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和军官:中方实战经验远不如非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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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8-4 12:20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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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青，济南军区某集团军工化处处长，1971年生，1990年3月入伍，上校军衔。2006年5月、2009年1月、2010年6月，三赴苏丹瓦乌和达尔富尔执行维和任务，三次被联合国驻苏丹特派团授予“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和“特别贡献奖”。前不久，记者来到陈长青维和期间所在部队济南军区某工兵团，对他进行了采访。
我国参与联合国维和已整整10年，10年来，中国军人的脚步无论在陆地还是在天空、海洋，正越走越远。因此，我们试图通过与陈长青的对话，发掘更多中国军人面向世界时的精神风貌和相关思考，希望他在国际舞台上的经历与思考对我们这支具有光荣历史的军队更快地实现现代化，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有所借鉴。


再逼真的演习也不同于实战


记者：3次参加维和，每次8个月，加起来整整两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陈长青：我3次参加维和，第一次当参谋，第二次当分队长，第三次当大队长。现在看，个人最大的收获其实也就是我们部队最大的收获，那就是实际作战能力大大提高。


记者：举例说明？


陈长青：比如，2006年5月我第一次也是我所在部队第一次参加维和。刚到任务区时大家听到枪响就紧张，赶紧穿防弹背心戴头盔。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一听枪声就知道哪个方向大概发生了什么情况，部队从容应变，哪些人疏散，哪些人集合，哪些人做好战斗准备，快速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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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种变化来自哪里？


陈长青：来自实战。任务区情况复杂，对于维和部队来说，维和就是作战，标准就是实战。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从实战出发，可谓是生死练兵，弄不好要丢性命。因此说，经过维和战场的洗礼，部队的实际作战能力大大提升。


记者：在国内也有实战背景下的演习。


陈长青：那不一样。再逼真的演习也不同于实战。因为它毕竟是演习。在苏丹，我曾目睹肯尼亚士兵训练排雷，触动很大。他们完全就是拿真雷来练，操作手身着全套的排雷装备，除了小刷子、小镊子等，手上还佩有防静电的避雷针。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规范，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极致，这种训练水平是拿任何一种模拟器材都练不出来的。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都要去参加实战。我想说的是，对长期处于和平环境中的中国军人来说，必须要有更强的危机意识、实战意识，不要忘了，部队是要打仗的。




部队需要放手去摔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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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大家都认为国外环境那么复杂，部队管理问题会更突出。维和期间让你感到压力最大的问题是不是部队管理？


陈长青：恰恰相反。到了国外，部队管理基本上成了最不需要过多考虑的问题。为什么？还是同样的原因：实战。因为一切从实战出发，所有的形式主义都没了市场，作风实了，工作实了。战士看到干部真抓实干，也都自觉按规定办，一门心思干工作，管理问题自然就少了。包括每年让干部头疼的士官选取，干好干坏一目了然，谁上谁不上都很服气。部队管理、教育的压力小多了。


记者：从实战出发就这么灵？


陈长青：就这么灵！实战摆在那儿，大家都很明白。你实实在在按制度办事，提高战斗力，减少大家伤亡的危险，才是对大家最大的关爱。


记者：回到国内了，依你看，部队该怎么管理？


陈长青：放手摔打。维和时，我们有一次要去1000公里外的某港口拉保障物资，路上武装派别关卡林立，按道理联合国应该派作战部队保护我们运输车队，但是当时情况特殊作战部队派不出来。物资运输不能等，我们决定自己保护、长途运输。当时79个人开了27台车，历经14天，通过70多道关卡，处理了3起突发情况，最后圆满完成任务。去了也就去了，部队需要上级的信任，需要放手摔打。经过类似不断的摔打，官兵的作战技能和心理素质大大提高。在国内，其实也不是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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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军人须学会和世界打交道


记者：参加维和，官兵发生了哪些变化？


陈长青：最突出的是国际视野明显拓展，国家意识、大局观念显著增强。因为视野开阔，知道了自己的不足，学习氛围十分浓厚，钻研专业技能的劲头更大了。


记者：你3次参加维和，与联合国工作人员及别国维和官兵接触很多，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


陈长青：学到很多东西。联合国苏丹特派团包含众多国家的职员，一起工作靠什么？主要靠制度。这里权力最大的是制度，效率也来自制度。每个岗位权责明确，该干什么、怎么干具体明确。如果某个人有事或休假不在，换个人临时负责，不管职务高低，行使职权畅通无阻。联合国下达、领受任务通常都是发邮件、回电话，绝少文件传递，不用跑来跑去。每个岗位的无线信号接受范围只有百十米，你开小差就接不到信号，查岗很容易。


