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更新中]

      帝国四周可谓险象环生。在意大利有前拉丁帝国的复辟势力，而巴尔干的斯拉夫王族们则觊觎着皇帝的头衔。东方的土耳其人一度沉寂了一段时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挽救了拜占庭帝国。不过在伟大的酋长奥斯曼的率领下，土耳其人很快再度成为了帝国的劲敌。因为西部的军事威胁，帝国不得不将多数财力人力投入其中，以至于忽略了东部的防御，这为奥斯曼人在小亚细亚的扩张提供了良机。

     14世纪对拜占庭帝国而言是一个灾难性的世纪。塞尔维亚王国的强大一度有并吞拜占庭帝国的趋势。而雇佣军卡特兰军团的叛乱（Catalan Company）令帝国各行省一片狼藉。帝国长期陷入内战之中，各王室成员争权夺利，内斗不止。例如约翰五世在其50年的皇帝生涯中，先后三次被废黜，一次被他的岳父，一次被他的儿子，另一次是他的孙子。祸不单行的还有瘟疫。例如1347年伴随内战爆发的黑死病，夺去了帝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奥斯曼土耳其则利用拜占庭与巴尔干诸国的混乱大肆扩张，至14世纪末，其势力已经抵达多瑙河（DANUBE），拜占庭已经成为土耳其领土环绕下的孤岛。此时的拜占庭实际控制地区只限于首都君士坦丁堡，色雷斯的几座城镇，黑海沿岸的一些城镇，一些小岛，萨洛尼卡（帝国第二大城市）以及伯罗奔撒半岛大部。在这些拜占庭势力范围中，还间布着一些拉丁帝国遗留的封建领地，法兰克人、佛罗伦萨公爵以及威尼斯人都拥有自己的控制区域。其余的拜占庭原领土则已经成为了土耳其人的领土。

    出人意料的是，此时期虽然拜占庭国力衰弱，然而文化艺术领域却颇为多产。巴列奥略王朝（拜占庭末代王朝）也可算一个重视学术与艺术的朝代。例如君士坦丁堡CHORA教堂保存的14世纪初期壁画与马赛克镶嵌画，就足以令同时期意大利艺术相形见绌。在君士坦丁堡和萨洛尼卡还散布有大量同等水准的画作。当然艺术创作会受到资金短缺的困扰。帝国的财政已经是江河日下了。1347年约翰六世的加冕礼上，其皇冠上的宝石居然是用玻璃代替。


      帝国四周可谓险象环生。在意大利有前拉丁帝国的复辟势力，而巴尔干的斯拉夫王族们则觊觎着皇帝的头衔。东方的土耳其人一度沉寂了一段时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挽救了拜占庭帝国。不过在伟大的酋长奥斯曼的率领下，土耳其人很快再度成为了帝国的劲敌。因为西部的军事威胁，帝国不得不将多数财力人力投入其中，以至于忽略了东部的防御，这为奥斯曼人在小亚细亚的扩张提供了良机。

     14世纪对拜占庭帝国而言是一个灾难性的世纪。塞尔维亚王国的强大一度有并吞拜占庭帝国的趋势。而雇佣军卡特兰军团的叛乱（Catalan Company）令帝国各行省一片狼藉。帝国长期陷入内战之中，各王室成员争权夺利，内斗不止。例如约翰五世在其50年的皇帝生涯中，先后三次被废黜，一次被他的岳父，一次被他的儿子，另一次是他的孙子。祸不单行的还有瘟疫。例如1347年伴随内战爆发的黑死病，夺去了帝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奥斯曼土耳其则利用拜占庭与巴尔干诸国的混乱大肆扩张，至14世纪末，其势力已经抵达多瑙河（DANUBE），拜占庭已经成为土耳其领土环绕下的孤岛。此时的拜占庭实际控制地区只限于首都君士坦丁堡，色雷斯的几座城镇，黑海沿岸的一些城镇，一些小岛，萨洛尼卡（帝国第二大城市）以及伯罗奔撒半岛大部。在这些拜占庭势力范围中，还间布着一些拉丁帝国遗留的封建领地，法兰克人、佛罗伦萨公爵以及威尼斯人都拥有自己的控制区域。其余的拜占庭原领土则已经成为了土耳其人的领土。

    出人意料的是，此时期虽然拜占庭国力衰弱，然而文化艺术领域却颇为多产。巴列奥略王朝（拜占庭末代王朝）也可算一个重视学术与艺术的朝代。例如君士坦丁堡CHORA教堂保存的14世纪初期壁画与马赛克镶嵌画，就足以令同时期意大利艺术相形见绌。在君士坦丁堡和萨洛尼卡还散布有大量同等水准的画作。当然艺术创作会受到资金短缺的困扰。帝国的财政已经是江河日下了。1347年约翰六世的加冕礼上，其皇冠上的宝石居然是用玻璃代替。

    至14世纪末期，经济拮据对文化艺术的负面影响开始彰显。在这期间只有伯罗奔尼撒的Mistra地区和阿索斯山（希腊圣山 Mount Athos）附近涌现出新建的教堂，其内部装饰也较过去节俭。当然学术领域相对较少受到财政因素的干扰。君士坦丁堡大学在13世纪末被帝国贤臣Theodore Metochites（1270-1332，拜占庭政治家、作家、哲学家及艺术资助人，1305-1328年为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重要顾问。译者注。）重建，在他的大力倡导与支持下，14世纪初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拜占庭学者。约翰六世被认为是他的继承者，虽然部分精英对其篡位行为大有微词。这期间的拜占庭知识界学术气息浓厚，人才辈出，学术论争自由，并且很好地继承了古希腊的学术传统。不过，到了14世纪中期，学术界出现了分裂。部分学者受西方罗马教会的影响，开始攻击东正教及其神学理念，另一部分学者则极力维护东正教传统，昔日的朋友称为了论争中的敌手。“改革派”往往带有一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色彩，而“保守派”（代表为Palamas）则显得更加因循守旧甚至具有蒙昧主义倾向。不过后者在僧侣与普通民众中获得了大量支持者。

    这番论争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这关系到是否与西方罗马教会及天主教国家联合。而东西方教会长期的分裂及交恶，最终使保守派在这场斗争中占据上风。不过，还是有很多具有远见的拜占庭政治家看出，脱离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援助，拜占庭注定无法长期生存。如果西方援助是以东正教会归顺天主教会为前提的，那么这也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巴列奥略王朝有多名皇帝提出东西方教会的再次联合，并付诸努力，不过因为国内阻力过大，效果不佳，甚至导致了国内的分裂。如今，土耳其人已在磨刀霍霍。与西方教会的联合已经迫在眉睫，这不仅是为了得到西方雇佣军，更重要的是要联合基督教国家，对抗东方的异教徒。而东正教世界是无力提供强大援助的。多瑙河与高加索的王公们缺乏实力，且自身难保，俄罗斯人国内问题成堆，鞭长莫及。不过，西方天主教国家真的会援助已经分裂的东方教会吗？他们是否会把土耳其人的入侵当做对拜占庭的“天谴”而袖手旁观？带着这些疑问，约翰五世皇帝与1369年启程前往教廷进行外交活动，并向教皇表示归顺之意。然而他谨慎地未将其臣民卷入其中，虽然他内心也幻想拜占庭人与他一道走向教会和解之路，而在当时这是没有基础，注定会失败的。

    米哈伊尔八世与约翰五世是政治家，而非神学家。对他们而言，与西方联合，政治上的好处高于一切。然而对神学家来说，情况就很棘手了。在基督教历史早期，东西方教会在礼拜方式、神学理念等方面就存在分歧。其中最尖锐的矛盾是关于圣灵如何产生以及对“和子说”（拉丁语 Filioque，相当于英语and from the Son）的态度，这也是1054年双方革除对方教籍的神学原因之一。（对于圣灵如何产生，基督教东西教会有不同理解。罗马天主教会秉承圣奥古斯都的观点，认为圣灵由圣父、圣子共同产生，即术语Filioque。而东方教会接受的为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Damascus的理论，即圣灵由圣父产生，圣子、圣灵都借圣父而存在。译者注）
    (书中此处有大段论述东西教派宗教分歧的文字，对中国读者参考不大，故从略）

    拜占庭学者们分裂了。相当一部分由于忠于自己的教派而无法认同与罗马的联合。然而不少学者（尤其是哲学家），愿意接受罗马教廷的权威以使自己的才华得到施展。基督教国家与基督教文明的和谐统一对他们而言是同等重要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曾游历意大利，并目睹了当地的活力与生机。他们也发现了，如果作为朋友身份到来的话，他们会受到意大利人何等的敬重。大约在1340年，Demetrius Cydones将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纳，1225年－1274年3月7日，出生于意大利南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死后也被封为天使博士（天使圣师）或全能博士。他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哲学学派的创立者，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他所撰写的最知名著作是《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天主教教会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将其评为33位教会圣师之一。译者注）的著作翻译为希腊语。阿奎纳的学说吸引了大批拜占庭学者，使后者意识到意大利的学术早已非吴下阿蒙。他们渴望与意大利的学术交流，而这一愿望也并未落空。越来越多的拜占庭学者在西方获得了职位与尊敬。融合拜占庭与意大利文化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考虑到罗马历史上的崇高地位以及当下意大利的繁荣，拜占庭人的某种妥协也未必是难以接受的吧？


    至14世纪末期，经济拮据对文化艺术的负面影响开始彰显。在这期间只有伯罗奔尼撒的Mistra地区和阿索斯山（希腊圣山 Mount Athos）附近涌现出新建的教堂，其内部装饰也较过去节俭。当然学术领域相对较少受到财政因素的干扰。君士坦丁堡大学在13世纪末被帝国贤臣Theodore Metochites（1270-1332，拜占庭政治家、作家、哲学家及艺术资助人，1305-1328年为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重要顾问。译者注。）重建，在他的大力倡导与支持下，14世纪初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拜占庭学者。约翰六世被认为是他的继承者，虽然部分精英对其篡位行为大有微词。这期间的拜占庭知识界学术气息浓厚，人才辈出，学术论争自由，并且很好地继承了古希腊的学术传统。不过，到了14世纪中期，学术界出现了分裂。部分学者受西方罗马教会的影响，开始攻击东正教及其神学理念，另一部分学者则极力维护东正教传统，昔日的朋友称为了论争中的敌手。“改革派”往往带有一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色彩，而“保守派”（代表为Palamas）则显得更加因循守旧甚至具有蒙昧主义倾向。不过后者在僧侣与普通民众中获得了大量支持者。

    这番论争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这关系到是否与西方罗马教会及天主教国家联合。而东西方教会长期的分裂及交恶，最终使保守派在这场斗争中占据上风。不过，还是有很多具有远见的拜占庭政治家看出，脱离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援助，拜占庭注定无法长期生存。如果西方援助是以东正教会归顺天主教会为前提的，那么这也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巴列奥略王朝有多名皇帝提出东西方教会的再次联合，并付诸努力，不过因为国内阻力过大，效果不佳，甚至导致了国内的分裂。如今，土耳其人已在磨刀霍霍。与西方教会的联合已经迫在眉睫，这不仅是为了得到西方雇佣军，更重要的是要联合基督教国家，对抗东方的异教徒。而东正教世界是无力提供强大援助的。多瑙河与高加索的王公们缺乏实力，且自身难保，俄罗斯人国内问题成堆，鞭长莫及。不过，西方天主教国家真的会援助已经分裂的东方教会吗？他们是否会把土耳其人的入侵当做对拜占庭的“天谴”而袖手旁观？带着这些疑问，约翰五世皇帝与1369年启程前往教廷进行外交活动，并向教皇表示归顺之意。然而他谨慎地未将其臣民卷入其中，虽然他内心也幻想拜占庭人与他一道走向教会和解之路，而在当时这是没有基础，注定会失败的。

    米哈伊尔八世与约翰五世是政治家，而非神学家。对他们而言，与西方联合，政治上的好处高于一切。然而对神学家来说，情况就很棘手了。在基督教历史早期，东西方教会在礼拜方式、神学理念等方面就存在分歧。其中最尖锐的矛盾是关于圣灵如何产生以及对“和子说”（拉丁语 Filioque，相当于英语and from the Son）的态度，这也是1054年双方革除对方教籍的神学原因之一。（对于圣灵如何产生，基督教东西教会有不同理解。罗马天主教会秉承圣奥古斯都的观点，认为圣灵由圣父、圣子共同产生，即术语Filioque。而东方教会接受的为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Damascus的理论，即圣灵由圣父产生，圣子、圣灵都借圣父而存在。译者注）
    (书中此处有大段论述东西教派宗教分歧的文字，对中国读者参考不大，故从略）

    拜占庭学者们分裂了。相当一部分由于忠于自己的教派而无法认同与罗马的联合。然而不少学者（尤其是哲学家），愿意接受罗马教廷的权威以使自己的才华得到施展。基督教国家与基督教文明的和谐统一对他们而言是同等重要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曾游历意大利，并目睹了当地的活力与生机。他们也发现了，如果作为朋友身份到来的话，他们会受到意大利人何等的敬重。大约在1340年，Demetrius Cydones将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纳，1225年－1274年3月7日，出生于意大利南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死后也被封为天使博士（天使圣师）或全能博士。他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哲学学派的创立者，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他所撰写的最知名著作是《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天主教教会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将其评为33位教会圣师之一。译者注）的著作翻译为希腊语。阿奎纳的学说吸引了大批拜占庭学者，使后者意识到意大利的学术早已非吴下阿蒙。他们渴望与意大利的学术交流，而这一愿望也并未落空。越来越多的拜占庭学者在西方获得了职位与尊敬。融合拜占庭与意大利文化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考虑到罗马历史上的崇高地位以及当下意大利的繁荣，拜占庭人的某种妥协也未必是难以接受的吧？

6.26再次更新。

     然而，联合派的拥趸只限于部分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僧侣阶层大都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较少受到与意大利学术交流的影响，而是醉心于自己的信仰与传统。拉丁帝国当年的严酷统治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僧侣们在民众当中宣传联合的种种恶果，甚至宣称此举将遭致天谴。任何一位拜占庭皇帝试图与之对抗都是艰难的，何况还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神学家赞同僧侣们的观点，一部分政治人物也对西方的援助表示怀疑。

