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和上帝一起流浪——犹太人哈尔滨避难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5:50:19
很多人知道犹太人曾是一个四处流浪没有家园的民族，也有不少人知道宋朝时就有犹太人来中国定居，他们最后悄无声息地融入了这片善于包容的土地，再也无从分辨。更有人知道二战时期上海的犹太人虽无生命之忧却命运惨淡。但是，恐怕少有人知道，二战时期中国最寒冷的边城——哈尔滨，却被犹太人认为是最温暖的地方。在这本历史随笔中，犹太人在19世纪末期的到来，爱情与放荡，宅邸和公墓，东方和西方，肤色和文化……这些元素，统统被糅合在一起。阿成的语言，简洁而凝练，作家始终表现了对犹太文化的一种敬畏和认同。
老擦鞋匠的爱情
哈尔滨，说它寒冷也好，曾是沼泽地也好，但毕竟那里是一个相对祥和、安全，同时又颇为富庶的土地。所以，二战期间，到哈尔滨居住的并不全是来自欧洲的流亡者，以及他们在这里“创造”出来的漂亮的、妙不可言的混血儿，其中还有不少来自长城以南的中国同胞。
在流亡者社区涅克拉索夫大街上擦皮鞋的老头儿，是从山东青岛过来的。
青岛地势起伏跌宕，濒临大海。这种海洋性气候和自然景观，成了许多德国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德国风格的建筑也四处开花，不少德国女孩在日记中写道:在这里生活几乎跟在德国一样……德国人最喜欢穿长筒皮靴。有位洋作家在一篇小说中写过这样的话:“德国人的到来，使街头充满了浓厚的皮鞋油味。”这句话，特别适用于二战期间的青岛。
擦鞋匠从山东农村流亡到青岛后，立刻选择了擦皮鞋这个行业，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年。他几乎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全都扑在擦皮鞋上了。对皮靴的认识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他主动和那些洋顾客聊天当中，了解了不少世界各地的皮鞋知识及趣闻，而且不知不觉地还学会了一些德语的日常对话。这对他提高皮鞋的鉴别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哪国的皮鞋，只要他瞟上一眼，就立刻能分辨出那是什么牌子的皮鞋，哪个厂家，是第几代产品。并且，他还能说出这双皮鞋出自哪国的哪位设计师之手。用的是什么面料，是什么品种的牛皮，是中年、少年，还是老年牛的牛皮，这牛是哪儿产的，在哪个国家的哪个牧区，以及这头牛是冬天杀的还是秋天杀的，等等。你只要在他那儿擦皮鞋，你就等于免费获得了一次有关皮鞋方面的有趣知识。
在一个暮春时节的好天里，老擦皮鞋匠给流亡社区里的基兰德医生擦皮鞋。他干得非常认真，仿佛他面对的是一件了不起的艺术品似的。于是，基兰德医生多付给了他几个钱，但却遭到了老擦皮鞋匠的拒绝。
老擦皮鞋匠非常诚恳地说:“先生，不要您的钱，能亲手擦这双不平凡的皮靴是我的荣幸。记得，我在青岛的时候，曾为一个德国人擦过一双同样牌子的皮靴。当时我并不懂得这双皮靴是怎样的高贵，只觉得它不同寻常。后来，是那个德国人告诉我，这个牌子的皮鞋在全世界只有六双……”说着，老皮鞋匠激动得眼睛都潮湿了:“先生，您真幸运，您知道，这双皮鞋是出自谁的手艺吗？是伯尔，他是一个伟大的鞋匠。”说完，老皮鞋匠伏下身子，轻轻地吻了这双不同寻常的皮鞋。
这一切，都被在一旁等候擦皮鞋的犹太女人看在眼里。基兰德医生离开老擦鞋匠之后，由于异常兴奋，两条腿僵硬得几乎不会走路了。犹太女人鄙夷地看着他醉汉似的背影远去。
这个从德国流亡来的女人有四十多岁了，是个助产士，长得居然有点像乌克兰人，黑头发，脸色苍白，两只眼睛像圣母一样充满了忧郁的神色。她是一个寡妇。在战争年代，犹太寡妇真是多如牛毛啊。
那天，德国助产士也穿着一双很不错的靴子。当这双靴子踏在擦鞋匠的箱子上的时候，擦鞋匠彻底惊呆了，他抬头尊敬地看着靴子的主人，显得异常激动:“夫人，您这是一双德国靴子。”
“您说得很对！擦吧。”
“而且是战前货。”
“是的。现在部分地区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呢。”
“它产在德国的慕尼黑。”
“是的。您去过……”
“是一九××年十月慕尼黑啤酒节上奖励给啤酒小姐的奖品之一。”
“是的……”
“它是全德国最好的手艺人做的，只有一双。它的妙处在于赛前就已知道了啤酒小姐脚的尺码……”
德国女人终于吃惊了，她问道:“您怎么知道？”
擦皮鞋匠抬起头，一脸诚恳地说:“我虽然厌恶纳粹，但我热爱德国，热爱德国的皮鞋。”
这种突如其来的爱，很容易让身处异乡的德国女人动情……
在一个优美的哈尔滨之夜，擦皮鞋匠来到了这个犹太女人的住所。他们在一起彬彬有礼地喝茶。后来又喝了酒，畅谈了德国，这是这个德国犹太女人流亡到哈尔滨之后讲话最多的一个夜晚……
这的确是一个适合谈情说爱的美妙之夜。
老胡木匠和犹太女人
混血儿小胡木匠，是犹太流亡者社区最具艺术眼光的木匠了。坦率地说，在哈尔滨干木匠活儿，没有点艺术眼光是不行的。
小胡木匠是一个非常自负的年轻人。他干活儿的时候，处处喜欢挑剔，对材料、染料、零七八碎的小五金等等，要求得都很严格。他几乎无处不在地表现自己的聪明。干活的过程中，对别人的建议，他理都不理。有时候还会挖苦对方几句，让对方自讨没趣。但不管怎么说，你必须得承认，小胡木匠的手艺在哈尔滨的确是最好的。他的住宅也是犹太流亡者社区中最优美的建筑之一。
小胡木匠的母亲是犹太人。她的老家在莫斯科，出身贵族，有很好的教养，会美术，会演奏一些乐器，歌也唱得不错，并且她坚持每天写日记。她会拉丁文和法文。她是一个亡命哈尔滨的寡妇。到哈尔滨之后，她很快嫁给了一个姓胡的中国木匠。
