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的兴衰到海权的兴衰（——43楼 郑和下西洋的一些 ...

在西方，只有那些搞政治的家伙需要有双重性格，嘴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可能完全不一样，但只要保证说出来的，让选民们听到的话是政治正确的话即可。但是在天朝，即使是小学生，没有双重性格也会寸步难行，如果某个魔都的小朋友，在语文考试时写“我不喜欢世博会，挤死了”，那么这篇作文很可能被判为不及格。

万幸的是，当前天朝至少在网络上还能说一些真话，不用将现实中的双重人格带到网络中来。开个文，挖个坑，能填到哪儿算哪儿，反正也没啥金钱方面目的与牵绊。

你辩，或者不辩它
海军就在那里
不多不少

你想，或者不想它
国情就在那里
不悲不喜

你爱，或者不爱它
文明就在那里
不生不灭

你跟，或者不跟它
WW都是TG的小弟弟
不舍不弃

来海权的怀里
或者
让海权住进文明的心里
低调 积蓄
坚韧 自省

老兄不妨再次制图做表阐述下你心目中中国海军今后二三十年规模发展（很喜欢你做的美海军图表）。谈理论很空虚，实物数据有说服力。

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国家太久
比较缺少海洋思维
应该从小开始培养这种思维和方向
开始成立幼年的航海学校
培养海军的预备人才
主要是有大海洋思维的人

krasic 发表于 2011-1-16 22:41

你是说类似这种？

    手机上网暂时看不到图。这样吧，抛砖引玉，先把个人想法瞎说说。
一、2029年，建国80周年时，空军重点打造远程打击能力，届时四代战斗机数量超过1000架，中远程战轰若干，配套辅助机型完善化。海军从2010年开始每10年造两艘航母打击群能力，到2029年完成四套航母打击群。常规潜艇每年下水三艘，届时完成60艘规模，核潜艇完成两代研发装备。从2029年起主动寻求解决台湾问题。
二、2039年，建国90周年，空军达到同美同步装备能力。战斗机质量赶上美国，数量超美。远程攻击轰炸机，辅助飞机赶上美国规模。海军完成六艘航母打击群规模。常规潜艇保持60艘规模，核潜艇达到60艘规模。海外在巴基斯坦和缅甸驻海空军基地，覆盖中国中东欧洲海路安全，具有封锁中东海湾片板不得下海能力。
目标：促成中国、俄远东、中亚、日韩、东盟、印巴、澳洲经济内部循环圈。俄远东、中亚、澳洲提供大部资源，东盟、印巴提供大部初级产品，中国提供大部中高产品，日韩提供大部高级产品，少部分与世界其他经济圈交换。完成40多亿人口的市场内部循环（中15，印巴15，俄及中亚3，日韩2，东盟及澳洲等6）占世界人口100亿近一半。此经济圈围绕中国周围，集中在亚洲，贸易路程短，费用低。因此中国军力足够维持此秩序，保护诸国贸易安全。且随着经济圈形成，联系紧密，逼美国军力退至关岛。此间为中国重大利益处，欧洲及美洲为一般利益处，须分清楚可交换的利益与须坚持的利益。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圈，西欧为核心的环地中海集团，美国为核心的美洲集团，三足鼎力。美国仍具有全球优势，但在亚洲处于劣势。俄印日均胸怀大志，但应抓住重点，促俄向欧扩张，印发展服务业，保护日安全。当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难度极高，但胜过不分重点的全球追逐利益，能保住的才是真的好。就海上而言，向东防御，向西扩张，重大利益在南海，印度洋，一般利益在太平洋，少量利益在大西洋，北冰洋。

你是说类似这种？
波纳 发表于 2011-1-16 23:19

    手机上网暂时看不到图。这样吧，抛砖引玉，先把个人想法瞎说说。
一、2029年，建国80周年时，空军重点打造远程打击能力，届时四代战斗机数量超过1000架，中远程战轰若干，配套辅助机型完善化。海军从2010年开始每10年造两艘航母打击群能力，到2029年完成四套航母打击群。常规潜艇每年下水三艘，届时完成60艘规模，核潜艇完成两代研发装备。从2029年起主动寻求解决台湾问题。
二、2039年，建国90周年，空军达到同美同步装备能力。战斗机质量赶上美国，数量超美。远程攻击轰炸机，辅助飞机赶上美国规模。海军完成六艘航母打击群规模。常规潜艇保持60艘规模，核潜艇达到60艘规模。海外在巴基斯坦和缅甸驻海空军基地，覆盖中国中东欧洲海路安全，具有封锁中东海湾片板不得下海能力。
目标：促成中国、俄远东、中亚、日韩、东盟、印巴、澳洲经济内部循环圈。俄远东、中亚、澳洲提供大部资源，东盟、印巴提供大部初级产品，中国提供大部中高产品，日韩提供大部高级产品，少部分与世界其他经济圈交换。完成40多亿人口的市场内部循环（中15，印巴15，俄及中亚3，日韩2，东盟及澳洲等6）占世界人口100亿近一半。此经济圈围绕中国周围，集中在亚洲，贸易路程短，费用低。因此中国军力足够维持此秩序，保护诸国贸易安全。且随着经济圈形成，联系紧密，逼美国军力退至关岛。此间为中国重大利益处，欧洲及美洲为一般利益处，须分清楚可交换的利益与须坚持的利益。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圈，西欧为核心的环地中海集团，美国为核心的美洲集团，三足鼎力。美国仍具有全球优势，但在亚洲处于劣势。俄印日均胸怀大志，但应抓住重点，促俄向欧扩张，印发展服务业，保护日安全。当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难度极高，但胜过不分重点的全球追逐利益，能保住的才是真的好。就海上而言，向东防御，向西扩张，重大利益在南海，印度洋，一般利益在太平洋，少量利益在大西洋，北冰洋。

庞大的舰队建成之后，如果没有持续而稳定的维持/系统升级资金投入，就只有呆在港口里生锈的命。前 苏联庞大的舰队就是前车之鉴。

庞大的舰队，不可以通过在10-15年内突击砸钱的方式来实现。它的开支，必须处于海军正常的年度军费份额能够支付的范围内。而不能依赖额外的临时性拨款，因为这种拨款不具有政策上的长期持续性和稳定性。

鸦片战争没有把中国打垮 实际上是中国自己的发展落后于世界

利益才是核心，只要利益是冲突的，那么冲突的表象就是五花八门

西方除了利益方面，是否有一种传教士式的理念，认为“改造落后”是天赋的使命？

似乎没写完

中华海帝 发表于 2011-1-17 09:09

MD的航母是其海外利益的保障。。T G航母要保障的海外利益是哪里？

南海？

直接和MD基地+航母环绕，国际环境复杂，而且T G自己也还想拉拢，或至少也不能再推向MD一边的东盟国家起冲突？

又或是非洲？以达尔富尔为开端？

仔细省视一下非洲：未开发，或说未充分开发（相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MD力量相对真空；传统对非洲最有影响力之法国正衰退收缩中；而且鼎盛时期法国也只对非洲部分国家有影响力。

并非是对抗手段单一化，而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军备来遏制对方的武力威胁，那么对抗手段就没必要复杂化。

这段时间美国航母云集东海就是例子。

楼主，有问题要请教：工业化就是西方化吗？农业文明代表了中华的全部吗？

工业化中的中国没有创造吗？

2008年12月27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退休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波士顿逝世，享年81岁。

老教 ...
波纳 发表于 2011-1-16 15:06

楼主，有问题要请教：工业化就是西方化吗？农业文明代表了中华的全部吗？

工业化中的中国没有创造吗？

ICV-20 发表于 2011-1-17 07:45


    所以我认为国家的金融融资能力，机械工业加工水平，材料科学以及核心工作母机的制造能力。这些构成了国家海军装备建设的基础。没有这些海军不会存在，没有海军何谈海权。我国在这些方面与其他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必须加强这些方面的发展。地基打的深，楼房才建的高。

看了楼上的评论很张见识  ，以前没想过这方面

llooogg 发表于 2011-1-17 13:28

中国传统文化达到了农业文明的最高点，小手工业很发达，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催生出工业文明的条件
中国文化中有“论”或“术”，但没有一门学科达到现代意义上“学”的标准

所以结合符合工业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

大家再比较伊斯兰文明对现代工业化现代化的不适应及各伊斯兰国对此的应对方法及改革方式。

杂图一张~

ICV-20 发表于 2011-1-17 07:45


    同意，但是现在目前的问题是中国海军的发展远远跟不上海外利益的发展，那么怎么办呢？

papop 发表于 2011-1-17 11:59

那么是不是ＴＧ应该永远不造航母，以后直接给ＭＤ交保护费就行了呢？

zhanqing2008 发表于 2011-1-23 15:13

TG现在不是造不造航妈的问题，航妈是肯定要造了，现在的问题是TG要造多少航妈。不算老瓦的话，一艘凑合，二艘堪用，三艘足够。再多，就撑了，出去绕小区跑5分钟。

波纳 发表于 2011-1-23 16:42


    2015年前3艘够用了，2050年呢？万一TG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45%的时候也三艘？

我看应该造6艘

zhanqing2008 发表于 2011-1-23 17:15

不要迷信GDP
这个玩意儿是虚的
戴副局出来忽悠人的时候总是说大清朝GDP一度占据世界的30%等云云
但他却从来没有说过当时中国人均GDP仅仅为英国的60-70%，还略低于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人均标准
按照现代的标准来说也就在最低生存线附近而已

米帝需要那么多航妈不是因为他的GDP高
而是他的产业能够实实在在的给他带来利润
他的航妈是用来保护利润的，不是用来保护GDP的
中国的GDP就算能够达到世界的50%，利润却都让老外拿过去，也是一个数字而已，一点用都没有

