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揭秘：新中国成立后死于凶杀案的最高级别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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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正文2011年09月08日 08:10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周海滨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08/9034510_0.shtml
核心提示：“我们家这一代，自从李沛瑶去世后，还没有人出来走仕途。大都从事科教工作。”1996年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被歹徒杀害，终年63岁。
本文摘自《我们的父亲》，作者：周海滨，口述：李筱桐，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来到北京的李筱桐，跟随家人搬进了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的“李公馆”，这是一栋由四合院改建的三层楼房。“原来是三套院的平房，因为家人多住不下了，总理在1954年就亲手为我家量身定做，改为了三层楼房”。
李公馆共有大小房间40余间，楼里有一个大客厅，一间大餐厅，一间办公室兼书房，两间会议室、一间台球室、一个储藏室和许多浴室（每两个卧室合用一间）。李筱桐和兄弟姐妹就住在三层。“我们一家那时候在北京共有23人，包括父亲的妻子周月卿、三夫人梁秀莲、5个儿子、8个女儿、4个孙子辈孩子和一个阿姨”。据李沛金回忆，“国家给父亲配备了一个行政助理、三个助手（负责文件、安全和一般事务）、一位医生、两辆轿车及司机、厨师和佣人。楼里驻扎着一个班的警卫人员，每当父亲外出时，警卫人员就随同护送。”
李济深在忙于各项国务活动的同时，又常在家中召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日常会议。
在李筱桐的印象中，父亲李济深特别喜欢孩子，穿着很随便，“就穿一个大褂，带个瓜皮帽。他经常要参加宴会，在家里吃一点点再去，整天就在那背祝酒词，背为了什么、什么……干杯！他是负责宗教民族问题的国家副主席，有很多宴请，比如侨胞代表团什么的。”
参加完活动，“回来以后就还穿着这身衣服，跟孩子玩。”李筱桐回忆说。
由于李筱桐看上去瘦弱，来家中议事的客人也对她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张伯驹伯伯送给我一只小狗，我给它取名叫家虎。父亲给我喝的牛奶，我总会偷偷分一半儿给家虎。”
童年的筱桐戴着八角帽，她给我们展示了一张戴着八角帽的照片说：“这是在解放区买的衣服，别看我戴着小八角帽，穿着小列宁装，看起来干净精神，可是在我书包里，总是藏着没吃完的馒头夹鸡蛋。”
虽然李济深每月的薪水是500元，但“听说比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正式薪水还高”。但李家是一个大家庭。“虽然父亲很节俭，没有什么奢侈的爱好，他不喝酒，偶尔才抽烟，在家中常穿旧的中式长袍，但这份薪水还是不够的。”
李济深派秘书周泽甫去南京卖了他在钟鼓楼头条巷2号的房子，得款35000元。周恩来听说李济深经济困难后，要拨款给李济深，被谢绝。
“1948年，因为在香港筹办《文汇报》，他卖掉了桂林大屋。“抗美援朝”时，他为国家买飞机，个人捐款占‘民革’捐款的一半。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家在父亲去世后就把北京的李公馆退给了国家，而他所收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右二）与李济深（右一）等代表步入会场。
藏的数百件珍品也无私捐出。”李筱桐回忆说：“父亲偶尔也在报上发表诗作获得一笔额外的稿费。每当父亲从出版社收到稿费，他就带全家到饭店吃一顿。只有在这时，全家才能享受到一顿好菜、吃顿烤鸭什么的。”
李筱桐说：“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我父亲说的话都非常重视。比如迁都，一定在北京，不能在哈尔滨。比如保护国画、围棋、佛教，总理都非常重视。”
“有一批‘左派’，想把我爸爸打成‘右派’。后来，毛主席说：‘民革’里我只认识李济深。”
在“反右”中，“我父亲开会动员大家畅所欲言、提建议，可是这些人都是跟我父亲战斗了几十年的战友，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使我父亲非常郁闷。由于长期的心情不愉快，才导致了身体的不适”。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病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
父亲在病危的那三天中，周恩来总理天天来探望他。周总理还问李济深在家中书房整理文件道：“李济深的家属安排好了吗孩子们的问题党和国家要负责。”
