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三哥老和TB过不去，看完就有答案了，ZT

“婆罗门”式的世界观http://www.fyjs.cn/bbs/htm_data/159/1111/627507.html

领土问题和涉藏问题并非是中印两国利益的核心，但却是中印关系发展的瓶颈。从历史上看，可以认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责任完全在于印度——

印度人在对外战略的制定上，一方面继承了英国式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还存在有大量的民族主义成分。其在涉藏问题上的判断，就存在着典型的英式思维——在两个存在潜在竞争关系的大国之间设立一个缓冲地带，即谋求西藏独立。

而在观察中印领土争端问题时，则非常有必要考虑其民族主义的性质和历史背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民族主义出现了两股不同的思潮，一股是世俗主义的，另一股是宗教性的，具体来说是印度教的。两者原本对立，但是在某些方面却又存在着统一性，譬如在领土问题上。

就世俗主义来说，从历史上看，印度并不存在任何有形的、政治、社会或宗教上的统一，事实上，印度的现代国家概念的形成，是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下完成的。而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的精英阶层始终在强调印度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由文化、共同经历、风俗和地理所明确界定的国家”——也就是说印度的边境是早已存在的——以此作为支持其对政治权力的要求的论据，之后这一说法进而演化成了民族主义者的坚定信念，反过来变成了左右印度政府决策的一个很大的干扰因素。

而宗教性民族主义的影响在于，印度人的等级社会观念也同样影响了他们对于外界世界的认识：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理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以这种“婆罗门”式的世界观出发来评估世界，使得印度人总是带着一种优越感，认为他们的国家理所应当在亚洲乃至世界居于“中心地位”。

可现实是，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于上世纪中叶开始存在时，都面临着同一项任务——把“边疆”转化为“边界”。这是前现代国家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基本步骤，前现代国家可以存在于边疆之内，边疆不是线而是国家之间的过渡区域，而现代国家需要的是边界。

自1955年万隆会议开始至今，中国在解决边界问题上的政策是一贯的，即：首先，声明某些区域尚未划定，需要鉴别；之后以协定的形式维持现状；在未来时机成熟之后进行谈判。迄今为止，中国与周边国家——譬如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俄罗斯等国——在解决划界问题上，都是在沿袭了这一模式。

而在那种没有理智可言的民族主义的左右下，印度政府主张：她没有必要向其它国家那样需要同邻国进行谈判，就其共同边界的走向达成协议。在印度精英层看来，他们已经拥有了同中国的固定边界，所以谈判是多余的，惟一需要做的是，通过其自身的档案研究，参照历史和神话，并考虑安全利益，来“发现”印度与中国的边界的“确切”走向。一旦确定了适当的走向，便可将它予以公布并画在地图上。这种“我认为是，所以是”的思维方式，不仅是体现在对待中印边界问题上，在印巴克什米尔问题、与孟加拉以及缅甸的领土划界问题上，印方所持的，都是与之类似的观点，而这对印度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均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于非洲国家的交往中，印度人曾让非洲各国像自己一样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来争取独立，这一主张同样让印度在非洲碰了一鼻子灰——这是题外话。

回到正题，印度政府这种单方面的做法在国际法上显然是无效的，这种思维方式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迄今为止中印就领土问题的结就在于此处——并非是具体界线应该如何去划，而是在“领土问题存在争议”这一问题上存在争议。6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就这一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的是“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渊源就在这里。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中印关系曾有过一段蜜月期，也就是所谓的“巴伊、巴伊”的时代。

从印方的角度来说，以国土、人口、经济条件而论，印度在前英属殖民地中都处于领头羊的位置，而这又进一步把印度推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盟主”的位置，当然，按照当时的概念，准确的说是不结盟运动组织的首脑国家。不结盟组织在当时成为了独立于苏美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股力量，这使得印度人在头脑里形成了一个印象：印度已经是世界第三了。出于进一步壮大不结盟运动组织，扩张自身影响力的考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印度对中国采取了相对比较友好的态度，1955年尼赫鲁邀请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需要注意的，这种友好仅仅是“相对”，事实上在这一期间印度从未停止过对争议区领土的蚕食，至少在1954年至1959年间，我方边防部队与印方情报部门控制的巡逻队曾有过数次小规模交火，规模最大的一次爆发于1959年10月，印方巡逻队被我方击毙9人，其余悉数被俘（这次事件的一个影响是，1959年之后，作为权力斗争的结果，这一地区的巡逻任务被印度军方接管）。

从心态上而论，当时印度人对中国始终抱以一种“俯视”的态度，即认为中国仅仅是不结盟组织中的一员，是被领导者。这一方面是源于印度人不切实际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也是源自1840年以来，中国国运的颓势——在印度人看来，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是靠美英等过，才从日本人手里被解放出来的。而从现实国力看，早在1928年前,国联就把印度列为世界8大工业国的行列。而建国之初，中国在经济上的各项软硬件都还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而另笔者无法理解的是，此前的朝鲜战争在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同时，似乎对印度人没有太多触动，印度的领导集体更像是象牙塔中的产物。

1962年的对印自卫还击战同样可以看作是这一心态下的产物。冲突由印方首先挑起，而战争对他们而言却是始料未及的——印度政府认为只要自己在边境上不断增兵，中国人就会被吓跑，对于大规模交火并没有做太多认真的准备，更遑论是后期自己会处于挨打的状态。简单的说，从一开始印度人就把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对手的软弱上，仅从这种心态来看，战场上一边倒的态势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中，1962年的这场自卫还击战并非一场值得大书特书的战争，毕竟，这支军队曾面对过太多比这要险恶的多局面，甚至，战场战争的进程都有些平淡无奇。而正是这场“平淡”的战争，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印度的发展轨迹——按照美国著名的南亚学者斯蒂芬·科恩教授的说法：印度在中印边境战争中所遭到的“耻辱的失败”，这“教训了整个一代的印度人，……从那时起，印度在心理上已经成了军事化的国家”。

62年对印自卫还击战之于印度，其影响类似于甲午战争之于中国，最大的伤害，都在于在世人眼里，把一个“大国”打回了原形。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虚弱被表露无遗，于是列强的瓜分接踵而至。62年一战同样如此，“堂堂世界第三”、“亚非拉的领袖”竟然被中国人揍得魂飞魄散，领导人不得不放下身段向苏美等过寻求援助，尼赫鲁曾亲自致信肯尼迪求援，新德里的政要和富商们甚至做了迁都的打算，一直到中国高姿态的开始撤军，印军都还没有组织起反击。这使得印度的国际政治资本和影响力都一落千丈，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威信受到重创。于是在无意之间，中国成了47年独立以来，对印度“伤害最大”的国家，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印度人心目中成了战争贩子的形象。

因此，印度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敌视其实不亚于日本右翼势力，印度国内媒体鲜见对中国的真实、客观的宣传，在很多印度人眼里，他们边上仍旧是一个充满了带着竹斗笠留着山羊胡子，露出一脸阴险笑容的中国农夫的落后国家。

除去心理，从经济方面算账，我们会发现结果仍旧是对印度不利的。如果以“战争与经济之间是否建立其一套正循环体系”为依据来审视中国政府当时的决策，应该可以用“恰当好处”来形容：适时后撤，避免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消弭的民族仇恨，于国民经济发展，省去了一个大包袱；坚决打击，一仗打出了四十多年的相对稳定，使得经济建设免去了许多干扰，这些都是战争所带来的红利，这就是所谓的“战争—经济” 正循环。反观印度，62年一战于实际控制土地面积确实基本无损，但为了一个次要利益，却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出来，进而影响到了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缅甸一直到斯里兰卡一系列方向，为国家带来的是沉重的军事开支负担，这不是正循环，而是一个“死循环”。

