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解析！？

1969年中苏边界出现的武装冲突及由此引起的中苏两国的紧张对峙，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中国边防部队在边界上进行的还击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这一事件战略规模之大和耗费之多，超过建国后的历次军事斗争。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努力和双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边界冲突未进一步扩大，但是由此造成的中苏两国在战略上的严重对峙，对于中国和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对外关系都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中苏边界争端的由来和公开化

中苏之间的边界问题及出现武装冲突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两国边界上的领土争议，是沙皇俄国侵略中国所造成的遗留问题。这一问题在六十年代后期激化，恰恰又是中苏由意识形态对立到国家关系的恶化所引起的后果。

中国与原苏联的边界线分东西两段，全长7300公里，是由沙皇俄国炮制的19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俄国利用中国清政府的腐败和边界守备空虚，乘英法等国侵华之机，以武力入侵和外交讹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原属中国的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俄国。

俄国十月革命后，1919年7月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曾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不过，当时中俄边界东段的俄国一侧还处于日本军队和俄国白卫军占领之下，这一宣言中的许诺尚无兑现条件。1920年9月，在苏俄红军到达远东后苏俄政府又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态度就已不如第一次对华宣言那么慷慨。

1922年苏俄政府开始对华交涉后，不再同意归还给中国任何领土，甚至连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宣布归还的中东铁路也不肯放弃。1924年5月，以中国北京政府承认苏联在外蒙驻兵和继承帝俄时期拥有的中东铁路，苏联放弃帝俄在华特权和庚子赔款、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为交换条件，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但两国的领土问题并未解决。从二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苏联利用中国国内的混乱，又超越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占领了部分中国领土。如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时，苏军占领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面积达360平方公里的抚远三角洲(黑瞎子岛)。1944年苏联又宣布将它早已控制，面积达7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在当时的外蒙古西北部和苏联交界处，苏方称为图瓦地区)并入苏联。这样，中苏边界上出现了“中俄条约线”、“苏联地图线”和“实际控制线”交错的复杂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结成了战略同盟关系，但是中苏两国在出版的地图中对于边界的画法一直存在不同之处。赫鲁晓夫刚刚上台时，出于争取中国共产党支持的需要，一度以谦恭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一些经济项目中废除中苏之间不合乎平等互利原则的协议，并增加对华援助项目，这曾使毛泽东过去对苏联和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不满心情一时得到舒展。1957年赫鲁晓夫的地位得到巩固，苏联又试验成功洲际导弹，在对华关系上很快又表现出民族沙文主义的态度。

1958年4月和7月间，苏联大使奉命向毛泽东提出想在中国建立与潜艇联络的长波电台和“共同的潜艇舰队”的要求。毛泽东非常气愤，对苏联大使尤金指出：“怎么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又来了，为什么帮助中国只能搞合作社，搞共同舰队，这分明上要控制权，要租借权。”毛泽东还要尤金把这些原话报告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听了越不高兴，我就越高兴。

赫鲁晓夫于1958年7月底赶到北京，解释说苏共中央未讨论过长波电台一事，只是国防部长提出的，至于共同潜艇舰队是尤金传达错了造成的误会。然而，苏联领导人此后怀恨在心，翌年即撕毁向中国提供核技术的协议，并于1960年夏天突然召回在华的全部专家和中止数百项经济技术合同。此后，苏联领导人为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又在边界上制造事端。

六十年代以前，尽管中苏双方对于边界部分地段的归属存在分歧，双方边民和边防人员仍友好相处。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后，苏联边防军开始在双方争议地区挑起事端。1960年8月苏联边防军在中国新疆边界博孜艾格尔山口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1962年春又利用中国经济困难煽动新疆边民外逃。当时中国虽然在政治上“反修”，却不愿因边界问题进一步恶化中苏国家关系。在中国倡议下，1964年2月至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了边界谈判。

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中国方面提出，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国清政府和俄国沙皇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但是中方仍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并考虑到苏联人民已长期在旧俄时代占据的土地上居住的现实情况，愿意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苏联代表却拒不承认中俄过去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且要求中国承认沙俄时代和苏维埃时代超越中俄不平等条约侵占和企图占领的中国领土也归苏联。

