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国第一

英国《金融时报》：中国第一

著有《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一书的哈佛大学教授沃格尔（Ezra Vogel）近日为《金融时报》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第一》的文章，对日本提出警告：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必须对此做出应对。
　　
　　沃格尔首先解释写作意图：25年前，我写了本名叫《日本第一》的书，因为那时我看到日本正在崛起，想让美国认识到日本的优势，及时采取对策；如今，我想让日本认识到，中国正在崛起，并提出几条日本应该采取的对策。他指出，有人认为日本不必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大陆的问题严重，可能破坏它的增长，比如为农村贫困地区数亿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吸收数千万移民进入城市; 处理老工业区的下岗问题; 为贫困而且老龄化的国民提供退休和医疗服务;建立适应弹性汇率的金融制度; 遏制蔓延的腐败问题; 防止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引发社会冲突等等。但他认为，虽然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也不会马上消失，但中国领导人正在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它们会打断中国的整体发展势头。
　　
　　相反，他指出，就像东亚其他经济工业化的国家一样，中国正在迅速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从科技含量较低的产业转向高科技行业。首先，日本在成为钢铁、轮船、汽车出口国后，贸易顺差激增，同样，中国也在进行类似的转型，贸易顺差也在增长。1959年，中国生产的钢材不到1300 万吨。1996年，它的钢产量高达1亿吨，相当于美国和日本2003年的产量。2003年达到了2.2亿吨，比美国和日本产量加起来还多。而且，中国还在迅速提高钢产能，再过五年，它的钢产量可能还将翻番。也许用不了10年，中国就要减少钢材进口，甚至还将出口。预计到2007年，仅在广州地区，丰田、日产、本田和它们的合资伙伴每年生产的汽车就将达到100万辆。过不了多久，这些车就会出口到东南亚，和其他国家的汽车竞争。若质量有所改进，可以预期中国汽车还会出口到其他地区。
　　
　　其次，虽然中国在尖端技术方面比较落后，但它正在培养人才，以提升在价值链中的位置。现在，美国每年毕业的工程师约6万人，日本约7万人，而中国有约32.5万人。中国东部沿海大城市都设立了高技术开发区， 这些开发区很快就将进入起飞阶段。
　　
　　而且，中国的优势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它正在培养有才干的地方官员，有效地领导地方开发。但中国中央政府也有相应的体制，小心地修正国家的整体战略，权力集中也使中央政府可以制定和实施代表全国整体利益的决策。中国还派遣几百万人出国学习，他们英语熟练，染上了与国内同胞不同的习惯和心态，但中国并不为此感到担忧。日本向东南亚提供的经济援助比中国多很多，建的工厂也比中国多不少。但是，中国能够代表本国及本国企业、英语流利的人才却比日本多。这些中国人并不是日本的威胁，不过，日本比中国更缺乏国际化英语人才来代表日本出席国际会议，加强与其他亚洲国家交流。
　　
　　沃格尔这样写道：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一些人早就不再看好日本了，认为亚洲的未来属于中国，之后也许是印度；他们承认，前两年日本企业的利润、投资和消费都在增长，失业率在下降，但他们认为这种好转的范围和持续时间都很有限。但沃格尔认为，这些人太悲观了，所谓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遭到的失败也被过分夸大了，他指出，日本有1.26亿人口，几乎没有什么自然资源，挤在一块比加利福尼亚州还小的土地上，但它仍然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与美国差不多，有些人甚至说要高于美国。
　　
　　但现在的问题是日本的国民心态和国民精神相当消极。沃格尔这样写道：他们对未来十分担忧，怀疑他们的子女能否过得和他们一样好；失业率、犯罪率、离婚率都上升了；学生普遍缺乏学习动力，教师信心不足；公众对政治领袖的尊重维持在低水平，对政府官僚的尊重更是一落千丈；20世纪90年代，有关黑暗与灭亡的书籍在日本风靡一时等等。但对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日本该如何走下去人们却没有一致的看法。许多日本人都很怀念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人们的目标很明确─赶超西方，一切似乎都在变好。他们也不喜欢美国风格，不喜欢看到为了追求利润不择手段、贫富差异不断加剧、诉讼时大吵大闹、工人阻碍了企业获利就要被扫地出门。那么，日本怎样才能在应对中国崛起和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同时保持最优秀的民族传统呢？沃格尔给出了下面的建议。
　　
