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看中国的工业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4:38:35
<P>自1998年以来，在世界经济总体趋向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得“一枝独秀”，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十分令人鼓舞。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9.1%，居世界首位；工业生产和相应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为多年所罕见，特别是钢产量达到了2.4亿吨，超过美日两国的总和；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外汇储备超过4,00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这些宏观上的良好绩效令国内外舆论纷纷盛赞中国工业化取得了辉煌成就。
然而，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从根本上体现在本国的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总体的技术水平上。有关的研究表明，中国除了在极少数尖端技术领域，如生物工程以及与军事有关的航天工业方面达到世界水平外，基础工业全面落后，制造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巨大差距。在制造业领域崛起一批掌握着世界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是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些跨国公司目前控制着世界贸易和投资的主要部分；而中国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相当薄弱，迄今为止还没有产生一家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一个国家的进出口状况可以反映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它的出口商品结构则直接反映出制造业的技术层次。但是，由于外资企业已占据了中国国际贸易的半壁江山，而且，自2001年以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加快了向中国转移制造业的步伐，大量转移到中国的国外制造业和降低的进口壁垒对中国本国的制造业形成了更严峻的两面夹击的局面，中国商品的技术层次更多地被外资企业所代表。因此，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就不能离开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这一背景，而必须考虑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对中国经济和工业化的影响。
200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8,512亿美元，排名上升至世界第4位，但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70%，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贸易风险之高和经济结构的脆弱由此可见。仔细分析中国的进出口状况就会发现，对中国经济有较大拉动作用的一般贸易出口比重进一步下降，关税的下降和非关税措施的减少导致进口大增，造成一般贸易连续几年表现为逆差。在2003年中国4,384亿美元的出口中，一般贸易出口为1,829亿美元，占41.5%，加工贸易为2,419亿美元，占55.2%。一般贸易进出口逆差为56.7亿美元，而加工贸易则实现顺差789.1亿美元，除去其他贸易方式的逆差（477.1亿美元）外，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体顺差255.4亿美元。尽管如此，中国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此降彼升趋势的不断加强，意味着出口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实际利益越来越有限。
从贸易主体来看，长期以来主要从事一般贸易的国有企业出口为1,380亿美元，占总出口的31.5%；外资企业出口2,403亿美元，占54.8%。而在贸易平衡的结构上，国有企业逆差44.5亿美元，外资企业顺差84.3亿美元，非国有企业（此处指集体、私营和其他企业）顺差215.6亿美元。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的主体恰恰是外资和非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进出口在1998年以前总体是逆差，表明此前外资企业的战略重点是占领中国市场。1998年以来，外资企业则始终保持贸易顺差，此间（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实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不再对外资企业强制规定出口比例、外汇平衡和国内零部件的采购义务，外资企业的进口因而出现大幅度上升。2003年，外资企业的进口为2,319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56.2%，当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口额为1,629亿美元，暂不考虑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有限的加工贸易额，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额以及外资企业的顺差表明，外资企业已经取得了在中国市场的主导优势，对中国市场具有相当的控制力；在此基础上，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正在着手利用中国的低成本生产优势，把中国纳入其全球分销体系，开始大规模地向世界市场出口。