至于依靠发展航妈抢地盘、抢利润的话
让我想想，这是日清战争结束后，大清朝开始弃德学日后，翻译的一系列兵书和军事教程时引进的“启人智”、“振国威”、能使得“国家致富强”的调调

    又见GDP无用论，还拿大清GDP说事，先去恶补一下再来讨论，等你水平有长进了再来超大，看来寒假真是败坏超大啊

不要迷信GDP
这个玩意儿是虚的
戴副局出来忽悠人的时候总是说大清朝GDP一度占据世界的30%等云云
但他 ...
波纳 发表于 2011-1-23 20:17

    又见GDP无用论，还拿大清GDP说事，先去恶补一下再来讨论，等你水平有长进了再来超大，看来寒假真是败坏超大啊

zhanqing2008 发表于 2011-1-23 20:23

那我绕道~

zhanqing2008 发表于 2011-1-23 20:23


    GDP不是没用，也不是完全有用。举个例子：同样是1万元的GDP值，一个是通过生产销售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能耗产品得来的，另一个只是低技术，低附加值高能耗的产品。你说你想要哪种GDP？

萧劲光 发表于 2011-1-23 21:36


   没有原始积累你想直接跳到发展高科技，具体参见美国工农业产值刚超过大英帝国时候的质量对比。和现在的中国跟美国对比很类似。当时美国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山寨国。

zhanqing2008 发表于 2011-1-23 21:40

问题是我国现在不是原始积累的阶段了，现在是产业升级的阶段了。从数量规模型到质量效能型的转变中，GDP的概念也应发生改变。即从注重GDP的数量规模转向注重GDP的结构效益。

zhanqing2008 发表于 2011-1-23 15:13

航母是维护海外利益用的，为啥你要讲这丧气话呢？

楼主，恕我直言，战略永远不是主义，或者战略永远不是书本上的战略名词。现实主义或者美国的战略逻辑其实没有赖以支撑的现实基础。没有肌体的生命特征，战略名词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打个比方你好比说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这没有错，但是然后呢？毛泽东缘何成为毛泽东呢？美国缘何成为美国便自然而然的就是美国的战略。

仅仅是个好的建议，没有别的意思。

楼主，恕我直言，战略永远不是主义，或者战略永远不是书本上的战略名词。现实主义或者美国的战略逻辑其实没有赖以支撑的现实基础。没有肌体的生命特征，战略名词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打个比方你好比说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这没有错，但是然后呢？毛泽东缘何成为毛泽东呢？美国缘何成为美国便自然而然的就是美国的战略。

仅仅是个好的建议，没有别的意思。

永乐至嘉靖年间海权（上）

一、前言

明王朝被国人视为汉人复兴的重要时代，其历史起点是从1368年朱元璋称帝开始，如果算到崇祯皇帝自杀总共276年；如果算到南明大部分残余于1662年在缅甸被剿灭（无关大局），则总共294年。
图1


帝国海权的鼎盛时期发生在明朝的前期，以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永乐三年六月己卯至宣德八年契约丁巳，即1405年7月11日至1432年7月22日）为标志性事件。
图2






此后明朝的海权逐渐衰败，至嘉靖年间（1522—1566）沿海地区的倭患逐渐猖獗，那一时期，则可以看作是明朝海权的一个底谷。
图3



巨大的反差不禁令人感到疑惑，明朝强大的海权为何在短短百年的时间之内，就变得如此？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变化呢？

二、概述

马汉在1890年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国人一般将其翻译为《海权论》。他的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发现并举例证明国家权力（national power）与海洋权力（maritime power）彼此密切相关。以全部历史背景来写海军史，并同时注意到政治和经济的因素，马汉实为第一人。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第一章中，曾经列举一套“海权要素”（Elements of Sea Power）。他认为有六种基本因素足以影响海权的发展：
1、地理位置，
2、自然形态，
3、领土范围，
4、人口，
5、民族性，
6、政府制度。
这些都算是马汉首创的理论体系，是“影响国家海权的主要条件”。本文就以马汉的海权理论框架，来试着解释一下明朝永乐年间至嘉靖年间海权的兴衰。

1、地理位置
马汉说：“如果一个国家所处位置，既不靠陆军去保卫自己，也不靠陆路去扩张其领土，而完全把目标指向海洋，那么这个国家就占据着比一个以大陆为界的国家更优越的地理位置。”
图4



占据着东亚主体板块的明朝，显然没有马汉所言的一个“优越的地理位置”。明初时期面临棘手的问题，“中原未平，异族未息”，北方蒙古残余势力与帖木儿帝国的虎视眈眈，南方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加之“诸贼强豪者悉航海，纠岛倭入寇”。这就是长期困扰明朝国防的“北虏南倭”。

1.1北虏

明朝建立初期，太祖朱元璋为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的入侵，除了在边缘地区广设都司卫所外，又分立众多诸侯王于关外塞上，依靠军屯制度构筑了坚强的防御体系。洪武三年二月明朝正式占领东胜州。不过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特别是军需补给困难，整体态势主要是处于守势。

洪武五年，明军岭北惨败，七月以后东胜卫迁往大同，明朝对东胜的控制维持了两年多一点。但北元已无力发动类似于几年前规模的反击也是事实，而且陷入内部纷争的北元残余力量中仍有陆续投降明朝的，其中也包括来自东胜地区的降人，如洪武五年十月“丁酉，鞑靼五千九百余人自东胜来降，命居临濠，月以薪米给之”（《明实录》记载）。洪武六年十月“丙子，上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丰、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居于中立府，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官给驴、牛、车辆，户赐钱三千六百及盐布衣衾有差” （《明实录》记载）。明朝只好将边民也一股脑儿迁入内地。

明成祖登位前为了消除后方顾虑，秘密与蒙古人达成协议，兀两哈三卫内附，并逼迫宁王从其“靖难”，为切断后路，遂焚烧了大宁府城，将大宁迁到北直隶保定。驻扎在泰宁卫的辽王等也被内迁，并且迁走了当地的百姓。

永乐称帝后，成祖对蒙古人的允诺并没有完全兑现。明廷不允许三卫蒙古人南迁到大宁地区驻牧，矛盾因此而激化。成祖对北边改取积极攻势，曾五次亲征大漠，与蒙古各部族展开激战。虽然取得一定战果，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蒙古人不定期南下掠夺的态势。

随后因成祖迁都北京，需要加强首度的防御力量，遂将边区卫所重新加以调整部署：除了将大宁都司内徙保定，同时调东胜左卫于永平，右卫于遵化，具隶属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随后又将开平、兴和亦先后内徙，使得北方边防线整体内移。

卫所和边民内迁客观上消除了元军南下掳掠的物质诱因，降低了经济损失，减少了防卫任务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元人与边民的联系，有利于防止元军“窥边”。边民内迁实际上是对在沿边“只设千百户”、“不设有司”制度的补充，进一步强化了极边地区的军事色彩。而关外弃防的结果，天险尽失，为加强防御，遂有筑长城守边之举，明朝的主要控制线，就在当时以长城为界限基本固定了下来。
图5.1



从永乐到嘉靖年间，用兵次数并不少，期间更是有土木之变这类几乎全军覆没的惨败，蒙古铁骑甚至一度攻打到北京城下，但所幸那时的蒙古人只知掠夺财物，已没有占据中原的实力，在于谦的带领下守住了蒙古人的进攻，不久蒙古人便自行退去。直到天顺年间，即明英宗在耻辱的“土木堡之变”后的第13年（1462年），河套才落入察哈尔部之手。
图5.2


土木堡之变使得明朝损失了颇多的人员和财物，但之前已经说过，关外地区其实早在成祖时期即等于自行放弃全力守卫，总的来说明朝能够大量收取税收的核心区域从永乐到嘉靖年间几乎未曾改变。当然，这段时期内明朝也并非总是被动挨打，嘉靖年间内阁首辅夏言发动了驱逐蒙古、收复河套的战役。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三边总督曾铣一度将蒙古人赶出了河套；但次年鞑靼首领阿勒坦汗又入境侵扰，并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兵临北京城下，胁求通贡，史称“庚戌之变”。次年权臣严嵩，在置夏言于死地后改取守势，明朝开马市于宣府、大同等地，但其中有所反复。直到隆庆四年（1570），明蒙又开始和谈，以封王和开放边市贸易为手段，对阿勒坦汗进行安抚：封阿勒坦汗为顺义王，其弟、子及各部头目皆授以都督、指挥、千百户等官；议定通贡互市条款，规定每年一贡，以二月为期；先后于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甘肃等近边地区开设马市十一处，互市贸易，与市人数年有增加。从此明蒙边疆几十年无大规模战事。

1.2沿海地区
濒海地区的威胁来自海盗。元末明初，在争夺天下的战争中败给朱元璋的张士诚和方国珍余党多数逃亡到海上。这部分人员中有大量浙江沿海地区出身的走私盐贩，原本既是骁勇好斗之徒，被迫逃亡沿海岛屿后，由于生活基本物资的匮乏，遂骚扰沿海地区。
图6



为了对付这种情况，明朝的海防建设思想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一样，试图将沿海地区的防卫建立在卫所制之上，以沿海各卫所为核心，守御千户为辅助，卫军除了部分用于屯田外，大体可分为守城军与捕倭军，后者又可称为“海军”（其实是水师），负有巡航、了哨的任务。
图7



从图中可以看出，南京、浙江、福建、广东四地的卫所设置不可谓不多，但即使如此，相对于中国沿海漫长的海岸线，这类卫所还是无法完全控制住小股而又灵活的流寇从海上往陆地入侵。于是再以水寨、营、烽火台等为前进基地，各前进基地直接隶属于卫所，军士由卫所调拨，而为了防止军人造反则规定彼此之间不能有任何关联。比如，在福建地区，不断的增设水寨就是这种海防思想的产物：
图8



