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麟将军的战友、妻子——金伯文的回忆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6/21 13:10:21
在《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4册中,李兆麟在1942年9月10日写的《张寿钱独立活动经过(履历自传)》中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我在农民生活中,曾娶过一个妻子,我参加革命运动以后,与家族完全断绝一切关系。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与韩国女同志中国共*党员金贞顺(又名金伯文)结婚,省委批准我俩婚约。金伯文现在本旅学习无线电报员,她工作积极,对党忠实,但仍保留一些封建落后观点,现在没有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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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金伯文是一个朝鲜族女性,她是为数不多从儿童团、少先队、共青团、直至参加东北亢联,经历了十四年抗击日*侵华战争的全过程而幸存下来的女战士。在她身上充分地体现里中国女性的温柔、朴实、勤奋、坚忍不拔。她一生所经历的磨难是常人不能想象的。她是战争的幸存者,2005年3月2日在全身脏器衰竭的情况下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7岁。她临终时留下这样的遗言;“我的一生,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所有牺牲的亲人、对得起我的孩子们。我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留下的只是历史。我将告诉你:我一生追随共*党不后悔:一生信仰共*主义不改变!”这段话让我吃惊!她的文化并不高,却能说出如此精辟而有哲理的话。她的一生是平凡中孕育着伟大!她的回忆录写的即生动又感人,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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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的图片是李兆麟将军与妻子金伯文和儿子立克在苏联88旅合影




                             一, 投身革命



一九一O年,朝鲜沦陷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统治和疯狂镇囗压,一些朝鲜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偷渡鸭绿江、图们江逃到中国谋生。就在这时,我父亲带着我母亲和哥哥,随祖父、祖母和三个叔叔也由朝鲜咸境北道富宁郡迁居到了中国东北的汪清县蛤蟆塘乡原大房子村落了户。蛤蟆塘的东、南、北三面是丘陵,西面是原始森林,是一个美丽而又富饶的山村。这里人烟稀少,当时只有几家汉族农户在此居住。我们一家迁到了那里后,便搭起窝棚,租了汉民的一片荒地,以开垦种植为生。后来,又在山上伐木盖了几间房,生活还能维持。一九囗一八年,我就出生在这个村,取名为金贞顺。

我父亲金善极早年已参加了朝鲜独立军。他一直从事反对日本统治的革命活动。到了东北后,他仍从事革命活动,当时的主要活动是募捐钱、衣、物等物资支援朝鲜独立军的抗囗日活动。在我三岁那年,父亲为了躲避鬼子的查抄,一个多月没回家,躲到村外一个汉族老乡家里。有一天,父亲和两个同志回家换衣服,因天色已晚就住下了。第二天清晨,雾特别大,父亲准备离家时被鬼子发现,我父亲和另外两个同志被抓住了。鬼子在我父亲身上搜出了搞募捐的账本。之后,在离我们家十几里以外的河套里用刺刀捅死了我父亲和那两个同志(其中一个是蛤蟆塘上村张德春的父亲,另一个也是上村姓朴的同志),并砍下了他们的头,血流满地。当天,几个汉族老乡送来了我父亲牺牲的消息。家中得信后,就套上一辆牛车把父亲的尸体拉回来埋了。父亲在家是长子,他这一死,祖父又气又恨,不到一个月也离开了人世。我母亲把父亲的血衣和被刺刀扎破带血的账本收藏了起来,并经常拿出父亲留下的这些遗物边哭边对我和哥哥讲述父亲牺牲的悲惨故事,让我们别忘了这深仇大恨,一定要给父亲报仇。

在父亲和祖父相继离开人世后,整个家由二叔做主,奶奶很封建,我母亲李福善带着我们在大家庭里是没有丝毫地位的,母亲终年劳动不得温饱,受尽了人们的冷落。记得我十几岁时的一个中秋节(这个节日朝鲜人是很重视的),人们都穿着新衣裳,小姑娘扎着缎带去过节。我也是一个女孩子,因此,吵着跟妈妈要一条缎带。妈妈掉着泪,那时她哪里有钱给我买缎带呀!我不懂事,不停地哭闹,揪着母亲的心。她那黄连苦水向谁诉说,只能往肚子里咽。就在这时,姑姑家的表哥俞成洛路过这里,知道这件事情后,给我买了一条横丝的缎带才算解了围。其实这条缎带值不了几个钱,可是,当时因家里穷,确实买不起。东北的冬天冰天雪地,十分寒冷,我和母亲却从没穿过囫囵的衣裳,棉衣也只是用旧棉花撕一撕絮薄薄一层,一年三季光脚,冬天有一双草鞋穿就挺知足了,那时的贫穷是现在人很难想象的!

我哥哥叫金银植,参加革命后叫金光植,比我大八、九岁。父亲活着时,就供他上了蛤蟆塘的普信小学,后来又到龙井上了大成中学。他在小学时就参加了革命活动,砸教堂,毁经书,撒专单什么都干。

 ̄我很喜欢哥哥,他很聪明,长得又出众,多读了几年书,在我们村也算得上是知书达理的人,他在村里威信是很高的,在家里也是说话算数的。当时组织上需要钱用,哥哥回家后,主持卖了家里的几间房,作为革命的经费。后来因为鬼子常来抄家,怕牵连大家,在他的建议下,把家分了。从那时起,我和母亲、哥哥从大家庭里分开单独过起了日子。

我母亲是一个久经风霜、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她懂得爱什么,恨什么。他爱哥哥,也爱所有到家里来开会或路过的革命同志。他不辞辛苦地给革命同志放哨、送信、洗衣、做饭、侦察敌情,正因为这样,我们家成了革命同志常来常往的可靠的联络点,我母亲成了同志们信赖的好母亲 一九三O年的秋天,我党准备在我们这里组织秋收暴囗动。有一天,接到了上山开会的通知。全村的人们,男的手拿着镰刀,假装着上山砍柴,女的拿着篮子,假装着上山采葡萄、蘑菇的样子,都陆续离开村子。记得当时哥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就连我嫂子崔信浩(一九三二年参加革命工作)也背着孩子去参加了会议。在会上,确定了暴囗动的时间、地点和行动方案。散会时,有经验的人都绕道返回村子:我和一群儿童团的孩子们没有经验,连唱带跳,心里有说不出的自在,因为暴囗动也有我们儿童团的任务。于是,我们顺着上山时的小道返回村子。可是谁能想到,这次开预备会的消息被村里的保安队(地主武装)知道了,据说是村里的保甲长金吉松告的密。他们埋伏在下山的小路上,等我们一到,就把我们一起抓了去。这次共抓了十八人,其中有三个男的,十五个女的。他们把我们带到了山根底下的一个朝鲜族的院子里,把我们每个人按在地上,用大棒子打了一顿,拷问开会的情况,我们谁也没说。打完之后,把我们这十几个女孩子的辫子用一根绳子串起来押到了保安队。这时天已黑了,到了保安队后,我们每天挨大捧打,其中有两个稍大点的女同志还灌了辣椒水。后来,其中一个名叫韩仁淑的少先队员,因为经受不住敌人的拷打,供出了开会的情况。到了第九天,我因发高烧,我母亲来照顾我一夜,仍不行,就找了保人放了出来。过了几天,另外几个女孩也都陆续放了出来。那三个男同志因这件事,被判了三年徒刑,才算完了这件事。我出来后躺在家里,党组织派韩永浩(我们那里地下党的负责人)来了解抓人的情况,我如实地反映了村里的情况。这样,秋收暴囗动未能进行。

冬季,我哥哥金银植和县委部分领导人回到了村里,住在我三叔家的仓库里。这是专门为他们挖的一个地窖,里面铺有稻草。他们住在那里,吃在那里,每天还在里面开会、刻钢板、印传单。他们把送文件、散传单的任务交给我和一个叫崔贤淑的女同志。当时能把这种任务交给我,对于我这年仅十几岁的小姑娘那真是无尚光荣。我很认真地每日除了把文件准时送到外,还组织儿童团把传单散到各处。到了地主家,我们避开地主家看门的大狗和打更人,把传单拴在石头上扔进地主家的院子里。记得有一次,让地主家的狗发现后追我们,我们拼命地跑,被地主家周围长着的蒺藜草把腿脚都拉得鲜血直流,就这样仍很高兴。在这段时间里,使我得以每日见到哥哥了,我很喜欢他,他沉着而又活泼,能讲许多革命道理,并教会我很多流行的革命歌曲。他还会拉一手很好的小提琴,我又敬重他,又爱他。哥哥身体不好.长期在地窖里,脸色苍白,我真心疼他。于是,每当妈妈用鸡蛋去换钱,买些盐和针线时,我就跟在后面要几个小钱,把这点钱攒起来,买点线绳子给哥哥织了一个腰围子,用以防寒。哥哥也很爱我,常常对母亲说,一定要妹妹参加革命工作,不要阻拦她。

同年十二月,汪清县游击队准备袭击村保安队。战斗前夕,我哥哥组织了一些可靠的青年人到我家做土手榴弹,并组织教唱了革命歌曲.准备胜利时唱(现在汪清有些老人逢喜庆日子里聚在一起仍用朝鲜语唱这支歌)。

受剥削的无产大众们,

奔赴那革命的前线,

农民扛起镐和锄,

工人扛着大锤子,

飞驰在灭敌的轨道上……在《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4册中,李兆麟在1942年9月10日写的《张寿钱独立活动经过(履历自传)》中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我在农民生活中,曾娶过一个妻子,我参加革命运动以后,与家族完全断绝一切关系。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与韩国女同志中国共*党员金贞顺(又名金伯文)结婚,省委批准我俩婚约。金伯文现在本旅学习无线电报员,她工作积极,对党忠实,但仍保留一些封建落后观点,现在没有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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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伯文是一个朝鲜族女性,她是为数不多从儿童团、少先队、共青团、直至参加东北亢联,经历了十四年抗击日*侵华战争的全过程而幸存下来的女战士。在她身上充分地体现里中国女性的温柔、朴实、勤奋、坚忍不拔。她一生所经历的磨难是常人不能想象的。她是战争的幸存者,2005年3月2日在全身脏器衰竭的情况下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7岁。她临终时留下这样的遗言;“我的一生,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所有牺牲的亲人、对得起我的孩子们。我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留下的只是历史。我将告诉你:我一生追随共*党不后悔:一生信仰共*主义不改变!”这段话让我吃惊!她的文化并不高,却能说出如此精辟而有哲理的话。她的一生是平凡中孕育着伟大!她的回忆录写的即生动又感人,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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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O年,朝鲜沦陷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统治和疯狂镇囗压,一些朝鲜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偷渡鸭绿江、图们江逃到中国谋生。就在这时,我父亲带着我母亲和哥哥,随祖父、祖母和三个叔叔也由朝鲜咸境北道富宁郡迁居到了中国东北的汪清县蛤蟆塘乡原大房子村落了户。蛤蟆塘的东、南、北三面是丘陵,西面是原始森林,是一个美丽而又富饶的山村。这里人烟稀少,当时只有几家汉族农户在此居住。我们一家迁到了那里后,便搭起窝棚,租了汉民的一片荒地,以开垦种植为生。后来,又在山上伐木盖了几间房,生活还能维持。一九囗一八年,我就出生在这个村,取名为金贞顺。

我父亲金善极早年已参加了朝鲜独立军。他一直从事反对日本统治的革命活动。到了东北后,他仍从事革命活动,当时的主要活动是募捐钱、衣、物等物资支援朝鲜独立军的抗囗日活动。在我三岁那年,父亲为了躲避鬼子的查抄,一个多月没回家,躲到村外一个汉族老乡家里。有一天,父亲和两个同志回家换衣服,因天色已晚就住下了。第二天清晨,雾特别大,父亲准备离家时被鬼子发现,我父亲和另外两个同志被抓住了。鬼子在我父亲身上搜出了搞募捐的账本。之后,在离我们家十几里以外的河套里用刺刀捅死了我父亲和那两个同志(其中一个是蛤蟆塘上村张德春的父亲,另一个也是上村姓朴的同志),并砍下了他们的头,血流满地。当天,几个汉族老乡送来了我父亲牺牲的消息。家中得信后,就套上一辆牛车把父亲的尸体拉回来埋了。父亲在家是长子,他这一死,祖父又气又恨,不到一个月也离开了人世。我母亲把父亲的血衣和被刺刀扎破带血的账本收藏了起来,并经常拿出父亲留下的这些遗物边哭边对我和哥哥讲述父亲牺牲的悲惨故事,让我们别忘了这深仇大恨,一定要给父亲报仇。

在父亲和祖父相继离开人世后,整个家由二叔做主,奶奶很封建,我母亲李福善带着我们在大家庭里是没有丝毫地位的,母亲终年劳动不得温饱,受尽了人们的冷落。记得我十几岁时的一个中秋节(这个节日朝鲜人是很重视的),人们都穿着新衣裳,小姑娘扎着缎带去过节。我也是一个女孩子,因此,吵着跟妈妈要一条缎带。妈妈掉着泪,那时她哪里有钱给我买缎带呀!我不懂事,不停地哭闹,揪着母亲的心。她那黄连苦水向谁诉说,只能往肚子里咽。就在这时,姑姑家的表哥俞成洛路过这里,知道这件事情后,给我买了一条横丝的缎带才算解了围。其实这条缎带值不了几个钱,可是,当时因家里穷,确实买不起。东北的冬天冰天雪地,十分寒冷,我和母亲却从没穿过囫囵的衣裳,棉衣也只是用旧棉花撕一撕絮薄薄一层,一年三季光脚,冬天有一双草鞋穿就挺知足了,那时的贫穷是现在人很难想象的!

