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秘书孙振被查

每月的11日，是国家统计局公布上一月度经济数据的日子。

“一般在前一天晚上写稿时就能收到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具体数值。”一位不愿具名的经济记者说。第二天，在他所供职的报纸上，预测的数据通常与官方数据仅有细微的差别。而这也是为了掩人耳目、刻意调整的结果。

像一张从讲台被传递至课堂的小纸条，到达记者们手中时已是教室的最后一排；那些活跃在市场一线的投资机构、券商，正是坐在前排的人。

直到2011年4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在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表示，谴责提前泄露还在保密期的数据的行为。“国家统计局正在按照相关的规定和程序进一步了解和处理这件事情。”他说。

几乎没有人把盛来运的表态当真，因为他在去年，甚至包括他的前任李晓超，面对屡屡泄密的经济数据，均发出过类似的声音。

但风暴确已来临。6月14日，盛来运通报，国家统计局办公室一名秘书因此接受调查。几天之后，北京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张华伟表示，目前已对涉及国家宏观经济数据泄密事件的五人进行立案侦查。

接近此案的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该案正由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和海淀区检察院侦办，并反复提示，“涉密很深，国外机构也有牵涉”，上述五人来自五家不同的机构，这也表明经济数据反腐已席卷多家经济决策部门。

数据反腐风暴

在今年3月的“两会”期间，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对媒体表示，将尽可能缩短统计数据产生到发布的间隔时间，尽可能缩小涉密范围，以全力确保统计数据不提前泄露。

经济数据在公布前流传到市场上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市场投资者和统计部门。对此，马建堂表示，数据提前泄露不利于市场的平稳运行。目前统计局发布数据的时间不变，今后将正式对外公告数据的产生到发布时间，但现在还不适宜透露细节。

一个月之后的4月15日，正逢国家统计局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盛来运进一步重申了国家统计局的立场。

市场并未解读国家统计局的警戒之语。6月初，多家媒体披露因经济数据泄露，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两名副处级工作人员被调查。盛来运在6月14日证实，国家统计局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正在接受司法调查。

《财经》记者获知，接受调查的是国家统计局一名副局长的秘书孙振。至今仍可从国家统计局网站上查询到孙振的个人信息：他毕业于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2007年从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通过笔试、面试等程序，录取为公务员。尽管为副处级，但作为副局长秘书，孙振可以接触到诸多敏感数据，比如国内生产总值、CPI等。

孙振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是今年2月24日至25日陪同其上司在南宁考察规模以上企业的基本情况和数据核查工作。此后不久即卷入调查。

诸多细节显示，孙振的落马并非平地起惊雷，除了马建堂和盛来运在孙振接受调查时发表“敲边鼓”的言论，其实相应的调查在一年之前就已经启动。

去年5月份经济数据泄密事件发生后，迅速在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

2010年7月13日，盛来运对媒体表示，国家统计局正在配合有关部门调查此事，“国家统计局也是数据泄密事件的受害者，领导对于这次事件很重视，调查绝不会不了了之。”

不过，国家统计局只是宏观经济数据泄密的一个出口，此番深陷数据泄密而被查的，还有央行研究局宏观经济研究处的人士，其中之一是身为研究处副研究员的伍超明。

个人简历显示，伍超明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博士学位，在北京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此后曾供职于央行金融研究所、央行研究局。他在央行主管的《中国金融》杂志网站上的博客，最近一次更新已是2010年12月2日。

数据生产链

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的通报称，卷入宏观经济数据泄密案的五人来自不同部门，因此立案为五件。显然，这超出了市场猜测与媒体报道。不过，检方并未通报上述五人的身份，有知情人士称，孙振与伍超明即在其中。

关键部委纷纷卷入，已将数据泄密事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接近调查机构的人士向记者透露，该案涉密很深，而与此关联的经济数据生产链条亦已引人注目。

以CPI数据为例，生产CPI的过程历经三个流程：第一步，调查市县自主选定价格调查点。第二步，各省(区、市)固定的价格调查人员和临时调查员按统一规定进行价格收集工作。第三步，数据上报。调查市县每月将调查的价格资料通过网络上报给省(区、市)调查总队，经过审核后由调查总队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数据上报到国家统计局。

