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和财富“退出”潮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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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知识和财富“退出”潮说明了什么?
● 郑永年
最近中国的两则互为关联的新闻尽管并不轰动,但却引人深思。一则是香港高校今年招收了1400多名内地高考尖子;另一则是关于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据报道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富商(富有中产阶级),通过技术或投资移民等方式,前往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澳洲)、新西兰(纽西兰)、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居住。这两则新闻都是关于移民的,前者属于知识移民,后者属于财富移民。换句话说,知识和财富从中国“退出”而进入了另一些国家。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移民国外,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近代以来,为了向先进国家学习,中国留学生前赴后继。移民更不必说,向往美好生活的中国人或者被生活所迫的人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移民国外的希望。改革开放之后,这两大趋势仍然继续。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这两则很平常的新闻很容易使人想起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一篇文章。赫希曼1933年离开德国,移民到美国居住。他本人是“退出”者。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东德解体之后,他从东德移民史的角度写了一篇题为“退出、声音和民主德国的命运”的文章,发表在1993年《世界政治》1月号上。1970年,赫希曼发表了一部题为《退出、声音和忠诚:回应公司、组织和国家的衰落》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赫希曼讨论了公司、组织和国家是如何衰落及其如何防止衰落的几种途径。根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组织成员的“忠诚”,即如果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么组织必然衰落。所以如果要防止组织的衰落,就要维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如何保持组织成员的忠诚?两种途径。一是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二是容许组织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进其服务。但如果组织不能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或者在组织成员不满的情况下不容许发出“声音”,或者在组织成员发出“声音”后服务依然得不到改善,如果存在“退出”机制的话,那么组织成员就会选择“退出”。一旦选择了“退出”,那么组织的衰落将变得不可避免。
无法出声就用脚投票
在这篇文章中,赫希曼把“退出”和“声音”的概念用于解释东德的消亡。经验材料显示,东德早期逃亡(“退出”)到西德的人数众多。起初,东德政府容许这种“退出”,因为“退出”者多出自被视为是“阶级敌人”的群体。“阶级敌人”的“退出”表明内部的稳定。但不久,东德政府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也成为逃亡(“退出”)者,就开始阻止“退出”。1961年修建柏林墙也有阻止移民潮,阻止“退出”的意思。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柏林墙的确控制了移民潮。但不久东德政府就发现这种方法很快就失去了效用,依旧有人寻找各种渠道离开东德。于是,对于那些历经千难万险“退出”成功的人,政府采用了强制性“退出”方法,即如果阻止不了人民出走西德的话,政府就会吊销出走者的护照,使得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回到东德。但是无论政府怎么做,依然无法阻止人们的“退出”;同时,吊销出走西德者的护照也引起了西德社会的高度不满。在柏林墙内外不满的结合下,1989年,这堵墙很轻易就被推翻了。
知识的退出反映愚昧的权力主导
笔者对中国目前的移民、留学潮不想作过分的解读,因为中国目前的移民方式和当时的东德非常不同。正如有关部门所指出的,迁徙的自由是人权的内在组成部分,移民自由反映出了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不过,人们的确可以从当今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中,看出中国存在的诸多制度弊端,可以反思制度,并作制度的改进。
简单地说,目前出现的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反映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人们对“声音”机制的效用已经失去了信心,对一些体制已经失去了信心,开始选择“退出”机制,也就是日常人们所说的“用脚投票”。
高考尖子到国外和香港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年教育移民的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高考尖子毫不迟疑地选择“退出”中国高教体系,到海外寻找他们认为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国内的一流大学已经竞争不过海外一般性的大学,对国内的高考尖子没有很大的吸引力。这里还应当考虑的是,这些年每年都有数万人“退出”高考,即不参加高考。这两方面的情形清楚表明人们对中国教育体系的高度失望,作了“退出”的选择。
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不满,这些年社会上的“声音”不可说不大。但是,这些“声音”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不满者发“声音”,当权者还是我行我素。尽管也有些教改出现,但总体上是越改越糟糕。每次改革总是被既得利益所操纵,成为他们追求私利的机会,从而恶化教育体系。在“声音”不发生效用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作“退出”的选择。
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对人才的竞争(无论是从海外吸引人才还是吸引高考尖子)越来越激烈,对人才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好像也越来越好。但现存高教和研究体制也越来越显示出力不从心,没有迹象表明可以培养好人才,使用好人才和留住人才。这几年人们对钱学森的“中国为何培养不出大师?”这一问题有了很多讨论,但对制度的反省还仍然很肤浅。就拿钱学森的事例来说,新中国建国之初,尽管国家一穷二白,钱学森依然毅然“退出”美国,毫无条件地回到祖国,并且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没有建国初期大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回到祖国,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建国初期贫穷的中国吸引了那么多游子回来报效祖国,而经济高速成长的今天,知识精英却纷纷移民海外?再回到钱学森的问题,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中国却培养不出大师?钱学森之问也是很多人所想要问的问题。在钱学森去世之后不久,中国所发生的与钱学森相关的一个悲剧,明白和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2010年7月17日,钱学森创办的中科院力学所实验室遭暴力清拆夷为平地。这个事件显示:在愚昧的权力主导下,知识、创新、大师等对中国人来说,将继续会是一个不可及的梦。
