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度崛起 西方如何重新定位《英国金融时报》

<P>曾几何时，西方在现代化的历史竞赛中成为赢家；而其它地区都试图赶上它的步伐。人们认为：每个社会无一例外都要走上这条必由之路，从封闭守旧的传统走向美好的现代化工业和永无止境的经济发展，只是有的走得快些，有的慢些罢了。如果一个社会偏离这条轨道，那一定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或许是对(非基督教的)宗教和信仰的过于执迷，抑或是对现代化之前时期忠诚来源的强烈依附，如家庭和部落。妇女是这类问题的试金石：如果她们缠脚裹头，那么除非西方救世主送来巨变，否则那里的社会不会有希望。世俗主义、城市化和市场力量会推动他们前进。 </P>
<P>冷战期间，学者忙着充实这种洋洋自得的学说。在历史学家们看来，西方的崛起，并不只是因为近代的野蛮作为，如19世纪的殖民扩张和之前的工业革命，而是应该追溯到其它更值得尊敬的制度和价值观。一些人认为，西方的崛起得益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当时人类制服了宗教权威的审查权，掌握了寻求和表述知识的权利；另一些人则认为，其崛起得益于资本主义银行业的发展，甚至可能是因为几百年前就出现的教会与国家的权力制衡。<br>这些都反映当时的现实。欧洲统治世界的梦想，虽然本身在血流成河的战争中破灭，但却传给了美国：赞美西方的优势体现了欧美共享的价值观的深度，也与东方的冷战野蛮人形成反差。因此，我们现在不该惊讶于看到，随着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接近顶峰，它正面临来自迅速崛起的印度和中国的挑战，世界格局的扭转正又一次改变我们对过去的理解。美国的一些东亚专家认为，西方的崛起在相当程度上是近期、幸运的事件：就在18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很可能仍高于欧洲。在他们看来，理解世界长期发展的关键是太平洋，而非大西洋。在西方政策制定者试图在全球传播其价值观之前，这些学者的发现给了他们一个审慎的理由。因为，如果西方的昌盛只不过是近200年的事，那么它的成功可能更多是出于偶然，其鼓吹者所相信的价值观可能只是次要原因。国家如同证券市场，有起也有伏。<br>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繁荣昌盛就与东方的死气沉沉形成对比。其起源可追溯到希腊和罗马，而不是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在英国人大举进入印度之前，没有人注意到这片土地。因为马可•波罗的关系，中国人得到了发明面条和冰淇淋的功劳（有时还包括纸）。但我们现在知道，在18世纪下半叶前，就人均收入或贸易网络的密度而言，最发达的欧洲地区也无法与成熟的亚洲经济体相提并论。土耳其人、莫卧尔人、俄国人和中国人没有加入欧洲疯狂的探险和殖民运动，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奇心，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弱点，而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么做。他们的扩张主要是在陆地上进行，代价高昂的海上探险留给了肆意挥霍、但善于技术创新的欧洲人。换句话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功，而是迫在眉睫的贫困，逼得欧洲大陆西北海岸外某个资源贫乏、人口拥挤的小岛，走上以煤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之路。英国对新技术的信奉，因为其统治者无情的重视而得到鼓励。当更古老的帝国把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时，历届英国政府则侧重于发展军事技术、国家许可的贸易公司和市场化的信贷体系。这些往往会影响到内部稳定，但这在小国不像在大国那样重要。英国的欧洲竞争者们不得不亦步亦趋。<br>只有在19世纪，欧洲这个被各交战小国扯得四分五裂的地区，才明显跃居欧亚大陆帝国的前面，并把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传播到全世界。随后，它的地位被其“晚辈”美国所取代。今天，自西方崛起仅仅才200年的时间，其结局就已隐约可见。然而，许多西方政策制定者仍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人人想要的，仿佛这些价值观不仅是过去西方成功的关键，还是将来每个国家的希望所在。这是一种臆断。假设200年后，来自重新崛起的北京的中国历史学家，指出那些西方价值观是美国在23世纪衰退的原因，我们会说他们错了吗？<br>那些相信靠输出文化和价值观来推进自身利益的国家注定要失败。它们最好意识到，宗教政治不一定是中世纪的象征；私有化民主也不是普遍适用的万灵药。中国的崛起当然并不预示着美国或欧洲的衰落，但它确实对西方“全球事务文明霸主”的自我形象提出了挑战。在这方面，重振联合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因为各种观念正不稳定地跨越着语言和信仰的界限。如果没有促成相互理解的国际论坛，生活不会变得方便。1800年之前的世界具有多极权力和多元化价值观体系。让我们适应这一事实，即世界又开始重现那种格局了。<br>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幽灵之城——萨罗尼卡：1430年至1950年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Salonica, City of Ghosts: Christians, 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br>译者/方志燕<br>[/code]<br></P>
