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农业基础水利

我最近才看《为什么下雨便是涝，不下便是旱？——湖北省沙洋县李市镇农田水利调查》 非常给力，对我们理解中国公共事业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有很强的启发作用。引用一些如下：

农户与农户之间的纠纷，有着两套逻辑。一套是，当一户农户对一户农户时，那么，这个时候的纠纷便会变成私人对私人的纠纷，每个私的权利在张巷村都是极度发达的，都会极力维护每个私的权利。因而，在这套逻辑的作用下，张巷村人说，如果某一户敢针对自己一户将水拦起来，那么，他们将会与拦水的人打架，严重时会拼命！另一套逻辑是，如果一户农户在拦水时，所拦住的是多户，特别是几十户农户时，那么，他可以非常安全地，高枕无忧地，心安理得地，将水拦住。而被拦的那些农户则“在心不在口”，也就是说，尽管内心十分老火，但由于不是拦了自己一家人，而是拦了大家的，因而，都不会去与拦水的人发生纠纷。
正是因为在农田水利纠纷中有着上述两套逻辑，单一的农户对农户的排水纠纷就比较少，而在单一农户对多户农户的纠纷则比较多。

2005年以前，因渠道疏通，四沟通畅，四组被淹的面积在100亩左右，减产在20%左右。以棉花为例，亩产平均在450斤左右，这意味着每年的损失约9000斤。而现在每年的损失约28800斤到43200斤！如果以2009年的棉价计算（棉价较高的一年），每斤棉花约3.2元，那么以前的损失约28800元，而现在则达到92160元到138240元！

当然，以前2.88万元的损失与现在9.216万元到13.824万元差别之所以这么大，就在于以前的渠道畅通，四沟保存较为完好。而以前所要承担的成本则是两项，其一是排涝水费，每亩5元，四组全组为2145元。其二是两工，每年春播后的清淤和冬播后的清淤以及整修渠道四沟，户均约5个工，全组共需出410个工。如果按照现在的60元每天来计算，这笔费用约合24600元，但是，原来的两工计算其费用是按30元每天来折算的，也就是说费用要减轻一半。而且，春播与冬播过后的农闲时间，实质上并不能完全将其用市场价格来衡量，因为，没有出工后，农民并没有出去赚钱，而大多都在家里打麻将消磨时间。我们每天调查，在村子里至少会发现有10桌麻将同时开打，每桌除4人主打外，一般还有约10人左右围观，也就是说有近140人在消磨时间，而不是在增收!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出两工，实质上是农民增收的一项活动。而在2007年以后，排涝水费没有再收取，而是由财政转移支付解决。因此，可以说，农民现在在农田上因水利设施的毁坏而造成的损失是属于纯损失。


为了应对取消农业税后对农业生产设施（特别是农田水利和道路）建设和维护所带来的困境，中央又推出作为配套的一事一议制度。所谓“一事一议”制度，就是农民以村为单位，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与村民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品供给，由村民决定是否修建某个公共工程，修建在何处，如何修建，并由村民民主管理，由“一事一议”筹措资金。筹资筹劳必须遵循“村民自愿、村民受益、量力而行、上限控制、民主决定、程序规范、使用公开”的原则，所筹资金和劳务必须“用于本村范围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修建和维护村级道路等集体公益事业，并符合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使用事项”。然而，此前强制手段都尚且有如此多的钉子户，这种一事一议制度同样无法解决钉子户的问题。不仅如此，因为在一事一议的过程中，少数钉子户有了更大的发言的权利，从而具有极大的传染性，钉子户不仅没有因为一事一议的开展而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最后，这一制度也只能流于形式，在某些地方甚至被农民戏称为“扯皮制度”，“一事一议变成一事一疑”，“一议一疑，一事就变成一死”。