当然，这场战争对中国也产生了一个不利影响。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当时印度在国际主流社会上确实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中国被抹黑成了一个“侵略者”的形象，由此所产生的后果就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被滞后了。历史有时就是这么有意思：对手的聪明程度，和他给你制造的麻烦大小有时并不一定就是成正比的。





死结

在我看来，印度文化、经济、政治三者间的影响处于一种很奇怪的平衡状态下，很稳定，但的的确确很“别扭”。而很多问题，也就由此产生了——

话题从印度的种姓制度说起。简单的说，在印度社会中存在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在这四大种姓以外，还有不可接触者，即被排除在种姓等级制度之外的贱民，这我们多数人都有所耳闻，而这只不过是一个最粗略的划分，每大种姓下面还有成百上千个亚种姓，每个亚种姓里面还可以分出亚亚种姓。要记全这些亚种姓、亚亚种姓的名称，是非常困难的，好在没有必要记，那是专家的职责。

当然，从历史上看，种姓并非印度所特有，只不过印度人把它宗教化、仪式化了、极端化了。古埃及也有过种姓制度，大约划为七等，划分的方法也与印度相差无几，也是按职业来划分的。比如说，印度有婆罗门即祭司种姓，埃及的第一种姓也是祭司；印度有刹帝利即武士种姓，埃及也有武士种姓。此外，埃及像印度那样，也有商人、工匠、农民种姓。近代以前西方社会同样是壁垒森严，是不可逾越，贵族、市民、农奴一样是泾渭分明。在日韩文化中，等级制也还有残余，这点从日语和韩语对人称谓的差别之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些国家等级制度的淡化，是伴随近代资本主义发展逐渐而来的。

而自古以来，中国却是一个异类，在秦之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诸侯国为单元的，由贵族治理百姓，天子则依靠贵族维系统治，从而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这点和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始皇帝统一华夏之后，中国便进入了大一统时代，这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个异数，这主要体现在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由皇帝直接治理全天下的百姓，这样的国家不再只是“一麻袋土豆”，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皇帝与贵族之间从此就有了结构性矛盾，总的说来历代皇权基本都是倾向于扶持平民以遏制贵族的，所以早在魏晋时期，贵族制度就难以为继了，宋明时期基本消失殆尽，士族则自秦汉始，开始逐步兴起——这一身份是无法世袭的。在满清时期这一进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倒退，因为清朝的八旗制度本质上也是贵族制度，但这也仅仅是历史的一个不大的翻复而已。

之所以要提及这些，想说明的是，对于一个大国（而不是西欧的那些小国）而言，大一统和过于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是彼此相斥的两件东西。

再来说印度。古代印度在政治上更多的是一个地理概念，这里同时存在着多种类型的邦国——从土邦王国到部落共和国，应有尽有，就如同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博物馆一样。在历史上，在这片土地上从未出现过大一统的国家，即使是在阿育王和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国王时代也莫不如此。现代意义上的，统一的印度是伴随英国殖民统治一起“从天而降”的，并不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英国殖民者给印度带来了统一的疆界、统一的货币、统一的税制、统一的外交与国防政策、统一的法度。但是，也仅限于此：截止到1914年，英国政府在印度仅派驻了9000名行政官员和69000名士兵，而他们所统治的是三亿印度人！对此的解决方式则是，在殖民统治机器统治机器之下，英国人进入印度前就存在的600多个土邦被几乎不受干扰的全部保留了下来。本质上说，这种体制与前面提到的“天子——诸侯——百姓”的结构是一样的。

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终断了其原有文明的发展进程，同时并没有带印度人走上自主型的资本主义近代发展进程。在生产分配领域，旧有封建阶级被几乎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而在封建领主之上，有增加了新的一层国民财富的截流者——殖民统治者，“柴明达尔”制度便是由此产生的【“柴明达尔”制度：政府通过中间人，即“柴明达尔”向农民征收田赋的一种土地制度。政府为了使柴明达尔交足田赋，允许他们在领地内享有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他们为国家征税，国家付给一定的报酬。这种与土地有关的权利可以继承、转让和出卖】。同时，原本应该存在于封建时代的种姓制度，也被顺理成章的带到了现代社会并一直存在到了现在。

二战以后，随着国力的衰败，英国人无力继续维持各地的殖民统治，甘地为首的印度精英层所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这个时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最终，印度在1947年获得了独立，而问题也随之而来：现有的这个统一的“印度”，并不是印度文明自身发展的产物，从前面的“三级结构”可以看到，原先维系国家统一的是殖民统治者，如今这一层不存在了，而印度自身的社会结构还处于殖民统治之前的状态。

英国人曾估计，在印度独立之后，将会至少分裂成8－9个国家。在这片土地上据说有1600多种语言；而“印度教”，最初则是殖民当局为了叙述方便而创造出的一个词汇，这其中严格的说包含上百个不同的“教派”；而在经济方面，封建制的农业经济使得各个土邦之间并不存在基于彼此需求的特别紧密的联系……

当然，印度的精英层最终还是找到了维系统一的方案，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样子：保留了垄断集团，政府权力有限，英式的议会制决策机制，而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方面，国家被以语言为基础划分成16个邦（印度卢比给人影响最深的，恐怕就是上面包括英文在内密密麻麻的印着17种文字）。

简单得说，这些就是落后的社会结构与国家统一诉求之间彼此妥协折中的结果，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因为它切合印度的社会结构，但又显得很”别扭”。

印度至今还有四大家族的提法，即塔塔、阿班尼、米塔尔及博拉，他们对国民经济的控制绝不亚于民国时期中国的四大家族。印度在独立后头两个五年计划中经济实际增长66%，但是垄断工业资本与垄断金融资本仅仅在注册资本上就膨胀了三倍。拿钢铁和水泥生产来说，排名第一的塔塔财团控制了印度水泥生产的50%，而当时排名第二的米塔尔财团控制了印度水泥生产的25%；至于钢铁，直到1968年印度政府控制的国营钢铁厂的产量只达到了印度当时钢铁总产量的33%，其余则来自垄断财团。垄断财团多出身于信仰拜火教的帕西族或是锡克族（其信仰可视做是印度教和YSL教的混合产物），而印度的政治家则多数来自婆罗门，这得益于印度教对人民的影响力，而印度教教义又对商业有自身的限制，所以，婆罗门多数从政但与商业瓜葛甚少，尼赫鲁就是他们代表中的佼佼者。这些都决定了印度政府对大财团缺乏控制力，是一个弱势政府，它必须通过不断和垄断集团进行斗争才能有所建树。

印度的议会、选举制度按照某些人的标准应该是现代社会的模范生，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西方的政党是其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他们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固定的支持者，没有固定的纲领，作为金主的大财团往往会采取“两边下注”的方式，所以不同的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具有很强的同一性，其政治博弈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视作是集团内部不同路线的斗争——即，在“保守”与“激进”之间振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左”和“右”。印度的各个政党同样是其自身社会结构的产物，但它们的背后则是不同的垄断集团，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宗教等等，它们所代表的利益缺少交集甚至彼此南辕北辙，但非常稳定。这就使得很多问题变成了党派间无休止的扯皮，此外，在实施西式民主体制的同时，在其各政党内部则更多的是家长制，那么为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最好的方式不是加入某个政党，而是单独成了一个党，最终的结果就是在议会出现大量的小党派，这就进一步降低了决策机构的行动效率。

而从“中央——地方”的权力划分而言，由于基本延续了过去的社会结构下的地域划分，各邦内部都具有文化上的相对同一性，就权威性而言，就出现了地方强中央弱的现象。就土地来说，印度始终为完成土改，中央政府可控制的土地仅占总量的13%上下，大量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得以保留。以人均土地最少的比哈尔邦为例：占土地持有者总数67%的小土地持有者仅永远全邦可耕地的16%，而4.1%的地主却占有了全邦可耕地的25%，另外还有400万以上的农民没有土地。

