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周恩来与《大公报》的笔墨交锋 zt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5:00:48
１９４１年５月２１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发表了《大公报》重庆馆总编辑王芸生撰写的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为此，当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连夜疾书一封致《大公报》负责人的信，对社评涉及的在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役中，有损八路军的言论给予澄清。由此引起的“笔墨交锋”，曾经轰动重庆。
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横亘黄河北岸，东连太行山，西接吕梁山，控制豫北、晋西*9熏屏蔽洛阳、潼关，是抗战期间日军进击华北的要地。１９３８年春，日军占领晋南长治后，中国军队为了减少损失，不以扼守城镇为目的，分散于晋南山区进行游击作战，建立了以中条山为基地的游击根据地。在以后的两三年内，日军曾对中条山地区发动了十多次围攻，企图摧毁中条山根据地，消灭黄河北岸的中国军队，但终未得逞。１９４０年秋，八路军在华北发起的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在重新检讨了自己的作战方略后，制定了《剿共办法纲要》，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剿灭共产党的势力。但在１９４１年的上半年，日军在选择打击目标时，却改变了原来的计划。他们认为：虽然晋南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卫立煌部长期牵制了日军四个师团，但山西境内的阎锡山部却无意与卫立煌部合作，且八路军在进行了百团大战以后，战斗力恢复得很慢，没有足够的力量在侧面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因此，日军决定首先击破晋南国民党军队后再全力对付八路军。
１９４１年３月，日军进犯中条山的迹象已很明显，各地不断有敌情上报，但蒋介石却置之不理，一再敦促卫立煌所属庞炳勋、高树勋部，限期由晋南、豫北入冀，继续进攻八路军。庞、高两部都强调困难重重，按兵不动，情绪低落，疏于防守。国民党军队的某位高官不得不承认，“中条山山地险要，各部与敌对阵将近三年，而未积极加强阵地工事构筑”。４月初，日军开始在中条山地区集结，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这才电令黄河沿线“各战区应速加强阵地及河防工事”。４月１８日，何应钦在洛阳主持军事会议，将敌情、匪情（诬指八路军）相提并论，而第一、二战区的军以上长官却对日军大举进犯毫无思想准备。４月２０日，何应钦再次召开军事会议，才提出对中条山地区作战指示和注意事项，但因指挥系统繁琐，迟延费时，各地国民党军对敌“如常时而毫无万分之一准备”，出击部署未及传达和实施。５月７日下年，日军开始全面进攻国民党军。
日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发起对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守军的进攻，经过近三周的激战，国民党军主力陷入重围，给养中断，损失惨重。一部分士兵突围南撤，沿途又受到日军的截击，溃败四散。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守军牺牲４．２万余人，被俘３．５万余人，日军以１比２０的极小代价，打败了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条山地区。
二
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到处散布谣言，以混淆视听。日语对华广播说：“以中条山为中心，盘踞于山西省东南之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下同）主力，于我军攻击重庆军时，不但始终持隔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日军与共军素不彼此攻击”。日本人企图以此来挑拨国共关系。其实，在中条山战役中，八路军对友军进行了积极的配合。初期，陈赓的太岳部队应卫立煌之约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白晋路南段交通破袭任务，从侧面控制日军。八路军还应何应钦的要求，在平津、平保的铁路线部署了较大规模的游击战，并在临汾、安阳灵活出击，使日军交通中断两三日，拔除了中条山根据地日军的一些据点，有力地牵制了日军，掩护了国民党军队的南撤。
国民党为转移国人的视线，逃避不抵抗的罪责，也利用自己手中的新闻媒介，传播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乘机扩大地盘”等谣言，一时间真假难辨。国民党军虽吃了败仗，却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同情，在舆论上占了便宜。但蒋介石仍嫌不够，指派第二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请《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重庆馆总编辑王芸生出来说说话。当时在重庆，《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影响比《中央日报》大得多。蒋介石这样做，是想进一步掩盖事实真相。在张季鸾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写了一篇《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社评在引述日军的谣言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唯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各界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