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诺兰（Peter Nolan）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跨国公司依靠全球市场（global market）、全球品牌（global brand）和全球采购系统（global procurement system）来进行全球竞争。因此，外资企业在中国贸易份额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意味着外资企业对中国本土产业的整体竞争优势得到加强。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丹尼尔·罗森（Daniel Rosen）对中国经济所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从另一侧面证实了这一结论。罗森通过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深入分析发现，2002年，在中国3,250亿美元的出口中，只有680亿美元（20％略多）被官方统计部门列为“高技术”产品。进一步的研究则发现，这些产品也并不真正属于“高技术”之列，大多是零部件或低利润的家电产品，如DVD播放机。即便是这些勉强称之为“高技术”的产品，其中的85%也是由外资企业生产的。在余下的15%中，国有企业占11%，私营企业只占2%。这说明在高技术领域，中国本国产业正处在被边缘化的状态。然而，由于中国国内经济体制上的种种弊端，各地在国内资本过剩的情况下仍竞相“招商引资”，这无疑将强化外资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压缩国内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从根本上削弱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正是这种与投资有关的国际贸易扭曲了中国进出口的整体面貌，使人产生了一种错觉，即认为中国正在像当初的韩国、日本那样快速推进工业化。这样的类比并不恰当，工业化推进的基础是本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如果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通过国际贸易切实获得了比较利益，那就不仅意味着中国本国产业技术的进步，国内工资成本也必然上升，中国就会以技术为载体扩大对外投资。换句话说，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帐户上的顺差就会被资本帐户的逆差所抵消，从而使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事实上，连年的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掩盖了中国工业化进展缓慢的现实。中国一般贸易的逆差主要源于高技术产品（如集成电路和数控机床等），特别是半导体的大量进口。在全球产业竞争空前激烈的今天，是否拥有较高的技术附加值比单纯的产出数量要重要得多，以钢的生产为例，2003年，中国钢产量居世界第一，但却从发达国家进口了3,700多万吨钢材，比上年增长了51.8%。这是因为中国暂时还制造不出用于某些尖端产业的特种钢，如航空母舰飞行甲板所需要的钢板。因此，中国产业的技术状况制约了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力。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看，2003年1-12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18.5亿美元。严格的外汇管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中国的对外投资潜力，但也清楚地表明中国本国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十分有限，还远不足以支持大规模对外投资。
从1992年以来，中国积极实施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但结果差强人意。在当前的外来投资中，外资控股和独资企业已占绝对多数，这就令中国更难通过开放市场获取先进技术。尽管外资在华企业不少从事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开发，但这与中国自行掌握这些先进技术完全是两回事。外资企业不会主动外溢技术，培植自己的竞争者。中国在入世协定中承诺，放弃对外资企业的技术转让要求，于是不少人转而期望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国人通过对外国技术和管理“耳濡目染”的接触和感受，来搭建未来国内企业的技术平台，其实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外资企业里的中国员工固然可以学习并掌握部分生产技术，并参与某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但却无法掌握控制在外资企业母公司内部的核心技术。中国员工独立创业尽管在理论上构成外资企业技术“外溢”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新创立的企业不具备品牌优势，而且，国内弥漫的崇洋媚外的社会心态也导致新企业培养市场认知度的成本过高。因此，外资企业里的中国员工以自主创业方式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前景十分渺茫。
一个国家推进工业化的前提在于为国内企业、特别是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创造出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以利于本国技术的不断累积。在这一点上，中国应当认真借鉴日本、韩国、甚至印度的经验，制定出有效的产业政策，迅速提高国内产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全力推进民族工业的自主振兴，这才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希望所在。
（本文登载于《读书》2004年7月号，标题改为“不容乐观的工业化前景”）
</P><P>自1998年以来，在世界经济总体趋向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得“一枝独秀”，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十分令人鼓舞。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9.1%，居世界首位；工业生产和相应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为多年所罕见，特别是钢产量达到了2.4亿吨，超过美日两国的总和；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外汇储备超过4,00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这些宏观上的良好绩效令国内外舆论纷纷盛赞中国工业化取得了辉煌成就。
