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1933年蒋介石在保定接见长城抗战将领照片人物被篡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2 10:01:44
注：林治波现任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
看林治波是如何篡改历史的----宋哲元保定谒蒋照片中根本没有张自忠
李惠兰 韩 明 任 真
一、宋哲元谒蒋照片的来历和版权
1933年3月12日喜峰口大捷之后，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到保定巡视。3月19日担任长城抗战第三军团总指挥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偕副总指挥庞炳勋、秦德纯以及军分会委员萧振瀛赴保定谒见蒋介石并合影留念（见左图）。
该合影首刊于1985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第二十五页，照片下部的注释词原文是（从右向左读）：“先总统蒋公於民国二十二年长城战役时赴保定巡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向蒋公请示机宜后合影”。
《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一书由宋景宪（宋哲元之二女）和她的丈夫孙湘德（孙连仲之长子）共同主编，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宋景宪、孙湘德长期侨居美国，得以珍藏并出版了有关其父宋哲元将军的政绩资料、手迹和照片等，目的为留传后代当作史料参考。此书因在台湾出版，大陆少见，故1992年以前大陆没有人用这张照片做文章。
1992年7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陈世松主编的《宋哲元传》，这张照片第二次刊登于该书中，仍由宋景宪、孙湘德提供，照片下的文字说明是：“长城抗战时，宋哲元与蒋介石在保定合影”。宋景宪、孙湘德1996年回国探亲时向西北军后代赠送了此书。这张照片的版权应该属于照片珍藏者宋景宪和孙湘德。
二、照片上的人物是谁？
两次刊登的照片中共有5位人物，左二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左三是蒋介石都没有疑问，其他三位究竟是谁因原书照片没有注明，这就给人们留下了想象甚至胡编乱造的空间。左四从位置和衣着来看显然是陪同蒋巡视的官员，不会是二十九军的人；左一和左五两位着军装者应该是二十九军随同宋哲元谒蒋的军人。林治波1993年出版的张自忠传刊登了这张照片但没有注明出处，而且在照片下面注释了五个人的姓名：“左起：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杨永泰、冯治安”。至于林治波怎样破译了宋蒋以外三人的身份，并未加以说明。
经查证1933年3月20日的几种报纸，北平市益世报第二版下部刊登了宋蒋会面的相关消息，标题是：民族英雄宋哲元昨谒蒋返平，[本市消息]全文如下：“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氏，此次率部在喜峰口克敌。极为蒋军委长所嘉许，宋为报告前方情况 于昨晨（十九）二时自防地来平乘车赴保定，谒蒋军委长，商谈一切，蒋军委长充分接济该军，宋以前方军事紧急，与蒋军委长谈话毕，乘原车返平于四时到达，同来者尚有中委孔祥熙，及三十九军军长庞炳勋，二十九军副总指挥秦德纯，军分会委员萧振瀛云”（详见附件1）。
同日大公报的第三版，在“宋哲元谈话”的标题[保定特讯]中报道如下：“宋哲元偕庞炳勋秦德纯，十九日系由遵化经北平抵保，即谒蒋委员长，蒋对宋慰勉有加，并允竭力补充军实，记者访蒋宋于车上，并致慰问之意，... 谈毕专车北上” （详见附件2）。同日北平市京报第三版下部刊登了孔祥熙赴喜峰口慰劳活动和讲话详细内容（详见附件3）。
综上所述该照片中前排五人自左至右应该是：庞炳勋、宋哲元、蒋介石、孔祥熙、秦德纯，军事委员萧振瀛当时没有穿军装，立于后面蒋宋之间。当时各报均没有关于杨永泰、张自忠和冯治安在场的报道。
三、林治波和车晴将照片中的庞炳勋篡改为张自忠
199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林治波所著《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书中第106页刊登了这张照片，不同的是林治波在照片下面更改了注释文字，增加了其他三位人物的姓名：“图11
1933年与蒋介石、宋哲元等留影（左起：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杨永泰、冯治安）。”
按1933年的报纸如果刊登照片必须先制作铜板，为节约成本当时京津各大报纸均未刊登任何照片，显然这张照片系相关者私人珍藏。毋庸置疑在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大陆居民是不可能保存这张照片的，那么身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的林治波与蒋介石、宋哲元非亲非故，怎么可能保存有1933年宋哲元谒蒋的照片？如果林治波是引用了1992年7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陈世松主编的《宋哲元传》中的这张照片，为什么没有注明出处？按照国际惯例，著作中引用别人资料不注明出处者就是剽窃行为，侵犯了别人著作的版权。何况林治波还想当然地篡改了原照片的文字说明，随心所欲地安排了其他三位人物的姓名，将孔祥熙改成了蒋介石的智囊杨永泰，将秦德纯改成了冯治安，又将庞炳勋改成了张自忠。
同样这张照片，后来又出现在1999年1月北京昆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中的第28页上，注释词也是：“左起：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杨永泰、冯治安”，旁边还无中生有地杜撰了所谓的张自忠亲临喜峰口前线发表了所谓五点指示的文字。
还是这张合影， 2010年9月再一次出现在《看历史》杂志中。文章标题是《1937：张自忠北平八日》。照片下面的注释词又增添了内容，注明：“1933年3月19日，蒋介石在保定火车站接见二十九军将领，左起：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杨永泰、冯治安。图｜车晴”（见图）
四、林治波车晴篡改照片中人物意欲何为？
林治波将照片中5人篡改了其中的3人，是出于无知还是另有图谋？看来
将孔祥熙改为杨永泰是出于无知，因为林治波太年轻，号称史学家却对历史人物了解甚少，孔祥熙的照片过去经常出现在报刊杂志中，可惜林某人没有辨认出来，也就罢了。将庞炳勋改成张自忠无疑是林的根本目的，因为林治波以研究张自忠的专家自诩，他要抬高张自忠的身价，否则林治波编造张自忠任喜峰口前线总指挥并颁布五点指示的谎言怎能令人相信？最后将秦德纯改成为冯治安，是因为照片上有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才可能有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同时出现，所以冯治安是用来做陪衬的。
1993年和1999年林治波两次引用了宋哲元谒见蒋介石的照片于他所写的两本张自忠传上，并未注明出处，甚至还篡改了解说词以抬高张自忠的身价。没想到2010年又出了个车晴，将这张合影又刊登在《看历史》杂志中，再一次篡改了解说词，照片上还加盖了《看历史》杂志的标记。庞炳勋是三十九军的军长，秦德纯是二十九军的副军长，都是军事委员会任命的第三军团副总指挥，他们当时的身份确实高于张自忠。但是张自忠与庞炳勋的相貌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若将两人的头像对比，读者自能分辨该合影照片中左一之人究竟是张自忠?还是庞炳勋?（见照片）。
这两个头像能是一个人么?!
若将我们从维基百科全书中查到的杨永泰的两张照片与宋哲元谒蒋照片中孔祥熙的头像进行对比（见下图），两人似有相似之处，但当时报纸只报道了孔祥熙与宋哲元同车回平，接着就去喜峰口前线慰劳，只字没有杨永泰与蒋介石同到保定的报道。
孔祥熙
杨永泰
（注：杨永泰的照片引自维基百科全书）
请看以上照片杨永泰和孔祥熙是一个人么?
再看刘汝明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6年8月出版）中所附1933年春孔祥熙视察华北前线的照片（见下面照片和注释原文，引自该书），中立者孔祥熙的轮廓和帽子与宋哲元在保定谒蒋的照片极其相似，不难断定本照片中蒋介石左侧的人物肯定是孔祥熙而不是杨永泰。
五、张自忠没有当时在保定谒蒋的证明
根据1933年3月20日报纸记载，身为第三军团总指挥宋哲元谒蒋的随行人员只有两位副总指挥庞炳勋、秦德纯和军分会委员肖振瀛。第二十九军下属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和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并未随行。如果有他们二位随行，当时报纸必会刊登；相反，华北日报1933年3月22日第三版上半页报道宋哲元返前方督师的新闻中，记录了张自忠、李文田师长20日晚自前方发来战报，报告军情的详细内容（见附件4），该文最后落款是：弟张自忠、李文田叩 （二十日）戌印。再次证明张自忠当时正在马兰峪前线，即三十八师的驻地马兰关（马兰峪）。该报道还附有长城战区各口形势略图（见附件5）。河北民报1933年3月21日
第一版左侧也刊登了第二十九军驻平办事处20日接到该军师长张自忠等来电，报告军情，同样证明张自忠3月20日没有离开前方（见附件6）。
六、结论
经查证1933年3月20日至22日的益世报、大公报、华北日报、京报以及民国日报、河北民报等，宋哲元谒蒋照片正确的解说词应该是：1933年3月19日在保定火车站蒋介石接见长城抗战第三军团总指挥、副总指挥合影。左起：庞炳勋、宋哲元、蒋介石、孔祥熙、秦德纯。根本没有张自忠！
七、林治波回头是岸
林治波篡改有关张自忠的历史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众所周知，写历史人物传记和写小说剧本不同，这是尽人皆知的普通常识，林治波为什么却一错再错任意编造呢？像林治波这样引用他人成果不注明出处，不查对历史资料就信口开河，甚至还随心所欲地乱封官(例如任命张自忠为29军前线总指挥)篡改原始资料的内容，以假乱真，胡编滥造,剽窃他人战功,以补充张自忠历史之匮乏。这样的史料流传下去只能将史实搅乱，以讹传讹，给子孙后代留下一大堆麻烦，无从梳理。这难道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吗？
六个附件如下：
附件1：益世报1933年3月20日第二版下部刊登了宋哲元谒蒋的随行人员名单
附件2：大公报1933年3月20日第三版
附件3：京报1933年3月20日第三版下部刊登了前实业部长孔祥熙与宋哲元同车来北平，赴喜峰口慰劳前发表谈话。
附件4：华北日报1933年3月22日第三版刊登了师长张自忠李文田3月20日从前方发给二十九军军部的战报全文。
附件5：华北日报1933年3月22日第三版刊登了长城战区各口形势略图
本文注：第三军团二十九军驻防情况如下：冯治安37师驻防喜峰口，刘汝明师驻防罗文峪，张自忠38师驻防马兰关（马兰峪）。他和日本兵没有过正面接触,所以没有战功，更不可能去指挥37师的防地喜峰口！
附件6：河北民报1933年3月21日第一版左侧刊登了第二十九军驻平办事处20日接到该军师长张自忠等来电，报告军情。
敬请史学界及广大读者不要再上林治波、车晴的当！注：林治波现任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
看林治波是如何篡改历史的----宋哲元保定谒蒋照片中根本没有张自忠
李惠兰 韩 明 任 真
一、宋哲元谒蒋照片的来历和版权
1933年3月12日喜峰口大捷之后，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到保定巡视。3月19日担任长城抗战第三军团总指挥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偕副总指挥庞炳勋、秦德纯以及军分会委员萧振瀛赴保定谒见蒋介石并合影留念（见左图）。
该合影首刊于1985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第二十五页，照片下部的注释词原文是（从右向左读）：“先总统蒋公於民国二十二年长城战役时赴保定巡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向蒋公请示机宜后合影”。
《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一书由宋景宪（宋哲元之二女）和她的丈夫孙湘德（孙连仲之长子）共同主编，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宋景宪、孙湘德长期侨居美国，得以珍藏并出版了有关其父宋哲元将军的政绩资料、手迹和照片等，目的为留传后代当作史料参考。此书因在台湾出版，大陆少见，故1992年以前大陆没有人用这张照片做文章。
1992年7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陈世松主编的《宋哲元传》，这张照片第二次刊登于该书中，仍由宋景宪、孙湘德提供，照片下的文字说明是：“长城抗战时，宋哲元与蒋介石在保定合影”。宋景宪、孙湘德1996年回国探亲时向西北军后代赠送了此书。这张照片的版权应该属于照片珍藏者宋景宪和孙湘德。
二、照片上的人物是谁？
两次刊登的照片中共有5位人物，左二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左三是蒋介石都没有疑问，其他三位究竟是谁因原书照片没有注明，这就给人们留下了想象甚至胡编乱造的空间。左四从位置和衣着来看显然是陪同蒋巡视的官员，不会是二十九军的人；左一和左五两位着军装者应该是二十九军随同宋哲元谒蒋的军人。林治波1993年出版的张自忠传刊登了这张照片但没有注明出处，而且在照片下面注释了五个人的姓名：“左起：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杨永泰、冯治安”。至于林治波怎样破译了宋蒋以外三人的身份，并未加以说明。
经查证1933年3月20日的几种报纸，北平市益世报第二版下部刊登了宋蒋会面的相关消息，标题是：民族英雄宋哲元昨谒蒋返平，[本市消息]全文如下：“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氏，此次率部在喜峰口克敌。极为蒋军委长所嘉许，宋为报告前方情况 于昨晨（十九）二时自防地来平乘车赴保定，谒蒋军委长，商谈一切，蒋军委长充分接济该军，宋以前方军事紧急，与蒋军委长谈话毕，乘原车返平于四时到达，同来者尚有中委孔祥熙，及三十九军军长庞炳勋，二十九军副总指挥秦德纯，军分会委员萧振瀛云”（详见附件1）。
同日大公报的第三版，在“宋哲元谈话”的标题[保定特讯]中报道如下：“宋哲元偕庞炳勋秦德纯，十九日系由遵化经北平抵保，即谒蒋委员长，蒋对宋慰勉有加，并允竭力补充军实，记者访蒋宋于车上，并致慰问之意，... 谈毕专车北上” （详见附件2）。同日北平市京报第三版下部刊登了孔祥熙赴喜峰口慰劳活动和讲话详细内容（详见附件3）。
综上所述该照片中前排五人自左至右应该是：庞炳勋、宋哲元、蒋介石、孔祥熙、秦德纯，军事委员萧振瀛当时没有穿军装，立于后面蒋宋之间。当时各报均没有关于杨永泰、张自忠和冯治安在场的报道。
三、林治波和车晴将照片中的庞炳勋篡改为张自忠
199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林治波所著《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书中第106页刊登了这张照片，不同的是林治波在照片下面更改了注释文字，增加了其他三位人物的姓名：“图11
1933年与蒋介石、宋哲元等留影（左起：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杨永泰、冯治安）。”
按1933年的报纸如果刊登照片必须先制作铜板，为节约成本当时京津各大报纸均未刊登任何照片，显然这张照片系相关者私人珍藏。毋庸置疑在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大陆居民是不可能保存这张照片的，那么身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的林治波与蒋介石、宋哲元非亲非故，怎么可能保存有1933年宋哲元谒蒋的照片？如果林治波是引用了1992年7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陈世松主编的《宋哲元传》中的这张照片，为什么没有注明出处？按照国际惯例，著作中引用别人资料不注明出处者就是剽窃行为，侵犯了别人著作的版权。何况林治波还想当然地篡改了原照片的文字说明，随心所欲地安排了其他三位人物的姓名，将孔祥熙改成了蒋介石的智囊杨永泰，将秦德纯改成了冯治安，又将庞炳勋改成了张自忠。
同样这张照片，后来又出现在1999年1月北京昆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中的第28页上，注释词也是：“左起：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杨永泰、冯治安”，旁边还无中生有地杜撰了所谓的张自忠亲临喜峰口前线发表了所谓五点指示的文字。
还是这张合影， 2010年9月再一次出现在《看历史》杂志中。文章标题是《1937：张自忠北平八日》。照片下面的注释词又增添了内容，注明：“1933年3月19日，蒋介石在保定火车站接见二十九军将领，左起：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杨永泰、冯治安。图｜车晴”（见图）
四、林治波车晴篡改照片中人物意欲何为？
林治波将照片中5人篡改了其中的3人，是出于无知还是另有图谋？看来
将孔祥熙改为杨永泰是出于无知，因为林治波太年轻，号称史学家却对历史人物了解甚少，孔祥熙的照片过去经常出现在报刊杂志中，可惜林某人没有辨认出来，也就罢了。将庞炳勋改成张自忠无疑是林的根本目的，因为林治波以研究张自忠的专家自诩，他要抬高张自忠的身价，否则林治波编造张自忠任喜峰口前线总指挥并颁布五点指示的谎言怎能令人相信？最后将秦德纯改成为冯治安，是因为照片上有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才可能有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同时出现，所以冯治安是用来做陪衬的。
1993年和1999年林治波两次引用了宋哲元谒见蒋介石的照片于他所写的两本张自忠传上，并未注明出处，甚至还篡改了解说词以抬高张自忠的身价。没想到2010年又出了个车晴，将这张合影又刊登在《看历史》杂志中，再一次篡改了解说词，照片上还加盖了《看历史》杂志的标记。庞炳勋是三十九军的军长，秦德纯是二十九军的副军长，都是军事委员会任命的第三军团副总指挥，他们当时的身份确实高于张自忠。但是张自忠与庞炳勋的相貌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若将两人的头像对比，读者自能分辨该合影照片中左一之人究竟是张自忠?还是庞炳勋?（见照片）。
这两个头像能是一个人么?!
若将我们从维基百科全书中查到的杨永泰的两张照片与宋哲元谒蒋照片中孔祥熙的头像进行对比（见下图），两人似有相似之处，但当时报纸只报道了孔祥熙与宋哲元同车回平，接着就去喜峰口前线慰劳，只字没有杨永泰与蒋介石同到保定的报道。
孔祥熙 杨永泰
（注：杨永泰的照片引自维基百科全书）
请看以上照片杨永泰和孔祥熙是一个人么?
