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幕现江青“正面形象”不妥 应考虑人物历史定位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史学苑 > 正文 2010年05月24日 09:16 炎黄春秋
唐国强导演的电视剧《解放》，高扬主旋律，气势恢宏，对观众了解解放战争那段历史，无疑是有益的，值得肯定。但在这主旋律中，也蹦出一点杂音，就是剧中出现了“江青同志”的富有神采的美好形象。这是好端端的《解放》的一个败笔。有家媒体介绍此剧时用了这样一个标题：“《解放》还原历史争议人物，首现江青正面形象”。标题提示观众，这是自江青倒台以来荧屏上首次出现其正面形象。的确，自30年前人们在荧屏上看到江青被宣判死刑（缓刑二年）时跳踉咆哮的镜头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江青了。但这次再看到江青，此人已是正面形象的“江青同志”了。

江青在《解放》中的形象是怎样的呢？电视剧我没看全，网上是这样介绍的：“很纯很天真”，“活泼开朗的性格被重点放大”，“对丈夫崇拜和深情”，“照顾病中的周恩来细心周到”，等等。我只偶尔看过一个镜头：面庞清秀的江青，穿着整洁的军装，正与陈毅笑谈山东的大葱，一会儿毛泽东进了屋，吩咐江青去办什么事了。

如此表现江青，江青无疑是个好同志了。你看她那么照顾领袖们，真是干了不少好事呢。文革时，江青常被这样介绍：江青同志是我党一位很优秀的女同志，但人们对她的了解很少。这下好了，唐导这回让人们了解江青同志了。唐导在回答一位记者质疑江青出镜时说：“这是站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上，在特定的革命阶段，展现人物固有性格特征，还原人物的本来面貌。”原来，唐导是在还原江青的本来面貌，而且还是“站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上”呢。

但我却觉得，如此搬演江青的正面形象十分不妥。唐导的答记者问，也属于唬人且似是而非的巧言。

江青是何许人？按照前引媒体标题的说法，江青是个“历史争议人物”。江青果真是个“历史争议人物”吗？众所周知，江青是个历史罪人，是个早已写入凿凿青史的“否定性历史人物”——即完全否定或基本否定的历史人物。媒体此言，不知是出自媒体自身，还是引述唐导的观点？剧中对这样一个“否定性历史人物”，竟安排了那么多让她出彩放光的镜头，竟以浓墨去描画她生平中那点鸡零狗碎的善迹，竟塑造出了江青那么美好的正面形象。如此搬演江青，合适吗？这不能不使观众产生一个强烈印象：这不分明是在给江青评功摆好吗？

二、人物的历史定位与历史剧的人物基调

唐导何以如此搬演江青？我认为主要是他的历史观和戏剧观出了点问题。根本原因，是他缺乏大历史的视野，对江青的历史定位不对，对江青的整体历史评价的基调不准。

历史剧表现历史人物，首先必须要对所要表现的人物有个基本的历史定位，或曰整体的历史评价，剧中表现这一人物时的基调，是不能离开这一基本的历史定位亦即整体的历史评价的。必须先有对历史人物的正确的整体评价，然后再形成历史剧表现这一历史人物的基调，再后才是考虑表现这一人物的具体细节。

例如，汪精卫早年反清，有过刺杀摄政王的勇敢行为，曾是孙中山信任的同志，但后来当了大汉奸，如果要写反清历史的电视剧，要不要表现汪精卫的正面形象？如果剧情确实需要表现，该怎样表现？这里就有一个对汪精卫做出整体历史评价后的电视剧的基调问题。汪精卫对于中华民族，其罪行是远远大于其早年的那点功劳的。汪精卫是中华民族的罪人，这就是对他的历史定位，对他的整体的历史评价。任何反映汪精卫历史片段的影视作品的基调，都不能离开汪精卫是个大汉奸，是中华民族的罪人这个历史定位。从这一历史定位出发，也从现实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出发，对于汪精卫早年的好表现，我看是绝不应在影视剧中搬演的。退一步说，即使哪一天获准可以演了，也必须严格掌握分寸，必须要在对汪精卫做出整体否定的基调下演，而且，演的时候也不应渲染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时“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勇敢形象。总之，无论怎样搬演汪精卫的早期表现，演出的效果必须是能让观众首先要认定汪精卫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汉奸，其次才是了解他的那些与其罪过相比已成为细枝末节的好表现。绝不能让观众看了影视以后将汪精卫误解为英雄而冲淡对其汉奸罪的憎恨。