　　1. 在亚洲采取多边主义政策。在始于19世纪中叶的明治时代，日本渴望赶上先进国家，决定脱亚入欧。现在，亚洲进入了新时代，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都走进了现代世界。日本和亚洲国家的贸易额远远超过了与北美或欧洲的贸易额，与中国的贸易额就超过了与美国的贸易额，并且还在飞速地增长。亚洲的各种多边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兴起，开始在越来越重要的事务中发挥作用。接受这些组织符合日本的利益，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和繁荣。
　　
　　但是，日本在亚洲的历史角色仍然严重地阻碍著它与中国人、韩国人以及日本在二战中侵略过的其他国家的公民发展建设性的关系。亚洲人对于日本人不愿意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非常不安，令日本人在参加亚洲会议时处于被动的地位。明治时代，有些领导人希望，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大国，能够在亚洲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可在 20世纪上半叶入侵亚洲国家时，日本人遇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以武力来镇压反抗，给被入侵国家和本国都带来了深重灾难。德国在二战后不得不处理好和法国、波兰的关系，日本则不同，冷战把它和中国隔离开了。到了80年代，中日交往逐渐扩大，历史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充满变数。过去十年，由于韩日两国领导人频繁对话、两国共同编写教科书以及文化交流增加，两国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日本在处理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却没有取得类似的进步。每当日本首相访华，他们总是小心谨慎地选择措辞来表示道歉，但这还不足以让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相信日本的和平意图。这个问题不会随著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必须得到彻底解决，否则它随时可能破坏日本和它的亚洲伙伴之间来之不易的谅解。
　　
　　尽管中国领导人表示，他们愿意改善和日本的关系，但他们也不太可能不顾国内民众的强烈情绪，冒险采取什么重大举措。只要日本首相去参拜纪念战殁者的靖国神社，消息肯定会在中国传开，激起民众的愤怒。日本人应该与中国共同研究二战中日本入侵中国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应该广泛、公开地讨论日本军人的丑恶行为。这是痛苦的过程，会持续数年。但中国人对这个问题十分敏感，日本若想与亚洲国家关系打下牢固基础，前提就是要首相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承认日军的罪行， 公开讨论二战中的事件。2005年是二战结束60周年，如果首相不再参拜靖国神社，解决好日本侵略亚洲的遗留问题，这一年将是它改善与亚洲各国关系的大好机会。否则，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可能还要持续下去。
　　
　　2. 掌握全球信息和知识。一个国家必须随时掌握全世界的信息和知识，否则就无法保持活力。以前，日本人只要出国一两年，回国后学到的东西就能够用一辈子，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以前一小部分日本人就能把日本和世界联系起来，这样的日子也不复存在了。日本人已经充分利用因特网来紧跟世界潮流，但他们应该更积极地参与世界上各个先进知识领域。日本需要更多人才，他们能在硅谷这样的地方参与尖端软件行业，能在纽约、伦敦、香港这样的金融中心工作，能在一流的研究中心占据一席之地。在加利福尼亚，大量印度裔和华裔企业家和工程师都就读于加州的大学，他们会在那里建立起人脉网络，当他们在硅谷工作时这个网络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要想保持在全球软件业的前沿地位，更多的日本人也需要这样做。
　　
　　3. 增加创业机会。在日本赶超先进工业国家的过程中，日本公司的领导人不需要冒太多风险。他们只需要想办法高质量、低成本地生产出别国家已开发的产品就行了。但是，尖端技术肯定会有风险，而日本需要想办法取得硅谷那样的成就。在硅谷，开公司的能人通常在短期内就要经历希望、成功、失败等阶段，然后又要开办新的公司。
　　
　　有前景的新创企业需要获得更多的资本，应该多让那些半死不活、复兴基本无望的企业破产，使资本解放出来，支持新的企业。日本的亏损企业不需要像美国那样迅速解雇员工，但让那些复苏希望渺茫的企业破产、把原本要投入进去的资本释放出来，对整个国家是有好处的。日本在电子、摄像机、汽车等行业中出现了一批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企业家。如果它想在软件等部门表现出色，就应该为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家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机会。
　　
