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 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待更新）

当子贡问孔子“有美玉于斯，韫并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 ”时，孔子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从孔子到亚圣，从先秦到明清，孔子及其后世门徒们就以“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相号召下，待价而沽。
不仅仅如此，对专制君主来说，儒家不光是交易者，更是合伙人，儒家通过“事君以道”直接参与进权力的生产过程之中。数千年来，君主专制的理论构建和政治伦理，与儒家紧密相连密不可分。


先秦儒家


尽管儒学后来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文化体系，持“述而不作”态度的孔子一开始并无意于创造什么高深理论。他只是针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一套安定人心、恢复秩序的解决办法。孔子的儒学，与其说是一个思想体系，还不如说是一种实用的政治哲学。虽然孔子时期的儒学在理论构建上十分粗糙，但被后世儒家尊为素王先师至圣孔子，却为万世立法，为整个儒家体系勾勒几个最基本的线条。

一，确定了儒学理论体系的原点和基本面：他从孝悌的家庭伦理推导出”仁”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从而构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想秩序和美好社会。而把“礼乐相成，德刑互补”的礼教作为通向理想秩序和美好社会的政治手段和途径。
二，确定了儒家核心价值取向即对人生抱有强烈的现世乐观主义态度，不逃避尘世责任，不关心怪力乱神等无结果问题，其终极关怀在于现世道德的-圆成和人格的完满。
三，确定了儒家大叙事的语法和基调：把历史解释为圣人德行显化的场所，把社会转化的契机解释为与天命相系的道统的转移，把社会成员个体通过修行契合于天道看做实现社会改良的惟一途径。
四，确定了儒家进入世界的方式、途径和姿态：投身事物的深处，领悟天道的韵动；专注行动的过程，体察世界的真知。这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内在论。尽管孔子本人保持了作为独立思想者的超然地位，但他并没有为后世留下心智成长的空间，这种伦理主义的姿态把一切非行为领域排除于理智的关注之外，对与“行”无关的纯粹知识漠不关心，结果不仅使儒学没能建立起安身立命的“学统”，而且丧失了对客观对象的敏感，而陷于“万物皆备于我”、“我心即是宇宙”之类理性迷狂。

孔子的所有理论探讨，都是围绕着如何构建一种熨帖因而持久的社会秩序进行的，而他理想的社会秩序是以君主为绝对中心的权力秩序，此即《论语·为政》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每个人都安于其位，都自觉地按照绝对权力的要求修整自己(成为君子)，像群星拱卫北极那样投诚于君主。


子思从性与天道的角度深化了孔子的思想。《中庸》开篇即破空立意：“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开宗明义地点出了性、天、道、教之间的相互关系。“天命之谓性”谓人的本性即其天然禀赋。儒学的历史与逻辑在这里不是高高在上的客观实体，也不是杀生予夺的人格神明，而是人和物共同具有的本然规定性：“天地之道，可壹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因而“性”不仅指人性，也包括物性，“率性”即循其性之自然。这就意味着子思为人和物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根源：规定人和物之性的“道”。故而子思接着说：“率性之谓道。”只有圣人才能够循性而行，要使众人的自在之性契合于天道，必须经过一个引导修行的过程，因而“修道之谓教”。人与物在“性”上的同源同质性使人天之间的贯通成为可能，贯通的中介就是“诚”。对宇宙万物来说，“诚”是其自然而然的本性；对人来说，则是一种生存姿态，即“是其所是，然其所然”。故《中庸》有“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事物自然而然地显现着，所显现者即是“性”；通过明了这种显现的“性”，端正自己的人生态度，这就是圣人之教；圣人以敬畏和顺应的姿态进人万物之间，通过照亮自己照亮别人，通过尽己之性尽万物之性，使自己的行为调适于天道，就能做到参天地之化育，与万物共沉浮。这就是中庸所称的：“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这样，以“性”为媒介，通过“诚之”的行动，圣人实现了与天道的合谋，实现了对芸芸众生的笼罩——作为专制权力之具象的“圣王”便呼之欲出了。

而孟子在子思的基础上，完成了天与圣王，圣王与权力嫁接起来，为儒家规划一条由心路历程通向绝对的权力道路。孟子通过向下挖掘，先为儒学理论体系确立了另一个理论端点：心。孟子将抽象的性落实于心，使之更具有可感知和可操作性。他认为，人性中生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等的萌芽，这就是称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的人之常情，孟子称之为“四端”或“才”。“才”降于天，存于心，经过一番“思”的功夫得以扩充，便发展为仁义礼智诸善德。所以“心”是“性”的凝聚和生发处，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人天相贯通的旋钮。通过发明本心，亮显天性，就能实现物我为一、“上下与天地共流”(《孟子·尽心上》)的境界。故《尽心上》有：“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可见，在孟子这里，“心”通过“性”的援引实现了与天道的贯通。而通过系“心”(具体说是君子圣人之心)于天，孟子实现了知识者与绝对权力的有机关联。由于“劳力”的大众是“没心”的，通过“劳心”而拥有了天道的君子便拥有了对民众无町置疑的统治权一—此即《孟子·滕文公上》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孟子·告子上》)其本性即为天道的圣人自然而然是人世间的绝对权威



