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一震惊世界的政治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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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96页——361页。
读后感：
1、手段残忍令人发指，无所不用其极，卑鄙下流！
2、惨绝人寰，瞠目结舌！
3、本文内容十分精彩，很耐读！
4、引用材料绝大部分是俄文，资料性极强。
5、细读之后保证大有收获（如果没时间可以直接从三楼看起）。
注：原文有大量俄文页下注，人民、专有名词后亦有俄文对照，但为了OCR方便起见均没转，仅转帖正文。另外OCR之后可能会有错别字，希望大家注意鉴别。
——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悲剧内幕
文/北京大学徐天新
一、危机出现和大清洗的序幕
二、基洛夫遇刺事件与大清洗的开端
三、“叛国案件”审判与大清洗的高潮
四、对党政军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
五、大清洗运动的尾声及其严重后果
苏联1930年代开展了一场针对隐藏在内部的“人民的敌人”的大清洗运动，西方多称之为“大恐怖”。这是苏联历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由于人们的理解各不相同，大清洗至今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界定。有的人把它限于大清洗高潮的1936~1937年两年，有的人把它定为1930年代，还有人把它扩展为整个斯大林执政年代。本文将大清洗定为1930年代对党政军干部的清洗、迫害和镇压。它始于1934年底的基洛夫被害案件，止于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39年初。
大清洗的镇压规模非常巨大，并且将矛头指向党内领导人和斯大林本人的战友，令人难以理解。而众多的苏联党政领导人又在法庭上公开承认自己一直在进行叛党叛国活动，则使人更为惊奇。众多难解的谜团和众说纷纭的内幕引发了人们的兴趣。同时，大清洗涉及数百万人的性命和前途命运，又是一个非常牵动人们感情的问题。因此，苏联的大清洗备受史学家关注。
关于大清洗历史的研究，首先涉及原始档案资料问题。在斯大林执政时期，档案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基本不公开。1956年2月7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调整改进档案文件管理制度，开始放宽档案的使用范围。1986年12月3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建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开放档案的问题。根据这一委员会的建议，14个部委和中央统计局解密了80多万份的档案卷宗。但有700万份左右档案卷宗受到某种限制使用，更多的档案文件则根本不开放。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批档案开放。1992~2005年间，大约有1000万档案卷宗解密。1990年初，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对苏联内务部档案实施解密，还出版了相关的文件目录集。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原始档案和关键资料已被有意销毁，还有一些文件遭到篡改伪造。
有关大清洗的档案文件主要保存在俄罗斯联邦内务部中央档案馆和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档案馆。此外，其他的档案馆中也收藏有重要的相关文件资料。如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联共（布）中央的文件以及斯大林的个人档案。未发表的斯大林讲话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主要保存着党的最高机构、中央机关报和科研机关的文件。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苏联最高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的文件。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苏联武装力量全部活动的文件。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苏联国民经济主要管理机关和计划机关的文件。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文件以及一些外交官的信件。此外，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也保存着军事方面的相关档案资料。
苏联和俄国的史学家对有关大清洗的很多档案资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并按专题分类，公布于《苏共中央通报》、《苏共历史问题》、《文献资料》、《历史档案》、《祖国历史》、《人头马》等杂志中。此外，出版了大量有关大清洗的文件资料集和著述，如多卷本的《不为人知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等。
前斯大林集中营囚犯及其家属还组成了历史教育协会~《纪念碑》（Мемориал），旨在揭示大清洗的实情。各地搜集整理发行了遭迫害者名单，如《列宁格勒殉难者名单》。后来又加上牺牲者的传记、幸存者的回忆、图片地图等，还出版了《恨与爱的教训》、《生命反对死亡》、《巴什基尔斯坦的殉难者》、《安魂弥撒》、《白皮书》、《纪念丛书》、《贵族会议》等著作或作品。
关于大清洗历史的研究，苏联史学界长期只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口径进行阐述，称1930年代的大清洗大镇压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对具体情况除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外，则很少涉及。
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大清洗的内幕开始被揭开。1953年中，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受党中央委托，重新审查斯大林时期的党纪处分和刑事处分案件，为受害者平反昭雪，并每年做一工作报告。1961年5月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建立专门委员会审查有关军队内的镇压问题，成员包括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苏联总检察长。1964年6月26日，委员会向赫鲁晓夫报告工作结果，并呈上《关于1937年司法机关和党的机关指控图哈切夫斯基同志、亚基尔同志、乌博列维奇同志以及其他军事活动家背叛祖国、搞恐怖活动和军事阴谋的复查报告》。该报告全文刊登在《俄罗斯军事档案》③，中文译文刊登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④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决定进一步审核1930年代的反党叛国案件。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87年9月28日成立了复核有关1930~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镇压材料的委员会。经过一段工作，于1988年3月5日召开第三次会议，讨论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检察院、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的关于“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一案。1988年7月27日，又召开第五次会议，讨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莫斯科总部”、“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等案件的材料。经过审议，委员会认为当时的判决是毫无根据的，决定为有关人员平反昭雪。相关的调查材料和决议刊登在《苏共中央通报》上。中文译文刊登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上。②
苏联国内对大清洗的研究，最早是索尔仁尼琴在国外出版的《古拉格群岛》③，作者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奖。麦德维杰夫于1971年在美国出版了《让历史来审判》，系统评述了大清洗的历史。该书1974年发行了俄文版。④
苏联解体后，俄国学术界发表了许多综合性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此外，还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如对军队中的镇压问题⑥，对检察院和内务部的工作情况都作了专门研究。
西方学者凡谈到苏联历史时都大谈特谈大恐怖的问题，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罗伯特•康奎斯特的《大恐怖：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清洗》，库尔图阿等人的《共产主义黑皮书》等,
中国学者也十分重视这一课题，并就镇压的规模等问题展开争论。②尽管有关大清洗的档案资料在陆续解密，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但问题仍然十分多。再加上这一运动同政治、道义等方面的密切关联，学术探讨经常掺杂着政治争论和情绪对抗，以至有时完全失去了学术内容。一些人用它说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尖锐阶级斗争的表现，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另一些人则把它当作否定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重要依据。
当前不清楚或说存在争议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清洗中许多重大案件由于缺乏确凿的资料而内幕不清楚。一些学者凭片面材料或凭直觉提出自己的判断，因此各不相同甚至完全对立。如基洛夫被暗杀，究竟是尼古拉耶夫的个人行为，还是内务部或是斯大林指使的，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又如，军队中是否有反斯大林的计划，也有争论。多数人否认有阴谋存在。少数人持不同看法，说斯大林对将军们的镇压是正确的。
其次，对大清洗、大镇压的时间和规模看法不一。有人把它限于1937～1938年，说遭到镇压的只是司法机关判处死刑的68万人。有人则把整个1930年代都视为大清洗大镇压的年代，并认为有很多人不是司法机关判处死刑的，还有更多死于监狱或劳改营的人。此外，还有人把遭受迫害的富农分子、富裕农民以及被迁徙的少数民族也计箅在内。他们认为遭镇压的有300万～800万，遭迫害的则多达数千万。
第三，关于发生大清洗、大镇压的原因，有人说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镇压国内外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求所引发的。有人说是斯大林政权软弱造成的，因为“强大、稳固的制度是不需要靠大规模暴力进行统治的”。①苏联的大清洗不具有事先计划好的性质，它是政府迫于社会的压力，迫于下面对各级官员的不满才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有人则反驳说，是政府利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和对维权的无知，有意制造的。大清洗并非群众的要求和自发行为，是领导把群众变为迫害运动的参加者和支持者。有的人说是领导的认识发生偏差，夸大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夸大战争威胁所导致的。还有人说是斯大林模式所决定的，说暴力专政是斯大林体制的最基本色彩，“恐怖是斯大林秩序的基础”。③大清洗是斯大林专权的产物。
第四，关于大清洗的错误性质，或说是肃反扩大化，或说是原则错误。
第五，关于大清洗的后果影响，究竟是为后来的战争提供胜利保证，还是造成战争前期的失利，是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还是埋下了布尔什维克党失权的祸根，一直有争议。
第六，关于谁应对大清洗的错误承担主要责任。有人认为是斯大林个人，或是斯大林为首的中央领导。有的人说是地方官僚，他们为确保个人的地位而肆意扩大清洗规模。还有的人认为是反对派分子，说“托洛茨基分子和反对派分子在这件事上抓住了党的清洗方针，同过去许多事情一样，把这个方针歪曲到荒谬的地步，使清洗变成了真正的血腥疯狂的行为”,
本文拟利用目前已经掌握的档案文献，考察大清洗的历史过程，并参与上述问题的讨论。
苏联1930年代的大清洗是在国内矛盾激化，危机日益显现的背景下，经过长期酝酿发展和多方准备后出现的。
1927年，斯大林战胜最大的对手，把托洛茨基一派开除出党，接着又将布哈林等人排斥出领导岗位，确立了自己在苏联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
斯大林独掌大权后，采用行政暴力的手段全力推进自己规划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运动，虽取得了耀眼的成果，但同时也产生诸多严重问题。经济畸形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由于人为地加快重工业的发展而下降，强制和半强制劳动范围不断扩大，强迫命令和惩罚判刑力度日益加大，社会由此动荡不安。用巨大代价建成的新社会也远不像宣传的那样理想，一般群众直至各级党政领导人日益对现行政策产生疑问和意见。一些新提拔起来的领导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营建个人专权的小王国。不安定因素在增长，危机苗头开始显现。在这一动荡时刻，斯大林不是调整政策，缓解矛盾，而是不断加强他所喜爱的专政手段。他陶醉于已取得的成绩，力图用清洗和镇压来扩大自己的业绩。
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采取非常措施对付农民；同时，对党政干部进行清洗镇压。1929年4月，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通过《关于清洗和审查联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决议，决定“实行总清党”，清洗“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清洗一切非共产主义分子、蜕化分子、异己分子、官僚主义分子、混进党内的分子、自私自利的分子和以官僚态度对待自己职责的分子”，开始对党内一切不忠、不满直至反对斯大林政策的分子，对一切可能是敌人的人进行清理。与此同时，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前非布尔什维克党成员的大规模镇压活动也悄然开始。
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生产事故不断发生，群众十分焦虑不满。国家政治保卫局于1928年逮捕了顿巴斯煤矿沙赫特地区的50名苏联工程技术人员和3名德国顾问。7月，进行审判，指控他们建立反革命组织，破坏生产。49人被判刑，其中5人被判处死刑。此后，全国掀起了清除“沙赫特分子”的政治运动。
1929年，宣布破获“拯救乌克兰联盟”，其领导人是乌克兰科学院副主席叶弗列莫夫，说他们宣扬资产阶级民族文化，同波兰秘密订约，企图把乌克兰从苏联分离出去。这一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但1930年春，仍对40多人进行公开审讯。主要领导人最初判处死刑，后改为8~10年监禁。
1930年，宣布破获“劳动农民党”，其领导人是副粮食人民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以及经济学家恰亚诺夫、尤罗夫斯基、农学家多亚连科，说该党在农业部、财政部、合作社系统、农业科学研究院等处都有地下秘密组织，共有党员10万~20万人；指控该党准备通过武装起义来夺权，商定未来政府的首脑是康德拉季耶夫。在没有对该案件进行公开审讯的情况下，1930年9月25日，秘密宣布判处康德拉季耶夫等48人死刑。1930~1932年，因隶属“劳动农民党”而被逮捕的有1000多人。
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了“工业党”案件。交付法庭审判的有热工学院院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成员拉姆津教授、国家计委燃料部主席拉里切夫、国家计委生产部副主席卡林尼科夫、国民经济委员会科技会议主席恰尔诺夫斯基等8人。说“工业党”有2000多人，是“资产阶级技术知识界上层反革命分子集团”，同外国反动分子有联系，“企图在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间谍破坏活动”，还准备在边界制造事端，让法国、波兰、罗马尼亚等国进行武装干涉，日期定在1930年，后因缺乏有利条件，延期到1931或1932年。结果，多数接受审判的领导人被判处死刑。在这个案件审讯过程中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为此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苏运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得不决定对“工业党”领导人减刑，改判为不同期限的监禁。但7～8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被枪决。①
在侦讯“劳动农民党”案件的同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亚戈达于1931年2月23日下令“立即对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构中的前、现和流放过的孟什维克的实际工作进行审查，逮捕所有涉嫌进行破坏以及和非法组织有联系的人，并进行侦查”。②这以后，许多人被逮捕。3月1日，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案件进行公开审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格罗曼，国家银行管理局成员舍尔，俄罗斯联邦商业人民委员部下属对外贸易垄断研究院工作人员、作家苏哈诺夫，经济学家、国民经济学院教授金斯堡，商业人民委员部供应部副主任雅库博维奇，作家伊科夫，马恩研究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教授鲁宾等14人被交付法庭。这些人原来是孟什维克，但已经在1920～1922年宣布退出孟什维克。公诉人指控他们后来又秘密加入孟什维克党，并组成这个党在苏联境内的领导总部；指控他们从1928年起就开始活动，与“劳动农民党”、“工业党”联合，妄图颠覆苏维埃政权。但是，法庭没有提出任何一份相关的书面文件资料来证实这些指控。法庭审讯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第二国际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在国外强大反对声中，法庭仅判处他们以5～10年的监禁。这些人后来大多死于流放地（格罗曼、舍尔、金斯堡等）或被枪毙（苏哈诺夫、鲁宾等）。③
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的审判导致了一连串新的镇压。到1933年5月，监狱和隔离所里共监禁了80万人。人们把监狱戏称为“工程师和技术员的休养所”。①
1930年代初的社会经济危机引发党内意见分歧。一些曾经同斯大林一起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领导人开始对斯大林的政策产生怀疑甚至起来反对。瑟尔佐夫于1926~1929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书记，积极贯彻对余粮户的非常措施；1929年被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以便与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相抗衡。后来，他对非常措施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感到担忧，对工业化速度表示怀疑，提出要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他与外高加索边疆区第一书记洛米纳泽多次会面。他们想弥合左翼和右翼之间的鸿沟，认为应把斯大林从党中央书记的岗位上调开。尽管他们还没有向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他们的活动已被人告密。1930年11月4日，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审查瑟尔佐夫等人的问题，后未经党中央开会就决定将瑟尔佐夫和洛米纳泽开除出党中央，将前共青团第一书记、青年共产国际领导人沙茨金开除出中央监察委员会。12月1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关于瑟尔佐夫、洛米纳泽等派别活动》的决议，指责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和沙茨金组成左派一右派联盟，进行派别活动。沙茨金于1937年、瑟尔佐夫于1938年被处死；洛米纳泽于1937年自杀身亡。②
