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条山战役与周恩来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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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战役与周恩来的来信
王芝琛
连载：一代报人王芸生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王芝琛
周恩来亲笔给张季鸾和王芸生写信，除批驳日寇谣言外，一层层解释《大公报》对八路军的误会。
《苏日中立条约》刚签订，墨迹未干，日军挟“条约”的所谓“威力”，认为八路军会听苏联的话，不会配合国军作战，即在1941年5月，以五万余兵力向山西南部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地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结果国民党军队惨遭失败。传言首先在日军中兴起，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什么“共军坐山观虎斗”等。此时，王芸生由于苏日签订中立条约而对苏联潜伏的一个问号起了作用。后来他曾说过：是陈布雷打电话给他，希望《大公报》表态写社评。不过这只是“借口”，真实原因是这个“问号”。于是，王芸生写了篇社评发表于5月21日的《大公报》上，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社评综述了日军对八路军的种种说法，然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唯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军民所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第十八集团军要反证这些说法，最有力的方法就是会同中央各友军一致对敌人作战，共同保卫中条山，粉碎敌人的‘扫荡’！”接着又说：“以上所举各项说法，我们皆不愿相信。晋南战役，业已经过半个月之久，我军苦战，全国关切，而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则系事实。我们相信统帅部必然已有命令，要十八集团军参加战斗，因此我们竭诚呼吁：凡在山西境内的国军，务必协同一致，共同战斗，歼灭敌军！……十八集团军向主团结抗战，并常将其衷曲向国人呼诉，全国同胞皆知十八集团军是抗日的，是会打游击战的，现当晋境敌军求逞之际，近在咫尺的十八集团军，岂能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岂能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
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大公报》社评后，十分重视。他深知《大公报》是一张影响很大的报纸，若被《大公报》误会将会带来不良后果。于是，周恩来当晚亲笔给张季鸾和王芸生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除了驳斥日寇的谣言外，还一层层解释《大公报》对八路军的误会，进一步阐明了十八集团军的抗战业绩和中共团结抗战的诚意。他首先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唯贵报所引传说，既泰半为敌人谣言，一部分又为华盛顿《明星报》毫无根据的社评，不仅贵报‘不愿相信’，即全国同胞亦皆不能置信。”
周恩来在引述敌谣和无根据之语后接着说：“在贵报所引事实，一则谓‘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再则谓‘我们相信统帅部必然已有命令，要十八集团军参加战斗’。但我可负责敬告贵报，贵报所据事实并非事实。在贵报社论发表一周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即为十八集团军部队袭占，停止通车；其他地区战事正在进行，只因这在敌后，电讯联络困难，此间遂不得按时报道。而中枢及前线旬余军事有效磋商与夫配合作战之计划，皆因军机所限，既不便且不得公诸报端，亦不宜在此函告，于是惯于造谣者流曾公开向人指摘十八集团军拒绝与友军配合作战，我曾为此事一再向中枢请求更正，不意市虎之言亦影响于贵报，当自承同业联络之差。唯环境限人，贤者当谅我等处境之苦。”
周恩来在列举十八集团军在晋南作战事实，在华北作战事实，在江南作战事实后说：“我们可负责向贵报及全国军民同胞声明，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的任务，并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最后提出希望：“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我为之。四五年来常持此语自励励人。今敌欲于积极准备南进之际，先给我以重击，并以封锁各方困我，力不足则辅之以挑拨流言，和平空气。我虑友邦人士不察，易中敌谣，故曾向美国通讯社作负责声明，已蒙其19日在上海广播，不图今日在此复作又一次声明。我信贵报此文是善意的督责，但事实不容抹杀，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