又如演张国焘。电视剧《长征》处理的比较好。张国焘有功有过，但最终叛党投蒋。对于张国焘的评价和搬演的基调，是绝不能不包含张国焘叛党投蒋这一重大史实的。《长征》的编剧心里是装着这个基调的。《长征》虽然没演张国焘叛党（因不是那时的事），但演张在长征中的表现时显然是顾及了他的最终结局的。试想，如果张国焘没有叛党，那么即使他在长征中有过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恐怕他的艺术形象也会比在电视剧《长征》中的形象要好些。这就是对张国焘的历史定位即整体的历史评价在起作用。这种作用产生了《长征》表现张国焘的基调。

搬演江青的道理也是一样。首先，要给江青做历史定位，确定对江青的整体的历史评价。从大历史的视野看，江青是人还是鬼？是历史功臣，还是历史罪人？还是功过各占几成？必须在准确定位以后才能确定影视剧的表现基调，才能准确把握褒贬或客观描述的分寸。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就是，如果你想表现解放战争中的江青，那么，必须首先弄清江青在解放战争中处于一种怎样的历史地位，干过哪些关乎当时历史大脉络的事情？如果毫无地位，什么要紧事也没干过，那么表现她有无价值？有无必要？即使可以出镜，是否需要施以浓墨？

三、江青的本来面貌是怎样的

江青是早已盖棺论定的人物。观其一生，此人无疑是一个“否定性历史人物”。不论她当过谁的夫人，也不论她干过哪些琐细的好事，用大历史的眼光看，用唯物论的实事求是的眼光看，她对中国历史的作用，不仅谈不上什么功过几几开的问题，而且无疑是一个必须而且已经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巨奸、历史罪人。有位老革命身份的作家称其为“亘古丑类”，说的是不错的，名副其实。

江青，早期自然是有过一点革命历史的，尽管其中的罗曼蒂克脂粉气极浓。但在那段经历中，她也曾有过变节行为，对此，康生垂死时曾让王海容、唐闻生代他向毛泽东揭发过。周恩来也亲自向毛泽东面谈过。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年传达的关于四人帮罪证的中央文件上也有专节谈到此事，国人尽知之。

文革中，江青谋取了高位，与绝大多数老革命家作对，与人民为敌，堕落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危害，对于领袖本人的声誉也造成极大损害，诚所谓祸国殃民，罄竹难书。叶剑英元帅说：“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江青正是这帮封建法西斯分子及其帮派体系的龙头老大。

总之，从总体上来看，江青一生中所做的坏事，是远远大于她做过的那点好事的，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面的历史人物，是个必须否定的历史人物。若按中国传统史学的体例论，她是应该列入《奸臣传》的。对奸臣这类人物，中国传统文艺作品是绝不会歌颂的。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例如，对明朝奸相严嵩，旧剧中只有《打严嵩》，而没有为严嵩说好话的剧目。又如，国人喜好收藏古人书法，但如果有人藏有秦桧的书法，他却绝不敢拿出来公开鉴赏和拍卖。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

