消灭黑奴制度，更是历史证明无限正确的事情，但是对于南方同情，对于林肯战时违法的批评，隔断时间便甚嚣尘上，各方辩论沸反盈天，断无王寇之分。于民众而言，这才是认识历史的人间正道。人性原本是复杂的，人类所追求的，无非是在历史的尘埃与纷扰之中，寻找更加和平、稳定与发展的道路，任何一种思维与行为的模式，都可资借鉴与探讨，若扣上帽子打入冷宫，不得再与讨论，那么人类如何能从以往的故事中寻找今天的路径？

“汉奸”一词，执意将历史上的种种复杂性、多面性与情境性一概抹杀，只留下一个粗暴无理的道德判断，从而抛弃了探索当时环境之中的思想、行为与模式的可能性，把国族的认识能力，也推进了简化愚昧的泥潭之中。

我并非意图为胡兰成、汪精卫、袁世凯、林彪等这些被污化的群像平反。因为按照中国人的历史认识逻辑，这样的平反往往又是矫枉过正。我所期望的，无非是对于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客观和充分的描述，至于判断，见仁见智。

污化自己民族的历史与人物，不过因为这个民族缺乏对于自己的信心，以至于连直面历史真相的勇气也没有。何时当任何一个人物都可以被自由讨论与臧否之时，那么这个民族方才是对于自我、对于历史、对于世界勇于担当，富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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