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诞生——以色列的建国历程 by 歌剧院幽灵

千年流浪

“上帝将以各民族对待犹太人的方式对待各民族”
——本杰明·迪斯累里，英国首相



犹太人第四次回到迦南这片“上帝应许之地”的时候，已经是19世纪了。这一次他们在外流浪了两千年之久。

公元70年和135年的两次犹太战争之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绝大多数离开本土向世界各地流散，这个流散过程是漫长的，犹太人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大洲的主要国家。甚至在东方的中国，也有犹太人和犹太会堂的踪迹。到公元300年，除不列颠行省外，犹太人已经遍布在从西班牙到埃及、从莱茵河到北非的罗马帝国各个角落。他们被赋予宗教信仰自由，允许将犹太律法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而且免除在军队服役的义务。公元300年时，全世界的犹太人口已经至少达到300万，其中大部分生活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区。公元6世纪后，由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由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歧异，更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客居异国的犹太人逐渐不受欢迎。歧视、奴役、迫害、抢劫、残杀的事件不断发生。

在穆斯林统治之初，犹太人尽管处于从属地位，但还是能够保持自己的信仰、自由经商、在飘扬着新月旗的土地上自由旅行。然而犹太人在伊斯兰世界中属于低人一等的种族，从西班牙到阿拉伯半岛，陆续建起了犹太人隔离区，犹太商人被哈里发们课以惩罚性税收，并被强制穿戴有特殊标志的服饰。

穆斯林统治下犹太人生活的城镇包括那些两千年来一直有犹太人定居的地方。就连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心脏地带的阿拉伯半岛，犹太人也是早已深深扎根于当地的生活中。在穆罕默德开始传教之前，麦加和麦地那等城市甚至一直由在当地居住了1200多年的犹太部落统治着。从公元644年开始，穆斯林统治者开始将半岛上的犹太人驱逐到南方的也门和埃塞俄比亚。从637年阿拉伯军队攻陷耶路撒冷起，到1516年土耳其人攻陷耶路撒冷为止，阿拉伯人对其统治下的犹太人时而宽容、时而苛待。继阿拉伯帝国之后兴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虽然不时苛待犹太人，但仍有不少欧洲犹太人由于基督教的迫害和驱逐，前往奥斯曼治下的巴勒斯坦、摩洛哥、利比亚和其他领地寻求避难。

在中世纪，犹太人所遭受的最严重的迫害来自基督教世界，因为他们被视为“杀害耶稣者”。统治西班牙的西哥特人首先开始奴役犹太人，因此其首都托莱多城的犹太人在阿拉伯大军到来的时候打开了城门，欢迎穆斯林解放者的到来。法兰克帝国也发生过火烧犹太人的事件。11世纪至12世纪十字军东征时，中东、中欧、西欧的犹太人又成为残杀对象。1096年，十字军在路过德国境内时，曾在多座城镇里屠杀犹太居民。英王狮心理查举行加冕礼时，参加十字军的英格兰人大批屠杀国内的犹太人。1290年，英格兰境内残存的5000名犹太人被全部驱逐到法国。1358年法国也实行彻底赶逐犹太人的政策。无数历史悠久、充满生机的大型犹太人社区遭到驱逐，在离开时，他们的财产不是被没收就是遭掠夺。

公元10至13世纪，西班牙的犹太人处境曾比西哥特人统治时期有所改善，当时阿拉伯和柏柏尔穆斯林在西班牙当权，对犹太人比较宽容，于是西班牙一度成为犹太人新的活动中心。但到15世纪末，穆斯林在西班牙的统治结束，取而代之的天主教王国厉行政教合一政策，设立异端裁判所，审讯迫害犹太人，把自从迦太基和罗马人时代就居住在那里的40多万犹太人驱逐出境。这些犹太人离境时，不得不拿一栋房子换一头驴，一座葡萄园换一小匹布或者亚麻，因为他们不能随身带走金银。有些犹太人吞下金银币，藏在肚子里带出海关。妇女吞得多些，有个人一次吞下了30枚金币。

大批西班牙犹太人流散到北非、西亚等穆斯林国家，多数从事农业劳动，这一类犹太人称“塞法迪人”（Sephardi），文化较为落后。除了西班牙犹太人外，还有一批犹太人定居在神圣罗马帝国，他们后来辗转进入欧洲的波兰、俄国等国，被称为“阿什肯纳齐人”（Ashkenazi）。这些人文化程度较高，多从事商业和文化活动。

在欧洲历史上，犹太人的形象，除了勾结罗马人杀死耶稣外，时隐时现的还有一个夏洛克的形象——从正在挨饿的基督徒寡妇手里榨取最后一枚硬币的、面目丑陋而又铁石心肠的守财奴。实际上，他们扮演的是代人受过的角色。因为对基督徒来说，高利贷是一种罪恶，因此基督教国王们经常允许犹太人从事放贷收贷的高利润生意，再向犹太人课以重税，拿走利润的大头，而犹太人得到的不过是蝇头小利，而且经常因此挨打。如果公众对犹太借贷者的仇恨沸腾起来，基督教国王们就会出卖犹太人，让暴民去攻击他们。英王爱德华一世在1290年是这么干的，法王路易九世（圣路易）在1253年也是这么干的。

不过，在中世纪的欧洲，也存在一些犹太人的避难所。1333年，波兰的卡西米尔一世和立陶宛的维佐夫特大公相继宣布给予犹太人保护，其中不少是从德意志逃出来的难民。这些统治者很欢迎犹太人，因为当时波兰和立陶宛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犹太人到来后使各地的商业都繁荣了起来。为了吸引更多的犹太移民，国王们甚至颁布了保护犹太人的法令。大批犹太人从此在波兰-立陶宛王国定居下来，日益繁荣兴旺。这些人使用的德语经过几个世纪的变迁，逐渐成为犹太人的通用语言——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意第绪语。凭借这一语言，犹太人的文学、教育、歌曲和民谣得到了发展。

流散的犹太人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历史阶段里，经历了深重苦难，受到歧视、赶逐与屠杀，被隔绝于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之外。1516年，威尼斯共和国将全市犹太人驱入一座小岛上的枪炮铸造厂内，宽阔的运河和沉重的大门将其与外界隔绝开来。一到晚上，大门就要关闭。这种经验后来被各国仿效推广，在城市设立犹太人专住的隔离区，此类隔离区被称为“隔都”（ghetto）。在隔都之内，犹太人可以有自己的会堂、学校和商店，但在隔都之外，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异邦人。直到1797年，拿破仑才废弃了威尼斯的隔都，但这座城市直到1866年犹太人才允许自由选择居住区域。

尽管隔都是一种歧视性的做法，但是备受欺凌的欧洲犹太人还是愿意生活在隔都里，因为这里毕竟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小天地。隔都内的犹太人实行自治，可以在隔都里保持他们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让他们的孩子接受犹太教育。当时犹太人常说“隔都里的孩子可能没有食物，但是他们决不会没有教育”。实际上，隔都成了犹太人免受外界侵扰和避免同化的一种措施。中国和（近代以前）伊斯兰国家的情况就是隔都的反例：这些地方从来没有对犹太人进行强制隔离，因此犹太人与当地民族主动融合，轻则像也门犹太人一样讲阿拉伯语、沿用阿拉伯人的衣着婚礼，同化严重的，如开封犹太人，最后消失融合于当地人民之中。

16世纪时，欧洲发生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和新教陷入教义纷争之中，再加上文艺复兴运动的冲击，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发生动摇，欧洲犹太人算是获得了暂时安宁喘息的机会。但总的说来，从那时起，犹太人已成为被歧视、被赶逐的、不受公众欢迎的种族。每逢犹太人的居留国发生经济危机或其它社会动乱的时候，犹太人都首先成为冲击的对象与替罪的羔羊。在某个世纪欢迎犹太人的国家，很可能会在下一个世纪驱逐他们。几十年中一直相安无事、允许犹太人居住的城镇，可能会在一夜之间突然爆发针对犹太人的屠杀。这是犹太人历史上非常黑暗的一个时期，他们受到的欺凌和迫害是难以形容的。

然而，尽管犹太人在迫害面前看上去唯唯诺诺，逆来顺受，但实际上他们在精神上始终是乐观的、自信的、甚至可以说是高傲的。他们虔诚地信奉着犹太教，相信他们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一切苦难不过是过眼烟云，只不过是上帝对他们的错误的惩戒。救世主弥塞亚终将降临，犹太人最终将得到拯救，他们的民族最终将会繁荣，他们的子孙将“如天上的繁星和地上的尘沙一样繁多”。也正是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持下，犹太人在频繁的艰苦磨难面前始终保持着信心。财产被没收，就通过自己的努力再重新聚集创造；被从世代居住的地方驱赶出来，就找一个新的地方再重建家园。虽然他们在肉体上受到磨难，在外表上受到基督教徒的唾弃，但他们在精神上却是高傲的。只要精神不死，犹太民族就不会灭亡。

受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所导致的影响，欧洲犹太人地位和政治待遇逐渐有所改善。从1723年起，犹太人在英国可以拥有土地，1753年后犹太人可以加入英国国籍，到19世纪中叶，犹太人也可当选为国会议员。1791年，法国国民大会通过赋予法国犹太人可以用国家公民的身份进行宣誓的权利。1807年，拿破仑皇帝批准恢复犹太教公会，宣布法国犹太人“可以在法国土地上找到一个耶路撒冷”。从1833年到1871年，普鲁士、奥地利、萨克森、巴登等德意志邦国给予犹太人公民权。荷兰（1796）、比利时（1830）、丹麦（1848）、挪威（1851）、瑞典（1865）、瑞士（1874）等国也纷纷宣布给予犹太人平等的公民权。在比较文明的那一部分欧洲，犹太人似乎实现了被接纳之梦。

从中世纪末到十月革命，处在沙皇俄国的犹太人的处境一直没有得到大的改善。1550年，沙皇伊凡四世曾下令禁止犹太人入境。1648年到1656年，反对波兰贵族的赫米尔尼茨基哥萨克匪帮曾对居住在波兰和乌克兰的犹太人进行大屠杀，被害人数达10万之巨。18世纪末，波兰被瓜分灭亡，它的几百万犹太人从世俗力量较强的天主教波兰转到俄罗斯这个有更深敌意的东正教国家之后，命运比过去更加凄惨，前途也更加暗淡。

1835年，俄国政府宣布，在西部从立陶宛到乌克兰的16个省和波兰的10个省成立“栅栏区”（Pale）。这片地区基本上是18世纪末俄国三次瓜分波兰所分得的赃物。根据俄罗斯帝国的规定，除了有音乐或艺术才华的犹太儿童及其父母外，禁止犹太人在“栅栏区”之外定居（这个例外规定导致投身于文化和艺术事业的犹太人格外增多）。此后80多年间，大约500万贫困的俄国犹太人，就像牲口一样被禁锢在了这片土地上，此外还有约31万犹太人秘密生活在“栅栏区”之外，一旦发现就有可能被驱逐。首都圣彼得堡不对犹太人开放，克里米亚南部从塞瓦斯托波尔到费奥多西亚的皇家度假地区也从不让犹太人进入。犹太人的旅行受到限制，不得拥有土地，还要缴纳双倍的税款。19世纪出现现代金融系统后，犹太人传统经营的信贷和货币商业活动也遭到严重打击，许多城市犹太人沦为贫民，成为工人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这些人当中流行起来。

1871年，在俄国南方的敖德萨出现第一起针对犹太人的迫害事件。犹太人在大街上被毒打，犹太商店遭劫掠，犹太人财产被捣毁。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街头被暗杀，犹太人成为首要嫌疑对象，暴虐的亚历山大三世政权遂怂恿暴徒们大肆屠杀犹太人。内政部长伊格纳季耶夫甚至公然宣称要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问题，方法是消灭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把三分之一的犹太人驱逐出国，强迫剩下的三分之一改变信仰。在此后的几年里，俄国不断发生各种反犹暴行，1903年到1908年达到高潮，并波及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

这股大规模的反犹屠犹浪潮给俄国和东欧犹太人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和恐惧，他们从此掀起向国外大迁移的浪潮。有的历史学家将19世纪末沙俄排犹与1492年西班牙排犹相提并论——正是从此之后，犹太人才不再集中于俄国和东欧，也不再被限制于欧洲大陆，而开始真正地大规模散布到世界各地。从1882年到1917年，有20万俄国犹太人前往英国、南非等地，6万多人前往巴勒斯坦，还有270多万俄国犹太人远走高飞，移民大西洋彼岸的美洲大陆。特别在自由、开放的美国，犹太人长期被压抑的技艺与才华得到了充分发挥的机会。在不长的时间里，聪明勤劳的犹太人就成为美国人中最富有、最成功的一个民族。在美国这块适合犹太人生存和发展的自由国土上，犹太人口从19世纪末的20万迅速增加到20世纪中叶的600万，整个犹太世界的重心也随之从欧洲转到了美国。

在西欧，诸“文明国家”对犹太人的迫害一度由于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而有所偃息，但是当欧洲民族主义由于19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统一战争和德国统一战争而达到高潮、并在19世纪末取代宗教信仰成为欧洲生活的主旋律时，反犹主义开始以一种令人可怕的方式重新抬头。民族领袖和鼓动家，比如奥托·冯·俾斯麦，或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他的思想曾对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产生过很深的影响），把犹太人当成国内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替罪羊，编造和散布所谓“世界犹太人阴谋计划”，在非犹太人中制造对犹太人的恐惧和厌恶情绪。这一活动随着1903年沙俄暗探局伪造的内容恶毒的《犹太人贤士议定书》达到高潮。

犹太人对欧洲重新抬头的反犹主义做出了多种回答。他们曾经盼望拿破仑这样的解放者将他们解放出来，拿破仑的确废除了隔都制度、并许诺把耶路撒冷交还给犹太人，但他最终因没能征服巴勒斯坦而无法实现自己的诺言。拿破仑下台后，欧洲掀起了复辟浪潮，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又以不同的形式开始了。那些对寻找一个保护人来解放犹太民族的做法持怀疑态度的犹太人开始依靠自身的努力，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恢复差不多两千年前被罗马人摧毁的犹太人国家的斗争上。

千年流浪

“上帝将以各民族对待犹太人的方式对待各民族”
——本杰明·迪斯累里，英国首相



犹太人第四次回到迦南这片“上帝应许之地”的时候，已经是19世纪了。这一次他们在外流浪了两千年之久。

公元70年和135年的两次犹太战争之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绝大多数离开本土向世界各地流散，这个流散过程是漫长的，犹太人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大洲的主要国家。甚至在东方的中国，也有犹太人和犹太会堂的踪迹。到公元300年，除不列颠行省外，犹太人已经遍布在从西班牙到埃及、从莱茵河到北非的罗马帝国各个角落。他们被赋予宗教信仰自由，允许将犹太律法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而且免除在军队服役的义务。公元300年时，全世界的犹太人口已经至少达到300万，其中大部分生活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区。公元6世纪后，由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由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歧异，更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客居异国的犹太人逐渐不受欢迎。歧视、奴役、迫害、抢劫、残杀的事件不断发生。

在穆斯林统治之初，犹太人尽管处于从属地位，但还是能够保持自己的信仰、自由经商、在飘扬着新月旗的土地上自由旅行。然而犹太人在伊斯兰世界中属于低人一等的种族，从西班牙到阿拉伯半岛，陆续建起了犹太人隔离区，犹太商人被哈里发们课以惩罚性税收，并被强制穿戴有特殊标志的服饰。

穆斯林统治下犹太人生活的城镇包括那些两千年来一直有犹太人定居的地方。就连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心脏地带的阿拉伯半岛，犹太人也是早已深深扎根于当地的生活中。在穆罕默德开始传教之前，麦加和麦地那等城市甚至一直由在当地居住了1200多年的犹太部落统治着。从公元644年开始，穆斯林统治者开始将半岛上的犹太人驱逐到南方的也门和埃塞俄比亚。从637年阿拉伯军队攻陷耶路撒冷起，到1516年土耳其人攻陷耶路撒冷为止，阿拉伯人对其统治下的犹太人时而宽容、时而苛待。继阿拉伯帝国之后兴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虽然不时苛待犹太人，但仍有不少欧洲犹太人由于基督教的迫害和驱逐，前往奥斯曼治下的巴勒斯坦、摩洛哥、利比亚和其他领地寻求避难。

在中世纪，犹太人所遭受的最严重的迫害来自基督教世界，因为他们被视为“杀害耶稣者”。统治西班牙的西哥特人首先开始奴役犹太人，因此其首都托莱多城的犹太人在阿拉伯大军到来的时候打开了城门，欢迎穆斯林解放者的到来。法兰克帝国也发生过火烧犹太人的事件。11世纪至12世纪十字军东征时，中东、中欧、西欧的犹太人又成为残杀对象。1096年，十字军在路过德国境内时，曾在多座城镇里屠杀犹太居民。英王狮心理查举行加冕礼时，参加十字军的英格兰人大批屠杀国内的犹太人。1290年，英格兰境内残存的5000名犹太人被全部驱逐到法国。1358年法国也实行彻底赶逐犹太人的政策。无数历史悠久、充满生机的大型犹太人社区遭到驱逐，在离开时，他们的财产不是被没收就是遭掠夺。

公元10至13世纪，西班牙的犹太人处境曾比西哥特人统治时期有所改善，当时阿拉伯和柏柏尔穆斯林在西班牙当权，对犹太人比较宽容，于是西班牙一度成为犹太人新的活动中心。但到15世纪末，穆斯林在西班牙的统治结束，取而代之的天主教王国厉行政教合一政策，设立异端裁判所，审讯迫害犹太人，把自从迦太基和罗马人时代就居住在那里的40多万犹太人驱逐出境。这些犹太人离境时，不得不拿一栋房子换一头驴，一座葡萄园换一小匹布或者亚麻，因为他们不能随身带走金银。有些犹太人吞下金银币，藏在肚子里带出海关。妇女吞得多些，有个人一次吞下了30枚金币。

大批西班牙犹太人流散到北非、西亚等穆斯林国家，多数从事农业劳动，这一类犹太人称“塞法迪人”（Sephardi），文化较为落后。除了西班牙犹太人外，还有一批犹太人定居在神圣罗马帝国，他们后来辗转进入欧洲的波兰、俄国等国，被称为“阿什肯纳齐人”（Ashkenazi）。这些人文化程度较高，多从事商业和文化活动。

在欧洲历史上，犹太人的形象，除了勾结罗马人杀死耶稣外，时隐时现的还有一个夏洛克的形象——从正在挨饿的基督徒寡妇手里榨取最后一枚硬币的、面目丑陋而又铁石心肠的守财奴。实际上，他们扮演的是代人受过的角色。因为对基督徒来说，高利贷是一种罪恶，因此基督教国王们经常允许犹太人从事放贷收贷的高利润生意，再向犹太人课以重税，拿走利润的大头，而犹太人得到的不过是蝇头小利，而且经常因此挨打。如果公众对犹太借贷者的仇恨沸腾起来，基督教国王们就会出卖犹太人，让暴民去攻击他们。英王爱德华一世在1290年是这么干的，法王路易九世（圣路易）在1253年也是这么干的。

不过，在中世纪的欧洲，也存在一些犹太人的避难所。1333年，波兰的卡西米尔一世和立陶宛的维佐夫特大公相继宣布给予犹太人保护，其中不少是从德意志逃出来的难民。这些统治者很欢迎犹太人，因为当时波兰和立陶宛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犹太人到来后使各地的商业都繁荣了起来。为了吸引更多的犹太移民，国王们甚至颁布了保护犹太人的法令。大批犹太人从此在波兰-立陶宛王国定居下来，日益繁荣兴旺。这些人使用的德语经过几个世纪的变迁，逐渐成为犹太人的通用语言——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意第绪语。凭借这一语言，犹太人的文学、教育、歌曲和民谣得到了发展。

流散的犹太人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历史阶段里，经历了深重苦难，受到歧视、赶逐与屠杀，被隔绝于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之外。1516年，威尼斯共和国将全市犹太人驱入一座小岛上的枪炮铸造厂内，宽阔的运河和沉重的大门将其与外界隔绝开来。一到晚上，大门就要关闭。这种经验后来被各国仿效推广，在城市设立犹太人专住的隔离区，此类隔离区被称为“隔都”（ghetto）。在隔都之内，犹太人可以有自己的会堂、学校和商店，但在隔都之外，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异邦人。直到1797年，拿破仑才废弃了威尼斯的隔都，但这座城市直到1866年犹太人才允许自由选择居住区域。

尽管隔都是一种歧视性的做法，但是备受欺凌的欧洲犹太人还是愿意生活在隔都里，因为这里毕竟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小天地。隔都内的犹太人实行自治，可以在隔都里保持他们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让他们的孩子接受犹太教育。当时犹太人常说“隔都里的孩子可能没有食物，但是他们决不会没有教育”。实际上，隔都成了犹太人免受外界侵扰和避免同化的一种措施。中国和（近代以前）伊斯兰国家的情况就是隔都的反例：这些地方从来没有对犹太人进行强制隔离，因此犹太人与当地民族主动融合，轻则像也门犹太人一样讲阿拉伯语、沿用阿拉伯人的衣着婚礼，同化严重的，如开封犹太人，最后消失融合于当地人民之中。

16世纪时，欧洲发生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和新教陷入教义纷争之中，再加上文艺复兴运动的冲击，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发生动摇，欧洲犹太人算是获得了暂时安宁喘息的机会。但总的说来，从那时起，犹太人已成为被歧视、被赶逐的、不受公众欢迎的种族。每逢犹太人的居留国发生经济危机或其它社会动乱的时候，犹太人都首先成为冲击的对象与替罪的羔羊。在某个世纪欢迎犹太人的国家，很可能会在下一个世纪驱逐他们。几十年中一直相安无事、允许犹太人居住的城镇，可能会在一夜之间突然爆发针对犹太人的屠杀。这是犹太人历史上非常黑暗的一个时期，他们受到的欺凌和迫害是难以形容的。

然而，尽管犹太人在迫害面前看上去唯唯诺诺，逆来顺受，但实际上他们在精神上始终是乐观的、自信的、甚至可以说是高傲的。他们虔诚地信奉着犹太教，相信他们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一切苦难不过是过眼烟云，只不过是上帝对他们的错误的惩戒。救世主弥塞亚终将降临，犹太人最终将得到拯救，他们的民族最终将会繁荣，他们的子孙将“如天上的繁星和地上的尘沙一样繁多”。也正是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持下，犹太人在频繁的艰苦磨难面前始终保持着信心。财产被没收，就通过自己的努力再重新聚集创造；被从世代居住的地方驱赶出来，就找一个新的地方再重建家园。虽然他们在肉体上受到磨难，在外表上受到基督教徒的唾弃，但他们在精神上却是高傲的。只要精神不死，犹太民族就不会灭亡。

受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所导致的影响，欧洲犹太人地位和政治待遇逐渐有所改善。从1723年起，犹太人在英国可以拥有土地，1753年后犹太人可以加入英国国籍，到19世纪中叶，犹太人也可当选为国会议员。1791年，法国国民大会通过赋予法国犹太人可以用国家公民的身份进行宣誓的权利。1807年，拿破仑皇帝批准恢复犹太教公会，宣布法国犹太人“可以在法国土地上找到一个耶路撒冷”。从1833年到1871年，普鲁士、奥地利、萨克森、巴登等德意志邦国给予犹太人公民权。荷兰（1796）、比利时（1830）、丹麦（1848）、挪威（1851）、瑞典（1865）、瑞士（1874）等国也纷纷宣布给予犹太人平等的公民权。在比较文明的那一部分欧洲，犹太人似乎实现了被接纳之梦。

从中世纪末到十月革命，处在沙皇俄国的犹太人的处境一直没有得到大的改善。1550年，沙皇伊凡四世曾下令禁止犹太人入境。1648年到1656年，反对波兰贵族的赫米尔尼茨基哥萨克匪帮曾对居住在波兰和乌克兰的犹太人进行大屠杀，被害人数达10万之巨。18世纪末，波兰被瓜分灭亡，它的几百万犹太人从世俗力量较强的天主教波兰转到俄罗斯这个有更深敌意的东正教国家之后，命运比过去更加凄惨，前途也更加暗淡。

1835年，俄国政府宣布，在西部从立陶宛到乌克兰的16个省和波兰的10个省成立“栅栏区”（Pale）。这片地区基本上是18世纪末俄国三次瓜分波兰所分得的赃物。根据俄罗斯帝国的规定，除了有音乐或艺术才华的犹太儿童及其父母外，禁止犹太人在“栅栏区”之外定居（这个例外规定导致投身于文化和艺术事业的犹太人格外增多）。此后80多年间，大约500万贫困的俄国犹太人，就像牲口一样被禁锢在了这片土地上，此外还有约31万犹太人秘密生活在“栅栏区”之外，一旦发现就有可能被驱逐。首都圣彼得堡不对犹太人开放，克里米亚南部从塞瓦斯托波尔到费奥多西亚的皇家度假地区也从不让犹太人进入。犹太人的旅行受到限制，不得拥有土地，还要缴纳双倍的税款。19世纪出现现代金融系统后，犹太人传统经营的信贷和货币商业活动也遭到严重打击，许多城市犹太人沦为贫民，成为工人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这些人当中流行起来。

1871年，在俄国南方的敖德萨出现第一起针对犹太人的迫害事件。犹太人在大街上被毒打，犹太商店遭劫掠，犹太人财产被捣毁。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街头被暗杀，犹太人成为首要嫌疑对象，暴虐的亚历山大三世政权遂怂恿暴徒们大肆屠杀犹太人。内政部长伊格纳季耶夫甚至公然宣称要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问题，方法是消灭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把三分之一的犹太人驱逐出国，强迫剩下的三分之一改变信仰。在此后的几年里，俄国不断发生各种反犹暴行，1903年到1908年达到高潮，并波及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

这股大规模的反犹屠犹浪潮给俄国和东欧犹太人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和恐惧，他们从此掀起向国外大迁移的浪潮。有的历史学家将19世纪末沙俄排犹与1492年西班牙排犹相提并论——正是从此之后，犹太人才不再集中于俄国和东欧，也不再被限制于欧洲大陆，而开始真正地大规模散布到世界各地。从1882年到1917年，有20万俄国犹太人前往英国、南非等地，6万多人前往巴勒斯坦，还有270多万俄国犹太人远走高飞，移民大西洋彼岸的美洲大陆。特别在自由、开放的美国，犹太人长期被压抑的技艺与才华得到了充分发挥的机会。在不长的时间里，聪明勤劳的犹太人就成为美国人中最富有、最成功的一个民族。在美国这块适合犹太人生存和发展的自由国土上，犹太人口从19世纪末的20万迅速增加到20世纪中叶的600万，整个犹太世界的重心也随之从欧洲转到了美国。

在西欧，诸“文明国家”对犹太人的迫害一度由于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而有所偃息，但是当欧洲民族主义由于19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统一战争和德国统一战争而达到高潮、并在19世纪末取代宗教信仰成为欧洲生活的主旋律时，反犹主义开始以一种令人可怕的方式重新抬头。民族领袖和鼓动家，比如奥托·冯·俾斯麦，或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他的思想曾对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产生过很深的影响），把犹太人当成国内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替罪羊，编造和散布所谓“世界犹太人阴谋计划”，在非犹太人中制造对犹太人的恐惧和厌恶情绪。这一活动随着1903年沙俄暗探局伪造的内容恶毒的《犹太人贤士议定书》达到高潮。

犹太人对欧洲重新抬头的反犹主义做出了多种回答。他们曾经盼望拿破仑这样的解放者将他们解放出来，拿破仑的确废除了隔都制度、并许诺把耶路撒冷交还给犹太人，但他最终因没能征服巴勒斯坦而无法实现自己的诺言。拿破仑下台后，欧洲掀起了复辟浪潮，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又以不同的形式开始了。那些对寻找一个保护人来解放犹太民族的做法持怀疑态度的犹太人开始依靠自身的努力，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恢复差不多两千年前被罗马人摧毁的犹太人国家的斗争上。

锡安山之梦

“在巴比伦河畔，我们坐下，一想到锡安，我们就哭了”
——《圣经·诗篇：137》



从中世纪起，每当有严重的反犹事件发生，都有一部分犹太人投入“假弥赛亚”（自称救世主者）的怀抱。这些自称弥赛亚的人向遭屠杀、遭驱逐的犹太人许诺道要把他们引向更为和平的生活，甚至带他们返回以色列故土。正如一段常常为假弥赛亚及其追随者诵读的祷词所说，“你已允诺要拯救我们，那就让我们救赎的日子早些到来吧！”

希望有朝一日返回故国的愿望一直存在于犹太人的思想和祈祷之中。无论是在土耳其征服时期，还是在沙俄迫害犹太人时期，有组织的返回锡安的活动从未间断过。身为犹太人的英国首相迪斯雷利曾经写过一本以犹太复国为背景的小说《坦克雷蒙》；犹太人卡尔·马克思的友人摩西·赫斯曾在1862年写过一本名为《罗马和耶路撒冷》的小册子，认为无论对犹太人来说，还是对其他人来说，恢复犹太人的国家都是必要的。摩西·赫斯还大胆地将犹太复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提出犹太人国家应当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之上，实行土地国有制和合作化生产。不过，由于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处于低潮时期，再加上摩西·赫斯未能为犹太人的返乡复国提出什么具体可行的办法，因此《罗马和耶路撒冷》在当时并没产生多大影响。

1881年俄国发生反犹大屠杀后，敖德萨的一位犹太人医生利奥·平斯克博士曾写过一本小册子《自我解放》，呼吁用购买土地的方法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聚居地，并号召西欧的犹太人对此加以支持。受《自我解放》一书的影响，一些俄国犹太人在1882年成立了“锡安山热爱者”协会（Hibbat Zion），号召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居。于是，一个被称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了。这个运动在成立几年后发展很快，其分支协会增加到上百个，成员也多达一万多人。他们创办刊物，宣传复国思想，推动希伯莱语的复兴，同时筹集资金资助东欧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1882年，一批来自乌克兰哈尔科夫的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建立起了第一个犹太定居点——里雄莱锡安（Rishon LeZion，意为“第一批来到锡安的人”）。“热爱锡安山运动”为后来犹太复国主义的大规模兴起奠定了基础，并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20世纪前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早期几乎都参加过“热爱锡安山运动”。

除了“热爱锡安山运动”外，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犹太复国主义理论还有卡利舍尔拉比的宗教复国理论、斯摩棱斯金的民族复兴理论、比恩鲍姆的政治-宗教学说和阿哈德·哈阿姆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等等。几乎同一时期，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么多犹太知识精英不约而同地对犹太民族的前途进行思考和探索，既说明了当时犹太人问题的紧迫性，同时也说明了犹太复国主义兴起的必然性。但是，当时在欧洲广泛流行的犹太复国主义，只是到1897年，在被称为“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之父”、“当代摩西”的西奥多·赫茨尔的领导下，才变为一个卓有成效的政治组织和外交压力集团。它的出现，使犹太人数千年的愿望和一系列个人努力朝着务实的方向发展，朝着大规模募集资金和建立定居点的方向发展。

西奥多·赫茨尔于1860年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父亲是银行经理。赫茨尔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学习法律，1884年成为律师，后改行为《新自由报》驻巴黎的新闻记者，于1891年前往法国。赫茨尔的早期思想是同化主义的，即认为只要犹太人尽力接近和融入基督教社会，甚至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那么对犹太人的歧视迫害就会消失。

1894年，法国发生有计划地陷害犹太人军官的“德雷福斯案件”。在对这一案件的采访过程中，作为一个犹太人的赫茨尔在号称欧洲最“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听到的、看到的，尽是犹太人被歧视和迫害的悲愤与泣诉。遍及法国的反犹浪潮令赫茨尔极度震惊，他原来的同化信念被彻底动摇了。激愤之余，赫茨尔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开始从新的角度来探索犹太问题。犹太人的出路在哪里？怎样才能彻底地、有效地消灭反犹主义？在“德雷福斯案件”之后的日子里，他一直被这些问题困扰。经过不断的思索和研究，赫茨尔终于产生了一种清晰的想法，这就是确信犹太人最终不可能融入基督教社会，犹太人被其他民族“接纳”之梦永远不能实现，要改变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只有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

赫茨尔为犹太复国运动所做的首次重大努力是会见德国富翁希尔施男爵，他曾经创建犹太人移民联合会，试图将俄国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移居到南美洲的阿根廷和圭亚那等地区。在这次会见中，赫茨尔对希尔施论证说犹太人必须有自己的政治实体。在这次谈话之后的1896年，赫茨尔在维也纳出版了一本只有100页的薄薄小册子《犹太国：现代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种尝试》。他在书中提出其观点：“犹太人问题既不是社会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一个民族问题。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根本是建立一个犹太人自治的国家。”

赫茨尔的这本小册子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有人嘲笑它是“一个被犹太狂热症弄得精神错乱的人的痴心妄想”，有人认为它不过是一种犹太人的乌托邦，一些主张同化的上层犹太人认为它会使反犹主义加剧，还有些笃信宗教的犹太人指责赫茨尔想当“犹太人的王”。但是，在下层犹太人中间，《犹太国》像一颗落在草原上的流星，燃起了复国主义的燎原烈火。由于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犹太国》很难进入当时犹太人最集中的俄国，但是当这些地方的人知道了赫茨尔和他的小册子之后都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说从苦难中解救犹太人的新弥塞亚已经降临人世，《犹太国》是上帝新的神谕。

在赫茨尔的组织下，1897年8月29日，第一届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正式成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1896年6月，赫茨尔前往君士坦丁堡，同奥斯曼帝国的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苏丹举行会谈，以冀获得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特许。他乘坐的火车在保加利亚的索非亚停留时，有几百名当地犹太人到车站迎接，把他奉为新的救世主弥赛亚。在君士坦丁堡，赫茨尔和阿卜杜尔·哈米德不止一次地商讨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问题，他设法使苏丹相信，如果犹太国家在巴勒斯坦成立，它将会最好地实现苏丹政府的利益，成为它在中东的忠实守卫者。此外，赫茨尔还向苏丹许诺在建国之后帮助奥斯曼政府摆脱财政困难。但是最后土耳其政府还是没有同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与此同时，赫茨尔还同德皇威廉二世和俄国政府进行了接触，但直到他1904年因心脏病去世，都没能从欧洲各国元首那里获得明确的、实际的支持。

赫茨尔并没有把建立犹太国的地点局限在巴勒斯坦。他也同英国官员商讨过在塞浦路斯岛、西奈半岛的阿里什、或者气候凉爽宜人的中非大湖区（当时称之为乌干达，其实是今天的肯尼亚西部）成立犹太国的方案。在1903年召开的第六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英国政府正式提出建议，在东非高原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替代在巴勒斯坦建立这样的国家，但此项建议遭到俄国和东欧犹太人的强烈反对，对方甚至退出会场，使会议面临分裂、解体的危险。在俄国和东欧犹太人代表的坚持下，这次大会否定了在巴勒斯坦之外立国的计划。

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似乎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巴勒斯坦更不适合移居了。实际上那里并不是一块流着牛奶与蜂蜜的土地，只有刚刚走出西奈沙漠的人才会这样认为。就谷物和牲畜的出产而言，这块土地连中等富饶都算不上。当地的土壤是荒芜的。树木早已被土耳其人砍光。冬天雨水的径流把表层土壤冲刷掉，夏天的土地则是坚硬、板结的。没有水就不可能生长任何东西，而那里从4月到11月是不下雨的。还有，巴勒斯坦被奥斯曼帝国压榨得如此贫穷，没有工业，没有矿产，没有值得一提的商业，只有农民和农业。可是，犹太人脱离土地已经几千年了，在整个中东、非洲、欧洲甚至北美，不论什么地方的犹太人，从来都没有耕种土地的。犹太人被迫同土地分开如此之久，以至失去了耕种技能。在东欧和中欧，他们已经成了商人、放债者、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成为画家、音乐家或者作家，在西欧则还可能成为银行家、律师、医生或军官，什么职业都有，就是没有农民。从这个角度来说，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从事的实际上是一种革命运动，用劳动来重振犹太民族，造就一种新型的犹太人，用一种强壮的、皮肤黝黑、用双手开拓大地的劳动者，来取代脆弱、畏缩、皮肤苍白的东欧城市居民。

购置土地是在巴勒斯坦重新安置犹太人的关键措施之一。19世纪以罗特希尔德家族为代表的犹太跨国金融组织的出现，使犹太复国主义有了成功的希望。美国的犹太商贩经过多年异常艰辛努力后获得的成功，也为犹太人赢得了获得社会承认和社会身份的一个机会。实际上，对于富有的犹太人家族来说，聚敛金钱并不是其主要目的。赈济行为作为犹太教传统的核心内容之一，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大的资金来源。

到1880年，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口已经超过阿拉伯人口，有更多的犹太人前往沙漠或沼泽地上新开辟的农场落户。不过，由于缺乏资金和经验，第一批农业开拓者很快失败了，一些人去了美国和英国，还有一些人搬进城里，形成了被称为“伊舒夫”的犹太人社区，它后来成为以色列国家的雏型。法国金融家埃德蒙·德·罗特希尔德男爵因为大力资助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而被赞誉为“伊舒夫之父”。

1909年，一群犹太人在雅法北边的沙丘上兴建了第一座犹太人城市——特拉维夫（希伯莱语里的意思是“春之山”）。至1917年，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口已经达到9万，和当地阿拉伯人口（44万）相比虽然仍居于劣势，但这些人都是意志最坚定的复国主义者。他们用高价从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土地所有者中购买了一块块不毛的荒地、沙漠、以及疟疾盛行的沼泽地，然后抽干沼泽，改良土壤，引水灌溉，建立起名为“锡安之梦”的新型农业定居点。

与19世纪末受“热爱锡安山运动”感召前来巴勒斯坦的第一批犹太移民不同，20世纪初来到巴勒斯坦的这第二批东欧犹太人都是坚定不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同时期移居美国的250万东欧犹太人相比，这一批6万犹太人怀有最坚定的复国信念，具有最坚强的意志，他们当中不少人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国家的领导人，比如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第二任总统本-兹维、以及后来担任过总理的梅厄夫人和贝京等等。另外，这批移民中还有许多人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试图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平等、公正、没有剥削的犹太民族家园。这些人认为，一个民族只有根植于自己的土地，才能具有真正的创造力。只有通过在土地上的劳动，个人才能获得自由，民族才能实现自己的存在。他们提出了“劳动征服”的思想，他们的口号是“让我们来建设这片土地，也让这片土地来改造我们”。

受社会主义思想和“劳动征服”思想的影响，一些年轻的犹太移民组织起来，以共同劳动和集体生活的方式定居在荒芜不毛的土地上。1909年，第一个被称为“基布兹”（kibbutz，最初叫“克武察”kvutza）的集体定居点在北部的太巴列地区出现了。“基布兹”在希伯莱语里的意思就是“集体”。其最基本原则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基布兹的一切财产为集体所有，内部没有货币往来，成员之间完全平等，大家生活在一起，实行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这第一个基布兹的名字叫“德加尼亚”，意思为“谷物”，出生在这个基布兹里的第一个孩子名叫摩西·达扬。到1914年，巴勒斯坦地区一共建立了12个基布兹，后来发展到200多个，它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和以色列国家的诞生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锡安山之梦

“在巴比伦河畔，我们坐下，一想到锡安，我们就哭了”
——《圣经·诗篇：137》



从中世纪起，每当有严重的反犹事件发生，都有一部分犹太人投入“假弥赛亚”（自称救世主者）的怀抱。这些自称弥赛亚的人向遭屠杀、遭驱逐的犹太人许诺道要把他们引向更为和平的生活，甚至带他们返回以色列故土。正如一段常常为假弥赛亚及其追随者诵读的祷词所说，“你已允诺要拯救我们，那就让我们救赎的日子早些到来吧！”

希望有朝一日返回故国的愿望一直存在于犹太人的思想和祈祷之中。无论是在土耳其征服时期，还是在沙俄迫害犹太人时期，有组织的返回锡安的活动从未间断过。身为犹太人的英国首相迪斯雷利曾经写过一本以犹太复国为背景的小说《坦克雷蒙》；犹太人卡尔·马克思的友人摩西·赫斯曾在1862年写过一本名为《罗马和耶路撒冷》的小册子，认为无论对犹太人来说，还是对其他人来说，恢复犹太人的国家都是必要的。摩西·赫斯还大胆地将犹太复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提出犹太人国家应当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之上，实行土地国有制和合作化生产。不过，由于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处于低潮时期，再加上摩西·赫斯未能为犹太人的返乡复国提出什么具体可行的办法，因此《罗马和耶路撒冷》在当时并没产生多大影响。

1881年俄国发生反犹大屠杀后，敖德萨的一位犹太人医生利奥·平斯克博士曾写过一本小册子《自我解放》，呼吁用购买土地的方法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聚居地，并号召西欧的犹太人对此加以支持。受《自我解放》一书的影响，一些俄国犹太人在1882年成立了“锡安山热爱者”协会（Hibbat Zion），号召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居。于是，一个被称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了。这个运动在成立几年后发展很快，其分支协会增加到上百个，成员也多达一万多人。他们创办刊物，宣传复国思想，推动希伯莱语的复兴，同时筹集资金资助东欧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1882年，一批来自乌克兰哈尔科夫的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建立起了第一个犹太定居点——里雄莱锡安（Rishon LeZion，意为“第一批来到锡安的人”）。“热爱锡安山运动”为后来犹太复国主义的大规模兴起奠定了基础，并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20世纪前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早期几乎都参加过“热爱锡安山运动”。