　　4. 提高政治领导人制定战略决策的能力。官员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新调整。某些政治家认为，政治家需要详细了解官僚政治，才能做出决策，其实并不需要这样。政治家必须与政府官员合作，而当他们要做出重大的战略判断时，必须能够召集起一群独立的、有见识的人士，这些人如今可以在学术界人士或前政府官员当中找到。日本应该扩大能培养这样的人才的智囊团，确保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很好的研究。
　　
　　在19世纪，中国和日本的领导人都倡导在保持民族精神的同时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他们发现，引进现代技术必须改变他们的组织和思维方式。适应全球化的变革并不意味著所有的制度都必须和美国的一模一样。比如说，日本人非常看重“忠诚”的价值，包括对个人的忠诚和对集体的忠诚。“忠诚”可能成为一个口号，许多不仅缺乏效率、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做法，甚至腐败行为都可以假“忠诚”之名大行其道。表达忠诚的具体方式乃至忠诚的程度都可能变化。终身雇员的减少大大削弱了日本许多年轻人的忠诚价值观。但是，日本人对忠诚的尊重和对长期关系的重视仍然对日本的发展起著巨大的作用。忠诚可能使日本的组织愿意下额外的功夫维持商业关系，而在同样的情况下美国的组织可能就会重新去建立关系。长期的关系有助于积累某些技能，提高人们合作的能力。企业为高级经理提供的工资福利，也鼓励他们关注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而不是一味追求短期利润。在来自中国的竞争更加激烈和全球化进程更加迅速的新世界中，这一点仍然发挥著积极的作用。
　　
　　沃格尔最后指出，中国将继续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在亚洲取得比日本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用不了几年，中国很可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或许有一天它还会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但对日本来说，在亚洲乃至全世界成为热爱和平的一大力量，仍是其重要而光荣的使命；日本仍然可以创造尖端技术和前沿的先进制造技术，在追求和平的过程中加强亚洲和国际组织的力量，做一个增进全球安全的好伙伴——让日本成功地发挥这种作用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包括中国人在内。英国《金融时报》：中国第一

著有《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一书的哈佛大学教授沃格尔（Ezra Vogel）近日为《金融时报》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第一》的文章，对日本提出警告：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必须对此做出应对。
　　
　　沃格尔首先解释写作意图：25年前，我写了本名叫《日本第一》的书，因为那时我看到日本正在崛起，想让美国认识到日本的优势，及时采取对策；如今，我想让日本认识到，中国正在崛起，并提出几条日本应该采取的对策。他指出，有人认为日本不必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大陆的问题严重，可能破坏它的增长，比如为农村贫困地区数亿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吸收数千万移民进入城市; 处理老工业区的下岗问题; 为贫困而且老龄化的国民提供退休和医疗服务;建立适应弹性汇率的金融制度; 遏制蔓延的腐败问题; 防止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引发社会冲突等等。但他认为，虽然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也不会马上消失，但中国领导人正在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它们会打断中国的整体发展势头。
　　
　　相反，他指出，就像东亚其他经济工业化的国家一样，中国正在迅速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从科技含量较低的产业转向高科技行业。首先，日本在成为钢铁、轮船、汽车出口国后，贸易顺差激增，同样，中国也在进行类似的转型，贸易顺差也在增长。1959年，中国生产的钢材不到1300 万吨。1996年，它的钢产量高达1亿吨，相当于美国和日本2003年的产量。2003年达到了2.2亿吨，比美国和日本产量加起来还多。而且，中国还在迅速提高钢产能，再过五年，它的钢产量可能还将翻番。也许用不了10年，中国就要减少钢材进口，甚至还将出口。预计到2007年，仅在广州地区，丰田、日产、本田和它们的合资伙伴每年生产的汽车就将达到100万辆。过不了多久，这些车就会出口到东南亚，和其他国家的汽车竞争。若质量有所改进，可以预期中国汽车还会出口到其他地区。
　　
　　其次，虽然中国在尖端技术方面比较落后，但它正在培养人才，以提升在价值链中的位置。现在，美国每年毕业的工程师约6万人，日本约7万人，而中国有约32.5万人。中国东部沿海大城市都设立了高技术开发区， 这些开发区很快就将进入起飞阶段。
