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爱国教育”导致反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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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
刘江永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不但没有因为强调爱国主义、淡化国际主义而影响对外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恰恰相反，中国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邻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迅速、最广泛的时期。日本如果把中日关系“负面的连锁反应”完全归咎于中方，回避日方存在的问题和问题的实质，结果将进一步自我误导。
目前，日本有一种说法：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
例如，日本一位大学教授撰文，一口咬定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是由于中国1994年起展开了“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和1995年展开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活动”造成的。他指责说：“中国共产党在90年代后期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是一种狭义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由此产生了“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偏向”。前不久，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也指责说，中国1995年发起的抗战胜利纪念活动是点燃中国反日运动的“祸首”。上述言论都是非常错误的。日本如果把中日关系“负面的连锁反应”完全归咎于中方，并回避日本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问题的实质，结果将进一步自我误导。
“国际主义”有利中日关系？
上述这位教授认为，1994年以后“中国人开始恢复自信，这和人民币的交换比率看涨有很大的关联。一方面市场经济给胜者们以安定的经济生活，另一方面也淘汰出大量的国有企业职工，这些皆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的现象。正是这种社会体制的大转换，酿成了民族主义的土壤，在这里健全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性的民族主义出现共存。”其次，苏东剧变后，中国不再讲国际主义，而是朝着强调中国特色的方向转移，结果就产生了“没有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而“缺乏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和中华排外主义没有多大区别”。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实在禁不起推敲。
首先，关于1994年以后人民币汇率看涨增强了中国人的自信和“排外民族主义”之说令人实难理解。因为事实恰恰相反，90年代以来，虽然人民币相对东南亚等中国周边国家货币比较坚挺，但中国人并未对东南亚国家产生“排外民族主义”，而是增加了从东南亚国家的进口和到东南亚的游客，增进了国际交往。与此同时，人民币兑日元汇率则大幅贬值：1981年1元人民币曾兑换130日元，而1994年则贬值到兑换11.8日元，2000年兑换13.7日元。这种人民币兑日元贬值的影响在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加，中国对日出口增加，以及中国留学人员在日本就业吸引力增大，但有谁能从中看出人民币兑日元贬值会产生“排外民族主义”呢？
其次，关于中国不再讲国际主义导致“排外民族主义”的论点牵强附会。这位先生发现中国突出强调爱国主义而不再宣传国际主义，但却错误地把这种变化发生的时间推迟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从50年代到70年代提倡国际主义，主要是在特定国内国际背景下，为配合在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支援世界革命和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这反映了当年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对时代进程的认识。中国不再强调国际主义，一则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和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二则由于亚非拉广大国家完成了民族独立的任务；三则由于中国对本国经济处于落后状态，今后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了明确的认识。这种变化并非始于苏联解体之后，而是始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前后相差10年多。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这种变化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巩固和发展，而不是相反。如果不对这种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国际主义路线作出调整，也许中日关系、中美关系都难以打破僵局，而恰恰是中国以改革开放取代国际主义提法的1978年，中日缔结友好和平条约，翌年中美建交。假设中国现在重新回归支援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路线，中日政治关系能搞好吗？中国民众就会对在历史问题上受到日方的伤害不作反应吗？答案是很清楚的。
“爱国”等于“排外”？
上述日本学者产生偏见的主要原因也许有两个：首先是立场问题，这里无需多说；其次是研究方法问题，即，如果只凭自身感悟或道听途说，以己度人，难免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例如，由于战前日本进行的“爱国心”教育，实际上是“排外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至今在日本要加强“爱国心”教育还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抵制。或许正因如此，一听到中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日本一些人便会产生同样的联想和感受，认为要不得。再如，由于1995年前后日元兑美元大幅度升值，一时间日本人在海外特别是美国人面前神气起来，甚至买下美国的摩天大厦并感到“经济占领美国”后财大气粗的快感。于是乎如今在分析中国的民众情绪时，也顺着自己当初的感受去推理。这种方法未必毫无价值。因为如果从这一逻辑出发研究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在90年代抬头的经济原因，或许倒不难发现：尽管9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率远低于中国，但由于日元对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按美元计算的日本人均收入仍远高于中国，从而使日本经济出现“内缩外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些人的民族主义心态变得比较复杂：在嫉羡中国崛起的同时仍蔑视中国的落后，更听不进中方的意见。