除了“热爱锡安山运动”外，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犹太复国主义理论还有卡利舍尔拉比的宗教复国理论、斯摩棱斯金的民族复兴理论、比恩鲍姆的政治-宗教学说和阿哈德·哈阿姆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等等。几乎同一时期，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么多犹太知识精英不约而同地对犹太民族的前途进行思考和探索，既说明了当时犹太人问题的紧迫性，同时也说明了犹太复国主义兴起的必然性。但是，当时在欧洲广泛流行的犹太复国主义，只是到1897年，在被称为“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之父”、“当代摩西”的西奥多·赫茨尔的领导下，才变为一个卓有成效的政治组织和外交压力集团。它的出现，使犹太人数千年的愿望和一系列个人努力朝着务实的方向发展，朝着大规模募集资金和建立定居点的方向发展。

西奥多·赫茨尔于1860年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父亲是银行经理。赫茨尔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学习法律，1884年成为律师，后改行为《新自由报》驻巴黎的新闻记者，于1891年前往法国。赫茨尔的早期思想是同化主义的，即认为只要犹太人尽力接近和融入基督教社会，甚至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那么对犹太人的歧视迫害就会消失。

1894年，法国发生有计划地陷害犹太人军官的“德雷福斯案件”。在对这一案件的采访过程中，作为一个犹太人的赫茨尔在号称欧洲最“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听到的、看到的，尽是犹太人被歧视和迫害的悲愤与泣诉。遍及法国的反犹浪潮令赫茨尔极度震惊，他原来的同化信念被彻底动摇了。激愤之余，赫茨尔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开始从新的角度来探索犹太问题。犹太人的出路在哪里？怎样才能彻底地、有效地消灭反犹主义？在“德雷福斯案件”之后的日子里，他一直被这些问题困扰。经过不断的思索和研究，赫茨尔终于产生了一种清晰的想法，这就是确信犹太人最终不可能融入基督教社会，犹太人被其他民族“接纳”之梦永远不能实现，要改变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只有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

赫茨尔为犹太复国运动所做的首次重大努力是会见德国富翁希尔施男爵，他曾经创建犹太人移民联合会，试图将俄国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移居到南美洲的阿根廷和圭亚那等地区。在这次会见中，赫茨尔对希尔施论证说犹太人必须有自己的政治实体。在这次谈话之后的1896年，赫茨尔在维也纳出版了一本只有100页的薄薄小册子《犹太国：现代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种尝试》。他在书中提出其观点：“犹太人问题既不是社会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一个民族问题。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根本是建立一个犹太人自治的国家。”

赫茨尔的这本小册子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有人嘲笑它是“一个被犹太狂热症弄得精神错乱的人的痴心妄想”，有人认为它不过是一种犹太人的乌托邦，一些主张同化的上层犹太人认为它会使反犹主义加剧，还有些笃信宗教的犹太人指责赫茨尔想当“犹太人的王”。但是，在下层犹太人中间，《犹太国》像一颗落在草原上的流星，燃起了复国主义的燎原烈火。由于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犹太国》很难进入当时犹太人最集中的俄国，但是当这些地方的人知道了赫茨尔和他的小册子之后都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说从苦难中解救犹太人的新弥塞亚已经降临人世，《犹太国》是上帝新的神谕。

在赫茨尔的组织下，1897年8月29日，第一届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正式成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1896年6月，赫茨尔前往君士坦丁堡，同奥斯曼帝国的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苏丹举行会谈，以冀获得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特许。他乘坐的火车在保加利亚的索非亚停留时，有几百名当地犹太人到车站迎接，把他奉为新的救世主弥赛亚。在君士坦丁堡，赫茨尔和阿卜杜尔·哈米德不止一次地商讨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问题，他设法使苏丹相信，如果犹太国家在巴勒斯坦成立，它将会最好地实现苏丹政府的利益，成为它在中东的忠实守卫者。此外，赫茨尔还向苏丹许诺在建国之后帮助奥斯曼政府摆脱财政困难。但是最后土耳其政府还是没有同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与此同时，赫茨尔还同德皇威廉二世和俄国政府进行了接触，但直到他1904年因心脏病去世，都没能从欧洲各国元首那里获得明确的、实际的支持。

赫茨尔并没有把建立犹太国的地点局限在巴勒斯坦。他也同英国官员商讨过在塞浦路斯岛、西奈半岛的阿里什、或者气候凉爽宜人的中非大湖区（当时称之为乌干达，其实是今天的肯尼亚西部）成立犹太国的方案。在1903年召开的第六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英国政府正式提出建议，在东非高原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替代在巴勒斯坦建立这样的国家，但此项建议遭到俄国和东欧犹太人的强烈反对，对方甚至退出会场，使会议面临分裂、解体的危险。在俄国和东欧犹太人代表的坚持下，这次大会否定了在巴勒斯坦之外立国的计划。

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似乎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巴勒斯坦更不适合移居了。实际上那里并不是一块流着牛奶与蜂蜜的土地，只有刚刚走出西奈沙漠的人才会这样认为。就谷物和牲畜的出产而言，这块土地连中等富饶都算不上。当地的土壤是荒芜的。树木早已被土耳其人砍光。冬天雨水的径流把表层土壤冲刷掉，夏天的土地则是坚硬、板结的。没有水就不可能生长任何东西，而那里从4月到11月是不下雨的。还有，巴勒斯坦被奥斯曼帝国压榨得如此贫穷，没有工业，没有矿产，没有值得一提的商业，只有农民和农业。可是，犹太人脱离土地已经几千年了，在整个中东、非洲、欧洲甚至北美，不论什么地方的犹太人，从来都没有耕种土地的。犹太人被迫同土地分开如此之久，以至失去了耕种技能。在东欧和中欧，他们已经成了商人、放债者、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成为画家、音乐家或者作家，在西欧则还可能成为银行家、律师、医生或军官，什么职业都有，就是没有农民。从这个角度来说，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从事的实际上是一种革命运动，用劳动来重振犹太民族，造就一种新型的犹太人，用一种强壮的、皮肤黝黑、用双手开拓大地的劳动者，来取代脆弱、畏缩、皮肤苍白的东欧城市居民。

购置土地是在巴勒斯坦重新安置犹太人的关键措施之一。19世纪以罗特希尔德家族为代表的犹太跨国金融组织的出现，使犹太复国主义有了成功的希望。美国的犹太商贩经过多年异常艰辛努力后获得的成功，也为犹太人赢得了获得社会承认和社会身份的一个机会。实际上，对于富有的犹太人家族来说，聚敛金钱并不是其主要目的。赈济行为作为犹太教传统的核心内容之一，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大的资金来源。

到1880年，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口已经超过阿拉伯人口，有更多的犹太人前往沙漠或沼泽地上新开辟的农场落户。不过，由于缺乏资金和经验，第一批农业开拓者很快失败了，一些人去了美国和英国，还有一些人搬进城里，形成了被称为“伊舒夫”的犹太人社区，它后来成为以色列国家的雏型。法国金融家埃德蒙·德·罗特希尔德男爵因为大力资助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而被赞誉为“伊舒夫之父”。

1909年，一群犹太人在雅法北边的沙丘上兴建了第一座犹太人城市——特拉维夫（希伯莱语里的意思是“春之山”）。至1917年，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口已经达到9万，和当地阿拉伯人口（44万）相比虽然仍居于劣势，但这些人都是意志最坚定的复国主义者。他们用高价从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土地所有者中购买了一块块不毛的荒地、沙漠、以及疟疾盛行的沼泽地，然后抽干沼泽，改良土壤，引水灌溉，建立起名为“锡安之梦”的新型农业定居点。

与19世纪末受“热爱锡安山运动”感召前来巴勒斯坦的第一批犹太移民不同，20世纪初来到巴勒斯坦的这第二批东欧犹太人都是坚定不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同时期移居美国的250万东欧犹太人相比，这一批6万犹太人怀有最坚定的复国信念，具有最坚强的意志，他们当中不少人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国家的领导人，比如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第二任总统本-兹维、以及后来担任过总理的梅厄夫人和贝京等等。另外，这批移民中还有许多人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试图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平等、公正、没有剥削的犹太民族家园。这些人认为，一个民族只有根植于自己的土地，才能具有真正的创造力。只有通过在土地上的劳动，个人才能获得自由，民族才能实现自己的存在。他们提出了“劳动征服”的思想，他们的口号是“让我们来建设这片土地，也让这片土地来改造我们”。

受社会主义思想和“劳动征服”思想的影响，一些年轻的犹太移民组织起来，以共同劳动和集体生活的方式定居在荒芜不毛的土地上。1909年，第一个被称为“基布兹”（kibbutz，最初叫“克武察”kvutza）的集体定居点在北部的太巴列地区出现了。“基布兹”在希伯莱语里的意思就是“集体”。其最基本原则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基布兹的一切财产为集体所有，内部没有货币往来，成员之间完全平等，大家生活在一起，实行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这第一个基布兹的名字叫“德加尼亚”，意思为“谷物”，出生在这个基布兹里的第一个孩子名叫摩西·达扬。到1914年，巴勒斯坦地区一共建立了12个基布兹，后来发展到200多个，它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和以色列国家的诞生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民族家园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必须明白理解，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团体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其他任何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地位受到损害。”
——《贝尔福宣言》，1917年11月2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统治着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帝国参加德奥同盟一方作战，这使得巴勒斯坦欧洲犹太移民的处境十分尴尬，因为大多数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都没有加入奥斯曼国籍，因此被视为敌国公民遭到迫害和驱逐。在统治叙利亚地区的奥斯曼青年土耳其党“三寡头”之一杰马尔帕夏的镇压措施下，到1915年春天，有1万多巴勒斯坦犹太人逃到了埃及。再加上疾病和饥荒的影响，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从1914年的8.5万降到了1917年的5万多一点。

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们来说，世界大战是一次可以利用的机会。如果能够同有望获胜的一方建立良好关系，战后就可以得到这一方的支持，推动在巴勒斯坦的复国运动。但是，协约国和同盟国究竟哪一方能获得胜利，是难以预测的，于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就形成了亲德和亲英两个派别。移民巴勒斯坦的本-古里安本-兹维等人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古老信念，主张同德国及奥斯曼帝国合作，对抗迫害犹太人的俄罗斯帝国。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也发表声明号召德国犹太青年参军服役，加入到德国“神圣的自卫战争”中。在此影响下，德国向奥斯曼帝国施加了一些压力，要求它放宽对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限制。但德国政府在两个问题上令支持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感到沮丧，一是它始终没有发表过正式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声明，二是它也未真正致力于解放俄国和东欧的犹太人。

另一方面，以曼彻斯特大学化学系教授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为代表的亲英派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则认为协约国将赢得最终的胜利，巴勒斯坦将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因此犹太人应当同协约国合作，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在战争初期，亲英派得不到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简称WZO）这一犹太复国主义最高机构的支持。在该组织执委会的6名成员中，2人是德籍犹太人，1人是奥籍犹太人，他们自然支持同盟国；另外3名执行委员是俄籍犹太人，他们担心同德国和奥斯曼帝国关系恶化会使巴勒斯坦犹太人遭殃，因此也不同意亲英派的政治主张。直到1917年美国参战、协约国胜利已成定局时，亲英派的主张才开始占据上风。

在被奥斯曼帝国驱逐到埃及的那批犹太人中，有一位名叫约瑟夫·特鲁佩尔多（Joseph Trumpeldor）的俄国移民，在20世纪初移居巴勒斯坦的开拓者中，只有他有过职业军人的经历，日俄战争中，他在沙皇军队中表现十分杰出，失去了左臂。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特鲁佩尔多遇到了来自俄国的右翼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雅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两人都认为犹太人必须在协约国一方参加战争，才能为在巴勒斯坦复国创造条件。他们在犹太难民中聚集了一批拥护者，并试图说服埃及的英军司令默里将军（Archibald Murray）组建一支犹太人部队，参加将土耳其人逐出巴勒斯坦的战斗。但是默里当时并没有进军巴勒斯坦的打算，而且他本人也没有离经叛道自行组建军队的权力。不过，他却愿意吸收一批志愿人员从事后勤运输工作，于是提议成立一个骡马运输大队，由英国军官指挥。

雅博廷斯基轻蔑地退出了这一活动。在他心目中，犹太战斗部队是崇高的，而英国人却要将它变成一支“笨驴军”。他前往伦敦，为成立正规的犹太作战部队而奔走。不如雅博廷斯基能言善辩的特鲁佩尔多则认为“最重要的是以犹太人的名义去为犹太人战斗”。他同意担任这支“锡安骡马队”的副指挥官，并募集到了650名志愿人员和750头骡子。

这是两千年来的第一支犹太人正规军，他们使用希伯莱语发布军事命令，并骄傲地以犹太复国主义的蓝白旗帜为自己的军旗。在1915年的加里波利战役中，“锡安骡马队”组成一支人链，向前线运送给养和淡水。加里波利战线的英军总司令伊安·汉密尔顿勋爵高度赞扬了骡马队的成员，他写道：“与前线士兵相比，他们表现出的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勇敢。他们不像前线士兵那样经常受到残酷战争的刺激，因此表现出这般勇敢是相当不易的。”在战役中，骡马运输队有8人阵亡，55人受伤。

加里波利战役结束后，特鲁佩尔多努力想把这支队伍保持下来，但最后还是解散了，其中120名成员加入英军，随后又加入了雅博廷斯基在伦敦组建的犹太军团。这支军团的正式编号是皇家燧发枪团第38营，随着来自美国、加拿大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不断加入（1915年流亡美国的本-古里安也在其中），后来又组建了第39营。

1918年5月28日，犹太军团在纽约英国领事馆庄严宣誓，宣告成立，随后乘火车前往加拿大的温莎接受军事训练。一路上，他们受到北美各大城市犹太人的热烈欢呼，年迈的拉比们则为这些以色列的战士喃喃祝福。在艾伦比勋爵指挥的西奈-巴勒斯坦战役中，这支部队被部署在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的约旦河谷。特鲁佩尔多没有参加犹太军团，他在伦敦就失去了耐心，前往正在革命的俄国，试图组建另一支更大的犹太人部队，穿过高加索山脉进攻巴勒斯坦。苏俄与同盟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后，这支部队被迫解散，特鲁佩尔多也被布尔什维克逮捕了。

在与巴勒斯坦远隔一个大陆的另一个战场上，哈伊姆·魏茨曼教授也在为犹太复国主义战斗。他有杰出的外交才能和个人魅力，与许多重要的英美政治家建立了联系，使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了兴趣。魏茨曼的朋友包括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海军大臣丘吉尔、军需大臣和后来的首相劳合-乔治、内政大臣塞缪尔（Herbert Samuel），美国总统威尔逊，以及英国战时内阁成员、未来的南非总统扬·史末资。其中，英国内阁和海军对魏茨曼的大力支持是最引人注目的，因为这位杰出的化学家发明了用酵母发酵丁醇的方法来人工合成丙酮。丙酮是海军制造无烟火药必不可少的原料，过去一直是用干馏醋酸盐的方法制造，既慢，产量又少。发明人工合成丙酮后，英国的无烟火药产量一下子从过去的每年8000吨猛增至每星期800吨，大大加强了英国的战争努力。英国政府对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支持，是对魏茨曼的奖赏和报答。

1917年2月，英国内阁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与会者包括魏茨曼等英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以及罗特希尔德家族的两名成员。会议决定战后将由英国对巴勒斯坦实行保护，反对国际共管；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与英国密切合作；罗特希尔德家族出面说服法国放弃对巴勒斯坦的要求。在之后几个月里，魏茨曼频繁同英国政府进行联系，希望后者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和建立犹太民族家园正式表示支持。他还与美国的犹太财团联系，希望后者推动美国政府支持英国来保护巴勒斯坦。

1917年10月31日，英国内阁在征求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意见之后，决定正式发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宣言。11月2日，外交大臣贝尔福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领导人沃尔特·罗特希尔德勋爵，公开阐述了英国政府的态度：

“外交部，1917年11月2日
亲爱的罗特希尔德勋爵，
我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十分愉快地向您转达下述同情犹太复国主义愿望的宣言，这个宣言已提交内阁，并得到内阁的批准：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必须明白理解，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团体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其他任何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地位受到损害。
如果您能将这一宣言通知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我将十分感激。
您诚挚的
阿瑟·詹姆斯·贝尔福”

这就是著名的《贝尔福宣言》。它的确切含义，被其牵涉到的各方面政治派别描述成了一个瞎子摸象的东西。对于英国来说，它更像是一个表面姿态，其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动员俄美等国（甚至德国）的犹太公众舆论在战争中支持协约国；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英国人要逃避他们对法国人做过的另外一个许诺，即在巴勒斯坦地区实行国际共管。1914年奥斯曼军队经巴勒斯坦对西奈半岛和苏伊士运河的进攻，使英国军官们发现这条狭长的土地对于英帝国的利益实在是太重要了，因此不能国际共管或由别的国家控制。为此目的利用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不难，因为后者需要一个家，而英国需要一个守护在苏伊士运河旁的忠诚的防卫伙伴。
就在《贝尔福宣言》发表的那个月，苏维埃政府通知同盟国，说俄国准备立即签订和约。这样一来，德国和奥匈的军队显然就会从东部战线腾出身来，到1918年春天，就可以在法国和比利时集中压倒一切的力量。和战争的整个结果相比，和英国本国的继续生存相比，犹太人是否愿意到巴勒斯坦定居，看来是个很小的题外话题。《贝尔福宣言》更像是一个战争策略，而非战争目的。如果它针对的不是狂热的、具有明确目的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话，这个宣言很可能像“英王陛下政府”所做的其他许许多多政治宣言一样转瞬即逝，成为政治空谈的历史遗迹。

但是，对以魏茨曼为首的政治派犹太复国主义者、或曰“密室外交派”（这是本-古里安对他们的称呼）来说，《贝尔福宣言》就是西奥多·赫茨尔呕心沥血长期追求的建国特许状。他把宣言作为一个决定性的政治文件向全世界公布，许多犹太人为此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已经完成，而不是刚刚开始。《贝尔福宣言》使魏茨曼成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他的个人权威已经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宝贵的财富。

在这个问题上，更激进的“实际行动”派犹太复国主义者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本-古里安认为《贝尔福宣言》只不过是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迟疑的一步，庆祝这一外交成果既无必要，又为时太早。他不认为大国会拱手将巴勒斯坦交给犹太人，只有基布兹里那些十几岁、二十多岁的犹太开拓者，才掌握着建国的钥匙：“要建立一个国家可以有许多方式，可以通过政治活动或外交条约来建立，甚至用钱也能买到。但所有这些手段都只有一个目标……获得权力，奴役和剥削当地人民。但是，我们在巴勒斯坦寻求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祖国。祖国是不能那样来获得的，不能像礼物一样颁赠，不能通过特许状或政治协议得到，不能购买，也不能用武力夺取。祖国只有用你额头上的汗水才能建立起来……英国并没有把巴勒斯坦交给我们。英国没有权利把巴勒斯坦交给我们……即使英国征服整个巴勒斯坦，也不可能仅仅因为英国同意，这里就会成为我们的国家。即使所有其他国家同意都不行。只有通过人民的劳动和创造，人民在建设和定居中所做的努力，他们才能得到一个祖国。”

对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来说，《贝尔福宣言》似乎更像是一桩英国人最喜欢干的政治勾当——背叛。1915年，在煽动阿拉伯人举行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时，英国高级专员麦克马洪和汉志地区的统治者侯赛因曾经达成一项协议，即战后英国同意由侯赛因建立起一个囊括阿拉伯半岛和北边“肥沃新月地带”（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但其中“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阿勒颇以西的地区”被排除在外）、以大马士革为首都的“大阿拉伯国”。实际上这是很荒谬的，如果侯赛因真如约建立起一个大阿拉伯国，看样子也很难保持稳定的局面。因为战争还没结束，叙利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就已经开始阻止侯赛因成为他们的国王、准备自行治理自己的国家了。与此同时，印度帝国驻波斯湾的政治官员莎士比亚上尉也在煽动内志地区的伊本·沙特起兵反抗土耳其，并许之以这样那样的政治好处，因此伊本·沙特对于被并入“大阿拉伯帝国”也肯定是要反抗的。不过，只要这些阿拉伯领袖答应起兵反抗土耳其人，那么即使日后产生最坏的结果，出现最混乱的局面，英国也不用为此负责了。

《贝尔福宣言》将巴勒斯坦地区（既包括以色列国，也包括今天的约旦）许诺给了犹太人，但无论在地图上怎么解释“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阿勒颇以西的地区”，巴勒斯坦的未来地位都是同《麦克马洪-侯赛因协定》所做的安排互相冲突的，同英法两国1916年为瓜分阿拉伯北部地区而签订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也是矛盾的（在这个协定里，约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被划为国际共管区）。对于英国在这个时期所施展的自相矛盾、自我冲突的种种阴谋，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一句诗可以作为总结：“当我们开始布置骗局的时候，唉，我们织下了多么紊乱不清的网啊！”


民族家园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必须明白理解，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团体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其他任何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地位受到损害。”
——《贝尔福宣言》，1917年11月2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统治着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帝国参加德奥同盟一方作战，这使得巴勒斯坦欧洲犹太移民的处境十分尴尬，因为大多数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都没有加入奥斯曼国籍，因此被视为敌国公民遭到迫害和驱逐。在统治叙利亚地区的奥斯曼青年土耳其党“三寡头”之一杰马尔帕夏的镇压措施下，到1915年春天，有1万多巴勒斯坦犹太人逃到了埃及。再加上疾病和饥荒的影响，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从1914年的8.5万降到了1917年的5万多一点。

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们来说，世界大战是一次可以利用的机会。如果能够同有望获胜的一方建立良好关系，战后就可以得到这一方的支持，推动在巴勒斯坦的复国运动。但是，协约国和同盟国究竟哪一方能获得胜利，是难以预测的，于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就形成了亲德和亲英两个派别。移民巴勒斯坦的本-古里安本-兹维等人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古老信念，主张同德国及奥斯曼帝国合作，对抗迫害犹太人的俄罗斯帝国。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也发表声明号召德国犹太青年参军服役，加入到德国“神圣的自卫战争”中。在此影响下，德国向奥斯曼帝国施加了一些压力，要求它放宽对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限制。但德国政府在两个问题上令支持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感到沮丧，一是它始终没有发表过正式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声明，二是它也未真正致力于解放俄国和东欧的犹太人。

另一方面，以曼彻斯特大学化学系教授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为代表的亲英派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则认为协约国将赢得最终的胜利，巴勒斯坦将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因此犹太人应当同协约国合作，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在战争初期，亲英派得不到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简称WZO）这一犹太复国主义最高机构的支持。在该组织执委会的6名成员中，2人是德籍犹太人，1人是奥籍犹太人，他们自然支持同盟国；另外3名执行委员是俄籍犹太人，他们担心同德国和奥斯曼帝国关系恶化会使巴勒斯坦犹太人遭殃，因此也不同意亲英派的政治主张。直到1917年美国参战、协约国胜利已成定局时，亲英派的主张才开始占据上风。

在被奥斯曼帝国驱逐到埃及的那批犹太人中，有一位名叫约瑟夫·特鲁佩尔多（Joseph Trumpeldor）的俄国移民，在20世纪初移居巴勒斯坦的开拓者中，只有他有过职业军人的经历，日俄战争中，他在沙皇军队中表现十分杰出，失去了左臂。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特鲁佩尔多遇到了来自俄国的右翼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雅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两人都认为犹太人必须在协约国一方参加战争，才能为在巴勒斯坦复国创造条件。他们在犹太难民中聚集了一批拥护者，并试图说服埃及的英军司令默里将军（Archibald Murray）组建一支犹太人部队，参加将土耳其人逐出巴勒斯坦的战斗。但是默里当时并没有进军巴勒斯坦的打算，而且他本人也没有离经叛道自行组建军队的权力。不过，他却愿意吸收一批志愿人员从事后勤运输工作，于是提议成立一个骡马运输大队，由英国军官指挥。

雅博廷斯基轻蔑地退出了这一活动。在他心目中，犹太战斗部队是崇高的，而英国人却要将它变成一支“笨驴军”。他前往伦敦，为成立正规的犹太作战部队而奔走。不如雅博廷斯基能言善辩的特鲁佩尔多则认为“最重要的是以犹太人的名义去为犹太人战斗”。他同意担任这支“锡安骡马队”的副指挥官，并募集到了650名志愿人员和750头骡子。

这是两千年来的第一支犹太人正规军，他们使用希伯莱语发布军事命令，并骄傲地以犹太复国主义的蓝白旗帜为自己的军旗。在1915年的加里波利战役中，“锡安骡马队”组成一支人链，向前线运送给养和淡水。加里波利战线的英军总司令伊安·汉密尔顿勋爵高度赞扬了骡马队的成员，他写道：“与前线士兵相比，他们表现出的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勇敢。他们不像前线士兵那样经常受到残酷战争的刺激，因此表现出这般勇敢是相当不易的。”在战役中，骡马运输队有8人阵亡，55人受伤。

加里波利战役结束后，特鲁佩尔多努力想把这支队伍保持下来，但最后还是解散了，其中120名成员加入英军，随后又加入了雅博廷斯基在伦敦组建的犹太军团。这支军团的正式编号是皇家燧发枪团第38营，随着来自美国、加拿大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不断加入（1915年流亡美国的本-古里安也在其中），后来又组建了第39营。

1918年5月28日，犹太军团在纽约英国领事馆庄严宣誓，宣告成立，随后乘火车前往加拿大的温莎接受军事训练。一路上，他们受到北美各大城市犹太人的热烈欢呼，年迈的拉比们则为这些以色列的战士喃喃祝福。在艾伦比勋爵指挥的西奈-巴勒斯坦战役中，这支部队被部署在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的约旦河谷。特鲁佩尔多没有参加犹太军团，他在伦敦就失去了耐心，前往正在革命的俄国，试图组建另一支更大的犹太人部队，穿过高加索山脉进攻巴勒斯坦。苏俄与同盟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后，这支部队被迫解散，特鲁佩尔多也被布尔什维克逮捕了。

在与巴勒斯坦远隔一个大陆的另一个战场上，哈伊姆·魏茨曼教授也在为犹太复国主义战斗。他有杰出的外交才能和个人魅力，与许多重要的英美政治家建立了联系，使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了兴趣。魏茨曼的朋友包括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海军大臣丘吉尔、军需大臣和后来的首相劳合-乔治、内政大臣塞缪尔（Herbert Samuel），美国总统威尔逊，以及英国战时内阁成员、未来的南非总统扬·史末资。其中，英国内阁和海军对魏茨曼的大力支持是最引人注目的，因为这位杰出的化学家发明了用酵母发酵丁醇的方法来人工合成丙酮。丙酮是海军制造无烟火药必不可少的原料，过去一直是用干馏醋酸盐的方法制造，既慢，产量又少。发明人工合成丙酮后，英国的无烟火药产量一下子从过去的每年8000吨猛增至每星期800吨，大大加强了英国的战争努力。英国政府对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支持，是对魏茨曼的奖赏和报答。

1917年2月，英国内阁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与会者包括魏茨曼等英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以及罗特希尔德家族的两名成员。会议决定战后将由英国对巴勒斯坦实行保护，反对国际共管；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与英国密切合作；罗特希尔德家族出面说服法国放弃对巴勒斯坦的要求。在之后几个月里，魏茨曼频繁同英国政府进行联系，希望后者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和建立犹太民族家园正式表示支持。他还与美国的犹太财团联系，希望后者推动美国政府支持英国来保护巴勒斯坦。

1917年10月31日，英国内阁在征求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意见之后，决定正式发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宣言。11月2日，外交大臣贝尔福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领导人沃尔特·罗特希尔德勋爵，公开阐述了英国政府的态度：

“外交部，1917年11月2日
亲爱的罗特希尔德勋爵，
我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十分愉快地向您转达下述同情犹太复国主义愿望的宣言，这个宣言已提交内阁，并得到内阁的批准：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必须明白理解，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团体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其他任何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地位受到损害。
如果您能将这一宣言通知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我将十分感激。
您诚挚的
阿瑟·詹姆斯·贝尔福”

这就是著名的《贝尔福宣言》。它的确切含义，被其牵涉到的各方面政治派别描述成了一个瞎子摸象的东西。对于英国来说，它更像是一个表面姿态，其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动员俄美等国（甚至德国）的犹太公众舆论在战争中支持协约国；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英国人要逃避他们对法国人做过的另外一个许诺，即在巴勒斯坦地区实行国际共管。1914年奥斯曼军队经巴勒斯坦对西奈半岛和苏伊士运河的进攻，使英国军官们发现这条狭长的土地对于英帝国的利益实在是太重要了，因此不能国际共管或由别的国家控制。为此目的利用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不难，因为后者需要一个家，而英国需要一个守护在苏伊士运河旁的忠诚的防卫伙伴。
就在《贝尔福宣言》发表的那个月，苏维埃政府通知同盟国，说俄国准备立即签订和约。这样一来，德国和奥匈的军队显然就会从东部战线腾出身来，到1918年春天，就可以在法国和比利时集中压倒一切的力量。和战争的整个结果相比，和英国本国的继续生存相比，犹太人是否愿意到巴勒斯坦定居，看来是个很小的题外话题。《贝尔福宣言》更像是一个战争策略，而非战争目的。如果它针对的不是狂热的、具有明确目的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话，这个宣言很可能像“英王陛下政府”所做的其他许许多多政治宣言一样转瞬即逝，成为政治空谈的历史遗迹。

但是，对以魏茨曼为首的政治派犹太复国主义者、或曰“密室外交派”（这是本-古里安对他们的称呼）来说，《贝尔福宣言》就是西奥多·赫茨尔呕心沥血长期追求的建国特许状。他把宣言作为一个决定性的政治文件向全世界公布，许多犹太人为此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已经完成，而不是刚刚开始。《贝尔福宣言》使魏茨曼成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他的个人权威已经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宝贵的财富。

在这个问题上，更激进的“实际行动”派犹太复国主义者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本-古里安认为《贝尔福宣言》只不过是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迟疑的一步，庆祝这一外交成果既无必要，又为时太早。他不认为大国会拱手将巴勒斯坦交给犹太人，只有基布兹里那些十几岁、二十多岁的犹太开拓者，才掌握着建国的钥匙：“要建立一个国家可以有许多方式，可以通过政治活动或外交条约来建立，甚至用钱也能买到。但所有这些手段都只有一个目标……获得权力，奴役和剥削当地人民。但是，我们在巴勒斯坦寻求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祖国。祖国是不能那样来获得的，不能像礼物一样颁赠，不能通过特许状或政治协议得到，不能购买，也不能用武力夺取。祖国只有用你额头上的汗水才能建立起来……英国并没有把巴勒斯坦交给我们。英国没有权利把巴勒斯坦交给我们……即使英国征服整个巴勒斯坦，也不可能仅仅因为英国同意，这里就会成为我们的国家。即使所有其他国家同意都不行。只有通过人民的劳动和创造，人民在建设和定居中所做的努力，他们才能得到一个祖国。”

对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来说，《贝尔福宣言》似乎更像是一桩英国人最喜欢干的政治勾当——背叛。1915年，在煽动阿拉伯人举行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时，英国高级专员麦克马洪和汉志地区的统治者侯赛因曾经达成一项协议，即战后英国同意由侯赛因建立起一个囊括阿拉伯半岛和北边“肥沃新月地带”（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但其中“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阿勒颇以西的地区”被排除在外）、以大马士革为首都的“大阿拉伯国”。实际上这是很荒谬的，如果侯赛因真如约建立起一个大阿拉伯国，看样子也很难保持稳定的局面。因为战争还没结束，叙利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就已经开始阻止侯赛因成为他们的国王、准备自行治理自己的国家了。与此同时，印度帝国驻波斯湾的政治官员莎士比亚上尉也在煽动内志地区的伊本·沙特起兵反抗土耳其，并许之以这样那样的政治好处，因此伊本·沙特对于被并入“大阿拉伯帝国”也肯定是要反抗的。不过，只要这些阿拉伯领袖答应起兵反抗土耳其人，那么即使日后产生最坏的结果，出现最混乱的局面，英国也不用为此负责了。

《贝尔福宣言》将巴勒斯坦地区（既包括以色列国，也包括今天的约旦）许诺给了犹太人，但无论在地图上怎么解释“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阿勒颇以西的地区”，巴勒斯坦的未来地位都是同《麦克马洪-侯赛因协定》所做的安排互相冲突的，同英法两国1916年为瓜分阿拉伯北部地区而签订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也是矛盾的（在这个协定里，约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被划为国际共管区）。对于英国在这个时期所施展的自相矛盾、自我冲突的种种阴谋，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一句诗可以作为总结：“当我们开始布置骗局的时候，唉，我们织下了多么紊乱不清的网啊！”

托管时期

“我们阿拉伯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人士，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给予最深切的同情……我们希望以最热烈的方式欢迎他们重返家园……我们打算为近东的变革和重建共同奋斗。我们这两个运动是相辅相成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民族运动而不是帝国主义运动。叙利亚拥有我们双方发展的天地。我真心实意地认为，要想成功，我们谁也离不开谁。”
——费萨尔亲王，1919年3月3日


1917年底，艾伦比将军率领的英国埃及远征军夺取了耶路撒冷，到第二年又控制了奥斯曼帝国整个叙利亚省的领土。1918年10月，奥斯曼帝国投降，此后巴勒斯坦就完全处于英国的军事占领之下。

1918年6月，哈伊姆·魏茨曼教授在巴勒斯坦南端的亚喀巴港同哈希姆家族的费萨尔亲王举行了一次会晤。费萨尔是汉志统治者侯塞因的三子和阿拉伯大起义的领导人，被视为阿拉伯人领袖和民族代表。魏茨曼代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表示愿意同阿拉伯方面合作。1919年1月3日，两人在巴黎签订了一项协议，魏茨曼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支持费萨尔建立起以哈希姆王朝为统治者的大阿拉伯国家，并为此利用他的个人关系向英国上层人物游说，此外犹太国还将用其经济力量和才能帮助阿拉伯人发展经济，并允许阿拉伯人在穆斯林圣地实行自治；费萨尔则表示愿意接受《贝尔福宣言》，同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并建立国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费萨尔在当年3月3日公开发表了上面的声明（他所称“拥有我们双方发展的天地”的叙利亚，是指包括今日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和约旦在内的“大叙利亚”）。

1920年3月，费萨尔被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推戴为大叙利亚国王。当年4月，协约国在意大利圣雷莫召开会议，商定各协约国对战败国领土的委任统治范围，英国对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包括约旦河东岸）实行委任统治，法国则获得叙利亚（包括黎巴嫩）。三个月后，法国军队入侵叙利亚，驱逐了费萨尔。为了酬谢哈希姆家族在一战中与英国的合作，英国在1921年把费萨尔立为伊拉克国王。英国原将费萨尔的哥哥阿布杜拉选为伊拉克国王，当时他正从汉志地区领兵北上支援费萨尔，赶到安曼时，英国将巴勒斯坦东半部割出，就地将阿布杜拉立为统治者。这是一桩在地图上画线的工作，除了阿拉伯大沙漠北部空旷的荒地外，丘吉尔还加上了约旦河东岸一长条曾经属于奥斯曼帝国叙利亚省的巴勒斯坦土地，这个新国家称为外约旦（Transjordan）【注】。

1922年7月，国际联盟正式批准英国对巴勒斯坦、外约旦和伊拉克的委任统治，并向其颁发了委任统治书，其中明确规定英国统治当局应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并要求它为犹太移民入境提供便利。同时，国联委任统治书还规定，犹太民族家园的范围不应包括约旦河以东地区。这一部分巴勒斯坦随即就对犹太移民关闭了。

英国驻巴勒斯坦第一任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子爵是位英籍犹太人，也是两千年来统治这块土地的第一位犹太人。他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者和魏茨曼的好友，其长子在一战中参加了犹太军团。塞缪尔到任后就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犹太人移入的办法，例如颁布新的移民法、增加犹太移民配额等等，还将希伯莱语同英语和阿拉伯语并列为巴勒斯坦的三种官方语言。新的移民法虽然要求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必须拥有一定数额的，但这一规定并不妨碍犹太人的移入，因为财产限额数目较低，而且赤贫的犹太人可以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获得资助。实际上，这一要求反而有利于犹太移民抵达巴勒斯坦后的安置定居，也有利于伊舒夫的发展。

不管英国政府1917年发表《贝尔福宣言》的动机是什么，不管当时许下的诺言是多么含糊，多么华而不实，但在随后的年代里，犹太复国主义者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从1919年起，巴勒斯坦地区先后迎来了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这种移民潮被称为“阿里亚”（意为“返回圣地”）。

战后首批到来的是来自俄国和东欧的青年社会主义者，从1919年到1923年，平均每年至少有8000人入境。这些人的到来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增加了更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从1924年到1927年，来自波兰的6.5万名犹太小业主和工商业者构成了第二次移民浪潮，他们大多是因为波兰的经济萧条和政府的反犹限制而移居国外的，由于美国开始实行严格的移民限制，只好前往巴勒斯坦。这些人没有从事艰苦劳动的思想准备和信心，到来之后大多定居在特拉维夫和海法等大城市，为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带来了浓厚的商人色彩。

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犹太移民在1927年之后进入低潮时期，直到1932年。从这一年起，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开始猛增，一直持续到1939年。这次移民高潮的实现，主要是由于在德国和东欧各国出现了新的反犹浪潮。到1939年为止，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达25万，超过了以往历次“阿里亚”的移民总和。这些人大都是来自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犹太人，包括富裕的银行家、企业家、商人、教授、工程师、律师、医生、记者、艺术家等人才。他们不仅为伊舒夫带来了一大笔资金，而且还带来了宝贵的专业知识和技术。

为了发展和建设民族家园，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投入了1.25亿英镑的巨大资本，其中2500万英镑来自捐赠，其余大部分是移民带入的私人资本。这些资金的主要用途是购买土地和建立定居点，另有一部分用于发展柑橘种植等精细农业和经济农业项目，然后才是城市建设、轻工业、商业和交通方面的投资。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主要通过“犹太民族基金会”（JNF）、“巴勒斯坦犹太拓殖协会”（PICA）和“巴勒斯坦土地发展公司”（PLDC）三个机构进行。这些土地绝大部分是从不住在当地的地主手中购买的。建立委任统治制度后，居住在贝鲁特或大马士革的地主们发现，他们要去巴勒斯坦巡视自己的地产时，要很麻烦地向法国当局申请护照、然后向英国当局申请签证。因此这些在外地主很乐意将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地产高价出售给犹太基金会。这些土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英国当局和当地阿拉伯人认为“不可耕种”的沼泽和荒漠，经过犹太人社团的顽强努力，排干给水，改良土壤，修建水渠，克服种种困难，才变成可耕地。

1921年，时任殖民大臣的丘吉尔访问了巴勒斯坦，当年6月份他向下议院报告说：“任何目睹最近二三十年巴勒斯坦犹太移民工作成果的人都会被他们取得的丰富成果所震惊。我有机会访问了离雅法12英里的里雄莱锡安移民点。那儿的土地原本最为荒凉，四周被贫瘠、不适宜耕种的阿拉伯人土地所环绕。但我驱车进入的是一个富饶兴旺的地区，同样贫瘠的土地上现在生产出优良的谷物和农产品。然后我去了葡萄园，最后到了最为漂亮丰饶的柑橘园。这一切都是这里的犹太人经过努力在二三十年中实现的。在看到付出这样多的劳动、努力和技术才取得的工作成果之后，无论什么人若说英国政府竟可将其（犹太社团）弃之不顾，任它在阿拉伯居民猛烈攻击之下被粗鲁残暴地摧毁，我都当然不会同意。”

到1939年，犹太基金会掌握的土地已经超过了25万英亩，占巴勒斯坦所有土地的5%、或全部可耕地的九分之一，其中有16万英亩是经过犹太移民的开垦才变成耕地的。这些土地都被认为是犹太人民不可剥夺的财产，不能转卖，只能通过承包的方式租给个人耕种者（承包权可以继承）或基布兹。租金则是象征性的。

20和30年代，伊舒夫建立了火柴、水泥、烟草、石油、金属加工、电力、纺织、食品等工业，约旦河水被用来发电，死海的钾盐矿藏也得到了开发。为了促进伊舒夫的发展，几个犹太劳工组织在1920年成立了“巴勒斯坦犹太工人总会”（Histadrut），本-古里安后来成为该组织的领袖。它既是一个类似于工会的政治组织，也是一个生产经营组织和一个社会福利组织，为其成员提供医疗、文化娱乐等福利事业，还拥有从幼儿园到中学的教育体系，以及自己的青年运动和成人教育机构。三分之二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加入了犹太工总，其余三分之一则属于各个密切互助合作的宗教组织、以及右翼的民族劳工联盟。

历来重视教育的犹太民族还在巴勒斯坦建立起完整的教育体系，既包括初中等教育，也包括职业教育。1918年7月，当战火仍在继续时，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希伯莱大学就在耶路撒冷的斯科普斯山举行了奠基仪式，当这座大学1925年落成时，贝尔福亲自从英国赶来参加了开学典礼。犹太移民还在海法建立起以色列工程技术学院，在雷霍沃特建立起丹尼尔·西埃弗研究中心（后来发展成世界闻名的魏茨曼科学院）。

在几代犹太移民筚路蓝缕的艰辛努力下，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伊舒夫在科学、教育、文化、贸易、工业等方面都加快了发展，成为中东地区最富裕、最有活力的民族社团，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中东其他地区。对于英国来说，像这样一个落后的地区，在其统治之下取得了这么多发展，物产变得丰饶，土壤得以浇灌，人民得到教化，同时还能确保在那里找到一个盟友——而这一切又不用花英国纳税人的一个便士，看起来这真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它却是真的。