由此，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判断印度政府决策时必须认识到，她的决策依据很可能并非源自某一长远战略考虑，而是基于一些非常具体的眼前利益来考虑的——即便这些决策对长远和全局利益是有害的。因为在一个缺乏权威的政治环境下，印度的政治家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政党间激烈的斗争以及政府和大财团间的斗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斗争。譬如对印自卫还击战，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之前，客观的说，尼赫鲁还是做过一些避免大规模冲突的努力的，当时印度政府曾对国内封锁过有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消息。而反对派则一直以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对政府加以攻击。那场战争爆发的背景则是，当时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10%，而农民干脆处于破产边缘,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尼赫鲁政府因此处于危机之中，所以以军事手段来转嫁社会矛盾，虽然军事冒险失败，但尼赫鲁政府利用国内局势动荡实行全国紧急状态顺利度过垮台危机。而在印度的历史上，这绝不是唯一的一次，70年第三次印巴战争，87年建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导致中印再次大规模军事对峙，背后都有类似的背景。如果再细心点，我们会发现每年2、3月分印度军方总会对华有所动作，其实道理同样非常简单，因为每年确定政府财政预算是在4月份。

在尼赫鲁时代，印度政治还带有不少的强人政治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中的结构性问题。而自后尼赫鲁时代开始，这个制衡因素消失了，印度政治生活中始终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核心，主要政党及其政治领袖们于是便都将民主当成了一种市场机制——视选民为有着各种各样要求的消费者，而作为“企业家”的政治家们所要做的，则是力图赚取他们的选票。当民主异化为简单得向选民“献媚”之后，任何短期内见不到“效益”的举措，都将是难以推行的。





死结—2

实事求是的讲，独立之后的印度，其进步仍是显著的，印度最初的国家财政体系使得地方各邦对中央政府构成了极度的依赖关系，这种财政体系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基于此，“柴明达尔”制度被废除，政府允许小农、佃农购买土地，拥有土地权，这使得印度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化动员能力。当然，与同一时期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的中国相比，印度政府所在的是非常有限的——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后来的台湾省，历史都证明彻底的土改，都是以政府权威性作为后盾的（台湾所谓的“和平赎买”，同样是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之下完成的，以农业为主的台南地区之所以成为台独势力的巢穴，很大程度上就是缘于那时的积怨，这是题外话），而这恰恰是印度政府所缺乏的。

而要想永久性的摆脱分裂的危险，最根本的途径只能是发展经济，以工业经济替代带有封建色彩的农业经济，由此改造印度落后的社会结构，破解政治上的死结。

在经济制度上，印度选择了参照苏联模式的混合经济模式，即：公营和私营经济并存。这一方面存在苏联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是印度自身情况决定的。以婆罗门占主导地位的印度政治精英，由于传统，极少涉足商业，这就使得他们非常青睐由政府占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希望能以此来制衡大财团和地方势力的影响。混合所有制，就是这种背景下的折中、平衡产物。

如此，在保有大量封建制经济体系的情况下，印度政府任然任然以“五年计划”的形式，在几个邦强行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快速的工业化进程需要的庞大人力物力与技术作为支持，作为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在经济建设上做长期的规划，并有步骤有计划的去实现它。从这个角度讲，印度选择计划经济是合乎当时的历史发展规律的。但在现实操作中，印度恰恰做不到对经济进行长期计划以及按部就班的执行计划。印度政府与国内各种各样的垄断集团的利益斗争从没有停止过，而政府鲜有占上风的时候。在长期经济计划与短期经济效益的选择中，政府不断的在选民的利益趋势下左右摇摆。在遇到国内国际危机的时候，印度的执政者往往通过对外军事冒险来转移选民的视线，压制国内即将爆发的危机以此来赢得大选，譬如他们在1962年所作的。基于这种目的实施的军事行动，无论胜负，都从没有于经济形成过“正循环”，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在印度的对外战争史上从未出现过。由于自身经济实力孱弱,军事冒险之后印度政府往往又陷入财政危机并进一步导致经济危机。从上世纪60年代往后，印度就一直处于“危机-冒险-更深的危机-再冒险”这样一个循环之中。受此影响，她的工业化进程于基础设施建设都异常缓慢。

譬如这段历史：1970年12月27日，英迪拉.甘地抓住自己国内声望不断上升的机会，宣布解散人民院，提前于1971年2月举行印度第五届大选。1971年3月大选结果揭晓，英.甘地获得了压倒胜利。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在1970年底也开始进行大选，主张充分自治与全面独立的人民联盟在东巴大获全胜，随即在1971年3月宣布东巴独立，巴基斯坦由此爆发国内军事冲突。1971年11月21日，印度政府宣布印军越过印巴边界“自卫”，这就是第三次印巴战争。至12月17日战争结束，巴基斯坦遭到肢解。至此英迪拉.甘地在国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93%的民意支持。次年印度国庆日，英.甘地被描绘成了杜尔加（印度神话中的十臂女战神）。但正是在1972年，印度迎来了一场严重的旱灾，1.8亿人口面临饥饿的威胁，而由于战争流入印度的孟加拉难民每个月则要消耗掉印度政府两亿美元，使得印度政府的财政雪上加霜。原本大宗粮食与原油进口就需要大量外汇，而石油危机和由此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又不期而至。由此导致外汇严重短缺，物价开始飞涨。这进一步引起的投资不足又使工业增长下降了近５０％。民众的不满情绪终于在反对党的鼓动下爆发了，同年孟买就爆发了1.2万人大停工，仅仅在古杰拉特邦的骚乱中被警察射杀的人数就达到233人，而与之同步的印度铁路大停工让当时的印度全国交通陷入了瘫痪，最后警察也加入到了暴动的行列，并与前来镇压的军队交火。在随后的大选中，国大党一败涂地，代表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人民同盟上台了。而人民同盟政府的第一个举措竟然是提早一年结束当时正在执行顺利的“五五”计划，以提交自己制定的“六五”计划。历史证明靠造反上台的人民党政府对自己所制定的计划缺乏控制力，上届政府积累下来的1500万吨粮食消以及仅有的30亿美元外汇储备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被消耗殆尽，而人民同盟政府也随之倒台，此时已经是1979年，印度之外的世界已经迎来了第三轮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正在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生产工序实现国际再分工，“四小龙”与东南新兴工业地带正是在此时崛起。而印度，则还处在反复的“折腾”当中，套用总理拉吉夫.甘地的话：印度失去了工业时代。

冷战结束之前，前苏联在印度经济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她是印度当时最大的国际援助来源国，也是印度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印度外贸长期处于逆差局面，而填补贸易逆差所带来的外汇缺口，除侨民汇款和资本账目顺差之外，主要的外汇来源渠道便是国际援助。

1991年的苏东剧变，对于中国而言，总体而言是利多于弊，而对印度而言，则恰恰相反，由苏联解体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对这个国家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国力极具衰退直至最终解体，使得印度失去了最大的国际援助来源以及出口市场，经济由此遭受到严重的冲击，由于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最终导致印度爆发经济危机，这就是1991年印度政治经济改革的背景，而发生于1987年的中印边境对峙，则可看做是印度政府为缓解执政危机所作的又一次冒险。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再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单独组阁的多数席位，印度进入了或是少数派执政，或是多党联合执政的时期。在1989-2004年的16年中，印度共举行了六届大选，换了九届中央政府，其中六届只执政了1年左右，最短的只执政13天就倒台了，2004年国大党重掌朝纲，得票率也仅有26.7％，只能以联合政府的形式上台执政。