“总理对我们后代的事都是有交代的，在父亲逝世后还是念念不忘。说‘你们都是党的人，是国家的人’。这些都是总理说的。”李筱桐说，我们这些后人都很怀念周总理。
但是，李济深在生前经常对孩子们说：“一切都要靠自己的真本事，你们不要坐在我的肩膀上。”
“我父亲不希望后代从政，他希望我们学技术，投身到祖国建设的第一线中去。他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就让李沛文去学农业；他看到国家布料短缺，就让我去学纺织。‘抗美援朝’开始后，他让最小的儿子、我的九哥李沛钤参军上战场。我们家还有学林业、水利的，学成后被派往全国各地，你从我们家孩子所选择的行业，也能看出我父亲心中想的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大事。”
“我们家这一代，自从李沛瑶去世后，还没有人出来走仕途。大都从事科教工作。”1996年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被歹徒杀害，终年63岁。２月２日凌晨，当歹徒进入居所行窃时，他进行了严厉斥责和教育，当歹徒持刀行凶时，他虽年过花甲，仍与凶残的罪犯进行英勇搏斗，不幸牺牲。
“这个警卫叫张金龙，他偷东西被我哥发现了。那个孩子才十六七岁，长得挺好的，眼睫毛特长，父母离异，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从来没受过表扬，就是擒拿格斗受到表扬，结果都用到我哥身上了，我哥哥63岁，打了40分钟啊，没人发现。”李筱桐流泪说。
如今的李筱桐回忆起父亲，最幸福的是与父亲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访谈结束后，李筱桐告诉我们：“父亲的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为了追求孙中山的振兴中华的目标。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爱国。”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正文2011年09月08日 08:10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周海滨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08/9034510_0.shtml
核心提示：“我们家这一代，自从李沛瑶去世后，还没有人出来走仕途。大都从事科教工作。”1996年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被歹徒杀害，终年63岁。
本文摘自《我们的父亲》，作者：周海滨，口述：李筱桐，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来到北京的李筱桐，跟随家人搬进了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的“李公馆”，这是一栋由四合院改建的三层楼房。“原来是三套院的平房，因为家人多住不下了，总理在1954年就亲手为我家量身定做，改为了三层楼房”。
李公馆共有大小房间40余间，楼里有一个大客厅，一间大餐厅，一间办公室兼书房，两间会议室、一间台球室、一个储藏室和许多浴室（每两个卧室合用一间）。李筱桐和兄弟姐妹就住在三层。“我们一家那时候在北京共有23人，包括父亲的妻子周月卿、三夫人梁秀莲、5个儿子、8个女儿、4个孙子辈孩子和一个阿姨”。据李沛金回忆，“国家给父亲配备了一个行政助理、三个助手（负责文件、安全和一般事务）、一位医生、两辆轿车及司机、厨师和佣人。楼里驻扎着一个班的警卫人员，每当父亲外出时，警卫人员就随同护送。”
李济深在忙于各项国务活动的同时，又常在家中召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日常会议。
在李筱桐的印象中，父亲李济深特别喜欢孩子，穿着很随便，“就穿一个大褂，带个瓜皮帽。他经常要参加宴会，在家里吃一点点再去，整天就在那背祝酒词，背为了什么、什么……干杯！他是负责宗教民族问题的国家副主席，有很多宴请，比如侨胞代表团什么的。”
参加完活动，“回来以后就还穿着这身衣服，跟孩子玩。”李筱桐回忆说。
由于李筱桐看上去瘦弱，来家中议事的客人也对她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张伯驹伯伯送给我一只小狗，我给它取名叫家虎。父亲给我喝的牛奶，我总会偷偷分一半儿给家虎。”
童年的筱桐戴着八角帽，她给我们展示了一张戴着八角帽的照片说：“这是在解放区买的衣服，别看我戴着小八角帽，穿着小列宁装，看起来干净精神，可是在我书包里，总是藏着没吃完的馒头夹鸡蛋。”
虽然李济深每月的薪水是500元，但“听说比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正式薪水还高”。但李家是一个大家庭。“虽然父亲很节俭，没有什么奢侈的爱好，他不喝酒，偶尔才抽烟，在家中常穿旧的中式长袍，但这份薪水还是不够的。”