     上述激烈的论争发生在一个大衰退的年代。尽管拥有优秀的学者，君士坦丁堡已然沦为了一座垂死的城市。12世纪时，首都及近郊人口多达百万之巨，而今只剩下不足10万。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首都郊区大半也落入土耳其人之手。金角湾的佩拉（PERA）大区为热那亚人所控制。昔日君士坦丁堡附近市镇、修道院星罗密布，如今只剩下零落的一些村庄环绕在破败的教堂周围。拜占庭首都在极盛时期，城内各区分布着大量花园与公园，而今不仅一些居民区已经消失，花园也被菜地、果园所取代。14世纪中期到访的著名旅行家伊本•巴图塔计算出城墙内共有13块小型居民区；西班牙旅行家克拉维约（Gonzalez de Clavijo）也曾对这座宏伟巨城的破败惊诧不已。佩德罗•塔法（Pero Tafur，西班牙旅行家，1410-1484）于1437年谈到君士坦丁堡人口的凋零程度——很多居民区完全是一副乡村的景象，春天城市里盛开着大量野玫瑰，入夜后， 夜莺在树林里欢唱。

   不仅平民区残破不堪，甚至连君士坦丁堡东南的旧皇宫也已经无法居住。拉丁帝国末代皇帝鲍尔温二世在山穷水尽之际，不仅将自己的太子交给威尼斯债主作为“抵押”，更将拜占庭皇宫的屋顶拆除出售以套现。此君亡命天涯后，光复拜占庭的米哈伊尔八世及其继承者再也没有财力将皇宫修缮一新。昔日的大竞技场也仅剩断壁残垣，旁边的主教宫(Patriarchal Palace)名义上仍然是教长驻地，不过君士坦丁大牧首也不再“冒险”居住在这摇摇欲坠的殿宇中了。城区多数教堂也已经年久失修，只有伟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还保留着往日的荣光。

    君士坦丁堡的主干道——梅塞大道（中央大街之意），自查瑞休斯大门（今天土耳其人称为亚得里亚堡门）起始，最后抵达旧皇宫。这是首都最繁华的大街，商店住宅鳞次栉比，途经最重要的建筑为全市第二大教堂圣使徒教堂。不过后者也已经残破不堪了。（1453年城破后，圣索菲亚大教堂被苏丹改为清真寺，大牧首驻跸至此。后来教堂于1461年被拆除，大牧首再次迁至基督徒区的圣母教堂。译者注。）另一片繁华区位于金角湾沿岸。皇帝的新行宫就位于此处一座小山下。威尼斯人也在这一带港口拥有自己的社区，不仅为威尼斯人提供便利，也聚集了来自安科纳、佛罗伦萨、拉古萨甚至加泰罗尼亚的商人，附近甚至还有犹太社区。这里货栈码头密集，帝国也允许土耳其人在此开设巴扎（市集）。不过以上各区用城墙或栅栏划分开来，彼此相对独立。城市每年还要接待远方的朝圣者，他们多半来自俄罗斯，由此一批旅馆应运而生。此外城市也保留了足够的医院甚至孤儿院，为市民们提供基本的福利。不过除去这些繁华地带，君士坦丁堡市区大部分地方已经是空旷和破败的了。
    此时帝国第二大城市为萨洛尼卡。它仍然是巴尔干重要的港口，与君士坦丁堡相较，它甚至更加繁荣，其一年一度的集市吸引了各地的大批商人。甚至相对狭小的城市规模也成了它的优势，这让它与空空荡荡的首都相比，显得不至于那么寒酸和破败。不过该城在14-15世纪同样命运多舛。它一度被当地起义的平民攻占并统治了8年之久（革命者被称作Zealots，反对贵族统治，要求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他们于1342-1350控制了萨洛尼卡。译者注。），在他们被镇压前，大批城市宫殿、市场、建筑遭到了洗劫和破坏。随后萨洛尼卡被土耳其人攻占。虽然希腊人一度将其收复，然而它再也难回到当年的繁荣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值得一提的城市还有摩里亚专制君主国（摩里亚理论上属于拜占庭帝国，但一般由拜占庭太子或王子统治，享有自治权。译者注。）首都米斯特拉斯，不过这所谓的“首都”不过是一座宫殿，一座城堡，外加几座教堂、修道院和学校，比一座村庄规模大不了多少。


     然而，联合派的拥趸只限于部分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僧侣阶层大都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较少受到与意大利学术交流的影响，而是醉心于自己的信仰与传统。拉丁帝国当年的严酷统治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僧侣们在民众当中宣传联合的种种恶果，甚至宣称此举将遭致天谴。任何一位拜占庭皇帝试图与之对抗都是艰难的，何况还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神学家赞同僧侣们的观点，一部分政治人物也对西方的援助表示怀疑。

     上述激烈的论争发生在一个大衰退的年代。尽管拥有优秀的学者，君士坦丁堡已然沦为了一座垂死的城市。12世纪时，首都及近郊人口多达百万之巨，而今只剩下不足10万。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首都郊区大半也落入土耳其人之手。金角湾的佩拉（PERA）大区为热那亚人所控制。昔日君士坦丁堡附近市镇、修道院星罗密布，如今只剩下零落的一些村庄环绕在破败的教堂周围。拜占庭首都在极盛时期，城内各区分布着大量花园与公园，而今不仅一些居民区已经消失，花园也被菜地、果园所取代。14世纪中期到访的著名旅行家伊本•巴图塔计算出城墙内共有13块小型居民区；西班牙旅行家克拉维约（Gonzalez de Clavijo）也曾对这座宏伟巨城的破败惊诧不已。佩德罗•塔法（Pero Tafur，西班牙旅行家，1410-1484）于1437年谈到君士坦丁堡人口的凋零程度——很多居民区完全是一副乡村的景象，春天城市里盛开着大量野玫瑰，入夜后， 夜莺在树林里欢唱。

   不仅平民区残破不堪，甚至连君士坦丁堡东南的旧皇宫也已经无法居住。拉丁帝国末代皇帝鲍尔温二世在山穷水尽之际，不仅将自己的太子交给威尼斯债主作为“抵押”，更将拜占庭皇宫的屋顶拆除出售以套现。此君亡命天涯后，光复拜占庭的米哈伊尔八世及其继承者再也没有财力将皇宫修缮一新。昔日的大竞技场也仅剩断壁残垣，旁边的主教宫(Patriarchal Palace)名义上仍然是教长驻地，不过君士坦丁大牧首也不再“冒险”居住在这摇摇欲坠的殿宇中了。城区多数教堂也已经年久失修，只有伟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还保留着往日的荣光。

    君士坦丁堡的主干道——梅塞大道（中央大街之意），自查瑞休斯大门（今天土耳其人称为亚得里亚堡门）起始，最后抵达旧皇宫。这是首都最繁华的大街，商店住宅鳞次栉比，途经最重要的建筑为全市第二大教堂圣使徒教堂。不过后者也已经残破不堪了。（1453年城破后，圣索菲亚大教堂被苏丹改为清真寺，大牧首驻跸至此。后来教堂于1461年被拆除，大牧首再次迁至基督徒区的圣母教堂。译者注。）另一片繁华区位于金角湾沿岸。皇帝的新行宫就位于此处一座小山下。威尼斯人也在这一带港口拥有自己的社区，不仅为威尼斯人提供便利，也聚集了来自安科纳、佛罗伦萨、拉古萨甚至加泰罗尼亚的商人，附近甚至还有犹太社区。这里货栈码头密集，帝国也允许土耳其人在此开设巴扎（市集）。不过以上各区用城墙或栅栏划分开来，彼此相对独立。城市每年还要接待远方的朝圣者，他们多半来自俄罗斯，由此一批旅馆应运而生。此外城市也保留了足够的医院甚至孤儿院，为市民们提供基本的福利。不过除去这些繁华地带，君士坦丁堡市区大部分地方已经是空旷和破败的了。
    此时帝国第二大城市为萨洛尼卡。它仍然是巴尔干重要的港口，与君士坦丁堡相较，它甚至更加繁荣，其一年一度的集市吸引了各地的大批商人。甚至相对狭小的城市规模也成了它的优势，这让它与空空荡荡的首都相比，显得不至于那么寒酸和破败。不过该城在14-15世纪同样命运多舛。它一度被当地起义的平民攻占并统治了8年之久（革命者被称作Zealots，反对贵族统治，要求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他们于1342-1350控制了萨洛尼卡。译者注。），在他们被镇压前，大批城市宫殿、市场、建筑遭到了洗劫和破坏。随后萨洛尼卡被土耳其人攻占。虽然希腊人一度将其收复，然而它再也难回到当年的繁荣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值得一提的城市还有摩里亚专制君主国（摩里亚理论上属于拜占庭帝国，但一般由拜占庭太子或王子统治，享有自治权。译者注。）首都米斯特拉斯，不过这所谓的“首都”不过是一座宫殿，一座城堡，外加几座教堂、修道院和学校，比一座村庄规模大不了多少。

7月1日更新。大家可结合君士坦丁堡地图看。
地名的翻译比较头疼。

1391年，曼努埃尔二世得到了拜占庭帝国这份凋零的遗产。皇帝本人可谓生世多艰：他的青少年时代几乎都在战争与家族内斗中度过，营救因欠债被威尼斯人扣押的父皇约翰五世也一度成为他的任务。作为皇子，曼努埃尔二世长期在土耳其苏丹的宫廷充当人质，甚至违心地指挥一支拜占庭军团为苏丹攻打希腊人的城市阿拉谢希尔（绰号小雅典，在小亚细亚。译者注。）。在这段令人心酸的时光里，学术成为了他最大的安慰。曼努埃尔二世饱读经书，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是个有才能的君主，曾经互动将皇位让与其侄子约翰七世，这一慷慨之举很大程度上弥合了王室内部的纷争。（曼努埃尔二世之父在位期间王室成员曾爆发内战，而曼努埃尔二世本人则相对与皇族关系和睦。不过约翰七世仅在位一年便撒手人寰，曼努埃尔二世随后登基。译者注。）他曾经尽力修缮帝国的修道院并提高其待遇标准，他给予了君士坦丁堡大学力所能及的最大经费。皇帝清晰地看出西方援助的重要性，并做了大量外交努力。1396年教皇再次召集了一只十字军（不过这支军队更多是为了援救匈牙利王国而非拜占庭，虽然均是以土耳其为敌），然而因为部队领导人的荒唐最后在多瑙河畔的尼克波利斯遭到失败（尼克波利斯的十字军是欧洲最后一次大规模援助东方的十字军）。曼努埃尔二世对法国的外交攻势获得了一定成果，1399年法王向君士坦丁堡派遣了一只援军，不过这支军队仅千余人，实在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不过皇帝却反对东西教会的再次共融，一方面是因为自身的宗教信念，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深知这一方案难以在民间推行。他还告诫自己的儿子，未来的约翰八世，既要与西方友好协商教会联合事宜，同时又要对内宣称该联合绝不会真正实施。当他于1400年左右前往西方国家斡旋时，恰逢天主教会大分裂时期（the Great Schism，1378-1417年。1377年，宗座Grégoire XI把教廷由法国亚维农迁回意大利罗马，他去世后，枢机团分别选出一名意大利人和一名法国人为继承者，即Urban VI 与Clément VII。两位教皇互不承认，甚至开除彼此教籍。于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出现了两个教廷。直到1418年德国康斯坦茨（Konstanz）召开的大公会议终于选出了各方一致认可的教宗马丁五世Martin V。先前提到1396年的十字军居然是由两位敌对的教皇各自派出，当年的混乱状况可见一斑。译者注。），因此拜占庭皇帝极力淡化其宗教身份而是以世俗统治者的身份寻求援助，以减少宗教纷争的干扰。但是，虽然皇帝的优雅风度获得了欧洲贵族的好评，实际的援助却屈指可数。1402年曼努埃尔二世甚至不得不中断访问赶回君士坦丁堡，因为他得知土耳其苏丹“雷霆”巴耶济德一世正率军意图围攻拜占庭首都。幸运的是，早在皇帝赶到之前危机便已经解除了。来自中亚的帖木儿大汗在安卡拉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了奥斯曼人，俘虏了巴耶济德一世（后者在大约一年后于帖木儿营中去世），奥斯曼人群龙无首，陷入了整整20年的“大空位”时期，也给了拜占庭帝国一个喘息的机会。但是拜占庭并未充分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土耳其王子们经过20年争斗后，终于再次统一起来。1423年恢复元气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二世又开始发动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不过由于王族内斗以及帝国内部叛乱的传闻，苏丹不得不放弃计划，提前收兵。
     帖木儿的介入意外地使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延后了半个世纪，不过曼努埃尔二世从中获得的进展并不多。他收复了色雷斯的几座市镇，并赢得了某个土耳其王子的友谊。虽然这是打击东方的土耳其人，收复基督教失地的大好时机，然而，欧洲的基督徒联合起来作战的时代看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只联军的出现，既需要时间，也需要共识，然而这两者都是缺乏的。热那亚人只关心其商业利益，缺乏长远政策，而是企图左右逢源，一方面向帖木儿派出大使示好，一方面出动舰只将战败的土耳其将士从小亚细亚运回欧洲。威尼斯人将热那亚视作最大威胁，要求其东方各殖民地长官严守中立。教廷正处于大分裂时期，两位教皇互不相让，自然也谈不上领导基督徒了。西欧各依然对尼克波利斯的惨败心有余悸，加之英法重启战端，对干预东方事务意兴阑珊。匈牙利国王认为心头大患已去，将注意力都放在了角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宝座的游戏中。——君士坦丁堡看上去已经高枕无忧了，谁还会关心它呢？
     实际上，君士坦丁堡仍存在隐忧。不过，抛开这一点不谈，城中的学术生活依然活跃。除去皇帝本人，此时学界的领袖为Joseph Bryennius（神学院首席兼君士坦丁堡大学教授）。他培养了最后一批拜占庭优秀学者。此人学贯东西，帮助皇帝将西学引入到了君士坦丁堡大学课程。尽管有诸多恩怨，他与拜占庭学界对来自西方的学生依然敞开大门。教皇PIUS二世曾写道，在他的青年时代，意大利的知识分子均以在君士坦丁堡受过教育为荣耀。

另一位知名学者格弥斯托士•卜列东（Georgius Gemistus），从君士坦丁堡移居至摩里亚君主国首都米斯特拉，在这里他创办了一所柏拉图研究学会并出版了许多相关著作。他认为只有柏拉图的哲学，可以重新唤醒希腊世界。他提出了不少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的主张，不过多数都失之空泛，难以施行。他的宗教观点是柏拉图主义、伊比鸠鲁学说与琐罗亚斯德主义的糅合。虽然表面上他也是个东正教徒不过骨子里却有着古希腊异教气息，例如，他把神拼写作宙斯而非耶稣。生前他的这些异端思想得到了宽容，不过在他去世及首都陷落后，他的手稿落入了他的朋友Patriarch Gennadius之手，后者对其学说即着迷又感到恐惧，最后不情愿地将大部分手稿付之一炬。（Georgius Gemistus，约1355年－1452年，拜占庭著名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也是在西方推动复兴古希腊学术的先驱。其学说在15世纪意大利影响很大。译者注。）