此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５月２１日《大公报》重庆版的这篇社评后，感到事关是非曲直，需要认真对待，用事实给予“反证”。《大公报》在读者眼中的分量，周恩来是清楚的，蒋介石之所以要《大公报》出来说话，其原因也基于此。为此，周恩来当夜疾书一封信给《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说明晋南战事真相。第二天一大早，周恩来就派人将信送到位于李子坝建设新村的《大公报》重庆馆。
周恩来的信写得非常委婉，首先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接下来，信中一方面驳斥日军的谣言，另一方面历陈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和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信中说：“我们可负责向贵报及全国军民同胞声明，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并且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最后，他提出希望：“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四五年来常持此语自励励人。今敌欲于积极准备南进之际，先给我以重击，并以封锁各方困我，力不足，辅之以挑拨流言，和平空气。我虑友邦人士不察，易中敌谣，故曾向美国通讯社作负责声明，已蒙其１９日在上海广播，不图今日在此复须又一次声明。我信贵报此文是善意的督责，但事实不容抹杀。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
三
接到周恩来的信，《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王芸生也很重视，他们不顾重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毅然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将此信公诸读者”的建议，于５月２３日在《大公报》重庆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来的来信，并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再次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周恩来的信发表以后，在国统区引起反响，起到了澄清事实、纠正谬误的作用。《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的社评，是张季鸾先生扶病撰写的。他在社评中说：“读周先生的来信，关于此点得到圆满答复，就是十八集团军一定协同作战。我们知道周先生这几年对于促进团结抗战，尽力之处特多。在现时，几乎是政府与延安间唯一有力的联系。此次给本报的信，我们不但相信其有根据，有权威，并且相信他正为此事而努力。”社评还重点提出了对处理好国共关系的希望：“最好借此次在晋协同作战为起点，对于统帅部与十八集团军之间的许多应妥善处理的事情，都协商解决，重新再建团结的壁垒。 ”社评最后说：“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的谅解，则其他小的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示威，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什么都伟大。在此意义上，盼周恩来先生今后更多多尽力。”在这里，张季鸾始终把共产党当作政党看待，并放在与国民党对等的地位，是很有远见的。
周恩来看到自己的信在《大公报》上全文发表后，对张季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周恩来的信是在批驳《大公报》社评的错误观点，而《大公报》能够在自己的版面上发表批驳自己观点的来信，且又不得不冲破国统区的新闻管制，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周恩来曾经对张季鸾有这样的评价：“做报社的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余。”张季鸾提出的“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的希望，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得到了实现。然而，不幸的是，张季鸾已于１９４１年９月６日病逝，他再也没有机会对国共和谈发表见解了。
通过这次“笔墨交锋”，王芸生对周恩来有了深刻的印象，对他爱憎分明、坚持真理、忠于事业的精神深为敬佩，特别是对“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的名言，牢记在心，折服不已。为此，王芸生将周恩来的来信一直珍藏着，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是遭国民党的追查封杀，还是辗转迁徙，他始终将这封信完好地保存。１９５５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新闻系时，王芸生才将这封信作为新闻史研究资料交与系主任安岗。现在，此信完好地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成为历史的见证。１９４１年５月２１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发表了《大公报》重庆馆总编辑王芸生撰写的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为此，当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连夜疾书一封致《大公报》负责人的信，对社评涉及的在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役中，有损八路军的言论给予澄清。由此引起的“笔墨交锋”，曾经轰动重庆。
