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关于鲁迅——其生，其死，其时

大概要贴个两三年吧，如果不太监的话。不过不知道超大的敏感词限制多不多，不要搞得半途而废的才好。

其生   其死   其时

    1881年9月25日鲁迅生在一个读书种子之家（祖籍当在河南，或曰正阳县，作人、建人自认汝南县，据说是周敦颐的后裔。据其祖父著《恒训》，则周家自明万历年间已是望族，因太平军蹂践会稽而至家道中落）。祖父周介孚（福清，字震生）1871年（同治10年，33岁）会试中三甲15名，看来殿试考得不错，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是位令人艳羡的“太史公”。介孚脾气坏，在知县（江西金溪县）任上忤了上司，被两江总督沈幼丹（葆祯，福建侯官人，林文忠公则徐外甥兼女婿，于台湾有开创之功。为政求卓异，“精核吏事，治尚严肃”，这一本连参部属12人，给介孚的考语是“颟顸”）劾罢（吏部处分本是改教职，但依例知县改教职只能在上任半年内施行，介孚官是做了3年，于是休致），后卖田捐到候补资格，1888年补得内阁中书（从七品，典职“掌撰拟繙译”）。1893年丁忧回籍，坐乡试（癸巳恩科，为明年慈禧60万寿的会试做准备）为人通关节事发，介孚遁走，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凤仪）从考场被捉去抵罪，介孚料不能免，出来自首。科场舞弊事关国家抡才的大事，例有死罪，但其时风气卑坏，弊窦丛生，又恰值太后万寿，无人再愿兴起大狱，奉旨审理的浙抚崧镇青（骏，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咸丰8年举人，先后抚苏浙，史称“所在兴利除弊”，此案未定谳而亡。《清史稿》本传云“17年卒于官”，盖误也）就存了个大事化小的想头，强调介孚的自首和未遂，拟杖百，流3000里。刑部复奏如议，朱批定为斩监候，实际系狱7年，1895年11月上谕免勾，1901年1月获释，这年鲁迅已21岁（此案名头颇大，见《光绪朝东华录》。大约是介孚经手银万两，替5个秀才买举人，顺便带挈自家孩子周用吉即伯宜，关节则是“宸衷茂育”，企图嵌入“起讲”。但买家派来跟着的佣仆陶阿顺是个蠢物，误投贿书至主考殷如璋座船而事发，介孚可也倒霉得很）。介孚的监候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死缓，老实捱过缓刑期就保得住性命，而是实在的候死，每年都有可能行刑（刑部拟罪原系杖流，光绪皇帝朱批改监候，一反向来部拟较重，朱笔轻减，以示恩出于上的惯例，据云曾令老吏错愕。有台湾小说家兼学者高阳为文考证，查该案批于旧历12月25日，新正在即，年内所有案件本日必须了结，因此奏折常积压至二三百件，光绪或出烦躁迁怒云）。开初两年每次秋决之前，周家都要凑一笔钱打点刑部，后几年性命虽可无忧，人事仍少不得的，就这样花光了所有积蓄。“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伯宜死后台门各房分家，颇不利于鲁迅所属的智兴房。鲁迅遭叔祖父周兆蓝逼迫画押，虽未屈从，受刺激相当深，后采入小说《孤独者》）家里突遭大变故，曾把鲁迅寄在安桥头（“鲁镇”，那里的居民差不多都姓鲁的）外婆家（外公希曾已在1884年辞世），旋随长舅怡堂迁小皋埠，历半年余，竟被台门中人视同乞食者，颇遭冷眼（好在舅母的弟弟少伊有大量小说看，《故乡》和《社戏》里也还有小朋友。周作人从小舅居，那时不过八九岁，还在溺床，呆呆的只不理会）。少年的黯淡经历塑造了鲁迅的性格，从他的作品中，自然不难读出愤世的。除此还有“绍兴师爷”禀赋的遗传，与李莼客（慈铭，人以为一名士耳）有交往的介孚恃才傲物，常在家里咬指甲骂人，自昏太后呆皇帝直骂到子侄，骂得很是刻薄。他又偏心，溺爱幼子伯升（又名凤生，介孚妾章氏所生，1897年入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毕业后任职海军，1918年身故，寿37岁）而苛求长孙鲁迅，鲁迅在学堂考到第二，便被斥为不用功，伯升考倒第二，却说尚知努力，没有做了背榜。凡此未必利于儿童心理的成长吧（鲁迅后来将祖父毕生的书信日记付之一炬）。不过父亲伯宜为人倒和善，对小孩子也好，虽督学甚严，却从不打骂的（周建人说小时候见父亲打过两位哥哥，鲁迅和周作人的回忆则否）。他不许孩子无端欺负别人，但如受了欺负，就该强硬应对，回家告状总没什么用。一个人的性格总会带着童年的影子的。伯宜虽功名上淹蹇（只是个被革秀才），却还有一定眼光，据周岂明（作人，少鲁迅4岁）忆及，大概是1894年秋冬之交，伯宜在大厅明堂里同两三个本家站着，面有忧色的在谈国事。鲁老太太（瑞）又曾说过，伯宜讲现在有四个儿子（幼子椿寿那时还没有死。“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椿寿独夭折，可知天心不从人意），将来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在甲午年的晚秋，“变法的空气还一点没有，他的这种意见总是很难得的了。”（岂明《鲁迅的故家•伯宜公》）

希望lz能坚持下去 不要太监
另外 想给lz提点建议 还是分分段好 这样写读起来实在太费劲

楼主慢慢写，我们慢慢看，别太监就行

回复 2# 行走江湖甲


    建国后的事情尽量少谈，特别是敏感的。但如果是系统研究的话，会考虑审核通过的。
   敏感词发的过程中都会有值版主审核，这个没有问题。

   等着拜读大作。

祸不单行，大约在牢里受了气，又被革了功名，前途绝望，伯宜放归后心绪极坏，竟然抽起鸦片，1894（甲午）年病倒（岂明回忆是这年冬或次年初），初则吐血，复转水肿，1896年去世，寿仅37岁。“我有4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鲁迅于是至死不信中医（很不幸，他家所请的姚芝仙是“著名”的江湖流医生，后延医何廉臣，似乎是比较平实的，但不知为何鲁迅对廉臣更加恨恨，或者伯宜到他那儿时已金石罔效，到头来在他手里死去，鲁迅把帐算在他头上了吧），终于东渡日本，从学医开始了一生的征途。

    其实鲁迅最初还没有想学医。1898（戊戌）年他18岁，带了8元的川资，于旧历12月（西历已是1899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13年更名海军军官学校，1915年又改为海军雷电学校），但对被分在轮机班并不满意，以为那样就上不了甲板了（他对杨霁云说：“实习时却只能在内舱机器间中，后来知道只有福建人才可在舱面甲板上工作，外省人一律只好管理机器间。照这样下去，等到船沉了还钻在里面不知道呢！所以我就不干了。”）。时日稍长，他发现哪个班都差不多，学堂的课程，是有4天英文，一天《左传》，一天作近于时艺的汉文；学堂的教师，是会把“沈钊”读作“沈钧”；学堂的纪律，是必要时可以将学生杀头的“军令”；学堂的游泳池，因为淹死了人，已经填平盖了关帝庙，逢鬼节还要放焰口。鲁迅想不出这样的学堂会教出哪样的水兵，翌年（岂明也来了）便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这很受里人鄙视，人们读书是为了应试，绍兴人至不济也要做个师爷，“好男不当兵”，怎能去甚么水师学堂呢？更何况这学堂的课程，一周足要念四五天洋文，“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奚落而且排斥的。”（乡里传说，犹以洋人为妖魔）

    鲁迅这时候就已经立志不要八股了么？似有可能：那是戊戌年，因甲午战败的刺激，“维新”成为流行语。而事实上他家学渊源，自幼（7岁）从叔祖父周玉田（兆蓝，秀才，鲁迅回忆是个胖而和蔼的老人）开蒙，12岁转入三味书屋，师从耆儒寿镜吾先生（怀鉴，同治8年秀才。为人方正，尚气节，崇礼义。感时伤怀，因绝意仕途，归三味书屋设帐授徒，课童以年8人为限，授业不囿于时文，而重文采。“三味”者，其子洙邻以为典出《李淑书目》：“诗书为太羹，史为杂俎，子为醯醢，是为书三味。”其孙寿宇则以为取义“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鲁迅1892年旧历2月入塾，读书５年），旧学的底子是很笃实的。在三味书屋已读完了十三经，开笔做了八股文和试帖诗，而且就在赴南京的前一个月参加童子试，中三图第37名，是个“童生”，有了进学的资格了。就读水师学堂之后，还托人代考府考，中八图第30名，以便在“大案”上保留名字，将来能够参加院试考秀才。家里给他留了后路，说他这时就打消了科甲出身的愿望而立志从戎报国总有点根据不足（鲁迅在南京刻有“戎马书生”章，自名“戛剑生”）。其实还有经济上的考虑，书院要一应用度，水师和矿路学堂是有津贴发的。鲁迅的远房叔祖父周椒生（庆蕃）时为江南水师学堂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揆理当有照拂。诸看官，鲁迅到宁后将本名自樟寿改为树人，是椒生的手笔（据岂明解释还是因为当兵教人看不起，故例以假名充数，谁知道那竟成了鲁迅的学名）。

    （甲注：岂明1936年10月作《关于鲁迅》，收入《瓜豆集》，解释鲁迅得名来由甚详：“鲁迅本名周樟寿，生于清光绪辛巳八月初三日。祖父介孚公在北京做京官，得家书报告生孙，其时适有张之洞还是之万呢？来访，因此命名曰张，或以为与灶君同生日，故借灶君之姓为名，盖非也。书名定为樟寿，虽然清道房同派下群从谱名为寿某，祖父或忘记或置不理均不可知，乃以寿字属下，又定字曰豫山，后以读音与雨伞相近，请于祖父改为豫才。戊戌春间往南京考学堂，始改名树人，字如故，义亦可相通也。”唯言落草时张香涛兄弟之一来访介孚事或有跷蹊。光绪辛巳即1881年，“多磕头，少说话”的张子青年届70，已开缺回籍。明年正月起复，任兵部尚书，他不大可能在此时入京的。香涛这时正在做清流，而巧于仕宦，已官符如火，一年内连升数级，刚刚擢了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班二品，年底就实授山西巡抚，成为方面大员，而且山西没有总督，巡抚总揽军政大权。这年闰7月，农历8月初已到了公历9月底，距香涛外放只两个多月时间。内阁中书官微职小，但得预机密，往往颇受重视，是军机处章京的预备。香涛在这个时候以二品上官拜访一位七品中书，果有何意呢？）

医生未必不可著书文斗喻世, 文人未必可醒病膏而就医化骇. 没有经历全面战争和战后国际冲突是鄙人对怒文公人生一塰之最大遗憾.