换句话说，印度政府原本不强的行动力进一步被削弱了，对社会生活的变革很难再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更遑论来主导。1989年，脱胎于人民同盟的人民党利用印度教徒的反MSL情绪，主张在印度教徒视为圣地的阿约提亚(Ayodhya)地区兴建一座印度教寺庙——但在当时该地已建有巴伯尔QZS(Babri Mosjid)，借助这种宗教情绪，人民党在1991年再次上台。为了获得地方势力的支持以维系并不牢靠的执政地位，人民党赋予了地方更多的权力，并允诺一些地方势力可以建立自己的邦。至此，原有的可以节制地方势力的中央财政体系在政治改革中不复存在了，中央政府在地方的权威性因此而也被大大的削弱——某种程度上说，上世纪90年代之后印度的政治改革，实质就是一个地方向中央分权的过程。而就行政区划而言，印度版图内邦的数量由建国时的16个，增加到了28个（另有7个中央直辖区）。就工业化进程而言，这一改变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印度原有的工业布局类似于前苏联，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原有行政区的分裂，导致工业体系不再完整而无法正常运行——这与苏联解体后所遇到的情况比较类此，许多地区因此从工业经济又重新退回到了农业经济。此外，印度后续的经济建设也很难有一个科学、统一、有序的规划，最初计划建设100个经济开发区，各地各自为战，结果最后实际建成的数量是250多个。

就经济模式而言，1991年的外汇危机使印度经济形势严峻恶化，也由此拉开了一场经济自由化的改革浪潮。也就是实行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缩小公营经济的活动范围，减少对公营经济发展的干预，取消对生产许可证的限制，减少对私营经济发展的控制。但总体而言，官方对经济的干预还是比较多的，要办事，很多时候还是要通过政府的。

而在改革之初，印度所面对的情况是：没有进行过彻底的土地改革，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东亚国家，超过50％的人口属于文盲。而同时，印度的精英阶层从英国人手中继承了纯熟的英语思维以及比较完善的金融体系。失去了国家的外力作用，在资本的趋利性诱导下，印度经济最终“很自然”地选择了以服务业而非制造业作为突破口——改革前期的重点主要放在了软件业上，之后则利用其比较深厚的金融传统，建立起了十分完善的金融市场。对这种经济模式而言，最重要的则是要保证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国内，这一点与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类似，只是印度是发展中国家，他保证资金流的方式主要是竭力使世人相信投入印度的资金将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印度人不切实际的吹嘘，除了其民族性格以外，也有其经济上的需要，所以不但民间在“吹”，政府每年还会专门资助海外媒体为印度“吹”。

91年之后，印度的GDP开始迅速的增长，前些年印度的经济增长从以前4-5%的较低水平跳上了7-8%，季度增长常常达到9％左右。而在其背后的事实则是：印度的经济增长和中国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印度模式”下，货币流通的速度不存在从实物生产到最终销售这样一个周期的制约，自然要快的多，但这种快速流动并没有带动制造业的同步发展。“印度模式”的实质，就是一种跳越式的发展模式——印度人试图从传统农业经济直接跨过制造业阶段进入以服务业尤其是以金融业为经济主干的服务业主导型经济，也就是“虚拟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型经济。如此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了从过去所继承的金融传统，同时这也是为了回避印度基础建设薄弱的问题。

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家工业化事实上并为有太大的发展——250多个经济开发区中，是清一色的服务业、IT和金融行业。印度GDP具体构成中，农业占22％，工业占22％，服务业则占56％，如果这是一个发达国家的话，这个构成并没有什么问题（例如日本，虽然以制造业闻名于世，但其GDP的75％则是由服务业所贡献的），但这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其GDP的总量并不大。事实上，目前印度工业化总体水平仍还出于轻工业化阶段——相对应的是，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

到目前为止，印度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仅限于占社会少数的精英阶层，反过来，这又制约了其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能消费的起的就是那么几个人。从经济角度说，极端一点，印度就是1亿人国家——1千万富人，2千万中产阶级，和7千万穷人，平和一点，也就是一个2、3亿人的国家。剩下的那7到10亿，仅仅是能说话的“畜牲”，这绝非侮辱，而是印度精英层自己的认识，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那部分人完全不做考虑——如果以7亿人来算的话，这部分人生活在低于联合国的贫困线三分之一以下的水平。而印度的决策者也无需考虑由此会引发大规模的民变——即便在印度北部现在存在着超过120支游击队，但以印度人的标准来看这种混乱程度仍然还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这得益于印度的传统的等级文化以及“修来世”的人生观。

相对于中国，西方国家更乐于接纳印度，即便她的贸易保护主义看上去非常“不合规矩”，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本质的矛盾，是资源占有的矛盾，资源的总量是刚性的，你多占一块，我就要少吃一块，这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扯不上任何关系。西方发达国家在以25%的人口消耗着75%的世界资源，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政府最大的“原罪”在于领导6亿人摆脱了贫困，更在于要领导超过13亿人走向富裕，这意味将有一个超级大块头要插进来分享这块不可能变大的“资源蛋糕”，与金融、贸易等流于表面的问题不同，这个矛盾是难以调和的。所以，印度或者说印度模式更易于为西方人所认同，根本原因在于这种模式把多数人排除在外，仅让少数精英阶层加入到资源分享中来。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并没有打算在这里“唱衰”印度或是鼓吹“印度崩溃了”【但不得不提的是，如果参照之前“中国崩溃论”中所预言的情形的标准，其实现在的印度早就已经算崩溃了】。印度现在的状态确实很“别扭”，但也确实很“稳定”，这是由她所特有的社会结构和民族文化所决定的。

就此轮经济危机而言，首先可以认定的是，作为一个机会，这对印度的意义不会很大。印度制造业发展的瓶颈在于缺乏资金少同时基础设施薄弱，印度原本打算通过利用自己在金融市场的优势获得资金，然后带动其他经济的发展，但是，就具体微观上而言，企业行为的趋利性使市场中的企业必须要靠利润的驱使来完成市场资源的配置，尽管印度企业在金融市场比中国获得更优惠与丰沛的资金，但是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并未如事先想定的那样投资制造业和基建，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形成最优资源配置。这就出现了一边是国内制造业和基建亟需大笔资金，而另一边在金融市场获得丰沛资源的印度企业纷纷大规模进行海外并购。金融危机只能是助涨这一趋势。

虽然经济危机使得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某些技术的出口门槛，但如前所说，印度的工业化尚还处在轻工业化阶段，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也尚不足以支撑一个重化工业体系——以公路为例：印度2002-03财年国道建设目标为244.11公里，而当年实际完成209.46公里；2003-04财年目标为1789.5公里，实际完成709.73公里；2004-05财年目标为2317.18公里，实际完成2082.7公里；2005-06财年目标为782.09公里，实际完成582.82公里。在这样一个薄弱的基础之上，单靠购买一些技术，对工业化进程的拉动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技术是“种子”，而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则是保证“种子”发芽、生根的土地。

而从危险方面来说，印度这次最可能出现的问题与91年时可能是一样的，就是在国际支付上出现问题。历史上看，印度仅有两年实现了外贸顺差，而只是拜当年风调雨顺农业丰收所赐，其余年份则都是处于逆差。始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其国内出现紧缩，进而使欧美金融机构从发展中国家撤资回本土。而这就使得如印度这样依赖外资的发展中国家，被动的出现了紧缩。这就使得印度政府面临两难的选择——是否进行信用扩张，也就是因钞票？印了就造成本币贬值，不印本国企业就会出现资金断链。此外，印度企业多通过向国外银行贷款，或者是通过转让股权的方式像国外企业借款来获得资金，其国内的任何经济波动，都会导致海外银行提高利率或是国外企业抛售印度企业的股票，这些同样会使得印度企业出现资金断链的危险。而自去年便一路走高的国际粮价，则进一步加大了这方面的风险，印度至今未实现国内粮食自给，粮价攀升，必然要进一步加重其国际支付的压力。