　　
　　而且，中国的优势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它正在培养有才干的地方官员，有效地领导地方开发。但中国中央政府也有相应的体制，小心地修正国家的整体战略，权力集中也使中央政府可以制定和实施代表全国整体利益的决策。中国还派遣几百万人出国学习，他们英语熟练，染上了与国内同胞不同的习惯和心态，但中国并不为此感到担忧。日本向东南亚提供的经济援助比中国多很多，建的工厂也比中国多不少。但是，中国能够代表本国及本国企业、英语流利的人才却比日本多。这些中国人并不是日本的威胁，不过，日本比中国更缺乏国际化英语人才来代表日本出席国际会议，加强与其他亚洲国家交流。
　　
　　沃格尔这样写道：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一些人早就不再看好日本了，认为亚洲的未来属于中国，之后也许是印度；他们承认，前两年日本企业的利润、投资和消费都在增长，失业率在下降，但他们认为这种好转的范围和持续时间都很有限。但沃格尔认为，这些人太悲观了，所谓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遭到的失败也被过分夸大了，他指出，日本有1.26亿人口，几乎没有什么自然资源，挤在一块比加利福尼亚州还小的土地上，但它仍然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与美国差不多，有些人甚至说要高于美国。
　　
　　但现在的问题是日本的国民心态和国民精神相当消极。沃格尔这样写道：他们对未来十分担忧，怀疑他们的子女能否过得和他们一样好；失业率、犯罪率、离婚率都上升了；学生普遍缺乏学习动力，教师信心不足；公众对政治领袖的尊重维持在低水平，对政府官僚的尊重更是一落千丈；20世纪90年代，有关黑暗与灭亡的书籍在日本风靡一时等等。但对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日本该如何走下去人们却没有一致的看法。许多日本人都很怀念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人们的目标很明确─赶超西方，一切似乎都在变好。他们也不喜欢美国风格，不喜欢看到为了追求利润不择手段、贫富差异不断加剧、诉讼时大吵大闹、工人阻碍了企业获利就要被扫地出门。那么，日本怎样才能在应对中国崛起和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同时保持最优秀的民族传统呢？沃格尔给出了下面的建议。
　　
　　1. 在亚洲采取多边主义政策。在始于19世纪中叶的明治时代，日本渴望赶上先进国家，决定脱亚入欧。现在，亚洲进入了新时代，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都走进了现代世界。日本和亚洲国家的贸易额远远超过了与北美或欧洲的贸易额，与中国的贸易额就超过了与美国的贸易额，并且还在飞速地增长。亚洲的各种多边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兴起，开始在越来越重要的事务中发挥作用。接受这些组织符合日本的利益，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和繁荣。
　　
　　但是，日本在亚洲的历史角色仍然严重地阻碍著它与中国人、韩国人以及日本在二战中侵略过的其他国家的公民发展建设性的关系。亚洲人对于日本人不愿意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非常不安，令日本人在参加亚洲会议时处于被动的地位。明治时代，有些领导人希望，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大国，能够在亚洲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可在 20世纪上半叶入侵亚洲国家时，日本人遇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以武力来镇压反抗，给被入侵国家和本国都带来了深重灾难。德国在二战后不得不处理好和法国、波兰的关系，日本则不同，冷战把它和中国隔离开了。到了80年代，中日交往逐渐扩大，历史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充满变数。过去十年，由于韩日两国领导人频繁对话、两国共同编写教科书以及文化交流增加，两国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日本在处理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却没有取得类似的进步。每当日本首相访华，他们总是小心谨慎地选择措辞来表示道歉，但这还不足以让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相信日本的和平意图。这个问题不会随著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必须得到彻底解决，否则它随时可能破坏日本和它的亚洲伙伴之间来之不易的谅解。
　　
