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义的手段能得正义结果？有感孙中山对日借款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史学苑 > 正文2010年09月02日 16:21 人民网 核心提示：孙中山在探寻三民主义道路上的坚忍不拔令人钦佩，但他的一些手段不免使人生疑。不管是革命还是改良，不管是推翻帝制还是再造共和，手段的不正义能否导致结果的正义？也许一时占得上风，但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换来的成功总归是要留下败笔，总归是要还给人民和历史一个交代。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 ... /02/2420457_0.shtml
国民党秘书长金溥聪近日公开表示，包括中央党部在内的国民党党产，将在今年6月底公开标售，出售党产是马英九的竞选承诺，预估党产市值约200亿新台币。“党产”是指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海外财产和拥有的土地、建筑物资产。国民党的巨额党产成为台湾历次大选中，民进党必打的“七寸”，民进党屡次提出要追讨国民党党产。

国民党作为一家“百年老店”，其资金积累是由来已久的。历史上国民党的第一笔党产，是来自革命时代国内外华人的捐献，这其中自然离不开国父孙中山的四处奔走游说。可以说，孙中山的一生是在为革命奋斗，却也是在为筹款而奋斗。

从“孙大炮”到“孙大哥”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早期革命党的经费来源，除了会员缴纳的少量会费和捐款，几乎全靠募集。自兴中会建立之日起，为国内大大小小的起义筹款，成了身处海外的孙中山和他的同仁们的头等大事。为了抓住捐赠和贷款的资金来源，孙中山似乎永无休止地进行着旅行。然而，早期的募款旅行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令人沮丧的，往往是在前一个地方只募集到足够到下一站的盘缠。为了筹集起义所需的资金，他们在欧美各国和东南亚的华侨当中宣讲革命精神，与保皇党势力进行激烈的争论。由于海外侨胞对孙中山了解不多，加上保皇党的破坏，很多人不相信他的革命宣传，把他看成是讲大话的骗子。

一次，在新加坡的一家华侨餐厅里，一位侨胞有意讥讽说：“孙文，你说要打倒满清，你有多少兵力啊？”孙中山微笑回答：“我们的军队多着呢。”“你的军队在哪，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吃饭？”他幽默地回答：“清朝的军队就是我们的军队，满清皇帝在给我们训练军队呢！”众人大笑，于是戏谑地称他为讲空话的“孙大炮”。

他却毫不介意地说：“我这革命的大炮可以打倒皇帝！大炮可以打倒军阀！大炮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大炮可以打倒一切反动派！”

正是凭着这种“大炮”精神，他带领同盟会首领分赴各地演说劝募。他提出，为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国外同胞捐钱，国内同志捐命”的口号，并凭借自己出色的口才赢得了很多漂泊海外的广东侨胞的支持。为了与保皇党争夺会员，1904年，孙中山甚至在檀香山加入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洪门组织“致公堂”，被封为“洪棍”，在堂内拥有了较高的地位。

孙中山为致公堂制定了新章程并提出组建洪门筹饷局，所筹集的钱用于解决同盟会的开支。根据章程，所筹之款，只有“孙大哥”才能随时调用。凡是在革命之前进行过捐助的，都会列名“优先国民”，他日革命成功后，可无条件加入中国国籍。

发行公债 许以未来

孙中山和同仁们筹集革命资金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发行公债。

公债主要是预约的期票。在1895年香港兴中会的章程中，有一份这类公债的早期版本。章程规定，兴中会的成员应邀购买价值十银元股票的，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偿还一百元。孙中山还即兴加上了一句广告词：“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有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向清政府）捐顶子买瓴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国父的广告营销头脑果然也非同一般。1904年，孙中山在夏威夷也印制了每张一元的公债券，保证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每券偿还十元。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日本印制了面值中国币1000元的债券，仅售250元。承诺革命大功告成之后还本利千元，由起事之日始，限五年内还清。孙中山希望通过出售这批债券集资200万元，并在印度把这批债券卖掉，有史料记载，债券当时只卖到135号，成绩并不是很好。后来他又去了新加坡希望“觅大利之一道”，但是当时的新加坡华侨和富商对此并无兴趣，债券的发行也不好。