还有一些观念上的差异。联合国的工程讲规则，讲标准，讲计划，一般不突击。一次，我们用沙袋垒一堵防护墙，按要求码放即可，我们为美观拍得棱角分明、平平整整。联合国工作人员来验收，很奇怪：拍这么平整干什么？听了我们的理由他们大摇其头：这样会缩短沙袋的使用寿命。他们安排5天的活，我们3天突击完撤回。联合国工作人员一方面怀疑我们突击加班，一方面怀疑他们布置工作不科学，下一次做计划就给我们大大增加了工作量，可是总突击我们吃不消。和别国维和部队比，我们有很多优势，但也存在差距。比如别国维和部队每次轮换基本上是无缝衔接，我们要做大量准备工作，提前结束任务，收拢人员，收集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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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说到差距，通过维和来看，我们一些官兵还存在哪些差距？


陈长青：第一，打仗的意识还不够强。到了维和战场，战斗意识自然增强，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但参加维和的毕竟是少数，有些官兵实战意识还是较弱。顺便说一个问题，我国维和部队现在一个任期是8个月，外军多是一年。8个月不长不短，刚适应就要回国了。其实越是到最后越能锻炼部队，如果我们也延长到一年，可能对部队克服临时思想、得到更大锻炼有好处。


第二，战斗素养还需提高。我们刚去的时候看到，一伙不明身份人员靠近尼日利亚兵营，几个尼日利亚士兵马上形成战斗队形，反应之机敏、战斗素养之高让我们很是赞叹。还有，外军始终枪弹不离，起初，我们一下子荷枪实弹，自己心里先打鼓。枪弹分离是不是可能导致战斗精神削弱，需要研究。


第三，文化素质相对偏低。会英语的不多，专业需要精益求精，军官的成长模式、知识结构也相对单一。面对世界风云变幻，作为中国军人，我们必须有很强的紧迫感、危机感。


记者：维和就像一面镜子，对照这面镜子，你认为我们的官兵，特别是青年军官应该从哪些方面提高自身素质？


陈长青：随着我国更加开放，我军多样化任务不断拓展，中国军人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舞台，世界的目光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军队，因此，当代中国军人必须学会和世界打交道。尤其是青年军官，要了解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军队状况，正确认识自身的真实作战能力，熟练掌握现代指挥手段，锻炼提高临机处置决断能力。最后强调一点，作为中初级军官，也要通过学习和锻炼，不断强化自己的战略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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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参与联合国维和已整整10年，10年来，中国军人的脚步无论在陆地还是在天空、海洋，正越走越远。因此，我们试图通过与陈长青的对话，发掘更多中国军人面向世界时的精神风貌和相关思考，希望他在国际舞台上的经历与思考对我们这支具有光荣历史的军队更快地实现现代化，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有所借鉴。


再逼真的演习也不同于实战


记者：3次参加维和，每次8个月，加起来整整两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陈长青：我3次参加维和，第一次当参谋，第二次当分队长，第三次当大队长。现在看，个人最大的收获其实也就是我们部队最大的收获，那就是实际作战能力大大提高。


记者：举例说明？


陈长青：比如，2006年5月我第一次也是我所在部队第一次参加维和。刚到任务区时大家听到枪响就紧张，赶紧穿防弹背心戴头盔。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一听枪声就知道哪个方向大概发生了什么情况，部队从容应变，哪些人疏散，哪些人集合，哪些人做好战斗准备，快速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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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种变化来自哪里？


陈长青：来自实战。任务区情况复杂，对于维和部队来说，维和就是作战，标准就是实战。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从实战出发，可谓是生死练兵，弄不好要丢性命。因此说，经过维和战场的洗礼，部队的实际作战能力大大提升。


记者：在国内也有实战背景下的演习。


陈长青：那不一样。再逼真的演习也不同于实战。因为它毕竟是演习。在苏丹，我曾目睹肯尼亚士兵训练排雷，触动很大。他们完全就是拿真雷来练，操作手身着全套的排雷装备，除了小刷子、小镊子等，手上还佩有防静电的避雷针。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规范，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极致，这种训练水平是拿任何一种模拟器材都练不出来的。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都要去参加实战。我想说的是，对长期处于和平环境中的中国军人来说，必须要有更强的危机意识、实战意识，不要忘了，部队是要打仗的。




部队需要放手去摔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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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大家都认为国外环境那么复杂，部队管理问题会更突出。维和期间让你感到压力最大的问题是不是部队管理？


