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8亿公社社员有1/3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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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凌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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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1978年历史不再徘徊》，作者：凌志军，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五万个人民公社为城里人提供了多少食物——几百万农民乞讨为生——“三年决战”与安徽“六条”——“真理标准”讨论对人民公社的影响——“责任制”：一个持续时间最长含义变化最多的概念——凤阳的“四级所有”

1978年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去世已经一年又三个月。伟人辞世长卧，令我们庞大而又古老的国家失去了以往的平衡。一个时代戛然而止，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却又如坠五里雾中，那时候，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心里都弥漫起这一种感觉。但是，历史的交汇点此刻被装在一个信封里，竟是大大超过世人所料。

l月1日凌晨，整个中国还在睡梦之中，一个搬运工人从床上爬起来，揉揉眼睛来到北京火车站上，把这一纸书信和着一大堆邮包，塞进一列火车的邮政车厢，然后照往常一样，甩甩手就走了。这信的外表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此刻正随车向南京而去，一切都显得那么平淡无奇。《光明日报》的哲学编辑王强华在这封信中告诉他的作者，文章已经编定，寄还征求意见。信内还附有一纸清样，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作者胡福明。

这时的胡福明，远没有后来那样的声名，还不是江苏省委党校的校长以及省委常任委。他只是南京大学哲学系里一个少为人知的教师。亦教亦学，寻章摘句，作文著说，在他的职业里为常事。投石于报界，一鸣惊人或者泥牛入海，都不足为奇。忽有编者复信，他有那么一点儿受宠若惊，当然不会作出否定的回答，他不暇思索，当即回信同意编辑对文章的改动。

整整十年之后，胡福明对《光明日报》记者张义德说，最初写作这篇文章，完全是“我个人的行动”（《光明日报》1988年5月13日。），其本意是说他并未受到任何人的指使。看来这是实话。那时候，这位哲学教员即使有再强悍的哲学思辩，也无法预见，他这“个人行动”竟会酿成震撼整个中国的大波澜，也改变了人民公社的命运。

今天来看，胡福明的最初动机确实有着很浓的偶然色彩。几个月前，也就是1977年盛夏的时候，胡的妻子患病住在医院里，胡白天在哲学课堂上为人师表，晚上到妻子的病床边尽为夫之道。南京的夏夜，酷热难挨。那时候，家用的电器还未流行起来，普通人拥有一个收音机已是一种奢侈。医院里普通病人的房间，自然不会独有清凉。溽热里，蚊虫的鸣声、病人的呻吟、人体由于汗浸发出的各种味道、医院深处充塞着的各种声息，把胡福明包围起来，令他无法入睡。万般无奈中，胡忽然想到王强华，他们在几个月前相识于一个讨论会上，他还记得王强华曾经约他为《光明日报》理论版撰写文章。于是，胡从家里抱来若干经典与材料，坐在妻子的床前构思他的文章。文章四易其稿之后，胡将它寄给《光明日报》。胡后来说，他的文章是在医院里孕育出来的。（《光明日报》1988年5月13日。）

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对解放军报社的副社长姚远方说，他的文章是“逼出来的”。逼他写文章的并不是医院里的酷热、沉闷、汗臭和蚊子，而是《人民日报》的社论。

“你当时哪里来的那股勇气？”姚远方问道。这时已经是十年以后，姚显然认为胡从一开始就抱有大义凛然的动机。

“那是逼出来的”，胡回答，“1977年2月，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看到这‘两个凡是’，我觉得，是语录标准，还是实践标准，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如果束缚于“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就无法纠正，当时，一种责任感驱使着我，决心写这篇文章破一破‘两个凡是’”（《解放军报》1988年6月7日。）。

以九十年代人们的眼光来看，“两个凡是”的荒唐和霸道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具有明确的批判意识，并且付诸行动，确需一种罕见的勇气。胡福明最初的行动可能仅仅是为了消磨漫漫长夜，这是任何一个在医院里守过病者的人都可以想象的，也可能是出于某种见义勇为的心理，或者更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对于这些细节的辨认，常常不为历史学家看重，但是，这些细节却可以令我们知道，历史这条河流在她转弯的地方，常常会有一些偶然的风生水起，推动它突然跳跃起来，急转直下，一泻千里。假如不是王强华结识了胡福明，并且要他为自己的报纸写文章；假如胡福明的妻子没有患病也不用他在医院照料；假如那个时间不是三伏，或者南京的医院里面有一部空调，让他在夜间安然入睡，那么，胡是否也会在这样一个时间里写出这样一个题目来，并且寄给这样一家报社？以后的事态证明，文章的命运与一连串偶然的事情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在中国政治的格局里面，胡福明这样的人物，本来并不具有任何影响大势的力量，就如同在中国的经济格局中，小岗社员之不能影响大势一样。若没有后来那些人在这件事上的推波助澜，胡的努力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都会消弭于无形。

最初的推波助澜发生在光明日报社的编辑部里。编辑部位于京城南边一座淡黄色的老式楼房。这地方在旧时的北京乃是贫民艺人聚集的所在。直到现在，街头巷尾人影物形之间，仍然溢出一种洒脱无拘的江湖气息。1977年10月，胡福明的两篇文章寄到王强华的手上，除了含蓄地批评“两个凡是”的这一篇，另外一篇以批评江青为主要议题。这位哲学编辑对于批判江青的文章弃之不理，而对于向“两个凡是”发动的袭击，却有一种异常的兴奋。

这在当时的报界是一个惊人的选择。尽管如此，报社的编辑在这时候仍然谨慎行事。他们的设想只是要把胡的文章作为一种学术探讨，发表在每月一期的“哲学”专版上。大样排出，按照既定的程序，要等上一两个月方能见报。假如不是后来发生的意外，胡的文章就只能和另外三篇文章一道，刊登于三版，其内容也只是含沙射影地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表示不满，远不是后来人们见到的那个样子。

可是，这个时候恰恰又发生了一件偶然的小事。1978年3月，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社社长。他在任内所遇到的第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看到《哲学》版清样上那篇署名胡福明的文章。以其政治的经验和对时局的敏感，他完全可以看出眼前这篇文章中的意味。他当即将胡的文章从版样上撤下，准备大加修改之后拿到要闻版上去发表。几天后，胡本人应召来到北京，但以他个人的功力，此时已不足以达到杨的目标。于是，杨请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高级研究人员组成一个小小的写作班子，修改工作也移至京城西郊一座与颐和园相邻的院子里，持续了整整一个春季。至5月初，十易其稿，胡福明的文章也已面目全非。

京城西郊的这些文人并没有留意，1978年的春天已经结束。他们整日深居室内，字斟句酌，连窗外已经层林尽染也不知道。可是，在一千公里之外那个偏僻角落，小岗村的社员却留意着气候的变化。旱象仍在继续，江淮一带，方圆千里，乡下的饥荒正在蔓延，那些刚刚被遣送回乡的社员再度背井离乡，其凄惨的景象，即使世界上这些最具坚忍精神的人们，也已无法忍受。小岗在日后所要发动的事变，也就从这时起酝酿在村民中间。不过，这些日暮途穷的叫花子无论外表还是经验，与那些理论专家们都不是一回事：一个在乡下，一个在城里；一个在最低层，一个在最高峰；一个为了衣食，一个为下真理……这～切看上去隔着遥远的距离。可是，仅仅在几个月后，人们就会发现，两者的联系原来如此紧密，以至竟能融为同一种力量。

