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旧文 国外学术界对１９６９年中苏边界冲突的最新研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5:34:31
何慧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自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9年第3期
作为中苏关系史中的重要事件，1969年中苏之间一系列的边界冲突不仅是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中苏关系恶化到达顶点的标志，而且是影响未来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甚至冷战结局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外学术界对于中苏边界冲突已经有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从最初着重探寻事件发生的真相，到后来较多地探讨该事件对中美两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进而到从整个冷战史的宏观角度看待这一事件，梳理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学术动态，而且能够从中得到启示。
一、苏联及俄罗斯学者对中苏边界冲突的研究
在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的最初10年里，苏联学术界几乎只有与官方宣传口径一致的观点，主要就是指责中方挑起了对抗和敌对。波里索夫和科罗斯科夫的著作就是一个典型，他们认为中苏边界冲突的原因是“随着反苏主义的持续升级，中国领导人组织了1969年3月在乌苏里江的中苏边界地区的武装挑衅”。战斗的经过表明“中国的挑衅是有计划和完全有所准备的”，“发动文革的那些人挑起反苏狂热”是为了在国内巩固其统治，在国际上“加强反社会主义阵营和进行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颠覆活动”。书中充满了指责中国的政治性语言，也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特征。可以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没有正常的学术研究可言。
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出现了研究冷战史的热潮，出版了一批著作，其中较有影响的有1995年出版的由涅任斯基主编的论文集《冷战年代苏联的对外政策(1945～1985)》和丘巴里扬的《斯大林时代的10年冷战》，以及2003年出版的《冷战历史回顾：1945～1963》等。从总体上看，俄罗斯学者关注得比较多的是斯大林时代的冷战政策和苏联的对外关系。
而今，俄罗斯学者已不单纯从中苏关系的角度去看待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了，而是把它与美苏关系、苏联的安全和战略目标联系起来。如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所高级研究员伊利亚·盖杜克就认为，对于中美两个彼此长期敌对的国家关系突然发生巨大转变，“最感震惊的也许是苏联领导人”。虽然苏联领导人在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就开始担心美中关系会有变化，但正是“在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并在1969年边境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莫斯科因为对美中之间可能进行的勾结表现出过度紧张，从而进一步怂恿了白宫对中国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促使美国“大肆利用”中苏分裂。他认为，事实上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就对中国发动战争是否恰当这一点进行过任何严肃的讨论”，也没有所谓先发制人打击中国的计划或设想，反而在珍宝岛冲突后，苏联公众担心中国会“侵略”苏联。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看清了美国推进美中关系的主要目标是要解决越南战争的问题，苏联也曾经尝试缓和与中国的矛盾，却未能成功地化解中国对苏联的担心，而苏联也因忧虑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在印度支那和整个东南亚进行扩张时会更加不受约束”而加强与北越的关系，发展与印度的关系。总之，苏联曾“竭尽所能阻碍中美和解”，却无法阻止中美关系的进程，并且，“中美关系的突破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图景，并对冷战环境中的大国竞争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盖杜克在他最新的一篇文章中更是明确地把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美苏缓和联系起来，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苏联与美国及西欧的缓和政策获得了成功，但在远东地区却失败了，1972年以后，中国的国际影响扩大，苏联的地位下降，实际上，“在欧洲的缓和强化和巩固了东西方的两极格局，但亚洲的中美和解侵蚀了这种格局，走的是反苏路线”。苏联在1969年的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确立了以孤立中国为目标的亚洲集体安全概念，但应者寥寥。苏越关系发展、中越发生冲突，苏联却并未从中受益，反而使缓和进程受阻，中苏之间更加疏远。他还认为中苏冲突对美苏关系有很大影响，但同时也有双边关系自身的逻辑。由此可见，俄罗斯学者对中苏边界冲突的研究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两国关系，而从大国关系和冷战发展的角度看待问题。
二、美国学者对中苏边界冲突的研究
美国学者中较早研究这个问题的是托马斯·罗宾逊，他在1972年发表于《美国政治学评论》的文章中回顾了中苏关系特别是有关中苏边界问题的发展历史，概述了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过程以及双方的反应。他认为，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与中苏两国的国内政治及对外政策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苏联党与军方的分歧等等。他认为。虽然这次边界冲突是中国“挑起”的，但双方都有责任。其结论是，边界冲突是中苏关系因为其他因素恶化后才有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与边界局势紧张关系密切，而苏联对于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可能出现的“非理性”行为做出了“过度反应”，在边界地区部署了超过实际所需的兵力。另一位美国学者理查德·维奇则从危机政治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正是以边界冲突为标志，中国和苏联从盟友变为敌人使中美之间长期冻结的敌对关系出现松动，并带动了整个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他认为，中苏边界事件是政治事件，是用来服务于政治目的的，在这些事件中主要是中国主动，但它与苏联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诺伐克有密切关系。因此，苏联干预“布拉格之春”是中苏边界冲突的出发点和重要背景。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极格局的国际体系也是孕育危机的“母体”，因为在这一格局中，中国实际上是孤立的，与苏联决裂就是要重新融入世界。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都是着重于政治，罗宾逊主要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去分析中苏之间的矛盾，维奇则将中苏冲突置于危机政治的理论框架和冷战总体结构中进行考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学者对于1969年中苏之间发生的冲突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研究只能依靠政府公告或者《白宫岁月》这类文献，缺乏依据档案的系统研究。直到近年，随着美国及俄罗斯大量相关档案的逐步解密，与中苏边界冲突有关问题的研究才有了较大改观。美国学者及在美国的华裔学者首先注意到，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不仅仅对中苏关系造成极大影响，而且也直接促成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和中国改变对美态度。正如陈兼和大卫·威尔逊指出的，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将两国“带到了全面战争的边缘”，而且“在中苏关系陷于深刻危机的时候，中国的对美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向美国发出了一系列信号，美国也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因此可以说，“中苏边界对抗和中美关系解冻是冷战国际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事件”。
目前国外有关中苏边界冲突比较著名的研究者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威廉·伯尔利用最新解密的档案材料，详细考察了中美关系解冻之初复杂的过程，认为尼克松在最初是非常审慎的，他和基辛格既看到了调整对华政策对地区稳定和改善美苏战略态势的重要性，又对中国充满疑惧，还担心影响美国与其亚洲盟国的关系。尼克松和基辛格虽然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感兴趣，但还是强调加强与欧洲及苏联关系的重要性，也