写得很好 楼主加油！

一定要坚持到底啊。

分段, 还有不要用那么多括号.

括号是非常多的，论坛设置字体比较费事，影响阅读。

不过鲁迅天性较活泼倒是真的，很多幼年的爱好伴了他终生。他从小流连在废园里玩耍，以后演化为对自然知识的兴趣（现存一本陈淏子编《花镜》，上有鲁迅亲笔批注，如映山红“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山土栽亦活”云，该是他十几岁时的手植经验）。读书后喜欢描画插图，因此弄了好些游记、小说和志怪来看，也就拓展了文艺的眼界。据岂明开列的书单，他弟兄少年时已远逾时文的藩篱，而颇受了《楚辞》、《文选》、《世说》、《文史通义》的影响了。在学堂由于不必考虑科举，得以向旁侧着眼，对唐诗、笔记、传奇多所涉及，洋文的学习更使他们可以接触外来文化（矿路学堂总办俞明震是个新党，曾出题《华盛顿论》考汉文，致汉文教员惴惴地问学生：“华盛顿是什么啊？”鲁迅终身称明震“俞师”），几年间已经认识了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自称“达尔文的斗犬”）、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Secondat，袭孟德斯鸠男爵，故名）、嚣俄（Victor Hugo，通译雨果）、仲马（Dumas，大仲马之父随了母亲、一个黑奴的姓氏。大仲马耽于佚乐大有祖风，小仲马就是他的私生子。两仲马的作品都有林纾的口译），又得阅览处的便利，读到《新民丛报》、《时务报》等时论，梁任公卓如（启超，有子梁思成、思永）的“报章体”文风和严几道（复，福建侯官人，思想界启蒙者。曾公派留英，回国任福州船政校教习，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1912年为北大校长。其孙女婿名辜振甫。陈家、林家、沈家、严家诸福州大家常结婚姻，互为亲眷）、林琴南（纾，福州人，号畏庐，不识洋文之翻译家。与几道并称两大家，交情莫逆）的译笔，也多有领略了。

    朝廷的“洋务”说到底只是一个讽刺，矿路学堂只教出鲁迅那一期学生，便遭裁撤。鲁迅以优异成绩毕了业，四顾茫然：“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那是1902年的事。

    去日本？这紧邻由于其中华文明影响圈的特殊位置，长久做学生而一朝强盛的特殊历程，成为那时留学生的首选（自同年慈禧狼狈回京后，决心在法律、军事、金融、教育诸方面进行改革，史称“清末新政”，中国由此而向近代化蹒跚前行。虽有教科书的基本否定，请相信这老女人的诚意。总之相应地官家开始大批派出留学生，留日人数亦比年攀升，到1906年达到高峰，超过12000人），人们梦想着在这个有相似传统的环境里找到可使国家突然蜕变的良方。学医？因为父亲么？还是也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传统在？鲁迅倒谈过志愿，他是有雄心的：“……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那他何不干脆和多数留学生一样，直接学法政呢？至于第二热的理工总归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孙中山先生（文）也学医（中山有个头衔“逸仙博士”甲很诧异。盖中山于1892年自香港西医书院以第一名——也可以说倒数第二名，因为那年获得毕业资格的华人学生只有两人——的成绩毕业，此后即参加工作，那学校不会直接授博士学位的吧。孙博士怕还是Dr.Sun，孙大夫的意思），郭沫若（鼎堂）也学医，任公言“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身躯。” 几道著《原强》，阐述强种保国的理论依据：“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魄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决民种之高下。未有三备而民种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所谓病急乱投医，维新志士看到日本的成功，“医学救国”已成为世纪之交的一股风潮。

不过鲁迅天性较活泼倒是真的，很多幼年的爱好伴了他终生。他从小流连在废园里玩耍，以后演化为对自然知识的兴趣（现存一本陈淏子编《花镜》，上有鲁迅亲笔批注，如映山红“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山土栽亦活”云，该是他十几岁时的手植经验）。读书后喜欢描画插图，因此弄了好些游记、小说和志怪来看，也就拓展了文艺的眼界。据岂明开列的书单，他弟兄少年时已远逾时文的藩篱，而颇受了《楚辞》、《文选》、《世说》、《文史通义》的影响了。在学堂由于不必考虑科举，得以向旁侧着眼，对唐诗、笔记、传奇多所涉及，洋文的学习更使他们可以接触外来文化（矿路学堂总办俞明震是个新党，曾出题《华盛顿论》考汉文，致汉文教员惴惴地问学生：“华盛顿是什么啊？”鲁迅终身称明震“俞师”），几年间已经认识了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自称“达尔文的斗犬”）、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Secondat，袭孟德斯鸠男爵，故名）、嚣俄（Victor Hugo，通译雨果）、仲马（Dumas，大仲马之父随了母亲、一个黑奴的姓氏。大仲马耽于佚乐大有祖风，小仲马就是他的私生子。两仲马的作品都有林纾的口译），又得阅览处的便利，读到《新民丛报》、《时务报》等时论，梁任公卓如（启超，有子梁思成、思永）的“报章体”文风和严几道（复，福建侯官人，思想界启蒙者。曾公派留英，回国任福州船政校教习，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1912年为北大校长。其孙女婿名辜振甫。陈家、林家、沈家、严家诸福州大家常结婚姻，互为亲眷）、林琴南（纾，福州人，号畏庐，不识洋文之翻译家。与几道并称两大家，交情莫逆）的译笔，也多有领略了。

    朝廷的“洋务”说到底只是一个讽刺，矿路学堂只教出鲁迅那一期学生，便遭裁撤。鲁迅以优异成绩毕了业，四顾茫然：“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那是1902年的事。

    去日本？这紧邻由于其中华文明影响圈的特殊位置，长久做学生而一朝强盛的特殊历程，成为那时留学生的首选（自同年慈禧狼狈回京后，决心在法律、军事、金融、教育诸方面进行改革，史称“清末新政”，中国由此而向近代化蹒跚前行。虽有教科书的基本否定，请相信这老女人的诚意。总之相应地官家开始大批派出留学生，留日人数亦比年攀升，到1906年达到高峰，超过12000人），人们梦想着在这个有相似传统的环境里找到可使国家突然蜕变的良方。学医？因为父亲么？还是也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传统在？鲁迅倒谈过志愿，他是有雄心的：“……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那他何不干脆和多数留学生一样，直接学法政呢？至于第二热的理工总归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孙中山先生（文）也学医（中山有个头衔“逸仙博士”甲很诧异。盖中山于1892年自香港西医书院以第一名——也可以说倒数第二名，因为那年获得毕业资格的华人学生只有两人——的成绩毕业，此后即参加工作，那学校不会直接授博士学位的吧。孙博士怕还是Dr.Sun，孙大夫的意思），郭沫若（鼎堂）也学医，任公言“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身躯。” 几道著《原强》，阐述强种保国的理论依据：“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魄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决民种之高下。未有三备而民种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所谓病急乱投医，维新志士看到日本的成功，“医学救国”已成为世纪之交的一股风潮。

鲁迅卖了矿路学堂颁给的金奖章，乘日轮“大贞”号自南京过上海放洋，1902年4月经横滨抵东京，未被军校性质的成诚学校录取（因为身材矮小？），改入弘文学院，那是专为留学新人补习日语和理化等科基础知识的学校，年初始设。1904年，因不满东京留学生的浮嚣，鲁迅离开弘文学院（似乎是毕了业的），往本州宫城县首府、人称“学都”的仙台（伊达政宗所筑）学医，几代中国人也就知道了广濑川边这个蓊郁的古城。但不足两年，饱受医学专科学校的同学歧视，在日俄战争的图片里痛感国人的愚昧，鲁迅于1906年3月15日退学，决意走文艺救国之路，去改变人们的精神（竹内好说找茬事件与幻灯事件和立志从文没有直接关系，鲁迅从中收获的是屈辱）。这自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他在东京就已表现出对文艺的极大兴趣，课余所思所论，也不离“中国的国民性”等，刺激云者不过催化而已（鲁迅的头脑虽然十分科学，他的医学知识却不怎样高明。藤野严九郎似乎曾表达过要传衣钵的意思，但他毕竟学习时间太短，成绩一般，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中7科总平均分仅65.8分，在同级142人中仅列第68名，那说法作不得数的。其实藤野严九郎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教授和乡间医院院长，对这位教了一年多的学生只有一点平淡的回忆：“把那么少的亲切，当成了这么大的恩谊。”）。岂明说：“鲁迅那时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如所介绍的文学，亦以被压迫的民族为主，或则取其反抗压制也。”鲁迅在日本剪发辫（据许寿裳回忆在1902年，是江南班第一个，其时张继、邹容、陈独秀尚以剪辫辱人也。回国后迫于压力，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而在《泰晤士报》著名记者、袁世凯政府所聘顾问，澳大利亚人莫里循所摄的慈禧葬礼照片上，已能见到剪了辫子的新军。那么至迟在1909年，至少在北京，辫子与头颅并非不可分离。但这是否属于地域与行业的特例，甲尚不知情），倡言“摩罗诗力”，讴歌斯巴达300士（著文《斯巴达之魂》，载孙江东、蒋百里、许寿裳所编之《浙江潮》，是鲁迅发表的第一篇文字）、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为希腊独立而死）、彼兑菲（Petőfi Sándor，通译裴多菲，为匈牙利独立而死），凭吊朱舜水（之瑜，字鲁屿，浙江余姚人。明末四渡日本借兵反清不成，回国与郑成功、张苍水共谋抗清，事败流亡日本讲学，死之，葬于日本常陆久慈郡大田乡的瑞龙山麓。其格物思想在日本影响甚大），翻译俄国、波兰作品，他这时正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还写了些介绍科学的文章）。他把剪了辫子的照片大洗特洗，分送朋友。岂明喜欢极了，“拟放假日往城南配壳子，悬之一室，不啻觌面”。