在1978年初的这几个月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还没有体会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那时候，中国人对于“变革”二字，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无限恐惧。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外资”，不知道什么是“股票”，不知道什么是“特区”，不知道什么是“保税”，不知道什么是“开放”，不知道什么是“市场”。他们指斥一切不合既定之规的行为是离经叛道。八十年代城里人中间流行的各种工业消费品，此刻大多数还未曾露面。没有彩色电视机，没有录像机，没有摄像机，没有家用空调机，没有自动开关收音机，录音机只是被装在一个巨大笨拙的箱子里，托着一盘厚重的磁带吱吱地转。那时候还没有洗衣机，没有香波和浴液，没有干洗精，没有微波炉，没有洗碗机，没有吐司炉，没有烤箱，没有电咖啡壶，没有家用电冰箱，没有电饭堡，没有电剃须刀，没有真皮手袋，没有尼龙丝连裤袜，没有麂皮夹克，没有真丝内衣，没有马赛克浴缸，没有乙烯基地板，没有彩色的或是瞬间即成的照相机，没有玻璃纤维的钓鱼竿，没有静电复印机，没有计算机，人们还是拿着算盘来与计算机竞赛。稍微富裕一些的家庭每天晚上挤在一起看看9英寸屏幕的黑白电视，左邻右舍都还没有见过这个玩艺儿，所以全部挤进来享受这现代工业品带来的愉快，这样一来，就把一间通常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塞得水泄不通。家家户户都还没有立体声音乐中心，没有镭射影碟，公共场所也还没有音乐播送装置，没有卡拉OK，没有迪斯科和摇滚，没有歌王和影后，倒是有邓丽君，不过是“靡靡之音”，属于禁歌。中国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已经成了什么样子，因为所有的电影院里只是放映国产影片，或者就是描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员们，如何在四十年代打击侵略者。张扬资本主义文明的电影还在禁演之列，或者至多作为“内部参考”供高级官员欣赏，青年们当然也还不会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一首歌，不过孩子大都会唱的一首歌里，讲述了一个名叫小杰克的美国黑人孩子如何无家可归，而且在财主的血汗工厂里被鞭打。大人们则在另一首歌里唱道，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虽然那时候中国人真的以为他们生活在一块乐土之上，但他们能够购买的工业消费品只是有数的几件。中国人用他们特有的对于数字的概括能力，把这些东西叫做“三大件”，它们是：凤凰牌自行车，一百五十六元一辆；上海牌手表，一百二十元一块；蝴蝶牌缝纫机，一百八十七元一台。那一年，一个刚刚进入工厂的学徒，每月的工资只有十八元，两年之后满师为正式工人，也只有三十一元。最具资历也是最熟练的老工人，可以享有“八级”的薪金，每月一百零八元，这已经是普通人中最高的收入。所以，购买数以百元计的工业品，对于他们来说，确是一件大事。更何况有了钱也不一定就能买到这些东西。因为商店里面空空荡荡，你根本找不到这些东西，即便找到了，也不会卖给你。几乎所有你想要买的东西，都要凭借一个叫做“票”的小纸条。这是政府为了对付物资紧缺而想出来的办法，西方在战争的年代也曾经使用过的。只不过中国人使用这种办法的时间长一些，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大约22年里没有间断。“票”由政府监督印制，然后分配到每一个机关工厂学校里面去，再由这些地方的领导分配给下属，其数量大体是每十个人中每年可有一人分配到一张，或自行车，或手表，或缝纫机。所以，你为了买到其中一样，常常不得不等上几个月甚至几年。1977年最后一天的下午，北京大学一位28岁的教师得到一张“票”，可以用它买到一辆自行车。他欣喜若狂，因为这足以使他在一个月后的婚礼上向他的朋友炫耀一番。可是到了1978年的第一天，他欢天喜地地跑去买他的自行车时，发生了不幸：“票”丢了！这位教师在北京最大的百货大楼里满地寻找他的“票”，最后失望地掉下泪来。

但是，平心而论，像这位教师这样，为了自行车而处心积虑的中国人，在那时也还是少数，普通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只不过“衣食”二字。即便稍微富裕一些的城里人也是如此。那时候人们生活得异常仔细，根本不像今天的人们这样大手大脚。大街上没有车水马龙的车队去挨家送礼——这种车辆通常有一个很大的后箱，以便把礼物包裹搞得更加丰富。各个机关工厂学校部队的大院子里，也不会有一包一包的鸡鸭鱼肉分给职工，即使是逢年过节也不会如此。生活在那个时期的社会调查者，如果尾随一位家庭主妇到菜市场上去，就会知道一个家庭一次购买的东西通常不会超过1公斤。主妇们通常是用这样的话来招呼售货员的：

“同志，给我割块肉。l毛钱的！要这一边的。”

“同志，给我来一根儿葱，那根儿葱白大点儿的。”

“同志，我买半个冬瓜，要小的那一半儿。”

不过，在北京城里，也会有例外。冬季寒冷干燥，万物不生，所以，家家户户都不会忘记漫漫冬季里的菜蔬。每年11月的第一周里，大街小巷便为大白菜所占据，城里百万人家，每一家至少会有一人走到街上，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每一家也至少会有一辆车子推到街上，或三轮平板车或两轮自行车或独轮手推车。大白菜每一公斤不过两分钱，一个四口之家花上四元钱买回小山似的一堆，在自家的小院子里挖一个深坑存放在里面，或是用一些旧棉絮包起来，放在屋檐下面朝着太阳的地方，就可以吃上整整一个冬天。那些天里，白菜把整个北京城覆盖起来，车流与人流环绕其间，场面至为壮观。只不过，这样的购买浪潮每年只有一次，而且是为了以更加节俭的方式度过严冬。

其实，依照那个时候政府计划供应的食品数量，普通人家已经没有可能再节俭了。在城里，粮食从婴儿出生开始定量，每月三公斤，以后婴儿渐渐长成，定量亦渐渐增加，一般成人的粮食定量，最高限为每月十五公斤，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和军人，则可以吃到二十二点五公斤。在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看来，这些粮食大约不会太少。可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是以粮食为主，其他食物在他们只是一种极为有限的享受。其数量之少，不要说外国人，就是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也难以想象。每人每月可以买二百五十克猪肉、四个鸡蛋、半小瓶豆油、一百克白糖、两块豆腐和五十克绿豆粉丝。把这些东西做成普通人家饭桌上的食物，再仿效政府的配给政策，来平均地分配到每一天，则每个人可以吃到一个猪肉饺子或者一个直径不超过一厘米的猪肉丸子、一小口鸡蛋羹或者半小口炒鸡蛋、一勺豆腐、十根粉丝。除此之外，孩子可以按照规定喝到半磅牛奶，孕妇可以拿着一张特别的证明去买一公斤红糖，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可以买到半公斤牛肉或者半公斤羊肉。