不愿意冒险去得罪其亚洲盟友。但中苏边界冲突发生之后，他们对战争升级的忧虑上升，观念开始发生变化，由怀疑中国好战转为担心苏联威胁中国导致大国力量失衡。伯尔认为，在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尼克松和基辛格看到的机会是利用与中国建立新关系而吸引苏联在越南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而没有想到有“中国帮助美国摆脱越战的可能性”。很快，他们决定要在中国问题上让苏联人不安，并鼓励苏联与美国改善关系：一方面在内部进行有关处理美苏中三边关系的政策研究；另一方面，故意将苏联试探美国的消息泄露给媒体，让苏联人和中国人都做出反应。这样一来，苏联因为怕冒美苏对抗的风险而基本上放弃了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但苏联领导人口头上仍然强硬，使中国感受到威胁而希望借助美国来抵消这种压力，这就为美国实行三边外交创造了条件。之后，美国开始实施三角战略，加紧与中国接触，中国也注意到了美国发出的信号而向美国靠拢。所以，事实证明“中苏边界冲突为主要的政策变化制造了机会”，于是，尼克松政府“毫不犹豫地走向极大地改变全球外交的变化”。
大卫·沃尔夫从回顾中苏关系发展的历程，特别是从苏联边疆地区领导人及苏联汉学界在其中的作用来探讨中苏边界冲突，提供了一个颇为新颖的视角。他认为，在发生边界冲突之前，苏联边疆地区领导人就被要求采取措施应付中苏关系的恶化，尽管他们对于中苏关系的变化有自己的感受与判断，但也抵挡不住中苏对立的大趋势。同样，在发生边界冲突之前，苏共中央已着手加强汉学研究，结果是“苏联对边界的要求在谈判和报刊中都得到汉学家在学术方面的支持”。沃尔夫认为，以上情况说明以边界冲突为标志的“中苏之间的对立是名副其实的”。
三、其他地区学者对中苏边界冲突的研究
随着冷战国际史研究成为热点，各国学者纷纷加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必然要涉及中苏关系，也或多或少地会关注中苏边界冲突及相关问题。由于笔者的语言和知识范围所限，不能全面而准确地了解所有相关研究，在此仅举出以下几例。
最近，由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年轻学者鲁地所著的关于中苏分裂的书使用了苏联、中国、东欧国家的部分档案，考察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关系，讲述了中苏从结盟到分裂的经过，认为两国的经济发展、党际关系及外交政策都为他们之间出现分歧埋下了种子，强调毛泽东的激进意识形态与赫鲁晓夫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产生了矛盾，特别是将中苏关系与中国的国内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作者认为，中苏分裂对社会主义阵营、不结盟运动、全球冷战及越南战争都有深远影响，这代表了目前西方学者普遍的看法。本书的内容止于1966年，虽然并没有直接论及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但提供了中苏分裂发展到极端的历史逻辑。
关于中苏边界冲突之后出现的美、苏、中三边关系的研究，学术界过去比较偏重研究美国如何打“中国牌”，即如何拉拢中国对付苏联。而最近新加坡籍年轻学者吴翠玲则着重研究美国如何在三边关系中打“苏联牌”，即“如何利用苏联威胁和美苏关系作为与北京讨价还价的工具”。她认为，正是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为尼克松政府实行三角战略提供了“即刻的机会”。尼克松和基辛格打“苏联牌”，就是不断强调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解释美国视苏联为国际稳定和美国安全的威胁，并承诺向中国提供各种对付苏联攻击的支持。
在日本学者的著作中，1989年出版的毛里和子的《中国与苏联》，概述了中苏在珍宝岛和新疆铁列克提的冲突情况。相关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是斋藤元秀的论文《美中接近与苏联》，他使用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苏联外交部长助理舍甫琴科、苏联驻日大使特洛扬诺夫斯基以及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等人的回忆录，分析了从珍宝岛事件到《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期间的苏联对华、对美和对日政策。作者认为，以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宣布访华为界，在此之前，苏联对华政策中既有遏制中国的一面也有谋求中苏关系改善的一面；在此之后，苏联一方面加强对华遏制，另一方面积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目的在于防止中美反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8月15日尼克松宣布解除黄金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之后，苏联注意到美日间的不和谐现象，开始极力拉拢日本，力图阻止日美中结成反苏共同体。
四、中苏边界冲突研究的特点
(一)多边档案互证
目前，在不少国家都有了进行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基地，如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的国际冷战史项目、华约一北约平行历史研究项目、哈佛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乔治·华盛顿大学冷战研究小组、伦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冷战研究项目、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等，它们不仅在档案资料建设方面各有特色，而且有较多的学术交流和合作。
以成立于1991年的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为例，它一直致力于推动关于冷战国际史的研究、档案资料的收集和公布，特别是将收集到的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档案资料与西方国家的资料进行互证。自成立以来已经发布了大量来自苏联、东欧、中国等国家的档案资料。例如，1995年就在其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通讯》中刊登了来自前民主德国的有关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档案，包括苏联向民主德国通报的1969年3月2日中苏边界战斗的详细经过，之后中苏之间的接触以及柯西金与周恩来的会谈备忘录，这些资料对于了解中苏边界冲突很有价值。同期还刊登了苏联边疆地区领导人对于苏共中央做出的关于中苏问题的决定的讨论记录，有助于了解苏联基层官员和群众的实际态度。1998年的《冷战国际史项目通讯》又登载了来自中国的有关中苏边界冲突和中美关系改善的十几份档案资料，对于了解当时中国领导人处理中苏关系、思考改变对美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上资料都由有关专家翻译成英语，并辅以导读或说明，有利于研究者进行各国档案的互证，从而促进研究的深化。
(二)从宏观角度和历史高度看待中苏边界冲突
国外学者关于中苏边界冲突的研究，已经逐步向宏观角度转移。如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的克里斯蒂安·奥斯特曼在利用民主德国的档案考察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时就指出，这次中苏边界冲突“是冷战中最具刺激性的危机之一”，它导致了苏联在中亚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加，并且与古巴导弹危机一样，“加强了冷战国际体系中根本性重组的趋势”。虽然苏联“成功地迫使中国接受了中苏边界的现状”，却“恶化了与美国的关系，有助于中国与西方和解，由此改变了亚洲的力量平衡而对苏联不利”。陈兼和大卫·威尔逊也认为。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严重敌对极大地耗费了国际共产主义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中国作为“危险的敌人”的出现迫使苏联已经过度扩张的力量更加捉襟见肘。而中美开启新关系极大地加强了美国在与苏联的全球竞争中的地位。所以，冷战结束的一个根源可以追溯到1968－1969年。
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南希-塔克从更广阔的角度考察中苏关系，特别是中国对于苏联解体的作用。她认为，中国对苏联的安全威胁、经济挑战和“政治压制”的“天安门模式”是中国影响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塔克强调，由于中苏之间存在漫长边界，苏联一直不愿意有一个强大的邻国，一直担心两线作战对苏联安全的威胁，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事件发生，特别是70年代中美接近后更是如此。于是，苏联扩大在远东的军事投入，包括入侵阿富汗也是因为担心中美联手而可能使苏联将来面临两线作战。为此，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70年代苏联的扩军进一步地削弱了经济，由此带来经济恶化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到80年代初，苏联开始接受中苏关系的现实，考虑与中国改善关系，而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及日益显现的成就也引致苏联和东欧国家要求改革及摆脱冷战的呼声日益高涨。所以，“中苏分裂对全球力量均衡的意味实质上远远大于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分歧。”