作为一个民族复兴运动，犹太复国主义的注意力集中于改善犹太人的状况，而不宣扬任何种族优越性。这些新移民跟前往亚洲和非洲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一样，不是来征服当地人和掠夺当地资源的。事实上，这片土地上没有什么天然资源可以开采，当地赤贫的居民也没有什么资财可供掠夺。在这个运动的初期，如果说青年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对当地阿拉伯人有什么想法的话，那就是他们认为他们的到来将有利于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将分享与日俱增的繁荣，并欢迎带来这种繁荣的犹太人。这反映了他们的天真，而不是恶意。

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其形成之初，对其为之奋斗的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当1882年第一批犹太移民在“热爱锡安山运动”资助下来到巴勒斯坦时，他们吃惊地发现这个地方“已经有人居住了”。实际上，当时已经有30万阿拉伯人居住在巴勒斯坦，这个数字到1920年时已经翻了一番。由于出生率很高，再加上不断来自周围国家的移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到1931年时已经达到85万人，到1939年就超过了100万。这些阿拉伯人大多是耕种出租土地的佃农，居住在村庄和小城镇中，基督教阿拉伯人占八分之一，生活在大城市，从事工商业。地主、宗教领袖、工厂主、商人和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阿拉伯寡头集团，控制着大量财富，其余的人则生活在赤贫状态，差不多100%是文盲。

犹太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起民族家园，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阿拉伯人问题，当地阿拉伯人则要面对“犹太问题”。为了转移仇恨，巴勒斯坦当地的阿拉伯寡头集团将赤贫佃农和工人的境遇归罪于犹太人，尽管真实情况与之相反。犹太复国主义进入巴勒斯坦后，几乎所有阿拉伯阶层都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获得了经济上的好处，只有一小部分例外：由于犹太移民开垦荒漠，以及定居农业的现代化，游牧的贝都因人在一些土地上失去了放牧和“收集”（其实是劫掠）残余庄稼的权利；一些阿拉伯佃农在其耕种的土地被地主出售给犹太基金会后流离失所。但这个问题并不像激进分子所渲染的那么夸张，因为首先犹太人购入的大多是荒地和沼泽，他们直接从阿拉伯地主手中购买的耕地只有9万多英亩，仅相当于巴勒斯坦全部耕地的4%；其次，阿拉伯失地佃农（在犹太移民数量最多的1935年也只有664户）也都通过赔偿条款得到了补偿。当地阿拉伯人口虽然不断高速增长，却躺在原来那些土地上坐吃山空，既没有、也不肯像犹太移民那样付出辛勤劳动、把广大的荒芜地区开垦成新的耕地，这才是造成阿拉伯人土地压力日趋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由于犹太投资和移民的增加，以及与之相关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绝大多数巴勒斯坦阿拉伯农民在经济上获得了好处。除此之外，就业机会不断增加，犹太人不断要求增加工资水平，也使阿拉伯城市劳动者和工匠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此外，由于犹太移民扩大了税收来源，阿拉伯人的税收负担得以减轻，新建立起来的医疗体系也使得当地阿拉伯人健康水平提高，寿命延长，出生率也大大增加了。

犹太复国主义的出现，使巴勒斯坦当地的阿拉伯寡头集团感到了威胁。对于英国殖民统治本身，他们多少还能接受，并且主动配合。但是犹太移民带来的现代平等思想和社会主义理念，则使他们的地位、财富和对下层民众的影响力都受到了严重威胁。一战后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官方支持，又使其带上了所谓的“帝国主义”色彩，从而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的敌视，而这些人在一战之前，即使说不上热烈支持，至少也是接受和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的。这些人凭借其高于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平，翻弄三寸不烂之舌，把阿拉伯高利贷者和地主给底层民众带来的痛苦全部归罪于犹太移民，以此欺骗民众，煽动民众去仇恨犹太人、袭击犹太人。

1920年春天，在耶路撒冷第一次爆发了反对犹太移民的阿拉伯暴动，暴民们袭击了该城古老的犹太区，打死8个人。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北部的许多农业定居点也遭到阿拉伯人袭击，大批手无寸铁的犹太人被屠杀。1921年5月1日，“犹太共产党”号召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特拉维夫和雅法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成立“巴勒斯坦苏维埃联邦”，结果游行队伍中的阿拉伯人又开始袭击犹太旅馆和商店，引发新一轮反犹暴乱，打死95人，打伤200多人。为了保卫自己，巴勒斯坦的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1920年6月召开会议，决定建立防卫组织“哈加纳”（Haganah，希伯莱语意为“防卫”），以进行自卫。最初哈加纳只是一支松散的地下武装，由志愿人员组成，其成员零星散布在各基布兹中，在遭到阿拉伯人攻击时才拿枪自卫。

1929年，阿拉伯人借口犹太人前往哭墙祈祷的活动“妨碍”其宗教权利，对犹太人进行挑衅，并发动了新一轮暴乱，阿拉伯暴徒在巴勒斯坦各地同时开始行动，有预谋、有计划地屠杀犹太人。在犹太教四圣城之一的希布伦，有67名无辜犹太人，其中包括12名妇女和3名不满3岁的幼儿，被阿拉伯暴徒用石头砸死、用刀捅死。死者中还有7名前往圣地学习犹太经典的美国和加拿大留学生。英国警察用卡车运走了幸存的希布伦犹太人，他们的财产则被阿拉伯人劫掠一空，当地古老的犹太教堂被夷为平地。英国法庭对25名在希布伦惨案中杀害犹太人的阿拉伯暴徒和1名实行报复的犹太人判处死刑，但最后只绞死了3名罪行最恶劣的阿拉伯人，其他人都改为监禁。在巴勒斯坦其他地方，有66名犹太人被杀害，339人受伤。阿拉伯暴徒死亡116人，大多数是被从埃及和约旦紧急调来的英国军警击毙的，另有300多人受伤。

希布伦屠杀事件后，哈加纳组织认识到单单依靠英国委任统治政府并不能保证犹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即使英国警察想帮忙，也往往姗姗来迟，况且有时候他们还持“中立”态度。现在犹太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实行自救。哈加纳进行了改组，将过去分散的指挥权集中起来，成立了最高指挥部和总参谋部等指挥机构，下设作战、侦察等职能部门。同时哈加纳还开始从国外偷运、贮藏武器，并开始自己制造手榴弹、子弹等军火。

不过，以雅博廷斯基为代表的右翼“修正派”（激进派）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左翼“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独掌哈加纳指挥权心有不满，1931年春，大约100名雅博廷斯基的支持者脱离哈加纳，建立了一个独立的防务组织，被称为“哈加纳B派”。除了右翼的非社会主义成员外，它还吸引了一些大学生和宗教组织成员。B派的组织结构与哈加纳母体相似，但其成员更富于战斗性，对成员的纪律要求更严格。1937年，这个组织再次改组，其3000名成员中有一半返回哈加纳，另一半则建立了名为“以色列国民族军事组织”（Irgun Zevai Leummi）的新军事组织，它通常被人称为“伊兹尔”或者“伊尔贡”。由于没有社会主义“普世思想”的熏陶，这支右翼部队在作战时比哈加纳更主动，在遭到阿拉伯人进攻时，不是像哈加纳那样仅限于自卫，而是凶狠无情地到敌人的村庄中发动反击。30年代后期，反犹的波兰右翼政府向“伊尔贡”提供了许多武器弹药，并进行训练，因为波兰政府想要看到尽可能多的犹太人离开波兰去巴勒斯坦。在伊尔贡成员中，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占了绝大多数。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大批惊慌的犹太人逃离中欧。当时除了中国上海国际租界外，世界各国都对犹太人关闭了大门，唯一的例外是根据国联委任统治书对犹太人开放的巴勒斯坦。1932年有9000名德国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1933年增加到3万人，1934年4万人，1935年达到创纪录的6.5万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大批涌入感到惊恐。他们周边的埃及、伊拉克和外约旦或是已经独立，或是即将独立，从而表明英国也可以在被人迫使的情况下屈从于压力。此外，轴心国的宣传高潮意味着战争已经迫近，英国更加关心本土的安全。这些情况使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更加好战了。

1936年4月15日晚上，一群阿拉伯人在雅法截住一辆卡车，向车上的犹太人开火，其中两人被打死，一人受伤。在其他城市，阿拉伯人也展开了蓄谋已久的攻击，大批屠杀犹太定居者。以阿拉伯一方挑衅为开端（日后的以阿冲突总是遵循这个模式），时间长达4年的巴勒斯坦大暴动开始了。两三天之内，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在各个城镇冒出了许多“阿拉伯全国委员会”，向无知的老百姓煽动反犹情绪。在纳布卢斯，耶路撒冷城的大穆夫提（即法典说明官）阿明·侯赛尼（他来自巴勒斯坦阿拉伯寡头集团之一——侯赛尼家族）成立了“阿拉伯最高委员会”，要求立即禁止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还宣布举行全境总罢工。

面对紧张局势，伊舒夫领导人本-古里安向哈加纳发出命令，要求保持克制，不要采取报复行动。对于总罢工则采取两个办法，一是犹太人企业要百分之百地使用本民族劳工，并建立一个犹太港口，摆脱对阿拉伯码头工人的依赖，防止罢工危害犹太人的出口经济和移民的抵达；同时敦促委任统治政府出面，尽快结束罢工。40万巴勒斯坦犹太人成功地组织了日常供应，铁路运输没有停止，港口和企业继续运转。特别是委任统治当局批准在特拉维夫建设深水码头后，数千个工作机会转移到犹太人手中。

由于哈加纳在冲突中严守自卫，因此巴勒斯坦暴动仍限于英国人于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而没有像鼓动者预谋的那样变成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大摊牌。于是“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个别人的小股袭击变成武装团伙的大规模袭击，他们用更下流更卑劣的手法去袭击犹太平民，拼命要挑逗对方动手，同时还从伊拉克请来了著名的军官法齐·考克吉担任顾问。阿拉伯暴徒们开始割断电话线，对公路上的车辆开枪，并开始破坏铁路和石油管道。直到当年9月，英国将两个师从埃及调往巴勒斯坦，而且看不下去的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国王都呼吁“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停止罢工和骚乱后，暴乱才被平息下去。有80名犹太人在这次暴乱中被杀死。

显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相对）和平共处的局面结束了。1936年11月，由原印度事务大臣皮尔伯爵（William Wellesley Peel）率领的英国调查团抵达巴勒斯坦，调查引起暴乱的犹太移民入境配额问题。“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下令抵制这个调查团。这个昏头昏脑的举动，无异于原告在法庭开庭的时候却拒绝提出指控，为此而受益的只能是被告了。阿拉伯人的这种狂热最后完全毁了他们。

皮尔调查团在巴勒斯坦逗留了3个月，初衷是来听取阿拉伯人申诉、调查阿拉伯人疾苦的，但由于阿拉伯人愚不可及的“抵制”，他们的时间就几乎全部花在听取犹太人的申诉上了。最后，邻国的国王们实在看不下去这种愚蠢的斗争“策略”，“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才勉强同意在皮尔调查团离境前5天简单陈述一下己方的态度。
1937年7月7日，调查团在伦敦发表了它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建议把巴勒斯坦分为三个部分：一个犹太国占有北部沿海平原及加利利；耶路撒冷仍为英国委任统治地区，一条通往海岸的走廊将犹太国的最南端和它的母体分隔开；巴勒斯坦其余的地区，包括雅法这块飞地，全部并入外约旦。

调查报告公布后，巴勒斯坦北部的阿拉伯人极其高兴。在“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所在地纳布卢斯，群众把英国国旗降下来，升起约旦国旗，纳布卢斯和安曼之间互相庆贺的电报和电话往来不断。但是这个报告虽然兼顾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利益，但是它没有为独断的阿明·侯赛尼和巴勒斯坦其他的阿拉伯寡头们留下政治地位。而且这位穆夫提是耶路撒冷人，他的家族是那里的大地主，奴役着几千名佃农，接受分治就意味着他和他的家族当不了梦寐以求的“巴勒斯坦国王”，而要继续生活在英国人统治下。所以侯赛尼操纵着“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个计划。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阿拉伯人再度掀起广泛的谋杀和暴乱。这一次，谋杀不仅针对犹太人，而且也针对那些“爱国精神不太热烈”的阿拉伯人，他们还为这种目的而专门成立了暗杀小组。最后，9月26日，英国驻加利利地区的专员安德鲁斯也在去礼拜的路上被枪杀于拿撒勒的英国圣公会教堂门前。英国委任统治当局随即采取了镇压措施。10月1日，它宣布“阿拉伯最高委员会”非法，并将其解散，其大部分领导人被逮捕，阿明·侯赛尼因为其宗教领袖身份而幸免，随即逃到了黎巴嫩，并在那里继续指挥暴乱。

这场阿拉伯暴乱在1938年夏季和秋季（当时欧洲的慕尼黑危机有引发世界大战的危险）达到了顶点。武装小队在路上拦截车辆，枪击车队，破坏铁路，割断电话线，袭击警察哨所和基布兹，杀害犹太平民。到1938年夏天，英国差不多完全失去了对巴勒斯坦农村的控制，犹太人则有415人被杀害。这时，犹太人起来自卫了。

1936年暴乱中，哈加纳的克制政策加快了暴乱的平息，英国当局为此允许其执行“辅助警察”任务，对公路、铁路和输油管进行保护，哈加纳为此招募了3000多名新成员。这次暴乱平息后，英国人要求哈加纳解散这些编外部队，并交出武器。当哈加纳领导人正在这个问题上讨价还价时，1937年暴乱又爆发了，这使得编外部队重又柳暗花明。到1939年，参加“编外部队”的已经有两万人，差不多等于哈加纳正式成员的总和。从那时起，他们被组建为“犹太人定居点警察部队”，变成了羽翼丰满的准军事武装。

1938年哈加纳与英国人合作的另一个重大进展是奥尔德·温盖特上尉（Orde Charles Wingate）的到来。温盖特是英国陆军情报军官和热忱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1936年被派到巴勒斯坦担任军事参谋。他对基布兹在阿拉伯人进攻面前顽强固守的精神非常赞佩，但他也告诉年轻的犹太战士们，把进攻的主动权让给阿拉伯人是错误的。他们应该主动出击，尤其是在夜间。1938年，为了帮助哈加纳加强战斗能力，温盖特以“在夜间保护输油管”为由，游说巴勒斯坦英军司令韦维尔将军批准成立了“夜间别动队”（Special Night Squads）。这支部队由最具军事天才的犹太青年组成，接受夜间游击战的训练，打下了犹太人夜间作战优势的基础。这种优势在1948年以色列赢得独立的战争中被证明具有决定性作用。

温盖特卓越的战术才能成为哈加纳组织的思想宝库，他的领导才能则增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几十年来一直缺乏的军事上的自信。温盖特向犹太人传授了机动性和快速性的重要意义，以及军事情报和侦察的重要性，尤其是突然袭击的重要性，使之成为日后哈加纳和以色列国防军的特色。虽然温盖特和哈加纳的军事合作只有短暂的一年时间（他在1939年5月就奉调回到英国），但他对未来以色列国的军事力量却有极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他的得意门生伊戈尔·阿隆、摩西·达扬和伊扎克·拉宾后来都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重要领袖。温盖特离开巴勒斯坦后，以“夜间别动队”成员为骨干，哈加纳成立了独立的、永久的、机动的特遣部队，被称为“帕尔马赫”（突击队）。

到1939年4月，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武装力量在英国军队和犹太武装的压力下渐渐消沉了。大批暴乱者越境逃到外约旦，试图在那里发动新的暴乱，迫使英国将军队调离巴勒斯坦。不过，只过了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得不到当地民众支持的武装分子就都被约翰·格拉布将军指挥的“阿拉伯军团”剿灭了。
当年5月，英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因为当时的殖民大臣为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所以也被称为《麦克唐纳白皮书》。它声明“英王陛下政府”从未考虑过使阿拉伯人民、语言或文化在巴勒斯坦“处于从属地位”。白皮书还许诺，在将来的5年内再允许7.5万名犹太人入境，在这以后，除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同意，否则不再准许移民入境。此外，白皮书还规定将来在某些明确规定的地区禁止对犹太人出售土地。

麦克唐纳是一个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就职时曾经得到犹太人的欢迎，但阿拉伯人的暴乱迫使他做出选择。虽然限制移民数量会激怒犹太人，但这对英国无害，因为不管英国政府做什么，犹太人都是要同德国作战的。另一方面，从防卫的观点看，假如战争来临，印度将会像上一次大战一样成为英国最大的兵源基地，因此通往印度的道路必须畅通，以确保船只可经过苏伊士运河，飞机可借道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并确保陆上和海底电缆的畅通。此外还要确保伊拉克和波斯的石油供应，以及从这两个英国最大石油来源地通往海法港的输油管道。所以，麦克唐纳完全改变了他父亲拉姆齐·麦克唐纳在30年代初就任首相时所采取的亲犹政策。对于曾经完全信赖麦克唐纳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这是一桩背信弃义的行为，他们中许多人从此再也不信任英国了。

乍看起来，《麦克唐纳白皮书》似乎是阿拉伯人发动暴乱后取得的“胜利”，但1936年到1939年的这场暴动实际上是毁掉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政治力量。他们没有一个明智的政治领导人。阿明·侯赛尼选择了一个最坏的时机（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前后），采用了一个最坏的手段（暴力骚乱），来伸张他的政治企图。只要有一点政治洞察力，他就应当意识到，英国对苏伊士运河安全的关心，必然为阿拉伯人强迫英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让步提供了一次机会，但是，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暴力冲突对于英国来说必然是最不可接受的强迫方式。1937年的皮尔分治方案等于英国已经承认委任统治是行不通的，阿拉伯人的暴乱则告诉英国人分治也是行不通的。这些本来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胜利，但由于他们自身在斗争策略上的愚蠢，这些胜利果实都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取得。

在这场巴勒斯坦大暴乱中，有三千到五千阿拉伯人被杀，其中四分之一是被阿拉伯人自己杀死的持不同政见者。阿拉伯人的领导层被摧毁了（大部分是被阿明·侯赛尼消灭异己的活动摧毁的），他们的经济也被毁灭了。从此以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成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政治力量。罢工和暴乱加强了犹太人的经济地位（比如以犹太人自己的特拉维夫港代替陷入瘫痪的雅法港），而且英国当局也第一次允许犹太人武装起来，其军事训练和战备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到40年代末，在中东地区，只剩下犹太复国主义者有能力在英国被世界大战弄得精疲力尽之后对英国统治发起挑战，并参加扫清大英帝国的斗争。




【注】外约旦（Transjordan）指的是“越过约旦河”或“约旦河那一边”，即约旦河东岸地区。由英国进行委任统治的那部分巴勒斯坦在约旦河的西边，因此1921年英国当局把河东地区分离出去单独建国时将其称为“外约旦埃米尔国”。相对地，约旦河西岸也可以称为内约旦（Cisjordan）。1946年，外约旦埃米尔国宣布脱离英国委任统治，完全独立，国名改为约旦哈希姆王国。“哈希姆”是阿卜杜拉所属的麦加圣裔家族的族姓。

托管时期

“我们阿拉伯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人士，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给予最深切的同情……我们希望以最热烈的方式欢迎他们重返家园……我们打算为近东的变革和重建共同奋斗。我们这两个运动是相辅相成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民族运动而不是帝国主义运动。叙利亚拥有我们双方发展的天地。我真心实意地认为，要想成功，我们谁也离不开谁。”
——费萨尔亲王，1919年3月3日


1917年底，艾伦比将军率领的英国埃及远征军夺取了耶路撒冷，到第二年又控制了奥斯曼帝国整个叙利亚省的领土。1918年10月，奥斯曼帝国投降，此后巴勒斯坦就完全处于英国的军事占领之下。

1918年6月，哈伊姆·魏茨曼教授在巴勒斯坦南端的亚喀巴港同哈希姆家族的费萨尔亲王举行了一次会晤。费萨尔是汉志统治者侯塞因的三子和阿拉伯大起义的领导人，被视为阿拉伯人领袖和民族代表。魏茨曼代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表示愿意同阿拉伯方面合作。1919年1月3日，两人在巴黎签订了一项协议，魏茨曼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支持费萨尔建立起以哈希姆王朝为统治者的大阿拉伯国家，并为此利用他的个人关系向英国上层人物游说，此外犹太国还将用其经济力量和才能帮助阿拉伯人发展经济，并允许阿拉伯人在穆斯林圣地实行自治；费萨尔则表示愿意接受《贝尔福宣言》，同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并建立国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费萨尔在当年3月3日公开发表了上面的声明（他所称“拥有我们双方发展的天地”的叙利亚，是指包括今日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和约旦在内的“大叙利亚”）。

1920年3月，费萨尔被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推戴为大叙利亚国王。当年4月，协约国在意大利圣雷莫召开会议，商定各协约国对战败国领土的委任统治范围，英国对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包括约旦河东岸）实行委任统治，法国则获得叙利亚（包括黎巴嫩）。三个月后，法国军队入侵叙利亚，驱逐了费萨尔。为了酬谢哈希姆家族在一战中与英国的合作，英国在1921年把费萨尔立为伊拉克国王。英国原将费萨尔的哥哥阿布杜拉选为伊拉克国王，当时他正从汉志地区领兵北上支援费萨尔，赶到安曼时，英国将巴勒斯坦东半部割出，就地将阿布杜拉立为统治者。这是一桩在地图上画线的工作，除了阿拉伯大沙漠北部空旷的荒地外，丘吉尔还加上了约旦河东岸一长条曾经属于奥斯曼帝国叙利亚省的巴勒斯坦土地，这个新国家称为外约旦（Transjordan）【注】。

1922年7月，国际联盟正式批准英国对巴勒斯坦、外约旦和伊拉克的委任统治，并向其颁发了委任统治书，其中明确规定英国统治当局应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并要求它为犹太移民入境提供便利。同时，国联委任统治书还规定，犹太民族家园的范围不应包括约旦河以东地区。这一部分巴勒斯坦随即就对犹太移民关闭了。

英国驻巴勒斯坦第一任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子爵是位英籍犹太人，也是两千年来统治这块土地的第一位犹太人。他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者和魏茨曼的好友，其长子在一战中参加了犹太军团。塞缪尔到任后就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犹太人移入的办法，例如颁布新的移民法、增加犹太移民配额等等，还将希伯莱语同英语和阿拉伯语并列为巴勒斯坦的三种官方语言。新的移民法虽然要求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必须拥有一定数额的，但这一规定并不妨碍犹太人的移入，因为财产限额数目较低，而且赤贫的犹太人可以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获得资助。实际上，这一要求反而有利于犹太移民抵达巴勒斯坦后的安置定居，也有利于伊舒夫的发展。

不管英国政府1917年发表《贝尔福宣言》的动机是什么，不管当时许下的诺言是多么含糊，多么华而不实，但在随后的年代里，犹太复国主义者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从1919年起，巴勒斯坦地区先后迎来了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这种移民潮被称为“阿里亚”（意为“返回圣地”）。

战后首批到来的是来自俄国和东欧的青年社会主义者，从1919年到1923年，平均每年至少有8000人入境。这些人的到来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增加了更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从1924年到1927年，来自波兰的6.5万名犹太小业主和工商业者构成了第二次移民浪潮，他们大多是因为波兰的经济萧条和政府的反犹限制而移居国外的，由于美国开始实行严格的移民限制，只好前往巴勒斯坦。这些人没有从事艰苦劳动的思想准备和信心，到来之后大多定居在特拉维夫和海法等大城市，为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带来了浓厚的商人色彩。

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犹太移民在1927年之后进入低潮时期，直到1932年。从这一年起，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开始猛增，一直持续到1939年。这次移民高潮的实现，主要是由于在德国和东欧各国出现了新的反犹浪潮。到1939年为止，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达25万，超过了以往历次“阿里亚”的移民总和。这些人大都是来自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犹太人，包括富裕的银行家、企业家、商人、教授、工程师、律师、医生、记者、艺术家等人才。他们不仅为伊舒夫带来了一大笔资金，而且还带来了宝贵的专业知识和技术。

为了发展和建设民族家园，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投入了1.25亿英镑的巨大资本，其中2500万英镑来自捐赠，其余大部分是移民带入的私人资本。这些资金的主要用途是购买土地和建立定居点，另有一部分用于发展柑橘种植等精细农业和经济农业项目，然后才是城市建设、轻工业、商业和交通方面的投资。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主要通过“犹太民族基金会”（JNF）、“巴勒斯坦犹太拓殖协会”（PICA）和“巴勒斯坦土地发展公司”（PLDC）三个机构进行。这些土地绝大部分是从不住在当地的地主手中购买的。建立委任统治制度后，居住在贝鲁特或大马士革的地主们发现，他们要去巴勒斯坦巡视自己的地产时，要很麻烦地向法国当局申请护照、然后向英国当局申请签证。因此这些在外地主很乐意将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地产高价出售给犹太基金会。这些土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英国当局和当地阿拉伯人认为“不可耕种”的沼泽和荒漠，经过犹太人社团的顽强努力，排干给水，改良土壤，修建水渠，克服种种困难，才变成可耕地。

1921年，时任殖民大臣的丘吉尔访问了巴勒斯坦，当年6月份他向下议院报告说：“任何目睹最近二三十年巴勒斯坦犹太移民工作成果的人都会被他们取得的丰富成果所震惊。我有机会访问了离雅法12英里的里雄莱锡安移民点。那儿的土地原本最为荒凉，四周被贫瘠、不适宜耕种的阿拉伯人土地所环绕。但我驱车进入的是一个富饶兴旺的地区，同样贫瘠的土地上现在生产出优良的谷物和农产品。然后我去了葡萄园，最后到了最为漂亮丰饶的柑橘园。这一切都是这里的犹太人经过努力在二三十年中实现的。在看到付出这样多的劳动、努力和技术才取得的工作成果之后，无论什么人若说英国政府竟可将其（犹太社团）弃之不顾，任它在阿拉伯居民猛烈攻击之下被粗鲁残暴地摧毁，我都当然不会同意。”

到1939年，犹太基金会掌握的土地已经超过了25万英亩，占巴勒斯坦所有土地的5%、或全部可耕地的九分之一，其中有16万英亩是经过犹太移民的开垦才变成耕地的。这些土地都被认为是犹太人民不可剥夺的财产，不能转卖，只能通过承包的方式租给个人耕种者（承包权可以继承）或基布兹。租金则是象征性的。

20和30年代，伊舒夫建立了火柴、水泥、烟草、石油、金属加工、电力、纺织、食品等工业，约旦河水被用来发电，死海的钾盐矿藏也得到了开发。为了促进伊舒夫的发展，几个犹太劳工组织在1920年成立了“巴勒斯坦犹太工人总会”（Histadrut），本-古里安后来成为该组织的领袖。它既是一个类似于工会的政治组织，也是一个生产经营组织和一个社会福利组织，为其成员提供医疗、文化娱乐等福利事业，还拥有从幼儿园到中学的教育体系，以及自己的青年运动和成人教育机构。三分之二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加入了犹太工总，其余三分之一则属于各个密切互助合作的宗教组织、以及右翼的民族劳工联盟。

历来重视教育的犹太民族还在巴勒斯坦建立起完整的教育体系，既包括初中等教育，也包括职业教育。1918年7月，当战火仍在继续时，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希伯莱大学就在耶路撒冷的斯科普斯山举行了奠基仪式，当这座大学1925年落成时，贝尔福亲自从英国赶来参加了开学典礼。犹太移民还在海法建立起以色列工程技术学院，在雷霍沃特建立起丹尼尔·西埃弗研究中心（后来发展成世界闻名的魏茨曼科学院）。

在几代犹太移民筚路蓝缕的艰辛努力下，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伊舒夫在科学、教育、文化、贸易、工业等方面都加快了发展，成为中东地区最富裕、最有活力的民族社团，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中东其他地区。对于英国来说，像这样一个落后的地区，在其统治之下取得了这么多发展，物产变得丰饶，土壤得以浇灌，人民得到教化，同时还能确保在那里找到一个盟友——而这一切又不用花英国纳税人的一个便士，看起来这真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它却是真的。

作为一个民族复兴运动，犹太复国主义的注意力集中于改善犹太人的状况，而不宣扬任何种族优越性。这些新移民跟前往亚洲和非洲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一样，不是来征服当地人和掠夺当地资源的。事实上，这片土地上没有什么天然资源可以开采，当地赤贫的居民也没有什么资财可供掠夺。在这个运动的初期，如果说青年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对当地阿拉伯人有什么想法的话，那就是他们认为他们的到来将有利于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将分享与日俱增的繁荣，并欢迎带来这种繁荣的犹太人。这反映了他们的天真，而不是恶意。

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其形成之初，对其为之奋斗的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当1882年第一批犹太移民在“热爱锡安山运动”资助下来到巴勒斯坦时，他们吃惊地发现这个地方“已经有人居住了”。实际上，当时已经有30万阿拉伯人居住在巴勒斯坦，这个数字到1920年时已经翻了一番。由于出生率很高，再加上不断来自周围国家的移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到1931年时已经达到85万人，到1939年就超过了100万。这些阿拉伯人大多是耕种出租土地的佃农，居住在村庄和小城镇中，基督教阿拉伯人占八分之一，生活在大城市，从事工商业。地主、宗教领袖、工厂主、商人和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阿拉伯寡头集团，控制着大量财富，其余的人则生活在赤贫状态，差不多100%是文盲。

犹太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起民族家园，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阿拉伯人问题，当地阿拉伯人则要面对“犹太问题”。为了转移仇恨，巴勒斯坦当地的阿拉伯寡头集团将赤贫佃农和工人的境遇归罪于犹太人，尽管真实情况与之相反。犹太复国主义进入巴勒斯坦后，几乎所有阿拉伯阶层都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获得了经济上的好处，只有一小部分例外：由于犹太移民开垦荒漠，以及定居农业的现代化，游牧的贝都因人在一些土地上失去了放牧和“收集”（其实是劫掠）残余庄稼的权利；一些阿拉伯佃农在其耕种的土地被地主出售给犹太基金会后流离失所。但这个问题并不像激进分子所渲染的那么夸张，因为首先犹太人购入的大多是荒地和沼泽，他们直接从阿拉伯地主手中购买的耕地只有9万多英亩，仅相当于巴勒斯坦全部耕地的4%；其次，阿拉伯失地佃农（在犹太移民数量最多的1935年也只有664户）也都通过赔偿条款得到了补偿。当地阿拉伯人口虽然不断高速增长，却躺在原来那些土地上坐吃山空，既没有、也不肯像犹太移民那样付出辛勤劳动、把广大的荒芜地区开垦成新的耕地，这才是造成阿拉伯人土地压力日趋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由于犹太投资和移民的增加，以及与之相关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绝大多数巴勒斯坦阿拉伯农民在经济上获得了好处。除此之外，就业机会不断增加，犹太人不断要求增加工资水平，也使阿拉伯城市劳动者和工匠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此外，由于犹太移民扩大了税收来源，阿拉伯人的税收负担得以减轻，新建立起来的医疗体系也使得当地阿拉伯人健康水平提高，寿命延长，出生率也大大增加了。

犹太复国主义的出现，使巴勒斯坦当地的阿拉伯寡头集团感到了威胁。对于英国殖民统治本身，他们多少还能接受，并且主动配合。但是犹太移民带来的现代平等思想和社会主义理念，则使他们的地位、财富和对下层民众的影响力都受到了严重威胁。一战后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官方支持，又使其带上了所谓的“帝国主义”色彩，从而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的敌视，而这些人在一战之前，即使说不上热烈支持，至少也是接受和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的。这些人凭借其高于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平，翻弄三寸不烂之舌，把阿拉伯高利贷者和地主给底层民众带来的痛苦全部归罪于犹太移民，以此欺骗民众，煽动民众去仇恨犹太人、袭击犹太人。

1920年春天，在耶路撒冷第一次爆发了反对犹太移民的阿拉伯暴动，暴民们袭击了该城古老的犹太区，打死8个人。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北部的许多农业定居点也遭到阿拉伯人袭击，大批手无寸铁的犹太人被屠杀。1921年5月1日，“犹太共产党”号召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特拉维夫和雅法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成立“巴勒斯坦苏维埃联邦”，结果游行队伍中的阿拉伯人又开始袭击犹太旅馆和商店，引发新一轮反犹暴乱，打死95人，打伤200多人。为了保卫自己，巴勒斯坦的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1920年6月召开会议，决定建立防卫组织“哈加纳”（Haganah，希伯莱语意为“防卫”），以进行自卫。最初哈加纳只是一支松散的地下武装，由志愿人员组成，其成员零星散布在各基布兹中，在遭到阿拉伯人攻击时才拿枪自卫。

1929年，阿拉伯人借口犹太人前往哭墙祈祷的活动“妨碍”其宗教权利，对犹太人进行挑衅，并发动了新一轮暴乱，阿拉伯暴徒在巴勒斯坦各地同时开始行动，有预谋、有计划地屠杀犹太人。在犹太教四圣城之一的希布伦，有67名无辜犹太人，其中包括12名妇女和3名不满3岁的幼儿，被阿拉伯暴徒用石头砸死、用刀捅死。死者中还有7名前往圣地学习犹太经典的美国和加拿大留学生。英国警察用卡车运走了幸存的希布伦犹太人，他们的财产则被阿拉伯人劫掠一空，当地古老的犹太教堂被夷为平地。英国法庭对25名在希布伦惨案中杀害犹太人的阿拉伯暴徒和1名实行报复的犹太人判处死刑，但最后只绞死了3名罪行最恶劣的阿拉伯人，其他人都改为监禁。在巴勒斯坦其他地方，有66名犹太人被杀害，339人受伤。阿拉伯暴徒死亡116人，大多数是被从埃及和约旦紧急调来的英国军警击毙的，另有300多人受伤。

希布伦屠杀事件后，哈加纳组织认识到单单依靠英国委任统治政府并不能保证犹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即使英国警察想帮忙，也往往姗姗来迟，况且有时候他们还持“中立”态度。现在犹太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实行自救。哈加纳进行了改组，将过去分散的指挥权集中起来，成立了最高指挥部和总参谋部等指挥机构，下设作战、侦察等职能部门。同时哈加纳还开始从国外偷运、贮藏武器，并开始自己制造手榴弹、子弹等军火。

不过，以雅博廷斯基为代表的右翼“修正派”（激进派）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左翼“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独掌哈加纳指挥权心有不满，1931年春，大约100名雅博廷斯基的支持者脱离哈加纳，建立了一个独立的防务组织，被称为“哈加纳B派”。除了右翼的非社会主义成员外，它还吸引了一些大学生和宗教组织成员。B派的组织结构与哈加纳母体相似，但其成员更富于战斗性，对成员的纪律要求更严格。1937年，这个组织再次改组，其3000名成员中有一半返回哈加纳，另一半则建立了名为“以色列国民族军事组织”（Irgun Zevai Leummi）的新军事组织，它通常被人称为“伊兹尔”或者“伊尔贡”。由于没有社会主义“普世思想”的熏陶，这支右翼部队在作战时比哈加纳更主动，在遭到阿拉伯人进攻时，不是像哈加纳那样仅限于自卫，而是凶狠无情地到敌人的村庄中发动反击。30年代后期，反犹的波兰右翼政府向“伊尔贡”提供了许多武器弹药，并进行训练，因为波兰政府想要看到尽可能多的犹太人离开波兰去巴勒斯坦。在伊尔贡成员中，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占了绝大多数。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大批惊慌的犹太人逃离中欧。当时除了中国上海国际租界外，世界各国都对犹太人关闭了大门，唯一的例外是根据国联委任统治书对犹太人开放的巴勒斯坦。1932年有9000名德国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1933年增加到3万人，1934年4万人，1935年达到创纪录的6.5万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大批涌入感到惊恐。他们周边的埃及、伊拉克和外约旦或是已经独立，或是即将独立，从而表明英国也可以在被人迫使的情况下屈从于压力。此外，轴心国的宣传高潮意味着战争已经迫近，英国更加关心本土的安全。这些情况使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更加好战了。

1936年4月15日晚上，一群阿拉伯人在雅法截住一辆卡车，向车上的犹太人开火，其中两人被打死，一人受伤。在其他城市，阿拉伯人也展开了蓄谋已久的攻击，大批屠杀犹太定居者。以阿拉伯一方挑衅为开端（日后的以阿冲突总是遵循这个模式），时间长达4年的巴勒斯坦大暴动开始了。两三天之内，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在各个城镇冒出了许多“阿拉伯全国委员会”，向无知的老百姓煽动反犹情绪。在纳布卢斯，耶路撒冷城的大穆夫提（即法典说明官）阿明·侯赛尼（他来自巴勒斯坦阿拉伯寡头集团之一——侯赛尼家族）成立了“阿拉伯最高委员会”，要求立即禁止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还宣布举行全境总罢工。

面对紧张局势，伊舒夫领导人本-古里安向哈加纳发出命令，要求保持克制，不要采取报复行动。对于总罢工则采取两个办法，一是犹太人企业要百分之百地使用本民族劳工，并建立一个犹太港口，摆脱对阿拉伯码头工人的依赖，防止罢工危害犹太人的出口经济和移民的抵达；同时敦促委任统治政府出面，尽快结束罢工。40万巴勒斯坦犹太人成功地组织了日常供应，铁路运输没有停止，港口和企业继续运转。特别是委任统治当局批准在特拉维夫建设深水码头后，数千个工作机会转移到犹太人手中。

由于哈加纳在冲突中严守自卫，因此巴勒斯坦暴动仍限于英国人于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而没有像鼓动者预谋的那样变成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大摊牌。于是“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个别人的小股袭击变成武装团伙的大规模袭击，他们用更下流更卑劣的手法去袭击犹太平民，拼命要挑逗对方动手，同时还从伊拉克请来了著名的军官法齐·考克吉担任顾问。阿拉伯暴徒们开始割断电话线，对公路上的车辆开枪，并开始破坏铁路和石油管道。直到当年9月，英国将两个师从埃及调往巴勒斯坦，而且看不下去的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国王都呼吁“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停止罢工和骚乱后，暴乱才被平息下去。有80名犹太人在这次暴乱中被杀死。

显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相对）和平共处的局面结束了。1936年11月，由原印度事务大臣皮尔伯爵（William Wellesley Peel）率领的英国调查团抵达巴勒斯坦，调查引起暴乱的犹太移民入境配额问题。“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下令抵制这个调查团。这个昏头昏脑的举动，无异于原告在法庭开庭的时候却拒绝提出指控，为此而受益的只能是被告了。阿拉伯人的这种狂热最后完全毁了他们。

皮尔调查团在巴勒斯坦逗留了3个月，初衷是来听取阿拉伯人申诉、调查阿拉伯人疾苦的，但由于阿拉伯人愚不可及的“抵制”，他们的时间就几乎全部花在听取犹太人的申诉上了。最后，邻国的国王们实在看不下去这种愚蠢的斗争“策略”，“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才勉强同意在皮尔调查团离境前5天简单陈述一下己方的态度。
1937年7月7日，调查团在伦敦发表了它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建议把巴勒斯坦分为三个部分：一个犹太国占有北部沿海平原及加利利；耶路撒冷仍为英国委任统治地区，一条通往海岸的走廊将犹太国的最南端和它的母体分隔开；巴勒斯坦其余的地区，包括雅法这块飞地，全部并入外约旦。

调查报告公布后，巴勒斯坦北部的阿拉伯人极其高兴。在“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所在地纳布卢斯，群众把英国国旗降下来，升起约旦国旗，纳布卢斯和安曼之间互相庆贺的电报和电话往来不断。但是这个报告虽然兼顾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利益，但是它没有为独断的阿明·侯赛尼和巴勒斯坦其他的阿拉伯寡头们留下政治地位。而且这位穆夫提是耶路撒冷人，他的家族是那里的大地主，奴役着几千名佃农，接受分治就意味着他和他的家族当不了梦寐以求的“巴勒斯坦国王”，而要继续生活在英国人统治下。所以侯赛尼操纵着“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个计划。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阿拉伯人再度掀起广泛的谋杀和暴乱。这一次，谋杀不仅针对犹太人，而且也针对那些“爱国精神不太热烈”的阿拉伯人，他们还为这种目的而专门成立了暗杀小组。最后，9月26日，英国驻加利利地区的专员安德鲁斯也在去礼拜的路上被枪杀于拿撒勒的英国圣公会教堂门前。英国委任统治当局随即采取了镇压措施。10月1日，它宣布“阿拉伯最高委员会”非法，并将其解散，其大部分领导人被逮捕，阿明·侯赛尼因为其宗教领袖身份而幸免，随即逃到了黎巴嫩，并在那里继续指挥暴乱。

这场阿拉伯暴乱在1938年夏季和秋季（当时欧洲的慕尼黑危机有引发世界大战的危险）达到了顶点。武装小队在路上拦截车辆，枪击车队，破坏铁路，割断电话线，袭击警察哨所和基布兹，杀害犹太平民。到1938年夏天，英国差不多完全失去了对巴勒斯坦农村的控制，犹太人则有415人被杀害。这时，犹太人起来自卫了。

1936年暴乱中，哈加纳的克制政策加快了暴乱的平息，英国当局为此允许其执行“辅助警察”任务，对公路、铁路和输油管进行保护，哈加纳为此招募了3000多名新成员。这次暴乱平息后，英国人要求哈加纳解散这些编外部队，并交出武器。当哈加纳领导人正在这个问题上讨价还价时，1937年暴乱又爆发了，这使得编外部队重又柳暗花明。到1939年，参加“编外部队”的已经有两万人，差不多等于哈加纳正式成员的总和。从那时起，他们被组建为“犹太人定居点警察部队”，变成了羽翼丰满的准军事武装。