然而，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从根本上体现在本国的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总体的技术水平上。有关的研究表明，中国除了在极少数尖端技术领域，如生物工程以及与军事有关的航天工业方面达到世界水平外，基础工业全面落后，制造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巨大差距。在制造业领域崛起一批掌握着世界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是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些跨国公司目前控制着世界贸易和投资的主要部分；而中国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相当薄弱，迄今为止还没有产生一家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一个国家的进出口状况可以反映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它的出口商品结构则直接反映出制造业的技术层次。但是，由于外资企业已占据了中国国际贸易的半壁江山，而且，自2001年以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加快了向中国转移制造业的步伐，大量转移到中国的国外制造业和降低的进口壁垒对中国本国的制造业形成了更严峻的两面夹击的局面，中国商品的技术层次更多地被外资企业所代表。因此，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就不能离开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这一背景，而必须考虑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对中国经济和工业化的影响。
200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8,512亿美元，排名上升至世界第4位，但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70%，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贸易风险之高和经济结构的脆弱由此可见。仔细分析中国的进出口状况就会发现，对中国经济有较大拉动作用的一般贸易出口比重进一步下降，关税的下降和非关税措施的减少导致进口大增，造成一般贸易连续几年表现为逆差。在2003年中国4,384亿美元的出口中，一般贸易出口为1,829亿美元，占41.5%，加工贸易为2,419亿美元，占55.2%。一般贸易进出口逆差为56.7亿美元，而加工贸易则实现顺差789.1亿美元，除去其他贸易方式的逆差（477.1亿美元）外，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体顺差255.4亿美元。尽管如此，中国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此降彼升趋势的不断加强，意味着出口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实际利益越来越有限。
从贸易主体来看，长期以来主要从事一般贸易的国有企业出口为1,380亿美元，占总出口的31.5%；外资企业出口2,403亿美元，占54.8%。而在贸易平衡的结构上，国有企业逆差44.5亿美元，外资企业顺差84.3亿美元，非国有企业（此处指集体、私营和其他企业）顺差215.6亿美元。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的主体恰恰是外资和非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进出口在1998年以前总体是逆差，表明此前外资企业的战略重点是占领中国市场。1998年以来，外资企业则始终保持贸易顺差，此间（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实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不再对外资企业强制规定出口比例、外汇平衡和国内零部件的采购义务，外资企业的进口因而出现大幅度上升。2003年，外资企业的进口为2,319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56.2%，当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口额为1,629亿美元，暂不考虑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有限的加工贸易额，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额以及外资企业的顺差表明，外资企业已经取得了在中国市场的主导优势，对中国市场具有相当的控制力；在此基础上，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正在着手利用中国的低成本生产优势，把中国纳入其全球分销体系，开始大规模地向世界市场出口。
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诺兰（Peter Nolan）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跨国公司依靠全球市场（global market）、全球品牌（global brand）和全球采购系统（global procurement system）来进行全球竞争。因此，外资企业在中国贸易份额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意味着外资企业对中国本土产业的整体竞争优势得到加强。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丹尼尔·罗森（Daniel Rosen）对中国经济所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从另一侧面证实了这一结论。罗森通过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深入分析发现，2002年，在中国3,250亿美元的出口中，只有680亿美元（20％略多）被官方统计部门列为“高技术”产品。进一步的研究则发现，这些产品也并不真正属于“高技术”之列，大多是零部件或低利润的家电产品，如DVD播放机。即便是这些勉强称之为“高技术”的产品，其中的85%也是由外资企业生产的。在余下的15%中，国有企业占11%，私营企业只占2%。这说明在高技术领域，中国本国产业正处在被边缘化的状态。然而，由于中国国内经济体制上的种种弊端，各地在国内资本过剩的情况下仍竞相“招商引资”，这无疑将强化外资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压缩国内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从根本上削弱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正是这种与投资有关的国际贸易扭曲了中国进出口的整体面貌，使人产生了一种错觉，即认为中国正在像当初的韩国、日本那样快速推进工业化。这样的类比并不恰当，工业化推进的基础是本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如果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通过国际贸易切实获得了比较利益，那就不仅意味着中国本国产业技术的进步，国内工资成本也必然上升，中国就会以技术为载体扩大对外投资。