何慧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自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9年第3期
作为中苏关系史中的重要事件，1969年中苏之间一系列的边界冲突不仅是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中苏关系恶化到达顶点的标志，而且是影响未来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甚至冷战结局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外学术界对于中苏边界冲突已经有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从最初着重探寻事件发生的真相，到后来较多地探讨该事件对中美两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进而到从整个冷战史的宏观角度看待这一事件，梳理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学术动态，而且能够从中得到启示。
一、苏联及俄罗斯学者对中苏边界冲突的研究
在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的最初10年里，苏联学术界几乎只有与官方宣传口径一致的观点，主要就是指责中方挑起了对抗和敌对。波里索夫和科罗斯科夫的著作就是一个典型，他们认为中苏边界冲突的原因是“随着反苏主义的持续升级，中国领导人组织了1969年3月在乌苏里江的中苏边界地区的武装挑衅”。战斗的经过表明“中国的挑衅是有计划和完全有所准备的”，“发动文革的那些人挑起反苏狂热”是为了在国内巩固其统治，在国际上“加强反社会主义阵营和进行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颠覆活动”。书中充满了指责中国的政治性语言，也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特征。可以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没有正常的学术研究可言。
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出现了研究冷战史的热潮，出版了一批著作，其中较有影响的有1995年出版的由涅任斯基主编的论文集《冷战年代苏联的对外政策(1945～1985)》和丘巴里扬的《斯大林时代的10年冷战》，以及2003年出版的《冷战历史回顾：1945～1963》等。从总体上看，俄罗斯学者关注得比较多的是斯大林时代的冷战政策和苏联的对外关系。
而今，俄罗斯学者已不单纯从中苏关系的角度去看待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了，而是把它与美苏关系、苏联的安全和战略目标联系起来。如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所高级研究员伊利亚·盖杜克就认为，对于中美两个彼此长期敌对的国家关系突然发生巨大转变，“最感震惊的也许是苏联领导人”。虽然苏联领导人在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就开始担心美中关系会有变化，但正是“在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并在1969年边境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莫斯科因为对美中之间可能进行的勾结表现出过度紧张，从而进一步怂恿了白宫对中国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促使美国“大肆利用”中苏分裂。他认为，事实上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就对中国发动战争是否恰当这一点进行过任何严肃的讨论”，也没有所谓先发制人打击中国的计划或设想，反而在珍宝岛冲突后，苏联公众担心中国会“侵略”苏联。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看清了美国推进美中关系的主要目标是要解决越南战争的问题，苏联也曾经尝试缓和与中国的矛盾，却未能成功地化解中国对苏联的担心，而苏联也因忧虑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在印度支那和整个东南亚进行扩张时会更加不受约束”而加强与北越的关系，发展与印度的关系。总之，苏联曾“竭尽所能阻碍中美和解”，却无法阻止中美关系的进程，并且，“中美关系的突破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图景，并对冷战环境中的大国竞争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盖杜克在他最新的一篇文章中更是明确地把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美苏缓和联系起来，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苏联与美国及西欧的缓和政策获得了成功，但在远东地区却失败了，1972年以后，中国的国际影响扩大，苏联的地位下降，实际上，“在欧洲的缓和强化和巩固了东西方的两极格局，但亚洲的中美和解侵蚀了这种格局，走的是反苏路线”。苏联在1969年的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确立了以孤立中国为目标的亚洲集体安全概念，但应者寥寥。苏越关系发展、中越发生冲突，苏联却并未从中受益，反而使缓和进程受阻，中苏之间更加疏远。他还认为中苏冲突对美苏关系有很大影响，但同时也有双边关系自身的逻辑。由此可见，俄罗斯学者对中苏边界冲突的研究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两国关系，而从大国关系和冷战发展的角度看待问题。
二、美国学者对中苏边界冲突的研究
美国学者中较早研究这个问题的是托马斯·罗宾逊，他在1972年发表于《美国政治学评论》的文章中回顾了中苏关系特别是有关中苏边界问题的发展历史，概述了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过程以及双方的反应。他认为，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与中苏两国的国内政治及对外政策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苏联党与军方的分歧等等。他认为。虽然这次边界冲突是中国“挑起”的，但双方都有责任。其结论是，边界冲突是中苏关系因为其他因素恶化后才有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与边界局势紧张关系密切，而苏联对于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可能出现的“非理性”行为做出了“过度反应”，在边界地区部署了超过实际所需的兵力。另一位美国学者理查德·维奇则从危机政治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正是以边界冲突为标志，中国和苏联从盟友变为敌人使中美之间长期冻结的敌对关系出现松动，并带动了整个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他认为，中苏边界事件是政治事件，是用来服务于政治目的的，在这些事件中主要是中国主动，但它与苏联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诺伐克有密切关系。因此，苏联干预“布拉格之春”是中苏边界冲突的出发点和重要背景。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极格局的国际体系也是孕育危机的“母体”，因为在这一格局中，中国实际上是孤立的，与苏联决裂就是要重新融入世界。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都是着重于政治，罗宾逊主要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去分析中苏之间的矛盾，维奇则将中苏冲突置于危机政治的理论框架和冷战总体结构中进行考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学者对于1969年中苏之间发生的冲突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研究只能依靠政府公告或者《白宫岁月》这类文献，缺乏依据档案的系统研究。直到近年，随着美国及俄罗斯大量相关档案的逐步解密，与中苏边界冲突有关问题的研究才有了较大改观。美国学者及在美国的华裔学者首先注意到，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不仅仅对中苏关系造成极大影响，而且也直接促成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和中国改变对美态度。正如陈兼和大卫·威尔逊指出的，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将两国“带到了全面战争的边缘”，而且“在中苏关系陷于深刻危机的时候，中国的对美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向美国发出了一系列信号，美国也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因此可以说，“中苏边界对抗和中美关系解冻是冷战国际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事件”。
目前国外有关中苏边界冲突比较著名的研究者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威廉·伯尔利用最新解密的档案材料，详细考察了中美关系解冻之初复杂的过程，认为尼克松在最初是非常审慎的，他和基辛格既看到了调整对华政策对地区稳定和改善美苏战略态势的重要性，又对中国充满疑惧，还担心影响美国与其亚洲盟国的关系。尼克松和基辛格虽然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感兴趣，但还是强调加强与欧洲及苏联关系的重要性，也