    （甲注：明治维新与西医的关系大略如下：自16世纪，欧洲传教士把西医带到日本。18世纪中期，前野良泽等译荷兰文解剖学为《解体新书》出版，西方医学逐渐在日本立足，称“兰方医”。1823年，德国人西博尔德作为荷兰商馆医生来到长崎，为日人讲授西医，高野长英、伊东玄朴、小关三英等就学，在他们门下又出现了一大批医师、学者、教育家、思想家，日本人从此对西方文明产生强烈兴趣，汉文化渐处下风。到19世纪中叶西医势力大盛，与“汉方医”冲突迭起，政府的反应即是实施一系列的废止汉医措施。1868年天皇睦仁行明治维新，先后颁布《王政复古诏书》、《五条誓文》、《政体书》，实行废藩置县，发展工商，引进西洋科学文化的方针。大政官宣布，日本今后医学学修之路，当以西洋医学为依据。为此明治政府始行废止汉方医全盘欧化的政策。1874年日本颁《医制》， 1876年颁《医师职业法》，以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使中医逐渐式微，至1906年，历经30余年，基本达到废止汉方医的目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由传统医学向西方医学的转变。大概可以说，西医的引入，是日本社会变革的开端。）

这个题材好，进来学习

文艺救国的计划正开始施行，竟意外多了个插曲。1906年，鲁迅的家乡忽然传说他已在日本结婚，甚至有人说亲见他带着日本妻子在神田散步。家里早给鲁迅定了玉田夫人蓝太太的内侄孙女、山阴丁家弄朱家女儿名安的为亲（事在鲁迅负笈南京期间，是鲁老太太做主，1899年定亲，1901年周家方才“请庚”，成亲竟拖到了1906年。据族叔周凤纪言，鲁迅知道后，给母亲复信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不得，又向未婚妻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放开小脚，二是上学堂读书，但朱家置之不理。但是朱安整整7年的女儿芳华呢，可有人计算在内），闻讯大急，以“母病”赚他回国完婚。鲁迅到家才知道上了恶当，为不忍令母亲伤心，只好任由摆布，装上假辫子，穿了袍褂，同新娘跪拜如仪（时在7月6日，农历6月初6，当时的绍兴人家，婚礼多在冬天，周家夏天娶亲是不寻常的事，贺客也少，又不演戏，显得有些冷清。鲁迅是年26岁，朱安29岁。岂明《知堂回想录•六十四》说：“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些情形，姑媳不会不晓得，却是成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的。本来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容易上媒婆的当；这回并不是平常的媒婆，却上了本家极要好的妯娌的当，可以算是意外的事了。”这位妯娌即是玉田的儿媳谦少奶奶），但不肯圆房，婚后3日即再赴日本（同了取得留学资格的岂明），这一去又是3年。回国后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两夫妇各处一室，休说肌肤之亲，每天话也少谈。他的书房“大太太”是进不得的，她也全不能理解他在做着什么。鲁迅对许季茀（寿裳，终生挚友也，1948年因政见不合被刺于台北。本字季黻，鲁迅在日记里总是称他为“季茀”或“季市”，姑且从之吧）说：“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得好好地供养她。”朱安女士是彻底地被牺牲了（朱安50岁那年，接到鲁迅的婚讯。她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总有一天会爬到顶的。可现在我没有力气了，我待他再好，也没有用。”但朱安颇知顺受，能接纳许广平和海婴）。很多人因此而不直鲁迅，其实平心而论，他又能怎么办？人毕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顺从老母也属常情（《在酒楼上》吕纬甫的“骗骗母亲”，《孤独者》魏连殳的领薪水立刻寄给祖母，也都如此吧）。何况朱安是典型的旧式妇女，若被悔婚一样要算休妇，在娘家更受轻视。那么就如胡适之（适）与江冬秀夫妇怎样呢？我们总不能要求人人都那么圆滑吧。

    兄弟俩在东京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7号寓所（那是夏目漱石住过的地方，与季茀、钱均夫、朱谋宣合居，因署名“伍舍”，后迁出）里紧张地工作和学习（养成了好些不良生活习惯。吃糖，让他牙不好；吃辣，让他胃不好；吃烟，让他肺不好；吃酒，是他愤激时纾解的一途），办杂志《新生》不成，译小说《域外小说集》劳而无功，只在河南留学生的刊物《河南》（总编辑倒是江苏人刘师培）上陆续发文练笔（文章多收入《坟》。另1907年作人以“独应”为名在中文刊物《天义报》发文9篇，应该也有两兄弟的磋磨），每周日与季茀、钱玄同（夏，湖州人，新文化运动猛将，文字改革奠基人之一。有子钱三强，物理学家）、龚未生（宝铨，嘉兴人，太炎长婿也。辛亥后感于时局，趋向佛学。洪宪时谋划浙江独立，死于1922年。其妻性格过刚，1915年太炎被袁世凯所系，她去探望父亲，竟至愤而自缢）、朱迭先（希祖，海盐人，文学研究会与中国史学会发起人，史家也）等十来人同往民报社听章太炎（炳麟）先生讲《说文》。太炎赤了上身，盘坐如泥菩萨，笑嘻嘻纵论文字，如是者近一年，至鲁迅于1909年6月归国。鲁迅从章氏问学，据他自述是为了太炎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但为革命而听小学，多少有点难以索解。其实革命固然是一个方面，对学问的喜好也是重要原因。鲁迅远不算太炎的私淑弟子（那或者要数到黄侃），而受太炎影响甚深，令他终生敬礼不衰。学问上更凿实了小学的底子，在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大有用处——只有了解，才谈得到批判。日后当他轻倩地“拈”着海归而要作古文的吴雨僧（宓，陕西泾阳人。1926年自美回国，任东南、东北、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提倡古典主义。后入西南联大，一生执教）所犯文字和语法错误，随便提及据说讲社会主义非常出色的江亢虎（绍铨，安徽旌德人，生于江西。1901、02年两度赴日考察留学，回国任残清刑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日文教习。1907年再往日本，鼓吹无政府主义。1910年游历欧洲，转为研究社会主义，成为国内该领域第一人。创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及中国社会党，旋旅美访苏，复游欧洲，所在影响不小，抗战中从汪。此人峻才雅藻，而轻于去就，实政客也。毛润之[泽东]对斯诺说，他第一次见“社会主义”一词，是辛亥年当兵时，在亢虎的小册子里）博士偏要超越学科评论说古“德”字写法上“直”下“心”，因此有德就是要把心放直，而竟不知道“心”上面的不是曲直的“直”字，那种行家的抛弃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此外，太炎的推崇魏晋，出入佛学，在鲁迅身上都看得到影子。鲁迅自承早年作文“喜欢用怪异字和写古字”，完全“是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后来改做白话了，但偶作文言，亦仍保有魏晋风格（《域外小说集》译笔之顽艳，带着很强的六朝志怪文色彩）。刘半农（复，江阴人，天资颖悟，以一鸳蝴派作家而被孑民聘为北大教授。3年后因学力资历均低，往英法拼命苦读，大穷大病中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任巴黎语言学会会员，以比较法决定四声及文法，创“她”、“它”字，在中文语音研究方面作出及突出的贡献。为人机灵滑稽，为学深入扎实。有弟刘天华，二胡国手；弟刘北茂，民族音乐大师。刘家兄弟似乎对声音有超乎寻常的本能）曾赠鲁迅一联，道是“托尼学说（托尔斯泰与尼采），魏晋文章”，朋友认为甚切，他也不加反对的。

文艺救国的计划正开始施行，竟意外多了个插曲。1906年，鲁迅的家乡忽然传说他已在日本结婚，甚至有人说亲见他带着日本妻子在神田散步。家里早给鲁迅定了玉田夫人蓝太太的内侄孙女、山阴丁家弄朱家女儿名安的为亲（事在鲁迅负笈南京期间，是鲁老太太做主，1899年定亲，1901年周家方才“请庚”，成亲竟拖到了1906年。据族叔周凤纪言，鲁迅知道后，给母亲复信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不得，又向未婚妻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放开小脚，二是上学堂读书，但朱家置之不理。但是朱安整整7年的女儿芳华呢，可有人计算在内），闻讯大急，以“母病”赚他回国完婚。鲁迅到家才知道上了恶当，为不忍令母亲伤心，只好任由摆布，装上假辫子，穿了袍褂，同新娘跪拜如仪（时在7月6日，农历6月初6，当时的绍兴人家，婚礼多在冬天，周家夏天娶亲是不寻常的事，贺客也少，又不演戏，显得有些冷清。鲁迅是年26岁，朱安29岁。岂明《知堂回想录•六十四》说：“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些情形，姑媳不会不晓得，却是成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的。本来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容易上媒婆的当；这回并不是平常的媒婆，却上了本家极要好的妯娌的当，可以算是意外的事了。”这位妯娌即是玉田的儿媳谦少奶奶），但不肯圆房，婚后3日即再赴日本（同了取得留学资格的岂明），这一去又是3年。回国后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两夫妇各处一室，休说肌肤之亲，每天话也少谈。他的书房“大太太”是进不得的，她也全不能理解他在做着什么。鲁迅对许季茀（寿裳，终生挚友也，1948年因政见不合被刺于台北。本字季黻，鲁迅在日记里总是称他为“季茀”或“季市”，姑且从之吧）说：“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得好好地供养她。”朱安女士是彻底地被牺牲了（朱安50岁那年，接到鲁迅的婚讯。她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总有一天会爬到顶的。可现在我没有力气了，我待他再好，也没有用。”但朱安颇知顺受，能接纳许广平和海婴）。很多人因此而不直鲁迅，其实平心而论，他又能怎么办？人毕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顺从老母也属常情（《在酒楼上》吕纬甫的“骗骗母亲”，《孤独者》魏连殳的领薪水立刻寄给祖母，也都如此吧）。何况朱安是典型的旧式妇女，若被悔婚一样要算休妇，在娘家更受轻视。那么就如胡适之（适）与江冬秀夫妇怎样呢？我们总不能要求人人都那么圆滑吧。