1932年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成员，其首领是柳亭。柳亭于1914年入党，1924～1928年任莫斯科市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委书记。1927年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他不同意对农民采取非常措施，在中央委员会讨论右倾问题时，采取了所谓缓冲立场，被指责为对右倾分子持调和主义态度。1928年10月，他被解除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委书记的职务。1932年8月21日，柳亭等人在莫斯科近郊开会，讨论通过了行动纲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宣言一一《告联共（布）全体党员》。呼吁书认定，国家之所以面临这种严重形势，是斯大林的领导班子在对农民使用强制手段以实现加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的问题上的偏激做法造成的。文件谈到必须实行党内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化，恢复列宁主义的准则和原则，停止强迫集体化。文件认定，在斯大林领导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期间，很难指望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为了恢复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党的生活和活动中的列宁主义原则，提高党员的积极性，使国家摆脱严重的经济形势，必须改组党的领导机构，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之职。同时，文件把斯大林称为“大间谍、奸细、党的破坏者”、“俄国革命的掘墓人”。①
1932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柳亭等人。10月9日，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说柳亭集团成员“已蜕变成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党和工人阶级的叛徒，妄图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骗人幌子，以秘密的方式成立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尤其是复辟富农统治的资产阶级宫农组织”。②斯大林对柳亭的行动十分恼火，要求枪毙他。基洛夫、柯秀尔、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鲁祖塔克等政治局委员反对。1932年10月11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审判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30名成员判处期限不等的监禁、劳改和流放。1937年1月1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根据1934年12月1日颁布的非常法，在没有公诉人和辩护人参加的情况下，对柳亭等人开庭审讯，判处柳亭等12人极刑，并于当天执行枪决。1988年6月，苏联最高法院撤销对此案的刑事判决。
1932年底，联共（布）中央又揭露了“斯米尔诺夫反党集团”。斯米尔诺夫曾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成员，1912年进入党中央，历任土地人民委员、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党中央书记、食品供应人民委员。同他一起被揭发的还有国内战争参加者、副内外贸易人民委员爱斯蒙特和交通人民委员托尔马切夫。他们在工人中开展活动，提出了解散集体农庄，改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会与国家分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等要求。1933年1月12日，党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关于爱斯蒙特、托尔马切夫、斯米尔诺夫等人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谴责他们“建立了秘密的派别集团”，进行反党活动，决定将爱斯蒙特和托尔马切夫开除出党，将斯米尔诺夫开除出党中央。1936年，爱斯蒙特在一次车祸中去世。斯米尔诺夫、托尔马切夫则在后来被枪决。①
不久，又揭发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斯克雷普尼克集团”。斯克雷普尼克于1897年入党，历任乌克兰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1920年代，乌克兰内部有一股要求民族独立的势力。斯大林把这股反苏维埃的民族势力同斯克雷普尼克联系到一起。被软禁的斯克雷普尼克知迫此事后于1933年自杀身亡。②
1933年1月12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通过《关于清党》的决议，同意政治局1932年12月10日关于在1933年进行清党的决定，试图以此制止党内不满和反对情绪的扩散。清党运动原定在5个月内完成，实际进行了一年半。200多万党员中，18%的党员被清除出党，其中15%的党员是自愿退党的。
在不断扩大清洗镇压规模的同时，斯大林大力宣扬党内外冲突激化的必然性和采取严厉镇压政策的正确性，把暴力理论系统化，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1928年7月，斯大林提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④1929年，他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中，专门讲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问题。他认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在社会主义的进攻面前，反动阶级的本性决定他们必然会反抗，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但其绝对增长还是有的。斯大林说，“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资产阶级“愈来愈比我们弱。正因为他们愈来愈弱，他们才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于是不得不用尽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来进行抵抗”。①
1930年，斯大林进一步讲到国外敌对阶级对国内阶级敌人支持的问题。他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讲道，“资本主义包围一这就是说，苏联周围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力量，它们决心要在精神上，在物质上，或用财政封锁的方法，必要时甚至用军事干涉的方法来支持我们苏联内部的阶级敌人。事实证明，我国专家的暗害活动，富农的反苏维埃活动，焚烧和炸毁我们的企业和建筑物的行为，都是受到外来的资助和怂恿的”；还说，资产阶级的更加激烈的反抗，必然会反映到党内。②
1933年1月，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再次强调阶级斗争的问题，说“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他还把资产阶级反抗同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认定他们是要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他说，“苏维埃国家威力的增长一定会使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的抵抗加强起来。正因为他们正在死亡，他们已经面临末日，所以他们一定会从一种袭击形式转到另一种更猛烈的袭击形式，向居民中的落后阶层呼吁，发动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从前的人物用尽一切危害和诬蔑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并企图以此发动落后分子。在这个基础上，过去的反革命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残兵败将，中部和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残兵败将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中的反革命余孽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③
斯大林一方面把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又认为当苏联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没有阶级对抗了。为了消除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他日益把斗争尖锐化归结为资本主义国家在苏联进行间谍恐怖活动的加强，把清洗镇压对象定性为帝国主义代理人、间谍特务。④
1937年，斯大林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指出，“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暗害分子、破坏分子、特务、间谍、杀人凶手组成的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匪帮，是受外国谍报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的死敌组成的一伙匪帮”。他将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总结为，“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①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为人为制造和激化分歧、斗争开辟了道路，为掩饰政策和工作的失误提供了借口，为排斥异己、维护小集团利益提供了武器。
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被确定的同时，斯大林不断加强国家的治安机构。原来有直属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侦察和审理反革命案件。一般刑事案件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处理。1934年7月10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并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清洗、大镇压统一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实施。
1934年，亚戈达出任内务人民委员；1936年9月，叶若夫接任；1938年12月，改由贝利亚担任。这三人，特别是叶若夫，是大清洗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们疯狂迫害无辜者，最后自己也落个被解职、被枪毙的下场。
根据1924年宪法的规定，苏联设有法院。1934年，又设置了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和区军事法庭，负责审判重大案件。此外，在1933年设置了检察院，第一任检察长是阿库洛夫。维辛斯基最初是副检察长，1935年升为检察长。按法律规定，内务部机关必须先向检察长提交说明逮捕理由的决议以及相关的文件资料，经过检察机关审核批准后，内务部机关才能进行逮捕。宪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非经法院决定或者检察长批准，不受逮捕”。随后的侦讯，内务部应遵守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并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进行。最后由检察机关负责起诉，法院进行审判。但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实际上并不受司法检察机关的限制监督，可以无视法律的规定，自行其是。内务部通常是在没有司法检察机关同意下，自行逮捕人。审讯也是由内务部工作人员主持进行，检察人员通常是不参加的。
1934年11月5日，内务人民委员部设置了特别会议以及下属的共和国、边区和州的三人小组。特别会议可以绕过法院自行审判，并且通常是在被告、证人、律师、检察官不在的情况下作出判决。1935年5月25日，这一权力扩大到地方的三人小组。它一般由地方检察长、内务部地方局负责人和警察局长组成。1937～1938年，与三人小组并列工作的还有两人小组，其正式名称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长委员会，由这两个机构的代表组成。三人小组和两人小组经常只审理案件的名单，不召见囚犯和见证人，不对审讯人员收集的材料进行审核，就作出判决，然后上报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和检察长维辛斯基。他们批准后，小组负责执行。
内务机关自成系统，各级地方机关只受上级机关的领导，不归同级地方党政机关管理，并且有权监督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活动。如州党委第一书记无权过问州内务机构的事务，却受后者的秘密监视。根据《关于保护领袖的法令》，各级干部不通知内务部派去的警卫人员就什么地方都不能去；不接受警卫人员的监视也不能会见任何人。内务人民委员部实际直属党中央政治局领导。随着斯大林个人权力的膨胀，它日益成为斯大林个人控制和使用的工具。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这一特殊组成机制使它成为破坏法制、开展大清洗镇压活动的得力工具。
苏联政府还颁布了许多有关惩罚镇压的严酷法律。党中央原来决定，政治案件未经党中央核定不准宣判处以极刑。但它经常遭破坏。政治局不得不在1931年4月20日重申这一规定。1932年8月7日，颁布保护财产的法律，加重对侵犯公共财产者的惩罚。9月16日，政治局决定取消党中央的上述决定，规定经苏联最高法院、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以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批准即可执行死刑。同年底和次年年初，政治局又批准乌克兰等地组成三人小组，授予判处死刑的最后决定权。
1934年6月8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客观参与》的法律，认定罪犯的成年家属不管是否参与、是否知情，都在客观上参与其事，都要承担责任。对逃往国外的家属、受其抚养的人，可判处流放西伯利亚5年。1935年3月30日的法令更加严厉，后来载入刑法第58条。它规定对偷越国境的军人和公民判处死刑，叛逃者的家属知其叛逃意图者判处10年以下的徒刑，其他成员判处5年徒刑。1935年4月7日，苏联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可以对12岁以上（含12岁）的未成年人判刑事罪，直至判处死刑。后来，这条法律成为利用对小孩的惩治来折磨大人，胁迫大人认罪的工具。1935年5月1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要求“无情地揭露人民的敌人并把他们消灭”。从此，“人民的敌人”这个含义不清的罪名便成为随意镇压无辜者的方便借口。1937年，联共（布）中央又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做出了一项关于采用肉体感化细决定，把早已实施的严刑逼供合法化。内务人员据此更加肆无忌惮地毒打被关押的人，采取不许睡觉等折磨人的行为，甚至把人活活拷打致死，或受伤后死亡。内务部人员还自己编造口供，强迫在押人员签署。②
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指导下，在斯大林个人专权和治安体制缺乏民主监督、相互制衡、内务部依仗特权横行无忌的情况下，苏联不断扩大清冼镇压规模，日益走向全国性的大清洗。
文章出处：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96页——361页。
读后感：
1、手段残忍令人发指，无所不用其极，卑鄙下流！
2、惨绝人寰，瞠目结舌！
3、本文内容十分精彩，很耐读！
4、引用材料绝大部分是俄文，资料性极强。
5、细读之后保证大有收获（如果没时间可以直接从三楼看起）。
推荐指数★★★★★★★★★★建议详细阅读
注：原文有大量俄文页下注，人民、专有名词后亦有俄文对照，但为了OCR方便起见均没转，仅转帖正文。另外OCR之后可能会有错别字，希望大家注意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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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30年代大清洗
——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悲剧内幕
文/北京大学徐天新
一、危机出现和大清洗的序幕
二、基洛夫遇刺事件与大清洗的开端
三、“叛国案件”审判与大清洗的高潮
四、对党政军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
五、大清洗运动的尾声及其严重后果
苏联1930年代开展了一场针对隐藏在内部的“人民的敌人”的大清洗运动，西方多称之为“大恐怖”。这是苏联历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由于人们的理解各不相同，大清洗至今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界定。有的人把它限于大清洗高潮的1936~1937年两年，有的人把它定为1930年代，还有人把它扩展为整个斯大林执政年代。本文将大清洗定为1930年代对党政军干部的清洗、迫害和镇压。它始于1934年底的基洛夫被害案件，止于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39年初。
大清洗的镇压规模非常巨大，并且将矛头指向党内领导人和斯大林本人的战友，令人难以理解。而众多的苏联党政领导人又在法庭上公开承认自己一直在进行叛党叛国活动，则使人更为惊奇。众多难解的谜团和众说纷纭的内幕引发了人们的兴趣。同时，大清洗涉及数百万人的性命和前途命运，又是一个非常牵动人们感情的问题。因此，苏联的大清洗备受史学家关注。
关于大清洗历史的研究，首先涉及原始档案资料问题。在斯大林执政时期，档案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基本不公开。1956年2月7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调整改进档案文件管理制度，开始放宽档案的使用范围。1986年12月3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建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开放档案的问题。根据这一委员会的建议，14个部委和中央统计局解密了80多万份的档案卷宗。但有700万份左右档案卷宗受到某种限制使用，更多的档案文件则根本不开放。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批档案开放。1992~2005年间，大约有1000万档案卷宗解密。1990年初，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对苏联内务部档案实施解密，还出版了相关的文件目录集。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原始档案和关键资料已被有意销毁，还有一些文件遭到篡改伪造。