李济深派秘书周泽甫去南京卖了他在钟鼓楼头条巷2号的房子，得款35000元。周恩来听说李济深经济困难后，要拨款给李济深，被谢绝。
“1948年，因为在香港筹办《文汇报》，他卖掉了桂林大屋。“抗美援朝”时，他为国家买飞机，个人捐款占‘民革’捐款的一半。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家在父亲去世后就把北京的李公馆退给了国家，而他所收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右二）与李济深（右一）等代表步入会场。
藏的数百件珍品也无私捐出。”李筱桐回忆说：“父亲偶尔也在报上发表诗作获得一笔额外的稿费。每当父亲从出版社收到稿费，他就带全家到饭店吃一顿。只有在这时，全家才能享受到一顿好菜、吃顿烤鸭什么的。”
李筱桐说：“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我父亲说的话都非常重视。比如迁都，一定在北京，不能在哈尔滨。比如保护国画、围棋、佛教，总理都非常重视。”
“有一批‘左派’，想把我爸爸打成‘右派’。后来，毛主席说：‘民革’里我只认识李济深。”
在“反右”中，“我父亲开会动员大家畅所欲言、提建议，可是这些人都是跟我父亲战斗了几十年的战友，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使我父亲非常郁闷。由于长期的心情不愉快，才导致了身体的不适”。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病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
父亲在病危的那三天中，周恩来总理天天来探望他。周总理还问李济深在家中书房整理文件道：“李济深的家属安排好了吗孩子们的问题党和国家要负责。”
“总理对我们后代的事都是有交代的，在父亲逝世后还是念念不忘。说‘你们都是党的人，是国家的人’。这些都是总理说的。”李筱桐说，我们这些后人都很怀念周总理。
但是，李济深在生前经常对孩子们说：“一切都要靠自己的真本事，你们不要坐在我的肩膀上。”
“我父亲不希望后代从政，他希望我们学技术，投身到祖国建设的第一线中去。他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就让李沛文去学农业；他看到国家布料短缺，就让我去学纺织。‘抗美援朝’开始后，他让最小的儿子、我的九哥李沛钤参军上战场。我们家还有学林业、水利的，学成后被派往全国各地，你从我们家孩子所选择的行业，也能看出我父亲心中想的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大事。”
“我们家这一代，自从李沛瑶去世后，还没有人出来走仕途。大都从事科教工作。”1996年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被歹徒杀害，终年63岁。２月２日凌晨，当歹徒进入居所行窃时，他进行了严厉斥责和教育，当歹徒持刀行凶时，他虽年过花甲，仍与凶残的罪犯进行英勇搏斗，不幸牺牲。
“这个警卫叫张金龙，他偷东西被我哥发现了。那个孩子才十六七岁，长得挺好的，眼睫毛特长，父母离异，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从来没受过表扬，就是擒拿格斗受到表扬，结果都用到我哥身上了，我哥哥63岁，打了40分钟啊，没人发现。”李筱桐流泪说。
如今的李筱桐回忆起父亲，最幸福的是与父亲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访谈结束后，李筱桐告诉我们：“父亲的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为了追求孙中山的振兴中华的目标。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爱国。”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周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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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我们家这一代，自从李沛瑶去世后，还没有人出来走仕途。大都从事科教工作。”1996年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被歹徒杀害，终年63岁。
本文摘自《我们的父亲》，作者：周海滨，口述：李筱桐，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来到北京的李筱桐，跟随家人搬进了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的“李公馆”，这是一栋由四合院改建的三层楼房。“原来是三套院的平房，因为家人多住不下了，总理在1954年就亲手为我家量身定做，改为了三层楼房”。