    兄弟俩在东京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7号寓所（那是夏目漱石住过的地方，与季茀、钱均夫、朱谋宣合居，因署名“伍舍”，后迁出）里紧张地工作和学习（养成了好些不良生活习惯。吃糖，让他牙不好；吃辣，让他胃不好；吃烟，让他肺不好；吃酒，是他愤激时纾解的一途），办杂志《新生》不成，译小说《域外小说集》劳而无功，只在河南留学生的刊物《河南》（总编辑倒是江苏人刘师培）上陆续发文练笔（文章多收入《坟》。另1907年作人以“独应”为名在中文刊物《天义报》发文9篇，应该也有两兄弟的磋磨），每周日与季茀、钱玄同（夏，湖州人，新文化运动猛将，文字改革奠基人之一。有子钱三强，物理学家）、龚未生（宝铨，嘉兴人，太炎长婿也。辛亥后感于时局，趋向佛学。洪宪时谋划浙江独立，死于1922年。其妻性格过刚，1915年太炎被袁世凯所系，她去探望父亲，竟至愤而自缢）、朱迭先（希祖，海盐人，文学研究会与中国史学会发起人，史家也）等十来人同往民报社听章太炎（炳麟）先生讲《说文》。太炎赤了上身，盘坐如泥菩萨，笑嘻嘻纵论文字，如是者近一年，至鲁迅于1909年6月归国。鲁迅从章氏问学，据他自述是为了太炎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但为革命而听小学，多少有点难以索解。其实革命固然是一个方面，对学问的喜好也是重要原因。鲁迅远不算太炎的私淑弟子（那或者要数到黄侃），而受太炎影响甚深，令他终生敬礼不衰。学问上更凿实了小学的底子，在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大有用处——只有了解，才谈得到批判。日后当他轻倩地“拈”着海归而要作古文的吴雨僧（宓，陕西泾阳人。1926年自美回国，任东南、东北、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提倡古典主义。后入西南联大，一生执教）所犯文字和语法错误，随便提及据说讲社会主义非常出色的江亢虎（绍铨，安徽旌德人，生于江西。1901、02年两度赴日考察留学，回国任残清刑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日文教习。1907年再往日本，鼓吹无政府主义。1910年游历欧洲，转为研究社会主义，成为国内该领域第一人。创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及中国社会党，旋旅美访苏，复游欧洲，所在影响不小，抗战中从汪。此人峻才雅藻，而轻于去就，实政客也。毛润之[泽东]对斯诺说，他第一次见“社会主义”一词，是辛亥年当兵时，在亢虎的小册子里）博士偏要超越学科评论说古“德”字写法上“直”下“心”，因此有德就是要把心放直，而竟不知道“心”上面的不是曲直的“直”字，那种行家的抛弃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此外，太炎的推崇魏晋，出入佛学，在鲁迅身上都看得到影子。鲁迅自承早年作文“喜欢用怪异字和写古字”，完全“是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后来改做白话了，但偶作文言，亦仍保有魏晋风格（《域外小说集》译笔之顽艳，带着很强的六朝志怪文色彩）。刘半农（复，江阴人，天资颖悟，以一鸳蝴派作家而被孑民聘为北大教授。3年后因学力资历均低，往英法拼命苦读，大穷大病中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任巴黎语言学会会员，以比较法决定四声及文法，创“她”、“它”字，在中文语音研究方面作出及突出的贡献。为人机灵滑稽，为学深入扎实。有弟刘天华，二胡国手；弟刘北茂，民族音乐大师。刘家兄弟似乎对声音有超乎寻常的本能）曾赠鲁迅一联，道是“托尼学说（托尔斯泰与尼采），魏晋文章”，朋友认为甚切，他也不加反对的。

"1915年太炎被慰庭所系"
这个还是直接改成袁世凯吧。

至于民族革命，那段时间日本，尤其东京，是革命党的大本营（1895年以前，尚无人使用“革命”一词，他们只说“造反”或“光复”。这一年是光绪乙未年，1月成立了兴中会，重阳日广州起事失败，中山、陈少白、郑弼臣渡日。舟次横滨，他们上岸购得报纸，见标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盖日本首译Revolution为“革命”。中山欣然道，革命一词出自《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意甚佳，吾党称革命党可也。兹后遂沿用之），留学生多数有救国志愿，大批党人避难东来，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很多革命团体。辛亥革命是一段时间内系列运动的总集合，在本质上我们叫它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由于时代局限，有相当的传统气息，其革命组织也就还保留不少会道的味道，有时简直就象黑社会。比如各组织统以排满为主旨，以对首脑的个人效忠为会规，以乡谊为纽带，形成一个个山头（各会党联合章程有一条云凡犯规以刀劈之，又有红缎票布，持之者是“龙头”）。蔡孑民（元培）、陶焕卿（成章，绍兴人。性偏狭激烈，力主暗杀，为中山政敌。民元，沪军都督陈英士风旨遣蒋介石刺焕卿于上海）、太炎领导的光复会之基干就是浙东人士，与广东人的兴中会抗礼，后合并为同盟会（两派从来不曾统一）。大概也有禀赋的关系，光复会更具侠烈味道。太炎和焕卿常抵掌纵谈春秋战国史事，又组织暗杀团，狙击清廷大臣。牺牲的徐伯荪（锡麟，自号光汉子，残清秀才，阴鸷有谋。办学堂、创体育会，百计反清。数往日本，与中山不相得。1904年入光复会，次年从焕卿提议捐道员衔再到日本学军事不成，回皖栖身巡警，以才干做到二品顶戴，而密谋袭占安庆。1907年7月仓猝举事，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不屈，剖心而死，年34岁）、陈墨峰（伯平，原名渊，在日本学制炸药，皖案中战死，年26岁），逃亡的陈子英（濬，与伯荪友善，同赴日习军事。皖案后逃往日本），都是绍兴人，被害的马子畦（宗汉，秀才，世家子，侠气非凡。由伯荪引入光复会。皖案中力战被执，死年24岁）余姚人。鉴湖女侠秋瑾为人豪直——鲁迅曾说她是给人拍手拍死的——因日本那时取缔各团体，主持留学生全体回国，老学生都表反对，秋瑾在留学生会馆掷刀桌上，宣告这些人死刑，有鲁迅和季茀在内。其浪漫类此。

    鲁迅和其他留学生一样，一有空闲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中山的粤语讲演听不懂只字，也要去听）”，与乡曲会众多所往还。但鲁迅有没有入光复会呢？却是一桩公案。最有发言权的岂明断然否认，而季茀所编《鲁迅年谱》却郑重记载“是年（1908）……为光复会员”， 季茀是入了会的。哪个对呢，难有定论。林辰在1944年考证此事，结论是鲁迅曾入会，其根据也多属推论。他专为此询问过季茀，季茀复信说当时有会籍为凭，但会籍后来散落了。至于岂明的否认，季茀的说法是会中人即对家人也须保密，故岂明或许不知。这是否足资证明呢，甲仍不敢妄言（据胡风著《在混乱里》，有一回闲谈时鲁迅曾说及自己加入了光复会，“不过这事没有人知道。”1961年秋，鲁迅在弘文学院的同学、光复会员沈瓞民在《文汇报》和《上海文学》上发表《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两文，言甚切实：“当时鲁迅在弘文学习日语，是比较紧张的。一有余暇，就参加集会，听演讲，与浙江革命机关暗中接触。在1904[原注：甲辰]年，鲁迅正式参加浙江革命志士所组织的光复会，从事革命工作。”“1903[原注：癸卯]年10月，日俄战争即将爆发，认为战争势必延长，这是中国革命的好机会。于是在东京的‘浙学会’会员，聚集在王嘉祎的寓所举行会议……商讨另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趁日俄战争的良机，想首先占领湖南、安徽或浙江一省，作为武装根据地，再逐渐扩大。当时大家一致认为浙江革命志士在东京者尚不乏其人，如陶成章在东京，军国民教育会会员魏兰、龚宝铨也在东京[原注：不久将回国]，蒋智由在东京担任《浙江潮》总编辑[原注：这时蒋智由还站在革命方面]，周树人[原注：鲁迅]在弘文学院读书，于是便分头去邀请。鲁迅在弘文时，已是有着强烈的革命热情的革命青年，许寿裳和我邀请他参加，他便欣然允诺，毫不犹豫，意志非常坚决。11月初在王嘉祎寓所第二次集会，决定陶成章和魏兰分往浙江、安徽；龚宝铨往上海。张雄夫[原注：当时在上海]和我往湖南，与华兴会黄轸[原注：即黄兴]联系。当时会议是以‘浙学会’的名义召开的，还没有‘光复会’之名，实则‘光复会’即肇始于此。”沈瓞民又有文《记光复会二三事》，载于1981年8月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光复会于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后，陶成章认为首先必须与日本东京原发起人商议，遂于是年12月偕魏兰赴东京，与王嘉祎等筹商。光复会东京分部也正式成立，推王嘉祎负责，入会者有蒋尊簋、孙翼中、黄鸿祎、许寿裳、周树人等人。……为了避免清政权的残酷镇压，‘光复会’严守秘密，虽父子兄弟也闭口不谈，又系用一方块的方式联系。如浙江为一方块、江苏为一方块，不是一方块成员，互不知道。”他列出光复会成员名单，“周树人[豫才]会稽人”排在第9。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撰的《鲁迅年谱》采此说。似乎沈瓞民的说法和季茀若合符契，其实亦有许大差异。沈瓞民说，鲁迅1904年入光复会，是发起人之一。季茀说，鲁迅1908年入光复会，实则此会并非彼会。盖1905年8月20日，兴中会、华兴会与光复会合并而成同盟会，自此不再有光复会这一组织在。1908年春夏焕卿回国拟建革命协会，明年初往南洋筹款，请中山介绍，不许。焕卿性本褊急，积久与中山不相能，至此遂正式决裂，重组光复会，1910年初返东京成立总部，公举太炎为会长，焕卿为副会长，宗旨专主暗杀。这时候鲁迅已在国内。也就是说，1908年东京有鲁迅而无光复会；1910年东京有光复会而无鲁迅，季茀的回忆从何说起呢）。