再看刘汝明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6年8月出版）中所附1933年春孔祥熙视察华北前线的照片（见下面照片和注释原文，引自该书），中立者孔祥熙的轮廓和帽子与宋哲元在保定谒蒋的照片极其相似，不难断定本照片中蒋介石左侧的人物肯定是孔祥熙而不是杨永泰。
五、张自忠没有当时在保定谒蒋的证明
根据1933年3月20日报纸记载，身为第三军团总指挥宋哲元谒蒋的随行人员只有两位副总指挥庞炳勋、秦德纯和军分会委员肖振瀛。第二十九军下属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和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并未随行。如果有他们二位随行，当时报纸必会刊登；相反，华北日报1933年3月22日第三版上半页报道宋哲元返前方督师的新闻中，记录了张自忠、李文田师长20日晚自前方发来战报，报告军情的详细内容（见附件4），该文最后落款是：弟张自忠、李文田叩 （二十日）戌印。再次证明张自忠当时正在马兰峪前线，即三十八师的驻地马兰关（马兰峪）。该报道还附有长城战区各口形势略图（见附件5）。河北民报1933年3月21日
第一版左侧也刊登了第二十九军驻平办事处20日接到该军师长张自忠等来电，报告军情，同样证明张自忠3月20日没有离开前方（见附件6）。
六、结论
经查证1933年3月20日至22日的益世报、大公报、华北日报、京报以及民国日报、河北民报等，宋哲元谒蒋照片正确的解说词应该是：1933年3月19日在保定火车站蒋介石接见长城抗战第三军团总指挥、副总指挥合影。左起：庞炳勋、宋哲元、蒋介石、孔祥熙、秦德纯。根本没有张自忠！
七、林治波回头是岸
林治波篡改有关张自忠的历史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众所周知，写历史人物传记和写小说剧本不同，这是尽人皆知的普通常识，林治波为什么却一错再错任意编造呢？像林治波这样引用他人成果不注明出处，不查对历史资料就信口开河，甚至还随心所欲地乱封官(例如任命张自忠为29军前线总指挥)篡改原始资料的内容，以假乱真，胡编滥造,剽窃他人战功,以补充张自忠历史之匮乏。这样的史料流传下去只能将史实搅乱，以讹传讹，给子孙后代留下一大堆麻烦，无从梳理。这难道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吗？
六个附件如下：
附件1：益世报1933年3月20日第二版下部刊登了宋哲元谒蒋的随行人员名单
附件2：大公报1933年3月20日第三版
附件3：京报1933年3月20日第三版下部刊登了前实业部长孔祥熙与宋哲元同车来北平，赴喜峰口慰劳前发表谈话。
附件4：华北日报1933年3月22日第三版刊登了师长张自忠李文田3月20日从前方发给二十九军军部的战报全文。
附件5：华北日报1933年3月22日第三版刊登了长城战区各口形势略图
本文注：第三军团二十九军驻防情况如下：冯治安37师驻防喜峰口，刘汝明师驻防罗文峪，张自忠38师驻防马兰关（马兰峪）。他和日本兵没有过正面接触,所以没有战功，更不可能去指挥37师的防地喜峰口！
附件6：河北民报1933年3月21日第一版左侧刊登了第二十九军驻平办事处20日接到该军师长张自忠等来电，报告军情。
敬请史学界及广大读者不要再上林治波、车晴的当！
看林治波是如何篡改历史的----宋哲元保定谒蒋照片中根本没有张自忠
李惠兰 韩 明 任 真
一、宋哲元谒蒋照片的来历和版权
1933年3月12日喜峰口大捷之后，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到保定巡视。3月19日担任长城抗战第三军团总指挥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偕副总指挥庞炳勋、秦德纯以及军分会委员萧振瀛赴保定谒见蒋介石并合影留念（见左图）。
该合影首刊于1985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第二十五页，照片下部的注释词原文是（从右向左读）：“先总统蒋公於民国二十二年长城战役时赴保定巡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向蒋公请示机宜后合影”。
《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一书由宋景宪（宋哲元之二女）和她的丈夫孙湘德（孙连仲之长子）共同主编，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宋景宪、孙湘德长期侨居美国，得以珍藏并出版了有关其父宋哲元将军的政绩资料、手迹和照片等，目的为留传后代当作史料参考。此书因在台湾出版，大陆少见，故1992年以前大陆没有人用这张照片做文章。
1992年7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陈世松主编的《宋哲元传》，这张照片第二次刊登于该书中，仍由宋景宪、孙湘德提供，照片下的文字说明是：“长城抗战时，宋哲元与蒋介石在保定合影”。宋景宪、孙湘德1996年回国探亲时向西北军后代赠送了此书。这张照片的版权应该属于照片珍藏者宋景宪和孙湘德。
二、照片上的人物是谁？
两次刊登的照片中共有5位人物，左二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左三是蒋介石都没有疑问，其他三位究竟是谁因原书照片没有注明，这就给人们留下了想象甚至胡编乱造的空间。左四从位置和衣着来看显然是陪同蒋巡视的官员，不会是二十九军的人；左一和左五两位着军装者应该是二十九军随同宋哲元谒蒋的军人。林治波1993年出版的张自忠传刊登了这张照片但没有注明出处，而且在照片下面注释了五个人的姓名：“左起：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杨永泰、冯治安”。至于林治波怎样破译了宋蒋以外三人的身份，并未加以说明。
经查证1933年3月20日的几种报纸，北平市益世报第二版下部刊登了宋蒋会面的相关消息，标题是：民族英雄宋哲元昨谒蒋返平，[本市消息]全文如下：“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氏，此次率部在喜峰口克敌。极为蒋军委长所嘉许，宋为报告前方情况 于昨晨（十九）二时自防地来平乘车赴保定，谒蒋军委长，商谈一切，蒋军委长充分接济该军，宋以前方军事紧急，与蒋军委长谈话毕，乘原车返平于四时到达，同来者尚有中委孔祥熙，及三十九军军长庞炳勋，二十九军副总指挥秦德纯，军分会委员萧振瀛云”（详见附件1）。
同日大公报的第三版，在“宋哲元谈话”的标题[保定特讯]中报道如下：“宋哲元偕庞炳勋秦德纯，十九日系由遵化经北平抵保，即谒蒋委员长，蒋对宋慰勉有加，并允竭力补充军实，记者访蒋宋于车上，并致慰问之意，... 谈毕专车北上” （详见附件2）。同日北平市京报第三版下部刊登了孔祥熙赴喜峰口慰劳活动和讲话详细内容（详见附件3）。
综上所述该照片中前排五人自左至右应该是：庞炳勋、宋哲元、蒋介石、孔祥熙、秦德纯，军事委员萧振瀛当时没有穿军装，立于后面蒋宋之间。当时各报均没有关于杨永泰、张自忠和冯治安在场的报道。
三、林治波和车晴将照片中的庞炳勋篡改为张自忠
199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林治波所著《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书中第106页刊登了这张照片，不同的是林治波在照片下面更改了注释文字，增加了其他三位人物的姓名：“图11
1933年与蒋介石、宋哲元等留影（左起：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杨永泰、冯治安）。”
按1933年的报纸如果刊登照片必须先制作铜板，为节约成本当时京津各大报纸均未刊登任何照片，显然这张照片系相关者私人珍藏。毋庸置疑在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大陆居民是不可能保存这张照片的，那么身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的林治波与蒋介石、宋哲元非亲非故，怎么可能保存有1933年宋哲元谒蒋的照片？如果林治波是引用了1992年7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陈世松主编的《宋哲元传》中的这张照片，为什么没有注明出处？按照国际惯例，著作中引用别人资料不注明出处者就是剽窃行为，侵犯了别人著作的版权。何况林治波还想当然地篡改了原照片的文字说明，随心所欲地安排了其他三位人物的姓名，将孔祥熙改成了蒋介石的智囊杨永泰，将秦德纯改成了冯治安，又将庞炳勋改成了张自忠。
同样这张照片，后来又出现在1999年1月北京昆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中的第28页上，注释词也是：“左起：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杨永泰、冯治安”，旁边还无中生有地杜撰了所谓的张自忠亲临喜峰口前线发表了所谓五点指示的文字。
还是这张合影， 2010年9月再一次出现在《看历史》杂志中。文章标题是《1937：张自忠北平八日》。照片下面的注释词又增添了内容，注明：“1933年3月19日，蒋介石在保定火车站接见二十九军将领，左起：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杨永泰、冯治安。图｜车晴”（见图）
四、林治波车晴篡改照片中人物意欲何为？
林治波将照片中5人篡改了其中的3人，是出于无知还是另有图谋？看来
将孔祥熙改为杨永泰是出于无知，因为林治波太年轻，号称史学家却对历史人物了解甚少，孔祥熙的照片过去经常出现在报刊杂志中，可惜林某人没有辨认出来，也就罢了。将庞炳勋改成张自忠无疑是林的根本目的，因为林治波以研究张自忠的专家自诩，他要抬高张自忠的身价，否则林治波编造张自忠任喜峰口前线总指挥并颁布五点指示的谎言怎能令人相信？最后将秦德纯改成为冯治安，是因为照片上有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才可能有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同时出现，所以冯治安是用来做陪衬的。
1993年和1999年林治波两次引用了宋哲元谒见蒋介石的照片于他所写的两本张自忠传上，并未注明出处，甚至还篡改了解说词以抬高张自忠的身价。没想到2010年又出了个车晴，将这张合影又刊登在《看历史》杂志中，再一次篡改了解说词，照片上还加盖了《看历史》杂志的标记。庞炳勋是三十九军的军长，秦德纯是二十九军的副军长，都是军事委员会任命的第三军团副总指挥，他们当时的身份确实高于张自忠。但是张自忠与庞炳勋的相貌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若将两人的头像对比，读者自能分辨该合影照片中左一之人究竟是张自忠?还是庞炳勋?（见照片）。
这两个头像能是一个人么?!
若将我们从维基百科全书中查到的杨永泰的两张照片与宋哲元谒蒋照片中孔祥熙的头像进行对比（见下图），两人似有相似之处，但当时报纸只报道了孔祥熙与宋哲元同车回平，接着就去喜峰口前线慰劳，只字没有杨永泰与蒋介石同到保定的报道。
孔祥熙
杨永泰（注：杨永泰的照片引自维基百科全书）
请看以上照片杨永泰和孔祥熙是一个人么?
再看刘汝明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6年8月出版）中所附1933年春孔祥熙视察华北前线的照片（见下面照片和注释原文，引自该书），中立者孔祥熙的轮廓和帽子与宋哲元在保定谒蒋的照片极其相似，不难断定本照片中蒋介石左侧的人物肯定是孔祥熙而不是杨永泰。
五、张自忠没有当时在保定谒蒋的证明
根据1933年3月20日报纸记载，身为第三军团总指挥宋哲元谒蒋的随行人员只有两位副总指挥庞炳勋、秦德纯和军分会委员肖振瀛。第二十九军下属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和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并未随行。如果有他们二位随行，当时报纸必会刊登；相反，华北日报1933年3月22日第三版上半页报道宋哲元返前方督师的新闻中，记录了张自忠、李文田师长20日晚自前方发来战报，报告军情的详细内容（见附件4），该文最后落款是：弟张自忠、李文田叩 （二十日）戌印。再次证明张自忠当时正在马兰峪前线，即三十八师的驻地马兰关（马兰峪）。该报道还附有长城战区各口形势略图（见附件5）。河北民报1933年3月21日
第一版左侧也刊登了第二十九军驻平办事处20日接到该军师长张自忠等来电，报告军情，同样证明张自忠3月20日没有离开前方（见附件6）。
六、结论
经查证1933年3月20日至22日的益世报、大公报、华北日报、京报以及民国日报、河北民报等，宋哲元谒蒋照片正确的解说词应该是：1933年3月19日在保定火车站蒋介石接见长城抗战第三军团总指挥、副总指挥合影。左起：庞炳勋、宋哲元、蒋介石、孔祥熙、秦德纯。根本没有张自忠！
七、林治波回头是岸
林治波篡改有关张自忠的历史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众所周知，写历史人物传记和写小说剧本不同，这是尽人皆知的普通常识，林治波为什么却一错再错任意编造呢？像林治波这样引用他人成果不注明出处，不查对历史资料就信口开河，甚至还随心所欲地乱封官(例如任命张自忠为29军前线总指挥)篡改原始资料的内容，以假乱真，胡编滥造,剽窃他人战功,以补充张自忠历史之匮乏。这样的史料流传下去只能将史实搅乱，以讹传讹，给子孙后代留下一大堆麻烦，无从梳理。这难道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吗？
六个附件如下：
附件1：益世报1933年3月20日第二版下部刊登了宋哲元谒蒋的随行人员名单
附件2：大公报1933年3月20日第三版
附件3：京报1933年3月20日第三版下部刊登了前实业部长孔祥熙与宋哲元同车来北平，赴喜峰口慰劳前发表谈话。
附件4：华北日报1933年3月22日第三版刊登了师长张自忠李文田3月20日从前方发给二十九军军部的战报全文。
附件5：华北日报1933年3月22日第三版刊登了长城战区各口形势略图
本文注：第三军团二十九军驻防情况如下：冯治安37师驻防喜峰口，刘汝明师驻防罗文峪，张自忠38师驻防马兰关（马兰峪）。他和日本兵没有过正面接触,所以没有战功，更不可能去指挥37师的防地喜峰口！
附件6：河北民报1933年3月21日第一版左侧刊登了第二十九军驻平办事处20日接到该军师长张自忠等来电，报告军情。
敬请史学界及广大读者不要再上林治波、车晴的当！注：林治波现任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
看林治波是如何篡改历史的----宋哲元保定谒蒋照片中根本没有张自忠
李惠兰 韩 明 任 真
一、宋哲元谒蒋照片的来历和版权
1933年3月12日喜峰口大捷之后，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到保定巡视。3月19日担任长城抗战第三军团总指挥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偕副总指挥庞炳勋、秦德纯以及军分会委员萧振瀛赴保定谒见蒋介石并合影留念（见左图）。
该合影首刊于1985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第二十五页，照片下部的注释词原文是（从右向左读）：“先总统蒋公於民国二十二年长城战役时赴保定巡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向蒋公请示机宜后合影”。
《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一书由宋景宪（宋哲元之二女）和她的丈夫孙湘德（孙连仲之长子）共同主编，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宋景宪、孙湘德长期侨居美国，得以珍藏并出版了有关其父宋哲元将军的政绩资料、手迹和照片等，目的为留传后代当作史料参考。此书因在台湾出版，大陆少见，故1992年以前大陆没有人用这张照片做文章。
1992年7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陈世松主编的《宋哲元传》，这张照片第二次刊登于该书中，仍由宋景宪、孙湘德提供，照片下的文字说明是：“长城抗战时，宋哲元与蒋介石在保定合影”。宋景宪、孙湘德1996年回国探亲时向西北军后代赠送了此书。这张照片的版权应该属于照片珍藏者宋景宪和孙湘德。
二、照片上的人物是谁？
两次刊登的照片中共有5位人物，左二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左三是蒋介石都没有疑问，其他三位究竟是谁因原书照片没有注明，这就给人们留下了想象甚至胡编乱造的空间。左四从位置和衣着来看显然是陪同蒋巡视的官员，不会是二十九军的人；左一和左五两位着军装者应该是二十九军随同宋哲元谒蒋的军人。林治波1993年出版的张自忠传刊登了这张照片但没有注明出处，而且在照片下面注释了五个人的姓名：“左起：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杨永泰、冯治安”。至于林治波怎样破译了宋蒋以外三人的身份，并未加以说明。
经查证1933年3月20日的几种报纸，北平市益世报第二版下部刊登了宋蒋会面的相关消息，标题是：民族英雄宋哲元昨谒蒋返平，[本市消息]全文如下：“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氏，此次率部在喜峰口克敌。极为蒋军委长所嘉许，宋为报告前方情况 于昨晨（十九）二时自防地来平乘车赴保定，谒蒋军委长，商谈一切，蒋军委长充分接济该军，宋以前方军事紧急，与蒋军委长谈话毕，乘原车返平于四时到达，同来者尚有中委孔祥熙，及三十九军军长庞炳勋，二十九军副总指挥秦德纯，军分会委员萧振瀛云”（详见附件1）。
同日大公报的第三版，在“宋哲元谈话”的标题[保定特讯]中报道如下：“宋哲元偕庞炳勋秦德纯，十九日系由遵化经北平抵保，即谒蒋委员长，蒋对宋慰勉有加，并允竭力补充军实，记者访蒋宋于车上，并致慰问之意，... 谈毕专车北上” （详见附件2）。同日北平市京报第三版下部刊登了孔祥熙赴喜峰口慰劳活动和讲话详细内容（详见附件3）。
综上所述该照片中前排五人自左至右应该是：庞炳勋、宋哲元、蒋介石、孔祥熙、秦德纯，军事委员萧振瀛当时没有穿军装，立于后面蒋宋之间。当时各报均没有关于杨永泰、张自忠和冯治安在场的报道。
三、林治波和车晴将照片中的庞炳勋篡改为张自忠
199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林治波所著《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书中第106页刊登了这张照片，不同的是林治波在照片下面更改了注释文字，增加了其他三位人物的姓名：“图11
1933年与蒋介石、宋哲元等留影（左起：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杨永泰、冯治安）。”
按1933年的报纸如果刊登照片必须先制作铜板，为节约成本当时京津各大报纸均未刊登任何照片，显然这张照片系相关者私人珍藏。毋庸置疑在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大陆居民是不可能保存这张照片的，那么身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的林治波与蒋介石、宋哲元非亲非故，怎么可能保存有1933年宋哲元谒蒋的照片？如果林治波是引用了1992年7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陈世松主编的《宋哲元传》中的这张照片，为什么没有注明出处？按照国际惯例，著作中引用别人资料不注明出处者就是剽窃行为，侵犯了别人著作的版权。何况林治波还想当然地篡改了原照片的文字说明，随心所欲地安排了其他三位人物的姓名，将孔祥熙改成了蒋介石的智囊杨永泰，将秦德纯改成了冯治安，又将庞炳勋改成了张自忠。
同样这张照片，后来又出现在1999年1月北京昆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中的第28页上，注释词也是：“左起：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杨永泰、冯治安”，旁边还无中生有地杜撰了所谓的张自忠亲临喜峰口前线发表了所谓五点指示的文字。
还是这张合影， 2010年9月再一次出现在《看历史》杂志中。文章标题是《1937：张自忠北平八日》。照片下面的注释词又增添了内容，注明：“1933年3月19日，蒋介石在保定火车站接见二十九军将领，左起：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杨永泰、冯治安。图｜车晴”（见图）
四、林治波车晴篡改照片中人物意欲何为？
林治波将照片中5人篡改了其中的3人，是出于无知还是另有图谋？看来
将孔祥熙改为杨永泰是出于无知，因为林治波太年轻，号称史学家却对历史人物了解甚少，孔祥熙的照片过去经常出现在报刊杂志中，可惜林某人没有辨认出来，也就罢了。将庞炳勋改成张自忠无疑是林的根本目的，因为林治波以研究张自忠的专家自诩，他要抬高张自忠的身价，否则林治波编造张自忠任喜峰口前线总指挥并颁布五点指示的谎言怎能令人相信？最后将秦德纯改成为冯治安，是因为照片上有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才可能有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同时出现，所以冯治安是用来做陪衬的。
1993年和1999年林治波两次引用了宋哲元谒见蒋介石的照片于他所写的两本张自忠传上，并未注明出处，甚至还篡改了解说词以抬高张自忠的身价。没想到2010年又出了个车晴，将这张合影又刊登在《看历史》杂志中，再一次篡改了解说词，照片上还加盖了《看历史》杂志的标记。庞炳勋是三十九军的军长，秦德纯是二十九军的副军长，都是军事委员会任命的第三军团副总指挥，他们当时的身份确实高于张自忠。但是张自忠与庞炳勋的相貌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若将两人的头像对比，读者自能分辨该合影照片中左一之人究竟是张自忠?还是庞炳勋?（见照片）。
这两个头像能是一个人么?!
若将我们从维基百科全书中查到的杨永泰的两张照片与宋哲元谒蒋照片中孔祥熙的头像进行对比（见下图），两人似有相似之处，但当时报纸只报道了孔祥熙与宋哲元同车回平，接着就去喜峰口前线慰劳，只字没有杨永泰与蒋介石同到保定的报道。
孔祥熙
杨永泰（注：杨永泰的照片引自维基百科全书）
请看以上照片杨永泰和孔祥熙是一个人么?
再看刘汝明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6年8月出版）中所附1933年春孔祥熙视察华北前线的照片（见下面照片和注释原文，引自该书），中立者孔祥熙的轮廓和帽子与宋哲元在保定谒蒋的照片极其相似，不难断定本照片中蒋介石左侧的人物肯定是孔祥熙而不是杨永泰。
五、张自忠没有当时在保定谒蒋的证明
根据1933年3月20日报纸记载，身为第三军团总指挥宋哲元谒蒋的随行人员只有两位副总指挥庞炳勋、秦德纯和军分会委员肖振瀛。第二十九军下属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和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并未随行。如果有他们二位随行，当时报纸必会刊登；相反，华北日报1933年3月22日第三版上半页报道宋哲元返前方督师的新闻中，记录了张自忠、李文田师长20日晚自前方发来战报，报告军情的详细内容（见附件4），该文最后落款是：弟张自忠、李文田叩 （二十日）戌印。再次证明张自忠当时正在马兰峪前线，即三十八师的驻地马兰关（马兰峪）。该报道还附有长城战区各口形势略图（见附件5）。河北民报1933年3月21日
第一版左侧也刊登了第二十九军驻平办事处20日接到该军师长张自忠等来电，报告军情，同样证明张自忠3月20日没有离开前方（见附件6）。
六、结论
经查证1933年3月20日至22日的益世报、大公报、华北日报、京报以及民国日报、河北民报等，宋哲元谒蒋照片正确的解说词应该是：1933年3月19日在保定火车站蒋介石接见长城抗战第三军团总指挥、副总指挥合影。左起：庞炳勋、宋哲元、蒋介石、孔祥熙、秦德纯。根本没有张自忠！
七、林治波回头是岸
林治波篡改有关张自忠的历史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众所周知，写历史人物传记和写小说剧本不同，这是尽人皆知的普通常识，林治波为什么却一错再错任意编造呢？像林治波这样引用他人成果不注明出处，不查对历史资料就信口开河，甚至还随心所欲地乱封官(例如任命张自忠为29军前线总指挥)篡改原始资料的内容，以假乱真，胡编滥造,剽窃他人战功,以补充张自忠历史之匮乏。这样的史料流传下去只能将史实搅乱，以讹传讹，给子孙后代留下一大堆麻烦，无从梳理。这难道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吗？
六个附件如下：
附件1：益世报1933年3月20日第二版下部刊登了宋哲元谒蒋的随行人员名单
附件2：大公报1933年3月20日第三版
附件3：京报1933年3月20日第三版下部刊登了前实业部长孔祥熙与宋哲元同车来北平，赴喜峰口慰劳前发表谈话。
附件4：华北日报1933年3月22日第三版刊登了师长张自忠李文田3月20日从前方发给二十九军军部的战报全文。
附件5：华北日报1933年3月22日第三版刊登了长城战区各口形势略图
本文注：第三军团二十九军驻防情况如下：冯治安37师驻防喜峰口，刘汝明师驻防罗文峪，张自忠38师驻防马兰关（马兰峪）。他和日本兵没有过正面接触,所以没有战功，更不可能去指挥37师的防地喜峰口！
附件6：河北民报1933年3月21日第一版左侧刊登了第二十九军驻平办事处20日接到该军师长张自忠等来电，报告军情。
敬请史学界及广大读者不要再上林治波、车晴的当！
一直觉得KMT的战报实在是太有喜感。。
我觉得国军如果靠绝对的实力打日军的话,起码从装备上那是不应该存在问题的,但是问题在于蒋生水平能力有限,总是想维稳自家政权!导制了失去了大好的机会,实际上那种大形势下蒋生要是公开的反日了反到比之后强许多了!蒋生能力极为有限!他控制不了那种大局面的,没有掌控大局的水平的却要强出头!