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横亘黄河北岸，东连太行山，西接吕梁山，控制豫北、晋西*9熏屏蔽洛阳、潼关，是抗战期间日军进击华北的要地。１９３８年春，日军占领晋南长治后，中国军队为了减少损失，不以扼守城镇为目的，分散于晋南山区进行游击作战，建立了以中条山为基地的游击根据地。在以后的两三年内，日军曾对中条山地区发动了十多次围攻，企图摧毁中条山根据地，消灭黄河北岸的中国军队，但终未得逞。１９４０年秋，八路军在华北发起的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在重新检讨了自己的作战方略后，制定了《剿共办法纲要》，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剿灭共产党的势力。但在１９４１年的上半年，日军在选择打击目标时，却改变了原来的计划。他们认为：虽然晋南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卫立煌部长期牵制了日军四个师团，但山西境内的阎锡山部却无意与卫立煌部合作，且八路军在进行了百团大战以后，战斗力恢复得很慢，没有足够的力量在侧面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因此，日军决定首先击破晋南国民党军队后再全力对付八路军。
１９４１年３月，日军进犯中条山的迹象已很明显，各地不断有敌情上报，但蒋介石却置之不理，一再敦促卫立煌所属庞炳勋、高树勋部，限期由晋南、豫北入冀，继续进攻八路军。庞、高两部都强调困难重重，按兵不动，情绪低落，疏于防守。国民党军队的某位高官不得不承认，“中条山山地险要，各部与敌对阵将近三年，而未积极加强阵地工事构筑”。４月初，日军开始在中条山地区集结，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这才电令黄河沿线“各战区应速加强阵地及河防工事”。４月１８日，何应钦在洛阳主持军事会议，将敌情、匪情（诬指八路军）相提并论，而第一、二战区的军以上长官却对日军大举进犯毫无思想准备。４月２０日，何应钦再次召开军事会议，才提出对中条山地区作战指示和注意事项，但因指挥系统繁琐，迟延费时，各地国民党军对敌“如常时而毫无万分之一准备”，出击部署未及传达和实施。５月７日下年，日军开始全面进攻国民党军。
日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发起对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守军的进攻，经过近三周的激战，国民党军主力陷入重围，给养中断，损失惨重。一部分士兵突围南撤，沿途又受到日军的截击，溃败四散。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守军牺牲４．２万余人，被俘３．５万余人，日军以１比２０的极小代价，打败了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条山地区。
二
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到处散布谣言，以混淆视听。日语对华广播说：“以中条山为中心，盘踞于山西省东南之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下同）主力，于我军攻击重庆军时，不但始终持隔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日军与共军素不彼此攻击”。日本人企图以此来挑拨国共关系。其实，在中条山战役中，八路军对友军进行了积极的配合。初期，陈赓的太岳部队应卫立煌之约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白晋路南段交通破袭任务，从侧面控制日军。八路军还应何应钦的要求，在平津、平保的铁路线部署了较大规模的游击战，并在临汾、安阳灵活出击，使日军交通中断两三日，拔除了中条山根据地日军的一些据点，有力地牵制了日军，掩护了国民党军队的南撤。
国民党为转移国人的视线，逃避不抵抗的罪责，也利用自己手中的新闻媒介，传播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乘机扩大地盘”等谣言，一时间真假难辨。国民党军虽吃了败仗，却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同情，在舆论上占了便宜。但蒋介石仍嫌不够，指派第二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请《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重庆馆总编辑王芸生出来说说话。当时在重庆，《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影响比《中央日报》大得多。蒋介石这样做，是想进一步掩盖事实真相。在张季鸾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写了一篇《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社评在引述日军的谣言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唯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各界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
此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５月２１日《大公报》重庆版的这篇社评后，感到事关是非曲直，需要认真对待，用事实给予“反证”。《大公报》在读者眼中的分量，周恩来是清楚的，蒋介石之所以要《大公报》出来说话，其原因也基于此。为此，周恩来当夜疾书一封信给《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说明晋南战事真相。第二天一大早，周恩来就派人将信送到位于李子坝建设新村的《大公报》重庆馆。
周恩来的信写得非常委婉，首先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接下来，信中一方面驳斥日军的谣言，另一方面历陈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和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信中说：“我们可负责向贵报及全国军民同胞声明，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并且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最后，他提出希望：“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四五年来常持此语自励励人。今敌欲于积极准备南进之际，先给我以重击，并以封锁各方困我，力不足，辅之以挑拨流言，和平空气。我虑友邦人士不察，易中敌谣，故曾向美国通讯社作负责声明，已蒙其１９日在上海广播，不图今日在此复须又一次声明。我信贵报此文是善意的督责，但事实不容抹杀。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
三