换句话说，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帐户上的顺差就会被资本帐户的逆差所抵消，从而使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事实上，连年的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掩盖了中国工业化进展缓慢的现实。中国一般贸易的逆差主要源于高技术产品（如集成电路和数控机床等），特别是半导体的大量进口。在全球产业竞争空前激烈的今天，是否拥有较高的技术附加值比单纯的产出数量要重要得多，以钢的生产为例，2003年，中国钢产量居世界第一，但却从发达国家进口了3,700多万吨钢材，比上年增长了51.8%。这是因为中国暂时还制造不出用于某些尖端产业的特种钢，如航空母舰飞行甲板所需要的钢板。因此，中国产业的技术状况制约了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力。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看，2003年1-12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18.5亿美元。严格的外汇管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中国的对外投资潜力，但也清楚地表明中国本国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十分有限，还远不足以支持大规模对外投资。
从1992年以来，中国积极实施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但结果差强人意。在当前的外来投资中，外资控股和独资企业已占绝对多数，这就令中国更难通过开放市场获取先进技术。尽管外资在华企业不少从事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开发，但这与中国自行掌握这些先进技术完全是两回事。外资企业不会主动外溢技术，培植自己的竞争者。中国在入世协定中承诺，放弃对外资企业的技术转让要求，于是不少人转而期望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国人通过对外国技术和管理“耳濡目染”的接触和感受，来搭建未来国内企业的技术平台，其实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外资企业里的中国员工固然可以学习并掌握部分生产技术，并参与某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但却无法掌握控制在外资企业母公司内部的核心技术。中国员工独立创业尽管在理论上构成外资企业技术“外溢”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新创立的企业不具备品牌优势，而且，国内弥漫的崇洋媚外的社会心态也导致新企业培养市场认知度的成本过高。因此，外资企业里的中国员工以自主创业方式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前景十分渺茫。
一个国家推进工业化的前提在于为国内企业、特别是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创造出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以利于本国技术的不断累积。在这一点上，中国应当认真借鉴日本、韩国、甚至印度的经验，制定出有效的产业政策，迅速提高国内产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全力推进民族工业的自主振兴，这才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希望所在。
（本文登载于《读书》2004年7月号，标题改为“不容乐观的工业化前景”）
</P>
然而，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从根本上体现在本国的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总体的技术水平上。有关的研究表明，中国除了在极少数尖端技术领域，如生物工程以及与军事有关的航天工业方面达到世界水平外，基础工业全面落后，制造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巨大差距。在制造业领域崛起一批掌握着世界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是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些跨国公司目前控制着世界贸易和投资的主要部分；而中国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相当薄弱，迄今为止还没有产生一家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一个国家的进出口状况可以反映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它的出口商品结构则直接反映出制造业的技术层次。但是，由于外资企业已占据了中国国际贸易的半壁江山，而且，自2001年以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加快了向中国转移制造业的步伐，大量转移到中国的国外制造业和降低的进口壁垒对中国本国的制造业形成了更严峻的两面夹击的局面，中国商品的技术层次更多地被外资企业所代表。因此，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就不能离开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这一背景，而必须考虑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对中国经济和工业化的影响。
200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8,512亿美元，排名上升至世界第4位，但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70%，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贸易风险之高和经济结构的脆弱由此可见。仔细分析中国的进出口状况就会发现，对中国经济有较大拉动作用的一般贸易出口比重进一步下降，关税的下降和非关税措施的减少导致进口大增，造成一般贸易连续几年表现为逆差。在2003年中国4,384亿美元的出口中，一般贸易出口为1,829亿美元，占41.5%，加工贸易为2,419亿美元，占55.2%。一般贸易进出口逆差为56.7亿美元，而加工贸易则实现顺差789.1亿美元，除去其他贸易方式的逆差（477.1亿美元）外，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体顺差255.4亿美元。尽管如此，中国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此降彼升趋势的不断加强，意味着出口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实际利益越来越有限。
