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赫鲁晓夫的一次交锋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7 11:32:42

看到苏联警卫人员紧张的样子，我不由得想起1957年毛泽东谈到邓小平时，对赫鲁晓夫讲的那段话：“希望你们把他像我一样来对待。”
 1960年中国共产党决定派出以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
 那时，邓小平56岁，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他个子小，但是肩宽体阔，精力充沛。在1957年毛泽东就赞扬邓小平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1959年的上海会议上，毛主席又一次提到了他。在提出权力集中的问题时，毛主席便明确地说：“我要挂帅，总书记为副帅。”
 代表团出发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13日晚在毛主席家中开会议论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会议估计，这次会谈一定争论激烈。我们代表团这次去莫斯科是试探苏方态度，究竟他们想搞好团结，还是像布加勒斯特会议那样采取高压手段想把我们压服。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都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赫鲁晓夫之所以同意在莫斯科会议之前举行两党会谈，为莫斯科会议做准备，是因为除了越南党以外，还有不少兄弟党都有这种愿望。希望不要再吵下去，还是要团结。他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同意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所以他不一定真的要搞团结，很可能是要压服我们。因此，代表团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出发前，代表团全体人员集中在钓鱼台进行准备，邓小平指出：“这次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友谊。但原则问题不能让步，一定要把主要问题上的实质分歧阐明，表明我们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
 这次出访，我跟随李井泉先行一步，打前站。
 中共代表团被安排在列宁山苏共中央的别墅里。这里林木茂盛，环境优美，从接待方面看，苏方表现得还是热情友好的，是高规格的接待。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主要都是在大使馆进行。从列宁山的别墅到大使馆来往都有苏方警车开路。记得有一次我们没打招呼，自己驱车去了大使馆，苏方警卫人员紧张得不得了，立刻找我们联系，变颜变色地说：“中共代表团团长是我们的主宾，中央对我们有指示，我们是要用脑袋来保证他的安全的。以后你们外出行动一定要跟我们说一下。”
 看到苏联警卫人员紧张的样子，我不由得想起1957年毛泽东谈到邓小平时，对赫鲁晓夫讲的那段话：“希望你们把他像我一样来对待。”
 赫鲁晓夫的狡辩却是稀奇的。他说：“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他，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显出少有的严厉，甚至是一种历史的庄严：“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
 这次在莫斯科，虽然是高规格的热情接待，但斗争是紧张激烈的，这种紧张激烈几乎从中共代表团一到达便表现出来了。记得苏共中央为中共代表团的到达举行了高规格的欢迎宴会，地点是叶卡捷琳娜大厅，赫鲁晓夫等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都参加了。
 赫鲁晓夫同邓小平坐在一起。宴会开始。赫鲁晓夫虽然保持了惯常那种微笑，但是眼神总给人一种来势不妙的感觉。
 果然，他先从阿尔巴尼亚之事入手，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是个直率人，他从容而又诚恳地望着赫鲁晓夫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这不仅仅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问题，”赫鲁晓夫涨红着脸大声地说：“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
 邓小平严肃地说：“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嘛！”
 赫鲁晓夫一时语塞，他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就在两个多月前的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几百个合同，并通知中国政府，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并终止派遣专家。他还命令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需要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的关键部件的供应，使中国二百五十多个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这种做法且不论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就是从国际法上讲也是不允许的。