参考1962年和1987年的历史，如果将近期印度在中印边境的一系列举动倒过来分析的话，那么也许我们会从中有别样的发现吧……

“婆罗门”式的世界观http://www.fyjs.cn/bbs/htm_data/159/1111/627507.html

领土问题和涉藏问题并非是中印两国利益的核心，但却是中印关系发展的瓶颈。从历史上看，可以认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责任完全在于印度——

印度人在对外战略的制定上，一方面继承了英国式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还存在有大量的民族主义成分。其在涉藏问题上的判断，就存在着典型的英式思维——在两个存在潜在竞争关系的大国之间设立一个缓冲地带，即谋求西藏独立。

而在观察中印领土争端问题时，则非常有必要考虑其民族主义的性质和历史背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民族主义出现了两股不同的思潮，一股是世俗主义的，另一股是宗教性的，具体来说是印度教的。两者原本对立，但是在某些方面却又存在着统一性，譬如在领土问题上。

就世俗主义来说，从历史上看，印度并不存在任何有形的、政治、社会或宗教上的统一，事实上，印度的现代国家概念的形成，是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下完成的。而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的精英阶层始终在强调印度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由文化、共同经历、风俗和地理所明确界定的国家”——也就是说印度的边境是早已存在的——以此作为支持其对政治权力的要求的论据，之后这一说法进而演化成了民族主义者的坚定信念，反过来变成了左右印度政府决策的一个很大的干扰因素。

而宗教性民族主义的影响在于，印度人的等级社会观念也同样影响了他们对于外界世界的认识：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理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以这种“婆罗门”式的世界观出发来评估世界，使得印度人总是带着一种优越感，认为他们的国家理所应当在亚洲乃至世界居于“中心地位”。

可现实是，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于上世纪中叶开始存在时，都面临着同一项任务——把“边疆”转化为“边界”。这是前现代国家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基本步骤，前现代国家可以存在于边疆之内，边疆不是线而是国家之间的过渡区域，而现代国家需要的是边界。

自1955年万隆会议开始至今，中国在解决边界问题上的政策是一贯的，即：首先，声明某些区域尚未划定，需要鉴别；之后以协定的形式维持现状；在未来时机成熟之后进行谈判。迄今为止，中国与周边国家——譬如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俄罗斯等国——在解决划界问题上，都是在沿袭了这一模式。

而在那种没有理智可言的民族主义的左右下，印度政府主张：她没有必要向其它国家那样需要同邻国进行谈判，就其共同边界的走向达成协议。在印度精英层看来，他们已经拥有了同中国的固定边界，所以谈判是多余的，惟一需要做的是，通过其自身的档案研究，参照历史和神话，并考虑安全利益，来“发现”印度与中国的边界的“确切”走向。一旦确定了适当的走向，便可将它予以公布并画在地图上。这种“我认为是，所以是”的思维方式，不仅是体现在对待中印边界问题上，在印巴克什米尔问题、与孟加拉以及缅甸的领土划界问题上，印方所持的，都是与之类似的观点，而这对印度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均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于非洲国家的交往中，印度人曾让非洲各国像自己一样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来争取独立，这一主张同样让印度在非洲碰了一鼻子灰——这是题外话。

回到正题，印度政府这种单方面的做法在国际法上显然是无效的，这种思维方式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迄今为止中印就领土问题的结就在于此处——并非是具体界线应该如何去划，而是在“领土问题存在争议”这一问题上存在争议。6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就这一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的是“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渊源就在这里。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中印关系曾有过一段蜜月期，也就是所谓的“巴伊、巴伊”的时代。

从印方的角度来说，以国土、人口、经济条件而论，印度在前英属殖民地中都处于领头羊的位置，而这又进一步把印度推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盟主”的位置，当然，按照当时的概念，准确的说是不结盟运动组织的首脑国家。不结盟组织在当时成为了独立于苏美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股力量，这使得印度人在头脑里形成了一个印象：印度已经是世界第三了。出于进一步壮大不结盟运动组织，扩张自身影响力的考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印度对中国采取了相对比较友好的态度，1955年尼赫鲁邀请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需要注意的，这种友好仅仅是“相对”，事实上在这一期间印度从未停止过对争议区领土的蚕食，至少在1954年至1959年间，我方边防部队与印方情报部门控制的巡逻队曾有过数次小规模交火，规模最大的一次爆发于1959年10月，印方巡逻队被我方击毙9人，其余悉数被俘（这次事件的一个影响是，1959年之后，作为权力斗争的结果，这一地区的巡逻任务被印度军方接管）。

从心态上而论，当时印度人对中国始终抱以一种“俯视”的态度，即认为中国仅仅是不结盟组织中的一员，是被领导者。这一方面是源于印度人不切实际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也是源自1840年以来，中国国运的颓势——在印度人看来，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是靠美英等过，才从日本人手里被解放出来的。而从现实国力看，早在1928年前,国联就把印度列为世界8大工业国的行列。而建国之初，中国在经济上的各项软硬件都还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而另笔者无法理解的是，此前的朝鲜战争在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同时，似乎对印度人没有太多触动，印度的领导集体更像是象牙塔中的产物。

1962年的对印自卫还击战同样可以看作是这一心态下的产物。冲突由印方首先挑起，而战争对他们而言却是始料未及的——印度政府认为只要自己在边境上不断增兵，中国人就会被吓跑，对于大规模交火并没有做太多认真的准备，更遑论是后期自己会处于挨打的状态。简单的说，从一开始印度人就把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对手的软弱上，仅从这种心态来看，战场上一边倒的态势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中，1962年的这场自卫还击战并非一场值得大书特书的战争，毕竟，这支军队曾面对过太多比这要险恶的多局面，甚至，战场战争的进程都有些平淡无奇。而正是这场“平淡”的战争，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印度的发展轨迹——按照美国著名的南亚学者斯蒂芬·科恩教授的说法：印度在中印边境战争中所遭到的“耻辱的失败”，这“教训了整个一代的印度人，……从那时起，印度在心理上已经成了军事化的国家”。

62年对印自卫还击战之于印度，其影响类似于甲午战争之于中国，最大的伤害，都在于在世人眼里，把一个“大国”打回了原形。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虚弱被表露无遗，于是列强的瓜分接踵而至。62年一战同样如此，“堂堂世界第三”、“亚非拉的领袖”竟然被中国人揍得魂飞魄散，领导人不得不放下身段向苏美等过寻求援助，尼赫鲁曾亲自致信肯尼迪求援，新德里的政要和富商们甚至做了迁都的打算，一直到中国高姿态的开始撤军，印军都还没有组织起反击。这使得印度的国际政治资本和影响力都一落千丈，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威信受到重创。于是在无意之间，中国成了47年独立以来，对印度“伤害最大”的国家，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印度人心目中成了战争贩子的形象。

因此，印度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敌视其实不亚于日本右翼势力，印度国内媒体鲜见对中国的真实、客观的宣传，在很多印度人眼里，他们边上仍旧是一个充满了带着竹斗笠留着山羊胡子，露出一脸阴险笑容的中国农夫的落后国家。

除去心理，从经济方面算账，我们会发现结果仍旧是对印度不利的。如果以“战争与经济之间是否建立其一套正循环体系”为依据来审视中国政府当时的决策，应该可以用“恰当好处”来形容：适时后撤，避免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消弭的民族仇恨，于国民经济发展，省去了一个大包袱；坚决打击，一仗打出了四十多年的相对稳定，使得经济建设免去了许多干扰，这些都是战争所带来的红利，这就是所谓的“战争—经济” 正循环。反观印度，62年一战于实际控制土地面积确实基本无损，但为了一个次要利益，却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出来，进而影响到了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缅甸一直到斯里兰卡一系列方向，为国家带来的是沉重的军事开支负担，这不是正循环，而是一个“死循环”。