八亿农民在五万个人民公社里轰轰烈烈地干了二十年，所能提供给城里人的食物，大体就是这些。不过，就算这些东西少得可怜，也还是乡下人向往的生活，天知道，那一年乡下的境况更惨。

弥漫于全中国的旱象，一直持续到1978年春天，竟无一丝缓解的迹象。我们的国家乃是建立在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之上，气候非旱即涝，其旱涝的转换，大致十余年为一周期。这一年就正是处在干旱的时节。北方无雨，河水断流者十有其九，南方本为多雨地区，这时候的库湖塘堰也纷纷干涸。湘鄂两省守着一条浩浩长江，向有千湖水乡之说，昔日由于水位之高已经超过地面，所以当地有着“水在房上行，车在河下过”的民谣。可是到了这一年春天，八百里洞庭湖水位，为二千年历史记载中的最低一点。汉水两岸一千四百七十台巨大的抽水机不分昼夜全力提水，仍无力缓解旱情。这一年农业的减产已成定局。依据各地官员的报告，粮食减产三十五亿公斤，棉花减产十三万担。仅从数量上看，仍为正常幅度之内。可是实际的情况要严重得多。政府用赈粮的办法来接济饥民，将各地余粮调往缺粮的地方，仍不足为济，所以只好打开国库，把原本准备用于战争的存粮也拿去放赈。世人皆知，准备打仗是共产党自六十年代以来最为重要的战略，毛泽东生前曾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名言，周恩来逝去之前的最后一次手书，也就是写了这一句话。以领导人的这种心情来看，非到迫不得已，绝不至动用备战之储存。现在这样一来，就放出去一百亿公斤。当日中国农村八亿零三百二十万公社社员中，有三分之二的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初期，有三分之一则连三十年代也不如。平均计，每一个人在一年之中可以吃到一百二十四公斤粮食，并且这些粮食全部都是未经加工的原粮，倘若农民要按照一般的标准来加工这些粮食并且精细到不丢一粒，则可以得到大约一百零五公斤粮食和若干麸糠，平均每天可以吃到二百八十克粮食和一把麸糠。这是平均的数字，那些穷地方则更加可怜：一亿户人家的粮食不够吃、四千万户人家的粮食只够吃半年，另外几百万人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粮食。他们依靠着政府的救济，而政府运来的粮食，常常只是在仓库埋藏多年的红薯干，漆黑一团，已经变质。据北京一位调查者的报告，他亲眼目睹了农家煮这些红薯干的过程，由于一股浓烈的苦涩，必须连续两次煮沸后又将水全部倒去，再以新水投入，长时间地蒸煮，方能食用。即便如此，当他本人试着吃了一顿这样的食物之后，立即开始拉稀。

讲到这些人的现金收入，就更加难以启齿。如果不分成人与孩子平均计算，这一年的农村，有一亿一千二百万人每天挣一角一分钱，有一亿九千一百万人每天挣一角三分七，有二亿七千一百六十万人每天挣一角六十四。收入最低的地方为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六分。另外还有大约二亿人属于农村中的高收入阶层，但实际的现金也不会超过每天二角。尽管当时物价低廉，这一点钱也实在买不到什么东西。它大约可以买一包最差劲的香烟；一支蜡烛；一个小学生练习本；一包卫生纸；三块蜂窝煤；或者到澡堂子里洗一次澡。不过，农民根本用不着这些。把乡下所有人全都算上，每人每日用于衣食的支出不过二角五分五厘（其中食物二角一分八厘，衣着三分七厘），他们不会花钱去买那些东西，那都是城里人的玩艺儿。乡下人虽然抽烟很凶，可是他们只不过把自己种的烟叶碾碾碎，在不论什么地方拽一张满是油墨的宣传纸，卷一卷就行了。至少有一半的农家是没有电的，有电的地方也常常停电。可是蜡烛毕竟太贵，点油灯已经足够。政府要求孩子上学，大多数孩子却根本没有进过学校的门，因为没有钱，还要帮助大人劳动，也有的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学校。即使进了学校的孩子，用树枝在地上划一划也就学了写字，哪里用得上练习本。燃料是田野山梁上的树枝灌草，一早一晚拣回来。洗澡在农家是一种毫无用处的事情，他们祖祖辈辈都没有这个习惯，一年甚至一生都不洗一次澡乃是正常。至于说到卫生纸，那简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六十年代后期，城里的中学生们纷纷到乡下来安家，与农民朝夕相处。农民最看不惯这些城里孩子的事情之一，是他们在拉完了屎之后，竟然要用一种灰白色的纸来擦屁股。农家之不讲卫生虽然还不至于到拉屎不擦屁股的地步，但他们大都是顺手拣一块砖头瓦片或者撅一截黍秸秆，伸到下面刮一刮就算完事。砖瓦在乡下仍属稀有之物，因为农家的居所大都是由土坯垒墙并以茅草麦秸来覆盖，能够大范围地使用砖瓦于建筑，还是几年以后的事。黍秸秆是玉米打净之后留下来的秆和叶，农家常把它做成厕所的围栏，在农村这东西取之不尽又不用花钱，所以，乡间厕所的黍秸围墙总是被人撅得少了上半截。
农民们省下了这一切，却绝对不能省下最基本的生活用品。这些农民用以延续生命的最基本的用品，说起来令人惊讶。那一年冬季，甘肃省的天气格外阴冷，可是榆中县上庄公社的社员宋同安一家的炕上，连一张炕席都没有。他和他的一儿一女，以两个纸制的水泥袋为铺垫，三人蜷缩在一起合裹一床被子。除了这两个水泥袋和这床烂被，宋家全部财产还有一个案板、一口小锅、三个破了边的瓷碗、几双柳枝做成的筷子和一个粮柜。这粮柜历几十年风尘沧桑，外面已经不见了原本的漆色，里面则从来没有装满过。在距离宋家不远的地方，另一个公社社员张伦青，二十多年前是赴朝作战的志愿军军人，昔日人称“最可爱的人”，可是如今家境似乎更窘，因为他连水泥袋也无缘拣到。每到夜晚，夫妻二人拥着四个孩子，凭着一条棉被度过寒冷的冬天，这是二十年前他从部队带回来的，现在已然经纬不分，脏烂不堪。当外人走进他家时，他就用身体挡住那床军用的破被，仿佛这昔日给他带来荣耀的被子，今天令他感到耻辱。在他周围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他的乡亲父老的贫穷更甚于他，在他所居住的这个国家，至少有几亿人的生活之艰难与他难分伯仲。《农业经济丛刊》的编辑称他们是“缺衣少食的人民”。两年以后，两位青年学者谈到了当日宋同安和张伦青的家乡：