这三个流程由各省(区、市)调查总队完成，调查总队要在当地抽选调查市县和价格调查点。目前中国调查地区样本总数有550多个市县，采价点样本近3万个，约4000名价格采集员从事价格收集工作。

而在这三个环节，数据不可能被泄露出去，因为最终的统计结果尚未生成。

知情人士透露，在数据公布之前一周左右，上一月度的CPI数据真正生成。国家统计局的国民经济核算司和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正是专门负责每月发布的统计数据。国民经济核算司和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分别由两位统计局副局长分管，双方统计数据齐全后，上报国家统计局局长。

此后，再经局长办公会讨论并最终确认当期的统计数据，随即上报国务院分管副总理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并抄送国家发改委。

“中国的经济数据在正式发布前，会提前提供给相关的宏观经济部门。从数据的生产到发布环节，数据传递链条上的各个部门都可能是数据的泄密点。事实上，很多部门在数据正式发布之前就已经看到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透露，经济数据从生成到发布，整个链条的内部周转时间比较长，有的数据大约间隔一周左右，有的两三天，容易出现泄密。

比如，国家发改委相关宏观分析部门预先拿到各部门汇总的数据，进行趋势分析，供决策层参考。而据《财经》记者了解，国家发改委的下属机构，即有人员卷入此次泄密事件中。

如此多的环节以及宽松的监管制度，使得宏观经济数据在发布前已成“公开的秘密”。消息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不排除私下交易的存在。不过花钱买信息的获益者只是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是靠关系网，一些是无意识在公开演讲或者作报告时泄露的。”

这位消息人士还透露，“有个公开秘密，在券商、债市交易员之间，经济数据可以小范围共享，通过MSN或者电子邮件等。”

在今年前四个月，一些媒体与机构预测数据都很准；但近一个月或者即将公布的数据，或因此次泄密调查，突然失准。

数据获利者

实际上，一些国外机构提前拿到数据，但并不公布，而作为媒体的路透社是一个例外。

在近两年中，路透社曾七次精确“预测”到中国CPI数据。这七次报道中，路透社均使用了“消息人士”“官方消息人士”“官员”或“一位关键部门的中国政府官员”等语言来显示其数据来源，而6月8日的CPI数据报道中，首次使用“路透最新调查显示”的消息来源。

外资机构“精准的预测能力”同样令市场侧目。2007年5月下旬，有关提高印花税的传闻由外国投资机构提前透露，精确到“证券交易印花税率由1‰提高到3‰”。5月30日，财政部公布的印花税调整信息证实了这一传闻。

另一著名的“预测”案例发生在2008年8月。摩根大通经济学家在发给客户的报告中称，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在考虑一项总金额为人民币2000亿元-4000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并可能于年底前放松货币政策。此后，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如期出台。

曾供职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表示，国有投资机构不要与海外投行交手，“因为投行在某些方面比摩萨德还厉害，能拿到摩萨德拿不到的东西。”

此次宏观经济数据泄密事件，亦不乏外资机构的影子。接近办案人员的人士透露，此案泄密很深的原因之一，即有国外机构牵涉。

澳新银行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分析师透露，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对于经济数据相当敏感。尤其是CPI等经济数据，直接关系到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变化，如果提前得到经济数据，就创造了一个投机性交易的机会。

据其介绍，投资者可以利用提前获得的数据，在与市场预期的差异间获利。可以观察，在宏观数据将要公布的前三四天，交易员、券商就可能依靠他们的渠道拿到数据，并在内部流传。“有些数据甚至来自海外，有时候通过邮件、短信,有时候通过博客或者与客户联络的内部信息系统。”

可资参考的市场现象是，当月宏观利好数据发布之时，股市反会下跌，宏观数据差了，股市反会上涨。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利空出尽”或者“利好出尽”，其实不是，而是投资者等消息明朗之时已经出局，等数据一出来，赚一笔提前撤退。

另外，国外数据一发布就有公开的权威解读，政策和市场的方向就明朗了。而中国的数据出来，少有权威人士和机构公开解读，反倒成了“政策市”。

“数据可以告诉谁，告诉到哪一层面，把握什么度，没有严格的界定。其实对我们研究宏观经济的学者来说，提前几天知道数据没有多大意义，也没有什么利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说，“但是对一些投行、券商，可以提高公司市场占有率，提高首席经济学家或分析师的声誉和排名。这个与分析师的工资、待遇、地位相关联。”