卜列东的事例也说明了晚期东罗马帝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Hellene一词从拜占庭帝国时期开始，渐渐专门用来指代希腊人，尤其强调其古希腊文化传统的成分。虽然此时拜占庭已不复当年辉煌，不过在西方仍然拥有不少仰慕者，一些西方国家的人文主义者甚至自称“希腊人”（HELLENES）。帝国的官方称号依旧是“罗马帝国”，不过在知识分子圈子中人们也不再称呼自己是“罗马人”（ROMAIOI）。这一风气是从萨洛尼卡发端的，该地居民尤其以自己的古希腊文化传统自豪。14世纪末，甚至皇帝曼努埃尔也通常被称作“希腊人的皇帝”而非“罗马人的皇帝”。西方的宫廷也渐渐接受了这一称呼。帝国最后的几十年中，君士坦丁堡已经完全是一座希腊人的城市了。

曼努埃尔二世于1423年退休，并于两年后去世。他的挚友，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一世已经在4年前驾崩。新苏丹穆拉德二世登基时，奥斯曼土耳其已经恢复元气，国力强盛。希腊人一度对这位君主寄以厚望，认为他虽是MSL，但为人宽厚、公正，能够与希腊人和睦相处。然而希望随着1422年他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而落空了。虽然对拜占庭首都的进攻没能得手，但他咄咄逼人的势头给希腊人造成了如此压力，以至于曼努埃尔的第三子Andronicus在绝望中将帝国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卖给了威尼斯人。然而即使威尼斯共和国也无力回天，这次交易甚至给了土耳其人借口，萨洛尼卡还是在1430年被奥斯曼帝国攻陷了。之后数年穆拉德二世的扩张似乎停止了，不过这短暂的和平能持续多久呢？

这个得顶一下，
终于知道东罗马是怎么完蛋的了

      曼努埃尔的长子，即约翰八世，确信只有求助西方才能挽救风雨飘摇的帝国，于是罔顾先皇的忠告，决心促成与罗马的共融，因为他明白，只有罗马教廷才具有足够权威，将一盘散沙的西方天主教诸国号召起来，援救东方的基督教兄弟。此时，托大公会议运动（Conciliar Movement）之福，教皇终于从教会分裂中解脱出来（指1418年德国康斯坦茨选举出马丁五世教皇，结束了长期两位教皇对立的时代。译者注。）。约翰深知只有通过某种普世大公会议才有可能促使国民接受两大教会的再次统一，而此时，教皇也无法对这项动议断然拒绝（因为教皇本人就是得益于大公会议而上台的）。经过漫长谈判，宗座犹金四世正式邀请拜占庭皇帝率代表团前往意大利进行会商。虽然约翰最初计划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会议，不过最终还是妥协了。1438年拜占庭代表团前往意大利费拉拉参加会议，1439年会场移至佛罗伦萨（即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基督教第十七次大公会议。译者注。）。双方代表进行了激烈地争论。

     这次会议的细节是冗长枯燥的。首先是关于“居先权”的认定。昔日基督教大公会议往往由罗马皇帝主持，那么今日的约翰八世是否应享有居先权？东正教大牧首与罗马教皇孰高孰低？为此就花去了大量时间。会议原则要求以历次大公会议认定的正典为基础讨论，表面上看与会主教们沐浴在圣灵的光芒下，群情激昂，然而热烈的气氛并不能弥补分歧。神父们时常互相批驳，甚至他们本身的论点也常常自相矛盾。语言上的障碍也是巨大的。某些拉丁语神学术语在希腊语中并无对应词汇，同时，东西教会对于《圣经》正典的认定也存在分歧（例如，圣经旧约部分，天主教承认46卷，东正教承认48卷，多出的两卷在天主教看来属于“次经”。译者注。）。平心而论在辩论中拉丁人表现略胜一筹。天主教代表团团结一致，精通辩术，并得到了教皇的幕后支持。而东正教代表团则是一盘散沙，何况还有一些优秀的主教拒绝赴会。不过拜占庭皇帝也带来了几名得力的神学家，包括特拉布宗的贝萨里翁（出生于特拉布宗，青年时代赴君士坦丁堡求学，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拜占廷人文主义学者，1459年－1472任天主教会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译者注）、尼西亚大主教、以弗所大主教和基辅大主教。代表团中甚至还包括几位拜占庭知名的哲学家。东正教代表团本也被要求选出主要辩手参与讨论，然而他们对此实际是阳奉阴违的——并没有推出最强有力、最博学的人选。因为东正教会历来的传统是所有神父，甚至包括大牧首，在讨论神学问题时一律平等。于是东正教的代表们就纷纷各自为战了。而大牧首约瑟夫（为一保加利亚王子与希腊妇女的私生子）此时健康状况不佳，难以发挥作用。而皇帝约翰八世本人则忙于在辩论出现尴尬或冷场时息事宁人。整个拜占庭代表团显得混乱不堪，而且多数神父都囊中羞涩，归家心切。


     最后，东西教会的共融还是被强制通过了。三乔治（三位名为乔治的拜占庭哲学家）因为对意大利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的仰慕而大力赞成教会的联合。另一位著名学者卜列东(Plethon)虽然对天主教神学并无好感，故未在最终文件上签字，然而，他在佛罗伦萨受到了极佳款待，其在柏拉图方面的研究备受意大利人推崇，因此，也就不好表示明确反对。大牧首约瑟夫之所以同意签字，居然是因为翻译的缘故误认为天主教的“和子说”与东正教教义并无本质区别——此后不久他就因病去世了。贝萨里翁等人则是出于对意大利文化的喜爱，以及对将意大利、希腊文化整合的愿望，而表示赞成。其余绝大多数主教也签字确认，当然其中一部分是在皇帝的压力甚至威胁下才这么做的。唯一明确反对的只有以弗所的马克。最终人们看到的决议，虽然也采纳了某些东正教观点、习俗，不过大体上还是天主教式的，而对于教皇与大公会议的关系，并没有做详细地约定。

关于第十七次大公会议的这部分记载，看得我相当头疼。

签字易，实践难。当代表团返回新罗马时，遭遇了民众抗议的惊涛骇浪。一度备受尊敬的贝萨里翁，不得不离开拜占庭，前往意大利隐居避难，在那里他意外地遇见了代表团同仁基辅大主教Isidore，后者也被俄罗斯民众放逐了。东正教大牧首则拒绝承认自己的签字有效。在他去世后，皇帝一度没有合适的继任人选。第一个候选人很快就逝世了，第二个人选Gregory Mammas虽然在1445年得到正式任命，却被多数神职人员制抵，不得不放弃职位前往罗马避难。而唯一没有签字的马克则众望所归，名声鹊起。当初赞成联合的“三乔治”，一位心灰意冷避居意大利，一位成为了拒统派骨干，一位甚至另辟蹊径，尝试在东方的MSL中寻找盟友。皇帝本人也动摇了，虽然未曾彻底放弃与西方联合的理念，但在其母后Helena的影响下，也不再强制推行。这一切都造成了拜占庭宗教、思想上的分崩离析。

不过本次大公会议的作用也不尽是负面的。一支新的十字军被组建起来了（尽管有些不情愿）。犹金教皇在1440年发出倡议，4年后，一支以匈牙利人为主的部队在多瑙河组建起来。然而，教皇特使强迫联军统帅，特兰西瓦尼亚大公匈雅提•亚诺什(John Hunyadi，不过在1456年贝尔格莱德战役中他率军击败了苏丹的十万大军，一雪前耻。译者注)撕毁与苏丹订立的神圣条约（从而背负骂名），并进一步在战争方略上与之争吵不休。苏丹穆拉德二世在黑海之滨的瓦尔纳（今保加利亚第三大城市。译者注）不费吹灰之力，便击败了这群乌合之众。最后一次拯救拜占庭的十字军也就此烟消云散了。

对很多西方历史学家而言，拜占庭人拒绝联合的做法简直是不可理喻，自掘坟墓。然而，广大普通拜占庭人深受僧侣们的影响，以坚持信仰与传统为荣，以背叛为耻。这是一个宗教气息浓厚的时代。对多数希腊人而言，尘世的生活不过是彼岸生活的前奏，为了世俗世界的安定而牺牲信仰，玷污灵魂，这是绝不可接受的。即使国家灭亡，也可当做上帝对人间罪愆的惩罚，人们必须坦然以对。远在在帝国鼎盛时期，先知们早已传言，罗马的国祚不可能永恒持久。这种基督教的末世论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相信，敌基督终会出现，末日审判无法避免。过去人们还相信君士坦丁堡得到圣母玛利亚的保佑，不会沦入异教徒之手，如今这份信念也动摇了。与西方“异端”教会联合的观念对他们而言即谈不上灵魂的拯救，也无法改变世界毁灭的命运。

信徒们的观点或许是偏执与幼稚的，然而，一些精明的政治家同样对联合疑虑重重。他们中的很多人预期西方国家不能，或不愿，派出足够强大的部队与苏丹的精锐之师抗衡。

另一些人，尤其是宗教界人士，则担心贸然联合只会引发进一步的宗教分裂。当年十字军的背信弃义还历历在目，如今很多在异教徒统治下的希腊人，仅仅是依靠教会这条纽带与君士坦丁堡联系在一起，一旦试图与西方教会共融，他们能否赞同是颇为可疑的。在高加索、多瑙河流域、俄罗斯也存在类似情况。东方的三大宗主教也明确表示反对（即亚历山大宗主教、耶路撒冷宗主教、安条克宗主教，译者注。）。既然大部分东正教徒仅仅听从大牧首的教诲而非拜占庭皇帝的训令，又怎能强迫他们改变信仰以挽救帝国呢？俄罗斯人因为其世仇波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信奉天主教，而对该教派尤其痛恨。1437年的一份文件表明，当时属于东正教会大牧首领导的67位大主教中，仅有8位在拜占庭帝国有效统治区域内，另有7位处于摩利亚君主国范围。换言之，一旦东正教会宣布改弦易张，大牧首便有可能失去他四分之三的大主教。少数政治家甚至走的更远。客观地说，拜占庭已经积重难返。唯一保全东正教会并令希腊人民生活安乐的方法，或许就是接受土耳其人的奴役，其实，很多希腊人已经这么做了。只有这样，恐怕还有一线机会，令东正教民族积攒力量，东山再起，日后摘下异教徒的枷锁。因此，当君士坦丁堡已经被土耳其大军重重围困之际，大教长卢卡斯•诺塔拉斯竟然声称：“宁可在首都看到头裹方巾的土耳其人统治，也不愿看到顶着三层教冠的拉丁人统治。”——此番言论也就不那么显得骇人听闻了。

贝萨里翁为代表的拜占庭学者，在其“流放地”意大利如鱼得水，备受尊敬，他们一方面尽力援助自己的同胞，一方面也对相形之下，君士坦丁堡的偏执愚昧感到痛心疾首。他们依然憧憬着与西方国家的联合，相信意大利富有活力的文化能够给古老的拜占庭一针强心剂。事后观之，谁又能指责他们谬以千里呢？

约翰八世自意大利回国后又度过了郁郁寡欢的9年。他深爱的王后，特拉布宗的玛利亚，病逝于一场瘟疫。他没有子嗣，而他的兄弟多半在伯罗奔尼撒或色雷斯策划者反对他的阴谋。他唯一信任的家庭成员只有其母后，Helena，但后者却与他政见不合。他尽可能地利用其机智与克制，维持帝国的稳定。他在财政上精打细算以至于节省出资金整修了首都的城墙，后者很快便要面临奥斯曼人的严峻考验。当他与1448年10月31日驾崩时，或许对皇帝而言这真是一种解脱吧。


第一章更新完毕。

                                                                     第二章 崛起的奥斯曼


     历史上强大的拜占庭往往离不开安纳托利亚。这块巨大的半岛，昔日也被称作小亚细亚，在罗马时代一度是世界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伴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瘟疫疾病的横行以及波斯、阿拉伯人于公元7-8世纪的入侵，这一地区衰落了。不过到了9世纪，安纳托利亚回复了安定。一条精心组织的防线隔绝了敌人的入侵。农业回复了生气，并在君士坦丁堡等城市找到了市场。西部河谷地区到处是橄榄、果树与谷物，山区则牛羊成群，而在灌溉系统完善的地区则是沃野千里。皇帝的政策是抑制地产兼并，维护自由农的权益，小亚细亚的农民很多属于军区农兵，平时务农，战时从军。中央政府通过频繁的视察及给予地方长官优厚俸禄维持着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力。
小亚细亚的繁荣取决于一条稳定的前线。小亚细亚的防务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边境守备被委任给若干男爵负责，而这只军队被称作“边防军”（Akritai，希腊语中的原意是边境，后来引申出边防军之意。译者注）。他们主要的职责有二：击退外敌对边境的侵袭，主动袭扰敌人的土地。这群军人无法无天，自由行事，厌恶一切政府对他们的干预，拒绝交税，同时总是要求为其军功得到赏金。除去亚美尼亚人的土地，边境地区大多是人迹罕至的，这些战士为了生存往往敢于铤而走险。不论拜占庭与阿拉伯国家是战是和，边境冲突一直是持续不断的。这倒并非是边防军穷兵黩武或者对敌方守军刻骨仇恨，不如说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MSL边防军宗教上相对狂热，但这也并未阻止双方友好往来甚至互相联姻。双方都有不少“异端”信徒。拜占庭边防军士兵多数属于亚美尼亚教会，也乐于庇护所谓的异教徒；对面的MSL军官对此同样心有戚戚。
    然而平衡随着哈里发的式微与拜占庭的扩张而打破了。10世纪中期拜占庭在东方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收复了大片领土，兵锋一度抵达叙利亚。新的边境线不再是荒凉的山区，而是富饶的平原。新的防线主要依靠驻扎在安条克等城市的正规军负责，传统的安纳托利亚边防军已经过时了。前边防军们转而利用帝国开疆扩土的时机，在东安纳托利亚收获了大量地产。这些男爵们虽然以农耕为生，不过依然桀骜不驯，甚至雇佣私人军队包围自己的庄园（而这些军人往往是昔日的自由农）。这些新型的大地产贵族割据一方，在11世纪中期逐渐成为拜占庭政府心头之患。另一方面，拜占庭盲目扩张也存在隐患，它吞并了亚美尼亚王国（这个古老的基督教国家过去一直作为拜占庭与东方异教徒国家之间的缓冲国），并用其贪得无厌的税吏与东正教会令亚美尼亚人心生愤懑（亚美尼亚教会教义与东正教不同，译者注）。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帝国东部的防御。
    很快，往日的一些帝国盟友就会成为东部的心腹之患。几个世纪以来，突厥人一直从突厥斯坦四处迁移，寻求新的牧场。早在公元6世纪，拜占庭便与之在中亚及俄罗斯大草原发生了接触。这一部突厥人称作可萨人（Khazars）,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其王公还曾与拜占庭王室通婚，虽然偶尔也兵戎相见，不过多数情况下都是拜占庭的盟友，以及重要的雇佣兵源。而这些突厥佣兵很多都在帝国境内（尤其在安纳托利亚）永久定居下来，其中一部分甚至皈依了基督教。突厥人的另一部，即乌古斯人（Oghuz Turks），则自波斯向阿拉伯帝国境内迁徙，他们同样为阿拉伯哈里发充当佣兵，并成为了MSL。随着哈里发势力的衰落，这些昔日的部将渐渐崛起。MSL突厥人于963年建立了伽色尼王朝(the Ghaznavids，963-1168，都城在今阿富汗Ghazni)，当伟大的穆罕穆德苏丹（Mahmud of Ghazni，971-1030）在位时，国力最为鼎盛，其疆域包括今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及北印度一部。不过好景不长，穆罕穆德去世后，霸权转入了统领乌古斯人的塞尔柱(Seljuk)家族手中。塞尔柱的后人们获得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突厥人的领导权。1055年，伟大的图格鲁尔贝伊(Tugrul Bey)迫使阿巴斯王朝（即黑衣大食。译者注）哈里发授予其正统伊斯兰保护者的身份（即迫使哈里发承认其为苏丹），其领土包括波斯及呼罗珊及若干附属国，塞尔柱王朝真正建立起来了。