 赫鲁晓夫将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宴会上，赫鲁晓夫不再谈援助，也不再谈阿尔巴尼亚，索性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他正在隆重接待的客人。
 “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赫鲁晓夫煞有介事地将淡淡的眉头皱成肉疙瘩。
 “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
 “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赫鲁晓夫说。
 邓小平回答得很干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要说清哟。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的态度。你问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来时我们对他讲没讲？”“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方法，恶毒攻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足。”“因为我们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更深切，受害也最深。”“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来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
 赫鲁晓夫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而其狡辩却是稀奇的。他说什么：“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他，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显出少有的严厉，甚至是一种历史的庄严：“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
 赫鲁晓夫在一些重大场合说话往往缺少深思熟虑，有时甚至不计后果。这个弱点恐怕也是导致他最终下台的原因之一。他就在宴会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发泄情绪说：“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荒唐，简直是无稽之谈。”邓小平觉得又好气又好笑，遇到这种水平的对手，当然没有必要再与他多纠缠。
 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都知道赫鲁晓夫又失控了，他失控后的乱放炮往往带来极大的被动，便纷纷起来打圆场，赶忙敬酒，借此阻止赫鲁晓夫乱说。
 赫鲁晓夫自己也借助碰杯转了话题。
 鉴于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了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通知”，这一次，我们就其“通知”中的指责做了答复。许多兄弟党看到我们的“答复”，才感叹说：“我们原来没想到，中苏两党的矛盾已经这么大了啊！”
 “现在我们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上，与中国同志有分歧。根据中国发表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我们说，他们有一些极‘左’的观点。”赫鲁晓夫以主人身份举杯敬酒时，又开始攻击中国共产党。他讲到这里，两道犀利的目光从眼缝中射向康生，“这些个东西都出自你的手笔。”
 邓小平仍以泰然自若的神情将话截过来：“关于对国际共运的看法，是当前各党面临的重要问题。各党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以你划线。”
 “你们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我方提出的意见，你们并不接受。”赫鲁晓夫情绪又开始激烈了，“苏美戴维营会谈你们就唱反调。”
 “我们是唱反调。”康生冷冷地说，“没有中国参加签字，你们签字的任何条约对中国没有约束力。”
 “为首不是只出面召集一下会议，这样的‘首’我们不当。”赫鲁晓夫愤愤地说。
 “为首也不是老子党，可以发号施令，任意规定别的党怎么做。”邓小平心平气和地提醒。在整个会议期间，每次宴会都是他与赫鲁晓夫坐主位，其他26国党的代表在宴会上一般不插话，神情各异地在那里旁观。
 “哼，有的党口头宣传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而实际上是在拆苏联的台。他们在和平过渡、东西方缓和问题、裁军和苏美首脑会晤问题上与我们唱反调。”赫鲁晓夫似乎总想避免和邓小平交锋，因为“这个人厉害，不好打交道”。他又把目光投向康生，“你搞的就是‘左’倾教条主义。”
 康生始终是一副冷板的面孔、冷板的声音，“又来了。你给我扣一顶帽子：‘左’倾教条主义。我也送给你一顶：‘右’倾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只好憋一口气，终止这不愉快的争论，端着酒杯继续完成他的祝酒：“算了吧，还是让我们互祝健康吧。干杯！”
 “我们核实了。确实送了一面‘白旗’。是用白色锦缎做底，镶有金边，上面精心绣了八个红字：真诚友谊，无私援助。”
 宴会上争论如此激烈，会议上的气氛可想而知，那是相当紧张的。在这里我讲个小例子。