从贸易主体来看，长期以来主要从事一般贸易的国有企业出口为1,380亿美元，占总出口的31.5%；外资企业出口2,403亿美元，占54.8%。而在贸易平衡的结构上，国有企业逆差44.5亿美元，外资企业顺差84.3亿美元，非国有企业（此处指集体、私营和其他企业）顺差215.6亿美元。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的主体恰恰是外资和非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进出口在1998年以前总体是逆差，表明此前外资企业的战略重点是占领中国市场。1998年以来，外资企业则始终保持贸易顺差，此间（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实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不再对外资企业强制规定出口比例、外汇平衡和国内零部件的采购义务，外资企业的进口因而出现大幅度上升。2003年，外资企业的进口为2,319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56.2%，当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口额为1,629亿美元，暂不考虑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有限的加工贸易额，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额以及外资企业的顺差表明，外资企业已经取得了在中国市场的主导优势，对中国市场具有相当的控制力；在此基础上，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正在着手利用中国的低成本生产优势，把中国纳入其全球分销体系，开始大规模地向世界市场出口。
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诺兰（Peter Nolan）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跨国公司依靠全球市场（global market）、全球品牌（global brand）和全球采购系统（global procurement system）来进行全球竞争。因此，外资企业在中国贸易份额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意味着外资企业对中国本土产业的整体竞争优势得到加强。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丹尼尔·罗森（Daniel Rosen）对中国经济所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从另一侧面证实了这一结论。罗森通过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深入分析发现，2002年，在中国3,250亿美元的出口中，只有680亿美元（20％略多）被官方统计部门列为“高技术”产品。进一步的研究则发现，这些产品也并不真正属于“高技术”之列，大多是零部件或低利润的家电产品，如DVD播放机。即便是这些勉强称之为“高技术”的产品，其中的85%也是由外资企业生产的。在余下的15%中，国有企业占11%，私营企业只占2%。这说明在高技术领域，中国本国产业正处在被边缘化的状态。然而，由于中国国内经济体制上的种种弊端，各地在国内资本过剩的情况下仍竞相“招商引资”，这无疑将强化外资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压缩国内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从根本上削弱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正是这种与投资有关的国际贸易扭曲了中国进出口的整体面貌，使人产生了一种错觉，即认为中国正在像当初的韩国、日本那样快速推进工业化。这样的类比并不恰当，工业化推进的基础是本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如果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通过国际贸易切实获得了比较利益，那就不仅意味着中国本国产业技术的进步，国内工资成本也必然上升，中国就会以技术为载体扩大对外投资。换句话说，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帐户上的顺差就会被资本帐户的逆差所抵消，从而使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事实上，连年的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掩盖了中国工业化进展缓慢的现实。中国一般贸易的逆差主要源于高技术产品（如集成电路和数控机床等），特别是半导体的大量进口。在全球产业竞争空前激烈的今天，是否拥有较高的技术附加值比单纯的产出数量要重要得多，以钢的生产为例，2003年，中国钢产量居世界第一，但却从发达国家进口了3,700多万吨钢材，比上年增长了51.8%。这是因为中国暂时还制造不出用于某些尖端产业的特种钢，如航空母舰飞行甲板所需要的钢板。因此，中国产业的技术状况制约了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力。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看，2003年1-12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18.5亿美元。严格的外汇管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中国的对外投资潜力，但也清楚地表明中国本国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十分有限，还远不足以支持大规模对外投资。
从1992年以来，中国积极实施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但结果差强人意。在当前的外来投资中，外资控股和独资企业已占绝对多数，这就令中国更难通过开放市场获取先进技术。尽管外资在华企业不少从事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开发，但这与中国自行掌握这些先进技术完全是两回事。外资企业不会主动外溢技术，培植自己的竞争者。中国在入世协定中承诺，放弃对外资企业的技术转让要求，于是不少人转而期望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国人通过对外国技术和管理“耳濡目染”的接触和感受，来搭建未来国内企业的技术平台，其实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外资企业里的中国员工固然可以学习并掌握部分生产技术，并参与某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但却无法掌握控制在外资企业母公司内部的核心技术。中国员工独立创业尽管在理论上构成外资企业技术“外溢”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新创立的企业不具备品牌优势，而且，国内弥漫的崇洋媚外的社会心态也导致新企业培养市场认知度的成本过高。因此，外资企业里的中国员工以自主创业方式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前景十分渺茫。