在谈判中，双方在界河岛屿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边界东段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在条约中并未规定。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应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在《中俄北京条约》的附图中，俄国人曾在一张比例尺小于100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粗略地画了一条分界线，这条红线在地图上看来贴近中国江岸。其实，这张地图非常粗糙，连江心岛几乎都没有标出，图上的红线并不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位置。可是苏联代表却根据这条红线，在其提出的地图中竟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600多个岛域划归己有。

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等人决定苏方代表提出一项不分是非的岛屿交换方案，即“我们表示愿意平等交换，就是说，这里加上一块地方，那里减去一块地方，加加减减——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建议。至于争议地区，就干脆把它一分为二”。但是对于中国方面当时坚持的原则问题，即承认过去的中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苏联方面坚决不肯让步，认为这无异于承认自己是在享受过去的侵略成果。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对立，谈判无结果而终。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破裂后，苏联领导人在内部提出所谓中国想“夺回”过去失去的领土，并以此为理由向中苏边界增兵，并重新把军队开进蒙古人民共和国。自二十年代初以后苏军曾长期驻扎在蒙古，新中国成立后蒙古人民共和国曾宣布自己因在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已无保持军队的必要，不仅自己一度取消了常备军，苏军也于五十年代分批撤出。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再度进驻蒙古，明显是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1966年中国国内开始“文化大革命”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联边防军一再挑起边界冲突，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又成为边境斗争的焦点。

珍宝岛和七里沁岛都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可是苏联方面却说，在“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地区边界“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依据就是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中那幅比例尺小于100万分之一的附图中的红线。其实，在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正文中只写明“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河东之地，属俄罗斯；二河西属中国。”这意味着以江面为界。而且在十九世纪珍宝岛还是中国江岸的一部分，直至二十世纪初被洪水冲刷才形成岛屿。从1947年起，苏联边防军就将该岛划入警戒线之内，中国边民在岛上进行打柴、捕鱼等活动，苏方却未干涉。六十年代中期以后，苏军开始拦阻中国边民进入珍宝岛，并制造了严重的边界纠纷。

中苏双方在边境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小岛上出现了持续不断又日益严重的纠纷，其实主要应从当时两国关系的整体状况来分析。这一时期中国以“反修防修”为中心任务，苏联领导人则对中国采取施加压力的霸权主义政策。当时中国在“反修”斗争中的一些政策确有值得反思之处，然而对抗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保卫自己领土主权的斗争，其大方向无疑是应该肯定的。

边界流血事件的出现和扩大

1964年夏天以后，中共中央对苏联的威胁虽加强了警惕，对边界问题却仍希望维持现状。当时中国在南方因援越抗美而与美国处于军事对峙之中，不愿在此时在北部边境再发生事端。然而“文革”开始后，边界纠纷却日益增多。从1966年起，苏方开始禁止中国船只从抚远三角洲北面和东面的江面通过，并出动炮艇在江面进行阻拦。1967年夏天，苏边防军及其阿穆尔河(苏联对黑龙江的称呼)分舰队的人员又一再登上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吴八老岛，殴打和驱赶过去历来在岛上耕种的中国边民。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附近驻军和民兵的组织下，同年秋天以群众斗争的方式出面，以棍棒对强行闯入吴八老岛的苏军进行还击，终于将苏军赶出岛去。

1967年1月以后，苏联边防军人又一再侵入乌苏里江，阻止中国边防军人上岛巡逻。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东乌苏里江上，面积仅0.74平方公里，平时无人居住，至今枯水期仍与中国江岸相连，而该岛东部与苏联相距则达400余米。1964年的边界谈判中，中苏双方就这一岛屿的归属问题的争议未解决，此后双方边防人员都不时上岛巡逻。开始双方人员相遇时主要采取口头争辩，后来苏军推搡和殴击中国边防人员，又升级到以棍棒殴打。