“距省会兰州市仅四十公里的甘肃省榆中县上庄公社，所有生产队人均口粮才四十到一百斤！老百姓靠借账买返销粮。仅国家贷款一项，人均欠债一百零二元六角之多。全公社四十九个生产队，有四十八个队人均收入四十元以下；家产在三十元以下的有一百八十八户；在十五元以下的四十一户（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破席，一团烂棉花和锅碗筷外一无所有了）。全社七千多人，竟有四千三百七十一人没有棉衣裤或者棉衣裤破烂不堪。一到晴天，很多孩子都趴在草堆、田埂上晒屁股！并且这些缺衣少食的人民，都是在海拔二千三百至二千八百米的高寒阴湿山区生活着。”（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第2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甘肃在地域上属中国西部，十几年后，在中国东部经济疾速地起飞，并且把西部远远甩在后面的时候，人人都知道西部是一个穷地方。可是在1978年的这个冬天，贫困是横行于全国的魔鬼，全中国至少有几亿人的生活之艰难与宋同安和张伦青的家乡相似。虽然舞台上那些表演各民族大团结的演出中，一群一群的青年男女身着五彩缤纷的服饰载歌载舞，令人感到五千多万少数民族同胞在政府的帮助下一定生活得幸福无比。可是当新华社的一位记者来到真正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在云南省与越南相邻的边界附近，这位记者走进一个苗家山寨。百姓的生活所给予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一团漆黑”。草棚只有一尺见方的小窗，没有玻璃，用一块塑料纸蒙在上面，将这惟一的光线挡住。里面没有任何照明设备，所以这位记者走进去的时候，因瞳孔的来不及放大一时间竟看不清楚任何东西。稍待片刻，他借助炉灶口里闪闪烁烁的一丝火光，看到两团黑乎乎的东西在一堆稻草里面蠕动。几分钟后，他终于可以看清这里全部的东西：一个炕和一团破棉絮，墙角一堆稻草，稻草中一个孩子和一头小猪依偎着相互取暖，孩子一丝不挂，浑身污垢，和那灰黑色的小猪全然一个颜色。他蹲下身去看那孩子和小猪，忽然有一种异常的酸楚，接着就是一滴眼泪从眼眶里落下。他后来说：“我见过无数的穷人，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人的境遇能够悲惨到如此地步。”可是当他站起身回到门口的时候，看到的一幅画面就更加令他吃惊。那里坐着一个姑娘，是古人诗歌中赞美的那种年轻女郎。可是，她的目光呆呆地跟着他，裸露着的上身搭着一块破布，下面着一短裙，裙子上面隐隐显出的花色，令他想到北京大舞台上那些五彩缤纷的服饰。只是眼前这一条实在太脏，脏得几乎不能辨认本来的颜色。然后他就看到一大群苍蝇环绕着姑娘飞来飞去，这时他才想到，这间屋子里面如飞机盘旋一般的嗡嗡声，原来竟是苍蝇的合唱。那些苍蝇居然可以肆无忌惮地落在姑娘的身上，爬来爬去，而姑娘毫无知觉。他带着一种强烈的惊奇再次蹲下身来，数了数姑娘双腿上的苍蝇，一共八只。“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一个活人”，他后来在日记中感叹：“可是，她确实是活人。”

农村的破败真是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位苗家姑娘毕竟还有一条衣裙遮羞。在贵州省安顺地区，有一个关岭县，许多姑娘甚至没有裤子穿。那年冬天，阴雨连绵，这些赤裸裸的姑娘，双腿冻得通红，家家都是漏雨透风的泥草房，人畜同居，所有的孩子都是赤身露体，缩在火堆旁瑟瑟颤抖。三年以后，这里的境况大有改善，据报纸的报道，粮食生产创历史最高水平，工农业总产值也增加了一倍，可是其贫困的程度依然令人吃惊：在全县最贫穷的二百一十五个生产队中，这一年每人可以吃到一百三十八公斤粮食，挣到三十九元钱，有一件半衣服穿。在一个公社的九十一户人家里，有九十一条被子，一家一条，平均由五个半人合盖；另一个公社的一千三百六十八人里，恰好有一千三百六十八件上衣和相同数量的裤子，合一人一套；还有一个公社，每十家里面就有一家没有被子，每十人中有八人从未买过鞋子，只穿着草鞋度过春夏秋冬。（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第2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但是，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对贵州的一切无动于衷。他们会说：“是的，这些人很穷，不过，我们更穷！我们甚至连漏雨透风的泥草房子也没有呢！”这些人是新疆的牧民。报刊上仅仅有一次把他们的情况透露出来：在较为富裕的北疆，八万多户牧民中有一万六千户的毡房破烂得几乎支撑不起来了；南疆则又逊一筹，四万一千户牧民中，有一万四千户根本没有毡房，终年露宿于山上坡下，到了冬季最冷的时候，就挖一个土洞钻在里面挨过寒夜。

还有一些人也不会认为贵州的老百姓是最倒霉的一群，他们也会说：“是的，他们很穷，不过，我们更穷！我们的粮食还要更加少呢！”这些人是山西省五台县的农民。当日他们贫穷的程度，报刊上始终未予公开。所以人们知之甚少。人们知道五台，多是因为那地方自古以来为佛教著名的朝圣之地，在本世纪的四十年代，又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指挥部所在的地方。到了1978年的那个冬季，生活在这个佛教圣地和八路军总部的黎民百姓，吃的是一种黑乎乎的东西，其成分中大部是山上生长的各种野菜和草类，粮食只占十中之二三。农家把这些东西和在一起碾碎，再揉成一个个的团子晒干，他们就是吃着这样的东西度过整个冬天。然而在那个地方，这并非最悲惨的生活。倘若旱情过甚，山上寸草不生，农民之维持生命的办法之悲惨，常人难以想象。五台山向东延伸，即为河北省境内，这里有一个武安县，其乡民竟是依靠出卖自己的血来度日的。有个刘庄公社，六千零八十二个社员中，卖血者一千六百三十一人，其中包括九百二十五个男子和七百零六个女子。为了加入卖血者的行列，老人向医院缩小自己的年龄，孩子则极力装得像个大人。按照当日医院的规定，一个人在一年中的抽血，不能超过四次，并且每次不能超过三百毫升。否则卖血者的生理将不能维持正常，其血浆品质亦不能保证合格。可是这些血换来的钱，仍然不能维持卖血者的家用。所以相当多的人出卖血液的数量，至少一倍于此。武义忠的大儿子，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医院，在一日当中居然抽血三次，共得三百元，然后就到集市上去换回三百四十一公斤玉米。他摇摇晃晃走进家门的时候，一家六口都张大嘴等着这些粮食。破衣漏室本来已经不能使这些可怜的人获得温暖，现在又失去了身上的血液，其度日之艰辛可想而知。于是又有人说，女性卖血较男人更为适宜，因为女性之造血机能强于男性。这样一来，卖血者中妇女日众。她们肯定是过分相信自己的生理机能，结果悲剧接二连三：刘双新的妻子怀孕的时候还在不断地卖血，最后一次是在分娩前的两个月。到了分娩的那一天，儿子坠下地来就死了，那个小小的身体里面几乎没有血在流动，而她本人也再没有活过来。另一个妇女，张堂第，生下女儿之后第二十天，出去卖血，归途上晕死过去，一命呜呼。她把她这一条命卖了一百二十八元。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正文2011年03月31日 11:18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凌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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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1978年历史不再徘徊》，作者：凌志军，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五万个人民公社为城里人提供了多少食物——几百万农民乞讨为生——“三年决战”与安徽“六条”——“真理标准”讨论对人民公社的影响——“责任制”：一个持续时间最长含义变化最多的概念——凤阳的“四级所有”