不愿意冒险去得罪其亚洲盟友。但中苏边界冲突发生之后，他们对战争升级的忧虑上升，观念开始发生变化，由怀疑中国好战转为担心苏联威胁中国导致大国力量失衡。伯尔认为，在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尼克松和基辛格看到的机会是利用与中国建立新关系而吸引苏联在越南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而没有想到有“中国帮助美国摆脱越战的可能性”。很快，他们决定要在中国问题上让苏联人不安，并鼓励苏联与美国改善关系：一方面在内部进行有关处理美苏中三边关系的政策研究；另一方面，故意将苏联试探美国的消息泄露给媒体，让苏联人和中国人都做出反应。这样一来，苏联因为怕冒美苏对抗的风险而基本上放弃了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但苏联领导人口头上仍然强硬，使中国感受到威胁而希望借助美国来抵消这种压力，这就为美国实行三边外交创造了条件。之后，美国开始实施三角战略，加紧与中国接触，中国也注意到了美国发出的信号而向美国靠拢。所以，事实证明“中苏边界冲突为主要的政策变化制造了机会”，于是，尼克松政府“毫不犹豫地走向极大地改变全球外交的变化”。
大卫·沃尔夫从回顾中苏关系发展的历程，特别是从苏联边疆地区领导人及苏联汉学界在其中的作用来探讨中苏边界冲突，提供了一个颇为新颖的视角。他认为，在发生边界冲突之前，苏联边疆地区领导人就被要求采取措施应付中苏关系的恶化，尽管他们对于中苏关系的变化有自己的感受与判断，但也抵挡不住中苏对立的大趋势。同样，在发生边界冲突之前，苏共中央已着手加强汉学研究，结果是“苏联对边界的要求在谈判和报刊中都得到汉学家在学术方面的支持”。沃尔夫认为，以上情况说明以边界冲突为标志的“中苏之间的对立是名副其实的”。
三、其他地区学者对中苏边界冲突的研究
随着冷战国际史研究成为热点，各国学者纷纷加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必然要涉及中苏关系，也或多或少地会关注中苏边界冲突及相关问题。由于笔者的语言和知识范围所限，不能全面而准确地了解所有相关研究，在此仅举出以下几例。
最近，由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年轻学者鲁地所著的关于中苏分裂的书使用了苏联、中国、东欧国家的部分档案，考察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关系，讲述了中苏从结盟到分裂的经过，认为两国的经济发展、党际关系及外交政策都为他们之间出现分歧埋下了种子，强调毛泽东的激进意识形态与赫鲁晓夫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产生了矛盾，特别是将中苏关系与中国的国内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作者认为，中苏分裂对社会主义阵营、不结盟运动、全球冷战及越南战争都有深远影响，这代表了目前西方学者普遍的看法。本书的内容止于1966年，虽然并没有直接论及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但提供了中苏分裂发展到极端的历史逻辑。
关于中苏边界冲突之后出现的美、苏、中三边关系的研究，学术界过去比较偏重研究美国如何打“中国牌”，即如何拉拢中国对付苏联。而最近新加坡籍年轻学者吴翠玲则着重研究美国如何在三边关系中打“苏联牌”，即“如何利用苏联威胁和美苏关系作为与北京讨价还价的工具”。她认为，正是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为尼克松政府实行三角战略提供了“即刻的机会”。尼克松和基辛格打“苏联牌”，就是不断强调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解释美国视苏联为国际稳定和美国安全的威胁，并承诺向中国提供各种对付苏联攻击的支持。
在日本学者的著作中，1989年出版的毛里和子的《中国与苏联》，概述了中苏在珍宝岛和新疆铁列克提的冲突情况。相关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是斋藤元秀的论文《美中接近与苏联》，他使用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苏联外交部长助理舍甫琴科、苏联驻日大使特洛扬诺夫斯基以及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等人的回忆录，分析了从珍宝岛事件到《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期间的苏联对华、对美和对日政策。作者认为，以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宣布访华为界，在此之前，苏联对华政策中既有遏制中国的一面也有谋求中苏关系改善的一面；在此之后，苏联一方面加强对华遏制，另一方面积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目的在于防止中美反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8月15日尼克松宣布解除黄金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之后，苏联注意到美日间的不和谐现象，开始极力拉拢日本，力图阻止日美中结成反苏共同体。
四、中苏边界冲突研究的特点
(一)多边档案互证
目前，在不少国家都有了进行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基地，如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的国际冷战史项目、华约一北约平行历史研究项目、哈佛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乔治·华盛顿大学冷战研究小组、伦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冷战研究项目、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等，它们不仅在档案资料建设方面各有特色，而且有较多的学术交流和合作。
以成立于1991年的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为例，它一直致力于推动关于冷战国际史的研究、档案资料的收集和公布，特别是将收集到的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档案资料与西方国家的资料进行互证。自成立以来已经发布了大量来自苏联、东欧、中国等国家的档案资料。例如，1995年就在其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通讯》中刊登了来自前民主德国的有关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档案，包括苏联向民主德国通报的1969年3月2日中苏边界战斗的详细经过，之后中苏之间的接触以及柯西金与周恩来的会谈备忘录，这些资料对于了解中苏边界冲突很有价值。同期还刊登了苏联边疆地区领导人对于苏共中央做出的关于中苏问题的决定的讨论记录，有助于了解苏联基层官员和群众的实际态度。1998年的《冷战国际史项目通讯》又登载了来自中国的有关中苏边界冲突和中美关系改善的十几份档案资料，对于了解当时中国领导人处理中苏关系、思考改变对美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上资料都由有关专家翻译成英语，并辅以导读或说明，有利于研究者进行各国档案的互证，从而促进研究的深化。
(二)从宏观角度和历史高度看待中苏边界冲突
国外学者关于中苏边界冲突的研究，已经逐步向宏观角度转移。如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的克里斯蒂安·奥斯特曼在利用民主德国的档案考察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时就指出，这次中苏边界冲突“是冷战中最具刺激性的危机之一”，它导致了苏联在中亚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加，并且与古巴导弹危机一样，“加强了冷战国际体系中根本性重组的趋势”。虽然苏联“成功地迫使中国接受了中苏边界的现状”，却“恶化了与美国的关系，有助于中国与西方和解，由此改变了亚洲的力量平衡而对苏联不利”。陈兼和大卫·威尔逊也认为。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严重敌对极大地耗费了国际共产主义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中国作为“危险的敌人”的出现迫使苏联已经过度扩张的力量更加捉襟见肘。而中美开启新关系极大地加强了美国在与苏联的全球竞争中的地位。所以，冷战结束的一个根源可以追溯到1968－1969年。
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南希-塔克从更广阔的角度考察中苏关系，特别是中国对于苏联解体的作用。她认为，中国对苏联的安全威胁、经济挑战和“政治压制”的“天安门模式”是中国影响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塔克强调，由于中苏之间存在漫长边界，苏联一直不愿意有一个强大的邻国，一直担心两线作战对苏联安全的威胁，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事件发生，特别是70年代中美接近后更是如此。于是，苏联扩大在远东的军事投入，包括入侵阿富汗也是因为担心中美联手而可能使苏联将来面临两线作战。为此，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70年代苏联的扩军进一步地削弱了经济，由此带来经济恶化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到80年代初，苏联开始接受中苏关系的现实，考虑与中国改善关系，而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及日益显现的成就也引致苏联和东欧国家要求改革及摆脱冷战的呼声日益高涨。所以，“中苏分裂对全球力量均衡的意味实质上远远大于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分歧。”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自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9年第3期