财富的退出表明对体制的不信任
财富的“退出”也有几乎同样的背景。历史上,移民的大多是社会的底层,是贫穷得生活不下去的社会群体。但这一波移民的主体则是(上层)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作“退出”的选择,也同样说明了这个群体对有关现存制度体系正在失去信任。
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个群体的“退出”很难理解,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经济发展强劲的国家。从发财致富的角度,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作“退出”的选择。实际上,很多作了“退出”选择的人仍然离不开中国。他们把在中国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家庭成员安居在海外之后,还是继续在中国发财致富。只不过是今天赚了钱,明天就存到海外。这表明什么?表明他们对有关体制的毫无信任感。
实际的情形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培养出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家,造就了这个中产阶级群体。之后,中国修改宪法和法律来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执政党也随之向这个群体敞开大门,接纳他们参与政治。这是中国体制转型非常成功之处。但在执行层面,宪法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纸空文。私营企业仍然受种种政策的限制,发展空间有限。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发了财,就会被各级权力者所盯上。一旦被权力所盯上,再多的财富也是无力抵抗的。权力者往往能够用各种方法把财富者迫害得家破人亡。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权力者不作为,过度“亲商”,和资本一体,造成了收入差异过高,社会高度分化,结果仇富心理流行于一些社会阶层,有产者感觉到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财富自然会作“退出”的选择。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本来就不大,随着中产群体选择“退出”,中国社会的底层群体必然扩大。这也是当前中国的一个趋势。
回到赫希曼。根据赫希曼的研究,如果人们选择“退出”,那么结果就是“声音”的消失,而“声音”的消失的结果,就是体制改革压力的消失,这样一个体制就会走上衰落的不归路。简单地说,随着知识和财富的“退出”,中国的内部改革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是中国社会上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再者,人们还可以继续问,在知识和财富“退出”之后,中国还能留下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那就是:愚昧的权力和持续的贫穷。这两者是因果关系,持续的贫穷是愚昧的权力的结果。权力具有建设和摧毁两面性,它可以创造世界史上的经济奇迹,可以在短时期内造就千万富人,可以建设巨大无比的大学城,但只要权力的目的是为了更大的权力,那么权力则可以毁灭一个经济奇迹,迫走财富和知识,摧毁一个教育系统,结果社会总体还是继续贫穷。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把权力的创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但忽视了如何通过改革制度来遏制权力的毁灭特性的问题。如果权力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改造和改革权力体系,很显然是中国目前和今后长期所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
作者为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http://www.zaobao.com/yl/yl100727_001.shtml
中国的知识和财富“退出”潮说明了什么?
● 郑永年
最近中国的两则互为关联的新闻尽管并不轰动,但却引人深思。一则是香港高校今年招收了1400多名内地高考尖子;另一则是关于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据报道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富商(富有中产阶级),通过技术或投资移民等方式,前往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澳洲)、新西兰(纽西兰)、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居住。这两则新闻都是关于移民的,前者属于知识移民,后者属于财富移民。换句话说,知识和财富从中国“退出”而进入了另一些国家。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移民国外,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近代以来,为了向先进国家学习,中国留学生前赴后继。移民更不必说,向往美好生活的中国人或者被生活所迫的人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移民国外的希望。改革开放之后,这两大趋势仍然继续。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这两则很平常的新闻很容易使人想起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一篇文章。赫希曼1933年离开德国,移民到美国居住。他本人是“退出”者。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东德解体之后,他从东德移民史的角度写了一篇题为“退出、声音和民主德国的命运”的文章,发表在1993年《世界政治》1月号上。1970年,赫希曼发表了一部题为《退出、声音和忠诚:回应公司、组织和国家的衰落》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赫希曼讨论了公司、组织和国家是如何衰落及其如何防止衰落的几种途径。根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组织成员的“忠诚”,即如果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么组织必然衰落。所以如果要防止组织的衰落,就要维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如何保持组织成员的忠诚?两种途径。一是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二是容许组织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进其服务。但如果组织不能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或者在组织成员不满的情况下不容许发出“声音”,或者在组织成员发出“声音”后服务依然得不到改善,如果存在“退出”机制的话,那么组织成员就会选择“退出”。一旦选择了“退出”,那么组织的衰落将变得不可避免。
无法出声就用脚投票
在这篇文章中,赫希曼把“退出”和“声音”的概念用于解释东德的消亡。经验材料显示,东德早期逃亡(“退出”)到西德的人数众多。起初,东德政府容许这种“退出”,因为“退出”者多出自被视为是“阶级敌人”的群体。“阶级敌人”的“退出”表明内部的稳定。但不久,东德政府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也成为逃亡(“退出”)者,就开始阻止“退出”。1961年修建柏林墙也有阻止移民潮,阻止“退出”的意思。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柏林墙的确控制了移民潮。但不久东德政府就发现这种方法很快就失去了效用,依旧有人寻找各种渠道离开东德。于是,对于那些历经千难万险“退出”成功的人,政府采用了强制性“退出”方法,即如果阻止不了人民出走西德的话,政府就会吊销出走者的护照,使得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回到东德。但是无论政府怎么做,依然无法阻止人们的“退出”;同时,吊销出走西德者的护照也引起了西德社会的高度不满。在柏林墙内外不满的结合下,1989年,这堵墙很轻易就被推翻了。