我哥哥叫金银植,参加革命后叫金光植,比我大八、九岁。父亲活着时,就供他上了蛤蟆塘的普信小学,后来又到龙井上了大成中学。他在小学时就参加了革命活动,砸教堂,毁经书,撒专单什么都干。

 ̄我很喜欢哥哥,他很聪明,长得又出众,多读了几年书,在我们村也算得上是知书达理的人,他在村里威信是很高的,在家里也是说话算数的。当时组织上需要钱用,哥哥回家后,主持卖了家里的几间房,作为革命的经费。后来因为鬼子常来抄家,怕牵连大家,在他的建议下,把家分了。从那时起,我和母亲、哥哥从大家庭里分开单独过起了日子。

我母亲是一个久经风霜、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她懂得爱什么,恨什么。他爱哥哥,也爱所有到家里来开会或路过的革命同志。他不辞辛苦地给革命同志放哨、送信、洗衣、做饭、侦察敌情,正因为这样,我们家成了革命同志常来常往的可靠的联络点,我母亲成了同志们信赖的好母亲 一九三O年的秋天,我党准备在我们这里组织秋收暴囗动。有一天,接到了上山开会的通知。全村的人们,男的手拿着镰刀,假装着上山砍柴,女的拿着篮子,假装着上山采葡萄、蘑菇的样子,都陆续离开村子。记得当时哥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就连我嫂子崔信浩(一九三二年参加革命工作)也背着孩子去参加了会议。在会上,确定了暴囗动的时间、地点和行动方案。散会时,有经验的人都绕道返回村子:我和一群儿童团的孩子们没有经验,连唱带跳,心里有说不出的自在,因为暴囗动也有我们儿童团的任务。于是,我们顺着上山时的小道返回村子。可是谁能想到,这次开预备会的消息被村里的保安队(地主武装)知道了,据说是村里的保甲长金吉松告的密。他们埋伏在下山的小路上,等我们一到,就把我们一起抓了去。这次共抓了十八人,其中有三个男的,十五个女的。他们把我们带到了山根底下的一个朝鲜族的院子里,把我们每个人按在地上,用大棒子打了一顿,拷问开会的情况,我们谁也没说。打完之后,把我们这十几个女孩子的辫子用一根绳子串起来押到了保安队。这时天已黑了,到了保安队后,我们每天挨大捧打,其中有两个稍大点的女同志还灌了辣椒水。后来,其中一个名叫韩仁淑的少先队员,因为经受不住敌人的拷打,供出了开会的情况。到了第九天,我因发高烧,我母亲来照顾我一夜,仍不行,就找了保人放了出来。过了几天,另外几个女孩也都陆续放了出来。那三个男同志因这件事,被判了三年徒刑,才算完了这件事。我出来后躺在家里,党组织派韩永浩(我们那里地下党的负责人)来了解抓人的情况,我如实地反映了村里的情况。这样,秋收暴囗动未能进行。

冬季,我哥哥金银植和县委部分领导人回到了村里,住在我三叔家的仓库里。这是专门为他们挖的一个地窖,里面铺有稻草。他们住在那里,吃在那里,每天还在里面开会、刻钢板、印传单。他们把送文件、散传单的任务交给我和一个叫崔贤淑的女同志。当时能把这种任务交给我,对于我这年仅十几岁的小姑娘那真是无尚光荣。我很认真地每日除了把文件准时送到外,还组织儿童团把传单散到各处。到了地主家,我们避开地主家看门的大狗和打更人,把传单拴在石头上扔进地主家的院子里。记得有一次,让地主家的狗发现后追我们,我们拼命地跑,被地主家周围长着的蒺藜草把腿脚都拉得鲜血直流,就这样仍很高兴。在这段时间里,使我得以每日见到哥哥了,我很喜欢他,他沉着而又活泼,能讲许多革命道理,并教会我很多流行的革命歌曲。他还会拉一手很好的小提琴,我又敬重他,又爱他。哥哥身体不好.长期在地窖里,脸色苍白,我真心疼他。于是,每当妈妈用鸡蛋去换钱,买些盐和针线时,我就跟在后面要几个小钱,把这点钱攒起来,买点线绳子给哥哥织了一个腰围子,用以防寒。哥哥也很爱我,常常对母亲说,一定要妹妹参加革命工作,不要阻拦她。

同年十二月,汪清县游击队准备袭击村保安队。战斗前夕,我哥哥组织了一些可靠的青年人到我家做土手榴弹,并组织教唱了革命歌曲.准备胜利时唱(现在汪清有些老人逢喜庆日子里聚在一起仍用朝鲜语唱这支歌)。

受剥削的无产大众们,

奔赴那革命的前线,

农民扛起镐和锄,

工人扛着大锤子,

飞驰在灭敌的轨道上……
一天深夜,从山上下来三十几名游击队员和衬里的人一起袭击了保安队。由于敌强我弱,敌守我打,打了几个小时未能攻下来。在天亮前,游击队被迫撤离了村子。住在我家的县委同志也随游击队撤走了。

他们撤走后,百草沟日本领事馆的马队经常来村里搜捕。有一天,日本鬼子到了我们家,要抓我哥哥。他们让我母亲交出哥哥.我母亲说不知道。为此,日本鬼子就毒打我母亲,顿时打得她鼻孔流血,母亲倒在地上,我扑向母亲抱着她哭。母亲让我快跑,暗示我救人要紧。我会意地拔腿就跑,一口气跑了一里多路,到了耶稣教堂村(现在后河村)的河南边的一个叫黄斌的家里。这时正值中午,黄斌同志在吃饭,我说:“快跑,日本人搜捕来了”。说完扭头又跑向河北村和上村,分别将这个消息通知给了党员高日和张得春。通知完了后,我躲在临近老乡家里。等日本鬼子的马队到时,这三个同志都已经安全转移。事后,同志们见面就夸我说:“敌人的马队没跑过你这十几岁的小姑娘。”这件事传到哥哥的耳朵里,哥哥很高兴,他为有这样一个革命的好妈妈和一个争气的小妹妹自豪。从此,我和母亲就更为同志们所信赖。记得有一次,一个同志住到我家,闲时教我们唱了一首革命歌曲。当时我们年纪小,不懂事,一听说学革命歌曲,劲头就来了,一会儿就学会了。然而母亲听了却在一旁流泪,可我们怎能懂得母亲的苦心呢?

就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一个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直与我们共同战斗的已任中共汪清县委第二任书记金相和同志被捕遇害。

我是通过我哥哥与金相和相识的。金相和,又名金在凤,朝鲜族,一九00年二月生于延吉县(今龙井市)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0岁入小学读书,后因交不起学费被赶出校门。金相和生长在穷苦家庭里,又为长子,贫困的生活使他从小就懂得关心和帮助别人。

一九二四年,金相和迁居蛤蟆塘。在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他的思想觉悟也很快得到提高。一九二七年,他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不久,他加入了朝鲜共产党。一九二八年,金相和同其他几位革命者一起,在蛤蟆塘组织了“互助同盟”、“青年会”、“少年团”等群众团体,并以办夜校等各种名义召集群众,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意义。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使金相和经受住了锻炼和考验,政治上也更加成熟。

一九三O年七月,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原则,中共延和中心县委组织部长马骏同志到了蛤蟆塘,宣布朝共党各派解体,金相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遵照中共延和中心县委的指示,在南蛤蟆塘和北蛤蟆塘积极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支部工作。九月,正式成立了中共蛤蟆塘区委,金相和任区委书记。十月,中共汪清县委建立后.原属延和中心县委的蛤蟆塘区委归属汪清县委。在此其间,金相和领导农民赤卫队和县委书记金勋领导的游击队密切配合,铲除了汉奸金艺松、杀死了保卫团的翻译金东吾、惩治了反动的耶稣教主教,为贫苦入民除了害。

南哈蟆塘有个大地主,名叫潘光友,人称“潘老四”,是个大汉奸。平时在村里横行霸道,欺压百姓。一天,金相和、金勋率领赤卫队和游击队,悄悄地来到了南蛤蟆塘,在潘光友家附近埋伏好。他们和潘家的长工里应外合,先解除了哨兵,然后冲进院子打死了潘光友,使这里的人民得以扬眉吐气。他们还夜袭了保卫团,狠狠地打击了亲日势力。

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敌人惊恐不安,他们妄图扑灭革命的烈火,大肆捕杀革命者。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县委书记金勋同志不幸被铺,刚建立不久的县委遭到破坏。在这关键时刻,金相和继任了中共汪清县委书记的职务。

金相和任县委书记后,革命形势更加不利.汪清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东北至驻敦化第七团团长王树堂同以南大官、权守正为首的反动武装勾结在一起,窜扰延边各地.并在汪清进行野蛮的“讨伐”。金相和等同志不得不转移到山里,更加秘密地进行活动。

二月一日这天晚上,金相和为了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秘密下山,他先到永安屯的妹妹金玉顺家,在她家的仓房里吃了饭,然后,趁着夜幕.向大房子村走去。

二月二日凌晨,600多名讨伐队突然包围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当时,金相和正在大房子四户洞的金德范家和中共北蛤蟆塘支部书记韩永浩研究如何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问题,当他们发现敌人时,已来不及转移,便隐蔽在天棚上,不幸被敌人逮捕。

敌人把大房子村全部搜查完,就把全村的老百姓赶到保卫团的院子里。然后,先释放出耶稣教和天主教徒,后又放出妇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壮年押到地主具大有家,一个一个地进行审讯。第一个被审的就是金相和。

敌人问: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沉默。

“经常和你在一起的还有谁?”    ∶

沉默。

敌人提高了声音问:

“赤卫队在什么地方?”

仍然是沉默。

敌人发怒了,气急败坏地吼叫起来:

“说!还有谁是共产党?”

金相和轻蔑地注视着敌人。     ^

敌人气急了,用铁环套住金相和的两个拇指,把他吊起来毒打。顿时,金相和遍体鳞伤,两个母指被铁环勒得露出了骨头,鲜血直流,但他还是一声不吭。当敌人审讯北蛤蟆塘支部书记韩永浩时,韩永浩经受不住重刑拷问,说出了文件扣在碗里和五支手枪藏在牛槽子底下,还说出了有十二支枪交给了金相和。

这使敌人更加凶狠地折磨金相和,追问十二支枪的下落。灌辣椒水,用竹签钉手指甲,他们用尽了刑罚,金相和被折磨得多次昏迷,但他仍然是一声不吭。

夜里,金相和从昏迷中醒来,他担心韩永浩明天经受不住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会暴露出党组织。于是,提出和韩永浩一起自杀。为了使党组织任何秘密不再泄露出去,韩永浩同意了金相和的决定,他接过金相和递给他的刮脸刀片,朝自己脖子割去……随后金相和也用同样的方法割开了自己的脖子。

当讨伐队的头目权守正听到消息赶来查看时.韩永浩已经停止了呼吸,金相和也已经说不出话来,他用手势让敌人拿来笔墨,他在纸上写道:“我和韩永浩是共产党员,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百姓,你们应该释放他们。革命终将成功!”

敌人绝望了,他们决定枪杀金相和:三月五日,敌人把金相和拉到四方山下。下车后,金相和推开上前扶他的敌人,艰难地迈着步子,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       ∶

那年,金相和同志仅31岁。

金相和牺牲后,残忍的敌人为了威胁群众,用铡刀铡下金相和和韩永浩的头,装在麻袋里背着,在村中转一圈后又挂在村中的榆树上。但是,这里的群众并没有被敌人所吓倒,他们含着眼泪为金相和举行了追悼会,并传唱着歌颂金相和的《十进歌》:

……

唱五进,五湖四海齐欢唱,齐欢唱呀,汪清县委书记,金相和、金相和。

唱六进,六月乘二十二月,十二月呀,烈士的鲜血,流成河、流成河。

唱七进,七嘴八舌在议论,在议论呀,死保秘密的,金相和、金相和。

县委书记金相和的英勇就义。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更加坚定了为革命献身的坚强信念。

一九三一年夏天,地下党给我一个任务。让我了解清楚我们村里的保甲长金吉松每日睡觉的时间和位置,准备惩治这个作恶多端的伪保长。于是,我利用和他的女儿(年岁跟我相仿)一块玩得机会,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向地下党组织做了汇报。不久的一天夜晚,地下党派了一个外村的同志摸到了保甲长睡觉的门边,用枪干掉了他的狗命。等保甲长得老婆吓醒了喊救命时,地下党的那个同志早已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同年秋天,我们儿童团有接受了了解保卫队朝鲜翻译活动情况的任务。他的老婆住在保卫队外边的村子里,每日三餐起居在家,其他时间在在保卫队。我们把他每日活动的时间弄清后,向地下党组织做了汇报。有一天中午,正值这个朝鲜族翻译回家吃饭时,地下党派了一个同志,摸进来,神不知鬼不觉地用枪干掉了这个作恶多端的坏蛋后,向南山跑了,当保卫队听到枪声追到上边时,那个同志已进山了。

这两件事都是我们儿童团配合地下党干的,为当地老百姓除掉了两个大害。

一九三一年秋天,我党为了争取一切抗日力量,就把我哥哥和其他几个同志派到了抗日救国军内工作,据说是当连长。有一天,哥哥随同抗日救国军住到了上村,妇女会组织洗衣队为战士洗衣裳,还组织妇女将绣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革命口号字样的手绢送给战士们,儿童团则组织唱歌等活动,慰劳自己的队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我的家乡正处在中国的大门口。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极为野蛮凶残,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不得不转入地下。这时,我们村的地下党的负责人崔胜烨也叛变了,敌人经常来我们村,不是抓人,就是抄家,弄得鸡犬不得安宁。