数据的秘密

相关部门针对五名泄密者身份的保护，显然比对经济数据的保密工作做得更好。迄今为止，不仅官方公开的表态均尽可能回避泄密事件，即使小道消息渠道，亦难以捕捉案件更多更详细的信息。

受到调查的五人如果被法院认定泄露相关经济数据，将会受到刑事追责。首先，其将涉嫌泄密罪。《刑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徒刑。”其次，如果此五人与相关对象有利益往来，还可能触犯贿赂等相关的罪名。

《保密法》制定于1988年，2010年4月重修。根据这部法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属于国家秘密的一种。但《保密法》本身并未具体规定何谓“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而是将此授权给国家保密局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2005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保密局联合下发了《统计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其中统计工作国家秘密目录规定了37种秘密数据，包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在内的宏观经济指数在公布前多属“秘密”级别，“泄露后会给国家造成较大经济损失”。

一般而言，统计数据的泄密分两种情况。

一是将个人或者企业的信息泄露给第三方，即有关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相关信息。

二是在宏观信息公布之前，泄露给无权提前获取信息的个人或者机构。此次泄密事件应属后者。

在这种情况下，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谁有权力提前获取相关数据？

中国统计的工作模式为层层汇总，逐级上报，汇报周期长，汇报单位多。根据上述规定，秘密的控制范围为“有关人员”，语焉不详。

事实上，不仅统计局内部工作人员能提前接触数据，需要提前“过目”数据的部门还包括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财政部等多个部委，另包括国家信息中心、财政部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具有政府背景的研究机构的学者。一旦发生泄密事件，需要追踪的环节既多且杂。

相较而言，美国对CPI、失业率等重要宏观数据的保密环节控制更为严格。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副主任余芳东曾撰文介绍，除了联邦统计机构外，明确可以提前获得数据的只有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总统，其他人员如要提前获得信息，则需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程序，证明其提前获得数据仅仅是为了“有序地评论”，并承诺不会提前公布或者使用数据。但即便如此，其亦只能在官方公布之前半小时获取数据。
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628/4200331.shtml每月的11日，是国家统计局公布上一月度经济数据的日子。

“一般在前一天晚上写稿时就能收到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具体数值。”一位不愿具名的经济记者说。第二天，在他所供职的报纸上，预测的数据通常与官方数据仅有细微的差别。而这也是为了掩人耳目、刻意调整的结果。

像一张从讲台被传递至课堂的小纸条，到达记者们手中时已是教室的最后一排；那些活跃在市场一线的投资机构、券商，正是坐在前排的人。

直到2011年4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在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表示，谴责提前泄露还在保密期的数据的行为。“国家统计局正在按照相关的规定和程序进一步了解和处理这件事情。”他说。

几乎没有人把盛来运的表态当真，因为他在去年，甚至包括他的前任李晓超，面对屡屡泄密的经济数据，均发出过类似的声音。

但风暴确已来临。6月14日，盛来运通报，国家统计局办公室一名秘书因此接受调查。几天之后，北京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张华伟表示，目前已对涉及国家宏观经济数据泄密事件的五人进行立案侦查。

接近此案的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该案正由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和海淀区检察院侦办，并反复提示，“涉密很深，国外机构也有牵涉”，上述五人来自五家不同的机构，这也表明经济数据反腐已席卷多家经济决策部门。

数据反腐风暴

在今年3月的“两会”期间，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对媒体表示，将尽可能缩短统计数据产生到发布的间隔时间，尽可能缩小涉密范围，以全力确保统计数据不提前泄露。

经济数据在公布前流传到市场上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市场投资者和统计部门。对此，马建堂表示，数据提前泄露不利于市场的平稳运行。目前统计局发布数据的时间不变，今后将正式对外公告数据的产生到发布时间，但现在还不适宜透露细节。

一个月之后的4月15日，正逢国家统计局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盛来运进一步重申了国家统计局的立场。

市场并未解读国家统计局的警戒之语。6月初，多家媒体披露因经济数据泄露，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两名副处级工作人员被调查。盛来运在6月14日证实，国家统计局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正在接受司法调查。