知识的退出反映愚昧的权力主导
笔者对中国目前的移民、留学潮不想作过分的解读,因为中国目前的移民方式和当时的东德非常不同。正如有关部门所指出的,迁徙的自由是人权的内在组成部分,移民自由反映出了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不过,人们的确可以从当今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中,看出中国存在的诸多制度弊端,可以反思制度,并作制度的改进。
简单地说,目前出现的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反映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人们对“声音”机制的效用已经失去了信心,对一些体制已经失去了信心,开始选择“退出”机制,也就是日常人们所说的“用脚投票”。
高考尖子到国外和香港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年教育移民的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高考尖子毫不迟疑地选择“退出”中国高教体系,到海外寻找他们认为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国内的一流大学已经竞争不过海外一般性的大学,对国内的高考尖子没有很大的吸引力。这里还应当考虑的是,这些年每年都有数万人“退出”高考,即不参加高考。这两方面的情形清楚表明人们对中国教育体系的高度失望,作了“退出”的选择。
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不满,这些年社会上的“声音”不可说不大。但是,这些“声音”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不满者发“声音”,当权者还是我行我素。尽管也有些教改出现,但总体上是越改越糟糕。每次改革总是被既得利益所操纵,成为他们追求私利的机会,从而恶化教育体系。在“声音”不发生效用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作“退出”的选择。
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对人才的竞争(无论是从海外吸引人才还是吸引高考尖子)越来越激烈,对人才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好像也越来越好。但现存高教和研究体制也越来越显示出力不从心,没有迹象表明可以培养好人才,使用好人才和留住人才。这几年人们对钱学森的“中国为何培养不出大师?”这一问题有了很多讨论,但对制度的反省还仍然很肤浅。就拿钱学森的事例来说,新中国建国之初,尽管国家一穷二白,钱学森依然毅然“退出”美国,毫无条件地回到祖国,并且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没有建国初期大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回到祖国,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建国初期贫穷的中国吸引了那么多游子回来报效祖国,而经济高速成长的今天,知识精英却纷纷移民海外?再回到钱学森的问题,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中国却培养不出大师?钱学森之问也是很多人所想要问的问题。在钱学森去世之后不久,中国所发生的与钱学森相关的一个悲剧,明白和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2010年7月17日,钱学森创办的中科院力学所实验室遭暴力清拆夷为平地。这个事件显示:在愚昧的权力主导下,知识、创新、大师等对中国人来说,将继续会是一个不可及的梦。
财富的退出表明对体制的不信任
财富的“退出”也有几乎同样的背景。历史上,移民的大多是社会的底层,是贫穷得生活不下去的社会群体。但这一波移民的主体则是(上层)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作“退出”的选择,也同样说明了这个群体对有关现存制度体系正在失去信任。
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个群体的“退出”很难理解,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经济发展强劲的国家。从发财致富的角度,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作“退出”的选择。实际上,很多作了“退出”选择的人仍然离不开中国。他们把在中国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家庭成员安居在海外之后,还是继续在中国发财致富。只不过是今天赚了钱,明天就存到海外。这表明什么?表明他们对有关体制的毫无信任感。
实际的情形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培养出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家,造就了这个中产阶级群体。之后,中国修改宪法和法律来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执政党也随之向这个群体敞开大门,接纳他们参与政治。这是中国体制转型非常成功之处。但在执行层面,宪法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纸空文。私营企业仍然受种种政策的限制,发展空间有限。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发了财,就会被各级权力者所盯上。一旦被权力所盯上,再多的财富也是无力抵抗的。权力者往往能够用各种方法把财富者迫害得家破人亡。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权力者不作为,过度“亲商”,和资本一体,造成了收入差异过高,社会高度分化,结果仇富心理流行于一些社会阶层,有产者感觉到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财富自然会作“退出”的选择。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本来就不大,随着中产群体选择“退出”,中国社会的底层群体必然扩大。这也是当前中国的一个趋势。
回到赫希曼。根据赫希曼的研究,如果人们选择“退出”,那么结果就是“声音”的消失,而“声音”的消失的结果,就是体制改革压力的消失,这样一个体制就会走上衰落的不归路。简单地说,随着知识和财富的“退出”,中国的内部改革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是中国社会上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再者,人们还可以继续问,在知识和财富“退出”之后,中国还能留下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那就是:愚昧的权力和持续的贫穷。这两者是因果关系,持续的贫穷是愚昧的权力的结果。权力具有建设和摧毁两面性,它可以创造世界史上的经济奇迹,可以在短时期内造就千万富人,可以建设巨大无比的大学城,但只要权力的目的是为了更大的权力,那么权力则可以毁灭一个经济奇迹,迫走财富和知识,摧毁一个教育系统,结果社会总体还是继续贫穷。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把权力的创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但忽视了如何通过改革制度来遏制权力的毁灭特性的问题。如果权力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改造和改革权力体系,很显然是中国目前和今后长期所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
作者为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中国的知识和财富“退出”潮说明了什么?