一个国家推进工业化的前提在于为国内企业、特别是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创造出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以利于本国技术的不断累积。在这一点上，中国应当认真借鉴日本、韩国、甚至印度的经验，制定出有效的产业政策，迅速提高国内产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全力推进民族工业的自主振兴，这才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希望所在。
（本文登载于《读书》2004年7月号，标题改为“不容乐观的工业化前景”）
</P><P>自1998年以来，在世界经济总体趋向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得“一枝独秀”，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十分令人鼓舞。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9.1%，居世界首位；工业生产和相应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为多年所罕见，特别是钢产量达到了2.4亿吨，超过美日两国的总和；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外汇储备超过4,00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这些宏观上的良好绩效令国内外舆论纷纷盛赞中国工业化取得了辉煌成就。
然而，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从根本上体现在本国的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总体的技术水平上。有关的研究表明，中国除了在极少数尖端技术领域，如生物工程以及与军事有关的航天工业方面达到世界水平外，基础工业全面落后，制造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巨大差距。在制造业领域崛起一批掌握着世界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是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些跨国公司目前控制着世界贸易和投资的主要部分；而中国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相当薄弱，迄今为止还没有产生一家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一个国家的进出口状况可以反映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它的出口商品结构则直接反映出制造业的技术层次。但是，由于外资企业已占据了中国国际贸易的半壁江山，而且，自2001年以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加快了向中国转移制造业的步伐，大量转移到中国的国外制造业和降低的进口壁垒对中国本国的制造业形成了更严峻的两面夹击的局面，中国商品的技术层次更多地被外资企业所代表。因此，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就不能离开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这一背景，而必须考虑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对中国经济和工业化的影响。
200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8,512亿美元，排名上升至世界第4位，但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70%，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贸易风险之高和经济结构的脆弱由此可见。仔细分析中国的进出口状况就会发现，对中国经济有较大拉动作用的一般贸易出口比重进一步下降，关税的下降和非关税措施的减少导致进口大增，造成一般贸易连续几年表现为逆差。在2003年中国4,384亿美元的出口中，一般贸易出口为1,829亿美元，占41.5%，加工贸易为2,419亿美元，占55.2%。一般贸易进出口逆差为56.7亿美元，而加工贸易则实现顺差789.1亿美元，除去其他贸易方式的逆差（477.1亿美元）外，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体顺差255.4亿美元。尽管如此，中国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此降彼升趋势的不断加强，意味着出口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实际利益越来越有限。
从贸易主体来看，长期以来主要从事一般贸易的国有企业出口为1,380亿美元，占总出口的31.5%；外资企业出口2,403亿美元，占54.8%。而在贸易平衡的结构上，国有企业逆差44.5亿美元，外资企业顺差84.3亿美元，非国有企业（此处指集体、私营和其他企业）顺差215.6亿美元。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的主体恰恰是外资和非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进出口在1998年以前总体是逆差，表明此前外资企业的战略重点是占领中国市场。1998年以来，外资企业则始终保持贸易顺差，此间（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实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不再对外资企业强制规定出口比例、外汇平衡和国内零部件的采购义务，外资企业的进口因而出现大幅度上升。2003年，外资企业的进口为2,319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56.2%，当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口额为1,629亿美元，暂不考虑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有限的加工贸易额，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额以及外资企业的顺差表明，外资企业已经取得了在中国市场的主导优势，对中国市场具有相当的控制力；在此基础上，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正在着手利用中国的低成本生产优势，把中国纳入其全球分销体系，开始大规模地向世界市场出口。