斗争越来越残酷,环境越来越恶劣。为了我的安全,母亲趁天黑把我送到离我们村五里以外的一个朝鲜族金大爷家。有一天晚上,我跟母亲睡在金大爷家坑上,突然靖安军又来搜查,问金大爷炕上躺的是谁?金大爷说:“这是亲戚带孩子来串门的”。我装着依偎在母亲怀里.才算混了过去。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离开了母亲和金大爷,走了五十里路到西崴子,找到了县委。这时我已是共青团员了。县委把我派到簸箕沟做儿童团工作。半年后,又转到了牡丹池做儿童团工作。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我到西崴子开完会和一个女同志搭伴返回牡丹池路经东崴子时,碰到了崔岭和张振宁同志。当提到了我哥哥时,我感到他们的神色不对头,后来我再三追问,那个女同志才告诉我哥哥牺牲的消息。说救国军的头目因受日本领事馆派进军内特务的挑唆,污蔑我哥哥等五位党派进救国军的同志,利用十一月七日召开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搞宣传活动是阴谋:为此,将这五位同志抓起来,在十一月九日。把这五位同志捆在深山顶上的大树上,枪杀了。这个消息是从这五个人之中一个叫金河日的口中得知的。当时,射向他的一枪打在了他胳臂的捆绳上,绳断人也就顺势滚下山坡。他爬了出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组织,但他本人双手双脚都冻坏了。我实在按捺不住,两泪纵横,没听同志们的劝阻,独自边走边哭走了五十多里路,天黑时到了自家的后院。当时,没敢马上进屋,扒在窗上听动静,只听屋里人挺多,他们已得知哥哥牺牲的消息,我祖母和我母亲都在哭。等人们走后,我才进屋,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返回牡丹池。事后在当地还流传了我哥哥等四位同志牺牲的追悼歌。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日,我嫂子崔信浩将我哥哥的尸体找到,并由母亲和叔叔给运回家,与我父亲、祖父葬在一起。

二、离家从戎
我在牡丹池做儿童团工作时,牡丹池的党组织还处的半公开的状态,农会、妇女会、儿童团仍是公开的。我当时任务主要是组织儿童团散传单、贴标语、送信、站岗、教唱革命歌曲,还定期进行必要的训练。开始我由组织安排住在一个老乡家里,我把这家女主人叫“姑姑”。到后来,因环境恶化,我们也不能住在屋里了,晚上住进高粱地和玉米地里,白天帮助老乡秋收。有一天,我正在帮老乡收割谷子,碰上了自卫队,他们由西崴子和东崴子已经抓了六、七个人。又到牡丹池来抓人。当时,我因无准备就和一个做妇女工作的金东姬一块儿被捕了。自卫队押着我们到了牡丹峰又抓子几个人。这次共抓了十六名同志,其中有四、五名女同志。敌人这次是有目的的抓人,据说是县里的一个叫崔浩的人叛变造成的。这帮自卫队,押着我们路经万里沟的一个朝鲜族老俩口家里休息了片刻(这是我们的一个地下交通站),就又把我们押到了双河镇。到了双河镇,把我和金东姬关在自卫队家属的房子里。在关押期间,先是来了一个日本翻译向我们求婚,说和他结婚可以享尽荣华富贵。我们回绝了他之后,他又翻脸骂我们,威胁说要送我们到日本领事馆去问罪判刑。几天后,敌人把这次同抓的一个原在三区妇委工作的名叫金正淑(金正淑实叫金贞淑)的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带到我们面前,说地已说了真话,得到了他们的优待(看来金正淑已经叛变了)。见此情景,不仅没有使我们动摇,只能增加我们对敌人的仇,对叛徒的恨。我们仍然不张口。有一天早上,自卫队长李万书进来说:“今天要出差到蛤蟆塘,带你们一块儿去,跟老人们见个面”。这个人我认识,他当时因自己村里没有小学,就住在我二叔家,在我们村里学校上学,跟我哥哥是同学。因此,我们就半信半疑地跟着他走了出来。出自卫队大门时,正巧看见了母亲,只见她手里抱着自己亲手织的白麻布。因为得知我被捕消息后,又不知我的死活,这次她来,本意是来为我收尸的。她的丈夫和心爱的儿子相继被敌人杀害,就剩下我这么唯一的女儿了。苦难的折磨使这位老人对这些凶狠的敌人,已不存在任何幻想了。因此,一见到我,她惊喜万分。她凑近我,跟我们一块儿往蛤蟆塘走。边走我边悄悄地对母亲说,此次李万书带自卫队去蛤蟆塘,让二叔和当时村上的保甲长李千福(他儿子李英春也是被敌人杀害的)出面请他们喝酒,灌醉后想办法帮我们逃出去。到了蛤蟆塘的第一天,我们住到蛤蟆塘自卫队里。第二天,叔叔和保甲长果然请自卫队长吃饭。于是,自卫队长带着我们两个人到了我家。当天快黑时,他们已喝得酩酊大醉,自卫队长准备要走,李千福对自卫队长说:“就留这两个孩子在家住一夜吧”。自卫队长醉熏熏地答应了。之后,李千福陪他回到了自卫队。夜里,母亲用棉被挡住窗户,一针一线地给我赶制棉衣,又给我做米面饼。因为第二天。就是阴历八月十三了,正是我的生日。清晨,天还没亮,我和金东姬就爬起来,每人拿个小篮子作伪装,妈妈送我们到村边,真是难舍难分。然而,日寇和汉奸已逼得我这十几岁的小姑娘走投无路。杀了我父亲,害死了我哥哥,这阶级仇、民族恨,我怎能不报。豺狼当道,国破家亡,我还留恋什么?我告别了可怜的母亲,头也没回,身上只带了一盒火柴就毅然上路了。

我们俩一口气跑了三十多里山路,到了万里沟山顶上。这时正值中午,我们俩不敢下山,只蹲在山上看动静。到太阳快下山时,我们才下山,来到了我们被抓时曾路过的万里沟交通站。进了院子,只见老大娘一个人正在簸东西,她打量着我们俩,问我们从哪儿来的。我们先是说从山那边采葡萄过来的,我们向她打听这里最近的情况怎样?她说前些时抓了不少人路过这去双河镇。这时,我们才说出我俩就是那次被抓后,现在逃出来的。老大娘听我们这么—说,顿时紧张起来,赶紧把我们藏到山上去。到了晚上,老大娘喊我们下山吃饭。这时,交通站的那个老大爷也回来了,他连夜把我们俩送到了牡丹峰,交给了崔岭同志。崔岭同志是三区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我与他在一九三一年左右就认识。他当时在三区负责农会方面的工作,经常和哥哥他们出入在蛤蟆塘地区活动,也常因工作在我家落脚,因此说还是比较熟悉的。

  当时牡丹峰的党组织已转入地下,我们在那里逗留了几天,崔岭同志处理完了一些事情后,就带我们到大荒崴去了。大荒崴位于蛤蟆塘以西的一个深山里,山沟里人烟稀少,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户人家,其中有户姓白的朝鲜族人家是我们的联络站。由于这里地处深山老林,敌人还没到这里。因此,常有些地下党组织遭敌人破坏,一时无法隐蔽的同志到这里暂住。我们到这里以后,正赶上秋收,每天就帮助老乡们掰玉米棒子、割黄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极为疯狂,为了扑灭我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切断革命武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除了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外,又采取了并屯制,对老百姓严加控制,切断我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进而消灭共产党、扑灭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达到彻底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所以,我们到大荒崴没几天,日本鬼子的讨伐队就进了山。他们烧了老百姓的房子.把几户汉族人家都赶下了山,姓白的朝鲜族老乡,也跟我们一块儿上山隐蔽起来了。
我的顶下,当年在老房子里就能看见兆麟公园纪念碑,小时候也没少去玩,怀念已经被拆的1904年的德合洋行,我的祖宅。。。。。。
一九三三年底,二军军长王德泰和一些党的负责同志到了我们这里,决定在这里建立大荒崴游击特区。当时,不愿当亡国奴的一些老百姓也转移到这里。

一九三四年春,崔贤同志曾带游击队到大荒崴看了这里的情况,并同意在这里成立游击特区。组织上决定由我和几个同志随崔贤同志一块儿去大荒葳游击区做动员组织工作。东满(延边)各游击区曾多次遭到鬼子“三光”政策的烧杀抢掠,人民吃了不少的苦,这一决定得到东满游击区广大人民拥护。因此,我们仅用半个月时间,顺利地组织原东满游击区老老少少几百口人,到了大荒崴。

   到大荒崴后,我们组织老百姓白手起家,重建家园,盖起了不少房子,并成立了区党委、区团委和人民政府。四个屯子下设区分支行政机构,约有三、四百人。我们在这里建立了学校,人民的正常生活很快恢复了。抗联二军还派一个团驻守在这里,担负保卫游击区的任务。那个团在大荒崴建起了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印刷厂等。当时,我在区团委工作,负责生产自救,组织青年运输队,随部队打仗运粮、运布匹等。

有一次,部队攻打东宁城,当时,我们也随部队行动了。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部队摸进了东宁,战斗打得很顺利,天亮前就拿下了东宁,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及粮食布匹等。我们运输队很快协同部队将战利品运回游击区。又过了些时候,部队又准备攻打哈蟆塘。因为我是当地的人,就派我和区团委的金泰日同志一块儿先到蛤蟆塘侦察敌情。我们先后去了两次。第一次,我们先摸到了上村张得春家,张得春也参加了工作队,不在家,家中只有他母亲。我对他母亲说我想看一看我母亲,又不敢直接去,让她转告我母亲,我们在村外河套子里等她,让她第二天想办法和我见一面。当晚我们没敢住在村里,就摸到河套子附近藏了起来。那天夜里下了大雨,我们冒雨一直等到天亮。母亲果真跟我哑吧叔叔套着车,装着去种地的样子来了。我对母亲说了需要了解的情况,让她尽快地了解,过几天我再来。于是,我俩返回了游击区。几天后,我们又第二次下山,仍通过张得春的母亲,又见到了我母亲。母亲将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我们后,我们就返回了游击区,把侦察到的情况向组织上做了汇报。等部队行动的那天,是我带的路,到了蛤蟆塘后,大部队主要攻打日本人的集团部落。当时我的任务是领几个人抓汉奸。这场战斗,虽说没有攻克集团部落,但是粮食、布匹等弄到了不少,运回了游击区。在这次战斗中,我们部队牺牲了一个政委,当时就地埋葬后,部队就撤回了游击区。

在这之后,我生了一场大病,每日咳喘不止,肚子也浮肿了,当时病得挺重,已经卧床不起了。因为游击区医疗条件很差,只得用当地朝鲜族老乡常用的土办法,顺着我前身正中,由喉咙往下,一直到肚脐,用针加上艾草烧了十六处,皮肉都烧烂了,就这样,病才逐渐地好转。当时,大荒崴游击区虽说成立了,但是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骚扰。敌人讨伐队来了,毁了我们种的庄稼,我们就组织群众再种,烧毁了我们的住房,待敌人走后,我们就再搭,因为我们心中始终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

    一九三四年的秋天,鬼子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有一天,我们得到了情报,敌人将进山扫荡,就先组织群众上了山。当时我正在生病,拄着棍子也随着上了山。等敌人到村子时扑了空,他们把我们的房子全烧了就走了。天黑了,我们又同群众一起下了山,就地临时把房子搭了起来,暂时住下。这天晚上,天气很冷,还下着雪。我住在离二屯一里路的区团委驻地,有一个军属老大娘带着小姑娘,因无力搭房,没处住也和我们住在一块儿。后半夜正值夜深人静,人们因一天的奔波、惊吓和劳累都睡得很沉。突然老大娘把我们推醒,由于过度紧张只是喊,说不出话来。等出门看时,二屯方向传来了杀人的惨叫声,我们知道不好了,就往山上跑。等我们跑出团区委没一会儿,敌人的枪声响了,敌人打了一阵枪,在一屯、三屯没找到人也就撤走了。

   天亮了,区党委组织部分年轻力壮的人协同部队下山到二屯。当时那种情景,真是惨不忍睹。东北的深秋,下了点雪,死人冻得都膀了起来,我原住的那家有个三十来岁的女同志,孩子正在她怀里吃着奶时,就被日本鬼子用刺刀一块儿捅死了。此情此景更增添了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在区委的组织下,群众举行了简单的悼念仪式后,挖了几个大坑,把惨死的老乡埋了。经部队在周围搜寻,发现了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她是二屯的唯一幸存者,她被鬼子用刺刀扎了九处,但因没扎到要害处,在鬼子离去时爬出了村子。不久,敌人再次扫荡了三屯,又杀了些人。从此,群众不敢住在屯子里,上了山。这时已进入了冬季,由于敌人采取了扫荡、讨伐、并屯等办法,断绝了我们与外界的联系,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无法弄到。这百十口子人光靠扒树皮、拣葡萄叶、挖草根维持已不是长久之计。为了游击区剩余群众的生存,组织上决定将这部分人分散到敦化和松里沟落户,剩余部分仍留在大荒崴深山沟里。当时,我是由组织上决定随部分群众一起转移到敦化县深山里去了,部队也转移走了。这样一来,游击区特区也就名存实亡了。

   决定去敦化县深山的原因是那里有鬼子的伐木点,有工棚和不少的伐木工人,工人们对革命是支持的。我们就靠他们弄点粮食,再在山里拣些葡萄叶和扒树皮等维生。

到一九三五年的春天,雪刚化,由崔贤同志带领的游击队到了我们这里。他们联合山林队(即当时的地方武装土匪)准备在哈尔巴岭到南沟的铁路线上的新系线上(现在改叫长图线),打劫敌人的火车,我们也配合部队做运输工作。他们先是拆了铁轨上的锣钉.留下-个先不拆,等开道的小火车一过就将剩下的一个锣钉取了,主体火车到时就翻了轨。这次劫车,除了弄到一些布匹、衣物、大烟外,还抓了二十一个日本鬼子,其中还有一个日本女人。事后,游击队给群众分了战利品后,带着这二十一个俘虏撤到了深山里一个种大烟的小屋里去了。有一天,由于山林队的人觉悟不高,看守松懈,那个日本女人把捆绳解开了。并乘夜深看守不防时,把这二十一个日本鬼子都松了绑,他们杀死了全部守卫后逃跑了。其中有一个鬼子在逃跑的途中碰上游击队被打死了,其余都跑掉了。这一事件后,日本鬼子为了报复,每日派飞机轰炸我们这里。鬼子的讨伐队也进山杀死很多伐木工人,把工棚也烧了,这样也断了我们的粮食来源。这时,上级组织派来了一个叫文伯的同志正式宣布解散游击区,让群众自找出路。老百姓那里肯去,死也不下山。当时我们六、七个女同志凑在一起商量要去找部队,其中还有一个年龄稍大有孩子的女同志,背着孩子也同我们一块儿走了。