1911年初，已是洪门大哥的孙中山为了替黄花岗起义积聚资金，亲率洪门筹饷局的几名成员在欧美各地进行游说宣传。

孙中山在旧金山印制了面额为10、100、1000美元的债券。许诺共和国建立后，这种债券将成为国家法定货币。温哥华致公堂带头购买港币1万元，许多工人将整月工资都捐了出来。有的致公堂将会所楼房抵押筹款。加拿大各处致公堂共筹饷7万余港币，为各地华侨捐款的榜首。孙中山一行从各地共筹款15万港币，取得了巨大成功。

为革命事业吸引捐赠和贷款，当时的革命党人有着许多甜蜜诱人的办法。他们许诺在共和国建立之后，按照分等级的办法给人们以特殊的荣誉和利益：100元中国币者，保证公民资格；1000元者，享有经营企事业的优先权；这样依次递升到100万元，就可以获得对公园的冠名权并树立雕像。
据史家估算，辛亥革命前的十次起义，各方捐款总额约62万港币左右（约31万美元）。

“赠款门”事件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文在从事革命的过程中，用过很多的化名，其中“中山樵”的化名广为人知。“中山”二字是日语中的一个姓，在日本，革命党人就称呼孙文为“中山先生”。一直以来，日本都是孙中山从事反清活动的大本营。孙中山甚至希望依靠日本的帮助推翻腐败的清王朝。

孙中山求助于日本的策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895年初，到达香港后不久，孙中山在日本人梅屋庄吉的联络下，来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拜访中川恒次郎领事，以争取日本对起义的支持。他提出希望中川赞助步枪25000枝，手枪1000枝，为广州起义做准备。

中川则认为孙中山“统领的才干、经历和人望等，皆很不够，而且各派间的联络也不畅通，因此即使举事的步骤和手段已经定下，其举事能否成功，尚有怀疑”。他以“本人职务只注意通商贸易之事，与政治之事完全无关”为由，进行推托。此后孙中山再次造访日本领事馆，但是中川却坚持认为，“孙文等所说的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拒绝了他的要求。孙中山终究没有得到日本对广州起义的武器支持。后来有历史学家认为，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孙中山求援日本的策略引起了民众的不满，是极为不妥的。

1907年6月，迫于清政府的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把长期在日本从事革命事业的孙中山“驱逐出境”，同时限定他三年内不得返日。出于在中国培养亲日势力的考虑，日本政府主动提出给孙中山七千日元的离境费，当时日本普通工人的月薪不过十几日元，七千日元是一笔很大的款项。除此之外，日本巨商铃木久五郎也赠给孙中山一万日元。孙中山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条件，同意立即离境。

这些赠款的本意是给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革命组织，可是孙中山只告知了同盟会铃木久五郎的一万日元赠款，隐瞒了日本政府的赠款。他只把两千日元留给《民报》作经费，自己带走其余全部赠款。

孙中山离去后，日本政府透露曾向孙中山赠款一事，在同盟会东京本部引起一片哗然。很多同盟会成员认为孙中山私受日本政府的赠款，是被日本人收买了，有损同盟会的声誉。章太炎、张继、刘师培等人更是发起了旨在撤消其总理头衔的“倒孙运动”。章太炎称孙中山这种做法“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他撕下挂在《民报》报社的孙中山相片，写上“卖《民报》之孙文应立即撤去”，拍成照片邮寄给孙中山。接着他和陶成章发表《伪〈民报〉检举状》，印成传单散发：“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亦不为筹画，其干莫可知也。”张继的批评更加激烈：“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挺孙派”刘揆一则认为，总理将剩下的钱全部给了潮惠起义人员以应党需，他一向以实行革命为要务，绝不会居总理之虚名。双方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