在小胡木匠长到十岁的时候，老胡木匠突然不辞而别。不久，哈尔滨的流亡者们知道，老胡木匠在他的山东老家还有一个老婆和两个儿子，而且他的两个儿子都很大了。从关里闯关东的男人在关东找一个女人“结婚”，组成一个临时的家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要知道，闯荡江湖的人生命意识是很强的。对他们“规定”一生中应当有几个女人的做法是很蠢的。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的人。
老胡木匠突然不辞而别以后，小胡木匠的母亲几乎每天的清晨和傍晚，都要去哈尔滨那条通往外地的大路口张望。这个犹太贵族女人希望那个老实的中国人还能回来。而且她坚信，他一定能够回来的！无论下大雪，刮大风，她都一如既往。如果下大雨，她还会另外带上一件雨衣。她对小胡木匠说，万一他的父亲就在这一天回来呢？难道让爸爸妈妈共同穿一件雨衣吗？
小胡木匠笑着摇头，表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想起了那个英国绅士说的话:女人如果被爱情俘虏了，就没有理性可言了。他的母亲也是女人啊。
家里用餐的时候，她总要给老胡木匠留一个座位，摆上刀叉，斟上一小杯葡萄酒，说:“吃吧，老爷子。我爱你！”
小胡木匠都听习惯了，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了。
小胡木匠的母亲非常爱这个中国老人。这个中国老人从不酗酒，也不吸烟，她对他提出的任何要求，他都会默默无声地去做，而且没有一点怨言。她觉得自己在这个中国老人面前特别充实。而且，这个中国老人非常体贴她。这样的好男人在全俄罗斯也找不出一个来。每当犹太人和俄国混血儿到她这里来聚会的时候，这个中国老人就会默默地躲在厨房里，为他们煮茶，做点心，或者默不作声地给壁炉添柴火，像一个忠实的老仆人。
她也常想，这个厚道的中国老人回自己的老家去看望原配，就说明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她就更加坚信，那个中国老人也一定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当然，这需要时间。只要人活着，时间总是够用的，她想。
哈尔滨的冬天很快又来了。夜里下过一场大雪，足有半米厚。清晨伊始，犹太流亡者社区里人声鼎沸，每家每户都出来扫雪了，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早晨。
扫雪的人们发现，小胡木匠的母亲正挽着一个老人，从大路口那儿向这边走来，这些扫雪的流亡者，都停止了手中的活儿看着。几个年岁大的人，终于认出来了，那个老人就是小胡木匠的父亲。当他们夫妻从流亡者当中走过的时候，人们鼓起掌来。每一个人都过去亲吻这个老人和他的女人。
“谢谢，谢谢。”他们夫妻这样说着……
小胡木匠也正在清除自家栅栏院外的积雪。他看见母亲搀扶着一个老人向自己走来时，不由得呆住了。内心的一个真实的声音在告诉他:“这是父亲！”小胡木匠在这一刻，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这个老人由母亲搀扶着来到他的面前，小胡木匠按着中国人的风俗，扑通一声跪在了雪地上。
老人扶起了儿子说:“孩子，你受苦啦……”
小胡木匠的母亲，这个高贵的犹太女人，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考布切夫
早期的哈尔滨，是一座洋文化味道很浓的城市。
在辛亥革命之后，哈尔滨光电影院就有好几家，像杰克坦斯影院，像建于1908年的敖连特电影院(现在的和平电影院，它是我国最早的电影院)，像“巨人”电影院、“水都”电影院、托尔斯泰电影院、马迭尔电影院等。而且，当时哈尔滨的铁路俱乐部还经常举办露天音乐会。早在1925年，哈尔滨就有了格位诺夫高等音乐学校，1930年时就有了犹太人安德列耶娃的芭蕾舞学校，以及犹太人的艺术沙龙“荷花”画室等等。除此之外，还有无线电广播、报纸刊物、冰上运动、选美活动、帆船竞赛等等。纯中国味的有京剧、评戏、武术、书法、国画，包括走街串巷的民间乐队等等。中西杂处，各得其乐。
俄国的随军记者、摄影师考布切夫(犹太人)随着军队到哈尔滨来之后不久，干了一件让他一举成名的大事。1909年11月26日，作为摄影记者，考布切夫随着俄国财政大臣戈果甫佐夫，去哈尔滨火车站迎接日本枢密院议长、前首相伊藤博文。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竟“意外”地拍摄下了朝鲜志士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的全过程。
事后，考布切夫把它制成一部纪录影片《伊藤博文在哈遇刺身亡》，在全世界公映，从而使他一举成名。
巨大的成功使考布切夫备受鼓舞，他立即着手创办了“考布切夫”电影院。在他的电影院里播放的，全部是他亲自拍摄的纪录片，如《1901年哈尔滨自行车比赛》、《1911年哈尔滨飞行表演》、《1911年哈尔滨流行鼠疫》、《1932年哈尔滨特大洪水纪实》等等。他的影院播放《伊藤博文在哈遇刺身亡》时，电影院几乎场场爆满。
考布切夫几乎生来就酷爱摄影。他经常说，他是神派来的摄影使者，是神让他把人间的一切拍摄下来，让神的子民弃恶扬善。
然而，考布切夫却不是一个能经营电影院的人，就像一个小说家、画家不大可能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或者成熟的首长一样。加上他的电影院只播放他本人拍的片子，再加上他本人又患有肺结核病，身体十分虚弱，再加上许多军队的工作让他无法脱身，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嘛。他的电影院终于倒闭了。