    巴格达的哈里发央求塞尔柱人的保护是为了防备以埃及为中心的法蒂玛王朝（即绿衣大食，译者注），后者的势力已经扩张至叙利亚。法蒂玛王朝与拜占庭关系亲密，塞尔柱人深恐东罗马在其背后偷袭，以便令塞尔柱苏丹国与阿巴斯王朝腹背受敌。的确，不少突厥王公早已移居至拜占庭境内，并作为边疆男爵为帝国效力，他们磨刀霍霍，只待时机一到便可对敌境发动袭扰。图格鲁尔贝伊的继任者，阿尔普•阿斯兰（Alp Arslan）决心一劳永逸地剪除西面拜占庭的后患。他首先攻占并劫掠了前亚美尼亚王国首都阿尼，并鼓动其边防军们主动出击。（亚美尼亚被塞尔柱人攻占是拜占庭的重大失误。从此，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防务就开始解体了。译者注。）拜占庭人虽然吞并了亚美尼亚，但是却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守卫它。此时，军区已经解体，安纳托利亚边防军几乎荡然无存。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1071年，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决定御驾亲征以解除边境的危机。不过由于帝国财政大不如昔，军队的质量规模都降低了，其主力已沦为雇佣军，既有来自西方的欧洲人，也有来自东方的库曼突厥人（钦察人一支）。阿尔普•阿斯兰此时正与法蒂玛王朝交战，他将拜占庭的行动看做拜占庭-法蒂玛军事同盟的阴谋，于是立即回师去面对新的劲敌。
1071年8月19日，著名的曼特齐克战役爆发了。罗曼努斯皇帝英勇有余，而智谋不足，他的雇佣军忠诚度也是大不可靠的。战役的结果是拜占庭军队惨败，皇帝本人做了苏丹的阶下囚。 （当时拜占庭的军事实力依然强于塞尔柱突厥人，但是罗曼努斯登基不久，立足未稳，国内权贵并不团结，战时部队的哗变是其战败的重要因素，译者注。）  


    阿尔普•阿斯兰的目的只是为了保障后方的安全，拜占庭的威胁铲除后，他并不乘胜追击，而是见好就收，率主力回到了叙利亚。但他留下的边防军却有不同的打算。曼特齐克会战后，拜占庭的东方防线已经支离破碎，而君士坦丁堡此刻正忙于内斗，无力重整军备。即使残存的少数拜占庭边防军（多半为亚美尼亚人）也与首都中断了联系，他们不得不退守于一些孤立的要塞中。土耳其王公们加紧了对拜占庭的蚕食，既然遭到的抵抗如此轻微，他们索性永久占领了新征服的土地，并将突厥牧民移民至这里。
    MSL的边区领主常常被称作“加齐”（Ghazi，来自阿拉伯语，愿意为“攻击”，后来代指“勇士”，译者注），大致相当于西方的“骑士”。他们被授予某种贵族纹章，对君主宣誓效忠（通常是对哈里发），并且遵守Futuwwa规范（这是一个苏菲派术语，大致意思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美德”，对加齐而言，更类似与西方人所谓的“侠义精神”、“骑士精神”。这一理念于10-11世纪开始形成，并在MSL世界的各个行会、社团中广泛流行。译者注。）土耳其加齐们本质上是一群武夫，对于组建有效的行政机构兴趣全无。他们按照以往的方式统治新获得的领土，对当地居民来说几乎是无为而治，民众们也乐于与之合作以保证自身安全，加齐们则主要依靠战争的战利品维持生活。在安纳托利亚边疆区，类似的生活方式已经持续了数百年，因此新的统治者甚少激起臣民的怨怼。诚然，突厥人的涌入也引发了一部分基督徒的逃难人潮，不过，该地区的人口早已鱼龙混杂，土耳其人的征服并未导致决定性的变化。然而，随着土耳其人入侵的深入，情形发生了变化。在一些地区，基督徒在敌军到来前便已望风而逃，留下了大片无人区等待突厥移民来填补。一些保有人口的市镇，虽然极力试图维持以往的生活方式，却不得不向征服者屈服。入侵的后果是整个安纳托利亚的交通网陷入瘫痪，水利系统、农耕系统残破不堪，以往的生活方式再也无法继续了。
    由于未遭到有组织抵抗，加齐勇士们在小亚细亚所向披靡，拜占庭的领土龟缩至沿海几个地区。直到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os I Komnenos，1081年－1118年在位）统治时期，帝国终于重整旗鼓，军队战斗力得到了回复，加之皇帝善于运用外交手腕在安纳托利亚的加齐中挑拨离间（阿莱克修斯统治时期曾向教皇求援，后者召集了第一次十字军，对帝国收复小亚细亚西部也起到了重要的援助作用，阿莱克修斯的女儿安娜•科穆宁娜为拜占庭著名历史学家，著有《阿莱克修斯传》，为此段历史留下了宝贵资料，译者注），帝国终于大体恢复了在小亚细亚的统治。而此时，塞尔柱人受拜占庭的战争与谋略困扰，加之第一次十字军兵锋锐利，不得不采取守势。至12世纪初，拜占庭人大体占据了小亚细亚西部平原及北部、南部沿海地区。土耳其人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土库曼达尼什曼德王朝以及帝国东部，暂时无力与拜占庭一较短长了。
    12世纪末期拜占庭持续衰落，而第四次十字军的背信弃义给了它最沉重的打击（1204年，原本出发征讨MSL的十字军在威尼斯人怂恿下，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并建立了拉丁帝国，拜占庭四分五裂，译者注），塞尔柱人抓住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开始大肆扩张。在13世纪上半页，最强盛的突厥人国家为罗姆苏丹国(Sultans of Rum)，他们与小亚细亚西部的拜占庭流亡政府（即尼西亚帝国）大体维持着良好关系，同时对东方诸国也无觊觎之心。罗姆苏丹国并不穷兵黩武，而是致力于以首都科尼亚为中心，治理自己的领土。他们鼓励商业贸易，资助学术，修复交通网，在其治理下，都市生活又繁荣起来，因其统治温和而睿智，安纳托利亚的基督徒越来越多地转化为MSL，而这一过程是相当平和的。
    好景不长，塞尔柱人的盛世被蒙古人终结了。1243年，蒙古军队决定性地击败了罗姆苏丹国，后者再也未能回复元气，沦为了蒙古人的附庸。不到一个世纪，这一曾经显赫的王朝便从历史舞台销声匿迹。（1307年，罗姆苏丹国彻底败亡，译者注。）
罗姆苏丹国的式微却给边区加齐们提供了大展宏图的机会，在蒙古人的压迫下，越来越多的难民加入了他们，其中也不乏前帝国官员、酋长和僧侣，在生存压力与宗教狂热的驱使下，他们发起了对西方基督徒新一轮进攻。起初，尼西亚帝国还能应对自如，因为这一拜占庭流亡政权励精图治，成功恢复了军区和边防军。但随着帝国偶然地于1261年收复了君士坦丁堡——虽然这本身值得骄傲，却为防务带来了不利后果。帝国要守住西方的领土，就不得不一边与巴尔干诸国作战，一边防备拉丁帝国余孽卷土重来。于是，大批帝国军队调往西部，而导致东部防御的空虚。同时，为了应付新的战事，税率也普遍提高了，而边防军则发现自己的待遇每况愈下。13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一些加齐成功的穿透了拜占庭帝国东部防线。大批受宗教狂热鼓动、渴望战利品的突厥人涌向小亚细亚西部。帝国的反击则时断时续，软弱无力。一部分敢于冒险的加齐，例如Menteshe及Aydin，甚至发动了水陆两栖攻击。拜占庭的海军同陆军一样虚弱，于是，不仅安纳托利亚西部大片陆地，甚至若干岛屿都被突厥人夺取了。至1300年，拜占庭亚洲部分领土已经萎缩至西部一隅及若干孤立的海港，小亚细亚几乎完全落入突厥人之手。



   在这场变故中，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南的门特瑟（Menteshe）酋长国本来处于领导地位。然而，随着医院骑士团夺取了罗德岛并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该公国随即一蹶不振。霸权随后转至临近的Aydin埃米尔手中，后者是小亚细亚各突厥诸侯中第一个入侵至拜占庭爱琴海附近欧洲领土的。不过Aydin的兴起也促成了威尼斯、塞浦路斯与医院骑士团的联合。在特洛伊平原则有Karasi酋长国，黑海之滨则是Chelebi加齐的领地。在这些小国中也有两个相对的强者，卡拉曼酋长国与格米延（Germiyan）酋长国，两者皆以塞尔柱帝国继承人自居，并建立了卓有成效的统治。卡拉曼于1327年攻占了科尼亚，由于其领土远离前线，因此有余力降服周边割据的诸侯。而格米延王公也不再满足于加齐的称号，极力建立对周边加齐们的霸权。两者的努力大体是成功的，不过爱琴海沿岸各酋长国与拜占庭帝国并未承认其宗主权。
13世纪后半页，一个新兴的国家在比提尼亚(Bithynian，为古罗马小亚细亚西北部行省)出现了。它的创始人埃尔托格鲁尔（Ertughrul）卒于1281年（此处存疑，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一书记载其去世于1280年左右，而黄维民《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则认为他死于1288年，译者注。），其继任者为著名的奥斯曼（Osman）——即奥斯曼帝国创始人。奥斯曼家族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一些在奥斯曼帝国兴盛之后流传下来的材料颇多附会阿谀之处，例如，有记载声称奥斯曼人的祖先为《圣经》中的先知诺亚。比较传统的观点认为，王朝的祖先为一名叫做苏莱曼•沙赫的土库曼部落首领，他在13世纪初，为了躲避蒙古人的入侵而来到中东，不过在横渡幼发拉底河至叙利亚的中途，他不幸溺水而亡，其部众随即分裂。大部分回到了呼罗珊，为蒙古人服务；而他的一个儿子，即埃尔托格鲁尔，率领家族剩余成员来到了安纳托利亚。为了生存，他开始成为罗姆苏丹国的附庸，以协助苏丹对抗拜占庭人与蒙古人。据说，作为回报，苏丹将安纳托利亚西部以及弗里吉亚（Phryga）的几块土地赠与埃尔托格鲁尔，这也是日后奥斯曼帝国的初始。
    一块加齐领地的生存往往是建立在掠夺异教徒领土基础上的。然而在13世纪末期，大部分MSL加齐都已经扩张至小亚细亚的极限——拜占庭人几乎被赶下海，而海洋阻隔了MSL进一步的扩张。虽然个别埃米尔如AYDIN，拥有一支舰队可以对爱琴海对岸展开袭扰，然而其海军实力毕竟也没有强悍到可以开展大规模跨海殖民的程度。在奥斯曼人的土地附近，只有北面黑海之滨的特拉布宗王国可算作一个异教徒王国。加齐们渴望掠夺富庶的土地，回教僧侣与学者们想要逃离可怕的蒙古人，而普通农民同样期望土地以安居乐业，奥斯曼突然发现自己的小公国已经难以满足上述人等的需要了。
奥斯曼的天才解决了这一难题。细节我们已不得而知，不过今天位于布尔萨QZS一块奥尔汗（奥斯曼之子）遗留的石碑对奥斯曼评价甚高，依稀可遥想当年他的威名。（石碑上对奥斯曼的称呼为：Sultan, son of the Sultan of the Ghazis, Ghazis, son of Ghazis, Margrave of the horizons, hero of the world。）奥斯曼作为一个政治强人建立了其威权，同时期的埃米尔们往往忙于自相残杀，而他却懂得恩威并施，赠与归顺他的人加齐头衔。



