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原来印度的“民主选举”=变相世袭

前言：老金真是失策啊，如果当初传位的时候，不是搞党代会内部投票同意，而是轰轰烈烈得来一场全民投票、来个“父亲or儿子”式的竞选，那北朝鲜不就成了和印度一样的普世民主国家？

                                                 《印度反腐败行走的真相》
近一个月，飞了六趟印度，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原因嘛，很明显，是为了那场“波澜壮阔”的、“历史转折性”的反腐败大行走。无论在大洋对岸看《纽约时报》，还是在家中看《南方周末》，通篇大肆渲染这场反复行走的规模、声势、意义，美国人说它是“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国的报纸则强调是“印度腐败政治的历史性转折”。看得多了，一位印度正爆发一场了不起的人民革命，似乎一夜间就要革除弊病，重整河山。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安纳·哈扎尔，行走运动的领导者，一个西方媒体成为“甘地二世”的老人，一夜之间成了人们争相传颂的神。但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这位慈祥的老人，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后，以马哈拉施特拉邦人民自由权利同盟下辖“青年军”领袖的身份，领导了百万印度人大行走，行走的口号是“印度人，享用战果的时候到了”。现在的人们，也许不理解这一口号的意义。在1972年1月，东巴基斯坦在印度的武装支持下，宣布独立，组建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当时印度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原东巴基斯坦这片土地，是成千上万印度士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因此，应该将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统一驱逐，并允许印度公民自由居住。当时的印度政府没有响应这一号召，而是支持孟加拉建国。这一政策，遭到众多印度极右势力政党、社团的反对。其中最激烈的，就是时年仅21岁的安纳·哈扎尔领导下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人民自由权利同盟派生组织——“青年军”。哈扎尔与该组织领导层经过讨论，提出“三点声明”，即一，驱逐原东巴基斯坦原住男性人口，选择适龄女性原住民充当印度男性公民配偶；二，原东巴基斯坦领土上一切公有、私有财务，归印度政府和公民所有；三，印度公民有权在原东巴基斯坦领土内定居、生活、工作。为了逼迫政府同意该声明，以安纳·哈扎尔为首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人民自由权利同盟掀起了为期49天的“维权”大行走，前后参加人员超过250万人。最终，印度政府虽未完全接受该声明，但迫于压力，强迫新成立的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极为苛刻的不平等条约。条约涉及方方面面的政治经济问题，几乎将孟加拉国置于印度保护国的地位，激起了孟加拉人民长期的不满情绪，直到现在，仍是阻碍印、孟双边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
[ 转自铁血社区 　 ]
可见，一个如今被成为“人道主义老人”、“印度的良心”的神，不过是个极端民族利己主义者。这一点，至少饱尝30余年二等公民滋味的孟加拉人民是完全同意的。曾两次作客吉大港，看到小学门口的墙壁上，分别彩绘着英迪拉·甘地、普拉蒂巴·帕蒂尔和安纳·哈扎尔的头像，并在每个头像下标注一个黑色的骷髅标志。按照孟加拉人的传统，这是最邪恶的诅咒。我想，与世无争的孟加拉人民，应该不会无缘无故对这位“人道主义老人”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的。