有关大清洗的档案文件主要保存在俄罗斯联邦内务部中央档案馆和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档案馆。此外，其他的档案馆中也收藏有重要的相关文件资料。如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联共（布）中央的文件以及斯大林的个人档案。未发表的斯大林讲话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主要保存着党的最高机构、中央机关报和科研机关的文件。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苏联最高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的文件。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苏联武装力量全部活动的文件。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苏联国民经济主要管理机关和计划机关的文件。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文件以及一些外交官的信件。此外，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也保存着军事方面的相关档案资料。
苏联和俄国的史学家对有关大清洗的很多档案资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并按专题分类，公布于《苏共中央通报》、《苏共历史问题》、《文献资料》、《历史档案》、《祖国历史》、《人头马》等杂志中。此外，出版了大量有关大清洗的文件资料集和著述，如多卷本的《不为人知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等。
前斯大林集中营囚犯及其家属还组成了历史教育协会~《纪念碑》（Мемориал），旨在揭示大清洗的实情。各地搜集整理发行了遭迫害者名单，如《列宁格勒殉难者名单》。后来又加上牺牲者的传记、幸存者的回忆、图片地图等，还出版了《恨与爱的教训》、《生命反对死亡》、《巴什基尔斯坦的殉难者》、《安魂弥撒》、《白皮书》、《纪念丛书》、《贵族会议》等著作或作品。
关于大清洗历史的研究，苏联史学界长期只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口径进行阐述，称1930年代的大清洗大镇压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对具体情况除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外，则很少涉及。
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大清洗的内幕开始被揭开。1953年中，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受党中央委托，重新审查斯大林时期的党纪处分和刑事处分案件，为受害者平反昭雪，并每年做一工作报告。1961年5月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建立专门委员会审查有关军队内的镇压问题，成员包括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苏联总检察长。1964年6月26日，委员会向赫鲁晓夫报告工作结果，并呈上《关于1937年司法机关和党的机关指控图哈切夫斯基同志、亚基尔同志、乌博列维奇同志以及其他军事活动家背叛祖国、搞恐怖活动和军事阴谋的复查报告》。该报告全文刊登在《俄罗斯军事档案》③，中文译文刊登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④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决定进一步审核1930年代的反党叛国案件。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87年9月28日成立了复核有关1930~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镇压材料的委员会。经过一段工作，于1988年3月5日召开第三次会议，讨论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检察院、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的关于“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一案。1988年7月27日，又召开第五次会议，讨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莫斯科总部”、“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等案件的材料。经过审议，委员会认为当时的判决是毫无根据的，决定为有关人员平反昭雪。相关的调查材料和决议刊登在《苏共中央通报》上。中文译文刊登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上。②
苏联国内对大清洗的研究，最早是索尔仁尼琴在国外出版的《古拉格群岛》③，作者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奖。麦德维杰夫于1971年在美国出版了《让历史来审判》，系统评述了大清洗的历史。该书1974年发行了俄文版。④
苏联解体后，俄国学术界发表了许多综合性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此外，还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如对军队中的镇压问题⑥，对检察院和内务部的工作情况都作了专门研究。
西方学者凡谈到苏联历史时都大谈特谈大恐怖的问题，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罗伯特•康奎斯特的《大恐怖：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清洗》，库尔图阿等人的《共产主义黑皮书》等,
中国学者也十分重视这一课题，并就镇压的规模等问题展开争论。②尽管有关大清洗的档案资料在陆续解密，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但问题仍然十分多。再加上这一运动同政治、道义等方面的密切关联，学术探讨经常掺杂着政治争论和情绪对抗，以至有时完全失去了学术内容。一些人用它说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尖锐阶级斗争的表现，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另一些人则把它当作否定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重要依据。
当前不清楚或说存在争议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清洗中许多重大案件由于缺乏确凿的资料而内幕不清楚。一些学者凭片面材料或凭直觉提出自己的判断，因此各不相同甚至完全对立。如基洛夫被暗杀，究竟是尼古拉耶夫的个人行为，还是内务部或是斯大林指使的，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又如，军队中是否有反斯大林的计划，也有争论。多数人否认有阴谋存在。少数人持不同看法，说斯大林对将军们的镇压是正确的。
其次，对大清洗、大镇压的时间和规模看法不一。有人把它限于1937～1938年，说遭到镇压的只是司法机关判处死刑的68万人。有人则把整个1930年代都视为大清洗大镇压的年代，并认为有很多人不是司法机关判处死刑的，还有更多死于监狱或劳改营的人。此外，还有人把遭受迫害的富农分子、富裕农民以及被迁徙的少数民族也计箅在内。他们认为遭镇压的有300万～800万，遭迫害的则多达数千万。
第三，关于发生大清洗、大镇压的原因，有人说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镇压国内外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求所引发的。有人说是斯大林政权软弱造成的，因为“强大、稳固的制度是不需要靠大规模暴力进行统治的”。①苏联的大清洗不具有事先计划好的性质，它是政府迫于社会的压力，迫于下面对各级官员的不满才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有人则反驳说，是政府利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和对维权的无知，有意制造的。大清洗并非群众的要求和自发行为，是领导把群众变为迫害运动的参加者和支持者。有的人说是领导的认识发生偏差，夸大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夸大战争威胁所导致的。还有人说是斯大林模式所决定的，说暴力专政是斯大林体制的最基本色彩，“恐怖是斯大林秩序的基础”。③大清洗是斯大林专权的产物。
第四，关于大清洗的错误性质，或说是肃反扩大化，或说是原则错误。
第五，关于大清洗的后果影响，究竟是为后来的战争提供胜利保证，还是造成战争前期的失利，是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还是埋下了布尔什维克党失权的祸根，一直有争议。
第六，关于谁应对大清洗的错误承担主要责任。有人认为是斯大林个人，或是斯大林为首的中央领导。有的人说是地方官僚，他们为确保个人的地位而肆意扩大清洗规模。还有的人认为是反对派分子，说“托洛茨基分子和反对派分子在这件事上抓住了党的清洗方针，同过去许多事情一样，把这个方针歪曲到荒谬的地步，使清洗变成了真正的血腥疯狂的行为”,
本文拟利用目前已经掌握的档案文献，考察大清洗的历史过程，并参与上述问题的讨论。
一、危机出现和大清洗的序幕
苏联1930年代的大清洗是在国内矛盾激化，危机日益显现的背景下，经过长期酝酿发展和多方准备后出现的。
1927年，斯大林战胜最大的对手，把托洛茨基一派开除出党，接着又将布哈林等人排斥出领导岗位，确立了自己在苏联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
斯大林独掌大权后，采用行政暴力的手段全力推进自己规划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运动，虽取得了耀眼的成果，但同时也产生诸多严重问题。经济畸形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由于人为地加快重工业的发展而下降，强制和半强制劳动范围不断扩大，强迫命令和惩罚判刑力度日益加大，社会由此动荡不安。用巨大代价建成的新社会也远不像宣传的那样理想，一般群众直至各级党政领导人日益对现行政策产生疑问和意见。一些新提拔起来的领导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营建个人专权的小王国。不安定因素在增长，危机苗头开始显现。在这一动荡时刻，斯大林不是调整政策，缓解矛盾，而是不断加强他所喜爱的专政手段。他陶醉于已取得的成绩，力图用清洗和镇压来扩大自己的业绩。
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采取非常措施对付农民；同时，对党政干部进行清洗镇压。1929年4月，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通过《关于清洗和审查联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决议，决定“实行总清党”，清洗“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清洗一切非共产主义分子、蜕化分子、异己分子、官僚主义分子、混进党内的分子、自私自利的分子和以官僚态度对待自己职责的分子”，开始对党内一切不忠、不满直至反对斯大林政策的分子，对一切可能是敌人的人进行清理。与此同时，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前非布尔什维克党成员的大规模镇压活动也悄然开始。
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生产事故不断发生，群众十分焦虑不满。国家政治保卫局于1928年逮捕了顿巴斯煤矿沙赫特地区的50名苏联工程技术人员和3名德国顾问。7月，进行审判，指控他们建立反革命组织，破坏生产。49人被判刑，其中5人被判处死刑。此后，全国掀起了清除“沙赫特分子”的政治运动。
1929年，宣布破获“拯救乌克兰联盟”，其领导人是乌克兰科学院副主席叶弗列莫夫，说他们宣扬资产阶级民族文化，同波兰秘密订约，企图把乌克兰从苏联分离出去。这一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但1930年春，仍对40多人进行公开审讯。主要领导人最初判处死刑，后改为8~10年监禁。
1930年，宣布破获“劳动农民党”，其领导人是副粮食人民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以及经济学家恰亚诺夫、尤罗夫斯基、农学家多亚连科，说该党在农业部、财政部、合作社系统、农业科学研究院等处都有地下秘密组织，共有党员10万~20万人；指控该党准备通过武装起义来夺权，商定未来政府的首脑是康德拉季耶夫。在没有对该案件进行公开审讯的情况下，1930年9月25日，秘密宣布判处康德拉季耶夫等48人死刑。1930~1932年，因隶属“劳动农民党”而被逮捕的有1000多人。
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了“工业党”案件。交付法庭审判的有热工学院院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成员拉姆津教授、国家计委燃料部主席拉里切夫、国家计委生产部副主席卡林尼科夫、国民经济委员会科技会议主席恰尔诺夫斯基等8人。说“工业党”有2000多人，是“资产阶级技术知识界上层反革命分子集团”，同外国反动分子有联系，“企图在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间谍破坏活动”，还准备在边界制造事端，让法国、波兰、罗马尼亚等国进行武装干涉，日期定在1930年，后因缺乏有利条件，延期到1931或1932年。结果，多数接受审判的领导人被判处死刑。在这个案件审讯过程中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为此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苏运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得不决定对“工业党”领导人减刑，改判为不同期限的监禁。但7～8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被枪决。①
在侦讯“劳动农民党”案件的同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亚戈达于1931年2月23日下令“立即对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构中的前、现和流放过的孟什维克的实际工作进行审查，逮捕所有涉嫌进行破坏以及和非法组织有联系的人，并进行侦查”。②这以后，许多人被逮捕。3月1日，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案件进行公开审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格罗曼，国家银行管理局成员舍尔，俄罗斯联邦商业人民委员部下属对外贸易垄断研究院工作人员、作家苏哈诺夫，经济学家、国民经济学院教授金斯堡，商业人民委员部供应部副主任雅库博维奇，作家伊科夫，马恩研究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教授鲁宾等14人被交付法庭。这些人原来是孟什维克，但已经在1920～1922年宣布退出孟什维克。公诉人指控他们后来又秘密加入孟什维克党，并组成这个党在苏联境内的领导总部；指控他们从1928年起就开始活动，与“劳动农民党”、“工业党”联合，妄图颠覆苏维埃政权。但是，法庭没有提出任何一份相关的书面文件资料来证实这些指控。法庭审讯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第二国际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在国外强大反对声中，法庭仅判处他们以5～10年的监禁。这些人后来大多死于流放地（格罗曼、舍尔、金斯堡等）或被枪毙（苏哈诺夫、鲁宾等）。③
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的审判导致了一连串新的镇压。到1933年5月，监狱和隔离所里共监禁了80万人。人们把监狱戏称为“工程师和技术员的休养所”。①
1930年代初的社会经济危机引发党内意见分歧。一些曾经同斯大林一起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领导人开始对斯大林的政策产生怀疑甚至起来反对。瑟尔佐夫于1926~1929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书记，积极贯彻对余粮户的非常措施；1929年被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以便与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相抗衡。后来，他对非常措施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感到担忧，对工业化速度表示怀疑，提出要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他与外高加索边疆区第一书记洛米纳泽多次会面。他们想弥合左翼和右翼之间的鸿沟，认为应把斯大林从党中央书记的岗位上调开。尽管他们还没有向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他们的活动已被人告密。1930年11月4日，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审查瑟尔佐夫等人的问题，后未经党中央开会就决定将瑟尔佐夫和洛米纳泽开除出党中央，将前共青团第一书记、青年共产国际领导人沙茨金开除出中央监察委员会。12月1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关于瑟尔佐夫、洛米纳泽等派别活动》的决议，指责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和沙茨金组成左派一右派联盟，进行派别活动。沙茨金于1937年、瑟尔佐夫于1938年被处死；洛米纳泽于1937年自杀身亡。②
1932年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成员，其首领是柳亭。柳亭于1914年入党，1924～1928年任莫斯科市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委书记。1927年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他不同意对农民采取非常措施，在中央委员会讨论右倾问题时，采取了所谓缓冲立场，被指责为对右倾分子持调和主义态度。1928年10月，他被解除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委书记的职务。1932年8月21日，柳亭等人在莫斯科近郊开会，讨论通过了行动纲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宣言一一《告联共（布）全体党员》。呼吁书认定，国家之所以面临这种严重形势，是斯大林的领导班子在对农民使用强制手段以实现加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的问题上的偏激做法造成的。文件谈到必须实行党内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化，恢复列宁主义的准则和原则，停止强迫集体化。文件认定，在斯大林领导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期间，很难指望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为了恢复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党的生活和活动中的列宁主义原则，提高党员的积极性，使国家摆脱严重的经济形势，必须改组党的领导机构，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之职。同时，文件把斯大林称为“大间谍、奸细、党的破坏者”、“俄国革命的掘墓人”。①
1932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柳亭等人。10月9日，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说柳亭集团成员“已蜕变成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党和工人阶级的叛徒，妄图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骗人幌子，以秘密的方式成立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尤其是复辟富农统治的资产阶级宫农组织”。②斯大林对柳亭的行动十分恼火，要求枪毙他。基洛夫、柯秀尔、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鲁祖塔克等政治局委员反对。1932年10月11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审判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30名成员判处期限不等的监禁、劳改和流放。1937年1月1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根据1934年12月1日颁布的非常法，在没有公诉人和辩护人参加的情况下，对柳亭等人开庭审讯，判处柳亭等12人极刑，并于当天执行枪决。1988年6月，苏联最高法院撤销对此案的刑事判决。