接到周恩来的信，《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王芸生也很重视，他们不顾重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毅然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将此信公诸读者”的建议，于５月２３日在《大公报》重庆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来的来信，并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再次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周恩来的信发表以后，在国统区引起反响，起到了澄清事实、纠正谬误的作用。《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的社评，是张季鸾先生扶病撰写的。他在社评中说：“读周先生的来信，关于此点得到圆满答复，就是十八集团军一定协同作战。我们知道周先生这几年对于促进团结抗战，尽力之处特多。在现时，几乎是政府与延安间唯一有力的联系。此次给本报的信，我们不但相信其有根据，有权威，并且相信他正为此事而努力。”社评还重点提出了对处理好国共关系的希望：“最好借此次在晋协同作战为起点，对于统帅部与十八集团军之间的许多应妥善处理的事情，都协商解决，重新再建团结的壁垒。 ”社评最后说：“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的谅解，则其他小的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示威，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什么都伟大。在此意义上，盼周恩来先生今后更多多尽力。”在这里，张季鸾始终把共产党当作政党看待，并放在与国民党对等的地位，是很有远见的。
周恩来看到自己的信在《大公报》上全文发表后，对张季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周恩来的信是在批驳《大公报》社评的错误观点，而《大公报》能够在自己的版面上发表批驳自己观点的来信，且又不得不冲破国统区的新闻管制，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周恩来曾经对张季鸾有这样的评价：“做报社的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余。”张季鸾提出的“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的希望，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得到了实现。然而，不幸的是，张季鸾已于１９４１年９月６日病逝，他再也没有机会对国共和谈发表见解了。
通过这次“笔墨交锋”，王芸生对周恩来有了深刻的印象，对他爱憎分明、坚持真理、忠于事业的精神深为敬佩，特别是对“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的名言，牢记在心，折服不已。为此，王芸生将周恩来的来信一直珍藏着，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是遭国民党的追查封杀，还是辗转迁徙，他始终将这封信完好地保存。１９５５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新闻系时，王芸生才将这封信作为新闻史研究资料交与系主任安岗。现在，此信完好地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成为历史的见证。
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横亘黄河北岸，东连太行山，西接吕梁山，控制豫北、晋西*9熏屏蔽洛阳、潼关，是抗战期间日军进击华北的要地。１９３８年春，日军占领晋南长治后，中国军队为了减少损失，不以扼守城镇为目的，分散于晋南山区进行游击作战，建立了以中条山为基地的游击根据地。在以后的两三年内，日军曾对中条山地区发动了十多次围攻，企图摧毁中条山根据地，消灭黄河北岸的中国军队，但终未得逞。１９４０年秋，八路军在华北发起的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在重新检讨了自己的作战方略后，制定了《剿共办法纲要》，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剿灭共产党的势力。但在１９４１年的上半年，日军在选择打击目标时，却改变了原来的计划。他们认为：虽然晋南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卫立煌部长期牵制了日军四个师团，但山西境内的阎锡山部却无意与卫立煌部合作，且八路军在进行了百团大战以后，战斗力恢复得很慢，没有足够的力量在侧面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因此，日军决定首先击破晋南国民党军队后再全力对付八路军。
１９４１年３月，日军进犯中条山的迹象已很明显，各地不断有敌情上报，但蒋介石却置之不理，一再敦促卫立煌所属庞炳勋、高树勋部，限期由晋南、豫北入冀，继续进攻八路军。庞、高两部都强调困难重重，按兵不动，情绪低落，疏于防守。国民党军队的某位高官不得不承认，“中条山山地险要，各部与敌对阵将近三年，而未积极加强阵地工事构筑”。４月初，日军开始在中条山地区集结，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这才电令黄河沿线“各战区应速加强阵地及河防工事”。４月１８日，何应钦在洛阳主持军事会议，将敌情、匪情（诬指八路军）相提并论，而第一、二战区的军以上长官却对日军大举进犯毫无思想准备。４月２０日，何应钦再次召开军事会议，才提出对中条山地区作战指示和注意事项，但因指挥系统繁琐，迟延费时，各地国民党军对敌“如常时而毫无万分之一准备”，出击部署未及传达和实施。５月７日下年，日军开始全面进攻国民党军。
日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发起对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守军的进攻，经过近三周的激战，国民党军主力陷入重围，给养中断，损失惨重。一部分士兵突围南撤，沿途又受到日军的截击，溃败四散。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守军牺牲４．２万余人，被俘３．５万余人，日军以１比２０的极小代价，打败了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条山地区。