张季鸾和王芸生收到周恩来的来信后，同样十分重视。正在汪山养病的张季鸾，专门下山来到李子坝《大公报》编辑部与王芸生商议，准备回复周恩来的来信。5月23日，《大公报》全文发表了周恩来的来信，公布来信的版面并以“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我为之”作为眉题。同时，还发表了张季鸾撰写的长篇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
张季鸾在社评中继续表述他所主张的“国家中心论”。他写道：“敌我的形势，自己的国力，世界的时机，都不容许存一种观念，以为现在的国家中心失败了，还可以再建一个中心，然后将国家再统一起来。这样的事，是必无的。九一八之后，中国只有这一段时机可以建国，现在抗战四年了，若使现在的国家中心失败了，那就是亡国之局。所以，一般军民同胞的基本认识，是必须拥护国家中心的国民政府，以贯彻自主自卫之目的。这是唯一的路，此外无路。当然，政府的施政用人要时时改进，并且政治制度要随时势以进化，一切党派，在三民主义原则下，应当诚意合作，不可互相猜防。但最要紧的是前述的根本认识，倘此根本一点不能一致，则合作成了空谈。”
张季鸾还坦诚地谈到，前天《大公报》社评为何要呼吁。他说：“就是抗战四年的结果，敌我都到了严重的阶段。这时候，敌人希望中国分裂自乱的心理当然更迫切，因而中国人团结、自卫的需要也当然更紧急。而中共不比一般人，其组织有国际性，其国家观与普通人不尽同，在抗战以前有多年斗争的历史，抗战以后，到最近又显出了龃龉，正当此时，《苏日中立条约》成立了，中共向来最信仰苏联，所以，人们要知道中共今后的政策是否受苏日妥协何等影响。这种推论，本来很浅薄，然一般同胞在这紧要关头当然要证明，中共今后是否仍在民族自卫的阵线。这是国家前途一大问题，所以我们期待有协同作战的事实，以速慰同胞之望。”
王芸生的疑问与呼吁和张季鸾的点评与期望，在今天看来显然有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但这件事在1949年后被某些评论家定格为“《大公报》与中共的首次论战”，不仅把张季鸾和王芸生指为“反共老手”，并直斥他们为“汉奸、卖国贼”。在上个世纪60年代，王芸生与曹谷冰合著的带有屈辱性的长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虽然承认了“反共”，但没有承认“卖国”。其实，他们承认“反共”也是违心的。今天的读者冷静地看看前引的《大公报》社评，也不会得出“反共”的结论。新浪首页 > 读书频道 > > 一代报人王芸生 > 正文
中条山战役与周恩来的来信
王芝琛
连载：一代报人王芸生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王芝琛
周恩来亲笔给张季鸾和王芸生写信，除批驳日寇谣言外，一层层解释《大公报》对八路军的误会。
《苏日中立条约》刚签订，墨迹未干，日军挟“条约”的所谓“威力”，认为八路军会听苏联的话，不会配合国军作战，即在1941年5月，以五万余兵力向山西南部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地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结果国民党军队惨遭失败。传言首先在日军中兴起，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什么“共军坐山观虎斗”等。此时，王芸生由于苏日签订中立条约而对苏联潜伏的一个问号起了作用。后来他曾说过：是陈布雷打电话给他，希望《大公报》表态写社评。不过这只是“借口”，真实原因是这个“问号”。于是，王芸生写了篇社评发表于5月21日的《大公报》上，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社评综述了日军对八路军的种种说法，然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唯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军民所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第十八集团军要反证这些说法，最有力的方法就是会同中央各友军一致对敌人作战，共同保卫中条山，粉碎敌人的‘扫荡’！”接着又说：“以上所举各项说法，我们皆不愿相信。晋南战役，业已经过半个月之久，我军苦战，全国关切，而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则系事实。我们相信统帅部必然已有命令，要十八集团军参加战斗，因此我们竭诚呼吁：凡在山西境内的国军，务必协同一致，共同战斗，歼灭敌军！……十八集团军向主团结抗战，并常将其衷曲向国人呼诉，全国同胞皆知十八集团军是抗日的，是会打游击战的，现当晋境敌军求逞之际，近在咫尺的十八集团军，岂能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岂能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