李公馆共有大小房间40余间，楼里有一个大客厅，一间大餐厅，一间办公室兼书房，两间会议室、一间台球室、一个储藏室和许多浴室（每两个卧室合用一间）。李筱桐和兄弟姐妹就住在三层。“我们一家那时候在北京共有23人，包括父亲的妻子周月卿、三夫人梁秀莲、5个儿子、8个女儿、4个孙子辈孩子和一个阿姨”。据李沛金回忆，“国家给父亲配备了一个行政助理、三个助手（负责文件、安全和一般事务）、一位医生、两辆轿车及司机、厨师和佣人。楼里驻扎着一个班的警卫人员，每当父亲外出时，警卫人员就随同护送。”
李济深在忙于各项国务活动的同时，又常在家中召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日常会议。
在李筱桐的印象中，父亲李济深特别喜欢孩子，穿着很随便，“就穿一个大褂，带个瓜皮帽。他经常要参加宴会，在家里吃一点点再去，整天就在那背祝酒词，背为了什么、什么……干杯！他是负责宗教民族问题的国家副主席，有很多宴请，比如侨胞代表团什么的。”
参加完活动，“回来以后就还穿着这身衣服，跟孩子玩。”李筱桐回忆说。
由于李筱桐看上去瘦弱，来家中议事的客人也对她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张伯驹伯伯送给我一只小狗，我给它取名叫家虎。父亲给我喝的牛奶，我总会偷偷分一半儿给家虎。”
童年的筱桐戴着八角帽，她给我们展示了一张戴着八角帽的照片说：“这是在解放区买的衣服，别看我戴着小八角帽，穿着小列宁装，看起来干净精神，可是在我书包里，总是藏着没吃完的馒头夹鸡蛋。”
虽然李济深每月的薪水是500元，但“听说比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正式薪水还高”。但李家是一个大家庭。“虽然父亲很节俭，没有什么奢侈的爱好，他不喝酒，偶尔才抽烟，在家中常穿旧的中式长袍，但这份薪水还是不够的。”
李济深派秘书周泽甫去南京卖了他在钟鼓楼头条巷2号的房子，得款35000元。周恩来听说李济深经济困难后，要拨款给李济深，被谢绝。
“1948年，因为在香港筹办《文汇报》，他卖掉了桂林大屋。“抗美援朝”时，他为国家买飞机，个人捐款占‘民革’捐款的一半。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家在父亲去世后就把北京的李公馆退给了国家，而他所收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右二）与李济深（右一）等代表步入会场。
藏的数百件珍品也无私捐出。”李筱桐回忆说：“父亲偶尔也在报上发表诗作获得一笔额外的稿费。每当父亲从出版社收到稿费，他就带全家到饭店吃一顿。只有在这时，全家才能享受到一顿好菜、吃顿烤鸭什么的。”
李筱桐说：“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我父亲说的话都非常重视。比如迁都，一定在北京，不能在哈尔滨。比如保护国画、围棋、佛教，总理都非常重视。”
“有一批‘左派’，想把我爸爸打成‘右派’。后来，毛主席说：‘民革’里我只认识李济深。”
在“反右”中，“我父亲开会动员大家畅所欲言、提建议，可是这些人都是跟我父亲战斗了几十年的战友，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使我父亲非常郁闷。由于长期的心情不愉快，才导致了身体的不适”。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病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
父亲在病危的那三天中，周恩来总理天天来探望他。周总理还问李济深在家中书房整理文件道：“李济深的家属安排好了吗孩子们的问题党和国家要负责。”
“总理对我们后代的事都是有交代的，在父亲逝世后还是念念不忘。说‘你们都是党的人，是国家的人’。这些都是总理说的。”李筱桐说，我们这些后人都很怀念周总理。
但是，李济深在生前经常对孩子们说：“一切都要靠自己的真本事，你们不要坐在我的肩膀上。”
“我父亲不希望后代从政，他希望我们学技术，投身到祖国建设的第一线中去。他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就让李沛文去学农业；他看到国家布料短缺，就让我去学纺织。‘抗美援朝’开始后，他让最小的儿子、我的九哥李沛钤参军上战场。我们家还有学林业、水利的，学成后被派往全国各地，你从我们家孩子所选择的行业，也能看出我父亲心中想的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大事。”
“我们家这一代，自从李沛瑶去世后，还没有人出来走仕途。大都从事科教工作。”1996年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被歹徒杀害，终年63岁。２月２日凌晨，当歹徒进入居所行窃时，他进行了严厉斥责和教育，当歹徒持刀行凶时，他虽年过花甲，仍与凶残的罪犯进行英勇搏斗，不幸牺牲。
“这个警卫叫张金龙，他偷东西被我哥发现了。那个孩子才十六七岁，长得挺好的，眼睫毛特长，父母离异，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从来没受过表扬，就是擒拿格斗受到表扬，结果都用到我哥身上了，我哥哥63岁，打了40分钟啊，没人发现。”李筱桐流泪说。