日本武器何等后啊,实际上二战时日陆军的装备水平总体上看轻重武器来看还真不如国军,而且在轻兵器上有质的差距的.当然国军肯定是得总强调日军与土八路的装备如何先进以掩示自家的无能了!实际上当年八路在敌后也是很仰着败退的国军扔下的大量武器的!日军的装备真是说实在的远远差于其对手了,除了强过八路不少之外,任谁都明显的差着数量级的!只能靠自爆对付人家的坦克了!如诺门罕战斗中,日本就是靠数百人的自爆在前期摧毁苏军数百辆坦克的!火力的绝对劣势与补给的绝对劣势让日本陆军失败的,其实在与火力几十倍于已的美军战斗中,双方伤亡并不像美军说的那样大对比的,而是基本相当的,只不过日本根本就没有能力救治伤病员,火力又差人家几十倍自然就不可能避免失败的下场了!
再揭林治波学术不端
----- 张自忠没有当过西北军模范连的连长
李惠兰 任 真
1940年5月16日，身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将军在第五战区的枣宜会战中壮烈牺牲，噩耗传来举国震惊。张将军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以身殉国，这无疑大大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和决心，他是全国人民和历史公认的抗日英雄，值得大歌大颂。人民日报社的高级编辑林治波以写张自忠传而闻名，为歌颂英雄教育后代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留下了不少消极因素，就是不够实事求是。本来人无完人，英雄人物也不例外，没有人要求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全。传记不是小说，不应该把别人的功劳和优秀事迹都移嫁到英雄人物传主一个人身上，这是传记人物作者必须遵循的准则。否则添枝加叶胡编乱造是一种不严肃的行为，说轻了是不负责任忽悠群众，说重了就是篡改历史欺骗群众。这种做法不但起不到教育后代的积极作用，有时反而会引起读者的反感。
现举一例看看史学工作者林治波是怎样研究张自忠将军的。
林治波所著的《抗日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为《抗日战争史》丛书•人物系列中的一部巨著，列入了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该书1993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44万字，印发了7000册。书中第24~25页，对第十六混成旅在常德驻防两年期间的张自忠，记述了以下三段文字：
“冯玉祥将张自忠练就的120名学兵拨归工兵营，另从河南、山东、安徽招募一批学生组成一个直属旅部的学兵队，冯治安任队长，下辖连个连，第一连连长由冯治安兼，张自忠任第二连连长。”
“第二连共有学兵126名，每日两课两操，综合军事课由张自忠讲授，战术课则由旅参谋长刘郁芬讲授，…”
“3个月以后，张自忠的第二连便在全旅各连军事考核中夺得第一，成为第十六混成旅的‘模范连。’模范连是冯玉祥治军的样板，张自忠得此殊荣，干得更加起劲了。经他训练出来的这126名学兵，后来几乎个个成才，仅军、师长就各出了5个，旅、团长就更多了。”
1999年昆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也由林治波编著。书中第12~13页重复了上述《张自忠将军传》中的内容，只改了个别字：张自忠1918年9月在常德军官教导团军官队深造，半年后期满结业，升任学兵队第二连连长。“就任连长三个月后，他的第二连便在全旅各连军事考核中夺得第一，成为十六混成旅的‘模范连’。模范连是冯玉祥治军的样板，张自忠得此殊荣，干得更加起劲了。经他训练出来的全连126名学兵，后来几乎个个成才，仅军长、师长就出了10个，旅长、团长就更多了。”
看了上述内容不禁令人持怀疑态度。首先就其所述，张自忠刚当了连长三个月，就与西北军的五虎将之一、旅参谋长刘郁芬平起平坐共同教课，有些不靠谱；何况林治波两次写张自忠培养的这126人中，后来当军长、师长就出了10个，旅长、团长就更多了，如果属实，为什么没有举出任何实例，姓甚名谁？
再者，西北军的“模范连”确实是冯玉祥将军治军的样板，很有名气，西北军尽人皆知。在2009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冯玉祥自传》第十八章第97页冯玉祥写道：“为要担负起我所憧憬的使命，健全我所统带的部队的干部，实在是刻不容缓的。就在这种客观与主观的要求之下，我决定成立一个模范连，当以李鸣钟为模范连连长，过之纲任排长，选用石友三、葛金章等为头目，田金凯、冯治安、吉鸿昌等为士兵，…, 宋子扬、刘郁芬、何乃中、蒋鸿遇等为教官，全连一百三十人，大家很显出蓬蓬勃勃的气象。当时我对这个模范连，只希望做到使他们能自发地愿为国家人民奋斗牺牲，因此尤注重政治教育，每天集合讲话，我统是按照这个目的灌注阐发。”
西北军的模范连成立的时间是1913年至1914年之间，地点是在西安。1913年冯玉祥任警卫团第一团团长，带下属第三营到河南新乡打白狼（白狼即白朗斋），因追白狼入陕西，驻守在西安约两年。1914年2月警卫一、二团合编为第七师的第十四旅，冯玉祥升任旅长。同年第七师又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仍为旅长。冯部于9月入汉中，白狼死后第七师奉命入川到叙府。后冯玉祥在四川支持蔡锷将军讨袁，1916年袁世凯死后，第十六混成旅回到廊坊驻军。据《刘汝明回忆录》第27页记载：1917年7月冯玉祥随直系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讨伐张勋之后，部队又开回廊坊驻防，不到四个月部队再奉命出发到浦口。刘汝明写道：“…又开回到廊坊驻防。在这段时期内，十六混成旅又增了几位新人，一位是张自忠任学兵连的见习官，一位是刘骥由陆军大学毕业，来当上尉参谋。”
林治波写的两本张自忠传，都记载张自忠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是在1916年，由车震引荐，在廊坊加入。这与刘汝明所记载的1917年相差几个月乃至一年，在此期间张自忠投奔了天津镇守使赵玉珂，至1917年才到廊坊。林治波记载张自忠当连长是在常德，时间应该是1919至1920年之间，肯定与1914年西安的模范连无关，因为那时张自忠还没有参加西北军。经查证无论在冯玉祥自传或其他有关西北军的著作中，除了1914年在西安的模范连之外，后来很少再有关于模范连继续存在的记载。2007年团结出版社出版、骏生著的《西北军演义》第42页中记述过西北军的模范连，“由李鸣钟任连长，下辖三个排，共一百三十人。一排长韩复渠，二排长过之纲，三排长宋希翰。石友三、葛金章、佟麟阁、刘汝明、孙连仲等也任过模范连班长和教习。”
李紫璠的博克中披露了他在孔夫子旧书网找到一本旧书《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民国八九两年纪实》，并摘录了其中部分干部职位名单（见附件）。笔者在此名单中找到了张自忠当年在常德第十六混成旅的身份：是步兵第三团（团长张树声）、第二营（营长王国裕，后为石友三）、第五连（连长张俊声）、第一排的排长。冯治安当时在步兵第二团（团长张之江）、第一营（营长宋哲元）、第十二连当连长。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①张自忠当过连长，但不是西北军模范连的连长；②1920年第十六混成旅在常德驻防期间，冯治安当的是连长，张自忠当的是排长；③西北军的确培养出了一批军事干部，后来当军长、旅长、团长、营长的不少，但主要是冯玉祥将军及其高中级干部培养的，张自忠当时只是一位排长，培养不出10个军长、旅长。
笔者写此文的目的是希望中共党员林治波今后能够遵循中央党校实事求是的校训，写历史人物要认真查对史料，不能胡编乱造。
----- 张自忠没有当过西北军模范连的连长
李惠兰 任 真
1940年5月16日，身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将军在第五战区的枣宜会战中壮烈牺牲，噩耗传来举国震惊。张将军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以身殉国，这无疑大大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和决心，他是全国人民和历史公认的抗日英雄，值得大歌大颂。人民日报社的高级编辑林治波以写张自忠传而闻名，为歌颂英雄教育后代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留下了不少消极因素，就是不够实事求是。本来人无完人，英雄人物也不例外，没有人要求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全。传记不是小说，不应该把别人的功劳和优秀事迹都移嫁到英雄人物传主一个人身上，这是传记人物作者必须遵循的准则。否则添枝加叶胡编乱造是一种不严肃的行为，说轻了是不负责任忽悠群众，说重了就是篡改历史欺骗群众。这种做法不但起不到教育后代的积极作用，有时反而会引起读者的反感。
现举一例看看史学工作者林治波是怎样研究张自忠将军的。
林治波所著的《抗日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为《抗日战争史》丛书•人物系列中的一部巨著，列入了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该书1993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44万字，印发了7000册。书中第24~25页，对第十六混成旅在常德驻防两年期间的张自忠，记述了以下三段文字：
“冯玉祥将张自忠练就的120名学兵拨归工兵营，另从河南、山东、安徽招募一批学生组成一个直属旅部的学兵队，冯治安任队长，下辖连个连，第一连连长由冯治安兼，张自忠任第二连连长。”
“第二连共有学兵126名，每日两课两操，综合军事课由张自忠讲授，战术课则由旅参谋长刘郁芬讲授，…”
“3个月以后，张自忠的第二连便在全旅各连军事考核中夺得第一，成为第十六混成旅的‘模范连。’模范连是冯玉祥治军的样板，张自忠得此殊荣，干得更加起劲了。经他训练出来的这126名学兵，后来几乎个个成才，仅军、师长就各出了5个，旅、团长就更多了。”
1999年昆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也由林治波编著。书中第12~13页重复了上述《张自忠将军传》中的内容，只改了个别字：张自忠1918年9月在常德军官教导团军官队深造，半年后期满结业，升任学兵队第二连连长。“就任连长三个月后，他的第二连便在全旅各连军事考核中夺得第一，成为十六混成旅的‘模范连’。模范连是冯玉祥治军的样板，张自忠得此殊荣，干得更加起劲了。经他训练出来的全连126名学兵，后来几乎个个成才，仅军长、师长就出了10个，旅长、团长就更多了。”
看了上述内容不禁令人持怀疑态度。首先就其所述，张自忠刚当了连长三个月，就与西北军的五虎将之一、旅参谋长刘郁芬平起平坐共同教课，有些不靠谱；何况林治波两次写张自忠培养的这126人中，后来当军长、师长就出了10个，旅长、团长就更多了，如果属实，为什么没有举出任何实例，姓甚名谁？
再者，西北军的“模范连”确实是冯玉祥将军治军的样板，很有名气，西北军尽人皆知。在2009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冯玉祥自传》第十八章第97页冯玉祥写道：“为要担负起我所憧憬的使命，健全我所统带的部队的干部，实在是刻不容缓的。就在这种客观与主观的要求之下，我决定成立一个模范连，当以李鸣钟为模范连连长，过之纲任排长，选用石友三、葛金章等为头目，田金凯、冯治安、吉鸿昌等为士兵，…, 宋子扬、刘郁芬、何乃中、蒋鸿遇等为教官，全连一百三十人，大家很显出蓬蓬勃勃的气象。当时我对这个模范连，只希望做到使他们能自发地愿为国家人民奋斗牺牲，因此尤注重政治教育，每天集合讲话，我统是按照这个目的灌注阐发。”
西北军的模范连成立的时间是1913年至1914年之间，地点是在西安。1913年冯玉祥任警卫团第一团团长，带下属第三营到河南新乡打白狼（白狼即白朗斋），因追白狼入陕西，驻守在西安约两年。1914年2月警卫一、二团合编为第七师的第十四旅，冯玉祥升任旅长。同年第七师又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仍为旅长。冯部于9月入汉中，白狼死后第七师奉命入川到叙府。后冯玉祥在四川支持蔡锷将军讨袁，1916年袁世凯死后，第十六混成旅回到廊坊驻军。据《刘汝明回忆录》第27页记载：1917年7月冯玉祥随直系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讨伐张勋之后，部队又开回廊坊驻防，不到四个月部队再奉命出发到浦口。刘汝明写道：“…又开回到廊坊驻防。在这段时期内，十六混成旅又增了几位新人，一位是张自忠任学兵连的见习官，一位是刘骥由陆军大学毕业，来当上尉参谋。”
林治波写的两本张自忠传，都记载张自忠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是在1916年，由车震引荐，在廊坊加入。这与刘汝明所记载的1917年相差几个月乃至一年，在此期间张自忠投奔了天津镇守使赵玉珂，至1917年才到廊坊。林治波记载张自忠当连长是在常德，时间应该是1919至1920年之间，肯定与1914年西安的模范连无关，因为那时张自忠还没有参加西北军。经查证无论在冯玉祥自传或其他有关西北军的著作中，除了1914年在西安的模范连之外，后来很少再有关于模范连继续存在的记载。2007年团结出版社出版、骏生著的《西北军演义》第42页中记述过西北军的模范连，“由李鸣钟任连长，下辖三个排，共一百三十人。一排长韩复渠，二排长过之纲，三排长宋希翰。石友三、葛金章、佟麟阁、刘汝明、孙连仲等也任过模范连班长和教习。”
李紫璠的博克中披露了他在孔夫子旧书网找到一本旧书《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民国八九两年纪实》，并摘录了其中部分干部职位名单（见附件）。笔者在此名单中找到了张自忠当年在常德第十六混成旅的身份：是步兵第三团（团长张树声）、第二营（营长王国裕，后为石友三）、第五连（连长张俊声）、第一排的排长。冯治安当时在步兵第二团（团长张之江）、第一营（营长宋哲元）、第十二连当连长。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①张自忠当过连长，但不是西北军模范连的连长；②1920年第十六混成旅在常德驻防期间，冯治安当的是连长，张自忠当的是排长；③西北军的确培养出了一批军事干部，后来当军长、旅长、团长、营长的不少，但主要是冯玉祥将军及其高中级干部培养的，张自忠当时只是一位排长，培养不出10个军长、旅长。
笔者写此文的目的是希望中共党员林治波今后能够遵循中央党校实事求是的校训，写历史人物要认真查对史料，不能胡编乱造。
很认真啊 支持
历史研究有时候就是要吹毛求疵
历史研究有时候就是要吹毛求疵
支持考证
是篇好文章 也回答了我的疑问
老毛说过：世上最怕认真二字
我终于找到组织了
官方学者一向有篡改历史的习惯，不稀奇。
李惠兰等所说实属无稽之谈
类似这样的帖子在五年前在百度就被驳斥过，如今李惠兰等又以论文的面貌出现于网络上。经考证，李惠兰所说是不成立的，实属无稽之谈。
一、此照片首先见于1947年
此照片首先见于1947年出版的《张自忠画传》，决非是八十年代，因此李惠兰等立论的出发点就是完全不成立的。于是乎，照片的来历、其中的人物和版权的问题就很清楚了，李惠兰等完全说错了，另外李惠兰等所谓的考证，也是不成立的。
二、关于3月19日蒋介石在保定接见宋哲元、张自忠和冯治安的记述
蒋介石在保定接见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一事，在台北出版的《蒋总统秘录》和《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 长城战役》两书中均有记述，其中《蒋总统秘录》一书，是根据四千万字的原始档案和资料编写而成。
《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 长城战役》：
“三月十九日 蒋委员长于保定接见廿九军将领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等人，慰勉有加。 ”
《蒋总统秘录》：
在战斗告一段落的三月十九日，蒋总统于保定召见宋哲元以及张自忠、冯治安，对二十九军官兵加以慰勉。原来是属于冯玉祥属下将领的宋哲元，在全国统一之后的一九二九年虽曾反对中央，但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为民先锋，卓著战功。
三、所谓“张自忠没有当时在保定谒蒋的证明”
查，华北日报1933年3月22日第三版刊登了师长张自忠李文田3月20日从前方发给二十九军军部的战报全文，但这并不能证明，张自忠没到保定。在台北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的628-629页上刊载了如下一封电文：
宋哲元总指挥自遵化报告罗文峪、山查峪战况呈蒋委员长电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
保定蒋委员长钧鉴：密。（一）罗文峪、山查峪当面之敌……谨禀，宋哲元叩皓巳参印。
显然，从宋哲元皓电是不能证明宋19日不在保定的，根据同样的逻辑，从张自忠李文田3月20日的电文，也不能证明张19日不在保定。
四、相关的四则消息
《中央日报》1933年3月19日
【中央社北平十八日电】 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津市长周龙光，巧（十八）日由津来平后，即于当晚八时同车赴保，晋谒蒋委员长，请示机宜。
《申报》号外 1933年3月19日
【北平】 宋哲元今晨二时专车赴保谒蒋，报告喜峰口作战情况，并请示方略，稍留即回平，转前方指挥。（十九日专电）
《益世报》1933年3月20日
【保定十九日下午七时四分本报专电】 宋哲元皓（十九）日晨六时到保谒蒋，记者以宋部迭获胜利，为国增荣，特往访宋氏于车上。据宋谈，以中国土地如此之大，人民如此之多，而敌人乃敢于侵略无已，本军对之，唯有一战，幸士卒振奋，莫不抱誓死决心，以是连却强敌，死伤逾数千人，此后仍抱此种精神迈进，他无所顾。本人此来，系向委员长报告作战经过，并请示机宜，即日返防，刻前方不时仍有接触。谈至此，适孔祥熙至，记者遂于宋氏告别。宋正午离保返防。
【保定十九日下午八时本报专电】 庞炳勋皓（十九）日晨来保，午谒蒋，报告本军防务，正午随宋哲元专车返平。孔祥熙原拟皓（十九）晨去平，临时接宋哲元电，请在保略俟。宋到保晤孔后，遂同车去平。
从上述四则报道可知，庞炳勋和宋哲元是分别赴保定的，是分别谒蒋的，只是同车返回北平而已。由此，李惠兰等所说宋哲元偕庞炳勋赴保定谒见蒋介石并合影留念，系主观臆断，并非事实。
李惠兰等所说实属无稽之谈
类似这样的帖子在五年前在百度就被驳斥过，如今李惠兰等又以论文的面貌出现于网络上。经考证，李惠兰所说是不成立的，实属无稽之谈。
一、此照片首先见于1947年
此照片首先见于1947年出版的《张自忠画传》，决非是八十年代，因此李惠兰等立论的出发点就是完全不成立的。于是乎，照片的来历、其中的人物和版权的问题就很清楚了，李惠兰等完全说错了，另外李惠兰等所谓的考证，也是不成立的。
二、关于3月19日蒋介石在保定接见宋哲元、张自忠和冯治安的记述
蒋介石在保定接见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一事，在台北出版的《蒋总统秘录》和《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 长城战役》两书中均有记述，其中《蒋总统秘录》一书，是根据四千万字的原始档案和资料编写而成。
《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 长城战役》：
“三月十九日 蒋委员长于保定接见廿九军将领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等人，慰勉有加。 ”
《蒋总统秘录》：
在战斗告一段落的三月十九日，蒋总统于保定召见宋哲元以及张自忠、冯治安，对二十九军官兵加以慰勉。原来是属于冯玉祥属下将领的宋哲元，在全国统一之后的一九二九年虽曾反对中央，但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为民先锋，卓著战功。
三、所谓“张自忠没有当时在保定谒蒋的证明”
查，华北日报1933年3月22日第三版刊登了师长张自忠李文田3月20日从前方发给二十九军军部的战报全文，但这并不能证明，张自忠没到保定。在台北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的628-629页上刊载了如下一封电文：
宋哲元总指挥自遵化报告罗文峪、山查峪战况呈蒋委员长电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
保定蒋委员长钧鉴：密。（一）罗文峪、山查峪当面之敌……谨禀，宋哲元叩皓巳参印。
显然，从宋哲元皓电是不能证明宋19日不在保定的，根据同样的逻辑，从张自忠李文田3月20日的电文，也不能证明张19日不在保定。
四、相关的四则消息
《中央日报》1933年3月19日
【中央社北平十八日电】 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津市长周龙光，巧（十八）日由津来平后，即于当晚八时同车赴保，晋谒蒋委员长，请示机宜。
《申报》号外 1933年3月19日
【北平】 宋哲元今晨二时专车赴保谒蒋，报告喜峰口作战情况，并请示方略，稍留即回平，转前方指挥。（十九日专电）
《益世报》1933年3月20日
【保定十九日下午七时四分本报专电】 宋哲元皓（十九）日晨六时到保谒蒋，记者以宋部迭获胜利，为国增荣，特往访宋氏于车上。据宋谈，以中国土地如此之大，人民如此之多，而敌人乃敢于侵略无已，本军对之，唯有一战，幸士卒振奋，莫不抱誓死决心，以是连却强敌，死伤逾数千人，此后仍抱此种精神迈进，他无所顾。本人此来，系向委员长报告作战经过，并请示机宜，即日返防，刻前方不时仍有接触。谈至此，适孔祥熙至，记者遂于宋氏告别。宋正午离保返防。
【保定十九日下午八时本报专电】 庞炳勋皓（十九）日晨来保，午谒蒋，报告本军防务，正午随宋哲元专车返平。孔祥熙原拟皓（十九）晨去平，临时接宋哲元电，请在保略俟。宋到保晤孔后，遂同车去平。
从上述四则报道可知，庞炳勋和宋哲元是分别赴保定的，是分别谒蒋的，只是同车返回北平而已。由此，李惠兰等所说宋哲元偕庞炳勋赴保定谒见蒋介石并合影留念，系主观臆断，并非事实。
关于在湖北谌家矶成立的模范连，该连三位士兵李九思、王赞亭和刘振三都有记述。看过这些材料的人，自然就明白李惠兰等所说不实。
李九思的记述
李九思的记述
王赞亭的记述
李惠兰等在文中称：第三军团二十九军驻防情况如下：冯治安37师驻防喜峰口，刘汝明师驻防罗文峪，张自忠38师驻防马兰关（马兰峪）。他和日本兵没有过正面接触,所以没有战功，更不可能去指挥37师的防地喜峰口！
而人们在《宋哲元遗集》230页上，找到如下一份电文：
3月9日，第三军团接到第三十七师佳未电报告后，电令第三十八师、暂二师
㈠ 本午三十七师王团接替喜峰口一带万军之防，当交替之际，发现诸兵连合之敌约数百名，向我阵地猛攻，刻尚在激战中。㈡ 第三十八师全部着星夜向遵化三屯营集中。㈢ 第二师全部着星夜接替石门镇、大安口、马兰关一带三十八师之防。
显然，李惠兰所说的是3月9日以前的情况，而不是3月11日的情况。
另外，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长城抗战资料选辑》第46页刊载了宋哲元的一封电报，汇报喜峰口战况：
----------------------------------------
宋哲元续报喜峰口战况致国民政府电