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大公报》社评后，十分重视。他深知《大公报》是一张影响很大的报纸，若被《大公报》误会将会带来不良后果。于是，周恩来当晚亲笔给张季鸾和王芸生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除了驳斥日寇的谣言外，还一层层解释《大公报》对八路军的误会，进一步阐明了十八集团军的抗战业绩和中共团结抗战的诚意。他首先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唯贵报所引传说，既泰半为敌人谣言，一部分又为华盛顿《明星报》毫无根据的社评，不仅贵报‘不愿相信’，即全国同胞亦皆不能置信。”
周恩来在引述敌谣和无根据之语后接着说：“在贵报所引事实，一则谓‘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再则谓‘我们相信统帅部必然已有命令，要十八集团军参加战斗’。但我可负责敬告贵报，贵报所据事实并非事实。在贵报社论发表一周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即为十八集团军部队袭占，停止通车；其他地区战事正在进行，只因这在敌后，电讯联络困难，此间遂不得按时报道。而中枢及前线旬余军事有效磋商与夫配合作战之计划，皆因军机所限，既不便且不得公诸报端，亦不宜在此函告，于是惯于造谣者流曾公开向人指摘十八集团军拒绝与友军配合作战，我曾为此事一再向中枢请求更正，不意市虎之言亦影响于贵报，当自承同业联络之差。唯环境限人，贤者当谅我等处境之苦。”
周恩来在列举十八集团军在晋南作战事实，在华北作战事实，在江南作战事实后说：“我们可负责向贵报及全国军民同胞声明，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的任务，并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最后提出希望：“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我为之。四五年来常持此语自励励人。今敌欲于积极准备南进之际，先给我以重击，并以封锁各方困我，力不足则辅之以挑拨流言，和平空气。我虑友邦人士不察，易中敌谣，故曾向美国通讯社作负责声明，已蒙其19日在上海广播，不图今日在此复作又一次声明。我信贵报此文是善意的督责，但事实不容抹杀，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
张季鸾和王芸生收到周恩来的来信后，同样十分重视。正在汪山养病的张季鸾，专门下山来到李子坝《大公报》编辑部与王芸生商议，准备回复周恩来的来信。5月23日，《大公报》全文发表了周恩来的来信，公布来信的版面并以“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我为之”作为眉题。同时，还发表了张季鸾撰写的长篇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
张季鸾在社评中继续表述他所主张的“国家中心论”。他写道：“敌我的形势，自己的国力，世界的时机，都不容许存一种观念，以为现在的国家中心失败了，还可以再建一个中心，然后将国家再统一起来。这样的事，是必无的。九一八之后，中国只有这一段时机可以建国，现在抗战四年了，若使现在的国家中心失败了，那就是亡国之局。所以，一般军民同胞的基本认识，是必须拥护国家中心的国民政府，以贯彻自主自卫之目的。这是唯一的路，此外无路。当然，政府的施政用人要时时改进，并且政治制度要随时势以进化，一切党派，在三民主义原则下，应当诚意合作，不可互相猜防。但最要紧的是前述的根本认识，倘此根本一点不能一致，则合作成了空谈。”
张季鸾还坦诚地谈到，前天《大公报》社评为何要呼吁。他说：“就是抗战四年的结果，敌我都到了严重的阶段。这时候，敌人希望中国分裂自乱的心理当然更迫切，因而中国人团结、自卫的需要也当然更紧急。而中共不比一般人，其组织有国际性，其国家观与普通人不尽同，在抗战以前有多年斗争的历史，抗战以后，到最近又显出了龃龉，正当此时，《苏日中立条约》成立了，中共向来最信仰苏联，所以，人们要知道中共今后的政策是否受苏日妥协何等影响。这种推论，本来很浅薄，然一般同胞在这紧要关头当然要证明，中共今后是否仍在民族自卫的阵线。这是国家前途一大问题，所以我们期待有协同作战的事实，以速慰同胞之望。”
王芸生的疑问与呼吁和张季鸾的点评与期望，在今天看来显然有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但这件事在1949年后被某些评论家定格为“《大公报》与中共的首次论战”，不仅把张季鸾和王芸生指为“反共老手”，并直斥他们为“汉奸、卖国贼”。在上个世纪60年代，王芸生与曹谷冰合著的带有屈辱性的长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虽然承认了“反共”，但没有承认“卖国”。其实，他们承认“反共”也是违心的。今天的读者冷静地看看前引的《大公报》社评，也不会得出“反共”的结论。