大量而密集的卫所和水寨在明朝初期的确起到了较好的防卫作用，但随着明朝中后期卫所制度的崩坏，一旦遇到外敌入侵，这种被动保守的海防体系其劣势一面就表露无疑。比如，嘉靖年间（1522—1566）日益频繁的倭患。

嘉靖十九年至三十年，倭患仅为零星发生（《明实录》记载为8次），倭寇也只是对个别地区的不时进犯，并且多在海上抢劫过往的商船，尚未形成规模。但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起，倭寇开始大量入侵，仅当年就有9次之多。直到嘉靖四十四年后，沿海省份的倭患方逐渐平息，本土海盗相继被剿灭。

综合上述可见，中国的地理位置虽然幅员辽阔，但同时也造成了漫长的陆地边境线，并且需要配置有大量的军士驻守，按照马汉的思想来说，这并不十分理想。明朝历代皇帝无不重视长城的修缮，除了每年调拨大量人力物力以砖石加固旧城，还不断在某些地段增修新城。这种长期的防御举措，就是对“地理位置”状态如何的最好诠释。

而马汉所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除了具有便于进攻的条件之外，又坐落在便于进入公海的通道上，同时还控制了一条世界主要贸易通道，显然它的地理位置就具有战略意义。”则是直到郑氏收复荷兰人占领的台湾（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后的事。
图9


2、自然形态与3、领土范围
关于“自然形态”马汉如是说：“一个国家的海岸线是它的边境的一部分，如果海岸线能作为通向较远地区的便利通道，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也会原意通过它与世界其他各地进行友好往来。”

关于“领土范围”马汉说：“领土只涉及国土而不涉及居住在那里的人民。这样可影响海权发展的领土范围，不单单指一个国家总面积的大小，还包括它的海岸线的长度和将要被考虑的港口的特点。这本该说自然条件和地理条件是一回事。海岸线的长度和与之相当的人口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根源。”

（这两项的差异并不大，故放在一起讨论。）

2.1两宋时期
中国古代历史上，远洋贸易最为繁荣的时代，应该算是两宋时期。沿海地区的港口城市与57国家和地区有着密切的航海贸易关系，商人从日本、高丽、古城、渤泥、 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马六甲(马来西亚)、蒲甘(今缅甸)、天竺、细兰、波斯、大食、弼琶罗、层拔等地运来犀象、珠玑、玻璃、玛瑙、香料、胡椒，又从中国采购丝绸、瓷器、茶叶等物运载回去，海港无不呈现“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设置市舶司有，广州、泉州、杭州、明州、泉州、秀州、密州等。由此可见当时的海外贸易的繁荣，以及海外市场交易的密切。
图10


2.2元朝
元代大德二年（1298年），仅保留了泉州、广州、庆元三处市舶司。制定大量贸易法规，如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修订的《广州市舶条（法）》，还有大量以敕、指挥形式出现的市舶法规，元朝至元三十年（1293年）制定了《市舶则法》，二十二条，相当于进出口管理条例。法规具体内容主要是关于税收、出海商舶的管理（元朝实行市舶公据制）、进口货物的管理、对外国人及下番使臣的管理等。元代还创制了“官本船”制，规定“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这是一种官资商办的海外贸易制度，其创立之始就意味着禁止一切中国人私营海外贸易，只对“诸蕃客旅就官船卖买者”依法抽分。这种官府抑制民间贸易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江南贸易港口的发展，甚至引起了倒退。
图11


2.3明朝
明朝的海禁措施大部分沿袭了元朝的规章制度，但某些方面却比元朝更加极端。洪武七年（1374年），明太祖下令明州、泉州、广州三市舶司同时关闭废弃。直到永乐元年（1403年），复置太仓黄渡、明州、泉州、广州、交趾五市舶司，准日本通贡明州，琉球通贡泉州，但民间海禁事例并没有取消。嘉靖二年（1523年），严申海禁，罢浙、闽二市舶司，只留广州市舶司，不久也废除。直到嘉靖三十九年﹐经淮扬巡抚唐顺之的请求﹐三司才得到恢复。四十四年﹐浙江一司以巡抚刘畿上奏请求﹐又罢。福建一司开而复废﹐至万历中始恢复。自此以后﹐终明之世﹐市舶司无大变动。

从宋朝时期的港口贸易就可见，中国古代在“自然形态”这一条上并不差，明朝与宋朝期间这一条基本的地理条件并没有变化。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商业贸易港口比之前两个朝代都要少，但这不是自然原因引起的，也不是因为领土变化而失去了港口，主要还是因为朝代更迭后贸易政策的变化而最终导致港口城市的减少（政府政策问题下文讨论）。

将宋、元、明三朝比较来说，明朝时期沿海地区的贸易港口有所减少，但这并非是自然因素改变而造成的；如果就明朝时期永乐与嘉靖年间的比较来看，两者并没有显著的变化。
图12


4、人口
马汉说：“在人口特征中首先要考虑人口数量，因为人口与前面提到的领土范围有着密切的联系。除了计算人口总数外，还要把能税收或至少是可以雇佣在舰艇上和可以生产海军物质的人数计算在内。”

4.1总人口数
明朝的人口总数虽然在明朝流传下来的各种文献中有所记载，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科技发达的现代，人口统计都不能做到完全精确，所以统计方法和能力远不及当今的明代统计数据，只能起到辅助参考的作用。（学界内众多专家对此尚有争论，至今未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数据。故本文中涉及人口部分援引各家的数据难免会有出入。比如：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估计中国的人口于1400年、1500年、1600年分别为7200万、1亿300万、1亿6000万。国内的学者刘克智等估算值与麦迪森估计类似，而学者曹树基等则估计1600年左右中国人口达1亿7000万左右。）

本节依据梁方仲的一组数据作讨论：

图13



从口数与户数的变动走势来看，这组数据很值得怀疑。因为洪武之后战乱减少，人户应该在和平年代与时俱增，但从数据上来看却是不增反减。造成这种情况的主因或许如《会计录》所言：“田没于兼并，赋诡于飞隐，户脱于投徙；承平既久，奸伪日滋，其势然也。”另外与地方官员统计不严谨也有关。

从人口户数的数量来看，这组数据与前文提到的各学者的人口估计值有较大的出入，对此何炳棣有着相当精辟的见解，他在《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中分析到：“以粮起丁”或“以田起丁”是明初规定的，所以明代历朝的丁口数字，很有可能不是真正的人口，而是税口。

综上所述，明朝时期的实际总人口数大于各类明朝文献上遍入的数字，保守估计也在8000万至1亿之间。而《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写到，“同时期整个西欧人口仅为：1400年4150万，1500年5726.8万，1600年7377.8万。”

明朝时期，中国人口规模为世界最大，这是毫无疑问的。

4.2户籍
马汉所谓的“至少是可以雇佣在舰艇上和可以生产海军物质的人数计算在内”，对于明朝来说，就是户籍制度中的匠户。

明代承袭了元代划分很细的户籍制度，有民、军、匠、站、医、盐、窑、儒、佃、驱等户种，但根据《明史》的记录，名义上只将户籍大致分为三大类：“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人户以籍为断，禁数姓合户附籍。”需要注意的是，“户”和“籍”是不同的概念：户，指的是人户，一个家庭单元。籍是人户归属于不同种类服役之籍。明太祖籍天下户口时，“置户帖、户籍”。籍户口不仅是统计登录人口数，且是将人户编定入籍，划定人户职业范围，“毕以其业著籍。人户以籍为断。”人户可以分家另立门户，但祖上所属之籍不可变动，职业世袭。洪武三年1370才在户部籍定人户基础上制定户籍、户帖。帖给予民，籍，就是编定人户服役的册。而洪武初年人户所定之籍，就是“原籍”。原籍有两层意思：一是原来籍定的职业性质；二是籍贯之意。如果逃民到他乡，未按照籍定人户性质服相应的徭役，政府就要将其遣返至原地服原来的役，或就逃亡之地“附籍”，仍服原来的役。民户为最普遍的户籍，由户部管辖。军户，由兵部管辖；军匠户，制造兵器，兵部管辖，应属于军籍。匠户，纺织、造作，由两京工部和内府监局、设织染局的府管辖。

有学者认为明朝的匠籍和商户的从业人口巨大，如滕泽之在《中国分省区历史人口考》中估计：明朝匠户数约150万户，匠户人口约900万人，并估计几百万民户有中手工业者。

李德甫的《明代人口与经济发展》曾对此做过简析，如果匠户人口真有这么多的话，推理一下，按照这些人中的31%为成年劳动人力，那么差不多就有400万人左右；如果按照年人均营业额10两计算，那么总额就为4000万，按照10%的税收抽取的话就有400万两白银！而明朝时期整个农业产值也就被估为400-500万两白银之间，商业税与农业产值相当显然是不可能的。另外依据《明实录》显示，万历年间征辽加派的三饷都是计亩加派，以农业税为主：第一次加派，“亩加3.5厘”，共200万两；二、三次加派总得300万两白银。如果当时明朝的工商产业发达，那么为何不向人口众多的工、商业者加派商业税呢？加派三饷的征税对象可以从侧面证实：至少在明朝万历年间，工商业的从业人员并不多，产业并不十分发达。