军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各院长、各部长钧鉴：喜峰口数日战斗极烈，敌人势在必得，我军拚命死守，互失互得，双方伤亡甚众。敌人占据喜峰北口两翼高山，我军因受敌制除以，冯治安师仍由正面攻击外，并派张自忠师用迂回包围该敌，以企歼灭。情况如左：（一）董升堂团已绕至敌后占领三家子、小喜峰口，协同正面王治邦旅夹击喜峰口西侧高山之敌。（二）王长海团绕至敌后，占领白台子、狼洞子，与正面之佟泽光旅夹击喜峰口东侧高山之敌。（三）我王崐山营占领白台子，已将通宽城子大道破坏堵塞，以防敌兵来援 。（四）查敌人早在阵地极力作工，气已馁弱，均已在我包围中，准备本日将该敌歼灭。（五）敌人经我痛击，急派大部来援，如由右翼冷口方面同时进攻，则敌首尾不能兼顾矣。谨闻。宋哲元叩。文（3月12日）酉印。
行政院档案，《长城抗战史料》
----------------------------------------
其中：董升堂团为张自忠部三十八师二二四团，佟泽光旅为张自忠部三十八师一一三旅，王长海团为冯治安部三十七师二一七团，王治邦旅为冯治安部三十七师一一〇旅，显然喜峰口的战斗是由张自忠和冯治安两个师共同完成的，何来“他和日本兵没有过正面接触”之说。
另人费解的是，李惠兰是有《宋哲元遗集》这本书的，同时又说自己的研究抗战史的，是研究二十九军的，是宋哲元军长的后代，为何她在长城抗战问题上，却是一错再错呢？
李惠兰等在文中称：第三军团二十九军驻防情况如下：冯治安37师驻防喜峰口，刘汝明师驻防罗文峪，张自忠38师驻防马兰关（马兰峪）。他和日本兵没有过正面接触,所以没有战功，更不可能去指挥37师的防地喜峰口！
而人们在《宋哲元遗集》230页上，找到如下一份电文：
3月9日，第三军团接到第三十七师佳未电报告后，电令第三十八师、暂二师
㈠ 本午三十七师王团接替喜峰口一带万军之防，当交替之际，发现诸兵连合之敌约数百名，向我阵地猛攻，刻尚在激战中。㈡ 第三十八师全部着星夜向遵化三屯营集中。㈢ 第二师全部着星夜接替石门镇、大安口、马兰关一带三十八师之防。
显然，李惠兰所说的是3月9日以前的情况，而不是3月11日的情况。
另外，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长城抗战资料选辑》第46页刊载了宋哲元的一封电报，汇报喜峰口战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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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续报喜峰口战况致国民政府电
军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各院长、各部长钧鉴：喜峰口数日战斗极烈，敌人势在必得，我军拚命死守，互失互得，双方伤亡甚众。敌人占据喜峰北口两翼高山，我军因受敌制除以，冯治安师仍由正面攻击外，并派张自忠师用迂回包围该敌，以企歼灭。情况如左：（一）董升堂团已绕至敌后占领三家子、小喜峰口，协同正面王治邦旅夹击喜峰口西侧高山之敌。（二）王长海团绕至敌后，占领白台子、狼洞子，与正面之佟泽光旅夹击喜峰口东侧高山之敌。（三）我王崐山营占领白台子，已将通宽城子大道破坏堵塞，以防敌兵来援 。（四）查敌人早在阵地极力作工，气已馁弱，均已在我包围中，准备本日将该敌歼灭。（五）敌人经我痛击，急派大部来援，如由右翼冷口方面同时进攻，则敌首尾不能兼顾矣。谨闻。宋哲元叩。文（3月12日）酉印。
行政院档案，《长城抗战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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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董升堂团为张自忠部三十八师二二四团，佟泽光旅为张自忠部三十八师一一三旅，王长海团为冯治安部三十七师二一七团，王治邦旅为冯治安部三十七师一一〇旅，显然喜峰口的战斗是由张自忠和冯治安两个师共同完成的，何来“他和日本兵没有过正面接触”之说。
另人费解的是，李惠兰是有《宋哲元遗集》这本书的，同时又说自己的研究抗战史的，是研究二十九军的，是宋哲元军长的后代，为何她在长城抗战问题上，却是一错再错呢？
1933年3月11日，二十九军喜峰口作战的原始记录
注：
赵旅——冯治安部三十七师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
佟旅——张自忠部三十八师一一三旅，旅长佟泽光
王团——冯治安部三十七师二一七团，团长王长海
董团——张自忠部三十八师二二四团，团长董升堂
李团——张自忠部三十八师二二六团，团长李九思
注：
赵旅——冯治安部三十七师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
佟旅——张自忠部三十八师一一三旅，旅长佟泽光
王团——冯治安部三十七师二一七团，团长王长海
董团——张自忠部三十八师二二四团，团长董升堂
李团——张自忠部三十八师二二六团，团长李九思
三十八师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到遵化三屯营见冯治安、张自忠两师长，接受任务。
三十七师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向冯治安、张自忠两师长报告战况。
三十八师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到遵化三屯营见冯治安、张自忠两师长，接受任务。
三十七师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向冯治安、张自忠两师长报告战况。
三十八师一一三旅旅长佟泽光向冯治安、张自忠两师长报告战况。
冯治安、张自忠向军长宋哲元报告战况。
三十八师一一三旅旅长佟泽光向冯治安、张自忠两师长报告战况。
冯治安、张自忠向军长宋哲元报告战况。
反驳和主贴之间的留言颇有喜感。
林治波的这本书里有很多错误，比如照片中有一大部分的说明完全错误，甚至把日军照片当成中国兵照片。大陆培养出来的学者就是这个水平，没有办法。:Q
林治波（马甲“舞台监督）不用绕圈子，就直接解释：
怀疑有阴谋
三揭林治波学术造假
——喜峰口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是赵登禹不是张自忠
李惠兰 任真 韩明
抗日期间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于1940年5月16日在湖北枣宜战役中壮烈牺牲，噩耗传来震惊中外，举国哀悼。1946年获蒋介石签发的荣哀状，1982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他英勇爱国的壮举受到解放前后两任政府的肯定，早已名垂青史，是个不争的事实。
但以写《张自忠将军传》起家的林治波，不是认真地调查核对历史档案材料，实事求是地描述英烈本人的真实身份和行为，而是像写小说一样，抬高张自忠的身份，集他人战功于张自忠一身，拼命拔高，在一些关键之处甚至任意篡改史料，其恶果不但误导了读者，还引起第二十九军将领后代之间的不满和矛盾。因此我们不能三缄其口任其捏造，以讹传讹，搅乱历史。再者，林治波在引用别人出版物内容和照片时，经常不注明出处。近期德国国防部长就是因为当年其博士论文引用他人论述不注明出处而被迫辞职下台，目前在向国际接轨过程中的中国，对史学界这种不齿行为也应嗤之以鼻，进行整肃。
现就1933年长城抗战时喜峰口抗日第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一事继续揭发如下，望林治波迷途知返，不要再误导和欺骗群众。
一、 喜峰口抗日第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是赵登禹而不是张自忠
1985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中对于1933年长城抗战的八个军团战斗序列及每个军团总指挥的任命都有详细记录（第260至265页），在第266页详细注明第三军团是由二十九军和第四十军组成，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任命宋哲元为总指挥，秦德纯、庞炳勋为副总指挥，张维藩为参谋长。
该书第234页有军团……电第三十七师冯师长命令要旨如左：本军团兹为作战便利指挥容易起见，所有最前线作战各部队暂统归该师赵旅长登禹指挥，王旅长治邦、佟旅长泽光两部共同协助之。下午六时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两师会衔给赵、王、佟三旅长命令；“奉军团命令开；兹为作战便利指挥容易起见，所有最前线作战各部队暂统归该师赵旅长登禹指挥，王旅长治邦、佟旅长泽光共同协助之等因奉此；着派赵旅长登禹为喜峰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王旅长治邦为副总指挥。佟旅长泽光协助之。仰各饬属遵照。（笔者注：赵登禹是37师109旅旅长，王治邦是37师110旅旅长，佟泽光是38师113旅旅长）
而在199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林治波所著的《张自忠将军传》第87页中却写道“宋哲元命张自忠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冯治安副之”；第95页张自忠在1933年的唯一半身军装照下面注明“图10 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1999年在所出版的《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第24页中林治波又将这张张自忠的半身军装照用上，下面则仍注上“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可惜以上不是当年29军军长宋哲元所任命，而是1993年林治波任命的。
二、 1933年喜峰口战役获青天白日勋章的只有赵登禹一人
1999年昆仑出版社出版了林治波著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该书第30页写道：“二十九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海内，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而事实是1933年喜峰口长城抗战只有夜袭敌营的赵登禹将军一人获青天白日勋章，并由旅长提升为师长，其他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等则是1935年才获此勋章的。林治波鱼目混珠地用上述模糊语言企图证明张自忠的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的身份是徒劳的，是别有意图的。
三、 三屯营没有二十九军指挥所
为了表述张自忠在喜峰口的政绩，林治波编造了由3月7日至15日张自忠在喜峰口的“总指挥”活动表，在第26页第四行写道“3月7日张自忠与冯治安抵达遵化三屯营，此地距喜峰口30公里，张、冯二人在此设立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所”。
三屯营根本不属于遵化县。遵化是三十八师张自忠的驻防地，三屯营在迁西县是三十七师冯治安的驻防地，两个师各管各段，二者之间还隔着刘汝明的驻防地罗文峪，而林治波却说三屯营属于遵化县，连地理位置都搞不清！
当年29军37师109旅副旅长何基沣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1961年版）《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的抗战》一文中写道：“喜峰口在遵化东北一百一十里，三屯营在喜峰口南六十里，二十九军在这里没有前方指挥所”（见该书第74页），而林治波在他的1993年出版的《张自忠将军传》第91页附图1 29军长城抗战示意图中却在三屯营设了29军前线指挥部，作为他来“任命”张自忠为29军前线总指挥的依据。对此我们曾做了考证：何基沣是创建29军的八弟兄之一，长城抗战时他在赵登禹身边是直接参加喜峰口抗战的亲历者，他的回忆资料是可靠的，61年出版的文史资料是铅字印刷，没和設这两个字不可能弄错，所以在2000年中国文史出版社重印此书时，仍是没有前方指挥所。后来在各处例如：《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198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和《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都引用了何基沣的这份资料，就出现了错字将没字改为设字，所以林治波以此为根据了，但是我们不被其所骗，不被他引入歧途，因为设没设前方指挥所，都不能作为林治波任命张自忠为29军前线总指挥的依据。在1933年京城印书局出版的《长城血战记》中有两张各将领在三屯营的照片，前一张解说词是：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三师长合影（3月14日三屯营）；第二张仍是在三屯营，是九个人的合影，解说词是：秦副指挥德纯及张参谋长（张维藩）冯张刘三师长查看三屯营阵地摄影。这两张照片也不能作为林治波设指挥所、任命张自忠为29军前线总指挥的依据。
四、张自忠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的政绩没有根据
林治波既然“任命”了张自忠为“前线总指挥”，那他的政绩如何表现呢？在1999年的《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第27页写道“11日夜王长海率领二一七团、赵登禹、董升堂率领二二四团、李九恩指挥二二六团杨干三营，分路夜袭敌营，大获成功，杀敌上千人；一一0旅乘机发起正面进攻，有力地牵制了敌人，杨干三营尖兵排士兵李大兴还缴获了一架极为珍贵的高倍望远镜，张自忠拿到这架望远镜，稍加端详，即喜形于色地说：这是指挥炮兵射击用的十二倍望远镜，我们花钱也买不到。当即叫人取重金奖赏李大兴。15日一早张自忠由三屯营亲临喜峰口前线，视察阵地，慰劳官兵。他将全国民众送来的钱物一一分发给大家，以示犒劳，针对视察中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作战经验，他向各旅长、团长下达了五条指示：……（略）。
林治波用以上文字表述了张自忠在喜峰口抗战最紧张之时确在喜峰口前线，那五条指示对喜峰口抗战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上述这段文字没有出处，纯属子虚乌有。我们查遍了1933年的史料、报纸、画报、都没有张自忠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和他亲临喜峰口前线的记载。
《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中对自1933年2月8日以后军队部署调动都有详细记录，每一道命令发送时间不仅有月、日，并有上午几时、下午几时的记载。如果张自忠确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的话，为什么在该书和当年的报纸书刊中都没有记载？
1933年喜峰口的作战经过记录在《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见文后）第205页至254页之中，从2月8日到4月2日每天都记录了作战情况，尤其是3月10日至3月15日双方展开白刃战，极为紧张之时，上海《申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河北民报》等都报道了赵登禹率军夜袭敌营、宋哲元在最前线督战、喜峰口敌受巨创、王宝良营长阵亡的消息，唯独没有“张总指挥”在11日缴获日军望远镜和15日在喜峰口前线召集各旅团长发表五条指示的消息。
五、林治波引用别人著作中的图文不注明出处
林治波为了使谎言更具欺骗性，引用了《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中的三张照片均未注明出处：1、二十九军大刀队所用之大刀；2、青天白日勋章；3、宋哲元保定谒蒋照，
此《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的原照片被剽窃林的《张自忠》第26页
关于宋哲元保定谒蒋的照片，除宋哲元、蒋介石他不敢改之外，其他三人都用解说词给更换了：把庞炳勋改成张自忠、孔祥熙改成杨永泰、秦德纯改成冯治安，又配上一段旁白“19日，宋、张、冯三人赴保谒蒋，受到盛情款待。据说，蒋神情欢愉，面有喜色，这是张自忠第一次与蒋见面”。经过林治波之手张自忠俨然成了指挥喜峰口对日作战的英雄，对此照片已另有文章揭露。
翻开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上卷第259页中的介绍可知：1933年第二十九军分配给张自忠三十八师的防地是以遵化为中心自龙井关到马兰峪；冯治安三十七师是以迁西县三屯营为中心防守城岭子—喜峰口至潘家口一线；刘汝明暂编第二师由玉田向平安镇及新庄镇集结待命。后来日军进犯罗文峪，是刘汝明率部予以迎头痛击，37师、38师都派兵支援，从而打退敌人，保住了北平 (见1933年3月20、21日的申报）。其中也没有关于张自忠指挥罗文峪战斗的记载。1933年邹韬奋主编的《生活画报》记载了孔祥熙代表中央政府到罗文峪视察，陪同的是宋哲元、庞炳勋和刘汝明、王治邦等，也没见有张自忠。从整个喜峰口战事记录来看，张自忠所负责的防线范围是比较幸运的，日军曾往那里扔下几颗炸弹，并未发生近距离面对面的冲突，所以就没有什么英雄事迹可报道。而林治波为了把张自忠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竟随心所欲地编造历史，将29军全军上下同仇敌忾、共同血战所取得的战功，尤其是冯治安、赵登禹、佟泽光、王治邦等的战功都贴在张自忠身上，实在令人感到不公和愤慨。张自忠将军若天上有知，也是不会同意林治波这种不仁不义的做法的。
林治波写了有关张自忠将军的两本传记，从此号称军史学家，青云直上，掌握了宣传机器。全国都得以他那两本书为样板，以讹传讹，辗转传抄。有不同意见者写文章没处刊登，假史成了一言堂，实乃史学界的一大悲哀。今经认真查对、核实史料，一一戳穿，以警示后人。
此《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的原照片被剽窃林的《张自忠》第31页
——喜峰口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是赵登禹不是张自忠
李惠兰 任真 韩明
抗日期间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于1940年5月16日在湖北枣宜战役中壮烈牺牲，噩耗传来震惊中外，举国哀悼。1946年获蒋介石签发的荣哀状，1982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他英勇爱国的壮举受到解放前后两任政府的肯定，早已名垂青史，是个不争的事实。
但以写《张自忠将军传》起家的林治波，不是认真地调查核对历史档案材料，实事求是地描述英烈本人的真实身份和行为，而是像写小说一样，抬高张自忠的身份，集他人战功于张自忠一身，拼命拔高，在一些关键之处甚至任意篡改史料，其恶果不但误导了读者，还引起第二十九军将领后代之间的不满和矛盾。因此我们不能三缄其口任其捏造，以讹传讹，搅乱历史。再者，林治波在引用别人出版物内容和照片时，经常不注明出处。近期德国国防部长就是因为当年其博士论文引用他人论述不注明出处而被迫辞职下台，目前在向国际接轨过程中的中国，对史学界这种不齿行为也应嗤之以鼻，进行整肃。
现就1933年长城抗战时喜峰口抗日第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一事继续揭发如下，望林治波迷途知返，不要再误导和欺骗群众。
一、 喜峰口抗日第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是赵登禹而不是张自忠
1985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中对于1933年长城抗战的八个军团战斗序列及每个军团总指挥的任命都有详细记录（第260至265页），在第266页详细注明第三军团是由二十九军和第四十军组成，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任命宋哲元为总指挥，秦德纯、庞炳勋为副总指挥，张维藩为参谋长。
该书第234页有军团……电第三十七师冯师长命令要旨如左：本军团兹为作战便利指挥容易起见，所有最前线作战各部队暂统归该师赵旅长登禹指挥，王旅长治邦、佟旅长泽光两部共同协助之。下午六时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两师会衔给赵、王、佟三旅长命令；“奉军团命令开；兹为作战便利指挥容易起见，所有最前线作战各部队暂统归该师赵旅长登禹指挥，王旅长治邦、佟旅长泽光共同协助之等因奉此；着派赵旅长登禹为喜峰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王旅长治邦为副总指挥。佟旅长泽光协助之。仰各饬属遵照。（笔者注：赵登禹是37师109旅旅长，王治邦是37师110旅旅长，佟泽光是38师113旅旅长）
而在199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林治波所著的《张自忠将军传》第87页中却写道“宋哲元命张自忠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冯治安副之”；第95页张自忠在1933年的唯一半身军装照下面注明“图10 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1999年在所出版的《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第24页中林治波又将这张张自忠的半身军装照用上，下面则仍注上“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可惜以上不是当年29军军长宋哲元所任命，而是1993年林治波任命的。
二、 1933年喜峰口战役获青天白日勋章的只有赵登禹一人
1999年昆仑出版社出版了林治波著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该书第30页写道：“二十九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海内，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而事实是1933年喜峰口长城抗战只有夜袭敌营的赵登禹将军一人获青天白日勋章，并由旅长提升为师长，其他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等则是1935年才获此勋章的。林治波鱼目混珠地用上述模糊语言企图证明张自忠的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的身份是徒劳的，是别有意图的。
三、 三屯营没有二十九军指挥所
为了表述张自忠在喜峰口的政绩，林治波编造了由3月7日至15日张自忠在喜峰口的“总指挥”活动表，在第26页第四行写道“3月7日张自忠与冯治安抵达遵化三屯营，此地距喜峰口30公里，张、冯二人在此设立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所”。