● 郑永年
最近中国的两则互为关联的新闻尽管并不轰动,但却引人深思。一则是香港高校今年招收了1400多名内地高考尖子;另一则是关于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据报道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富商(富有中产阶级),通过技术或投资移民等方式,前往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澳洲)、新西兰(纽西兰)、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居住。这两则新闻都是关于移民的,前者属于知识移民,后者属于财富移民。换句话说,知识和财富从中国“退出”而进入了另一些国家。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移民国外,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近代以来,为了向先进国家学习,中国留学生前赴后继。移民更不必说,向往美好生活的中国人或者被生活所迫的人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移民国外的希望。改革开放之后,这两大趋势仍然继续。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这两则很平常的新闻很容易使人想起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一篇文章。赫希曼1933年离开德国,移民到美国居住。他本人是“退出”者。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东德解体之后,他从东德移民史的角度写了一篇题为“退出、声音和民主德国的命运”的文章,发表在1993年《世界政治》1月号上。1970年,赫希曼发表了一部题为《退出、声音和忠诚:回应公司、组织和国家的衰落》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赫希曼讨论了公司、组织和国家是如何衰落及其如何防止衰落的几种途径。根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组织成员的“忠诚”,即如果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么组织必然衰落。所以如果要防止组织的衰落,就要维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如何保持组织成员的忠诚?两种途径。一是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二是容许组织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进其服务。但如果组织不能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或者在组织成员不满的情况下不容许发出“声音”,或者在组织成员发出“声音”后服务依然得不到改善,如果存在“退出”机制的话,那么组织成员就会选择“退出”。一旦选择了“退出”,那么组织的衰落将变得不可避免。
无法出声就用脚投票
在这篇文章中,赫希曼把“退出”和“声音”的概念用于解释东德的消亡。经验材料显示,东德早期逃亡(“退出”)到西德的人数众多。起初,东德政府容许这种“退出”,因为“退出”者多出自被视为是“阶级敌人”的群体。“阶级敌人”的“退出”表明内部的稳定。但不久,东德政府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也成为逃亡(“退出”)者,就开始阻止“退出”。1961年修建柏林墙也有阻止移民潮,阻止“退出”的意思。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柏林墙的确控制了移民潮。但不久东德政府就发现这种方法很快就失去了效用,依旧有人寻找各种渠道离开东德。于是,对于那些历经千难万险“退出”成功的人,政府采用了强制性“退出”方法,即如果阻止不了人民出走西德的话,政府就会吊销出走者的护照,使得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回到东德。但是无论政府怎么做,依然无法阻止人们的“退出”;同时,吊销出走西德者的护照也引起了西德社会的高度不满。在柏林墙内外不满的结合下,1989年,这堵墙很轻易就被推翻了。
知识的退出反映愚昧的权力主导
笔者对中国目前的移民、留学潮不想作过分的解读,因为中国目前的移民方式和当时的东德非常不同。正如有关部门所指出的,迁徙的自由是人权的内在组成部分,移民自由反映出了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不过,人们的确可以从当今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中,看出中国存在的诸多制度弊端,可以反思制度,并作制度的改进。
简单地说,目前出现的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反映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人们对“声音”机制的效用已经失去了信心,对一些体制已经失去了信心,开始选择“退出”机制,也就是日常人们所说的“用脚投票”。
高考尖子到国外和香港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年教育移民的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高考尖子毫不迟疑地选择“退出”中国高教体系,到海外寻找他们认为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国内的一流大学已经竞争不过海外一般性的大学,对国内的高考尖子没有很大的吸引力。这里还应当考虑的是,这些年每年都有数万人“退出”高考,即不参加高考。这两方面的情形清楚表明人们对中国教育体系的高度失望,作了“退出”的选择。
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不满,这些年社会上的“声音”不可说不大。但是,这些“声音”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不满者发“声音”,当权者还是我行我素。尽管也有些教改出现,但总体上是越改越糟糕。每次改革总是被既得利益所操纵,成为他们追求私利的机会,从而恶化教育体系。在“声音”不发生效用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作“退出”的选择。
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对人才的竞争(无论是从海外吸引人才还是吸引高考尖子)越来越激烈,对人才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好像也越来越好。但现存高教和研究体制也越来越显示出力不从心,没有迹象表明可以培养好人才,使用好人才和留住人才。这几年人们对钱学森的“中国为何培养不出大师?”这一问题有了很多讨论,但对制度的反省还仍然很肤浅。就拿钱学森的事例来说,新中国建国之初,尽管国家一穷二白,钱学森依然毅然“退出”美国,毫无条件地回到祖国,并且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没有建国初期大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回到祖国,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建国初期贫穷的中国吸引了那么多游子回来报效祖国,而经济高速成长的今天,知识精英却纷纷移民海外?再回到钱学森的问题,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中国却培养不出大师?钱学森之问也是很多人所想要问的问题。在钱学森去世之后不久,中国所发生的与钱学森相关的一个悲剧,明白和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2010年7月17日,钱学森创办的中科院力学所实验室遭暴力清拆夷为平地。这个事件显示:在愚昧的权力主导下,知识、创新、大师等对中国人来说,将继续会是一个不可及的梦。
财富的退出表明对体制的不信任
财富的“退出”也有几乎同样的背景。历史上,移民的大多是社会的底层,是贫穷得生活不下去的社会群体。但这一波移民的主体则是(上层)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作“退出”的选择,也同样说明了这个群体对有关现存制度体系正在失去信任。
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个群体的“退出”很难理解,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经济发展强劲的国家。从发财致富的角度,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作“退出”的选择。实际上,很多作了“退出”选择的人仍然离不开中国。他们把在中国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家庭成员安居在海外之后,还是继续在中国发财致富。只不过是今天赚了钱,明天就存到海外。这表明什么?表明他们对有关体制的毫无信任感。
实际的情形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培养出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家,造就了这个中产阶级群体。之后,中国修改宪法和法律来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执政党也随之向这个群体敞开大门,接纳他们参与政治。这是中国体制转型非常成功之处。但在执行层面,宪法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纸空文。私营企业仍然受种种政策的限制,发展空间有限。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发了财,就会被各级权力者所盯上。一旦被权力所盯上,再多的财富也是无力抵抗的。权力者往往能够用各种方法把财富者迫害得家破人亡。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权力者不作为,过度“亲商”,和资本一体,造成了收入差异过高,社会高度分化,结果仇富心理流行于一些社会阶层,有产者感觉到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财富自然会作“退出”的选择。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本来就不大,随着中产群体选择“退出”,中国社会的底层群体必然扩大。这也是当前中国的一个趋势。
回到赫希曼。根据赫希曼的研究,如果人们选择“退出”,那么结果就是“声音”的消失,而“声音”的消失的结果,就是体制改革压力的消失,这样一个体制就会走上衰落的不归路。简单地说,随着知识和财富的“退出”,中国的内部改革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是中国社会上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再者,人们还可以继续问,在知识和财富“退出”之后,中国还能留下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那就是:愚昧的权力和持续的贫穷。这两者是因果关系,持续的贫穷是愚昧的权力的结果。权力具有建设和摧毁两面性,它可以创造世界史上的经济奇迹,可以在短时期内造就千万富人,可以建设巨大无比的大学城,但只要权力的目的是为了更大的权力,那么权力则可以毁灭一个经济奇迹,迫走财富和知识,摧毁一个教育系统,结果社会总体还是继续贫穷。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把权力的创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但忽视了如何通过改革制度来遏制权力的毁灭特性的问题。如果权力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改造和改革权力体系,很显然是中国目前和今后长期所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
作者为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http://www.zaobao.com/yl/yl100727_001.shtml
中国的知识和财富“退出”潮说明了什么?