当然，这场战争对中国也产生了一个不利影响。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当时印度在国际主流社会上确实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中国被抹黑成了一个“侵略者”的形象，由此所产生的后果就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被滞后了。历史有时就是这么有意思：对手的聪明程度，和他给你制造的麻烦大小有时并不一定就是成正比的。





死结

在我看来，印度文化、经济、政治三者间的影响处于一种很奇怪的平衡状态下，很稳定，但的的确确很“别扭”。而很多问题，也就由此产生了——

话题从印度的种姓制度说起。简单的说，在印度社会中存在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在这四大种姓以外，还有不可接触者，即被排除在种姓等级制度之外的贱民，这我们多数人都有所耳闻，而这只不过是一个最粗略的划分，每大种姓下面还有成百上千个亚种姓，每个亚种姓里面还可以分出亚亚种姓。要记全这些亚种姓、亚亚种姓的名称，是非常困难的，好在没有必要记，那是专家的职责。

当然，从历史上看，种姓并非印度所特有，只不过印度人把它宗教化、仪式化了、极端化了。古埃及也有过种姓制度，大约划为七等，划分的方法也与印度相差无几，也是按职业来划分的。比如说，印度有婆罗门即祭司种姓，埃及的第一种姓也是祭司；印度有刹帝利即武士种姓，埃及也有武士种姓。此外，埃及像印度那样，也有商人、工匠、农民种姓。近代以前西方社会同样是壁垒森严，是不可逾越，贵族、市民、农奴一样是泾渭分明。在日韩文化中，等级制也还有残余，这点从日语和韩语对人称谓的差别之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些国家等级制度的淡化，是伴随近代资本主义发展逐渐而来的。

而自古以来，中国却是一个异类，在秦之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诸侯国为单元的，由贵族治理百姓，天子则依靠贵族维系统治，从而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这点和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始皇帝统一华夏之后，中国便进入了大一统时代，这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个异数，这主要体现在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由皇帝直接治理全天下的百姓，这样的国家不再只是“一麻袋土豆”，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皇帝与贵族之间从此就有了结构性矛盾，总的说来历代皇权基本都是倾向于扶持平民以遏制贵族的，所以早在魏晋时期，贵族制度就难以为继了，宋明时期基本消失殆尽，士族则自秦汉始，开始逐步兴起——这一身份是无法世袭的。在满清时期这一进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倒退，因为清朝的八旗制度本质上也是贵族制度，但这也仅仅是历史的一个不大的翻复而已。

之所以要提及这些，想说明的是，对于一个大国（而不是西欧的那些小国）而言，大一统和过于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是彼此相斥的两件东西。

再来说印度。古代印度在政治上更多的是一个地理概念，这里同时存在着多种类型的邦国——从土邦王国到部落共和国，应有尽有，就如同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博物馆一样。在历史上，在这片土地上从未出现过大一统的国家，即使是在阿育王和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国王时代也莫不如此。现代意义上的，统一的印度是伴随英国殖民统治一起“从天而降”的，并不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英国殖民者给印度带来了统一的疆界、统一的货币、统一的税制、统一的外交与国防政策、统一的法度。但是，也仅限于此：截止到1914年，英国政府在印度仅派驻了9000名行政官员和69000名士兵，而他们所统治的是三亿印度人！对此的解决方式则是，在殖民统治机器统治机器之下，英国人进入印度前就存在的600多个土邦被几乎不受干扰的全部保留了下来。本质上说，这种体制与前面提到的“天子——诸侯——百姓”的结构是一样的。

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终断了其原有文明的发展进程，同时并没有带印度人走上自主型的资本主义近代发展进程。在生产分配领域，旧有封建阶级被几乎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而在封建领主之上，有增加了新的一层国民财富的截流者——殖民统治者，“柴明达尔”制度便是由此产生的【“柴明达尔”制度：政府通过中间人，即“柴明达尔”向农民征收田赋的一种土地制度。政府为了使柴明达尔交足田赋，允许他们在领地内享有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他们为国家征税，国家付给一定的报酬。这种与土地有关的权利可以继承、转让和出卖】。同时，原本应该存在于封建时代的种姓制度，也被顺理成章的带到了现代社会并一直存在到了现在。

二战以后，随着国力的衰败，英国人无力继续维持各地的殖民统治，甘地为首的印度精英层所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这个时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最终，印度在1947年获得了独立，而问题也随之而来：现有的这个统一的“印度”，并不是印度文明自身发展的产物，从前面的“三级结构”可以看到，原先维系国家统一的是殖民统治者，如今这一层不存在了，而印度自身的社会结构还处于殖民统治之前的状态。

英国人曾估计，在印度独立之后，将会至少分裂成8－9个国家。在这片土地上据说有1600多种语言；而“印度教”，最初则是殖民当局为了叙述方便而创造出的一个词汇，这其中严格的说包含上百个不同的“教派”；而在经济方面，封建制的农业经济使得各个土邦之间并不存在基于彼此需求的特别紧密的联系……

当然，印度的精英层最终还是找到了维系统一的方案，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样子：保留了垄断集团，政府权力有限，英式的议会制决策机制，而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方面，国家被以语言为基础划分成16个邦（印度卢比给人影响最深的，恐怕就是上面包括英文在内密密麻麻的印着17种文字）。

简单得说，这些就是落后的社会结构与国家统一诉求之间彼此妥协折中的结果，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因为它切合印度的社会结构，但又显得很”别扭”。

印度至今还有四大家族的提法，即塔塔、阿班尼、米塔尔及博拉，他们对国民经济的控制绝不亚于民国时期中国的四大家族。印度在独立后头两个五年计划中经济实际增长66%，但是垄断工业资本与垄断金融资本仅仅在注册资本上就膨胀了三倍。拿钢铁和水泥生产来说，排名第一的塔塔财团控制了印度水泥生产的50%，而当时排名第二的米塔尔财团控制了印度水泥生产的25%；至于钢铁，直到1968年印度政府控制的国营钢铁厂的产量只达到了印度当时钢铁总产量的33%，其余则来自垄断财团。垄断财团多出身于信仰拜火教的帕西族或是锡克族（其信仰可视做是印度教和YSL教的混合产物），而印度的政治家则多数来自婆罗门，这得益于印度教对人民的影响力，而印度教教义又对商业有自身的限制，所以，婆罗门多数从政但与商业瓜葛甚少，尼赫鲁就是他们代表中的佼佼者。这些都决定了印度政府对大财团缺乏控制力，是一个弱势政府，它必须通过不断和垄断集团进行斗争才能有所建树。

印度的议会、选举制度按照某些人的标准应该是现代社会的模范生，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西方的政党是其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他们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固定的支持者，没有固定的纲领，作为金主的大财团往往会采取“两边下注”的方式，所以不同的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具有很强的同一性，其政治博弈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视作是集团内部不同路线的斗争——即，在“保守”与“激进”之间振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左”和“右”。印度的各个政党同样是其自身社会结构的产物，但它们的背后则是不同的垄断集团，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宗教等等，它们所代表的利益缺少交集甚至彼此南辕北辙，但非常稳定。这就使得很多问题变成了党派间无休止的扯皮，此外，在实施西式民主体制的同时，在其各政党内部则更多的是家长制，那么为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最好的方式不是加入某个政党，而是单独成了一个党，最终的结果就是在议会出现大量的小党派，这就进一步降低了决策机构的行动效率。

而从“中央——地方”的权力划分而言，由于基本延续了过去的社会结构下的地域划分，各邦内部都具有文化上的相对同一性，就权威性而言，就出现了地方强中央弱的现象。就土地来说，印度始终为完成土改，中央政府可控制的土地仅占总量的13%上下，大量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得以保留。以人均土地最少的比哈尔邦为例：占土地持有者总数67%的小土地持有者仅永远全邦可耕地的16%，而4.1%的地主却占有了全邦可耕地的25%，另外还有400万以上的农民没有土地。