 这次会议，苏方是以其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为首。他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说话比赫鲁晓夫稳重多了。
 “苏联专家在中国已经很难开展工作。你们的气氛令他们无法工作。”苏斯洛夫瞥一眼邓小平，继续不紧不慢地说：“比如你们的大跃进，搞什么拔白旗。重庆发电厂的苏联专家也叫你们给送来了一面白旗。可见你们对我们专家的态度已使得我们无法工作。撤走苏联专家的责任并不在我们，恰恰是你们的做法造成的……”
 会议发言都是按顺序，中国代表团一般都是后发言。当苏斯洛夫举出两个例子后，小平同志指示我们去核实。我赶紧给国内打长途，核实情况，尔后向邓小平悄悄做了详细汇报。
 轮到邓小平发言了。他两臂放在桌面上，目光在各国代表的身上缓缓扫过。
 “苏斯洛夫同志讲我们给苏联专家送了白旗，所以苏联才撤走了专家。我们核实了。确实送了一面‘白旗’。是用白色锦缎做底，镶有金边，上面精心绣了八个红字：真诚友谊，无私援助。”邓小平停顿一下，嘴角漾出一丝浅笑，同时将目光缓缓掠过表情各异的各国党的代表们，最后，目光停在苏斯洛夫身上，笑容也消失了。
 苏斯洛夫不抬头，只把眉毛做遗憾状地耸了耸，两手互搓着有些不自在。
 “可见，苏斯洛夫同志，”邓小平声音低沉缓慢，因而更显出分量，“你掌握的情况与事实有何等大的距离！”
 苏斯洛夫嘟嘟囔囔：“这种枝节问题不值得纠缠。”
 “那么，到底为了什么撤走专家呢？你们撤专家，我们一再挽留，因为涉及我国各重要经济部门。你们片面撕毁合同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邓小平眼里像打闪一样射出锐利的光波，“你们的做法不仅造成我们国民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近视，要有历史眼光！”
 邓小平的话是深刻的。
 “你知道‘兔子吃鸡’这个典故吗？”
 在这样紧张激烈的交锋中，邓小平始终是泰然自若，走出会议室便谈笑风生。有一天，在激烈争论之后，回到使馆吃饭，大家一时话不多。这时，邓小平忽然招呼刘晓大使的夫人，扬一扬下颏笑着问：“张毅啊，你是江西人，你知道‘兔子吃鸡’这个典故吗？”
 “什么，兔子吃鸡，兔——子？”张毅以为听错了。
 “对，兔子吃鸡。”
 “哎呀，小平同志，我只听说过黄鼠狼吃鸡，可从来还没听说过兔子会吃鸡。”张毅忍着笑却又忍不住鼓着嘴巴摇头，“而且还有什么典故？”
 “当然有典故，此事发生在三十年代。”邓小平含着笑望望大家，大家都睁大眼等着下文。
 “你们谁知道？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这件事发生在陆定一身上……”
 “是在延安吗？”有人问。
 “不是在延安养兔子，是在延安作报告。谈到托洛茨基是什么，他这个无锡话可就糟了。说来说去总是‘兔子吃鸡’。我们有些同志听完报告，总不相信兔子吃鸡，就像张毅现在一样，一出会场便四处打问：‘兔子吃鸡是怎么回事？没听说兔子还会吃鸡呀……’”
 饭厅里早笑成一片。会议争论时留下的紧张气氛被笑声一扫而光，大家的胃口立刻好起来。
 （摘编自《走近邓小平》当代中国出版社版，本文作者李越然）看到苏联警卫人员紧张的样子，我不由得想起1957年毛泽东谈到邓小平时，对赫鲁晓夫讲的那段话：“希望你们把他像我一样来对待。”
 1960年中国共产党决定派出以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
 那时，邓小平56岁，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他个子小，但是肩宽体阔，精力充沛。在1957年毛泽东就赞扬邓小平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1959年的上海会议上，毛主席又一次提到了他。在提出权力集中的问题时，毛主席便明确地说：“我要挂帅，总书记为副帅。”
 代表团出发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13日晚在毛主席家中开会议论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会议估计，这次会谈一定争论激烈。我们代表团这次去莫斯科是试探苏方态度，究竟他们想搞好团结，还是像布加勒斯特会议那样采取高压手段想把我们压服。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都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赫鲁晓夫之所以同意在莫斯科会议之前举行两党会谈，为莫斯科会议做准备，是因为除了越南党以外，还有不少兄弟党都有这种愿望。希望不要再吵下去，还是要团结。他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同意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所以他不一定真的要搞团结，很可能是要压服我们。因此，代表团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出发前，代表团全体人员集中在钓鱼台进行准备，邓小平指出：“这次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友谊。但原则问题不能让步，一定要把主要问题上的实质分歧阐明，表明我们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
 这次出访，我跟随李井泉先行一步，打前站。
 中共代表团被安排在列宁山苏共中央的别墅里。这里林木茂盛，环境优美，从接待方面看，苏方表现得还是热情友好的，是高规格的接待。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主要都是在大使馆进行。从列宁山的别墅到大使馆来往都有苏方警车开路。记得有一次我们没打招呼，自己驱车去了大使馆，苏方警卫人员紧张得不得了，立刻找我们联系，变颜变色地说：“中共代表团团长是我们的主宾，中央对我们有指示，我们是要用脑袋来保证他的安全的。以后你们外出行动一定要跟我们说一下。”