1978年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去世已经一年又三个月。伟人辞世长卧，令我们庞大而又古老的国家失去了以往的平衡。一个时代戛然而止，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却又如坠五里雾中，那时候，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心里都弥漫起这一种感觉。但是，历史的交汇点此刻被装在一个信封里，竟是大大超过世人所料。

l月1日凌晨，整个中国还在睡梦之中，一个搬运工人从床上爬起来，揉揉眼睛来到北京火车站上，把这一纸书信和着一大堆邮包，塞进一列火车的邮政车厢，然后照往常一样，甩甩手就走了。这信的外表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此刻正随车向南京而去，一切都显得那么平淡无奇。《光明日报》的哲学编辑王强华在这封信中告诉他的作者，文章已经编定，寄还征求意见。信内还附有一纸清样，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作者胡福明。

这时的胡福明，远没有后来那样的声名，还不是江苏省委党校的校长以及省委常任委。他只是南京大学哲学系里一个少为人知的教师。亦教亦学，寻章摘句，作文著说，在他的职业里为常事。投石于报界，一鸣惊人或者泥牛入海，都不足为奇。忽有编者复信，他有那么一点儿受宠若惊，当然不会作出否定的回答，他不暇思索，当即回信同意编辑对文章的改动。

整整十年之后，胡福明对《光明日报》记者张义德说，最初写作这篇文章，完全是“我个人的行动”（《光明日报》1988年5月13日。），其本意是说他并未受到任何人的指使。看来这是实话。那时候，这位哲学教员即使有再强悍的哲学思辩，也无法预见，他这“个人行动”竟会酿成震撼整个中国的大波澜，也改变了人民公社的命运。

今天来看，胡福明的最初动机确实有着很浓的偶然色彩。几个月前，也就是1977年盛夏的时候，胡的妻子患病住在医院里，胡白天在哲学课堂上为人师表，晚上到妻子的病床边尽为夫之道。南京的夏夜，酷热难挨。那时候，家用的电器还未流行起来，普通人拥有一个收音机已是一种奢侈。医院里普通病人的房间，自然不会独有清凉。溽热里，蚊虫的鸣声、病人的呻吟、人体由于汗浸发出的各种味道、医院深处充塞着的各种声息，把胡福明包围起来，令他无法入睡。万般无奈中，胡忽然想到王强华，他们在几个月前相识于一个讨论会上，他还记得王强华曾经约他为《光明日报》理论版撰写文章。于是，胡从家里抱来若干经典与材料，坐在妻子的床前构思他的文章。文章四易其稿之后，胡将它寄给《光明日报》。胡后来说，他的文章是在医院里孕育出来的。（《光明日报》1988年5月13日。）

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对解放军报社的副社长姚远方说，他的文章是“逼出来的”。逼他写文章的并不是医院里的酷热、沉闷、汗臭和蚊子，而是《人民日报》的社论。

“你当时哪里来的那股勇气？”姚远方问道。这时已经是十年以后，姚显然认为胡从一开始就抱有大义凛然的动机。

“那是逼出来的”，胡回答，“1977年2月，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看到这‘两个凡是’，我觉得，是语录标准，还是实践标准，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如果束缚于“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就无法纠正，当时，一种责任感驱使着我，决心写这篇文章破一破‘两个凡是’”（《解放军报》1988年6月7日。）。

以九十年代人们的眼光来看，“两个凡是”的荒唐和霸道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具有明确的批判意识，并且付诸行动，确需一种罕见的勇气。胡福明最初的行动可能仅仅是为了消磨漫漫长夜，这是任何一个在医院里守过病者的人都可以想象的，也可能是出于某种见义勇为的心理，或者更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对于这些细节的辨认，常常不为历史学家看重，但是，这些细节却可以令我们知道，历史这条河流在她转弯的地方，常常会有一些偶然的风生水起，推动它突然跳跃起来，急转直下，一泻千里。假如不是王强华结识了胡福明，并且要他为自己的报纸写文章；假如胡福明的妻子没有患病也不用他在医院照料；假如那个时间不是三伏，或者南京的医院里面有一部空调，让他在夜间安然入睡，那么，胡是否也会在这样一个时间里写出这样一个题目来，并且寄给这样一家报社？以后的事态证明，文章的命运与一连串偶然的事情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在中国政治的格局里面，胡福明这样的人物，本来并不具有任何影响大势的力量，就如同在中国的经济格局中，小岗社员之不能影响大势一样。若没有后来那些人在这件事上的推波助澜，胡的努力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都会消弭于无形。

最初的推波助澜发生在光明日报社的编辑部里。编辑部位于京城南边一座淡黄色的老式楼房。这地方在旧时的北京乃是贫民艺人聚集的所在。直到现在，街头巷尾人影物形之间，仍然溢出一种洒脱无拘的江湖气息。1977年10月，胡福明的两篇文章寄到王强华的手上，除了含蓄地批评“两个凡是”的这一篇，另外一篇以批评江青为主要议题。这位哲学编辑对于批判江青的文章弃之不理，而对于向“两个凡是”发动的袭击，却有一种异常的兴奋。

这在当时的报界是一个惊人的选择。尽管如此，报社的编辑在这时候仍然谨慎行事。他们的设想只是要把胡的文章作为一种学术探讨，发表在每月一期的“哲学”专版上。大样排出，按照既定的程序，要等上一两个月方能见报。假如不是后来发生的意外，胡的文章就只能和另外三篇文章一道，刊登于三版，其内容也只是含沙射影地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表示不满，远不是后来人们见到的那个样子。

可是，这个时候恰恰又发生了一件偶然的小事。1978年3月，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社社长。他在任内所遇到的第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看到《哲学》版清样上那篇署名胡福明的文章。以其政治的经验和对时局的敏感，他完全可以看出眼前这篇文章中的意味。他当即将胡的文章从版样上撤下，准备大加修改之后拿到要闻版上去发表。几天后，胡本人应召来到北京，但以他个人的功力，此时已不足以达到杨的目标。于是，杨请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高级研究人员组成一个小小的写作班子，修改工作也移至京城西郊一座与颐和园相邻的院子里，持续了整整一个春季。至5月初，十易其稿，胡福明的文章也已面目全非。

京城西郊的这些文人并没有留意，1978年的春天已经结束。他们整日深居室内，字斟句酌，连窗外已经层林尽染也不知道。可是，在一千公里之外那个偏僻角落，小岗村的社员却留意着气候的变化。旱象仍在继续，江淮一带，方圆千里，乡下的饥荒正在蔓延，那些刚刚被遣送回乡的社员再度背井离乡，其凄惨的景象，即使世界上这些最具坚忍精神的人们，也已无法忍受。小岗在日后所要发动的事变，也就从这时起酝酿在村民中间。不过，这些日暮途穷的叫花子无论外表还是经验，与那些理论专家们都不是一回事：一个在乡下，一个在城里；一个在最低层，一个在最高峰；一个为了衣食，一个为下真理……这～切看上去隔着遥远的距离。可是，仅仅在几个月后，人们就会发现，两者的联系原来如此紧密，以至竟能融为同一种力量。