   如果说以曾子为首始，经子思而至孟子的思孟学派走的是内求道路，而以子夏为源头，流衍至于荀子的儒家一派则寻求的是外务的道路。前者秉承于仁，后者秉承礼，前者传道，后者传经。前者讲心性，后者隆礼法；前者重修行，后者务经世。两条道路相分而又相承。

   荀子着重阐发了孔子的礼治学说，以礼为人之为人的最高规定性，提出“人无礼则不生”(《荀子，修身》)的观点。礼成了区分人类与禽兽的标尺，联系个体与群体的纽带，因而也就是政治的根本。荀子将其理想的政治制度称为“王制”，认为君主的职责是通过建章立制明分止争，使人们过上有秩序的合群生活。荀子之“礼”的外在性，使它只能归系于现实中的权威——君主，于是荀学命中注定地成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舆论准备。另外一方面荀子继承了孔子思想中重人事不重鬼神的一面，强调天人之分。这种致思取向，使荀子倾向于从社会性角度去规定人的本质。荀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能群，彼不能群”(《苟子·王制》)，“能群”即意味着能以礼规范自己的生活。人性失去了其超越性凭依，完全沦落为天然而具的情感和欲望，这使荀子自然而然地得出了人性恶的结论，并由此走向了对礼仪教化的技术性探求。于是荀子只能沿着知识论而不是道德论的途径进入世界深处：他认为心的功能不仅是反省内求，更重要的是认识事物的规律和规范，即所谓“以心知道”。顺此而下，提出“心有征知”和“异实者莫不异名”(《荀子·正名》)的名实之辨，尽最大可能地拓展了儒家的知识论领域。

即便如此．荀子眼里天道仍然是制定人间规则的依据：在王制中，他说：”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大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同时他把“君”视为“群道”的总揽者：“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这已经露出了“大一统”思想的端倪，与天道达成了同谋的君子圣人意欲宣布对万类苍生的所有权。可以说，荀学是大一统专制王权的入世宣言：在政治实践上，荀子启发了秦政；在思想观念上，荀学则启示了汉学的王权大一统。在儒学体系的构建中，荀子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当子贡问孔子“有美玉于斯，韫并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 ”时，孔子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从孔子到亚圣，从先秦到明清，孔子及其后世门徒们就以“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相号召下，待价而沽。
不仅仅如此，对专制君主来说，儒家不光是交易者，更是合伙人，儒家通过“事君以道”直接参与进权力的生产过程之中。数千年来，君主专制的理论构建和政治伦理，与儒家紧密相连密不可分。


先秦儒家


尽管儒学后来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文化体系，持“述而不作”态度的孔子一开始并无意于创造什么高深理论。他只是针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一套安定人心、恢复秩序的解决办法。孔子的儒学，与其说是一个思想体系，还不如说是一种实用的政治哲学。虽然孔子时期的儒学在理论构建上十分粗糙，但被后世儒家尊为素王先师至圣孔子，却为万世立法，为整个儒家体系勾勒几个最基本的线条。

一，确定了儒学理论体系的原点和基本面：他从孝悌的家庭伦理推导出”仁”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从而构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想秩序和美好社会。而把“礼乐相成，德刑互补”的礼教作为通向理想秩序和美好社会的政治手段和途径。
二，确定了儒家核心价值取向即对人生抱有强烈的现世乐观主义态度，不逃避尘世责任，不关心怪力乱神等无结果问题，其终极关怀在于现世道德的-圆成和人格的完满。
三，确定了儒家大叙事的语法和基调：把历史解释为圣人德行显化的场所，把社会转化的契机解释为与天命相系的道统的转移，把社会成员个体通过修行契合于天道看做实现社会改良的惟一途径。
四，确定了儒家进入世界的方式、途径和姿态：投身事物的深处，领悟天道的韵动；专注行动的过程，体察世界的真知。这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内在论。尽管孔子本人保持了作为独立思想者的超然地位，但他并没有为后世留下心智成长的空间，这种伦理主义的姿态把一切非行为领域排除于理智的关注之外，对与“行”无关的纯粹知识漠不关心，结果不仅使儒学没能建立起安身立命的“学统”，而且丧失了对客观对象的敏感，而陷于“万物皆备于我”、“我心即是宇宙”之类理性迷狂。

孔子的所有理论探讨，都是围绕着如何构建一种熨帖因而持久的社会秩序进行的，而他理想的社会秩序是以君主为绝对中心的权力秩序，此即《论语·为政》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每个人都安于其位，都自觉地按照绝对权力的要求修整自己(成为君子)，像群星拱卫北极那样投诚于君主。