而李德甫的研究显示如下：

图14


明朝三大类户籍中，民籍在职业结构中占全部人户的绝大部分。这种职业构成表明了农业生产人口占绝大部分，这是一种经济落后的表现。

永乐年间与嘉靖年间的“匠户”数量，按照统治者最初的设计理想来说，总量应该变化不大，因为明朝的户籍制度本身已经限制了民户、军户、匠户之间的自由转变。但实际上的转变颇大：官府的原因是，永乐年间大运河重新疏通后，原来的水寨士兵调往运河运输粮食，水兵变成了运输工人。沿海的士兵七成以上被派去种地，三成被派去造船，大批水师人员被调往京城修建宫殿，本应用的海防的人力被运输业，农业和建筑业所占用。宣宗以后明政府开始收缩海防线，远洋舰队被召回，大型舰只停止建造，原岛屿基地被放弃，海防线被从远海甚至外洋压回海岸。原本需求量巨大的官府订单流失，民间私人又不被允许造船，那么原本繁荣一时的各大造船厂遂倒闭，工匠迫于生计而不得不转业，技工大量流失。在绝对数量上，明朝时期的匠人与商人或许可能冠绝世界，但占总人口数量却任然稀少，特别是宣德以后，失去了官府大力支持的远洋产业至嘉靖年间已经逐渐没落，而备受管束的匠户与商户群体也不可能成为明朝社会的主流人群。

5、民族性
马汉说：“如果海权真正是建立在一种广泛的平时贸易的基础之上，那么从事商业的习惯性往往必然是依靠海洋强大起来的民族的显著特点。”“成功的开拓殖民地，然后是殖民地对贸易和海权产生影响，这一切主要取决于民族特点。反过来，当贸易和海权很好地得到发展时，殖民地自然会得到发展。殖民地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殖民地开拓者的特点，而不是本国政府对殖民地的过分关心。”

马汉所指的民族性其实是指面向海洋的商业贸易精神。而早在《史记》中就有记载：“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显然古人就知道商业的收益率远远高于农业，而且中国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商业繁荣的朝代（如两宋），因此，不能用简单的名义大于实质的“重农轻商”四个字来说明国人历来缺少商业精神。

弘治年间，掌国子监事礼部右侍郎丘濬奏上《大学衍义补》中写到，“财者，人心所同欲也”，所以即使有海禁政策的存在，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私人海外贸易才屡禁不止。并进一步提出了具体建议：“倘以臣言为可尔，乞下有司详论以闻，然后制下滨海去处，有欲经贩者，俾其先期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审勘，果无违碍，许其自陈自造，舶舟若干料数，收贩货物若干种数，往行某处等国，于何年月回还，并不敢私带违禁物件。及回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检，抽分之余，方许变卖。如此，则岁计常赋之外，未必不得其助。”

另外，据张燮撰的《东西洋考》所记，“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稇载归来，贫者为傭亦博升米自给”，“假济渡为名，造双桅大船，运载违禁物，将吏不敢诘也”，“泉漳二郡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然也……豪右奸民，倚藉势宦，结纳游总兵，或假借东粤高州闽省福州，及苏杭贾货文引，载货物出外海，经往交趾日本吕宋等夷，买卖觅利”。

所以尽管明朝名义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采取着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但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私人贸易却还是不间断的。

6、政府制度
马汉说：“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各种不同的特点，这相当于自然条件，一个国家像一个人那样利用这些自然条件谋生；而政府的作用就相当于运用聪明才智。”“如果一个政府完全按照人民的偏好办事，那么在各方面的发展卓有成效是完全可能的。就海权而言，如果是在一个完全受人民的精神鼓舞，并了解大多数人的真正爱好的政府的领导下，这个国家一定会取得非凡的成就。当人民的意愿和其代表们的意愿在这个政府起很大作用时，这个政府是最牢靠的。但这种自由民主的政府往往达不到它的目的，倒是精明而坚定的专制政府往往能够直截了当地创建一支强大的海上贸易队伍和一支卓越的海军，比民主政府更容易达到目的。但这种方式的难题在于某暴君谢世后，政府政策能否持续下去。”

6.1关于海禁
前文已述，明朝长期受到北部边疆蒙古人的袭扰，以及南方沿海地区海盗的骚扰。对于不成气候的海盗来说，来自北方的强大蒙古铁骑才是明朝最大的威胁，统治者自然是将主要资源和精力投注于对北方的防御上，而对于来自海上的不致命的威胁，就相对采取守势，并制定了朝贡贸易与海禁相结合的基本政策，限制外国来华贸易，并严厉打击一切私人海上贸易，其表现有两点：

第一，对外招抚海外诸国，承认明代为“正朔”。如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明太祖告谕省府台臣：“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 将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衣、三佛齐、渤泥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载诸“祖训”，以免“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规定“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对入贡的贡期、规模、贡道等均加以规定及限制，企图通过朝贡贸易的实行来加强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和垄断。宣德元年（1426年）规定日本方面“贡舡不过三只，使人毋过三百，刀剑毋过三千，不许违禁”。嘉靖六年（1527年）强调“凡贡非期，及人过百、船过三，多挟兵器皆阻回”。

第二，对内严刑峻法，严禁国人出海。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上谕大都督府臣说：“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近闻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贾，则滨海军卫岂无如彼所为者乎？苟不禁戒，则人皆惑利而干于刑宪矣。尔其遣人谕止，严为之禁，犯者论如律。”并“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月又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十月，再次“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甚至禁止国内市场上出现外国商品。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正月，明太祖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枫桃诸香，违者罪之，其两广所产香木听土人自用，亦不许越岭货卖，盖虑其杂市番香。”

《大明律》还规定了对违禁者严酷的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明政府对参与买卖外国商品的居民也不放过,“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嘉靖四年（1525年），再次申海禁，下令：“行浙、福二省巡按官，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蕃物，以蕃物论，俱发戍边卫。官吏军民，知而故纵者，俱调发烟瘴”。

6.2有限的解禁
为“计远患”，朝贡贸易与“海禁”政策一直作为“祖宗旧制”得到明代各统治者的重申与执行，但并非一成不变，为“适时宜”，其政策也略有调整。最典型的莫过于隆庆“开禁”。

隆庆元年（1567年），右佥都御史涂泽民提出：“议开禁例”，“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许贩东西诸番”。开禁以后，东南沿海原本属于地下的私人海上贸易转为地上，进而得以迅猛发展，出现一派繁荣局面，尤其是漳州月港“自穆庙（明穆宗）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但因出于统治安全的考虑，遂着重对私人海外贸易的管理：“止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洋”，“凡走东西二洋者，制其船只之多寡，严其往来之程限，定其贸易之货物，峻其夹带之典刑，重官兵之督责，行保甲之连坐，慎出海之盘诘，禁番夷之留止，厚举首之赏格，蠲反诬之罪累。”

但开禁也只是对于个别地区的商人而言，而不是全面的开禁。比如，明政府把月港开放范围仅限于漳州和泉州两府，而排斥外地商民参与月港开海贸易的合法活动。如王在晋的《越镌》中，曾举过浙江地方官员处理的四宗通番案件，其中的一件就涉及到浙江商民参加月港贸易的问题：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抚院访拿省城通番人犯赵子明、沈云凤、王仰桥、王仰泉、何龙洲五名。向织造蛤蜊旺段匹等货，有周学诗者转贩往海澄贸易，遂搭船开洋，往暹罗、吕宋等处发卖，获利颇厚，归偿子明赊欠段价。因在洋遭风许愿，在三茅观延请道士周如南设醮演戏酬神，观者甚众，而学诗之通番遂露。子明虽不与学诗同住，而转买得利，应与学诗并徒。生员沈云凤者，将资本托仆沈乘祚、来祥往海澄生理，来祥等径往吕宋等处贩卖货物，包利以偿其主。”而这些搭附月港出海商船的杭州商人，最后皆以“通番律”论罪。

结合前文可见，明朝前期的海禁是出于国防的考虑，永乐年间至嘉靖年间的政策变化并不大，这不能简单的称之为抑制商业的表现；明朝后期隆庆开禁，海商得到出海贸易的权利，但在出海船只、行程、经营的商品、甚至经营者的籍贯等方面都受到严格限制，这也不能简单的称之为重视商业的表现。

6.3皇帝的抉择
马汉所说的：“精明而坚定的专制政府往往能够直截了当地创建一支强大的海上贸易队伍和一支卓越的海军，比民主政府更容易达到目的。但这种方式的难题在于某暴君谢世后，政府政策能否持续下去”，用来概括永乐时期大力支持郑和下西洋，以及宣德之后历代明朝帝王对待远洋的冷漠态度，那实在是合适不过了。

不管永乐皇帝是否真的“雄才大略”，也不管其大力推动的下西洋是何目的，至少能够确定的一点是，郑和下西洋的规模和远航探险的确是世界海洋史中的一大壮举。而永乐皇帝驾崩之后，宣德继位，仅组织了一次下西洋的行动，此后再也没有大规模的官方行动了。由此可见，下西洋的举措并非是有明一代全部皇帝的共识，而仅仅是永乐皇帝一人的意志罢了。

（郑和下西洋的规模后文讨论。）

永乐至嘉靖年间海权（上）

一、前言

明王朝被国人视为汉人复兴的重要时代，其历史起点是从1368年朱元璋称帝开始，如果算到崇祯皇帝自杀总共276年；如果算到南明大部分残余于1662年在缅甸被剿灭（无关大局），则总共294年。
图1


帝国海权的鼎盛时期发生在明朝的前期，以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永乐三年六月己卯至宣德八年契约丁巳，即1405年7月11日至1432年7月22日）为标志性事件。
图2






此后明朝的海权逐渐衰败，至嘉靖年间（1522—1566）沿海地区的倭患逐渐猖獗，那一时期，则可以看作是明朝海权的一个底谷。
图3



巨大的反差不禁令人感到疑惑，明朝强大的海权为何在短短百年的时间之内，就变得如此？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变化呢？