    《两地书》中鲁迅对许景宋（广平）说：“革命的领袖者，是要有特别的本领的，我却做不到。”他又说：“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景宋说：“这就是说明他之所以终生是一个思想领导者而不是实际行动者了。”甲以为无论鲁迅是否光复会员，这意思是不错的。据鲁迅的学生增田涉回忆，鲁迅也有过一次机会被派去实施暗杀，但他要问一句自己死后老母怎么办，因而没有领受这一成仁的任务。这是管仲的干法，也是鲁迅的性格（1918年季茀丧妻，鲁迅函唁，大略说孩子们失掉慈母，固然不幸，却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是这样的思想。你能指望他领袖革命么）

    (甲注：当民国肇造，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冯自由任临时稽勋局局长，搜集革命党人牺牲事迹务求详尽，列表请加抚恤，此事竟寝。嗣后内战停息，国祚既移，在这中间断头流血、舍生取义的无名的人们，身后事又如何。则鲁迅这一问，其实大有道理。而读史知史，正是后死者应尽的责任。）

至于民族革命，那段时间日本，尤其东京，是革命党的大本营（1895年以前，尚无人使用“革命”一词，他们只说“造反”或“光复”。这一年是光绪乙未年，1月成立了兴中会，重阳日广州起事失败，中山、陈少白、郑弼臣渡日。舟次横滨，他们上岸购得报纸，见标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盖日本首译Revolution为“革命”。中山欣然道，革命一词出自《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意甚佳，吾党称革命党可也。兹后遂沿用之），留学生多数有救国志愿，大批党人避难东来，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很多革命团体。辛亥革命是一段时间内系列运动的总集合，在本质上我们叫它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由于时代局限，有相当的传统气息，其革命组织也就还保留不少会道的味道，有时简直就象黑社会。比如各组织统以排满为主旨，以对首脑的个人效忠为会规，以乡谊为纽带，形成一个个山头（各会党联合章程有一条云凡犯规以刀劈之，又有红缎票布，持之者是“龙头”）。蔡孑民（元培）、陶焕卿（成章，绍兴人。性偏狭激烈，力主暗杀，为中山政敌。民元，沪军都督陈英士风旨遣蒋介石刺焕卿于上海）、太炎领导的光复会之基干就是浙东人士，与广东人的兴中会抗礼，后合并为同盟会（两派从来不曾统一）。大概也有禀赋的关系，光复会更具侠烈味道。太炎和焕卿常抵掌纵谈春秋战国史事，又组织暗杀团，狙击清廷大臣。牺牲的徐伯荪（锡麟，自号光汉子，残清秀才，阴鸷有谋。办学堂、创体育会，百计反清。数往日本，与中山不相得。1904年入光复会，次年从焕卿提议捐道员衔再到日本学军事不成，回皖栖身巡警，以才干做到二品顶戴，而密谋袭占安庆。1907年7月仓猝举事，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不屈，剖心而死，年34岁）、陈墨峰（伯平，原名渊，在日本学制炸药，皖案中战死，年26岁），逃亡的陈子英（濬，与伯荪友善，同赴日习军事。皖案后逃往日本），都是绍兴人，被害的马子畦（宗汉，秀才，世家子，侠气非凡。由伯荪引入光复会。皖案中力战被执，死年24岁）余姚人。鉴湖女侠秋瑾为人豪直——鲁迅曾说她是给人拍手拍死的——因日本那时取缔各团体，主持留学生全体回国，老学生都表反对，秋瑾在留学生会馆掷刀桌上，宣告这些人死刑，有鲁迅和季茀在内。其浪漫类此。

    鲁迅和其他留学生一样，一有空闲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中山的粤语讲演听不懂只字，也要去听）”，与乡曲会众多所往还。但鲁迅有没有入光复会呢？却是一桩公案。最有发言权的岂明断然否认，而季茀所编《鲁迅年谱》却郑重记载“是年（1908）……为光复会员”， 季茀是入了会的。哪个对呢，难有定论。林辰在1944年考证此事，结论是鲁迅曾入会，其根据也多属推论。他专为此询问过季茀，季茀复信说当时有会籍为凭，但会籍后来散落了。至于岂明的否认，季茀的说法是会中人即对家人也须保密，故岂明或许不知。这是否足资证明呢，甲仍不敢妄言（据胡风著《在混乱里》，有一回闲谈时鲁迅曾说及自己加入了光复会，“不过这事没有人知道。”1961年秋，鲁迅在弘文学院的同学、光复会员沈瓞民在《文汇报》和《上海文学》上发表《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两文，言甚切实：“当时鲁迅在弘文学习日语，是比较紧张的。一有余暇，就参加集会，听演讲，与浙江革命机关暗中接触。在1904[原注：甲辰]年，鲁迅正式参加浙江革命志士所组织的光复会，从事革命工作。”“1903[原注：癸卯]年10月，日俄战争即将爆发，认为战争势必延长，这是中国革命的好机会。于是在东京的‘浙学会’会员，聚集在王嘉祎的寓所举行会议……商讨另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趁日俄战争的良机，想首先占领湖南、安徽或浙江一省，作为武装根据地，再逐渐扩大。当时大家一致认为浙江革命志士在东京者尚不乏其人，如陶成章在东京，军国民教育会会员魏兰、龚宝铨也在东京[原注：不久将回国]，蒋智由在东京担任《浙江潮》总编辑[原注：这时蒋智由还站在革命方面]，周树人[原注：鲁迅]在弘文学院读书，于是便分头去邀请。鲁迅在弘文时，已是有着强烈的革命热情的革命青年，许寿裳和我邀请他参加，他便欣然允诺，毫不犹豫，意志非常坚决。11月初在王嘉祎寓所第二次集会，决定陶成章和魏兰分往浙江、安徽；龚宝铨往上海。张雄夫[原注：当时在上海]和我往湖南，与华兴会黄轸[原注：即黄兴]联系。当时会议是以‘浙学会’的名义召开的，还没有‘光复会’之名，实则‘光复会’即肇始于此。”沈瓞民又有文《记光复会二三事》，载于1981年8月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光复会于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后，陶成章认为首先必须与日本东京原发起人商议，遂于是年12月偕魏兰赴东京，与王嘉祎等筹商。光复会东京分部也正式成立，推王嘉祎负责，入会者有蒋尊簋、孙翼中、黄鸿祎、许寿裳、周树人等人。……为了避免清政权的残酷镇压，‘光复会’严守秘密，虽父子兄弟也闭口不谈，又系用一方块的方式联系。如浙江为一方块、江苏为一方块，不是一方块成员，互不知道。”他列出光复会成员名单，“周树人[豫才]会稽人”排在第9。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撰的《鲁迅年谱》采此说。似乎沈瓞民的说法和季茀若合符契，其实亦有许大差异。沈瓞民说，鲁迅1904年入光复会，是发起人之一。季茀说，鲁迅1908年入光复会，实则此会并非彼会。盖1905年8月20日，兴中会、华兴会与光复会合并而成同盟会，自此不再有光复会这一组织在。1908年春夏焕卿回国拟建革命协会，明年初往南洋筹款，请中山介绍，不许。焕卿性本褊急，积久与中山不相能，至此遂正式决裂，重组光复会，1910年初返东京成立总部，公举太炎为会长，焕卿为副会长，宗旨专主暗杀。这时候鲁迅已在国内。也就是说，1908年东京有鲁迅而无光复会；1910年东京有光复会而无鲁迅，季茀的回忆从何说起呢）。

    《两地书》中鲁迅对许景宋（广平）说：“革命的领袖者，是要有特别的本领的，我却做不到。”他又说：“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景宋说：“这就是说明他之所以终生是一个思想领导者而不是实际行动者了。”甲以为无论鲁迅是否光复会员，这意思是不错的。据鲁迅的学生增田涉回忆，鲁迅也有过一次机会被派去实施暗杀，但他要问一句自己死后老母怎么办，因而没有领受这一成仁的任务。这是管仲的干法，也是鲁迅的性格（1918年季茀丧妻，鲁迅函唁，大略说孩子们失掉慈母，固然不幸，却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是这样的思想。你能指望他领袖革命么）

    (甲注：当民国肇造，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冯自由任临时稽勋局局长，搜集革命党人牺牲事迹务求详尽，列表请加抚恤，此事竟寝。嗣后内战停息，国祚既移，在这中间断头流血、舍生取义的无名的人们，身后事又如何。则鲁迅这一问，其实大有道理。而读史知史，正是后死者应尽的责任。）

文字很好
不过每段段落太长，看起来比较吃力
高中的时候利用课堂时间:D看完了鲁迅除了信件之外所有的小说、杂文、散文，觉得他的确是个深刻的人，后来又看了梁实秋和林语堂的文字，觉得为啥鲁迅和那么有才的人不对付呢:D

回复 19# oo7yjg


    古人云:"文人相轻,武人相重;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回复 20# zwgzwg12


    道不同，不相与谋。国难当前，梁还在风花雪月，作为一个战士，鲁迅肯定是看不下去的。不过，凡有才能的人，肯定有个性，周家兄弟三人，二人不合也是难得。

戊己校尉董仲颖 发表于 2011-2-17 19:27

鲁迅的态度可以理解，但梁的言行纯属自己小资的范畴，并不会“为害他人”，为啥鲁迅要抓着不放啊。

回复 22# oo7yjg


    都是公众人物。如果 他在家自己玩，没人管他，早就有观点之争了。
以下是梁的厚道文，作为同时代的人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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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
梁实秋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後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後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Ｑ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Ｑ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Ｑ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Ｑ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Ｑ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Ｑ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Ｔｏｓｅｅｌｉｆｅ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ｓｅｅｉｔｗｈｏｌｅ）。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ＭａｔｔｈｅｗＡｒｎｏｌｄ批评英国人巢塞Ｃｈａｕｃｅｒ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大时代里观点激烈冲突，大家互相骂，只不过鲁迅骂的比较出名一些。而且当时互相骂的人并不以人废言

梁的文章看似厚道，其实里面刺也是好多的

就如同我转发的上文

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

可真是强大，鲁迅已过世多年，梁还如此评同时期互相对立的另一方的品格，可以批评他的作品、理论，但如此说是不是过于刻薄了些？
  当年梁说鲁迅到处失败所以把所有的东西都看对应该批判的对象，而没有改革的建议。典型的小资作风，怪不得鲁迅骂他为走狗。