1938年哈加纳与英国人合作的另一个重大进展是奥尔德·温盖特上尉（Orde Charles Wingate）的到来。温盖特是英国陆军情报军官和热忱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1936年被派到巴勒斯坦担任军事参谋。他对基布兹在阿拉伯人进攻面前顽强固守的精神非常赞佩，但他也告诉年轻的犹太战士们，把进攻的主动权让给阿拉伯人是错误的。他们应该主动出击，尤其是在夜间。1938年，为了帮助哈加纳加强战斗能力，温盖特以“在夜间保护输油管”为由，游说巴勒斯坦英军司令韦维尔将军批准成立了“夜间别动队”（Special Night Squads）。这支部队由最具军事天才的犹太青年组成，接受夜间游击战的训练，打下了犹太人夜间作战优势的基础。这种优势在1948年以色列赢得独立的战争中被证明具有决定性作用。

温盖特卓越的战术才能成为哈加纳组织的思想宝库，他的领导才能则增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几十年来一直缺乏的军事上的自信。温盖特向犹太人传授了机动性和快速性的重要意义，以及军事情报和侦察的重要性，尤其是突然袭击的重要性，使之成为日后哈加纳和以色列国防军的特色。虽然温盖特和哈加纳的军事合作只有短暂的一年时间（他在1939年5月就奉调回到英国），但他对未来以色列国的军事力量却有极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他的得意门生伊戈尔·阿隆、摩西·达扬和伊扎克·拉宾后来都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重要领袖。温盖特离开巴勒斯坦后，以“夜间别动队”成员为骨干，哈加纳成立了独立的、永久的、机动的特遣部队，被称为“帕尔马赫”（突击队）。

到1939年4月，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武装力量在英国军队和犹太武装的压力下渐渐消沉了。大批暴乱者越境逃到外约旦，试图在那里发动新的暴乱，迫使英国将军队调离巴勒斯坦。不过，只过了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得不到当地民众支持的武装分子就都被约翰·格拉布将军指挥的“阿拉伯军团”剿灭了。
当年5月，英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因为当时的殖民大臣为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所以也被称为《麦克唐纳白皮书》。它声明“英王陛下政府”从未考虑过使阿拉伯人民、语言或文化在巴勒斯坦“处于从属地位”。白皮书还许诺，在将来的5年内再允许7.5万名犹太人入境，在这以后，除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同意，否则不再准许移民入境。此外，白皮书还规定将来在某些明确规定的地区禁止对犹太人出售土地。

麦克唐纳是一个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就职时曾经得到犹太人的欢迎，但阿拉伯人的暴乱迫使他做出选择。虽然限制移民数量会激怒犹太人，但这对英国无害，因为不管英国政府做什么，犹太人都是要同德国作战的。另一方面，从防卫的观点看，假如战争来临，印度将会像上一次大战一样成为英国最大的兵源基地，因此通往印度的道路必须畅通，以确保船只可经过苏伊士运河，飞机可借道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并确保陆上和海底电缆的畅通。此外还要确保伊拉克和波斯的石油供应，以及从这两个英国最大石油来源地通往海法港的输油管道。所以，麦克唐纳完全改变了他父亲拉姆齐·麦克唐纳在30年代初就任首相时所采取的亲犹政策。对于曾经完全信赖麦克唐纳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这是一桩背信弃义的行为，他们中许多人从此再也不信任英国了。

乍看起来，《麦克唐纳白皮书》似乎是阿拉伯人发动暴乱后取得的“胜利”，但1936年到1939年的这场暴动实际上是毁掉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政治力量。他们没有一个明智的政治领导人。阿明·侯赛尼选择了一个最坏的时机（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前后），采用了一个最坏的手段（暴力骚乱），来伸张他的政治企图。只要有一点政治洞察力，他就应当意识到，英国对苏伊士运河安全的关心，必然为阿拉伯人强迫英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让步提供了一次机会，但是，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暴力冲突对于英国来说必然是最不可接受的强迫方式。1937年的皮尔分治方案等于英国已经承认委任统治是行不通的，阿拉伯人的暴乱则告诉英国人分治也是行不通的。这些本来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胜利，但由于他们自身在斗争策略上的愚蠢，这些胜利果实都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取得。

在这场巴勒斯坦大暴乱中，有三千到五千阿拉伯人被杀，其中四分之一是被阿拉伯人自己杀死的持不同政见者。阿拉伯人的领导层被摧毁了（大部分是被阿明·侯赛尼消灭异己的活动摧毁的），他们的经济也被毁灭了。从此以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成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政治力量。罢工和暴乱加强了犹太人的经济地位（比如以犹太人自己的特拉维夫港代替陷入瘫痪的雅法港），而且英国当局也第一次允许犹太人武装起来，其军事训练和战备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到40年代末，在中东地区，只剩下犹太复国主义者有能力在英国被世界大战弄得精疲力尽之后对英国统治发起挑战，并参加扫清大英帝国的斗争。




【注】外约旦（Transjordan）指的是“越过约旦河”或“约旦河那一边”，即约旦河东岸地区。由英国进行委任统治的那部分巴勒斯坦在约旦河的西边，因此1921年英国当局把河东地区分离出去单独建国时将其称为“外约旦埃米尔国”。相对地，约旦河西岸也可以称为内约旦（Cisjordan）。1946年，外约旦埃米尔国宣布脱离英国委任统治，完全独立，国名改为约旦哈希姆王国。“哈希姆”是阿卜杜拉所属的麦加圣裔家族的族姓。

哈加纳和伊尔贡

“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用哈加纳赋予我的武器，为了祖国，我将向人民的敌人作斗争，决不屈服，决不退缩，全部奉献。”
——帕尔马赫誓词




1933年在布拉格召开的第18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本-古里安被选为执行委员及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主席（后一个职位相当于伊舒夫的政治领袖），魏茨曼则在两年后的第19届大会上被选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从此两人接过了犹太复国主义这条航船的舵轮。

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麦克唐纳白皮书》意味着犹太移民同委任统治当局过去那种蜜月一般的亲密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937年推出皮尔分治方案后，本-古里安认为建立犹太国家的时刻已经到来，必须尽快建立一个不管任何形式的国家，即使是皮尔分给犹太人的那一小块土地也够了。他还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认为美国和美国犹太人蕴含着一股巨大的、未经开发的政治潜力，现在必须把美国作为犹太复国主义国外活动的中心。在这个问题上，他和亲英的魏茨曼展开了十多年的争吵和激烈冲突，直到最后，事实证明本-古里安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并把他推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最高位置。

英国推出《麦克唐纳白皮书》后，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英国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甚至开始成为敌人。但是经过辩论和冷静下来的思考，犹太领导人认识到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同纳粹德国战斗，对因果应该保持克制的态度。如果希特勒赢得最后的胜利，那不仅意味着欧洲犹太民族的彻底毁灭，而且也将导致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家园的终结。因此当年9月世界大战一爆发，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就发表声明，表示将在战争中全力支持英国，“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与英国人一起向希特勒作战；就像没有大战一样与《白皮书》作战”。1940年初，当战火迫近中东、对犹太复国主义态度较为友好的丘吉尔上台时，连一度考虑对英国人动武的本-古里安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向希特勒宣战必须成为压倒其他一切的首要任务。

战争开始后，包括伊尔贡在内，所有犹太军事组织都停止了反英活动，伊尔贡还宣布在三年内同英国当局保持停战状态。犹太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加英国军队，到1939年底，已经有13万多人登记报名，占当时巴勒斯坦成年犹太男子的三分之一。但是英国当局对招收犹太人参军犹犹豫豫，在1940年还采取了侵扰、调查和逮捕等行动，试图彻底消灭犹太人地下武装力量。只是在隆美尔入侵埃及、情况确实危急时，英军才招募了一些犹太人入伍。到战争结束时，大约有3万名巴勒斯坦犹太人参加了英国军队，比这稍微少一些的人参加了“犹太人定居点警察部队”等治安系统。

最初参加英军的犹太人是被混编到各部队中的。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希望英军能像一战那样直接组建一支犹太部队，但英军坚持只能建立由一个阿拉伯营和一个犹太营共同组成的“巴勒斯坦团”，试图同时招收相等数量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但阿拉伯人差不多毫无反应，而犹太人的帮助对巴勒斯坦本土的防务十分关键。丘吉尔对组建犹太军团原则上表示了同意，但顾忌阿拉伯人民族情绪的殖民事务部里却有许多人强烈反对。这个计划被一再推迟，到1941年底干脆束缚之高阁。犹太人协会于是不再向伦敦施加压力，而是求助于美国、加拿大等盟国的公众舆论。

在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下，1944年9月，英国最终同意成立一个犹太旅。这支部队约有5000人，主要由巴勒斯坦犹太人组成，还包括欧洲犹太难民和英国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军旗和军徽。在欧洲战役的最后阶段，犹太旅被部署在意大利战场，德国投降时驻扎在奥地利与南斯拉夫边境地区。许多犹太旅成员保持着与哈加纳的地下联系，他们组成暗杀小组，处决杀害过犹太人的党卫军和国防军军官，还帮助组织把难民偷运到巴勒斯坦的行动。1946年夏天，犹太旅被解散，一些军官进入哈加纳，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骨干。

除了参加正规作战行动外，战前从欧洲各国移民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还利用他们的语言能力，空投到欧洲敌后，参加了很多重要的情报工作和破坏行动。挑选他们、训练他们的，除了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SOE）外，还有传奇性的帕尔马赫部队。这支部队成立于1941年，前身是温盖特组建的“夜间别动队”。当时叙利亚由维希法国控制，伊拉克发生了亲纳粹的政变，隆美尔的军队已经逼近埃及的大门。由于德国有可能进攻巴勒斯坦，因此不论有无英国的支持，巴勒斯坦犹太人都必须有独立的、不受英军控制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巴勒斯坦。

帕尔马赫有两个最基本的目标：保卫犹太人定居点免受阿拉伯人侵扰；保卫家园免遭德意军队入侵。与坚持静态防御、同民兵差不多的哈加纳不同，这是一支动态的、类似于正规军的战斗力量。一开始帕尔马赫只有6个连，后来才扩展到9个。伊扎克·萨德（Yitzhak Sadeh）和伊戈尔·阿隆（Yigal Allon）是这支部队的正副指挥官。它由年轻的男女战士组成，装备很少，没有军衔和制服，没有勇士勋章，它的成员难以辩识，无报酬，非职业化。但作为一个战斗实体，这是一支充满活力、有理想、有战斗力的部队。

1941年，帕尔马赫先于盟军部队打入了黎巴嫩和叙利亚，进行侦察，搜集情报，搞破坏活动。他们爆破了的黎波里的炼油厂，偷偷越境抓回多名法国俘虏以供军事情报部门审讯。一名英军中的澳大利亚上校坚持要向指挥这些行动的伊戈尔·阿隆授勋，但后者坚持要法国俘虏的武器，而不是勋章。

随着叙利亚和黎巴嫩被盟军占领，英国打算解散帕尔马赫，但伊扎克·萨德设法使它成为一支兼职的部队。不久德军在埃及的推进又使英国人转变了态度，寻求这支部队的协助。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向它提供武器（奇怪的是，与此同时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却在巴勒斯坦四处兜捕携带武器的犹太人）和经费。英国方面一直以为他们在支付500人的费用，实际上由于帕尔马赫成员不领薪水，只拿微不足道的一点津贴，因此其规模扩大到了1500人。

在隆美尔从托布鲁克挥师东进、直至兵临阿拉曼城下的那段时期，帕尔马赫的成员都处于全面战备状态，以便应付任何突发事件。英国人建议犹太武装力量在德国占领巴勒斯坦后转入地下抗德斗争，但哈加纳的领导人有自己的打算。他们制订了“卡尔迈勒计划”，准备在德国入侵前把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转移到大海法地区，它包括卡尔迈勒山、海法与阿克之间的谷地、西加利利山脉、以及沿海的一个小机场。在那里，他们可以抵抗纳粹的侵略达数月、甚至数年。这一地区将通过空运、海运和自身的农业资源得到给养。犹太军事组织将利用盟军的武器库坚持抵抗，同时还将从这里出击敌后，破坏交通，袭击军事目标，使之成为盟军反击中东的桥头堡。大海法地区将成为一个规模更大的马萨达要塞——两千年前，犹太勇士们在这里抵抗罗马军队进攻达三年之久。

在北非战场形势最危急的这段时期里，向马萨达山急行军成了帕尔马赫的军事训练项目之一。当年轻的战士登上马萨达山顶、宣读帕尔马赫的誓言时，昔日马萨达勇士们的精神也被他们牢记在心中——不过其中绝无仿效两千年前先辈那样集体自杀的打算。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帕尔马赫的年轻士兵将选择英勇战死。

当隆美尔在阿拉曼战役中失败后，英国人就失去了对帕尔马赫的兴趣。双方的合作终止了，SOE停止提供经费，英国当局还收回了发给帕尔马赫的武器。帕尔马赫又反过来成功地偷了一个军火仓库，在没有惊动哨兵的情况下悄悄夺回了这些武器。此后英军和帕尔马赫之间友好和合作的气氛就荡然无存了。

到1942年，哈加纳中最优秀的成员都加入了帕尔马赫。人员增加，但资金却极度短缺，帕尔马赫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因为经费不足而自我解散。哈加纳内部的右翼势力也千方百计地希望消灭帕尔马赫，他们认为这支常备武装是左翼工人党派控制下的“党卫军”。最后，哈加纳参谋长雅科夫·多里决定将帕尔马赫成员编入基布兹系统（但不属于基布兹成员），每年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于劳作，以维持生存，其余三分之一的时间进行军事训练。基布兹将保证帕尔马赫成员的给养，并让这些战斗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们对基布兹自己的成员进行军事训练。但是许多帕尔马赫成员不喜欢这种安排，他们要求进行强度更大的训练，使其达到熟悉巴勒斯坦每一寸地形的目的。一些人离开帕尔马赫，加入了英军，但大部分人还是留了下来。

1942年底，由于削减经费和英国征兵的影响，帕尔马赫成员一度下降到800人，编为6个连，其成员散布在20个基布兹中，一边劳作，一边训练。一年后，由于一些城市青年的加入，帕尔马赫的人数超过了1000人，于是又增加了两个连。到1944年夏天，帕尔马赫拥有3个营，每个营有3个连，总人数大约有1500人。此外还有三支编外特种作战部队，分别是德国部（Ha-Machlaka Ha-Germanit，在中东和巴尔干执行敌后破坏活动）、阿拉伯部（Ha-Machlaka Ha-Aravi，后来发展为以色列边防部队）和破坏部（后来发展成以色列国防军工兵部队）。另外还有一个30人的参谋部。这些年轻人都经过严格的军事技能训练和作战指挥训练，包括严格的体能训练，夜间行军和作战演习，学习使用从匕首、手榴弹到迫击炮在内的各种武器，学习大部队协同作战和小分队作战，学习如何制订计划和提高应变能力。

考虑到这支部队将来要扩大，帕尔马赫的每个士兵都要学习指挥技术，让他们养成自己决断、独立作战、不墨守成规的技能，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在未来的军队中成为指挥官。帕尔马赫的教义是，最小的作战单位就是持枪的单个战士。指挥官应当在战士前面高呼“跟我来”，而不是站在士兵的后面喊“给我冲”。尽管可能付出代价，但它至今仍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信条。

除了加强军事训练外，伊扎克·萨德还着眼于未来，成立了“帕利亚姆”（Palyam），即海上帕尔马赫，训练从事海上破坏活动的潜水员，以及使用海上运输舰艇和登陆船只作战的海上战斗人员。向巴勒斯坦偷运难民的行动也是由海上帕尔马赫组织和实施的。这支部队后来发展为以色列海军。不独如此，萨德还在1944年组建了“帕拉威尔”，即空中帕尔马赫。它表面上是一个飞行俱乐部，用轻型飞机和滑翔机进行训练。如同没有牙齿的幼兽长成猛虎一样，这个不起眼的组织日后发展为声名如雷贯耳、威震中东的以色列空军。

在战争初期，由于要同维希法国作战，帕尔马赫获得武器比较容易。除了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提供的武器外，叙利亚的维希军队在向英军投降前往往卖掉他们手中的武器，犹太特工通过搞这种交易的阿拉伯人、或直接从法国军需官手中弄来了大量枪支、弹药、手榴弹，还有少数迫击炮和炸药。从埃及和北非也得到了大量武器，有些是买的，有些是从德意军队在利比亚弃置的军火库中偷来的。但是这些武器往往有问题，因为被迫制造这些武器的法国和捷克工人经常故意使他们的产品带有一点儿毛病。到战争结束时，哈加纳和帕尔马赫掌握的武器仍然相当少，可用军火不过是6000支步枪，几百支冲锋枪、轻机枪和迫击炮，不足以满足武装五六万地下武装人员的需要。

战争期间，尽管受到地下工作的种种限制，哈加纳还是设法发展了自己的军火工业——“塔阿斯”。它设法生产了大约20万枚手榴弹和几百门带弹药的迫击炮。这些武器被分配到全国的地下军火库。1947年与阿拉伯人的战争爆发时，哈加纳拥有的一半以上的轻武器都是这些大战时期的库存。

在战争期间，哈加纳和帕尔马赫的另外一个重大成就是发展起了一支职业化的情报部队。在此之前，犹太人的情报工作一直是散漫而随意的。1937年9月，哈加纳建立了自己的情报机构“沙伊”（Shai）。利用协助英国当局平息阿拉伯人暴乱的机会，他们从这个老牌间谍国家那里刺探到间谍艺术的全套解数。短短数月内，“沙伊”就发展了数千名成员，其中包括邮局职员、新闻记者、女秘书、饭店服务员和电话接线员。他们监听英国人的无线通讯，窃听阿拉伯政治人物的电话，甚至把耳朵伸进了咖啡馆这样的公共场所。

1939年4月，哈加纳、“沙伊”和一些基布兹的代表们成立了秘密移民机构“摩萨德-阿里亚-B”（B类移民机构，A类移民指的是英国限额内的“合法”移民），从事把欧洲犹太难民偷运入巴勒斯坦的活动。1940年，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对犹太地下武装力量展开搜查和逮捕，说明英国情报机关已经渗透进了哈加纳，后者因此发展出一个针对英国的反情报系统，这是走向职业化情报机构的第一步。在这之后，哈加纳又发展出分别针对英国人、阿拉伯人和伊尔贡的三个情报部门。

伊尔贡是最令哈加纳头疼的军事力量。他们对阿拉伯人针锋相对的报复活动破坏了哈加纳的政策，威胁着与英国当局合作关系的发展，双方关系日趋紧张，都直接采取行动反对另一方。不过伊尔贡缺乏资金，缺乏训练设施。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双方在战前达成一项协议，伊尔贡接受哈加纳的约束，但其成员在哈加纳系统内仍保持独立身份。

战争的头几年，伊尔贡也受到内部分裂的困扰，其中以亚伯拉罕·斯特恩最为极端，他把英国人而非德国人看作最主要的敌人，在最激进的年轻人中培植个人势力，对雅博廷斯基的领导权提出了挑战。雅博廷斯基在世时还可以用本人在右翼中独一无二的威望勉强压下斯特恩，但当他于1940年在美国去世后，斯特恩就与伊尔贡彻底分道扬镳了。他带出几百个年轻人（包括未来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成立了一个新的恐怖主义运动，称作“以色列自由战士”（Lohamei Herut Israel），缩写为“莱希”（Lehi），英国人则称之为“斯特恩帮”（Stern Gang）。

斯特恩认为，与希特勒做一笔交易，比与英国人停战更有利于犹太人的独立。他详细阐述了他的政治计划：协助德国人征服巴勒斯坦，交换条件是将欧洲犹太人转移到巴勒斯坦来。1941年，他的代表真地在贝鲁特同德国人谈判了实现这一计划的可能性。这一荒谬的计划使得伊尔贡重又在巴勒斯坦的右翼犹太人中获得了支持。
1942年2月，斯特恩在特拉维夫被搜捕他的英国警察打死，但他的活动已经极大地加深了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分裂和紧张关系。此后莱希组织继续存在，不过已经无力通过斯特恩设想的大规模恐怖活动推翻英国统治，于是转为零星暗杀英国警察，还有许多受害者是犹太人。莱希、伊尔贡和哈加纳密切刺探彼此的活动，有时某一方为了阻挠其对手的活动，居然向英国当局通风报信。

1943年，斯特恩在波兰的早期追随者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来到巴勒斯坦。他曾经在华沙大学攻读法律学位，是雅博廷斯基的得意门生之一，负责在波兰领导伊尔贡青年组织“贝塔”的工作。1939年贝京参加波兰军队作战，被红军俘虏，随后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随着自由波兰部队的组建而经波斯前往中东。群龙无首的伊尔贡随即将贝京选为领导人，这使得其内部的反英情绪再一次高涨。

贝京身体瘦弱，皮肤灰黄，坏牙平足，可谓其貌不扬，但是他有一种勇敢不屈的性格，是以色列历史上少有的组织家和演说家。他当选为伊尔贡领导人后就断绝了与其政治支持者“修正主义党”的关系，现在除了贝京的个人指挥外，伊尔贡已经不服从于任何政治权威。对于贝京来说，问题简单明了：英国和美国能拯救中欧的犹太人，但是他们却不救，因为他们不想让犹太人被救。贝京是从波兰来的，他的家乡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在战前有3万犹太人，到1944年只剩下10人。可以理解，他的世界观与世界主义的魏茨曼或者社会主义的本-古里安不会相同。

在1942年初，流亡伦敦的自由波兰政府首次向全世界披露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在波兰东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德国正在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灭绝犹太人。几百万孤立无援、手无寸铁的犹太人遭到了大屠杀。但人们对这第一批报告根本不相信。直到几个月后更多的资料详尽地证实了这些报告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才痛苦地明白，他们在欧洲的600万同胞已经或即将惨遭灭绝。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却依然对此视而不见。在1943年4月关于欧洲难民问题的百慕大会议上，英国代表同意了美国提出的关于会谈不触及美国移民法的条件，而美国也反过来同意不逼迫英国人增加巴勒斯坦移民配额，放更多的欧洲犹太人入境。伊舒夫对这种几乎和纳粹一样残酷的强硬态度感到十分愤怒。几十万本可能在巴勒斯坦找到生路的欧洲犹太难民就是因为这种残忍的关门政策而在毒气室里被杀害了。

在二战爆发初期，哈加纳和伊尔贡就高价租用了几十艘根本不适宜航行的船只，打算冲破英国封锁，让数千难民在巴勒斯坦登陆。在这种偷渡活动的头几年里发生了好几起重大灾难，使得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反英情绪更加高涨。1940年，英国海军在海法海面拦截了两条破旧的偷渡船“太平洋”号和“米洛斯”号，把两艘船上的两千名犹太难民集中到碰巧空着的货船“帕特里亚”号上，准备把他们运到毛里求斯拘留起来。犹太协会要求允许难民登陆的请求被英国当局拒绝后，就命令哈加纳在海法港内将“帕特里亚”号的机舱炸坏，使它不能起航。但是爆破没有成功，船上有250人死亡。

1941年底，运送769名犹太难民的“斯特鲁马”号从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出发驶向巴勒斯坦，船上的犹太人目睹了希特勒的种族法在罗马尼亚肆虐的结果，每人为上船付出了1000多美元，开船前罗马尼亚官员还没收了他们的贵重财物。“斯特鲁马”号是一艘多瑙河上的牲口船，船龄已经有一百年，根本不适合航海。在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当局不让这条船继续航行，因为只要船一离开伊斯坦布尔就进入马尔马拉海，一旦船在那儿沉没，营救乘客就是土耳其的责任。所以土耳其政府让这条船返回黑海，在那里，不管它是沉没还是返回罗马尼亚，都不关土耳其或英国的事。英国驻土耳其大使为感情所动，试图劝说土耳其人放行，但却遭到英国外交部的申斥和奚落，责怪他放过了把这批犹太人送回罗马尼亚的大好机会。1942年2月，“斯特鲁马”号在黑海上滞留时沉没，769名乘客只有一人生还。

由于纳粹大屠杀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心中产生的深沉的绝望情绪，他们在绝望之中只看到几百万人需要避难所。“帕特里亚”事件和“斯特鲁马”事件强烈激起了犹太人对英国当局的愤恨，加入莱希和伊尔贡、准备同英国人决一死战的年轻犹太人也越来越多。1944年1月，贝京宣布伊尔贡组织重新对英国人展开武装斗争。伊尔贡小分队到处破坏英国情报站，攻击警察局，暗杀英国军官。他们或化装成阿拉伯人，或装扮成英军士兵，到英国兵营偷窃武器、劫持人质。

不过，与莱希不同，伊尔贡还力图避免造成无辜人员伤亡，将其攻击目标尽可能局限于军事和行政设施，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机构正在从事造成欧洲犹太人出逃无门、被纳粹屠杀的阴谋。尽管这样，伊尔贡的行为也很容易使英国正式成为犹太人的敌人，使得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经过半个世纪牺牲所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此外，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也十分关注伊尔贡通过勒索、恐吓和抢劫银行来筹集资金的做法，强盗行为或军事集团独裁似乎是这种活动的必然结果，它将极大地威胁民主制度。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及哈加纳的领导人既希望消灭伊尔贡，又想避免内战，避免成为英国刽子手的帮凶。英国当局也对他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协助“犯罪调查部”共同打击伊尔贡。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哈加纳总指挥官斯奈（Moshe Sneh）在10月8日同他在波兰时就认识的贝京进行了一次长谈。斯奈指出，他和其他领导人很明白，对英国展开军事斗争的时刻将会到来，但眼下实行这种战略的时机还没有到，伊尔贡的行动已经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危害。贝京答复说，雅博廷斯基死后，本-古里安是唯一能领导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人。如果本-古里安能担任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并成立一个犹太临时政府，他愿意服从本-古里安的领导，否则伊尔贡就不得不继续进行自己的战争，直到大多数犹太人都起来参加这场战争。

1944年11月6日，两名莱希组织成员在开罗开枪打死了英国中东事务大臣莫因勋爵，他在担任殖民大臣时曾对犹太复国主义表示出敌意，并拒绝让“帕特里亚”号上的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两名凶手在逃脱时因为不想伤害埃及警察而被抓到了，他们认为警察与莫因不同，警察没有罪。

刺杀莫因的凶手之一埃利亚胡·哈基姆（Eliyahu Hakim）在“帕特里亚”号沉没时还是个孩子，他从望远镜中看到过尸体在海水中漂浮，被炸掉头颅和手臂的妇女尸体被人用钩子捞出来的场面。两人在1945年2月被英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他们不否认对他们的指控，但声明“我们为自由而斗争……我们拿起了武器，那是我们被逼的。”哈基姆和他的伙伴在3月23日被英国当局绞死，临刑前他写道“我绝对地平静。我问心无愧，因为我觉得我尽到了职责”。两人高唱后来成为以色列国歌的《希望》歌走向绞架。1975年，以色列政府用20名阿拉伯犯人向埃及赎回了两人遗体，并用最高规格的军事礼仪在耶路撒冷为他们举行了国葬。

莫因勋爵是丘吉尔亲密的私人朋友，这次暗杀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付出了很大代价。丘吉尔宣布他将重新考虑他对犹太复国主义毕生友好的态度。暗杀也震惊了犹太公众，他们坚信暗杀是同犹太复国主义精神相背的，与恐怖分子的斗争就是拯救犹太复国主义灵魂的斗争。虽然暗杀莫因勋爵的是莱希，但公众的狂怒是针对伊尔贡的（尽管伊尔贡也谴责这次暗杀）。犹太委员会呼吁公众停止向伊尔贡分子提供保护。在整个巴勒斯坦范围内，哈加纳开始对伊尔贡成员展开代号为“狩猎季节”的围剿行动，有时独自进行，有时同英国当局合作。哈加纳还为此成立了一支特别行动队，除了180名来自帕尔马赫的志愿人员外，还包括20名情报人员。剿灭行动分三个部分：刺探侦察，保护（伊尔贡可能攻击的目标），逮捕。特别行动队绑架伊尔贡嫌疑分子，由情报人员确认其身份后就关押在哈加纳的各基布兹中，但在英国人要求将其转交给委任统治当局时，这些人都很快释放了。但是由于哈加纳提供的情报，除了贝京本人和一个助手外，英国人抓获了整个伊尔贡的高级指挥系统。

逃脱逮捕的伊尔贡成员非常气愤，要求对哈加纳实施报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如火如荼之时，一场犹太人内战眼看就要爆发。这时贝京的正直弥补了政治上的偏激，他要求手下保持克制，因为他熟悉犹太史，深知当年耶路撒冷守军就是因为内讧才被罗马军队打败的。犹太人牢记这个教训，把内部之间刀枪相向当作民族禁忌传了下去。此外，贝京还深信，欧洲战争即将结束，官方领导人将很快采取伊尔贡的政策。哈加纳对伊尔贡的打击持续了三个多月，到1945年春天就平静下去了。伊尔贡和莱希的恐怖活动有所收敛，但是其组织不仅没有被破坏，反而变得更隐蔽、更强大了。


哈加纳和伊尔贡

“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用哈加纳赋予我的武器，为了祖国，我将向人民的敌人作斗争，决不屈服，决不退缩，全部奉献。”
——帕尔马赫誓词




1933年在布拉格召开的第18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本-古里安被选为执行委员及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主席（后一个职位相当于伊舒夫的政治领袖），魏茨曼则在两年后的第19届大会上被选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从此两人接过了犹太复国主义这条航船的舵轮。

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麦克唐纳白皮书》意味着犹太移民同委任统治当局过去那种蜜月一般的亲密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937年推出皮尔分治方案后，本-古里安认为建立犹太国家的时刻已经到来，必须尽快建立一个不管任何形式的国家，即使是皮尔分给犹太人的那一小块土地也够了。他还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认为美国和美国犹太人蕴含着一股巨大的、未经开发的政治潜力，现在必须把美国作为犹太复国主义国外活动的中心。在这个问题上，他和亲英的魏茨曼展开了十多年的争吵和激烈冲突，直到最后，事实证明本-古里安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并把他推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最高位置。

英国推出《麦克唐纳白皮书》后，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英国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甚至开始成为敌人。但是经过辩论和冷静下来的思考，犹太领导人认识到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同纳粹德国战斗，对因果应该保持克制的态度。如果希特勒赢得最后的胜利，那不仅意味着欧洲犹太民族的彻底毁灭，而且也将导致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家园的终结。因此当年9月世界大战一爆发，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就发表声明，表示将在战争中全力支持英国，“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与英国人一起向希特勒作战；就像没有大战一样与《白皮书》作战”。1940年初，当战火迫近中东、对犹太复国主义态度较为友好的丘吉尔上台时，连一度考虑对英国人动武的本-古里安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向希特勒宣战必须成为压倒其他一切的首要任务。

战争开始后，包括伊尔贡在内，所有犹太军事组织都停止了反英活动，伊尔贡还宣布在三年内同英国当局保持停战状态。犹太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加英国军队，到1939年底，已经有13万多人登记报名，占当时巴勒斯坦成年犹太男子的三分之一。但是英国当局对招收犹太人参军犹犹豫豫，在1940年还采取了侵扰、调查和逮捕等行动，试图彻底消灭犹太人地下武装力量。只是在隆美尔入侵埃及、情况确实危急时，英军才招募了一些犹太人入伍。到战争结束时，大约有3万名巴勒斯坦犹太人参加了英国军队，比这稍微少一些的人参加了“犹太人定居点警察部队”等治安系统。

最初参加英军的犹太人是被混编到各部队中的。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希望英军能像一战那样直接组建一支犹太部队，但英军坚持只能建立由一个阿拉伯营和一个犹太营共同组成的“巴勒斯坦团”，试图同时招收相等数量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但阿拉伯人差不多毫无反应，而犹太人的帮助对巴勒斯坦本土的防务十分关键。丘吉尔对组建犹太军团原则上表示了同意，但顾忌阿拉伯人民族情绪的殖民事务部里却有许多人强烈反对。这个计划被一再推迟，到1941年底干脆束缚之高阁。犹太人协会于是不再向伦敦施加压力，而是求助于美国、加拿大等盟国的公众舆论。

在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下，1944年9月，英国最终同意成立一个犹太旅。这支部队约有5000人，主要由巴勒斯坦犹太人组成，还包括欧洲犹太难民和英国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军旗和军徽。在欧洲战役的最后阶段，犹太旅被部署在意大利战场，德国投降时驻扎在奥地利与南斯拉夫边境地区。许多犹太旅成员保持着与哈加纳的地下联系，他们组成暗杀小组，处决杀害过犹太人的党卫军和国防军军官，还帮助组织把难民偷运到巴勒斯坦的行动。1946年夏天，犹太旅被解散，一些军官进入哈加纳，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骨干。

除了参加正规作战行动外，战前从欧洲各国移民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还利用他们的语言能力，空投到欧洲敌后，参加了很多重要的情报工作和破坏行动。挑选他们、训练他们的，除了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SOE）外，还有传奇性的帕尔马赫部队。这支部队成立于1941年，前身是温盖特组建的“夜间别动队”。当时叙利亚由维希法国控制，伊拉克发生了亲纳粹的政变，隆美尔的军队已经逼近埃及的大门。由于德国有可能进攻巴勒斯坦，因此不论有无英国的支持，巴勒斯坦犹太人都必须有独立的、不受英军控制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巴勒斯坦。

帕尔马赫有两个最基本的目标：保卫犹太人定居点免受阿拉伯人侵扰；保卫家园免遭德意军队入侵。与坚持静态防御、同民兵差不多的哈加纳不同，这是一支动态的、类似于正规军的战斗力量。一开始帕尔马赫只有6个连，后来才扩展到9个。伊扎克·萨德（Yitzhak Sadeh）和伊戈尔·阿隆（Yigal Allon）是这支部队的正副指挥官。它由年轻的男女战士组成，装备很少，没有军衔和制服，没有勇士勋章，它的成员难以辩识，无报酬，非职业化。但作为一个战斗实体，这是一支充满活力、有理想、有战斗力的部队。

1941年，帕尔马赫先于盟军部队打入了黎巴嫩和叙利亚，进行侦察，搜集情报，搞破坏活动。他们爆破了的黎波里的炼油厂，偷偷越境抓回多名法国俘虏以供军事情报部门审讯。一名英军中的澳大利亚上校坚持要向指挥这些行动的伊戈尔·阿隆授勋，但后者坚持要法国俘虏的武器，而不是勋章。

随着叙利亚和黎巴嫩被盟军占领，英国打算解散帕尔马赫，但伊扎克·萨德设法使它成为一支兼职的部队。不久德军在埃及的推进又使英国人转变了态度，寻求这支部队的协助。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向它提供武器（奇怪的是，与此同时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却在巴勒斯坦四处兜捕携带武器的犹太人）和经费。英国方面一直以为他们在支付500人的费用，实际上由于帕尔马赫成员不领薪水，只拿微不足道的一点津贴，因此其规模扩大到了1500人。

在隆美尔从托布鲁克挥师东进、直至兵临阿拉曼城下的那段时期，帕尔马赫的成员都处于全面战备状态，以便应付任何突发事件。英国人建议犹太武装力量在德国占领巴勒斯坦后转入地下抗德斗争，但哈加纳的领导人有自己的打算。他们制订了“卡尔迈勒计划”，准备在德国入侵前把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转移到大海法地区，它包括卡尔迈勒山、海法与阿克之间的谷地、西加利利山脉、以及沿海的一个小机场。在那里，他们可以抵抗纳粹的侵略达数月、甚至数年。这一地区将通过空运、海运和自身的农业资源得到给养。犹太军事组织将利用盟军的武器库坚持抵抗，同时还将从这里出击敌后，破坏交通，袭击军事目标，使之成为盟军反击中东的桥头堡。大海法地区将成为一个规模更大的马萨达要塞——两千年前，犹太勇士们在这里抵抗罗马军队进攻达三年之久。

在北非战场形势最危急的这段时期里，向马萨达山急行军成了帕尔马赫的军事训练项目之一。当年轻的战士登上马萨达山顶、宣读帕尔马赫的誓言时，昔日马萨达勇士们的精神也被他们牢记在心中——不过其中绝无仿效两千年前先辈那样集体自杀的打算。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帕尔马赫的年轻士兵将选择英勇战死。

当隆美尔在阿拉曼战役中失败后，英国人就失去了对帕尔马赫的兴趣。双方的合作终止了，SOE停止提供经费，英国当局还收回了发给帕尔马赫的武器。帕尔马赫又反过来成功地偷了一个军火仓库，在没有惊动哨兵的情况下悄悄夺回了这些武器。此后英军和帕尔马赫之间友好和合作的气氛就荡然无存了。

到1942年，哈加纳中最优秀的成员都加入了帕尔马赫。人员增加，但资金却极度短缺，帕尔马赫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因为经费不足而自我解散。哈加纳内部的右翼势力也千方百计地希望消灭帕尔马赫，他们认为这支常备武装是左翼工人党派控制下的“党卫军”。最后，哈加纳参谋长雅科夫·多里决定将帕尔马赫成员编入基布兹系统（但不属于基布兹成员），每年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于劳作，以维持生存，其余三分之一的时间进行军事训练。基布兹将保证帕尔马赫成员的给养，并让这些战斗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们对基布兹自己的成员进行军事训练。但是许多帕尔马赫成员不喜欢这种安排，他们要求进行强度更大的训练，使其达到熟悉巴勒斯坦每一寸地形的目的。一些人离开帕尔马赫，加入了英军，但大部分人还是留了下来。

1942年底，由于削减经费和英国征兵的影响，帕尔马赫成员一度下降到800人，编为6个连，其成员散布在20个基布兹中，一边劳作，一边训练。一年后，由于一些城市青年的加入，帕尔马赫的人数超过了1000人，于是又增加了两个连。到1944年夏天，帕尔马赫拥有3个营，每个营有3个连，总人数大约有1500人。此外还有三支编外特种作战部队，分别是德国部（Ha-Machlaka Ha-Germanit，在中东和巴尔干执行敌后破坏活动）、阿拉伯部（Ha-Machlaka Ha-Aravi，后来发展为以色列边防部队）和破坏部（后来发展成以色列国防军工兵部队）。另外还有一个30人的参谋部。这些年轻人都经过严格的军事技能训练和作战指挥训练，包括严格的体能训练，夜间行军和作战演习，学习使用从匕首、手榴弹到迫击炮在内的各种武器，学习大部队协同作战和小分队作战，学习如何制订计划和提高应变能力。

考虑到这支部队将来要扩大，帕尔马赫的每个士兵都要学习指挥技术，让他们养成自己决断、独立作战、不墨守成规的技能，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在未来的军队中成为指挥官。帕尔马赫的教义是，最小的作战单位就是持枪的单个战士。指挥官应当在战士前面高呼“跟我来”，而不是站在士兵的后面喊“给我冲”。尽管可能付出代价，但它至今仍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信条。

除了加强军事训练外，伊扎克·萨德还着眼于未来，成立了“帕利亚姆”（Palyam），即海上帕尔马赫，训练从事海上破坏活动的潜水员，以及使用海上运输舰艇和登陆船只作战的海上战斗人员。向巴勒斯坦偷运难民的行动也是由海上帕尔马赫组织和实施的。这支部队后来发展为以色列海军。不独如此，萨德还在1944年组建了“帕拉威尔”，即空中帕尔马赫。它表面上是一个飞行俱乐部，用轻型飞机和滑翔机进行训练。如同没有牙齿的幼兽长成猛虎一样，这个不起眼的组织日后发展为声名如雷贯耳、威震中东的以色列空军。

在战争初期，由于要同维希法国作战，帕尔马赫获得武器比较容易。除了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提供的武器外，叙利亚的维希军队在向英军投降前往往卖掉他们手中的武器，犹太特工通过搞这种交易的阿拉伯人、或直接从法国军需官手中弄来了大量枪支、弹药、手榴弹，还有少数迫击炮和炸药。从埃及和北非也得到了大量武器，有些是买的，有些是从德意军队在利比亚弃置的军火库中偷来的。但是这些武器往往有问题，因为被迫制造这些武器的法国和捷克工人经常故意使他们的产品带有一点儿毛病。到战争结束时，哈加纳和帕尔马赫掌握的武器仍然相当少，可用军火不过是6000支步枪，几百支冲锋枪、轻机枪和迫击炮，不足以满足武装五六万地下武装人员的需要。

战争期间，尽管受到地下工作的种种限制，哈加纳还是设法发展了自己的军火工业——“塔阿斯”。它设法生产了大约20万枚手榴弹和几百门带弹药的迫击炮。这些武器被分配到全国的地下军火库。1947年与阿拉伯人的战争爆发时，哈加纳拥有的一半以上的轻武器都是这些大战时期的库存。

在战争期间，哈加纳和帕尔马赫的另外一个重大成就是发展起了一支职业化的情报部队。在此之前，犹太人的情报工作一直是散漫而随意的。1937年9月，哈加纳建立了自己的情报机构“沙伊”（Shai）。利用协助英国当局平息阿拉伯人暴乱的机会，他们从这个老牌间谍国家那里刺探到间谍艺术的全套解数。短短数月内，“沙伊”就发展了数千名成员，其中包括邮局职员、新闻记者、女秘书、饭店服务员和电话接线员。他们监听英国人的无线通讯，窃听阿拉伯政治人物的电话，甚至把耳朵伸进了咖啡馆这样的公共场所。