从1967年11月底至1968年1月5日，对于中国边民在珍宝岛北面不远的七里沁岛进行的冰上捕鱼等生产活动，苏军连续出动人员干涉，中国边防部队也前来保护岛上的群众。苏军在与中国军民争辩后，由推搡、拳打、棍击发展到鸣枪威胁。中国方面也以棍棒进行了还击，却因力量较弱，群众和边防人员共被打伤100多人，苏军只有10人左右受伤。1968年1月5日，苏军还出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向完全没有武装的中国边民冲撞，当场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后又死1人)。对此，中国政府以外交方式提出严重抗议。

当时在中苏边界东段，苏联军队的数量已有十几个师，其装备更明显居于优势。这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军队大都在支左和制止武斗，边防线上只有少量守备和警戒部队。在双方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苏联边防军挑起这些事件，只能被看作苏联领导人对动乱中的中国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

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发生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以电报指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等单位，要求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边防警戒，并提出应做好军事上配合外交斗争的必要准备。中央军委还规定了边防斗争的具体措施，强调：如遭到苏方殴打，我可以还手，不要开枪；如苏方使用装甲车等向我冲撞时，我可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苏方用装甲车等继续向我冲撞，并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我可相应还击，如炸毁其车辆，棒击其人员，但不准开枪射击；如苏方向我开枪，我应当场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并鸣枪警告。当我两次警告无效，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实行自卫还击；采取上述任何一种自卫措施，都要掌握“先礼后兵”的精神，并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境内。中央军委还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

在中国的涉外事件中，中共中央、毛泽东一向强调大事小事都要汇报，一切对外事宜都要集中掌握。1967年间中国国内出现混乱时，一些涉外斗争也曾失控。在中苏边界的斗争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是严格掌握了政策，统一指挥了各项行动，并严格规定了每一行动都要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

经中央军委决定，沈阳军区从值班部队中抽调了部分精干的人员进入七里沁岛附近，进行了反击的准备。由于苏联方面一时收敛了越界行动，直至乌苏里江江面于春季开冰前，双方未发生武装冲突。然而从1968年春夏以后，苏军飞机越过边境线进行侦察挑衅的事件却日益增多，对此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公开提出了抗议，在边界上却未采取射击行动。

1968年8月苏联大规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随后勃列日涅夫又公开鼓吹“有限主权论”，为武装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造理论根据。对此，中国方面谴责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已变成“社会帝国主义”。这时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界屯集重兵，中国领导人不能不对此引起严重关注。加之国内“文化大革命”的主旨是“反修防修”，同时又认为国内的反修斗争又同国际反修斗争紧密相关。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毛泽东采取了防止苏联对中国边界入侵的一系列警戒防御行动。

苏联领导人从其入侵捷克成功后一时更严重滋长的霸权主义出发，也想在中苏边界对中国施加压力，争取使中国内部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当时的这种国际气候，造成了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日益严重，两国军队都出动到领土有争议的地区，自然会使边境冲突处于随时可能一触即发的状态之中。

1968年乌苏里江封冻后，江上有争议的珍宝岛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从12月27日起，苏联边防军一再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上岛，拦截上岛的中国边防巡逻队，并以棍棒对中国边防军人加以殴打。中方人员虽然以棍棒还击，却往往因力量不足而在斗争中吃亏。如在1969年1月23日的双方殴斗中，中国边防军人就有28人被打伤，部分武器被抢走。

进入2月份后，只要中国边防人员一上珍宝岛，苏军就迅速出动人员前来干涉，而且苏军一般出动上岛的人员要多于中方人员2—3倍。从2月6日至25日，苏军追击殴打中国边防人员的事件在岛上共发生了5起，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人员以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6个点射的严重事件(未造成伤亡)。当时中国边防人员保持了克制，未开枪予以还击。1969年春天，中国正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强调“反修防修”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小小珍宝岛上双方边防人员的斗争，实际上正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突出写照。随后发生的规模并不大的武装冲突，其实是两国国家矛盾长期摩擦引发的一个冲撞点。1969年中苏边界出现的武装冲突及由此引起的中苏两国的紧张对峙，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中国边防部队在边界上进行的还击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这一事件战略规模之大和耗费之多，超过建国后的历次军事斗争。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努力和双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边界冲突未进一步扩大，但是由此造成的中苏两国在战略上的严重对峙，对于中国和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对外关系都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中苏边界争端的由来和公开化