● 郑永年
最近中国的两则互为关联的新闻尽管并不轰动,但却引人深思。一则是香港高校今年招收了1400多名内地高考尖子;另一则是关于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据报道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富商(富有中产阶级),通过技术或投资移民等方式,前往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澳洲)、新西兰(纽西兰)、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居住。这两则新闻都是关于移民的,前者属于知识移民,后者属于财富移民。换句话说,知识和财富从中国“退出”而进入了另一些国家。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移民国外,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近代以来,为了向先进国家学习,中国留学生前赴后继。移民更不必说,向往美好生活的中国人或者被生活所迫的人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移民国外的希望。改革开放之后,这两大趋势仍然继续。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这两则很平常的新闻很容易使人想起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一篇文章。赫希曼1933年离开德国,移民到美国居住。他本人是“退出”者。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东德解体之后,他从东德移民史的角度写了一篇题为“退出、声音和民主德国的命运”的文章,发表在1993年《世界政治》1月号上。1970年,赫希曼发表了一部题为《退出、声音和忠诚:回应公司、组织和国家的衰落》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赫希曼讨论了公司、组织和国家是如何衰落及其如何防止衰落的几种途径。根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组织成员的“忠诚”,即如果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么组织必然衰落。所以如果要防止组织的衰落,就要维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如何保持组织成员的忠诚?两种途径。一是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二是容许组织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进其服务。但如果组织不能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或者在组织成员不满的情况下不容许发出“声音”,或者在组织成员发出“声音”后服务依然得不到改善,如果存在“退出”机制的话,那么组织成员就会选择“退出”。一旦选择了“退出”,那么组织的衰落将变得不可避免。
无法出声就用脚投票
在这篇文章中,赫希曼把“退出”和“声音”的概念用于解释东德的消亡。经验材料显示,东德早期逃亡(“退出”)到西德的人数众多。起初,东德政府容许这种“退出”,因为“退出”者多出自被视为是“阶级敌人”的群体。“阶级敌人”的“退出”表明内部的稳定。但不久,东德政府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也成为逃亡(“退出”)者,就开始阻止“退出”。1961年修建柏林墙也有阻止移民潮,阻止“退出”的意思。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柏林墙的确控制了移民潮。但不久东德政府就发现这种方法很快就失去了效用,依旧有人寻找各种渠道离开东德。于是,对于那些历经千难万险“退出”成功的人,政府采用了强制性“退出”方法,即如果阻止不了人民出走西德的话,政府就会吊销出走者的护照,使得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回到东德。但是无论政府怎么做,依然无法阻止人们的“退出”;同时,吊销出走西德者的护照也引起了西德社会的高度不满。在柏林墙内外不满的结合下,1989年,这堵墙很轻易就被推翻了。
知识的退出反映愚昧的权力主导
笔者对中国目前的移民、留学潮不想作过分的解读,因为中国目前的移民方式和当时的东德非常不同。正如有关部门所指出的,迁徙的自由是人权的内在组成部分,移民自由反映出了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不过,人们的确可以从当今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中,看出中国存在的诸多制度弊端,可以反思制度,并作制度的改进。
简单地说,目前出现的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反映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人们对“声音”机制的效用已经失去了信心,对一些体制已经失去了信心,开始选择“退出”机制,也就是日常人们所说的“用脚投票”。
高考尖子到国外和香港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年教育移民的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高考尖子毫不迟疑地选择“退出”中国高教体系,到海外寻找他们认为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国内的一流大学已经竞争不过海外一般性的大学,对国内的高考尖子没有很大的吸引力。这里还应当考虑的是,这些年每年都有数万人“退出”高考,即不参加高考。这两方面的情形清楚表明人们对中国教育体系的高度失望,作了“退出”的选择。
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不满,这些年社会上的“声音”不可说不大。但是,这些“声音”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不满者发“声音”,当权者还是我行我素。尽管也有些教改出现,但总体上是越改越糟糕。每次改革总是被既得利益所操纵,成为他们追求私利的机会,从而恶化教育体系。在“声音”不发生效用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作“退出”的选择。
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对人才的竞争(无论是从海外吸引人才还是吸引高考尖子)越来越激烈,对人才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好像也越来越好。但现存高教和研究体制也越来越显示出力不从心,没有迹象表明可以培养好人才,使用好人才和留住人才。这几年人们对钱学森的“中国为何培养不出大师?”这一问题有了很多讨论,但对制度的反省还仍然很肤浅。就拿钱学森的事例来说,新中国建国之初,尽管国家一穷二白,钱学森依然毅然“退出”美国,毫无条件地回到祖国,并且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没有建国初期大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回到祖国,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建国初期贫穷的中国吸引了那么多游子回来报效祖国,而经济高速成长的今天,知识精英却纷纷移民海外?再回到钱学森的问题,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中国却培养不出大师?钱学森之问也是很多人所想要问的问题。在钱学森去世之后不久,中国所发生的与钱学森相关的一个悲剧,明白和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2010年7月17日,钱学森创办的中科院力学所实验室遭暴力清拆夷为平地。这个事件显示:在愚昧的权力主导下,知识、创新、大师等对中国人来说,将继续会是一个不可及的梦。