三屯营根本不属于遵化县。遵化是三十八师张自忠的驻防地，三屯营在迁西县是三十七师冯治安的驻防地，两个师各管各段，二者之间还隔着刘汝明的驻防地罗文峪，而林治波却说三屯营属于遵化县，连地理位置都搞不清！
当年29军37师109旅副旅长何基沣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1961年版）《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的抗战》一文中写道：“喜峰口在遵化东北一百一十里，三屯营在喜峰口南六十里，二十九军在这里没有前方指挥所”（见该书第74页），而林治波在他的1993年出版的《张自忠将军传》第91页附图1 29军长城抗战示意图中却在三屯营设了29军前线指挥部，作为他来“任命”张自忠为29军前线总指挥的依据。对此我们曾做了考证：何基沣是创建29军的八弟兄之一，长城抗战时他在赵登禹身边是直接参加喜峰口抗战的亲历者，他的回忆资料是可靠的，61年出版的文史资料是铅字印刷，没和設这两个字不可能弄错，所以在2000年中国文史出版社重印此书时，仍是没有前方指挥所。后来在各处例如：《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198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和《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都引用了何基沣的这份资料，就出现了错字将没字改为设字，所以林治波以此为根据了，但是我们不被其所骗，不被他引入歧途，因为设没设前方指挥所，都不能作为林治波任命张自忠为29军前线总指挥的依据。在1933年京城印书局出版的《长城血战记》中有两张各将领在三屯营的照片，前一张解说词是：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三师长合影（3月14日三屯营）；第二张仍是在三屯营，是九个人的合影，解说词是：秦副指挥德纯及张参谋长（张维藩）冯张刘三师长查看三屯营阵地摄影。这两张照片也不能作为林治波设指挥所、任命张自忠为29军前线总指挥的依据。
四、张自忠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的政绩没有根据
林治波既然“任命”了张自忠为“前线总指挥”，那他的政绩如何表现呢？在1999年的《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第27页写道“11日夜王长海率领二一七团、赵登禹、董升堂率领二二四团、李九恩指挥二二六团杨干三营，分路夜袭敌营，大获成功，杀敌上千人；一一0旅乘机发起正面进攻，有力地牵制了敌人，杨干三营尖兵排士兵李大兴还缴获了一架极为珍贵的高倍望远镜，张自忠拿到这架望远镜，稍加端详，即喜形于色地说：这是指挥炮兵射击用的十二倍望远镜，我们花钱也买不到。当即叫人取重金奖赏李大兴。15日一早张自忠由三屯营亲临喜峰口前线，视察阵地，慰劳官兵。他将全国民众送来的钱物一一分发给大家，以示犒劳，针对视察中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作战经验，他向各旅长、团长下达了五条指示：……（略）。
林治波用以上文字表述了张自忠在喜峰口抗战最紧张之时确在喜峰口前线，那五条指示对喜峰口抗战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上述这段文字没有出处，纯属子虚乌有。我们查遍了1933年的史料、报纸、画报、都没有张自忠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和他亲临喜峰口前线的记载。
《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中对自1933年2月8日以后军队部署调动都有详细记录，每一道命令发送时间不仅有月、日，并有上午几时、下午几时的记载。如果张自忠确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的话，为什么在该书和当年的报纸书刊中都没有记载？
1933年喜峰口的作战经过记录在《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见文后）第205页至254页之中，从2月8日到4月2日每天都记录了作战情况，尤其是3月10日至3月15日双方展开白刃战，极为紧张之时，上海《申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河北民报》等都报道了赵登禹率军夜袭敌营、宋哲元在最前线督战、喜峰口敌受巨创、王宝良营长阵亡的消息，唯独没有“张总指挥”在11日缴获日军望远镜和15日在喜峰口前线召集各旅团长发表五条指示的消息。
五、林治波引用别人著作中的图文不注明出处
林治波为了使谎言更具欺骗性，引用了《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中的三张照片均未注明出处：1、二十九军大刀队所用之大刀；2、青天白日勋章；3、宋哲元保定谒蒋照，
此《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的原照片被剽窃林的《张自忠》第26页
关于宋哲元保定谒蒋的照片，除宋哲元、蒋介石他不敢改之外，其他三人都用解说词给更换了：把庞炳勋改成张自忠、孔祥熙改成杨永泰、秦德纯改成冯治安，又配上一段旁白“19日，宋、张、冯三人赴保谒蒋，受到盛情款待。据说，蒋神情欢愉，面有喜色，这是张自忠第一次与蒋见面”。经过林治波之手张自忠俨然成了指挥喜峰口对日作战的英雄，对此照片已另有文章揭露。
翻开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上卷第259页中的介绍可知：1933年第二十九军分配给张自忠三十八师的防地是以遵化为中心自龙井关到马兰峪；冯治安三十七师是以迁西县三屯营为中心防守城岭子—喜峰口至潘家口一线；刘汝明暂编第二师由玉田向平安镇及新庄镇集结待命。后来日军进犯罗文峪，是刘汝明率部予以迎头痛击，37师、38师都派兵支援，从而打退敌人，保住了北平 (见1933年3月20、21日的申报）。其中也没有关于张自忠指挥罗文峪战斗的记载。1933年邹韬奋主编的《生活画报》记载了孔祥熙代表中央政府到罗文峪视察，陪同的是宋哲元、庞炳勋和刘汝明、王治邦等，也没见有张自忠。从整个喜峰口战事记录来看，张自忠所负责的防线范围是比较幸运的，日军曾往那里扔下几颗炸弹，并未发生近距离面对面的冲突，所以就没有什么英雄事迹可报道。而林治波为了把张自忠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竟随心所欲地编造历史，将29军全军上下同仇敌忾、共同血战所取得的战功，尤其是冯治安、赵登禹、佟泽光、王治邦等的战功都贴在张自忠身上，实在令人感到不公和愤慨。张自忠将军若天上有知，也是不会同意林治波这种不仁不义的做法的。
林治波写了有关张自忠将军的两本传记，从此号称军史学家，青云直上，掌握了宣传机器。全国都得以他那两本书为样板，以讹传讹，辗转传抄。有不同意见者写文章没处刊登，假史成了一言堂，实乃史学界的一大悲哀。今经认真查对、核实史料，一一戳穿，以警示后人。
此《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的原照片被剽窃林的《张自忠》第31页
李惠兰等在上面的帖子中，无端指责什么人物被篡改，并言之凿凿妄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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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合影首刊于1985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第二十五页照片下部的注释词原文是（从右向左读）：“先总统蒋公於民国二十二年长城战役时赴保定巡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向蒋公请示机宜后合影”。
《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一书由宋景宪（宋哲元之二女）和她的丈夫孙湘德（孙连仲之长子）共同主编，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宋景宪、孙湘德长期侨居美国，得以珍藏并出版了有关其父宋哲元将军的政绩资料、手迹和照片等，目的为留传后代当作史料参考。此书因在台湾出版，大陆少见，故1992年以前大陆没有人用这张照片做文章。
1992年7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陈世松主编的《宋哲元传》，这张照片第二次刊登于该书中，仍由宋景宪、孙湘德提供，照片下的文字说明是：“长城抗战时，宋哲元与蒋介石在保定合影”。宋景宪、孙湘德1996年回国探亲时向西北军后代赠送了此书。这张照片的版权应该属于照片珍藏者宋景宪和孙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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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李等可以证明他们的说法，那就请他们几位费费心，向解放前首先刊登此照片《张自忠画传》的编辑委员会，索要他们所说的所谓“版权”吧！
1947年原照说明：二十二年长城战役时期，蒋委员长至保定。二十九军将领赴保定请示机宜。御眼镜者为杨永泰氏，中立黑氅者为蒋委员长，右为宋军长哲元，其后为张上将，杨右为冯师长治安。
李惠兰等在上面的帖子中，无端指责什么人物被篡改，并言之凿凿妄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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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合影首刊于1985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第二十五页照片下部的注释词原文是（从右向左读）：“先总统蒋公於民国二十二年长城战役时赴保定巡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向蒋公请示机宜后合影”。
《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一书由宋景宪（宋哲元之二女）和她的丈夫孙湘德（孙连仲之长子）共同主编，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宋景宪、孙湘德长期侨居美国，得以珍藏并出版了有关其父宋哲元将军的政绩资料、手迹和照片等，目的为留传后代当作史料参考。此书因在台湾出版，大陆少见，故1992年以前大陆没有人用这张照片做文章。
1992年7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陈世松主编的《宋哲元传》，这张照片第二次刊登于该书中，仍由宋景宪、孙湘德提供，照片下的文字说明是：“长城抗战时，宋哲元与蒋介石在保定合影”。宋景宪、孙湘德1996年回国探亲时向西北军后代赠送了此书。这张照片的版权应该属于照片珍藏者宋景宪和孙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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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李等可以证明他们的说法，那就请他们几位费费心，向解放前首先刊登此照片《张自忠画传》的编辑委员会，索要他们所说的所谓“版权”吧！
1947年原照说明：二十二年长城战役时期，蒋委员长至保定。二十九军将领赴保定请示机宜。御眼镜者为杨永泰氏，中立黑氅者为蒋委员长，右为宋军长哲元，其后为张上将，杨右为冯师长治安。
看来《张自忠》画传这个证据很给力啊，1947年出版，当年的冯治安、杨永泰、庞炳勋都还健康，身任高位。如果照片错指他人，不会不被发现纠正。
研史不可无限拔高，亦不可无限贬低。
张任学兵连长有不同人的回忆，张指挥作战也有国府原始电文和战斗详报作证。这两点不应该被质疑了。视而不见已有的这些公开史料，为反而反是不应该的。
至于青天白日奖章和张任前线总指挥，目前史料还不能确证。
研史不可无限拔高，亦不可无限贬低。
张任学兵连长有不同人的回忆，张指挥作战也有国府原始电文和战斗详报作证。这两点不应该被质疑了。视而不见已有的这些公开史料，为反而反是不应该的。
至于青天白日奖章和张任前线总指挥，目前史料还不能确证。
[ZT]谈谈长城抗战中29军的指挥系统
作者：予若观火
1933年3月-5月期间，宋哲元所部29军在长城的喜峰口和罗文峪一线，英勇抗击日军，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猖狂气焰。尽管长城抗战在整体上是失利了，但是宋哲元部29军所取得的的局部胜利，大大振奋了当时屡受外敌欺侮的国人，时至今日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在此，就长城抗战中29军的指挥系统，作一简单分析。
一、29军的指挥系统分为三个层次
根据目前能够找到的材料，1933年3月-5月期间的长城抗战中，29军的指挥系统分为三个层次：（1）位于蓟县第三军团指挥部，（2）位于遵化三屯营的前线指挥所，（3）作战一线部队的指挥官或司令官。
事实证明，这样的指挥系统结构是恰当的，灵活且实用，充分保证了部队作战的胜利。
二、第三军团指挥部
1933年2月，北平军分会命令，任命宋哲元军长为第三军团总指挥，秦德纯为副总指挥，张维藩为参谋长，下辖冯治安部37师、张自忠部38师和刘汝明部暂2师。2月20日，宋哲元的第三军团指挥部驻通县，2月26日，该指挥部进驻蓟县。在其后的近三个月时间内，第三军团指挥部一直设在蓟县。当前人们可以看到在此期间，第三军团总指挥宋哲元从蓟县给军委会和国民政府拍发的数十封电文，这些档案材料充分说明，在长城抗战中，第三军团指挥部的位置在河北蓟县。
随着战事的发展，第三军团所属部队有所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1933年3月16日，北平军分会何应钦命令（铣电），东北军沈克部第106师进驻遵化县西部的石门镇，作为增援部队，暂时划归第三军团指挥。
1933年3月17日，北平军分会何应钦命令（篠电），庞炳勋部40军（下辖115旅、116旅和骑兵5师）作为总预备队，限令其必须在养日（21日）前到达河北三河、玉田，并指示宋哲元派员前与接洽。3月29日，北平军分会下令（艳电），庞炳勋出任第三军团副总指挥。
3月底开始，第三军团所指挥的部队包括：29军（3个师）、40军（2旅，1师）和东北军106师，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长城抗战结束。
三、作战第一线的指挥系统
29军作战第一线的指挥系统，属于第三层次，其特点是：（1）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适当变化，（2）指挥官多为旅长，但也有团长充任的实例，（3）第一线指挥官并不一定局限于某一个师。
3月10日下午，37师师长冯治安和38师师长张自忠奉宋哲元总指挥的电令，会衔下令，着派37师109旅旅长赵登禹为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37师110旅旅长王治邦为前敌副指挥，并命38师113旅旅长佟泽光协助之。3月11日夜，赵登禹旅长亲率部队分两路出潘家口，佟泽光旅长所部出铁门关，英勇杀敌，取得了著名的喜峰口大捷。此战，赵登禹因战功卓著，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3月12日，38师112旅奉第三军团的命令，由原防地赶赴滦河右岸的撒河桥，该旅旅长黄维纲在三屯营与冯治安、张自忠两师长见面后，冯张立即下令，命38师112旅旅长黄维纲担任滦河右岸及东西长峪至龙井关一带阵地防守司令，37师109旅副旅长何基沣副之。
3月17日，喜峰口大捷之后，奉蒋介石的命令（篠电），29军退守滦河西岸，进入阵地作战阶段，此阶段一直持续至5月中旬，为了便于防御，4月4日宋哲元给冯治安、张自忠两师长下了命令（支电），将29军防线划分为四个防区，任命了四个防守司令，分别是：
第一防区防守司令：37师109旅旅长赵登禹
第二防区防守司令：38师112旅旅长黄维纲
第三防区防守司令：38师113旅224团团长董升堂
警戒阵地防守司令：38师113旅旅长佟泽光
这个第一线指挥系统一直维持到5月中旬。5月15日，29军奉命后撤。5月20日，29军所部退守通县运河一线。
四、位于遵化三屯营的29军前线指挥所
三屯营位于在遵化县以东25公里处，为交通要冲，距撒河桥约18公里，距喜峰口约30公里。在喜峰口前线，37师和38师两师部队并肩作战，为了便于指挥起见，两师在三屯营共组一个前线指挥所，对此，29军副军长秦德纯、37师参谋长张樾亭、38师参谋长李文田、109旅副旅长何基沣等均有记述。3月-5月期间，29军前线指挥所一直位于三屯营，有效地指挥了37师和38师部队的作战，其中包括：3月中旬，潘家口、喜峰口、铁门关和董家口一线的突击作战，3月下旬至5月中旬，滦河西岸主阵地的防御作战，同时参与了3月中旬罗文峪方向作战行动。在史料中记载，29军前线指挥所的总指挥为38师师长张自忠，副总指挥为37师师长冯治安。
近来，有些人员对29军的前线指挥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此，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对这个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三屯营这个前线指挥所。紧跟下来的问题就是，若存在这个指挥所，则一定有人来负责，这在逻辑上，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先看看目前能够找到的材料中，是如何记述的。
（1）37师109旅副旅长何基沣的回忆：
“七日我到了三屯营（三屯营在喜峰口南六十里），二十九军在这里设有前方指挥所，师长张自忠、冯治安也已经到了这里。第二天下午，奉令接喜峰口的防务。
我将战况反映给在三屯营的冯治安，冯叫我立即到喜峰口南约二十里的滦阳城指挥。我到滦阳城，已过午夜，宋哲元由蓟县总指挥部来电话，询悉前方战况后，指示说：‘一定要坚守喜峰口，我已经调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三个旅去增援，他们离你处约有百里左右，跑步前往，预计天明以前，可以赶到’等语。
这两天多的战斗，双方的死伤都很重。晚间，我与三屯营张、冯两师长通电话，大家都感到如此拼杀下去，敌人器械精良，对我甚为不利，应当运用我军的特点，利用夜战、近战，出其不意，予以袭击。遂请得宋哲元的批准，决定采取迂回夜袭的战术，把第一线正面交给王治邦旅固守，抽下赵、佟两旅分两路包抄敌人。一路由赵登禹（赵在十日攻击敌人时，腿上被炮弹片擦伤，这时自告奋勇，裹伤出发）率领董升堂团及王长海团，从左翼出潘家口。绕至敌右侧背，攻击喜峰口西侧高山之敌；一路由佟泽光率领李九思团及仝瑾莹团，从右翼径铁门关出董家口，绕攻敌左侧背，攻击喜峰口东侧高山之敌；王治邦旅俟赵、佟两路袭击得手，即行出击。部署既定，夜半，两路分头出发。”
（2）37师参谋长张樾亭的回忆：
“（3月9日）我遂同第三十七师副官长张振华乘汽车到三屯营子见赵旅长，传导冯师长的命令，叫他星夜进占喜峰口，阻止敌人前进。……我与赵登禹、张振华商定，赵旅长用电话将其布置的情形报告冯师长后，我再用电话请冯师长商同第三十八师张师长，令王治邦旅次日午前务必进出撒河桥应战，第三十八师主力到达三屯营子撒河桥之间策应，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师师部必要人员进驻三屯营子。……是日上午八九时，宋军长和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师两师长均到三屯营子指挥作战。第三十七师王治邦旅赶到撒河桥归赵旅长指挥（赵资历较老）加入战线，……宋军长和冯、张师长及赵旅长商定，敌我激战竟日，为出敌不意，是夜由赵旅长率董升堂团，出潘家口强袭敌人侧背，……拂晓后撤回三屯营子整顿。山谷敌我形成对峙局面，仅有局部的的小冲突，多在白天，入夜平静。第三十八师利用月夜接替了第三十七师的第一线防务，第三十七师王治邦旅集结于撒河桥附近，赵登禹旅集结于三屯营子附近整顿。”
（3）38师参谋长李文田的回忆：
当喜峰口“战事紧急的时候，张（自忠）、冯（治安）两将军合组一指挥所，文田时任三十八师参谋长，与三十七师张参谋长樾亭兄参与其事，两师部队和暂编第二师（师长为刘汝明将军）的密切协同”。
（4）第三军团副总指挥秦德纯的回忆：
“我即由蓟县总部驰赴喜峰口前线，与张、冯两将军会商，张冯均极端赞成，张将军更主张即日实施，立即决定抽调有力部队由战线两翼夜袭敌人侧背。遂于当夜（十一日）派赵登禹、王治邦两旅从喜峰口两侧之董家口、潘家口攀越险峻山峰，抄袭日军侧背。”
依照38师参谋长李文田和何基沣副旅长的记述，29军在三屯营建立了前线指挥所，冯治安和张自忠两师长在该处，从事指挥工作。37师参谋长张樾亭的记述，支持了上述说法，同时清楚地表明两师长是在三屯营指挥作战。秦德纯的回忆则说明了，29军策划两路夜袭日军的具体过程。
根据以上的记述，说明29军确实在三屯营设立了前线指挥所。李文田和张樾亭两位师参谋长，当年在该指挥所内工作数月，他们所说应该是准确可信的。
应当说明的是，回忆录当属第二手材料，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可供参考。而当下，可以找到的有关此问题的第一手材料有：冯治安和张自忠两师长共同签发的电报和命令，共计37件，其中，3月10日至15日喜峰口激战期间的，共有7件；3月16日至20日喜峰口阵地作战期间的，共有7件；4月4日至5月中旬滦河西岸主阵地作战期间的，共有23件。另外，目前还见到宋哲元总指挥给冯张两师长的电令若干件，第一线指挥官给冯张两师长的电文2份。下面列举上述37件材料中的一份命令为例：
3月17日，喜峰口前线的战斗趋于平缓，当日根据宋哲元总指挥的电令，冯张两师长给佟泽光、赵登禹、黄维纲和王治邦四位旅长下达了命令，该命令共有12款，对阵地防御作战进行了详细的部署，该命令的最后一款为，“予在三屯营”。
这些第一手材料充分证明，长城抗战期间，29军在三屯营设立了前线指挥所，该指挥所在29军的指挥系统中属于为第二个层次，冯治安和张自忠两师长在该处对所部4个旅进行指挥。
既然第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那么分析第二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
了解29军成军过程的人都知道，张学良组建29军（最初的番号为东北边防军第3军）时，在中原大战后原西北军退入山西的部队中，以张自忠所部的第六师人数最多且建制最完整，包括第16旅、第18旅和特务团，因此张自忠部在29军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史料中就有张自忠在29军诸将领中位于第二的说法。因此史料中，张为前线总指挥，冯副之的说法是可信的。
[ZT]谈谈长城抗战中29军的指挥系统
作者：予若观火
1933年3月-5月期间，宋哲元所部29军在长城的喜峰口和罗文峪一线，英勇抗击日军，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猖狂气焰。尽管长城抗战在整体上是失利了，但是宋哲元部29军所取得的的局部胜利，大大振奋了当时屡受外敌欺侮的国人，时至今日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在此，就长城抗战中29军的指挥系统，作一简单分析。