在倒闭之前，他的影院连续放映了三天免费电影。当时的场面热闹空前。考布切夫把这一切也都拍摄下来留作纪念。要知道，时光是不能倒流的，只有胶片才会记录下这一切。而且，人们永远活在胶片上。
(《和上帝一起流浪》阿成/著，重庆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很多人知道犹太人曾是一个四处流浪没有家园的民族，也有不少人知道宋朝时就有犹太人来中国定居，他们最后悄无声息地融入了这片善于包容的土地，再也无从分辨。更有人知道二战时期上海的犹太人虽无生命之忧却命运惨淡。但是，恐怕少有人知道，二战时期中国最寒冷的边城——哈尔滨，却被犹太人认为是最温暖的地方。在这本历史随笔中，犹太人在19世纪末期的到来，爱情与放荡，宅邸和公墓，东方和西方，肤色和文化……这些元素，统统被糅合在一起。阿成的语言，简洁而凝练，作家始终表现了对犹太文化的一种敬畏和认同。
老擦鞋匠的爱情
哈尔滨，说它寒冷也好，曾是沼泽地也好，但毕竟那里是一个相对祥和、安全，同时又颇为富庶的土地。所以，二战期间，到哈尔滨居住的并不全是来自欧洲的流亡者，以及他们在这里“创造”出来的漂亮的、妙不可言的混血儿，其中还有不少来自长城以南的中国同胞。
在流亡者社区涅克拉索夫大街上擦皮鞋的老头儿，是从山东青岛过来的。
青岛地势起伏跌宕，濒临大海。这种海洋性气候和自然景观，成了许多德国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德国风格的建筑也四处开花，不少德国女孩在日记中写道:在这里生活几乎跟在德国一样……德国人最喜欢穿长筒皮靴。有位洋作家在一篇小说中写过这样的话:“德国人的到来，使街头充满了浓厚的皮鞋油味。”这句话，特别适用于二战期间的青岛。
擦鞋匠从山东农村流亡到青岛后，立刻选择了擦皮鞋这个行业，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年。他几乎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全都扑在擦皮鞋上了。对皮靴的认识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他主动和那些洋顾客聊天当中，了解了不少世界各地的皮鞋知识及趣闻，而且不知不觉地还学会了一些德语的日常对话。这对他提高皮鞋的鉴别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哪国的皮鞋，只要他瞟上一眼，就立刻能分辨出那是什么牌子的皮鞋，哪个厂家，是第几代产品。并且，他还能说出这双皮鞋出自哪国的哪位设计师之手。用的是什么面料，是什么品种的牛皮，是中年、少年，还是老年牛的牛皮，这牛是哪儿产的，在哪个国家的哪个牧区，以及这头牛是冬天杀的还是秋天杀的，等等。你只要在他那儿擦皮鞋，你就等于免费获得了一次有关皮鞋方面的有趣知识。
在一个暮春时节的好天里，老擦皮鞋匠给流亡社区里的基兰德医生擦皮鞋。他干得非常认真，仿佛他面对的是一件了不起的艺术品似的。于是，基兰德医生多付给了他几个钱，但却遭到了老擦皮鞋匠的拒绝。
老擦皮鞋匠非常诚恳地说:“先生，不要您的钱，能亲手擦这双不平凡的皮靴是我的荣幸。记得，我在青岛的时候，曾为一个德国人擦过一双同样牌子的皮靴。当时我并不懂得这双皮靴是怎样的高贵，只觉得它不同寻常。后来，是那个德国人告诉我，这个牌子的皮鞋在全世界只有六双……”说着，老皮鞋匠激动得眼睛都潮湿了:“先生，您真幸运，您知道，这双皮鞋是出自谁的手艺吗？是伯尔，他是一个伟大的鞋匠。”说完，老皮鞋匠伏下身子，轻轻地吻了这双不同寻常的皮鞋。
这一切，都被在一旁等候擦皮鞋的犹太女人看在眼里。基兰德医生离开老擦鞋匠之后，由于异常兴奋，两条腿僵硬得几乎不会走路了。犹太女人鄙夷地看着他醉汉似的背影远去。
这个从德国流亡来的女人有四十多岁了，是个助产士，长得居然有点像乌克兰人，黑头发，脸色苍白，两只眼睛像圣母一样充满了忧郁的神色。她是一个寡妇。在战争年代，犹太寡妇真是多如牛毛啊。
那天，德国助产士也穿着一双很不错的靴子。当这双靴子踏在擦鞋匠的箱子上的时候，擦鞋匠彻底惊呆了，他抬头尊敬地看着靴子的主人，显得异常激动:“夫人，您这是一双德国靴子。”
“您说得很对！擦吧。”
“而且是战前货。”
“是的。现在部分地区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呢。”
“它产在德国的慕尼黑。”
“是的。您去过……”
“是一九××年十月慕尼黑啤酒节上奖励给啤酒小姐的奖品之一。”
“是的……”
“它是全德国最好的手艺人做的，只有一双。它的妙处在于赛前就已知道了啤酒小姐脚的尺码……”
德国女人终于吃惊了，她问道:“您怎么知道？”
擦皮鞋匠抬起头，一脸诚恳地说:“我虽然厌恶纳粹，但我热爱德国，热爱德国的皮鞋。”
这种突如其来的爱，很容易让身处异乡的德国女人动情……
在一个优美的哈尔滨之夜，擦皮鞋匠来到了这个犹太女人的住所。他们在一起彬彬有礼地喝茶。后来又喝了酒，畅谈了德国，这是这个德国犹太女人流亡到哈尔滨之后讲话最多的一个夜晚……
这的确是一个适合谈情说爱的美妙之夜。
老胡木匠和犹太女人
混血儿小胡木匠，是犹太流亡者社区最具艺术眼光的木匠了。坦率地说，在哈尔滨干木匠活儿，没有点艺术眼光是不行的。
小胡木匠是一个非常自负的年轻人。他干活儿的时候，处处喜欢挑剔，对材料、染料、零七八碎的小五金等等，要求得都很严格。他几乎无处不在地表现自己的聪明。干活的过程中，对别人的建议，他理都不理。有时候还会挖苦对方几句，让对方自讨没趣。但不管怎么说，你必须得承认，小胡木匠的手艺在哈尔滨的确是最好的。他的住宅也是犹太流亡者社区中最优美的建筑之一。
小胡木匠的母亲是犹太人。她的老家在莫斯科，出身贵族，有很好的教养，会美术，会演奏一些乐器，歌也唱得不错，并且她坚持每天写日记。她会拉丁文和法文。她是一个亡命哈尔滨的寡妇。到哈尔滨之后，她很快嫁给了一个姓胡的中国木匠。