财富的退出表明对体制的不信任
财富的“退出”也有几乎同样的背景。历史上,移民的大多是社会的底层,是贫穷得生活不下去的社会群体。但这一波移民的主体则是(上层)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作“退出”的选择,也同样说明了这个群体对有关现存制度体系正在失去信任。
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个群体的“退出”很难理解,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经济发展强劲的国家。从发财致富的角度,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作“退出”的选择。实际上,很多作了“退出”选择的人仍然离不开中国。他们把在中国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家庭成员安居在海外之后,还是继续在中国发财致富。只不过是今天赚了钱,明天就存到海外。这表明什么?表明他们对有关体制的毫无信任感。
实际的情形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培养出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家,造就了这个中产阶级群体。之后,中国修改宪法和法律来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执政党也随之向这个群体敞开大门,接纳他们参与政治。这是中国体制转型非常成功之处。但在执行层面,宪法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纸空文。私营企业仍然受种种政策的限制,发展空间有限。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发了财,就会被各级权力者所盯上。一旦被权力所盯上,再多的财富也是无力抵抗的。权力者往往能够用各种方法把财富者迫害得家破人亡。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权力者不作为,过度“亲商”,和资本一体,造成了收入差异过高,社会高度分化,结果仇富心理流行于一些社会阶层,有产者感觉到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财富自然会作“退出”的选择。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本来就不大,随着中产群体选择“退出”,中国社会的底层群体必然扩大。这也是当前中国的一个趋势。
回到赫希曼。根据赫希曼的研究,如果人们选择“退出”,那么结果就是“声音”的消失,而“声音”的消失的结果,就是体制改革压力的消失,这样一个体制就会走上衰落的不归路。简单地说,随着知识和财富的“退出”,中国的内部改革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是中国社会上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再者,人们还可以继续问,在知识和财富“退出”之后,中国还能留下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那就是:愚昧的权力和持续的贫穷。这两者是因果关系,持续的贫穷是愚昧的权力的结果。权力具有建设和摧毁两面性,它可以创造世界史上的经济奇迹,可以在短时期内造就千万富人,可以建设巨大无比的大学城,但只要权力的目的是为了更大的权力,那么权力则可以毁灭一个经济奇迹,迫走财富和知识,摧毁一个教育系统,结果社会总体还是继续贫穷。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把权力的创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但忽视了如何通过改革制度来遏制权力的毁灭特性的问题。如果权力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改造和改革权力体系,很显然是中国目前和今后长期所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
作者为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哦,JY都出国移民啦。欢送!
能用脚投票滴都是不差钱的娃。
JY出去可以祸害他国
人家没真的走,两只脚还都在里面:D
楼上几位真的对此无动于衷?这不是个好事情啊
不是无动于衷,是身份虽然变了,人还是在中国,或者说事业和财富还是在中国,只不过换了身份可以高人一等而已,办事情也方便,这个确实没错,毕竟在美国还没有打伊朗之前,示人以乱,示人以弱的政策还是要持续下去,不换身份的话,恐怕还要再做一段时间四等公民
楼上几位真的对此无动于衷?这不是个好事情啊
bjnr 发表于 2010-7-27 14:03
不是无动于衷,是身份虽然变了,人还是在中国,或者说事业和财富还是在中国,只不过换了身份可以高人一等而已,办事情也方便,这个确实没错,毕竟在美国还没有打伊朗之前,示人以乱,示人以弱的政策还是要持续下去,不换身份的话,恐怕还要再做一段时间四等公民
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
深层来看 为什么国民不信任自己的政府?
深层来看 为什么国民不信任自己的政府?
国民不信任自己的政府,说明民智已开,国家民主了。
bjnr 发表于 2010-7-27 14:20
因为政府的计划太过长远,太过庞大,一般人是没有义务站在政府的角度去想问题的
那是政府的事情,同样,一般人和政府的对手也不一样,没有义务替政府考虑事情
因为政府的计划太过长远,太过庞大,一般人是没有义务站在政府的角度去想问题的
那是政府的事情,同样,一般人和政府的对手也不一样,没有义务替政府考虑事情
无限银河 发表于 2010-7-27 14:25
档妈妈告诉我们,干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好的爱国。
所以大家也没有必要,也无需自作多情提档妈妈考虑。
档妈妈告诉我们,干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好的爱国。
所以大家也没有必要,也无需自作多情提档妈妈考虑。
感觉有人神经错论,说话离谱
人才和财富大规模外流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不是什么好事,不知为什么在这里会有这么多的人为此叫好的
哎 国富而忧民富 国强而俱民强
则法不明,怨声不绝于道
深忧
则法不明,怨声不绝于道
深忧
有人记得开放之初的人才外流吗?
楼上各位所说的,
从小环境来看,
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放到整个国际大环境来看,
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从小环境来看,
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放到整个国际大环境来看,
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第一句话, 来去自由.
第二句话, 加强对外籍人士在国内纳税的监管.
以现在香港、台湾的富裕程度,每年还不是有大批的人移民往北美等地,这有啥可怕的。
第二句话, 加强对外籍人士在国内纳税的监管.
