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集权问题：思考断片之一

民主与集权的问题过于宏大，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些思考，但是并不系统，也许根本就不应该用所谓系统理论的方式考虑一个实践性的问题。因此采用断片的方式聊一聊最近的新想法。
1，        博弈与普选民主
如果你和另外一个人在同一条街上开五金店，你应该在哪里选址呢？
这是个著名的博弈论问题。答案是街道的正中间，因为这样的话，你能保证，相比你的竞争对手，客户与你的距离最近。如果不清楚，请自己画图演算。
同样的，在普选民主制度下，一个政党要获得最多的选票，他应该站在哪里？
答案是：站在民意的中间。
任何国家，组成国民的人各种各样，思想不同，利益诉求千差万别。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对手政党，就一定要站在民意的中间，这样就会比你的对手吸引更多的选票。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西方的两党制国家中的政党来说，中间选民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因为对于右翼政党来说，你的左派对手不可能比你更右，所以支持右翼的选民统统都是你的，但是你又不可能变成左翼来吸引左派选民，事实上你根本就没有必要通吃。之需要把中间选民拉过来，就胜利了。
西方政治中，两党制是最稳定的，因为两党制中，两个党派都会往中间靠，这样就不会形成激烈的冲突。西方政治从法理上来说都是多党制，但是政治的现实发展常常是两党制的，尤其是总统制国家更是如此。美国是两党制，法国虽然小党众多，但是也形成了左翼的社会党和右翼的联盟，两党体制。最后，左派和右派政党，都形成中左和中右。极端左派和极端右派，基本上都没有上位的希望。台湾的局势也差不多。
由于两个党都尽力争取中间选民，使得两个党虽然有左和右的差别，实际上差别并不是很大。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如果不告诉你总统是哪个党，你很难判断他到底是属于哪个党。所以有美国人说：美国选举表面上是从两个党里面选一个，实际上只有一个党可以选。
那么这套体制岂不是彻头彻尾地荒唐，每四年一换，跟过家家一样，其实都一样，而且代价极其高昂，美国每年几十亿美刀的选举费倒在其次，因为国家选举，造成政党之间相互捣蛋，扯皮，这个成本比选举费高多了。
答案并不那么简单。普选民主在西方最大的好处是把国家的政策确定在“中间”道路上。人的价值观是非常容易偏激的，我们每个人对此都有体会。一个人偏激关系不大，最多让他自己一个人冒风险；但是一个国家走上偏激的道路，轻则遇险，重则国破。第三帝国和大日本帝国就是例子，斯大林和文革也都是教训。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为了使国家的领导团队处于“中道”的位置，即使付出破坏效率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2，        普选民主与效率
常常听到，有人说建设一个民主高效的政府或者组织形式。甚至有人以为民主的组织形式是高效的。这是对民主缺乏基本的理解。我们看到，即使在西方普选制国家中，并不是所有的组织形式都是民主的。例如企业，就是比较集权的。小企业，不用说，老板一个人，决定什么就是什么，只要不违法，谁也不能反对，最多只能建议。大的股份制企业，就有一点民主形式了，有董事会制约，但是董事会的权利来自股份，而不是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原因是，对于小企业来说，效率是第一位的，安全运营是第二位的。富贵险中求，博输了，倒闭就倒闭，在美国和欧洲，每天都有倒闭的企业，关系不大。但是企业大了，就不一样，安全就越来越重要的，稳重是第一位的，效率的重要性相对就低一点。于是就靠董事会，形成制约，这样就容易走“中道”。不过企业也不会实行完全的民主，从来没有说企业的决策需要员工投票的。
即使在最民主的国家，军队也是绝对集权的。如果战略计划让士兵投票选举，估计那战斗力连利比亚反对派都不如了。民主充分表现不同人的不同利益和观念，左右互博，力量都内耗了，民主是一个放大矛盾的地方。台湾那么个小地方，政府领导人天天忙选举，百分之八十的精力都是在与对手斗争，百分之二十的精力干点正事，还要随时防着对手拆台。任何一个政党上台，这个国家最少三分之一的人等着你失败，看你的好戏，这样的组织结构能够有效率，算是天外奇谈。