最后，同盟会二号人物黄兴，提出顾全大局，才化解了这场风波，这就是所谓的“赠款门”事件。

大总统也借钱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被推举为大总统的孙中山并没有立即回国领导革命，而是从美洲绕道欧洲，两个半月之后才回到上海，力图争取列强在外交与财政上的支持。结果一无所得，两手空空地返回了祖国。他用一句颇为无奈但却意味深长的话回答了对他寄予殷殷厚望的同仁：“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奈何“革命精神”之“梅”难解革命资金之渴。

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没能结束孙中山的漫漫筹款路，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是其面临的最大难题。临时政府曾宣布没收清朝政府的官产，一些反对共和的官僚私产也在没收之列。没收之后，“全归民国政府享有”。但各地方政府有的阳奉阴违，没收了钱中饱私囊，有的根本不执行。因此，临时政府在此方面并无所得。在最紧张的时候，临时政府的账面上只剩四元钱。筹款已经迫在眉睫。

嗅到了革命成功的气味，一些富商巨子向这个襁褓中的政府伸出了援助之手。实业家张謇就曾经以两淮盐税为担保，从各种不同的商会借到了大约十四万两白银（约合银元二十万元），以便用来支付和遣散超额的各省军队，这样才把这些军队从南京打发走。但是张謇却拒绝担任财政部长的职务，因为他相信，即使有盐税和上海海关的收益，政府仍然面临着八千万两的年度赤字。张謇在《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中算了一笔账：“如是估计，中央政府每年支出，以极少之数核计，须有一万二千万两。”他建议临时大总统努力争取到一笔为数五千万至一亿两的各国借款，直至各省的税收能够支持中央政府为止。

向日借款主打“满蒙牌”

这个时期，在从日本公司获得了几笔短期的贷款以后，临时政府还曾与日本之间就汉冶萍（大冶矿山）借款、招商局借款等方案进行过谈判，甚至不惜以出租“满洲”为条件希望得到日本的贷款。

在和日本谈判代表森恪的交涉中，孙中山提出，“汉冶萍断然实行日华合办，以筹五百万元，以招商局为担保借款一千万元。”面对日本的久拖不决，孙中山还着重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说“旧历年末前无法获得预定一千五百万元之借款，则万事休矣。革命政府倒台之前，可先发制人达成南北和议，将政权让于袁世凯，而政权一旦移于袁氏之手，今后难发突变，亦几乎无望履行与日本之密约也。” 这其中所说的“密约”，在此后森恪对上级的电报中被提到，即“孙已承诺租借南满之事”。

此事一经披露，舆论大哗，张謇因反对此议，辞去实业部长之职。汉冶萍借款终因参议院不承认合办条约及股东大会反对，正式取消。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1914年，日本第二届大隈内阁成立，孙中山为联日反袁，致长函于大隈。函中承诺，“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讨袁胜利后“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并揭发袁世凯“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

为了募集讨伐袁世凯的军费，1915年2月5日，孙中山、陈其美与日本订立了《中日盟约》。条约规定，“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

当年年底，孙中山秘密会见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要求日本支援中国革命，承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他说：“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讳言，富于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在广州举起了护法大旗。1917年9月15日，在和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的谈话中，孙中山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给予武器、军火和大量贷款”。而“一旦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但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孙中山终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信任。

有意思的是，由于四国银行团的支持，袁世凯政府曾经获得1010万两白银的借款。段祺瑞政府也向日本银行借款八笔，总计1.45亿日元。孙中山费尽心思得不到的，袁世凯和段祺瑞却比较容易地得到了。孙中山两次护法，一败再败，最后做出了联俄的政治选择，最终得到了苏俄的资助。