1932年底，联共（布）中央又揭露了“斯米尔诺夫反党集团”。斯米尔诺夫曾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成员，1912年进入党中央，历任土地人民委员、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党中央书记、食品供应人民委员。同他一起被揭发的还有国内战争参加者、副内外贸易人民委员爱斯蒙特和交通人民委员托尔马切夫。他们在工人中开展活动，提出了解散集体农庄，改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会与国家分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等要求。1933年1月12日，党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关于爱斯蒙特、托尔马切夫、斯米尔诺夫等人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谴责他们“建立了秘密的派别集团”，进行反党活动，决定将爱斯蒙特和托尔马切夫开除出党，将斯米尔诺夫开除出党中央。1936年，爱斯蒙特在一次车祸中去世。斯米尔诺夫、托尔马切夫则在后来被枪决。①
不久，又揭发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斯克雷普尼克集团”。斯克雷普尼克于1897年入党，历任乌克兰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1920年代，乌克兰内部有一股要求民族独立的势力。斯大林把这股反苏维埃的民族势力同斯克雷普尼克联系到一起。被软禁的斯克雷普尼克知迫此事后于1933年自杀身亡。②
1933年1月12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通过《关于清党》的决议，同意政治局1932年12月10日关于在1933年进行清党的决定，试图以此制止党内不满和反对情绪的扩散。清党运动原定在5个月内完成，实际进行了一年半。200多万党员中，18%的党员被清除出党，其中15%的党员是自愿退党的。
在不断扩大清洗镇压规模的同时，斯大林大力宣扬党内外冲突激化的必然性和采取严厉镇压政策的正确性，把暴力理论系统化，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1928年7月，斯大林提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④1929年，他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中，专门讲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问题。他认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在社会主义的进攻面前，反动阶级的本性决定他们必然会反抗，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但其绝对增长还是有的。斯大林说，“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资产阶级“愈来愈比我们弱。正因为他们愈来愈弱，他们才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于是不得不用尽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来进行抵抗”。①
1930年，斯大林进一步讲到国外敌对阶级对国内阶级敌人支持的问题。他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讲道，“资本主义包围一这就是说，苏联周围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力量，它们决心要在精神上，在物质上，或用财政封锁的方法，必要时甚至用军事干涉的方法来支持我们苏联内部的阶级敌人。事实证明，我国专家的暗害活动，富农的反苏维埃活动，焚烧和炸毁我们的企业和建筑物的行为，都是受到外来的资助和怂恿的”；还说，资产阶级的更加激烈的反抗，必然会反映到党内。②
1933年1月，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再次强调阶级斗争的问题，说“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他还把资产阶级反抗同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认定他们是要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他说，“苏维埃国家威力的增长一定会使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的抵抗加强起来。正因为他们正在死亡，他们已经面临末日，所以他们一定会从一种袭击形式转到另一种更猛烈的袭击形式，向居民中的落后阶层呼吁，发动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从前的人物用尽一切危害和诬蔑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并企图以此发动落后分子。在这个基础上，过去的反革命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残兵败将，中部和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残兵败将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中的反革命余孽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③
斯大林一方面把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又认为当苏联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没有阶级对抗了。为了消除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他日益把斗争尖锐化归结为资本主义国家在苏联进行间谍恐怖活动的加强，把清洗镇压对象定性为帝国主义代理人、间谍特务。④
1937年，斯大林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指出，“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暗害分子、破坏分子、特务、间谍、杀人凶手组成的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匪帮，是受外国谍报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的死敌组成的一伙匪帮”。他将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总结为，“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①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为人为制造和激化分歧、斗争开辟了道路，为掩饰政策和工作的失误提供了借口，为排斥异己、维护小集团利益提供了武器。
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被确定的同时，斯大林不断加强国家的治安机构。原来有直属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侦察和审理反革命案件。一般刑事案件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处理。1934年7月10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并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清洗、大镇压统一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实施。
1934年，亚戈达出任内务人民委员；1936年9月，叶若夫接任；1938年12月，改由贝利亚担任。这三人，特别是叶若夫，是大清洗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们疯狂迫害无辜者，最后自己也落个被解职、被枪毙的下场。
根据1924年宪法的规定，苏联设有法院。1934年，又设置了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和区军事法庭，负责审判重大案件。此外，在1933年设置了检察院，第一任检察长是阿库洛夫。维辛斯基最初是副检察长，1935年升为检察长。按法律规定，内务部机关必须先向检察长提交说明逮捕理由的决议以及相关的文件资料，经过检察机关审核批准后，内务部机关才能进行逮捕。宪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非经法院决定或者检察长批准，不受逮捕”。随后的侦讯，内务部应遵守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并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进行。最后由检察机关负责起诉，法院进行审判。但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实际上并不受司法检察机关的限制监督，可以无视法律的规定，自行其是。内务部通常是在没有司法检察机关同意下，自行逮捕人。审讯也是由内务部工作人员主持进行，检察人员通常是不参加的。
1934年11月5日，内务人民委员部设置了特别会议以及下属的共和国、边区和州的三人小组。特别会议可以绕过法院自行审判，并且通常是在被告、证人、律师、检察官不在的情况下作出判决。1935年5月25日，这一权力扩大到地方的三人小组。它一般由地方检察长、内务部地方局负责人和警察局长组成。1937～1938年，与三人小组并列工作的还有两人小组，其正式名称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长委员会，由这两个机构的代表组成。三人小组和两人小组经常只审理案件的名单，不召见囚犯和见证人，不对审讯人员收集的材料进行审核，就作出判决，然后上报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和检察长维辛斯基。他们批准后，小组负责执行。
内务机关自成系统，各级地方机关只受上级机关的领导，不归同级地方党政机关管理，并且有权监督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活动。如州党委第一书记无权过问州内务机构的事务，却受后者的秘密监视。根据《关于保护领袖的法令》，各级干部不通知内务部派去的警卫人员就什么地方都不能去；不接受警卫人员的监视也不能会见任何人。内务人民委员部实际直属党中央政治局领导。随着斯大林个人权力的膨胀，它日益成为斯大林个人控制和使用的工具。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这一特殊组成机制使它成为破坏法制、开展大清洗镇压活动的得力工具。
苏联政府还颁布了许多有关惩罚镇压的严酷法律。党中央原来决定，政治案件未经党中央核定不准宣判处以极刑。但它经常遭破坏。政治局不得不在1931年4月20日重申这一规定。1932年8月7日，颁布保护财产的法律，加重对侵犯公共财产者的惩罚。9月16日，政治局决定取消党中央的上述决定，规定经苏联最高法院、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以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批准即可执行死刑。同年底和次年年初，政治局又批准乌克兰等地组成三人小组，授予判处死刑的最后决定权。
1934年6月8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客观参与》的法律，认定罪犯的成年家属不管是否参与、是否知情，都在客观上参与其事，都要承担责任。对逃往国外的家属、受其抚养的人，可判处流放西伯利亚5年。1935年3月30日的法令更加严厉，后来载入刑法第58条。它规定对偷越国境的军人和公民判处死刑，叛逃者的家属知其叛逃意图者判处10年以下的徒刑，其他成员判处5年徒刑。1935年4月7日，苏联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可以对12岁以上（含12岁）的未成年人判刑事罪，直至判处死刑。后来，这条法律成为利用对小孩的惩治来折磨大人，胁迫大人认罪的工具。1935年5月1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要求“无情地揭露人民的敌人并把他们消灭”。从此，“人民的敌人”这个含义不清的罪名便成为随意镇压无辜者的方便借口。1937年，联共（布）中央又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做出了一项关于采用肉体感化细决定，把早已实施的严刑逼供合法化。内务人员据此更加肆无忌惮地毒打被关押的人，采取不许睡觉等折磨人的行为，甚至把人活活拷打致死，或受伤后死亡。内务部人员还自己编造口供，强迫在押人员签署。②
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指导下，在斯大林个人专权和治安体制缺乏民主监督、相互制衡、内务部依仗特权横行无忌的情况下，苏联不断扩大清冼镇压规模，日益走向全国性的大清洗。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被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然而，在1966名大会代表中，竟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占代表总数的56%。打击的矛头还指向了党中央委员。1917年8月俄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领导十月革命的中央委员会。在21名中央委员中，被逮捕处死的有别尔津、布哈林、布勃诺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米柳亭、李可夫、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等10人，还有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遭迫害的占到一半以上。
1922年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出27名中央委员，其中遭迫害致死的有16人，他们是：布哈林、泽林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科罗特科夫、奧尔忠尼启则（自杀）、拉狄克、拉科夫斯基、鲁祖塔克、李可夫、萨普龙诺夫、斯米尔诺夫（死于狱中I索柯里尼柯夫、托姆斯基（自杀）、托洛茨基（遭暗杀）、邱巴尔。此外，彼得罗夫斯基被逮捕，后获释。遭迫害的占到60%以上。
1937年10月，党中央会议将24名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37年12月，党中央委员会以征询意见方式通过决议：“中央全会根据确凿的材料认为必须将下列人员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并作为人民公敌予以逮捕：鲍曼、布勃诺夫、布林、梅日劳克、鲁希莫维奇和切尔诺夫，他们是德国间谍和沙皇保安机关的密探；米哈伊洛夫，他同雅科夫列夫的反革命活动有牵连；伦金，他同李可夫、苏利莫夫的反革命活动有牵连。”接着，斯大林亲笔补了一句：“所有这些人都承认自己有罪。”①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98人即占80%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
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没能幸免。列宁在世时的最后一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即1923年4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后选举产生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早年逝世外，斯大林将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于死地。1919~1935年先后选出31名
政治局委员，其中有20人遇害。一些曾积极参加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斗争，并得到提拔的政治局委员也遭镇压。仅1937~1938年就有5名政治局成员遭逮捕，全被处死。
扬•埃内斯托维奇•鲁祖塔克，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2～1926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党中央中亚局主席，1923年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4年为政治局委员，1926~1937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5月他被捕，被指控领导拉脱维亚反苏维埃民族主义组织。鲁祖塔克在法庭上声明自己无罪，但法庭只用了20分钟就做出死刑判决。1938年7月鲁祖塔克被处死。
斯坦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柯秀尔，1907年入党，1920年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1925～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28～1937年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1927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38年1月，柯秀尔以缺乏警惕性的罪名被解除在乌克兰的职务，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同年5月他被捕，指控他在1922年就参加了反革命的波兰军事组织，1934年又成立和领导了“乌克兰反革命阴谋恐怖中心”，1939年2月26日被枪决。
弗拉斯•雅可夫列维奇•邱巴尔，1907年入党，1923～193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34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人民委员，1926~1935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1938年为政治局委员。1938年7月被他逮捕，被控参加恐怖组织，是德国间谍，1939年2月同柯秀尔一起被处死。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波斯特舍夫，1904年入党，历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哈尔科夫州委、基辅州委书记，193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特舍夫在1938年1月中央全会上发言指出，他到古比雪夫州时看到，经过清洗以后，州党委员会、州执行委员会以及区委员会的工作都瘫痪了。许多区委由于只剩下两三个委员，实际上已经停止工作。在州里，这样的区有30多个。卡冈诺维奇抓住他的发言做文章，说“波斯特舍夫在这次全会的发言是在重复敌视党的言论”。其他人也跟着批判波斯特舍夫。〗1938年2月，波斯特舍夫被捕，被指控参加了右派一托洛茨基阴谋，充当日本、波兰和德国的间谍，1939年被处死。
罗伯特，因德里克维奇，埃赫，拉脱维亚人，1905年入党，1935～1938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1937年任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1937年改任农业人民委员，1938年4月被捕。埃赫在法庭上不承认自己有罪。他声明说，“在似乎是我交代的供词中，除了下面的签名之外，没有一个字是我说出来的，就是这些签名也是被迫的。供词是在审讯员的压迫下制造出来的，从我被逮捕时起，就开始对我实施严刑拷打……审讯人员还利用我有病的身躯（我的脊柱已经被折断），在上面击打，就像在琴键上做的那样。这是无法忍受的酷刑……我没有犯罪，我从来也没有参加过什么阴谋活动”。1940年2月他被处死。
政府机关也遭到无情的清洗。列宁主持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就有9人（内务人民委员李可夫、陆海军人民委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克雷连柯、德边科、农业人民委员米柳亭、劳动人民委员施略普尼科夫、司法人民委员洛莫夫、粮食人民委员泰奥多罗维奇、邮电人民委员格列鲍夫•阿维洛夫）在这次清洗中被镇压，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4人在1933年以前逝世。活过这场灾难的只有斯大林一人。