在1978年初的这几个月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还没有体会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那时候，中国人对于“变革”二字，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无限恐惧。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外资”，不知道什么是“股票”，不知道什么是“特区”，不知道什么是“保税”，不知道什么是“开放”，不知道什么是“市场”。他们指斥一切不合既定之规的行为是离经叛道。八十年代城里人中间流行的各种工业消费品，此刻大多数还未曾露面。没有彩色电视机，没有录像机，没有摄像机，没有家用空调机，没有自动开关收音机，录音机只是被装在一个巨大笨拙的箱子里，托着一盘厚重的磁带吱吱地转。那时候还没有洗衣机，没有香波和浴液，没有干洗精，没有微波炉，没有洗碗机，没有吐司炉，没有烤箱，没有电咖啡壶，没有家用电冰箱，没有电饭堡，没有电剃须刀，没有真皮手袋，没有尼龙丝连裤袜，没有麂皮夹克，没有真丝内衣，没有马赛克浴缸，没有乙烯基地板，没有彩色的或是瞬间即成的照相机，没有玻璃纤维的钓鱼竿，没有静电复印机，没有计算机，人们还是拿着算盘来与计算机竞赛。稍微富裕一些的家庭每天晚上挤在一起看看9英寸屏幕的黑白电视，左邻右舍都还没有见过这个玩艺儿，所以全部挤进来享受这现代工业品带来的愉快，这样一来，就把一间通常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塞得水泄不通。家家户户都还没有立体声音乐中心，没有镭射影碟，公共场所也还没有音乐播送装置，没有卡拉OK，没有迪斯科和摇滚，没有歌王和影后，倒是有邓丽君，不过是“靡靡之音”，属于禁歌。中国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已经成了什么样子，因为所有的电影院里只是放映国产影片，或者就是描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员们，如何在四十年代打击侵略者。张扬资本主义文明的电影还在禁演之列，或者至多作为“内部参考”供高级官员欣赏，青年们当然也还不会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一首歌，不过孩子大都会唱的一首歌里，讲述了一个名叫小杰克的美国黑人孩子如何无家可归，而且在财主的血汗工厂里被鞭打。大人们则在另一首歌里唱道，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虽然那时候中国人真的以为他们生活在一块乐土之上，但他们能够购买的工业消费品只是有数的几件。中国人用他们特有的对于数字的概括能力，把这些东西叫做“三大件”，它们是：凤凰牌自行车，一百五十六元一辆；上海牌手表，一百二十元一块；蝴蝶牌缝纫机，一百八十七元一台。那一年，一个刚刚进入工厂的学徒，每月的工资只有十八元，两年之后满师为正式工人，也只有三十一元。最具资历也是最熟练的老工人，可以享有“八级”的薪金，每月一百零八元，这已经是普通人中最高的收入。所以，购买数以百元计的工业品，对于他们来说，确是一件大事。更何况有了钱也不一定就能买到这些东西。因为商店里面空空荡荡，你根本找不到这些东西，即便找到了，也不会卖给你。几乎所有你想要买的东西，都要凭借一个叫做“票”的小纸条。这是政府为了对付物资紧缺而想出来的办法，西方在战争的年代也曾经使用过的。只不过中国人使用这种办法的时间长一些，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大约22年里没有间断。“票”由政府监督印制，然后分配到每一个机关工厂学校里面去，再由这些地方的领导分配给下属，其数量大体是每十个人中每年可有一人分配到一张，或自行车，或手表，或缝纫机。所以，你为了买到其中一样，常常不得不等上几个月甚至几年。1977年最后一天的下午，北京大学一位28岁的教师得到一张“票”，可以用它买到一辆自行车。他欣喜若狂，因为这足以使他在一个月后的婚礼上向他的朋友炫耀一番。可是到了1978年的第一天，他欢天喜地地跑去买他的自行车时，发生了不幸：“票”丢了！这位教师在北京最大的百货大楼里满地寻找他的“票”，最后失望地掉下泪来。

但是，平心而论，像这位教师这样，为了自行车而处心积虑的中国人，在那时也还是少数，普通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只不过“衣食”二字。即便稍微富裕一些的城里人也是如此。那时候人们生活得异常仔细，根本不像今天的人们这样大手大脚。大街上没有车水马龙的车队去挨家送礼——这种车辆通常有一个很大的后箱，以便把礼物包裹搞得更加丰富。各个机关工厂学校部队的大院子里，也不会有一包一包的鸡鸭鱼肉分给职工，即使是逢年过节也不会如此。生活在那个时期的社会调查者，如果尾随一位家庭主妇到菜市场上去，就会知道一个家庭一次购买的东西通常不会超过1公斤。主妇们通常是用这样的话来招呼售货员的：

“同志，给我割块肉。l毛钱的！要这一边的。”

“同志，给我来一根儿葱，那根儿葱白大点儿的。”

“同志，我买半个冬瓜，要小的那一半儿。”

不过，在北京城里，也会有例外。冬季寒冷干燥，万物不生，所以，家家户户都不会忘记漫漫冬季里的菜蔬。每年11月的第一周里，大街小巷便为大白菜所占据，城里百万人家，每一家至少会有一人走到街上，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每一家也至少会有一辆车子推到街上，或三轮平板车或两轮自行车或独轮手推车。大白菜每一公斤不过两分钱，一个四口之家花上四元钱买回小山似的一堆，在自家的小院子里挖一个深坑存放在里面，或是用一些旧棉絮包起来，放在屋檐下面朝着太阳的地方，就可以吃上整整一个冬天。那些天里，白菜把整个北京城覆盖起来，车流与人流环绕其间，场面至为壮观。只不过，这样的购买浪潮每年只有一次，而且是为了以更加节俭的方式度过严冬。

其实，依照那个时候政府计划供应的食品数量，普通人家已经没有可能再节俭了。在城里，粮食从婴儿出生开始定量，每月三公斤，以后婴儿渐渐长成，定量亦渐渐增加，一般成人的粮食定量，最高限为每月十五公斤，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和军人，则可以吃到二十二点五公斤。在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看来，这些粮食大约不会太少。可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是以粮食为主，其他食物在他们只是一种极为有限的享受。其数量之少，不要说外国人，就是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也难以想象。每人每月可以买二百五十克猪肉、四个鸡蛋、半小瓶豆油、一百克白糖、两块豆腐和五十克绿豆粉丝。把这些东西做成普通人家饭桌上的食物，再仿效政府的配给政策，来平均地分配到每一天，则每个人可以吃到一个猪肉饺子或者一个直径不超过一厘米的猪肉丸子、一小口鸡蛋羹或者半小口炒鸡蛋、一勺豆腐、十根粉丝。除此之外，孩子可以按照规定喝到半磅牛奶，孕妇可以拿着一张特别的证明去买一公斤红糖，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可以买到半公斤牛肉或者半公斤羊肉。