 看到苏联警卫人员紧张的样子，我不由得想起1957年毛泽东谈到邓小平时，对赫鲁晓夫讲的那段话：“希望你们把他像我一样来对待。”
 赫鲁晓夫的狡辩却是稀奇的。他说：“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他，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显出少有的严厉，甚至是一种历史的庄严：“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
 这次在莫斯科，虽然是高规格的热情接待，但斗争是紧张激烈的，这种紧张激烈几乎从中共代表团一到达便表现出来了。记得苏共中央为中共代表团的到达举行了高规格的欢迎宴会，地点是叶卡捷琳娜大厅，赫鲁晓夫等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都参加了。
 赫鲁晓夫同邓小平坐在一起。宴会开始。赫鲁晓夫虽然保持了惯常那种微笑，但是眼神总给人一种来势不妙的感觉。
 果然，他先从阿尔巴尼亚之事入手，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是个直率人，他从容而又诚恳地望着赫鲁晓夫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这不仅仅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问题，”赫鲁晓夫涨红着脸大声地说：“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
 邓小平严肃地说：“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嘛！”
 赫鲁晓夫一时语塞，他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就在两个多月前的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几百个合同，并通知中国政府，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并终止派遣专家。他还命令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需要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的关键部件的供应，使中国二百五十多个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这种做法且不论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就是从国际法上讲也是不允许的。
 赫鲁晓夫将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宴会上，赫鲁晓夫不再谈援助，也不再谈阿尔巴尼亚，索性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他正在隆重接待的客人。
 “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赫鲁晓夫煞有介事地将淡淡的眉头皱成肉疙瘩。
 “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
 “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赫鲁晓夫说。
 邓小平回答得很干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要说清哟。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的态度。你问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来时我们对他讲没讲？”“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方法，恶毒攻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足。”“因为我们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更深切，受害也最深。”“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来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
 赫鲁晓夫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而其狡辩却是稀奇的。他说什么：“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他，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显出少有的严厉，甚至是一种历史的庄严：“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
 赫鲁晓夫在一些重大场合说话往往缺少深思熟虑，有时甚至不计后果。这个弱点恐怕也是导致他最终下台的原因之一。他就在宴会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发泄情绪说：“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荒唐，简直是无稽之谈。”邓小平觉得又好气又好笑，遇到这种水平的对手，当然没有必要再与他多纠缠。
 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都知道赫鲁晓夫又失控了，他失控后的乱放炮往往带来极大的被动，便纷纷起来打圆场，赶忙敬酒，借此阻止赫鲁晓夫乱说。
 赫鲁晓夫自己也借助碰杯转了话题。