如今的李筱桐回忆起父亲，最幸福的是与父亲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访谈结束后，李筱桐告诉我们：“父亲的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为了追求孙中山的振兴中华的目标。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爱国。”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正文2011年09月08日 08:10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周海滨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08/9034510_0.shtml
核心提示：“我们家这一代，自从李沛瑶去世后，还没有人出来走仕途。大都从事科教工作。”1996年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被歹徒杀害，终年63岁。
本文摘自《我们的父亲》，作者：周海滨，口述：李筱桐，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来到北京的李筱桐，跟随家人搬进了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的“李公馆”，这是一栋由四合院改建的三层楼房。“原来是三套院的平房，因为家人多住不下了，总理在1954年就亲手为我家量身定做，改为了三层楼房”。
李公馆共有大小房间40余间，楼里有一个大客厅，一间大餐厅，一间办公室兼书房，两间会议室、一间台球室、一个储藏室和许多浴室（每两个卧室合用一间）。李筱桐和兄弟姐妹就住在三层。“我们一家那时候在北京共有23人，包括父亲的妻子周月卿、三夫人梁秀莲、5个儿子、8个女儿、4个孙子辈孩子和一个阿姨”。据李沛金回忆，“国家给父亲配备了一个行政助理、三个助手（负责文件、安全和一般事务）、一位医生、两辆轿车及司机、厨师和佣人。楼里驻扎着一个班的警卫人员，每当父亲外出时，警卫人员就随同护送。”
李济深在忙于各项国务活动的同时，又常在家中召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日常会议。
在李筱桐的印象中，父亲李济深特别喜欢孩子，穿着很随便，“就穿一个大褂，带个瓜皮帽。他经常要参加宴会，在家里吃一点点再去，整天就在那背祝酒词，背为了什么、什么……干杯！他是负责宗教民族问题的国家副主席，有很多宴请，比如侨胞代表团什么的。”
参加完活动，“回来以后就还穿着这身衣服，跟孩子玩。”李筱桐回忆说。
由于李筱桐看上去瘦弱，来家中议事的客人也对她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张伯驹伯伯送给我一只小狗，我给它取名叫家虎。父亲给我喝的牛奶，我总会偷偷分一半儿给家虎。”
童年的筱桐戴着八角帽，她给我们展示了一张戴着八角帽的照片说：“这是在解放区买的衣服，别看我戴着小八角帽，穿着小列宁装，看起来干净精神，可是在我书包里，总是藏着没吃完的馒头夹鸡蛋。”
虽然李济深每月的薪水是500元，但“听说比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正式薪水还高”。但李家是一个大家庭。“虽然父亲很节俭，没有什么奢侈的爱好，他不喝酒，偶尔才抽烟，在家中常穿旧的中式长袍，但这份薪水还是不够的。”
李济深派秘书周泽甫去南京卖了他在钟鼓楼头条巷2号的房子，得款35000元。周恩来听说李济深经济困难后，要拨款给李济深，被谢绝。
“1948年，因为在香港筹办《文汇报》，他卖掉了桂林大屋。“抗美援朝”时，他为国家买飞机，个人捐款占‘民革’捐款的一半。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家在父亲去世后就把北京的李公馆退给了国家，而他所收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右二）与李济深（右一）等代表步入会场。
藏的数百件珍品也无私捐出。”李筱桐回忆说：“父亲偶尔也在报上发表诗作获得一笔额外的稿费。每当父亲从出版社收到稿费，他就带全家到饭店吃一顿。只有在这时，全家才能享受到一顿好菜、吃顿烤鸭什么的。”
李筱桐说：“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我父亲说的话都非常重视。比如迁都，一定在北京，不能在哈尔滨。比如保护国画、围棋、佛教，总理都非常重视。”
“有一批‘左派’，想把我爸爸打成‘右派’。后来，毛主席说：‘民革’里我只认识李济深。”
在“反右”中，“我父亲开会动员大家畅所欲言、提建议，可是这些人都是跟我父亲战斗了几十年的战友，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使我父亲非常郁闷。由于长期的心情不愉快，才导致了身体的不适”。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病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
父亲在病危的那三天中，周恩来总理天天来探望他。周总理还问李济深在家中书房整理文件道：“李济深的家属安排好了吗孩子们的问题党和国家要负责。”