八亿农民在五万个人民公社里轰轰烈烈地干了二十年，所能提供给城里人的食物，大体就是这些。不过，就算这些东西少得可怜，也还是乡下人向往的生活，天知道，那一年乡下的境况更惨。

弥漫于全中国的旱象，一直持续到1978年春天，竟无一丝缓解的迹象。我们的国家乃是建立在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之上，气候非旱即涝，其旱涝的转换，大致十余年为一周期。这一年就正是处在干旱的时节。北方无雨，河水断流者十有其九，南方本为多雨地区，这时候的库湖塘堰也纷纷干涸。湘鄂两省守着一条浩浩长江，向有千湖水乡之说，昔日由于水位之高已经超过地面，所以当地有着“水在房上行，车在河下过”的民谣。可是到了这一年春天，八百里洞庭湖水位，为二千年历史记载中的最低一点。汉水两岸一千四百七十台巨大的抽水机不分昼夜全力提水，仍无力缓解旱情。这一年农业的减产已成定局。依据各地官员的报告，粮食减产三十五亿公斤，棉花减产十三万担。仅从数量上看，仍为正常幅度之内。可是实际的情况要严重得多。政府用赈粮的办法来接济饥民，将各地余粮调往缺粮的地方，仍不足为济，所以只好打开国库，把原本准备用于战争的存粮也拿去放赈。世人皆知，准备打仗是共产党自六十年代以来最为重要的战略，毛泽东生前曾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名言，周恩来逝去之前的最后一次手书，也就是写了这一句话。以领导人的这种心情来看，非到迫不得已，绝不至动用备战之储存。现在这样一来，就放出去一百亿公斤。当日中国农村八亿零三百二十万公社社员中，有三分之二的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初期，有三分之一则连三十年代也不如。平均计，每一个人在一年之中可以吃到一百二十四公斤粮食，并且这些粮食全部都是未经加工的原粮，倘若农民要按照一般的标准来加工这些粮食并且精细到不丢一粒，则可以得到大约一百零五公斤粮食和若干麸糠，平均每天可以吃到二百八十克粮食和一把麸糠。这是平均的数字，那些穷地方则更加可怜：一亿户人家的粮食不够吃、四千万户人家的粮食只够吃半年，另外几百万人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粮食。他们依靠着政府的救济，而政府运来的粮食，常常只是在仓库埋藏多年的红薯干，漆黑一团，已经变质。据北京一位调查者的报告，他亲眼目睹了农家煮这些红薯干的过程，由于一股浓烈的苦涩，必须连续两次煮沸后又将水全部倒去，再以新水投入，长时间地蒸煮，方能食用。即便如此，当他本人试着吃了一顿这样的食物之后，立即开始拉稀。

讲到这些人的现金收入，就更加难以启齿。如果不分成人与孩子平均计算，这一年的农村，有一亿一千二百万人每天挣一角一分钱，有一亿九千一百万人每天挣一角三分七，有二亿七千一百六十万人每天挣一角六十四。收入最低的地方为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六分。另外还有大约二亿人属于农村中的高收入阶层，但实际的现金也不会超过每天二角。尽管当时物价低廉，这一点钱也实在买不到什么东西。它大约可以买一包最差劲的香烟；一支蜡烛；一个小学生练习本；一包卫生纸；三块蜂窝煤；或者到澡堂子里洗一次澡。不过，农民根本用不着这些。把乡下所有人全都算上，每人每日用于衣食的支出不过二角五分五厘（其中食物二角一分八厘，衣着三分七厘），他们不会花钱去买那些东西，那都是城里人的玩艺儿。乡下人虽然抽烟很凶，可是他们只不过把自己种的烟叶碾碾碎，在不论什么地方拽一张满是油墨的宣传纸，卷一卷就行了。至少有一半的农家是没有电的，有电的地方也常常停电。可是蜡烛毕竟太贵，点油灯已经足够。政府要求孩子上学，大多数孩子却根本没有进过学校的门，因为没有钱，还要帮助大人劳动，也有的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学校。即使进了学校的孩子，用树枝在地上划一划也就学了写字，哪里用得上练习本。燃料是田野山梁上的树枝灌草，一早一晚拣回来。洗澡在农家是一种毫无用处的事情，他们祖祖辈辈都没有这个习惯，一年甚至一生都不洗一次澡乃是正常。至于说到卫生纸，那简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六十年代后期，城里的中学生们纷纷到乡下来安家，与农民朝夕相处。农民最看不惯这些城里孩子的事情之一，是他们在拉完了屎之后，竟然要用一种灰白色的纸来擦屁股。农家之不讲卫生虽然还不至于到拉屎不擦屁股的地步，但他们大都是顺手拣一块砖头瓦片或者撅一截黍秸秆，伸到下面刮一刮就算完事。砖瓦在乡下仍属稀有之物，因为农家的居所大都是由土坯垒墙并以茅草麦秸来覆盖，能够大范围地使用砖瓦于建筑，还是几年以后的事。黍秸秆是玉米打净之后留下来的秆和叶，农家常把它做成厕所的围栏，在农村这东西取之不尽又不用花钱，所以，乡间厕所的黍秸围墙总是被人撅得少了上半截。
农民们省下了这一切，却绝对不能省下最基本的生活用品。这些农民用以延续生命的最基本的用品，说起来令人惊讶。那一年冬季，甘肃省的天气格外阴冷，可是榆中县上庄公社的社员宋同安一家的炕上，连一张炕席都没有。他和他的一儿一女，以两个纸制的水泥袋为铺垫，三人蜷缩在一起合裹一床被子。除了这两个水泥袋和这床烂被，宋家全部财产还有一个案板、一口小锅、三个破了边的瓷碗、几双柳枝做成的筷子和一个粮柜。这粮柜历几十年风尘沧桑，外面已经不见了原本的漆色，里面则从来没有装满过。在距离宋家不远的地方，另一个公社社员张伦青，二十多年前是赴朝作战的志愿军军人，昔日人称“最可爱的人”，可是如今家境似乎更窘，因为他连水泥袋也无缘拣到。每到夜晚，夫妻二人拥着四个孩子，凭着一条棉被度过寒冷的冬天，这是二十年前他从部队带回来的，现在已然经纬不分，脏烂不堪。当外人走进他家时，他就用身体挡住那床军用的破被，仿佛这昔日给他带来荣耀的被子，今天令他感到耻辱。在他周围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他的乡亲父老的贫穷更甚于他，在他所居住的这个国家，至少有几亿人的生活之艰难与他难分伯仲。《农业经济丛刊》的编辑称他们是“缺衣少食的人民”。两年以后，两位青年学者谈到了当日宋同安和张伦青的家乡：