作为中苏关系史中的重要事件，1969年中苏之间一系列的边界冲突不仅是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中苏关系恶化到达顶点的标志，而且是影响未来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甚至冷战结局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外学术界对于中苏边界冲突已经有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从最初着重探寻事件发生的真相，到后来较多地探讨该事件对中美两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进而到从整个冷战史的宏观角度看待这一事件，梳理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学术动态，而且能够从中得到启示。
一、苏联及俄罗斯学者对中苏边界冲突的研究
在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的最初10年里，苏联学术界几乎只有与官方宣传口径一致的观点，主要就是指责中方挑起了对抗和敌对。波里索夫和科罗斯科夫的著作就是一个典型，他们认为中苏边界冲突的原因是“随着反苏主义的持续升级，中国领导人组织了1969年3月在乌苏里江的中苏边界地区的武装挑衅”。战斗的经过表明“中国的挑衅是有计划和完全有所准备的”，“发动文革的那些人挑起反苏狂热”是为了在国内巩固其统治，在国际上“加强反社会主义阵营和进行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颠覆活动”。书中充满了指责中国的政治性语言，也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特征。可以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没有正常的学术研究可言。
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出现了研究冷战史的热潮，出版了一批著作，其中较有影响的有1995年出版的由涅任斯基主编的论文集《冷战年代苏联的对外政策(1945～1985)》和丘巴里扬的《斯大林时代的10年冷战》，以及2003年出版的《冷战历史回顾：1945～1963》等。从总体上看，俄罗斯学者关注得比较多的是斯大林时代的冷战政策和苏联的对外关系。
而今，俄罗斯学者已不单纯从中苏关系的角度去看待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了，而是把它与美苏关系、苏联的安全和战略目标联系起来。如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所高级研究员伊利亚·盖杜克就认为，对于中美两个彼此长期敌对的国家关系突然发生巨大转变，“最感震惊的也许是苏联领导人”。虽然苏联领导人在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就开始担心美中关系会有变化，但正是“在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并在1969年边境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莫斯科因为对美中之间可能进行的勾结表现出过度紧张，从而进一步怂恿了白宫对中国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促使美国“大肆利用”中苏分裂。他认为，事实上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就对中国发动战争是否恰当这一点进行过任何严肃的讨论”，也没有所谓先发制人打击中国的计划或设想，反而在珍宝岛冲突后，苏联公众担心中国会“侵略”苏联。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看清了美国推进美中关系的主要目标是要解决越南战争的问题，苏联也曾经尝试缓和与中国的矛盾，却未能成功地化解中国对苏联的担心，而苏联也因忧虑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在印度支那和整个东南亚进行扩张时会更加不受约束”而加强与北越的关系，发展与印度的关系。总之，苏联曾“竭尽所能阻碍中美和解”，却无法阻止中美关系的进程，并且，“中美关系的突破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图景，并对冷战环境中的大国竞争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盖杜克在他最新的一篇文章中更是明确地把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美苏缓和联系起来，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苏联与美国及西欧的缓和政策获得了成功，但在远东地区却失败了，1972年以后，中国的国际影响扩大，苏联的地位下降，实际上，“在欧洲的缓和强化和巩固了东西方的两极格局，但亚洲的中美和解侵蚀了这种格局，走的是反苏路线”。苏联在1969年的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确立了以孤立中国为目标的亚洲集体安全概念，但应者寥寥。苏越关系发展、中越发生冲突，苏联却并未从中受益，反而使缓和进程受阻，中苏之间更加疏远。他还认为中苏冲突对美苏关系有很大影响，但同时也有双边关系自身的逻辑。由此可见，俄罗斯学者对中苏边界冲突的研究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两国关系，而从大国关系和冷战发展的角度看待问题。
二、美国学者对中苏边界冲突的研究
美国学者中较早研究这个问题的是托马斯·罗宾逊，他在1972年发表于《美国政治学评论》的文章中回顾了中苏关系特别是有关中苏边界问题的发展历史，概述了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过程以及双方的反应。他认为，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与中苏两国的国内政治及对外政策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苏联党与军方的分歧等等。他认为。虽然这次边界冲突是中国“挑起”的，但双方都有责任。其结论是，边界冲突是中苏关系因为其他因素恶化后才有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与边界局势紧张关系密切，而苏联对于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可能出现的“非理性”行为做出了“过度反应”，在边界地区部署了超过实际所需的兵力。另一位美国学者理查德·维奇则从危机政治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正是以边界冲突为标志，中国和苏联从盟友变为敌人使中美之间长期冻结的敌对关系出现松动，并带动了整个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他认为，中苏边界事件是政治事件，是用来服务于政治目的的，在这些事件中主要是中国主动，但它与苏联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诺伐克有密切关系。因此，苏联干预“布拉格之春”是中苏边界冲突的出发点和重要背景。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极格局的国际体系也是孕育危机的“母体”，因为在这一格局中，中国实际上是孤立的，与苏联决裂就是要重新融入世界。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都是着重于政治，罗宾逊主要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去分析中苏之间的矛盾，维奇则将中苏冲突置于危机政治的理论框架和冷战总体结构中进行考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学者对于1969年中苏之间发生的冲突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研究只能依靠政府公告或者《白宫岁月》这类文献，缺乏依据档案的系统研究。直到近年，随着美国及俄罗斯大量相关档案的逐步解密，与中苏边界冲突有关问题的研究才有了较大改观。美国学者及在美国的华裔学者首先注意到，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不仅仅对中苏关系造成极大影响，而且也直接促成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和中国改变对美态度。正如陈兼和大卫·威尔逊指出的，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将两国“带到了全面战争的边缘”，而且“在中苏关系陷于深刻危机的时候，中国的对美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向美国发出了一系列信号，美国也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因此可以说，“中苏边界对抗和中美关系解冻是冷战国际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事件”。
目前国外有关中苏边界冲突比较著名的研究者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威廉·伯尔利用最新解密的档案材料，详细考察了中美关系解冻之初复杂的过程，认为尼克松在最初是非常审慎的，他和基辛格既看到了调整对华政策对地区稳定和改善美苏战略态势的重要性，又对中国充满疑惧，还担心影响美国与其亚洲盟国的关系。尼克松和基辛格虽然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感兴趣，但还是强调加强与欧洲及苏联关系的重要性，也