“总理对我们后代的事都是有交代的，在父亲逝世后还是念念不忘。说‘你们都是党的人，是国家的人’。这些都是总理说的。”李筱桐说，我们这些后人都很怀念周总理。
但是，李济深在生前经常对孩子们说：“一切都要靠自己的真本事，你们不要坐在我的肩膀上。”
“我父亲不希望后代从政，他希望我们学技术，投身到祖国建设的第一线中去。他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就让李沛文去学农业；他看到国家布料短缺，就让我去学纺织。‘抗美援朝’开始后，他让最小的儿子、我的九哥李沛钤参军上战场。我们家还有学林业、水利的，学成后被派往全国各地，你从我们家孩子所选择的行业，也能看出我父亲心中想的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大事。”
“我们家这一代，自从李沛瑶去世后，还没有人出来走仕途。大都从事科教工作。”1996年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被歹徒杀害，终年63岁。２月２日凌晨，当歹徒进入居所行窃时，他进行了严厉斥责和教育，当歹徒持刀行凶时，他虽年过花甲，仍与凶残的罪犯进行英勇搏斗，不幸牺牲。
“这个警卫叫张金龙，他偷东西被我哥发现了。那个孩子才十六七岁，长得挺好的，眼睫毛特长，父母离异，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从来没受过表扬，就是擒拿格斗受到表扬，结果都用到我哥身上了，我哥哥63岁，打了40分钟啊，没人发现。”李筱桐流泪说。
如今的李筱桐回忆起父亲，最幸福的是与父亲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访谈结束后，李筱桐告诉我们：“父亲的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为了追求孙中山的振兴中华的目标。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爱国。”
当时新闻联播报道了李沛瑶被害这事
某党暗杀少，是因为文革的时候都被明杀了。
当时那事影响挺大的，据说差点让北京和新疆两个总队对调。
那次武警从上到下撸了不少人吧
从接兵的到武警司令，全撸了，以及当地的武装部长神马的。
事后中央召集民主党派开会,各位民主人士把在场的公安武警头头们都问候了个遍
貌似北二总队就此埋下被撤销的祸根？
也就是这一年起，14个乙种师划入武警，管理体制由“一统两分”改为“两统一分。”武警的级别由副大升为正大。
1996年2月2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沛瑶在自己家中被人杀害。2月3日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在会上介绍说，罪犯是一位名叫张金龙的武警战士，1994年12月入伍，1995年3月开始到李沛瑶住所值勤。张金龙入伍前就有多次偷盗行为，2月2日四时许，他利用值勤之机，潜入李家行窃，将李沛瑶惊醒，遭到李沛瑶严厉申斥和教育。张见事已败露，速从李家厨房拿出两把菜刀行凶。李沛瑶与之英勇搏斗，并夺过菜刀自卫，但终被杀害。白景富特别指出:"这是一起没有政治目的和其他背景的案件，罪犯的作案动机是谋财害命。"
事过八年，今年5月27日人民政协报又发表《李沛瑶遇害以后》，重谈旧调。我跟李沛瑶相熟，忘不掉他那张生动的笑脸，但案发后我却发现这起案件迷雾重重。一、张金龙既然负责李沛瑶住所的保卫工作，何时不能监守自盗，何必等李沛瑶在家时才下手？二、既然将李惊醒，迅速出逃就是了，为何还要面对"李沛瑶严厉申斥和教育"？以副委员长的能力和口才，为何安抚不了一个小战士？三、张金龙20来岁，被选来给副委员长看家护院，自然身手不凡，他若想杀害一个63岁的老头子，不过举手之劳，何必再去厨房拿两把菜刀？四、要杀人，一把菜刀足矣，何苦拿来两把？让李沛瑶表演"空手夺刀"吗？五、两个人的力量对比相去云泥，李沛瑶居然从张手里夺过一把菜刀，除非他是武林高手；但我知道他会跳舞，从未听说他会武术。六、既然是"谋财害命"，致人死命可矣，何必把对方捅成马蜂窝（多少刀已经记不清了，依稀记得是20几刀）？没有深仇大恨，可能吗？七、既然杀人的目的是掩盖自己，张金龙何必又投案自首？八、既然是谋财害命，部长大人何必特别强调"没有政治目的和其他背景"，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种种疑问表明，要么张金龙有精神障碍，要么整个案件的情节全是编造。但从张金龙被迅速处决来看，他精神正常。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