揭开“甘地二世”过往的面纱，再让我们开开眼前这出行走好戏。首先，被西方和中国媒体当作天翻地覆大事件的所谓“百万人反腐大行走”，在印度当地，特别是首都圈以外的地区，基本无人关心，无人问询。在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动辄“百万人”的行走太常见了，就如同美国白宫外举着广告牌要求同性婚姻合法化，或者北京永定门附近熙来攘往的上访者一样，天天见，月月见，年年见，几乎无时无刻不见。比如，就在4月5日所谓“fast unto death”运动开始前的一周，受泰卢固之乡党支持、由印度著名社会活动家曾升领导的“安德拉邦要求平等经济权利”行走，就在德里、孟买等多个大城市举行，参与人数保守估计超过470万人，不仅包括安德拉邦人，还包括其它城市、乡村感到经济权利未受到保护的印度公民。这以行走活动直至现在，仍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着，印度本地媒体，除德里地方性纸媒外，大都对该行走实时跟踪报道，关注力度远大于所谓“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走在尼扎马巴德乡间，或步行于坎曼某个小城的街头，随便问一个印度老百姓，知道“伟大的反腐败行走”的最多十有一二，而对于“安德拉邦要求平等经济权利”运动，几乎人人皆知。即便如此，西方人仍然大肆炒作着本不存在的“伟大转折”，而我国媒体也跟风起舞，真是咄咄怪事！
其实，这两个运动最终诉求，是导致以印度政府为首的执政派和多数西方媒体厚此薄彼的主要原因。在印度，如果深入到占人口最大多数的普通百姓之中，在维沙卡帕特南、贡都尔这些大行政区划的乡间调查一番，就会清楚的知道，真正为广大印度百姓痛恨的，并非是所谓“行政体系中比比皆是的腐败”，而是从印度中央，到各大行政区划，再到地方各级政府中实施的事实上的“家族世袭”制度。看印度各主要政党，无论是甘地家族主导下的国民大会党，还是奈杜和蓬皮卡家族主导下的人民党，再或是形形色色地方级别的政党，无论大小，基本隶属于一个或几个家族。政党的最高领导层，或幕后势力，一般由各大家族世袭，一个职位，从丈夫手里传到妻子手里，再交还到儿子手里的事情层出不穷。以安德拉邦比尔市为例，从1952年起至今，前后33任市长，均为该市执政党“捍卫荣誉与权利党”党魁辛顿家族的人担任。不是市民不想选别人，而是每次选举，都是该家族的父亲对儿子，女婿对岳丈，选哪个根本没有区别。这以状况在印度极为普遍，至今被印度广大中下层百姓和左翼知识分子称为“印度的癌症”。而安纳·哈扎尔目标直指的“腐败”，则被印度左、中、右三方媒体谑称为“中产阶级的富贵病”。
在印度，谈论反腐败是件很容易的事，甚至是政府官员很乐意为之的事。一个政府高管谈论反腐败，可以被亲本党的媒体成为“亲民”、“有执政魄力”，而反对派也说不出不好。但谈论“家族世袭”，则是地地道道的离经叛道之举，不仅不能做，而且不能说，甚至不能暗示。月初去加尔各答统计学院，看到一份被存档的内阁级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1月，印度50万人口以上城市主要执政岗位，近87%被三代或三代以上家族世袭。而今年五月，维基最新解密的印度非政府组织调查显示，印度西部各邦，执政者三代或三代以上家族世袭的比例至少为72%。无论这些数字是否存在疏漏，有一点可以肯定，当自上而下的统治者都来源于世袭制时，世袭制便很容易成为真理，不再被列入讨论的范畴。
可见，在西方看来，“家族世袭制”是对印度“全球最大民主国家”政体的理论性否定，因此是不适宜渲染的。而“反腐败”则是一种对所谓“民主”整体自我修正能力的示范，是有必要广而告之的。反腐败，不会动摇印度的执政根基，在最初的动荡和混乱后，甚至会彰显印度政府的“人道主义”形象。而“家族世袭制”则会从根本上挖掘联邦议会制的土壤，从而动摇这一深受西方主流舆论赞赏和推崇的体制。由此，对于《纽约时报》的长篇大论，对于《金融周刊》的连篇累牍，也就没必要奇怪了。
我们的媒体，应该对报道对象有更详细的了解，比如对印度，理应增派记者，深入印度城市、乡间进行第一视角的探查、走访，如此才能发回真实确切的消息。如果只满足于躲在班加罗尔国际酒店中心的高级套房内，随手转载两篇美国人的消息，而对印度广大的小城镇和乡村畏之如虎，不踏一步，那么，永远只能作学舌的鹦鹉。