二、概述

马汉在1890年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国人一般将其翻译为《海权论》。他的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发现并举例证明国家权力（national power）与海洋权力（maritime power）彼此密切相关。以全部历史背景来写海军史，并同时注意到政治和经济的因素，马汉实为第一人。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第一章中，曾经列举一套“海权要素”（Elements of Sea Power）。他认为有六种基本因素足以影响海权的发展：
1、地理位置，
2、自然形态，
3、领土范围，
4、人口，
5、民族性，
6、政府制度。
这些都算是马汉首创的理论体系，是“影响国家海权的主要条件”。本文就以马汉的海权理论框架，来试着解释一下明朝永乐年间至嘉靖年间海权的兴衰。

1、地理位置
马汉说：“如果一个国家所处位置，既不靠陆军去保卫自己，也不靠陆路去扩张其领土，而完全把目标指向海洋，那么这个国家就占据着比一个以大陆为界的国家更优越的地理位置。”
图4



占据着东亚主体板块的明朝，显然没有马汉所言的一个“优越的地理位置”。明初时期面临棘手的问题，“中原未平，异族未息”，北方蒙古残余势力与帖木儿帝国的虎视眈眈，南方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加之“诸贼强豪者悉航海，纠岛倭入寇”。这就是长期困扰明朝国防的“北虏南倭”。

1.1北虏

明朝建立初期，太祖朱元璋为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的入侵，除了在边缘地区广设都司卫所外，又分立众多诸侯王于关外塞上，依靠军屯制度构筑了坚强的防御体系。洪武三年二月明朝正式占领东胜州。不过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特别是军需补给困难，整体态势主要是处于守势。

洪武五年，明军岭北惨败，七月以后东胜卫迁往大同，明朝对东胜的控制维持了两年多一点。但北元已无力发动类似于几年前规模的反击也是事实，而且陷入内部纷争的北元残余力量中仍有陆续投降明朝的，其中也包括来自东胜地区的降人，如洪武五年十月“丁酉，鞑靼五千九百余人自东胜来降，命居临濠，月以薪米给之”（《明实录》记载）。洪武六年十月“丙子，上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丰、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居于中立府，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官给驴、牛、车辆，户赐钱三千六百及盐布衣衾有差” （《明实录》记载）。明朝只好将边民也一股脑儿迁入内地。

明成祖登位前为了消除后方顾虑，秘密与蒙古人达成协议，兀两哈三卫内附，并逼迫宁王从其“靖难”，为切断后路，遂焚烧了大宁府城，将大宁迁到北直隶保定。驻扎在泰宁卫的辽王等也被内迁，并且迁走了当地的百姓。

永乐称帝后，成祖对蒙古人的允诺并没有完全兑现。明廷不允许三卫蒙古人南迁到大宁地区驻牧，矛盾因此而激化。成祖对北边改取积极攻势，曾五次亲征大漠，与蒙古各部族展开激战。虽然取得一定战果，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蒙古人不定期南下掠夺的态势。

随后因成祖迁都北京，需要加强首度的防御力量，遂将边区卫所重新加以调整部署：除了将大宁都司内徙保定，同时调东胜左卫于永平，右卫于遵化，具隶属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随后又将开平、兴和亦先后内徙，使得北方边防线整体内移。

卫所和边民内迁客观上消除了元军南下掳掠的物质诱因，降低了经济损失，减少了防卫任务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元人与边民的联系，有利于防止元军“窥边”。边民内迁实际上是对在沿边“只设千百户”、“不设有司”制度的补充，进一步强化了极边地区的军事色彩。而关外弃防的结果，天险尽失，为加强防御，遂有筑长城守边之举，明朝的主要控制线，就在当时以长城为界限基本固定了下来。
图5.1



从永乐到嘉靖年间，用兵次数并不少，期间更是有土木之变这类几乎全军覆没的惨败，蒙古铁骑甚至一度攻打到北京城下，但所幸那时的蒙古人只知掠夺财物，已没有占据中原的实力，在于谦的带领下守住了蒙古人的进攻，不久蒙古人便自行退去。直到天顺年间，即明英宗在耻辱的“土木堡之变”后的第13年（1462年），河套才落入察哈尔部之手。
图5.2


土木堡之变使得明朝损失了颇多的人员和财物，但之前已经说过，关外地区其实早在成祖时期即等于自行放弃全力守卫，总的来说明朝能够大量收取税收的核心区域从永乐到嘉靖年间几乎未曾改变。当然，这段时期内明朝也并非总是被动挨打，嘉靖年间内阁首辅夏言发动了驱逐蒙古、收复河套的战役。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三边总督曾铣一度将蒙古人赶出了河套；但次年鞑靼首领阿勒坦汗又入境侵扰，并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兵临北京城下，胁求通贡，史称“庚戌之变”。次年权臣严嵩，在置夏言于死地后改取守势，明朝开马市于宣府、大同等地，但其中有所反复。直到隆庆四年（1570），明蒙又开始和谈，以封王和开放边市贸易为手段，对阿勒坦汗进行安抚：封阿勒坦汗为顺义王，其弟、子及各部头目皆授以都督、指挥、千百户等官；议定通贡互市条款，规定每年一贡，以二月为期；先后于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甘肃等近边地区开设马市十一处，互市贸易，与市人数年有增加。从此明蒙边疆几十年无大规模战事。

1.2沿海地区
濒海地区的威胁来自海盗。元末明初，在争夺天下的战争中败给朱元璋的张士诚和方国珍余党多数逃亡到海上。这部分人员中有大量浙江沿海地区出身的走私盐贩，原本既是骁勇好斗之徒，被迫逃亡沿海岛屿后，由于生活基本物资的匮乏，遂骚扰沿海地区。
图6



为了对付这种情况，明朝的海防建设思想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一样，试图将沿海地区的防卫建立在卫所制之上，以沿海各卫所为核心，守御千户为辅助，卫军除了部分用于屯田外，大体可分为守城军与捕倭军，后者又可称为“海军”（其实是水师），负有巡航、了哨的任务。
图7



从图中可以看出，南京、浙江、福建、广东四地的卫所设置不可谓不多，但即使如此，相对于中国沿海漫长的海岸线，这类卫所还是无法完全控制住小股而又灵活的流寇从海上往陆地入侵。于是再以水寨、营、烽火台等为前进基地，各前进基地直接隶属于卫所，军士由卫所调拨，而为了防止军人造反则规定彼此之间不能有任何关联。比如，在福建地区，不断的增设水寨就是这种海防思想的产物：
图8



大量而密集的卫所和水寨在明朝初期的确起到了较好的防卫作用，但随着明朝中后期卫所制度的崩坏，一旦遇到外敌入侵，这种被动保守的海防体系其劣势一面就表露无疑。比如，嘉靖年间（1522—1566）日益频繁的倭患。

嘉靖十九年至三十年，倭患仅为零星发生（《明实录》记载为8次），倭寇也只是对个别地区的不时进犯，并且多在海上抢劫过往的商船，尚未形成规模。但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起，倭寇开始大量入侵，仅当年就有9次之多。直到嘉靖四十四年后，沿海省份的倭患方逐渐平息，本土海盗相继被剿灭。

综合上述可见，中国的地理位置虽然幅员辽阔，但同时也造成了漫长的陆地边境线，并且需要配置有大量的军士驻守，按照马汉的思想来说，这并不十分理想。明朝历代皇帝无不重视长城的修缮，除了每年调拨大量人力物力以砖石加固旧城，还不断在某些地段增修新城。这种长期的防御举措，就是对“地理位置”状态如何的最好诠释。

而马汉所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除了具有便于进攻的条件之外，又坐落在便于进入公海的通道上，同时还控制了一条世界主要贸易通道，显然它的地理位置就具有战略意义。”则是直到郑氏收复荷兰人占领的台湾（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后的事。
图9


2、自然形态与3、领土范围
关于“自然形态”马汉如是说：“一个国家的海岸线是它的边境的一部分，如果海岸线能作为通向较远地区的便利通道，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也会原意通过它与世界其他各地进行友好往来。”

关于“领土范围”马汉说：“领土只涉及国土而不涉及居住在那里的人民。这样可影响海权发展的领土范围，不单单指一个国家总面积的大小，还包括它的海岸线的长度和将要被考虑的港口的特点。这本该说自然条件和地理条件是一回事。海岸线的长度和与之相当的人口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根源。”

（这两项的差异并不大，故放在一起讨论。）

2.1两宋时期
中国古代历史上，远洋贸易最为繁荣的时代，应该算是两宋时期。沿海地区的港口城市与57国家和地区有着密切的航海贸易关系，商人从日本、高丽、古城、渤泥、 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马六甲(马来西亚)、蒲甘(今缅甸)、天竺、细兰、波斯、大食、弼琶罗、层拔等地运来犀象、珠玑、玻璃、玛瑙、香料、胡椒，又从中国采购丝绸、瓷器、茶叶等物运载回去，海港无不呈现“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设置市舶司有，广州、泉州、杭州、明州、泉州、秀州、密州等。由此可见当时的海外贸易的繁荣，以及海外市场交易的密切。
图10


2.2元朝
元代大德二年（1298年），仅保留了泉州、广州、庆元三处市舶司。制定大量贸易法规，如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修订的《广州市舶条（法）》，还有大量以敕、指挥形式出现的市舶法规，元朝至元三十年（1293年）制定了《市舶则法》，二十二条，相当于进出口管理条例。法规具体内容主要是关于税收、出海商舶的管理（元朝实行市舶公据制）、进口货物的管理、对外国人及下番使臣的管理等。元代还创制了“官本船”制，规定“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这是一种官资商办的海外贸易制度，其创立之始就意味着禁止一切中国人私营海外贸易，只对“诸蕃客旅就官船卖买者”依法抽分。这种官府抑制民间贸易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江南贸易港口的发展，甚至引起了倒退。
图11