《财经》记者获知，接受调查的是国家统计局一名副局长的秘书孙振。至今仍可从国家统计局网站上查询到孙振的个人信息：他毕业于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2007年从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通过笔试、面试等程序，录取为公务员。尽管为副处级，但作为副局长秘书，孙振可以接触到诸多敏感数据，比如国内生产总值、CPI等。

孙振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是今年2月24日至25日陪同其上司在南宁考察规模以上企业的基本情况和数据核查工作。此后不久即卷入调查。

诸多细节显示，孙振的落马并非平地起惊雷，除了马建堂和盛来运在孙振接受调查时发表“敲边鼓”的言论，其实相应的调查在一年之前就已经启动。

去年5月份经济数据泄密事件发生后，迅速在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

2010年7月13日，盛来运对媒体表示，国家统计局正在配合有关部门调查此事，“国家统计局也是数据泄密事件的受害者，领导对于这次事件很重视，调查绝不会不了了之。”

不过，国家统计局只是宏观经济数据泄密的一个出口，此番深陷数据泄密而被查的，还有央行研究局宏观经济研究处的人士，其中之一是身为研究处副研究员的伍超明。

个人简历显示，伍超明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博士学位，在北京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此后曾供职于央行金融研究所、央行研究局。他在央行主管的《中国金融》杂志网站上的博客，最近一次更新已是2010年12月2日。

数据生产链

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的通报称，卷入宏观经济数据泄密案的五人来自不同部门，因此立案为五件。显然，这超出了市场猜测与媒体报道。不过，检方并未通报上述五人的身份，有知情人士称，孙振与伍超明即在其中。

关键部委纷纷卷入，已将数据泄密事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接近调查机构的人士向记者透露，该案涉密很深，而与此关联的经济数据生产链条亦已引人注目。

以CPI数据为例，生产CPI的过程历经三个流程：第一步，调查市县自主选定价格调查点。第二步，各省(区、市)固定的价格调查人员和临时调查员按统一规定进行价格收集工作。第三步，数据上报。调查市县每月将调查的价格资料通过网络上报给省(区、市)调查总队，经过审核后由调查总队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数据上报到国家统计局。

这三个流程由各省(区、市)调查总队完成，调查总队要在当地抽选调查市县和价格调查点。目前中国调查地区样本总数有550多个市县，采价点样本近3万个，约4000名价格采集员从事价格收集工作。

而在这三个环节，数据不可能被泄露出去，因为最终的统计结果尚未生成。

知情人士透露，在数据公布之前一周左右，上一月度的CPI数据真正生成。国家统计局的国民经济核算司和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正是专门负责每月发布的统计数据。国民经济核算司和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分别由两位统计局副局长分管，双方统计数据齐全后，上报国家统计局局长。

此后，再经局长办公会讨论并最终确认当期的统计数据，随即上报国务院分管副总理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并抄送国家发改委。

“中国的经济数据在正式发布前，会提前提供给相关的宏观经济部门。从数据的生产到发布环节，数据传递链条上的各个部门都可能是数据的泄密点。事实上，很多部门在数据正式发布之前就已经看到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透露，经济数据从生成到发布，整个链条的内部周转时间比较长，有的数据大约间隔一周左右，有的两三天，容易出现泄密。

比如，国家发改委相关宏观分析部门预先拿到各部门汇总的数据，进行趋势分析，供决策层参考。而据《财经》记者了解，国家发改委的下属机构，即有人员卷入此次泄密事件中。

如此多的环节以及宽松的监管制度，使得宏观经济数据在发布前已成“公开的秘密”。消息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不排除私下交易的存在。不过花钱买信息的获益者只是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是靠关系网，一些是无意识在公开演讲或者作报告时泄露的。”

这位消息人士还透露，“有个公开秘密，在券商、债市交易员之间，经济数据可以小范围共享，通过MSN或者电子邮件等。”

在今年前四个月，一些媒体与机构预测数据都很准；但近一个月或者即将公布的数据，或因此次泄密调查，突然失准。

数据获利者

实际上，一些国外机构提前拿到数据，但并不公布，而作为媒体的路透社是一个例外。

在近两年中，路透社曾七次精确“预测”到中国CPI数据。这七次报道中，路透社均使用了“消息人士”“官方消息人士”“官员”或“一位关键部门的中国政府官员”等语言来显示其数据来源，而6月8日的CPI数据报道中，首次使用“路透最新调查显示”的消息来源。