中条山战役与周恩来的来信
王芝琛
连载：一代报人王芸生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王芝琛
周恩来亲笔给张季鸾和王芸生写信，除批驳日寇谣言外，一层层解释《大公报》对八路军的误会。
《苏日中立条约》刚签订，墨迹未干，日军挟“条约”的所谓“威力”，认为八路军会听苏联的话，不会配合国军作战，即在1941年5月，以五万余兵力向山西南部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地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结果国民党军队惨遭失败。传言首先在日军中兴起，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什么“共军坐山观虎斗”等。此时，王芸生由于苏日签订中立条约而对苏联潜伏的一个问号起了作用。后来他曾说过：是陈布雷打电话给他，希望《大公报》表态写社评。不过这只是“借口”，真实原因是这个“问号”。于是，王芸生写了篇社评发表于5月21日的《大公报》上，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社评综述了日军对八路军的种种说法，然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唯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军民所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第十八集团军要反证这些说法，最有力的方法就是会同中央各友军一致对敌人作战，共同保卫中条山，粉碎敌人的‘扫荡’！”接着又说：“以上所举各项说法，我们皆不愿相信。晋南战役，业已经过半个月之久，我军苦战，全国关切，而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则系事实。我们相信统帅部必然已有命令，要十八集团军参加战斗，因此我们竭诚呼吁：凡在山西境内的国军，务必协同一致，共同战斗，歼灭敌军！……十八集团军向主团结抗战，并常将其衷曲向国人呼诉，全国同胞皆知十八集团军是抗日的，是会打游击战的，现当晋境敌军求逞之际，近在咫尺的十八集团军，岂能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岂能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
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大公报》社评后，十分重视。他深知《大公报》是一张影响很大的报纸，若被《大公报》误会将会带来不良后果。于是，周恩来当晚亲笔给张季鸾和王芸生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除了驳斥日寇的谣言外，还一层层解释《大公报》对八路军的误会，进一步阐明了十八集团军的抗战业绩和中共团结抗战的诚意。他首先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唯贵报所引传说，既泰半为敌人谣言，一部分又为华盛顿《明星报》毫无根据的社评，不仅贵报‘不愿相信’，即全国同胞亦皆不能置信。”
周恩来在引述敌谣和无根据之语后接着说：“在贵报所引事实，一则谓‘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再则谓‘我们相信统帅部必然已有命令，要十八集团军参加战斗’。但我可负责敬告贵报，贵报所据事实并非事实。在贵报社论发表一周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即为十八集团军部队袭占，停止通车；其他地区战事正在进行，只因这在敌后，电讯联络困难，此间遂不得按时报道。而中枢及前线旬余军事有效磋商与夫配合作战之计划，皆因军机所限，既不便且不得公诸报端，亦不宜在此函告，于是惯于造谣者流曾公开向人指摘十八集团军拒绝与友军配合作战，我曾为此事一再向中枢请求更正，不意市虎之言亦影响于贵报，当自承同业联络之差。唯环境限人，贤者当谅我等处境之苦。”
周恩来在列举十八集团军在晋南作战事实，在华北作战事实，在江南作战事实后说：“我们可负责向贵报及全国军民同胞声明，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的任务，并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最后提出希望：“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我为之。四五年来常持此语自励励人。今敌欲于积极准备南进之际，先给我以重击，并以封锁各方困我，力不足则辅之以挑拨流言，和平空气。我虑友邦人士不察，易中敌谣，故曾向美国通讯社作负责声明，已蒙其19日在上海广播，不图今日在此复作又一次声明。我信贵报此文是善意的督责，但事实不容抹杀，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