在小胡木匠长到十岁的时候，老胡木匠突然不辞而别。不久，哈尔滨的流亡者们知道，老胡木匠在他的山东老家还有一个老婆和两个儿子，而且他的两个儿子都很大了。从关里闯关东的男人在关东找一个女人“结婚”，组成一个临时的家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要知道，闯荡江湖的人生命意识是很强的。对他们“规定”一生中应当有几个女人的做法是很蠢的。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的人。
老胡木匠突然不辞而别以后，小胡木匠的母亲几乎每天的清晨和傍晚，都要去哈尔滨那条通往外地的大路口张望。这个犹太贵族女人希望那个老实的中国人还能回来。而且她坚信，他一定能够回来的！无论下大雪，刮大风，她都一如既往。如果下大雨，她还会另外带上一件雨衣。她对小胡木匠说，万一他的父亲就在这一天回来呢？难道让爸爸妈妈共同穿一件雨衣吗？
小胡木匠笑着摇头，表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想起了那个英国绅士说的话:女人如果被爱情俘虏了，就没有理性可言了。他的母亲也是女人啊。
家里用餐的时候，她总要给老胡木匠留一个座位，摆上刀叉，斟上一小杯葡萄酒，说:“吃吧，老爷子。我爱你！”
小胡木匠都听习惯了，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了。
小胡木匠的母亲非常爱这个中国老人。这个中国老人从不酗酒，也不吸烟，她对他提出的任何要求，他都会默默无声地去做，而且没有一点怨言。她觉得自己在这个中国老人面前特别充实。而且，这个中国老人非常体贴她。这样的好男人在全俄罗斯也找不出一个来。每当犹太人和俄国混血儿到她这里来聚会的时候，这个中国老人就会默默地躲在厨房里，为他们煮茶，做点心，或者默不作声地给壁炉添柴火，像一个忠实的老仆人。
她也常想，这个厚道的中国老人回自己的老家去看望原配，就说明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她就更加坚信，那个中国老人也一定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当然，这需要时间。只要人活着，时间总是够用的，她想。
哈尔滨的冬天很快又来了。夜里下过一场大雪，足有半米厚。清晨伊始，犹太流亡者社区里人声鼎沸，每家每户都出来扫雪了，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早晨。
扫雪的人们发现，小胡木匠的母亲正挽着一个老人，从大路口那儿向这边走来，这些扫雪的流亡者，都停止了手中的活儿看着。几个年岁大的人，终于认出来了，那个老人就是小胡木匠的父亲。当他们夫妻从流亡者当中走过的时候，人们鼓起掌来。每一个人都过去亲吻这个老人和他的女人。
“谢谢，谢谢。”他们夫妻这样说着……
小胡木匠也正在清除自家栅栏院外的积雪。他看见母亲搀扶着一个老人向自己走来时，不由得呆住了。内心的一个真实的声音在告诉他:“这是父亲！”小胡木匠在这一刻，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这个老人由母亲搀扶着来到他的面前，小胡木匠按着中国人的风俗，扑通一声跪在了雪地上。
老人扶起了儿子说:“孩子，你受苦啦……”
小胡木匠的母亲，这个高贵的犹太女人，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考布切夫
早期的哈尔滨，是一座洋文化味道很浓的城市。
在辛亥革命之后，哈尔滨光电影院就有好几家，像杰克坦斯影院，像建于1908年的敖连特电影院(现在的和平电影院，它是我国最早的电影院)，像“巨人”电影院、“水都”电影院、托尔斯泰电影院、马迭尔电影院等。而且，当时哈尔滨的铁路俱乐部还经常举办露天音乐会。早在1925年，哈尔滨就有了格位诺夫高等音乐学校，1930年时就有了犹太人安德列耶娃的芭蕾舞学校，以及犹太人的艺术沙龙“荷花”画室等等。除此之外，还有无线电广播、报纸刊物、冰上运动、选美活动、帆船竞赛等等。纯中国味的有京剧、评戏、武术、书法、国画，包括走街串巷的民间乐队等等。中西杂处，各得其乐。
俄国的随军记者、摄影师考布切夫(犹太人)随着军队到哈尔滨来之后不久，干了一件让他一举成名的大事。1909年11月26日，作为摄影记者，考布切夫随着俄国财政大臣戈果甫佐夫，去哈尔滨火车站迎接日本枢密院议长、前首相伊藤博文。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竟“意外”地拍摄下了朝鲜志士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的全过程。
事后，考布切夫把它制成一部纪录影片《伊藤博文在哈遇刺身亡》，在全世界公映，从而使他一举成名。
巨大的成功使考布切夫备受鼓舞，他立即着手创办了“考布切夫”电影院。在他的电影院里播放的，全部是他亲自拍摄的纪录片，如《1901年哈尔滨自行车比赛》、《1911年哈尔滨飞行表演》、《1911年哈尔滨流行鼠疫》、《1932年哈尔滨特大洪水纪实》等等。他的影院播放《伊藤博文在哈遇刺身亡》时，电影院几乎场场爆满。
考布切夫几乎生来就酷爱摄影。他经常说，他是神派来的摄影使者，是神让他把人间的一切拍摄下来，让神的子民弃恶扬善。
然而，考布切夫却不是一个能经营电影院的人，就像一个小说家、画家不大可能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或者成熟的首长一样。加上他的电影院只播放他本人拍的片子，再加上他本人又患有肺结核病，身体十分虚弱，再加上许多军队的工作让他无法脱身，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嘛。他的电影院终于倒闭了。