一、29军的指挥系统分为三个层次
根据目前能够找到的材料，1933年3月-5月期间的长城抗战中，29军的指挥系统分为三个层次：（1）位于蓟县第三军团指挥部，（2）位于遵化三屯营的前线指挥所，（3）作战一线部队的指挥官或司令官。
事实证明，这样的指挥系统结构是恰当的，灵活且实用，充分保证了部队作战的胜利。
二、第三军团指挥部
1933年2月，北平军分会命令，任命宋哲元军长为第三军团总指挥，秦德纯为副总指挥，张维藩为参谋长，下辖冯治安部37师、张自忠部38师和刘汝明部暂2师。2月20日，宋哲元的第三军团指挥部驻通县，2月26日，该指挥部进驻蓟县。在其后的近三个月时间内，第三军团指挥部一直设在蓟县。当前人们可以看到在此期间，第三军团总指挥宋哲元从蓟县给军委会和国民政府拍发的数十封电文，这些档案材料充分说明，在长城抗战中，第三军团指挥部的位置在河北蓟县。
随着战事的发展，第三军团所属部队有所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1933年3月16日，北平军分会何应钦命令（铣电），东北军沈克部第106师进驻遵化县西部的石门镇，作为增援部队，暂时划归第三军团指挥。
1933年3月17日，北平军分会何应钦命令（篠电），庞炳勋部40军（下辖115旅、116旅和骑兵5师）作为总预备队，限令其必须在养日（21日）前到达河北三河、玉田，并指示宋哲元派员前与接洽。3月29日，北平军分会下令（艳电），庞炳勋出任第三军团副总指挥。
3月底开始，第三军团所指挥的部队包括：29军（3个师）、40军（2旅，1师）和东北军106师，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长城抗战结束。
三、作战第一线的指挥系统
29军作战第一线的指挥系统，属于第三层次，其特点是：（1）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适当变化，（2）指挥官多为旅长，但也有团长充任的实例，（3）第一线指挥官并不一定局限于某一个师。
3月10日下午，37师师长冯治安和38师师长张自忠奉宋哲元总指挥的电令，会衔下令，着派37师109旅旅长赵登禹为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37师110旅旅长王治邦为前敌副指挥，并命38师113旅旅长佟泽光协助之。3月11日夜，赵登禹旅长亲率部队分两路出潘家口，佟泽光旅长所部出铁门关，英勇杀敌，取得了著名的喜峰口大捷。此战，赵登禹因战功卓著，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3月12日，38师112旅奉第三军团的命令，由原防地赶赴滦河右岸的撒河桥，该旅旅长黄维纲在三屯营与冯治安、张自忠两师长见面后，冯张立即下令，命38师112旅旅长黄维纲担任滦河右岸及东西长峪至龙井关一带阵地防守司令，37师109旅副旅长何基沣副之。
3月17日，喜峰口大捷之后，奉蒋介石的命令（篠电），29军退守滦河西岸，进入阵地作战阶段，此阶段一直持续至5月中旬，为了便于防御，4月4日宋哲元给冯治安、张自忠两师长下了命令（支电），将29军防线划分为四个防区，任命了四个防守司令，分别是：
第一防区防守司令：37师109旅旅长赵登禹
第二防区防守司令：38师112旅旅长黄维纲
第三防区防守司令：38师113旅224团团长董升堂
警戒阵地防守司令：38师113旅旅长佟泽光
这个第一线指挥系统一直维持到5月中旬。5月15日，29军奉命后撤。5月20日，29军所部退守通县运河一线。
四、位于遵化三屯营的29军前线指挥所
三屯营位于在遵化县以东25公里处，为交通要冲，距撒河桥约18公里，距喜峰口约30公里。在喜峰口前线，37师和38师两师部队并肩作战，为了便于指挥起见，两师在三屯营共组一个前线指挥所，对此，29军副军长秦德纯、37师参谋长张樾亭、38师参谋长李文田、109旅副旅长何基沣等均有记述。3月-5月期间，29军前线指挥所一直位于三屯营，有效地指挥了37师和38师部队的作战，其中包括：3月中旬，潘家口、喜峰口、铁门关和董家口一线的突击作战，3月下旬至5月中旬，滦河西岸主阵地的防御作战，同时参与了3月中旬罗文峪方向作战行动。在史料中记载，29军前线指挥所的总指挥为38师师长张自忠，副总指挥为37师师长冯治安。
近来，有些人员对29军的前线指挥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此，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对这个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三屯营这个前线指挥所。紧跟下来的问题就是，若存在这个指挥所，则一定有人来负责，这在逻辑上，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先看看目前能够找到的材料中，是如何记述的。
（1）37师109旅副旅长何基沣的回忆：
“七日我到了三屯营（三屯营在喜峰口南六十里），二十九军在这里设有前方指挥所，师长张自忠、冯治安也已经到了这里。第二天下午，奉令接喜峰口的防务。
我将战况反映给在三屯营的冯治安，冯叫我立即到喜峰口南约二十里的滦阳城指挥。我到滦阳城，已过午夜，宋哲元由蓟县总指挥部来电话，询悉前方战况后，指示说：‘一定要坚守喜峰口，我已经调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三个旅去增援，他们离你处约有百里左右，跑步前往，预计天明以前，可以赶到’等语。
这两天多的战斗，双方的死伤都很重。晚间，我与三屯营张、冯两师长通电话，大家都感到如此拼杀下去，敌人器械精良，对我甚为不利，应当运用我军的特点，利用夜战、近战，出其不意，予以袭击。遂请得宋哲元的批准，决定采取迂回夜袭的战术，把第一线正面交给王治邦旅固守，抽下赵、佟两旅分两路包抄敌人。一路由赵登禹（赵在十日攻击敌人时，腿上被炮弹片擦伤，这时自告奋勇，裹伤出发）率领董升堂团及王长海团，从左翼出潘家口。绕至敌右侧背，攻击喜峰口西侧高山之敌；一路由佟泽光率领李九思团及仝瑾莹团，从右翼径铁门关出董家口，绕攻敌左侧背，攻击喜峰口东侧高山之敌；王治邦旅俟赵、佟两路袭击得手，即行出击。部署既定，夜半，两路分头出发。”
（2）37师参谋长张樾亭的回忆：
“（3月9日）我遂同第三十七师副官长张振华乘汽车到三屯营子见赵旅长，传导冯师长的命令，叫他星夜进占喜峰口，阻止敌人前进。……我与赵登禹、张振华商定，赵旅长用电话将其布置的情形报告冯师长后，我再用电话请冯师长商同第三十八师张师长，令王治邦旅次日午前务必进出撒河桥应战，第三十八师主力到达三屯营子撒河桥之间策应，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师师部必要人员进驻三屯营子。……是日上午八九时，宋军长和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师两师长均到三屯营子指挥作战。第三十七师王治邦旅赶到撒河桥归赵旅长指挥（赵资历较老）加入战线，……宋军长和冯、张师长及赵旅长商定，敌我激战竟日，为出敌不意，是夜由赵旅长率董升堂团，出潘家口强袭敌人侧背，……拂晓后撤回三屯营子整顿。山谷敌我形成对峙局面，仅有局部的的小冲突，多在白天，入夜平静。第三十八师利用月夜接替了第三十七师的第一线防务，第三十七师王治邦旅集结于撒河桥附近，赵登禹旅集结于三屯营子附近整顿。”
（3）38师参谋长李文田的回忆：
当喜峰口“战事紧急的时候，张（自忠）、冯（治安）两将军合组一指挥所，文田时任三十八师参谋长，与三十七师张参谋长樾亭兄参与其事，两师部队和暂编第二师（师长为刘汝明将军）的密切协同”。
（4）第三军团副总指挥秦德纯的回忆：
“我即由蓟县总部驰赴喜峰口前线，与张、冯两将军会商，张冯均极端赞成，张将军更主张即日实施，立即决定抽调有力部队由战线两翼夜袭敌人侧背。遂于当夜（十一日）派赵登禹、王治邦两旅从喜峰口两侧之董家口、潘家口攀越险峻山峰，抄袭日军侧背。”
依照38师参谋长李文田和何基沣副旅长的记述，29军在三屯营建立了前线指挥所，冯治安和张自忠两师长在该处，从事指挥工作。37师参谋长张樾亭的记述，支持了上述说法，同时清楚地表明两师长是在三屯营指挥作战。秦德纯的回忆则说明了，29军策划两路夜袭日军的具体过程。
根据以上的记述，说明29军确实在三屯营设立了前线指挥所。李文田和张樾亭两位师参谋长，当年在该指挥所内工作数月，他们所说应该是准确可信的。
应当说明的是，回忆录当属第二手材料，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可供参考。而当下，可以找到的有关此问题的第一手材料有：冯治安和张自忠两师长共同签发的电报和命令，共计37件，其中，3月10日至15日喜峰口激战期间的，共有7件；3月16日至20日喜峰口阵地作战期间的，共有7件；4月4日至5月中旬滦河西岸主阵地作战期间的，共有23件。另外，目前还见到宋哲元总指挥给冯张两师长的电令若干件，第一线指挥官给冯张两师长的电文2份。下面列举上述37件材料中的一份命令为例：
3月17日，喜峰口前线的战斗趋于平缓，当日根据宋哲元总指挥的电令，冯张两师长给佟泽光、赵登禹、黄维纲和王治邦四位旅长下达了命令，该命令共有12款，对阵地防御作战进行了详细的部署，该命令的最后一款为，“予在三屯营”。
这些第一手材料充分证明，长城抗战期间，29军在三屯营设立了前线指挥所，该指挥所在29军的指挥系统中属于为第二个层次，冯治安和张自忠两师长在该处对所部4个旅进行指挥。
既然第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那么分析第二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
了解29军成军过程的人都知道，张学良组建29军（最初的番号为东北边防军第3军）时，在中原大战后原西北军退入山西的部队中，以张自忠所部的第六师人数最多且建制最完整，包括第16旅、第18旅和特务团，因此张自忠部在29军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史料中就有张自忠在29军诸将领中位于第二的说法。因此史料中，张为前线总指挥，冯副之的说法是可信的。
三揭林治波学术造假
——喜峰口二十九军前敌总指挥是赵登禹不是张自忠
李惠兰
任真
韩明
抗日期间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于1940年5月16日在湖北枣宜战役中壮烈牺牲，噩耗传来震惊中外，举国哀悼。1946年获蒋介石签发的荣哀状，1982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他英勇爱国的壮举受到解放前后两任政府的肯定，早已名垂青史，是个不争的事实。但以写《张自忠将军传》起家的林治波，不是认真地调查核对历史档案材料，实事求是地描述英烈本人的真实身份和行为，而是像写小说一样，力求高、大、全，拼命拔高，在一些关键之处甚至篡改史料，其后果不但误导了读者，还引起了二十九军将领后代的不满和矛盾。因此我们不能三缄其口任其伪造，必须指出其错误，还历史原貌，给子孙后代留下真实公正的史实，避免以讹传讹，搅乱史学界。现就1933年长城抗战时喜峰口抗日第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一事继续揭发如下，望林治波迷途知返，不要再误导和欺骗群众。
一、
喜峰口抗日二十九军前敌总指挥是赵登禹
1985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中对于1933年长城抗战的八个军团战斗序列及每个军团总指挥的任命都有详细记录（第260至265页），在第266页详细注明第三军团是由二十九军和第四十军组成，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任命宋哲元为总指挥，秦德纯、庞炳勋为副总指挥，张维藩为参谋长。该书第234页有“军团……电第三十七师冯师长命令要旨如左：本军团兹为作战便利指挥容易起见，所有最前线作战各部队暂统归该师赵旅长登禹指挥，王旅长治邦、佟旅长泽光两部共同协助之”。下午六时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两师会衔给赵、王、佟三旅长命令；“奉军团命令开；兹为作战便利指挥容易起见，所有最前线作战各部队暂统归该师赵旅长登禹指挥，王旅长治邦、佟旅长泽光共同协助之等因奉此；着派赵旅长登禹为喜峰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王旅长治邦为副总指挥。佟旅长泽光协助之。仰各饬属遵照”。（笔者注：赵登禹是37师109旅旅长，王治邦是37师110旅旅长，佟泽光是38师113旅旅长）命令原文复印件附于本文之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佟泽光旅只是协助作战，没有指挥权。
199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林治波所著的《张自忠将军传》第87页中却写道“宋哲元命张自忠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冯治安副之”；第95页张自忠在1933年的唯一半身军装照下面注明“图10
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1999年在所出版的《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第24页中林治波又将这张张自忠的半身军装照用上，下面则仍注上“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可惜以上不是当年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所任命，而是1993年林治波任命的。
令人不解的是：林治波所谓的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是否就是喜峰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还是强调前线总指挥高于前敌总指挥？如果是前者，则军团电令和三十七师、三十八师两师会衔任命的总指挥是赵登禹而不可能是张自忠，因为身为三十八师师长的张自忠不可能自己任命自己；如果林治波所谓的前线总指挥高于前敌总指挥，则在史料中找不到任何根据。按《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中对自1933年2月8日以后军队部署调动都有详细记录，每一道命令发送时间不仅有月、日，并有上午几时、下午几时的记载。如果张自忠确曾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的话，为什么在该书和当年的报纸书刊中都没有记载？如果林治波言出有据，那么就请你拿出证据来，公开指明见于何处？
林治波举出赵登禹给两位师长的请示电报企图证明张自忠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的身份，认为前线总指挥高于前敌总指挥。但是这份电报的称谓是冯治安在前，张自忠在后，如果真如林治波所说张自忠是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冯治安副之，赵登禹为什么把冯治安写在张自忠的前面呢? 答案只有一个，因为当时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就是军长宋哲元，中层将领是三十七师、三十八师和暂编第二师的三位师长：冯治安、张自忠和刘汝明，没有另设前线指挥部或另外任命什么前线总指挥。军团总部任命的喜峰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赵登禹是隶属于三十七师的，他向师长请示工作自然先写三十七师师长、后写三十八师师长的姓名，由于喜峰口有来自三十八师的佟泽光旅协助作战，才将两位师长并列。
上述足以证明，1933年二十九军组建刚成立初期奉命赶赴喜峰口前线作战抗日，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的军团总指挥是第二十九军军长是宋哲元，军团任命的喜峰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是赵登禹，而林治波所谓“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是张自忠，冯治安副之”纯属虚构，没有依据。不容否认作为师长的冯治安和张自忠在三屯营指挥过他们所领导的军队，但是没有被任命为什么“前线总指挥”的名义。
二、
1933年喜峰口战役后获青天白日勋章的只有赵登禹一人
1999年昆仑出版社出版了林治波著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该书第30页写道：“二十九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海内，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这种写法虽不能说错，但是很不确切，因为没有说明他们5位将军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具体时间先后相差一年多，先获得者的战功显然大于后获得者。
事实是1933年喜峰口长城抗战只有夜袭敌营用大刀与敌肉搏的前敌总指挥赵登禹将军一人独获青天白日勋章，并由旅长提升为师长；其他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等则是1935年才获得此勋章的。林治波采用鱼目混珠的手法，企图证明张自忠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的身份，只能是徒劳的。
三、
三屯营没有二十九军指挥所
为了表述张自忠在喜峰口的政绩，林治波编造了由3月7日至15日张自忠在喜峰口的“总指挥”活动表，在第26页第四行写道“3月7日张自忠与冯治安抵达遵化三屯营，此地距喜峰口30公里，张、冯二人在此设立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所”。
三屯营根本不属于遵化县。遵化是三十八师张自忠的驻防地，三屯营在迁西县是三十七师冯治安的驻防地，两个师各管各段，二者之间还隔着刘汝明的驻防地罗文峪，而林治波却说三屯营属于遵化县，连地理位置都没有搞清！
当年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0九旅副旅长何基沣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1961年版）《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的抗战》一文中回忆道：“喜峰口在遵化东北一百一十里，三屯营在喜峰口南六十里，二十九军在这里没有前方指挥所”（见该书第74页），而林治波在他1993年出版的《张自忠将军传》第91页附图（附图1
29军长城抗战示意图）中，却说在三屯营设了二十九军前线指挥所，作为张自忠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的依据。对此我们做了考证：何基沣是创建二十九军的八弟兄之一，长城抗战时他在赵登禹身边，是一0九旅的副旅长，直接参加喜峰口抗战的亲历者，他的回忆资料是可靠的。1961年出版的文史资料是铅字印刷，“設”字尚未简化，“没”和“設”这两个字是不可能弄错的。2000年中国文史出版社重印此书时，印的仍是“没有前方指挥所”。但是198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等，在引用了何基沣的这份资料时出现了将“没”错写为“设”字，林治波不加考证就以此作为根据书写抗战历史，肯定是错了。
话说回来，无论三屯营设没设前方指挥所，都不能作为张自忠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的依据。1933年京城印书局出版的《长城血战记》中有两张各将领在三屯营的照片，前一张解说词是：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三师长合影（3月14日三屯营）；第二张仍是在三屯营，是九个人的合影，解说词是：秦副指挥德纯及张参谋长（张维藩）冯张刘三师长查看三屯营阵地摄影。这两张照片可以证明秦德纯、张维藩和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三位师长都到过三屯营，查看过阵地并指挥过战斗，但是不能作为张自忠被任命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的依据，因为当年任命的史料中没有记载，有记载的只有喜峰口前敌总指挥赵登禹，而没有对张自忠前线总指挥的任命。
注：以上两张照片均引自《长城血战记》, 1933年京城印书局出版。
四、张自忠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的政绩没有根据
林治波既然任命了张自忠为“前线总指挥”，接着就编造了张自忠的战绩。在1999年的《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第27页，林治波写道“11日夜王长海率领二一七团、赵登禹、董升堂率领二二四团、李九恩指挥二二六团杨干三营，分路夜袭敌营，大获成功，杀敌上千人；一一0旅乘机发起正面进攻，有力地牵制了敌人，杨干三营尖兵排士兵李大兴还缴获了一架极为珍贵的高倍望远镜，张自忠拿到这架望远镜，稍加端详，即喜形于色地说：这是指挥炮兵射击用的十二倍望远镜，我们花钱也买不到。当即叫人取重金奖赏李大兴。15日一早张自忠由三屯营亲临喜峰口前线，视察阵地，慰劳官兵。他将全国民众送来的钱物一一分发给大家，以示犒劳，针对视察中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作战经验，他向各旅长、团长下达了五条指示：……”（略）。
林治波用以上文字表述张自忠在喜峰口抗战最紧张之时到过喜峰口前线，那五条指示对喜峰口抗战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上述这段文字没有出处，我们查遍了1933年3月前后的史料、报纸、画报等，既没有找到张自忠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的任命，也没有找到他亲临喜峰口前线的记载。
五、喜峰口二十九军作战历史不容篡改
1933年喜峰口的作战经过记录在《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第205页至254页中，从2月8日到4月2日每天都记录了作战情况，尤其是3月10日至3月15日双方展开白刃战，极为紧张之时，上海《申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河北民报》等都报道了赵登禹率军夜袭敌营、宋哲元在最前线督战、喜峰口敌受巨创、王宝良营长阵亡等消息，唯独没有“张总指挥”在11日缴获日军望远镜和15日在喜峰口前线召集各旅团长发表五条指示的消息。
翻开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上卷第259页中的介绍可知：1933年第二十九军分配给张自忠三十八师的防地是以遵化为中心自龙井关到马兰峪；冯治安三十七师是以迁西县三屯营为中心防守城岭子—喜峰口至潘家口一线；刘汝明暂编第二师由玉田向平安镇及新庄镇集结待命。后来日军进犯罗文峪，是刘汝明率部予以迎头痛击，三十七师、三十八师都派兵支援，从而打退了敌人，保住了北平