国民党党产的第一桶金，就在这漫漫筹款路上不断累积成型，在孙中山四处奔波的过程中，他所做的各种努力被作了各种不同的解读。

孙中山在探寻三民主义道路上的坚忍不拔令人钦佩，但他的一些手段不免使人生疑。不管是革命还是改良，不管是推翻帝制还是再造共和，手段的不正义能否导致结果的正义？也许一时占得上风，但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换来的成功总归是要留下败笔，总归是要还给人民和历史一个交代。(来源：《文史参考》)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史学苑 > 正文2010年09月02日 16:21 人民网 核心提示：孙中山在探寻三民主义道路上的坚忍不拔令人钦佩，但他的一些手段不免使人生疑。不管是革命还是改良，不管是推翻帝制还是再造共和，手段的不正义能否导致结果的正义？也许一时占得上风，但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换来的成功总归是要留下败笔，总归是要还给人民和历史一个交代。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 ... /02/2420457_0.shtml
国民党秘书长金溥聪近日公开表示，包括中央党部在内的国民党党产，将在今年6月底公开标售，出售党产是马英九的竞选承诺，预估党产市值约200亿新台币。“党产”是指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海外财产和拥有的土地、建筑物资产。国民党的巨额党产成为台湾历次大选中，民进党必打的“七寸”，民进党屡次提出要追讨国民党党产。

国民党作为一家“百年老店”，其资金积累是由来已久的。历史上国民党的第一笔党产，是来自革命时代国内外华人的捐献，这其中自然离不开国父孙中山的四处奔走游说。可以说，孙中山的一生是在为革命奋斗，却也是在为筹款而奋斗。

从“孙大炮”到“孙大哥”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早期革命党的经费来源，除了会员缴纳的少量会费和捐款，几乎全靠募集。自兴中会建立之日起，为国内大大小小的起义筹款，成了身处海外的孙中山和他的同仁们的头等大事。为了抓住捐赠和贷款的资金来源，孙中山似乎永无休止地进行着旅行。然而，早期的募款旅行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令人沮丧的，往往是在前一个地方只募集到足够到下一站的盘缠。为了筹集起义所需的资金，他们在欧美各国和东南亚的华侨当中宣讲革命精神，与保皇党势力进行激烈的争论。由于海外侨胞对孙中山了解不多，加上保皇党的破坏，很多人不相信他的革命宣传，把他看成是讲大话的骗子。

一次，在新加坡的一家华侨餐厅里，一位侨胞有意讥讽说：“孙文，你说要打倒满清，你有多少兵力啊？”孙中山微笑回答：“我们的军队多着呢。”“你的军队在哪，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吃饭？”他幽默地回答：“清朝的军队就是我们的军队，满清皇帝在给我们训练军队呢！”众人大笑，于是戏谑地称他为讲空话的“孙大炮”。

他却毫不介意地说：“我这革命的大炮可以打倒皇帝！大炮可以打倒军阀！大炮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大炮可以打倒一切反动派！”

正是凭着这种“大炮”精神，他带领同盟会首领分赴各地演说劝募。他提出，为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国外同胞捐钱，国内同志捐命”的口号，并凭借自己出色的口才赢得了很多漂泊海外的广东侨胞的支持。为了与保皇党争夺会员，1904年，孙中山甚至在檀香山加入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洪门组织“致公堂”，被封为“洪棍”，在堂内拥有了较高的地位。

孙中山为致公堂制定了新章程并提出组建洪门筹饷局，所筹集的钱用于解决同盟会的开支。根据章程，所筹之款，只有“孙大哥”才能随时调用。凡是在革命之前进行过捐助的，都会列名“优先国民”，他日革命成功后，可无条件加入中国国籍。

发行公债 许以未来

孙中山和同仁们筹集革命资金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发行公债。

公债主要是预约的期票。在1895年香港兴中会的章程中，有一份这类公债的早期版本。章程规定，兴中会的成员应邀购买价值十银元股票的，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偿还一百元。孙中山还即兴加上了一句广告词：“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有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向清政府）捐顶子买瓴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国父的广告营销头脑果然也非同一般。1904年，孙中山在夏威夷也印制了每张一元的公债券，保证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每券偿还十元。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日本印制了面值中国币1000元的债券，仅售250元。承诺革命大功告成之后还本利千元，由起事之日始，限五年内还清。孙中山希望通过出售这批债券集资200万元，并在印度把这批债券卖掉，有史料记载，债券当时只卖到135号，成绩并不是很好。后来他又去了新加坡希望“觅大利之一道”，但是当时的新加坡华侨和富商对此并无兴趣，债券的发行也不好。