1935年进入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中，有20人被处死，活下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安德烈耶夫和李维诺夫6人。1938年初人民委员会28个成员中有20人很快就被镇压。1937～1938年被捕后牺牲的政府领导人有：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重工业人民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瓦•伊•梅日劳克，接替梅日劳克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斯米尔诺夫，国家计委副主席克维林，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施米特和安季波夫，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鲁希莫维奇，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柯，农业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财政人民委员格林科，轻工业人民委员柳比莫夫，林业人民委员伊万诺夫，食品工业人民委员洛博夫，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魏采尔，卫生人民委员卡明斯基，邮电人民委员英•安•哈勒普斯基，水运人民委员.帕霍莫夫，机器制造业人民委勃鲁斯金，国营农场人民委员卡尔马诺维奇和扎片杰姆钦科，国家银行管理局主席马里雅辛等。
随着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的被镇压，他们的下属多被牵连。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底，大约有2000名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逮捕。国防人民委员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外交人民委员部，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遭到毁灭性打击。交通人民委员部在1936～1938年间，有13名副人民委员，65名铁路局局长，63名政治部主任和铁路局副局长被逮捕。坦克制造人民委员部整个管理机关的人员、各企业的所有厂长经理（只有两个人除外），绝大多数的专家工程师都遭逮捕。内务人民委员部是斯大林依靠的惩罚机关。但他们知道的镇压内幕太多了，斯大林不能留下这些见证人。另外，他们是第一线执行人，积怨很深，正好是缓解民怨的替罪羊。因此内务部的清洗更是突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被撤职处死后，他的副手一副内务人民委员，以及各司司长都先后被逮捕处死。叶若夫后来承认他“清洗了14000名肃反工作人员”，还说他“最大的过错是清洗得少了”。①叶若夫及其同伙也没有得到好下场。贝利亚上台后，逮捕了几乎所有的内务部下属的各局局长和他们的助手。
军队也遭到可怕的清洗。1930年代，苏联有5名元帅，除了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外，其他3名遭镇压。图哈切夫斯基被处死后，下一个受迫害的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他在国内战争期间，任远东共和国总司令，五次获得红旗勋章。1924～1927年他到中国，任广州革命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化名加仑将军。1929年起，他任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1938年夏，他指挥红军打败日军在张鼓峰的入侵，10月被逮捕，11月被秘密处死，但一直没有公布这一消息。另一位元帅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内战期间先后任南方和西南方方面军司令，方面军委员是斯大林；1931~1937年任红军总参谋长，1938年被捕，1939年2月遇害。1956年，为这两位元帅恢复了名誉。
此外，副国防人民委员雅•伊•阿尔克斯尼斯、伊•费•费季科和弗•米•奥尔洛夫，红军副总参谋长列维切夫和谢•亚•梅热尼诺夫，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安•斯•布林和奥谢皮扬，海军人民委员彼•亚•斯米尔诺夫，副海军人民委员斯米尔诺夫（斯韦特洛夫斯基），海军司令米弗•维•克托罗夫，海军参谋长斯塔谢维奇，黑海舰队司令伊•库•科扎诺夫，北方舰队司令康•伊•杜舍诺夫，太平洋舰队司令格•彼•基列耶夫，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科达茨基•鲁德涅夫，莫斯科军区司令乌里茨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帕•叶•德边科，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伊•潘•别洛夫，外贝加尔军区司令米•德•韦利卡诺夫，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尼•弗•古比雪夫，北高加索军区司令伊•伊•加里卡维，中亚军区司令伊•肯•格里亚兹诺夫，乌拉尔军区司令鲍•谢•戈尔巴乔夫和盖利特，哈尔科夫军区司令伊•纳•杜博沃伊等都遭镇压。
对红军将领的镇压规模巨大。被枪杀的有：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全部4名空军高级将领；全部6名海军上将；15名海军中将中的9人；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和副政委；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人。8万名军官中有3.5万名遭到从清除出军队到判刑、处死的迫害。②
丹尼洛夫依据档案资料认定，1937～1939年有24574名军官遭迫害，其中9579人被逮捕，14968人被清除出军队，但11178人又重新返回军队。③另一份统计资料表明，1937～1939年间陆军中共有36898名军官被解除了职务，其中28685人是因政治或民族原因被处理的。1938~1939年，有11178名被解除职务的军官重返军队。到1940年1月1日，遭迫害的军官为17981人。
根据军事审判厅厅长向联共（布）中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提交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和军事法庭的工作报告，编制出工农红军干部因反革命罪而被判刑的人数统计表如下：
由此可见，1936～1940年期间因反革命罪被审判的军人有10838人，其中中高级领导干部为2218人。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因为1937年的数据不包括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判决的“法西斯军事阴谋”和“右派一托洛茨基组织”的参加者。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包括内务部“特别会议”及其他非司法机关判处的人员，而对这些人的统计数字至今尚未进行足够的研究。有人统计，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被判处反革命罪的有3777380人，其中2900000人不是司法机关判处的，占76.77%假设非司法机关对军人审判的比例与上述平民的比例相同，那么，1936～1940年期间因反革命罪受司法机关和非司法机关审判的中高级军官为9519人。
地方党政机关也被镇压浪潮席卷。在俄罗斯联邦，90^的州党委和州执委委员遭镇压。列宁格勒的党、苏维埃和经济领导骨干几乎全部被消灭了。1935～1940年间在列宁格勒有68088人被镇压。在绝大多数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和市、区，有2/3的党政领导人遭到逮捕。
一般的党员也遭清洗镇压。1937～1938年受迫害的党员共达116885人，占党员总数的1/9。①这里指的是被逮捕时仍是党员的人数，如果把曾是党员的人也箅进去，数目就要大得多。
一些仍留在工作岗位上的领导人的亲人也遭到逮捕，如加里宁的妻子，奥尔忠尼启则的哥哥，卡冈诺维奇的两个弟弟，什维尔尼克的独生女儿。不知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否要想通过这件事来考验或威胁他的下属。
乌克兰受到沉重打击。1937年8月，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到基辅，要求乌克兰党中央对其中央书记柯秀尔、人民委员会主席柳布琴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彼得罗夫斯基投不信任票，选举赫鲁晓夫为中央书记，遭到乌克兰党中央拒绝。后来，莫洛托夫提出邀请乌克兰全体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02人到莫斯科讨论此事。柳布琴科预感后果的严重，并担心自己的家属也会遭迫害，他先打死妻子和儿子，然后自杀身亡。其他人去了莫斯科，最后只有彼得罗夫斯基等3人活了下来。1938年1月，赫鲁晓夫出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在1938~1940年间，在乌克兰有167565人被逮捕。③
在白俄罗斯，马林科夫和叶若夫编造谎言，说里存在一个以党政领导人为首的反苏地下组织。这使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几乎全部被逮捕镇压。白俄罗斯党中央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戈洛杰德，白俄罗斯党中央常务局委员切尔维亚科夫等被杀害。白俄罗斯党组织人数减少
一半。④
高加索的三个共和国的众多领导人遭到迫害。外高加索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穆萨别科夫遭杀害。亚美尼亚党中央第一书记汉姜，中央书记斯拉比奥尼扬（卢卡申)、约尼扬、奥弗谢比扬和科斯达尼扬，人民委员会主席捷尔•加布里耶梁，亚美尼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马尔蒂基扬被镇压。阿塞拜疆党中央书记阿洪多夫、人民委员会主席古塞恩•拉赫曼诺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埃芬季耶夫遭杀害。在格鲁吉亚，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奥拉赫拉什维利，格鲁吉亚党中央书记和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拉夫连季耶夫（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等人被处死。1937年召开的格鲁吉亚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共有644名代表，不久以后有425人被逮捕或处死。①
中亚共和国受到的清洗更是惊人。1937年哈萨克党中央常务局的成员无一例外地被逮捕处决。牺牲的有中央书记米尔佐扬、努尔皮伊索夫，人民委员会主席伊萨耶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库鲁姆别托夫等人。
土库曼党中央书记丁穆哈默多夫和波波克，人民委员会主席阿塔巴耶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艾塔科夫等人被镇压。只有120多万人口的土库曼在1937年8月到1938年11月共有15660人被判刑，其中5008人被处决。②
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伊克拉莫夫，人民委员会主席霍贾耶夫被处决。1937～1939年间，在乌兹别克有4.1万人被逮捕，6920人被处死。
吉尔吉斯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姆莫索夫、第二书记别洛茨基、监察委员会主席萨达耶夫等人被处死。
在塔吉克共和国，内务部揭露了一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说它与托洛茨基中心、伊朗、阿富汗、日本、英国和德国有联系。这个组织的领导有塔吉克党中央书记阿舒罗夫和弗罗洛夫，人民委员会主席拉希姆巴耶夫和12名人民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绍捷莫利，以及塔吉克党中央几乎所有各部的部长和18名区委书记。①
仅1937年，中亚地区基层党组织干部的55.79%、区党委干部的78.89%被清洗。②
在俄罗斯联邦的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党政干部普遍遭迫害。卡累利阿、鞑靼、卡巴尔达•巴尔卡尔、马里、科米自治共和国以及犹太自治州的党委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均被逮捕处死。北奥塞梯自治州的11名州党委成员中有9人被捕。
叶若夫根据斯大林的个人指令，于1937年7月25日签署了第00439号命令，要求各地方机关在5天内逮捕所有在军事工厂和铁路运输部门工作的日耳曼人。1937年8月到1938年11月，即远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4.2万日耳曼人被处死。
在1937年8月25日到1938年11月15日的反民族主义分子战役中，两人小组和特别三人小组共审理了335513人的案件，其中247157被判处枪决。③
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引发了众多严重问题，生物学界也因此受牵连。特•杰•李森科等人曲意迎合政治需要，不断高升，而诚实的生物学家因同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同而备受打击。农业科学研究院第一任院长瓦维洛夫是世界著名的育种学家、遗传学家。他搜集了世界各地的5万个野生植物标本和3万多个小麦样品，带回苏联进行遗传学研究，取得重大成果，1926年获得列宁奖金，却于1940年无辜被捕，1943年死于狱中。
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亚•伊•穆拉洛夫，以及棉花、畜牧、农业化学、植物保护等研究所的领导人都遭镇压。更多的生物学家被逮捕流放。植物学家米歇耶夫在克累马河集中营被毒打致死。著名的外科医生科赫教授也关在克累马河集中营，因没有完成开采黄金的定额被枪决。
国防工业的许多科学家受到迫害。坦克设计师扎扎扎斯拉夫斯基，无后坐力炮发明者库尔切夫斯基等众多军械武器设计师遭诬陷被处决。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于1937年10月21日被逮捕，被指控参加“俄国法西斯党”，进行破坏活动。同年，被逮捕的还有第一批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者——火箭科学研究所所长伊•帖•克列伊梅诺夫，他的助手、“喀秋莎”火箭炮的发明人朗格马克，以及格卢什科。他们的罪名是在火箭科学研究所内建立“反革命组织”。由于被逮捕的工程师非常之多，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集中关在一个特别监狱中，继续进行各种武器的设计开发工作。早在1929年就在布特尔监狱内设立了内部监狱设计局，为首的是著名的飞机设计师波利卡尔波夫和格里戈罗维奇。设计局后来迁到霍德飞机场地区，改名为中央设计局——第三十九号。后来又陆续设立了多个监狱设计局，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中央设计局一一第二十九号，一般称为图波列夫囚徒设计所。在那里工作过的有6名科学院院士（谢•帕•科罗廖夫、尤•阿•克鲁特科夫、亚•伊•涅克拉索夫、鲍•谢•斯捷奇金、尤•鲍•鲁麦尔、安•尼•图波列夫），17名总设计师，12名教授和科学博士，将近200名囚徒科学家，火箭专家科罗廖夫于1937年被捕，次年6月被判刑，在克累马河黄金矿当苦力，后调到中央设计局——第二十九号。1944年被减刑提前释放。他后来成为苏联火箭总设计师，把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
白俄罗斯科学院院长舒尔特被镇压。领头的物理学家如伊•叶•塔姆、福克等遭诽谤，被指责为“唯心主义者”和“敌对思想的走私犯”。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布朗施坦也遭到镇压。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尼•米•费多罗夫斯基于1937年被逮捕判刑，他是实用矿物学的创始人之一，负责组建和领导矿物科学研究所。
各厂矿、企业、工地、铁路成千上万的领导人和工程师被逮捕、判刑、处死。全国瞩目的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库兹涅茨克工程的领导人瓦•米•米哈伊洛夫和谢•米•弗兰克福特被镇压。荣获各种勋章的马格尼托格尔斯克联合企业的经理古戈列，车里雅宾斯克联合企业的负责人雅可夫列夫，马克耶夫卡联合企业的经理格瓦哈里亚被逮捕处死。重工业部掌握着200家大型机器制造厂，这些厂长几乎全部先后被逮捕，其中哈尔科夫拖拉机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罗斯托夫农机厂、高尔基汽车厂、乌拉尔汽车厂、基洛夫（原普梯洛夫）机器制造厂等工厂的厂长被处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机车车辆制造厂在1937～1938两年中，从事行政技术工作的人员差不多全部被消灭了。遭镇压的有工厂的总机械师、计划生产科长、各车间主任。各铁路局的局长也几乎都遭镇压。①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专家遭到专横的批判后，又被逮捕判刑。红色教授学院院长克诺林、马恩列研究院副院长弗•哥•索林、基辅语言学院院长西雅克、解出通古斯象形字的语言学家涅夫斯基以及曾每周两次给斯大林讲哲学课的扬•斯特恩等人均被镇压。更多的历史学、哲学、经济学、语言学、教育学家被逮捕，不少人死于监狱或集中营中。哲学家卡尔萨温死于集中营。
1930年代被逮捕的作家有600多人，占作家协会成员的1/3。著名的作家波•安•皮利尼亚克、加•谢列布里娅科娃、伊•埃•巴别利；诗人奥•曼德尔施塔姆遇害。戏剧导演弗•埃•迈耶尔赫里德死于狱中。各少数民族的文艺家普遍受到迫害。③
斯大林对共产国际及其派生的组织——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国际工人救援委员会都进行了清洗。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于1939年被处死。
在本国处于非法状态的奥地利、匈牙利、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爱沙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受害尤深。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12名人民委员，其中包括匈牙利共产党创建人库恩•贝拉都被杀害。匈牙利共产党中央书记居什奈尔•卡尔菲加利波维奇被捕后，死于集中营。1938年，波兰共产党被指控其领导机关为间谍所渗入，被第三国际解散。在苏联的波兰共产党员几乎全部被抓。波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尤•伦斯基•列什琴斯基，中央领导成员爱•普罗赫尼亚克、玛•柯秀茨卡、阿•瓦尔斯基、耶•伦格等在苏联被处决。德国共产党领导成员列梅克、埃别尔莱恩、诺伊曼，希腊共产党总书记人，孔塔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成员戈尔基奇、乔皮奇、菲利波维奇，芬兰共产党领导成员绍特曼、罗维奥被镇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苏联指导他们党的活动，1930年代遭逮捕遇害。
1937年8月11日，叶若夫下达第00485号命令，要求逮捕审讯过程中被查明和根据所附的名单至今未被找到的最积极的‘波兰军事组织’成员；⑵所有留在苏联的波兰军队的战俘；（3）从波兰来的投敌分子，不取决于他们转入苏联的时间；（4）从波兰来的政治侨民和政治交换人员；（5）原波兰社会党党员和波兰其他反苏维埃政治党派的人员；(6)波兰地区各地防范苏维埃民族主义分子中最积极的那部分人员”。②
1937年10月23日，叶若夫签署第00693号命令，强调外国谍报机关的代理人打着政治避难的旗号进入苏联，因此“对于一切投诚分子，无论其进入我们境内的动机和情况如何，一律立即逮捕”，并交付审判。③这样一来，为了躲避迫害而来的兄弟党干部，为了寻求更好生活而来的外国劳动者都遭逮捕。1938年4月12日，《莫斯科报》④发表社论，说“居住在国外的每一名德国公民都是盖世太保的代理人”。这一观点代表了官方的想法。当时在苏联的德国共产党员，以上被逮捕。⑤