哈哈，这就叫打人一拳，须防人一脚了。鲁迅真应该多骂骂比他大或者健康状况比他差的人。可惜骂梁启超他并不热中，章太炎他又不愿意骂

个人以为，梁的文笔要胜过鲁迅，尤其是散文，梁实秋的雅舍系列是我看过的最好的白话文之一。
但梁的思想过于个人化，或者说自由主义倾向很强烈，这也是当时一批文人的思潮，而且还是那种自发的自由主义。要论深度是远逊鲁迅的，所以梁大概只能从鲁迅的文章里看出刻毒:D。反正梁是写不出《拿来主义》的。

其实这也反映了当时法日派和英美派的分歧。留学法日的人里关注社会、热心政治的人较多，法国是无产者闹事的窝子，而去日本的人很多是憋着一口气去的；留学英美的人里持自由主义的人较多，在英国很多人学到了绅士派头，去美国的不少用的庚款，对美国本来就抱着一些感激之情。回国以后，法日系和英美系就在争夺话语权上打得不可开交。

在日本，鲁迅和岂明表现出旨趣的不同。鲁迅对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差不多只重批评或译文，对盛行的自然主义也不甚感兴味，独热心于夏目漱石（日本“国民大作家”，以文风幽默和细致的心理描写见长，他的大脑在东京大学，头像在1000日元面值的纸币上）。他自己日后小说中轻妙的嘲讽笔致似颇有夏目氏的流风，而深刻沉重处乃自果戈理（Николай Гоголъ，笔下描摹乌克兰极美）和显克微支（Henryk Adam Aleksander Pius Sienkiewicz，波兰最好的小说家，他的《火与剑》情怀极炽烈）来，“用幽默的笔法写阴惨的事迹”，鲁迅与他们相类的。相比起来岂明受日本文学影响要深得多。他主张把艺术来表现个人的情思，因此他可以走纯文学的路子，鲁迅却不能。故曰单以文学修养论，岂明不在鲁迅之下，倘言及思想深度，则瞠乎其后了（岂明人如其文，比峻刻的鲁迅散淡得多。曾因消极不愿译作，被阿兄飨以老拳）。

    1909年6月鲁迅回国，一切计划再度被打断。据季茀回忆，岂明那时在立教大学还未毕业，却已经和羽太信子结婚（1909年3月18日登记），家用不足，需要阿哥资助，鲁迅只得停止了研究，放弃了留德计划，回国做事。由春天先行回到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的季茀举荐，鲁迅先做了该校生理学、化学教员（那大概由于学过医吧。鲁迅曾在学堂讲性学知识，他兄弟真是敢开风气之先），并负责在日本教习授生物课时从旁翻译，翌年因“木瓜之役”（与朝廷监学夏震武的抗争，鲁迅在其中的绰号是“拼命三郎”）改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校长陈子英留日同学；胡愈之、孙伏园、宋紫佩，是他那时的学生），以严厉著称。人们风闻他是革命党，难免敬鬼神而远之。

    鲁迅每月要给岂明寄钱，但他的俸禄过于微薄，故乡的老母妻子又无他收入，只好卖田度日。自1910年起，一年间已渐渐将分家所得的田产典卖罄尽，并开始计划出鬻公田里属于自己的部分。这样支吾到1911年早些时候，几乎山穷水尽，没奈何要岂明回国谋生。岂明还想学习法文，答以“法文不能变米肉”。做大哥的说出这话，鲁迅几乎要自打耳光，终究他还是老起面皮，亲赴日本催促了。岂明总算体谅家里的苦处，说通妻子，在1911年5月回到绍兴来教英文（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5中学教员）。鲁迅是欣慰了一点，但工作相当气闷，家乡人（要命的是还有知府）不喜欢他的没有辫子，他不喜欢这不喜欢，总想着再到别处试试运气。苦撑生活不过两年，这时的鲁迅已非复“木瓜之役”中“拼命三郎”之勇了。

    夏天他提出辞职，后经学生坚请，又回校主持校务数周。值9月全国举事，绍兴人心浮动，阖城士民、旗兵统皆惶然。鲁迅召集全校学生，挂刀整队，在市面行游一通，以镇静人心，结果大家以为革命军来了，文武官员遁走，一哄而致绍兴光复。杭州情况大抵类此，芜湖以锡纸裹两个鸭蛋称炸弹而光复，上海则有洪门张子廉偷取绿营全部炮闩，官军不能发炮，转眼溃散。这就是辛亥年的东南局面。绿林出身的王季高（逸，乳名金发，浙江嵊县人，豪侠好技击，弱冠后折节向学，光绪30年中秀才，而据山结寨，戕官夺械。与伯荪、秋瑾交厚。曾因伯荪案逃入山中。辛亥年出克杭州，主绍兴，几乎不能全名节。后经颠沛，1915年被浙江都督朱瑞所杀，中山叹惋。季高一度惑于害秋瑾之章介眉，终死介眉之手）自嵊县来，自立军政府都督，委鲁迅为绍兴师范学校校长，并监学范爱农（名肇基，字斯年，绍兴人，留日学生，光复会成员，追随伯荪。爱农在日本经济拮据，被迫回国，此时潦倒得很），都是光复会旧人。这么说鲁迅是参加了辛亥革命的了，但看他在《阿Q正传》中的描写，给他个革命功臣的称号，未必便是佳谥呢。后来季高稍失人望，绍兴少年办《越铎》报监督他，借鲁迅和爱农的名字作发起人，亦可见鲁迅其时自有名头。

    （甲注：武昌起事独孙中山无功。10月10日中山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一餐馆打工，接电报兼程回国，在华盛顿、伦敦、巴黎小作勾留，试举外债失败，于12月21日抵香港，25日偕粤督胡汉民到沪，适逢黄兴、黎元洪选大元帅势均力敌久不能决，革命亟须统一领导，29日遂以17省16票的优势选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主持大局。另一票属黄兴，投票者或系湖南——黄兴母省，或系浙江——光复会势力。太炎一向鄙薄中山为人，对他的适逢其会尤不以为然，认为总统“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无论如何轮不到中山。其实若论以革命历史，以天下声望，以建国理论，确非中山莫属也。而中山、黄兴亦徒有声望，全无实力，革命实同盟会、立宪派、地方势力、北洋旧部共成之，同盟会远不能专美于前。党人非但无以掌政府实权，竟且争权分裂，自相残杀起来，各地实力派更蠢蠢欲动。放眼中国，有能力收拾偌大摊子者，袁世凯一人而已。中山让位，知己知彼也，莫以“软弱性”轻轻谥之。中山百折不回，其深邃与坚定并世无双，黄兴允文允武，其至诚与仁侠并世无双，使中山、黄兴而有机会培植实力训练武装，岂软弱之人哉？）

等看新篇

辛亥革命的使人失望，以及鲁迅的格外失望，都无须甲来赘言（今天看来，人们的失望该是源于“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以中国现代化过程之漫长，百年之期也远远不敢侈谈“完成”，又遑论民元呢。“这下可好了！”说这话的人真会以为一天之内乾坤倒转？“一次革命”的思维定势今日仍盛）。《越铎》开罪了季高，势难久继，鲁迅旋辞去校长之职，想谋个德语编译不售，在家里写了一篇《怀旧》，托名小说，确是真实观感。1912年（民元）鲁迅应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孑民之招（教育部参事季茀请之也）到教育部供职，4月迁都，随部又去了北京（先回了趟绍兴，5月北上）。几年来目睹“城头变换大王旗”，体味到换招牌之易，谋国之难与改革国民性之无望，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他的方法是校书和抄碑。季茀回忆说，自1913年起常常见鲁迅伏案校书，鲁迅一旦用起考据功夫，其精深邃密，是直承清代朴学一脉的。

    鲁迅的抄碑也有其时代背景。岂明讲当年袁大总统的军警执法处直如东厂，北京大小官员无一不遭监视，尤以洪宪帝制时期（陆建章掌，此人是冯玉祥元配刘德贞的堂叔，不知为何冯玉祥叫他娘舅，得其提携不浅。陆后被徐树铮、杨宇霆矫令杀却）为甚。稍有异状，被抓走失踪的不知凡几（十几年后鲁迅回忆说当时“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满布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人人都须设法自隐，避人耳目。有的耽酒，有的票戏，有的聚赌，有的作狭邪行，雅些的玩玩金石字画，以示不问世务，躲开当局的注意，好歹敷衍辰光。鲁迅却是什么也不会的，弄古董又没有钱，只好收集些拓本来看。看看不足以消磨岁月，于是动手来抄，不料却引动了校勘的兴趣。政坛上风云变幻，选国会，杀政敌，护了国又护法，袁慰庭（世凯）成了又败，辫帅张少轩（勋，江西宜春人，曾在镇南关大战中立功。后隶慰庭，残清末官至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少轩为人憨直，人品甚好，不过有点“少根筋”。为表不忘根本，入民国后禁止所部剪辫，更于1917年借口调解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的冲突，提兵入京，拥立孤儿寡妇，演出一场闹剧，此事亦是段借以倒黎的权谋。康有为其人在中表现甚不光彩）来了又去，鲁迅只静静地寓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在槐阴下抄他的碑，直到被玄同洋洋聒噪的一夕谈重新燃着了长久埋藏的火花，这时已到了1918年春4月，而鲁迅抄碑的成绩，也就颇为可观了（“铁屋子”的谈话早在去年夏天，但创作毕竟不是朝夕间事。1917年的秋天，玄同肥胖的身体常常靠在补树书屋的躺椅上，扯起又快又响的谈锋，作五六个小时的高论。这动人的情景一直持续到1920年，惜乎二人交谊不能全其始终）。

    “在那沉默中，鲁迅不是抓住了对于他一生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回心的东西了吗？”（竹内好《鲁迅》。“回心”，典型的日本语汇，借自佛家所谓的对于信仰的回心转意，或可理解为观照。下面他说：“一读他的文章，总会碰到某种影子似的东西，而且那影子总是在同样的场所。影子本身并不存在，只是因为光明从那儿产生，又在那儿消逝，从而产生某一点暗示存在那样的黑暗。如果不经意地读过去就会毫不觉察地读完。不过一经觉察，就会悬在心中，无法忘却。就象骷髅在华丽的舞场上跳着舞，结果自然能想起的是骷髅这一实体。鲁迅负着那样的影子过了一生。我称他为赎罪的文学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可以认为，他获得罪的自觉时机，除了在他的传记中这段情况不明的时期之外，别无其他了。”“鲁迅的文学根源是应该被称为‘无’的某中东西。获得了那种根本的自觉，才使他成为文学家。”此言之出，竹内好所以为“竹内鲁迅”）