不愿意冒险去得罪其亚洲盟友。但中苏边界冲突发生之后，他们对战争升级的忧虑上升，观念开始发生变化，由怀疑中国好战转为担心苏联威胁中国导致大国力量失衡。伯尔认为，在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尼克松和基辛格看到的机会是利用与中国建立新关系而吸引苏联在越南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而没有想到有“中国帮助美国摆脱越战的可能性”。很快，他们决定要在中国问题上让苏联人不安，并鼓励苏联与美国改善关系：一方面在内部进行有关处理美苏中三边关系的政策研究；另一方面，故意将苏联试探美国的消息泄露给媒体，让苏联人和中国人都做出反应。这样一来，苏联因为怕冒美苏对抗的风险而基本上放弃了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但苏联领导人口头上仍然强硬，使中国感受到威胁而希望借助美国来抵消这种压力，这就为美国实行三边外交创造了条件。之后，美国开始实施三角战略，加紧与中国接触，中国也注意到了美国发出的信号而向美国靠拢。所以，事实证明“中苏边界冲突为主要的政策变化制造了机会”，于是，尼克松政府“毫不犹豫地走向极大地改变全球外交的变化”。
大卫·沃尔夫从回顾中苏关系发展的历程，特别是从苏联边疆地区领导人及苏联汉学界在其中的作用来探讨中苏边界冲突，提供了一个颇为新颖的视角。他认为，在发生边界冲突之前，苏联边疆地区领导人就被要求采取措施应付中苏关系的恶化，尽管他们对于中苏关系的变化有自己的感受与判断，但也抵挡不住中苏对立的大趋势。同样，在发生边界冲突之前，苏共中央已着手加强汉学研究，结果是“苏联对边界的要求在谈判和报刊中都得到汉学家在学术方面的支持”。沃尔夫认为，以上情况说明以边界冲突为标志的“中苏之间的对立是名副其实的”。
三、其他地区学者对中苏边界冲突的研究
随着冷战国际史研究成为热点，各国学者纷纷加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必然要涉及中苏关系，也或多或少地会关注中苏边界冲突及相关问题。由于笔者的语言和知识范围所限，不能全面而准确地了解所有相关研究，在此仅举出以下几例。
最近，由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年轻学者鲁地所著的关于中苏分裂的书使用了苏联、中国、东欧国家的部分档案，考察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关系，讲述了中苏从结盟到分裂的经过，认为两国的经济发展、党际关系及外交政策都为他们之间出现分歧埋下了种子，强调毛泽东的激进意识形态与赫鲁晓夫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产生了矛盾，特别是将中苏关系与中国的国内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作者认为，中苏分裂对社会主义阵营、不结盟运动、全球冷战及越南战争都有深远影响，这代表了目前西方学者普遍的看法。本书的内容止于1966年，虽然并没有直接论及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但提供了中苏分裂发展到极端的历史逻辑。
关于中苏边界冲突之后出现的美、苏、中三边关系的研究，学术界过去比较偏重研究美国如何打“中国牌”，即如何拉拢中国对付苏联。而最近新加坡籍年轻学者吴翠玲则着重研究美国如何在三边关系中打“苏联牌”，即“如何利用苏联威胁和美苏关系作为与北京讨价还价的工具”。她认为，正是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为尼克松政府实行三角战略提供了“即刻的机会”。尼克松和基辛格打“苏联牌”，就是不断强调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解释美国视苏联为国际稳定和美国安全的威胁，并承诺向中国提供各种对付苏联攻击的支持。
在日本学者的著作中，1989年出版的毛里和子的《中国与苏联》，概述了中苏在珍宝岛和新疆铁列克提的冲突情况。相关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是斋藤元秀的论文《美中接近与苏联》，他使用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苏联外交部长助理舍甫琴科、苏联驻日大使特洛扬诺夫斯基以及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等人的回忆录，分析了从珍宝岛事件到《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期间的苏联对华、对美和对日政策。作者认为，以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宣布访华为界，在此之前，苏联对华政策中既有遏制中国的一面也有谋求中苏关系改善的一面；在此之后，苏联一方面加强对华遏制，另一方面积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目的在于防止中美反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8月15日尼克松宣布解除黄金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之后，苏联注意到美日间的不和谐现象，开始极力拉拢日本，力图阻止日美中结成反苏共同体。
四、中苏边界冲突研究的特点
(一)多边档案互证
目前，在不少国家都有了进行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基地，如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的国际冷战史项目、华约一北约平行历史研究项目、哈佛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乔治·华盛顿大学冷战研究小组、伦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冷战研究项目、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等，它们不仅在档案资料建设方面各有特色，而且有较多的学术交流和合作。
以成立于1991年的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为例，它一直致力于推动关于冷战国际史的研究、档案资料的收集和公布，特别是将收集到的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档案资料与西方国家的资料进行互证。自成立以来已经发布了大量来自苏联、东欧、中国等国家的档案资料。例如，1995年就在其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通讯》中刊登了来自前民主德国的有关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档案，包括苏联向民主德国通报的1969年3月2日中苏边界战斗的详细经过，之后中苏之间的接触以及柯西金与周恩来的会谈备忘录，这些资料对于了解中苏边界冲突很有价值。同期还刊登了苏联边疆地区领导人对于苏共中央做出的关于中苏问题的决定的讨论记录，有助于了解苏联基层官员和群众的实际态度。1998年的《冷战国际史项目通讯》又登载了来自中国的有关中苏边界冲突和中美关系改善的十几份档案资料，对于了解当时中国领导人处理中苏关系、思考改变对美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上资料都由有关专家翻译成英语，并辅以导读或说明，有利于研究者进行各国档案的互证，从而促进研究的深化。
(二)从宏观角度和历史高度看待中苏边界冲突
国外学者关于中苏边界冲突的研究，已经逐步向宏观角度转移。如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的克里斯蒂安·奥斯特曼在利用民主德国的档案考察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时就指出，这次中苏边界冲突“是冷战中最具刺激性的危机之一”，它导致了苏联在中亚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加，并且与古巴导弹危机一样，“加强了冷战国际体系中根本性重组的趋势”。虽然苏联“成功地迫使中国接受了中苏边界的现状”，却“恶化了与美国的关系，有助于中国与西方和解，由此改变了亚洲的力量平衡而对苏联不利”。陈兼和大卫·威尔逊也认为。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严重敌对极大地耗费了国际共产主义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中国作为“危险的敌人”的出现迫使苏联已经过度扩张的力量更加捉襟见肘。而中美开启新关系极大地加强了美国在与苏联的全球竞争中的地位。所以，冷战结束的一个根源可以追溯到1968－1969年。
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南希-塔克从更广阔的角度考察中苏关系，特别是中国对于苏联解体的作用。她认为，中国对苏联的安全威胁、经济挑战和“政治压制”的“天安门模式”是中国影响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塔克强调，由于中苏之间存在漫长边界，苏联一直不愿意有一个强大的邻国，一直担心两线作战对苏联安全的威胁，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事件发生，特别是70年代中美接近后更是如此。于是，苏联扩大在远东的军事投入，包括入侵阿富汗也是因为担心中美联手而可能使苏联将来面临两线作战。为此，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70年代苏联的扩军进一步地削弱了经济，由此带来经济恶化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到80年代初，苏联开始接受中苏关系的现实，考虑与中国改善关系，而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及日益显现的成就也引致苏联和东欧国家要求改革及摆脱冷战的呼声日益高涨。所以，“中苏分裂对全球力量均衡的意味实质上远远大于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分歧。”