外资机构“精准的预测能力”同样令市场侧目。2007年5月下旬，有关提高印花税的传闻由外国投资机构提前透露，精确到“证券交易印花税率由1‰提高到3‰”。5月30日，财政部公布的印花税调整信息证实了这一传闻。

另一著名的“预测”案例发生在2008年8月。摩根大通经济学家在发给客户的报告中称，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在考虑一项总金额为人民币2000亿元-4000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并可能于年底前放松货币政策。此后，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如期出台。

曾供职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表示，国有投资机构不要与海外投行交手，“因为投行在某些方面比摩萨德还厉害，能拿到摩萨德拿不到的东西。”

此次宏观经济数据泄密事件，亦不乏外资机构的影子。接近办案人员的人士透露，此案泄密很深的原因之一，即有国外机构牵涉。

澳新银行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分析师透露，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对于经济数据相当敏感。尤其是CPI等经济数据，直接关系到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变化，如果提前得到经济数据，就创造了一个投机性交易的机会。

据其介绍，投资者可以利用提前获得的数据，在与市场预期的差异间获利。可以观察，在宏观数据将要公布的前三四天，交易员、券商就可能依靠他们的渠道拿到数据，并在内部流传。“有些数据甚至来自海外，有时候通过邮件、短信,有时候通过博客或者与客户联络的内部信息系统。”

可资参考的市场现象是，当月宏观利好数据发布之时，股市反会下跌，宏观数据差了，股市反会上涨。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利空出尽”或者“利好出尽”，其实不是，而是投资者等消息明朗之时已经出局，等数据一出来，赚一笔提前撤退。

另外，国外数据一发布就有公开的权威解读，政策和市场的方向就明朗了。而中国的数据出来，少有权威人士和机构公开解读，反倒成了“政策市”。

“数据可以告诉谁，告诉到哪一层面，把握什么度，没有严格的界定。其实对我们研究宏观经济的学者来说，提前几天知道数据没有多大意义，也没有什么利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说，“但是对一些投行、券商，可以提高公司市场占有率，提高首席经济学家或分析师的声誉和排名。这个与分析师的工资、待遇、地位相关联。”

数据的秘密

相关部门针对五名泄密者身份的保护，显然比对经济数据的保密工作做得更好。迄今为止，不仅官方公开的表态均尽可能回避泄密事件，即使小道消息渠道，亦难以捕捉案件更多更详细的信息。

受到调查的五人如果被法院认定泄露相关经济数据，将会受到刑事追责。首先，其将涉嫌泄密罪。《刑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徒刑。”其次，如果此五人与相关对象有利益往来，还可能触犯贿赂等相关的罪名。

《保密法》制定于1988年，2010年4月重修。根据这部法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属于国家秘密的一种。但《保密法》本身并未具体规定何谓“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而是将此授权给国家保密局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2005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保密局联合下发了《统计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其中统计工作国家秘密目录规定了37种秘密数据，包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在内的宏观经济指数在公布前多属“秘密”级别，“泄露后会给国家造成较大经济损失”。

一般而言，统计数据的泄密分两种情况。

一是将个人或者企业的信息泄露给第三方，即有关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相关信息。

二是在宏观信息公布之前，泄露给无权提前获取信息的个人或者机构。此次泄密事件应属后者。

在这种情况下，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谁有权力提前获取相关数据？

中国统计的工作模式为层层汇总，逐级上报，汇报周期长，汇报单位多。根据上述规定，秘密的控制范围为“有关人员”，语焉不详。

事实上，不仅统计局内部工作人员能提前接触数据，需要提前“过目”数据的部门还包括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财政部等多个部委，另包括国家信息中心、财政部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具有政府背景的研究机构的学者。一旦发生泄密事件，需要追踪的环节既多且杂。

相较而言，美国对CPI、失业率等重要宏观数据的保密环节控制更为严格。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副主任余芳东曾撰文介绍，除了联邦统计机构外，明确可以提前获得数据的只有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总统，其他人员如要提前获得信息，则需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程序，证明其提前获得数据仅仅是为了“有序地评论”，并承诺不会提前公布或者使用数据。但即便如此，其亦只能在官方公布之前半小时获取数据。
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628/420033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