     拜占庭不可能忽视这些威胁。帝国主动放弃大片领地，并将部队撤往欧洲看上去是很明智的，因为拜占庭占压倒优势的海军足以保护帝国欧洲部分免遭奥斯曼人的侵袭。 拜占庭人一厢情愿地以为如此奥斯曼人的势力便会得到抑制甚至分崩离析了。然而事态并未如预料般发展。起初，拜占庭对奥斯曼缺乏重视，在13世纪最后10年里忙于应付Aydin或Manisa等酋长国的进攻。直到1301年，奥斯曼人于Baphaeum击败了拜占庭人并开始向奥林匹亚山（此山在今土耳其境内，非奥利匹克运动会发源地）以北移民，这才引起了拜占庭的警觉。拜占庭彼时在小亚细亚领土仅剩西北一隅（大致相当于比提尼亚行省），奥斯曼人对这一地区的侵犯是无法容忍的（何况该省份正好位于首都对岸）。但是，拜占庭人的防御凌乱无章，缺乏成效。1305年，拜占庭皇帝雇佣的加泰罗尼亚军团在Leuke附近击败了奥斯曼人，但是该雇佣军很快掀起了叛乱并使帝国陷入长达十年的内战。在内战期间，奥斯曼军队时而为皇帝卖命，时而为加泰罗尼亚军团效力，并借机扩张自身势力，直达马莫拉海。1308年，奥斯曼人成功夺取了小亚细亚西部最后一座大城——以弗所，随后，又夺取了拜占庭在黑海沿岸的若干市镇。
加泰罗尼亚军团叛乱与拜占庭皇室内战接踵而至，很快，奥斯曼人面临的威胁解除了。于是奥斯曼人乘机攻城略地。他们的部队大部为骑兵，缺乏攻城设备，因此攻城的方式一般采取驱逐市郊人口并长期围困。奥斯曼集中全力围攻拜占庭比提尼亚行省首府布尔萨(Bursa)。该城坐落在奥林匹斯山脚（也称乌卢达山，Uludag，译者注），地势险要，城墙坚固，虽然周边地区纷纷沦陷，但在拜占庭的海上支援下依然坚持了近10年之久，最终弹尽粮绝，于1326年4月6日陷落。不过此时的奥斯曼已经垂垂老矣，不久便撒手人寰。但他成功的将自己的国家从一个小小的酋长国变为了安纳托利亚举世瞩目的强权。
奥斯曼的长子奥尔汗成功继承了王位。按照昔日传统，他的兄弟阿拉丁（Alaeddin）理应获得一块封地，然而后者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大度地放弃了这一权利。颇受触动的奥尔汗授予了阿拉丁“大维齐”的头衔（相当于首相），令其协助自己处理政务，后者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1329年，经过长期围困，奥尔汗攻占了历史名城尼西亚。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也曾经试图收复该城，然而战事陷入了僵局而部队渐生不满，同时帝国内部爆发了叛乱，这一计划不得不终止。接下来轮到了重要的港口城市尼科米底亚（Nicomedia），它在得到海上补给的情形下坚持了9年，然而随着海上通路被奥斯曼人封锁，1337年它也陷落了。以尼科米底亚为据点，奥斯曼人大肆扩张，疆域一直达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


     1341年，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去世，随即爆发了摄政约翰•坎塔库震努斯（John Cantacuzenus）与新皇约翰五世之间的内战（史称“两约翰之战”），雪上加霜的是，塞尔维亚王国在国王斯蒂芬•杜尚的率领下，也频频侵边骚扰。长期以来，拜占庭雇佣各部落突厥士兵作为军队主力，虽然其有酷爱劫掠的陋习。相较而言，奥尔汗的军队是最为军纪严明，战力强悍的。当约翰五世雇佣马尼萨等地土耳其人时，坎塔库震努斯则于1344年向奥尔汗求援。后者派去了6000名士兵，条件是要求迎娶坎塔库震努斯之女。坎塔库震努斯在内战第一阶段取胜后，继续雇佣奥斯曼人以对抗塞尔维亚王国（后者一度占领了帝国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译者注）。这场内战的后果之一便是大量的土耳其人从此在色雷斯一带定居下来了。

入手利奥六世《战术学》，希腊文英文对照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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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240年代-1370年代蒙古人在其中的作用提的太少。


按照拉施特史和元史，东罗马在安娜托利亚的地盘早已经军阀化诸侯化，有的已经被奥斯曼占据，有的成为独立的小国比如格鲁吉亚、亚美尼亚。

而东罗马之所以把军事坦丁堡拿回来，还得益于蒙古军队1240年代扫荡了巴尔干半岛，而它能龟缩在君士坦丁宝也得益于蒙古人征服了安娜托利亚，奥斯曼、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包括东罗马全成了蒙古的附庸，而后来由于金帐汗国与伊尔汗国矛盾，使得东罗马避免了完全被蒙古的任何一方征服的可能。

须知西罗马，也就是梵蒂冈多次致信金帐汗国、伊尔汗国，要求与他们间联合消灭东罗马这个“异教”。这写书信已经被人在梵蒂冈发现，哈哈哈哈。

不过显然西罗马两面派手法不太受欢迎，因为作为北京在西方的代表的伊尔汗国，屡次要西罗马联合剿灭麻木留克，却没有得到响应，而麻木留克与金帐汗国事实上密谋联盟，想联合干掉伊尔汗国，又想干掉西罗马瓜分威尼斯，但是也没有实际行动。东罗马在诸次伊尔汗国对麻木留克、金帐汗国的军事行动中都派兵参与，但是人数很少，属于酱油众角色。

很复杂的四角关系。

东罗马后来的存在一直是苟延残喘状态。就差那临门一脚而已。

感谢你的分享

期待后文。。。

乌良海 发表于 2011-7-12 12:42
对1240年代-1370年代蒙古人在其中的作用提的太少。
西罗马与梵蒂冈或教皇国是两个概念。5世纪西罗马灭亡后，勉强在西方算继承西罗马名号的，应该是神圣罗马帝国。
尼西亚帝国在1261年收复君士坦丁堡纯属意外。一共派出去800人的军队，是做侦察用的，没想到城里的民众主动策应，把城门打开了。
尼西亚帝国时期还是有中兴气象的。

当坎塔库震努斯于1355年被迫下台时（内战初始阶段的胜利使坎塔库震努斯成功获得了共治皇帝身份，时称约翰六世，不过他过分依赖奥斯曼雇佣军并使土耳其人进入欧洲的行为激起了民众不满，在一场政变中被迫退位，并在修道院度过了余生。坎塔库震努斯是拜占庭末期有为的政治家，其才华强于约翰五世，如果他在内战中最终取胜，或许拜占庭的国运还可多延续一段时间。译者注。），奥尔汗获得了借口进一步入侵欧洲。1356年其子苏莱曼帕夏率领大军横渡达达尼尔海峡，攻占了乔尔卢（Chorlu）及狄迪蒙特乔（Didymoteicho）,从而打开了通往亚得里亚堡（今土耳其埃尔迪内）的门户。奥尔汗不仅攻城略地，还将大量土库曼游牧民移民至新征服的土地上，使色雷斯开始突厥化。当奥尔汗大约于1362年去世时，土耳其人俨然已成为整个西色雷斯的主宰。奥斯曼人在亚洲也颇有收获，不过其新领土多数是通过和平手段得到的。Sarakhan与Karasi两个酋长国被吞并了，趁着格米延势力的衰退，奥斯曼人还成功地在埃斯基谢希尔与安卡拉建立了统治。他们在小亚细亚西部最后一个劲敌为艾丁酋长国(Aydin)，后者阻挡了他们获得西南的出海口。

奥尔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征服者，也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在其兄弟的协助下，他将自己的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并且保持了地方加齐的活力。他通过组建、管理阿克希(Akhis，即艺术家、学者、商人所属的行会)促进了城市的发展，通过拉拢、争取阿訇阶层稳定了宗教事务。奥斯曼的基督教臣民也得到了相对公平的处置：如果某个基督教城镇负隅顽抗，城破之后市民将失去权利，变为MSL的奴隶，很多被送往亚洲做苦工，子女则被送进军队（如新军的成员大多为基督徒青少年）。如果基督徒主动归降，就能保留自己的信仰与生活习惯。甚至很多基督徒认为奥斯曼人的统治好过拜占庭皇帝，因为前者的税率要温和许多。虽然不少基督徒皈依了伊斯兰教以期获得政治权利，但是并没有官方强制要求改宗的政策。阿訇们每到一地，便开设宗教学校，为苏丹培养了大量忠心耿耿的精英。

与此同时，军队也得到了重组。过去，奥斯曼的军队几乎完全由游牧民的轻骑兵组成，现在它被设计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士兵获得一小块土地，平时耕种，缴纳赋税，而战时则承担军事义务。这块封地被称作“蒂玛”（timar）。更大一些的封地被称作“扎米特”（ziamet）,其领主要负担更高的税率，战时要提供更好的装备与士兵。最大的一些领主被称作“帕夏”或“桑贾克贝伊”，甚至获得最高头衔贝依勒贝伊（beylerbey,意为“贝伊中的贝伊”，译者注），则要相应承担最高的义务。除了这些自给自足的部队以外，还有另一支领取薪水的常备军——土耳其新军（Janissary），他们终生为苏丹服务，并构成了苏丹的禁卫军团，其成员一般在基督教奴隶或前基督徒中征集。（一般公认穆拉德一世创建了加里沙尼军团，不过早在奥尔汗时期便已出现了雏形。译者注）在这一时期奥斯曼军队的主力为西帕希（由上述蒂玛提供），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筹集装备口粮，随时响应苏丹的征集。不过他们往往在战役中也能得到军饷，并且通常只参加短期战役。西帕希多为骑兵，相应地，步兵则被称作皮亚德(piyade)。其中的弓箭手一般称作阿赞布(Azabs)，他们与巴希巴祖克(bashi-bazouks)类似，为临时召集的非正规军，主要为了劫掠和战利品而战。（这一部分非正规步兵往往军纪败坏，恶名远扬。例如在1876年保加利亚人起义中的巴希巴祖克，其暴行就遭到了欧美有识之士的一致声讨，译者注）还有轻骑兵，被称作阿基比(akibi)。奥尔汗坚持为不同军种设计了不同的军服，并建立了完备的军事动员机制。因此，他能够在任何时间不引人注意地征集一支训练有素的大军。

穆拉德一世继承了先父奥尔汗的军事机器。他的母亲为一拜占庭边区男爵之女。最受奥尔汗宠爱的儿子苏莱曼帕夏已经在父亲之前过世，穆拉德则迅速地除掉了同父异母兄弟易卜拉欣，他的弟弟哈里尔不久后因病去世，至此穆拉德王位的潜在威胁都被扫除了。在即位的最初几年他致力于镇压帝国亚洲部分埃米尔的反叛，而拜占庭帝国则乘机收复了一些色雷斯的城镇（不过色雷斯农村的土库曼人是无法被驱逐一空的）。不过1365年穆拉德率军重返欧洲，不费吹灰之力便收复了失去的领土，并占领了亚得里亚堡（埃尔迪内），后者成为了帝国新都。控制了亚得里亚堡，就是扼住了拜占庭的咽喉。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包围和孤立，它在亚洲的领土早已沦陷，唯一可行的通路仅剩海洋。

此时欧洲对土耳其人的威胁方如梦初醒。威尼斯与热那亚，处于对其致殖民地与商路的担忧，开始商讨组成联军对抗东方异教徒的可能性，不过他们的尝试却劳而无功。约翰五世则前往意大利，试图唤起西方诸国对土耳其人的警觉，并获得一批西方雇佣军——然而帝国此时的财力已不允许他这样做了。当他于1373年回国时，被迫接受了奥斯曼土耳其的宗主权，并交纳年贡和为苏丹提供士兵，他的儿子曼努埃尔前往苏丹宫廷充当人质——拜占庭实质上已沦为奥斯曼的藩属。作为奥斯曼的仆人，约翰的表现是称职的。当他的长子安德罗尼库斯与苏丹的儿子塞吉(Sauji)密谋造反时，约翰与穆拉德站在了一起。前者很快被穆拉德的军队所镇压。而当安德罗尼库斯于1376年至1379年再次反叛并占领了首都时，质子曼努埃尔在苏丹的援助下击败了兄长，恢复了约翰五世的统治。不过作为代价，曼努埃尔不得不率领拜占庭军队配合土耳其人，攻占了拜占庭帝国在亚洲的最后一个重要城市阿拉谢希尔。

虽然此刻欧洲诸国已经对局势深感忧虑，并试图策划新一轮十字军，但在当时真正致力于与土耳其人作战的唯有在罗德岛的医院骑士团。不过他们首要的对手是隔海相望的亚丁酋长国，两者的交战徒令奥斯曼苏丹坐收渔人之利。——于是土耳其在色雷斯就几乎畅通无阻了。大批土耳其游牧民拖家携口涌向这块土地。奥斯曼扩张的野心已经难以遏制了。塞尔维亚虽然还是巴尔干半岛的重要力量，不过在1355年杜尚国王去世后，已经一分为二。保加利亚此时仍然未从1330年被塞尔维亚人击败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但是塞尔维亚的所作所为一定程度上也使自己失去了利用保加利亚充当缓冲国的机会。保加利亚人明哲保身，甚少参与针对土耳其的战事，唯一例外是1371年他们为南塞尔维亚国王Vukashin的军队派出了一支偏师，然而由于国王指挥的拙劣，联军在马瑞特萨河畔遭到惨败（土耳其人从兵力上而言是远处于劣势的）。这场战役的胜利也使得穆拉德控制了保加利亚的大部与塞尔维亚、马其顿。保加利亚国王John Shishman不得不承认苏丹的宗主权，并将自己的女儿塔玛尔送往苏丹后宫。而此时统一的塞尔维亚的王公Lazar也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国家沦为奥斯曼土耳其的藩属。

穆拉德的余生大部分致力于巩固他在欧洲的征服。他组织了大量突厥移民进入欧洲，虽然这些殖民活动不如在小亚细亚甚至色雷斯来得顺利，但是很快，土耳其的蒂玛便密布于希腊、斯拉夫等地，贝伊、帕夏控制了广大乡村。到1386年，穆拉德的领土已西至阿尔巴尼亚附近的莫纳斯特尔，北至尼什（今塞尔维亚第三大城市，译注）。1387年，历经四年围攻后，苏丹拿下了希腊名城萨洛尼卡。穆拉德对该城颇为宽宏，除任命总督外并未干涉当地民众的生活。

1381年穆拉德一世在降服了格米延酋长国(Germiyan)后，计划远征卡拉曼，于是命令欧洲各仆从国派出军队参战。塞尔维亚国王拉扎尔视之为奇耻大辱，中断了对苏丹称臣纳贡。一支土耳其大军迅速出动，夺取了尼什，迫使塞尔维亚人再次降服。不过拉扎尔表面上虽表示恭顺，暗地却组织巴尔干各国成立联军反抗土耳其。1387年在托普利特萨河畔塞尔维亚军队取得了对奥斯曼土耳其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胜。苏丹迅速做出了反击。通过向保加利亚急行军，他降服了当地两位主要的王公，随即进入南塞尔维亚，获取了科斯坦丁王公康斯坦丁的支持，接着他继续北进，与拉扎尔的主力在科索沃平原相遇了。（即科索沃战役，译注。）