   我们几个女同志在深山里一连走了几天才到了大荒崴附近的一个交通站。在那里又等了几天,才等到了路过这里的交通员,他带我们往腰营沟方向走。在路经蛤蟆塘附近的深山时,碰到了一位住在我家附近的姓施的朝鲜族老大爷。他在深山里搭着棚子狩猎。他对我说,自那次攻打蛤蟆塘后,我母亲给部队送信的事情被鬼子知道了,他们把我母亲抓了去,用尽了严刑拷打。灌凉水不行,又灌辣椒水,逼着她说出游击队活动的情况,但母亲什么都没说。鬼子无奈,关了几个月后,就又把她放了。老人几经折腾,耳朵也打聋了,身体也垮了。由于听不到同志们的消息,鬼子又不让她安宁,在村里实在住不下去,她就搬到朝鲜的姥姥家去了。听到这些,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受。鬼子把我家弄得家破人亡,把我这唯一的亲人,久经风霜的母亲赶得无家可归,死活还不知道。这时,正值端午节,一路上,远远地看着那山村,我多想进去看一看,多想穿上漂亮的衣裙和姑娘们一块儿打秋千,尽情欢乐。然而,这一切在当时只能是梦想。日本鬼子汉奸蹂躏着祖国大好河山,残杀着我的父兄同胞,使我家破人亡,有家难归,此仇不报我怎肯罢休。为了革命,我擦干了眼泪,又随交通员上了路。走了几天,我们到了腰营沟游击区的一个团部。可是不巧,团部刚刚遭到敌人的破坏,烟火还没灭,见此情景,知道部队离这不会太远。于是我们又赶紧继续上路去找部队,在深山里走了多日,终于在一九三五年五月的一天,找到了抗联二军,从此我正式参加了抗联部队。

   我参加部队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疯狂镇压抗日救国运动。我们这个地区的地下党和游击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不愿做亡国奴,铁心抗日的人们都四处投奔了抗日队伍。我到了二军军团部的时候,有很多象我这样的姑娘和抗日家属都到了这里,其中结过婚的女同志都陆续转移到了爱人活动的地区和部队里去了。我也在这里等待着分配。

   由于长时间的奔波,弄得我们几个人筋疲力尽。一天早上,我睡得正香,突然听到有人叫我.我睁眼一看,是个男同志,他说的是汉语,我听不大懂.只知是叫我的名字。后来他又说:“你认识我吗?”我摇头,接着他用不流利的朝鲜语说:我就是六年前把老父亲送到你们家后逃跑参加革命的表哥李光林。“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大悟地笑了起来,话也多了。听他说,他现在在五军(当时他已是二师政治部主任)工作,到这里来执行任务。他说现在五军特别需要女同志,让我去五军,我同意了。经过和二军交涉,几天以后,李光林同志就带我跟部队一起到了宁安。

    宁安地区当时敌我冲突还不算太紧张,我在随李光林部队活动时,还时常可以住在老百姓家里。一次,部队到了二道沟,在一个老乡院子里,我第一次看到了金日成同志。他是因东满部队遭敌人破坏后,准备经宁安到长白山一带去活动的。金日成的部队走后,韩玉峰也随部队来了。她是我同村的小伙伴,我们一块儿在村里的蛤蟆塘普信小学读了三年书,又一块儿从事儿童团工作,经常一起散发传单、贴标语,晚上回来又一起钻进妈妈的被窝里睡觉,真称得上是风雨同舟的姐妹。我在一九三二年入团时,我的入团介绍人一个是黄成龙,另一个就是韩玉峰。自三二年分开后,在此时此刻又能重逢,真是使我喜出望外。我们在一起住了两天,忆过去,看现在,撞憬未来,真有说不尽的知心话。第三天清晨,部队就要出发了,我们两个患难的小姐妹,真是难舍又难分,这次分手不知何时还能再相见。临别时,韩玉峰把离家时她母亲送给她的一只银戒指摘下来送给了我,我们又各自把自己辫子上的头发剪下来。送给对方留作纪念,这次我们一别就再没见过面。

   后来,我又继续随李光林部队在这一带活动。一天,在二道沟附近活动时,巧遇了五军军部周保中同志的警卫部队。李光林同志向他们说明情况后,就把我交给了他们。九月份的一天晚上,部队在一个山村住下。这个村子的后面是座山,村前不远是一条小河。到了后半夜,轮到我站岗,深夜天气比较冷,凌晨下岗后,我急急忙忙地跑回住宿的老乡家,刚钻进暖热的被窝,就听到枪声响了。对于战士枪响就是信号,敌人来了。当时我们立刻爬了起来,带好东西准备突围。敌人是从后山上下来的,还没等我们走出老乡家,院子里已经是子弹横飞,密密麻麻的象雨点一样,火光四射,打得院子里的石头直冒烟。我们都是战士,怎能躲在屋里等死,于是,我们乘着天还没大亮,都一个个爬出了院子,到了村前面的河套子里又和敌人打了一阵后,就边打边撤,撤到了一座山上,战斗持续了整整半天。部队在山上休整查点人数,又整装准备出发,这时才发现一个叫崔正淑的女同志的腿受了伤,痛得站也站不起来。于是,部队派人到附近山林找了一匹马,让她坐了上去,又让我和其他几个同志跟崔正淑同志一块儿到牡丹江边的深山密林里建立后方去了。

我们到那里不久,部队又陆续往这里派来了十几名女同志,从那时起我们成立了一个班,班长是一个姓李的汉族女同志,副班长就是那次负伤的崔正淑同志。不久军部又弄来了一台缝纫机,这样,我们又担负起了制作军衣的任务。天气冷了,我们便自己伐木盖起了简易的棚子,一个后方就算建立起来了。        ^

十二月份,周保中同志(当时五军军长)带副官王效明和部队到了我们这里。这样,我们的任务又加重了,做饭、洗衣服等后勤杂务工作,也全由我们包了下来。有一天,周保中同志派人来通知我到他那去一趟,我当时以为又要分配我什么新任务呢?因此,高高兴兴地到了周保中同志那里,哪知道他很严肃、沉痛地告诉我说我表哥李光林同志,在一次带部队活动时,被敌人包围,打了一天一夜,后遭敌人杀害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真使我愕然,一个活生生的表哥送我到五军来刚几天,又让敌人给杀害了,顿时我泪流满面,这笔笔血债何时才能报!
一九三六年春节到了,周保中同志和我们后方的同志们一块儿过的年,大家一块儿吃饺子、喝酒,一块儿联欢,真热闹。多年来的压抑、艰难困苦,顿时一扫而光,当时,真有说不出的痛快。春节一过,周保中同志把我送到了五军四团,让我随四团参加远征。当时,我被编入四团二连二排,排长的是金光霞同志。崔岭同志当时是我所在二连的指导员。周保中同志作了远征前的动员,他说:“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开辟新的根据地,牵制和消耗日本鬼子的实力,组织上决定由四团来完成这次远征任务”。当时,群情激奋,斗志昂扬。就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进行了远征前的准备工作。记得当时每个人都各有衣物、盆子、斧子、锯、松树明子、火柴,还有一小口袋盐和粮食等,加上枪支,每个人负重就是几十斤。这一切都准备就续后,部队就出发了。

春节后的雪下得很大,在没有人烟的深山老林里行军,雪齐过了腰,走起来那是很艰难的。为了加快行军速度,部队每天都找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战士,轮流在队伍的前面趟雪开道,其他的同志跟在后面。白天行军不能拢火怕敌人发现,所以同志们只能用一口炒面一口雪来充饥。到了晚上,在雪地里宿营,同志们用盆子把一米多深的雪推到一旁,然后把锯下来的树段搭起来,用干树枝把火拢着。这时,同志们都围在熊熊的篝火旁,女同志开始用盆子化雪下米做稀饭。当时吃饭是定量的,就这样,吃到最后也只能喝米汤充饥了。吃完了饭,同志们有的唱着歌,有的讲着故事。当时虽说生活艰苦,但精神却是很振奋的。这真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啊!经过一天的行军,同志们脚上都打起了泡,就用雪化水洗脚,然后用针穿上线挑泡,用火烘干了鞋,用包脚布和乌拉草包脚再穿上,迎接明日的行军。在密林里行军时,一天下来,衣服都被树技刮破了,同志们就迎着篝火照亮,互相缝补军衣,没有线,就从每个人发的一块帆布上抽布丝当线用。长年在深山里行军,每个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有的人实在咬得受不了时,就把棉衣脱下来往火上一抖,只听噼噼啪啪虱子落到火里烧死的声音;有的就把内衣脱了用开水烫。因当时每人都是这样,也就不足为奇了。女同志困难就更多了,每当赶上来月经,那可遭罪了。根本没有卫生纸和脱脂棉,只能用破布垫。走一路,大腿两侧都磨破了。白天不能换布只能等到晚上换下来,洗净烤干后再用。等到这些事情都处理完以后,同志们就围在篝火边,铺上树技躺下,那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就这样,我们走了两个多月,才从宁安路经密山到达勃利。此时天气转暖了,粮食也吃尽了,衣服也破得无法再穿了。就在这时,部队领导通过地方党组织和当地的伐木工人,弄到了粮食和大批的白布,还弄来了一台手摇缝纫机,于是,部队决定就在勃利的深山密林里,一边就地休整,一边赶制单军衣。当时部队在四面放了岗哨,发动战士剥黄菠萝树和柞树皮,用水煮后,把成匹的白布染成黄色,然后都栽成军服发给每个战士,分头保存。当遇到敌人的突然袭击,随时都可以转移,而使部队的粮食、布匹不受损失。我们用这唯一的一台缝纫机不停地转,同志们缝的缝,钉扣的钉扣,军装很快地全部做好了,使同志们换下了远征时穿的破烂不堪的棉装。在这期间,部队只碰上敌人的一次袭击,出击迎战后就转移了,部队没有什么损失。我在这个期间由于经受党的多年考验,远征中又能吃苦耐劳,经当时的连指导员崔岭同志和党小组长肖班长(汉族同志)介绍,由青年团员直接转为正式党员。不久,部队又继续远征了。

在离开勃利往伊兰开拔时,部队在路上遇到鬼子的讨伐队。当时,已经换了单装的朝鲜族女同志都穿着黄色军裙,还都扎着一条长辫子。鬼子发现部队里有不少女的,就喊,谁抓住就是谁的。这下可惹出了麻烦,这群如禽兽般鬼子拼命地追了过来。部队边打边走,鬼子还是纠缠不放,最后好不容易才把这帮鬼子甩掉。事后,团部下命令,女同志一律把辫子剪掉,不许再穿裙子。当时,我们这些朝鲜族姑娘都哭了,祖祖辈辈的风俗习惯,这回为了革命也只好听从命令,剪掉辫子,脱掉裙子穿裤子。这虽说是一段小小的插曲,但回想起来也是挺有趣的。

天变暖后,鬼子常出来活动。为了避开鬼子,部队每天改为夜间行军,白天便到山村老乡家住下,战士们穿着便衣站岗。有一天,走到伊兰刁翎地区的一个村庄时,天已经亮了,迫不得以,在这个村庄住下。老百姓给我们煮的包米揸子还没熟,岗哨就来报告,敌人的骑兵上来了,部队马上决定撤出村子。这个村子的地形很不好,村后面是一个光秃秃的山,根本无法隐蔽。为了占领制高点,部队就迅速上山,到了山上一看,密密麻麻的敌人已经从三面包围了我们,只有一面没有发现敌人,而且下面还有不少的树和荒草。于是,部队决定从这一面突围。当部队撤到山洼里时,敌人的机枪响了,子弹像雨点似的落下来,原来敌人早已埋伏在这一片草丛树林里。同志们边打边撤,一会儿部队就被敌人打散了。当时,我们三个女同志,带着一个由宁安游击区带来的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脱离了大部队,一时无法突围,就趴在草棵里,一动也不动地挺着,等到天黑再想办法。我们趴在那里,看见敌人的马队走来走去,看见敌人在村里烧杀抢掠。直到黄昏时,敌人才算全离去。那天正是阴历六月十四日,到了夜晚,月亮格外的圆,青色的月光照得大地更显凄惨。这人生地不熟的到哪里去找部队呢?我们几个人商量后决定,还是先回村子,找老乡再说。我们从草棵里爬了起来,找到了老乡家。当时,一位老大娘端出包米楂子粥让我们吃。我们打了一天仗,同志们都打散了,那里吃得下去呀!后来为了安全,老大娘让我们先到屋外菜园子里躲着。等到半夜,一个老大爷才把我们送到了几里外的一户人家,据说他是当地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他把我们送到了附近的高粱地里,那里已经有了不少同志。于是,白天我们躲在高粮地里。到了黄昏时,就派部分同志到阵地去把打散的同志都找了回来。到了第三天,天刚黑,团领导带领同志们向死难的战友告了别,就又继续远征了。这次同敌人遭遇,牺牲了六、七个同志,我们的连指导员崔岭同志也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张连长也负了伤。

当我们将走到伊兰界边的一天,天亮了也没赶上村子,只看到一户汉族老乡家。他住的房子周围都是稻田地,稻子刚刚抽穗。这时部队又被迫就地在这户老乡家里住下了。接近中午时,敌人由稻田地里摸了上来,敌人用机枪封锁了老乡的家门。为了突围,我们也架起了机枪,掩护部队往外冲。我们顺着稻田地,边走边和敌人硬拼,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次交锋,敌人死伤不少,而我团除了一个机枪班长牺牲和一个指导员负伤外,别无其他伤亡。离开这里后,就再也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战斗,顺利地到达了汤原县汤莉川,与赵尚志同志率领的三军会合了。这时已到了八月左右。至此,这次我随五军四团长达半年多时间的远征就算结束了。