前言：老金真是失策啊，如果当初传位的时候，不是搞党代会内部投票同意，而是轰轰烈烈得来一场全民投票、来个“父亲or儿子”式的竞选，那北朝鲜不就成了和印度一样的普世民主国家？

                                                 《印度反腐败行走的真相》
近一个月，飞了六趟印度，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原因嘛，很明显，是为了那场“波澜壮阔”的、“历史转折性”的反腐败大行走。无论在大洋对岸看《纽约时报》，还是在家中看《南方周末》，通篇大肆渲染这场反复行走的规模、声势、意义，美国人说它是“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国的报纸则强调是“印度腐败政治的历史性转折”。看得多了，一位印度正爆发一场了不起的人民革命，似乎一夜间就要革除弊病，重整河山。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安纳·哈扎尔，行走运动的领导者，一个西方媒体成为“甘地二世”的老人，一夜之间成了人们争相传颂的神。但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这位慈祥的老人，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后，以马哈拉施特拉邦人民自由权利同盟下辖“青年军”领袖的身份，领导了百万印度人大行走，行走的口号是“印度人，享用战果的时候到了”。现在的人们，也许不理解这一口号的意义。在1972年1月，东巴基斯坦在印度的武装支持下，宣布独立，组建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当时印度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原东巴基斯坦这片土地，是成千上万印度士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因此，应该将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统一驱逐，并允许印度公民自由居住。当时的印度政府没有响应这一号召，而是支持孟加拉建国。这一政策，遭到众多印度极右势力政党、社团的反对。其中最激烈的，就是时年仅21岁的安纳·哈扎尔领导下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人民自由权利同盟派生组织——“青年军”。哈扎尔与该组织领导层经过讨论，提出“三点声明”，即一，驱逐原东巴基斯坦原住男性人口，选择适龄女性原住民充当印度男性公民配偶；二，原东巴基斯坦领土上一切公有、私有财务，归印度政府和公民所有；三，印度公民有权在原东巴基斯坦领土内定居、生活、工作。为了逼迫政府同意该声明，以安纳·哈扎尔为首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人民自由权利同盟掀起了为期49天的“维权”大行走，前后参加人员超过250万人。最终，印度政府虽未完全接受该声明，但迫于压力，强迫新成立的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极为苛刻的不平等条约。条约涉及方方面面的政治经济问题，几乎将孟加拉国置于印度保护国的地位，激起了孟加拉人民长期的不满情绪，直到现在，仍是阻碍印、孟双边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
[ 转自铁血社区 　 ]
可见，一个如今被成为“人道主义老人”、“印度的良心”的神，不过是个极端民族利己主义者。这一点，至少饱尝30余年二等公民滋味的孟加拉人民是完全同意的。曾两次作客吉大港，看到小学门口的墙壁上，分别彩绘着英迪拉·甘地、普拉蒂巴·帕蒂尔和安纳·哈扎尔的头像，并在每个头像下标注一个黑色的骷髅标志。按照孟加拉人的传统，这是最邪恶的诅咒。我想，与世无争的孟加拉人民，应该不会无缘无故对这位“人道主义老人”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的。