1939年4月，哈加纳、“沙伊”和一些基布兹的代表们成立了秘密移民机构“摩萨德-阿里亚-B”（B类移民机构，A类移民指的是英国限额内的“合法”移民），从事把欧洲犹太难民偷运入巴勒斯坦的活动。1940年，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对犹太地下武装力量展开搜查和逮捕，说明英国情报机关已经渗透进了哈加纳，后者因此发展出一个针对英国的反情报系统，这是走向职业化情报机构的第一步。在这之后，哈加纳又发展出分别针对英国人、阿拉伯人和伊尔贡的三个情报部门。

伊尔贡是最令哈加纳头疼的军事力量。他们对阿拉伯人针锋相对的报复活动破坏了哈加纳的政策，威胁着与英国当局合作关系的发展，双方关系日趋紧张，都直接采取行动反对另一方。不过伊尔贡缺乏资金，缺乏训练设施。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双方在战前达成一项协议，伊尔贡接受哈加纳的约束，但其成员在哈加纳系统内仍保持独立身份。

战争的头几年，伊尔贡也受到内部分裂的困扰，其中以亚伯拉罕·斯特恩最为极端，他把英国人而非德国人看作最主要的敌人，在最激进的年轻人中培植个人势力，对雅博廷斯基的领导权提出了挑战。雅博廷斯基在世时还可以用本人在右翼中独一无二的威望勉强压下斯特恩，但当他于1940年在美国去世后，斯特恩就与伊尔贡彻底分道扬镳了。他带出几百个年轻人（包括未来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成立了一个新的恐怖主义运动，称作“以色列自由战士”（Lohamei Herut Israel），缩写为“莱希”（Lehi），英国人则称之为“斯特恩帮”（Stern Gang）。

斯特恩认为，与希特勒做一笔交易，比与英国人停战更有利于犹太人的独立。他详细阐述了他的政治计划：协助德国人征服巴勒斯坦，交换条件是将欧洲犹太人转移到巴勒斯坦来。1941年，他的代表真地在贝鲁特同德国人谈判了实现这一计划的可能性。这一荒谬的计划使得伊尔贡重又在巴勒斯坦的右翼犹太人中获得了支持。
1942年2月，斯特恩在特拉维夫被搜捕他的英国警察打死，但他的活动已经极大地加深了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分裂和紧张关系。此后莱希组织继续存在，不过已经无力通过斯特恩设想的大规模恐怖活动推翻英国统治，于是转为零星暗杀英国警察，还有许多受害者是犹太人。莱希、伊尔贡和哈加纳密切刺探彼此的活动，有时某一方为了阻挠其对手的活动，居然向英国当局通风报信。

1943年，斯特恩在波兰的早期追随者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来到巴勒斯坦。他曾经在华沙大学攻读法律学位，是雅博廷斯基的得意门生之一，负责在波兰领导伊尔贡青年组织“贝塔”的工作。1939年贝京参加波兰军队作战，被红军俘虏，随后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随着自由波兰部队的组建而经波斯前往中东。群龙无首的伊尔贡随即将贝京选为领导人，这使得其内部的反英情绪再一次高涨。

贝京身体瘦弱，皮肤灰黄，坏牙平足，可谓其貌不扬，但是他有一种勇敢不屈的性格，是以色列历史上少有的组织家和演说家。他当选为伊尔贡领导人后就断绝了与其政治支持者“修正主义党”的关系，现在除了贝京的个人指挥外，伊尔贡已经不服从于任何政治权威。对于贝京来说，问题简单明了：英国和美国能拯救中欧的犹太人，但是他们却不救，因为他们不想让犹太人被救。贝京是从波兰来的，他的家乡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在战前有3万犹太人，到1944年只剩下10人。可以理解，他的世界观与世界主义的魏茨曼或者社会主义的本-古里安不会相同。

在1942年初，流亡伦敦的自由波兰政府首次向全世界披露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在波兰东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德国正在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灭绝犹太人。几百万孤立无援、手无寸铁的犹太人遭到了大屠杀。但人们对这第一批报告根本不相信。直到几个月后更多的资料详尽地证实了这些报告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才痛苦地明白，他们在欧洲的600万同胞已经或即将惨遭灭绝。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却依然对此视而不见。在1943年4月关于欧洲难民问题的百慕大会议上，英国代表同意了美国提出的关于会谈不触及美国移民法的条件，而美国也反过来同意不逼迫英国人增加巴勒斯坦移民配额，放更多的欧洲犹太人入境。伊舒夫对这种几乎和纳粹一样残酷的强硬态度感到十分愤怒。几十万本可能在巴勒斯坦找到生路的欧洲犹太难民就是因为这种残忍的关门政策而在毒气室里被杀害了。

在二战爆发初期，哈加纳和伊尔贡就高价租用了几十艘根本不适宜航行的船只，打算冲破英国封锁，让数千难民在巴勒斯坦登陆。在这种偷渡活动的头几年里发生了好几起重大灾难，使得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反英情绪更加高涨。1940年，英国海军在海法海面拦截了两条破旧的偷渡船“太平洋”号和“米洛斯”号，把两艘船上的两千名犹太难民集中到碰巧空着的货船“帕特里亚”号上，准备把他们运到毛里求斯拘留起来。犹太协会要求允许难民登陆的请求被英国当局拒绝后，就命令哈加纳在海法港内将“帕特里亚”号的机舱炸坏，使它不能起航。但是爆破没有成功，船上有250人死亡。

1941年底，运送769名犹太难民的“斯特鲁马”号从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出发驶向巴勒斯坦，船上的犹太人目睹了希特勒的种族法在罗马尼亚肆虐的结果，每人为上船付出了1000多美元，开船前罗马尼亚官员还没收了他们的贵重财物。“斯特鲁马”号是一艘多瑙河上的牲口船，船龄已经有一百年，根本不适合航海。在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当局不让这条船继续航行，因为只要船一离开伊斯坦布尔就进入马尔马拉海，一旦船在那儿沉没，营救乘客就是土耳其的责任。所以土耳其政府让这条船返回黑海，在那里，不管它是沉没还是返回罗马尼亚，都不关土耳其或英国的事。英国驻土耳其大使为感情所动，试图劝说土耳其人放行，但却遭到英国外交部的申斥和奚落，责怪他放过了把这批犹太人送回罗马尼亚的大好机会。1942年2月，“斯特鲁马”号在黑海上滞留时沉没，769名乘客只有一人生还。

由于纳粹大屠杀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心中产生的深沉的绝望情绪，他们在绝望之中只看到几百万人需要避难所。“帕特里亚”事件和“斯特鲁马”事件强烈激起了犹太人对英国当局的愤恨，加入莱希和伊尔贡、准备同英国人决一死战的年轻犹太人也越来越多。1944年1月，贝京宣布伊尔贡组织重新对英国人展开武装斗争。伊尔贡小分队到处破坏英国情报站，攻击警察局，暗杀英国军官。他们或化装成阿拉伯人，或装扮成英军士兵，到英国兵营偷窃武器、劫持人质。

不过，与莱希不同，伊尔贡还力图避免造成无辜人员伤亡，将其攻击目标尽可能局限于军事和行政设施，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机构正在从事造成欧洲犹太人出逃无门、被纳粹屠杀的阴谋。尽管这样，伊尔贡的行为也很容易使英国正式成为犹太人的敌人，使得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经过半个世纪牺牲所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此外，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也十分关注伊尔贡通过勒索、恐吓和抢劫银行来筹集资金的做法，强盗行为或军事集团独裁似乎是这种活动的必然结果，它将极大地威胁民主制度。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及哈加纳的领导人既希望消灭伊尔贡，又想避免内战，避免成为英国刽子手的帮凶。英国当局也对他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协助“犯罪调查部”共同打击伊尔贡。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哈加纳总指挥官斯奈（Moshe Sneh）在10月8日同他在波兰时就认识的贝京进行了一次长谈。斯奈指出，他和其他领导人很明白，对英国展开军事斗争的时刻将会到来，但眼下实行这种战略的时机还没有到，伊尔贡的行动已经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危害。贝京答复说，雅博廷斯基死后，本-古里安是唯一能领导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人。如果本-古里安能担任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并成立一个犹太临时政府，他愿意服从本-古里安的领导，否则伊尔贡就不得不继续进行自己的战争，直到大多数犹太人都起来参加这场战争。

1944年11月6日，两名莱希组织成员在开罗开枪打死了英国中东事务大臣莫因勋爵，他在担任殖民大臣时曾对犹太复国主义表示出敌意，并拒绝让“帕特里亚”号上的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两名凶手在逃脱时因为不想伤害埃及警察而被抓到了，他们认为警察与莫因不同，警察没有罪。

刺杀莫因的凶手之一埃利亚胡·哈基姆（Eliyahu Hakim）在“帕特里亚”号沉没时还是个孩子，他从望远镜中看到过尸体在海水中漂浮，被炸掉头颅和手臂的妇女尸体被人用钩子捞出来的场面。两人在1945年2月被英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他们不否认对他们的指控，但声明“我们为自由而斗争……我们拿起了武器，那是我们被逼的。”哈基姆和他的伙伴在3月23日被英国当局绞死，临刑前他写道“我绝对地平静。我问心无愧，因为我觉得我尽到了职责”。两人高唱后来成为以色列国歌的《希望》歌走向绞架。1975年，以色列政府用20名阿拉伯犯人向埃及赎回了两人遗体，并用最高规格的军事礼仪在耶路撒冷为他们举行了国葬。

莫因勋爵是丘吉尔亲密的私人朋友，这次暗杀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付出了很大代价。丘吉尔宣布他将重新考虑他对犹太复国主义毕生友好的态度。暗杀也震惊了犹太公众，他们坚信暗杀是同犹太复国主义精神相背的，与恐怖分子的斗争就是拯救犹太复国主义灵魂的斗争。虽然暗杀莫因勋爵的是莱希，但公众的狂怒是针对伊尔贡的（尽管伊尔贡也谴责这次暗杀）。犹太委员会呼吁公众停止向伊尔贡分子提供保护。在整个巴勒斯坦范围内，哈加纳开始对伊尔贡成员展开代号为“狩猎季节”的围剿行动，有时独自进行，有时同英国当局合作。哈加纳还为此成立了一支特别行动队，除了180名来自帕尔马赫的志愿人员外，还包括20名情报人员。剿灭行动分三个部分：刺探侦察，保护（伊尔贡可能攻击的目标），逮捕。特别行动队绑架伊尔贡嫌疑分子，由情报人员确认其身份后就关押在哈加纳的各基布兹中，但在英国人要求将其转交给委任统治当局时，这些人都很快释放了。但是由于哈加纳提供的情报，除了贝京本人和一个助手外，英国人抓获了整个伊尔贡的高级指挥系统。

逃脱逮捕的伊尔贡成员非常气愤，要求对哈加纳实施报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如火如荼之时，一场犹太人内战眼看就要爆发。这时贝京的正直弥补了政治上的偏激，他要求手下保持克制，因为他熟悉犹太史，深知当年耶路撒冷守军就是因为内讧才被罗马军队打败的。犹太人牢记这个教训，把内部之间刀枪相向当作民族禁忌传了下去。此外，贝京还深信，欧洲战争即将结束，官方领导人将很快采取伊尔贡的政策。哈加纳对伊尔贡的打击持续了三个多月，到1945年春天就平静下去了。伊尔贡和莱希的恐怖活动有所收敛，但是其组织不仅没有被破坏，反而变得更隐蔽、更强大了。

通向以色列国之路

“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惟有剩下的归回”
——《以塞亚书》，第10章，第22节



以中东的狭隘观点看，犹太复国主义不过是巴勒斯坦50万犹太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但是纳粹大屠杀所造成的绝望与愤懑却使它在全世界的犹太人中形成了一种最强大的势力。犹太人在全世界金融和政治上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们在人数上的力量。精神上的痛苦和资源上的强大，两者结合，使犹太复国主义有了远比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更为坚固的决心和信念。

随着二战的结束，德国对犹太人的大规模灭绝成为世人皆知的事实。除了英国和苏联外，在德国杀人机器下幸存下来的欧洲犹太人已经不足100万，其中大部分人流离失所，生活在难民营里。英军犹太旅中的哈加纳成员和帕尔马赫特工人员指导犹太难民们躲过一道道欧洲边境上的卫兵，前往地中海的港口，登上哈加纳弄来的摇摇晃晃的船，然后设法把他们偷运到巴勒斯坦。从1945年到1948年，海上帕尔马赫从欧洲成功运出了约7万名犹太难民，其活动范围北至瑞典，南至阿尔及利亚，西至法国，东至罗马尼亚。

战争结束后，阿拉伯人同德国勾结合作的危险已经不复存在。伊舒夫希望废除《白皮书》，以便帮助欧洲犹太人幸存者来巴勒斯坦。但是，在英国外交部眼中，《白皮书》已经成了保证英国在中东地位的必不可少的关键手段。战争期间，英国已经制订好了以服从英国利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控制中东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计划，1945年3月在外约旦成立了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阿拉伯军团。英国还清除了法国在叙利亚的影响，大有一副保持它对整个近东地区主宰地位的架势。

1945年英国大选中，英国工党获胜。在处于反对党地位时，它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一直采取亲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因此当年7月工党政府上台时，犹太复国主义者曾经对其寄予很高的期望，伊舒夫的愿望看来似乎可以实现了。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新政府将继续前任政府的政策，仍将采取牺牲犹太复国主义的办法来发展与阿拉伯人的友好关系。巴勒斯坦的犹太领导人决定加快非法营救活动，使《白皮书》成为一纸空文。1945年10月，一支经过专门训练、进行营救活动的帕尔马赫突击队袭击了阿斯里特的关押营地，救出大约200名难民。

哈加纳领导人现在开始觉得向英国人开战的时机已经到来。尽管很多人认为只应当“适当刺激一下”英国当局，使它在政策上灵活一些，但在欧洲犹太幸存者处于绝境的情况下，占上风的是更激进的观点。1945年10月25日，在结束对伊尔贡的围剿还不到半年之后，哈加纳就同伊尔贡和莱希达成协议，建立联合的“希伯莱抵抗运动”，把所有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对英国人实施沉痛打击。希伯莱抵抗运动成立之后，马上向巴勒斯坦各地的英国交通设施发动了攻击。由800名帕尔马赫成员组成的50个别动队在153个地点破坏铁路，伊尔贡被派去摧毁洛德的火车站和军事设施，莱希对海法炼油厂发动了一次没有成功的爆破突袭，海上帕尔马赫则击沉了3艘英军巡逻艇。整个行动过程中人员伤亡很少。

1945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宣布成立英美调查委员会，以研究欧洲犹太难民问题和巴勒斯坦局势。他想把美国也拉进巴勒斯坦问题这个泥潭，希望这样一来可以削弱犹太复国主义对美国政府的压力和影响。不料，英美调查委员会竟在翌年4月提出报告，一致建议立即将境遇最悲惨的10万名集中营幸存者立即从欧洲转移到巴勒斯坦。美国总统杜鲁门马上宣布支持移送这10万犹太人，英国政府则大吃一惊，因为它没有想到调查委员会会得出一个全体一致同意的报告，而贝文此前也曾公开许诺过，他会遵守执行该委员会一致通过的任何建议。于是，工党内阁不顾英国的国际信义，也不顾外交大臣的脸面，没羞没臊地宣布说除非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完全交出武器，犹太代办处完全消灭恐怖活动，它才允许这10万人前往巴勒斯坦。工党的如意算盘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哈加纳是绝对不会交出武器的，而且即使他们这么做，阿拉伯人也肯定不会。

讽刺的是，如果当时工党内阁让这10万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那么以色列国可能根本不会产生，犹太代办处的好战性和恐怖活动的吸引力也毫无疑问会下降。如果这些情况最紧迫的大屠杀幸存者能进入巴勒斯坦，世界各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和注意力就会转移到其他地方。由于英国拒绝执行这个报告，就维持了犹太人作为弱者被英帝国主义欺压的形象，维系了哈加纳和伊尔贡的联盟，并且使此前千方百计与当局合作的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第一次得出结论，必须推翻英国的委任统治。对于任何人来说，到1946年形势已经很清楚，不使用暴力，是无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

1946年2月20日，帕尔马赫炸毁了海法雷达站，8名皇家空军工作人员受伤。两天后，帕尔马赫又对巴勒斯坦警察部队的3个营地进行了袭击。25日，伊尔贡和莱希成员渗入3个英军机场，破坏了15架飞机，损失达75万英镑。6月17日深夜，帕尔马赫的突击队执行了一项计划周密的行动，破坏了10座重要桥梁，在炸掉第11座桥时遭到重火力反击，牺牲了14个人。莱希组织则在袭击海法铁路系统的行动中牺牲了11人。

“桥梁之夜”后，英国当局决定实施策划已久的行动，打击犹太武装力量，破坏犹太领导组织。6月29日，一万七千名英军第六空降师士兵在坦克、重炮和装甲车的支援下，在巴勒斯坦各地展开大搜捕，同时宣布巴勒斯坦全境戒严，封锁边境，停止所有电话业务，在犹太人居住区实行宵禁。在耶路撒冷，犹太代办处总部被大批英国军警团团围住，犹太工人总会和许多犹太机构也被包围、查抄。英军还冲到各基布兹搜索武器弹药，发现了33个军火库，缴获了10挺机枪、325支步枪、96门迫击炮和42.5万发弹药。

到第二天上午，伊舒夫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被逮捕，扔进了拉特伦监狱。被捕的有犹太代办处政治部主任摩西·夏里特，还有本-古里安的两个副手，犹太工人总会主席大卫·雷梅兹和以色列工党领导人多夫·约瑟夫。帕尔马赫成员也遭到逮捕，包括当时尚未引人注目的伊扎克·拉宾。本-古里安此时在巴黎，果尔达·梅厄有幸逃脱，哈加纳总司令摩西·斯奈则在最后一刻得到情报，带着重要文件溜之大吉。虽然英国当局贴出告示，悬赏1万英镑缉拿贝京，但却一直没有抓到他。

大逮捕后，哈伊姆·魏茨曼第一次动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的权力直接干预伊舒夫领导人的具体事务。他深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训很可能促使巴勒斯坦犹太人采取等于是同英国开战的报复行动，而这很有可能危及犹太复国主义的总体方案，于是命令摩西·斯奈下令哈加纳暂停所有武装报复行动。好战的斯奈下了这道命令，然后辞职了。他在离开巴勒斯坦前往巴黎与本-古里安会合前，要求伊尔贡和莱希也服从暂时不要动武的命令，但显然是白费力气。莱希向来就无所顾忌，伊尔贡现在也不再关心人员伤亡问题。到这时为止，犹太武装力量在执行反英破坏活动时一直有所克制，英方伤亡人数一直比较少，但这时情况转变了。

7月22日中午，伊尔贡成员化装成阿拉伯服务人员，推着7个牛奶桶，里面装满500磅TNT炸药和硝酸甘油，从厨房入口混进了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饭店。这家饭店是英国保守党百万富翁卡彭特·钱农的产业，当时被认为是“巴黎里兹饭店以东最好的酒店”。英国驻巴勒斯坦的行政机关和军事总部就设在这座饭店的东侧楼和主楼上面几层，下面则是饭店。12点刚过，炸药在饭店地下室安放完毕。一个不巧走到现场的英国军官被开枪打死，伊尔贡成员则放了一个不伤人的“爆竹炸弹”然后逃之夭夭。伊尔贡的女通讯员阿迪娜·海-尼森向饭店经理部、楼内的英军司令部、以及大楼旁边的法国领事馆和犹太复国主义报纸《巴勒斯坦邮报》报社打去电话：“这里是希伯莱抵抗运动。我们已经在饭店内安放了炸弹。这座大楼马上就要爆炸。你们接到警报后必须立刻撤离。”一个英国高级官员傲慢地对这个警告置之不理，英军司令部没有人撤出大卫王饭店（饭店经理则及时疏散了下面几层楼的客人）。

12点32分，轰隆一声巨响，一团巨大的烟尘笼罩了整个大楼。待灰土散尽，人们吃惊地发现大卫王饭店昔日装修豪华的五层东侧楼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堆冒着黑烟的残垣断壁，以及像坟包一样高高隆起的瓦砾堆。楼内不肯撤离的工作人员早已不见踪影。经查，共有91名英国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被炸死，45人被炸伤。
尽管袭击大卫王饭店本是一次哈加纳和伊尔贡共同策划的联合行动，也是哈加纳头子斯奈本人亲自下达的批准令，但面对袭击事件之后席卷而来的谴责浪潮，贝京和伊尔贡组织高傲地把全部责任都包揽到了自己头上。哈加纳也不客气，板起脸来一本正经地同犹太代办处和其他政治组织一起谴责伊尔贡。贝京成了“恐怖分子”、“土匪”的代名词，“希伯莱抵抗运动”则宣告解散，哈加纳和伊尔贡再次分道扬镳。

1947年头几个月，巴勒斯坦的动乱局面有增无减。许多年后，有人问英国女记者克莱尔·霍林斯沃斯，她如何有勇气报导阿尔及利亚、塞浦路斯和北爱尔兰的城市游击战，她说：“与1947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活动相比，那些地方真算是平静了。那里是唯一一个统治者被吓得只敢沿着墙角走的地方。”

英国统治当局确实是被吓得惊慌失措。他们先是撤走了大约两千名妇孺，随后又撤走了其余所有英国人家属。接着撤走的是所有“不重要”的工作人员，最后只留下最基干的文官。军营、邮局、警察总部和其他政府大楼四周架上电网，留下来的英国人龟缩其中，犹太人讥讽地称之为“贝文堡”。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抵抗活动已经将当地的8万英国军队和1.6万警察部队置于如此难堪和头疼的境地，英国军人只有与至少4名人员组成的武装护送队结伴同行才能外出，官员出门则必须要重型装甲车武装护送。高级专员坎宁安勋爵悲哀地写道：“我最近非常担心，显然连军队都不能保护他们自己了。”

当年3月，英国当局宣布对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实施戒严，还对抓获的“恐怖分子”采取从重处罚的措施。英国法庭判处两名因携带枪支而被逮捕的伊尔贡成员18年徒刑，并且附加鞭刑，在其中一人遭到鞭打后，伊尔贡抓了一名英国军官和3名军士，拿鞭子把他们也抽打了一顿，极度难堪的英国人不得不停止对另一名囚犯的鞭打。不幸的是，参与鞭打英军的三名伊尔贡战士，莫狄凯·阿尔柯什、耶希埃尔·德莱兹纳和埃利泽·卡沙尼，后来被英军抓住，先是遭到残酷的鞭打，然后被英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伊尔贡抓获了一批人质，迫使英国人推迟行刑日期，但是这三名战士最后还是被绞死了。不过，此后英国当局再也没有对犹太人宣判过鞭刑。

1947年5月，伊尔贡进行了一次更大胆的行动，攻入被认为“牢不可破”的阿克监狱，把十字军时代修建的牢固墙壁炸出一个洞，放出了251名囚犯，包括131名犹太人和120名阿拉伯人（后者大多是普通的刑事犯），其中有30多名伊尔贡和莱希的成员。在行动中，9名伊尔贡战士和6名囚犯被打死，12名囚犯和3名伊尔贡突击队员被抓获。被抓获的这三个人，阿夫沙龙·哈维夫、梅厄·纳卡尔和雅科夫·魏斯，被英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审讯中，纳卡尔把英国当局称为“破产者”，他极为轻蔑地说这个政府“尽管把它的一半预算花到了警察身上，但还是对付不了人们愤怒的反抗。”纳粹大屠杀幸存者雅科夫·魏斯则正告法庭：“我们知道这场斗争的结局必将是我们的人民赢得自由，奴隶主将从这块土地上消失……再也没有比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让世人都知道我们是完成这场事业中的一员更能让人感到幸福的了。”

为了营救这三名战士，伊尔贡抓获了两名英军情报部的中士，克利福德·马丁和莫文·佩因，他们是违反安全规定、不带武器从咖啡馆回家时被抓住的。7月29日，在三名勇士高唱《希望》走向绞架后几小时，伊尔贡在一家钻石加工厂的厂房里绞死了这两名人质，随后把尸体挂在政府林业站的桉树上，尸体下的土里还各埋上一颗地雷，以便让解下尸体的人（只可能是英国军人或警察）也被炸死。这件事令巴勒斯坦的英国士兵和警察暴跳如雷，他们袭击无辜犹太人，并破坏其财产。有五名犹太人被杀，在英国本土还发生了反犹骚乱。不过，虽然处死人质一事受到广泛的谴责，但自此以后再也没有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被英军绞死。

战后英国国力的虚弱、严重的经济危机和1946年冬天的燃料危机，令英国政府焦头烂额，巴勒斯坦的不安定局面更是雪上加霜。财力枯竭的英国政府每年要耗费3000万英镑来维持这里的“治安”。英国公众中要求政府干脆撤出巴勒斯坦、宣布认输的压力与日俱增。到1947年2月初，英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4月2日，在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下，联合国秘书长召集联大特别会议，建立了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UNSCOP），其成员由11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危地马拉、印度、伊朗、荷兰、秘鲁、瑞典、乌拉圭和南斯拉夫）组成，研究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途径。特别会议还规定，阿拉伯和犹太方面有权各自任命两名联络官，配合委员会工作。

由耶路撒冷穆夫提阿明·侯赛尼控制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马上做出反应，决定采取抵制态度，不许阿拉伯人跟调查委员会合作，也不派遣联络官。比较有远见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意识到此举会使他们的事业受到损害，但是，因为害怕报复（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协会主席萨米·泰哈就是被侯赛尼下令杀害的），他们不敢不遵守穆夫提的命令。在同犹太复国主义的争斗中，阿拉伯一方屡屡祭出自掘坟墓的昏招，这不是第一次，也远远不是最后一次。与此相反，犹太代办处立即宣布欢迎调查团来巴勒斯坦实地考察，并任命代办处经济部主任大卫·霍洛维茨（后成为以色列银行行长）和代办处驻纽约代表团顾问阿巴·埃班（后成为以色列驻美国和联合国大使、外交部长）为联络官。

联合国调查委员的计划是实地参观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的工厂、农场，和当地政治领导人及普通民众交谈，了解情况，保持不偏不倚。然而他们一到巴勒斯坦就遭到阿拉伯人的抵制。在海法，一家卷烟厂的阿拉伯主人对调查团的到来十分气愤，把他们撵了出去，因为“他们是来抢地盘的”。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以民族激愤取代国际交往规则的，往往不会有好结果。偏激使阿拉伯人丧失了理智，陷自身于被动局面，以至阿巴·埃班后来得意地说“我们靠阿拉伯人犯错误而活着”。与此相反，两名犹太联络官和调查委员们同吃同住，带他们去巴勒斯坦各地参观。海法的工厂、卡尔迈勒山的果园、特拉维夫的现代化港口、萨费德的研究所、内格夫的基布兹、约旦河的发电站……犹太人用血和汗在荒地上创造出来的奇迹成就在调查委员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建设成就使调查团深信，把已经在这里生根的犹太人强制赶走是不行的。犹太人已经不容争议地成了巴勒斯坦当地居民的一部分，这个事实谁也无法推翻。

1947年7月，霍洛维茨和埃班得到一条重要消息：一艘哈加纳的船只满载来自德国集中营的犹太难民，经过数不尽的艰难与坎坷后来到了巴勒斯坦近海。这条船后来让英国委任统治政府大为难堪，从此在以色列建国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这条船原来是一艘不起眼的渡船，航行于相对封闭的切萨皮克湾水域，名叫“加菲尔德总统”号，1942年被美国战时航运管理局征用，然后租借给英国人。1944年英国将它归还给美国。1946年，一家注册于华盛顿的拆船公司从战时航运管理局买下已经退役的“加菲尔德总统”号。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为哈加纳采购船只的代理人，它把“加菲尔德总统”号用钢板、木条加固起来，改名为“1947出埃及”号。

1947年7月11日，“出埃及”号从法国马赛港出发，驶向巴勒斯坦，船上有4515名犹太难民。英国海军军舰一路上跟踪“出埃及”号，直到7月18日，在其驶到离海法港20海里的时候，在公海上非法拦截了这艘难民船（英国领海范围为3海里）。英军登船队同船上的难民发生语言和肢体冲突，随后使用步枪和催泪瓦斯镇压，难民则用扫帚和罐头盒抵抗，在冲突中有3名船员命丧英军枪下。英国驱逐舰随即把“出埃及”号拖到海法港口。

当联合国调查委员赶到海法港的时候，冲突已经结束，难民们正被英军士兵押下船，赶到3艘英国监狱船中，准备把他们遣送走。联合国调查委员们看到这些好不容易逃离希特勒大屠杀苦海的犹太妇女、老人和婴儿被英国士兵凶狠地赶到甲板下面的小笼子中，7月地中海炎热的烈日把甲板下面变成了蒸笼，难民们苦不堪言。调查委员们被英国这种不人道的手段激怒了。当得知这些难民的归宿将是塞浦路斯的集中营时，他们脑海中浮现的是纳粹德国用运牲口的闷罐车把犹太妇孺押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景象。对犹太民族苦难厄运的同情油然而生，委员们庄严地向难民们保证，英国人的这种做法不会长久了。

实际上“出埃及”号上的难民并没有像以往那样被送往塞浦路斯。这次英国决定一劳永逸地永久禁止这批难民入境。3艘监狱船把他们送到法国南部一座小港口。4500名难民尽管饥肠辘辘，口渴难耐，但都拒绝下船。在难民中弥漫着一种坚毅、悲壮的气氛，以至意志动摇者（只有31人）需要有很大的勇气才有脸下船。法国共产党报纸《人道报》谴责这3艘船是“漂浮的奥斯维辛”，法国政府的一位年轻部长弗朗索瓦·密特朗则向政府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拒绝英国提出的用武力迫使难民们上岸的要求。据说法国当局当时从英国的窘困中得到了一些满足。

联合国调查委员们回到日内瓦后，一边开会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办法，一边关注着“出埃及”号难民的去向。当“出埃及”号难民最终被英国人强行遣送回德国汉堡的消息传到日内瓦后，一部分以前动摇不定的调查委员也坚定了态度：英国对巴勒斯坦犹太人不人道的委任统治必须结束。

按照规定，调查委员会必须在1947年9月1日前将最后建议提交给联合国，但是委员们不断开会、争论，没法达成统一意见。最后，调查委员会主席、曾经就职于海牙国际法庭的瑞典法官埃米尔·桑德斯特鲁姆博士不得不直截了当地问：“有没有人赞同在整个巴勒斯坦的范围内建立阿拉伯国家？”

无人赞同。

“有没有人赞同在整个巴勒斯坦的范围内建立犹太国家？”

众皆默然。

于是，委员会再次开始讨论分区治理的方案：两个民族或者建立一个由犹太区和阿拉伯区组成的联邦制国家，或者分别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8月31日，委员会通知霍洛维茨和埃班，将出现两份建议。加拿大、捷克、危地马拉、乌拉圭、秘鲁、荷兰和瑞典的报告将赞同建立两个国家，犹太国的土地占巴勒斯坦的62%，阿拉伯国占38%，其余领土置于联合国管理下。南斯拉夫、印度和伊朗的代表提出了一个“少数派报告”，主张在巴勒斯坦成立联邦制国家，分为犹太区和阿拉伯区，阿拉伯区面积略大一些。中央政府内阿拉伯人占多数，并管理外交、国防、移民等事务。澳大利亚代表由于服从英国而投了弃权票。在日内瓦的阿拉伯代表立即完全拒绝了这两项建议书，犹太代表则拒绝少数派报告，原则上欢迎多数派报告。

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9月中旬开会，就巴勒斯坦的命运做出最后决定。于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外交活动集中到了纽约郊外长岛的小镇成功湖（Lake Success）。当时联合国总部设在这里的斯派里陀螺仪工厂中，召开大会时则移步法拉盛草地的1939年世博会纽约馆（已经改成大礼堂）。在那里，他们除了面临穆斯林国家代表的反游说外，还要同反对分治的美国石油公司说客团进行斗争。

按照章程，为使联大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需要超过三分之二的赞成票。由于国内犹太复国主义支持者的政治压力，美国打算投赞成票；为了加快英国在中东统治地位的垮台，以及考虑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其成员有不少是来自东欧和苏俄的社会主义者，巴勒斯坦当时在中东是共产党处于合法地位的唯一地区），苏联集团也准备投赞成票。由于许多拉美国家依赖美国，再加上调查委员会中亲眼目睹犹太人建设成就的危地马拉和乌拉圭两国代表的热情宣传，这一部分的优势也在犹太人一方。剩下的工作主要是说服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代表。犹太游说团由摩西·夏里特亲自带领，分成几个小组。为了寻找同目标国代表相遇的机会，他们要在咖啡厅里长时间地等待，吞下无数块免费三明治，喝下无数加仑的免费咖啡（那时候每对犹太外交官夫妇每天只有20美元的活动经费，所以不放过每一个白吃白喝的机会）。

11月初，发生了最严重的一次危机：美国代表团屈从于阿拉伯人的压力，向犹太外交官暗示，如果不把巴勒斯坦南部的内格夫地区交给阿拉伯人，美国很可能出面反对分治。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反复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只有直接与美国总统打交道才有可能争取到内格夫，只有哈伊姆·魏茨曼才有足够的地位和声望去与美国总统见面（他与杜鲁门是老相识。在第一次见面时，来自乡下的杜鲁门不知道“Chaim”如何发音，管魏茨曼叫“查姆”）。11月19日，病魔缠身的魏茨曼离开病榻，乘车从纽约赶到华盛顿。第二天，他在白宫向杜鲁门解释说，如果犹太国不能获得内格夫，这对它将是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灾难。魏茨曼以一个科学家的眼光描述了如果把内格夫交给犹太人，他们会怎样把这块地方建设得生机勃勃。这段绘声绘色的描述激起了杜鲁门的热情，因为他也曾为谋取密苏里河流域的开发和建设做过许多工作。

杜鲁门本人一直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的坚定支持者，当国防部长福雷斯特提醒他一旦将来爆发战争，对沙特阿拉伯石油的需求将是决定性的时候，杜鲁门回答说，他处理这个问题依据的是正义的原则，而不是石油。杜鲁门还是共济会成员，这个神秘的组织里出过不少声名显赫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比如富兰克林、杰弗逊、英王爱德华七世、美国总统威尔逊、南非总统史末资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马萨里克。最后，杜鲁门带有密苏里农场子弟那种朴实、率真、容易被打动的性格（他的少数民族特别事务助理、犹太人大卫·奈尔斯说，如果在贵族公学和名牌大学长大，性格深沉、老谋深算的罗斯福总统这时还活着，巴勒斯坦问题绝对不会是这样的结局）。最后，杜鲁门被魏茨曼说服了，决定打电话给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约翰逊。

20日下午，约翰逊正在法拉盛草地会场的休息室同夏里特和霍洛维茨叙谈。他以宣读判决书一样的权威口吻说，美国国务院认为在内格夫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犹太人必须委屈自己接受一个没有内格夫的国家。这时有人进来告诉他说有电话，约翰逊不耐烦地叫副手希尔德林准将去接电话。一分钟后，希尔德林回来了，说杜鲁门总统正在电话那一头，要找约翰逊本人。听到这话，约翰逊竟如一头受惊的麋鹿，尽管体态肥胖，却敏捷地几步蹿进了电话厅。20分钟后，他慢慢走回来，坐在夏里特和霍洛维茨的对面，脸上露出难言的窘态，有气无力地说：“刚才我真正想告诉你们的，就是我们没有什么要说的。”

在这一届联合国大会上，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特别委员会首先否决了穆斯林国家提出的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提议。11月25日，特别委员会又就分治问题投票表决。若要将这个问题提交给联大表决，赞成票超过半数就可以了。但是要大会采纳这个建议，就需要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弃权票除外），所以这次投票可以看作是联大最终投票的预演。实际上，当时只差一票就达到了这个三分之二的多数：25票赞成，13票反对（包括全体穆斯林国家、印度和古巴），中国、法国、英国在内的19国弃权或缺席。赞成票超过半数，所以分治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

由于到此时仍迟迟形不成多数意见，因此联大任命了一个三人起草委员会，负责向大会提交一份研究结果。这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如果起草委员会建议联大推迟做出决定、或让阿犹两派达成协议后再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可能会让此前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

当时人口不足18万的冰岛是三个起草国之一，“能把冰块推销给爱斯基摩人”的阿巴·埃班亲自负责说服冰岛代表索尔斯。11月29日早晨，在联大表决前几小时，埃班笑眯眯地对索尔斯说：“有时候，历史显得很离奇。冰岛是国际社会中最小的国家，可是它现在大权在握，可以决定犹太人民是否能获得独立。只要动一动笔，你就可以把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流放得远远的，让他们在《圣经》之后再一次被放逐到世界各地，并从此永远扼杀这个民族的希望和梦想。”索尔斯是个极度虔诚的基督教信义会信徒，对圣经故事和犹太民族的悲惨境遇耳熟能详，阿巴·埃班的这席话在他的心里深深地打上了烙印，并使他拿定了主意。

11月29日上午10点，联合国大会在一片紧张和兴奋的气氛中开始。纽约的几百万市民，只要工作允许，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大会投票的实况转播，巴勒斯坦的每一个伊舒夫成员和全世界的所有犹太人也都是如此。

投票前几分钟，各国代表的意向还在不断发生变化。菲律宾代表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法兰克福特（正好是犹太人）的压力下赞成分治，费尔斯通轮胎公司则威胁利比里亚代表，如果该国不赞成分治，他们就将从被视为利比里亚经济命脉的橡胶种植园中撤回投资。法国令人惊讶地由弃权改为赞成，这一点谁也没想到，因为法国在北非和叙利亚有许多不易安抚的穆斯林臣民。荷比卢三国、新西兰、海地和巴拉圭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四天前曾投反对票的暹罗代表因国内发生政变而缺席，曾投赞成票的智利改为弃权，曾经弃权的希腊现在反对。中国代表一度想投反对票，但最终改为弃权。

联合国的分治决议把巴勒斯坦地区分为八块地区：先是纵向分为两半，然后再从横里分成三段，此外还有两块飞地。犹太国将包括加利利地区、特拉维夫的一长条沿海地带、以及南部的内格夫沙漠，面积为1.49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6.4%，包括49.8万犹太人和40.7万阿拉伯人。阿拉伯国包括西加利利、约旦河西岸、以及包含内格夫沙漠西部边缘在内的加沙地区，此外还有特拉维夫南边的雅法港飞地，总面积1.12万平方公里，有72.5万阿拉伯人和1万犹太人。

在地图上，犹太国和阿拉伯国的版图像两条扭斗的蛇一样纠缠到一起。为了便于双方过境，在国境交叉的地方设置了“X点”和“Y点”，但是除非这两个国家愿意彼此合作，否则这两个过境点肯定是没有法子实现的。除此之外，还设立了一块被包围在阿拉伯国中间的国际化地区，包括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两座基督教圣城。

对于这个分治决议，联合国大会的最终投票结果为33票赞成，13票反对（阿富汗、古巴、埃及、希腊、印度、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也门），10票弃权（阿根廷、智利、中国、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洪都拉斯、墨西哥、英国、南斯拉夫），1票缺席。这届联大主席、巴西代表阿兰哈博士木槌落下：扣除弃权和缺席票后，赞成数达72%，超过三分之二，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国第181（2）号决议（全称为《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通过！

在法拉盛草地会场，在会议厅外的走廊中，犹太代表团被欣喜若狂的各国代表团和来访者（除了阿拉伯国家代表之外）轮流拥抱祝贺，一位拉比在休息室中激动地高喊：“这是上帝再创世的日子！”犹太人热泪盈眶，非犹太人则被这一伟大事件中蕴涵的崇高意义所感动。纽约街头，几乎所有的汽车都鸣笛庆祝，响亮的声音在山谷一般的曼哈顿摩天大楼之间激荡。当时在场的人都从心底里牢记着这个瞬间，永生难忘。

投票结果随着英国广播公司的电波传到了巴勒斯坦。那里已是深夜。守候在收音机前的整个伊舒夫都沸腾了！基布兹的居民们涌进会堂，载歌载舞，掌声和鞭炮此起彼伏，礼花和信号弹划破夜空，连地中海上空明亮的群星都为之失色。在特拉维夫，在耶路撒冷，在海法和加利利，在五十六年前犹太移民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定居点里雄莱锡安，在犹太开拓者建立起的第一个农庄佩塔提克瓦，人们不约而同地高唱起诗人纳夫塔利·英伯尔谱写的《希望》。在盟军解放比尔根-比尔森集中营时，那里的犹太幸存者曾经高唱这支歌。在年轻的哈基姆和其他为犹太国诞生而奋斗的勇士们走上绞架时，也曾经高唱这支歌。埋藏在心底的期望和诉求，两千年来一直在暗地奔涌澎湃，今天终于浮出水面。在大流散两千年之后，在西奥多·赫茨尔发表《犹太国》半个世纪之后，犹太民族终于拿到了祖国的诞生证！


通向以色列国之路

“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惟有剩下的归回”
——《以塞亚书》，第10章，第22节



以中东的狭隘观点看，犹太复国主义不过是巴勒斯坦50万犹太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但是纳粹大屠杀所造成的绝望与愤懑却使它在全世界的犹太人中形成了一种最强大的势力。犹太人在全世界金融和政治上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们在人数上的力量。精神上的痛苦和资源上的强大，两者结合，使犹太复国主义有了远比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更为坚固的决心和信念。

随着二战的结束，德国对犹太人的大规模灭绝成为世人皆知的事实。除了英国和苏联外，在德国杀人机器下幸存下来的欧洲犹太人已经不足100万，其中大部分人流离失所，生活在难民营里。英军犹太旅中的哈加纳成员和帕尔马赫特工人员指导犹太难民们躲过一道道欧洲边境上的卫兵，前往地中海的港口，登上哈加纳弄来的摇摇晃晃的船，然后设法把他们偷运到巴勒斯坦。从1945年到1948年，海上帕尔马赫从欧洲成功运出了约7万名犹太难民，其活动范围北至瑞典，南至阿尔及利亚，西至法国，东至罗马尼亚。

