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1973年周恩来基辛格何对话令毛泽东雷霆震怒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9:55:59
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2013年7月5日7版，作者：陈东林，原题为：《毛泽东为何不考虑让周恩来接班》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评
林彪事件使毛泽东的接班人出现了空缺。除了年龄稍大外，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周恩来都应该是众望所归的接班人选。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周当作接班人考虑。其原因，是他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表现得“右”。毛泽东担忧的是，他死后周恩来会否定他的“文革”路线。因此，1973年，毛泽东提出了实际是针对周恩来的一系列批评。
6月25日，周恩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指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按照周恩来“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几人讨论，副处长张再执笔，写成了一篇文章《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1973年6月28日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上，文章认为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7月初，王海容、唐闻生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问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新情况》写得不错，是根据周总理意见写的，你给毛主席读了吗？张说没有。于是唐便给毛读，不料毛听后提出异议，还举例说明简报的分析错误，说是“放屁一通”。
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情况后，7月3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及美大组负责人写信，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诚恳地承担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
7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王洪文、张春桥及两个女翻译王海容、唐闻生进行了一次谈话，仍然针对周恩来分管的外交部提出批评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都说此文（指外交部《新情况》简报）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不要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批周”会议风波
11月10日，上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开始了他的第六次访华。基辛格走后的第二天，翻译王海容、唐闻生拿着周、基最后一次会谈的记录稿，将划有杠杠之处念出来，问周恩来：“您是这样讲的吗？”周回答：“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
11月17日，听了两位女翻译汇报，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同基辛格的谈判中说了错话，屈从于美方，“雷霆震怒”。当天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首先发难，斥责周恩来回避实质，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拍案而起与之争辩：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江青冷笑说：走着瞧！会后，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开会批评周恩来和以前与美国国防部长会谈的叶剑英的错误。会议中，江青和张春桥等人肆无忌惮地批判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批判范围已经扩大到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来的所有外交活动，继而上升到权力之争。江青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错误路线的头子”。与会者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对周恩来进行了批评。周恩来本人进行了过分的自我检查，痛苦地流下了眼泪。
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后，分三批同王洪文、周恩来和翻译王、唐谈话，指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他还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我，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了。毛泽东还握着周的手，指着女翻译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她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于是，“批周”会议宣告结束，外事工作仍然由周恩来负责。
但是，毛泽东既然肯定了“批周”会议，周恩来面临的态势就不可能马上得到改变。12月1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根据毛泽东意见，外交部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准备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讨论中央政治局“批周”会议有关内容。信中提出：外交部、军委既开这样的会议，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也应安排开这样的会。毛泽东圈阅批准了此信。对周恩来的“批评”被扩大到了相当广泛的范围。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再次严厉批评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的工作。他说：“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后，对陪同接见的周恩来问：总理，你怎么样了？周恩来回答：还可以。没抓好大事。毛泽东笑着说：被人整得不亦乐乎吧？周也笑了：没有。自己犯错误。刚才在汽车上我还在说，抓大事还不会抓，没有抓好，常常抓了小事。
这年夏天，毛泽东会见外宾，因为沙发不够，周恩来便坐到椅子上，把沙发让给女翻译。毛看到了，对外宾说：总理可怜哪，被这些娘儿们整得这个样子。
http://news.ifeng.com/a/20150414/43546581_1.shtml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2013年7月5日7版，作者：陈东林，原题为：《毛泽东为何不考虑让周恩来接班》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评
林彪事件使毛泽东的接班人出现了空缺。除了年龄稍大外，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周恩来都应该是众望所归的接班人选。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周当作接班人考虑。其原因，是他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表现得“右”。毛泽东担忧的是，他死后周恩来会否定他的“文革”路线。因此，1973年，毛泽东提出了实际是针对周恩来的一系列批评。
6月25日，周恩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指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按照周恩来“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几人讨论，副处长张再执笔，写成了一篇文章《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1973年6月28日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上，文章认为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7月初，王海容、唐闻生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问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新情况》写得不错，是根据周总理意见写的，你给毛主席读了吗？张说没有。于是唐便给毛读，不料毛听后提出异议，还举例说明简报的分析错误，说是“放屁一通”。
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情况后，7月3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及美大组负责人写信，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诚恳地承担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