鲁迅走出补树书屋，呼吸着沙尘然而温煦的春日和风，看见碧桃花下萧杀的文坛。他蜗居潜修这几年，正是中国文化界的冬眠期。他后来曾讲过革命与文学的关系，大抵革命以前是叫苦的文学，而叫苦终究无用，有的民族因此沉默下去，有的则觉悟起来，从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要到了。但革命的时代没有文学，没有声音，大家忙于实务，无暇及此。革命成功后的文学有二，一是讴歌新的建设，一是哀挽旧的破坏。而民初却只有几声挽歌，因为革命实在算不得成功，当时的志士，统是带着焦灼与绝望的气息，梦想一度似乎那么接近，又眼看着破灭无遗。世界在变，列国在强，寻不来中国的梦，所见只有梦魇。一切声音低沉下去，几乎陷于沉默，料不及历史的车轮既已推动就再不能停息，冰层下暗流涌动，不远处就是惊蛰，逼着他们活转来。

    八股已被打倒，“桐城义法”已遭抛弃，当时的文坛有四个流派：太炎、刘左庵（师培，江苏仪征人，经学家，治《左传》、《周礼》，与太炎齐名；修文学史，于六朝最著；教授北大，门下人才极盛。久病肺痨，1919年卒）的述学文章，几道、琴南的翻译文章，谭复生（嗣同，侠士也）、任公的议论文章，章行严（士钊，笔名黄中黄、孤桐）的政论文章，这四派实际上都是应用古文。其中太炎远追魏晋，比桐城派古文更高一层，最称古雅纯粹，只落得及身而绝，没有传人。琴南的古文翻译虽然供一时之需，究竟不能支持下去，鲁迅兄弟所译编的《域外小说集》是这一派的最高作品，只卖出了21册。任公的“民报体”应用程度要算很高了，影响要算很大了，但其末流难免浮泛堆砌，令人生厌，他自己也“中年弃之”。行严的“报章体”以西式文法改造桐城古文，逻辑精严，是最成功的改革。但这一派的文字既不通俗，又不易做，最后仍不免于失败，他1912年办的《甲寅》在1915年停刊。行严在给旧友陈独秀（庆同，字仲甫）的信中曾说：“折简寄愁人，相逢更说愁。”他到后来大约就明瞭了那时恰值文化转折期的必然过渡，晓得无须那般绝望了吧：这些竭力要保留古文的先哲，也正亲手掘开了古文的坟墓呢。他们痛感清末思想与文风的僵死，介绍来西方著作以开民智，一面着意求变通，借文学的感化力为手段，而达到改良社会与政治的目的，思虑不可谓不深，但启蒙后进一步便要思想、教育的普及，个性的解放，这些使命为古奥的文字所无力承载，人们不要看。社会需要深层次的变革，自文学开始。

其实早在戊戌年前后就有推广白话文的尝试，不过时人尚以白话为鄙陋，即《红楼梦》也不能入学林，俗文总不成气候。有一位识见卓越的王小航（照，字藜青，河北宁河人，进士出身，曾任礼部主事，戊戌变法中参倒礼部6堂官，名噪一时，事败后逃日。其政见究竟如何姑置不论，本文只及国语运动）先生，便在戊戌年向康南海先生有为（祖诒，人品可疑，学问可疑，政治才能可疑，甚至政治立场亦可疑）说：“天下事哪有捷径？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天改变，再行一切新政。”有为以迂远不取。庚子年小航因拳事遭通缉，躲起来创作官话字母，想替中国造出一种普及教育的利器来。民元以后小航得一班同志，如劳季瑄（乃宣，浙江桐乡人，音韵学家，为解决方言与共同语的第一人，但竟自命遗老）造简字全谱，吴稚晖（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元老，持无政府主义，主国语运动，擅书大篆，为人滑稽突悌，任性使气，好作危言怪行，诨号“吴疯子”。为文论世的胆勇高出同侪，极受当年全国才俊推崇，1912年与汪精卫等筹建中法大学，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其中精英有周恩来、邓小平。1927年任监察委员，力倡“清党”。后被供于虚位大吃其冷猪肉，与蒋介石也处半师半友之间）、玄同、黎劭西（锦熙，湘潭人。家有“黎氏八骏”，劭西居长。发起国语运动，创立九三学社，建国后入政协，教授北师大，主编《汉语辞典》）一班人商订注音符号（该符号据说是太炎所创，该事则始于1913年。玄同于国语运动贡献极大，其《国音字典例言》，劭西许为最精细、简明、切实之作），他们的国语运动努力不必亲见成功，总是把中国文化普及和思想解放推进了一大步的。小航还看到了语言文字必须合一的方向。他写《廉孝子传》，有这样一段：“每日对父遗像，依时进盘帨茶饭如生时，呼曰：‘爸爸吃饭啊！’‘爸爸洗脸啊！’”他自述这里表达孝子的情感，无可奈何，只好用白话。我们读这个，虽然文白羼杂得何其生硬，却比“儿寒乎，欲食乎”要真切得远。但小航文名不传于今世，影响不著于当时，只能证明而不能引导趋势，还须领袖群伦的主将出现。

    （甲注：稚晖的社会观、文化观和文学观，在当时倒是进步的，治学也笃实。他中年时在英国大悟，坚定了“劳动创造了人”的观点，回来便同守旧者大战。他爱用俗语和俗典，也是有禅宗的棒喝意味在的。他说“文学不死，大乱不止”，是主张把古书丢到茅厕的激进派。稚晖主编一种科学周刊，取了劳动号子的声音叫《杭育》，要青年做科学家，不做吟风弄月的文学家，养成使用工具的习惯与兴趣，俾使社会有制造工具的野心。他的个人生活，近于墨翟，以清苦为乐。乘火车坐四等，在城市绝对不坐人力车，一件旧布袍，一把油纸伞，住在小旅馆里，简直是个土老儿。一脑子现代思想，过着17世纪以前生活，倒是无政府主义的实行者。他设想中国前途的第一阶段是三民主义，第二阶段是共产主义，第三阶段是无政府主义，说是要到30年以后才能实现。而在政治手段上因机乘时，附人成事，不肯自犯手做，只是占便宜，可说是头等聪明人，却也是大坏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热血青年，不受稚晖影响者甚少，奉他如神明的也大有人在呢！）

其实早在戊戌年前后就有推广白话文的尝试，不过时人尚以白话为鄙陋，即《红楼梦》也不能入学林，俗文总不成气候。有一位识见卓越的王小航（照，字藜青，河北宁河人，进士出身，曾任礼部主事，戊戌变法中参倒礼部6堂官，名噪一时，事败后逃日。其政见究竟如何姑置不论，本文只及国语运动）先生，便在戊戌年向康南海先生有为（祖诒，人品可疑，学问可疑，政治才能可疑，甚至政治立场亦可疑）说：“天下事哪有捷径？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天改变，再行一切新政。”有为以迂远不取。庚子年小航因拳事遭通缉，躲起来创作官话字母，想替中国造出一种普及教育的利器来。民元以后小航得一班同志，如劳季瑄（乃宣，浙江桐乡人，音韵学家，为解决方言与共同语的第一人，但竟自命遗老）造简字全谱，吴稚晖（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元老，持无政府主义，主国语运动，擅书大篆，为人滑稽突悌，任性使气，好作危言怪行，诨号“吴疯子”。为文论世的胆勇高出同侪，极受当年全国才俊推崇，1912年与汪精卫等筹建中法大学，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其中精英有周恩来、邓小平。1927年任监察委员，力倡“清党”。后被供于虚位大吃其冷猪肉，与蒋介石也处半师半友之间）、玄同、黎劭西（锦熙，湘潭人。家有“黎氏八骏”，劭西居长。发起国语运动，创立九三学社，建国后入政协，教授北师大，主编《汉语辞典》）一班人商订注音符号（该符号据说是太炎所创，该事则始于1913年。玄同于国语运动贡献极大，其《国音字典例言》，劭西许为最精细、简明、切实之作），他们的国语运动努力不必亲见成功，总是把中国文化普及和思想解放推进了一大步的。小航还看到了语言文字必须合一的方向。他写《廉孝子传》，有这样一段：“每日对父遗像，依时进盘帨茶饭如生时，呼曰：‘爸爸吃饭啊！’‘爸爸洗脸啊！’”他自述这里表达孝子的情感，无可奈何，只好用白话。我们读这个，虽然文白羼杂得何其生硬，却比“儿寒乎，欲食乎”要真切得远。但小航文名不传于今世，影响不著于当时，只能证明而不能引导趋势，还须领袖群伦的主将出现。

    （甲注：稚晖的社会观、文化观和文学观，在当时倒是进步的，治学也笃实。他中年时在英国大悟，坚定了“劳动创造了人”的观点，回来便同守旧者大战。他爱用俗语和俗典，也是有禅宗的棒喝意味在的。他说“文学不死，大乱不止”，是主张把古书丢到茅厕的激进派。稚晖主编一种科学周刊，取了劳动号子的声音叫《杭育》，要青年做科学家，不做吟风弄月的文学家，养成使用工具的习惯与兴趣，俾使社会有制造工具的野心。他的个人生活，近于墨翟，以清苦为乐。乘火车坐四等，在城市绝对不坐人力车，一件旧布袍，一把油纸伞，住在小旅馆里，简直是个土老儿。一脑子现代思想，过着17世纪以前生活，倒是无政府主义的实行者。他设想中国前途的第一阶段是三民主义，第二阶段是共产主义，第三阶段是无政府主义，说是要到30年以后才能实现。而在政治手段上因机乘时，附人成事，不肯自犯手做，只是占便宜，可说是头等聪明人，却也是大坏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热血青年，不受稚晖影响者甚少，奉他如神明的也大有人在呢！）