由此，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判断印度政府决策时必须认识到，她的决策依据很可能并非源自某一长远战略考虑，而是基于一些非常具体的眼前利益来考虑的——即便这些决策对长远和全局利益是有害的。因为在一个缺乏权威的政治环境下，印度的政治家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政党间激烈的斗争以及政府和大财团间的斗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斗争。譬如对印自卫还击战，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之前，客观的说，尼赫鲁还是做过一些避免大规模冲突的努力的，当时印度政府曾对国内封锁过有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消息。而反对派则一直以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对政府加以攻击。那场战争爆发的背景则是，当时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10%，而农民干脆处于破产边缘,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尼赫鲁政府因此处于危机之中，所以以军事手段来转嫁社会矛盾，虽然军事冒险失败，但尼赫鲁政府利用国内局势动荡实行全国紧急状态顺利度过垮台危机。而在印度的历史上，这绝不是唯一的一次，70年第三次印巴战争，87年建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导致中印再次大规模军事对峙，背后都有类似的背景。如果再细心点，我们会发现每年2、3月分印度军方总会对华有所动作，其实道理同样非常简单，因为每年确定政府财政预算是在4月份。

在尼赫鲁时代，印度政治还带有不少的强人政治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中的结构性问题。而自后尼赫鲁时代开始，这个制衡因素消失了，印度政治生活中始终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核心，主要政党及其政治领袖们于是便都将民主当成了一种市场机制——视选民为有着各种各样要求的消费者，而作为“企业家”的政治家们所要做的，则是力图赚取他们的选票。当民主异化为简单得向选民“献媚”之后，任何短期内见不到“效益”的举措，都将是难以推行的。





死结—2

实事求是的讲，独立之后的印度，其进步仍是显著的，印度最初的国家财政体系使得地方各邦对中央政府构成了极度的依赖关系，这种财政体系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基于此，“柴明达尔”制度被废除，政府允许小农、佃农购买土地，拥有土地权，这使得印度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化动员能力。当然，与同一时期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的中国相比，印度政府所在的是非常有限的——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后来的台湾省，历史都证明彻底的土改，都是以政府权威性作为后盾的（台湾所谓的“和平赎买”，同样是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之下完成的，以农业为主的台南地区之所以成为台独势力的巢穴，很大程度上就是缘于那时的积怨，这是题外话），而这恰恰是印度政府所缺乏的。

而要想永久性的摆脱分裂的危险，最根本的途径只能是发展经济，以工业经济替代带有封建色彩的农业经济，由此改造印度落后的社会结构，破解政治上的死结。

在经济制度上，印度选择了参照苏联模式的混合经济模式，即：公营和私营经济并存。这一方面存在苏联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是印度自身情况决定的。以婆罗门占主导地位的印度政治精英，由于传统，极少涉足商业，这就使得他们非常青睐由政府占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希望能以此来制衡大财团和地方势力的影响。混合所有制，就是这种背景下的折中、平衡产物。

如此，在保有大量封建制经济体系的情况下，印度政府任然任然以“五年计划”的形式，在几个邦强行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快速的工业化进程需要的庞大人力物力与技术作为支持，作为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在经济建设上做长期的规划，并有步骤有计划的去实现它。从这个角度讲，印度选择计划经济是合乎当时的历史发展规律的。但在现实操作中，印度恰恰做不到对经济进行长期计划以及按部就班的执行计划。印度政府与国内各种各样的垄断集团的利益斗争从没有停止过，而政府鲜有占上风的时候。在长期经济计划与短期经济效益的选择中，政府不断的在选民的利益趋势下左右摇摆。在遇到国内国际危机的时候，印度的执政者往往通过对外军事冒险来转移选民的视线，压制国内即将爆发的危机以此来赢得大选，譬如他们在1962年所作的。基于这种目的实施的军事行动，无论胜负，都从没有于经济形成过“正循环”，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在印度的对外战争史上从未出现过。由于自身经济实力孱弱,军事冒险之后印度政府往往又陷入财政危机并进一步导致经济危机。从上世纪60年代往后，印度就一直处于“危机-冒险-更深的危机-再冒险”这样一个循环之中。受此影响，她的工业化进程于基础设施建设都异常缓慢。

譬如这段历史：1970年12月27日，英迪拉.甘地抓住自己国内声望不断上升的机会，宣布解散人民院，提前于1971年2月举行印度第五届大选。1971年3月大选结果揭晓，英.甘地获得了压倒胜利。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在1970年底也开始进行大选，主张充分自治与全面独立的人民联盟在东巴大获全胜，随即在1971年3月宣布东巴独立，巴基斯坦由此爆发国内军事冲突。1971年11月21日，印度政府宣布印军越过印巴边界“自卫”，这就是第三次印巴战争。至12月17日战争结束，巴基斯坦遭到肢解。至此英迪拉.甘地在国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93%的民意支持。次年印度国庆日，英.甘地被描绘成了杜尔加（印度神话中的十臂女战神）。但正是在1972年，印度迎来了一场严重的旱灾，1.8亿人口面临饥饿的威胁，而由于战争流入印度的孟加拉难民每个月则要消耗掉印度政府两亿美元，使得印度政府的财政雪上加霜。原本大宗粮食与原油进口就需要大量外汇，而石油危机和由此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又不期而至。由此导致外汇严重短缺，物价开始飞涨。这进一步引起的投资不足又使工业增长下降了近５０％。民众的不满情绪终于在反对党的鼓动下爆发了，同年孟买就爆发了1.2万人大停工，仅仅在古杰拉特邦的骚乱中被警察射杀的人数就达到233人，而与之同步的印度铁路大停工让当时的印度全国交通陷入了瘫痪，最后警察也加入到了暴动的行列，并与前来镇压的军队交火。在随后的大选中，国大党一败涂地，代表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人民同盟上台了。而人民同盟政府的第一个举措竟然是提早一年结束当时正在执行顺利的“五五”计划，以提交自己制定的“六五”计划。历史证明靠造反上台的人民党政府对自己所制定的计划缺乏控制力，上届政府积累下来的1500万吨粮食消以及仅有的30亿美元外汇储备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被消耗殆尽，而人民同盟政府也随之倒台，此时已经是1979年，印度之外的世界已经迎来了第三轮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正在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生产工序实现国际再分工，“四小龙”与东南新兴工业地带正是在此时崛起。而印度，则还处在反复的“折腾”当中，套用总理拉吉夫.甘地的话：印度失去了工业时代。

冷战结束之前，前苏联在印度经济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她是印度当时最大的国际援助来源国，也是印度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印度外贸长期处于逆差局面，而填补贸易逆差所带来的外汇缺口，除侨民汇款和资本账目顺差之外，主要的外汇来源渠道便是国际援助。

1991年的苏东剧变，对于中国而言，总体而言是利多于弊，而对印度而言，则恰恰相反，由苏联解体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对这个国家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国力极具衰退直至最终解体，使得印度失去了最大的国际援助来源以及出口市场，经济由此遭受到严重的冲击，由于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最终导致印度爆发经济危机，这就是1991年印度政治经济改革的背景，而发生于1987年的中印边境对峙，则可看做是印度政府为缓解执政危机所作的又一次冒险。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再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单独组阁的多数席位，印度进入了或是少数派执政，或是多党联合执政的时期。在1989-2004年的16年中，印度共举行了六届大选，换了九届中央政府，其中六届只执政了1年左右，最短的只执政13天就倒台了，2004年国大党重掌朝纲，得票率也仅有26.7％，只能以联合政府的形式上台执政。