很多人把民主当作西方唯一的组织形式，这是错误的。普选民主仅仅只是在国家这一层面有效，几年选一回，保证领导人走中间路线，不要搞极端。其实，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经济（例如公司的工作），政府行政，司法等等，都跟所谓民主和选票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普选民主的效率太低了。因此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对政治有兴趣，你在大学期间至少要组织一个社团。如果你连一个组织社团的能力都没有，就不要想搞什么政治，所以我就不想搞政治了，发点牢骚就OK。因为组织社团，你跟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不同的人打交道，并把他们组织到一起，为实现同一个目标而行动。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而且当你发现组织和运作好几十个人的社团都很难的时候，你才知道：组织，到底是怎么回事。就不会天天嚷嚷：应当如何如何，为什么没有做到如何如何？你根本就不知道组织人的难处。此处参见我的博文《组织一个国家与登月工程》。
因为一个领导人是不可能让所有组织成员满意的，一个国家领导人绝对没有能力让所有人满意。如果你不理解这一点，最好不要当领导。
但是，一个领导人必须尽可能让这个组织整体感到满意，这是你必须尽到的责任，如果你不能承担这个责任，也最好不要当领导。
所以，在普选民主制度中，你不可能按照自己所认为的效率最高的方式去做事，而且你的对手随时准备拆你的台，找你的麻烦，希望你出丑，给你使绊子，你的失败就是他最大的成功。但是你必须跟这样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况，想要效率高，那简直是笑话。所以说，如果你想要普选民主，就千万不要指望效率。
民主的坏处是，干正经事没有效率。
民主的好处是，犯错误的时候也没有效率。

3，普选民主与民意
普选民主通过选举得到结果是民意的反映。这句话很正确，只要不作弊，选票的多少肯定能反映民意的支持度。但是这句话也很错误，因为选出来的那个人并不会反映你的意思，除非你自己亲自上台。我在上面说了，总统总是要争取中间选民，这样的话，左翼的人也会嫌左派政党的总统不够左，右派的人把他当敌人，而所谓中间选民，有一部分不过是政治意愿不强，来打酱油的，他选某个人当总统的原因，也许只是因为他长的更帅一点。而他们的票数常常是最关键的。
台湾著名的两颗子弹的选举，当时我就看好陈水扁，而不是连战，因为后者“长的不像总统”，打酱油的，不喜欢他。虽然陈水扁执政成绩很差，但是左右势力差不太多，决定性的力量是那些没有强烈政治观念的人。选举之前听说了两颗子弹，当时支持蓝色的朋友很高兴地告诉我这个消息（大陆的恐怕很少有喜欢陈水扁的），我就跟他说，如果没有这两颗子弹，陈水扁的可能性有百分之六十，有这两颗子弹，连战输定了，因为中间选民这个时候，头脑冲动，一定选“受害者”陈水扁。去年，连战的儿子连胜文也挨了一枪，蓝党的郝龙斌就无悬念当选，道理是一样的。
民意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绝大多数老百姓对于政治本身也是打酱油的。这个打酱油，很多时候是被迫的。美国政治在这一点上是玩的最纯熟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法制无上。美国的法律是极其复杂的，奥巴马的金融改革法案，印刷出来有1300页，而且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美国人能看懂的英语（有些夸张，呵呵，因为这些英语全是法律术语，如果你们看字典就能发现，在英语中，法律术语的用法与日常用语差别很大）。1300页的法律条文，不要说老百姓看不懂，就连议员也不一定都明白，当然也提供了一个借口。金融改革法案中，有一条是政府补助资金可以用来给华尔街的高管发奖金（实质就是高管搞垮了美国经济，所以需要纳税人补助，这个补助首先用来给搞垮经济的人发奖金）。民意沸腾，议员就出来解释：1300页的条文，没有注意到这一条，至于这一条文是谁塞进去的，那是调查不清楚的。
老百姓选总统和议员，但是他实际上并不知道议员在干什么，他也无法真正理解议员通过的法案对他有什么实际联系，法案的意义是需要媒体的通俗解释的。而这个解释的学问就很大了。在美国社会，民意是受媒体操控的，而媒体是掌握在资本手中的。中国有不少记者抱怨，他们的新闻受到政府的控制，没有自由，很不爽。其实，美国的新闻受到资本的控制，一样没有自由，同样也不爽。相比较而言，资本是更加贪婪无度的。北美的媒体没有人敢说犹太人的坏话，因为默多克是犹太人。美国最高法院，刚刚判决，否决以前对竞选资金的限制，也就是说企业和富人可以无限制地“贿赂“候选人（过去这种贿赂多少还有个限额，现在是自由的）。资本对政治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强。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发动对华尔街的战役最终失败，无论政府的财政赤字多么高，华尔街的高管每年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刀的奖金一分钱都不能少。
但是普选民主对于民意的一个好处是：选举充当了一个社会减压阀的作用。如果民主党干的不好，老百姓不满意，他可以在4年以后，change一下（奥巴马说：we can change）。这个change的过程可以使老百姓相信他完成对“当权者“的”复仇“，怒气得以发泄，一脚踢开民主党，换共和党；但是共和党如果还不满意，就再换民主党。最终他会发现，其实换哪个都无所谓，于是就失去了投票的热情。欧美政治投票率越来越低，就是基于这一现实。尤其是底层民众，更加明显，法国的富人投票率明显高于穷人。中国，很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把选票当作保护民众权利的武器，不过是画饼充饥，与其说，让民众参与政治，不如说给民众一个政治的参与感而已。