7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王洪文、张春桥及两个女翻译王海容、唐闻生进行了一次谈话，仍然针对周恩来分管的外交部提出批评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都说此文（指外交部《新情况》简报）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不要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批周”会议风波
11月10日，上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开始了他的第六次访华。基辛格走后的第二天，翻译王海容、唐闻生拿着周、基最后一次会谈的记录稿，将划有杠杠之处念出来，问周恩来：“您是这样讲的吗？”周回答：“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
11月17日，听了两位女翻译汇报，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同基辛格的谈判中说了错话，屈从于美方，“雷霆震怒”。当天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首先发难，斥责周恩来回避实质，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拍案而起与之争辩：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江青冷笑说：走着瞧！会后，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开会批评周恩来和以前与美国国防部长会谈的叶剑英的错误。会议中，江青和张春桥等人肆无忌惮地批判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批判范围已经扩大到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来的所有外交活动，继而上升到权力之争。江青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错误路线的头子”。与会者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对周恩来进行了批评。周恩来本人进行了过分的自我检查，痛苦地流下了眼泪。
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后，分三批同王洪文、周恩来和翻译王、唐谈话，指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他还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我，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了。毛泽东还握着周的手，指着女翻译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她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于是，“批周”会议宣告结束，外事工作仍然由周恩来负责。
但是，毛泽东既然肯定了“批周”会议，周恩来面临的态势就不可能马上得到改变。12月1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根据毛泽东意见，外交部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准备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讨论中央政治局“批周”会议有关内容。信中提出：外交部、军委既开这样的会议，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也应安排开这样的会。毛泽东圈阅批准了此信。对周恩来的“批评”被扩大到了相当广泛的范围。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再次严厉批评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的工作。他说：“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后，对陪同接见的周恩来问：总理，你怎么样了？周恩来回答：还可以。没抓好大事。毛泽东笑着说：被人整得不亦乐乎吧？周也笑了：没有。自己犯错误。刚才在汽车上我还在说，抓大事还不会抓，没有抓好，常常抓了小事。
这年夏天，毛泽东会见外宾，因为沙发不够，周恩来便坐到椅子上，把沙发让给女翻译。毛看到了，对外宾说：总理可怜哪，被这些娘儿们整得这个样子。
http://news.ifeng.com/a/20150414/43546581_1.shtml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评
林彪事件使毛泽东的接班人出现了空缺。除了年龄稍大外，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周恩来都应该是众望所归的接班人选。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周当作接班人考虑。其原因，是他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表现得“右”。毛泽东担忧的是，他死后周恩来会否定他的“文革”路线。因此，1973年，毛泽东提出了实际是针对周恩来的一系列批评。
6月25日，周恩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指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按照周恩来“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几人讨论，副处长张再执笔，写成了一篇文章《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1973年6月28日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上，文章认为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7月初，王海容、唐闻生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问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新情况》写得不错，是根据周总理意见写的，你给毛主席读了吗？张说没有。于是唐便给毛读，不料毛听后提出异议，还举例说明简报的分析错误，说是“放屁一通”。
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情况后，7月3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及美大组负责人写信，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诚恳地承担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
7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王洪文、张春桥及两个女翻译王海容、唐闻生进行了一次谈话，仍然针对周恩来分管的外交部提出批评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都说此文（指外交部《新情况》简报）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不要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批周”会议风波
11月10日，上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开始了他的第六次访华。基辛格走后的第二天，翻译王海容、唐闻生拿着周、基最后一次会谈的记录稿，将划有杠杠之处念出来，问周恩来：“您是这样讲的吗？”周回答：“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
11月17日，听了两位女翻译汇报，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同基辛格的谈判中说了错话，屈从于美方，“雷霆震怒”。当天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首先发难，斥责周恩来回避实质，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拍案而起与之争辩：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江青冷笑说：走着瞧！会后，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开会批评周恩来和以前与美国国防部长会谈的叶剑英的错误。会议中，江青和张春桥等人肆无忌惮地批判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批判范围已经扩大到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来的所有外交活动，继而上升到权力之争。江青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错误路线的头子”。与会者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对周恩来进行了批评。周恩来本人进行了过分的自我检查，痛苦地流下了眼泪。
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后，分三批同王洪文、周恩来和翻译王、唐谈话，指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他还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我，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了。毛泽东还握着周的手，指着女翻译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她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于是，“批周”会议宣告结束，外事工作仍然由周恩来负责。