但无论怎么说，如果仅就中国政府不再强调国际主义，就把中国的爱国主义说成“中华排外主义”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因为改革开放本身与“中华排外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改革开放首先要打开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关系，所以必须逐步放弃以反对“帝、修、反”为宗旨的“国际主义”，同时为在改革开放中保持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团结统一，必须强调爱国主义。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必然的政治逻辑。在国际关系方面，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不但没有因为强调爱国主义、淡化国际主义而影响对外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恰恰相反，中国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邻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迅速、最广泛的时期。
为何偏偏是日本？
这里至少有三个基本事实不容忽视并值得深入研究：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爱国主义的教育是一贯的，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达到顶点，但1972年却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1978年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何90年代以来中国的年轻一代却出现如此强烈的对日不满情绪？第二，90年代以来中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改革开放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同包括俄罗斯、中亚、南亚、东南亚、朝鲜半岛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或较好的时期之一，可为何中日政治关系却趋于冷淡？第三，为什么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日关系出现“经热政冷”趋势，现在更加明显？其中的主要原因，应该从9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中去寻找（详见拙著《彷徨中的日本》）。90年代以来，中国一般民众特别是青年中的爱国主义言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自发性，无需要政府动员；二是针对性，即主要是针对日本和美国。这与其说是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不如说是受到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反面教员教育的结果。前不久，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强调：“虽然小泉每次参拜时都说‘早晚会得到理解’，但经过如此长时间之后日中关系仍没有任何变化的迹象，而且也看不到政府意欲改变现状的努力。”这显然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在国际上也不利于日本实现成为政治大国的愿望。
面对这种形势，作为中方，更需要注意全面、准确地把握日本的发展走向，在坚持原则不动摇的同时，着眼长远，把稳两国关系大局，努力争取中日经济与政治关系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严防日本右翼反华势力和“台独”势力相勾结，利用中日政治关系处于低潮时期从中渔利。▲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环球时报》 (2004年08月27日 第二十六版环球时报
刘江永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不但没有因为强调爱国主义、淡化国际主义而影响对外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恰恰相反，中国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邻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迅速、最广泛的时期。日本如果把中日关系“负面的连锁反应”完全归咎于中方，回避日方存在的问题和问题的实质，结果将进一步自我误导。
目前，日本有一种说法：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
例如，日本一位大学教授撰文，一口咬定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是由于中国1994年起展开了“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和1995年展开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活动”造成的。他指责说：“中国共产党在90年代后期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是一种狭义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由此产生了“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偏向”。前不久，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也指责说，中国1995年发起的抗战胜利纪念活动是点燃中国反日运动的“祸首”。上述言论都是非常错误的。日本如果把中日关系“负面的连锁反应”完全归咎于中方，并回避日本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问题的实质，结果将进一步自我误导。
“国际主义”有利中日关系？
上述这位教授认为，1994年以后“中国人开始恢复自信，这和人民币的交换比率看涨有很大的关联。一方面市场经济给胜者们以安定的经济生活，另一方面也淘汰出大量的国有企业职工，这些皆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的现象。正是这种社会体制的大转换，酿成了民族主义的土壤，在这里健全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性的民族主义出现共存。”其次，苏东剧变后，中国不再讲国际主义，而是朝着强调中国特色的方向转移，结果就产生了“没有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而“缺乏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和中华排外主义没有多大区别”。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实在禁不起推敲。
首先，关于1994年以后人民币汇率看涨增强了中国人的自信和“排外民族主义”之说令人实难理解。因为事实恰恰相反，90年代以来，虽然人民币相对东南亚等中国周边国家货币比较坚挺，但中国人并未对东南亚国家产生“排外民族主义”，而是增加了从东南亚国家的进口和到东南亚的游客，增进了国际交往。与此同时，人民币兑日元汇率则大幅贬值：1981年1元人民币曾兑换130日元，而1994年则贬值到兑换11.8日元，2000年兑换13.7日元。这种人民币兑日元贬值的影响在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加，中国对日出口增加，以及中国留学人员在日本就业吸引力增大，但有谁能从中看出人民币兑日元贬值会产生“排外民族主义”呢？