 鉴于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了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通知”，这一次，我们就其“通知”中的指责做了答复。许多兄弟党看到我们的“答复”，才感叹说：“我们原来没想到，中苏两党的矛盾已经这么大了啊！”
 “现在我们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上，与中国同志有分歧。根据中国发表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我们说，他们有一些极‘左’的观点。”赫鲁晓夫以主人身份举杯敬酒时，又开始攻击中国共产党。他讲到这里，两道犀利的目光从眼缝中射向康生，“这些个东西都出自你的手笔。”
 邓小平仍以泰然自若的神情将话截过来：“关于对国际共运的看法，是当前各党面临的重要问题。各党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以你划线。”
 “你们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我方提出的意见，你们并不接受。”赫鲁晓夫情绪又开始激烈了，“苏美戴维营会谈你们就唱反调。”
 “我们是唱反调。”康生冷冷地说，“没有中国参加签字，你们签字的任何条约对中国没有约束力。”
 “为首不是只出面召集一下会议，这样的‘首’我们不当。”赫鲁晓夫愤愤地说。
 “为首也不是老子党，可以发号施令，任意规定别的党怎么做。”邓小平心平气和地提醒。在整个会议期间，每次宴会都是他与赫鲁晓夫坐主位，其他26国党的代表在宴会上一般不插话，神情各异地在那里旁观。
 “哼，有的党口头宣传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而实际上是在拆苏联的台。他们在和平过渡、东西方缓和问题、裁军和苏美首脑会晤问题上与我们唱反调。”赫鲁晓夫似乎总想避免和邓小平交锋，因为“这个人厉害，不好打交道”。他又把目光投向康生，“你搞的就是‘左’倾教条主义。”
 康生始终是一副冷板的面孔、冷板的声音，“又来了。你给我扣一顶帽子：‘左’倾教条主义。我也送给你一顶：‘右’倾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只好憋一口气，终止这不愉快的争论，端着酒杯继续完成他的祝酒：“算了吧，还是让我们互祝健康吧。干杯！”
 “我们核实了。确实送了一面‘白旗’。是用白色锦缎做底，镶有金边，上面精心绣了八个红字：真诚友谊，无私援助。”
 宴会上争论如此激烈，会议上的气氛可想而知，那是相当紧张的。在这里我讲个小例子。
 这次会议，苏方是以其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为首。他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说话比赫鲁晓夫稳重多了。
 “苏联专家在中国已经很难开展工作。你们的气氛令他们无法工作。”苏斯洛夫瞥一眼邓小平，继续不紧不慢地说：“比如你们的大跃进，搞什么拔白旗。重庆发电厂的苏联专家也叫你们给送来了一面白旗。可见你们对我们专家的态度已使得我们无法工作。撤走苏联专家的责任并不在我们，恰恰是你们的做法造成的……”
 会议发言都是按顺序，中国代表团一般都是后发言。当苏斯洛夫举出两个例子后，小平同志指示我们去核实。我赶紧给国内打长途，核实情况，尔后向邓小平悄悄做了详细汇报。
 轮到邓小平发言了。他两臂放在桌面上，目光在各国代表的身上缓缓扫过。
 “苏斯洛夫同志讲我们给苏联专家送了白旗，所以苏联才撤走了专家。我们核实了。确实送了一面‘白旗’。是用白色锦缎做底，镶有金边，上面精心绣了八个红字：真诚友谊，无私援助。”邓小平停顿一下，嘴角漾出一丝浅笑，同时将目光缓缓掠过表情各异的各国党的代表们，最后，目光停在苏斯洛夫身上，笑容也消失了。
 苏斯洛夫不抬头，只把眉毛做遗憾状地耸了耸，两手互搓着有些不自在。
 “可见，苏斯洛夫同志，”邓小平声音低沉缓慢，因而更显出分量，“你掌握的情况与事实有何等大的距离！”
 苏斯洛夫嘟嘟囔囔：“这种枝节问题不值得纠缠。”
 “那么，到底为了什么撤走专家呢？你们撤专家，我们一再挽留，因为涉及我国各重要经济部门。你们片面撕毁合同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邓小平眼里像打闪一样射出锐利的光波，“你们的做法不仅造成我们国民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近视，要有历史眼光！”
 邓小平的话是深刻的。
 “你知道‘兔子吃鸡’这个典故吗？”
 在这样紧张激烈的交锋中，邓小平始终是泰然自若，走出会议室便谈笑风生。有一天，在激烈争论之后，回到使馆吃饭，大家一时话不多。这时，邓小平忽然招呼刘晓大使的夫人，扬一扬下颏笑着问：“张毅啊，你是江西人，你知道‘兔子吃鸡’这个典故吗？”
 “什么，兔子吃鸡，兔——子？”张毅以为听错了。
 “对，兔子吃鸡。”
 “哎呀，小平同志，我只听说过黄鼠狼吃鸡，可从来还没听说过兔子会吃鸡。”张毅忍着笑却又忍不住鼓着嘴巴摇头，“而且还有什么典故？”
 “当然有典故，此事发生在三十年代。”邓小平含着笑望望大家，大家都睁大眼等着下文。
 “你们谁知道？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这件事发生在陆定一身上……”
 “是在延安吗？”有人问。
 “不是在延安养兔子，是在延安作报告。谈到托洛茨基是什么，他这个无锡话可就糟了。说来说去总是‘兔子吃鸡’。我们有些同志听完报告，总不相信兔子吃鸡，就像张毅现在一样，一出会场便四处打问：‘兔子吃鸡是怎么回事？没听说兔子还会吃鸡呀……’”
 饭厅里早笑成一片。会议争论时留下的紧张气氛被笑声一扫而光，大家的胃口立刻好起来。
 （摘编自《走近邓小平》当代中国出版社版，本文作者李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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