换句话说，印度政府原本不强的行动力进一步被削弱了，对社会生活的变革很难再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更遑论来主导。1989年，脱胎于人民同盟的人民党利用印度教徒的反MSL情绪，主张在印度教徒视为圣地的阿约提亚(Ayodhya)地区兴建一座印度教寺庙——但在当时该地已建有巴伯尔QZS(Babri Mosjid)，借助这种宗教情绪，人民党在1991年再次上台。为了获得地方势力的支持以维系并不牢靠的执政地位，人民党赋予了地方更多的权力，并允诺一些地方势力可以建立自己的邦。至此，原有的可以节制地方势力的中央财政体系在政治改革中不复存在了，中央政府在地方的权威性因此而也被大大的削弱——某种程度上说，上世纪90年代之后印度的政治改革，实质就是一个地方向中央分权的过程。而就行政区划而言，印度版图内邦的数量由建国时的16个，增加到了28个（另有7个中央直辖区）。就工业化进程而言，这一改变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印度原有的工业布局类似于前苏联，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原有行政区的分裂，导致工业体系不再完整而无法正常运行——这与苏联解体后所遇到的情况比较类此，许多地区因此从工业经济又重新退回到了农业经济。此外，印度后续的经济建设也很难有一个科学、统一、有序的规划，最初计划建设100个经济开发区，各地各自为战，结果最后实际建成的数量是250多个。

就经济模式而言，1991年的外汇危机使印度经济形势严峻恶化，也由此拉开了一场经济自由化的改革浪潮。也就是实行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缩小公营经济的活动范围，减少对公营经济发展的干预，取消对生产许可证的限制，减少对私营经济发展的控制。但总体而言，官方对经济的干预还是比较多的，要办事，很多时候还是要通过政府的。

而在改革之初，印度所面对的情况是：没有进行过彻底的土地改革，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东亚国家，超过50％的人口属于文盲。而同时，印度的精英阶层从英国人手中继承了纯熟的英语思维以及比较完善的金融体系。失去了国家的外力作用，在资本的趋利性诱导下，印度经济最终“很自然”地选择了以服务业而非制造业作为突破口——改革前期的重点主要放在了软件业上，之后则利用其比较深厚的金融传统，建立起了十分完善的金融市场。对这种经济模式而言，最重要的则是要保证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国内，这一点与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类似，只是印度是发展中国家，他保证资金流的方式主要是竭力使世人相信投入印度的资金将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印度人不切实际的吹嘘，除了其民族性格以外，也有其经济上的需要，所以不但民间在“吹”，政府每年还会专门资助海外媒体为印度“吹”。

91年之后，印度的GDP开始迅速的增长，前些年印度的经济增长从以前4-5%的较低水平跳上了7-8%，季度增长常常达到9％左右。而在其背后的事实则是：印度的经济增长和中国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印度模式”下，货币流通的速度不存在从实物生产到最终销售这样一个周期的制约，自然要快的多，但这种快速流动并没有带动制造业的同步发展。“印度模式”的实质，就是一种跳越式的发展模式——印度人试图从传统农业经济直接跨过制造业阶段进入以服务业尤其是以金融业为经济主干的服务业主导型经济，也就是“虚拟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型经济。如此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了从过去所继承的金融传统，同时这也是为了回避印度基础建设薄弱的问题。

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家工业化事实上并为有太大的发展——250多个经济开发区中，是清一色的服务业、IT和金融行业。印度GDP具体构成中，农业占22％，工业占22％，服务业则占56％，如果这是一个发达国家的话，这个构成并没有什么问题（例如日本，虽然以制造业闻名于世，但其GDP的75％则是由服务业所贡献的），但这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其GDP的总量并不大。事实上，目前印度工业化总体水平仍还出于轻工业化阶段——相对应的是，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

到目前为止，印度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仅限于占社会少数的精英阶层，反过来，这又制约了其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能消费的起的就是那么几个人。从经济角度说，极端一点，印度就是1亿人国家——1千万富人，2千万中产阶级，和7千万穷人，平和一点，也就是一个2、3亿人的国家。剩下的那7到10亿，仅仅是能说话的“畜牲”，这绝非侮辱，而是印度精英层自己的认识，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那部分人完全不做考虑——如果以7亿人来算的话，这部分人生活在低于联合国的贫困线三分之一以下的水平。而印度的决策者也无需考虑由此会引发大规模的民变——即便在印度北部现在存在着超过120支游击队，但以印度人的标准来看这种混乱程度仍然还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这得益于印度的传统的等级文化以及“修来世”的人生观。

相对于中国，西方国家更乐于接纳印度，即便她的贸易保护主义看上去非常“不合规矩”，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本质的矛盾，是资源占有的矛盾，资源的总量是刚性的，你多占一块，我就要少吃一块，这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扯不上任何关系。西方发达国家在以25%的人口消耗着75%的世界资源，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政府最大的“原罪”在于领导6亿人摆脱了贫困，更在于要领导超过13亿人走向富裕，这意味将有一个超级大块头要插进来分享这块不可能变大的“资源蛋糕”，与金融、贸易等流于表面的问题不同，这个矛盾是难以调和的。所以，印度或者说印度模式更易于为西方人所认同，根本原因在于这种模式把多数人排除在外，仅让少数精英阶层加入到资源分享中来。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并没有打算在这里“唱衰”印度或是鼓吹“印度崩溃了”【但不得不提的是，如果参照之前“中国崩溃论”中所预言的情形的标准，其实现在的印度早就已经算崩溃了】。印度现在的状态确实很“别扭”，但也确实很“稳定”，这是由她所特有的社会结构和民族文化所决定的。

就此轮经济危机而言，首先可以认定的是，作为一个机会，这对印度的意义不会很大。印度制造业发展的瓶颈在于缺乏资金少同时基础设施薄弱，印度原本打算通过利用自己在金融市场的优势获得资金，然后带动其他经济的发展，但是，就具体微观上而言，企业行为的趋利性使市场中的企业必须要靠利润的驱使来完成市场资源的配置，尽管印度企业在金融市场比中国获得更优惠与丰沛的资金，但是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并未如事先想定的那样投资制造业和基建，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形成最优资源配置。这就出现了一边是国内制造业和基建亟需大笔资金，而另一边在金融市场获得丰沛资源的印度企业纷纷大规模进行海外并购。金融危机只能是助涨这一趋势。

虽然经济危机使得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某些技术的出口门槛，但如前所说，印度的工业化尚还处在轻工业化阶段，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也尚不足以支撑一个重化工业体系——以公路为例：印度2002-03财年国道建设目标为244.11公里，而当年实际完成209.46公里；2003-04财年目标为1789.5公里，实际完成709.73公里；2004-05财年目标为2317.18公里，实际完成2082.7公里；2005-06财年目标为782.09公里，实际完成582.82公里。在这样一个薄弱的基础之上，单靠购买一些技术，对工业化进程的拉动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技术是“种子”，而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则是保证“种子”发芽、生根的土地。

而从危险方面来说，印度这次最可能出现的问题与91年时可能是一样的，就是在国际支付上出现问题。历史上看，印度仅有两年实现了外贸顺差，而只是拜当年风调雨顺农业丰收所赐，其余年份则都是处于逆差。始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其国内出现紧缩，进而使欧美金融机构从发展中国家撤资回本土。而这就使得如印度这样依赖外资的发展中国家，被动的出现了紧缩。这就使得印度政府面临两难的选择——是否进行信用扩张，也就是因钞票？印了就造成本币贬值，不印本国企业就会出现资金断链。此外，印度企业多通过向国外银行贷款，或者是通过转让股权的方式像国外企业借款来获得资金，其国内的任何经济波动，都会导致海外银行提高利率或是国外企业抛售印度企业的股票，这些同样会使得印度企业出现资金断链的危险。而自去年便一路走高的国际粮价，则进一步加大了这方面的风险，印度至今未实现国内粮食自给，粮价攀升，必然要进一步加重其国际支付的压力。

参考1962年和1987年的历史，如果将近期印度在中印边境的一系列举动倒过来分析的话，那么也许我们会从中有别样的发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