中苏之间的边界问题及出现武装冲突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两国边界上的领土争议，是沙皇俄国侵略中国所造成的遗留问题。这一问题在六十年代后期激化，恰恰又是中苏由意识形态对立到国家关系的恶化所引起的后果。

中国与原苏联的边界线分东西两段，全长7300公里，是由沙皇俄国炮制的19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俄国利用中国清政府的腐败和边界守备空虚，乘英法等国侵华之机，以武力入侵和外交讹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原属中国的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俄国。

俄国十月革命后，1919年7月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曾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不过，当时中俄边界东段的俄国一侧还处于日本军队和俄国白卫军占领之下，这一宣言中的许诺尚无兑现条件。1920年9月，在苏俄红军到达远东后苏俄政府又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态度就已不如第一次对华宣言那么慷慨。

1922年苏俄政府开始对华交涉后，不再同意归还给中国任何领土，甚至连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宣布归还的中东铁路也不肯放弃。1924年5月，以中国北京政府承认苏联在外蒙驻兵和继承帝俄时期拥有的中东铁路，苏联放弃帝俄在华特权和庚子赔款、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为交换条件，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但两国的领土问题并未解决。从二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苏联利用中国国内的混乱，又超越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占领了部分中国领土。如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时，苏军占领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面积达360平方公里的抚远三角洲(黑瞎子岛)。1944年苏联又宣布将它早已控制，面积达7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在当时的外蒙古西北部和苏联交界处，苏方称为图瓦地区)并入苏联。这样，中苏边界上出现了“中俄条约线”、“苏联地图线”和“实际控制线”交错的复杂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结成了战略同盟关系，但是中苏两国在出版的地图中对于边界的画法一直存在不同之处。赫鲁晓夫刚刚上台时，出于争取中国共产党支持的需要，一度以谦恭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一些经济项目中废除中苏之间不合乎平等互利原则的协议，并增加对华援助项目，这曾使毛泽东过去对苏联和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不满心情一时得到舒展。1957年赫鲁晓夫的地位得到巩固，苏联又试验成功洲际导弹，在对华关系上很快又表现出民族沙文主义的态度。

1958年4月和7月间，苏联大使奉命向毛泽东提出想在中国建立与潜艇联络的长波电台和“共同的潜艇舰队”的要求。毛泽东非常气愤，对苏联大使尤金指出：“怎么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又来了，为什么帮助中国只能搞合作社，搞共同舰队，这分明上要控制权，要租借权。”毛泽东还要尤金把这些原话报告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听了越不高兴，我就越高兴。

赫鲁晓夫于1958年7月底赶到北京，解释说苏共中央未讨论过长波电台一事，只是国防部长提出的，至于共同潜艇舰队是尤金传达错了造成的误会。然而，苏联领导人此后怀恨在心，翌年即撕毁向中国提供核技术的协议，并于1960年夏天突然召回在华的全部专家和中止数百项经济技术合同。此后，苏联领导人为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又在边界上制造事端。

六十年代以前，尽管中苏双方对于边界部分地段的归属存在分歧，双方边民和边防人员仍友好相处。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后，苏联边防军开始在双方争议地区挑起事端。1960年8月苏联边防军在中国新疆边界博孜艾格尔山口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1962年春又利用中国经济困难煽动新疆边民外逃。当时中国虽然在政治上“反修”，却不愿因边界问题进一步恶化中苏国家关系。在中国倡议下，1964年2月至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了边界谈判。

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中国方面提出，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国清政府和俄国沙皇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但是中方仍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并考虑到苏联人民已长期在旧俄时代占据的土地上居住的现实情况，愿意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苏联代表却拒不承认中俄过去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且要求中国承认沙俄时代和苏维埃时代超越中俄不平等条约侵占和企图占领的中国领土也归苏联。