1911年初，已是洪门大哥的孙中山为了替黄花岗起义积聚资金，亲率洪门筹饷局的几名成员在欧美各地进行游说宣传。

孙中山在旧金山印制了面额为10、100、1000美元的债券。许诺共和国建立后，这种债券将成为国家法定货币。温哥华致公堂带头购买港币1万元，许多工人将整月工资都捐了出来。有的致公堂将会所楼房抵押筹款。加拿大各处致公堂共筹饷7万余港币，为各地华侨捐款的榜首。孙中山一行从各地共筹款15万港币，取得了巨大成功。

为革命事业吸引捐赠和贷款，当时的革命党人有着许多甜蜜诱人的办法。他们许诺在共和国建立之后，按照分等级的办法给人们以特殊的荣誉和利益：100元中国币者，保证公民资格；1000元者，享有经营企事业的优先权；这样依次递升到100万元，就可以获得对公园的冠名权并树立雕像。
据史家估算，辛亥革命前的十次起义，各方捐款总额约62万港币左右（约31万美元）。

“赠款门”事件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文在从事革命的过程中，用过很多的化名，其中“中山樵”的化名广为人知。“中山”二字是日语中的一个姓，在日本，革命党人就称呼孙文为“中山先生”。一直以来，日本都是孙中山从事反清活动的大本营。孙中山甚至希望依靠日本的帮助推翻腐败的清王朝。

孙中山求助于日本的策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895年初，到达香港后不久，孙中山在日本人梅屋庄吉的联络下，来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拜访中川恒次郎领事，以争取日本对起义的支持。他提出希望中川赞助步枪25000枝，手枪1000枝，为广州起义做准备。

中川则认为孙中山“统领的才干、经历和人望等，皆很不够，而且各派间的联络也不畅通，因此即使举事的步骤和手段已经定下，其举事能否成功，尚有怀疑”。他以“本人职务只注意通商贸易之事，与政治之事完全无关”为由，进行推托。此后孙中山再次造访日本领事馆，但是中川却坚持认为，“孙文等所说的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拒绝了他的要求。孙中山终究没有得到日本对广州起义的武器支持。后来有历史学家认为，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孙中山求援日本的策略引起了民众的不满，是极为不妥的。

1907年6月，迫于清政府的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把长期在日本从事革命事业的孙中山“驱逐出境”，同时限定他三年内不得返日。出于在中国培养亲日势力的考虑，日本政府主动提出给孙中山七千日元的离境费，当时日本普通工人的月薪不过十几日元，七千日元是一笔很大的款项。除此之外，日本巨商铃木久五郎也赠给孙中山一万日元。孙中山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条件，同意立即离境。

这些赠款的本意是给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革命组织，可是孙中山只告知了同盟会铃木久五郎的一万日元赠款，隐瞒了日本政府的赠款。他只把两千日元留给《民报》作经费，自己带走其余全部赠款。

孙中山离去后，日本政府透露曾向孙中山赠款一事，在同盟会东京本部引起一片哗然。很多同盟会成员认为孙中山私受日本政府的赠款，是被日本人收买了，有损同盟会的声誉。章太炎、张继、刘师培等人更是发起了旨在撤消其总理头衔的“倒孙运动”。章太炎称孙中山这种做法“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他撕下挂在《民报》报社的孙中山相片，写上“卖《民报》之孙文应立即撤去”，拍成照片邮寄给孙中山。接着他和陶成章发表《伪〈民报〉检举状》，印成传单散发：“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亦不为筹画，其干莫可知也。”张继的批评更加激烈：“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挺孙派”刘揆一则认为，总理将剩下的钱全部给了潮惠起义人员以应党需，他一向以实行革命为要务，绝不会居总理之虚名。双方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