战争结束后，阿拉伯人同德国勾结合作的危险已经不复存在。伊舒夫希望废除《白皮书》，以便帮助欧洲犹太人幸存者来巴勒斯坦。但是，在英国外交部眼中，《白皮书》已经成了保证英国在中东地位的必不可少的关键手段。战争期间，英国已经制订好了以服从英国利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控制中东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计划，1945年3月在外约旦成立了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阿拉伯军团。英国还清除了法国在叙利亚的影响，大有一副保持它对整个近东地区主宰地位的架势。

1945年英国大选中，英国工党获胜。在处于反对党地位时，它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一直采取亲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因此当年7月工党政府上台时，犹太复国主义者曾经对其寄予很高的期望，伊舒夫的愿望看来似乎可以实现了。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新政府将继续前任政府的政策，仍将采取牺牲犹太复国主义的办法来发展与阿拉伯人的友好关系。巴勒斯坦的犹太领导人决定加快非法营救活动，使《白皮书》成为一纸空文。1945年10月，一支经过专门训练、进行营救活动的帕尔马赫突击队袭击了阿斯里特的关押营地，救出大约200名难民。

哈加纳领导人现在开始觉得向英国人开战的时机已经到来。尽管很多人认为只应当“适当刺激一下”英国当局，使它在政策上灵活一些，但在欧洲犹太幸存者处于绝境的情况下，占上风的是更激进的观点。1945年10月25日，在结束对伊尔贡的围剿还不到半年之后，哈加纳就同伊尔贡和莱希达成协议，建立联合的“希伯莱抵抗运动”，把所有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对英国人实施沉痛打击。希伯莱抵抗运动成立之后，马上向巴勒斯坦各地的英国交通设施发动了攻击。由800名帕尔马赫成员组成的50个别动队在153个地点破坏铁路，伊尔贡被派去摧毁洛德的火车站和军事设施，莱希对海法炼油厂发动了一次没有成功的爆破突袭，海上帕尔马赫则击沉了3艘英军巡逻艇。整个行动过程中人员伤亡很少。

1945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宣布成立英美调查委员会，以研究欧洲犹太难民问题和巴勒斯坦局势。他想把美国也拉进巴勒斯坦问题这个泥潭，希望这样一来可以削弱犹太复国主义对美国政府的压力和影响。不料，英美调查委员会竟在翌年4月提出报告，一致建议立即将境遇最悲惨的10万名集中营幸存者立即从欧洲转移到巴勒斯坦。美国总统杜鲁门马上宣布支持移送这10万犹太人，英国政府则大吃一惊，因为它没有想到调查委员会会得出一个全体一致同意的报告，而贝文此前也曾公开许诺过，他会遵守执行该委员会一致通过的任何建议。于是，工党内阁不顾英国的国际信义，也不顾外交大臣的脸面，没羞没臊地宣布说除非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完全交出武器，犹太代办处完全消灭恐怖活动，它才允许这10万人前往巴勒斯坦。工党的如意算盘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哈加纳是绝对不会交出武器的，而且即使他们这么做，阿拉伯人也肯定不会。

讽刺的是，如果当时工党内阁让这10万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那么以色列国可能根本不会产生，犹太代办处的好战性和恐怖活动的吸引力也毫无疑问会下降。如果这些情况最紧迫的大屠杀幸存者能进入巴勒斯坦，世界各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和注意力就会转移到其他地方。由于英国拒绝执行这个报告，就维持了犹太人作为弱者被英帝国主义欺压的形象，维系了哈加纳和伊尔贡的联盟，并且使此前千方百计与当局合作的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第一次得出结论，必须推翻英国的委任统治。对于任何人来说，到1946年形势已经很清楚，不使用暴力，是无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

1946年2月20日，帕尔马赫炸毁了海法雷达站，8名皇家空军工作人员受伤。两天后，帕尔马赫又对巴勒斯坦警察部队的3个营地进行了袭击。25日，伊尔贡和莱希成员渗入3个英军机场，破坏了15架飞机，损失达75万英镑。6月17日深夜，帕尔马赫的突击队执行了一项计划周密的行动，破坏了10座重要桥梁，在炸掉第11座桥时遭到重火力反击，牺牲了14个人。莱希组织则在袭击海法铁路系统的行动中牺牲了11人。

“桥梁之夜”后，英国当局决定实施策划已久的行动，打击犹太武装力量，破坏犹太领导组织。6月29日，一万七千名英军第六空降师士兵在坦克、重炮和装甲车的支援下，在巴勒斯坦各地展开大搜捕，同时宣布巴勒斯坦全境戒严，封锁边境，停止所有电话业务，在犹太人居住区实行宵禁。在耶路撒冷，犹太代办处总部被大批英国军警团团围住，犹太工人总会和许多犹太机构也被包围、查抄。英军还冲到各基布兹搜索武器弹药，发现了33个军火库，缴获了10挺机枪、325支步枪、96门迫击炮和42.5万发弹药。

到第二天上午，伊舒夫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被逮捕，扔进了拉特伦监狱。被捕的有犹太代办处政治部主任摩西·夏里特，还有本-古里安的两个副手，犹太工人总会主席大卫·雷梅兹和以色列工党领导人多夫·约瑟夫。帕尔马赫成员也遭到逮捕，包括当时尚未引人注目的伊扎克·拉宾。本-古里安此时在巴黎，果尔达·梅厄有幸逃脱，哈加纳总司令摩西·斯奈则在最后一刻得到情报，带着重要文件溜之大吉。虽然英国当局贴出告示，悬赏1万英镑缉拿贝京，但却一直没有抓到他。

大逮捕后，哈伊姆·魏茨曼第一次动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的权力直接干预伊舒夫领导人的具体事务。他深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训很可能促使巴勒斯坦犹太人采取等于是同英国开战的报复行动，而这很有可能危及犹太复国主义的总体方案，于是命令摩西·斯奈下令哈加纳暂停所有武装报复行动。好战的斯奈下了这道命令，然后辞职了。他在离开巴勒斯坦前往巴黎与本-古里安会合前，要求伊尔贡和莱希也服从暂时不要动武的命令，但显然是白费力气。莱希向来就无所顾忌，伊尔贡现在也不再关心人员伤亡问题。到这时为止，犹太武装力量在执行反英破坏活动时一直有所克制，英方伤亡人数一直比较少，但这时情况转变了。

7月22日中午，伊尔贡成员化装成阿拉伯服务人员，推着7个牛奶桶，里面装满500磅TNT炸药和硝酸甘油，从厨房入口混进了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饭店。这家饭店是英国保守党百万富翁卡彭特·钱农的产业，当时被认为是“巴黎里兹饭店以东最好的酒店”。英国驻巴勒斯坦的行政机关和军事总部就设在这座饭店的东侧楼和主楼上面几层，下面则是饭店。12点刚过，炸药在饭店地下室安放完毕。一个不巧走到现场的英国军官被开枪打死，伊尔贡成员则放了一个不伤人的“爆竹炸弹”然后逃之夭夭。伊尔贡的女通讯员阿迪娜·海-尼森向饭店经理部、楼内的英军司令部、以及大楼旁边的法国领事馆和犹太复国主义报纸《巴勒斯坦邮报》报社打去电话：“这里是希伯莱抵抗运动。我们已经在饭店内安放了炸弹。这座大楼马上就要爆炸。你们接到警报后必须立刻撤离。”一个英国高级官员傲慢地对这个警告置之不理，英军司令部没有人撤出大卫王饭店（饭店经理则及时疏散了下面几层楼的客人）。

12点32分，轰隆一声巨响，一团巨大的烟尘笼罩了整个大楼。待灰土散尽，人们吃惊地发现大卫王饭店昔日装修豪华的五层东侧楼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堆冒着黑烟的残垣断壁，以及像坟包一样高高隆起的瓦砾堆。楼内不肯撤离的工作人员早已不见踪影。经查，共有91名英国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被炸死，45人被炸伤。
尽管袭击大卫王饭店本是一次哈加纳和伊尔贡共同策划的联合行动，也是哈加纳头子斯奈本人亲自下达的批准令，但面对袭击事件之后席卷而来的谴责浪潮，贝京和伊尔贡组织高傲地把全部责任都包揽到了自己头上。哈加纳也不客气，板起脸来一本正经地同犹太代办处和其他政治组织一起谴责伊尔贡。贝京成了“恐怖分子”、“土匪”的代名词，“希伯莱抵抗运动”则宣告解散，哈加纳和伊尔贡再次分道扬镳。

1947年头几个月，巴勒斯坦的动乱局面有增无减。许多年后，有人问英国女记者克莱尔·霍林斯沃斯，她如何有勇气报导阿尔及利亚、塞浦路斯和北爱尔兰的城市游击战，她说：“与1947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活动相比，那些地方真算是平静了。那里是唯一一个统治者被吓得只敢沿着墙角走的地方。”

英国统治当局确实是被吓得惊慌失措。他们先是撤走了大约两千名妇孺，随后又撤走了其余所有英国人家属。接着撤走的是所有“不重要”的工作人员，最后只留下最基干的文官。军营、邮局、警察总部和其他政府大楼四周架上电网，留下来的英国人龟缩其中，犹太人讥讽地称之为“贝文堡”。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抵抗活动已经将当地的8万英国军队和1.6万警察部队置于如此难堪和头疼的境地，英国军人只有与至少4名人员组成的武装护送队结伴同行才能外出，官员出门则必须要重型装甲车武装护送。高级专员坎宁安勋爵悲哀地写道：“我最近非常担心，显然连军队都不能保护他们自己了。”

当年3月，英国当局宣布对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实施戒严，还对抓获的“恐怖分子”采取从重处罚的措施。英国法庭判处两名因携带枪支而被逮捕的伊尔贡成员18年徒刑，并且附加鞭刑，在其中一人遭到鞭打后，伊尔贡抓了一名英国军官和3名军士，拿鞭子把他们也抽打了一顿，极度难堪的英国人不得不停止对另一名囚犯的鞭打。不幸的是，参与鞭打英军的三名伊尔贡战士，莫狄凯·阿尔柯什、耶希埃尔·德莱兹纳和埃利泽·卡沙尼，后来被英军抓住，先是遭到残酷的鞭打，然后被英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伊尔贡抓获了一批人质，迫使英国人推迟行刑日期，但是这三名战士最后还是被绞死了。不过，此后英国当局再也没有对犹太人宣判过鞭刑。

1947年5月，伊尔贡进行了一次更大胆的行动，攻入被认为“牢不可破”的阿克监狱，把十字军时代修建的牢固墙壁炸出一个洞，放出了251名囚犯，包括131名犹太人和120名阿拉伯人（后者大多是普通的刑事犯），其中有30多名伊尔贡和莱希的成员。在行动中，9名伊尔贡战士和6名囚犯被打死，12名囚犯和3名伊尔贡突击队员被抓获。被抓获的这三个人，阿夫沙龙·哈维夫、梅厄·纳卡尔和雅科夫·魏斯，被英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审讯中，纳卡尔把英国当局称为“破产者”，他极为轻蔑地说这个政府“尽管把它的一半预算花到了警察身上，但还是对付不了人们愤怒的反抗。”纳粹大屠杀幸存者雅科夫·魏斯则正告法庭：“我们知道这场斗争的结局必将是我们的人民赢得自由，奴隶主将从这块土地上消失……再也没有比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让世人都知道我们是完成这场事业中的一员更能让人感到幸福的了。”

为了营救这三名战士，伊尔贡抓获了两名英军情报部的中士，克利福德·马丁和莫文·佩因，他们是违反安全规定、不带武器从咖啡馆回家时被抓住的。7月29日，在三名勇士高唱《希望》走向绞架后几小时，伊尔贡在一家钻石加工厂的厂房里绞死了这两名人质，随后把尸体挂在政府林业站的桉树上，尸体下的土里还各埋上一颗地雷，以便让解下尸体的人（只可能是英国军人或警察）也被炸死。这件事令巴勒斯坦的英国士兵和警察暴跳如雷，他们袭击无辜犹太人，并破坏其财产。有五名犹太人被杀，在英国本土还发生了反犹骚乱。不过，虽然处死人质一事受到广泛的谴责，但自此以后再也没有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被英军绞死。

战后英国国力的虚弱、严重的经济危机和1946年冬天的燃料危机，令英国政府焦头烂额，巴勒斯坦的不安定局面更是雪上加霜。财力枯竭的英国政府每年要耗费3000万英镑来维持这里的“治安”。英国公众中要求政府干脆撤出巴勒斯坦、宣布认输的压力与日俱增。到1947年2月初，英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4月2日，在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下，联合国秘书长召集联大特别会议，建立了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UNSCOP），其成员由11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危地马拉、印度、伊朗、荷兰、秘鲁、瑞典、乌拉圭和南斯拉夫）组成，研究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途径。特别会议还规定，阿拉伯和犹太方面有权各自任命两名联络官，配合委员会工作。

由耶路撒冷穆夫提阿明·侯赛尼控制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马上做出反应，决定采取抵制态度，不许阿拉伯人跟调查委员会合作，也不派遣联络官。比较有远见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意识到此举会使他们的事业受到损害，但是，因为害怕报复（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协会主席萨米·泰哈就是被侯赛尼下令杀害的），他们不敢不遵守穆夫提的命令。在同犹太复国主义的争斗中，阿拉伯一方屡屡祭出自掘坟墓的昏招，这不是第一次，也远远不是最后一次。与此相反，犹太代办处立即宣布欢迎调查团来巴勒斯坦实地考察，并任命代办处经济部主任大卫·霍洛维茨（后成为以色列银行行长）和代办处驻纽约代表团顾问阿巴·埃班（后成为以色列驻美国和联合国大使、外交部长）为联络官。

联合国调查委员的计划是实地参观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的工厂、农场，和当地政治领导人及普通民众交谈，了解情况，保持不偏不倚。然而他们一到巴勒斯坦就遭到阿拉伯人的抵制。在海法，一家卷烟厂的阿拉伯主人对调查团的到来十分气愤，把他们撵了出去，因为“他们是来抢地盘的”。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以民族激愤取代国际交往规则的，往往不会有好结果。偏激使阿拉伯人丧失了理智，陷自身于被动局面，以至阿巴·埃班后来得意地说“我们靠阿拉伯人犯错误而活着”。与此相反，两名犹太联络官和调查委员们同吃同住，带他们去巴勒斯坦各地参观。海法的工厂、卡尔迈勒山的果园、特拉维夫的现代化港口、萨费德的研究所、内格夫的基布兹、约旦河的发电站……犹太人用血和汗在荒地上创造出来的奇迹成就在调查委员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建设成就使调查团深信，把已经在这里生根的犹太人强制赶走是不行的。犹太人已经不容争议地成了巴勒斯坦当地居民的一部分，这个事实谁也无法推翻。

1947年7月，霍洛维茨和埃班得到一条重要消息：一艘哈加纳的船只满载来自德国集中营的犹太难民，经过数不尽的艰难与坎坷后来到了巴勒斯坦近海。这条船后来让英国委任统治政府大为难堪，从此在以色列建国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这条船原来是一艘不起眼的渡船，航行于相对封闭的切萨皮克湾水域，名叫“加菲尔德总统”号，1942年被美国战时航运管理局征用，然后租借给英国人。1944年英国将它归还给美国。1946年，一家注册于华盛顿的拆船公司从战时航运管理局买下已经退役的“加菲尔德总统”号。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为哈加纳采购船只的代理人，它把“加菲尔德总统”号用钢板、木条加固起来，改名为“1947出埃及”号。

1947年7月11日，“出埃及”号从法国马赛港出发，驶向巴勒斯坦，船上有4515名犹太难民。英国海军军舰一路上跟踪“出埃及”号，直到7月18日，在其驶到离海法港20海里的时候，在公海上非法拦截了这艘难民船（英国领海范围为3海里）。英军登船队同船上的难民发生语言和肢体冲突，随后使用步枪和催泪瓦斯镇压，难民则用扫帚和罐头盒抵抗，在冲突中有3名船员命丧英军枪下。英国驱逐舰随即把“出埃及”号拖到海法港口。

当联合国调查委员赶到海法港的时候，冲突已经结束，难民们正被英军士兵押下船，赶到3艘英国监狱船中，准备把他们遣送走。联合国调查委员们看到这些好不容易逃离希特勒大屠杀苦海的犹太妇女、老人和婴儿被英国士兵凶狠地赶到甲板下面的小笼子中，7月地中海炎热的烈日把甲板下面变成了蒸笼，难民们苦不堪言。调查委员们被英国这种不人道的手段激怒了。当得知这些难民的归宿将是塞浦路斯的集中营时，他们脑海中浮现的是纳粹德国用运牲口的闷罐车把犹太妇孺押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景象。对犹太民族苦难厄运的同情油然而生，委员们庄严地向难民们保证，英国人的这种做法不会长久了。

实际上“出埃及”号上的难民并没有像以往那样被送往塞浦路斯。这次英国决定一劳永逸地永久禁止这批难民入境。3艘监狱船把他们送到法国南部一座小港口。4500名难民尽管饥肠辘辘，口渴难耐，但都拒绝下船。在难民中弥漫着一种坚毅、悲壮的气氛，以至意志动摇者（只有31人）需要有很大的勇气才有脸下船。法国共产党报纸《人道报》谴责这3艘船是“漂浮的奥斯维辛”，法国政府的一位年轻部长弗朗索瓦·密特朗则向政府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拒绝英国提出的用武力迫使难民们上岸的要求。据说法国当局当时从英国的窘困中得到了一些满足。

联合国调查委员们回到日内瓦后，一边开会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办法，一边关注着“出埃及”号难民的去向。当“出埃及”号难民最终被英国人强行遣送回德国汉堡的消息传到日内瓦后，一部分以前动摇不定的调查委员也坚定了态度：英国对巴勒斯坦犹太人不人道的委任统治必须结束。

按照规定，调查委员会必须在1947年9月1日前将最后建议提交给联合国，但是委员们不断开会、争论，没法达成统一意见。最后，调查委员会主席、曾经就职于海牙国际法庭的瑞典法官埃米尔·桑德斯特鲁姆博士不得不直截了当地问：“有没有人赞同在整个巴勒斯坦的范围内建立阿拉伯国家？”

无人赞同。

“有没有人赞同在整个巴勒斯坦的范围内建立犹太国家？”

众皆默然。

于是，委员会再次开始讨论分区治理的方案：两个民族或者建立一个由犹太区和阿拉伯区组成的联邦制国家，或者分别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8月31日，委员会通知霍洛维茨和埃班，将出现两份建议。加拿大、捷克、危地马拉、乌拉圭、秘鲁、荷兰和瑞典的报告将赞同建立两个国家，犹太国的土地占巴勒斯坦的62%，阿拉伯国占38%，其余领土置于联合国管理下。南斯拉夫、印度和伊朗的代表提出了一个“少数派报告”，主张在巴勒斯坦成立联邦制国家，分为犹太区和阿拉伯区，阿拉伯区面积略大一些。中央政府内阿拉伯人占多数，并管理外交、国防、移民等事务。澳大利亚代表由于服从英国而投了弃权票。在日内瓦的阿拉伯代表立即完全拒绝了这两项建议书，犹太代表则拒绝少数派报告，原则上欢迎多数派报告。

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9月中旬开会，就巴勒斯坦的命运做出最后决定。于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外交活动集中到了纽约郊外长岛的小镇成功湖（Lake Success）。当时联合国总部设在这里的斯派里陀螺仪工厂中，召开大会时则移步法拉盛草地的1939年世博会纽约馆（已经改成大礼堂）。在那里，他们除了面临穆斯林国家代表的反游说外，还要同反对分治的美国石油公司说客团进行斗争。

按照章程，为使联大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需要超过三分之二的赞成票。由于国内犹太复国主义支持者的政治压力，美国打算投赞成票；为了加快英国在中东统治地位的垮台，以及考虑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其成员有不少是来自东欧和苏俄的社会主义者，巴勒斯坦当时在中东是共产党处于合法地位的唯一地区），苏联集团也准备投赞成票。由于许多拉美国家依赖美国，再加上调查委员会中亲眼目睹犹太人建设成就的危地马拉和乌拉圭两国代表的热情宣传，这一部分的优势也在犹太人一方。剩下的工作主要是说服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代表。犹太游说团由摩西·夏里特亲自带领，分成几个小组。为了寻找同目标国代表相遇的机会，他们要在咖啡厅里长时间地等待，吞下无数块免费三明治，喝下无数加仑的免费咖啡（那时候每对犹太外交官夫妇每天只有20美元的活动经费，所以不放过每一个白吃白喝的机会）。

11月初，发生了最严重的一次危机：美国代表团屈从于阿拉伯人的压力，向犹太外交官暗示，如果不把巴勒斯坦南部的内格夫地区交给阿拉伯人，美国很可能出面反对分治。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反复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只有直接与美国总统打交道才有可能争取到内格夫，只有哈伊姆·魏茨曼才有足够的地位和声望去与美国总统见面（他与杜鲁门是老相识。在第一次见面时，来自乡下的杜鲁门不知道“Chaim”如何发音，管魏茨曼叫“查姆”）。11月19日，病魔缠身的魏茨曼离开病榻，乘车从纽约赶到华盛顿。第二天，他在白宫向杜鲁门解释说，如果犹太国不能获得内格夫，这对它将是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灾难。魏茨曼以一个科学家的眼光描述了如果把内格夫交给犹太人，他们会怎样把这块地方建设得生机勃勃。这段绘声绘色的描述激起了杜鲁门的热情，因为他也曾为谋取密苏里河流域的开发和建设做过许多工作。

杜鲁门本人一直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的坚定支持者，当国防部长福雷斯特提醒他一旦将来爆发战争，对沙特阿拉伯石油的需求将是决定性的时候，杜鲁门回答说，他处理这个问题依据的是正义的原则，而不是石油。杜鲁门还是共济会成员，这个神秘的组织里出过不少声名显赫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比如富兰克林、杰弗逊、英王爱德华七世、美国总统威尔逊、南非总统史末资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马萨里克。最后，杜鲁门带有密苏里农场子弟那种朴实、率真、容易被打动的性格（他的少数民族特别事务助理、犹太人大卫·奈尔斯说，如果在贵族公学和名牌大学长大，性格深沉、老谋深算的罗斯福总统这时还活着，巴勒斯坦问题绝对不会是这样的结局）。最后，杜鲁门被魏茨曼说服了，决定打电话给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约翰逊。

20日下午，约翰逊正在法拉盛草地会场的休息室同夏里特和霍洛维茨叙谈。他以宣读判决书一样的权威口吻说，美国国务院认为在内格夫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犹太人必须委屈自己接受一个没有内格夫的国家。这时有人进来告诉他说有电话，约翰逊不耐烦地叫副手希尔德林准将去接电话。一分钟后，希尔德林回来了，说杜鲁门总统正在电话那一头，要找约翰逊本人。听到这话，约翰逊竟如一头受惊的麋鹿，尽管体态肥胖，却敏捷地几步蹿进了电话厅。20分钟后，他慢慢走回来，坐在夏里特和霍洛维茨的对面，脸上露出难言的窘态，有气无力地说：“刚才我真正想告诉你们的，就是我们没有什么要说的。”

在这一届联合国大会上，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特别委员会首先否决了穆斯林国家提出的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提议。11月25日，特别委员会又就分治问题投票表决。若要将这个问题提交给联大表决，赞成票超过半数就可以了。但是要大会采纳这个建议，就需要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弃权票除外），所以这次投票可以看作是联大最终投票的预演。实际上，当时只差一票就达到了这个三分之二的多数：25票赞成，13票反对（包括全体穆斯林国家、印度和古巴），中国、法国、英国在内的19国弃权或缺席。赞成票超过半数，所以分治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

由于到此时仍迟迟形不成多数意见，因此联大任命了一个三人起草委员会，负责向大会提交一份研究结果。这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如果起草委员会建议联大推迟做出决定、或让阿犹两派达成协议后再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可能会让此前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

当时人口不足18万的冰岛是三个起草国之一，“能把冰块推销给爱斯基摩人”的阿巴·埃班亲自负责说服冰岛代表索尔斯。11月29日早晨，在联大表决前几小时，埃班笑眯眯地对索尔斯说：“有时候，历史显得很离奇。冰岛是国际社会中最小的国家，可是它现在大权在握，可以决定犹太人民是否能获得独立。只要动一动笔，你就可以把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流放得远远的，让他们在《圣经》之后再一次被放逐到世界各地，并从此永远扼杀这个民族的希望和梦想。”索尔斯是个极度虔诚的基督教信义会信徒，对圣经故事和犹太民族的悲惨境遇耳熟能详，阿巴·埃班的这席话在他的心里深深地打上了烙印，并使他拿定了主意。

11月29日上午10点，联合国大会在一片紧张和兴奋的气氛中开始。纽约的几百万市民，只要工作允许，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大会投票的实况转播，巴勒斯坦的每一个伊舒夫成员和全世界的所有犹太人也都是如此。

投票前几分钟，各国代表的意向还在不断发生变化。菲律宾代表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法兰克福特（正好是犹太人）的压力下赞成分治，费尔斯通轮胎公司则威胁利比里亚代表，如果该国不赞成分治，他们就将从被视为利比里亚经济命脉的橡胶种植园中撤回投资。法国令人惊讶地由弃权改为赞成，这一点谁也没想到，因为法国在北非和叙利亚有许多不易安抚的穆斯林臣民。荷比卢三国、新西兰、海地和巴拉圭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四天前曾投反对票的暹罗代表因国内发生政变而缺席，曾投赞成票的智利改为弃权，曾经弃权的希腊现在反对。中国代表一度想投反对票，但最终改为弃权。

联合国的分治决议把巴勒斯坦地区分为八块地区：先是纵向分为两半，然后再从横里分成三段，此外还有两块飞地。犹太国将包括加利利地区、特拉维夫的一长条沿海地带、以及南部的内格夫沙漠，面积为1.49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6.4%，包括49.8万犹太人和40.7万阿拉伯人。阿拉伯国包括西加利利、约旦河西岸、以及包含内格夫沙漠西部边缘在内的加沙地区，此外还有特拉维夫南边的雅法港飞地，总面积1.12万平方公里，有72.5万阿拉伯人和1万犹太人。

在地图上，犹太国和阿拉伯国的版图像两条扭斗的蛇一样纠缠到一起。为了便于双方过境，在国境交叉的地方设置了“X点”和“Y点”，但是除非这两个国家愿意彼此合作，否则这两个过境点肯定是没有法子实现的。除此之外，还设立了一块被包围在阿拉伯国中间的国际化地区，包括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两座基督教圣城。

对于这个分治决议，联合国大会的最终投票结果为33票赞成，13票反对（阿富汗、古巴、埃及、希腊、印度、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也门），10票弃权（阿根廷、智利、中国、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洪都拉斯、墨西哥、英国、南斯拉夫），1票缺席。这届联大主席、巴西代表阿兰哈博士木槌落下：扣除弃权和缺席票后，赞成数达72%，超过三分之二，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国第181（2）号决议（全称为《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通过！

在法拉盛草地会场，在会议厅外的走廊中，犹太代表团被欣喜若狂的各国代表团和来访者（除了阿拉伯国家代表之外）轮流拥抱祝贺，一位拉比在休息室中激动地高喊：“这是上帝再创世的日子！”犹太人热泪盈眶，非犹太人则被这一伟大事件中蕴涵的崇高意义所感动。纽约街头，几乎所有的汽车都鸣笛庆祝，响亮的声音在山谷一般的曼哈顿摩天大楼之间激荡。当时在场的人都从心底里牢记着这个瞬间，永生难忘。

投票结果随着英国广播公司的电波传到了巴勒斯坦。那里已是深夜。守候在收音机前的整个伊舒夫都沸腾了！基布兹的居民们涌进会堂，载歌载舞，掌声和鞭炮此起彼伏，礼花和信号弹划破夜空，连地中海上空明亮的群星都为之失色。在特拉维夫，在耶路撒冷，在海法和加利利，在五十六年前犹太移民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定居点里雄莱锡安，在犹太开拓者建立起的第一个农庄佩塔提克瓦，人们不约而同地高唱起诗人纳夫塔利·英伯尔谱写的《希望》。在盟军解放比尔根-比尔森集中营时，那里的犹太幸存者曾经高唱这支歌。在年轻的哈基姆和其他为犹太国诞生而奋斗的勇士们走上绞架时，也曾经高唱这支歌。埋藏在心底的期望和诉求，两千年来一直在暗地奔涌澎湃，今天终于浮出水面。在大流散两千年之后，在西奥多·赫茨尔发表《犹太国》半个世纪之后，犹太民族终于拿到了祖国的诞生证！

一个国家的诞生

深埋在心底，犹太人的灵魂在渴望
心向东方，眼望锡安山
我们的希望尚未舍弃，两千年的希望
在自己的土地上做自由人，在这锡安山和耶路撒冷的土地上
——《希望》，以色列国歌


正当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欢庆分治决议通过的时候，在各个阿拉伯国家爆发了骚乱性的示威。耶路撒冷穆夫提和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同时宣布对犹太人、美国、苏联、基督教和共产主义进行“圣战”；叙利亚的暴民袭击了苏联外交机构，还杀死了好几个叙利亚共产党员；美国驻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使馆遭到攻击，巴格达的美国新闻处也被摧毁；在阿勒颇，300所犹太人的房子和11座犹太教堂被烧毁，全城5000名犹太人中有2000人被迫逃亡。甚至在远离巴勒斯坦的亚丁，也有76名无辜犹太人被阿拉伯暴徒杀害。

在巴勒斯坦，根据阿明·侯塞尼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从大马士革发来的指示，阿拉伯人在通过分治决议的第二天就发动骚乱，捣毁犹太人商店和教堂，对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幼大打出手，英国当局则袖手旁观。只是在哈加纳、伊尔贡和莱希对阿拉伯暴徒采取反报复措施后，这股逆流才被平息下来。

从这时起，除了夺取武器外，伊尔贡和莱希已经不再袭击英军目标了，转而全神贯注地对付阿拉伯人。他们报复起来凶狠无穷的手段，使得那些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认为犹太人的报复比阿拉伯战斗人员的报复更加可怕（尽管后者用尽了威胁恐吓和杀鸡儆猴的手段来“发动”当地阿拉伯人），所以最好还是对即将爆发的全面战争采取消极的、不介入的态度。

这一时期英国人的政策是尽量使势必到来的战争结果有利于阿拉伯人。根据联合国第181号决议，英国将在1948年5月14日完全撤离巴勒斯坦，它估计阿拉伯各国很快就会用军事手段摧毁犹太国家。现在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对巴勒斯坦日趋混乱的局势置之不理，甚至对违反其法令的种种骚乱也不关心了，只是在可以让阿拉伯人得到好处的时候才偶尔干预一下。事实上，早在1947年11月底，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战争就已经开始了。

从1936年以来，犹太人就预见到巴勒斯坦争端最终将用武力决定。到1947年11月，犹太代办处开始对巴勒斯坦所有青壮年男女进行登记和战斗动员。在分治决议通过时，哈加纳共有4.5万成员，其中1万人可以按军队建制投入战斗，其余则是分散在各基布兹的民兵；战斗力最强的帕尔马赫有3000多人，多数是参加过二战的老兵。伊尔贡和莱希成员也有3000多名。比较起来，犹太人无论在战斗士气上还是动员组织上都远远胜过阿拉伯人
。
1945年夏天，当各国军队逐渐解盔卸甲的时候，本-古里安就开始留心获得武器的机会。1945年7月，他在纽约会见了一些犹太百万富翁，不久之后就在巴黎设立了一个公司，表面上是经营农产品和药品，实际上则是在欧洲和美国秘密搜罗大炮、坦克和飞机。捷克斯洛伐克率先向哈加纳出售了4.5万支步枪、200挺机枪和500万发子弹。1948年2月，共产党在捷克上台后加快了出售武器的步伐，到当年5月，又向哈加纳出售了总价值1228万美元的一批军火，包括2.45万支步枪、5000挺轻机枪、200挺重机枪、5400万发子弹和25架梅塞施米特Bf-109战斗机。由于英国当局严加控制，这些武器大多存在欧洲，建国前夕才运进以色列。此外，捷克斯洛伐克还帮助帕尔马赫训练了伞兵部队。

购买武器、自行生产军火、维持部队供给，这一切都需要巨额资金。但是随着大量采购军火，犹太代办处的资金储备在1948年1月即将告罄。为了维持军队，还需要2500万到3000万美元的资金。本-古里安准备亲自飞向美国，向美国犹太财团募集这笔资金。这时，犹太代办处政治部主任果尔达·梅厄自告奋勇，要求替他完成这项使命。

梅厄一到美国，就听说美国犹太联合会将在芝加哥召开代表大会，讨论美国和海外犹太社团的生活福利问题。如果她能向大会致辞，将有机会同美国犹太社会的核心人物直接接触。不过这个组织不是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其头头们审议拨款时十分谨慎。梅厄听到这些情况，没有半分犹豫，就从纽约直飞芝加哥。在犹太联合会的会场外，当听说梅厄要发言时，一些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又向她进言，不要透露巴勒斯坦犹太社会面临困难的实情：“这儿的犹太人一听到绝望的声音就不会动心了。他们会认为那样等于拿美元往水里扔。”但是梅厄没有听从这些警告，她对自己的演讲很有信心。

在美国最有势力的一批犹太人面前，果尔达·梅厄开始侃侃而谈。她引用了未经发表的秘密材料，详细描述了伊舒夫面临的灾难：“我来到这里，是要告诉住在美国的犹太人，很短时间内，我必须有两千五百万到三千万美元。有了这笔钱，我们就能自立。对此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坚信能坚持下去。

“我们并不高人一等。我们不是犹太民族当中最优秀的。我们在那里，你们在这里，这纯粹是偶然。我坚信，如果你们在巴勒斯坦，我们在美国，你们也会像我们一样。我们是否应当继续战斗下去，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决定。伊舒夫不会举起白旗。这个决定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你们只能决定一件事：要么我们在战斗中获胜，要么穆夫提获胜。这是美国犹太人才能决定的。必须很快决定，在几小时、几天内决定……”

这是一幅苦难和刚毅交织的画面。不论梅厄的呼吁染上了多么浓重的悲壮色彩，但这绝不是凄惨，而是犹太人的骄傲，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崇高。演讲的是一位庄严的女性，身穿简朴的服装，头发梳成中缝，后面挽一个结，一眼看去就是从正在战斗的巴勒斯坦前线赶来的。一位亲历者说：“从来没见过像果尔达那样朴实、那样有力、那样恪守古老风格的演讲者。她就像从《圣经》里出来的女人。”许多人被她的演说感动得热泪盈眶。
美国犹太社会做出了热烈的反应，果尔达·梅厄的成果令专业政治募款者望尘莫及。两个半月后，当她飞回巴勒斯坦时，竟带回了五千万美元！本-古里安激动得老泪纵横：“今后某一天，当后人书写历史时，上面应当讲到，有一位犹太女性筹措到了一笔钱，有了这笔钱，才有了犹太国家！”

1948年4月1日，从南斯拉夫出发的“诺拉”号货船抵达海法，它运来了第一批捷克斯洛伐克军火，包括4500支步枪、200挺轻机枪和500万发子弹。同一天一家美国运输公司也首次用C-54飞机向巴勒斯坦运去了一批轻武器，包括200支步枪和400挺机枪。这些军火都是用美国犹太人的捐款购买的。此后这些美国飞机用捷克斯洛伐克做中转站，向巴勒斯坦运去了更多的武器。

到1948年3月底，经过四个月的打打杀杀，巴勒斯坦犹太人已经有将近1200人被害。阿拉伯游击队对分散在乡下的各定居点展开偷袭，阿拉伯恐怖分子在耶路撒冷和海法等地对犹太人公寓和办公机构进行炸弹袭击。除了这些袭击活动外，对犹太人的主要威胁是，阿拉伯人能够利用巴勒斯坦的多山丘陵地形从制高点进行伏击和破坏活动，袭击各犹太定居点之间纤细而重要的交通线，使其陷入孤立并被各个消灭。3月底，阿拉伯军团逼近耶路撒冷南边的埃齐翁定居区和周围的犹地亚山区，耶路撒冷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被切断，处于严密的包围之中。在北部，“阿拉伯解放军”袭击了海法东南43公里的犹太定居点米什马尔哈伊米克，使得海法与特拉维夫之间的犹太交通线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绕道卡尔迈勒山。

显然，面对阿拉伯人的攻击，处于内线防御地位的犹太国无法实施有效的自卫。此外，由于这四个月中阿拉伯人的军事活动明显取得成功，因此在联合国内出现了撤消分治决议的动向。所以，从政治上看，迫切需要犹太人证明自己有防御新国家的军事能力。在本-古里安的极力催促下，哈加纳总指挥部制订了一个详细的防御计划（D计划），准备占领某些重要阵地，确保各定居区之间的交通联络线，并在（宣布独立之后）面临几条战线的同时进攻时实行战略性的防御。对于未来犹太国境内人口混居的城市和阿拉伯人定居点将实行军管，同时，只要防御上有需要，还将控制住划给阿拉伯国的一些前沿防御阵地。

解除对耶路撒冷的包围是哈加纳的首要作战目标，这次作战被称为“纳赫肖恩”（Nachson）行动。4月6日，经过激烈的山间战斗，帕尔马赫部队的“哈雷尔”旅打通了一条公路，该营指挥官伊扎克·拉宾随即组织起300辆卡车，向断粮断水的耶路撒冷新城运送了三次物资。

耶路撒冷以西8公里的卡斯塔勒村是一个战略要地，两军在那里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4月9日清晨，哈加纳攻占了这座村庄，“阿拉伯圣战军”头子阿卜杜勒·侯赛尼在战斗中被打死了。同一天，一支犹太车队在耶路撒冷-希布伦公路上遭到伏击，车队的所有成员都在战斗失利之后被阿拉伯武装人员残害，他们的尸体被肢解、污辱。

第二天，4月10日，由大约200名伊尔贡和莱希成员组成的一支别动队袭击了耶路撒冷郊外3公里的戴尔亚辛村，这里的村民以同他们的犹太邻居和平相处而著称。伊尔贡发动这次行动的理由是该村有“阿拉伯圣战军”的一个重要据点。他们从一辆装甲车上通过扩音器用阿拉伯语大声发表广播，要求村民们在15分钟内离开住宅躲藏起来，随后将搜索房屋，清剿“阿拉伯圣战军”份子。一些居民照办了，但还有一些妇女、儿童和老人，或是出于恐惧，或是被“阿拉伯圣战军”成员胁迫，躲在房屋里不敢出来。在随后良莠不分的逐屋战斗中，伊尔贡和莱希成员打死了250人，其中半数是妇女和儿童，其余的死者中既有无辜村民也有武装分子。伊尔贡方面有4人死亡，约40人受伤。

“戴尔亚辛大屠杀”马上被阿拉伯一方拿来用作反犹宣传的材料（当时巴勒斯坦人还没发明50多年后宣传所谓“杰宁大屠杀”时抬活人当僵尸、从医院太平间偷病人尸体来凑数的做法。“杰宁大屠杀”一开始被说成是万人城镇被杀得只剩下几十人，结果巴勒斯坦方面在事实面前最后不得不承认只死了52人，绝大多数还是恐怖分子）。4月12日，国际红十字会驻巴勒斯坦首席代表德雷尼埃访问了戴尔亚辛村，他得到的印象是，这是一帮十几岁的犹太青少年干出来的一次“有计划的屠杀”，这些孩子现在因为阿拉伯人也尝到了残忍暴行的滋味而大为高兴，这种残忍暴行正是此前四个月中阿拉伯人不断施加于各个定居点的犹太人的。

4月13日，阿拉伯人施展报复，伏击了前往耶路撒冷北郊斯科普斯山的一支救护车队。汽车上有红色大卫星标志，车头挂着红十字旗，车内满载前往斯科普斯山的哈达萨医院上班的医生、护士和雇员。上午9点半，这支车队在路途上触雷，随后遭到阿拉伯人的猛烈袭击，机枪子弹、手榴弹和燃烧瓶从道路两边打将过来。护送车队的犹太青年掏枪抵抗，战斗持续到中午仍未结束。战斗地点离英军哨所只有200米，出事时有好几支英军装甲车队呼啸而过，对这场袭击视而不见，不愿为其解围。哈加纳派出支援兵力，阿拉伯援兵也不断赶到。冲突持续了7个小时，直到下午4点半大批哈加纳援军到达之后，才把阿拉伯人赶走。人们清理战场时发现，这支车队只有28人生还，其中20人受伤。死亡者达77人，包括世界著名的眼科医生雅斯基博士和希伯莱大学医学系的两位创始人。

袭击哈达萨车队事件后，犹太社会极为震怒，哈加纳奉命发起进攻，伊尔贡和莱希也展开报复行动，聚集在巴勒斯坦各大城市的阿拉伯居民开始逃亡。4月16日，在帕尔马赫精锐部队配合下，哈加纳部队向犹太教四圣城之一的太巴列发起猛攻，18日将其光复。哈加纳随即包围巴勒斯坦北部第一大城市海法，攻占了城外的阿拉伯军阵地。4月22日下午4时，在英国官员主持下，阿拉伯代表与哈加纳谈判，海法投降。虽然哈加纳宣布阿拉伯人只要交出武器、留在屋内，其生命和财产就不会受到侵犯，但如惊弓之鸟的阿拉伯居民还是纷纷离开海法，这座城市的5万阿拉伯人口逃得只剩下4000人（根据英国目击者报告，“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派人挨家挨户通知阿拉伯人撤离，因为“阿拉伯国家联军很快就会替他们收复这座城市的”）。