就在会合后这暂短的时间里,使我得以见到三军军长赵尚志同志。他个子不高,长得瘦小,皮肤晒得很黑。当时已是秋天,可是他仍穿着一身单衣。他一身农民打份,上身穿着白色土布的大襟衣服,一只袖子还少了半截;下身穿着已退了色的黑色便服裤子,可两条裤腿也都少了半截,露着毛边长短还不齐。在他的身边,常有二、三十人的教导队。平时常看见教导队的几个小战士跟他闹着玩。有一天挖战壕时,只见几个小战士把他装进了麻袋后,扔进了战壕,然后再用麦秸给他盖上就都跑了。一会儿,他自己再从里面爬了出来,还不生气。平时他很少洗脸,当战士把水端来让他洗脸时,他总说:“国都没有了,还要什么脸。”他吃饭很少用筷子,常用手抓,时间长了,手背是黑的,手掌因常用来抓饭却是白的。平时,他睡觉也没个准地方,随便往哪个人堆里一钻就睡觉。就这样他要是往人堆里一站,谁能知道他就是三军的军长呢?可是,我们看得出来,战士们闹是闹、玩是玩,碰到情况就是拼了性命也要保全他们的指挥员,因为他们真心实意地尊敬和爱戴着他。

会合后,我们远征队开始了就地整顿,并弄些粮食和为部队准备冬装。不久,五军四团远征队又同三军一师一块儿往铁力开始了西征。正在这时,三军要成立被服厂,因缺少女同志,组织上决定把我和另外一位朝鲜族女同志留下来,没有继续随五军四团远征。

被服厂的组成,除了我们两个女同志外,还有三军的陈大姐、于桂珍、于秀珍、于颜秀、王正平五个同志。后来,又从通河调来了金碧荣、洪明淑、朴景淑、金玉善等同志,总共约有十四、五人。当时,由陈大姐担任厂长,我担任党支部书记。等人员到齐后,我们到了离三军军部几十里外的深山里。那里有间小房,住着一个姓闫的老乡,人们都叫他闫把头。他长年和另一个年岁比他小的三十几岁的小把头住在这袅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自己圈一块山地,种些苞米、南瓜、土豆之类的农作物,靠打猎、狩猎为生。我们到这里后,用木材搭起了一个简易的房子,这就成了被服厂的厂址了。当时部队把弄到的布匹、棉花、粮食藏在了离我们被服厂二、三十里以外的地方。这时正值八、九月份,我们这十几个人必须赶在冬季下雪之前,把部队留下来的东西全部运到被服厂。不然待下了雪,一来搬运起来更加艰难,二来就会在雪地上留下足迹,给敌人引了路,留下隐患。为此,我们这十几个人每天往返一趟,老同志每人一次扛一袋粮或几匹布,新来的小同志就扛不了这么多了。时间长了,同志们的肩膀都压肿了,脚上都打起了血泡,可是谁都没叫过一声苦。经过同志们的团结协作和努力,终于在落初雪之前,把这些东西全部扛到了被服厂。于是,我们在这位于深山的被服厂里为战士们赶制棉装,紧张地工作着。

离我们被服厂七、八十里路有三军的一个留守处,那里常驻有四、五个同志,我们与上级联系,都是通过那里传递的。记得一九三七年刚过完春节的一天,留守处的一个同志送来了一封信。一听说有信,我们就一齐凑了过去,打开信,只见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汉字,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知道上面写的什么。原来我们这里的朝鲜族同志都不识汉字,汉族同志又都不识字,转身问送信来的同志这上写的是什么,弄了半天他也是斗大的字不识一个。这下可难坏我们,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又仔细地看了看条子,发现上面写着不少名字,因为每个人都认识自己的名字。于是我和陈大姐想出了一个笨法子,决定在这张条上谁认出有自己名子,就跟着送信的同志到留守处走一趟,因为那里有识字的人,就可以弄个明白。结果,由于我们不识汉字都是睁眼瞎,付出了走七、八十里路的代价,才算把上级的指示弄了个明白。原来,组织上决定除留一部分同志仍在这里外,调动了几个同志的工作,其中把我调到了铁力后方,准备在那里新成立一个被服厂。这件事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下决心,一定要利用战斗的空隙抓紧学习,摘下这文盲的帽子。

四、患难真情
二月的东北,冰天雪地,我随刘升同志(交通员)趟着齐腰的深雪,在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里,白天赶路。晚上就在荒山野岭里露宿。远征时虽说跟这次一样艰苦,但当时部队人多势众,不像两个人长途跋涉那么冷落。冬季在深山里赶路要算天刚亮的这一刻最难熬。清晨,西北风一刮,我戴的狗皮帽子上都是霜,脸蛋都冻起了像鸡蛋大的两个大泡,难怪当地老百姓说这是鬼呲牙的时候。我们走了近一个月时,在路经铁力不远的一个深山的小屋里,遇到了一个叫于桂珍的女同志,于是我们带上了她,又继续向铁力方向走去。这一路还算顺利。

到了目的地后,才知道远征部队没有打下铁力。当时大部队已经撤走了,把不少伤员留在了铁力附近的深山里。组织上决定让我和于桂珍住到了离伤员住处只有一、二里远的一个原来给胡子队种大烟的老大爷的小房子里。这个老大爷当时已有六十多岁,病的很重,已经卧床不起了,每日咳喘不停。我们俩到了这后,跟老大爷住在一个火炕上,于桂珍因为刚由家出来不久,胆子又小,每天夜里起来解手都得喊我陪她同去。有一天晚上,我们俩解手回屋,发现老大爷已经不行了,他眼睛睁得老大,舌头也伸了出来。这深更半夜的,又在这荒山野岭上,确实挺吓人的。一看这种情况,于桂珍说什么也不肯进屋了,一定要我陪她到伤员住的那里去。可是一想到在去伤员住处的路上,有一个被我们抓来的鬼子吊死在树上,又不敢去。这时我就劝她还是进屋对付到天亮再说吧!于是我们又硬着头皮进了屋。等躺到炕上时,于桂珍紧贴着我,只觉得她的心跳得嘣嘣的,这样一来我们俩都睡不下去了。要知道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人,哪见过这种场面。于是我们俩又爬了起来,绕山道来到伤员住的地方,去喊人来为老大爷办理后事。这个老大爷在第二天的中午才最后咽了气,同志们用雪把老大爷埋了起来。这天晚上,我们俩又回到这间小屋来住,这一夜本想好好睡一觉,可是深夜,野兽们趴开雪争吃死尸的叫声不断,又是一夜不安宁。这以后,部队又派一个老同志带着枪来到小屋和我们做伴,说是给我们壮胆的。结果这个老同志半夜总闹腾,非说这间小屋闹鬼,夜里还不时地跑出去乱放枪为自己壮胆。我虽说已参加部队多年,打鬼子没有害怕过。可是说起鬼来,我还是真有点怕。正在此时.李兆麟同志来到了我们这里。

在我还没见到李兆麟(抗战时叫张寿钱)同志之前,他先是和伤员们住在一起,只听说一个姓张的政治部主任要到我们这里来。没想到几天后,他穿着同战士一样的棉军衣,背上背着一个背兜来到了我和小于住的这间小屋。当时李兆麟同志虽说只有二十七岁,但是因长年在深山老林里风吹雨淋,加上没经修整的头发和满脸的连毛胡须,猛的一看特显老成,当时若说他有三、四十岁,我想也会有人相信的。只是他两道浓眉下的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给人以威严而又刚毅的感觉。他到了我们这里以后,因为要赶写一份材料,所以平时话也不多。他时而埋头写着,时而还哼上几句京剧小调。我当时因为汉话说不了,因此平时也不多说话,只是默默地观察这个极为严肃的指挥员的一举一动。于桂珍原来就见过李兆麟同志,所以见面后,李兆麟同志就问她我是哪里来的新同志。于桂珍便一一向他做了介绍。这时,李兆麟同志对我说三军也有不少朝鲜族同志。当他听说我们这里前几天死过人、闹过鬼,我们都害怕时,他笑了。顿时他那严肃的表情也没有了,他告诉我们他小的时候也怕鬼。有一次路过一片坟地,下着雨,天又黑,萤火虫一亮一亮的,当时他吓得直跑,头都不敢回,只觉得背后鬼在追他,吓出一身冷汗。后来想想谁都怕鬼,也不知到底有没有鬼。于是壮壮胆猛地回头一看,什么都没有。他说,其实世间根本没有鬼,都是自己吓唬自己。他讲起故事来有声有色的,特别生动吸引人,我们听了后都笑了。我虽说离家参加革命多年,在深山老林里同敌人周旋,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建立后方,生活再艰苦,我也从未退缩过,为的是要报仇。这次听李兆麟同志深入浅出地讲“无神论”,对于我来说还是头一次。这时,我才第一次感觉到原来革命者除了要不怕死外,还需要懂得许多革命的道理。而李兆麟同志的肚子里却装着无穷无尽的革命道理,我们在他面前反而显得单纯和无知。

过了几天,通讯员来报告说,敌人要进山讨伐了。当时我们的粮食不多了,于是李兆麟同志立即赶到了伤员的住处,他当机立断,先把自己唯一的一匹战马杀了,给伤员每人分了几块马肉,其余人员带上很少的一点口粮以便应付紧急情况。他先让这二十几个伤员连同护送的战士先向伊春方向转移。为了使伤员能稳妥地撤离这个地方,李兆麟同志不顾个人的安危,把我和于桂珍留下来和他一块观察敌人的动静。在伤员离开后的第二天,我们才离开这个地方。为了挽救这二十几个伤员,尽快地找到部队,好让他们带上粮食来接应伤员,于是李兆麟同志带着我们俩日夜兼程,在深山雪地里急行军。

这时正值一九三七年春节期间,雪下得很大。在没人烟的深山老林里行军,深雪没过了腰,走起来很艰难。随大部队在漫天雪地里行军,还可以找到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战士轮流在队伍的前面趟雪开道,而其他同志只需要跟在后面行军,而这次随李兆麟同志伤员困难就更大了。在雪地里趟雪爬山,道路坎坷不平,李兆麟同志领着我们两个女同志行军,他用随身带着的罗盘辨别方向,在前面趟雪开道,还主动扶着我们越过难攀得山路。白天不能拢火,怕引来敌人。我们就用炒面和雪水来充饥。到了晚上,我们就在雪地里宿营。我们先用盆子把雪堆到一旁,清理出一小块地方,然后用锯放树,并把树锯成段堆成柴堆,用树枝把柴堆点着,不多时,火熊熊地燃了起来。这时我开始用盆子化雪作了点稀米汤充饥,吃了饭,我又用盆子化雪洗脚,然后用针穿上了线挑脚上的泡,再用火烘干了鞋、包脚布和鞋里絮的乌拉草,然后再穿上。遇上鞋坏了,就要用帆布缝套子当鞋用。除此之外,还要迎着火把一天行军刮破的衣服用针线缝好。于桂珍同志是一个刚参军没多久的新同志,一天急行军能走下来对她来说都是极不容易了。因此到了这时,我就主动承担了这些琐碎的杂务工作。待到这些事情都处理完后,我们都各自在火堆旁铺好的干树枝上,用背兜当枕头,穿着衣服合身躺下。这时已到了后半夜。一天的紧张和疲劳,使我们也顾不上那凛冽的西北风的呼叫和天上飘落的鹅毛雪,一躺下就睡着了。而李兆麟同志一路上总是象兄长似的照顾着我们,他把自己唯一的一条毛毯给小于盖上。夜间睡觉时。我们都要轮流值班,为的是观察周围有无敌情,还要时常给火添柴和防止风吹火星烧坏衣裳。然而,为了让我们俩能多睡会儿觉,李兆麟同志值班时间总是长于我们。就这样等一觉醒来时,胸前被火烤得很暖,而身子的背后却结满了冰霜。经过一夜休息,一身的疲劳都一消而尽,于是我们又整装出发了。没几天我们就赶上了前面的二十几人伤员的队伍。在这种冰天雪地里爬山越岭行军,好人都受不了,更何况这些流血负伤、体质极差的战士。他们互相搀挟,艰难地在深雪中挣扎着,再加上口粮不足,一路上连饿带冻,伤员队伍可真够惨的。这时李兆麟同志一面鼓励伤员让他们一定要坚持到底,部队很快就会来接他们;一面对我们说,不能看着伤员流血牺牲,他们没能死于敌人的枪口幸存下来,也绝不能让他们死在这转移的路上。为了加快行军的速度,李兆麟同志决定将于桂珍留下和伤员同志们一块行动,他便独自带着我又继续上路了。想起这二十几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伤员,我们心如火燎,加快了行军的速度。几天后,我们到了伊春军官学校。李兆麟同志马上派部队火速带上粮食去接应伤员。不久,接应的部队和伤员都陆续到了伊春军官学校。我和李兆麟同志在这里等于桂珍同志到后,把伤员安顿好,就又随李兆麟同志继续上路了。

在行军途中的一天,李兆麟同志突然发现前面不远的密林深处有烟火。白天在这袅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发现烟火就是有情况,要么是敌人,要么是自己人。为了排除敌情,李兆麟同志立即警觉地拔出手枪,他果断地让我和小于同志分头就地在两颗大树后面藏好,他自己独自一人向前探情况。他告诉我们假若听到枪声,就立即返回一里以外的深山密林里隐藏,用敲打树干作为联络信号;假若看到他招手,就是没有情况,让我们立即跟上去。说完后,李兆麟同志拿着枪朝前走去,我们俩按照他的命令立即分头隐蔽,两只眼全神贯注地看着李兆麟同志离去的背影。只见他渐渐地消失在密林深处。又过了一会儿,见到他在远处向我们招手。到了这时,我们俩才松了口气。于是我们俩急速地顺着他的脚印追了上去。这时,看见一个山间密林之中有一间小屋,屋里面住的是一位长年在深山里居住,依靠种地和狩猎为生的老乡,当地都称呼这种人为“把头”。我们在这个“把头”的小屋里住了一夜。这一夜李兆麟同志还不断地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到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告别了这个“把头”,继续上路了。我们又走了近一个月,才返回汤莉川三军留守处,这时天已转暖,雪也化了。到了留守处,我和小于在这里只住了一夜。第二天,李兆麟同志对我说,天已暖了,他还要到松花江以南去活动,毯子也用不着了,就送给了我。之后,李兆麟同志就离开我们走了。