陈长青：恰恰相反。到了国外，部队管理基本上成了最不需要过多考虑的问题。为什么？还是同样的原因：实战。因为一切从实战出发，所有的形式主义都没了市场，作风实了，工作实了。战士看到干部真抓实干，也都自觉按规定办，一门心思干工作，管理问题自然就少了。包括每年让干部头疼的士官选取，干好干坏一目了然，谁上谁不上都很服气。部队管理、教育的压力小多了。


记者：从实战出发就这么灵？


陈长青：就这么灵！实战摆在那儿，大家都很明白。你实实在在按制度办事，提高战斗力，减少大家伤亡的危险，才是对大家最大的关爱。


记者：回到国内了，依你看，部队该怎么管理？


陈长青：放手摔打。维和时，我们有一次要去1000公里外的某港口拉保障物资，路上武装派别关卡林立，按道理联合国应该派作战部队保护我们运输车队，但是当时情况特殊作战部队派不出来。物资运输不能等，我们决定自己保护、长途运输。当时79个人开了27台车，历经14天，通过70多道关卡，处理了3起突发情况，最后圆满完成任务。去了也就去了，部队需要上级的信任，需要放手摔打。经过类似不断的摔打，官兵的作战技能和心理素质大大提高。在国内，其实也不是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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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军人须学会和世界打交道


记者：参加维和，官兵发生了哪些变化？


陈长青：最突出的是国际视野明显拓展，国家意识、大局观念显著增强。因为视野开阔，知道了自己的不足，学习氛围十分浓厚，钻研专业技能的劲头更大了。


记者：你3次参加维和，与联合国工作人员及别国维和官兵接触很多，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


陈长青：学到很多东西。联合国苏丹特派团包含众多国家的职员，一起工作靠什么？主要靠制度。这里权力最大的是制度，效率也来自制度。每个岗位权责明确，该干什么、怎么干具体明确。如果某个人有事或休假不在，换个人临时负责，不管职务高低，行使职权畅通无阻。联合国下达、领受任务通常都是发邮件、回电话，绝少文件传递，不用跑来跑去。每个岗位的无线信号接受范围只有百十米，你开小差就接不到信号，查岗很容易。


还有一些观念上的差异。联合国的工程讲规则，讲标准，讲计划，一般不突击。一次，我们用沙袋垒一堵防护墙，按要求码放即可，我们为美观拍得棱角分明、平平整整。联合国工作人员来验收，很奇怪：拍这么平整干什么？听了我们的理由他们大摇其头：这样会缩短沙袋的使用寿命。他们安排5天的活，我们3天突击完撤回。联合国工作人员一方面怀疑我们突击加班，一方面怀疑他们布置工作不科学，下一次做计划就给我们大大增加了工作量，可是总突击我们吃不消。和别国维和部队比，我们有很多优势，但也存在差距。比如别国维和部队每次轮换基本上是无缝衔接，我们要做大量准备工作，提前结束任务，收拢人员，收集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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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说到差距，通过维和来看，我们一些官兵还存在哪些差距？


陈长青：第一，打仗的意识还不够强。到了维和战场，战斗意识自然增强，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但参加维和的毕竟是少数，有些官兵实战意识还是较弱。顺便说一个问题，我国维和部队现在一个任期是8个月，外军多是一年。8个月不长不短，刚适应就要回国了。其实越是到最后越能锻炼部队，如果我们也延长到一年，可能对部队克服临时思想、得到更大锻炼有好处。


第二，战斗素养还需提高。我们刚去的时候看到，一伙不明身份人员靠近尼日利亚兵营，几个尼日利亚士兵马上形成战斗队形，反应之机敏、战斗素养之高让我们很是赞叹。还有，外军始终枪弹不离，起初，我们一下子荷枪实弹，自己心里先打鼓。枪弹分离是不是可能导致战斗精神削弱，需要研究。


第三，文化素质相对偏低。会英语的不多，专业需要精益求精，军官的成长模式、知识结构也相对单一。面对世界风云变幻，作为中国军人，我们必须有很强的紧迫感、危机感。


记者：维和就像一面镜子，对照这面镜子，你认为我们的官兵，特别是青年军官应该从哪些方面提高自身素质？


陈长青：随着我国更加开放，我军多样化任务不断拓展，中国军人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舞台，世界的目光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军队，因此，当代中国军人必须学会和世界打交道。尤其是青年军官，要了解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军队状况，正确认识自身的真实作战能力，熟练掌握现代指挥手段，锻炼提高临机处置决断能力。最后强调一点，作为中初级军官，也要通过学习和锻炼，不断强化自己的战略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