(见1933年3月20、21日的申报），其中也没有关于张自忠指挥罗文峪战斗的记载。1933年邹韬奋主编的《生活画报》记载了孔祥熙代表中央政府到罗文峪视察，陪同的是宋哲元、庞炳勋和刘汝明、王治邦等，也没见有张自忠。
从整个喜峰口战事记录来看，张自忠所负责的防线范围在二十九军负责防线中的西段，日军曾往那里扔下几颗炸弹，并未发生近距离面对面的冲突，既没有夜袭敌营，也未发生肉搏战。张自忠领导的三十八师派了两个旅分别去支援东段喜峰口和中段罗文裕的防线。在长城抗战的过程中，作为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无疑也有指挥功劳，否则1935年不会也获得勋章。但是作为著传人，应该实事求是地介绍英雄事迹，不应该夸大其词，编造什么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为喜峰口前线总指挥和亲临喜峰口作五点指示、四点总结等来忽悠读者。
喜峰口抗战时，由于敌军已经占领山顶，而且武器装备先进，我军仰攻又无飞机大炮，二十九军官兵在做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自下而上提出要近战、夜战的要求，发挥我军大刀、手榴弹的优势，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得到军团领导的肯定和支持，才决定组织大刀队夜袭敌营。二十九军全军上下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获得了胜利，头功当然是前敌总指挥赵登禹和佟泽光、王治邦的。现在林治波非要编出一个张自忠被任命为喜峰口前线总指挥，加在赵登禹之上，相信张自忠若天上有知，也是不会同意这样伪造的。赵登禹和张自忠同为抗日先烈，先后为国捐躯，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后人尊重和敬仰的。张自忠生前没有夺人之功的嫌疑，但是林治波却非要让张自忠百年之后去夺赵登禹乃至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等的指挥功劳，其目的何在？ 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期间原是一支团结抗日的队伍，没有人能想到60年后林治波的著述挑起了二十九军将领及其后代之间的矛盾，影响实在恶劣。
林治波写了有关张自忠将军的两本传记，从此号称军史学家，青云直上，掌握了宣传机器。全国都得以他那两本书为样板，以讹传讹，辗转传抄。有不同意见者写文章不给刊登，假史成了一言堂，实乃我国史学界的一大悲哀。我们只得借助网络写出真实公正的历史，以表达知情者的不平，并希望将真实公正的历史留传后世。
附：赵登禹旅长被任命为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的电文如下：
——喜峰口二十九军前敌总指挥是赵登禹不是张自忠
李惠兰
任真
韩明
抗日期间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于1940年5月16日在湖北枣宜战役中壮烈牺牲，噩耗传来震惊中外，举国哀悼。1946年获蒋介石签发的荣哀状，1982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他英勇爱国的壮举受到解放前后两任政府的肯定，早已名垂青史，是个不争的事实。但以写《张自忠将军传》起家的林治波，不是认真地调查核对历史档案材料，实事求是地描述英烈本人的真实身份和行为，而是像写小说一样，力求高、大、全，拼命拔高，在一些关键之处甚至篡改史料，其后果不但误导了读者，还引起了二十九军将领后代的不满和矛盾。因此我们不能三缄其口任其伪造，必须指出其错误，还历史原貌，给子孙后代留下真实公正的史实，避免以讹传讹，搅乱史学界。现就1933年长城抗战时喜峰口抗日第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一事继续揭发如下，望林治波迷途知返，不要再误导和欺骗群众。
一、
喜峰口抗日二十九军前敌总指挥是赵登禹
1985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中对于1933年长城抗战的八个军团战斗序列及每个军团总指挥的任命都有详细记录（第260至265页），在第266页详细注明第三军团是由二十九军和第四十军组成，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任命宋哲元为总指挥，秦德纯、庞炳勋为副总指挥，张维藩为参谋长。该书第234页有“军团……电第三十七师冯师长命令要旨如左：本军团兹为作战便利指挥容易起见，所有最前线作战各部队暂统归该师赵旅长登禹指挥，王旅长治邦、佟旅长泽光两部共同协助之”。下午六时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两师会衔给赵、王、佟三旅长命令；“奉军团命令开；兹为作战便利指挥容易起见，所有最前线作战各部队暂统归该师赵旅长登禹指挥，王旅长治邦、佟旅长泽光共同协助之等因奉此；着派赵旅长登禹为喜峰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王旅长治邦为副总指挥。佟旅长泽光协助之。仰各饬属遵照”。（笔者注：赵登禹是37师109旅旅长，王治邦是37师110旅旅长，佟泽光是38师113旅旅长）命令原文复印件附于本文之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佟泽光旅只是协助作战，没有指挥权。
199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林治波所著的《张自忠将军传》第87页中却写道“宋哲元命张自忠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冯治安副之”；第95页张自忠在1933年的唯一半身军装照下面注明“图10
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1999年在所出版的《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第24页中林治波又将这张张自忠的半身军装照用上，下面则仍注上“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可惜以上不是当年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所任命，而是1993年林治波任命的。
令人不解的是：林治波所谓的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是否就是喜峰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还是强调前线总指挥高于前敌总指挥？如果是前者，则军团电令和三十七师、三十八师两师会衔任命的总指挥是赵登禹而不可能是张自忠，因为身为三十八师师长的张自忠不可能自己任命自己；如果林治波所谓的前线总指挥高于前敌总指挥，则在史料中找不到任何根据。按《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中对自1933年2月8日以后军队部署调动都有详细记录，每一道命令发送时间不仅有月、日，并有上午几时、下午几时的记载。如果张自忠确曾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的话，为什么在该书和当年的报纸书刊中都没有记载？如果林治波言出有据，那么就请你拿出证据来，公开指明见于何处？
林治波举出赵登禹给两位师长的请示电报企图证明张自忠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的身份，认为前线总指挥高于前敌总指挥。但是这份电报的称谓是冯治安在前，张自忠在后，如果真如林治波所说张自忠是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冯治安副之，赵登禹为什么把冯治安写在张自忠的前面呢? 答案只有一个，因为当时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就是军长宋哲元，中层将领是三十七师、三十八师和暂编第二师的三位师长：冯治安、张自忠和刘汝明，没有另设前线指挥部或另外任命什么前线总指挥。军团总部任命的喜峰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赵登禹是隶属于三十七师的，他向师长请示工作自然先写三十七师师长、后写三十八师师长的姓名，由于喜峰口有来自三十八师的佟泽光旅协助作战，才将两位师长并列。
上述足以证明，1933年二十九军组建刚成立初期奉命赶赴喜峰口前线作战抗日，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的军团总指挥是第二十九军军长是宋哲元，军团任命的喜峰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是赵登禹，而林治波所谓“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是张自忠，冯治安副之”纯属虚构，没有依据。不容否认作为师长的冯治安和张自忠在三屯营指挥过他们所领导的军队，但是没有被任命为什么“前线总指挥”的名义。
二、
1933年喜峰口战役后获青天白日勋章的只有赵登禹一人
1999年昆仑出版社出版了林治波著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该书第30页写道：“二十九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海内，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这种写法虽不能说错，但是很不确切，因为没有说明他们5位将军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具体时间先后相差一年多，先获得者的战功显然大于后获得者。
事实是1933年喜峰口长城抗战只有夜袭敌营用大刀与敌肉搏的前敌总指挥赵登禹将军一人独获青天白日勋章，并由旅长提升为师长；其他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等则是1935年才获得此勋章的。林治波采用鱼目混珠的手法，企图证明张自忠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的身份，只能是徒劳的。
三、
三屯营没有二十九军指挥所
为了表述张自忠在喜峰口的政绩，林治波编造了由3月7日至15日张自忠在喜峰口的“总指挥”活动表，在第26页第四行写道“3月7日张自忠与冯治安抵达遵化三屯营，此地距喜峰口30公里，张、冯二人在此设立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所”。
三屯营根本不属于遵化县。遵化是三十八师张自忠的驻防地，三屯营在迁西县是三十七师冯治安的驻防地，两个师各管各段，二者之间还隔着刘汝明的驻防地罗文峪，而林治波却说三屯营属于遵化县，连地理位置都没有搞清！
当年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0九旅副旅长何基沣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1961年版）《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的抗战》一文中回忆道：“喜峰口在遵化东北一百一十里，三屯营在喜峰口南六十里，二十九军在这里没有前方指挥所”（见该书第74页），而林治波在他1993年出版的《张自忠将军传》第91页附图（附图1
29军长城抗战示意图）中，却说在三屯营设了二十九军前线指挥所，作为张自忠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的依据。对此我们做了考证：何基沣是创建二十九军的八弟兄之一，长城抗战时他在赵登禹身边，是一0九旅的副旅长，直接参加喜峰口抗战的亲历者，他的回忆资料是可靠的。1961年出版的文史资料是铅字印刷，“設”字尚未简化，“没”和“設”这两个字是不可能弄错的。2000年中国文史出版社重印此书时，印的仍是“没有前方指挥所”。但是198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等，在引用了何基沣的这份资料时出现了将“没”错写为“设”字，林治波不加考证就以此作为根据书写抗战历史，肯定是错了。
话说回来，无论三屯营设没设前方指挥所，都不能作为张自忠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的依据。1933年京城印书局出版的《长城血战记》中有两张各将领在三屯营的照片，前一张解说词是：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三师长合影（3月14日三屯营）；第二张仍是在三屯营，是九个人的合影，解说词是：秦副指挥德纯及张参谋长（张维藩）冯张刘三师长查看三屯营阵地摄影。这两张照片可以证明秦德纯、张维藩和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三位师长都到过三屯营，查看过阵地并指挥过战斗，但是不能作为张自忠被任命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的依据，因为当年任命的史料中没有记载，有记载的只有喜峰口前敌总指挥赵登禹，而没有对张自忠前线总指挥的任命。
注：以上两张照片均引自《长城血战记》, 1933年京城印书局出版。
四、张自忠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的政绩没有根据
林治波既然任命了张自忠为“前线总指挥”，接着就编造了张自忠的战绩。在1999年的《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第27页，林治波写道“11日夜王长海率领二一七团、赵登禹、董升堂率领二二四团、李九恩指挥二二六团杨干三营，分路夜袭敌营，大获成功，杀敌上千人；一一0旅乘机发起正面进攻，有力地牵制了敌人，杨干三营尖兵排士兵李大兴还缴获了一架极为珍贵的高倍望远镜，张自忠拿到这架望远镜，稍加端详，即喜形于色地说：这是指挥炮兵射击用的十二倍望远镜，我们花钱也买不到。当即叫人取重金奖赏李大兴。15日一早张自忠由三屯营亲临喜峰口前线，视察阵地，慰劳官兵。他将全国民众送来的钱物一一分发给大家，以示犒劳，针对视察中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作战经验，他向各旅长、团长下达了五条指示：……”（略）。
林治波用以上文字表述张自忠在喜峰口抗战最紧张之时到过喜峰口前线，那五条指示对喜峰口抗战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上述这段文字没有出处，我们查遍了1933年3月前后的史料、报纸、画报等，既没有找到张自忠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的任命，也没有找到他亲临喜峰口前线的记载。
五、喜峰口二十九军作战历史不容篡改
1933年喜峰口的作战经过记录在《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第205页至254页中，从2月8日到4月2日每天都记录了作战情况，尤其是3月10日至3月15日双方展开白刃战，极为紧张之时，上海《申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河北民报》等都报道了赵登禹率军夜袭敌营、宋哲元在最前线督战、喜峰口敌受巨创、王宝良营长阵亡等消息，唯独没有“张总指挥”在11日缴获日军望远镜和15日在喜峰口前线召集各旅团长发表五条指示的消息。
翻开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上卷第259页中的介绍可知：1933年第二十九军分配给张自忠三十八师的防地是以遵化为中心自龙井关到马兰峪；冯治安三十七师是以迁西县三屯营为中心防守城岭子—喜峰口至潘家口一线；刘汝明暂编第二师由玉田向平安镇及新庄镇集结待命。后来日军进犯罗文峪，是刘汝明率部予以迎头痛击，三十七师、三十八师都派兵支援，从而打退了敌人，保住了北平
(见1933年3月20、21日的申报），其中也没有关于张自忠指挥罗文峪战斗的记载。1933年邹韬奋主编的《生活画报》记载了孔祥熙代表中央政府到罗文峪视察，陪同的是宋哲元、庞炳勋和刘汝明、王治邦等，也没见有张自忠。
从整个喜峰口战事记录来看，张自忠所负责的防线范围在二十九军负责防线中的西段，日军曾往那里扔下几颗炸弹，并未发生近距离面对面的冲突，既没有夜袭敌营，也未发生肉搏战。张自忠领导的三十八师派了两个旅分别去支援东段喜峰口和中段罗文裕的防线。在长城抗战的过程中，作为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无疑也有指挥功劳，否则1935年不会也获得勋章。但是作为著传人，应该实事求是地介绍英雄事迹，不应该夸大其词，编造什么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为喜峰口前线总指挥和亲临喜峰口作五点指示、四点总结等来忽悠读者。
喜峰口抗战时，由于敌军已经占领山顶，而且武器装备先进，我军仰攻又无飞机大炮，二十九军官兵在做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自下而上提出要近战、夜战的要求，发挥我军大刀、手榴弹的优势，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得到军团领导的肯定和支持，才决定组织大刀队夜袭敌营。二十九军全军上下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获得了胜利，头功当然是前敌总指挥赵登禹和佟泽光、王治邦的。现在林治波非要编出一个张自忠被任命为喜峰口前线总指挥，加在赵登禹之上，相信张自忠若天上有知，也是不会同意这样伪造的。赵登禹和张自忠同为抗日先烈，先后为国捐躯，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后人尊重和敬仰的。张自忠生前没有夺人之功的嫌疑，但是林治波却非要让张自忠百年之后去夺赵登禹乃至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等的指挥功劳，其目的何在？ 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期间原是一支团结抗日的队伍，没有人能想到60年后林治波的著述挑起了二十九军将领及其后代之间的矛盾，影响实在恶劣。
林治波写了有关张自忠将军的两本传记，从此号称军史学家，青云直上，掌握了宣传机器。全国都得以他那两本书为样板，以讹传讹，辗转传抄。有不同意见者写文章不给刊登，假史成了一言堂，实乃我国史学界的一大悲哀。我们只得借助网络写出真实公正的历史，以表达知情者的不平，并希望将真实公正的历史留传后世。
附：赵登禹旅长被任命为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的电文如下：
四揭林治波学术不端
-------引用他人出版物内容和图片不注明出处
李惠兰 任 真 韩 明
众所周知，写文章和著书立说者在自己的出版物中凡引用别人出版物中的观点、内容和图片时必须注明出处，这是写作者的基本学术道德和常识，否则就是剽窃别人成果，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之嫌。
号称军事作家的林治波，1993年出版了《抗日战争之魂》-----张自忠将军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又出版了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昆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这两本书中引用了许多别人出版物中的或别人收藏的照片和作战图，非其本人所拍或收藏，几乎都没有注明出处，甚至出现篡改照片注释说明的现象。近期德国国防部长就是因为当年其博士论文引用他人著述时没有注明出处而被迫辞职下台。目前我国知识界对这种不光彩的行为也应该进行整肃，予以揭发，以便端正学风。
前文我们曾经揭发过林治波引用《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中1933年宋哲元在保定谒见蒋中正的合影（下左图），并篡改了照片下面的注释（下右图）。
林治波化名“舞台指导”于2011年3月2日在超级大本营军事论坛跟帖答复说：
一、此张照片首先见于1947年
此张照片首先见于1947年出版的《张自忠画传》，决非是八十年代，因此李惠兰等立论的出发点就是完全不成立的。
这样，照片的来历、其中的人物和版权的问题就很清楚了，李惠兰等说错了。
二、关于3月19日蒋介石在保定接见宋哲元、张自忠和冯治安的记述
蒋介石在保定接见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一事，在台北出版的《蒋总统秘录》和《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 长城战役》两书中均有记述。
这样的答复实在不能令人满意，首先，无论林治波从哪一本书中引用来，都应该注明出处；再者，引用时不应该篡改别人图片下面的注释。右面《张自忠》一书中将孔祥熙写成杨永泰肯定是林治波所为，注释原文是什么怎么不写出来呢？三者，《蒋总统秘录》为日本人所著，其中确实提到了蒋介石在保定接见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一事，但是该书所刊载的这张照片只有当中蒋宋二人（见下图），林治波又是根据什么判定5人合影中左右两边的二人是张自忠和冯治安呢？
这张照片能说明宋哲元左边之人是张自忠吗？
无论林治波从哪一本书中引用来的图文，不注明出处总是不对的，都存在一个版权的问题，就连写张自忠传大量使用张自忠家属保存的照片，不加说明也是不对的。
至于冯治安、张自忠是不是与宋哲元一同谒蒋，不同的报刊出版物所写确实有所出入，我们认为1933年3月19日至20日中国报纸所载有关报道应该更可信，事后出版物所写内容有一些出入是可以理解的。据查证1933年3月20日至22日益世报、大公报、华北日报、京报以及民国日报、河北民报的报道，宋哲元、秦德纯、庞炳勋和萧振瀛四位肯定都到了保定，目的是请蒋介石尽快补充粮饷军械，是否同车到达则不是主要的。至于冯治安、张自忠是否随行，上述各家报纸均没有提过，没有充分的证据肯定或者否定？！我们分析在喜峰口战事正酣、夜袭敌营后的第8天，二十九军高层和中层将领6人出动到保定谒蒋，这是不可能的，何况三位师长是平级的，如果冯治安、张自忠两位师长都跟着去了保定，那么刘汝明师长为什么没有去呢？他们三人同时都在三屯营查看阵地、指挥作战的，有以下照片为证：
原照片和注释见于1933年“京城出版社”出版的《长城血战记》
下面让我们再看看林治波引用了的《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中的另外两张照片（见下图）：一是二十九军大刀队所用之大刀；二是青天白日勋章，也都没有注明出处。
《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第28页上的照片，
《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第46页中的照片
被林治波引用在《张自忠》第26页，未注明出处
被林治波引用在《张自忠》第31页，未注明出处