1389年6月15日清晨，一名塞尔维亚逃兵声称拥有重要情报，获得了面见苏丹的机会。在苏丹的帐篷中，他乘其不备，用一把带毒的匕首刺中了穆拉德心脏。苏丹当即身亡，而他也迅速地被卫兵杀死。这次袭击颇有传奇色彩，不过却是劳而无功的。苏丹的王子正在营中。长子巴耶济德（Bayezit，绰号“雷霆”）迅速掌握了大局，他秘不发丧，全力进行战役（一说在穆拉德被刺前胜负便已经见分晓了，译注）。土耳其军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而相形之下，塞尔维亚联军更像一群乌合之众，一旦战况不利，便有四分五裂之虞。黄昏时分，土耳其人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据说巴尔干联军兵力达到了10万人以上，而土耳其军队仅约6万人。拜占庭皇帝并未参加此次战役。科索沃战役的失败摧毁了巴尔干及多瑙河南岸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此后欧洲东南部仅剩匈牙利是苏丹需要提防的对手。译注）。拉扎尔国王被土耳其俘虏，作为报复，他在穆拉德遇刺的帐篷被残忍地杀死。此刻巴耶济德方宣布自己继任苏丹，他果断地派人勒死了自己的兄弟（Yakub），从而保证了王权的统一（当然这也形成了恶劣的先例，此后苏丹即位时往往对自己的兄弟痛下毒手，译注）。



穆拉德一世在其30年的统治当中，利用先父遗留下的政权与军队，将一个加齐酋长国变为了东南欧首屈一指的强权。他本人俨然是这个新生国度的象征。穆拉德与父亲、祖父不同，他崇尚壮丽奢华与庄严礼仪，他将自己视作皇帝而非酋长。（穆拉德在位时期，不再称加齐，而是称苏丹，译者注。）他性格严厉，甚至严酷，外加一点玩世不恭（或许这来自他的希腊祖先——穆拉德母亲具有希腊血统）。但另一方面，他为人慷慨、公正，极度推崇纪律。

他的继承人巴耶济德，也是具有希腊血统，不过据说他母亲并非显贵之女，而是个基督教奴隶，名叫Gulchichek(相当于“玫瑰花”之意)。他继承了父亲对华丽之风的爱慕，但他性格火爆，有些自我放纵，对他人不够宽容，对纪律要求也不那么严格。虽然因其行事如风一般迅速而得到了绰号“雷霆”（Yilderm），但他并称不上杰出的指挥官。他的统治也继承父亲开创的大好局面。科索沃战役的胜利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整个巴尔干的主宰。看上去假以时日，他必将征服剩余希腊、阿尔巴尼亚人的领土，统治整个半岛。拉扎尔之子斯蒂芬（Stephen）继承了赛尔维亚王位，但作为土耳其藩属，他已不再称国王而是称“专制君主”（despot,类似于大公），并且，将自己的妹妹玛利亚（Maria）嫁给了苏丹。保加利亚王国在139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灭亡，一年后，苏丹的军队征服了伯罗奔尼撒。1396年巴耶济德计划征服君士坦丁堡，不过当他抵达城外时，惊闻已有一支十字军起来反抗他。这支联军受教皇号召，由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率领，包含匈牙利、英格兰、法兰西、苏格兰、波兰、波希米亚、奥地利、意大利等多国士兵。正如其绰号“雷霆”，巴耶济德一世迅速回军，并在尼科堡（Nicopolis）决定性地击败了十字军。西方人的愚蠢相当程度上帮助苏丹获得了胜利（军中多国士兵并不听从西吉斯蒙德号令，尤其是法兰西骑士不听指挥擅自发动冲锋，最终导致了溃败，译者注）。这次大胜使苏丹吞并了保加利亚王国的残余部分，并使多瑙河畔的瓦拉几亚公国向他称臣。在多瑙河前线树立了权威后，他回到君士坦丁堡城外，不过并没有立即再度发起围攻。部分是因为他听到传言：有一支强大的意大利舰队准备前来援助拜占庭首都。于是，他开始尝试挑唆拜占庭共治皇帝约翰七世反对其叔叔曼努埃尔二世，他的尝试失败了，与拜占庭内乱的传统相较，约翰七世少见地与曼努埃尔交情甚笃。西方的援军确实到了，不过仅仅是布锡考特手下的一支偏师而已（Marshal Boucicault，1366-1421，法国元帅，译注）。他们守卫君士坦丁堡达一年之久，然而在战场上并无建树。
目睹西方的所谓支援如此孱弱，巴耶济德立即开始着手策划下一次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他在拜占庭首都海峡对岸的亚洲修建了Anadolu Hisar要塞，并以此作为军事基地。1402年，巴耶济德向拜占庭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皇帝开城投降。此时，曼努埃尔二世正在西方乞援，留守的约翰七世勇敢地对使者回应道：“告诉你家主人，我军固然孱弱。然而我们笃信真神，上帝会给予我们力量，并击败强大之敌人。苏丹欲战欲和，悉听尊便。”

很快，约翰对上帝的虔诚，随着东方传来的消息，变得更加牢固了。

帖木尔1336年出生于西察合台汗国渴石（Kesh）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贵族家庭，不过亦是成吉思汗七世女系驸马。至14世纪末，他已经建立了一个东与中国接壤，南抵孟加拉湾，西至地中海的大帝国。不论在武功方面还是冷酷无情，他都堪舆自己的祖先，成吉思汗媲美。不过他相对缺乏将自己征服土地管理得井井有条的能力——一旦他去世，帝国便分崩离析。不过当他在世时，他依然是一个可怕凶狠的对手。虽然他是一名虔诚的MSL，不过他并不算一个传统的加齐勇士。因为他并非为了信仰而战，而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强大——他伟大的胜利多半来自与MSL的征战。帖木儿一向对奥斯曼土耳其怀有仇恨，部分是因为突厥人之间的嫉妒，部分是担心奥斯曼的强大会威胁到他的西方行省。早在1386年他就已经入侵安纳托利亚东部，并击败了尔金迦（Erzinjan）埃米尔的军队。随后他班师回国，不过威胁说随时还会回来。8年后巴耶济德通过联姻获得了格米延酋长国大大片土地，他也来到Erzinjan视察其帝国东部防线。一年后，帖木儿再次出现在小亚细亚东部，攻陷了锡瓦斯（Sivas）并大肆烧杀，死难者中就包括巴耶济德的一个儿子，他是作为总督被派来治理该地的。对巴耶济德而言幸运的是，随后鞑靼人并未继续西进，而是挥师向东，一路劫掠了阿勒颇、大马士革与巴格达。然而，苏丹的麻烦并未结束。当巴耶济德率领帝国主力包围君士坦丁堡时，帖木儿向他派来了一名特使，严词要求苏丹停止军事行动并归还以往窃取的拜占庭领土——苏丹的回应是狠狠地侮辱了来使。随后巴耶济德中止了围攻带领部队回到安纳托利亚，此时帖木儿的兵锋已抵达锡瓦斯。

最后的决战于1402年6月25日在安卡拉爆发。巴耶济德的傲慢自负使他的军队处于不利境地，加之他的部队鱼龙混杂，很多士兵未经过良好训练并对苏丹的吝啬颇有微词——当帖木儿的大军（其中还包括来自印度的战象）发动猛攻时，奥斯曼的军队崩溃了。苏丹与其第二子穆萨均被帖木儿俘虏。唯一屹立不倒的苏丹军团反倒是塞尔维亚君主斯蒂芬的部队，他成功地救出了巴耶济德的长子苏莱曼以及他的一名兄弟。而苏丹第四子穆斯塔法在战役中失踪。帖木儿乘胜进入安纳托利亚西部，攻城略地（其中就包括土耳其前首都布尔萨，当地苏丹的后宫也被帖木儿尽收囊中），而土耳其参军则不得不龟缩于Anadolu Hisar要塞以避其锋芒。而一路上巴耶济德被关押在一台轿子中与帖木儿同行，后来民间以讹传讹，声称巴耶济德一直被关押在一只黄金牢笼中——事实上，巴耶济德受到了帖木儿的礼遇，他的死因多半为自尽（1403年3月）。随后帖木儿释放了穆萨，并允许他将父亲尸体送回布尔萨的皇室墓地。1403年晚些时候，帖木儿离开了安纳托利亚，返回其帝国首都撒马尔罕。他于1405年病逝于远征中国途中，享年69岁。（原文作72岁，应有误，译注。）


此时此刻，如果欧洲诸国尽释前嫌，一致对外，或许可一劳永逸地根除土耳其之患。不过，虽然土耳其王朝覆灭了（安卡拉战役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陷入了长达20年的大空位时期，译注。），但土耳其问题依然存在。历史学家固然可以指责西方基督徒失去了打击土耳其的天赐良机，不过，他们忽略了下述事实：土耳其人早已移民巴尔干多年，根深蒂固，要压制其势力已殊为不易，更遑论将其彻底清除了。雪上加霜的是，帖木儿的胜利反而迫使大量土耳其人，甚至整只部落，前往欧洲避难——热那亚人通过舰只将土耳其人送过海峡，并借此大赚了一笔。至1410年，根据历史学家杜卡斯（Ducas）的记载，在欧洲的土耳其人，其人数已经超过了小亚细亚。何况巴耶济德还留下了一支不容小觑的军事力量，足以守卫欧洲前线。诚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安卡拉颜面扫地，其军力大为削弱，但毕竟没有彻底覆灭。

曼努埃尔二世尽可能地抓住这一时机，通过外交手腕来保卫帝国。巴耶济德的几名儿子开始了一场王位争夺战。长子苏莱曼在欧洲自立为苏丹（定都亚得里亚堡），不过其地位并不稳固。为了争取拜占庭帝国的支持，他将萨洛尼卡及数个色雷斯城镇归还于曼努埃尔二世，甚至许诺一旦平息内战，便将土耳其在小亚细亚的数个城镇也一并归还（苏莱曼还取消了拜占庭帝国的上供的年金，事实上给予了拜占庭平等地位，译注）。他将自己的幼弟卡西姆送往君士坦丁堡为人质，作为回报，他迎娶了曼努埃尔的侄女（也是莫利亚专制君主国国王TheodoreⅠ之私生女）。1405年，他击败并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伊萨（Isa）。然而苏莱曼是一个神经质的统治者，且终日酗酒，常常神志不清，他的部下对其丧失了信心，纷纷转投巴耶济德另一名儿子穆萨门下（穆萨本与苏丹一道被俘，获得自由后投靠其兄弟穆罕穆德，被后者派往欧洲与苏莱曼作战，译注）。1409年，由于众叛亲离，苏莱曼被穆萨彻底击败，并在逃往君士坦丁堡途中被杀。穆萨于是自立为苏丹，并残酷地报复了当初支持苏莱曼的塞尔维亚人。他再次攻陷了萨洛尼卡，俘虏了为基督徒守城的苏莱曼之子奥尔汗，并刺瞎其双目。虽然海战受挫，但他还是召集了一支陆军开始围困拜占庭首都（1411-1412）。不过此时穆罕穆德已经平定了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领土，开始向穆萨的势力范围进军。在拜占庭、塞尔维亚乃至若干对穆萨残暴不满的加齐的共同支持下，1413年，穆罕穆德打败并杀死了穆萨，成为了新一任苏丹。

穆罕默德•切莱比，绰号“绅士”，向世人证明了他不仅擅长打天下，同样善于治天下。他将穆萨夺取的萨洛尼卡与其他城镇归还了曼努埃尔，并在一生中都维持了与拜占庭的良好关系。1416年与1419年，他被迫卷入了两场与威尼斯、匈牙利的非决定性战事，同时还镇压了所谓从安卡拉战役中幸存的兄弟穆斯塔法（其身份存疑，亦称“假穆斯塔法”，译注）掀起的叛乱。不过他毕生主要的兴趣还是在帝国边境修筑要塞，巩固国内统治与美化城市。留存至今的布尔萨“绿QZS”（也称作Yeşil Mosque，译注）可算他仁慈统治的见证。穆罕默德于1421年11月死于中风。

穆罕默德的长子穆拉德（后为穆拉德二世）此时正担任帝国安纳托利亚总督，得知父亲死讯后，秘不发丧，星夜赶回了亚得里亚堡，顺利接管了帝国权力。与他父亲一样，穆拉德本质上也是名和平主义者。据说他深受苏菲派托钵僧(德尔维希，dervish)影响，甚至向往着早日隐退以便过上隐修生活。不过穆拉德亦是一名励精图治的君王，时事逼迫他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战士与管理者。此时觊觎王位者穆斯塔法依然势大，穆拉德怀疑他暗中得到了拜占庭支持，于是派遣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要求曼努埃尔做出澄清，并强调他愿意延续自其父辈以来形成的土耳其拜占庭同盟。曼努埃尔原本倾向于同意，不过此时他已经老迈，政权主要操持在其子约翰八世手中，后者与元老院均认为保持土耳其内乱于己有利。于是约翰八世将假穆斯塔法送回加里波利并引发了新一轮叛乱，作为报复，穆拉德二世在1422年重新发动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然而，此时的君士坦丁堡城墙对缺乏重型攻城设备的土耳其人来说，依然是难以逾越的。约翰八世对政局的预测也不乏合理之处——叛乱果然在安纳托利亚爆发了，叛军名义上处于穆拉德弟弟穆斯塔法的领导之下，然而幕后的指挥者实为格米延与卡拉曼的埃米尔。穆拉德不得不放弃了围攻，代之以纵军蹂躏整个伯罗奔尼撒。（最终穆拉德在1423年平定了弟弟穆斯塔法的叛乱，而假穆斯塔法也在此之前被击败，于逃往瓦拉几亚途中被杀，译注。）

虽然穆拉德也渴望和平，然而时局常常令他难以如愿。1428年，他率军击退了一支越过多瑙河的匈牙利、波兰联军。1430年他入侵了伊庇鲁斯的Janina。同年他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萨洛尼卡，后者一度掌握该城7年之久。塞尔维亚君主斯蒂芬的继承人乔治一再向苏丹表达作为封臣的忠心，而苏丹则要求他退出了与匈牙利的联盟。随即穆拉德命令乔治将女儿玛拉（Mara）送往自己后宫，塞尔维亚人表现出的迟疑令愤怒的苏丹派出了远征军——塞尔维亚已经不再被奥斯曼人信任了。1440年穆拉德的军队摧毁了塞尔维亚人在多瑙河畔的要塞Semendria，后者本是在苏丹的允许下兴建的。旋即苏丹的军队围困了贝尔格莱德，不过塞尔维亚首都的城防过于坚固，以至于土耳其人不得不无功而返。