在倒闭之前，他的影院连续放映了三天免费电影。当时的场面热闹空前。考布切夫把这一切也都拍摄下来留作纪念。要知道，时光是不能倒流的，只有胶片才会记录下这一切。而且，人们永远活在胶片上。
(《和上帝一起流浪》阿成/著，重庆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老擦鞋匠的爱情
哈尔滨，说它寒冷也好，曾是沼泽地也好，但毕竟那里是一个相对祥和、安全，同时又颇为富庶的土地。所以，二战期间，到哈尔滨居住的并不全是来自欧洲的流亡者，以及他们在这里“创造”出来的漂亮的、妙不可言的混血儿，其中还有不少来自长城以南的中国同胞。
在流亡者社区涅克拉索夫大街上擦皮鞋的老头儿，是从山东青岛过来的。
青岛地势起伏跌宕，濒临大海。这种海洋性气候和自然景观，成了许多德国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德国风格的建筑也四处开花，不少德国女孩在日记中写道:在这里生活几乎跟在德国一样……德国人最喜欢穿长筒皮靴。有位洋作家在一篇小说中写过这样的话:“德国人的到来，使街头充满了浓厚的皮鞋油味。”这句话，特别适用于二战期间的青岛。
擦鞋匠从山东农村流亡到青岛后，立刻选择了擦皮鞋这个行业，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年。他几乎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全都扑在擦皮鞋上了。对皮靴的认识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他主动和那些洋顾客聊天当中，了解了不少世界各地的皮鞋知识及趣闻，而且不知不觉地还学会了一些德语的日常对话。这对他提高皮鞋的鉴别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哪国的皮鞋，只要他瞟上一眼，就立刻能分辨出那是什么牌子的皮鞋，哪个厂家，是第几代产品。并且，他还能说出这双皮鞋出自哪国的哪位设计师之手。用的是什么面料，是什么品种的牛皮，是中年、少年，还是老年牛的牛皮，这牛是哪儿产的，在哪个国家的哪个牧区，以及这头牛是冬天杀的还是秋天杀的，等等。你只要在他那儿擦皮鞋，你就等于免费获得了一次有关皮鞋方面的有趣知识。
在一个暮春时节的好天里，老擦皮鞋匠给流亡社区里的基兰德医生擦皮鞋。他干得非常认真，仿佛他面对的是一件了不起的艺术品似的。于是，基兰德医生多付给了他几个钱，但却遭到了老擦皮鞋匠的拒绝。
老擦皮鞋匠非常诚恳地说:“先生，不要您的钱，能亲手擦这双不平凡的皮靴是我的荣幸。记得，我在青岛的时候，曾为一个德国人擦过一双同样牌子的皮靴。当时我并不懂得这双皮靴是怎样的高贵，只觉得它不同寻常。后来，是那个德国人告诉我，这个牌子的皮鞋在全世界只有六双……”说着，老皮鞋匠激动得眼睛都潮湿了:“先生，您真幸运，您知道，这双皮鞋是出自谁的手艺吗？是伯尔，他是一个伟大的鞋匠。”说完，老皮鞋匠伏下身子，轻轻地吻了这双不同寻常的皮鞋。
这一切，都被在一旁等候擦皮鞋的犹太女人看在眼里。基兰德医生离开老擦鞋匠之后，由于异常兴奋，两条腿僵硬得几乎不会走路了。犹太女人鄙夷地看着他醉汉似的背影远去。
这个从德国流亡来的女人有四十多岁了，是个助产士，长得居然有点像乌克兰人，黑头发，脸色苍白，两只眼睛像圣母一样充满了忧郁的神色。她是一个寡妇。在战争年代，犹太寡妇真是多如牛毛啊。
那天，德国助产士也穿着一双很不错的靴子。当这双靴子踏在擦鞋匠的箱子上的时候，擦鞋匠彻底惊呆了，他抬头尊敬地看着靴子的主人，显得异常激动:“夫人，您这是一双德国靴子。”
“您说得很对！擦吧。”
“而且是战前货。”
“是的。现在部分地区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呢。”
“它产在德国的慕尼黑。”
“是的。您去过……”
“是一九××年十月慕尼黑啤酒节上奖励给啤酒小姐的奖品之一。”
“是的……”
“它是全德国最好的手艺人做的，只有一双。它的妙处在于赛前就已知道了啤酒小姐脚的尺码……”
德国女人终于吃惊了，她问道:“您怎么知道？”
擦皮鞋匠抬起头，一脸诚恳地说:“我虽然厌恶纳粹，但我热爱德国，热爱德国的皮鞋。”
这种突如其来的爱，很容易让身处异乡的德国女人动情……
在一个优美的哈尔滨之夜，擦皮鞋匠来到了这个犹太女人的住所。他们在一起彬彬有礼地喝茶。后来又喝了酒，畅谈了德国，这是这个德国犹太女人流亡到哈尔滨之后讲话最多的一个夜晚……
这的确是一个适合谈情说爱的美妙之夜。
老胡木匠和犹太女人
混血儿小胡木匠，是犹太流亡者社区最具艺术眼光的木匠了。坦率地说，在哈尔滨干木匠活儿，没有点艺术眼光是不行的。
小胡木匠是一个非常自负的年轻人。他干活儿的时候，处处喜欢挑剔，对材料、染料、零七八碎的小五金等等，要求得都很严格。他几乎无处不在地表现自己的聪明。干活的过程中，对别人的建议，他理都不理。有时候还会挖苦对方几句，让对方自讨没趣。但不管怎么说，你必须得承认，小胡木匠的手艺在哈尔滨的确是最好的。他的住宅也是犹太流亡者社区中最优美的建筑之一。
小胡木匠的母亲是犹太人。她的老家在莫斯科，出身贵族，有很好的教养，会美术，会演奏一些乐器，歌也唱得不错，并且她坚持每天写日记。她会拉丁文和法文。她是一个亡命哈尔滨的寡妇。到哈尔滨之后，她很快嫁给了一个姓胡的中国木匠。
在小胡木匠长到十岁的时候，老胡木匠突然不辞而别。不久，哈尔滨的流亡者们知道，老胡木匠在他的山东老家还有一个老婆和两个儿子，而且他的两个儿子都很大了。从关里闯关东的男人在关东找一个女人“结婚”，组成一个临时的家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要知道，闯荡江湖的人生命意识是很强的。对他们“规定”一生中应当有几个女人的做法是很蠢的。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的人。