何慧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自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9年第3期
作为中苏关系史中的重要事件，1969年中苏之间一系列的边界冲突不仅是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中苏关系恶化到达顶点的标志，而且是影响未来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甚至冷战结局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外学术界对于中苏边界冲突已经有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从最初着重探寻事件发生的真相，到后来较多地探讨该事件对中美两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进而到从整个冷战史的宏观角度看待这一事件，梳理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学术动态，而且能够从中得到启示。
一、苏联及俄罗斯学者对中苏边界冲突的研究
在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的最初10年里，苏联学术界几乎只有与官方宣传口径一致的观点，主要就是指责中方挑起了对抗和敌对。波里索夫和科罗斯科夫的著作就是一个典型，他们认为中苏边界冲突的原因是“随着反苏主义的持续升级，中国领导人组织了1969年3月在乌苏里江的中苏边界地区的武装挑衅”。战斗的经过表明“中国的挑衅是有计划和完全有所准备的”，“发动文革的那些人挑起反苏狂热”是为了在国内巩固其统治，在国际上“加强反社会主义阵营和进行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颠覆活动”。书中充满了指责中国的政治性语言，也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特征。可以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没有正常的学术研究可言。
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出现了研究冷战史的热潮，出版了一批著作，其中较有影响的有1995年出版的由涅任斯基主编的论文集《冷战年代苏联的对外政策(1945～1985)》和丘巴里扬的《斯大林时代的10年冷战》，以及2003年出版的《冷战历史回顾：1945～1963》等。从总体上看，俄罗斯学者关注得比较多的是斯大林时代的冷战政策和苏联的对外关系。
而今，俄罗斯学者已不单纯从中苏关系的角度去看待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了，而是把它与美苏关系、苏联的安全和战略目标联系起来。如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所高级研究员伊利亚·盖杜克就认为，对于中美两个彼此长期敌对的国家关系突然发生巨大转变，“最感震惊的也许是苏联领导人”。虽然苏联领导人在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就开始担心美中关系会有变化，但正是“在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并在1969年边境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莫斯科因为对美中之间可能进行的勾结表现出过度紧张，从而进一步怂恿了白宫对中国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促使美国“大肆利用”中苏分裂。他认为，事实上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就对中国发动战争是否恰当这一点进行过任何严肃的讨论”，也没有所谓先发制人打击中国的计划或设想，反而在珍宝岛冲突后，苏联公众担心中国会“侵略”苏联。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看清了美国推进美中关系的主要目标是要解决越南战争的问题，苏联也曾经尝试缓和与中国的矛盾，却未能成功地化解中国对苏联的担心，而苏联也因忧虑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在印度支那和整个东南亚进行扩张时会更加不受约束”而加强与北越的关系，发展与印度的关系。总之，苏联曾“竭尽所能阻碍中美和解”，却无法阻止中美关系的进程，并且，“中美关系的突破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图景，并对冷战环境中的大国竞争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盖杜克在他最新的一篇文章中更是明确地把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美苏缓和联系起来，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苏联与美国及西欧的缓和政策获得了成功，但在远东地区却失败了，1972年以后，中国的国际影响扩大，苏联的地位下降，实际上，“在欧洲的缓和强化和巩固了东西方的两极格局，但亚洲的中美和解侵蚀了这种格局，走的是反苏路线”。苏联在1969年的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确立了以孤立中国为目标的亚洲集体安全概念，但应者寥寥。苏越关系发展、中越发生冲突，苏联却并未从中受益，反而使缓和进程受阻，中苏之间更加疏远。他还认为中苏冲突对美苏关系有很大影响，但同时也有双边关系自身的逻辑。由此可见，俄罗斯学者对中苏边界冲突的研究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两国关系，而从大国关系和冷战发展的角度看待问题。
二、美国学者对中苏边界冲突的研究
美国学者中较早研究这个问题的是托马斯·罗宾逊，他在1972年发表于《美国政治学评论》的文章中回顾了中苏关系特别是有关中苏边界问题的发展历史，概述了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过程以及双方的反应。他认为，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与中苏两国的国内政治及对外政策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苏联党与军方的分歧等等。他认为。虽然这次边界冲突是中国“挑起”的，但双方都有责任。其结论是，边界冲突是中苏关系因为其他因素恶化后才有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与边界局势紧张关系密切，而苏联对于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可能出现的“非理性”行为做出了“过度反应”，在边界地区部署了超过实际所需的兵力。另一位美国学者理查德·维奇则从危机政治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正是以边界冲突为标志，中国和苏联从盟友变为敌人使中美之间长期冻结的敌对关系出现松动，并带动了整个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他认为，中苏边界事件是政治事件，是用来服务于政治目的的，在这些事件中主要是中国主动，但它与苏联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诺伐克有密切关系。因此，苏联干预“布拉格之春”是中苏边界冲突的出发点和重要背景。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极格局的国际体系也是孕育危机的“母体”，因为在这一格局中，中国实际上是孤立的，与苏联决裂就是要重新融入世界。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都是着重于政治，罗宾逊主要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去分析中苏之间的矛盾，维奇则将中苏冲突置于危机政治的理论框架和冷战总体结构中进行考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学者对于1969年中苏之间发生的冲突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研究只能依靠政府公告或者《白宫岁月》这类文献，缺乏依据档案的系统研究。直到近年，随着美国及俄罗斯大量相关档案的逐步解密，与中苏边界冲突有关问题的研究才有了较大改观。美国学者及在美国的华裔学者首先注意到，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不仅仅对中苏关系造成极大影响，而且也直接促成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和中国改变对美态度。正如陈兼和大卫·威尔逊指出的，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将两国“带到了全面战争的边缘”，而且“在中苏关系陷于深刻危机的时候，中国的对美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向美国发出了一系列信号，美国也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因此可以说，“中苏边界对抗和中美关系解冻是冷战国际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事件”。
目前国外有关中苏边界冲突比较著名的研究者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威廉·伯尔利用最新解密的档案材料，详细考察了中美关系解冻之初复杂的过程，认为尼克松在最初是非常审慎的，他和基辛格既看到了调整对华政策对地区稳定和改善美苏战略态势的重要性，又对中国充满疑惧，还担心影响美国与其亚洲盟国的关系。尼克松和基辛格虽然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感兴趣，但还是强调加强与欧洲及苏联关系的重要性，也