江青在解放战争中有无历史地位？这是无须论证的。江青曾自我吹嘘：“当年在陕北，就我一个女同志跟着毛主席，其他人不知到哪里去了。”这无疑是昏话。（顺便提一下另一件类似的事：阴谋电影《反击》中有个江青的化身，戴着一副江氏眼镜，一望即会联想到江青，此人向人吹嘘说：“我当年在红军的时候如何如何”。引来观众一片讪笑。因为太离谱了。）江青在“解放”过程中可谓无尺寸之功，与“解放”这一主题全不搭杠，如此“闲杂人等”，难道可以单凭她是领袖夫人，就堂而皇之地进入《解放》的群英行列吗？就凭她在延安干的那点破事儿，也值得进入《解放》这部大作吗？如果江青那点革命经历也算是与“解放”主题有关，那么有关者实在是不可胜计，难道也都需要在《解放》里搬演一番吗？

影视作品若想要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原貌，是绝对不能全然不顾对人物的总体评价的。还原江青的本来面貌，首先就要考虑这一点。不考虑这一点，且不顾江青在解放战争中的实际地位，便随意拿出江青的某些零碎善迹来表现，还误以为这就是还原了江青的本来面貌，这怎么行呢？如果唐导真的想要还原江青的本来面貌，那么试问您何时还原江青早年的罗曼史、变节史的历史原貌和她在文革中祸乱中国的历史原貌呢？

倘若可以像《解放》这样还原江青的所谓本来面貌，或者说，如果“否定性历史人物”的哪一点善迹都可以在影视中还原，那么汪精卫刺杀清廷首脑人物的勇敢表现比起江青来可强多了，张国焘前期也大体不错嘛，也要在影视剧中不顾历史整体评价的基调予以还原吗？截取一点，不顾基调，这样来表现历史人物，来向观众推介历史人物，显然是非常片面的，是不符合辩证唯物论的，在本质上也是不真实的。哪里谈得上什么“站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上”呢？

四、不该忽视影视作品搬演历史人物的特殊性

我认为，影视是不可以轻易搬演“否定性历史人物”的善迹的，如果确有需要，也必须取高度慎重的态度。唐导则比较轻率。何以不可轻易搬演？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以外，还由于这是影视自身表达方式的特点决定的。

影视与史书不同，历史剧与历史传记不同。史书、史传是比较能够全面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的，而影视则天然地容易片面地反映历史。所以，拍影视，必须高度重视所拍对象的历史定位及所派生的影视的基调问题。史书、史传写人物，文体的固有要求，是必须真实、全面，功罪都要写，有多少功劳就写多少功劳，有多少罪过就写多少罪过。人们阅读史书时，可以对传主的功过一览无余，没有片面性的问题，而影视则大不同。影视必然是概而言之，片面演之。历史剧表现人物，不可能像人物传记那样翔实、繁细、周全，而是常常选择人物的某一部分史实加以表现，有时只是挥写一笔而已。但也正是这一部分史实的选择和演绎，正是这一笔点染，便足可表现影视对人物的褒贬和评价，而观众也往往就是从影视给自己的这一点信息中，获得对这个人物的好坏印象。

如果是写《江青传》，那么必须如实把江青写全面，比如江青起初并不坏，就要如实写她不坏的历史；而后来变坏了，又必须要写她变坏了的史实。必须按照事实一分为二地写。绝不能因为江青后来变坏了，就连她起初的好也不提了，也给否定了。那不是唯物辩证法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太史公式的史家笔法。

但影视不同。影视有一个从总体上把握是褒是贬，褒多少贬多少的问题。这种褒贬是用艺术形式表达的，分寸是微妙的。若把握不准，就会让观众产生“怎么这个坏蛋这么好”或是“怎么把这个好人演得这么坏”的感觉。《解放》里的江青给人的感觉就是：怎么把这个坏蛋搞成了这么美好的形象。这是人们心里对江青评价的基调与唐导处理江青形象的基调发生矛盾的结果。人们有这种感觉，并不是不理智，并不是不知道江青是由好变坏的，而是基于对江青的整体的历史判断，是把江青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人物来看待的。这才是真正的“站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上”看人。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史学苑 > 正文 2010年05月24日 09:16 炎黄春秋
唐国强导演的电视剧《解放》，高扬主旋律，气势恢宏，对观众了解解放战争那段历史，无疑是有益的，值得肯定。但在这主旋律中，也蹦出一点杂音，就是剧中出现了“江青同志”的富有神采的美好形象。这是好端端的《解放》的一个败笔。有家媒体介绍此剧时用了这样一个标题：“《解放》还原历史争议人物，首现江青正面形象”。标题提示观众，这是自江青倒台以来荧屏上首次出现其正面形象。的确，自30年前人们在荧屏上看到江青被宣判死刑（缓刑二年）时跳踉咆哮的镜头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江青了。但这次再看到江青，此人已是正面形象的“江青同志”了。