4月25日，哈加纳和伊尔贡的报复浪潮轮到了雅法和阿克。在雅法，虽然在英国军队即将进行干涉的威胁下停了火，但该城的3万阿拉伯居民还是全部逃跑了。在这座城市里，伊尔贡成员第一次屈服于物质的诱惑，开始掠夺被阿拉伯人抛弃的贵重财产（尽管阿拉伯非正规军已经在那里搞过一次洗劫了），特拉维夫的犹太居民也闻风而至，用本-古里安的话说，最后竟发展成“各阶级的体面的犹太人都卷进去的程度”，这是“一个可耻又可悲的景象”。

到1948年4月底，逃出犹太控制区的阿拉伯人已经超过15万，有30多个阿拉伯村庄被完全抛弃了。阿拉伯人的大规模逃亡可以追溯到当年年初，由于阿拉伯非正规军利用阿拉伯村庄作为进攻犹太人的基地，结果哈加纳和伊尔贡对这些村庄进行了报复，好多村民跑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阿拉伯报纸和电台用最夸张的语调和最恐怖的形容词来描绘渲染“戴尔亚辛大屠杀”，本来是为了引起同情、激发士气，结果却引起了大恐慌，反而加快了阿拉伯人士气的瓦解和非战斗人员的逃亡。在被犹太人接管的地区，比如海法，民政当局试图安抚阿拉伯居民，但犹太战斗人员却巧妙地利用心理战术来瓦解对方士气，从而加快了阿拉伯人的逃亡。

也有一些犹太人想逃避战争，但是对那些弄到外国护照想出国的人，犹太代办处不仅要他们呈验哈加纳颁发的免服兵役证明，而且还必须呈验纳税收据，证明他们已经向伊舒夫缴纳过一笔“足够供军费开支和救济欧洲犹太人之用”的惩罚性税款。

4月17日，阿拉伯军队在耶路撒冷城西20公里的瓦德隘口拼命攻打，力图切断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公路。次日英国高级专员坎宁安勋爵提出停火，犹太代办处表示接受，但“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拒绝了停火建议。在敌人压倒性优势的进攻下，“哈雷尔”旅决定撤退，奉命掩护撤退的一个连长这时喊出了那句在以军中名垂青史的命令：“士兵全部撤退，指挥人员全部留下来掩护！”这个连的指挥员，除了1名班长外，连长和其余的3名排长和8名班长全部阵亡。这种帕尔马赫精神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战斗典范。

20日，在来自杰宁的考克吉部队增援下，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公路再度被阿拉伯军切断。此时耶路撒冷老城的犹太人区处于阿拉伯人的封锁包围中，主要人口是犹太人的新城也处于北边阿拉伯人居高临下的火力威胁下。为了增援老城，帕尔马赫部队在4月21日发动“耶布西行动”，向老城内的三处阿军阵地展开进攻，但在阿军炮火和英军威胁警告下失败。4月25日，帕尔马赫再度发起进攻，并占领了大半个老城。英国当局命令帕尔马赫撤出占领区，但遭到拒绝，于是英军以一个得到坦克和炮兵支援的步兵营向帕尔马赫发起攻击。经过短暂还击，帕尔马赫部队被迫撤回斯科普斯山和耶路撒冷新城。

现在，耶路撒冷的焦点并不是旧城中1700名犹太人的处境，而是新城10万犹太居民的粮食和淡水供应问题。这个城市绝大部分淡水是依靠一连串极易受到破坏的泵站从特拉维夫以东的一些水井输送过来的，这些水井现在已经被伊拉克非正规军占领，输水管也被炸坏了。5月9日，哈加纳总指挥部下令发起“马卡比”行动，哈雷尔旅和吉瓦蒂旅向瓦德隘口的阿军发起猛烈进攻。阿拉伯人军事处境开始恶化，于是沮丧地宣布准备在耶路撒冷地区实施全面停火，但这一次轮到犹太人不理睬停火要求了。

5月14日，帕尔马赫部队攻克拉特伦，耶路撒冷与特拉维夫之间的公路再次打通。哈加纳和伊尔贡成员还开入耶路撒冷新城周围的几个战略要地，挫败了阿拉伯人的抵抗企图。但是在耶路撒冷南边的埃齐翁，当地守卫者在阿拉伯军团优势火力进攻下节节败退。本-古里安曾向埃齐翁地区的各定居点发去电报，如果不能固守，就销毁武器，挂出白旗。但当这些定居点放弃抵抗后，其守卫者遭到了阿拉伯士兵的集体屠戮。

1948年5月14日，英国撤出巴勒斯坦的最后期限到来了。当天上午6时，英国国旗从巴勒斯坦各政府建筑上降落下来。最后一任英国高级专员坎宁安乘坐有1英寸厚防弹玻璃的劳斯莱斯牌专车去海法码头，这辆车是德国轰炸伦敦时专为保护英王乔治六世而特制的。本-古里安和犹太代办处的领导人为他们送行。坎宁安和委任统治政府的最后一批成员在海法港登上英国军舰启程回国，一点也不关心他们离开后将发生什么事。有人说阿拉伯人会在犹太国成立前就把它摧毁，其他人预言犹太人能照料自己，英国人则听其自便。

就这样，英国对巴勒斯坦长达30年的不体面的委任统治结束了。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准备迎接它奇迹般再生的独立。此时犹太代办处已经完成了转变为国家行政机构的改组。本-古里安在4月26日被选为总理兼国防部长。各政党组成了第一届“克奈什特”，即国会。5月15日是星期六，也是犹太教神圣的安息日，为了不违反教规，行使临时政府职能的全国管理委员会决定提前一天宣布建国。

5月14日下午4点，在特拉维夫现代美术馆，以色列建国典礼开始了。这里曾是特拉维夫第一任市长迪岑果夫的官邸。在大厅正面，悬挂着西奥多·赫茨尔的巨幅半身相。这位被视为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之父的伟人俯视着会场，旁边是蓝白两色的旗帜，中央绣着大卫王之星。

下午4点30分，意大利指挥家莫利格里指挥以色列爱乐乐团，演奏起悲怆激越的《希望》。在庄严隆重的气氛中，本-古里安走向主席台，开始发表建国宣言：

“现在我宣读《以色列独立宣言》。该文件已由全国委员会一致通过。

“犹太民族诞生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在这里，形成了犹太人的精神、宗教和民族特性。他们曾拥有这里的主权和独立。他们在这里创造了一种对本民族和整个人类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向世界贡献了《圣经》……
“犹太民族燃烧着对历史和传统的依恋。每代人都努力在古老的家园重新扎根。最近几代人大量回归。老一代开拓者和保卫者，以及后来者，他们不畏封锁，使荒地重现生机，复兴了希伯莱语，建立了村庄和城镇。他们创建了一个繁荣兴旺的社会，成了自己经济和文化的主人。他们追求和平，但能够自卫。他们把进步的福音带给了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居民，并企盼有一天能获得自由和独立……”

本-古里安随后用详细的语言回顾了犹太民族多少世纪以来的变迁和悲剧，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纳粹的大屠杀，以及犹太人民在联合国成立前的活动，随后庄严宣告：“由此，全国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代表以色列国土上的犹太民族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这天举行集会，根据我们自然的与历史的权利，以及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在这里宣布一个犹太国家的诞生。”念到这里，本-古里安突然提高了音量，以响亮的声调宣布：“在巴勒斯坦成立的这个犹太国家，称作以色列国（Medinat Yisrael）！”

本-古里安随后宣布给予国内阿拉伯居民以充分的和平等的公民权利，同所有邻国睦邻友好，并呼吁全世界的犹太人与以色列团结一致。最后，“怀着对全能的上帝的信任，我们在5708年伊雅尔月5日，安息日的前夕，于特拉维夫召开的这一临时国务会议上，谨作此宣布！”宣读独立宣言共用去17分钟，随后出席独立典礼的犹太教大拉比耶胡达·菲斯曼以最威严、最庄重的语调为这个新国家祝福：“我们的上帝宇宙之王保佑我们到今天。愿万军之主耶和华赐福于你，以色列！”

以色列独立宣言发表之后16分钟，杜鲁门总统办公室就宣布美国承认以色列，并把早就拟好的承认书上“犹太国”一名改为“以色列国”。美国政府这一承认举动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令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大吃一惊，一些美国代表轰然大笑，以为是有人在故意开玩笑。这些人后来如此尴尬，以至国务卿马歇尔不得不派他的联合国事务办公室主任迪安·腊斯克急忙飞往纽约，稳住整个美国代表团，使其不要集体辞职。

当天傍晚，曾经参加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危地马拉代表加西亚-格拉纳多斯驱车从法拉盛草地回到纽约的时候，注意到蓝白双色的以色列国旗骄傲地飘扬在纽约的许多高楼大厦上。真的，这座城市的犹太人口比巴勒斯坦还多两倍，以色列国可以说是在纽约诞生的。在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人们冲上街头跳舞拥抱。扬基体育场中断了正常比赛，举行了“向以色列致敬”的仪式。美国各地的犹太教堂都举行了感恩和祝福仪式，一些基督教堂也在星期天举行了特别的感恩弥撒，为《圣经》中古老犹太国度的重生而感谢上帝。

危地马拉在5月15日承认了以色列，只比美国晚一天。接下来是苏联（5月17日），波兰、乌拉圭、尼加拉瓜（18日），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19日）。南非、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芬兰随后也承认了以色列。英国和法国决定先观望事态，看看这个国家究竟能否生存下去。

从第一批现代犹太人返回“上帝应许之地”起，到本-古里安向世人宣读以色列国成立宣言，整整用去了66年的时间。66年后，犹太民族终于拾起了丧失已久的尊严，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了一扇永远向犹太人民敞开的大门，犹太民族也终于为自己漂泊不定的灵魂找到了归宿。在这里，他们的生活并非没有苦难，但至少，他们是自己的主人。

1975年11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七十二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三十二票弃权，通过了3379号决议，就是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决议，它号召所有的国家都把犹太复国主义视为种族主义，并与之战斗。这份决议并没有约束力，因而，象征的意义大于实际的意义。

以色列代表哈伊姆·赫尔佐克（后任以色列总统）在决议通过后做了发言，在发言的最后，说完了“对于我们犹太民族，它无非是一张纸，我们也确实把它当作一张纸”之后，他随即把决议撕碎，随后退出会场。

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联合国始终扮演着谴责以色列、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的角色，一直到九十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作用的加强，在1992年，该决议被废除。

作为对世人智力的辛辣讽刺和无情愚弄，指责“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的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对本国犹太裔公民（基本上全是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无关的塞法迪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采取的各种花样繁多的种族主义措施，除了集中营和毒气室之外，同纳粹德国并无二致：

叙利亚：1945年砸毁犹太人教堂；1947、1948年爆发反犹太骚乱；1949年解散犹太人社区会议；1967年颁布各种反犹太法律：犹太人移民权被取消；犹太人活动范围不能超过居住地3公里；犹太人身份证上印有红色“犹太人”字样；犹太人在晚10点后禁止外出；犹太人只许接受6年的小学教育；犹太人房屋用红色刷上标记；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包括研究机构和银行；政府工作人员和军事人员不得在犹太商店购物；外国人不得擅自访问犹太社区；禁止犹太人拥有收音机和电话；犹太人家中不得安装电话；去世犹太人的财产由政府没收，其继承人只有付款后才能接收，如继承人无力付款，则该财产交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使用；只有大马士革的两所犹太人学校可以招收学生，校长和教师必须是穆斯林。
犹太人口：1948年3万，1975年4000。

伊拉克：1935年犹太人被政府部门剔除，犹太人旅行受到限制；1936年禁止犹太人学校教授希伯莱语；1937、1941、1946年爆发多次反犹太人暴乱；1947年政府所办的学校禁止犹太儿童入学；1948年犹太复国主义被宣布为犯罪，许多伊拉克犹太人领袖和富翁因此项罪名（大多是凭空捏造的）被绞死，财产被没收；1950年没收所有犹太人财产，并冻结其存款；1958年犹太人社区被取消，其所有财产、医院、学校被没收；1968年禁止犹太人每月获得超过100第纳尔的收入。此后以“间谍”罪名处决了国内剩余犹太人的1/4以上。
犹太人口：1948年13.5万人，1975年400人。

也门：1905年禁止犹太人房屋高于穆斯林；1920年后犹太人被撵出纺织和肥皂业；1922年规定所有犹太孤儿必须归依伊斯兰教；1947年反犹太暴乱杀死82名犹太人，捣毁106家犹太人商店、220座犹太人住宅和4座犹太教堂；1948年谣传犹太人用穆斯林儿童作祭祀品，爆发反犹太骚乱。
犹太人口：1948年8000，1975年0。

埃及：1945年11月2日全境发生反犹太骚乱，商店和犹太教堂遭捣毁；1948年逮捕2000多名犹太人并没收其财产，开罗等地的犹太人社区遭到袭击；1956年驱逐数千名犹太人，他们离境时只许携带一个手提箱；1957年犹太人被剥夺公民权；1960年犹太社区会堂、学校、医院、敬老院、孤儿院被关闭，财产被没收；1967年所有担任公职的犹太人被全部解雇，500多名犹太人领袖遭到逮捕。
犹太人口：1948年7.5万，1975年350。

利比亚：1945年11月，在残酷的反犹骚乱中有100多名犹太人被杀；1951年切断利比亚犹太人与海外的所有联系；1963年犹太裔利比亚公民的选举权被剥夺；1970年卡扎菲宣布没收所有犹太人财产，不给予任何赔偿。
犹太人口：1948年38000人，1975年29人。

突尼斯：1957年废除犹太拉比法庭；1958年解散犹太人社团会议；1964年严格限制犹太人经济活动；1967年爆发反犹太骚乱。
犹太人口：1948年11万人，1975年2000人。

摩洛哥：1903、1907年的反犹太暴乱中上百名犹太人被杀；1952年剥夺犹太人财产；1958年在政府任职的犹太人被全部开除；1960年犹太人学校被关闭；1965年出版了20世纪初沙皇俄国暗探局捏造的《犹太人贤士议定书》。
犹太人口：1948年28.5万，1975年2万。

（上海人民出版社，《犹太史图录》。200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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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伊姆·赫尔佐克的演讲辞：


今天的辩论，也许将会成为联合国命运的一个转折，将会决定联合国在未来的存在。而它居然选在了11月10日，这实在具有象征的意义，因为这个夜晚在历史上，是因为三十七年前的“水晶之夜”而为人们记住。在1938年11月10日的夜晚，希特勒纳粹冲锋队在德国全境向犹太人聚居区发动了协同攻击，他们烧毁了各大城市的犹太教会堂，并在街头燃起篝火，把搜到的犹太教经典扔到熊熊火焰中。就是这个夜晚，无数犹太家庭受到了攻击，他们的家长被带走，很多人从此杳无音讯。就是这个夜晚，在犹太人的商店、作坊，窗玻璃都被砸破，在德国大小城市的街道上布上了一层薄薄的碎玻璃片，散成千百万个水晶，“水晶之夜”的名字就由此而来。就是这个夜晚，最终带来了焚尸炉、毒气室，带来了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和其他集中营。就是这个夜晚，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骇的大屠杀。

选在这样一个日子，这个会让我们会想到人类历史一段最黑暗时期的日子，讨论这个决议草案，这实在是凑巧，因为这份草案，它的设计人的愿望就是要使中东偏离和平的进程，他的内心充满了对犹太人的深深仇恨。同样凑巧的是，联合国，这个最早脱胎于反纳粹联盟的组织，三十年后，自己却日益成为世界上反犹太人的中心。如果希特勒有机会在过去的一年里和我们共同度过许多场景，听到我们这个论坛的辩论，尤其是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的这场辩论，他一定会眉飞色舞。

我们不妨冷静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现在要考虑如何去攻击犹太复国主义，这会将联合国贬低到一种什么水平？这种攻击之邪恶，不仅在于它是反闪族主义中最恶劣的一种类型，还在于它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在对犹太教进行攻击，它所以攻击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种宗教，曾为世界贡献出了圣经那样的人性观念、而且也是其他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源头的一种宗教。思考一下我们今天在这里，在1975年，在这个会上做的事情，这并不可悲：我们现在正在考虑如何对一个伟大的宗教进行恶意的诋毁，它曾为世界贡献了圣经和十诫，贡献了古代的先知、还有摩西、以赛亚、阿莫司这些先知，贡献了迈蒙尼德、斯宾诺沙、马克思和爱因斯坦这样的伟大思想家，还贡献了无数的艺术大师；它的人民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所占的比例，无论是科学奖、还是人文艺术奖，都不逊于其他任何一个民族。

我们不禁想知道，这些国家在它们加入这场攻击的时候，所希望的是什么呢？它们可是自诩为是文明世界的成员，而这次攻击又是自中世纪以来针对一种宗教的第一次有组织的攻击啊。确实，我们知道那些提出这个决议草案的人会把我们带到哪里了：带到中世纪！

第三次会议讨论的这个决议草案，原本是要谴责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在这个主题上是可以达成一致意见，而且这种一致意见对我们全体、尤其对我们的非洲伙伴意义非比寻常。然而，这却不是某些国家想要的，它们迷恋于机械多数带给他们的权力感，于是无视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的重要意义，凭借机械的多数，粗暴地催促委员会做出决定，将犹太复国主义也列入讨论的范围。我很难克制自己不去指责这种卑劣的动机。

我来到这个论坛，并非要为犹太民族在道德和历史上的价值做辩护，它无须这样的辩护。他们已经为自己做了证明，他们已经为人类奉献了许多伟大而永恒的价值，他们已经为人类精神做了许多贡献，而这一切都不是这样一个论坛可以做出衡量的。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谴责两种罪恶：仇恨与无知。正是这两种罪恶，泛泛地说是威胁着所有社会，具体而言则是威胁着联合国的存在。在这项决议草案的发起人和支持者背后，正是这两种罪恶在推动着他们，这正是他们行事的方式，他们才会把联合国这个世界性组织--它的最早的构想还是来自以色列的众先知--贬低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要理解犹太复国主义，可以从它的名字入手。在圣经里，古代耶路撒冷有两座山，东边的一座叫锡安山，时间在公元前十世纪，在《旧约》中，“锡安”的称呼出现了一百五十二次，是用来指代耶路撒冷。所以用这个称呼，多数的时候带有诗的、或者预言的意味，而这个称呼所以会带有宗教性和情感性，又是因为耶路撒冷的重要地位，它是一座王城，也是庙宇之城，在圣经里，锡安山就是上帝的居所。按照《以赛亚书》里的说法，耶路撒冷或锡安山就是上帝为王的地方，而根据《诗篇》，那里也是他立大卫王的地方。

大约三千年前，大卫王定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之后耶路撒冷一致保持着都城的地位。经过很多世纪，“锡安”这个词用得越来越多，含义也扩展，成为整个以色列的代城。流亡中的以色列人无法忘记锡安。

坐在巴比伦河边的希伯莱诗人曾经立过这样的誓言：“如果我忘怀了你，耶路撒冷，就让我的右臂忘了怎么动作吧。”这句誓言，几千年来，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记得，都反复立同样的誓。这句誓言，它的产生比基督教诞生要早七百年，比伊斯兰教诞生要早一千二百年。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含义，锡安慢慢地就代表犹太人的家园，成为犹太教的象征，也是犹太人各种民族渴望的象征。

每一个犹太人，在他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无论他身在何处，都会面朝耶路撒冷。在两千多年的流亡生涯中，这些祷告的人一直表达着犹太民族渴望返回宗教民族家园——以色列的心声。而在事实上，千百年来，在这一地区，或多或少一直都有犹太人存在着。
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犹太人民民族运动的代名词，是古代犹太人精神遗产的现代表达。犹太复国主义所蕴涵的理念，最早见于圣经，产生之后，就一直是犹太教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犹太复国主义之于犹太民族，一如民族解放运动之于亚洲非洲的各个民族。犹太复国主义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也最卓有成效的民族解放运动，从历史来看，它的根基在于那个信仰圣经的民族和产生圣经的土地之间一种独一无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联系已经持续了四千年之久。

在现代，是在十九世纪晚期，犹太人民受了双重力量的推动，一个是对犹太人的迫害，一个是当时的民族主义潮流，于是组织起犹太复国运动，希望把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犹太复国运动也是一场政治运动，它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在反闪族主义盛行的国家里不堪忍受各种屈辱、歧视和压迫、起而反抗的运动。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份决议草案，它的发起人和支持者中就包括了那些一直到今天都还在继续歧视犹太人、还在继续犯下可怕的罪行的国家，这不是巧合，也并不让人惊讶。

在国际联盟的巴勒斯坦托管决议中，就明文表示了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目标，1947年联合国再次确认了这一点，当时，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支持犹太民族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重建一个独立国家。

犹太民族在历经无数世纪反抗外来压迫的斗争和流亡之后，能够重新在以色列建立独立国家，这证明了民族平等、民族自决权这些基本概念的有效；而否认犹太国家存在和自由的权利，则无异于剥夺犹太人民享有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都享有的权利，无异于否认联合国的核心概念。

犹太复国主义，它的含义仅仅在于——不多，但也不少于——犹太民族的一种意识，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起源、命运都存在于这块土地上，这块和它的名字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土地上，同时，它也是犹太民族借以真正实现自我的一种工具。这一幕戏剧，它演出的舞台正好是阿拉伯民族以二十个民族国家的形式实现自己主权的地区，其人口有十亿，面积有四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资源极其丰富。所以，问题并不是整个世界应该如何对待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而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占有了那么多的利益、财富和机会之后，如何对待另一个同属于中东的民族追求一种安全和平生活的、同等的、同时也是起码的权利？

阿拉伯代表在这里对犹太复国运动恶毒的谩骂，或许会给大会留下错误的印象，以为固然世界其他地方有国家支持犹太民族解放运动，阿拉伯世界却是一直敌视犹太复国运动的。这不符合事实。阿拉伯领袖中，也有意识到犹太民族的权利，完全肯定犹太复国运动的正当的。谢里夫·侯赛因，这位一战时期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就欢迎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他的儿子，埃米尔·费萨尔，他作为阿拉伯世界的代表参加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在3月3日，他这样谈到了犹太复国运动：

“我们阿拉伯人，尤其其中受过教育的那一部分，对于犹太复国运动怀有最深挚的同情。……我们祝愿犹太人有一个衷心接纳他们的家庭。……我们正在为改造近东而共同努力，这两大运动彼此之间可以互相补充。这场运动是民族主义运动而非帝国主义运动，在叙利亚，有我们共同可以容身的地方。平心而论，我以为我们谁离开了对方，运动都不会成功。”

也许还可以提一件和我们讨论相关的事情，1947年联合国辩论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苏联坚决地支持了犹太人的建国斗争。尤其关系到我们这场讨论的，是安德烈·葛罗米柯先生在1947年5月14日，也就是我们独立前的一日，发表的评论：

“就我们所知，犹太民族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的愿望能否实现是与巴勒斯坦及其未来政府组织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几乎无须证明。

“在上次大战中，犹太民族遭遇了无与伦比的不幸和苦难，这一切毫不夸大地说，确实是言语难以形容的，也无法用犹太人有多少法西斯受害者这样干巴巴的统计数字来表达。凡是在希特勒军队的占领区，犹太人几乎遭到灭绝，经纳粹之手毁灭的犹太人口总数，据估计接近六百万。

“……面对这种局面，联合国不能、也不应该坐视不顾，因为这与联合国宪章所宣布的崇高原则不符，它宣布，将无视种族、宗教和性别的差异，保护所有人的权利……

“现实是，面对法西斯暴徒，没有一个西欧国家能够保护犹太人民的基本权利，能够帮助他们抵抗那些暴徒的武力，这说明了为什么犹太人民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不考虑这一切，否认犹太人民有实现这一愿望的权利，这将是有失公正的。”
这些就是安德烈·葛罗米柯先生在1947年5月14日联大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目睹了这些国家，其中不少还是最近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在对本世纪最为高贵的一场解放运动发出嘲笑的声音，只能感到悲哀，因为这场运动不仅给予过那些争取独立的民族以力量和决心，而且在这些民族预备独立的当中、或者在紧接着独立之后，还给予过它们积极的援助。

你们面对的这场运动，它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开拓精神的体现，是劳动的尊严、是一些有长久生命力的人类价值的体现，它向世界示范了社会的平等和开放的民主，然而，在决议里，却把它和一些让人憎恶的政治术语联系在一起。

在以色列，我们努力在创建一个可以实现人类最高理想的——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社会，它服务于以色列的全体居民，不因他们宗教信仰、种族和性别的不同而有别。你们可以告诉我，这世界上哪里还有这样的一个多元社会，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在这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能够和睦相处，人的尊严和法律得到法律的保证，死刑得到废除，言论、运动、思想、表达自由得到维护，甚至是和我们国家目标相对立的那些运动也能在议会找到代表？

阿拉伯代表提到了种族主义。种族主义确实存在，但不是存在于他们的嘴唇上。想一想，两千多年来居住在阿拉伯土地上的八十万犹太人，那些还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很久就已经生活在那里、结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社区的犹太人，他们的命运如何？那些社区今又何在？这个民族发生了什么，他们的财产又哪里去了？

犹太人在中东国家一度是最重要的社区，是思想、商业和医学的领袖，而今天他们在阿拉伯社会又如何？你们居然说得出口种族主义，我只要自豪地指一指我们内阁中的阿拉伯部长，议会的阿拉伯发言人，指指自愿在我们军队和警察效力、常常也指挥犹太军队的阿拉伯军官和士兵，指指每年从中东各地涌向以色列各大城市的数十万阿拉伯人，指指从中东各地来以色列接受医学治疗的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指一指现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彼此的和平共存，还有阿拉伯语已经成为和希伯莱语并列的官方语言的事实，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在以色列阿拉伯人担任公共职务是极其自然的事情，而正如他们很多人所承认的，在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设想一个犹太人担任公共职务这都是不可能的。现在，请问这是种族主义吗？这不是。这是犹太复国主义。

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虽然它并不完美——又有哪一个社会是完美的呢？——但在其中，可以实现以色列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些景象。我知道我们有很多问题，我知道有很多人反对我们政府的政策，在以色列，同样有很多人不时地会反对政府的政策，他们有这样的自由，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在中东这片从没有真正实现过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土地上，第一次创造了一个——目前也是惟一的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

这份用心险恶的决议，在设计的时候已经注意改头换面，不让我们看到它的真实意图，然而它的实质依然属于一种危险的反闪族主义论调。由于某些人的努力，这种论调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公共的辩论中，这些人信誓旦旦要做的，就是阻止目前正在发生的民族融合过程，而这一过程最终将为中东带来和平。他们所以要这么做，还有他们其他一些类似的动作，目的都是为了破坏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上的努力，为了不让那些正在走向和平之路的人们达到他们的目的。但他们不会得逞，因为我可以重申我们政府的政策，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推动和平，在谈判妥协的基础上推动和平。

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无非是一直激荡着阿拉伯社会的那种恶毒的反闪族、反犹太人情绪的另一个证明。本来，我们谁会相信，历史已经到了1975年，阿拉伯政府还会正式散播一些关于犹太复国运动元老的无耻谰言？我们谁会相信，我们会遇到一个这样的阿拉伯社会，在幼儿园里就开始向儿童灌输罪恶的反犹太人情绪？我们谁会相信，今天，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元首在访问别国的时候，会因为形势的需要，公开发泄最低级的反闪族主义情绪？受到攻击的是我们，而攻击我们的，是受到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种族主义思想激励的一个团体。对于这种种族主义，在一次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举办的研讨会上，亚西尔·阿拉法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在开幕致词中对之做了简明扼要的阐述：“在这片地区，除了阿拉伯人不应该有其他任何民族存在。”换言之，从大西洋直到波斯湾之间，中东地区只允许有一个民族存在，那就是阿拉伯民族，其他民族无论它与这一地区渊源有多深，都不能享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看一看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悲惨命运，看一看苏丹南部黑人遭遇的不幸，看一看一整个基督教社团在黎巴嫩遭遇的危险；再看一看巴解组织公开宣布的政策，它在《巴勒斯坦誓约》中公开呼吁摧毁以色列国，同时反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进行任何妥协，而且，按照前一天它的代表在这间大厅里所说的，它把特拉维夫看作被占领区。看看这一切，你们就会理解大会所讨论的这项罪恶决议的真正根源，你们会看到世界上一直存在的两种罪恶又在这里兴风作浪：存在于提出这项决议的阿拉伯国家身上的盲目仇恨，和存在于那些支持者身上的全然无知。

大会面临的问题无关以色列，也无关犹太复国主义，它关系到的是这一组织的命运。这一世界性的组织，它最早的构思得益于以色列众先知的精神，直接的起源则是在二战的悲剧发生之后，起源于反纳粹同盟，然而，今天它已经堕落成为另一类讲坛，按照一位著名作家——-他在一家第一流的社会思想机构里供职——上周说的，它“迅速堕落成为人类制度史上最为腐化的一项创制……始终占据多数的那些国家，都是以压制反对意见闻名于世，对每一种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反对，它们都实行种族主义的镇压，几乎没有一个例外。”

这位作家继续解释辩论中所发生的现象：“以色列是一个社会民主国家，是世界上最近于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它的人民和政府真正尊重人的生命，而且态度非常之坚定，所以，在过去的二十五年，虽然也有各种争论，但他们从未处决任何一个被他们抓获的恐怖分子。他们的文化历史悠久却仍然保持了生命力，他们的技术也非常发达。在他们国家成立之后这段短暂的时间里，他们把那么多的民族性集于一身，比之多数新近成立、其代表在联合国大楼外面趾高气扬、大摇大摆的国家，不啻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所以以色列才遭人嫉恨，所以有人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消灭以色列一直是国际恐怖组织的一个主要目标，他们的盘算是，如果能够把以色列打垮，那么要摧毁其他各种文明也就不在话下了。”

最后，他的结论是：“一个不幸的事实是，文明的蜡烛正越烧越短，这正是我担心的。现在越来越多地控制这个世界的，不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甚或什么蛮族主义，而是一部误人子弟的政治手册，里面收罗的都是过去半个世纪积累的一些陈词滥调，它现在握有了一种近乎僧侣的、同时也是堕落的权柄。……我们都知道那是些什么东西……”

很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民族不幸一直成为了人类文明程度的试金石，成为熔炼、考验某些价值观念是否可以持久的坩锅。一个民族，它到达的文明程度如何，总是可以用它对犹太人民的行为来衡量。在各种暴行中，犹太人一直首当其冲，他们会是第一个受害者，但不会是最后一个。

沙皇俄国时代对犹太人的屠杀，正是这种冰山顶上的一角，它所揭示的正是这一政权本身已经完全腐烂，结果，很快它就在革命的风暴中无影无踪。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也只是未来欧洲灾难的一个预兆。

这份居心不良的决议，应该对世界所有文明的人民敲响了警钟。犹太民族在做试金石的时候，不幸还没有发生过错误。这项卑鄙的决议，它隐含的内容确实让人震惊。

在这个问题上，现在，世界、由这个大厅代表的世界，分裂成了好与坏、善与恶、人道与堕落两个部分。我们犹太民族将永远会记住那些起身反对这一邪恶提案的国家。我知道，这样一出事件将会增强世界上爱好自由和文明的力量，使他们有更大的决心捍卫自己珍视的价值；我知道，这样一出事件也将给犹太复国运动以力量，一如它削弱了联合国的力量那样。

现在，当我站在这个讲台上，我们民族悠长而光荣的历史在我的心头慢慢闪过。我看到千百年来我们民族的压迫者，在一个罪恶的行列中前后相继，直至被历史遗忘。我站在这里，是作为一个强大兴盛的民族的代表，这个民族，它的生命超过了前面提到的一切，也将超过这份决议的支持者和他们的丑恶表演。我站在这里，作为一个拥有众多先知的民族的代表，其中的一位先知，他对世界所做的崇高的预言激励了这一世界性组织的奠基人，现在，这句预言就写在我们大楼的入口处：“这国不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以赛亚》2：4）。在这段前面，先知以赛亚还宣布：“末后的日子……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以赛亚》2：2-3）

现在，当我站在这个讲台上，面对你们，仇恨、无知、罪恶未来可能的牺牲品，犹太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时刻又浮现在我的心头。我回顾这些伟大的时刻，回想起这个我有幸在这里作为它代言人的民族的伟大。在这一时刻，我忘不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无论他们置身何地，是自由的、或是身处奴役中，在这一刻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思想必定是与我同在的。

我站在这里并非要恳求什么，你们只管按照道德良知告诉你们的去投票。因为问题不是关系以色列或者犹太复国主义，而是关系这个组织能够继续存在，现在由于专制政权和种族分子的合谋，它的信用已经降到最低点了。

每一个代表的投票，都将把自己国家在反闪族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中的立场记录在历史的档案里。你们要为自己的立场在历史面前承担责任，因为严格说来裁断你们的将是历史。然而，我们犹太人民却不会忘记。

对于我们犹太民族，这不过是我们饱经沧桑的历史进程的一个小插曲。我们始终信任的，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对他所怀的信念和信仰，是我们神圣的传统，是我们为社会进步和弘扬人类价值所做的不懈努力，我们信任的是我们的人民，而无论他们身居何地。对于我们犹太民族，这份决议，它的根基是建立在仇恨、谎言和傲慢之上，它没有任何道德的、法律的价值。对于我们犹太民族，它无非是一张纸，我们也确实把它当作一张纸。


1975年11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七十二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三十二票弃权，通过了3379号决议，就是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决议，它号召所有的国家都把犹太复国主义视为种族主义，并与之战斗。这份决议并没有约束力，因而，象征的意义大于实际的意义。

以色列代表哈伊姆·赫尔佐克（后任以色列总统）在决议通过后做了发言，在发言的最后，说完了“对于我们犹太民族，它无非是一张纸，我们也确实把它当作一张纸”之后，他随即把决议撕碎，随后退出会场。

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联合国始终扮演着谴责以色列、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的角色，一直到九十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作用的加强，在1992年，该决议被废除。

作为对世人智力的辛辣讽刺和无情愚弄，指责“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的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对本国犹太裔公民（基本上全是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无关的塞法迪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采取的各种花样繁多的种族主义措施，除了集中营和毒气室之外，同纳粹德国并无二致：

叙利亚：1945年砸毁犹太人教堂；1947、1948年爆发反犹太骚乱；1949年解散犹太人社区会议；1967年颁布各种反犹太法律：犹太人移民权被取消；犹太人活动范围不能超过居住地3公里；犹太人身份证上印有红色“犹太人”字样；犹太人在晚10点后禁止外出；犹太人只许接受6年的小学教育；犹太人房屋用红色刷上标记；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包括研究机构和银行；政府工作人员和军事人员不得在犹太商店购物；外国人不得擅自访问犹太社区；禁止犹太人拥有收音机和电话；犹太人家中不得安装电话；去世犹太人的财产由政府没收，其继承人只有付款后才能接收，如继承人无力付款，则该财产交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使用；只有大马士革的两所犹太人学校可以招收学生，校长和教师必须是穆斯林。
犹太人口：1948年3万，1975年4000。

伊拉克：1935年犹太人被政府部门剔除，犹太人旅行受到限制；1936年禁止犹太人学校教授希伯莱语；1937、1941、1946年爆发多次反犹太人暴乱；1947年政府所办的学校禁止犹太儿童入学；1948年犹太复国主义被宣布为犯罪，许多伊拉克犹太人领袖和富翁因此项罪名（大多是凭空捏造的）被绞死，财产被没收；1950年没收所有犹太人财产，并冻结其存款；1958年犹太人社区被取消，其所有财产、医院、学校被没收；1968年禁止犹太人每月获得超过100第纳尔的收入。此后以“间谍”罪名处决了国内剩余犹太人的1/4以上。
犹太人口：1948年13.5万人，1975年400人。

也门：1905年禁止犹太人房屋高于穆斯林；1920年后犹太人被撵出纺织和肥皂业；1922年规定所有犹太孤儿必须归依伊斯兰教；1947年反犹太暴乱杀死82名犹太人，捣毁106家犹太人商店、220座犹太人住宅和4座犹太教堂；1948年谣传犹太人用穆斯林儿童作祭祀品，爆发反犹太骚乱。
犹太人口：1948年8000，1975年0。

埃及：1945年11月2日全境发生反犹太骚乱，商店和犹太教堂遭捣毁；1948年逮捕2000多名犹太人并没收其财产，开罗等地的犹太人社区遭到袭击；1956年驱逐数千名犹太人，他们离境时只许携带一个手提箱；1957年犹太人被剥夺公民权；1960年犹太社区会堂、学校、医院、敬老院、孤儿院被关闭，财产被没收；1967年所有担任公职的犹太人被全部解雇，500多名犹太人领袖遭到逮捕。
犹太人口：1948年7.5万，1975年350。

利比亚：1945年11月，在残酷的反犹骚乱中有100多名犹太人被杀；1951年切断利比亚犹太人与海外的所有联系；1963年犹太裔利比亚公民的选举权被剥夺；1970年卡扎菲宣布没收所有犹太人财产，不给予任何赔偿。
犹太人口：1948年38000人，1975年29人。

突尼斯：1957年废除犹太拉比法庭；1958年解散犹太人社团会议；1964年严格限制犹太人经济活动；1967年爆发反犹太骚乱。
犹太人口：1948年11万人，1975年2000人。

摩洛哥：1903、1907年的反犹太暴乱中上百名犹太人被杀；1952年剥夺犹太人财产；1958年在政府任职的犹太人被全部开除；1960年犹太人学校被关闭；1965年出版了20世纪初沙皇俄国暗探局捏造的《犹太人贤士议定书》。
犹太人口：1948年28.5万，1975年2万。

（上海人民出版社，《犹太史图录》。200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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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伊姆·赫尔佐克的演讲辞：


今天的辩论，也许将会成为联合国命运的一个转折，将会决定联合国在未来的存在。而它居然选在了11月10日，这实在具有象征的意义，因为这个夜晚在历史上，是因为三十七年前的“水晶之夜”而为人们记住。在1938年11月10日的夜晚，希特勒纳粹冲锋队在德国全境向犹太人聚居区发动了协同攻击，他们烧毁了各大城市的犹太教会堂，并在街头燃起篝火，把搜到的犹太教经典扔到熊熊火焰中。就是这个夜晚，无数犹太家庭受到了攻击，他们的家长被带走，很多人从此杳无音讯。就是这个夜晚，在犹太人的商店、作坊，窗玻璃都被砸破，在德国大小城市的街道上布上了一层薄薄的碎玻璃片，散成千百万个水晶，“水晶之夜”的名字就由此而来。就是这个夜晚，最终带来了焚尸炉、毒气室，带来了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和其他集中营。就是这个夜晚，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骇的大屠杀。

选在这样一个日子，这个会让我们会想到人类历史一段最黑暗时期的日子，讨论这个决议草案，这实在是凑巧，因为这份草案，它的设计人的愿望就是要使中东偏离和平的进程，他的内心充满了对犹太人的深深仇恨。同样凑巧的是，联合国，这个最早脱胎于反纳粹联盟的组织，三十年后，自己却日益成为世界上反犹太人的中心。如果希特勒有机会在过去的一年里和我们共同度过许多场景，听到我们这个论坛的辩论，尤其是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的这场辩论，他一定会眉飞色舞。

我们不妨冷静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现在要考虑如何去攻击犹太复国主义，这会将联合国贬低到一种什么水平？这种攻击之邪恶，不仅在于它是反闪族主义中最恶劣的一种类型，还在于它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在对犹太教进行攻击，它所以攻击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种宗教，曾为世界贡献出了圣经那样的人性观念、而且也是其他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源头的一种宗教。思考一下我们今天在这里，在1975年，在这个会上做的事情，这并不可悲：我们现在正在考虑如何对一个伟大的宗教进行恶意的诋毁，它曾为世界贡献了圣经和十诫，贡献了古代的先知、还有摩西、以赛亚、阿莫司这些先知，贡献了迈蒙尼德、斯宾诺沙、马克思和爱因斯坦这样的伟大思想家，还贡献了无数的艺术大师；它的人民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所占的比例，无论是科学奖、还是人文艺术奖，都不逊于其他任何一个民族。

我们不禁想知道，这些国家在它们加入这场攻击的时候，所希望的是什么呢？它们可是自诩为是文明世界的成员，而这次攻击又是自中世纪以来针对一种宗教的第一次有组织的攻击啊。确实，我们知道那些提出这个决议草案的人会把我们带到哪里了：带到中世纪！

第三次会议讨论的这个决议草案，原本是要谴责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在这个主题上是可以达成一致意见，而且这种一致意见对我们全体、尤其对我们的非洲伙伴意义非比寻常。然而，这却不是某些国家想要的，它们迷恋于机械多数带给他们的权力感，于是无视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的重要意义，凭借机械的多数，粗暴地催促委员会做出决定，将犹太复国主义也列入讨论的范围。我很难克制自己不去指责这种卑劣的动机。