过了没多久，我果然获得了被掩盖的真相。原来李沛瑶夫妻感情失和，长期分居，张金龙见他一个人很可怜，就把自己的妹妹从农村叫来给他做保姆。没想到李沛瑶强奸了她，致其怀孕后又将其赶走。面对耻辱，张金龙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打掉牙齿往肚里咽，含垢忍辱，继续为委员长看家护院，见了委员长照样笑脸迎送，打躬作揖；二是铤而走险，以暴易暴，以鲜血浇灭胸中怒火。可惜性格暴烈的张金龙选择了后者。也许他看《水浒》之类的旧小说太多，太羡慕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英雄好汉了吧？道德家会谴责说，张金龙为何不拿起法律的武器？其实，这是连道德家自己也不相信的鬼话。因为谁都知道，我们的法律虽然汗牛充栋，却不过是权贵的妾妇，柔媚无骨，委琐下流。受命去惩办弱者时，它雷霆万钧，无坚不摧；需要保护弱者时，它往往装聋作哑，推而不动，乃至隐迹遁形。这些年来蒙冤受屈者数不胜数，小到普通百姓，大到国家主席；少则十年八年，多则几十年不得昭雪。一位小战士和一位农村小姑娘企图以法律来对抗副委员长，无异于孤豚咋虎，胜负不卜而知。可悲可叹的是，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虽然50年前就被宣布为国家的主人，但在权贵眼里，他们始终是路边的狗尾巴草，猪可以吃，羊可以啃，牛可以踩，狗可以尿；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奸污女秘书、机要员、女护士的恶习已久，奸污小保姆更是小菜一碟。农民一夜醒来，发现自己的土地已经被贪官们低价卖掉，只好到城市流浪；城市居民正在梦中，推土机已经来到自己门前。对于这些，因为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人们只能默默地忍受；最激烈的反抗，也不过是把汽油淋在自己身上点燃。张金龙奋然一击，仅如流星一闪，随即便消失在茫茫太空。时光照样流驶，街市依旧太平。
8年来，每当回忆起这件案子，我都感到不由自主的愤怒：为什么在这个"太平世界"里，大人物的面子比小人物的尊严更重要？大人物人面兽心，因惹火烧身而死后，还要把他的"兽心" 挖空心思掩盖起来，并精心为他整修出一张正人君子的面孔；小人物受尽屈辱，死后还要在他的身上泼满污水。张金龙为报仇雪耻而行凶，主动以自己年轻的生命来偿债，当局居然忍心污蔑他是小偷；李沛瑶因奸被杀，官府竟为他编造出一个与盗窃犯英勇搏斗而牺牲的故事。最可怜的是张金龙的父母，女儿被糟蹋，儿子被枪毙，还要为儿子背上盗窃犯、杀人犯双重罪名，从此只能在含垢忍辱中消磨残年，不只何时才是尽头；奇怪的是，8年之后仍有人往他们滴血的伤口上撒盐。
李沛瑶被杀真相，在全国总工会机关尽人皆知，《李沛瑶遇害以后》的作者难道就不知道？
吴欢为吴祖光、新凤霞之子，1953年出生。幼时便随父母遭尽苦难，勤奋用功，有"京城才子"、"香江神笔"之称。现为香港著名作家、书画家。白石老人当年以"吴欢无不欢"赐名。他以一身兼小说、戏剧、政论、诗词、书法、绘画名扬海内外华人社会。九八年在港举办首次书画展，各界名流纷纷到场引起极大轰动。九九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纪念其母新凤霞逝世周年书画展引起轰动，京城盛赞吴氏为中国最大的文化家族之一，且后继有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很好的弘扬。
吴欢是名门之后，也是全国政协委员。名门之后攻击起名门之后来，毫不含糊，真是奇人。但我想，吴欢的出发点并不是攻击李沛瑶的为人，而是对某些蓄意掩盖真相的行为不满，为小人物鼓与呼展现了他的侠气。为什么那个公安部副部长，乃至更大的官员当面说鬼话，恐怕是担心高干群体集体性荒淫行为被老百姓知道后被戳脊梁骨，说他贪污浪费不可怕，说他在家里乱搞就是人格有问题了。所以他们要死死压住这被掀开的冰山的一角。但是他们竟然不知道欲盖弥彰，纸包不住火的道理？他们智商没这么低。估计他们也在心底大骂李沛瑶神经病，给自己出难题。他们是鸵鸟心态，掩耳盗铃。但是时间并不能冲淡一切。
李沛瑶死亡事件距今已经十年了。但是它的真相，可能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因为官方新闻含糊不清，疑点重重。李沛瑶是个不大不小的人物，当过民革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本身是个小人物，因为共产党的统战部某些领导看中，而急速上升，成了大人物。最终因为自己的不检点，死在一个小人物手里。但是，作为一种腐朽的官场文化，我党某些高级干部对李的真实死因的掩盖，对李的真实人格的粉饰，对真正被侮辱的小人物肆意泼脏水，是很不道德的，严重败坏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事过八年，今年5月27日人民政协报又发表《李沛瑶遇害以后》，重谈旧调。我跟李沛瑶相熟，忘不掉他那张生动的笑脸，但案发后我却发现这起案件迷雾重重。一、张金龙既然负责李沛瑶住所的保卫工作，何时不能监守自盗，何必等李沛瑶在家时才下手？二、既然将李惊醒，迅速出逃就是了，为何还要面对"李沛瑶严厉申斥和教育"？以副委员长的能力和口才，为何安抚不了一个小战士？三、张金龙20来岁，被选来给副委员长看家护院，自然身手不凡，他若想杀害一个63岁的老头子，不过举手之劳，何必再去厨房拿两把菜刀？四、要杀人，一把菜刀足矣，何苦拿来两把？让李沛瑶表演"空手夺刀"吗？五、两个人的力量对比相去云泥，李沛瑶居然从张手里夺过一把菜刀，除非他是武林高手；但我知道他会跳舞，从未听说他会武术。六、既然是"谋财害命"，致人死命可矣，何必把对方捅成马蜂窝（多少刀已经记不清了，依稀记得是20几刀）？没有深仇大恨，可能吗？七、既然杀人的目的是掩盖自己，张金龙何必又投案自首？八、既然是谋财害命，部长大人何必特别强调"没有政治目的和其他背景"，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种种疑问表明，要么张金龙有精神障碍，要么整个案件的情节全是编造。但从张金龙被迅速处决来看，他精神正常。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