在谈判中，双方在界河岛屿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边界东段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在条约中并未规定。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应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在《中俄北京条约》的附图中，俄国人曾在一张比例尺小于100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粗略地画了一条分界线，这条红线在地图上看来贴近中国江岸。其实，这张地图非常粗糙，连江心岛几乎都没有标出，图上的红线并不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位置。可是苏联代表却根据这条红线，在其提出的地图中竟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600多个岛域划归己有。

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等人决定苏方代表提出一项不分是非的岛屿交换方案，即“我们表示愿意平等交换，就是说，这里加上一块地方，那里减去一块地方，加加减减——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建议。至于争议地区，就干脆把它一分为二”。但是对于中国方面当时坚持的原则问题，即承认过去的中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苏联方面坚决不肯让步，认为这无异于承认自己是在享受过去的侵略成果。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对立，谈判无结果而终。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破裂后，苏联领导人在内部提出所谓中国想“夺回”过去失去的领土，并以此为理由向中苏边界增兵，并重新把军队开进蒙古人民共和国。自二十年代初以后苏军曾长期驻扎在蒙古，新中国成立后蒙古人民共和国曾宣布自己因在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已无保持军队的必要，不仅自己一度取消了常备军，苏军也于五十年代分批撤出。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再度进驻蒙古，明显是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1966年中国国内开始“文化大革命”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联边防军一再挑起边界冲突，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又成为边境斗争的焦点。

珍宝岛和七里沁岛都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可是苏联方面却说，在“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地区边界“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依据就是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中那幅比例尺小于100万分之一的附图中的红线。其实，在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正文中只写明“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河东之地，属俄罗斯；二河西属中国。”这意味着以江面为界。而且在十九世纪珍宝岛还是中国江岸的一部分，直至二十世纪初被洪水冲刷才形成岛屿。从1947年起，苏联边防军就将该岛划入警戒线之内，中国边民在岛上进行打柴、捕鱼等活动，苏方却未干涉。六十年代中期以后，苏军开始拦阻中国边民进入珍宝岛，并制造了严重的边界纠纷。

中苏双方在边境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小岛上出现了持续不断又日益严重的纠纷，其实主要应从当时两国关系的整体状况来分析。这一时期中国以“反修防修”为中心任务，苏联领导人则对中国采取施加压力的霸权主义政策。当时中国在“反修”斗争中的一些政策确有值得反思之处，然而对抗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保卫自己领土主权的斗争，其大方向无疑是应该肯定的。

边界流血事件的出现和扩大

1964年夏天以后，中共中央对苏联的威胁虽加强了警惕，对边界问题却仍希望维持现状。当时中国在南方因援越抗美而与美国处于军事对峙之中，不愿在此时在北部边境再发生事端。然而“文革”开始后，边界纠纷却日益增多。从1966年起，苏方开始禁止中国船只从抚远三角洲北面和东面的江面通过，并出动炮艇在江面进行阻拦。1967年夏天，苏边防军及其阿穆尔河(苏联对黑龙江的称呼)分舰队的人员又一再登上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吴八老岛，殴打和驱赶过去历来在岛上耕种的中国边民。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附近驻军和民兵的组织下，同年秋天以群众斗争的方式出面，以棍棒对强行闯入吴八老岛的苏军进行还击，终于将苏军赶出岛去。

1967年1月以后，苏联边防军人又一再侵入乌苏里江，阻止中国边防军人上岛巡逻。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东乌苏里江上，面积仅0.74平方公里，平时无人居住，至今枯水期仍与中国江岸相连，而该岛东部与苏联相距则达400余米。1964年的边界谈判中，中苏双方就这一岛屿的归属问题的争议未解决，此后双方边防人员都不时上岛巡逻。开始双方人员相遇时主要采取口头争辩，后来苏军推搡和殴击中国边防人员，又升级到以棍棒殴打。