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侨民也遭到迫害镇压。十月革命前，在俄罗斯大概有50万中国人，他们大多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招募去从事后方工作的。还有很多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工作，在中山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7年中国北洋政府搜查苏联大使馆，两国关系紧张。斯大林下令逮捕在莫斯科的中国人；1930年代，进而迫害中国共产党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立三，于1935年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但于1938年2月23日被逮捕。苏联军事审判厅指控他为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日本间谍、恐怖集团首脑。1938年，爆发了大规模迫害中国侨民的浪潮。在海参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人员根本连证件都不询问，就可以在大街上、公共汽车上抓中国人，他们从整幢整幢的简易房里逮捕工人，包括妇女和年幼儿童”。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和在苏联各大学学习的差不多所有的中国同志都遭逮捕。
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镇压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被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然而，在1966名大会代表中，竟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占代表总数的56%。打击的矛头还指向了党中央委员。1917年8月俄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领导十月革命的中央委员会。在21名中央委员中，被逮捕处死的有别尔津、布哈林、布勃诺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米柳亭、李可夫、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等10人，还有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遭迫害的占到一半以上。
1922年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出27名中央委员，其中遭迫害致死的有16人，他们是：布哈林、泽林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科罗特科夫、奧尔忠尼启则（自杀）、拉狄克、拉科夫斯基、鲁祖塔克、李可夫、萨普龙诺夫、斯米尔诺夫（死于狱中I索柯里尼柯夫、托姆斯基（自杀）、托洛茨基（遭暗杀）、邱巴尔。此外，彼得罗夫斯基被逮捕，后获释。遭迫害的占到60%以上。
1937年10月，党中央会议将24名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37年12月，党中央委员会以征询意见方式通过决议：“中央全会根据确凿的材料认为必须将下列人员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并作为人民公敌予以逮捕：鲍曼、布勃诺夫、布林、梅日劳克、鲁希莫维奇和切尔诺夫，他们是德国间谍和沙皇保安机关的密探；米哈伊洛夫，他同雅科夫列夫的反革命活动有牵连；伦金，他同李可夫、苏利莫夫的反革命活动有牵连。”接着，斯大林亲笔补了一句：“所有这些人都承认自己有罪。”①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98人即占80%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
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没能幸免。列宁在世时的最后一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即1923年4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后选举产生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早年逝世外，斯大林将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于死地。1919~1935年先后选出31名
政治局委员，其中有20人遇害。一些曾积极参加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斗争，并得到提拔的政治局委员也遭镇压。仅1937~1938年就有5名政治局成员遭逮捕，全被处死。
扬•埃内斯托维奇•鲁祖塔克，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2～1926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党中央中亚局主席，1923年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4年为政治局委员，1926~1937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5月他被捕，被指控领导拉脱维亚反苏维埃民族主义组织。鲁祖塔克在法庭上声明自己无罪，但法庭只用了20分钟就做出死刑判决。1938年7月鲁祖塔克被处死。
斯坦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柯秀尔，1907年入党，1920年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1925～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28～1937年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1927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38年1月，柯秀尔以缺乏警惕性的罪名被解除在乌克兰的职务，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同年5月他被捕，指控他在1922年就参加了反革命的波兰军事组织，1934年又成立和领导了“乌克兰反革命阴谋恐怖中心”，1939年2月26日被枪决。
弗拉斯•雅可夫列维奇•邱巴尔，1907年入党，1923～193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34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人民委员，1926~1935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1938年为政治局委员。1938年7月被他逮捕，被控参加恐怖组织，是德国间谍，1939年2月同柯秀尔一起被处死。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波斯特舍夫，1904年入党，历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哈尔科夫州委、基辅州委书记，193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特舍夫在1938年1月中央全会上发言指出，他到古比雪夫州时看到，经过清洗以后，州党委员会、州执行委员会以及区委员会的工作都瘫痪了。许多区委由于只剩下两三个委员，实际上已经停止工作。在州里，这样的区有30多个。卡冈诺维奇抓住他的发言做文章，说“波斯特舍夫在这次全会的发言是在重复敌视党的言论”。其他人也跟着批判波斯特舍夫。〗1938年2月，波斯特舍夫被捕，被指控参加了右派一托洛茨基阴谋，充当日本、波兰和德国的间谍，1939年被处死。
罗伯特，因德里克维奇，埃赫，拉脱维亚人，1905年入党，1935～1938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1937年任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1937年改任农业人民委员，1938年4月被捕。埃赫在法庭上不承认自己有罪。他声明说，“在似乎是我交代的供词中，除了下面的签名之外，没有一个字是我说出来的，就是这些签名也是被迫的。供词是在审讯员的压迫下制造出来的，从我被逮捕时起，就开始对我实施严刑拷打……审讯人员还利用我有病的身躯（我的脊柱已经被折断），在上面击打，就像在琴键上做的那样。这是无法忍受的酷刑……我没有犯罪，我从来也没有参加过什么阴谋活动”。1940年2月他被处死。
政府机关也遭到无情的清洗。列宁主持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就有9人（内务人民委员李可夫、陆海军人民委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克雷连柯、德边科、农业人民委员米柳亭、劳动人民委员施略普尼科夫、司法人民委员洛莫夫、粮食人民委员泰奥多罗维奇、邮电人民委员格列鲍夫•阿维洛夫）在这次清洗中被镇压，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4人在1933年以前逝世。活过这场灾难的只有斯大林一人。
1935年进入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中，有20人被处死，活下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安德烈耶夫和李维诺夫6人。1938年初人民委员会28个成员中有20人很快就被镇压。1937～1938年被捕后牺牲的政府领导人有：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重工业人民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瓦•伊•梅日劳克，接替梅日劳克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斯米尔诺夫，国家计委副主席克维林，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施米特和安季波夫，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鲁希莫维奇，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柯，农业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财政人民委员格林科，轻工业人民委员柳比莫夫，林业人民委员伊万诺夫，食品工业人民委员洛博夫，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魏采尔，卫生人民委员卡明斯基，邮电人民委员英•安•哈勒普斯基，水运人民委员.帕霍莫夫，机器制造业人民委勃鲁斯金，国营农场人民委员卡尔马诺维奇和扎片杰姆钦科，国家银行管理局主席马里雅辛等。
随着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的被镇压，他们的下属多被牵连。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底，大约有2000名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逮捕。国防人民委员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外交人民委员部，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遭到毁灭性打击。交通人民委员部在1936～1938年间，有13名副人民委员，65名铁路局局长，63名政治部主任和铁路局副局长被逮捕。坦克制造人民委员部整个管理机关的人员、各企业的所有厂长经理（只有两个人除外），绝大多数的专家工程师都遭逮捕。内务人民委员部是斯大林依靠的惩罚机关。但他们知道的镇压内幕太多了，斯大林不能留下这些见证人。另外，他们是第一线执行人，积怨很深，正好是缓解民怨的替罪羊。因此内务部的清洗更是突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被撤职处死后，他的副手一副内务人民委员，以及各司司长都先后被逮捕处死。叶若夫后来承认他“清洗了14000名肃反工作人员”，还说他“最大的过错是清洗得少了”。①叶若夫及其同伙也没有得到好下场。贝利亚上台后，逮捕了几乎所有的内务部下属的各局局长和他们的助手。
军队也遭到可怕的清洗。1930年代，苏联有5名元帅，除了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外，其他3名遭镇压。图哈切夫斯基被处死后，下一个受迫害的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他在国内战争期间，任远东共和国总司令，五次获得红旗勋章。1924～1927年他到中国，任广州革命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化名加仑将军。1929年起，他任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1938年夏，他指挥红军打败日军在张鼓峰的入侵，10月被逮捕，11月被秘密处死，但一直没有公布这一消息。另一位元帅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内战期间先后任南方和西南方方面军司令，方面军委员是斯大林；1931~1937年任红军总参谋长，1938年被捕，1939年2月遇害。1956年，为这两位元帅恢复了名誉。
此外，副国防人民委员雅•伊•阿尔克斯尼斯、伊•费•费季科和弗•米•奥尔洛夫，红军副总参谋长列维切夫和谢•亚•梅热尼诺夫，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安•斯•布林和奥谢皮扬，海军人民委员彼•亚•斯米尔诺夫，副海军人民委员斯米尔诺夫（斯韦特洛夫斯基），海军司令米弗•维•克托罗夫，海军参谋长斯塔谢维奇，黑海舰队司令伊•库•科扎诺夫，北方舰队司令康•伊•杜舍诺夫，太平洋舰队司令格•彼•基列耶夫，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科达茨基•鲁德涅夫，莫斯科军区司令乌里茨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帕•叶•德边科，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伊•潘•别洛夫，外贝加尔军区司令米•德•韦利卡诺夫，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尼•弗•古比雪夫，北高加索军区司令伊•伊•加里卡维，中亚军区司令伊•肯•格里亚兹诺夫，乌拉尔军区司令鲍•谢•戈尔巴乔夫和盖利特，哈尔科夫军区司令伊•纳•杜博沃伊等都遭镇压。
对红军将领的镇压规模巨大。被枪杀的有：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全部4名空军高级将领；全部6名海军上将；15名海军中将中的9人；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和副政委；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人。8万名军官中有3.5万名遭到从清除出军队到判刑、处死的迫害。②
丹尼洛夫依据档案资料认定，1937～1939年有24574名军官遭迫害，其中9579人被逮捕，14968人被清除出军队，但11178人又重新返回军队。③另一份统计资料表明，1937～1939年间陆军中共有36898名军官被解除了职务，其中28685人是因政治或民族原因被处理的。1938~1939年，有11178名被解除职务的军官重返军队。到1940年1月1日，遭迫害的军官为17981人。
根据军事审判厅厅长向联共（布）中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提交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和军事法庭的工作报告，编制出工农红军干部因反革命罪而被判刑的人数统计表如下：
由此可见，1936～1940年期间因反革命罪被审判的军人有10838人，其中中高级领导干部为2218人。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因为1937年的数据不包括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判决的“法西斯军事阴谋”和“右派一托洛茨基组织”的参加者。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包括内务部“特别会议”及其他非司法机关判处的人员，而对这些人的统计数字至今尚未进行足够的研究。有人统计，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被判处反革命罪的有3777380人，其中2900000人不是司法机关判处的，占76.77%假设非司法机关对军人审判的比例与上述平民的比例相同，那么，1936～1940年期间因反革命罪受司法机关和非司法机关审判的中高级军官为9519人。
地方党政机关也被镇压浪潮席卷。在俄罗斯联邦，90^的州党委和州执委委员遭镇压。列宁格勒的党、苏维埃和经济领导骨干几乎全部被消灭了。1935～1940年间在列宁格勒有68088人被镇压。在绝大多数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和市、区，有2/3的党政领导人遭到逮捕。
一般的党员也遭清洗镇压。1937～1938年受迫害的党员共达116885人，占党员总数的1/9。①这里指的是被逮捕时仍是党员的人数，如果把曾是党员的人也箅进去，数目就要大得多。
一些仍留在工作岗位上的领导人的亲人也遭到逮捕，如加里宁的妻子，奥尔忠尼启则的哥哥，卡冈诺维奇的两个弟弟，什维尔尼克的独生女儿。不知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否要想通过这件事来考验或威胁他的下属。
对各民族共和国党政干部的被镇压
乌克兰受到沉重打击。1937年8月，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到基辅，要求乌克兰党中央对其中央书记柯秀尔、人民委员会主席柳布琴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彼得罗夫斯基投不信任票，选举赫鲁晓夫为中央书记，遭到乌克兰党中央拒绝。后来，莫洛托夫提出邀请乌克兰全体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02人到莫斯科讨论此事。柳布琴科预感后果的严重，并担心自己的家属也会遭迫害，他先打死妻子和儿子，然后自杀身亡。其他人去了莫斯科，最后只有彼得罗夫斯基等3人活了下来。1938年1月，赫鲁晓夫出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在1938~1940年间，在乌克兰有167565人被逮捕。③
在白俄罗斯，马林科夫和叶若夫编造谎言，说里存在一个以党政领导人为首的反苏地下组织。这使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几乎全部被逮捕镇压。白俄罗斯党中央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戈洛杰德，白俄罗斯党中央常务局委员切尔维亚科夫等被杀害。白俄罗斯党组织人数减少
一半。④
高加索的三个共和国的众多领导人遭到迫害。外高加索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穆萨别科夫遭杀害。亚美尼亚党中央第一书记汉姜，中央书记斯拉比奥尼扬（卢卡申)、约尼扬、奥弗谢比扬和科斯达尼扬，人民委员会主席捷尔•加布里耶梁，亚美尼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马尔蒂基扬被镇压。阿塞拜疆党中央书记阿洪多夫、人民委员会主席古塞恩•拉赫曼诺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埃芬季耶夫遭杀害。在格鲁吉亚，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奥拉赫拉什维利，格鲁吉亚党中央书记和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拉夫连季耶夫（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等人被处死。1937年召开的格鲁吉亚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共有644名代表，不久以后有425人被逮捕或处死。①
中亚共和国受到的清洗更是惊人。1937年哈萨克党中央常务局的成员无一例外地被逮捕处决。牺牲的有中央书记米尔佐扬、努尔皮伊索夫，人民委员会主席伊萨耶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库鲁姆别托夫等人。
土库曼党中央书记丁穆哈默多夫和波波克，人民委员会主席阿塔巴耶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艾塔科夫等人被镇压。只有120多万人口的土库曼在1937年8月到1938年11月共有15660人被判刑，其中5008人被处决。②
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伊克拉莫夫，人民委员会主席霍贾耶夫被处决。1937～1939年间，在乌兹别克有4.1万人被逮捕，6920人被处死。
吉尔吉斯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姆莫索夫、第二书记别洛茨基、监察委员会主席萨达耶夫等人被处死。