以张巷村或其在的李市镇为例，U型渠和三光渠不行，是否我们可以从技术角度考虑更加牢固的渠道呢？比如说，换成钢铁建成的渠道，但既然用一般的铁锹可以敲碎U型渠，也就可以用电锯锯断钢铁建的渠道，这种可能性完全有。因而，如果推展到极端状态考虑，那么，即使建成钻石渠，农民也同样可以毁坏，如不清淤，或者，你请人清淤，你前面刚清完，后面便被垃圾重新淤塞，又或者，作为理性的小农，我偏偏要将土将你建的钻石渠填平，然后在上面栽上农作物，对于集体来说，也许填塞一小段渠道可以造成几十万元的损失，但那并非填塞渠道的个人的损失，相反，对于破坏者而言，他的利益是最大化的，哪怕是增加1元钱，相比于他不破坏而言，那也是增加收入了。同理，我们可以理解堤面和堤身为什么遭到如此多的毁坏，却没有及时修复。因为，当地乡村干部也很清楚农民的这个特性，你今天去把堤填上，农民明天就把土给你拖走。你能填多少，农民就可以拖多少，他们自己用不完的时候，他可以用来卖给需要的人。总之，无论你从技术上想什么办法，农民都可以为了使自己个体的利益最大化而将你的一切努力破坏。

我认为沙洋农民是现代农民，其特点非常鲜明，个人十分理性。如果略微拔高一点说，沙洋农民就是现代公民。现代性的核心应是理性，这种理性既可以说是社会的理性，也可以说是个人的理性，而本质和基础还是个人的理性。而沙洋农民显然具备这一核心条件。只要我们去调查其农田水利或其他方面的相关情况，又或者，只要我们仔细阅读当前农田水利现状，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清晰的现代农民图景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不需要我们去想象。

沙洋农民的私人权利观念十分发达，这从我们对他们在农田水利中的纠纷的描述便可以看出来。当一个私对一个私的时候，这种私权对私权的侵犯就会造成严重的个人之间的冲突。比如，如果甲将乙的水拦住，那么，乙就不会善罢甘休，除非，甲所拦住的不仅仅是乙一户，还拦住包括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以及子丑寅卯，那么逻辑就会不一样了，一定是私权可以得以实现，而公权可以合理合法地遭到侵害。私权发达，且私权意识如此浓烈，这也是现代公民难得的特质。






我最近才看《为什么下雨便是涝，不下便是旱？——湖北省沙洋县李市镇农田水利调查》 非常给力，对我们理解中国公共事业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有很强的启发作用。引用一些如下：

农户与农户之间的纠纷，有着两套逻辑。一套是，当一户农户对一户农户时，那么，这个时候的纠纷便会变成私人对私人的纠纷，每个私的权利在张巷村都是极度发达的，都会极力维护每个私的权利。因而，在这套逻辑的作用下，张巷村人说，如果某一户敢针对自己一户将水拦起来，那么，他们将会与拦水的人打架，严重时会拼命！另一套逻辑是，如果一户农户在拦水时，所拦住的是多户，特别是几十户农户时，那么，他可以非常安全地，高枕无忧地，心安理得地，将水拦住。而被拦的那些农户则“在心不在口”，也就是说，尽管内心十分老火，但由于不是拦了自己一家人，而是拦了大家的，因而，都不会去与拦水的人发生纠纷。
正是因为在农田水利纠纷中有着上述两套逻辑，单一的农户对农户的排水纠纷就比较少，而在单一农户对多户农户的纠纷则比较多。

2005年以前，因渠道疏通，四沟通畅，四组被淹的面积在100亩左右，减产在20%左右。以棉花为例，亩产平均在450斤左右，这意味着每年的损失约9000斤。而现在每年的损失约28800斤到43200斤！如果以2009年的棉价计算（棉价较高的一年），每斤棉花约3.2元，那么以前的损失约28800元，而现在则达到92160元到138240元！