回到三军被服厂时,陈大姐已经不在那里了,说是被省委调去做地下工作去了,我仍当负责人。据当时被服厂留下的王正平、于颜秀、于秀珍等同志说,我走后,鬼子讨伐队到了这里,破坏了被服厂,杀死了这里的一个“小把头”,另一个年纪稍大一些的姓严的“老把头”也跟省委走了。我到这不久,组织上决定将被服厂搬到帽儿山(地处黑龙江省伊春朗乡附近)。帽儿山的山势陡峭,可是到了山顶却又很平,山上有泉水,自然环境可真美,有如神话中描写的仙境一般。这里原来也住着一个四十多岁的“把头”,山上还有一间小房子,周围种了点地。我们当时就住进了那间小房子里。当时的北满省委就设在我们山下面的河边上,前面说的那个“严把头”就在山下省委干些杂务。
到了这一年的七月份,张兰生、赵尚志、冯仲云和李兆麟同志来到了这里,记得于保合同志这次也随他们与二、三十人的警卫部队一块儿到了这里来开会。我们被服厂的几个女同志为他们洗衣、做饭、缝补衣裳。这样没有多久,就跟同志们混熟了。在会议间歇时,冯仲云、赵尚志等同志总是拿我和李兆麟同志开玩笑。而每当这时,李兆麟同志总是象若无其事似的,倒背着手,来回踱着步,好象是在考虑着问题。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挺纳闷的,不知他们的用意所在。有一天下午,李兆麟同志把我喊了去,他直来直去地开口就说:“同志们这几天总是开我们的玩笑,你怎么想的?我要是真的爱你,你怎么办?”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弄得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我当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李兆麟同志当时是省委的领导同志,是个久经考验的指挥员。而我只不过是一个不识几个大字的年轻战士,这怎么可能呢?于是我就说:“我还没有想过,让我考虑考虑再说吧!”自从省委领导同志到这里开会后,我们就把山上小屋的炕让给了他们住,而我们几个女同志就用草铺在小屋的地上睡觉。这天夜里,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想着和李兆麟同志头一次见面的前前后后,说实在的,他给我留下的印象真不错,我很敬重他。他真是一个好领导,要说结为夫妻嘛?我想……部队里女同志少,当时自己又进入了成年,追求的人又多。我想只要他人好,政治上坚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背叛革命,我看就行。这一夜,我看李兆麟同志也没有睡好。于是,第二天我就答应了。这以后我们又谈了几次,双方把各自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都向对方作了介绍。会议在这里共开了半个多月,在会议结束前,经过当时省委研究,同意我们俩结婚。有一天中午,我照顾同志们吃完午饭,在同志们的提议下,决定让我们在当天的下午举行婚礼。同志们都高高兴兴地分头到周围采来了一些五颜六色的野花,把房子前面的空地简单地布置了一下。正巧当时省委还有一台留声机,放起了歌曲,由冯仲云同志为我们主持了婚礼。冯仲云和赵尚志同志平时就没有领导的架子,爱开个玩笑,这下可得到了机会,加上一帮警卫战士在一旁起哄,婚礼也弄得挺热闹。就这样我和兆麟同志在艰苦的岁月里,在战友们的欢乐声中结婚了。当时因为没有条件,我们虽说结了婚,但仍是各自和大家睡在小屋里。后来有一天大家好像恍然大悟似的,想起我们已经结了婚,也就应该有个“新房”了。于是,我们天当房,地当床,同志们在小屋附近给我们俩支起了一个简单的小帐篷,还特殊优待,让给我们一条军毯。在这天晚上,我们俩就单睡了。可是天不作脸,山区的天气多变,到了半夜下起了狂风暴雨,刮跑了帐篷,把我们俩淋得象个落汤鸡。当我们跑回小屋叫门时,冯仲云和赵尚志还捉弄我们,说什么也不肯开门,结果,让我们在外面整整的浇了一夜。这就是我们新婚第一夜,真是使我永生难忘。过了几天后,兆麟同志他们就离开这里走了。

兆麟同志这次离去后没几天,托交通员捎回了一个条子,上面写着:“贞顺同志(我原来的名字),我已过了松花江,一切都好,你近来很闷吧!被服厂的工作不多,要抓紧时间学习文化。”在一张极薄的小纸上,兆麟同志在上面写下了这段话,他的一笔字,又工整又秀气,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正巧这时我们也因搞不到布,被服厂的工作停了,组织上决定让我们下山和当时留在省委的冯仲云、张兰生等同志并在一块儿,我们就利用这大好的时机学习起文化当时学习汉语就成了我的主要任务,没有纸、笔,我就用一个小树枝在地上写,碰到不会写的,就去问同志们,这也为我后来学习汉语打下了基础。

又过了些时候,兆麟和黄成植同志又来到我们这里。这时组织上已经决定让兆麟同志去六军当政委,调我去六军帽儿山被服厂工作、所以兆麟到这的第二天,我便随他们出发了。走了约有半天的时间就到了六军被服厂,兆麟同志在送我们的到达被服厂的第二天,又和黄成植同志走了。

五、峥嵘岁月
当时,六军被服厂的厂长是裴成春同志,除她之外还有李敏、李桂兰(现名:李亚洲)、小穆、六军军长夏云杰的爱人和女儿,还有一个裁衣工人张世臣(绰号张瞎子),李在德同志当时也在这里,但我去后不久就调走了。当时为了被服厂的安全,在离我们住处一里以外的地方,驻了一个排的部队负责保卫工作,记得排长姓张,指导员姓金。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赶制部队的冬装。在这期间,常有部队路经这里,也常有伤员送到这里养伤,等到大批冬装做完时,已到了一九三八年初。

记得在一九三八年春节前夕的一天,交通员送信来,说敌人要进山讨伐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立即把缝纫机、剩余的布匹和棉花就地藏了起来,准备应付敌人的讨伐。六军被服厂地处四面都是山的山沟里,被服厂的房子的门朝东,房子西面的山上都是些乱石;房子北面山很高。,因常年积雪,经太阳一晒,冰雪都化成了一条条的冰柱,走起来很滑;房子的南面山势不高。出了房门一直往东就是出山的卡子,警卫部队就住在离我们一里以外的卡子附近。我们在这里等了一个多月。有一天,天刚亮,敌人的讨伐队果然由西南方向的山上下来了。当山上的岗哨发现后鸣枪往山下跑时,敌人的机枪就响了起来。这时我们都陆续冲出了房子。李桂兰、夏军长的爱人和女儿先冲出门往北山上跑,后被对面山上的鬼子用机枪封锁在半山腰。裴大姐、小穆、李敏和我是顺着山沟往东爬出了敌人的火力封锁后,和迎面跑来的警卫部队一块儿,从被服厂北山的侧面爬上去,准备和敌人接火后,救出被围困的同志。但是,等我们赶到山上时,没想到敌人从半山腰上抓住了李桂兰、夏军长的爱人和女儿后直接下山到了被服厂,把张世臣同志捆在房前的大树上,连同被服厂一块儿放火烧着后就撤走了。等到天全黑下来,看看敌人确实已撤走了。部队才派了几个同志下山到了被服厂,把已被火烧死的张世臣同志埋葬后,就向汤原方向开拔了。

     我们在汤原地区深山里活动时,与兆麟同志带的教导队会合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帽儿山地区活动,天阴沉沉地,下着雨还夹着几片雪。部队经过六军被服厂的遗址,看着被烧毁的房子和树,不禁想起了被捕的同志和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张世臣同志。同志们流着泪,心情极为沉痛。在向死难的老张同志默默地致哀后,又往西走了二、三里路,在接近黄昏时,部队停下来宿营。同志们先是四处找柴拢火,等篝火熊熊地烧起来,都围在火旁烘烤着被雨水浇湿的衣裳。兆麟同志拿着手上的本子,站在篝火旁,迎着篝火教同志们唱起了由他亲自编写的《露营之歌》。兆麟同志嗓子很好,他平时不但爱唱歌,还能哼上几段京剧。这时他领着大家一遍又一遍地迎着篝火唱着,没用多长时间,同志们就都学会了。当时教唱的歌词如下: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升!

起来哟!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



全歌共分成四段,分别以春、夏、秋、冬为背景,写的是抗联战士生活的一首完整的歌。正因为这支歌的歌词,生动而又逼真地写出了抗联战士的艰苦的战斗岁月;写出了每个战士的斗志;写出了每个战士的心愿。所以,这支歌写成后,很快就在抗联部队中广泛地流传,成为每个抗联战士喜爱的歌。正因为这样,在兆麟同志1946年3月9日为国殉难后,人民为了纪念他,把《露营之歌》做为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的遗作,登在了当时的报刊和杂志上。全国解放后,又将这支歌连同兆麟同志的血衣和遗物一齐展放在东北烈士纪念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博物馆中,载入了历史的史册。现将后

三段的歌词抄录如下:

浓阴蔽天,野花弥漫,

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兄弟们!镜泊瀑泉唤醒午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

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万里息烽烟。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

野火熊熊,敌垒频惊马不前。

草枯金风疾,霜沾火不燃,

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

奋斗呀!重任在肩,

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黑暗一扫光。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风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灭,

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





第二天,我们到达了帽儿山省委所在地,兆麟同志在这里住了四、五天就把队伍带走了,当时把我留在这里的省委秘书处工作,跟我一块儿留在这里工作的有十几个同志,负责的叫张文连,写得一笔漂亮的汉字,当时还有金玉顺、张玉华和姓郭的几个女同志和一个叫全长哲的男同志。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刻写、油印文件和材料。这些工作对于我来说都是比较生疏的,因此,我和金玉顺同志先是搞油印工作,后来慢慢地学着刻写钢板。除此之外,有时我们还要担负护理由前方送来的伤员的任务。这样,我们经常在这个地区四处流动,避开敌人的骚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我们的各项工作。在这期间,也不知什么原因,我生了满脸的黄水疮,这种东西很讨厌,里面的黄水流到哪里就长到哪里,最后连两只眼睛都封住了。当时我们在深山里,吃的东西都弄不到,药品就更没有了。记得有一天,遇到了敌人的一次袭击,同志们都往深山里撤,我两眼看不见,只好随着部队行进的声音,用两手拔开挡在脸前的树枝行走,待撤出后,一双手被树枝扎了不少的刺,后来都化了脓,真遭罪。为了治好我的病,组织上把我送到通河地区深山的金碧荣同志(后来牺牲了)的家里。当时她家中除了她的父母外,还有她的一个妹妹。那个朝鲜族大娘待我很好,她虽说没有药,但每日用盐水为我洗去满脸的黄水。经过她的精心护理,一个多月后,黄水疮全部好了,这时我才得以重返同志们的身边,回到了省委。

一九三九年五月间,抗日联军三路军正式宣告成立了,当时兆麟同志任三路军的总指挥。这个历史事件我没能参加,但是,当时,曾流传过一支由兆麟同志编写的《三路军成立纪念歌》。当时我们都会唱,歌词很雄伟,就是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解放以后,这支歌连同《露营之歌》一块儿作为李兆麟烈士的遗诗二首,载入了革命烈士诗抄。现将四段歌词抄录如下:

《三路军成立纪念歌》



绚烂神州地,

白山黑水间。

八载余,强敌嚣张, ¨

铁蹄肆踏践

中华民族遭蹂躏,

惨痛何堪言,

骨露原野,

血染白山巅,

义愤填胸,

揭竿齐向前,

誓驱倭寇,

团结赴国难。

民族自救抗日军,

铁血壮志坚,

杀敌救国复河山。



驰骋吉黑边,

横扫哈东南,

军威远,松江动荡,

兴安亦震撼。

冰天雪地朔风吹,

夜雨复霜天。

救亡壮志,

永矢兮弗谖,

鼓角乍鸣,

壮士各争先,

杀声四起,

敌寇心胆寒。

六载于兹未稍懈。

伟哉豪气长虹贯!



机动游击队,

突破嫩江原,

魏貅健,长驱挺进,

到处得声援。

反日怒潮澎起,

爆发指顾间。

响应我党全民总抗战,

消灭口贼走狗与汉奸。

精诚团结,

粉碎封锁线,

救国重任万众担,

势急不容缓,

国耻血债血来还。



举国鼎沸兮,

全民总抗战。

烈焰炽,

战争烽火延烧遍中原。

东北抗联齐奋斗,

统一指挥建,

三路军成立军民齐腾欢。

厉兵秣马,

慷慨赴火线。

果敢冲锋,

寇氛一扫光,

民族革命成功日,

红旗光灿烂,

高歌欢唱奏凯旋。
一九四O年春,我随一个姓金的省委交通员又到了铁力,在这里我见到了兆麟同志。我们已经有两年没有见面了,久别重逢,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战争环境残酷,夫妻之间离别是常事,而离开后,双方就无法得到对方的半点音信,因而是死还是活就全不知晓了,到如今又重逢,也就放心了。就在这以后不久,我怀了孕。到了一九四O年的七月底,王钧和王明贵同志率三支队到平原地区弄粮食去了。而兆麟同志因要赶写材料就和我们这二十几个老弱病残的同志留在了后方。这时我们的粮食已经快吃光了。而王钧和王明贵同志带部队运粮食返回时,途经南北河,因河水上涨无法过河,后面又有敌人追赶,迫不得已,就把弄到的粮食就地藏起来后带部队撤走了。这下可苦了我们在后方活动急需粮食的这二十几个同志。不久,我们断粮了。当时我们在后方还种了些玉米,因没到季节,玉米还没包浆,可是为了这二十几个同志的生存,迫不得已,就把这些青嫩的玉米压碎,然后用水冲了喝,就这样又维持了几天,就又没吃的了。于是兆麟同志开始带着同志们在深山里挖野菜、拣榛子、采蘑菇和葡萄来冲饥。东北的山区到了八月天气已经冷了,山上的野物也渐渐地找不着了。同志们的肚子里没食,时间一长都打不起精神来。在这种情况下,兆麟同志对大家说:“我们宁肯饿死,也要忠于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绝不能动摇我们抗日到底的信念”。他当时还曾诙谐地说:“同志们,等到打跑鬼子,我请你们吃饺子,咱们一块儿到哈尔滨去看京剧,你们看怎样?”。这下战士们笑了起来,顿时,把战士们脑子里的阴云驱散,情绪也就稳定了下来。记得我在东满游击区挨饿时,曾吃过松树皮,这种东西的味道极不好吃,很难吞咽,可是事到如今,为了让这二十几个同志能活下来,也只能吃它了。于是我们就在深山里扒松树皮,把扒好的松树皮拿回来后,先把最外层的老皮去了,留下里面一层嫩皮,然后用刀剁碎了.加进木炭灰水当碱水,把松树皮煮烂后再用水泡上一夜,到了这时才让同志们用水冲着吃。就是经过这么一番加工处理,松树皮仍旧很难吞咽,但是为了能生存下去,同志们也都强咽了下去。可是,常吃这种东西,同志们消化不了,大便都解不出来。十几天过去,男同志的耐久力不如女同志,都陆续地躺倒不能动了,而这时女同志还能爬出去找些能吃的东西。当时,我因怀着孕,到这时身子已经不方便了,但是,我也随同志们爬出去找些能吃的东西。有一次,我们突然发现了我在家时常上山采的一种用来包饭吃的叫“大耳朵毛”(朝鲜族叫马蹄叶)的一种野菜,它长得象南瓜叶子那么大。当时我们如获至宝似地立即爬了过去,用手去采摘,谁知秋天这种野菜已经干枯了,用手一碰就碎了,又是一场空。后来同志们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乘清晨露水还没散,大耳朵毛还潮湿着时,把它采回来,回到住地后立即用水煮了,然后放点盐。就连汤带水的都喝了起来。在此时此刻,能吃到大耳朵毛这种野菜,真可称得上是美餐了,这比松树皮的味道可强多了。而就在这大部分同志都躺倒的极为艰难的时刻,兆麟同志真不愧是我党的一个指挥员,他躺在地上,在连说话的底气都不足的情况下,还对周围的战友们说:“同志们,别丧气,我们就是饿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就是饿死也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我相信,我们的后代不会忘记我们今天的挨饿,是为了他们明天过得更幸福”。听了这番激动人心的话,同志们都含着激动的泪水,点着头,表示赞许。