贝尔格莱德的解围鼓舞了苏丹的敌人。犹金教皇在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后组建了新一支十字军。这支部队得到了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特拉西瓦尼亚等国的支持，不过他们最终依然在瓦尔纳战败了。（参见前文所述瓦尔纳战役，此处不再赘述，十字军失败除了战术上的原因，还有道义上的，之前匈牙利国王刚刚与苏丹签署了一份为期十年的停战协定，但在教皇特使的教唆下迅速加以撕毁，就连拜占庭人也拒绝支持这样的无耻行为，而此时苏丹本准备退休，他迅速改变了计划并且得到了舆论的支持，而当时十字军的兵力三倍于奥斯曼土耳其——译者。）这场战事确保了苏丹对多瑙河的掌控。

不久之后（1444年），穆拉德将王位传予年仅12岁的儿子穆罕穆德，退休至马尼萨准备颐养天年。然而或许命中注定，穆拉德二世注定无缘清闲，他的大臣与军队对新任苏丹产生了不满，穆罕穆德被认为早熟、固执而且傲慢，而此时偏偏欧洲前线又起了纷争。公众的呼声与政治形势迫使穆拉德不得不再次出山（穆罕穆德二世于1444-1446年统治两年后，穆拉德恢复了苏丹身份，一直统治到1451年去世为止，穆罕穆德二世于1451年再次继任苏丹，此时他19岁，译注）。斯坎德培（即乔治•卡斯特里奥蒂，1405年－1468年1月17日，拜占庭贵族后裔，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一生坚持抵抗土耳其人，作战25次，获胜24场，译注）在阿尔巴尼亚一再击败苏丹的进攻。1446年，穆拉德再次派遣军队蹂躏了伯罗奔尼撒半岛。1448年，匈牙利摄政匈雅提•亚诺什率领一支由匈牙利、瓦拉几亚、波希米亚、日耳曼人组成的军队恢复了对土耳其的攻势，他甚至与斯坎德培约定会师于科索沃平原。然而在阿尔巴尼亚人到来之前，一支土耳其大军旋风般地出现，并摧毁了他的军队。在波密西亚与日耳曼军队的拼死护卫下，匈雅提勉强逃离了战场。与瓦尔纳的失败接踵而至的这场惨败，导致了匈牙利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退出了巴尔干的军事舞台。虽然匈牙利的军旗依然在贝尔格莱德飘扬，但是它再也无力跨过多瑙河对土耳其采取行动了。当君士坦丁堡的危机爆发时，匈雅提•亚诺什爱莫能助，无计可施。整个巴尔干，唯一还能抵挡土耳其的仅剩阿尔巴尼亚山区的斯坎德培。


在安纳托利亚，穆拉德二世同样取得了成功。在之后的几年里，苏丹吞并了艾丁与格米延酋长国，并成功地震慑了卡拉曼。其他自治的王公（例如锡诺普Sinope）也纷纷承认奥斯曼的宗主权。而特拉布宗皇帝与他在君士坦丁堡的连襟一样虚弱，不得不表示对苏丹的恭顺。此时的奥斯曼帝国，繁荣昌盛，秩序井然。帝国军队的核心为土耳其新军(The Janissaries)。穆拉德完善了德米舍梅制度（即所谓“血供”），从而定期地从帝国基督教臣民中招募男孩，经过严格的伊斯兰化训练，部分特别优秀的可以进入宫廷或充当技师，不过大部分都成为了未来的新军战士。作为苏丹的禁卫部队，新军拥有自己独立的军营，并被禁止结婚，从而终生为苏丹效力。尽管有这种令人反感的“血供”制度（德米舍梅系统在其运行初期或许遭到了部分基督徒的制抵，甚或被作为苏丹迫害他们的证据，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基督徒们发现这是令自己子孙进入帝国高层的绝佳方式，于是被苏丹征集渐渐演变成了一种基督徒的福利和荣誉，译者注），尽管偶尔也存在强制基督徒改宗的情况，穆拉德在帝国的基督教臣民中还是受到了欢迎，因为他们发现这位统治者大体上还是公正与谨慎的。苏丹有很多基督教挚友，据说还尤其受到他美丽的塞尔维亚妻子的影响。确实，在他的有序与宽容的统治下，很多希腊裔臣民发现其生活要远比处于基督教国家统治下轻松、幸福。

穆拉德二世于1451年1月13日在亚得里亚堡逝世，为他的继任者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那一年，穆罕穆德苏丹19岁。


第二章更新完毕。
由于时间关系，以后各章只叙述大概，不再详细翻译。最近超大图片不给力，所以暂时不配图了。

原来穆拉德二世和拜占庭帝国曾有这样的过节？以前还不知道……
不过想一想，也合情合理。唉，统治一个帝国 更多时候不是享受、而是艰难之旅啊。

东方之猪 发表于 2011-7-13 20:37
原来穆拉德二世和拜占庭帝国曾有这样的过节？以前还不知道……
不过想一想，也合情合理。唉，统治一个帝国 ...
皇帝什么的，更多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力。这是最高端的打工世家，而且要是工打得不好，是要全家族掉脑袋的……

一直对东罗马帝国衰落的转折点比较好奇，
有时觉得是因为对地方豪强的打压、挫伤了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但这种感觉又貌似有争议
有时觉得边疆军区领主脱离约束、拒绝履行义务？……可西罗马千年来行省就没出现这种局面、哈里发帝国那么多总督 同样没谁敢招惹皇帝讨伐
难道冰河期到来{:soso_e132:}

突然想，感觉还是民心被东方崛起的帝国和信仰拐骗走了？……也不会，东罗马的宗教政策很宽容的。
那会是什么呢？宫廷内部斗争导致元气大伤？……哪个帝国会少了这一出呢。

看来我是没脾气了，
大伙儿听说过什么比较靠谱的说法没？

从孤立事件来看，1204年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对帝国打击最大，不光是肉体上的，还包括精神上的。
长期来看，军区制解体，小亚细亚丢失，思想分裂都是重要原因。

东方之猪 发表于 2011-7-14 19:35
一直对东罗马帝国衰落的转折点比较好奇，
有时觉得是因为对地方豪强的打压、挫伤了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

从孤立事件来看，1204年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对帝国打击最大，不光是肉体上的，还包括精神上的。
长期来看，军区制解体，小亚细亚丢失，思想分裂都是重要原因。

我认为，要把“孤立事件”改为“表面现象”比较妥:handshake
因为，对比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哥特之王统治罗马二十年（“蛮族人统治下的和平”）、却畏惧东罗马讨伐而毕恭毕敬、所有发行的金币都以东罗马皇帝为肖像（来自《罗马人的故事》，具体是西哥特的欧什么皇帝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更晚些时候，哪怕11世纪初 东罗马军队最强健时、给欧洲十个胆儿 他也不敢来太岁头上动土啊。
从货币财富或者古董或民心上，确实威尼斯人带来的厄运难以磨灭。但这显然不是我们找寻的真正转折点。1204年的时候 帝国已经外强中干了

asherhoa 发表于 2011-7-14 22:33
从孤立事件来看，1204年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对帝国打击最大，不光是肉体上的，还包括精神上的。
长期 ...

我认为，要把“孤立事件”改为“表面现象”比较妥:handshake
因为，对比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哥特之王统治罗马二十年（“蛮族人统治下的和平”）、却畏惧东罗马讨伐而毕恭毕敬、所有发行的金币都以东罗马皇帝为肖像（来自《罗马人的故事》，具体是西哥特的欧什么皇帝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更晚些时候，哪怕11世纪初 东罗马军队最强健时、给欧洲十个胆儿 他也不敢来太岁头上动土啊。
从货币财富或者古董或民心上，确实威尼斯人带来的厄运难以磨灭。但这显然不是我们找寻的真正转折点。1204年的时候 帝国已经外强中干了

利用和您讨论的机会，我有这样设想：
地缘+古代教育和决策效率与周边势力的对比，这二者共同决定了？
早年联网玩帝国时代、地缘的影响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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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没想通，上帝之鞭和逃难的哥特人 为何直奔亚平宁？而不是希腊半岛或者东罗马首都？
显然还是“柿子拣软的捏”，东西罗马一对比 谁烂的更透…… 自然选择会给出答案。

同样，当哈里发或奥斯曼兴起的时候，其活力 虽然比东罗马仅仅好一点点、但生物学家早已指出：两个竞争物种 只要一个比另外一个强出5%、那么经过N代积累之后 就能彻底淘汰另外一种。（这个典故以前长长用来警告我的同事要加油{:soso_e120:} ）

东罗马帝国衰落其实就一个字：钱。

帝国后期的衰落恰恰在瓦西里二世统治的极盛期就埋下了。简单说，就是帝国的过分扩张耗尽了帝国实力，与查士丁尼的情况类似。帝国过分扩张随后带来的收缩中，导致了边疆军区的解体。军区解体导致兵源枯竭，军队战斗力下降，反过来导致军事危机，而帝国开始依赖雇佣军作战，大大加深了财政负担。增加税收后反而加剧了小农破产，促进军区进一步解体，然后导致更大军事危机。从此形成恶性循环。在陈志强的《拜占庭帝国史》有很精当的描述。
从帝国中后期决定拜占庭命运的一些典型时间点，我个人举出以下几个：
1054年，1071年，1204,1261,1356,1402,1453.大家可以查一查在这几年发生了什么。（这里面不包括拜占庭末期频繁的王族内战）

帝国后期的衰落恰恰在瓦西里二世统治的极盛期就埋下了。简单说，就是帝国的过分扩张耗尽了帝国实力，与查士丁尼的情况类似。帝国过分扩张随后带来的收缩中，导致了边疆军区的解体。军区解体导致兵源枯竭，军队战斗力下降，反过来导致军事危机，而帝国开始依赖雇佣军作战，大大加深了财政负担。增加税收后反而加剧了小农破产，促进军区进一步解体，然后导致更大军事危机。从此形成恶性循环。在陈志强的《拜占庭帝国史》有很精当的描述。
从帝国中后期决定拜占庭命运的一些典型时间点，我个人举出以下几个：
1054年，1071年，1204,1261,1356,1402,1453.大家可以查一查在这几年发生了什么。（这里面不包括拜占庭末期频繁的王族内战）

                                                                    第三章 瓦西里[1]与苏丹

约翰八世为曼努埃尔二世于王后海伦娜六个儿子中的长子，其后按年龄依次是塞奥多利、安德罗尼库斯、君士坦丁、德米图斯与托马斯。塞奥多利与安德罗尼库斯均先于约翰去世。安德罗尼库斯自幼体弱多病，对政局无足轻重，他唯一谈得上留名史册的举动是在1423年将萨洛尼卡售予威尼斯人，随后他退居君士坦丁堡一座修道院内，直到1428年3月逝世。塞奥多利则在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他继承了父亲的学术品味，并且称得上一名出色的数学家。然而，他同时也是喜怒无常和神经质的，时而精力充沛、雄心勃勃，时而又渴望归隐，在修道院度过一生。1407年，他继承了叔叔塞奥多利一世的莫利亚君主国专制君主头衔，当时他不过是个孩子。其父亲（曼努埃尔二世）极力利用这一机会重振莫利亚，并在科林斯地峡修筑了防御工事（Hexamilion），然而后者还是于1423年被土耳其人摧毁了。如果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与嫉妒心，塞奥多利二世尚可称作一名出色的统治者。1421年他迎娶了意大利名门闺秀Cleope Malatesta（其父为意大利佩萨罗伯爵，其堂兄为教皇马丁五世）。考虑丈夫阴晴不定的性格，她的生活殊为不易。她改宗了东正教，这一度引发了教皇的愤怒，马丁五世指责塞奥多利施加了压力，不过有证据显示她的皈依似乎是发自肺腑的。他们夫妻在米斯塔拉建立了一个简朴但富有文化气息的王庭（不过1433年Cleope去世后，莫利亚的文化繁荣有所衰落）。莫利亚的知识精英中就包括著名学者卜列东，塞奥多利夫妇对其有知遇之恩，也由此换来了他毕生的忠诚。作为约翰八世的弟弟，塞奥多利认为自己是帝位继承人的不二人选，尤其是到了1443年，当约翰八世死后无嗣已经很明显时，他将莫利亚的首都迁徙至色雷斯的Selymbria，该城据拜占庭首都仅四十英里之遥，倘若帝位空缺，塞奥多利可随时接手。然而命运弄人，塞奥多利于1448年夏天感染瘟疫，一病不起，在约翰去世前三月撒手人寰。他唯一的后裔，女儿海伦娜，已于十年前嫁给了伊庇鲁斯君主约翰二世。

年龄较小的两位王子，德米图斯与托马斯就比较乏善可陈了。德米图斯野心勃勃，狂妄自大，在兄长约翰同意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决议后，便以希腊正教捍卫者自居，与约翰关系紧张。他的妻子是一名保加利亚王族后裔（艾森王朝后裔，曾创建保加利亚第二王国），然而夫妻关系并不和睦。德米图斯与土耳其人保持着良好关系，甚至于1442年率领土耳其军队进攻君士坦丁堡意图推翻哥哥的统治。幸运地是，约翰八世得到了兄弟君士坦丁的及时援助，将德米图斯击败。后者获得了特赦，并定居在首都中，当塞奥多利去世后，德米图斯甚至得以继承了他在赛里姆比亚的封地。

托马斯相较要稳重许多，不过他个性懦弱。1430年他被送往莫利亚以辅佐其兄弟。在那里他迎娶了一名法兰克诸侯之女凯瑟琳（Cahterine Zaccaria），并因此继承了一块封地。与德米图斯的离经叛道不同，他一直保持了对兄长的忠心。