以现在香港、台湾的富裕程度,每年还不是有大批的人移民往北美等地,这有啥可怕的。
来去自由,没啥大事。
从比例看,台湾香港每年移民海外的人更多,有啥可怕。
从比例看,台湾香港每年移民海外的人更多,有啥可怕。
按照人口比例,台湾香港每年移居海外的人更多,有啥可怕。
bjnr 发表于 2010-7-27 14:50
问题是,民穷者出不去,确实真真实实的民富者跑出去了,现在已经不是100多年前,跑出去的都是活不下去只能做苦力的。是要忧心,忧心的是一群既得利益者跳出来说自己得到的还不够。我觉得很忧心
问题是,民穷者出不去,确实真真实实的民富者跑出去了,现在已经不是100多年前,跑出去的都是活不下去只能做苦力的。是要忧心,忧心的是一群既得利益者跳出来说自己得到的还不够。我觉得很忧心
ikarigendou 发表于 2010-7-27 15:36
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财富来路有问题。
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财富来路有问题。
最近一期一虎一席谈里那位老总说的很有道理。其实关键还是自身原因。国家确实也应该帮助。但是这些人也没什么资格伸手要了,中国还有几亿农民,改革开放中,他们获得了什么?
归根到底还是国内的政治环境和法制环境[:a12:]
这些走出的人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人士,为什么会出走,就是担心那一天突然遭受无妄之灾[:a12:]
这些走出的人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人士,为什么会出走,就是担心那一天突然遭受无妄之灾[:a12:]
这个郑永年写了半天,仔细一看,却没看明白他写了什么。
说教育制度的问题,但一大堆文字愣是没分析问题在哪,就说了半天“有问题”的车轱辘话。举了个中科院的例子,但也语焉不详,没有具体展开,而且例子恐怕也举得不当。
说有钱人外流,也一样没具体分析原因。
这篇文章的问题不是观点如何,而是写作本身就糟糕。
说教育制度的问题,但一大堆文字愣是没分析问题在哪,就说了半天“有问题”的车轱辘话。举了个中科院的例子,但也语焉不详,没有具体展开,而且例子恐怕也举得不当。
说有钱人外流,也一样没具体分析原因。
这篇文章的问题不是观点如何,而是写作本身就糟糕。
无妄之灾?是怕被揭老底吧?
鸡颈 发表于 2010-7-27 16:43
很多“先富”都有“原罪”,这样一批人走就走吧。
很多“先富”都有“原罪”,这样一批人走就走吧。
契卡主席 发表于 2010-7-27 16:44
说来也奇怪,某些人骂起中国的富人来都说TG是他们的后台。
结果富人一往国外跑,TG立刻成了迫害的元凶。
这种症状不知是不是精神分裂的前兆?
说来也奇怪,某些人骂起中国的富人来都说TG是他们的后台。
结果富人一往国外跑,TG立刻成了迫害的元凶。
这种症状不知是不是精神分裂的前兆?
ikarigendou 发表于 2010-7-27 15:36
民贫者富了后呢?
在现有体制下,大多数企业的发财之道都有点问题,尤其是所谓民资 民企 ,那都是打擦边球啊,因为好资源,好政策都是国企的。谁不担心自己辛苦的积累,国家一句话就给没收了?
民贫者富了后呢?
在现有体制下,大多数企业的发财之道都有点问题,尤其是所谓民资 民企 ,那都是打擦边球啊,因为好资源,好政策都是国企的。谁不担心自己辛苦的积累,国家一句话就给没收了?
达赖出去了。新疆首富出去了,有什么问题吗
此外柏林墙不是那么容易推到的,按照人命换算,推到那个墙少说需呀100万的人命,虽然死的不是德国人。
此外柏林墙不是那么容易推到的,按照人命换算,推到那个墙少说需呀100万的人命,虽然死的不是德国人。
契卡主席 发表于 2010-7-27 16:43
他就说个现象而已..
他就说个现象而已..
现在有一句话就把你房子就没收的么?有是有, 但是也有国有资产一句话就变私人资产的。这种事也很多。而且现在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是越来越好,不是越来越差。
我在温哥华,出来进去的事情多了,不讳言,本人也面临同样的事情,我也在申请经验移民。 我看到的是很多人就算是入籍了,还是回去了。其实都有个共识,想安逸的生活,国外条件是好,想做点事情,还是国内机会多。移民入籍理由很多,但是说什么财产安全,是扯淡,合法的你怕什么,谁都不必讳言,这钱是来路不正。大家都心里清楚。
PS其实海外很多人不愿意回国工作,很大原因是国内太浮躁,人人都急功近利,出成绩,张嘴就是钱,但是并不是说有钱就能办成事的。
民贫者富了后呢?
在现有体制下,大多数企业的发财之道都有点问题,尤其是所谓民资 民企 ,那都是打擦 ...