这段时间,生活虽说极为艰苦,可是同志们弄到了野物,谁都不肯吃一点,总是自觉地拿回去,交给兆麟同志去分配。而兆麟同志也总是先照顾伤员,后照顾老弱,轮到他自己时只是一点点。当时战友们之间用“阶级友爱深似海”来形容,那真是没有丝毫的夸张。

就在这二十几个同志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刻,一个姓兰的交通员从中苏边境的某地给兆麟同志带来了重要信件,同时,也带来一些炒面和粮食。同志们近两个月没见到一粒粮食,见到吃的,恨不得一次吃个饱。可是经验告诉我们,长时间的挨饿,肚肠都饿细了,一旦猛地吃得过饱,就会立即断肠丧命。因此,兆麟同志亲自监督同志们,先是喝稀米汤,然后才慢慢地增加进食量,这样,才算挽救了这二十多个同志的性命。

到了九月末,王钧、王明贵同志带部队也到了。这样一来,粮食问题就算解决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已接近分娩了,当时组织上决定让一个叫朴英善的朝鲜族女同志陪着我,给了我们一匹马和半袋粮食,并派了一个战士送我们到深山密林里找个安全的地方去生孩子。而兆麟同志把这里的工作安顿好后,就随兰交通员到中苏边界的一个地方开会去了。

我们离开了部队,那个战士牵着马,驮着半袋粮食在前面走,我拖着沉重的身子和朴英善同志在后面走得很艰难,因此总与前面的战士拉开很大一段路。正当我们往前走着时,突然发现前面有一只大狗熊,它正立在那里,看着两只小狗熊爬树,看样子是在训练小狗熊呢。这下子可把我们两个吓坏了,要知道,狗熊这东西很厉害,听人说狗熊既使不吃你,就是用舌头舔你一下,它舌头上的倒刺就会把人的脸舔平。这下怎么办呢?还是朴大姐有经验,她叫我快拿出做饭用的铁桶。于是,我们俩边走边敲着铁桶,还不时地看着狗熊的动静,只见它没什么反应,仍旧看着那两只小熊爬着树,没动窝。我们俩绕过狗熊后,很快地离开了那里。到了这时,我们才算松了口气。又走了一段路,我们来到了一个河边,看看这里的自然条件还算好,于是,我们就让那个护送我们的战士回去了,只剩下我们两个女同志了。由于我们带的粮食不多,趁着我还没有生产之前,我们两个决定要把这匹马杀了。常年的战斗岁月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这样一匹大马,我们两个人把它捆在树上,没用多久就杀好了。我们把马皮剥了下来,用火燎了后刮干净,把马肉切成块后,就都藏了起来,准备留着慢慢地吃,就连马骨头都熬汤喝,真是没有一点扔掉的东西。待都弄好后,已到了晚上,我们拢起了篝火。记得在我们住地的周围是一片榛子树,每天夜里都招来不少的狗熊来吃榛子,夜深人静.在这深山野岭上狗熊的嚎叫声特别吓人。但是野兽怕大火,因此都不敢接近我们。所以尽管在深山野地上露营,只要没有敌情,总还是安全的。

又过了没多久的一天深夜,后方的那些老弱病残的同志们也到了我们这里,随他们来的还有张参谋和马克政指导员,当时,他们两个同志就是这二十几个人的负责人。他们这一来,给我们带来了紧急情况,引来了鬼子讨伐队,有二、三百人,口号是:“消灭三路军指挥部”。于是我们这二十几个老弱病残,就被鬼子误认为是“三路军的指挥部”,导致后来在深山里足足追了半年多。

得知这个情况后,我们就不能在这里久留了。我们把藏好的马肉、马皮拿了出来,分给每个同志带上,就随这二十几个同志一块儿出发了。这时正值秋去冬来,下了雪。我们踏着深雪在前面走,敌人随着我们的脚印在后面追。就在这一年的阴历十一月初五的那天,部队正在行进,而我的腹痛渐渐加重,就快要生产了。最后部队迫不得已停了下来。就这样,我的第一个儿子就在这冰天雪地里降生了。朴大姐替我接的生。她把孩子脐带的一头用线捆好剪断。可是胎盘还没下来,此时敌人从后面追了上来,时间不允许在这里久留,于是朴大姐就用布带子把剪断的脐带管的另一头拴在我的大腿根上。这时有一个同志脱下了自己的破棉衣,把孩子包了起来,就又上路了。那时我年轻,什么都不懂,只觉得孩子生了下来,就象是一块沉重的石头落了地,身子顿时显得格外的轻松,当时我快活极了,就又随部队开始了长途行军。在行军的途中,胎盘下来了。朴大姐这时才松了口气对我说:“这下可好了,当时,我都没敢告诉你,胎盘要是下不来,你可就活不成了”。到了晚上,当我们围着火堆坐下来时,朴大姐才把孩子由背上取了下来。打开包他的棉衣一看,孩子安然地躺在棉衣里,这个小生命他还活着。于是,同志们都高兴地围了过来,看着这又一代人,忘记了白天的紧张与疲劳,都各自将自己平时保存的一些补衣服用的旧布拿了出来。有的用来当尿布,有的就由朴大姐拿着,凑在篝火边,一针一线地给孩子赶制了一件小棉衣。我十几岁就离开了母亲,在这种恶劣的环境生下这第一个孩子,若没有朴大姐胜似母亲般的照顾,我想这一关我是很难过的,真是多亏了这位有经验、又能体贴人的好大姐(她也是战争的幸存者,直到一九六三年左右病故于长春)。这时,张参谋还给孩子取了个名子叫“肇华”。此后,我这第一个儿子就开始随着我在这深山老林里与敌人周旋了。

冬季在深山密林里行军,即便是空身一人走,都是极不容易的,更何况每个人都带着不少的必需品,如衣物、盆子、斧子、锯、松树明子、火柴、粮食、盐等,加上枪支,每个人负重就有几十斤。而我又背上这个孩子,那就更加困难了。当时粮食不足,大人没有东西吃,哪里来的奶水喂孩子,所以只好凑着火堆旁,用茶缸化雪水,用留给孩子的炒面熬点糊糊。常常是因为天气寒冷,使所熬的糊糊靠火的一面都烧糊了,而另一面却还是生的。孩子吃了这样的糊糊后常常胀肚,可是没办法,为了让他活着,也只好让他吃下去。和平时期养个孩子就很不容易,更何况战争环境。孩子拉屎撒尿,行军又不能停留,只能等宿营时才能换尿布,遇上实在要换时,就得让几个同志临时把毯子拉起来,帮助孩子挡住那呼呼的山风,我和朴大姐便迅速地给孩子换了后再行军。而换下来的尿布也只能到了晚上宿营时,才能用火化了雪水洗净烘干后备用。

这时已到了深冬,敌人是大队人马,又有不少的民工为他们运粮草,因此行动起来总是不如我们这二十几个人的小股部队那么轻便。尽管我们都是些老弱病残,敌人也一直未能追上我们。后来我们的粮食也没了,在这冰天雪地里,到哪里去弄吃的呢?当时我们因为甩不掉敌人,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就在山里绕到敌人的后面,重复敌人走过的脚印走,这下可把敌人转迷糊了。而我们也可在敌人走过的路上,拣些敌人扔下的马料、剩饭、死马等用来解决这二十几个人的口粮问题。我有了吃的,奶水也就多了,孩子除了吃我的奶外,只需添少量的糊糊就可以了。

在行军的途中,我们有时离敌人远些,有时又离敌人近些,所以还是比较危险的。而孩子不懂事,总是不管有没有敌情,说哭就哭。每当这时,同志们都很紧张,为了不暴露目标,我时常往孩子嘴里抹上点鸦片,好让孩子迷迷糊糊地睡觉。那时,常年在深山里行军打仗,为备急用,一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这东西。而这样时间一长,我和孩子受罪这且不说,反而拖累了这二十几个同志,真叫我于心不忍。假如一旦因为孩子的哭声暴露了同志们,这二十几个同志就要全部被敌人消灭。几天来,我考虑再三,最后我找张参谋和马指导员对他们说:“干脆把这孩子弄死吧!我真不忍心拖累同志们。”当时,他们不同意。他们说:“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是首长的孩子,他还没有见过;另一方面,弄死了孩子,敌人就要进行反宣传,说我们共产党没有人性。如果一旦发生了意外情况,我们再当即采取措施,与敌人决以死战也不晚。我们就是死,也要死到一块儿。”当时,我们每个同志的组织观念是极强的,一切行动都是要听从指挥。因此,我也就只好又背上孩子,随着部队继续上路了。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一年)的五月间。雪化了,敌人因找不到我们的脚印,无法再追击我们,就撤走了。就这样,我们已经在深山里足足走了半年多,这时我的孩子已经有半岁了。他很可怜,跟着我们在冰天雪地里受冻挨饿还不算,从没穿过一件好衣裳,穿的只是用破布缝制的小衣裳。这时他已经会坐了,时常独自坐在火堆旁,抬头看着树上乌鸦和山鸟,咿咿呀呀地学着山涧的鸟叫。他虽说常年在这见不到人烟的深山里生活,倒也挺聪明,挺惹人喜爱,空闲时同志们常来抱他,逗他玩,每当这时,我便忘掉了背着他行军带来的疲劳;忘掉了半年来为了他所受的艰辛和惊吓。

就在这时,兆麟和金策等领导同志到了我们这里,随来的还有十几个同志。他们到了这里后,每日忙着赶写材料。记得在空闲时,金策同志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怎么还用着在家时的小名,这个名字带有封建的色彩”。于是在他的提议下,将我的名字改为叫“伯文”。

记得有一次,我看兆麟同志穿的裤子实在太破了,于是就让他脱下来,我用破布块缝了又补,补了又缝,花了足足一天的时间,才算补好让他穿上了。就在这以后的第二天,他独自去交通点跟下江来的交通员接头,取一件重要的信件。等他回来时,同志们都楞住了,原来他穿着一条白色的土布衬裤由树林里走了回来。到了我跟前,他将他手里拿着的一条破得无法再穿的裤子交给了我。当时我很纳闷,问他这是怎么回事,走时还穿着刚补好的裤子,怎么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就成了这个样子。他不在意地说:“这条裤子是那个交通员的,我看他的裤子破得实在无法再穿了,就把我的那条裤子换给了他。”我知道兆麟同志就是这么个脾气,平时总是关心他人要胜过自己,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因此,我也就没有多说,又拿出针线补了起来。

为了躲开敌人的骚扰,兆麟同志经常和我们一块儿在深山里行军、宿营。天气渐渐地转暖了,东北深山里的瞎蠓子、蚊子、小咬特别厉害,常常是行军一天,大人和孩子都叮得满脸是血。这时,我只得边用手拔开挡在道前的杂草和树枝,又要不时地哄赶蚊虫,这种情况不比冬季好过多少。这时部队仍然没有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大人没有吃的可以忍耐,可是孩子小,不懂事,常常饿得哭闹,弄得部队极不安宁。为了保全部队众多同志的生命与安全,有一天,兆麟同志终于按捺不住了,他走到火堆旁,抱起了坐在火堆旁饿得直打恍的孩子,把孩子扔到了离我们住的地方几百米以外的树林里去了。当时我掉着泪,想起在这艰苦岁月里养到快满周岁的孩子,我真想立即去把他抱回来。那揪心劲儿是很难想象的。我好像听到了孩子在哭,满山的瞎蠓子在叮着孩子,孩子满脸满手都是血印……而这时兆麟同志却严厉的对我说:“你要敢把孩子抱回来,我就用枪把孩子打死。”听了他这句话,我含着泪,心里只是暗暗地想,你好狠心啊!对于家庭来说,他是我的丈夫,是孩子的父亲,他也疼爱他自己的亲生骨肉,而对于作为战士的我,他又是我的领导,是部队的指挥员,我又要绝对地服从,不能违抗。我总在想,有谁能不疼爱自己的亲骨肉呢?。可是,当时的战争环境不能允许,为了保全众多战友的生命,兆麟同志作为部队的指挥员,也只能这样做。当时有个随部队活动的姓陈的老大爷,看到此情此景,他实在不忍心,于是便偷偷地把孩子抱了回来。为了不影响众多同志的安全,这以后,我就带上孩子随陈大爷、朴大姐和一个半身瘫痪的张熙淑等同志一块儿离开大部队,单独在山里活动了
到了一九四一年的十一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又调重兵进驻东北,抗日联军的处境更加困难,为了保存实力,组织上决定让我们到苏联境内的一个敌人到不了的地方聚集,让我们到那里对部队进行休整和正规化的训练,以积蓄力量,为再次重返东北战场与日本鬼子决战做准备。这样,部队开始向黑龙江边开拔了。