老胡木匠突然不辞而别以后，小胡木匠的母亲几乎每天的清晨和傍晚，都要去哈尔滨那条通往外地的大路口张望。这个犹太贵族女人希望那个老实的中国人还能回来。而且她坚信，他一定能够回来的！无论下大雪，刮大风，她都一如既往。如果下大雨，她还会另外带上一件雨衣。她对小胡木匠说，万一他的父亲就在这一天回来呢？难道让爸爸妈妈共同穿一件雨衣吗？
小胡木匠笑着摇头，表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想起了那个英国绅士说的话:女人如果被爱情俘虏了，就没有理性可言了。他的母亲也是女人啊。
家里用餐的时候，她总要给老胡木匠留一个座位，摆上刀叉，斟上一小杯葡萄酒，说:“吃吧，老爷子。我爱你！”
小胡木匠都听习惯了，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了。
小胡木匠的母亲非常爱这个中国老人。这个中国老人从不酗酒，也不吸烟，她对他提出的任何要求，他都会默默无声地去做，而且没有一点怨言。她觉得自己在这个中国老人面前特别充实。而且，这个中国老人非常体贴她。这样的好男人在全俄罗斯也找不出一个来。每当犹太人和俄国混血儿到她这里来聚会的时候，这个中国老人就会默默地躲在厨房里，为他们煮茶，做点心，或者默不作声地给壁炉添柴火，像一个忠实的老仆人。
她也常想，这个厚道的中国老人回自己的老家去看望原配，就说明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她就更加坚信，那个中国老人也一定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当然，这需要时间。只要人活着，时间总是够用的，她想。
哈尔滨的冬天很快又来了。夜里下过一场大雪，足有半米厚。清晨伊始，犹太流亡者社区里人声鼎沸，每家每户都出来扫雪了，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早晨。
扫雪的人们发现，小胡木匠的母亲正挽着一个老人，从大路口那儿向这边走来，这些扫雪的流亡者，都停止了手中的活儿看着。几个年岁大的人，终于认出来了，那个老人就是小胡木匠的父亲。当他们夫妻从流亡者当中走过的时候，人们鼓起掌来。每一个人都过去亲吻这个老人和他的女人。
“谢谢，谢谢。”他们夫妻这样说着……
小胡木匠也正在清除自家栅栏院外的积雪。他看见母亲搀扶着一个老人向自己走来时，不由得呆住了。内心的一个真实的声音在告诉他:“这是父亲！”小胡木匠在这一刻，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这个老人由母亲搀扶着来到他的面前，小胡木匠按着中国人的风俗，扑通一声跪在了雪地上。
老人扶起了儿子说:“孩子，你受苦啦……”
小胡木匠的母亲，这个高贵的犹太女人，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考布切夫
早期的哈尔滨，是一座洋文化味道很浓的城市。
在辛亥革命之后，哈尔滨光电影院就有好几家，像杰克坦斯影院，像建于1908年的敖连特电影院(现在的和平电影院，它是我国最早的电影院)，像“巨人”电影院、“水都”电影院、托尔斯泰电影院、马迭尔电影院等。而且，当时哈尔滨的铁路俱乐部还经常举办露天音乐会。早在1925年，哈尔滨就有了格位诺夫高等音乐学校，1930年时就有了犹太人安德列耶娃的芭蕾舞学校，以及犹太人的艺术沙龙“荷花”画室等等。除此之外，还有无线电广播、报纸刊物、冰上运动、选美活动、帆船竞赛等等。纯中国味的有京剧、评戏、武术、书法、国画，包括走街串巷的民间乐队等等。中西杂处，各得其乐。
俄国的随军记者、摄影师考布切夫(犹太人)随着军队到哈尔滨来之后不久，干了一件让他一举成名的大事。1909年11月26日，作为摄影记者，考布切夫随着俄国财政大臣戈果甫佐夫，去哈尔滨火车站迎接日本枢密院议长、前首相伊藤博文。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竟“意外”地拍摄下了朝鲜志士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的全过程。
事后，考布切夫把它制成一部纪录影片《伊藤博文在哈遇刺身亡》，在全世界公映，从而使他一举成名。
巨大的成功使考布切夫备受鼓舞，他立即着手创办了“考布切夫”电影院。在他的电影院里播放的，全部是他亲自拍摄的纪录片，如《1901年哈尔滨自行车比赛》、《1911年哈尔滨飞行表演》、《1911年哈尔滨流行鼠疫》、《1932年哈尔滨特大洪水纪实》等等。他的影院播放《伊藤博文在哈遇刺身亡》时，电影院几乎场场爆满。
考布切夫几乎生来就酷爱摄影。他经常说，他是神派来的摄影使者，是神让他把人间的一切拍摄下来，让神的子民弃恶扬善。
然而，考布切夫却不是一个能经营电影院的人，就像一个小说家、画家不大可能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或者成熟的首长一样。加上他的电影院只播放他本人拍的片子，再加上他本人又患有肺结核病，身体十分虚弱，再加上许多军队的工作让他无法脱身，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嘛。他的电影院终于倒闭了。
在倒闭之前，他的影院连续放映了三天免费电影。当时的场面热闹空前。考布切夫把这一切也都拍摄下来留作纪念。要知道，时光是不能倒流的，只有胶片才会记录下这一切。而且，人们永远活在胶片上。
(《和上帝一起流浪》阿成/著，重庆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很多人知道犹太人曾是一个四处流浪没有家园的民族，也有不少人知道宋朝时就有犹太人来中国定居，他们最后悄无声息地融入了这片善于包容的土地，再也无从分辨。更有人知道二战时期上海的犹太人虽无生命之忧却命运惨淡。但是，恐怕少有人知道，二战时期中国最寒冷的边城——哈尔滨，却被犹太人认为是最温暖的地方。在这本历史随笔中，犹太人在19世纪末期的到来，爱情与放荡，宅邸和公墓，东方和西方，肤色和文化……这些元素，统统被糅合在一起。阿成的语言，简洁而凝练，作家始终表现了对犹太文化的一种敬畏和认同。