其次，关于中国不再讲国际主义导致“排外民族主义”的论点牵强附会。这位先生发现中国突出强调爱国主义而不再宣传国际主义，但却错误地把这种变化发生的时间推迟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从50年代到70年代提倡国际主义，主要是在特定国内国际背景下，为配合在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支援世界革命和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这反映了当年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对时代进程的认识。中国不再强调国际主义，一则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和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二则由于亚非拉广大国家完成了民族独立的任务；三则由于中国对本国经济处于落后状态，今后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了明确的认识。这种变化并非始于苏联解体之后，而是始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前后相差10年多。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这种变化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巩固和发展，而不是相反。如果不对这种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国际主义路线作出调整，也许中日关系、中美关系都难以打破僵局，而恰恰是中国以改革开放取代国际主义提法的1978年，中日缔结友好和平条约，翌年中美建交。假设中国现在重新回归支援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路线，中日政治关系能搞好吗？中国民众就会对在历史问题上受到日方的伤害不作反应吗？答案是很清楚的。
“爱国”等于“排外”？
上述日本学者产生偏见的主要原因也许有两个：首先是立场问题，这里无需多说；其次是研究方法问题，即，如果只凭自身感悟或道听途说，以己度人，难免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例如，由于战前日本进行的“爱国心”教育，实际上是“排外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至今在日本要加强“爱国心”教育还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抵制。或许正因如此，一听到中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日本一些人便会产生同样的联想和感受，认为要不得。再如，由于1995年前后日元兑美元大幅度升值，一时间日本人在海外特别是美国人面前神气起来，甚至买下美国的摩天大厦并感到“经济占领美国”后财大气粗的快感。于是乎如今在分析中国的民众情绪时，也顺着自己当初的感受去推理。这种方法未必毫无价值。因为如果从这一逻辑出发研究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在90年代抬头的经济原因，或许倒不难发现：尽管9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率远低于中国，但由于日元对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按美元计算的日本人均收入仍远高于中国，从而使日本经济出现“内缩外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些人的民族主义心态变得比较复杂：在嫉羡中国崛起的同时仍蔑视中国的落后，更听不进中方的意见。
但无论怎么说，如果仅就中国政府不再强调国际主义，就把中国的爱国主义说成“中华排外主义”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因为改革开放本身与“中华排外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改革开放首先要打开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关系，所以必须逐步放弃以反对“帝、修、反”为宗旨的“国际主义”，同时为在改革开放中保持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团结统一，必须强调爱国主义。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必然的政治逻辑。在国际关系方面，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不但没有因为强调爱国主义、淡化国际主义而影响对外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恰恰相反，中国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邻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迅速、最广泛的时期。
为何偏偏是日本？
这里至少有三个基本事实不容忽视并值得深入研究：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爱国主义的教育是一贯的，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达到顶点，但1972年却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1978年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何90年代以来中国的年轻一代却出现如此强烈的对日不满情绪？第二，90年代以来中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改革开放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同包括俄罗斯、中亚、南亚、东南亚、朝鲜半岛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或较好的时期之一，可为何中日政治关系却趋于冷淡？第三，为什么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日关系出现“经热政冷”趋势，现在更加明显？其中的主要原因，应该从9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中去寻找（详见拙著《彷徨中的日本》）。90年代以来，中国一般民众特别是青年中的爱国主义言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自发性，无需要政府动员；二是针对性，即主要是针对日本和美国。这与其说是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不如说是受到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反面教员教育的结果。前不久，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强调：“虽然小泉每次参拜时都说‘早晚会得到理解’，但经过如此长时间之后日中关系仍没有任何变化的迹象，而且也看不到政府意欲改变现状的努力。”这显然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在国际上也不利于日本实现成为政治大国的愿望。
面对这种形势，作为中方，更需要注意全面、准确地把握日本的发展走向，在坚持原则不动摇的同时，着眼长远，把稳两国关系大局，努力争取中日经济与政治关系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严防日本右翼反华势力和“台独”势力相勾结，利用中日政治关系处于低潮时期从中渔利。▲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环球时报》 (2004年08月27日 第二十六版