张季鸾和王芸生收到周恩来的来信后，同样十分重视。正在汪山养病的张季鸾，专门下山来到李子坝《大公报》编辑部与王芸生商议，准备回复周恩来的来信。5月23日，《大公报》全文发表了周恩来的来信，公布来信的版面并以“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我为之”作为眉题。同时，还发表了张季鸾撰写的长篇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
张季鸾在社评中继续表述他所主张的“国家中心论”。他写道：“敌我的形势，自己的国力，世界的时机，都不容许存一种观念，以为现在的国家中心失败了，还可以再建一个中心，然后将国家再统一起来。这样的事，是必无的。九一八之后，中国只有这一段时机可以建国，现在抗战四年了，若使现在的国家中心失败了，那就是亡国之局。所以，一般军民同胞的基本认识，是必须拥护国家中心的国民政府，以贯彻自主自卫之目的。这是唯一的路，此外无路。当然，政府的施政用人要时时改进，并且政治制度要随时势以进化，一切党派，在三民主义原则下，应当诚意合作，不可互相猜防。但最要紧的是前述的根本认识，倘此根本一点不能一致，则合作成了空谈。”
张季鸾还坦诚地谈到，前天《大公报》社评为何要呼吁。他说：“就是抗战四年的结果，敌我都到了严重的阶段。这时候，敌人希望中国分裂自乱的心理当然更迫切，因而中国人团结、自卫的需要也当然更紧急。而中共不比一般人，其组织有国际性，其国家观与普通人不尽同，在抗战以前有多年斗争的历史，抗战以后，到最近又显出了龃龉，正当此时，《苏日中立条约》成立了，中共向来最信仰苏联，所以，人们要知道中共今后的政策是否受苏日妥协何等影响。这种推论，本来很浅薄，然一般同胞在这紧要关头当然要证明，中共今后是否仍在民族自卫的阵线。这是国家前途一大问题，所以我们期待有协同作战的事实，以速慰同胞之望。”
王芸生的疑问与呼吁和张季鸾的点评与期望，在今天看来显然有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但这件事在1949年后被某些评论家定格为“《大公报》与中共的首次论战”，不仅把张季鸾和王芸生指为“反共老手”，并直斥他们为“汉奸、卖国贼”。在上个世纪60年代，王芸生与曹谷冰合著的带有屈辱性的长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虽然承认了“反共”，但没有承认“卖国”。其实，他们承认“反共”也是违心的。今天的读者冷静地看看前引的《大公报》社评，也不会得出“反共”的结论。新浪首页 > 读书频道 > > 一代报人王芸生 > 正文
中条山战役与周恩来的来信
王芝琛
连载：一代报人王芸生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王芝琛
周恩来亲笔给张季鸾和王芸生写信，除批驳日寇谣言外，一层层解释《大公报》对八路军的误会。
《苏日中立条约》刚签订，墨迹未干，日军挟“条约”的所谓“威力”，认为八路军会听苏联的话，不会配合国军作战，即在1941年5月，以五万余兵力向山西南部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地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结果国民党军队惨遭失败。传言首先在日军中兴起，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什么“共军坐山观虎斗”等。此时，王芸生由于苏日签订中立条约而对苏联潜伏的一个问号起了作用。后来他曾说过：是陈布雷打电话给他，希望《大公报》表态写社评。不过这只是“借口”，真实原因是这个“问号”。于是，王芸生写了篇社评发表于5月21日的《大公报》上，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社评综述了日军对八路军的种种说法，然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唯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军民所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第十八集团军要反证这些说法，最有力的方法就是会同中央各友军一致对敌人作战，共同保卫中条山，粉碎敌人的‘扫荡’！”接着又说：“以上所举各项说法，我们皆不愿相信。晋南战役，业已经过半个月之久，我军苦战，全国关切，而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则系事实。我们相信统帅部必然已有命令，要十八集团军参加战斗，因此我们竭诚呼吁：凡在山西境内的国军，务必协同一致，共同战斗，歼灭敌军！……十八集团军向主团结抗战，并常将其衷曲向国人呼诉，全国同胞皆知十八集团军是抗日的，是会打游击战的，现当晋境敌军求逞之际，近在咫尺的十八集团军，岂能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岂能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