而后面的资本家无论输赢，其实是“通吃“的。台湾的企业家，是向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家都”献金“的，美国的华尔街通常也同时向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交钱支持，只不过数额不完全一样，有些倾向而已，但是一般都是两边押宝，绝对没有输的道理。无论民意选择谁上台，最终都是“我”的人上台。
法国的大选由国家出钱，不许私人赞助，在这一点上，法国是不错的。不像美国的政治，基本上操控在华尔街、石油集团和军火集团的手中。
4，欧美民主的意义
简单总结一下：
A，        防止走极端，使国家的大政不因个别人的疯狂而走上危险的道路。
B，        提供参与感，使建立在个人主义伦理观基础上的国民形成国家意识，尤其是给政治意识强烈的民众一个发泄口，疏泄社会矛盾带来的压力。
C，        有一定的监督作用，政客捞好处不能太过分
D，        效率低下，因此民主原则也仅仅适用于一部分政治范畴。欧美的精英与下层之间的区隔是很明显的，表面上的全民民主实际上还是精英民主。
正面的价值中，防止走极端是最重要的，而负面的表现中最严重的是，扯皮拉筋，不负责任，效率低下，非常严重。
                先写到这里，其他的想法，以后陆陆续续再写。
但是总体思路是：
中国因为文化上的特殊优势，中国人重视现实和实用，也有长远的中庸文化，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为了走中道而像欧美那样付出那么高昂的代价和社会成本。
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将是一个好办法——列宁设想的民主集中制，但是苏联人的西方文化玩不转这么高级的东东。
毛泽东的一个过失是破坏了民主集中制，但是现在TG正在完善这个制度，将成为人类文明史上重大的制度创新。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和中庸之道，将使我们有能力玩转“民主集中制”，走中道稳健之路，但是不用付出普选民主那么高昂的代价。

http://blog.sina.com.cn/emileqian

民主与集权的问题过于宏大，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些思考，但是并不系统，也许根本就不应该用所谓系统理论的方式考虑一个实践性的问题。因此采用断片的方式聊一聊最近的新想法。
1，        博弈与普选民主
如果你和另外一个人在同一条街上开五金店，你应该在哪里选址呢？
这是个著名的博弈论问题。答案是街道的正中间，因为这样的话，你能保证，相比你的竞争对手，客户与你的距离最近。如果不清楚，请自己画图演算。
同样的，在普选民主制度下，一个政党要获得最多的选票，他应该站在哪里？
答案是：站在民意的中间。
任何国家，组成国民的人各种各样，思想不同，利益诉求千差万别。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对手政党，就一定要站在民意的中间，这样就会比你的对手吸引更多的选票。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西方的两党制国家中的政党来说，中间选民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因为对于右翼政党来说，你的左派对手不可能比你更右，所以支持右翼的选民统统都是你的，但是你又不可能变成左翼来吸引左派选民，事实上你根本就没有必要通吃。之需要把中间选民拉过来，就胜利了。
西方政治中，两党制是最稳定的，因为两党制中，两个党派都会往中间靠，这样就不会形成激烈的冲突。西方政治从法理上来说都是多党制，但是政治的现实发展常常是两党制的，尤其是总统制国家更是如此。美国是两党制，法国虽然小党众多，但是也形成了左翼的社会党和右翼的联盟，两党体制。最后，左派和右派政党，都形成中左和中右。极端左派和极端右派，基本上都没有上位的希望。台湾的局势也差不多。
由于两个党都尽力争取中间选民，使得两个党虽然有左和右的差别，实际上差别并不是很大。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如果不告诉你总统是哪个党，你很难判断他到底是属于哪个党。所以有美国人说：美国选举表面上是从两个党里面选一个，实际上只有一个党可以选。
那么这套体制岂不是彻头彻尾地荒唐，每四年一换，跟过家家一样，其实都一样，而且代价极其高昂，美国每年几十亿美刀的选举费倒在其次，因为国家选举，造成政党之间相互捣蛋，扯皮，这个成本比选举费高多了。