二
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到处散布谣言，以混淆视听。日语对华广播说：“以中条山为中心，盘踞于山西省东南之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下同）主力，于我军攻击重庆军时，不但始终持隔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日军与共军素不彼此攻击”。日本人企图以此来挑拨国共关系。其实，在中条山战役中，八路军对友军进行了积极的配合。初期，陈赓的太岳部队应卫立煌之约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白晋路南段交通破袭任务，从侧面控制日军。八路军还应何应钦的要求，在平津、平保的铁路线部署了较大规模的游击战，并在临汾、安阳灵活出击，使日军交通中断两三日，拔除了中条山根据地日军的一些据点，有力地牵制了日军，掩护了国民党军队的南撤。
国民党为转移国人的视线，逃避不抵抗的罪责，也利用自己手中的新闻媒介，传播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乘机扩大地盘”等谣言，一时间真假难辨。国民党军虽吃了败仗，却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同情，在舆论上占了便宜。但蒋介石仍嫌不够，指派第二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请《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重庆馆总编辑王芸生出来说说话。当时在重庆，《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影响比《中央日报》大得多。蒋介石这样做，是想进一步掩盖事实真相。在张季鸾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写了一篇《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社评在引述日军的谣言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唯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各界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
此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５月２１日《大公报》重庆版的这篇社评后，感到事关是非曲直，需要认真对待，用事实给予“反证”。《大公报》在读者眼中的分量，周恩来是清楚的，蒋介石之所以要《大公报》出来说话，其原因也基于此。为此，周恩来当夜疾书一封信给《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说明晋南战事真相。第二天一大早，周恩来就派人将信送到位于李子坝建设新村的《大公报》重庆馆。
周恩来的信写得非常委婉，首先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接下来，信中一方面驳斥日军的谣言，另一方面历陈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和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信中说：“我们可负责向贵报及全国军民同胞声明，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并且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最后，他提出希望：“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四五年来常持此语自励励人。今敌欲于积极准备南进之际，先给我以重击，并以封锁各方困我，力不足，辅之以挑拨流言，和平空气。我虑友邦人士不察，易中敌谣，故曾向美国通讯社作负责声明，已蒙其１９日在上海广播，不图今日在此复须又一次声明。我信贵报此文是善意的督责，但事实不容抹杀。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
三
接到周恩来的信，《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王芸生也很重视，他们不顾重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毅然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将此信公诸读者”的建议，于５月２３日在《大公报》重庆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来的来信，并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再次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周恩来的信发表以后，在国统区引起反响，起到了澄清事实、纠正谬误的作用。《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的社评，是张季鸾先生扶病撰写的。他在社评中说：“读周先生的来信，关于此点得到圆满答复，就是十八集团军一定协同作战。我们知道周先生这几年对于促进团结抗战，尽力之处特多。在现时，几乎是政府与延安间唯一有力的联系。此次给本报的信，我们不但相信其有根据，有权威，并且相信他正为此事而努力。”社评还重点提出了对处理好国共关系的希望：“最好借此次在晋协同作战为起点，对于统帅部与十八集团军之间的许多应妥善处理的事情，都协商解决，重新再建团结的壁垒。 ”社评最后说：“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的谅解，则其他小的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示威，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什么都伟大。在此意义上，盼周恩来先生今后更多多尽力。”在这里，张季鸾始终把共产党当作政党看待，并放在与国民党对等的地位，是很有远见的。