“距省会兰州市仅四十公里的甘肃省榆中县上庄公社，所有生产队人均口粮才四十到一百斤！老百姓靠借账买返销粮。仅国家贷款一项，人均欠债一百零二元六角之多。全公社四十九个生产队，有四十八个队人均收入四十元以下；家产在三十元以下的有一百八十八户；在十五元以下的四十一户（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破席，一团烂棉花和锅碗筷外一无所有了）。全社七千多人，竟有四千三百七十一人没有棉衣裤或者棉衣裤破烂不堪。一到晴天，很多孩子都趴在草堆、田埂上晒屁股！并且这些缺衣少食的人民，都是在海拔二千三百至二千八百米的高寒阴湿山区生活着。”（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第2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甘肃在地域上属中国西部，十几年后，在中国东部经济疾速地起飞，并且把西部远远甩在后面的时候，人人都知道西部是一个穷地方。可是在1978年的这个冬天，贫困是横行于全国的魔鬼，全中国至少有几亿人的生活之艰难与宋同安和张伦青的家乡相似。虽然舞台上那些表演各民族大团结的演出中，一群一群的青年男女身着五彩缤纷的服饰载歌载舞，令人感到五千多万少数民族同胞在政府的帮助下一定生活得幸福无比。可是当新华社的一位记者来到真正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在云南省与越南相邻的边界附近，这位记者走进一个苗家山寨。百姓的生活所给予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一团漆黑”。草棚只有一尺见方的小窗，没有玻璃，用一块塑料纸蒙在上面，将这惟一的光线挡住。里面没有任何照明设备，所以这位记者走进去的时候，因瞳孔的来不及放大一时间竟看不清楚任何东西。稍待片刻，他借助炉灶口里闪闪烁烁的一丝火光，看到两团黑乎乎的东西在一堆稻草里面蠕动。几分钟后，他终于可以看清这里全部的东西：一个炕和一团破棉絮，墙角一堆稻草，稻草中一个孩子和一头小猪依偎着相互取暖，孩子一丝不挂，浑身污垢，和那灰黑色的小猪全然一个颜色。他蹲下身去看那孩子和小猪，忽然有一种异常的酸楚，接着就是一滴眼泪从眼眶里落下。他后来说：“我见过无数的穷人，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人的境遇能够悲惨到如此地步。”可是当他站起身回到门口的时候，看到的一幅画面就更加令他吃惊。那里坐着一个姑娘，是古人诗歌中赞美的那种年轻女郎。可是，她的目光呆呆地跟着他，裸露着的上身搭着一块破布，下面着一短裙，裙子上面隐隐显出的花色，令他想到北京大舞台上那些五彩缤纷的服饰。只是眼前这一条实在太脏，脏得几乎不能辨认本来的颜色。然后他就看到一大群苍蝇环绕着姑娘飞来飞去，这时他才想到，这间屋子里面如飞机盘旋一般的嗡嗡声，原来竟是苍蝇的合唱。那些苍蝇居然可以肆无忌惮地落在姑娘的身上，爬来爬去，而姑娘毫无知觉。他带着一种强烈的惊奇再次蹲下身来，数了数姑娘双腿上的苍蝇，一共八只。“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一个活人”，他后来在日记中感叹：“可是，她确实是活人。”

农村的破败真是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位苗家姑娘毕竟还有一条衣裙遮羞。在贵州省安顺地区，有一个关岭县，许多姑娘甚至没有裤子穿。那年冬天，阴雨连绵，这些赤裸裸的姑娘，双腿冻得通红，家家都是漏雨透风的泥草房，人畜同居，所有的孩子都是赤身露体，缩在火堆旁瑟瑟颤抖。三年以后，这里的境况大有改善，据报纸的报道，粮食生产创历史最高水平，工农业总产值也增加了一倍，可是其贫困的程度依然令人吃惊：在全县最贫穷的二百一十五个生产队中，这一年每人可以吃到一百三十八公斤粮食，挣到三十九元钱，有一件半衣服穿。在一个公社的九十一户人家里，有九十一条被子，一家一条，平均由五个半人合盖；另一个公社的一千三百六十八人里，恰好有一千三百六十八件上衣和相同数量的裤子，合一人一套；还有一个公社，每十家里面就有一家没有被子，每十人中有八人从未买过鞋子，只穿着草鞋度过春夏秋冬。（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第2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但是，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对贵州的一切无动于衷。他们会说：“是的，这些人很穷，不过，我们更穷！我们甚至连漏雨透风的泥草房子也没有呢！”这些人是新疆的牧民。报刊上仅仅有一次把他们的情况透露出来：在较为富裕的北疆，八万多户牧民中有一万六千户的毡房破烂得几乎支撑不起来了；南疆则又逊一筹，四万一千户牧民中，有一万四千户根本没有毡房，终年露宿于山上坡下，到了冬季最冷的时候，就挖一个土洞钻在里面挨过寒夜。

还有一些人也不会认为贵州的老百姓是最倒霉的一群，他们也会说：“是的，他们很穷，不过，我们更穷！我们的粮食还要更加少呢！”这些人是山西省五台县的农民。当日他们贫穷的程度，报刊上始终未予公开。所以人们知之甚少。人们知道五台，多是因为那地方自古以来为佛教著名的朝圣之地，在本世纪的四十年代，又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指挥部所在的地方。到了1978年的那个冬季，生活在这个佛教圣地和八路军总部的黎民百姓，吃的是一种黑乎乎的东西，其成分中大部是山上生长的各种野菜和草类，粮食只占十中之二三。农家把这些东西和在一起碾碎，再揉成一个个的团子晒干，他们就是吃着这样的东西度过整个冬天。然而在那个地方，这并非最悲惨的生活。倘若旱情过甚，山上寸草不生，农民之维持生命的办法之悲惨，常人难以想象。五台山向东延伸，即为河北省境内，这里有一个武安县，其乡民竟是依靠出卖自己的血来度日的。有个刘庄公社，六千零八十二个社员中，卖血者一千六百三十一人，其中包括九百二十五个男子和七百零六个女子。为了加入卖血者的行列，老人向医院缩小自己的年龄，孩子则极力装得像个大人。按照当日医院的规定，一个人在一年中的抽血，不能超过四次，并且每次不能超过三百毫升。否则卖血者的生理将不能维持正常，其血浆品质亦不能保证合格。可是这些血换来的钱，仍然不能维持卖血者的家用。所以相当多的人出卖血液的数量，至少一倍于此。武义忠的大儿子，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医院，在一日当中居然抽血三次，共得三百元，然后就到集市上去换回三百四十一公斤玉米。他摇摇晃晃走进家门的时候，一家六口都张大嘴等着这些粮食。破衣漏室本来已经不能使这些可怜的人获得温暖，现在又失去了身上的血液，其度日之艰辛可想而知。于是又有人说，女性卖血较男人更为适宜，因为女性之造血机能强于男性。这样一来，卖血者中妇女日众。她们肯定是过分相信自己的生理机能，结果悲剧接二连三：刘双新的妻子怀孕的时候还在不断地卖血，最后一次是在分娩前的两个月。到了分娩的那一天，儿子坠下地来就死了，那个小小的身体里面几乎没有血在流动，而她本人也再没有活过来。另一个妇女，张堂第，生下女儿之后第二十天，出去卖血，归途上晕死过去，一命呜呼。她把她这一条命卖了一百二十八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