2.3明朝
明朝的海禁措施大部分沿袭了元朝的规章制度，但某些方面却比元朝更加极端。洪武七年（1374年），明太祖下令明州、泉州、广州三市舶司同时关闭废弃。直到永乐元年（1403年），复置太仓黄渡、明州、泉州、广州、交趾五市舶司，准日本通贡明州，琉球通贡泉州，但民间海禁事例并没有取消。嘉靖二年（1523年），严申海禁，罢浙、闽二市舶司，只留广州市舶司，不久也废除。直到嘉靖三十九年﹐经淮扬巡抚唐顺之的请求﹐三司才得到恢复。四十四年﹐浙江一司以巡抚刘畿上奏请求﹐又罢。福建一司开而复废﹐至万历中始恢复。自此以后﹐终明之世﹐市舶司无大变动。

从宋朝时期的港口贸易就可见，中国古代在“自然形态”这一条上并不差，明朝与宋朝期间这一条基本的地理条件并没有变化。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商业贸易港口比之前两个朝代都要少，但这不是自然原因引起的，也不是因为领土变化而失去了港口，主要还是因为朝代更迭后贸易政策的变化而最终导致港口城市的减少（政府政策问题下文讨论）。

将宋、元、明三朝比较来说，明朝时期沿海地区的贸易港口有所减少，但这并非是自然因素改变而造成的；如果就明朝时期永乐与嘉靖年间的比较来看，两者并没有显著的变化。
图12


4、人口
马汉说：“在人口特征中首先要考虑人口数量，因为人口与前面提到的领土范围有着密切的联系。除了计算人口总数外，还要把能税收或至少是可以雇佣在舰艇上和可以生产海军物质的人数计算在内。”

4.1总人口数
明朝的人口总数虽然在明朝流传下来的各种文献中有所记载，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科技发达的现代，人口统计都不能做到完全精确，所以统计方法和能力远不及当今的明代统计数据，只能起到辅助参考的作用。（学界内众多专家对此尚有争论，至今未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数据。故本文中涉及人口部分援引各家的数据难免会有出入。比如：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估计中国的人口于1400年、1500年、1600年分别为7200万、1亿300万、1亿6000万。国内的学者刘克智等估算值与麦迪森估计类似，而学者曹树基等则估计1600年左右中国人口达1亿7000万左右。）

本节依据梁方仲的一组数据作讨论：

图13



从口数与户数的变动走势来看，这组数据很值得怀疑。因为洪武之后战乱减少，人户应该在和平年代与时俱增，但从数据上来看却是不增反减。造成这种情况的主因或许如《会计录》所言：“田没于兼并，赋诡于飞隐，户脱于投徙；承平既久，奸伪日滋，其势然也。”另外与地方官员统计不严谨也有关。

从人口户数的数量来看，这组数据与前文提到的各学者的人口估计值有较大的出入，对此何炳棣有着相当精辟的见解，他在《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中分析到：“以粮起丁”或“以田起丁”是明初规定的，所以明代历朝的丁口数字，很有可能不是真正的人口，而是税口。

综上所述，明朝时期的实际总人口数大于各类明朝文献上遍入的数字，保守估计也在8000万至1亿之间。而《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写到，“同时期整个西欧人口仅为：1400年4150万，1500年5726.8万，1600年7377.8万。”

明朝时期，中国人口规模为世界最大，这是毫无疑问的。

4.2户籍
马汉所谓的“至少是可以雇佣在舰艇上和可以生产海军物质的人数计算在内”，对于明朝来说，就是户籍制度中的匠户。

明代承袭了元代划分很细的户籍制度，有民、军、匠、站、医、盐、窑、儒、佃、驱等户种，但根据《明史》的记录，名义上只将户籍大致分为三大类：“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人户以籍为断，禁数姓合户附籍。”需要注意的是，“户”和“籍”是不同的概念：户，指的是人户，一个家庭单元。籍是人户归属于不同种类服役之籍。明太祖籍天下户口时，“置户帖、户籍”。籍户口不仅是统计登录人口数，且是将人户编定入籍，划定人户职业范围，“毕以其业著籍。人户以籍为断。”人户可以分家另立门户，但祖上所属之籍不可变动，职业世袭。洪武三年1370才在户部籍定人户基础上制定户籍、户帖。帖给予民，籍，就是编定人户服役的册。而洪武初年人户所定之籍，就是“原籍”。原籍有两层意思：一是原来籍定的职业性质；二是籍贯之意。如果逃民到他乡，未按照籍定人户性质服相应的徭役，政府就要将其遣返至原地服原来的役，或就逃亡之地“附籍”，仍服原来的役。民户为最普遍的户籍，由户部管辖。军户，由兵部管辖；军匠户，制造兵器，兵部管辖，应属于军籍。匠户，纺织、造作，由两京工部和内府监局、设织染局的府管辖。

有学者认为明朝的匠籍和商户的从业人口巨大，如滕泽之在《中国分省区历史人口考》中估计：明朝匠户数约150万户，匠户人口约900万人，并估计几百万民户有中手工业者。

李德甫的《明代人口与经济发展》曾对此做过简析，如果匠户人口真有这么多的话，推理一下，按照这些人中的31%为成年劳动人力，那么差不多就有400万人左右；如果按照年人均营业额10两计算，那么总额就为4000万，按照10%的税收抽取的话就有400万两白银！而明朝时期整个农业产值也就被估为400-500万两白银之间，商业税与农业产值相当显然是不可能的。另外依据《明实录》显示，万历年间征辽加派的三饷都是计亩加派，以农业税为主：第一次加派，“亩加3.5厘”，共200万两；二、三次加派总得300万两白银。如果当时明朝的工商产业发达，那么为何不向人口众多的工、商业者加派商业税呢？加派三饷的征税对象可以从侧面证实：至少在明朝万历年间，工商业的从业人员并不多，产业并不十分发达。

而李德甫的研究显示如下：

图14


明朝三大类户籍中，民籍在职业结构中占全部人户的绝大部分。这种职业构成表明了农业生产人口占绝大部分，这是一种经济落后的表现。

永乐年间与嘉靖年间的“匠户”数量，按照统治者最初的设计理想来说，总量应该变化不大，因为明朝的户籍制度本身已经限制了民户、军户、匠户之间的自由转变。但实际上的转变颇大：官府的原因是，永乐年间大运河重新疏通后，原来的水寨士兵调往运河运输粮食，水兵变成了运输工人。沿海的士兵七成以上被派去种地，三成被派去造船，大批水师人员被调往京城修建宫殿，本应用的海防的人力被运输业，农业和建筑业所占用。宣宗以后明政府开始收缩海防线，远洋舰队被召回，大型舰只停止建造，原岛屿基地被放弃，海防线被从远海甚至外洋压回海岸。原本需求量巨大的官府订单流失，民间私人又不被允许造船，那么原本繁荣一时的各大造船厂遂倒闭，工匠迫于生计而不得不转业，技工大量流失。在绝对数量上，明朝时期的匠人与商人或许可能冠绝世界，但占总人口数量却任然稀少，特别是宣德以后，失去了官府大力支持的远洋产业至嘉靖年间已经逐渐没落，而备受管束的匠户与商户群体也不可能成为明朝社会的主流人群。

5、民族性
马汉说：“如果海权真正是建立在一种广泛的平时贸易的基础之上，那么从事商业的习惯性往往必然是依靠海洋强大起来的民族的显著特点。”“成功的开拓殖民地，然后是殖民地对贸易和海权产生影响，这一切主要取决于民族特点。反过来，当贸易和海权很好地得到发展时，殖民地自然会得到发展。殖民地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殖民地开拓者的特点，而不是本国政府对殖民地的过分关心。”

马汉所指的民族性其实是指面向海洋的商业贸易精神。而早在《史记》中就有记载：“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显然古人就知道商业的收益率远远高于农业，而且中国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商业繁荣的朝代（如两宋），因此，不能用简单的名义大于实质的“重农轻商”四个字来说明国人历来缺少商业精神。

弘治年间，掌国子监事礼部右侍郎丘濬奏上《大学衍义补》中写到，“财者，人心所同欲也”，所以即使有海禁政策的存在，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私人海外贸易才屡禁不止。并进一步提出了具体建议：“倘以臣言为可尔，乞下有司详论以闻，然后制下滨海去处，有欲经贩者，俾其先期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审勘，果无违碍，许其自陈自造，舶舟若干料数，收贩货物若干种数，往行某处等国，于何年月回还，并不敢私带违禁物件。及回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检，抽分之余，方许变卖。如此，则岁计常赋之外，未必不得其助。”

另外，据张燮撰的《东西洋考》所记，“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稇载归来，贫者为傭亦博升米自给”，“假济渡为名，造双桅大船，运载违禁物，将吏不敢诘也”，“泉漳二郡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然也……豪右奸民，倚藉势宦，结纳游总兵，或假借东粤高州闽省福州，及苏杭贾货文引，载货物出外海，经往交趾日本吕宋等夷，买卖觅利”。

所以尽管明朝名义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采取着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但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私人贸易却还是不间断的。

6、政府制度
马汉说：“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各种不同的特点，这相当于自然条件，一个国家像一个人那样利用这些自然条件谋生；而政府的作用就相当于运用聪明才智。”“如果一个政府完全按照人民的偏好办事，那么在各方面的发展卓有成效是完全可能的。就海权而言，如果是在一个完全受人民的精神鼓舞，并了解大多数人的真正爱好的政府的领导下，这个国家一定会取得非凡的成就。当人民的意愿和其代表们的意愿在这个政府起很大作用时，这个政府是最牢靠的。但这种自由民主的政府往往达不到它的目的，倒是精明而坚定的专制政府往往能够直截了当地创建一支强大的海上贸易队伍和一支卓越的海军，比民主政府更容易达到目的。但这种方式的难题在于某暴君谢世后，政府政策能否持续下去。”