周恩来看到自己的信在《大公报》上全文发表后，对张季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周恩来的信是在批驳《大公报》社评的错误观点，而《大公报》能够在自己的版面上发表批驳自己观点的来信，且又不得不冲破国统区的新闻管制，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周恩来曾经对张季鸾有这样的评价：“做报社的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余。”张季鸾提出的“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的希望，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得到了实现。然而，不幸的是，张季鸾已于１９４１年９月６日病逝，他再也没有机会对国共和谈发表见解了。
通过这次“笔墨交锋”，王芸生对周恩来有了深刻的印象，对他爱憎分明、坚持真理、忠于事业的精神深为敬佩，特别是对“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的名言，牢记在心，折服不已。为此，王芸生将周恩来的来信一直珍藏着，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是遭国民党的追查封杀，还是辗转迁徙，他始终将这封信完好地保存。１９５５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新闻系时，王芸生才将这封信作为新闻史研究资料交与系主任安岗。现在，此信完好地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成为历史的见证。１９４１年５月２１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发表了《大公报》重庆馆总编辑王芸生撰写的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为此，当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连夜疾书一封致《大公报》负责人的信，对社评涉及的在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役中，有损八路军的言论给予澄清。由此引起的“笔墨交锋”，曾经轰动重庆。
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横亘黄河北岸，东连太行山，西接吕梁山，控制豫北、晋西*9熏屏蔽洛阳、潼关，是抗战期间日军进击华北的要地。１９３８年春，日军占领晋南长治后，中国军队为了减少损失，不以扼守城镇为目的，分散于晋南山区进行游击作战，建立了以中条山为基地的游击根据地。在以后的两三年内，日军曾对中条山地区发动了十多次围攻，企图摧毁中条山根据地，消灭黄河北岸的中国军队，但终未得逞。１９４０年秋，八路军在华北发起的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在重新检讨了自己的作战方略后，制定了《剿共办法纲要》，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剿灭共产党的势力。但在１９４１年的上半年，日军在选择打击目标时，却改变了原来的计划。他们认为：虽然晋南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卫立煌部长期牵制了日军四个师团，但山西境内的阎锡山部却无意与卫立煌部合作，且八路军在进行了百团大战以后，战斗力恢复得很慢，没有足够的力量在侧面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因此，日军决定首先击破晋南国民党军队后再全力对付八路军。
１９４１年３月，日军进犯中条山的迹象已很明显，各地不断有敌情上报，但蒋介石却置之不理，一再敦促卫立煌所属庞炳勋、高树勋部，限期由晋南、豫北入冀，继续进攻八路军。庞、高两部都强调困难重重，按兵不动，情绪低落，疏于防守。国民党军队的某位高官不得不承认，“中条山山地险要，各部与敌对阵将近三年，而未积极加强阵地工事构筑”。４月初，日军开始在中条山地区集结，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这才电令黄河沿线“各战区应速加强阵地及河防工事”。４月１８日，何应钦在洛阳主持军事会议，将敌情、匪情（诬指八路军）相提并论，而第一、二战区的军以上长官却对日军大举进犯毫无思想准备。４月２０日，何应钦再次召开军事会议，才提出对中条山地区作战指示和注意事项，但因指挥系统繁琐，迟延费时，各地国民党军对敌“如常时而毫无万分之一准备”，出击部署未及传达和实施。５月７日下年，日军开始全面进攻国民党军。
日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发起对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守军的进攻，经过近三周的激战，国民党军主力陷入重围，给养中断，损失惨重。一部分士兵突围南撤，沿途又受到日军的截击，溃败四散。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守军牺牲４．２万余人，被俘３．５万余人，日军以１比２０的极小代价，打败了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条山地区。
二
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到处散布谣言，以混淆视听。日语对华广播说：“以中条山为中心，盘踞于山西省东南之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下同）主力，于我军攻击重庆军时，不但始终持隔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日军与共军素不彼此攻击”。日本人企图以此来挑拨国共关系。其实，在中条山战役中，八路军对友军进行了积极的配合。初期，陈赓的太岳部队应卫立煌之约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白晋路南段交通破袭任务，从侧面控制日军。八路军还应何应钦的要求，在平津、平保的铁路线部署了较大规模的游击战，并在临汾、安阳灵活出击，使日军交通中断两三日，拔除了中条山根据地日军的一些据点，有力地牵制了日军，掩护了国民党军队的南撤。