不愿意冒险去得罪其亚洲盟友。但中苏边界冲突发生之后，他们对战争升级的忧虑上升，观念开始发生变化，由怀疑中国好战转为担心苏联威胁中国导致大国力量失衡。伯尔认为，在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尼克松和基辛格看到的机会是利用与中国建立新关系而吸引苏联在越南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而没有想到有“中国帮助美国摆脱越战的可能性”。很快，他们决定要在中国问题上让苏联人不安，并鼓励苏联与美国改善关系：一方面在内部进行有关处理美苏中三边关系的政策研究；另一方面，故意将苏联试探美国的消息泄露给媒体，让苏联人和中国人都做出反应。这样一来，苏联因为怕冒美苏对抗的风险而基本上放弃了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但苏联领导人口头上仍然强硬，使中国感受到威胁而希望借助美国来抵消这种压力，这就为美国实行三边外交创造了条件。之后，美国开始实施三角战略，加紧与中国接触，中国也注意到了美国发出的信号而向美国靠拢。所以，事实证明“中苏边界冲突为主要的政策变化制造了机会”，于是，尼克松政府“毫不犹豫地走向极大地改变全球外交的变化”。
大卫·沃尔夫从回顾中苏关系发展的历程，特别是从苏联边疆地区领导人及苏联汉学界在其中的作用来探讨中苏边界冲突，提供了一个颇为新颖的视角。他认为，在发生边界冲突之前，苏联边疆地区领导人就被要求采取措施应付中苏关系的恶化，尽管他们对于中苏关系的变化有自己的感受与判断，但也抵挡不住中苏对立的大趋势。同样，在发生边界冲突之前，苏共中央已着手加强汉学研究，结果是“苏联对边界的要求在谈判和报刊中都得到汉学家在学术方面的支持”。沃尔夫认为，以上情况说明以边界冲突为标志的“中苏之间的对立是名副其实的”。
三、其他地区学者对中苏边界冲突的研究
随着冷战国际史研究成为热点，各国学者纷纷加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必然要涉及中苏关系，也或多或少地会关注中苏边界冲突及相关问题。由于笔者的语言和知识范围所限，不能全面而准确地了解所有相关研究，在此仅举出以下几例。
最近，由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年轻学者鲁地所著的关于中苏分裂的书使用了苏联、中国、东欧国家的部分档案，考察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关系，讲述了中苏从结盟到分裂的经过，认为两国的经济发展、党际关系及外交政策都为他们之间出现分歧埋下了种子，强调毛泽东的激进意识形态与赫鲁晓夫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产生了矛盾，特别是将中苏关系与中国的国内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作者认为，中苏分裂对社会主义阵营、不结盟运动、全球冷战及越南战争都有深远影响，这代表了目前西方学者普遍的看法。本书的内容止于1966年，虽然并没有直接论及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但提供了中苏分裂发展到极端的历史逻辑。
关于中苏边界冲突之后出现的美、苏、中三边关系的研究，学术界过去比较偏重研究美国如何打“中国牌”，即如何拉拢中国对付苏联。而最近新加坡籍年轻学者吴翠玲则着重研究美国如何在三边关系中打“苏联牌”，即“如何利用苏联威胁和美苏关系作为与北京讨价还价的工具”。她认为，正是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为尼克松政府实行三角战略提供了“即刻的机会”。尼克松和基辛格打“苏联牌”，就是不断强调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解释美国视苏联为国际稳定和美国安全的威胁，并承诺向中国提供各种对付苏联攻击的支持。
在日本学者的著作中，1989年出版的毛里和子的《中国与苏联》，概述了中苏在珍宝岛和新疆铁列克提的冲突情况。相关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是斋藤元秀的论文《美中接近与苏联》，他使用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苏联外交部长助理舍甫琴科、苏联驻日大使特洛扬诺夫斯基以及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等人的回忆录，分析了从珍宝岛事件到《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期间的苏联对华、对美和对日政策。作者认为，以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宣布访华为界，在此之前，苏联对华政策中既有遏制中国的一面也有谋求中苏关系改善的一面；在此之后，苏联一方面加强对华遏制，另一方面积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目的在于防止中美反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8月15日尼克松宣布解除黄金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之后，苏联注意到美日间的不和谐现象，开始极力拉拢日本，力图阻止日美中结成反苏共同体。
四、中苏边界冲突研究的特点
(一)多边档案互证
目前，在不少国家都有了进行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基地，如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的国际冷战史项目、华约一北约平行历史研究项目、哈佛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乔治·华盛顿大学冷战研究小组、伦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冷战研究项目、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等，它们不仅在档案资料建设方面各有特色，而且有较多的学术交流和合作。
以成立于1991年的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为例，它一直致力于推动关于冷战国际史的研究、档案资料的收集和公布，特别是将收集到的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档案资料与西方国家的资料进行互证。自成立以来已经发布了大量来自苏联、东欧、中国等国家的档案资料。例如，1995年就在其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通讯》中刊登了来自前民主德国的有关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档案，包括苏联向民主德国通报的1969年3月2日中苏边界战斗的详细经过，之后中苏之间的接触以及柯西金与周恩来的会谈备忘录，这些资料对于了解中苏边界冲突很有价值。同期还刊登了苏联边疆地区领导人对于苏共中央做出的关于中苏问题的决定的讨论记录，有助于了解苏联基层官员和群众的实际态度。1998年的《冷战国际史项目通讯》又登载了来自中国的有关中苏边界冲突和中美关系改善的十几份档案资料，对于了解当时中国领导人处理中苏关系、思考改变对美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上资料都由有关专家翻译成英语，并辅以导读或说明，有利于研究者进行各国档案的互证，从而促进研究的深化。
(二)从宏观角度和历史高度看待中苏边界冲突
国外学者关于中苏边界冲突的研究，已经逐步向宏观角度转移。如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的克里斯蒂安·奥斯特曼在利用民主德国的档案考察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时就指出，这次中苏边界冲突“是冷战中最具刺激性的危机之一”，它导致了苏联在中亚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加，并且与古巴导弹危机一样，“加强了冷战国际体系中根本性重组的趋势”。虽然苏联“成功地迫使中国接受了中苏边界的现状”，却“恶化了与美国的关系，有助于中国与西方和解，由此改变了亚洲的力量平衡而对苏联不利”。陈兼和大卫·威尔逊也认为。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严重敌对极大地耗费了国际共产主义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中国作为“危险的敌人”的出现迫使苏联已经过度扩张的力量更加捉襟见肘。而中美开启新关系极大地加强了美国在与苏联的全球竞争中的地位。所以，冷战结束的一个根源可以追溯到1968－1969年。
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南希-塔克从更广阔的角度考察中苏关系，特别是中国对于苏联解体的作用。她认为，中国对苏联的安全威胁、经济挑战和“政治压制”的“天安门模式”是中国影响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塔克强调，由于中苏之间存在漫长边界，苏联一直不愿意有一个强大的邻国，一直担心两线作战对苏联安全的威胁，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事件发生，特别是70年代中美接近后更是如此。于是，苏联扩大在远东的军事投入，包括入侵阿富汗也是因为担心中美联手而可能使苏联将来面临两线作战。为此，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70年代苏联的扩军进一步地削弱了经济，由此带来经济恶化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到80年代初，苏联开始接受中苏关系的现实，考虑与中国改善关系，而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及日益显现的成就也引致苏联和东欧国家要求改革及摆脱冷战的呼声日益高涨。所以，“中苏分裂对全球力量均衡的意味实质上远远大于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