　　尽管中国领导人表示，他们愿意改善和日本的关系，但他们也不太可能不顾国内民众的强烈情绪，冒险采取什么重大举措。只要日本首相去参拜纪念战殁者的靖国神社，消息肯定会在中国传开，激起民众的愤怒。日本人应该与中国共同研究二战中日本入侵中国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应该广泛、公开地讨论日本军人的丑恶行为。这是痛苦的过程，会持续数年。但中国人对这个问题十分敏感，日本若想与亚洲国家关系打下牢固基础，前提就是要首相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承认日军的罪行， 公开讨论二战中的事件。2005年是二战结束60周年，如果首相不再参拜靖国神社，解决好日本侵略亚洲的遗留问题，这一年将是它改善与亚洲各国关系的大好机会。否则，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可能还要持续下去。
　　
　　2. 掌握全球信息和知识。一个国家必须随时掌握全世界的信息和知识，否则就无法保持活力。以前，日本人只要出国一两年，回国后学到的东西就能够用一辈子，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以前一小部分日本人就能把日本和世界联系起来，这样的日子也不复存在了。日本人已经充分利用因特网来紧跟世界潮流，但他们应该更积极地参与世界上各个先进知识领域。日本需要更多人才，他们能在硅谷这样的地方参与尖端软件行业，能在纽约、伦敦、香港这样的金融中心工作，能在一流的研究中心占据一席之地。在加利福尼亚，大量印度裔和华裔企业家和工程师都就读于加州的大学，他们会在那里建立起人脉网络，当他们在硅谷工作时这个网络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要想保持在全球软件业的前沿地位，更多的日本人也需要这样做。
　　
　　3. 增加创业机会。在日本赶超先进工业国家的过程中，日本公司的领导人不需要冒太多风险。他们只需要想办法高质量、低成本地生产出别国家已开发的产品就行了。但是，尖端技术肯定会有风险，而日本需要想办法取得硅谷那样的成就。在硅谷，开公司的能人通常在短期内就要经历希望、成功、失败等阶段，然后又要开办新的公司。
　　
　　有前景的新创企业需要获得更多的资本，应该多让那些半死不活、复兴基本无望的企业破产，使资本解放出来，支持新的企业。日本的亏损企业不需要像美国那样迅速解雇员工，但让那些复苏希望渺茫的企业破产、把原本要投入进去的资本释放出来，对整个国家是有好处的。日本在电子、摄像机、汽车等行业中出现了一批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企业家。如果它想在软件等部门表现出色，就应该为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家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机会。
　　
　　4. 提高政治领导人制定战略决策的能力。官员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新调整。某些政治家认为，政治家需要详细了解官僚政治，才能做出决策，其实并不需要这样。政治家必须与政府官员合作，而当他们要做出重大的战略判断时，必须能够召集起一群独立的、有见识的人士，这些人如今可以在学术界人士或前政府官员当中找到。日本应该扩大能培养这样的人才的智囊团，确保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很好的研究。
　　
　　在19世纪，中国和日本的领导人都倡导在保持民族精神的同时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他们发现，引进现代技术必须改变他们的组织和思维方式。适应全球化的变革并不意味著所有的制度都必须和美国的一模一样。比如说，日本人非常看重“忠诚”的价值，包括对个人的忠诚和对集体的忠诚。“忠诚”可能成为一个口号，许多不仅缺乏效率、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做法，甚至腐败行为都可以假“忠诚”之名大行其道。表达忠诚的具体方式乃至忠诚的程度都可能变化。终身雇员的减少大大削弱了日本许多年轻人的忠诚价值观。但是，日本人对忠诚的尊重和对长期关系的重视仍然对日本的发展起著巨大的作用。忠诚可能使日本的组织愿意下额外的功夫维持商业关系，而在同样的情况下美国的组织可能就会重新去建立关系。长期的关系有助于积累某些技能，提高人们合作的能力。企业为高级经理提供的工资福利，也鼓励他们关注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而不是一味追求短期利润。在来自中国的竞争更加激烈和全球化进程更加迅速的新世界中，这一点仍然发挥著积极的作用。
　　
　　沃格尔最后指出，中国将继续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在亚洲取得比日本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用不了几年，中国很可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或许有一天它还会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但对日本来说，在亚洲乃至全世界成为热爱和平的一大力量，仍是其重要而光荣的使命；日本仍然可以创造尖端技术和前沿的先进制造技术，在追求和平的过程中加强亚洲和国际组织的力量，做一个增进全球安全的好伙伴——让日本成功地发挥这种作用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包括中国人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