1915年，那个叫陈独秀的留学生在日本东京寓里发愁。这人的勤奋惊人，先后四次来日，习得日文、英文、法文，如饥似渴地读书。他的活跃惊人，密谋过暗杀，办过刊物，组织过岳王会，参加过励志会、中国青年会、爱国会、光复会、欧事研究会，老长一串名字。他的经历惊人，辛亥年受安徽都督孙少侯（毓筠，安徽寿县人，后与杨度组“筹安会”向慰庭劝进。少侯少爷出身，政事一委独秀）及继任柏烈武（文蔚，安徽寿县人，独秀密友，曾共组岳王会。以清营管带入同盟会，辛亥革年策动起义，光复南京。因宋教仁案及“善后借款”通电反袁，为“二次革命”之始。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支持联共。后参与北伐，1947年病逝）礼聘，任都督府秘书长，实主皖政，人称“武有柏，文有陈，治皖得人”。可惜左侯生涯过短，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被袁党倪丹忱（嗣冲，安徽阜阳人，宦家子弟，辛亥年招兵踞皖以抗民军，慰庭窃国后授衔上将，“二次革命”及洪宪年倾心保袁，张勋复辟时先应后叛，竟以讨逆功任安徽督军、长江巡阅使，“五四”中因所部恣行强奸被免，1924年卒，北京政府追赠将军府上将军）逮捕，出狱后亡命日本。他现在的落魄也惊人，不动产只有一件汗衫和满满的虱子。他苦苦思索，终于找到目标：救中国要从启蒙青年着手。独秀是个飞扬勇决的汉子，一旦确定便来实施，当下抬脚回国。1915年夏到上海，与同乡亚东图书公司经理汪孟邹（炼，绩溪人，“亚东”版图书负一时盛誉。有侄汪原放）谈起办杂志的计划，大言自信可以轰动一时。孟邹乃介绍独秀与群益书社陈子佩、子寿兄弟谈洽，遂于1915年9月出版月刊《青年》（翌年因名称权纠纷而改名《新青年》）。创刊号中独秀郑重标明主旨：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揭起科学和人权两面大旗，喻之为驾中国之舟的两轮。杂志出版之初，连赠送交换，每期也不过1000份，到1917年，最高曾到15000份有余。说《新青年》指引了一代青年，开拓了一个时代，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1915年，22岁的适之和几个留学生在Ithaca（伊萨卡，纽约中部小镇，康奈尔大学校址，典出《奥德赛》）过夏。他们用争辩消磨掉整个夏天。适之力主白话新诗文，他认定中国文学史只是文字形式新陈代谢的历史，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了死文学的历史。故白话文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他从白话诗入手，填词明志：“……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簇新世界，供我驱驰。”（仍是文言底子。他1917年出版的《尝试集》其实很幼稚，到了第二编才渐渐脱开了旧诗影响。甲只喜欢“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现在他们说我快要好了，那幽艳的秋天早已过去了”这一节“才子”型诗。盖白话诗自适之始，而真正的成就，还要待他人呢）抱着这志向，适之于1917年回国（他这时已拿到哲学博士学位，导师杜威）。他1910年考取“庚款”赴美，还是“我大清”时候。阔别家山7年，朋友说：“你回去时，恐怕要认不得那7年前的老大帝国了。”适之笑答：“不用担忧，我们中国正恐怕进步得太快，我们回去要不认得她了。所以她走上几步，又退回几步，她正在那里回头等我们去认旧相识呢！”这是很凄凉的话头！他回到中国，考察民元以来文化的进步，唯一的成绩是扑克比麻雀牌更为时髦。“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这时他接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

不错不错，很喜欢读这些人的历史，

楼主写的很好 支持楼主

北京大学的校长是中国第一位的教育家蔡孑民，有道百年北大也只他这一位校长。孑民先生绍兴人，手创光复会，任会长；并入同盟会，共组国民党；中山南京组阁，任教育总长（中山夹袋中人本是太炎，叵耐太炎不孚众望，也不肯俯就。袁氏当国，以教育闲职，乐得安排孙党点缀，孑民的总长竟坐得稳）。1913年慰庭杀农林总长宋教仁（遯初，少年天才，最称惊才绝艳，方主国民党选战大胜，举国以为拜相在即。杀宋者内阁总理赵秉钧，是否慰庭主使尚有疑问，但即使非慰庭所杀，多管也是秉钧仰揣其意所杀。再即使出于争权，援“赵盾弑君”例，也未必冤枉了慰庭），孙、袁决裂，中山发起“二次革命”，以江西李侠如（烈钧，九江人，江西都督，人如其名。洪宪时提兵护国，三炮定韶关。护法战争转战两广不利，后随中山参赞军事，极荐蒋介石出掌黄埔，在“西山会议派”中挺蒋甚力。“九一八”后倡言抗日，1946年逝）一省之力兴兵讨袁，旬月完败，国民党扫地出门。慰庭做终身总统，中山逃日改组中国革命党，要求党徒向他个人宣誓效忠。两者都要搞寡头政治，同多数元勋一样，孑民对此不感兴趣。他出走法国，与李石曾（煜瀛，河北高阳人，同治帝师李鸿藻第五子，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筹建故宫博物院，鼎革时出走瑞士，后定居台北）办勤工俭学会。1916年12月26日，孑民回国掌北大，褪尽了革命家桀骜的锋芒，渊穆如一泓春水。“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孟邹语）他的教育思想世有定评，甲不赘述，总之他希望把北大建成一所真正自由的学校，一所能容忍所有观点的学校。由于他本人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激进派，一位转向革命的古典学者，所以毫不足怪，原本官气十足的北大在他的主持下很快就成了怀疑派和反抗者的渊薮。他并不排斥能和八国联军对坐骂街而留小辫子倡小脚纳妾的马来归侨辜汤生（鸿铭，此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博士学位13个；第一次将《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向yiteng博文讲孔学，与列夫•托尔斯泰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局，被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也尊重曾蒙中山通令全军一致护卫而居然与几道参与向慰庭劝进的国宝大师刘左庵，但自然更加渴望能一同新兴北大的栋梁。读了旧相知汤尔和（鼐，字调鼎，杭州人，后为汉奸）推荐的几期《新青年》，孑民三顾请得来京为亚东图书馆募股的独秀出山，独秀力荐适之，孑民喜出望外。1917年1月，从未登过讲坛的独秀进入沙滩（时名汉花园）簇新的北大校舍（1916年9月始建。北大红楼现址东城区五四大街，是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任文科学长（此时尚没有分系），《新青年》编辑部也就迁到独秀的寓所。8月适之来校任教授，孑民更一意延揽人才，迄1920年鲁迅入校，北大“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成为领袖新思想、新文化的灯塔。他们的壁垒就是《新青年》。

    独秀起初虽有坚决的态度而无明朗的主张，《新青年》的最初几位撰稿人，李守常（大钊）、李德生（剑农，湖南邵阳人，历史学家，同盟会员，致力中国经济史与近代政治史）、高涵庐（一涵，安徽六安人，自费留日，入东京明治大学政法系。回国后在多家大学任教，与守常论政，“见无不合”。1925年入国民党，翌年入共产党，后于政治失去兴趣，属意教育。1950年入民盟，供职南京），包括独秀，也都是《甲寅》的旧人，以《甲寅》体的文字，发爱国伤时的《甲寅》式论调罢了，渐渐你吹我唱的在说“洪水猛兽”的话，文字可还如旧。这好处倒有的，连理学大师单不庵（丕，浙江萧山人，家学渊源，治程朱之学）也开始做了他的读者，但新学人物如季茀却觉得其中颇有谬论（张资平也曾说他“还差强人意，但都是一些启发的普通的文章，一篇文字的密圈胖点和字数比较起来还要多”），1917年向鲁迅兄弟说及，鲁迅略读了几期，虽不觉得如何谬，也并不怎么看得起他（直到明年初，《新青年》的销路都不好。编辑者四处分送，鲁迅也常常寄给岂明和季茀，左右是惠而不费）。直到适之（莫忘记他是学哲学的）来京，这一派文化战士才有井然一套完全的社会观、人生观、宇宙观以及方法论，《新青年》也就集中了锐气，向白话文学做率先的突破。适之作《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事；独秀作《文学革命论》，倡三大主义，飞檄发难。适之尚主张“平和的讨论”，独秀则大张旗鼓，“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馀地”，适之也佩服他所向无前的锐气，许为文学革命“最重要的急先锋”。瞻此马首，一时论说风行。半农作《我之文学改良观》，适之作《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玄同作《寄独秀》、《〈尝试集〉序》，傅孟真（斯年，江西永丰人，兼掌中山大学中文与历史两系，创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理北大校长。1950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猝死。时就读北大，适之爱徒与畏友，亦少年天才也。“五四”行游总指挥，后思想转变，遁入研究室。为人兴趣极博，文、史、哲、数、理、化、心理学均有涉猎，体肥性突悌，颇饶轶事。在国民参议员任上攻罢两任行政院长，震动朝野）作《文学革新申义》，到1918年4月，适之以《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充一年来理论探讨的总结。而文学实践尚属寥寥，他们自白话诗发端，适之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沈尹默（君默，浙江湖州人，两度留学日本，执教北大、女师大，日系干将。后任河北教育厅长、北大校长。抗战中为监察委员，胜利后辞职，在上海卖字为生，此人行楷秀美，据说曾受独秀的刺激）的“我和一株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实在并不动人，至于读者最众，影响最广，基础最好，适之以为文学正宗的小说领域（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统计，清末民初大约出版了600部新小说，其中九成都是1902年以后创作，载于出版界“四大名旦”上），那时还是鸳鸯蝴蝶派的天下，改革者没有多少建树（实秋说外国的影响是白话文运动的导火线。他指出美国印象主义者六戒条里，也有不用典，不用陈腐套语的说法，新式标点和诗的分段分行，也是模仿外国；而外国文学的翻译，更是明证。适之自己以为《关不住了》一首，乃是他的新诗成立的纪元，而那诗正是译作）。

说那段时间的事就是这样，不知道哪句就敏感了。幸亏版主放行，多谢

战术性标记，必须的

回复 39# 无人炮塔AGS


    你的大号什么时间可以出来啊？光标记也不鼓励楼主下，坏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