刘江永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不但没有因为强调爱国主义、淡化国际主义而影响对外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恰恰相反，中国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邻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迅速、最广泛的时期。日本如果把中日关系“负面的连锁反应”完全归咎于中方，回避日方存在的问题和问题的实质，结果将进一步自我误导。
目前，日本有一种说法：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
例如，日本一位大学教授撰文，一口咬定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是由于中国1994年起展开了“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和1995年展开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活动”造成的。他指责说：“中国共产党在90年代后期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是一种狭义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由此产生了“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偏向”。前不久，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也指责说，中国1995年发起的抗战胜利纪念活动是点燃中国反日运动的“祸首”。上述言论都是非常错误的。日本如果把中日关系“负面的连锁反应”完全归咎于中方，并回避日本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问题的实质，结果将进一步自我误导。
“国际主义”有利中日关系？
上述这位教授认为，1994年以后“中国人开始恢复自信，这和人民币的交换比率看涨有很大的关联。一方面市场经济给胜者们以安定的经济生活，另一方面也淘汰出大量的国有企业职工，这些皆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的现象。正是这种社会体制的大转换，酿成了民族主义的土壤，在这里健全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性的民族主义出现共存。”其次，苏东剧变后，中国不再讲国际主义，而是朝着强调中国特色的方向转移，结果就产生了“没有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而“缺乏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和中华排外主义没有多大区别”。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实在禁不起推敲。
首先，关于1994年以后人民币汇率看涨增强了中国人的自信和“排外民族主义”之说令人实难理解。因为事实恰恰相反，90年代以来，虽然人民币相对东南亚等中国周边国家货币比较坚挺，但中国人并未对东南亚国家产生“排外民族主义”，而是增加了从东南亚国家的进口和到东南亚的游客，增进了国际交往。与此同时，人民币兑日元汇率则大幅贬值：1981年1元人民币曾兑换130日元，而1994年则贬值到兑换11.8日元，2000年兑换13.7日元。这种人民币兑日元贬值的影响在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加，中国对日出口增加，以及中国留学人员在日本就业吸引力增大，但有谁能从中看出人民币兑日元贬值会产生“排外民族主义”呢？
其次，关于中国不再讲国际主义导致“排外民族主义”的论点牵强附会。这位先生发现中国突出强调爱国主义而不再宣传国际主义，但却错误地把这种变化发生的时间推迟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从50年代到70年代提倡国际主义，主要是在特定国内国际背景下，为配合在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支援世界革命和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这反映了当年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对时代进程的认识。中国不再强调国际主义，一则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和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二则由于亚非拉广大国家完成了民族独立的任务；三则由于中国对本国经济处于落后状态，今后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了明确的认识。这种变化并非始于苏联解体之后，而是始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前后相差10年多。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这种变化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巩固和发展，而不是相反。如果不对这种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国际主义路线作出调整，也许中日关系、中美关系都难以打破僵局，而恰恰是中国以改革开放取代国际主义提法的1978年，中日缔结友好和平条约，翌年中美建交。假设中国现在重新回归支援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路线，中日政治关系能搞好吗？中国民众就会对在历史问题上受到日方的伤害不作反应吗？答案是很清楚的。
“爱国”等于“排外”？
上述日本学者产生偏见的主要原因也许有两个：首先是立场问题，这里无需多说；其次是研究方法问题，即，如果只凭自身感悟或道听途说，以己度人，难免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例如，由于战前日本进行的“爱国心”教育，实际上是“排外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至今在日本要加强“爱国心”教育还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抵制。或许正因如此，一听到中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日本一些人便会产生同样的联想和感受，认为要不得。再如，由于1995年前后日元兑美元大幅度升值，一时间日本人在海外特别是美国人面前神气起来，甚至买下美国的摩天大厦并感到“经济占领美国”后财大气粗的快感。于是乎如今在分析中国的民众情绪时，也顺着自己当初的感受去推理。这种方法未必毫无价值。因为如果从这一逻辑出发研究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在90年代抬头的经济原因，或许倒不难发现：尽管9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率远低于中国，但由于日元对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按美元计算的日本人均收入仍远高于中国，从而使日本经济出现“内缩外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些人的民族主义心态变得比较复杂：在嫉羡中国崛起的同时仍蔑视中国的落后，更听不进中方的意见。