6.1关于海禁
前文已述，明朝长期受到北部边疆蒙古人的袭扰，以及南方沿海地区海盗的骚扰。对于不成气候的海盗来说，来自北方的强大蒙古铁骑才是明朝最大的威胁，统治者自然是将主要资源和精力投注于对北方的防御上，而对于来自海上的不致命的威胁，就相对采取守势，并制定了朝贡贸易与海禁相结合的基本政策，限制外国来华贸易，并严厉打击一切私人海上贸易，其表现有两点：

第一，对外招抚海外诸国，承认明代为“正朔”。如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明太祖告谕省府台臣：“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 将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衣、三佛齐、渤泥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载诸“祖训”，以免“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规定“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对入贡的贡期、规模、贡道等均加以规定及限制，企图通过朝贡贸易的实行来加强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和垄断。宣德元年（1426年）规定日本方面“贡舡不过三只，使人毋过三百，刀剑毋过三千，不许违禁”。嘉靖六年（1527年）强调“凡贡非期，及人过百、船过三，多挟兵器皆阻回”。

第二，对内严刑峻法，严禁国人出海。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上谕大都督府臣说：“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近闻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贾，则滨海军卫岂无如彼所为者乎？苟不禁戒，则人皆惑利而干于刑宪矣。尔其遣人谕止，严为之禁，犯者论如律。”并“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月又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十月，再次“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甚至禁止国内市场上出现外国商品。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正月，明太祖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枫桃诸香，违者罪之，其两广所产香木听土人自用，亦不许越岭货卖，盖虑其杂市番香。”

《大明律》还规定了对违禁者严酷的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明政府对参与买卖外国商品的居民也不放过,“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嘉靖四年（1525年），再次申海禁，下令：“行浙、福二省巡按官，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蕃物，以蕃物论，俱发戍边卫。官吏军民，知而故纵者，俱调发烟瘴”。

6.2有限的解禁
为“计远患”，朝贡贸易与“海禁”政策一直作为“祖宗旧制”得到明代各统治者的重申与执行，但并非一成不变，为“适时宜”，其政策也略有调整。最典型的莫过于隆庆“开禁”。

隆庆元年（1567年），右佥都御史涂泽民提出：“议开禁例”，“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许贩东西诸番”。开禁以后，东南沿海原本属于地下的私人海上贸易转为地上，进而得以迅猛发展，出现一派繁荣局面，尤其是漳州月港“自穆庙（明穆宗）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但因出于统治安全的考虑，遂着重对私人海外贸易的管理：“止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洋”，“凡走东西二洋者，制其船只之多寡，严其往来之程限，定其贸易之货物，峻其夹带之典刑，重官兵之督责，行保甲之连坐，慎出海之盘诘，禁番夷之留止，厚举首之赏格，蠲反诬之罪累。”

但开禁也只是对于个别地区的商人而言，而不是全面的开禁。比如，明政府把月港开放范围仅限于漳州和泉州两府，而排斥外地商民参与月港开海贸易的合法活动。如王在晋的《越镌》中，曾举过浙江地方官员处理的四宗通番案件，其中的一件就涉及到浙江商民参加月港贸易的问题：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抚院访拿省城通番人犯赵子明、沈云凤、王仰桥、王仰泉、何龙洲五名。向织造蛤蜊旺段匹等货，有周学诗者转贩往海澄贸易，遂搭船开洋，往暹罗、吕宋等处发卖，获利颇厚，归偿子明赊欠段价。因在洋遭风许愿，在三茅观延请道士周如南设醮演戏酬神，观者甚众，而学诗之通番遂露。子明虽不与学诗同住，而转买得利，应与学诗并徒。生员沈云凤者，将资本托仆沈乘祚、来祥往海澄生理，来祥等径往吕宋等处贩卖货物，包利以偿其主。”而这些搭附月港出海商船的杭州商人，最后皆以“通番律”论罪。

结合前文可见，明朝前期的海禁是出于国防的考虑，永乐年间至嘉靖年间的政策变化并不大，这不能简单的称之为抑制商业的表现；明朝后期隆庆开禁，海商得到出海贸易的权利，但在出海船只、行程、经营的商品、甚至经营者的籍贯等方面都受到严格限制，这也不能简单的称之为重视商业的表现。

6.3皇帝的抉择
马汉所说的：“精明而坚定的专制政府往往能够直截了当地创建一支强大的海上贸易队伍和一支卓越的海军，比民主政府更容易达到目的。但这种方式的难题在于某暴君谢世后，政府政策能否持续下去”，用来概括永乐时期大力支持郑和下西洋，以及宣德之后历代明朝帝王对待远洋的冷漠态度，那实在是合适不过了。

不管永乐皇帝是否真的“雄才大略”，也不管其大力推动的下西洋是何目的，至少能够确定的一点是，郑和下西洋的规模和远航探险的确是世界海洋史中的一大壮举。而永乐皇帝驾崩之后，宣德继位，仅组织了一次下西洋的行动，此后再也没有大规模的官方行动了。由此可见，下西洋的举措并非是有明一代全部皇帝的共识，而仅仅是永乐皇帝一人的意志罢了。

（郑和下西洋的规模后文讨论。）

三、归纳
由上面的概述可以看出，依照马汉的海权六要素来看，明朝永乐年间与嘉靖年间的对比情况：

1.地理位置、2.自然形态、3.领土范围。
永乐年间，明朝对鞑靼保持了攻势，但随着关外卫所的内迁，天然防线的失去使得之后只能依靠长城防线来抵御外族的入侵，位置、形态、领土也随之固定，但基本上这只牵涉到边远地区，而关内领土从永乐至嘉靖年间基本无变化，主要的核心区域任然为南北直隶与十三布政司，下辖140个府，193个州，1038个县。总面积为3298462平方公里。另外有几个少数民族居聚区。
图15



4.人口
永乐至嘉靖年间，中原地区保持了长久的和平，总人口自然也就随之增多。但总人口数量的增多，并不能说与航海相关的手工业者数量也增多。

受明朝的户籍制度限制，从事特定的手工业，并非以个人能力来判别，而是依据其出身来论定，在民、军、匠三个大类籍贯当中，各自内部细分的户种，有的能转换，有的则不能转换，举例来说：同属于“民籍”大类中的“庙户”一般不能转为“米户”，因为变换后守庙、坛职役就会缺失。同样的道理，“匠籍”大类中的“铸铁户”也不能改为“窑户”，也就是说，如果祖上是打铁的，但子孙实在没有天份，使得手艺失传，即使子孙新学习了制作瓷器的技艺，也不能轻易的转换“籍”，非要转换，那只能从“铸铁户”变为“米户”去种田了。总的来说，户籍制度从整体上限制了手工业的发展。

《明成祖实录》记载，永乐年间明确记载有关郑和下西洋宝船建造或改造事的事宜有四条:永乐二年，在福建建造5只，特为遣使西洋船；永乐五年，命都指挥王浩改造海运船249艘，备使西洋诸国；永乐六年，命工部建造48艘宝船；永乐十七年，建41艘宝船。总共合计343艘。另外，《明成祖实录》尚有18条建造或改造海船、海运船及海风船的记录，共计有2463艘。这些船的一部分可能会供下西洋用的。这些年间，总共建造或改造了近两千八百艘船只（遗憾的是这些记录都没有明言船只大小、载重，类别也含糊不清）。

建造如此多的船只，对于工匠的需求自然也相当巨大。以龙江造船厂为例，虽然并没有找到永乐期间关于匠户数量的资料，但根据《龙江船厂志》的记载——洪武初年，明政府向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及直隶等地，调取了四百户船工来南京造船——来推断，永乐年间，派郑和下西洋需建造宝船时，也同样会调度全国各地的优良船工来工作（具体数量尚未找到相关资料）。但如此规模的造船厂，在嘉靖年间都已破败不堪，管理混乱，岁无定法，匠户迫于生计而出逃。明代最大的造船厂都尚且如此，那么整个造船行业的举步维艰由此可见一斑，而工匠的流失有多么的严重。

5.民族性
“利之所在，民不畏死”这一点几乎恒古不变，全明几乎未曾断绝过的走私贸易就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点。

6.政府制度
明成祖虽然派遣郑和组织过六次规模巨大的下西洋活动，但其对海禁政策并没有放宽,仅仅是复置了洪武年间关闭的市舶司罢了，之后直至嘉靖年间，海禁既没有变得更严格，也没有被取消。而宣德六年最后一次下西洋之后，朝廷再无组织过大规模官方性质的远洋活动。

可见，依照马汉的海权六要素来说，对比永乐至嘉靖年间，变化最大的是出在匠户数量的变化（即人口），以及政府政策这两环。而船厂的大量倒闭和工匠的减少又是明朝廷对于远洋政策的变化所引起。也就是说，依照马海海权六要素，对比明朝永乐年间和嘉靖年间的海权兴衰，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制度”的变化，那么疑问随之而来，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即永乐派遣郑和六下西洋？而宣德皇帝之后，明朝再无帝王愿意如此继续下去呢？

四、郑和下西洋
1.目的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一般流行着三种说法：
第一，由于永乐皇帝是发动“靖难之役”而篡权成功的，自然会怀疑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建文帝逃亡海外，伺机回巢夺位，于是成祖为消除这一政治隐患，便派郑和下西洋寻找其下落。

第二，郑和七下西洋，每次人员都在2-3万人之间，舰船200多艘，其人员构成多是军人，耀兵异域之意明显，以示明朝之富强。还有人认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是为安定海外，使永乐没有后顾之忧，可使明朝专注防御北方之乱。