过了没多久，我果然获得了被掩盖的真相。原来李沛瑶夫妻感情失和，长期分居，张金龙见他一个人很可怜，就把自己的妹妹从农村叫来给他做保姆。没想到李沛瑶强奸了她，致其怀孕后又将其赶走。面对耻辱，张金龙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打掉牙齿往肚里咽，含垢忍辱，继续为委员长看家护院，见了委员长照样笑脸迎送，打躬作揖；二是铤而走险，以暴易暴，以鲜血浇灭胸中怒火。可惜性格暴烈的张金龙选择了后者。也许他看《水浒》之类的旧小说太多，太羡慕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英雄好汉了吧？道德家会谴责说，张金龙为何不拿起法律的武器？其实，这是连道德家自己也不相信的鬼话。因为谁都知道，我们的法律虽然汗牛充栋，却不过是权贵的妾妇，柔媚无骨，委琐下流。受命去惩办弱者时，它雷霆万钧，无坚不摧；需要保护弱者时，它往往装聋作哑，推而不动，乃至隐迹遁形。这些年来蒙冤受屈者数不胜数，小到普通百姓，大到国家主席；少则十年八年，多则几十年不得昭雪。一位小战士和一位农村小姑娘企图以法律来对抗副委员长，无异于孤豚咋虎，胜负不卜而知。可悲可叹的是，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虽然50年前就被宣布为国家的主人，但在权贵眼里，他们始终是路边的狗尾巴草，猪可以吃，羊可以啃，牛可以踩，狗可以尿；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奸污女秘书、机要员、女护士的恶习已久，奸污小保姆更是小菜一碟。农民一夜醒来，发现自己的土地已经被贪官们低价卖掉，只好到城市流浪；城市居民正在梦中，推土机已经来到自己门前。对于这些，因为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人们只能默默地忍受；最激烈的反抗，也不过是把汽油淋在自己身上点燃。张金龙奋然一击，仅如流星一闪，随即便消失在茫茫太空。时光照样流驶，街市依旧太平。
8年来，每当回忆起这件案子，我都感到不由自主的愤怒：为什么在这个"太平世界"里，大人物的面子比小人物的尊严更重要？大人物人面兽心，因惹火烧身而死后，还要把他的"兽心" 挖空心思掩盖起来，并精心为他整修出一张正人君子的面孔；小人物受尽屈辱，死后还要在他的身上泼满污水。张金龙为报仇雪耻而行凶，主动以自己年轻的生命来偿债，当局居然忍心污蔑他是小偷；李沛瑶因奸被杀，官府竟为他编造出一个与盗窃犯英勇搏斗而牺牲的故事。最可怜的是张金龙的父母，女儿被糟蹋，儿子被枪毙，还要为儿子背上盗窃犯、杀人犯双重罪名，从此只能在含垢忍辱中消磨残年，不只何时才是尽头；奇怪的是，8年之后仍有人往他们滴血的伤口上撒盐。
李沛瑶被杀真相，在全国总工会机关尽人皆知，《李沛瑶遇害以后》的作者难道就不知道？
吴欢为吴祖光、新凤霞之子，1953年出生。幼时便随父母遭尽苦难，勤奋用功，有"京城才子"、"香江神笔"之称。现为香港著名作家、书画家。白石老人当年以"吴欢无不欢"赐名。他以一身兼小说、戏剧、政论、诗词、书法、绘画名扬海内外华人社会。九八年在港举办首次书画展，各界名流纷纷到场引起极大轰动。九九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纪念其母新凤霞逝世周年书画展引起轰动，京城盛赞吴氏为中国最大的文化家族之一，且后继有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很好的弘扬。
吴欢是名门之后，也是全国政协委员。名门之后攻击起名门之后来，毫不含糊，真是奇人。但我想，吴欢的出发点并不是攻击李沛瑶的为人，而是对某些蓄意掩盖真相的行为不满，为小人物鼓与呼展现了他的侠气。为什么那个公安部副部长，乃至更大的官员当面说鬼话，恐怕是担心高干群体集体性荒淫行为被老百姓知道后被戳脊梁骨，说他贪污浪费不可怕，说他在家里乱搞就是人格有问题了。所以他们要死死压住这被掀开的冰山的一角。但是他们竟然不知道欲盖弥彰，纸包不住火的道理？他们智商没这么低。估计他们也在心底大骂李沛瑶神经病，给自己出难题。他们是鸵鸟心态，掩耳盗铃。但是时间并不能冲淡一切。
李沛瑶死亡事件距今已经十年了。但是它的真相，可能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因为官方新闻含糊不清，疑点重重。李沛瑶是个不大不小的人物，当过民革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本身是个小人物，因为共产党的统战部某些领导看中，而急速上升，成了大人物。最终因为自己的不检点，死在一个小人物手里。但是，作为一种腐朽的官场文化，我党某些高级干部对李的真实死因的掩盖，对李的真实人格的粉饰，对真正被侮辱的小人物肆意泼脏水，是很不道德的，严重败坏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