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大公报》社评后，十分重视。他深知《大公报》是一张影响很大的报纸，若被《大公报》误会将会带来不良后果。于是，周恩来当晚亲笔给张季鸾和王芸生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除了驳斥日寇的谣言外，还一层层解释《大公报》对八路军的误会，进一步阐明了十八集团军的抗战业绩和中共团结抗战的诚意。他首先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唯贵报所引传说，既泰半为敌人谣言，一部分又为华盛顿《明星报》毫无根据的社评，不仅贵报‘不愿相信’，即全国同胞亦皆不能置信。”
周恩来在引述敌谣和无根据之语后接着说：“在贵报所引事实，一则谓‘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再则谓‘我们相信统帅部必然已有命令，要十八集团军参加战斗’。但我可负责敬告贵报，贵报所据事实并非事实。在贵报社论发表一周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即为十八集团军部队袭占，停止通车；其他地区战事正在进行，只因这在敌后，电讯联络困难，此间遂不得按时报道。而中枢及前线旬余军事有效磋商与夫配合作战之计划，皆因军机所限，既不便且不得公诸报端，亦不宜在此函告，于是惯于造谣者流曾公开向人指摘十八集团军拒绝与友军配合作战，我曾为此事一再向中枢请求更正，不意市虎之言亦影响于贵报，当自承同业联络之差。唯环境限人，贤者当谅我等处境之苦。”
周恩来在列举十八集团军在晋南作战事实，在华北作战事实，在江南作战事实后说：“我们可负责向贵报及全国军民同胞声明，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的任务，并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最后提出希望：“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我为之。四五年来常持此语自励励人。今敌欲于积极准备南进之际，先给我以重击，并以封锁各方困我，力不足则辅之以挑拨流言，和平空气。我虑友邦人士不察，易中敌谣，故曾向美国通讯社作负责声明，已蒙其19日在上海广播，不图今日在此复作又一次声明。我信贵报此文是善意的督责，但事实不容抹杀，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
张季鸾和王芸生收到周恩来的来信后，同样十分重视。正在汪山养病的张季鸾，专门下山来到李子坝《大公报》编辑部与王芸生商议，准备回复周恩来的来信。5月23日，《大公报》全文发表了周恩来的来信，公布来信的版面并以“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我为之”作为眉题。同时，还发表了张季鸾撰写的长篇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
张季鸾在社评中继续表述他所主张的“国家中心论”。他写道：“敌我的形势，自己的国力，世界的时机，都不容许存一种观念，以为现在的国家中心失败了，还可以再建一个中心，然后将国家再统一起来。这样的事，是必无的。九一八之后，中国只有这一段时机可以建国，现在抗战四年了，若使现在的国家中心失败了，那就是亡国之局。所以，一般军民同胞的基本认识，是必须拥护国家中心的国民政府，以贯彻自主自卫之目的。这是唯一的路，此外无路。当然，政府的施政用人要时时改进，并且政治制度要随时势以进化，一切党派，在三民主义原则下，应当诚意合作，不可互相猜防。但最要紧的是前述的根本认识，倘此根本一点不能一致，则合作成了空谈。”
张季鸾还坦诚地谈到，前天《大公报》社评为何要呼吁。他说：“就是抗战四年的结果，敌我都到了严重的阶段。这时候，敌人希望中国分裂自乱的心理当然更迫切，因而中国人团结、自卫的需要也当然更紧急。而中共不比一般人，其组织有国际性，其国家观与普通人不尽同，在抗战以前有多年斗争的历史，抗战以后，到最近又显出了龃龉，正当此时，《苏日中立条约》成立了，中共向来最信仰苏联，所以，人们要知道中共今后的政策是否受苏日妥协何等影响。这种推论，本来很浅薄，然一般同胞在这紧要关头当然要证明，中共今后是否仍在民族自卫的阵线。这是国家前途一大问题，所以我们期待有协同作战的事实，以速慰同胞之望。”
王芸生的疑问与呼吁和张季鸾的点评与期望，在今天看来显然有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但这件事在1949年后被某些评论家定格为“《大公报》与中共的首次论战”，不仅把张季鸾和王芸生指为“反共老手”，并直斥他们为“汉奸、卖国贼”。在上个世纪60年代，王芸生与曹谷冰合著的带有屈辱性的长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虽然承认了“反共”，但没有承认“卖国”。其实，他们承认“反共”也是违心的。今天的读者冷静地看看前引的《大公报》社评，也不会得出“反共”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