<P>曾几何时，西方在现代化的历史竞赛中成为赢家；而其它地区都试图赶上它的步伐。人们认为：每个社会无一例外都要走上这条必由之路，从封闭守旧的传统走向美好的现代化工业和永无止境的经济发展，只是有的走得快些，有的慢些罢了。如果一个社会偏离这条轨道，那一定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或许是对(非基督教的)宗教和信仰的过于执迷，抑或是对现代化之前时期忠诚来源的强烈依附，如家庭和部落。妇女是这类问题的试金石：如果她们缠脚裹头，那么除非西方救世主送来巨变，否则那里的社会不会有希望。世俗主义、城市化和市场力量会推动他们前进。 </P>
<P>冷战期间，学者忙着充实这种洋洋自得的学说。在历史学家们看来，西方的崛起，并不只是因为近代的野蛮作为，如19世纪的殖民扩张和之前的工业革命，而是应该追溯到其它更值得尊敬的制度和价值观。一些人认为，西方的崛起得益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当时人类制服了宗教权威的审查权，掌握了寻求和表述知识的权利；另一些人则认为，其崛起得益于资本主义银行业的发展，甚至可能是因为几百年前就出现的教会与国家的权力制衡。<br>这些都反映当时的现实。欧洲统治世界的梦想，虽然本身在血流成河的战争中破灭，但却传给了美国：赞美西方的优势体现了欧美共享的价值观的深度，也与东方的冷战野蛮人形成反差。因此，我们现在不该惊讶于看到，随着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接近顶峰，它正面临来自迅速崛起的印度和中国的挑战，世界格局的扭转正又一次改变我们对过去的理解。美国的一些东亚专家认为，西方的崛起在相当程度上是近期、幸运的事件：就在18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很可能仍高于欧洲。在他们看来，理解世界长期发展的关键是太平洋，而非大西洋。在西方政策制定者试图在全球传播其价值观之前，这些学者的发现给了他们一个审慎的理由。因为，如果西方的昌盛只不过是近200年的事，那么它的成功可能更多是出于偶然，其鼓吹者所相信的价值观可能只是次要原因。国家如同证券市场，有起也有伏。<br>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繁荣昌盛就与东方的死气沉沉形成对比。其起源可追溯到希腊和罗马，而不是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在英国人大举进入印度之前，没有人注意到这片土地。因为马可•波罗的关系，中国人得到了发明面条和冰淇淋的功劳（有时还包括纸）。但我们现在知道，在18世纪下半叶前，就人均收入或贸易网络的密度而言，最发达的欧洲地区也无法与成熟的亚洲经济体相提并论。土耳其人、莫卧尔人、俄国人和中国人没有加入欧洲疯狂的探险和殖民运动，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奇心，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弱点，而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么做。他们的扩张主要是在陆地上进行，代价高昂的海上探险留给了肆意挥霍、但善于技术创新的欧洲人。换句话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功，而是迫在眉睫的贫困，逼得欧洲大陆西北海岸外某个资源贫乏、人口拥挤的小岛，走上以煤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之路。英国对新技术的信奉，因为其统治者无情的重视而得到鼓励。当更古老的帝国把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时，历届英国政府则侧重于发展军事技术、国家许可的贸易公司和市场化的信贷体系。这些往往会影响到内部稳定，但这在小国不像在大国那样重要。英国的欧洲竞争者们不得不亦步亦趋。<br>只有在19世纪，欧洲这个被各交战小国扯得四分五裂的地区，才明显跃居欧亚大陆帝国的前面，并把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传播到全世界。随后，它的地位被其“晚辈”美国所取代。今天，自西方崛起仅仅才200年的时间，其结局就已隐约可见。然而，许多西方政策制定者仍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人人想要的，仿佛这些价值观不仅是过去西方成功的关键，还是将来每个国家的希望所在。这是一种臆断。假设200年后，来自重新崛起的北京的中国历史学家，指出那些西方价值观是美国在23世纪衰退的原因，我们会说他们错了吗？<br>那些相信靠输出文化和价值观来推进自身利益的国家注定要失败。它们最好意识到，宗教政治不一定是中世纪的象征；私有化民主也不是普遍适用的万灵药。中国的崛起当然并不预示着美国或欧洲的衰落，但它确实对西方“全球事务文明霸主”的自我形象提出了挑战。在这方面，重振联合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因为各种观念正不稳定地跨越着语言和信仰的界限。如果没有促成相互理解的国际论坛，生活不会变得方便。1800年之前的世界具有多极权力和多元化价值观体系。让我们适应这一事实，即世界又开始重现那种格局了。<br>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幽灵之城——萨罗尼卡：1430年至1950年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Salonica, City of Ghosts: Christians, 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br>译者/方志燕<br>[/code]<br></P>
[此贴子已经被东北一只虎于2005-5-7 10:36:19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