在塔吉克共和国，内务部揭露了一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说它与托洛茨基中心、伊朗、阿富汗、日本、英国和德国有联系。这个组织的领导有塔吉克党中央书记阿舒罗夫和弗罗洛夫，人民委员会主席拉希姆巴耶夫和12名人民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绍捷莫利，以及塔吉克党中央几乎所有各部的部长和18名区委书记。①
仅1937年，中亚地区基层党组织干部的55.79%、区党委干部的78.89%被清洗。②
在俄罗斯联邦的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党政干部普遍遭迫害。卡累利阿、鞑靼、卡巴尔达•巴尔卡尔、马里、科米自治共和国以及犹太自治州的党委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均被逮捕处死。北奥塞梯自治州的11名州党委成员中有9人被捕。
叶若夫根据斯大林的个人指令，于1937年7月25日签署了第00439号命令，要求各地方机关在5天内逮捕所有在军事工厂和铁路运输部门工作的日耳曼人。1937年8月到1938年11月，即远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4.2万日耳曼人被处死。
在1937年8月25日到1938年11月15日的反民族主义分子战役中，两人小组和特别三人小组共审理了335513人的案件，其中247157被判处枪决。③
对科技文化工作者的镇压
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引发了众多严重问题，生物学界也因此受牵连。特•杰•李森科等人曲意迎合政治需要，不断高升，而诚实的生物学家因同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同而备受打击。农业科学研究院第一任院长瓦维洛夫是世界著名的育种学家、遗传学家。他搜集了世界各地的5万个野生植物标本和3万多个小麦样品，带回苏联进行遗传学研究，取得重大成果，1926年获得列宁奖金，却于1940年无辜被捕，1943年死于狱中。
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亚•伊•穆拉洛夫，以及棉花、畜牧、农业化学、植物保护等研究所的领导人都遭镇压。更多的生物学家被逮捕流放。植物学家米歇耶夫在克累马河集中营被毒打致死。著名的外科医生科赫教授也关在克累马河集中营，因没有完成开采黄金的定额被枪决。
国防工业的许多科学家受到迫害。坦克设计师扎扎扎斯拉夫斯基，无后坐力炮发明者库尔切夫斯基等众多军械武器设计师遭诬陷被处决。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于1937年10月21日被逮捕，被指控参加“俄国法西斯党”，进行破坏活动。同年，被逮捕的还有第一批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者——火箭科学研究所所长伊•帖•克列伊梅诺夫，他的助手、“喀秋莎”火箭炮的发明人朗格马克，以及格卢什科。他们的罪名是在火箭科学研究所内建立“反革命组织”。由于被逮捕的工程师非常之多，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集中关在一个特别监狱中，继续进行各种武器的设计开发工作。早在1929年就在布特尔监狱内设立了内部监狱设计局，为首的是著名的飞机设计师波利卡尔波夫和格里戈罗维奇。设计局后来迁到霍德飞机场地区，改名为中央设计局——第三十九号。后来又陆续设立了多个监狱设计局，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中央设计局一一第二十九号，一般称为图波列夫囚徒设计所。在那里工作过的有6名科学院院士（谢•帕•科罗廖夫、尤•阿•克鲁特科夫、亚•伊•涅克拉索夫、鲍•谢•斯捷奇金、尤•鲍•鲁麦尔、安•尼•图波列夫），17名总设计师，12名教授和科学博士，将近200名囚徒科学家，火箭专家科罗廖夫于1937年被捕，次年6月被判刑，在克累马河黄金矿当苦力，后调到中央设计局——第二十九号。1944年被减刑提前释放。他后来成为苏联火箭总设计师，把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
白俄罗斯科学院院长舒尔特被镇压。领头的物理学家如伊•叶•塔姆、福克等遭诽谤，被指责为“唯心主义者”和“敌对思想的走私犯”。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布朗施坦也遭到镇压。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尼•米•费多罗夫斯基于1937年被逮捕判刑，他是实用矿物学的创始人之一，负责组建和领导矿物科学研究所。
各厂矿、企业、工地、铁路成千上万的领导人和工程师被逮捕、判刑、处死。全国瞩目的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库兹涅茨克工程的领导人瓦•米•米哈伊洛夫和谢•米•弗兰克福特被镇压。荣获各种勋章的马格尼托格尔斯克联合企业的经理古戈列，车里雅宾斯克联合企业的负责人雅可夫列夫，马克耶夫卡联合企业的经理格瓦哈里亚被逮捕处死。重工业部掌握着200家大型机器制造厂，这些厂长几乎全部先后被逮捕，其中哈尔科夫拖拉机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罗斯托夫农机厂、高尔基汽车厂、乌拉尔汽车厂、基洛夫（原普梯洛夫）机器制造厂等工厂的厂长被处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机车车辆制造厂在1937～1938两年中，从事行政技术工作的人员差不多全部被消灭了。遭镇压的有工厂的总机械师、计划生产科长、各车间主任。各铁路局的局长也几乎都遭镇压。①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专家遭到专横的批判后，又被逮捕判刑。红色教授学院院长克诺林、马恩列研究院副院长弗•哥•索林、基辅语言学院院长西雅克、解出通古斯象形字的语言学家涅夫斯基以及曾每周两次给斯大林讲哲学课的扬•斯特恩等人均被镇压。更多的历史学、哲学、经济学、语言学、教育学家被逮捕，不少人死于监狱或集中营中。哲学家卡尔萨温死于集中营。
1930年代被逮捕的作家有600多人，占作家协会成员的1/3。著名的作家波•安•皮利尼亚克、加•谢列布里娅科娃、伊•埃•巴别利；诗人奥•曼德尔施塔姆遇害。戏剧导演弗•埃•迈耶尔赫里德死于狱中。各少数民族的文艺家普遍受到迫害。③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和外国侨民的镇压
斯大林对共产国际及其派生的组织——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国际工人救援委员会都进行了清洗。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于1939年被处死。
在本国处于非法状态的奥地利、匈牙利、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爱沙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受害尤深。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12名人民委员，其中包括匈牙利共产党创建人库恩•贝拉都被杀害。匈牙利共产党中央书记居什奈尔•卡尔菲加利波维奇被捕后，死于集中营。1938年，波兰共产党被指控其领导机关为间谍所渗入，被第三国际解散。在苏联的波兰共产党员几乎全部被抓。波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尤•伦斯基•列什琴斯基，中央领导成员爱•普罗赫尼亚克、玛•柯秀茨卡、阿•瓦尔斯基、耶•伦格等在苏联被处决。德国共产党领导成员列梅克、埃别尔莱恩、诺伊曼，希腊共产党总书记人，孔塔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成员戈尔基奇、乔皮奇、菲利波维奇，芬兰共产党领导成员绍特曼、罗维奥被镇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苏联指导他们党的活动，1930年代遭逮捕遇害。
1937年8月11日，叶若夫下达第00485号命令，要求逮捕审讯过程中被查明和根据所附的名单至今未被找到的最积极的‘波兰军事组织’成员；⑵所有留在苏联的波兰军队的战俘；（3）从波兰来的投敌分子，不取决于他们转入苏联的时间；（4）从波兰来的政治侨民和政治交换人员；（5）原波兰社会党党员和波兰其他反苏维埃政治党派的人员；(6)波兰地区各地防范苏维埃民族主义分子中最积极的那部分人员”。②
1937年10月23日，叶若夫签署第00693号命令，强调外国谍报机关的代理人打着政治避难的旗号进入苏联，因此“对于一切投诚分子，无论其进入我们境内的动机和情况如何，一律立即逮捕”，并交付审判。③这样一来，为了躲避迫害而来的兄弟党干部，为了寻求更好生活而来的外国劳动者都遭逮捕。1938年4月12日，《莫斯科报》④发表社论，说“居住在国外的每一名德国公民都是盖世太保的代理人”。这一观点代表了官方的想法。当时在苏联的德国共产党员，以上被逮捕。⑤
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侨民也遭到迫害镇压。十月革命前，在俄罗斯大概有50万中国人，他们大多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招募去从事后方工作的。还有很多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工作，在中山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7年中国北洋政府搜查苏联大使馆，两国关系紧张。斯大林下令逮捕在莫斯科的中国人；1930年代，进而迫害中国共产党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立三，于1935年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但于1938年2月23日被逮捕。苏联军事审判厅指控他为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日本间谍、恐怖集团首脑。1938年，爆发了大规模迫害中国侨民的浪潮。在海参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人员根本连证件都不询问，就可以在大街上、公共汽车上抓中国人，他们从整幢整幢的简易房里逮捕工人，包括妇女和年幼儿童”。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和在苏联各大学学习的差不多所有的中国同志都遭逮捕。
大清洗运动的逐渐结束
1930年代苏联出现的大清洗、大镇压运动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以及联共(布）缺少执政经验有关，但达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斯大林应承担主要责任。他提出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理论来说明镇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以至高无上的领袖权威亲自领导了这场大清洗，迫害一切他不信任不喜欢的人，包括他的亲属、密友和得力部下。斯大林亲自批准枪决的有：他以前在民族事务委员部的副手布罗伊多，他的朋友、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叶努基泽，曾被斯大林称为“真正青年领袖”的亚•科萨列夫，他的“哲学老师”扬•斯特恩，同他一起做过地下工作的亚•索尔茨，他十分器重的著名侦察员乌里茨基，被他树为标兵的副外交人民委员列•卡拉汉。
斯大林充分利用苏维埃体制的缺陷，依靠内务部和检察院，破坏法律，恣意横行，无人能拦，也无人敢拦。他还利用群众对官僚的不满，对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担忧，制造遍地有间谍特务的谎言，把矛头指向一切他所称的人民敌人，把一场灾难和罪行导演成保卫革命的战斗。
斯大林亲自坐镇指挥镇压行动。1937～1938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内务部领导人278次，时间多达834小时。斯大林和他的左右手批准处决大批领导干部。在俄罗斯总统档案馆里，保存着叶若夫在1937～1938年间向党中央政治局呈报的383份名单，涉及44465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其中39000人被确定为枪决。就目前可以看到的档案，在所有上报的名单中，斯大林签署批准名单的362份，莫洛托夫373份，伏罗希洛夫195份，卡冈诺维奇191份，日丹诺夫177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938年12月12日一天就批准枪决3167人。斯大林等人批准的名单实际要比上面提到的多。因为在这些名单上常常还有其他领导人的签名，有许多文件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失踪了。②
在大清洗大镇压中，斯大林的助手起了恶劣作用。莫洛托夫积极参与和组织大清洗运动，特别是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镇压。伏罗希洛夫则对镇压军队将领负有直接责任。卡冈诺维奇亲自组织了许多镇压行动，扮演了一个瘟神的角色。叶若夫、亚戈达、贝利亚、乌尔利赫、维辛斯基等则是第一线的刽子手。此外，日丹诺夫、赫鲁晓夫、米高扬、马林科夫都卖力推行清洗镇压活动。可悲的是，后来被迫害处死的波斯特舍夫、柯秀尔、邱巴尔也积极参与了镇压行动。1938年秋，苏联民间流传说，苏联全境只有5个人确保不会遭镇压一一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当1938年2月叶若夫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职务时，人们既惊讶又困惑。后来将5人改为6人，用贝利亚和日丹诺夫替代了叶若夫。③
这场漫无节制的清洗和镇压不仅引发人民的不满和恐慌，而且造成社会的动荡和危机。直到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使苏联处于严重的战争威胁之中以后，斯大林才不得不控制和收缩镇压的行动。
1938年11月17日，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逮捕、检察机关的监督和侦讯行动》的决议，指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工作中，出现重大的缺点和歪曲事实的现象”。④内务部于11月26日发布命令，“立即停止所有大规模逮捕和强行迁出行动"。⑤
斯大林精心安排了结束大规模清洗镇压的进程。早在1938年8月，拉•贝利亚就被委派为内务部第一副人民委员，准备全面接管内务部的工作。11月17日的决议又进一步宣告，“人民的敌人和钻进中央以及地方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外国间谍机关的特务分子，继续进行自己的破坏活动，千方百计地搞乱被侦查的案件和间谍案件，故意歪曲苏联法律，进行大规模的、毫无根据的逮捕，同时也保护自己的伙伴，尤其是钻入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同伙免于被粉碎。”①11月19日，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伊万诺夫州内务局局长关于内务部内潜伏有间谍特务问题的声明。叶若夫知道这些行动都是针对他的，便于11月23日主动请辞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第二天，政治局决定“满足叶若夫同志的请求”，免去他的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但保留党中央书记、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和海运人民委员的职务。几个月后，1939年4月10日，叶若夫被捕。恶贯满盈的叶若夫自知“性命当然保不住了”，在法庭上说，“我只有一点请求，请从容地处决我，不要折磨我”。为了表白他至死都是忠顺奴才，他最后说，“我请求转告斯大林，我一生在政治上从未欺骗过党”，“请转告斯大林，我将高呼着他的名字去死”。②1940年2月4日，叶若夫以钻人内务部的间谍特务分子的罪名被处死。
叶若夫被撤职后，大规模的镇压停止了。几十万个案件本已在内务部机关做了准备，现在被搁置到一边。还成立了以安德烈耶夫为首的委员会调查内务部的工作。1939年3月，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含糊地表示，“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③日丹诺夫在发言中更列举了诬陷好人的例子。平反工作随之展开。
首先被平反的是红军的中下级指挥员。这显然同国际形势紧张、军队干部缺乏有关。被平反的人很多后来成为著名的将领，如罗科索夫斯基、梅列茨科夫等。
部分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得到平反。如有名的物理学家兰道和阿•贝格在战争爆发前夕被释放了。图波列夫等10多名航空设计师和工程师，细菌生物学家兹德拉多夫和季利别尔等人在战争初期获得自由。
这次平反规模有限，只涉及几万人。而在平反的同时，新的镇压一直在继续。一批又一批的新人在运动的尾声中断送了性命。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枪决3167人。①1939年3月6日，乌尔利赫向斯大林报吿，“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于1939年2月21日至3月14日在莫斯科不公开地审理了436人的案件。413人被处枪决。判决巳根据1934年12月1日的法令予以执行。”②前面提到过，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就是在1938年被捕，1940年被处死的。著名生物学家瓦维洛夫也是在1940年被捕的。
尽管清洗镇压活动在1939年以后仍在继续，但随着战争的逼近，大清洗、大镇压作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最终还是逐渐结束了。
1930年代的大清洗大镇压运动涉及的面极为宽广，受迫害的人数多得惊人。波波夫根据苏联内务部特别处代理处长帕夫洛夫上校整理的资料绘制了苏联被判刑人数统计表。制表日期注明为1953年12月11日。
这份资料中有两处显然不准确。一是表中第8栏所注1937年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判刑的人数，因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于1934年撤销。二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判刑的人数（第9栏）从1924年即开始列入表中，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到1934年11月5日才成立。因此，列入上述年份的判刑人数应计入该期间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一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一份资料上有铅笔写的标注:“1921～1938年判刑人数共计2944879人，其中30%（1062000人）是刑事犯。”
苏共中央特设委员会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现有的档案资料，于1956年2月9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报告，列表说明1935～1940年镇压从事反苏维埃活动分子的规模如下表。①
从上面的两表可以看出：1930～1940年判刑人数总共为2871711人,比1921～1929年的208843人增加10多倍；其中判处死刑的相应为726030人和23391人，扩大了30多倍。
1935～1940年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1937～1938年是高潮，每年逮捕和处决的“人民的敌人”比此前的1936年陡增约10倍。两年被逮捕的共1548366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1692人。
需要指出的是，判决多数不是法院做出的，而是公安机关（内务部的特别会议、三人小组）决定的。据俄国学者波波夫统计，1937～1938年判刑的1344923人中，134751人是司法机关做出的，1210172人是非司法机关做出的。
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1939年多达352508人，远远超过沙皇时代关在监狱中的囚犯数目：1901年为84600人，1912年达到高峰184000人。除了监狱外，苏联还在边远地区设置了集中营。1930年4月25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4月7日的决议颁布了130/63号命令，成立劳改营管理局。后改为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古拉格）。劳改营最初设在极北和远东地区如白海的索洛维茨岛，进一步发展成为遍布全国的集中营系统。后来又设立了劳改区，关押刑期在3年以下的犯人。集中营和劳改区之间的这种区分并不严格，经常得不到遵守。1932年全苏有11个劳改营。1940年3月1日，扩展为53个劳改营，475个劳改区，在押犯人共有1668200人。③这一年年初，劳改营中有7124名18岁以下的孩子，19497名60岁以上的老人，108898名妇女。犯人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和劳动