就在这时,我因生孩子后一直在冰天雪地里行军,受冻挨饿,使我整年经血不断,我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了。当部队到了黑龙江边时,我的两条腿僵直,一步路也不能走了,我的下肢瘫了。这时,有个同志上来把孩子从我背上取了下来,替我把孩子背在自己的背上,另有两个同志架起了我,拖着我往前走,这样还不行,又有一个同志在后面推着我,这样才算过了冰封的黑龙江。

到了苏联,我立刻被送进了医院,孩子也被送进了托儿所。直到一九四二年的五月间,我才恢复了健康,出了院。当时抗日联军在这里成立了一个特别旅,(编入苏联远东第八十八旅)周保中同志任旅长,兆麟同志任政治副旅长,下设四个营和一个通讯营,我当时被编入通讯营。这几年的生活,以后被统称为“野营”。

到了这里,除了紧张的军训外,生活上比较安定了。当时领导同志都可以带家眷单住。我们当时和金日成同志家住在一座房子里。记得有一天,金日成同志和他爱人看照片,指着一个孩子的照片无意脱口说:“金伯文的孩子要是还活着,也有这么大了”。我这才得知孩子已不在人世间了。为了这件事,我回到家足足哭了几天,这时兆麟同志才告诉我,在我住院后,孩子随即送进了幼儿园,由于常年在深山里生活,受冻挨饿,到了幼儿园,孩子对新的环境适应不了,又加上初次离开亲人到陌生的地方,不吃也不喝,不到半个月就死了。他说孩子死本应早些告诉我,但因为我身体不好,怕我听了后受刺激,影响我的学习和训练。想起这孩子跟我在深山老林里风风雨雨、冰天雪地的这一年,受了多少罪,我本想这回到了幼儿园,让他也享几天福,真没想到他会死去。每每想起他,真叫我牵肠挂肚,痛心极了。我永远也忘不了我这第一个儿子“肇华”。不过这些已成了历史。

野营生活虽说比较安定,但是仍是极为紧张和艰苦的。我们除了自己动手盖兵营、开荒种地外,每日还要进行正规化的训练,学无线电收发报、学军事、学跳伞、学游泳和滑雪,这一切都是为了重返东北战场做准备。当时正值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粮食严重的不足,生活物资的供应也是十分困难的。在此期间,我们又有了两个孩子。他们都比死去的哥哥要幸福得多。出生后,由当时接生的医生给他们取了两个苏联英雄的名字。大的是男孩叫“立克”,小的是女孩叫“卓娅”,而兆麟同志又给他们分别取了“振环”和“振英”两个中国名字。野营生活本来艰苦,有了孩子困难就更多了。当时兆麟同志任副旅长,生活待遇要比一般战士好些,而兆麟同志却时常将一些食品送给身体不好的同志吃。我与兆麟同志相处多年,他这个人党性极强,他除了从不在家中谈军中要事外,对我们也都是要求极严的。当时部队战士除了每人一套军服外,其他便是一无所有。而兆麟同志当时是军官,发的衣服较多,又不需上缴。

我跟他商量是否把他的衣服给孩子改几件,他发了脾气,不允许我改。而重返东北后,他却将已带回东北的苏军军服原封不动地全部让撤回苏联人员带了回去。多年的野营生活,很多同志都作了长期的打算,积极地学习俄语,以能适应苏联的生活。我看他不学,就问他为什么不学俄语,他说:“我是中国人,在这里只是暂时的逗留,早晚我们还是要打回东北去,自己解放自己的国土。我们就是死也要死在中国的国土上。”

七、血洒滨城
紧张的野营生活过得很快,转眼到了一九四五年,从每日的广播里,我们听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苏联红军击败各帝国主义军队的大举进功,节节胜利的消息。日本鬼子也失去了当年的锐气。就在这时,中共中央于八月九日发表了宣言,号召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大举反功,收复中国。在这种形势下,组织上决定让我们特别旅的同志们陆续重返东北,准备配合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和苏联红军,彻底击败日本关东军,解放整个东北。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高兴极了,多年来日夜盼望的一天终于到来了。就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周保中和兆麟同志带着大部分同志先回到了东北。我因为当时身边有两个孩子,被暂时留下来,准备第二批再走。

到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一天,我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随着其他几个有孩子的女同志一块儿,乘火车返回了东北。十二月九日,我带着两个孩子到达了东北最大的城市哈尔滨。多年来为了不愿当亡国奴,我是有家不能回,整日里在深山老林里与鬼子周旋,今天才算进了城。我跟随来接我的兆麟同志的警卫员李桂林同志到了南岗马家沟的一座小楼。这座楼就是当时我党市委所在地。进到里面,房子里空空的,什么家具也没有。这里平时除了常来常往的同志们外,常住在这里的就是我们这一家和钟子云同志一家。除此之外,还有些警卫人员和勤杂人员。我和孩子们到这里以后,勤杂人员也不知从那里弄来了两个单人草垫子,并在一块儿,铺在地上。夜里睡觉时,我把我身上穿的一件破皮袄脱了下来,铺在草垫子中间,让两个孩子睡在皮袄里,而我和兆麟同志就一边一个睡在草垫子边上,挡住两个孩子,当时还有一床旧被子,我们四个人盖上。就这样我们也很知足了,因为这比在深山里露营要强得多。当时由于环境很复杂,组织上不允许我们这些人外出。因此,我每日蹲在家里,守着两个孩子。而这时兆麟同志的工作却是十分繁忙。

“八·一五”日本鬼子投降后,当时正值我党大举反攻,全面收复失地,接收东北各大城市。就在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厚颜无耻地也来摘桃了。他们不断地往哈尔滨派了许多要员,公开出面与我党纠缠,当时的环境极为复杂。我到哈尔滨时,我党还没有全部公开,当时只有兆麟等少数同志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出面与国民党的上层要员打交道。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的阴谋。兆麟同志的口才很好,他善于利用各种时机宣传于群众,因此成了敌人的眼中钉。在哈尔滨,他的公开职务是中苏友好协会的会长。繁忙的工作使他不能经常回家来住。一旦回来,我就常对他说,这种生活我实在适应不了,我很想继续工作,哪怕暂时离开他。当时因为我有了收发报的专长,我就说:“现在战局紧张,我就是干这个工作也行。”当时他劝我说:“现在情况复杂,时局不稳,孩子又都小,托给别人也不放心,还是暂时忍耐一下”。他又说:“我们是患难之交,又是两个民族的结合,十几年的战斗岁月都已经过来了,我们朝思暮想的一个和平、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即将到来了,别性急,要逐渐适应这种新的环境。”于是第二天,他不知从哪里抱来一堆什么《联共党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叫我没事时多翻一翻。他说:“我们这些共产党人,不但要能吃苦会打仗,也要学习文化、学习革命的理论,到了将来还要学会建设。”经他这么一说,我也就踏下心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国民党的一个伪市长提出要看一看李会长的公馆。为了应付这位市长的到来,当时组织上让我做了几件衣服,还让我们搬到打字街的一座小楼上,但还没来得及布置,兆麟同志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地杀害了。

记得是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八日那天,兆麟同志白天参加了哈尔滨市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并为大会题了词,题词的内容是“女同胞们:团结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晚上,他又参加了苏军庆祝“三八”节的活动,直到很晚了他才回到了家。这天他有些感冒,于是我给他弄了几片药吃了后,他就躺下了。这时冯仲云同志来了,他坐在兆麟同志的床边对他说:“最近,常有你的黑信,说要杀你,你可要当心哪!”兆麟同志若无其事地说:“杀我干什么?我值几个钱?”他又说:“抗战这么多年,鬼子的枪子儿在我的背包和棉大衣上打了八、九个眼,也没碰到我的肉。今后要是再碰上事的话,我看就够我呛的。”他们一直谈到很晚。临睡前,他又对我说,明天跟伪市长有个约会,让我早上起来把衣服给他熨一下。

三月九日那天早上,他抱着卓娅,领着立克,等着我给他熨衣服。到了大约九点左右时,他才穿好了衣服,坐上汽车离开家。到了下午六点左右,天已经黑了,宋兰云和李桂林同志来了,当时他们神色慌张,进门就问:“李会长回来没有?”我说:“没有。”我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他们也没说,赶紧就走了。这时,我心里开始着急,我预感到出事了。我坐在家里一夜没合眼,一直等到天亮,我再也坐不住了。于是我把孩子留在家里,托其他同志帮我照看一下。我自己独自摸到了马家沟市委机关去了。当时那里只有冯仲云一个人,我问他:“兆麟同志有消息没有?”他说:“没有,现在同志们都分头去找了。”到了这时,我预感到此事凶多吉少,于是我边流着泪,边往家走,我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消息。直到下午六点左右,才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原来三月九日那天,兆麟同志收到了一封信,信上敌人诡称有重要事情与他商谈,请他当日下午四时到水道街九号。于是那天的下午,他由市委乘汽车出发,当车开到离中苏友协不远的地方,汽车突然坏了。兆麟同志下了车,让警卫员李桂林同志帮助司机修车,自己独自一个人步行到了中苏友协。当时跟秘书于凯同志说他去水道街九号,等汽车修好后,到那里去接他,说完后就独自去了。到了水道街九号,一进门,就有专人帮他脱去了大衣(手枪就在大衣的口袋里),被锁进了衣柜里。然后进了一间布置得象会议室的大房间,他们给他倒了一杯放有毒药的茶水。当他喝了后,特务们就窜了出来,用匕首,乱刀将他杀害了。真是凶残到了极点。

事情发生后,国民党特务还想把他的尸体切成几块,装进麻袋,扔进松花江的冰窟窿里,进而达到他们毁尸灭迹、嫁祸于人的目的。由于我党发现得快,才未得逞。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仍不甘心,他们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构,无耻地编造流言蜚语“用以抵毁兆麟同志,可是慌言终究不能成为事实。

兆麟同志的血没有白流,在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刻,他用自己的鲜血,换来了亿万人民的觉醒。国民党反动派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更加速了自己的灭亡。事后,哈尔滨的市民都纷纷上街行游表威,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各大报纸都连日发表社论和报导,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抗议国民党特务杀害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的罪行。在各界群众的压力下,国民党的伪省长和市长也不得不假心假意地出面,参加了群众为兆麟同志开的追悼会和遗体安葬仪式。人民为了缅怀他,把他安葬在哈尔滨道里松花江畔的一座公园里,并为他树起了高大的纪念碑。上面刻着“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之墓”十一个金色的大字,下面刻有他的亲密战友冯仲云同志为他写的碑文。

当时,我带着未满三岁的立克和刚满周岁的卓娅参加了追悼会。我为他带了重孝,就连两个幼小的孩子也都穿上了孝衣。看着兆麟同志被杀害的遗体,那真是惨不忍睹,好残忍的敌人啊!回想这十几年的风风雨雨,日本鬼子杀了我的父亲和哥哥,杀了我多少骨肉同胞,逼得我家破人亡,走投无路。为了报仇,我十三岁开始参加了革命。到了革命部队才使我与兆麟同志结合。我们风雨同舟,我们志同道合。他是我的兄长、是我的同志、是我的密友、是我革命的领路人。到了反动派即将垮台,全中国即将解放的时刻,他却又被这帮禽兽们给杀害了。要知道这时兆麟同志才三十六岁,而我才二十七岁。这血海深仇到何时才能让反动派偿还,我盼着这一天!

伟大的解放战争,迅速地摧垮了蒋家王朝,我们终于解放了全中国。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了。回顾历史,有多少革命仁人志士为革命胜利英勇战斗过,又有多少知名的或不知名的先烈们为革命浴血奋战、流血牺牲,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也正是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铺路奠基。可惜的是,他们没能看到一个崭新的中国。而我却成为他们中的一名幸存者,活到了今天。为了不愧于为革命而死难的亲人;为了不愧于为新中国建立而阵亡的战友;为了不愧于被敌人血腥屠杀的同胞。我要用我的有生之年,把历史留给我的深深的怀念和记忆,点点滴滴地记录下来,载入历史。我将告诉我的同胞和后代,不要忘记他们,他们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这就是我这个幸存者的唯一心愿。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为中国革命死难的亲人和战友们安息吧!



附 录



金伯文同志简历





1918年8月13日出生在吉林省汪清县蛤蟆塘乡原大房子村

1930年参加儿童团

1931年离家到汪清县西崴子村从事革命工作

1932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3年到汪清县大荒崴游击区共青团区委工作

1935年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二军后转第五军

1936年8月调抗联第三军被服厂,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2月调铁力帽儿山三军被眼厂任厂长

1937年7月与李兆麟

(张寿钱)同志结婚

1937年秋调抗联六军被服厂工作

1938年4月调北满省委秘书处工作

1940年随李兆麟到海伦三路军指挥部工作

1941年12月到苏联伯力88旅

1945年12月9日回国到哈尔滨

1946年3月9日李兆麟牺牲后带孩子们撤出哈尔滨

1946年秋调黑河军分区后勤部任指导员

1947年任北安省城区区委副书记

1948年任北安县政府秘书

1949年任黑龙江省秘书处副处长,省政协委员

1951年在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1954年任广东省文委办公室副主任,省政协委员

1955年任广东省文委办公室主任.党组副书记

1958年任广东省民族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

1962年任中国民航总局科研所副所长

1976年离休

1984年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史编审委员会委员
女英雄不容易啊。

这个回忆录文笔比较平,如流水账,或许回忆录就该这样。

类似的可以看金日成回忆录,也是流水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