国民党为转移国人的视线，逃避不抵抗的罪责，也利用自己手中的新闻媒介，传播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乘机扩大地盘”等谣言，一时间真假难辨。国民党军虽吃了败仗，却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同情，在舆论上占了便宜。但蒋介石仍嫌不够，指派第二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请《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重庆馆总编辑王芸生出来说说话。当时在重庆，《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影响比《中央日报》大得多。蒋介石这样做，是想进一步掩盖事实真相。在张季鸾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写了一篇《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社评在引述日军的谣言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唯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各界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
此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５月２１日《大公报》重庆版的这篇社评后，感到事关是非曲直，需要认真对待，用事实给予“反证”。《大公报》在读者眼中的分量，周恩来是清楚的，蒋介石之所以要《大公报》出来说话，其原因也基于此。为此，周恩来当夜疾书一封信给《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说明晋南战事真相。第二天一大早，周恩来就派人将信送到位于李子坝建设新村的《大公报》重庆馆。
周恩来的信写得非常委婉，首先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接下来，信中一方面驳斥日军的谣言，另一方面历陈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和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信中说：“我们可负责向贵报及全国军民同胞声明，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并且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最后，他提出希望：“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四五年来常持此语自励励人。今敌欲于积极准备南进之际，先给我以重击，并以封锁各方困我，力不足，辅之以挑拨流言，和平空气。我虑友邦人士不察，易中敌谣，故曾向美国通讯社作负责声明，已蒙其１９日在上海广播，不图今日在此复须又一次声明。我信贵报此文是善意的督责，但事实不容抹杀。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
三
接到周恩来的信，《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王芸生也很重视，他们不顾重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毅然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将此信公诸读者”的建议，于５月２３日在《大公报》重庆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来的来信，并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再次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周恩来的信发表以后，在国统区引起反响，起到了澄清事实、纠正谬误的作用。《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的社评，是张季鸾先生扶病撰写的。他在社评中说：“读周先生的来信，关于此点得到圆满答复，就是十八集团军一定协同作战。我们知道周先生这几年对于促进团结抗战，尽力之处特多。在现时，几乎是政府与延安间唯一有力的联系。此次给本报的信，我们不但相信其有根据，有权威，并且相信他正为此事而努力。”社评还重点提出了对处理好国共关系的希望：“最好借此次在晋协同作战为起点，对于统帅部与十八集团军之间的许多应妥善处理的事情，都协商解决，重新再建团结的壁垒。 ”社评最后说：“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的谅解，则其他小的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示威，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什么都伟大。在此意义上，盼周恩来先生今后更多多尽力。”在这里，张季鸾始终把共产党当作政党看待，并放在与国民党对等的地位，是很有远见的。
周恩来看到自己的信在《大公报》上全文发表后，对张季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周恩来的信是在批驳《大公报》社评的错误观点，而《大公报》能够在自己的版面上发表批驳自己观点的来信，且又不得不冲破国统区的新闻管制，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周恩来曾经对张季鸾有这样的评价：“做报社的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余。”张季鸾提出的“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的希望，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得到了实现。然而，不幸的是，张季鸾已于１９４１年９月６日病逝，他再也没有机会对国共和谈发表见解了。
通过这次“笔墨交锋”，王芸生对周恩来有了深刻的印象，对他爱憎分明、坚持真理、忠于事业的精神深为敬佩，特别是对“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的名言，牢记在心，折服不已。为此，王芸生将周恩来的来信一直珍藏着，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是遭国民党的追查封杀，还是辗转迁徙，他始终将这封信完好地保存。１９５５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新闻系时，王芸生才将这封信作为新闻史研究资料交与系主任安岗。现在，此信完好地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成为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