老擦鞋匠的爱情
哈尔滨，说它寒冷也好，曾是沼泽地也好，但毕竟那里是一个相对祥和、安全，同时又颇为富庶的土地。所以，二战期间，到哈尔滨居住的并不全是来自欧洲的流亡者，以及他们在这里“创造”出来的漂亮的、妙不可言的混血儿，其中还有不少来自长城以南的中国同胞。
在流亡者社区涅克拉索夫大街上擦皮鞋的老头儿，是从山东青岛过来的。
青岛地势起伏跌宕，濒临大海。这种海洋性气候和自然景观，成了许多德国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德国风格的建筑也四处开花，不少德国女孩在日记中写道:在这里生活几乎跟在德国一样……德国人最喜欢穿长筒皮靴。有位洋作家在一篇小说中写过这样的话:“德国人的到来，使街头充满了浓厚的皮鞋油味。”这句话，特别适用于二战期间的青岛。
擦鞋匠从山东农村流亡到青岛后，立刻选择了擦皮鞋这个行业，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年。他几乎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全都扑在擦皮鞋上了。对皮靴的认识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他主动和那些洋顾客聊天当中，了解了不少世界各地的皮鞋知识及趣闻，而且不知不觉地还学会了一些德语的日常对话。这对他提高皮鞋的鉴别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哪国的皮鞋，只要他瞟上一眼，就立刻能分辨出那是什么牌子的皮鞋，哪个厂家，是第几代产品。并且，他还能说出这双皮鞋出自哪国的哪位设计师之手。用的是什么面料，是什么品种的牛皮，是中年、少年，还是老年牛的牛皮，这牛是哪儿产的，在哪个国家的哪个牧区，以及这头牛是冬天杀的还是秋天杀的，等等。你只要在他那儿擦皮鞋，你就等于免费获得了一次有关皮鞋方面的有趣知识。
在一个暮春时节的好天里，老擦皮鞋匠给流亡社区里的基兰德医生擦皮鞋。他干得非常认真，仿佛他面对的是一件了不起的艺术品似的。于是，基兰德医生多付给了他几个钱，但却遭到了老擦皮鞋匠的拒绝。
老擦皮鞋匠非常诚恳地说:“先生，不要您的钱，能亲手擦这双不平凡的皮靴是我的荣幸。记得，我在青岛的时候，曾为一个德国人擦过一双同样牌子的皮靴。当时我并不懂得这双皮靴是怎样的高贵，只觉得它不同寻常。后来，是那个德国人告诉我，这个牌子的皮鞋在全世界只有六双……”说着，老皮鞋匠激动得眼睛都潮湿了:“先生，您真幸运，您知道，这双皮鞋是出自谁的手艺吗？是伯尔，他是一个伟大的鞋匠。”说完，老皮鞋匠伏下身子，轻轻地吻了这双不同寻常的皮鞋。
这一切，都被在一旁等候擦皮鞋的犹太女人看在眼里。基兰德医生离开老擦鞋匠之后，由于异常兴奋，两条腿僵硬得几乎不会走路了。犹太女人鄙夷地看着他醉汉似的背影远去。
这个从德国流亡来的女人有四十多岁了，是个助产士，长得居然有点像乌克兰人，黑头发，脸色苍白，两只眼睛像圣母一样充满了忧郁的神色。她是一个寡妇。在战争年代，犹太寡妇真是多如牛毛啊。
那天，德国助产士也穿着一双很不错的靴子。当这双靴子踏在擦鞋匠的箱子上的时候，擦鞋匠彻底惊呆了，他抬头尊敬地看着靴子的主人，显得异常激动:“夫人，您这是一双德国靴子。”
“您说得很对！擦吧。”
“而且是战前货。”
“是的。现在部分地区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呢。”
“它产在德国的慕尼黑。”
“是的。您去过……”
“是一九××年十月慕尼黑啤酒节上奖励给啤酒小姐的奖品之一。”
“是的……”
“它是全德国最好的手艺人做的，只有一双。它的妙处在于赛前就已知道了啤酒小姐脚的尺码……”
德国女人终于吃惊了，她问道:“您怎么知道？”
擦皮鞋匠抬起头，一脸诚恳地说:“我虽然厌恶纳粹，但我热爱德国，热爱德国的皮鞋。”
这种突如其来的爱，很容易让身处异乡的德国女人动情……
在一个优美的哈尔滨之夜，擦皮鞋匠来到了这个犹太女人的住所。他们在一起彬彬有礼地喝茶。后来又喝了酒，畅谈了德国，这是这个德国犹太女人流亡到哈尔滨之后讲话最多的一个夜晚……
这的确是一个适合谈情说爱的美妙之夜。
老胡木匠和犹太女人
混血儿小胡木匠，是犹太流亡者社区最具艺术眼光的木匠了。坦率地说，在哈尔滨干木匠活儿，没有点艺术眼光是不行的。
小胡木匠是一个非常自负的年轻人。他干活儿的时候，处处喜欢挑剔，对材料、染料、零七八碎的小五金等等，要求得都很严格。他几乎无处不在地表现自己的聪明。干活的过程中，对别人的建议，他理都不理。有时候还会挖苦对方几句，让对方自讨没趣。但不管怎么说，你必须得承认，小胡木匠的手艺在哈尔滨的确是最好的。他的住宅也是犹太流亡者社区中最优美的建筑之一。
小胡木匠的母亲是犹太人。她的老家在莫斯科，出身贵族，有很好的教养，会美术，会演奏一些乐器，歌也唱得不错，并且她坚持每天写日记。她会拉丁文和法文。她是一个亡命哈尔滨的寡妇。到哈尔滨之后，她很快嫁给了一个姓胡的中国木匠。
在小胡木匠长到十岁的时候，老胡木匠突然不辞而别。不久，哈尔滨的流亡者们知道，老胡木匠在他的山东老家还有一个老婆和两个儿子，而且他的两个儿子都很大了。从关里闯关东的男人在关东找一个女人“结婚”，组成一个临时的家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要知道，闯荡江湖的人生命意识是很强的。对他们“规定”一生中应当有几个女人的做法是很蠢的。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的人。