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诺兰（Peter Nolan）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跨国公司依靠全球市场（global market）、全球品牌（global brand）和全球采购系统（global procurement system）来进行全球竞争。因此，外资企业在中国贸易份额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意味着外资企业对中国本土产业的整体竞争优势得到加强。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丹尼尔·罗森（Daniel Rosen）对中国经济所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从另一侧面证实了这一结论。罗森通过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深入分析发现，2002年，在中国3,250亿美元的出口中，只有680亿美元（20％略多）被官方统计部门列为“高技术”产品。进一步的研究则发现，这些产品也并不真正属于“高技术”之列，大多是零部件或低利润的家电产品，如DVD播放机。即便是这些勉强称之为“高技术”的产品，其中的85%也是由外资企业生产的。在余下的15%中，国有企业占11%，私营企业只占2%。这说明在高技术领域，中国本国产业正处在被边缘化的状态。然而，由于中国国内经济体制上的种种弊端，各地在国内资本过剩的情况下仍竞相“招商引资”，这无疑将强化外资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压缩国内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从根本上削弱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正是这种与投资有关的国际贸易扭曲了中国进出口的整体面貌，使人产生了一种错觉，即认为中国正在像当初的韩国、日本那样快速推进工业化。这样的类比并不恰当，工业化推进的基础是本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如果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通过国际贸易切实获得了比较利益，那就不仅意味着中国本国产业技术的进步，国内工资成本也必然上升，中国就会以技术为载体扩大对外投资。换句话说，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帐户上的顺差就会被资本帐户的逆差所抵消，从而使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事实上，连年的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掩盖了中国工业化进展缓慢的现实。中国一般贸易的逆差主要源于高技术产品（如集成电路和数控机床等），特别是半导体的大量进口。在全球产业竞争空前激烈的今天，是否拥有较高的技术附加值比单纯的产出数量要重要得多，以钢的生产为例，2003年，中国钢产量居世界第一，但却从发达国家进口了3,700多万吨钢材，比上年增长了51.8%。这是因为中国暂时还制造不出用于某些尖端产业的特种钢，如航空母舰飞行甲板所需要的钢板。因此，中国产业的技术状况制约了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力。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看，2003年1-12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18.5亿美元。严格的外汇管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中国的对外投资潜力，但也清楚地表明中国本国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十分有限，还远不足以支持大规模对外投资。
从1992年以来，中国积极实施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但结果差强人意。在当前的外来投资中，外资控股和独资企业已占绝对多数，这就令中国更难通过开放市场获取先进技术。尽管外资在华企业不少从事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开发，但这与中国自行掌握这些先进技术完全是两回事。外资企业不会主动外溢技术，培植自己的竞争者。中国在入世协定中承诺，放弃对外资企业的技术转让要求，于是不少人转而期望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国人通过对外国技术和管理“耳濡目染”的接触和感受，来搭建未来国内企业的技术平台，其实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外资企业里的中国员工固然可以学习并掌握部分生产技术，并参与某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但却无法掌握控制在外资企业母公司内部的核心技术。中国员工独立创业尽管在理论上构成外资企业技术“外溢”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新创立的企业不具备品牌优势，而且，国内弥漫的崇洋媚外的社会心态也导致新企业培养市场认知度的成本过高。因此，外资企业里的中国员工以自主创业方式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前景十分渺茫。
一个国家推进工业化的前提在于为国内企业、特别是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创造出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以利于本国技术的不断累积。在这一点上，中国应当认真借鉴日本、韩国、甚至印度的经验，制定出有效的产业政策，迅速提高国内产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全力推进民族工业的自主振兴，这才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希望所在。
（本文登载于《读书》2004年7月号，标题改为“不容乐观的工业化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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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说的都是废话！以中国现有的产业工人在人口中的比重，怎么能够一夜之间赶上发达国家。如果不通过引进外资怎么能够增加我们的就业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