繁重，成批死去。1935年死去32659人，1936年26479人，1937年33499人，1938年猛增到126585人，1939年65301人，1940年56703人，6年共有341226人死于劳改营和监狱之中。③
依据俄国现有档案资料整理出来的数字是，1937～1938年有案可查的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大约为150万人，被处死的近70万人。但是这并不是最后定论。俄国学者泽姆斯科夫依据档案资料计箅出，1937～1938年共逮捕3141444人，其中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的1575259人，犯有刑事罪行的1566185人。由于刑事罪的内涵不清，能确定为单纯刑事犯的（如流氓小偷等）为64438人，剩下的918747人究竟犯了什么罪尚需研究。如果把他们归为第一类，则遭政治迫害的大约有250万人。另外，除被处决的外，1935～1940年死在监狱和劳改营的囚犯还有341226人,
上述数字并没有全面反映斯大林的迫害镇压规模。如果从整个1930年代看，遭迫害的还有人数众多的富农和富裕农民。在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1929年到1933年间，共有519600富农分子被逮捕，其中仅在1930年就有20201人被枪决。另外，大约有12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并被强制迁徙到中亚和西伯利亚，成为特殊移民。许多人在恶劣条件下死去。⑥
此外，1937～1938年还开展了反民族主义分子的战役。1937年8月2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将远东边疆区的全部朝鲜人迁出。到年底，大约有17.5万朝鲜人被强制迁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关于大清冼中遭迫害的人数，还有其他的说法。米高扬提出，从1935年1月1日到1941年6月22日有1900万人遭迫害，其中700万人被处死。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在1990年说，从1930年到1953年有3778254人受迫害。雅科夫列夫在1997年把这一数字扩大为480万。②
罗伯特，康奎斯特在认为③，1936～1938年的大恐怖至少有600万人被捕，300万人被处死，200
万人被埋葬在集中营。而《共产主义黑皮书》认为，1930年代被镇压的人数大约为1600万，其中：1932～1933年有600万人死于饥荒；1937~1938年有68万人直接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判决被枪毙；1934年至1940年之间的集中营登记的死亡人数为30万人；有将近220万的被驱逐者或特别移民；1934～1941年间有600万人被关进集中营和流放区。④
1930年代的大清冼、大镇压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罕见的大浩劫，极大地败坏了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声誉。
大清洗使数百万上千万的干部和群众蒙受各种不白之冤，无辜遭受迫害甚至被夺去宝贵生命。它使国家失去众多久经考验的领导者和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极大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事业的进步。还使大批红军将领遭清洗，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在卫国战争初期接连败退。
大清洗严重破坏了民主与法制，把阶级专政发展成为国家对社会的恐怖，把公民的所有活动都置于国家监管之下。它破坏了社会的正常运转,片面依靠暴力手段来调整社会关系，克服危机，实施目标。清洗和镇压最终成为斯大林模式的基本内容、本质特点。它使初创的、本身存在严重弊端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日益僵化，失去了自我改进的动力。
大清洗还败坏了社会风气。人们被卷入迫害镇压的浪潮中，失去人格，不敢坚持正义，甚至还会造谣中伤他人，以告密求安求荣。干部没有安全感，唯上是听。个人崇拜盛行，国民素质下降。所有这些，都展现了斯大林模式的致命缺陷。大清洗表面上加强了团结一致，实际是加深了社会的内在矛盾，使苏联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只是战争的逼近才使危机在1930年代没有爆发出来，但矛盾也越积越大越深，埋下了苏联解体、苏共丧权的祸根。这一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
五、大清洗运动的尾声及其严重后果
大清洗运动的逐渐结束
1930年代苏联出现的大清洗、大镇压运动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以及联共(布）缺少执政经验有关，但达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斯大林应承担主要责任。他提出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理论来说明镇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以至高无上的领袖权威亲自领导了这场大清洗，迫害一切他不信任不喜欢的人，包括他的亲属、密友和得力部下。斯大林亲自批准枪决的有：他以前在民族事务委员部的副手布罗伊多，他的朋友、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叶努基泽，曾被斯大林称为“真正青年领袖”的亚•科萨列夫，他的“哲学老师”扬•斯特恩，同他一起做过地下工作的亚•索尔茨，他十分器重的著名侦察员乌里茨基，被他树为标兵的副外交人民委员列•卡拉汉。
斯大林充分利用苏维埃体制的缺陷，依靠内务部和检察院，破坏法律，恣意横行，无人能拦，也无人敢拦。他还利用群众对官僚的不满，对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担忧，制造遍地有间谍特务的谎言，把矛头指向一切他所称的人民敌人，把一场灾难和罪行导演成保卫革命的战斗。
斯大林亲自坐镇指挥镇压行动。1937～1938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内务部领导人278次，时间多达834小时。斯大林和他的左右手批准处决大批领导干部。在俄罗斯总统档案馆里，保存着叶若夫在1937～1938年间向党中央政治局呈报的383份名单，涉及44465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其中39000人被确定为枪决。就目前可以看到的档案，在所有上报的名单中，斯大林签署批准名单的362份，莫洛托夫373份，伏罗希洛夫195份，卡冈诺维奇191份，日丹诺夫177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938年12月12日一天就批准枪决3167人。斯大林等人批准的名单实际要比上面提到的多。因为在这些名单上常常还有其他领导人的签名，有许多文件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失踪了。②
在大清洗大镇压中，斯大林的助手起了恶劣作用。莫洛托夫积极参与和组织大清洗运动，特别是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镇压。伏罗希洛夫则对镇压军队将领负有直接责任。卡冈诺维奇亲自组织了许多镇压行动，扮演了一个瘟神的角色。叶若夫、亚戈达、贝利亚、乌尔利赫、维辛斯基等则是第一线的刽子手。此外，日丹诺夫、赫鲁晓夫、米高扬、马林科夫都卖力推行清洗镇压活动。可悲的是，后来被迫害处死的波斯特舍夫、柯秀尔、邱巴尔也积极参与了镇压行动。1938年秋，苏联民间流传说，苏联全境只有5个人确保不会遭镇压一一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当1938年2月叶若夫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职务时，人们既惊讶又困惑。后来将5人改为6人，用贝利亚和日丹诺夫替代了叶若夫。③
这场漫无节制的清洗和镇压不仅引发人民的不满和恐慌，而且造成社会的动荡和危机。直到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使苏联处于严重的战争威胁之中以后，斯大林才不得不控制和收缩镇压的行动。
1938年11月17日，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逮捕、检察机关的监督和侦讯行动》的决议，指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工作中，出现重大的缺点和歪曲事实的现象”。④内务部于11月26日发布命令，“立即停止所有大规模逮捕和强行迁出行动"。⑤
斯大林精心安排了结束大规模清洗镇压的进程。早在1938年8月，拉•贝利亚就被委派为内务部第一副人民委员，准备全面接管内务部的工作。11月17日的决议又进一步宣告，“人民的敌人和钻进中央以及地方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外国间谍机关的特务分子，继续进行自己的破坏活动，千方百计地搞乱被侦查的案件和间谍案件，故意歪曲苏联法律，进行大规模的、毫无根据的逮捕，同时也保护自己的伙伴，尤其是钻入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同伙免于被粉碎。”①11月19日，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伊万诺夫州内务局局长关于内务部内潜伏有间谍特务问题的声明。叶若夫知道这些行动都是针对他的，便于11月23日主动请辞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第二天，政治局决定“满足叶若夫同志的请求”，免去他的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但保留党中央书记、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和海运人民委员的职务。几个月后，1939年4月10日，叶若夫被捕。恶贯满盈的叶若夫自知“性命当然保不住了”，在法庭上说，“我只有一点请求，请从容地处决我，不要折磨我”。为了表白他至死都是忠顺奴才，他最后说，“我请求转告斯大林，我一生在政治上从未欺骗过党”，“请转告斯大林，我将高呼着他的名字去死”。②1940年2月4日，叶若夫以钻人内务部的间谍特务分子的罪名被处死。
叶若夫被撤职后，大规模的镇压停止了。几十万个案件本已在内务部机关做了准备，现在被搁置到一边。还成立了以安德烈耶夫为首的委员会调查内务部的工作。1939年3月，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含糊地表示，“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③日丹诺夫在发言中更列举了诬陷好人的例子。平反工作随之展开。
首先被平反的是红军的中下级指挥员。这显然同国际形势紧张、军队干部缺乏有关。被平反的人很多后来成为著名的将领，如罗科索夫斯基、梅列茨科夫等。
部分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得到平反。如有名的物理学家兰道和阿•贝格在战争爆发前夕被释放了。图波列夫等10多名航空设计师和工程师，细菌生物学家兹德拉多夫和季利别尔等人在战争初期获得自由。
这次平反规模有限，只涉及几万人。而在平反的同时，新的镇压一直在继续。一批又一批的新人在运动的尾声中断送了性命。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枪决3167人。①1939年3月6日，乌尔利赫向斯大林报吿，“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于1939年2月21日至3月14日在莫斯科不公开地审理了436人的案件。413人被处枪决。判决巳根据1934年12月1日的法令予以执行。”②前面提到过，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就是在1938年被捕，1940年被处死的。著名生物学家瓦维洛夫也是在1940年被捕的。
尽管清洗镇压活动在1939年以后仍在继续，但随着战争的逼近，大清洗、大镇压作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最终还是逐渐结束了。
大淸洗的惊人规模
1930年代的大清洗大镇压运动涉及的面极为宽广，受迫害的人数多得惊人。波波夫根据苏联内务部特别处代理处长帕夫洛夫上校整理的资料绘制了苏联被判刑人数统计表。制表日期注明为1953年12月11日。
这份资料中有两处显然不准确。一是表中第8栏所注1937年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判刑的人数，因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于1934年撤销。二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判刑的人数（第9栏）从1924年即开始列入表中，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到1934年11月5日才成立。因此，列入上述年份的判刑人数应计入该期间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一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一份资料上有铅笔写的标注:“1921～1938年判刑人数共计2944879人，其中30%（1062000人）是刑事犯。”
苏共中央特设委员会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现有的档案资料，于1956年2月9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报告，列表说明1935～1940年镇压从事反苏维埃活动分子的规模如下表。①
从上面的两表可以看出：1930～1940年判刑人数总共为2871711人,比1921～1929年的208843人增加10多倍；其中判处死刑的相应为726030人和23391人，扩大了30多倍。
1935～1940年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1937～1938年是高潮，每年逮捕和处决的“人民的敌人”比此前的1936年陡增约10倍。两年被逮捕的共1548366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1692人。
需要指出的是，判决多数不是法院做出的，而是公安机关（内务部的特别会议、三人小组）决定的。据俄国学者波波夫统计，1937～1938年判刑的1344923人中，134751人是司法机关做出的，1210172人是非司法机关做出的。
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1939年多达352508人，远远超过沙皇时代关在监狱中的囚犯数目：1901年为84600人，1912年达到高峰184000人。除了监狱外，苏联还在边远地区设置了集中营。1930年4月25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4月7日的决议颁布了130/63号命令，成立劳改营管理局。后改为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古拉格）。劳改营最初设在极北和远东地区如白海的索洛维茨岛，进一步发展成为遍布全国的集中营系统。后来又设立了劳改区，关押刑期在3年以下的犯人。集中营和劳改区之间的这种区分并不严格，经常得不到遵守。1932年全苏有11个劳改营。1940年3月1日，扩展为53个劳改营，475个劳改区，在押犯人共有1668200人。③这一年年初，劳改营中有7124名18岁以下的孩子，19497名60岁以上的老人，108898名妇女。犯人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和劳动
繁重，成批死去。1935年死去32659人，1936年26479人，1937年33499人，1938年猛增到126585人，1939年65301人，1940年56703人，6年共有341226人死于劳改营和监狱之中。③
依据俄国现有档案资料整理出来的数字是，1937～1938年有案可查的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大约为150万人，被处死的近70万人。但是这并不是最后定论。俄国学者泽姆斯科夫依据档案资料计箅出，1937～1938年共逮捕3141444人，其中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的1575259人，犯有刑事罪行的1566185人。由于刑事罪的内涵不清，能确定为单纯刑事犯的（如流氓小偷等）为64438人，剩下的918747人究竟犯了什么罪尚需研究。如果把他们归为第一类，则遭政治迫害的大约有250万人。另外，除被处决的外，1935～1940年死在监狱和劳改营的囚犯还有341226人,
上述数字并没有全面反映斯大林的迫害镇压规模。如果从整个1930年代看，遭迫害的还有人数众多的富农和富裕农民。在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1929年到1933年间，共有519600富农分子被逮捕，其中仅在1930年就有20201人被枪决。另外，大约有12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并被强制迁徙到中亚和西伯利亚，成为特殊移民。许多人在恶劣条件下死去。⑥
此外，1937～1938年还开展了反民族主义分子的战役。1937年8月2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将远东边疆区的全部朝鲜人迁出。到年底，大约有17.5万朝鲜人被强制迁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关于大清冼中遭迫害的人数，还有其他的说法。米高扬提出，从1935年1月1日到1941年6月22日有1900万人遭迫害，其中700万人被处死。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在1990年说，从1930年到1953年有3778254人受迫害。雅科夫列夫在1997年把这一数字扩大为480万。②
罗伯特，康奎斯特在认为③，1936～1938年的大恐怖至少有600万人被捕，300万人被处死，200
万人被埋葬在集中营。而《共产主义黑皮书》认为，1930年代被镇压的人数大约为1600万，其中：1932～1933年有600万人死于饥荒；1937~1938年有68万人直接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判决被枪毙；1934年至1940年之间的集中营登记的死亡人数为30万人；有将近220万的被驱逐者或特别移民；1934～1941年间有600万人被关进集中营和流放区。④
大清洗的严重后果
1930年代的大清冼、大镇压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罕见的大浩劫，极大地败坏了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声誉。
大清洗使数百万上千万的干部和群众蒙受各种不白之冤，无辜遭受迫害甚至被夺去宝贵生命。它使国家失去众多久经考验的领导者和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极大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事业的进步。还使大批红军将领遭清洗，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在卫国战争初期接连败退。
大清洗严重破坏了民主与法制，把阶级专政发展成为国家对社会的恐怖，把公民的所有活动都置于国家监管之下。它破坏了社会的正常运转,片面依靠暴力手段来调整社会关系，克服危机，实施目标。清洗和镇压最终成为斯大林模式的基本内容、本质特点。它使初创的、本身存在严重弊端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日益僵化，失去了自我改进的动力。
大清洗还败坏了社会风气。人们被卷入迫害镇压的浪潮中，失去人格，不敢坚持正义，甚至还会造谣中伤他人，以告密求安求荣。干部没有安全感，唯上是听。个人崇拜盛行，国民素质下降。所有这些，都展现了斯大林模式的致命缺陷。大清洗表面上加强了团结一致，实际是加深了社会的内在矛盾，使苏联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只是战争的逼近才使危机在1930年代没有爆发出来，但矛盾也越积越大越深，埋下了苏联解体、苏共丧权的祸根。这一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
关于枪毙人数前一阵不是有人辟谣过了么？
与许多中国人想当然的理解完全相反，普京对苏联从来没有好感。苏联解体时，作为KGB军官的普京，原本应当是苏联最坚定的捍卫者，但他选择了默默的不作为。
很多人对苏联抱有好感，其实是对苏联历史不了解。
要比烂是么？你就说你要哪个国家的黑材料吧。
斯大林肯定比中国的学者了解俄罗斯。
没有工业化的苏联碰上希特勒。。。
要比烂是么？你就说你要哪个国家的黑材料吧。
中国的，你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