老胡木匠突然不辞而别以后，小胡木匠的母亲几乎每天的清晨和傍晚，都要去哈尔滨那条通往外地的大路口张望。这个犹太贵族女人希望那个老实的中国人还能回来。而且她坚信，他一定能够回来的！无论下大雪，刮大风，她都一如既往。如果下大雨，她还会另外带上一件雨衣。她对小胡木匠说，万一他的父亲就在这一天回来呢？难道让爸爸妈妈共同穿一件雨衣吗？
小胡木匠笑着摇头，表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想起了那个英国绅士说的话:女人如果被爱情俘虏了，就没有理性可言了。他的母亲也是女人啊。
家里用餐的时候，她总要给老胡木匠留一个座位，摆上刀叉，斟上一小杯葡萄酒，说:“吃吧，老爷子。我爱你！”
小胡木匠都听习惯了，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了。
小胡木匠的母亲非常爱这个中国老人。这个中国老人从不酗酒，也不吸烟，她对他提出的任何要求，他都会默默无声地去做，而且没有一点怨言。她觉得自己在这个中国老人面前特别充实。而且，这个中国老人非常体贴她。这样的好男人在全俄罗斯也找不出一个来。每当犹太人和俄国混血儿到她这里来聚会的时候，这个中国老人就会默默地躲在厨房里，为他们煮茶，做点心，或者默不作声地给壁炉添柴火，像一个忠实的老仆人。
她也常想，这个厚道的中国老人回自己的老家去看望原配，就说明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她就更加坚信，那个中国老人也一定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当然，这需要时间。只要人活着，时间总是够用的，她想。
哈尔滨的冬天很快又来了。夜里下过一场大雪，足有半米厚。清晨伊始，犹太流亡者社区里人声鼎沸，每家每户都出来扫雪了，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早晨。
扫雪的人们发现，小胡木匠的母亲正挽着一个老人，从大路口那儿向这边走来，这些扫雪的流亡者，都停止了手中的活儿看着。几个年岁大的人，终于认出来了，那个老人就是小胡木匠的父亲。当他们夫妻从流亡者当中走过的时候，人们鼓起掌来。每一个人都过去亲吻这个老人和他的女人。
“谢谢，谢谢。”他们夫妻这样说着……
小胡木匠也正在清除自家栅栏院外的积雪。他看见母亲搀扶着一个老人向自己走来时，不由得呆住了。内心的一个真实的声音在告诉他:“这是父亲！”小胡木匠在这一刻，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这个老人由母亲搀扶着来到他的面前，小胡木匠按着中国人的风俗，扑通一声跪在了雪地上。
老人扶起了儿子说:“孩子，你受苦啦……”
小胡木匠的母亲，这个高贵的犹太女人，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考布切夫
早期的哈尔滨，是一座洋文化味道很浓的城市。
在辛亥革命之后，哈尔滨光电影院就有好几家，像杰克坦斯影院，像建于1908年的敖连特电影院(现在的和平电影院，它是我国最早的电影院)，像“巨人”电影院、“水都”电影院、托尔斯泰电影院、马迭尔电影院等。而且，当时哈尔滨的铁路俱乐部还经常举办露天音乐会。早在1925年，哈尔滨就有了格位诺夫高等音乐学校，1930年时就有了犹太人安德列耶娃的芭蕾舞学校，以及犹太人的艺术沙龙“荷花”画室等等。除此之外，还有无线电广播、报纸刊物、冰上运动、选美活动、帆船竞赛等等。纯中国味的有京剧、评戏、武术、书法、国画，包括走街串巷的民间乐队等等。中西杂处，各得其乐。
俄国的随军记者、摄影师考布切夫(犹太人)随着军队到哈尔滨来之后不久，干了一件让他一举成名的大事。1909年11月26日，作为摄影记者，考布切夫随着俄国财政大臣戈果甫佐夫，去哈尔滨火车站迎接日本枢密院议长、前首相伊藤博文。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竟“意外”地拍摄下了朝鲜志士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的全过程。
事后，考布切夫把它制成一部纪录影片《伊藤博文在哈遇刺身亡》，在全世界公映，从而使他一举成名。
巨大的成功使考布切夫备受鼓舞，他立即着手创办了“考布切夫”电影院。在他的电影院里播放的，全部是他亲自拍摄的纪录片，如《1901年哈尔滨自行车比赛》、《1911年哈尔滨飞行表演》、《1911年哈尔滨流行鼠疫》、《1932年哈尔滨特大洪水纪实》等等。他的影院播放《伊藤博文在哈遇刺身亡》时，电影院几乎场场爆满。
考布切夫几乎生来就酷爱摄影。他经常说，他是神派来的摄影使者，是神让他把人间的一切拍摄下来，让神的子民弃恶扬善。
然而，考布切夫却不是一个能经营电影院的人，就像一个小说家、画家不大可能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或者成熟的首长一样。加上他的电影院只播放他本人拍的片子，再加上他本人又患有肺结核病，身体十分虚弱，再加上许多军队的工作让他无法脱身，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嘛。他的电影院终于倒闭了。
在倒闭之前，他的影院连续放映了三天免费电影。当时的场面热闹空前。考布切夫把这一切也都拍摄下来留作纪念。要知道，时光是不能倒流的，只有胶片才会记录下这一切。而且，人们永远活在胶片上。
(《和上帝一起流浪》阿成/著，重庆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非要搞的那么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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