最后，同盟会二号人物黄兴，提出顾全大局，才化解了这场风波，这就是所谓的“赠款门”事件。

大总统也借钱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被推举为大总统的孙中山并没有立即回国领导革命，而是从美洲绕道欧洲，两个半月之后才回到上海，力图争取列强在外交与财政上的支持。结果一无所得，两手空空地返回了祖国。他用一句颇为无奈但却意味深长的话回答了对他寄予殷殷厚望的同仁：“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奈何“革命精神”之“梅”难解革命资金之渴。

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没能结束孙中山的漫漫筹款路，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是其面临的最大难题。临时政府曾宣布没收清朝政府的官产，一些反对共和的官僚私产也在没收之列。没收之后，“全归民国政府享有”。但各地方政府有的阳奉阴违，没收了钱中饱私囊，有的根本不执行。因此，临时政府在此方面并无所得。在最紧张的时候，临时政府的账面上只剩四元钱。筹款已经迫在眉睫。

嗅到了革命成功的气味，一些富商巨子向这个襁褓中的政府伸出了援助之手。实业家张謇就曾经以两淮盐税为担保，从各种不同的商会借到了大约十四万两白银（约合银元二十万元），以便用来支付和遣散超额的各省军队，这样才把这些军队从南京打发走。但是张謇却拒绝担任财政部长的职务，因为他相信，即使有盐税和上海海关的收益，政府仍然面临着八千万两的年度赤字。张謇在《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中算了一笔账：“如是估计，中央政府每年支出，以极少之数核计，须有一万二千万两。”他建议临时大总统努力争取到一笔为数五千万至一亿两的各国借款，直至各省的税收能够支持中央政府为止。

向日借款主打“满蒙牌”

这个时期，在从日本公司获得了几笔短期的贷款以后，临时政府还曾与日本之间就汉冶萍（大冶矿山）借款、招商局借款等方案进行过谈判，甚至不惜以出租“满洲”为条件希望得到日本的贷款。

在和日本谈判代表森恪的交涉中，孙中山提出，“汉冶萍断然实行日华合办，以筹五百万元，以招商局为担保借款一千万元。”面对日本的久拖不决，孙中山还着重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说“旧历年末前无法获得预定一千五百万元之借款，则万事休矣。革命政府倒台之前，可先发制人达成南北和议，将政权让于袁世凯，而政权一旦移于袁氏之手，今后难发突变，亦几乎无望履行与日本之密约也。” 这其中所说的“密约”，在此后森恪对上级的电报中被提到，即“孙已承诺租借南满之事”。

此事一经披露，舆论大哗，张謇因反对此议，辞去实业部长之职。汉冶萍借款终因参议院不承认合办条约及股东大会反对，正式取消。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1914年，日本第二届大隈内阁成立，孙中山为联日反袁，致长函于大隈。函中承诺，“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讨袁胜利后“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并揭发袁世凯“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

为了募集讨伐袁世凯的军费，1915年2月5日，孙中山、陈其美与日本订立了《中日盟约》。条约规定，“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

当年年底，孙中山秘密会见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要求日本支援中国革命，承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他说：“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讳言，富于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在广州举起了护法大旗。1917年9月15日，在和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的谈话中，孙中山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给予武器、军火和大量贷款”。而“一旦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但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孙中山终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信任。

有意思的是，由于四国银行团的支持，袁世凯政府曾经获得1010万两白银的借款。段祺瑞政府也向日本银行借款八笔，总计1.45亿日元。孙中山费尽心思得不到的，袁世凯和段祺瑞却比较容易地得到了。孙中山两次护法，一败再败，最后做出了联俄的政治选择，最终得到了苏俄的资助。

国民党党产的第一桶金，就在这漫漫筹款路上不断累积成型，在孙中山四处奔波的过程中，他所做的各种努力被作了各种不同的解读。

孙中山在探寻三民主义道路上的坚忍不拔令人钦佩，但他的一些手段不免使人生疑。不管是革命还是改良，不管是推翻帝制还是再造共和，手段的不正义能否导致结果的正义？也许一时占得上风，但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换来的成功总归是要留下败笔，总归是要还给人民和历史一个交代。(来源：《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