我来到这个论坛，并非要为犹太民族在道德和历史上的价值做辩护，它无须这样的辩护。他们已经为自己做了证明，他们已经为人类奉献了许多伟大而永恒的价值，他们已经为人类精神做了许多贡献，而这一切都不是这样一个论坛可以做出衡量的。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谴责两种罪恶：仇恨与无知。正是这两种罪恶，泛泛地说是威胁着所有社会，具体而言则是威胁着联合国的存在。在这项决议草案的发起人和支持者背后，正是这两种罪恶在推动着他们，这正是他们行事的方式，他们才会把联合国这个世界性组织--它的最早的构想还是来自以色列的众先知--贬低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要理解犹太复国主义，可以从它的名字入手。在圣经里，古代耶路撒冷有两座山，东边的一座叫锡安山，时间在公元前十世纪，在《旧约》中，“锡安”的称呼出现了一百五十二次，是用来指代耶路撒冷。所以用这个称呼，多数的时候带有诗的、或者预言的意味，而这个称呼所以会带有宗教性和情感性，又是因为耶路撒冷的重要地位，它是一座王城，也是庙宇之城，在圣经里，锡安山就是上帝的居所。按照《以赛亚书》里的说法，耶路撒冷或锡安山就是上帝为王的地方，而根据《诗篇》，那里也是他立大卫王的地方。

大约三千年前，大卫王定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之后耶路撒冷一致保持着都城的地位。经过很多世纪，“锡安”这个词用得越来越多，含义也扩展，成为整个以色列的代城。流亡中的以色列人无法忘记锡安。

坐在巴比伦河边的希伯莱诗人曾经立过这样的誓言：“如果我忘怀了你，耶路撒冷，就让我的右臂忘了怎么动作吧。”这句誓言，几千年来，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记得，都反复立同样的誓。这句誓言，它的产生比基督教诞生要早七百年，比伊斯兰教诞生要早一千二百年。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含义，锡安慢慢地就代表犹太人的家园，成为犹太教的象征，也是犹太人各种民族渴望的象征。

每一个犹太人，在他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无论他身在何处，都会面朝耶路撒冷。在两千多年的流亡生涯中，这些祷告的人一直表达着犹太民族渴望返回宗教民族家园——以色列的心声。而在事实上，千百年来，在这一地区，或多或少一直都有犹太人存在着。
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犹太人民民族运动的代名词，是古代犹太人精神遗产的现代表达。犹太复国主义所蕴涵的理念，最早见于圣经，产生之后，就一直是犹太教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犹太复国主义之于犹太民族，一如民族解放运动之于亚洲非洲的各个民族。犹太复国主义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也最卓有成效的民族解放运动，从历史来看，它的根基在于那个信仰圣经的民族和产生圣经的土地之间一种独一无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联系已经持续了四千年之久。

在现代，是在十九世纪晚期，犹太人民受了双重力量的推动，一个是对犹太人的迫害，一个是当时的民族主义潮流，于是组织起犹太复国运动，希望把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犹太复国运动也是一场政治运动，它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在反闪族主义盛行的国家里不堪忍受各种屈辱、歧视和压迫、起而反抗的运动。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份决议草案，它的发起人和支持者中就包括了那些一直到今天都还在继续歧视犹太人、还在继续犯下可怕的罪行的国家，这不是巧合，也并不让人惊讶。

在国际联盟的巴勒斯坦托管决议中，就明文表示了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目标，1947年联合国再次确认了这一点，当时，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支持犹太民族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重建一个独立国家。

犹太民族在历经无数世纪反抗外来压迫的斗争和流亡之后，能够重新在以色列建立独立国家，这证明了民族平等、民族自决权这些基本概念的有效；而否认犹太国家存在和自由的权利，则无异于剥夺犹太人民享有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都享有的权利，无异于否认联合国的核心概念。

犹太复国主义，它的含义仅仅在于——不多，但也不少于——犹太民族的一种意识，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起源、命运都存在于这块土地上，这块和它的名字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土地上，同时，它也是犹太民族借以真正实现自我的一种工具。这一幕戏剧，它演出的舞台正好是阿拉伯民族以二十个民族国家的形式实现自己主权的地区，其人口有十亿，面积有四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资源极其丰富。所以，问题并不是整个世界应该如何对待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而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占有了那么多的利益、财富和机会之后，如何对待另一个同属于中东的民族追求一种安全和平生活的、同等的、同时也是起码的权利？

阿拉伯代表在这里对犹太复国运动恶毒的谩骂，或许会给大会留下错误的印象，以为固然世界其他地方有国家支持犹太民族解放运动，阿拉伯世界却是一直敌视犹太复国运动的。这不符合事实。阿拉伯领袖中，也有意识到犹太民族的权利，完全肯定犹太复国运动的正当的。谢里夫·侯赛因，这位一战时期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就欢迎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他的儿子，埃米尔·费萨尔，他作为阿拉伯世界的代表参加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在3月3日，他这样谈到了犹太复国运动：

“我们阿拉伯人，尤其其中受过教育的那一部分，对于犹太复国运动怀有最深挚的同情。……我们祝愿犹太人有一个衷心接纳他们的家庭。……我们正在为改造近东而共同努力，这两大运动彼此之间可以互相补充。这场运动是民族主义运动而非帝国主义运动，在叙利亚，有我们共同可以容身的地方。平心而论，我以为我们谁离开了对方，运动都不会成功。”

也许还可以提一件和我们讨论相关的事情，1947年联合国辩论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苏联坚决地支持了犹太人的建国斗争。尤其关系到我们这场讨论的，是安德烈·葛罗米柯先生在1947年5月14日，也就是我们独立前的一日，发表的评论：

“就我们所知，犹太民族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的愿望能否实现是与巴勒斯坦及其未来政府组织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几乎无须证明。

“在上次大战中，犹太民族遭遇了无与伦比的不幸和苦难，这一切毫不夸大地说，确实是言语难以形容的，也无法用犹太人有多少法西斯受害者这样干巴巴的统计数字来表达。凡是在希特勒军队的占领区，犹太人几乎遭到灭绝，经纳粹之手毁灭的犹太人口总数，据估计接近六百万。

“……面对这种局面，联合国不能、也不应该坐视不顾，因为这与联合国宪章所宣布的崇高原则不符，它宣布，将无视种族、宗教和性别的差异，保护所有人的权利……

“现实是，面对法西斯暴徒，没有一个西欧国家能够保护犹太人民的基本权利，能够帮助他们抵抗那些暴徒的武力，这说明了为什么犹太人民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不考虑这一切，否认犹太人民有实现这一愿望的权利，这将是有失公正的。”
这些就是安德烈·葛罗米柯先生在1947年5月14日联大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目睹了这些国家，其中不少还是最近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在对本世纪最为高贵的一场解放运动发出嘲笑的声音，只能感到悲哀，因为这场运动不仅给予过那些争取独立的民族以力量和决心，而且在这些民族预备独立的当中、或者在紧接着独立之后，还给予过它们积极的援助。

你们面对的这场运动，它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开拓精神的体现，是劳动的尊严、是一些有长久生命力的人类价值的体现，它向世界示范了社会的平等和开放的民主，然而，在决议里，却把它和一些让人憎恶的政治术语联系在一起。

在以色列，我们努力在创建一个可以实现人类最高理想的——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社会，它服务于以色列的全体居民，不因他们宗教信仰、种族和性别的不同而有别。你们可以告诉我，这世界上哪里还有这样的一个多元社会，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在这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能够和睦相处，人的尊严和法律得到法律的保证，死刑得到废除，言论、运动、思想、表达自由得到维护，甚至是和我们国家目标相对立的那些运动也能在议会找到代表？

阿拉伯代表提到了种族主义。种族主义确实存在，但不是存在于他们的嘴唇上。想一想，两千多年来居住在阿拉伯土地上的八十万犹太人，那些还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很久就已经生活在那里、结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社区的犹太人，他们的命运如何？那些社区今又何在？这个民族发生了什么，他们的财产又哪里去了？

犹太人在中东国家一度是最重要的社区，是思想、商业和医学的领袖，而今天他们在阿拉伯社会又如何？你们居然说得出口种族主义，我只要自豪地指一指我们内阁中的阿拉伯部长，议会的阿拉伯发言人，指指自愿在我们军队和警察效力、常常也指挥犹太军队的阿拉伯军官和士兵，指指每年从中东各地涌向以色列各大城市的数十万阿拉伯人，指指从中东各地来以色列接受医学治疗的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指一指现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彼此的和平共存，还有阿拉伯语已经成为和希伯莱语并列的官方语言的事实，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在以色列阿拉伯人担任公共职务是极其自然的事情，而正如他们很多人所承认的，在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设想一个犹太人担任公共职务这都是不可能的。现在，请问这是种族主义吗？这不是。这是犹太复国主义。

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虽然它并不完美——又有哪一个社会是完美的呢？——但在其中，可以实现以色列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些景象。我知道我们有很多问题，我知道有很多人反对我们政府的政策，在以色列，同样有很多人不时地会反对政府的政策，他们有这样的自由，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在中东这片从没有真正实现过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土地上，第一次创造了一个——目前也是惟一的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

这份用心险恶的决议，在设计的时候已经注意改头换面，不让我们看到它的真实意图，然而它的实质依然属于一种危险的反闪族主义论调。由于某些人的努力，这种论调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公共的辩论中，这些人信誓旦旦要做的，就是阻止目前正在发生的民族融合过程，而这一过程最终将为中东带来和平。他们所以要这么做，还有他们其他一些类似的动作，目的都是为了破坏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上的努力，为了不让那些正在走向和平之路的人们达到他们的目的。但他们不会得逞，因为我可以重申我们政府的政策，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推动和平，在谈判妥协的基础上推动和平。

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无非是一直激荡着阿拉伯社会的那种恶毒的反闪族、反犹太人情绪的另一个证明。本来，我们谁会相信，历史已经到了1975年，阿拉伯政府还会正式散播一些关于犹太复国运动元老的无耻谰言？我们谁会相信，我们会遇到一个这样的阿拉伯社会，在幼儿园里就开始向儿童灌输罪恶的反犹太人情绪？我们谁会相信，今天，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元首在访问别国的时候，会因为形势的需要，公开发泄最低级的反闪族主义情绪？受到攻击的是我们，而攻击我们的，是受到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种族主义思想激励的一个团体。对于这种种族主义，在一次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举办的研讨会上，亚西尔·阿拉法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在开幕致词中对之做了简明扼要的阐述：“在这片地区，除了阿拉伯人不应该有其他任何民族存在。”换言之，从大西洋直到波斯湾之间，中东地区只允许有一个民族存在，那就是阿拉伯民族，其他民族无论它与这一地区渊源有多深，都不能享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看一看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悲惨命运，看一看苏丹南部黑人遭遇的不幸，看一看一整个基督教社团在黎巴嫩遭遇的危险；再看一看巴解组织公开宣布的政策，它在《巴勒斯坦誓约》中公开呼吁摧毁以色列国，同时反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进行任何妥协，而且，按照前一天它的代表在这间大厅里所说的，它把特拉维夫看作被占领区。看看这一切，你们就会理解大会所讨论的这项罪恶决议的真正根源，你们会看到世界上一直存在的两种罪恶又在这里兴风作浪：存在于提出这项决议的阿拉伯国家身上的盲目仇恨，和存在于那些支持者身上的全然无知。

大会面临的问题无关以色列，也无关犹太复国主义，它关系到的是这一组织的命运。这一世界性的组织，它最早的构思得益于以色列众先知的精神，直接的起源则是在二战的悲剧发生之后，起源于反纳粹同盟，然而，今天它已经堕落成为另一类讲坛，按照一位著名作家——-他在一家第一流的社会思想机构里供职——上周说的，它“迅速堕落成为人类制度史上最为腐化的一项创制……始终占据多数的那些国家，都是以压制反对意见闻名于世，对每一种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反对，它们都实行种族主义的镇压，几乎没有一个例外。”

这位作家继续解释辩论中所发生的现象：“以色列是一个社会民主国家，是世界上最近于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它的人民和政府真正尊重人的生命，而且态度非常之坚定，所以，在过去的二十五年，虽然也有各种争论，但他们从未处决任何一个被他们抓获的恐怖分子。他们的文化历史悠久却仍然保持了生命力，他们的技术也非常发达。在他们国家成立之后这段短暂的时间里，他们把那么多的民族性集于一身，比之多数新近成立、其代表在联合国大楼外面趾高气扬、大摇大摆的国家，不啻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所以以色列才遭人嫉恨，所以有人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消灭以色列一直是国际恐怖组织的一个主要目标，他们的盘算是，如果能够把以色列打垮，那么要摧毁其他各种文明也就不在话下了。”

最后，他的结论是：“一个不幸的事实是，文明的蜡烛正越烧越短，这正是我担心的。现在越来越多地控制这个世界的，不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甚或什么蛮族主义，而是一部误人子弟的政治手册，里面收罗的都是过去半个世纪积累的一些陈词滥调，它现在握有了一种近乎僧侣的、同时也是堕落的权柄。……我们都知道那是些什么东西……”

很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民族不幸一直成为了人类文明程度的试金石，成为熔炼、考验某些价值观念是否可以持久的坩锅。一个民族，它到达的文明程度如何，总是可以用它对犹太人民的行为来衡量。在各种暴行中，犹太人一直首当其冲，他们会是第一个受害者，但不会是最后一个。

沙皇俄国时代对犹太人的屠杀，正是这种冰山顶上的一角，它所揭示的正是这一政权本身已经完全腐烂，结果，很快它就在革命的风暴中无影无踪。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也只是未来欧洲灾难的一个预兆。

这份居心不良的决议，应该对世界所有文明的人民敲响了警钟。犹太民族在做试金石的时候，不幸还没有发生过错误。这项卑鄙的决议，它隐含的内容确实让人震惊。

在这个问题上，现在，世界、由这个大厅代表的世界，分裂成了好与坏、善与恶、人道与堕落两个部分。我们犹太民族将永远会记住那些起身反对这一邪恶提案的国家。我知道，这样一出事件将会增强世界上爱好自由和文明的力量，使他们有更大的决心捍卫自己珍视的价值；我知道，这样一出事件也将给犹太复国运动以力量，一如它削弱了联合国的力量那样。

现在，当我站在这个讲台上，我们民族悠长而光荣的历史在我的心头慢慢闪过。我看到千百年来我们民族的压迫者，在一个罪恶的行列中前后相继，直至被历史遗忘。我站在这里，是作为一个强大兴盛的民族的代表，这个民族，它的生命超过了前面提到的一切，也将超过这份决议的支持者和他们的丑恶表演。我站在这里，作为一个拥有众多先知的民族的代表，其中的一位先知，他对世界所做的崇高的预言激励了这一世界性组织的奠基人，现在，这句预言就写在我们大楼的入口处：“这国不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以赛亚》2：4）。在这段前面，先知以赛亚还宣布：“末后的日子……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以赛亚》2：2-3）

现在，当我站在这个讲台上，面对你们，仇恨、无知、罪恶未来可能的牺牲品，犹太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时刻又浮现在我的心头。我回顾这些伟大的时刻，回想起这个我有幸在这里作为它代言人的民族的伟大。在这一时刻，我忘不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无论他们置身何地，是自由的、或是身处奴役中，在这一刻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思想必定是与我同在的。

我站在这里并非要恳求什么，你们只管按照道德良知告诉你们的去投票。因为问题不是关系以色列或者犹太复国主义，而是关系这个组织能够继续存在，现在由于专制政权和种族分子的合谋，它的信用已经降到最低点了。

每一个代表的投票，都将把自己国家在反闪族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中的立场记录在历史的档案里。你们要为自己的立场在历史面前承担责任，因为严格说来裁断你们的将是历史。然而，我们犹太人民却不会忘记。

对于我们犹太民族，这不过是我们饱经沧桑的历史进程的一个小插曲。我们始终信任的，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对他所怀的信念和信仰，是我们神圣的传统，是我们为社会进步和弘扬人类价值所做的不懈努力，我们信任的是我们的人民，而无论他们身居何地。对于我们犹太民族，这份决议，它的根基是建立在仇恨、谎言和傲慢之上，它没有任何道德的、法律的价值。对于我们犹太民族，它无非是一张纸，我们也确实把它当作一张纸。

犹太人结束二千年流浪生活近东成立以色列国苏波南捷美诸国均正式承认
(1948.05.28)
【新华社陕北二十五日电】综合报导：巴勒斯坦犹太人已按照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联大分治决定，在本月十四日英国结束委任统治后，正式成立二千年来第一个犹太国，定名为“以色列”国，定都于特拉维夫（位于巴勒斯坦中部西海岸，滨地中海）。同时，并组成新以色列国的临时政府，由前犹太事务局执行委员会主席本古里安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席托克任外交部长。犹太民族委员会又推选前犹太事务局代表大会主席魏兹曼为以色列国首任大总统。以色列国的成立，已使两个多月来美、英帝国主义企图借所谓“联合国托管”以主宰巴勒斯坦的阴谋遭受挫败。出尔反尔地推翻了自己首先提出的分治计划，而要求改行托管的杜鲁门政府，在以色列国成立后，又忽促收起自己提出的“托管计划”。十三日还命马歇尔“劝告”犹太人勿成立独立国家的杜鲁门，在第二天以色列国成立后数分钟，即发表声明予以承认，其目的一方面在于希望在今年大选时不失去美国犹太人的选票；一方面讨好新以色列国，以为影响该国政府的资本。杜鲁门这一迅速的“转变”，竟连正在联大大放厥辞主张巴勒斯坦托管的美国代表，都来不及通知。当这一消息传到会场时，他们始则拒绝承认，继而表现狼狈不堪。大会否决了美国的托管方案与英国组织巴勒斯坦临时中立政府的建议。不义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无原则性和脆弱性，则已经暴露无余。至于一贯维护犹太民族独立的苏联（苏联俄罗斯共和国有犹太自治省）在收到席托克十六日要求承认以色列国的电报后，已于十七日由莫洛托夫复电正式予以承认。截至十九日止，已有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拉夫与危地马拉等国承认新犹太国。


美帝反动外交到处碰壁充分暴露其反复无常和脆弱性
(1948.05.28)
本周消息中值得注意的另一事件，是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国的成立。根据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联合国大会阿犹分治的决议，定名为“以色列”的新犹太国家，于十四日宣告成立。两千年来没有祖国而到处流浪受排斥侮辱与屠杀的犹太人民，他们要求建立犹太国的愿望开始实现了。以色列国成立后，已先后获得美国、苏联及波、捷、南等国的承认，英国则表示不予承认。苏联在其承认照会中表示：“希望犹太人民所创建的独立国家，将有益于巴勒斯坦及近东之巩固和平与安全事业。”苏联对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纷争的立场，是始终一贯的，它认为在今天的局势下，只有实行阿犹分治，才是阿犹两个民族和整个近东和平的出路。与此相反，美国政府的立场，却是反复无常的。美国政府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联合国大会中是表示支持分治的，到今年三月忽然推翻前议，主张托管。而在这次犹太人宣布成立以色列国以后，美国又首先予以承认。据捷克真理报的分析：杜鲁门的行动“一部分是想防止总统选举中损失美籍犹太人的选票，一部分是因想影响犹太新国家的政府。”美国对犹太立国问题上之反复无常，充分说明它与英帝国主义一样，手段可以时常不同，但他们的目的只在如何控制中东石油资源与军事基地，与苏联之真诚扶助弱小民族政策，毫无相同之点。


在英美罪恶外交政策鼓动下近东阿犹两族爆发战争英美矛盾顿趋尖锐苏联同情以色列国遭侵略
(1948.06.05)
【新华社陕北二日电】综合报导：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冲突，在英美帝国主义罪恶外交政策的鼓动之下，已经爆发成为正式的战争。自五月十四日晚，犹太民族实现了他们长期正义的复国愿望，宣告成立以色列国之时起，外约旦、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七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约五、六万人，即在自南北东三面大举侵入巴境，扬言推翻以色列国，迄今已占领巴境阿拉伯区，包围耶路撒冷城。犹太人方面正起而作坚决的正义的抵抗，双方出以飞机，战况至为惨烈。这个战争的爆发，首先是英帝国主义策动的结果。英帝国主义在宣布“放弃对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同时，即派其中东间谍头子克莱顿，与阿拉伯各国反动政府先后订立了各种秘密协定，同意将巴勒斯坦分割给他们，挑动这些国家的反动统治者，准备和进行这次反犹战争。这次侵入巴境的阿拉伯军队的主力，便是由英国武器所装备，被英国军官训练与指挥、由英国财政部供养的外约旦的军队。其中有许多士兵，且是波兰流亡法西斯安德斯的军队和前纳粹俘虏改编而成的。英国的目的，在于利用以外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为首的阿拉伯反动集团，来保持它在巴勒斯坦以至对中东的实际统治。英帝国这一企图，对于美国侵略者在中东所积极进行的扩张活动，是互相冲突的。因此随着阿犹战争之爆发与扩大、英美间的矛盾亦随之尖锐化起来。十七日，安理会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美国提议安理会援用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宣布巴境形势为对和平的威胁，并由安理会下令双方停战。如交战国拒不遵行时，即使用外交、经济，以至军事的制裁，予以强迫执行。二十二日，美参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扬言将调查英国是否用美援支持阿拉伯军。二十五日，杜鲁门接见以色列总统迪兹曼时，更表示可考虑给以色列贷款九千万至一亿美元，和解除对巴勒斯坦的军火禁运。与此同时，美国并对英国发动了强烈的宣传攻势。但是正如过去美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变化无常、背信弃义，不能制止阿犹的冲突一样，美国这一次的声援犹太人的行动，也不能制止阿犹的战争。美国的立场并不是出于道议，其目的只在于吓唬英国，迫使后者让步，作为进一步伸入巴勒斯坦的手段。因而它在安理会上的严正提案，就不过是一种姿态。只有苏联与乌克兰的代表，鉴于美国提案的真实执行，将能符合于近东和平利益，才予以坚决支持。当二十二日进行表决时，美国在其原案中援用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条一节被否决后，随即投票赞成了要求双方自二十三日午夜起，三十六小时内实行停战的提案。但是这个没有制裁作后盾的伪善议案，由于阿拉伯方面的反对，实际无法执行。因此，苏联在二十七日安理会上，重新要求对于阿拉伯各国实行制裁。


联合国苏代表葛罗米柯斥英对巴勒斯坦阴谋美两面态度实与英狼狈为奸
(1948.06.11)
【新华社陕北七日电】纽约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于上月二十九日在安理会上严词斥责英国在巴勒斯坦的阴谋，并指出美国与英国在实际上狼狈为奸。在当日的安理会上，苏联所提援用联合国宪章，强制阿犹双方停战的建议被否决后，偏袒阿拉伯国家的英国提案，便提付表决，该案经美法形式上的“修正”，终获通过。此案中心内容，即“下令阿拉伯与犹太双方于六月一日标准时间下午十一时起，在巴勒斯坦停战四星期、停战期间禁止一切军火与壮丁运往以色列与七阿拉伯国家”。葛罗米柯在其表决前的演说中，痛斥英国提案为不合法。因为它违反联大分治的决定，并将增加巴境的流血。葛氏指出：英国提案的目的，仅在以此束缚以色列国，让阿拉伯国家放手进行进一步的侵略。英国是在向阿拉伯国家讨好，以求增进它在中东的帝国主义利益。英国只是“披了羊皮的狼”，它反对阿拉伯人民的利益，反对他们的独立。另一方面，葛氏同时宣称：“苏联始终不渝地支持阿拉伯民族争取不受外国干涉的真正独立的合法愿望”。美国在这次会议中，再度采取了两面态度与无原则立场，虽然美国同意苏联建议的大部分，而且前一天还在谴责阿拉伯国家侵略巴勒斯坦，但它不仅没有投票赞成苏联所提“明白宣布拒绝安理会二十二日停战令的是阿拉伯国家”这一个补充案，而且当哥伦比亚提出英国提案中的停战期限应予取消时，它甚至公然附和英国而予以反对。同时美国还串通法国，提出了一连串的修正企图，为英国提案加上一个假面具。美国代表奥斯汀提议禁运军火与壮丁至巴勒斯坦，应扩大至七个阿拉伯国家，这一建议实际上对阿拉伯国家有利无害，因为它们业已积存了大量战争物资和装备，这只是企图为保持美国片面禁运军火至以色列寻找借口。葛氏斥责奥斯汀的修正案只是空无一物的丑态，而关于扩大禁运的这一节，尤其是“最要不得”。


不顾以色列国和平愿望阿拉伯部队破坏停战令
(1948.06.23)
【新华社陕北二十日电】联合国安理会五月二十九日对巴勒斯坦的停战建议巴为犹阿双方所接受，双方同意于六月十一日起停战。该建议的条款为英国代表提出，受到美国代表的支持，其实施办法有利于侵略的阿拉伯军队，不利于自卫的以色列军队。以色列外长席托克于九日向记者宣布：虽然停战条件对我们是不利的，但以色列方面仍然接受了。“因为冲突一开头，我们就始终一贯地宣布：假若阿拉伯国家停战，我们就愿意停战。”席托克同时指出：“假如停战的任何发起者，希望借此削弱犹太人，并使他们更作让步，这就是错误。”（塔斯社）以色列方面虽然接受了不利于自己的停战建议，但它的和平愿望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第一，因为安理会委派的调停专员伯纳杜特（瑞典红十字会会长）采取了偏袒阿拉伯侵略者的态度。伯纳杜特由安理会授命，代表联合国调停阿犹战争。他接受任命以后不久，即擅自延展了停战的实施日期，以及“超过职权”的“限制军役年龄的男子移入以色列”。此时受到以色列代表的谴责与抗议。在派遣军事观察员赴巴勒斯坦协助调停专员履行停战令的问题上，他又擅自解释安理会的决议，建议观察员的派遣，只限于在耶路撒冷有领事的国家（美法比），排斥苏联的代表参加，虽然以色列方面坚认“苏联有权要求参加监督停战”。第二，因为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停战的机构。以色列陆军作战司令在停战实施以后的一天（十二日）宣称：“没有联合国的监督机构存在，没有一个联合国的领袖在场观察停战。”（合众社）因此，这个有利于侵略者的、没有保障的停战令，“在停战的那天就被破坏了。如以色列军司令所说，阿拉伯部队在若干地区继续战争。”（红星报）不仅如此，阿拉伯方面对于他们继续侵略战争的目的一点也不隐讳。埃及首都开罗（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中心）广播电台于十三日明目张胆的宣称：“巴勒斯坦问题唯一之和平解决方法，即为以武力使犹太人纳入单一而不分裂的巴勒斯坦国家中。”


英美缔结“君子协定”阴谋取消以色列国
(1948.06.25)
【新华社陕北二十三日电】据塔斯社布拉格十六日引证布拉格的电报通讯社消息说：美英两国为了便于共同奴役巴勒斯坦及中东产油国，缔结了一个“君子协定”（按：即具有正式法律效能的口头协定）。其中规定：两国在将来巴勒斯坦和平谈判中，共同支持用“联邦”办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所谓“联邦”办法，实际上就是取消以色列国的独立。据法新社称：安里会所派的“调停”特使伯纳杜特有一个“联邦”方案，他主张，是将巴勒斯坦国的政权，放在阿拉伯联盟或一个阿拉伯国家统一领导之下，以色列国仅属于一个自治邦的地位。为此目的，一方面由美国对以色列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袖们施以压力，迫其接受；另一方面，由英国促使外约旦国王阿布杜拉同意这一方案。英政府并已训令英国驻近东情报处长克莱登进行准备，叫他去唆使阿拉伯联盟各国（埃及、外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门）将来批准这个方案。此外，美英并约定：“巴勒斯坦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将由双方直接进行，避免对联合国提出新要求”。（按：这种办法的用意，是想避免苏联等争夺联合国阿犹分治决之定的国家在联合国中阻止英美帝国主义政策的实现。）


前犹太自卫军总司令斯奈号召全力保卫以色列苏联和以色列国互派使节
(1948.07.08)
【新华社陕北五日电】塔斯社六月二十五日消息：前犹太自卫军（即哈根纳）总司令斯奈，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对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记者发表谈话称：他敦促以色列国立即动员一切力量以保卫国家，并已建议“与以色列的真正朋友，首先与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建立最密切的邦交。论及伯纳杜特的所谓“调停”时，斯奈首先斥责伯纳杜特的不公正：第一、他给阿拉伯两天多的时间，以改善在加利里区（在以色列东北部）的阵地；第二、他曲解安理会对停战时移民入境问题的决定；第三、他只邀请美、法、比三个帝国主义“强国”的代表参加停战监督的机构。斯奈继而预测称：伯纳杜特将本着新的英美妥协的精神来进行阿拉伯与以色列间的政治谈判。
【新华社陕北四日电】塔斯社讯：苏联政府于六月二十五日公布与以色列国互派使节的消息，苏联已任命耶德夫为驻以色列国特命全权公使，以色列国则任命梅耶逊夫人为驻苏公使。又据美新闻处讯：杜鲁门于六月二十二日宣布，美以两国政府已就交换外交代表团一事获致协议。美方已任命麦唐纳（前英美巴勒斯坦调查委员会美方委员，原纽约时报主笔）为美驻以色列代表团团长，埃普斯坦则被宣布为以色列驻美代表团团长。


英美阴谋取消以国独立以色列拒绝“联邦”计划
(1948.07.14)
【新华社陕北十一日电】综合报导：自六月十一日迄今，停战四周期间的巴勒斯坦局势，已更加显示英、美帝国主义在作了妥协之后，正力图取消以色列的独立，以保持他们对巴勒斯坦的统治。在此期间，他们玩弄了两种阴谋：第一、他们经由所谓联合国“调停人”伯纳杜特在与阿拉伯、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时，布置一个所谓“联邦”计划的陷阱，以破坏联大对巴勒斯坦分治的决定，并强使以色列并入英、美在中东傀儡国家的体系中。据法新社消息：本月三日，伯纳杜特公布其在六月二十八日送交阿以双方的“和平建议”，其中规定：将联大分治决定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区域、属于以色列的内革布区域，以及应由联合国托管的耶路撒冷等地并入外约旦；将以色列的海法港及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附近的里达机场，设为自由港及自由航空站；又将扩大领土以后的外约旦和被取消了独立的以色列合组“联邦”，由一个所谓“中央委员会”管辖。在这个所谓“联邦”计划的背后，据前犹太自卫军总司令斯奈说：“英、美或许曾将真正的控制权划分如下：英国继续统治外约旦，而美国则统治以色列。”第二，英美利用所谓“停战”给阿拉伯军队以喘息机会，并使他们能够侵入便利而有战略意义的阵地以准备一旦“和平”取消以色列独立的阴谋失败后，继续放纵阿拉伯军实行对以色列国的战争征服，借威胁手法以实现其帝国主义的目的。在整个停战期间，阿拉伯军队曾不断地进袭以色列占领地区。六月十二日，阿军进攻重要航空基地里达附近的村庄；二十四日，阿军进攻北部要地亚克附近的埃尔伯村；二十五日，埃及飞机不仅轰炸以色列领土，而且公然射击联合国的视察飞机；本月三日，耶路撒冷及其他许多地方的阿军，均开枪射击以色列人。虽然面对着美英帝国主义所玩弄的这些阴谋与威胁，但是，以色列争取民族独立的意志并未动摇。以色列政府已于六日正式拒绝了伯纳杜特的“联邦”方案，该国外交部发表的公报称：“以色列政府不能接受任何对其领土的蚕食或对其主权的限制”（法新社）。以色列总理本古利安于六月底英军撤出海法之时亦宣称：“我们在陆上、海上和空中，都比宣布独立之日更为强大了。虽然我们愿望和平，但是如果我们的敌人选择战争的途径，我们就准备战争”（塔斯社）。
【新华社陕北十一日电】塔斯社六日讯：英共下院议员皮拉丁于接见捷克电报通讯社驻伦敦记者时称：联合国巴勒斯坦调停人伯纳杜特所提成立阿拉伯及犹太联邦的计划，其主要目的是为英美帝国主义者分割中东。该计划一方面要使外约旦比以色列更强，另一方面将以色列及外约旦均置于英美永久统治之下。其结果，既不符合于犹太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于阿拉伯人民的利益，只是特别反映了英美石油公司的利益。


葛罗米柯在安理会上痛斥伯纳杜特计划
(1948.07.17)
【新华社陕北十五日电】塔斯社纽约讯：苏联代表葛罗米柯七日于安理会辩论巴勒斯坦问题时抨击伯纳杜特的所谓“联邦”计划。葛氏指出，伯纳杜特计划超出了联合国所给予他的“调停人”的权力，他“听命于背后的主使者，将联大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定置若罔闻”，并“使联合国信誉扫地”。葛罗米柯宣称：“伯纳杜特的计划，竟要求缩小联大所订以色列国的领土，连同联大决定必须划归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领域，以及按照特别规章由联合国管理的耶路撒冷，一齐交给领取英国财政部津贴的傀儡国王阿布杜拉所统治下的外约旦”。葛罗米柯又称：“伯纳杜特计划中关于经济联盟的建议，同样与联大的决定毫无相同之处，因为该建议也阻碍着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与犹太人民国家的成立。”
【新华社陕北十五日电】塔斯社布拉格七日讯：电报通讯社报导称：阿拉伯之在表面上拒绝伯纳杜特的“联邦”计划，可视为一种阴谋，其目的在于对美国国务院刻正劝说其接受阿犹联邦的以色列政府继续施以压力，使其接受伯纳杜特计划。据消息灵通人士情报：外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与右翼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表间，已在“原则上”达成接受伯纳杜特建议的协议，但犹太临时议会则强烈反对这些建议。电报通讯社又称：今后两日内，当美舰队从土耳其抵达巴勒斯坦领海时，刻正强使以色列接受伯纳杜特建议的压力，即将达于顶点。


英帝扶植侵略战争失败后又图武装干涉以色列
(1949.01.18)
【新华社陕北十五日电】各方报导：在英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埃及、外约旦等七个阿拉伯国家，自去年五月中旬对新生的以色列国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业已遭受悲惨的失败。以色列军民不仅抵挡了侵略者，而且于去年十二月间把内革布的埃及侵犯军远远地驱出国境。由于军事上的惨败，以及在本国人民反对的压力下，埃及政府已同意与以色列直接谈判。据联大巴勒斯坦代理调停人彭区在本月八日安理会巴勒斯坦委员会上宣称：以色列与埃及双方已同意自一月七日正午开始停战，直接谈判以解决巴勒斯坦争执问题。
当英帝国主义看到它通过其傀儡国以消灭以色列的政策行将完全失败时，现正联合美国，企图直接挑起新的战争，以扼死以色列。据合众社华盛顿三日电：英国驻美大使佛兰克斯在最近与罗维特的秘密会谈中曾警告美国说：“阿拉伯军队的败北，已使中东的不安局面达到了危险的阶段”。本月十日，英国无耻地借口其协助埃军作战之五架飞机，于七日在巴埃边界被击落一事，向以色列提出抗议，并将其军舰集中于马尔他岛，准备武装干涉以色列。英外交部并宣布：英国已应“外约旦政府之请求派兵前往外约旦的阿喀巴”。法国人道报本月十日在评论英国这种行动时指出：英国对中东的新侵略，使各国人民明白看清了战争贩子的面目。


读报辞典
(1949.01.18)
阿拉伯国家——是指中东的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叶门和外约坦七国。在这七国内的居民都是阿拉伯人较多，故称为阿拉伯国家。
以色列——国家的名字。根据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联合国安理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决定，就是将巴勒斯坦分成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两个国家，犹太人就按照这个合理的决定，于去年五月十四日正式组成国家，起名为以色列。它据有巴勒斯坦一半以上的面积，约等于江苏省的八分之一。它的领土（联大分治决定）有三块，其一是巴勒斯坦南部的内革布区，另一是巴勒斯坦东北部的加利里区，还有一块是西沿地中海、北起海法、南至伊斯德港的一块狭长地区，共有六十万左右的犹太人，首都为特拉维夫，濒地中海岸，在耶路撒冷西北三十五哩。
巴勒斯坦委员会——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以微小的多数——二十五票对二十一票（苏联及新民主国家反对），通过组织成立，此案由加拿大提出由五强（苏、美、英、法、“中”）中挑选三个会员国组成调解巴勒斯坦问题的委员会，接收违反联大决议的“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专员”伯纳杜特的工作（伯纳杜特受英美之托曾玩弄“联邦”、“和谈”的把戏，图取消以色列的独立和帮助阿拉伯军队侵略以色列），以“协助”犹阿双方解决一切纠纷。但实际上，因为这个委员会是由有意破坏民族自决原则的五强中的美、英、法、“中”所指派的会员国组成，所以不但不能真正解决阿犹纠纷，相反地，却是英美利用来取得他们在巴勒斯坦的石油权利的一个工具。

完整版？？？？
建议以后如果有不能登的就放这里吧

老鬼，这是在整哪出戏啊，这个和以前出版的有何区别啊

新华社的新闻还是很有意思的

ttqqmm 发表于 2011-10-28 21:49
老鬼，这是在整哪出戏啊，这个和以前出版的有何区别啊
有位兄弟不依不饶地发短信问我巴以的正义性，辅以网络吉哈德们的谣言求本人证伪，谣言太多，实在没时间一一批驳，于是把这文章发上来让他自己看

发在战研区是因为里面有关键字，发自家园子里审核快

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3591942{:soso_e120:}以色列暴行录-----兼复梦秋河友

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3591942


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3591942{:soso_e120:}以色列暴行录-----兼复梦秋河友

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3591942

果断制成电子书，躺在床上看

保存之，大概看了下，不同点多啊

收了啊

苏联成为阿拉伯的盟友，美国最后是以色列的铁杆同盟，为什么呢？每个人心中都有答案的。

凭良心做事，在某些国家某时期，是会“犯罪”的。

苏联帮助阿拉伯人打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回报就是向车臣大批派出“圣战者”雇佣军。

要是有图就更好了,哈哈!

GHGZR 发表于 2011-10-29 00:25
新华社的新闻还是很有意思的
把当年骂国民党的话用到今天的天朝身上，竟然非常合适。

做成txt格式的电子书！下载手机慢慢看

11月11日发表什么？

我缺2008年《战争史研究》第24期,歌幽能重印吗?

大卫之翼 发表于 2011-10-31 15:35
把当年骂国民党的话用到今天的天朝身上，竟然非常合适。
记得天涯上曾经有个人物，无意中从单位积满灰尘的资料室里看到了1977年至1980年代的《人民日报》，此人爱好研究，就拿回家去认真翻阅，并把当年的相关新闻和评论内容以及自己的感想在天涯上写成了帖子，轰动不小……
据他的发现，当年《人民日报》上抨击美国的文章，其措词其文风，拿到今天也毫不落伍，几十年来一直都是这个笔法~~~但是，当年抨击“苏修内外交困”之类的文章和评论，却万万不能再套用了，因为活脱脱就像写现在的中国~~~:D

“每逢犹太人的居留国发生经济危机或其它社会动乱的时候，犹太人都首先成为冲击的对象与替罪的羔羊。在某个世纪欢迎犹太人的国家，很可能会在下一个世纪驱逐他们。几十年中一直相安无事、允许犹太人居住的城镇，可能会在一夜之间突然爆发针对犹太人的屠杀。这是犹太人历史上非常黑暗的一个时期，他们受到的欺凌和迫害是难以形容的。”
------酷似东南亚的华人。

巴勒斯坦人，要么承认以色列，得人道归化，要么不承认以色列，得人道毁灭。

好像看过。

我已经马克了

犹太人自外于人也有咎由自取的一面。
ps：对葛优真是羡慕嫉妒恨，拿着自己的爱好能骗包皮的免费旅游呀五的。

选择性笔法，有意夸大以色列的所谓“左翼”面目。事实上早就不是这样了（这种手法就是谢韬辛子陵之流习惯用的）。

2007年第三期的monthly review杂志专门介绍了以色列的post-Zionism史学研究。即以色列内部的一批对以色列建国神话进行批判的学者。另外见Jan Selby在New Political Economy，2005年第三期上的评论。

这次来美专门搞了几本批判以色列建国神话的著作。其中有一本shahak:jewish fundamentalism in Israel,从里面的内容看，以色列玩的不是别的，十分讽刺，就是Nazi当初玩的血缘性的das Volk。

另外说一下，请某些人搞清楚，苏联支持的“阿拉伯人”，是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苏联一度支持过的凯末尔一样，而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形象地说，是巴勒斯坦的法塔赫，而不是哈马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正是在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失败后才发展到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规模的。

一战后英国扶植的海湾阿拉伯君主，五十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直到现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打个不很准确的比方，就像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君主，拿破仑或克伦威尔，以及闵采尔等人，不仅不能用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抹杀他们的根本区别，事实上他们之间是互为敌人的。当然，这是LZ玩的实证主义史学的死穴和硬伤

比如沙特王室和瓦哈比派，完全可以比成欧洲的天主教会。

还有，想必楼主支持饱受摧残的美国印第安人复国，赞一个！

During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Israeli social science went through
something of a transformation. Previously, its sociology had been dominated by
a conservative neofunctionalism that attributed a high degree of value consensus
to Israeli society, but had little to say about internal social conflicts or inequalities,
while its history had been strongly informed by nationalist myths about the
formation of the Israeli state, its relations with neighbouring Arab states and the
flight of Palestinian refugees during the 1948–9 ‘war of independence’.1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tentative liberalisation of Israeli society, however, and
spurred on by the developing Arab–Israeli peace processes, much of this started
to change. A raft of ‘New Historians’ questioned whether the Palestinians
had indeed fled, or whether, to the contrary, they had been purposefully transferred
and expelled by Israeli forces.2 ‘Post-Zionist’ sociologists sought to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long-standing Zionist narratives, as well as to draw insights
from poststructuralist social theory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in order to explore
issues of discourse, power and identity i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arena.3 Still
others argued that Israel had never been socialist at all, but had, to the contrary,
from its inception been a quasi-fascist and anti-socialist society.4 In all of these
respects, and whatever its limitations, this new scholarship brought forth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hitherto mainstream understandings of Israeli economy,
history and society.


Post-Zionist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Israel
JAN SELBY


selby的文章，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