第三，可以发展海外贸易，刺激产品生产量,松江的棉织业、景德镇的陶瓷业等手工业突飞猛进。

上诉几条理由看似比较充分，但却经不起仔细推敲，成功大学及海洋大学客座教授苏明阳曾经在《郑和下西洋历史漫谈》一文中对上述几条有过分析：

第一，关于寻找建文帝下落。这种戏剧小说式的推测基本不可能成立，“因为郑和每次出使海外都是那么浩浩荡荡，建文帝若亡命海外，当闻风而躲藏起来，大规模下西洋寻建文帝绝非有效之方法。”

第二，关于“耀兵异域”和“专注防北”。前者或许由此可能，但后者“不可能成立”，因为“当时海外诸国武力都不强，没有攻侵明朝海域之可能。”既然南洋没有威胁到明朝安危的国家，那么也就不存在为了对付北方的鞑靼、瓦剌，而先安定南洋各国再“专注防北”的政策。另有一说是，下西洋是为控制遗存在中南亚及印度北境之蒙古汗国，但“这也不可能，因在永乐年初，此国之可汗死亡，对明朝已没有威胁。”

第三，关于加强海外贸易。从宋朝以来，中国出品之陶瓷、丝绸、钱币等等，都极受到西洋诸国的喜爱，永乐年间确也利用郑和下西洋之官船，载运这些货品到海外。但换取的海外珍宝，主要是满足封建王公贵族和勋爵们的奢侈享用，因为在返程中，“郑和官船亦购买或交换一些中国所缺之香料、染料、宝石、象皮、珍奇异兽等等”，大都是些奢侈品，而并非寻常民户能购买的生活用品。另外，如果永乐派遣郑和下西洋将贸易作为“主要目的”，那“何需建造宝船二、三百艘及每次派二、三万人(官兵)?古今所有商船都设法用最少的船员，空出最大的船上空间做为载物之用，以增加其利润。郑和船队与一船商船队是背道而驰的。”

综上所述，苏明阳认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之最根本目的，是希望海外各国来中国朝庭称臣朝贡，以显示他是众望所归，真正的“天命之子”而非篡位之帝。这种作为方式则是花国家大钱，买通其私人威望的“金钱外交”而已。所以永乐派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及目的是满足专制帝王私欲，跟所谓国际间“和平之旅”无关。

2.耗费
明代中叶以前，每年的赋税主要以米麦等实物缴纳。根据梁方仲的统计，永乐年间，平均每年的米麦收入为31824023石，而洪武、永乐、宣德、正统年间的石米价格约为0.25两，故永乐年间每年的平均税收，大约可折合795.6万两银。又由于明太祖政府相对地节省，便形成“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麦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禀，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之地步，明初国库是非常充实的。

苏阳明曾经有过一个粗略的推算：据李昭祥《龙江船厂志》，一艘400料战座船的造船工资约为75两银。以此比例类推，一艘2000料海船约需工资375两银。再假定造船材料及其他费用约等于工资，则一个拥有一百艘2000料海船及200艘400料战座战之大船队，材料费加上人工费总造价约为10.5万两银。这一个300艘之大船队，略似郑和下西洋之宝船队。假如操作费用为此船队之两倍，总共则需约31.5万两。约占年赋税收入的3.95%。


这笔开支不可谓不巨，不过相对于永乐时期的财政收入而言尚能维持，而且造船的开支前几次可能耗费颇多，等到舰队形成规模后，船只的采购费用自然会减少。（而每次下西洋，郑和随行携带的金银数量无从考证。）

然而，永乐皇帝执政的21年之间，耗费巨大的并非只有下西洋一举，修建紫禁城、造陵墓、筑长城、疏通京杭运河、五征漠北，这些几乎耗尽了原本充实的国库。于是郑和六下西洋后，明成祖诏告：“往诸番国宝船”等项，“暂行停止”。永乐帝去世后，新登基的明仁宗马上宣布“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各处修造下属海船，悉皆停止”。（有人说郑和六下西洋后，在朝堂上受到官员的阻挠，明成祖迫不得已才放弃继续下西洋，但问题在于，以永乐的铁腕，他会仅仅因大臣的反对而改变自己的意志么？）

3.绝唱
宣德八年（1433年），在明宣宗的支持下，郑和第七次下西洋。

之前的五次下西洋，郑和的宝船每次都载了许多宝物，送给每一个访国之国王，做为“礼物”。于是乎，东南亚许多国家也都派使者或皇帝本人，乘郑和宝船，带着当地出产的奇珍异兽，返回明都进贡。
图16


这些外国使者来中国后都受到了厚待，驻留一段时日后，郑和船队又顺路将他们送返回国，并带回更多的“礼物”。所以永乐年间，海外朝贡国家由洪武帝年间之几国，增至30余国。第五次之后由于往来交通不便朝贡国逐渐减少，遂时隔14年后才有第六次下西洋之举。永乐死后，下西洋事停止六、七年，海外朝贡国家几乎断绝，宣宗希望有外国来朝贡，才有第七次之行。但不幸的是，郑和于宣德八年（1433年）归国途中，积劳成疾，在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病逝。

【1447年，明宪宗也还曾动议过下西洋，但受到朝政的反对，兵部刘大夏复奏：“三保下西洋，费钱粮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弊政。”有人以此为论断称刘大夏为阻碍明朝及后世发展海权的罪人，这实在是言过其实，就算真有妨碍那也不是刘大夏之过，实际上在下西洋过后三、四十年，明朝海禁更盛。而那些郑和出使时记录下的航海数据，已失其重要性，无人照顾及刻意保存下，不知不觉中全部散失了。】

4.小结
有人根据郑和下西洋的规模和航行路线，称成祖“雄才大略，有海洋意识”的一带帝王等云云。但笔者尚有疑惑，既然成祖“眼界辽远”，那为只是对太祖的海禁政策做有限度的开放，而为何没有全面开禁允许私人贸易？明成祖在《即位诏》中宣布：“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况且成祖称帝不久又限制日本入明朝贡，永乐二年（1404年）规定日本“十年一贡，舡止二只，人止二百，违例则以寇论”；对内则“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如此限制私人远洋贸易，显然不是有“海洋意识”的表现。

又因为下西洋七次中，郑和没有占领任何一个国家或城池。所以常常有人说:尽管船队成员中绝大部分都是官军，但郑和下西洋是“和平之旅”。只是不知道当时南洋诸国是做如何感想？

不管后人怎样理解，明朝前期的“郑和下西洋”，毫无疑问是一件规模庞大的远洋事业，而这样的事业非要有极强的动机、现实的利益、雄厚的经济、先进的造船能力等诸多因素配合在一起，才可能实现。

这件中国历史上很特别的一个历史事件，或许郑和自己在第七次出发前，于福建长乐地区的闽江口的南山寺亲立的一碑，才是最好的总结，“天妃之神灵应记”原文如下: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珍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踰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

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回隔于烟雾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覆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佑之德也。神之灵固尝着于昔时，而盛显于当代。溟渤之间，或遇风涛，既迶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虽在颠连，亦保无虞。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略者，剿灭之。由是海道清宁，番人仰赖者，皆神之赐也。

神之感应，未易殚举，昔尝奏请于朝，纪德太常，建宫于南京龙江之上，永传祀典。钦蒙后制记文，以彰灵贶，褒美至矣。然神之灵，无往不在。若长乐南山之行宫，余由舟师屡驻于斯，伺风开洋，乃于永乐十年奏建，以为官军祈报之所，既严且整。右有南山塔寺，历岁久深，荒凉颓圮，每就修葺。数载之间，殿载之间，殿堂禅室，弘胜旧规。今年春，仍往诸番，蚁舟兹港。复修佛宇神宫，益加华美。而又发心施财，鼎建三清宝殿一所，于宫之左，雕妆圣像，粲然一新。钟鼓供仪靡不俱备。佥谓如是，庶足以尽恭事天地神明之心，众愿如斯，咸乐趋事。殿庑宏丽，不日成之， 画栋连云，如翚如翼。且有青松翠竹，掩映左右，神安人悦，诚胜境也。斯土斯民，岂不咸臻福利哉！人能竭忠以事君，则事无不立；尽诚以事神，则祷无不应。和等上荷圣君宠命之隆，下致远夷敬信之厚，统舟师之众，掌钱帛之多，夙夜拳拳，唯恐弗逮，敢不竭忠于国事，尽诚于神明乎！师旅之安宁，往回之康济者，乌可不知所自乎？是用着神之德于石，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以贻永久焉。

永乐三年，统领舟师至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义，聚众三佛齐国，劫掠番商，亦来犯我舟师，即有兵阴助，一鼓而殄灭之，至五年回。

永乐五年，统领舟师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罗等国，番王各以珍宝、珍禽、异兽贡献，至七年回还。

永乐七年，统领舟师，往前各国，道经锡兰山国，其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显应知觉，遂生擒其王，至九年归献。寻蒙恩宥，俾归本国。

永乐十一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其苏门答剌国有伪王苏斡，寇侵本国，其王宰奴里阿比丁，遣使赴阙陈诉，就率官兵剿捕。赖神默助，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回献。是年满剌加国王，亲率妻子朝贡。

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钓、大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鹿，并狮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古里国，进糜里羔兽。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伟宝，莫不争先呈献。或遣王男，或遣王叔、王弟，棒金叶表文朝贡。

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国使臣，久侍京师者，悉还本国，其各国王益修职贡，视前有加。宣德六年，仍统舟师往诸番国，开读赏赐，驻舶兹港，等候朔风开洋。思昔数次，皆仗神明助佑之功，如是勒记于石。

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冬吉日。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张达、吴忠，都指挥朱真、王衡等立。正一住持杨一初稽首请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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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纳 发表于 2011-1-23 13:55

护卫舰好像没有支队的编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