揭开“甘地二世”过往的面纱，再让我们开开眼前这出行走好戏。首先，被西方和中国媒体当作天翻地覆大事件的所谓“百万人反腐大行走”，在印度当地，特别是首都圈以外的地区，基本无人关心，无人问询。在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动辄“百万人”的行走太常见了，就如同美国白宫外举着广告牌要求同性婚姻合法化，或者北京永定门附近熙来攘往的上访者一样，天天见，月月见，年年见，几乎无时无刻不见。比如，就在4月5日所谓“fast unto death”运动开始前的一周，受泰卢固之乡党支持、由印度著名社会活动家曾升领导的“安德拉邦要求平等经济权利”行走，就在德里、孟买等多个大城市举行，参与人数保守估计超过470万人，不仅包括安德拉邦人，还包括其它城市、乡村感到经济权利未受到保护的印度公民。这以行走活动直至现在，仍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着，印度本地媒体，除德里地方性纸媒外，大都对该行走实时跟踪报道，关注力度远大于所谓“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走在尼扎马巴德乡间，或步行于坎曼某个小城的街头，随便问一个印度老百姓，知道“伟大的反腐败行走”的最多十有一二，而对于“安德拉邦要求平等经济权利”运动，几乎人人皆知。即便如此，西方人仍然大肆炒作着本不存在的“伟大转折”，而我国媒体也跟风起舞，真是咄咄怪事！
其实，这两个运动最终诉求，是导致以印度政府为首的执政派和多数西方媒体厚此薄彼的主要原因。在印度，如果深入到占人口最大多数的普通百姓之中，在维沙卡帕特南、贡都尔这些大行政区划的乡间调查一番，就会清楚的知道，真正为广大印度百姓痛恨的，并非是所谓“行政体系中比比皆是的腐败”，而是从印度中央，到各大行政区划，再到地方各级政府中实施的事实上的“家族世袭”制度。看印度各主要政党，无论是甘地家族主导下的国民大会党，还是奈杜和蓬皮卡家族主导下的人民党，再或是形形色色地方级别的政党，无论大小，基本隶属于一个或几个家族。政党的最高领导层，或幕后势力，一般由各大家族世袭，一个职位，从丈夫手里传到妻子手里，再交还到儿子手里的事情层出不穷。以安德拉邦比尔市为例，从1952年起至今，前后33任市长，均为该市执政党“捍卫荣誉与权利党”党魁辛顿家族的人担任。不是市民不想选别人，而是每次选举，都是该家族的父亲对儿子，女婿对岳丈，选哪个根本没有区别。这以状况在印度极为普遍，至今被印度广大中下层百姓和左翼知识分子称为“印度的癌症”。而安纳·哈扎尔目标直指的“腐败”，则被印度左、中、右三方媒体谑称为“中产阶级的富贵病”。
在印度，谈论反腐败是件很容易的事，甚至是政府官员很乐意为之的事。一个政府高管谈论反腐败，可以被亲本党的媒体成为“亲民”、“有执政魄力”，而反对派也说不出不好。但谈论“家族世袭”，则是地地道道的离经叛道之举，不仅不能做，而且不能说，甚至不能暗示。月初去加尔各答统计学院，看到一份被存档的内阁级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1月，印度50万人口以上城市主要执政岗位，近87%被三代或三代以上家族世袭。而今年五月，维基最新解密的印度非政府组织调查显示，印度西部各邦，执政者三代或三代以上家族世袭的比例至少为72%。无论这些数字是否存在疏漏，有一点可以肯定，当自上而下的统治者都来源于世袭制时，世袭制便很容易成为真理，不再被列入讨论的范畴。
可见，在西方看来，“家族世袭制”是对印度“全球最大民主国家”政体的理论性否定，因此是不适宜渲染的。而“反腐败”则是一种对所谓“民主”整体自我修正能力的示范，是有必要广而告之的。反腐败，不会动摇印度的执政根基，在最初的动荡和混乱后，甚至会彰显印度政府的“人道主义”形象。而“家族世袭制”则会从根本上挖掘联邦议会制的土壤，从而动摇这一深受西方主流舆论赞赏和推崇的体制。由此，对于《纽约时报》的长篇大论，对于《金融周刊》的连篇累牍，也就没必要奇怪了。
我们的媒体，应该对报道对象有更详细的了解，比如对印度，理应增派记者，深入印度城市、乡间进行第一视角的探查、走访，如此才能发回真实确切的消息。如果只满足于躲在班加罗尔国际酒店中心的高级套房内，随手转载两篇美国人的消息，而对印度广大的小城镇和乡村畏之如虎，不踏一步，那么，永远只能作学舌的鹦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