从1967年11月底至1968年1月5日，对于中国边民在珍宝岛北面不远的七里沁岛进行的冰上捕鱼等生产活动，苏军连续出动人员干涉，中国边防部队也前来保护岛上的群众。苏军在与中国军民争辩后，由推搡、拳打、棍击发展到鸣枪威胁。中国方面也以棍棒进行了还击，却因力量较弱，群众和边防人员共被打伤100多人，苏军只有10人左右受伤。1968年1月5日，苏军还出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向完全没有武装的中国边民冲撞，当场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后又死1人)。对此，中国政府以外交方式提出严重抗议。

当时在中苏边界东段，苏联军队的数量已有十几个师，其装备更明显居于优势。这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军队大都在支左和制止武斗，边防线上只有少量守备和警戒部队。在双方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苏联边防军挑起这些事件，只能被看作苏联领导人对动乱中的中国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

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发生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以电报指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等单位，要求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边防警戒，并提出应做好军事上配合外交斗争的必要准备。中央军委还规定了边防斗争的具体措施，强调：如遭到苏方殴打，我可以还手，不要开枪；如苏方使用装甲车等向我冲撞时，我可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苏方用装甲车等继续向我冲撞，并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我可相应还击，如炸毁其车辆，棒击其人员，但不准开枪射击；如苏方向我开枪，我应当场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并鸣枪警告。当我两次警告无效，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实行自卫还击；采取上述任何一种自卫措施，都要掌握“先礼后兵”的精神，并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境内。中央军委还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

在中国的涉外事件中，中共中央、毛泽东一向强调大事小事都要汇报，一切对外事宜都要集中掌握。1967年间中国国内出现混乱时，一些涉外斗争也曾失控。在中苏边界的斗争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是严格掌握了政策，统一指挥了各项行动，并严格规定了每一行动都要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

经中央军委决定，沈阳军区从值班部队中抽调了部分精干的人员进入七里沁岛附近，进行了反击的准备。由于苏联方面一时收敛了越界行动，直至乌苏里江江面于春季开冰前，双方未发生武装冲突。然而从1968年春夏以后，苏军飞机越过边境线进行侦察挑衅的事件却日益增多，对此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公开提出了抗议，在边界上却未采取射击行动。

1968年8月苏联大规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随后勃列日涅夫又公开鼓吹“有限主权论”，为武装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造理论根据。对此，中国方面谴责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已变成“社会帝国主义”。这时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界屯集重兵，中国领导人不能不对此引起严重关注。加之国内“文化大革命”的主旨是“反修防修”，同时又认为国内的反修斗争又同国际反修斗争紧密相关。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毛泽东采取了防止苏联对中国边界入侵的一系列警戒防御行动。

苏联领导人从其入侵捷克成功后一时更严重滋长的霸权主义出发，也想在中苏边界对中国施加压力，争取使中国内部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当时的这种国际气候，造成了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日益严重，两国军队都出动到领土有争议的地区，自然会使边境冲突处于随时可能一触即发的状态之中。

1968年乌苏里江封冻后，江上有争议的珍宝岛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从12月27日起，苏联边防军一再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上岛，拦截上岛的中国边防巡逻队，并以棍棒对中国边防军人加以殴打。中方人员虽然以棍棒还击，却往往因力量不足而在斗争中吃亏。如在1969年1月23日的双方殴斗中，中国边防军人就有28人被打伤，部分武器被抢走。

进入2月份后，只要中国边防人员一上珍宝岛，苏军就迅速出动人员前来干涉，而且苏军一般出动上岛的人员要多于中方人员2—3倍。从2月6日至25日，苏军追击殴打中国边防人员的事件在岛上共发生了5起，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人员以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6个点射的严重事件(未造成伤亡)。当时中国边防人员保持了克制，未开枪予以还击。1969年春天，中国正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强调“反修防修”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小小珍宝岛上双方边防人员的斗争，实际上正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突出写照。随后发生的规模并不大的武装冲突，其实是两国国家矛盾长期摩擦引发的一个冲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