答案并不那么简单。普选民主在西方最大的好处是把国家的政策确定在“中间”道路上。人的价值观是非常容易偏激的，我们每个人对此都有体会。一个人偏激关系不大，最多让他自己一个人冒风险；但是一个国家走上偏激的道路，轻则遇险，重则国破。第三帝国和大日本帝国就是例子，斯大林和文革也都是教训。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为了使国家的领导团队处于“中道”的位置，即使付出破坏效率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2，        普选民主与效率
常常听到，有人说建设一个民主高效的政府或者组织形式。甚至有人以为民主的组织形式是高效的。这是对民主缺乏基本的理解。我们看到，即使在西方普选制国家中，并不是所有的组织形式都是民主的。例如企业，就是比较集权的。小企业，不用说，老板一个人，决定什么就是什么，只要不违法，谁也不能反对，最多只能建议。大的股份制企业，就有一点民主形式了，有董事会制约，但是董事会的权利来自股份，而不是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原因是，对于小企业来说，效率是第一位的，安全运营是第二位的。富贵险中求，博输了，倒闭就倒闭，在美国和欧洲，每天都有倒闭的企业，关系不大。但是企业大了，就不一样，安全就越来越重要的，稳重是第一位的，效率的重要性相对就低一点。于是就靠董事会，形成制约，这样就容易走“中道”。不过企业也不会实行完全的民主，从来没有说企业的决策需要员工投票的。
即使在最民主的国家，军队也是绝对集权的。如果战略计划让士兵投票选举，估计那战斗力连利比亚反对派都不如了。民主充分表现不同人的不同利益和观念，左右互博，力量都内耗了，民主是一个放大矛盾的地方。台湾那么个小地方，政府领导人天天忙选举，百分之八十的精力都是在与对手斗争，百分之二十的精力干点正事，还要随时防着对手拆台。任何一个政党上台，这个国家最少三分之一的人等着你失败，看你的好戏，这样的组织结构能够有效率，算是天外奇谈。
很多人把民主当作西方唯一的组织形式，这是错误的。普选民主仅仅只是在国家这一层面有效，几年选一回，保证领导人走中间路线，不要搞极端。其实，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经济（例如公司的工作），政府行政，司法等等，都跟所谓民主和选票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普选民主的效率太低了。因此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对政治有兴趣，你在大学期间至少要组织一个社团。如果你连一个组织社团的能力都没有，就不要想搞什么政治，所以我就不想搞政治了，发点牢骚就OK。因为组织社团，你跟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不同的人打交道，并把他们组织到一起，为实现同一个目标而行动。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而且当你发现组织和运作好几十个人的社团都很难的时候，你才知道：组织，到底是怎么回事。就不会天天嚷嚷：应当如何如何，为什么没有做到如何如何？你根本就不知道组织人的难处。此处参见我的博文《组织一个国家与登月工程》。
因为一个领导人是不可能让所有组织成员满意的，一个国家领导人绝对没有能力让所有人满意。如果你不理解这一点，最好不要当领导。
但是，一个领导人必须尽可能让这个组织整体感到满意，这是你必须尽到的责任，如果你不能承担这个责任，也最好不要当领导。
所以，在普选民主制度中，你不可能按照自己所认为的效率最高的方式去做事，而且你的对手随时准备拆你的台，找你的麻烦，希望你出丑，给你使绊子，你的失败就是他最大的成功。但是你必须跟这样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况，想要效率高，那简直是笑话。所以说，如果你想要普选民主，就千万不要指望效率。
民主的坏处是，干正经事没有效率。
民主的好处是，犯错误的时候也没有效率。

3，普选民主与民意
普选民主通过选举得到结果是民意的反映。这句话很正确，只要不作弊，选票的多少肯定能反映民意的支持度。但是这句话也很错误，因为选出来的那个人并不会反映你的意思，除非你自己亲自上台。我在上面说了，总统总是要争取中间选民，这样的话，左翼的人也会嫌左派政党的总统不够左，右派的人把他当敌人，而所谓中间选民，有一部分不过是政治意愿不强，来打酱油的，他选某个人当总统的原因，也许只是因为他长的更帅一点。而他们的票数常常是最关键的。
台湾著名的两颗子弹的选举，当时我就看好陈水扁，而不是连战，因为后者“长的不像总统”，打酱油的，不喜欢他。虽然陈水扁执政成绩很差，但是左右势力差不太多，决定性的力量是那些没有强烈政治观念的人。选举之前听说了两颗子弹，当时支持蓝色的朋友很高兴地告诉我这个消息（大陆的恐怕很少有喜欢陈水扁的），我就跟他说，如果没有这两颗子弹，陈水扁的可能性有百分之六十，有这两颗子弹，连战输定了，因为中间选民这个时候，头脑冲动，一定选“受害者”陈水扁。去年，连战的儿子连胜文也挨了一枪，蓝党的郝龙斌就无悬念当选，道理是一样的。