当然，以前2.88万元的损失与现在9.216万元到13.824万元差别之所以这么大，就在于以前的渠道畅通，四沟保存较为完好。而以前所要承担的成本则是两项，其一是排涝水费，每亩5元，四组全组为2145元。其二是两工，每年春播后的清淤和冬播后的清淤以及整修渠道四沟，户均约5个工，全组共需出410个工。如果按照现在的60元每天来计算，这笔费用约合24600元，但是，原来的两工计算其费用是按30元每天来折算的，也就是说费用要减轻一半。而且，春播与冬播过后的农闲时间，实质上并不能完全将其用市场价格来衡量，因为，没有出工后，农民并没有出去赚钱，而大多都在家里打麻将消磨时间。我们每天调查，在村子里至少会发现有10桌麻将同时开打，每桌除4人主打外，一般还有约10人左右围观，也就是说有近140人在消磨时间，而不是在增收!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出两工，实质上是农民增收的一项活动。而在2007年以后，排涝水费没有再收取，而是由财政转移支付解决。因此，可以说，农民现在在农田上因水利设施的毁坏而造成的损失是属于纯损失。


为了应对取消农业税后对农业生产设施（特别是农田水利和道路）建设和维护所带来的困境，中央又推出作为配套的一事一议制度。所谓“一事一议”制度，就是农民以村为单位，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与村民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品供给，由村民决定是否修建某个公共工程，修建在何处，如何修建，并由村民民主管理，由“一事一议”筹措资金。筹资筹劳必须遵循“村民自愿、村民受益、量力而行、上限控制、民主决定、程序规范、使用公开”的原则，所筹资金和劳务必须“用于本村范围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修建和维护村级道路等集体公益事业，并符合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使用事项”。然而，此前强制手段都尚且有如此多的钉子户，这种一事一议制度同样无法解决钉子户的问题。不仅如此，因为在一事一议的过程中，少数钉子户有了更大的发言的权利，从而具有极大的传染性，钉子户不仅没有因为一事一议的开展而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最后，这一制度也只能流于形式，在某些地方甚至被农民戏称为“扯皮制度”，“一事一议变成一事一疑”，“一议一疑，一事就变成一死”。


以张巷村或其在的李市镇为例，U型渠和三光渠不行，是否我们可以从技术角度考虑更加牢固的渠道呢？比如说，换成钢铁建成的渠道，但既然用一般的铁锹可以敲碎U型渠，也就可以用电锯锯断钢铁建的渠道，这种可能性完全有。因而，如果推展到极端状态考虑，那么，即使建成钻石渠，农民也同样可以毁坏，如不清淤，或者，你请人清淤，你前面刚清完，后面便被垃圾重新淤塞，又或者，作为理性的小农，我偏偏要将土将你建的钻石渠填平，然后在上面栽上农作物，对于集体来说，也许填塞一小段渠道可以造成几十万元的损失，但那并非填塞渠道的个人的损失，相反，对于破坏者而言，他的利益是最大化的，哪怕是增加1元钱，相比于他不破坏而言，那也是增加收入了。同理，我们可以理解堤面和堤身为什么遭到如此多的毁坏，却没有及时修复。因为，当地乡村干部也很清楚农民的这个特性，你今天去把堤填上，农民明天就把土给你拖走。你能填多少，农民就可以拖多少，他们自己用不完的时候，他可以用来卖给需要的人。总之，无论你从技术上想什么办法，农民都可以为了使自己个体的利益最大化而将你的一切努力破坏。

我认为沙洋农民是现代农民，其特点非常鲜明，个人十分理性。如果略微拔高一点说，沙洋农民就是现代公民。现代性的核心应是理性，这种理性既可以说是社会的理性，也可以说是个人的理性，而本质和基础还是个人的理性。而沙洋农民显然具备这一核心条件。只要我们去调查其农田水利或其他方面的相关情况，又或者，只要我们仔细阅读当前农田水利现状，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清晰的现代农民图景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不需要我们去想象。

沙洋农民的私人权利观念十分发达，这从我们对他们在农田水利中的纠纷的描述便可以看出来。当一个私对一个私的时候，这种私权对私权的侵犯就会造成严重的个人之间的冲突。比如，如果甲将乙的水拦住，那么，乙就不会善罢甘休，除非，甲所拦住的不仅仅是乙一户，还拦住包括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以及子丑寅卯，那么逻辑就会不一样了，一定是私权可以得以实现，而公权可以合理合法地遭到侵害。私权发达，且私权意识如此浓烈，这也是现代公民难得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