但无论怎么说，如果仅就中国政府不再强调国际主义，就把中国的爱国主义说成“中华排外主义”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因为改革开放本身与“中华排外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改革开放首先要打开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关系，所以必须逐步放弃以反对“帝、修、反”为宗旨的“国际主义”，同时为在改革开放中保持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团结统一，必须强调爱国主义。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必然的政治逻辑。在国际关系方面，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不但没有因为强调爱国主义、淡化国际主义而影响对外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恰恰相反，中国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邻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迅速、最广泛的时期。
为何偏偏是日本？
这里至少有三个基本事实不容忽视并值得深入研究：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爱国主义的教育是一贯的，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达到顶点，但1972年却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1978年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何90年代以来中国的年轻一代却出现如此强烈的对日不满情绪？第二，90年代以来中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改革开放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同包括俄罗斯、中亚、南亚、东南亚、朝鲜半岛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或较好的时期之一，可为何中日政治关系却趋于冷淡？第三，为什么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日关系出现“经热政冷”趋势，现在更加明显？其中的主要原因，应该从9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中去寻找（详见拙著《彷徨中的日本》）。90年代以来，中国一般民众特别是青年中的爱国主义言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自发性，无需要政府动员；二是针对性，即主要是针对日本和美国。这与其说是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不如说是受到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反面教员教育的结果。前不久，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强调：“虽然小泉每次参拜时都说‘早晚会得到理解’，但经过如此长时间之后日中关系仍没有任何变化的迹象，而且也看不到政府意欲改变现状的努力。”这显然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在国际上也不利于日本实现成为政治大国的愿望。
面对这种形势，作为中方，更需要注意全面、准确地把握日本的发展走向，在坚持原则不动摇的同时，着眼长远，把稳两国关系大局，努力争取中日经济与政治关系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严防日本右翼反华势力和“台独”势力相勾结，利用中日政治关系处于低潮时期从中渔利。▲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环球时报》 (2004年08月27日 第二十六版环球时报
刘江永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不但没有因为强调爱国主义、淡化国际主义而影响对外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恰恰相反，中国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邻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迅速、最广泛的时期。日本如果把中日关系“负面的连锁反应”完全归咎于中方，回避日方存在的问题和问题的实质，结果将进一步自我误导。
目前，日本有一种说法：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
例如，日本一位大学教授撰文，一口咬定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是由于中国1994年起展开了“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和1995年展开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活动”造成的。他指责说：“中国共产党在90年代后期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是一种狭义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由此产生了“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偏向”。前不久，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也指责说，中国1995年发起的抗战胜利纪念活动是点燃中国反日运动的“祸首”。上述言论都是非常错误的。日本如果把中日关系“负面的连锁反应”完全归咎于中方，并回避日本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问题的实质，结果将进一步自我误导。
“国际主义”有利中日关系？
上述这位教授认为，1994年以后“中国人开始恢复自信，这和人民币的交换比率看涨有很大的关联。一方面市场经济给胜者们以安定的经济生活，另一方面也淘汰出大量的国有企业职工，这些皆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的现象。正是这种社会体制的大转换，酿成了民族主义的土壤，在这里健全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性的民族主义出现共存。”其次，苏东剧变后，中国不再讲国际主义，而是朝着强调中国特色的方向转移，结果就产生了“没有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而“缺乏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和中华排外主义没有多大区别”。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实在禁不起推敲。
首先，关于1994年以后人民币汇率看涨增强了中国人的自信和“排外民族主义”之说令人实难理解。因为事实恰恰相反，90年代以来，虽然人民币相对东南亚等中国周边国家货币比较坚挺，但中国人并未对东南亚国家产生“排外民族主义”，而是增加了从东南亚国家的进口和到东南亚的游客，增进了国际交往。与此同时，人民币兑日元汇率则大幅贬值：1981年1元人民币曾兑换130日元，而1994年则贬值到兑换11.8日元，2000年兑换13.7日元。这种人民币兑日元贬值的影响在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加，中国对日出口增加，以及中国留学人员在日本就业吸引力增大，但有谁能从中看出人民币兑日元贬值会产生“排外民族主义”呢？