民意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绝大多数老百姓对于政治本身也是打酱油的。这个打酱油，很多时候是被迫的。美国政治在这一点上是玩的最纯熟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法制无上。美国的法律是极其复杂的，奥巴马的金融改革法案，印刷出来有1300页，而且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美国人能看懂的英语（有些夸张，呵呵，因为这些英语全是法律术语，如果你们看字典就能发现，在英语中，法律术语的用法与日常用语差别很大）。1300页的法律条文，不要说老百姓看不懂，就连议员也不一定都明白，当然也提供了一个借口。金融改革法案中，有一条是政府补助资金可以用来给华尔街的高管发奖金（实质就是高管搞垮了美国经济，所以需要纳税人补助，这个补助首先用来给搞垮经济的人发奖金）。民意沸腾，议员就出来解释：1300页的条文，没有注意到这一条，至于这一条文是谁塞进去的，那是调查不清楚的。
老百姓选总统和议员，但是他实际上并不知道议员在干什么，他也无法真正理解议员通过的法案对他有什么实际联系，法案的意义是需要媒体的通俗解释的。而这个解释的学问就很大了。在美国社会，民意是受媒体操控的，而媒体是掌握在资本手中的。中国有不少记者抱怨，他们的新闻受到政府的控制，没有自由，很不爽。其实，美国的新闻受到资本的控制，一样没有自由，同样也不爽。相比较而言，资本是更加贪婪无度的。北美的媒体没有人敢说犹太人的坏话，因为默多克是犹太人。美国最高法院，刚刚判决，否决以前对竞选资金的限制，也就是说企业和富人可以无限制地“贿赂“候选人（过去这种贿赂多少还有个限额，现在是自由的）。资本对政治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强。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发动对华尔街的战役最终失败，无论政府的财政赤字多么高，华尔街的高管每年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刀的奖金一分钱都不能少。
但是普选民主对于民意的一个好处是：选举充当了一个社会减压阀的作用。如果民主党干的不好，老百姓不满意，他可以在4年以后，change一下（奥巴马说：we can change）。这个change的过程可以使老百姓相信他完成对“当权者“的”复仇“，怒气得以发泄，一脚踢开民主党，换共和党；但是共和党如果还不满意，就再换民主党。最终他会发现，其实换哪个都无所谓，于是就失去了投票的热情。欧美政治投票率越来越低，就是基于这一现实。尤其是底层民众，更加明显，法国的富人投票率明显高于穷人。中国，很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把选票当作保护民众权利的武器，不过是画饼充饥，与其说，让民众参与政治，不如说给民众一个政治的参与感而已。
而后面的资本家无论输赢，其实是“通吃“的。台湾的企业家，是向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家都”献金“的，美国的华尔街通常也同时向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交钱支持，只不过数额不完全一样，有些倾向而已，但是一般都是两边押宝，绝对没有输的道理。无论民意选择谁上台，最终都是“我”的人上台。
法国的大选由国家出钱，不许私人赞助，在这一点上，法国是不错的。不像美国的政治，基本上操控在华尔街、石油集团和军火集团的手中。
4，欧美民主的意义
简单总结一下：
A，        防止走极端，使国家的大政不因个别人的疯狂而走上危险的道路。
B，        提供参与感，使建立在个人主义伦理观基础上的国民形成国家意识，尤其是给政治意识强烈的民众一个发泄口，疏泄社会矛盾带来的压力。
C，        有一定的监督作用，政客捞好处不能太过分
D，        效率低下，因此民主原则也仅仅适用于一部分政治范畴。欧美的精英与下层之间的区隔是很明显的，表面上的全民民主实际上还是精英民主。
正面的价值中，防止走极端是最重要的，而负面的表现中最严重的是，扯皮拉筋，不负责任，效率低下，非常严重。
                先写到这里，其他的想法，以后陆陆续续再写。
但是总体思路是：
中国因为文化上的特殊优势，中国人重视现实和实用，也有长远的中庸文化，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为了走中道而像欧美那样付出那么高昂的代价和社会成本。
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将是一个好办法——列宁设想的民主集中制，但是苏联人的西方文化玩不转这么高级的东东。
毛泽东的一个过失是破坏了民主集中制，但是现在TG正在完善这个制度，将成为人类文明史上重大的制度创新。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和中庸之道，将使我们有能力玩转“民主集中制”，走中道稳健之路，但是不用付出普选民主那么高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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