《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1985年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第28页上所拍的大刀是一把历史名刀，它是1933年3月11日喜峰口夜袭敌营时曾砍杀十余名日军的血迹斑斑的大刀。由于当时上海《申报》记者史量才到现场采访，宋哲元总指挥在大刀的皮套上亲笔题字“此系喜峰口之战 杀过倭寇十余人之刀 敬赠史量才先生纪念 宋哲元”。后来史量才先生被暗杀，此刀落入收藏家张树柏手中，张是蒋政府驻瑞士公使，1949年在香港和宋哲元的女儿宋景宪相遇，将此刀赠还给了宋景宪。宋景宪与丈夫孙湘德携此刀移民美国，半个世纪后回国时，受到邓颖超、杨尚昆接见，遂将此刀捐赠给了北京军事博物馆，现仍在军事博物馆展出。这把大刀保存至今实属不易，已成为历史珍贵文物。拍照者用白色绸缎垫底，可见用心良苦，完全是出于对二十九军夜袭敌营爱国将士们的尊重，而林治波却不费吹灰之力，信手拈来原封不动地将此刀的原照片贴到自己的著作上，并且均不注明出处，只将解说词删改了几个字，就变成了“二十九军大刀队杀敌用过的大刀”，这难道是张自忠传作者应该采取的态度吗？
对于宋哲元保定谒蒋这张照片能不能用以炫耀张自忠的光荣历史尚成问题时，林治波就在他著的《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第29页写道“在保定的蒋介石得到二十九军捷报，喜不自胜，特电宋哲元、张自忠赴保一唔，19日宋、张冯赴保谒蒋，受到盛情款待，据说‘蒋神情欢愉，面有喜色’这是张自忠第一次与蒋见面。”对于这一段连解说带旁白，全是林治波一个人编的，其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照片上有张自忠。而今天恰恰就是这张照片揭穿了他的谎言，你又如何解释呢？
-------引用他人出版物内容和图片不注明出处
李惠兰 任 真 韩 明
众所周知，写文章和著书立说者在自己的出版物中凡引用别人出版物中的观点、内容和图片时必须注明出处，这是写作者的基本学术道德和常识，否则就是剽窃别人成果，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之嫌。
号称军事作家的林治波，1993年出版了《抗日战争之魂》-----张自忠将军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又出版了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昆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这两本书中引用了许多别人出版物中的或别人收藏的照片和作战图，非其本人所拍或收藏，几乎都没有注明出处，甚至出现篡改照片注释说明的现象。近期德国国防部长就是因为当年其博士论文引用他人著述时没有注明出处而被迫辞职下台。目前我国知识界对这种不光彩的行为也应该进行整肃，予以揭发，以便端正学风。
前文我们曾经揭发过林治波引用《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中1933年宋哲元在保定谒见蒋中正的合影（下左图），并篡改了照片下面的注释（下右图）。
林治波化名“舞台指导”于2011年3月2日在超级大本营军事论坛跟帖答复说：
一、此张照片首先见于1947年
此张照片首先见于1947年出版的《张自忠画传》，决非是八十年代，因此李惠兰等立论的出发点就是完全不成立的。
这样，照片的来历、其中的人物和版权的问题就很清楚了，李惠兰等说错了。
二、关于3月19日蒋介石在保定接见宋哲元、张自忠和冯治安的记述
蒋介石在保定接见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一事，在台北出版的《蒋总统秘录》和《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 长城战役》两书中均有记述。
这样的答复实在不能令人满意，首先，无论林治波从哪一本书中引用来，都应该注明出处；再者，引用时不应该篡改别人图片下面的注释。右面《张自忠》一书中将孔祥熙写成杨永泰肯定是林治波所为，注释原文是什么怎么不写出来呢？三者，《蒋总统秘录》为日本人所著，其中确实提到了蒋介石在保定接见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一事，但是该书所刊载的这张照片只有当中蒋宋二人（见下图），林治波又是根据什么判定5人合影中左右两边的二人是张自忠和冯治安呢？
这张照片能说明宋哲元左边之人是张自忠吗？
无论林治波从哪一本书中引用来的图文，不注明出处总是不对的，都存在一个版权的问题，就连写张自忠传大量使用张自忠家属保存的照片，不加说明也是不对的。
至于冯治安、张自忠是不是与宋哲元一同谒蒋，不同的报刊出版物所写确实有所出入，我们认为1933年3月19日至20日中国报纸所载有关报道应该更可信，事后出版物所写内容有一些出入是可以理解的。据查证1933年3月20日至22日益世报、大公报、华北日报、京报以及民国日报、河北民报的报道，宋哲元、秦德纯、庞炳勋和萧振瀛四位肯定都到了保定，目的是请蒋介石尽快补充粮饷军械，是否同车到达则不是主要的。至于冯治安、张自忠是否随行，上述各家报纸均没有提过，没有充分的证据肯定或者否定？！我们分析在喜峰口战事正酣、夜袭敌营后的第8天，二十九军高层和中层将领6人出动到保定谒蒋，这是不可能的，何况三位师长是平级的，如果冯治安、张自忠两位师长都跟着去了保定，那么刘汝明师长为什么没有去呢？他们三人同时都在三屯营查看阵地、指挥作战的，有以下照片为证：
原照片和注释见于1933年“京城出版社”出版的《长城血战记》
下面让我们再看看林治波引用了的《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中的另外两张照片（见下图）：一是二十九军大刀队所用之大刀；二是青天白日勋章，也都没有注明出处。
《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第28页上的照片，
《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第46页中的照片
被林治波引用在《张自忠》第26页，未注明出处
被林治波引用在《张自忠》第31页，未注明出处
《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1985年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第28页上所拍的大刀是一把历史名刀，它是1933年3月11日喜峰口夜袭敌营时曾砍杀十余名日军的血迹斑斑的大刀。由于当时上海《申报》记者史量才到现场采访，宋哲元总指挥在大刀的皮套上亲笔题字“此系喜峰口之战 杀过倭寇十余人之刀 敬赠史量才先生纪念 宋哲元”。后来史量才先生被暗杀，此刀落入收藏家张树柏手中，张是蒋政府驻瑞士公使，1949年在香港和宋哲元的女儿宋景宪相遇，将此刀赠还给了宋景宪。宋景宪与丈夫孙湘德携此刀移民美国，半个世纪后回国时，受到邓颖超、杨尚昆接见，遂将此刀捐赠给了北京军事博物馆，现仍在军事博物馆展出。这把大刀保存至今实属不易，已成为历史珍贵文物。拍照者用白色绸缎垫底，可见用心良苦，完全是出于对二十九军夜袭敌营爱国将士们的尊重，而林治波却不费吹灰之力，信手拈来原封不动地将此刀的原照片贴到自己的著作上，并且均不注明出处，只将解说词删改了几个字，就变成了“二十九军大刀队杀敌用过的大刀”，这难道是张自忠传作者应该采取的态度吗？
对于宋哲元保定谒蒋这张照片能不能用以炫耀张自忠的光荣历史尚成问题时，林治波就在他著的《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第29页写道“在保定的蒋介石得到二十九军捷报，喜不自胜，特电宋哲元、张自忠赴保一唔，19日宋、张冯赴保谒蒋，受到盛情款待，据说‘蒋神情欢愉，面有喜色’这是张自忠第一次与蒋见面。”对于这一段连解说带旁白，全是林治波一个人编的，其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照片上有张自忠。而今天恰恰就是这张照片揭穿了他的谎言，你又如何解释呢？
码了这么多也还是不能直接证明照片上的另外三人是谁，也是靠旁证，靠猜。
至少舞台指导帖子里的一张照片下的注释写明是张自忠将军的。
就证据来说，还是舞台指导的可信高一些。
至于引用不注明出处，确实不好，但这与照片上的人是谁没关系。
是不是前线总指挥，还等舞台的回复。
至少舞台指导帖子里的一张照片下的注释写明是张自忠将军的。
就证据来说，还是舞台指导的可信高一些。
至于引用不注明出处，确实不好，但这与照片上的人是谁没关系。
是不是前线总指挥，还等舞台的回复。
发帖子全然不是质疑的态度，完全是申斥的口气，不断指责对方的动机，用心，涉嫌人身攻击。
挺像大字报的。
挺像大字报的。
窜改者，李惠兰也
2005年，李惠兰长城抗战学术研讨会上撰文，其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宋哲元于9日凌晨一时赶至遵化与万福麟、冯治安会晤后，指示“本军团为作战便利、指挥容易起见，所有最前线作战各部队暂统归赵旅长登禹指挥，王旅长治邦、佟旅长泽光两师共同协助之”。随后，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下令，“由三十七师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为喜峰口前敌总指挥”。
李惠兰曾多次引用过《宋哲元遗集》，注意文中引号中的内容，显然李惠兰在此处是故意篡改历史。
第三军团的命令为：“本军团兹为作战便利指挥容易起见，所有最前线作战各部队暂统归该师赵旅长登禹指挥。王旅长治邦、佟旅长泽光两部共同协助之”，其中并没有“前敌总指挥”的字样，而是冯治安、张自忠两师长奉军团之命令，会衔任命赵登禹旅长“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
任命赵登禹为总指挥的两位师长自然就是上级，显然这不是李惠兰所愿意见到的，故李惠兰就对这份第一手材料进行篡改。
顺便提一句，李惠兰这样的行为，并非仅此一次。对于她认为不利的材料，或故意视而不见，或武断地称之为伪造。如：什么宋哲元军长签署的作战命令是伪造的，什么佟泽光旅长的回忆是伪造的，什么李致远旅长的回忆是弥天大谎，等等。
窜改者，李惠兰也
2005年，李惠兰长城抗战学术研讨会上撰文，其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宋哲元于9日凌晨一时赶至遵化与万福麟、冯治安会晤后，指示“本军团为作战便利、指挥容易起见，所有最前线作战各部队暂统归赵旅长登禹指挥，王旅长治邦、佟旅长泽光两师共同协助之”。随后，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下令，“由三十七师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为喜峰口前敌总指挥”。
李惠兰曾多次引用过《宋哲元遗集》，注意文中引号中的内容，显然李惠兰在此处是故意篡改历史。
第三军团的命令为：“本军团兹为作战便利指挥容易起见，所有最前线作战各部队暂统归该师赵旅长登禹指挥。王旅长治邦、佟旅长泽光两部共同协助之”，其中并没有“前敌总指挥”的字样，而是冯治安、张自忠两师长奉军团之命令，会衔任命赵登禹旅长“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
任命赵登禹为总指挥的两位师长自然就是上级，显然这不是李惠兰所愿意见到的，故李惠兰就对这份第一手材料进行篡改。
顺便提一句，李惠兰这样的行为，并非仅此一次。对于她认为不利的材料，或故意视而不见，或武断地称之为伪造。如：什么宋哲元军长签署的作战命令是伪造的，什么佟泽光旅长的回忆是伪造的，什么李致远旅长的回忆是弥天大谎，等等。
喜峰口作战前二十九军态势（1933年3月10日）
（1）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
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之二一七团（团长王长海）、二一八团第一营位于喜峰口，二一八团（团长仝瑾莹）主力守潘家口，后调防董家口。
一一〇旅（旅长王治邦）之二一九团（团长刘景山）和二二〇团（团长戴守义）位于喜峰口。
师部及特务团（团长宁殿武）在三屯营，二二二团（团长曾国佐）在白庙子、兴城镇一带。
（2）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
一一三旅（旅长佟泽光）之二二四团（团长董升堂）位于撒河橋及三岔口、旅部及二二六团（团长李九思）奉命向铁门关前进，当日抵达张家店、范家沟。
一一三旅（旅长黄维纲）奉命进驻撒河桥，并负责防守兴城镇至潘家口滦河右岸，及东西长峪至龙井关一线。
二二八团（团长祁光远）和特务团（团长李致远）位于遵化。
（3）暂二师（师长刘汝明）
奉命接替石门镇、大安口、马兰关一带三十八师之原防。
==============================================
看到以上的第一手材料后（由二十九军参谋长张维藩在1934年汇编，见于《宋哲元遗集》上册），稍有军事常识和历史常识的人都不难理解，为了协调两师（共十二团）之作战，二十九军必须要设立前方指挥所，仅仅一个师长显然不足以胜任此工作（当然一个旅长就更不可能了），同时二十九军的总指挥部位于蓟县，直接指挥各旅各团自然也有困难。因此，三十七师和三十八师冯、张两师长在三屯营合组一指挥所，同时张樾亭和李文田两参谋长参与其事，且与暂编第二师密切协同（李文田语）。
3月12日凌晨，二十九军兵分两路出长城绕攻日军，获得辉煌战果，史称喜峰口大捷。其中，三十七师王长海团和三十八师董升堂团为西路，分别出潘家口突袭日军，前敌总指挥赵登禹亲随董升堂团进攻；三十八师李九思团为东路，出铁门关向日军攻击。（《宋哲元遗集》上册，240-241页）
显然，李惠兰等屡次在刊物和网络上所说，什么“从整个喜峰口战事记录来看，张自忠所负责的防线范围在二十九军负责防线中的西段，日军曾往那里扔下几颗炸弹，并未发生近距离面对面的冲突，既没有夜袭敌营，也未发生肉搏战”，什么“遵化是三十八师张自忠的驻防地，三屯营在迁西县是三十七师冯治安的驻防地，两个师各管各段，二者之间还隔着刘汝明的驻防地罗文峪”，完全是故意在篡改历史。
长年以来，李惠兰等曾多次引用过《宋哲元遗集》，上述这些材料他们均掌握（实际上，李惠兰等具备着查找图书资料的便利条件），只是不愿正视而已，又不便称之为伪造，故只得采用鸵鸟政策，同时竭力抹煞张自忠将军及其所部在长城抗战中（喜峰口和罗文峪）的贡献，并借此攻击《张自忠传》的作者林治波先生，且试图误导关心长城抗战过程的网友们。
笔者并非林先生，所写之目的是，给网友们提供第一手材料，以便读者自己来进行分析和判断。
喜峰口作战前二十九军态势（1933年3月10日）
（1）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
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之二一七团（团长王长海）、二一八团第一营位于喜峰口，二一八团（团长仝瑾莹）主力守潘家口，后调防董家口。
一一〇旅（旅长王治邦）之二一九团（团长刘景山）和二二〇团（团长戴守义）位于喜峰口。
师部及特务团（团长宁殿武）在三屯营，二二二团（团长曾国佐）在白庙子、兴城镇一带。
（2）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
一一三旅（旅长佟泽光）之二二四团（团长董升堂）位于撒河橋及三岔口、旅部及二二六团（团长李九思）奉命向铁门关前进，当日抵达张家店、范家沟。
一一三旅（旅长黄维纲）奉命进驻撒河桥，并负责防守兴城镇至潘家口滦河右岸，及东西长峪至龙井关一线。
二二八团（团长祁光远）和特务团（团长李致远）位于遵化。
（3）暂二师（师长刘汝明）
奉命接替石门镇、大安口、马兰关一带三十八师之原防。
==============================================
看到以上的第一手材料后（由二十九军参谋长张维藩在1934年汇编，见于《宋哲元遗集》上册），稍有军事常识和历史常识的人都不难理解，为了协调两师（共十二团）之作战，二十九军必须要设立前方指挥所，仅仅一个师长显然不足以胜任此工作（当然一个旅长就更不可能了），同时二十九军的总指挥部位于蓟县，直接指挥各旅各团自然也有困难。因此，三十七师和三十八师冯、张两师长在三屯营合组一指挥所，同时张樾亭和李文田两参谋长参与其事，且与暂编第二师密切协同（李文田语）。
3月12日凌晨，二十九军兵分两路出长城绕攻日军，获得辉煌战果，史称喜峰口大捷。其中，三十七师王长海团和三十八师董升堂团为西路，分别出潘家口突袭日军，前敌总指挥赵登禹亲随董升堂团进攻；三十八师李九思团为东路，出铁门关向日军攻击。（《宋哲元遗集》上册，240-241页）
显然，李惠兰等屡次在刊物和网络上所说，什么“从整个喜峰口战事记录来看，张自忠所负责的防线范围在二十九军负责防线中的西段，日军曾往那里扔下几颗炸弹，并未发生近距离面对面的冲突，既没有夜袭敌营，也未发生肉搏战”，什么“遵化是三十八师张自忠的驻防地，三屯营在迁西县是三十七师冯治安的驻防地，两个师各管各段，二者之间还隔着刘汝明的驻防地罗文峪”，完全是故意在篡改历史。
长年以来，李惠兰等曾多次引用过《宋哲元遗集》，上述这些材料他们均掌握（实际上，李惠兰等具备着查找图书资料的便利条件），只是不愿正视而已，又不便称之为伪造，故只得采用鸵鸟政策，同时竭力抹煞张自忠将军及其所部在长城抗战中（喜峰口和罗文峪）的贡献，并借此攻击《张自忠传》的作者林治波先生，且试图误导关心长城抗战过程的网友们。
笔者并非林先生，所写之目的是，给网友们提供第一手材料，以便读者自己来进行分析和判断。
二十九军长城战绩略图
移花接木指鹿为马者，李惠兰也
2006年，李惠兰汇编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喜峰口罗文峪抗战史料集》，其中故意将孔祥熙前线劳军照片中的冯治安改为庞炳勋，并将庞炳勋改为邵元冲。原来篡改历史照片者，就是李惠兰教授本人呀！
如图：上面的照片刊于《宋哲元遗集》上册的24页，恰恰就和二十九军将领保定谒蒋的照片（25页）在一起。照片的说明清清楚楚表明，宋哲元身后者为冯治安。《宋哲元遗集》一书由宋哲元的女公子和女婿主编完成，他们对照片的说明是准确的，要知道1949年以后，冯治安和庞炳勋两人到了台湾，宋之女公子和女婿（孙连仲之子）也在台湾。下面的照片出现于李惠兰所编《喜峰口罗文峪抗战史料集》小册子之中。
在1933年的东方画报刊载了3月22日孔祥熙遵化劳军的一张照片，其中对每个人物都作了详尽说明，对比此照片和《宋哲元遗集》24页的照片，就可以确定，李惠兰有意将冯治安改为庞炳勋，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当年报载，3月21日邵元冲到古北口劳军，同日孔祥熙、俞飞鹏到遵化前线劳军，因此，邵元冲和孔祥熙是不可能出现在一张照片上的。
在1933年出版的《长城血战记》 刊载了3月22日孔祥熙在遵化劳军时，孔俞宋庞四人的合影。
上面三张照片中都有孔俞宋庞四人，显然照片中宋哲元身旁身穿大衣，头戴礼帽者才是庞炳勋，庞比宋哲元要矮半头左右，而李惠兰却偏偏要把庞炳勋改为当天远在数百里之外的邵元冲。
李惠兰为何要移花接木，指鹿为马呢？因为这位身材矮小的庞炳勋，显然不在29军将领保定谒蒋的照片之中，于是李惠兰就只好将身材高大的冯治安改为庞炳勋，而将庞炳勋改为并不在场的邵元冲。
据此，明眼人一看便知，究竟是谁在篡改历史照片。有点儿意思！李惠兰这分明是在贼喊捉贼嘛！
移花接木指鹿为马者，李惠兰也
2006年，李惠兰汇编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喜峰口罗文峪抗战史料集》，其中故意将孔祥熙前线劳军照片中的冯治安改为庞炳勋，并将庞炳勋改为邵元冲。原来篡改历史照片者，就是李惠兰教授本人呀！
如图：上面的照片刊于《宋哲元遗集》上册的24页，恰恰就和二十九军将领保定谒蒋的照片（25页）在一起。照片的说明清清楚楚表明，宋哲元身后者为冯治安。《宋哲元遗集》一书由宋哲元的女公子和女婿主编完成，他们对照片的说明是准确的，要知道1949年以后，冯治安和庞炳勋两人到了台湾，宋之女公子和女婿（孙连仲之子）也在台湾。下面的照片出现于李惠兰所编《喜峰口罗文峪抗战史料集》小册子之中。
在1933年的东方画报刊载了3月22日孔祥熙遵化劳军的一张照片，其中对每个人物都作了详尽说明，对比此照片和《宋哲元遗集》24页的照片，就可以确定，李惠兰有意将冯治安改为庞炳勋，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当年报载，3月21日邵元冲到古北口劳军，同日孔祥熙、俞飞鹏到遵化前线劳军，因此，邵元冲和孔祥熙是不可能出现在一张照片上的。
在1933年出版的《长城血战记》 刊载了3月22日孔祥熙在遵化劳军时，孔俞宋庞四人的合影。
上面三张照片中都有孔俞宋庞四人，显然照片中宋哲元身旁身穿大衣，头戴礼帽者才是庞炳勋，庞比宋哲元要矮半头左右，而李惠兰却偏偏要把庞炳勋改为当天远在数百里之外的邵元冲。
李惠兰为何要移花接木，指鹿为马呢？因为这位身材矮小的庞炳勋，显然不在29军将领保定谒蒋的照片之中，于是李惠兰就只好将身材高大的冯治安改为庞炳勋，而将庞炳勋改为并不在场的邵元冲。
据此，明眼人一看便知，究竟是谁在篡改历史照片。有点儿意思！李惠兰这分明是在贼喊捉贼嘛！
十几年以来，李惠兰一直对29军将领保定谒蒋的照片进行发难，可谓是“颇为执著”！
1998年，李惠兰先是将照片中的张自忠改为赵登禹（见《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2006年，李惠兰又将张自忠改为庞炳勋，将冯治安改为秦德纯。而保持着杨永泰未动（见2006年李惠兰编写的小册子）。最近，李惠兰等进而又将杨永泰改为了孔祥熙。
下面的两张照片刊于1933年的《良友画报》，3月15日拍摄于三屯营，照片中都有说明，自然无需笔者多言。
人们看到秦德纯当年的照片之后，自然就会明白，尽管当时秦德纯随宋哲元到保定谒蒋，但是29军将领谒蒋的照片中确实没有秦德纯。当年秦德纯和萧振瀛都随宋哲元到了保定，而那张谒蒋照片中没有他们，只是表明他们俩没与蒋合影，仅此而已。这样浅显的道理，难道李惠兰等真的弄不明白吗？！
十几年以来，李惠兰一直对29军将领保定谒蒋的照片进行发难，可谓是“颇为执著”！
1998年，李惠兰先是将照片中的张自忠改为赵登禹（见《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2006年，李惠兰又将张自忠改为庞炳勋，将冯治安改为秦德纯。而保持着杨永泰未动（见2006年李惠兰编写的小册子）。最近，李惠兰等进而又将杨永泰改为了孔祥熙。
下面的两张照片刊于1933年的《良友画报》，3月15日拍摄于三屯营，照片中都有说明，自然无需笔者多言。
人们看到秦德纯当年的照片之后，自然就会明白，尽管当时秦德纯随宋哲元到保定谒蒋，但是29军将领谒蒋的照片中确实没有秦德纯。当年秦德纯和萧振瀛都随宋哲元到了保定，而那张谒蒋照片中没有他们，只是表明他们俩没与蒋合影，仅此而已。这样浅显的道理，难道李惠兰等真的弄不明白吗？！
1974年台北出版的《蒋总统秘录》中，对29军将领保定谒蒋过程的的记述，该书根据四千万字的原始档案和资料编写而成，近乎于第一手材料。
1974年台北出版的《蒋总统秘录》中，对29军将领保定谒蒋过程的的记述，该书根据四千万字的原始档案和资料编写而成，近乎于第一手材料。
林治波（马甲“舞台监督）不用绕圈子，就直接解释：这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卢沟晓月明 发表于 2011-3-10 09:37
我说，写文章之前，没人百度过庞瘸子长什么样吗？
庞炳勋可称得上肥头大耳，要弄错实在困难哦。
林治波（马甲“舞台监督）不用绕圈子，就直接解释：这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卢沟晓月明 发表于 2011-3-10 09:37
我说，写文章之前，没人百度过庞瘸子长什么样吗？
庞炳勋可称得上肥头大耳，要弄错实在困难哦。
谁能找到张自忠与宋哲元的站立合影照片，请贴上来。从身高上衡量，让大家判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