君士坦丁是几兄弟中最具才能的一位。他出生于1404年，青年时代即获得了赛里姆比亚及附近若干色雷斯城镇作为封地。1427年他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协助约翰八世征服当地最后的法兰克王公（拉丁帝国解体后，巴尔干依然残留了大量拉丁人、法兰克人的贵族封地，他们大多承认拜占庭宗主权，但享有实际独立，译注）。考虑到此时莫利亚君主塞奥多利表示有意隐退从事修道生涯，他的出现可谓雪中送炭，安稳了人心。虽然后来塞奥多利改变了初衷，但君士坦丁于1428年3月通过伊庇鲁斯君主卡罗•托科侄女的联姻，他获得了伊庇鲁斯在伯罗奔尼撒的大片土地。当他不幸的妻子在两年后去世时（未留下子嗣），他依然保留了这块封地，并以此作为他统一整个半岛的基地。君士坦丁与莫利亚君主塞奥多利的关系一直是紧张的。当约翰八世前往意大利游说东西联合时，他指定君士坦丁留守君士坦丁堡监国，这无疑表明皇帝有意将帝位传予后者（约翰八世无子嗣，译注）——此举进一步加深了塞奥多利的不满。不过当君士坦丁以自己在色雷斯的若干封地交换来莫利亚专制君主国的继承权后，两兄弟终于尽释前嫌（君士坦丁自1428年起与塞奥多利共同执掌莫利亚，他们一起赢得了多场战役胜利，成功扩大了莫利亚版图，译注）。与此同时，托马斯也在克拉琴察（Clarenza）一带获得了自己的封地。在几位皇子的共同努力下，至1433年，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除了四座依然被威尼斯人掌控的城市外，全部被拜占庭征服。此时，君士坦丁的征服目标转移至安提卡与维奥蒂亚。1444年，受匈牙利摄政匈雅提•亚诺什在塞尔维亚的胜利的鼓舞，君士坦丁自科林斯向北进军，他的干将约翰则穿过佩特雷，进入福基斯。很快，至品都斯山脉范围内的希腊均已经被君士坦丁占领，唯一例外是雅典大公国，其大公内里奥二世匆忙向土耳其人乞求援助。对拜占庭人而言不幸的是，土耳其援军很快就到来了。当君士坦丁忙于扫荡维奥蒂亚时，苏丹穆拉德二世已经于瓦尔纳击败了欧洲十字军。1446年，土耳其大军进入希腊，君士坦丁率领部队退入Hexamilion要塞（希腊语原意为“六里长的城墙”，位于科林斯地峡，译注），坚守不出。然而穆拉德拥有重炮，经过两周持续炮轰土耳其人终于攻破了城墙——君士坦丁与托马斯侥幸突围逃脱。他们倚重的军队，尤其是阿尔巴尼亚雇佣军，被证明是极不可靠和缺乏勇气的。奥斯曼人摧毁了科林斯地峡的防御工事，接着向佩特雷与克拉琴察进军，沿途烧杀劫掠。在得到莫利亚君主国臣服的保证及年贡后，苏丹方才率军回国。


注1：原文本作“皇帝”与苏丹，不过因拜占庭后期高度希腊化，所谓皇帝，实际用希腊词“瓦西里”，故此处译作瓦西里。

                                                                    第三章 瓦西里[1]与苏丹

约翰八世为曼努埃尔二世于王后海伦娜六个儿子中的长子，其后按年龄依次是塞奥多利、安德罗尼库斯、君士坦丁、德米图斯与托马斯。塞奥多利与安德罗尼库斯均先于约翰去世。安德罗尼库斯自幼体弱多病，对政局无足轻重，他唯一谈得上留名史册的举动是在1423年将萨洛尼卡售予威尼斯人，随后他退居君士坦丁堡一座修道院内，直到1428年3月逝世。塞奥多利则在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他继承了父亲的学术品味，并且称得上一名出色的数学家。然而，他同时也是喜怒无常和神经质的，时而精力充沛、雄心勃勃，时而又渴望归隐，在修道院度过一生。1407年，他继承了叔叔塞奥多利一世的莫利亚君主国专制君主头衔，当时他不过是个孩子。其父亲（曼努埃尔二世）极力利用这一机会重振莫利亚，并在科林斯地峡修筑了防御工事（Hexamilion），然而后者还是于1423年被土耳其人摧毁了。如果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与嫉妒心，塞奥多利二世尚可称作一名出色的统治者。1421年他迎娶了意大利名门闺秀Cleope Malatesta（其父为意大利佩萨罗伯爵，其堂兄为教皇马丁五世）。考虑丈夫阴晴不定的性格，她的生活殊为不易。她改宗了东正教，这一度引发了教皇的愤怒，马丁五世指责塞奥多利施加了压力，不过有证据显示她的皈依似乎是发自肺腑的。他们夫妻在米斯塔拉建立了一个简朴但富有文化气息的王庭（不过1433年Cleope去世后，莫利亚的文化繁荣有所衰落）。莫利亚的知识精英中就包括著名学者卜列东，塞奥多利夫妇对其有知遇之恩，也由此换来了他毕生的忠诚。作为约翰八世的弟弟，塞奥多利认为自己是帝位继承人的不二人选，尤其是到了1443年，当约翰八世死后无嗣已经很明显时，他将莫利亚的首都迁徙至色雷斯的Selymbria，该城据拜占庭首都仅四十英里之遥，倘若帝位空缺，塞奥多利可随时接手。然而命运弄人，塞奥多利于1448年夏天感染瘟疫，一病不起，在约翰去世前三月撒手人寰。他唯一的后裔，女儿海伦娜，已于十年前嫁给了伊庇鲁斯君主约翰二世。

年龄较小的两位王子，德米图斯与托马斯就比较乏善可陈了。德米图斯野心勃勃，狂妄自大，在兄长约翰同意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决议后，便以希腊正教捍卫者自居，与约翰关系紧张。他的妻子是一名保加利亚王族后裔（艾森王朝后裔，曾创建保加利亚第二王国），然而夫妻关系并不和睦。德米图斯与土耳其人保持着良好关系，甚至于1442年率领土耳其军队进攻君士坦丁堡意图推翻哥哥的统治。幸运地是，约翰八世得到了兄弟君士坦丁的及时援助，将德米图斯击败。后者获得了特赦，并定居在首都中，当塞奥多利去世后，德米图斯甚至得以继承了他在赛里姆比亚的封地。

托马斯相较要稳重许多，不过他个性懦弱。1430年他被送往莫利亚以辅佐其兄弟。在那里他迎娶了一名法兰克诸侯之女凯瑟琳（Cahterine Zaccaria），并因此继承了一块封地。与德米图斯的离经叛道不同，他一直保持了对兄长的忠心。

君士坦丁是几兄弟中最具才能的一位。他出生于1404年，青年时代即获得了赛里姆比亚及附近若干色雷斯城镇作为封地。1427年他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协助约翰八世征服当地最后的法兰克王公（拉丁帝国解体后，巴尔干依然残留了大量拉丁人、法兰克人的贵族封地，他们大多承认拜占庭宗主权，但享有实际独立，译注）。考虑到此时莫利亚君主塞奥多利表示有意隐退从事修道生涯，他的出现可谓雪中送炭，安稳了人心。虽然后来塞奥多利改变了初衷，但君士坦丁于1428年3月通过伊庇鲁斯君主卡罗•托科侄女的联姻，他获得了伊庇鲁斯在伯罗奔尼撒的大片土地。当他不幸的妻子在两年后去世时（未留下子嗣），他依然保留了这块封地，并以此作为他统一整个半岛的基地。君士坦丁与莫利亚君主塞奥多利的关系一直是紧张的。当约翰八世前往意大利游说东西联合时，他指定君士坦丁留守君士坦丁堡监国，这无疑表明皇帝有意将帝位传予后者（约翰八世无子嗣，译注）——此举进一步加深了塞奥多利的不满。不过当君士坦丁以自己在色雷斯的若干封地交换来莫利亚专制君主国的继承权后，两兄弟终于尽释前嫌（君士坦丁自1428年起与塞奥多利共同执掌莫利亚，他们一起赢得了多场战役胜利，成功扩大了莫利亚版图，译注）。与此同时，托马斯也在克拉琴察（Clarenza）一带获得了自己的封地。在几位皇子的共同努力下，至1433年，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除了四座依然被威尼斯人掌控的城市外，全部被拜占庭征服。此时，君士坦丁的征服目标转移至安提卡与维奥蒂亚。1444年，受匈牙利摄政匈雅提•亚诺什在塞尔维亚的胜利的鼓舞，君士坦丁自科林斯向北进军，他的干将约翰则穿过佩特雷，进入福基斯。很快，至品都斯山脉范围内的希腊均已经被君士坦丁占领，唯一例外是雅典大公国，其大公内里奥二世匆忙向土耳其人乞求援助。对拜占庭人而言不幸的是，土耳其援军很快就到来了。当君士坦丁忙于扫荡维奥蒂亚时，苏丹穆拉德二世已经于瓦尔纳击败了欧洲十字军。1446年，土耳其大军进入希腊，君士坦丁率领部队退入Hexamilion要塞（希腊语原意为“六里长的城墙”，位于科林斯地峡，译注），坚守不出。然而穆拉德拥有重炮，经过两周持续炮轰土耳其人终于攻破了城墙——君士坦丁与托马斯侥幸突围逃脱。他们倚重的军队，尤其是阿尔巴尼亚雇佣军，被证明是极不可靠和缺乏勇气的。奥斯曼人摧毁了科林斯地峡的防御工事，接着向佩特雷与克拉琴察进军，沿途烧杀劫掠。在得到莫利亚君主国臣服的保证及年贡后，苏丹方才率军回国。


注1：原文本作“皇帝”与苏丹，不过因拜占庭后期高度希腊化，所谓皇帝，实际用希腊词“瓦西里”，故此处译作瓦西里。

明白了，确实是这样！

更具体的说：由俭入奢易 由奢入俭难。特别是这种奢建立在透支的基础之上的时候。
巴西尔二世爱打仗却不爱算账，没等这些武力换来真正的好处 帝国就自己把自己累死了。
唉，若有所思啊[:a10:] 谁能知道后世怎么看21世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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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皇帝这个职位、一定要找一个好的敢顶撞皇帝的CFO做管家:D 似乎后世法国皇帝的财务官就很拽(?)

asherhoa 发表于 2011-7-14 23:49
帝国后期的衰落恰恰在瓦西里二世统治的极盛期就埋下了。简单说，就是帝国的过分扩张耗尽了帝国实力，与查士 ...

明白了，确实是这样！

更具体的说：由俭入奢易 由奢入俭难。特别是这种奢建立在透支的基础之上的时候。
巴西尔二世爱打仗却不爱算账，没等这些武力换来真正的好处 帝国就自己把自己累死了。
唉，若有所思啊[:a10:] 谁能知道后世怎么看21世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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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皇帝这个职位、一定要找一个好的敢顶撞皇帝的CFO做管家:D 似乎后世法国皇帝的财务官就很拽(?)

有时候财务官自己就是个花钱的主……比如说纳尔西斯大人，几乎每次都高举钱袋，换取东罗马的节节胜利（当然他自己也的确是军事家）……


话说，最可怕的是，东罗马的税吏们太牛叉了，据说贝利撒留大人征服北非之后，东罗马的税吏们蜂拥而至，四、五年之后就让北非从经济上毁灭了……

东方之猪 发表于 2011-7-15 00:08
明白了，确实是这样！

更具体的说：由俭入奢易 由奢入俭难。特别是这种奢建立在透支的基础之上的时候 ...

有时候财务官自己就是个花钱的主……比如说纳尔西斯大人，几乎每次都高举钱袋，换取东罗马的节节胜利（当然他自己也的确是军事家）……


话说，最可怕的是，东罗马的税吏们太牛叉了，据说贝利撒留大人征服北非之后，东罗马的税吏们蜂拥而至，四、五年之后就让北非从经济上毁灭了……

感觉东罗马战斗力最强的就是他的税吏。
反复的战争做不到的事情，他们很短时间就做到了。
到这一段总是很有喜感

帝国后期另一个可怕之处就是宗教分裂导致的帝国思想生活的分裂，凝聚力分散。相较而言，土耳其人奉行的宗教宽容和民族自治政策，就要优越的多，导致大批基督徒（甚至是心甘情愿的）为奥斯曼人效力，而同时期为拜占庭效力的MSL就寥寥无几。

帝国后期面临的一个悖论是，对于多数希腊人而言，他们是靠东正教而非拜占庭中央政府团结在一起——如果东正教与天主教真正共融，那么就导致多数希腊人离心离德，如果不与天主教联合，那么就导致拜占庭政权的毁灭，同时令希腊人完全处于异族统治之下。从历史演进看，希腊人选择的是保持宗教独立性而宁可让拜占庭毁灭。孰是孰非，难下定论。

asherhoa 发表于 2011-7-15 11:43
帝国后期另一个可怕之处就是宗教分裂导致的帝国思想生活的分裂，凝聚力分散。相较而言，土耳其人奉行的宗教 ...
东正教的其他政权都太弱了……如果特拉布宗、俄罗斯或者其他的东正教政权强一些，那么拜占庭其实也不会企图去联合天主教会。话说，灭亚美尼亚灭得太早了，本来还可以缓冲一把的……

雪千寻 发表于 2011-7-15 15:17
东正教的其他政权都太弱了……如果特拉布宗、俄罗斯或者其他的东正教政权强一些，那么拜占庭其实也不会企 ...
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就强烈抨击拜占庭吞并亚美尼亚，解散其军队，同时又不派兵驻守是极端愚蠢行为。

雪千寻 发表于 2011-7-15 15:17
东正教的其他政权都太弱了……如果特拉布宗、俄罗斯或者其他的东正教政权强一些，那么拜占庭其实也不会企 ...
这一点引人瞩目，特别是对比：共和时期以及更早时期 西罗马帝国的做法和效果、尤为令人印象深刻

……以至于拜占庭要面对的敌人太多了。不知这是否和巴西尔二世把保加利亚俘虏每一百人只留一只眼睛的做法 是否有因果报应关联;funk （这纯属个人主观瞎联想）

戏剧性的是，末代君士坦丁皇帝的性格又走到了另外一个善良温驯的极端，否则有时候狠狠心 没准儿接下去历史朝哪边走呢。愿上帝祝他在天国幸福……

东方之猪 发表于 2011-7-16 00:25
这一点引人瞩目，特别是对比：共和时期以及更早时期 西罗马帝国的做法和效果、尤为令人印象深刻

……以 ...
奥斯曼人干过的种族灭绝一类的事情更不少，也没见到啥“报应”。
君士坦丁面临的境况可能有点类似崇祯，谁去都回天无数。当然，如果运气好一些，盟友称职一些，逃过1453年这一劫还是有可能的。

asherhoa 发表于 2011-7-16 08:46
奥斯曼人干过的种族灭绝一类的事情更不少，也没见到啥“报应”。
君士坦丁面临的境况可能有点类似崇祯， ...
君士坦丁或许知道乌尔班对帝国命运意味着什么，
相对于四处仰人鼻息求援、还不如想些招儿把那位匈牙利技术员给套住--比如用时髦的说法：黄金手铐、美女手铐之类的……金子虽然被卷到威尼斯去了、空头支票或者期权还没有么？
技术员如果有什么别的追求--比如答应在场地和人力上勾引他研发“君士坦丁大炮”（或者随便别的什么不可能完成的梦想）以分散其对黄金的迷恋。那个时候摩萨德应该还没出现吧;P

可能还是性格决定命运吧，皇帝是个好人……

东方之猪 发表于 2011-7-16 11:25
君士坦丁或许知道乌尔班对帝国命运意味着什么，
相对于四处仰人鼻息求援、还不如想些招儿把那位匈牙利技 ...
的确，这位皇帝真的是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