子思从性与天道的角度深化了孔子的思想。《中庸》开篇即破空立意：“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开宗明义地点出了性、天、道、教之间的相互关系。“天命之谓性”谓人的本性即其天然禀赋。儒学的历史与逻辑在这里不是高高在上的客观实体，也不是杀生予夺的人格神明，而是人和物共同具有的本然规定性：“天地之道，可壹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因而“性”不仅指人性，也包括物性，“率性”即循其性之自然。这就意味着子思为人和物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根源：规定人和物之性的“道”。故而子思接着说：“率性之谓道。”只有圣人才能够循性而行，要使众人的自在之性契合于天道，必须经过一个引导修行的过程，因而“修道之谓教”。人与物在“性”上的同源同质性使人天之间的贯通成为可能，贯通的中介就是“诚”。对宇宙万物来说，“诚”是其自然而然的本性；对人来说，则是一种生存姿态，即“是其所是，然其所然”。故《中庸》有“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事物自然而然地显现着，所显现者即是“性”；通过明了这种显现的“性”，端正自己的人生态度，这就是圣人之教；圣人以敬畏和顺应的姿态进人万物之间，通过照亮自己照亮别人，通过尽己之性尽万物之性，使自己的行为调适于天道，就能做到参天地之化育，与万物共沉浮。这就是中庸所称的：“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这样，以“性”为媒介，通过“诚之”的行动，圣人实现了与天道的合谋，实现了对芸芸众生的笼罩——作为专制权力之具象的“圣王”便呼之欲出了。

而孟子在子思的基础上，完成了天与圣王，圣王与权力嫁接起来，为儒家规划一条由心路历程通向绝对的权力道路。孟子通过向下挖掘，先为儒学理论体系确立了另一个理论端点：心。孟子将抽象的性落实于心，使之更具有可感知和可操作性。他认为，人性中生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等的萌芽，这就是称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的人之常情，孟子称之为“四端”或“才”。“才”降于天，存于心，经过一番“思”的功夫得以扩充，便发展为仁义礼智诸善德。所以“心”是“性”的凝聚和生发处，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人天相贯通的旋钮。通过发明本心，亮显天性，就能实现物我为一、“上下与天地共流”(《孟子·尽心上》)的境界。故《尽心上》有：“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可见，在孟子这里，“心”通过“性”的援引实现了与天道的贯通。而通过系“心”(具体说是君子圣人之心)于天，孟子实现了知识者与绝对权力的有机关联。由于“劳力”的大众是“没心”的，通过“劳心”而拥有了天道的君子便拥有了对民众无町置疑的统治权一—此即《孟子·滕文公上》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孟子·告子上》)其本性即为天道的圣人自然而然是人世间的绝对权威



   如果说以曾子为首始，经子思而至孟子的思孟学派走的是内求道路，而以子夏为源头，流衍至于荀子的儒家一派则寻求的是外务的道路。前者秉承于仁，后者秉承礼，前者传道，后者传经。前者讲心性，后者隆礼法；前者重修行，后者务经世。两条道路相分而又相承。

   荀子着重阐发了孔子的礼治学说，以礼为人之为人的最高规定性，提出“人无礼则不生”(《荀子，修身》)的观点。礼成了区分人类与禽兽的标尺，联系个体与群体的纽带，因而也就是政治的根本。荀子将其理想的政治制度称为“王制”，认为君主的职责是通过建章立制明分止争，使人们过上有秩序的合群生活。荀子之“礼”的外在性，使它只能归系于现实中的权威——君主，于是荀学命中注定地成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舆论准备。另外一方面荀子继承了孔子思想中重人事不重鬼神的一面，强调天人之分。这种致思取向，使荀子倾向于从社会性角度去规定人的本质。荀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能群，彼不能群”(《苟子·王制》)，“能群”即意味着能以礼规范自己的生活。人性失去了其超越性凭依，完全沦落为天然而具的情感和欲望，这使荀子自然而然地得出了人性恶的结论，并由此走向了对礼仪教化的技术性探求。于是荀子只能沿着知识论而不是道德论的途径进入世界深处：他认为心的功能不仅是反省内求，更重要的是认识事物的规律和规范，即所谓“以心知道”。顺此而下，提出“心有征知”和“异实者莫不异名”(《荀子·正名》)的名实之辨，尽最大可能地拓展了儒家的知识论领域。

即便如此．荀子眼里天道仍然是制定人间规则的依据：在王制中，他说：”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大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同时他把“君”视为“群道”的总揽者：“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这已经露出了“大一统”思想的端倪，与天道达成了同谋的君子圣人意欲宣布对万类苍生的所有权。可以说，荀学是大一统专制王权的入世宣言：在政治实践上，荀子启发了秦政；在思想观念上，荀学则启示了汉学的王权大一统。在儒学体系的构建中，荀子是不可缺少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