其次，关于中国不再讲国际主义导致“排外民族主义”的论点牵强附会。这位先生发现中国突出强调爱国主义而不再宣传国际主义，但却错误地把这种变化发生的时间推迟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从50年代到70年代提倡国际主义，主要是在特定国内国际背景下，为配合在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支援世界革命和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这反映了当年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对时代进程的认识。中国不再强调国际主义，一则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和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二则由于亚非拉广大国家完成了民族独立的任务；三则由于中国对本国经济处于落后状态，今后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了明确的认识。这种变化并非始于苏联解体之后，而是始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前后相差10年多。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这种变化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巩固和发展，而不是相反。如果不对这种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国际主义路线作出调整，也许中日关系、中美关系都难以打破僵局，而恰恰是中国以改革开放取代国际主义提法的1978年，中日缔结友好和平条约，翌年中美建交。假设中国现在重新回归支援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路线，中日政治关系能搞好吗？中国民众就会对在历史问题上受到日方的伤害不作反应吗？答案是很清楚的。
“爱国”等于“排外”？
上述日本学者产生偏见的主要原因也许有两个：首先是立场问题，这里无需多说；其次是研究方法问题，即，如果只凭自身感悟或道听途说，以己度人，难免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例如，由于战前日本进行的“爱国心”教育，实际上是“排外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至今在日本要加强“爱国心”教育还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抵制。或许正因如此，一听到中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日本一些人便会产生同样的联想和感受，认为要不得。再如，由于1995年前后日元兑美元大幅度升值，一时间日本人在海外特别是美国人面前神气起来，甚至买下美国的摩天大厦并感到“经济占领美国”后财大气粗的快感。于是乎如今在分析中国的民众情绪时，也顺着自己当初的感受去推理。这种方法未必毫无价值。因为如果从这一逻辑出发研究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在90年代抬头的经济原因，或许倒不难发现：尽管9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率远低于中国，但由于日元对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按美元计算的日本人均收入仍远高于中国，从而使日本经济出现“内缩外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些人的民族主义心态变得比较复杂：在嫉羡中国崛起的同时仍蔑视中国的落后，更听不进中方的意见。
但无论怎么说，如果仅就中国政府不再强调国际主义，就把中国的爱国主义说成“中华排外主义”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因为改革开放本身与“中华排外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改革开放首先要打开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关系，所以必须逐步放弃以反对“帝、修、反”为宗旨的“国际主义”，同时为在改革开放中保持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团结统一，必须强调爱国主义。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必然的政治逻辑。在国际关系方面，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不但没有因为强调爱国主义、淡化国际主义而影响对外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恰恰相反，中国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邻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迅速、最广泛的时期。
为何偏偏是日本？
这里至少有三个基本事实不容忽视并值得深入研究：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爱国主义的教育是一贯的，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达到顶点，但1972年却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1978年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何90年代以来中国的年轻一代却出现如此强烈的对日不满情绪？第二，90年代以来中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改革开放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同包括俄罗斯、中亚、南亚、东南亚、朝鲜半岛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或较好的时期之一，可为何中日政治关系却趋于冷淡？第三，为什么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日关系出现“经热政冷”趋势，现在更加明显？其中的主要原因，应该从9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中去寻找（详见拙著《彷徨中的日本》）。90年代以来，中国一般民众特别是青年中的爱国主义言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自发性，无需要政府动员；二是针对性，即主要是针对日本和美国。这与其说是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不如说是受到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反面教员教育的结果。前不久，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强调：“虽然小泉每次参拜时都说‘早晚会得到理解’，但经过如此长时间之后日中关系仍没有任何变化的迹象，而且也看不到政府意欲改变现状的努力。”这显然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在国际上也不利于日本实现成为政治大国的愿望。
面对这种形势，作为中方，更需要注意全面、准确地把握日本的发展走向，在坚持原则不动摇的同时，着眼长远，把稳两国关系大局，努力争取中日经济与政治关系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严防日本右翼反华势力和“台独”势力相勾结，利用中日政治关系处于低潮时期从中渔利。▲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环球时报》 (2004年08月27日 第二十六版
<P>勿忘国耻难道也有错？</P><P>我看他们的靖国神社倒是有问题。</P><P>韩国的强硬态度倒是让人本人哑了火，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嘛！</P>
套用一句老话：多行不义必自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