bjnr 发表于 2010-7-27 18:26
现在有一句话就把你房子就没收的么?有是有, 但是也有国有资产一句话就变私人资产的。这种事也很多。而且现在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是越来越好,不是越来越差。
我在温哥华,出来进去的事情多了,不讳言,本人也面临同样的事情,我也在申请经验移民。 我看到的是很多人就算是入籍了,还是回去了。其实都有个共识,想安逸的生活,国外条件是好,想做点事情,还是国内机会多。移民入籍理由很多,但是说什么财产安全,是扯淡,合法的你怕什么,谁都不必讳言,这钱是来路不正。大家都心里清楚。
PS其实海外很多人不愿意回国工作,很大原因是国内太浮躁,人人都急功近利,出成绩,张嘴就是钱,但是并不是说有钱就能办成事的。
问题是,当下国内搞企业的想要钱来得正都几乎没可能,一个是做假账,偷逃税,不做十之八九要关门大吉;当然终究有些企业可以不做假账也能生存,可这第二个——对黑白二道各路人士的打点,就是绝对省不了的了。
欲合法而不可得,要生存就得留把柄,不知道那天给人揭发,或者说选中你这只来宰了加餐。
问题是,当下国内搞企业的想要钱来得正都几乎没可能,一个是做假账,偷逃税,不做十之八九要关门大吉;当然终究有些企业可以不做假账也能生存,可这第二个——对黑白二道各路人士的打点,就是绝对省不了的了。
欲合法而不可得,要生存就得留把柄,不知道那天给人揭发,或者说选中你这只来宰了加餐。
bjnr 发表于 2010-7-27 14:03
也没必要太紧张,十几亿不可能全走的,没人敢收,4小龙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人均过3000后都出现大批移民潮,这差不多是规律了。过万后自然会停下来。
也没必要太紧张,十几亿不可能全走的,没人敢收,4小龙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人均过3000后都出现大批移民潮,这差不多是规律了。过万后自然会停下来。
而且世界范围内,现在移民国家是越来越少,对移民控制也越来越严。我估计移民潮最多维持5-10年,这个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把。
来去自由 有何可操心的 淡定
有些人不是说权贵子弟跟抢夺了自己生存空间么?怎么这些人要出去了,反而又骂起来了?这不挺好的事情么?;P
无限银河 发表于 2010-7-27 14:17
乃真的这么认为?
话说粉多年前,刚改革开放时,某华裔核物理学家回来看看,被某围观的学生问:您本来是中国人,为虾米去了美帝?其答曰:科学无国界。。。另脑筋不转弯的学生问:科学无国界,人有国界。您为美帝服务,制造武器威吓中国,其也善乎?~~~某科学家大囧。。。
咱不去考证后半段乃后人杜撰还是早前被截去,但论这后半段,也是有道理的。。。
现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层面的很多中坚力量,无论是真的移走了,还是换个外套还在这,本质上,他们不再为兔子创造价值了。而且,他们表露出来的信息是,对某种环境的绝望。。。这样的群体不仅不少,而且有加速扩大的趋势。。。
乃真的这么认为?
话说粉多年前,刚改革开放时,某华裔核物理学家回来看看,被某围观的学生问:您本来是中国人,为虾米去了美帝?其答曰:科学无国界。。。另脑筋不转弯的学生问:科学无国界,人有国界。您为美帝服务,制造武器威吓中国,其也善乎?~~~某科学家大囧。。。
咱不去考证后半段乃后人杜撰还是早前被截去,但论这后半段,也是有道理的。。。
现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层面的很多中坚力量,无论是真的移走了,还是换个外套还在这,本质上,他们不再为兔子创造价值了。而且,他们表露出来的信息是,对某种环境的绝望。。。这样的群体不仅不少,而且有加速扩大的趋势。。。
ikarigendou 发表于 2010-7-28 00:55
你说的有一部分道理,但是并没有涵盖所有事实。比如说,政府现在大力拓展国企,挤压私企和民企的空间,这本身不就是对财富的一次再转移么?再有,政策,资金上 不同体制下的企业迥然不同,这使得很多企业寒了心。还有不同阶层的政治权利的不等。。。 太多了
所以人心思动
你说的有一部分道理,但是并没有涵盖所有事实。比如说,政府现在大力拓展国企,挤压私企和民企的空间,这本身不就是对财富的一次再转移么?再有,政策,资金上 不同体制下的企业迥然不同,这使得很多企业寒了心。还有不同阶层的政治权利的不等。。。 太多了
所以人心思动
只有权贵们都走了,这块土地才算是真正的回到人民群众的手里,所以,让权贵的知识和财富外流来的更猛烈些吧。
JY一出去,便失去了对那些国家的祸害性,JY只有在中国才能祸害中国,这才是需要忧虑的。
你不见那些开霸道车的人,出去了立马老老实实做良民,就跟国军士兵被俘,几天诉苦下来,
立即变成打仗拼命,令行禁止,秋毫无犯的解放军战士?神奇,所以忧虑。
有钱人出去,即使人还留在中国,但是钱出去了,不在中国消费,拉动中国经济,平衡中国贫富。
这里有许多没钱出去而说酸葡萄的,假装豪放,说去就去吧。但是他们的钱中间不就有你的血汗?
或者你父母的,你说在校生,所以你可以豪放?所以忧虑。
有贫苦大众的代言人说,TG对富人这么好?富人为什么要走?忧虑啊,首先好吗?好为什么要走,
必然是不好,为什么不好,TG不知道,贫苦大众也不知道,知识分子也不知道,只有富人知道,
但他们不告诉我们,忧虑啊!
JY出去可以祸害他国
载机巡洋舰 发表于 2010-7-27 12:56
JY一出去,便失去了对那些国家的祸害性,JY只有在中国才能祸害中国,这才是需要忧虑的。
你不见那些开霸道车的人,出去了立马老老实实做良民,就跟国军士兵被俘,几天诉苦下来,
立即变成打仗拼命,令行禁止,秋毫无犯的解放军战士?神奇,所以忧虑。
有钱人出去,即使人还留在中国,但是钱出去了,不在中国消费,拉动中国经济,平衡中国贫富。
这里有许多没钱出去而说酸葡萄的,假装豪放,说去就去吧。但是他们的钱中间不就有你的血汗?
或者你父母的,你说在校生,所以你可以豪放?所以忧虑。
有贫苦大众的代言人说,TG对富人这么好?富人为什么要走?忧虑啊,首先好吗?好为什么要走,
必然是不好,为什么不好,TG不知道,贫苦大众也不知道,知识分子也不知道,只有富人知道,
但他们不告诉我们,忧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