但是，毛泽东既然肯定了“批周”会议，周恩来面临的态势就不可能马上得到改变。12月1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根据毛泽东意见，外交部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准备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讨论中央政治局“批周”会议有关内容。信中提出：外交部、军委既开这样的会议，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也应安排开这样的会。毛泽东圈阅批准了此信。对周恩来的“批评”被扩大到了相当广泛的范围。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再次严厉批评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的工作。他说：“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后，对陪同接见的周恩来问：总理，你怎么样了？周恩来回答：还可以。没抓好大事。毛泽东笑着说：被人整得不亦乐乎吧？周也笑了：没有。自己犯错误。刚才在汽车上我还在说，抓大事还不会抓，没有抓好，常常抓了小事。
这年夏天，毛泽东会见外宾，因为沙发不够，周恩来便坐到椅子上，把沙发让给女翻译。毛看到了，对外宾说：总理可怜哪，被这些娘儿们整得这个样子。
http://news.ifeng.com/a/20150414/43546581_1.shtml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2013年7月5日7版，作者：陈东林，原题为：《毛泽东为何不考虑让周恩来接班》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评
林彪事件使毛泽东的接班人出现了空缺。除了年龄稍大外，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周恩来都应该是众望所归的接班人选。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周当作接班人考虑。其原因，是他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表现得“右”。毛泽东担忧的是，他死后周恩来会否定他的“文革”路线。因此，1973年，毛泽东提出了实际是针对周恩来的一系列批评。
6月25日，周恩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指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按照周恩来“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几人讨论，副处长张再执笔，写成了一篇文章《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1973年6月28日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上，文章认为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7月初，王海容、唐闻生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问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新情况》写得不错，是根据周总理意见写的，你给毛主席读了吗？张说没有。于是唐便给毛读，不料毛听后提出异议，还举例说明简报的分析错误，说是“放屁一通”。
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情况后，7月3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及美大组负责人写信，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诚恳地承担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
7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王洪文、张春桥及两个女翻译王海容、唐闻生进行了一次谈话，仍然针对周恩来分管的外交部提出批评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都说此文（指外交部《新情况》简报）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不要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批周”会议风波
11月10日，上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开始了他的第六次访华。基辛格走后的第二天，翻译王海容、唐闻生拿着周、基最后一次会谈的记录稿，将划有杠杠之处念出来，问周恩来：“您是这样讲的吗？”周回答：“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
11月17日，听了两位女翻译汇报，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同基辛格的谈判中说了错话，屈从于美方，“雷霆震怒”。当天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首先发难，斥责周恩来回避实质，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拍案而起与之争辩：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江青冷笑说：走着瞧！会后，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开会批评周恩来和以前与美国国防部长会谈的叶剑英的错误。会议中，江青和张春桥等人肆无忌惮地批判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批判范围已经扩大到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来的所有外交活动，继而上升到权力之争。江青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错误路线的头子”。与会者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对周恩来进行了批评。周恩来本人进行了过分的自我检查，痛苦地流下了眼泪。
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后，分三批同王洪文、周恩来和翻译王、唐谈话，指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他还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我，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了。毛泽东还握着周的手，指着女翻译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她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于是，“批周”会议宣告结束，外事工作仍然由周恩来负责。
但是，毛泽东既然肯定了“批周”会议，周恩来面临的态势就不可能马上得到改变。12月1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根据毛泽东意见，外交部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准备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讨论中央政治局“批周”会议有关内容。信中提出：外交部、军委既开这样的会议，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也应安排开这样的会。毛泽东圈阅批准了此信。对周恩来的“批评”被扩大到了相当广泛的范围。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再次严厉批评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的工作。他说：“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后，对陪同接见的周恩来问：总理，你怎么样了？周恩来回答：还可以。没抓好大事。毛泽东笑着说：被人整得不亦乐乎吧？周也笑了：没有。自己犯错误。刚才在汽车上我还在说，抓大事还不会抓，没有抓好，常常抓了小事。
这年夏天，毛泽东会见外宾，因为沙发不够，周恩来便坐到椅子上，把沙发让给女翻译。毛看到了，对外宾说：总理可怜哪，被这些娘儿们整得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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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眼光来看，“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确实是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对不对另说），也是跟“三个世界”的中国原创战略思想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欺骗、大主宰”的水平却是不在一个档次上。老毛觉得总理不上道，甚至怀疑这是离经叛道前的试探，因此敲打总理一下，也能理解。当然打一棍子揉三揉，他也知道自己离不开总理。
信口开河，胡编乱造，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