江青在《解放》中的形象是怎样的呢？电视剧我没看全，网上是这样介绍的：“很纯很天真”，“活泼开朗的性格被重点放大”，“对丈夫崇拜和深情”，“照顾病中的周恩来细心周到”，等等。我只偶尔看过一个镜头：面庞清秀的江青，穿着整洁的军装，正与陈毅笑谈山东的大葱，一会儿毛泽东进了屋，吩咐江青去办什么事了。

如此表现江青，江青无疑是个好同志了。你看她那么照顾领袖们，真是干了不少好事呢。文革时，江青常被这样介绍：江青同志是我党一位很优秀的女同志，但人们对她的了解很少。这下好了，唐导这回让人们了解江青同志了。唐导在回答一位记者质疑江青出镜时说：“这是站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上，在特定的革命阶段，展现人物固有性格特征，还原人物的本来面貌。”原来，唐导是在还原江青的本来面貌，而且还是“站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上”呢。

但我却觉得，如此搬演江青的正面形象十分不妥。唐导的答记者问，也属于唬人且似是而非的巧言。

江青是何许人？按照前引媒体标题的说法，江青是个“历史争议人物”。江青果真是个“历史争议人物”吗？众所周知，江青是个历史罪人，是个早已写入凿凿青史的“否定性历史人物”——即完全否定或基本否定的历史人物。媒体此言，不知是出自媒体自身，还是引述唐导的观点？剧中对这样一个“否定性历史人物”，竟安排了那么多让她出彩放光的镜头，竟以浓墨去描画她生平中那点鸡零狗碎的善迹，竟塑造出了江青那么美好的正面形象。如此搬演江青，合适吗？这不能不使观众产生一个强烈印象：这不分明是在给江青评功摆好吗？

二、人物的历史定位与历史剧的人物基调

唐导何以如此搬演江青？我认为主要是他的历史观和戏剧观出了点问题。根本原因，是他缺乏大历史的视野，对江青的历史定位不对，对江青的整体历史评价的基调不准。

历史剧表现历史人物，首先必须要对所要表现的人物有个基本的历史定位，或曰整体的历史评价，剧中表现这一人物时的基调，是不能离开这一基本的历史定位亦即整体的历史评价的。必须先有对历史人物的正确的整体评价，然后再形成历史剧表现这一历史人物的基调，再后才是考虑表现这一人物的具体细节。

例如，汪精卫早年反清，有过刺杀摄政王的勇敢行为，曾是孙中山信任的同志，但后来当了大汉奸，如果要写反清历史的电视剧，要不要表现汪精卫的正面形象？如果剧情确实需要表现，该怎样表现？这里就有一个对汪精卫做出整体历史评价后的电视剧的基调问题。汪精卫对于中华民族，其罪行是远远大于其早年的那点功劳的。汪精卫是中华民族的罪人，这就是对他的历史定位，对他的整体的历史评价。任何反映汪精卫历史片段的影视作品的基调，都不能离开汪精卫是个大汉奸，是中华民族的罪人这个历史定位。从这一历史定位出发，也从现实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出发，对于汪精卫早年的好表现，我看是绝不应在影视剧中搬演的。退一步说，即使哪一天获准可以演了，也必须严格掌握分寸，必须要在对汪精卫做出整体否定的基调下演，而且，演的时候也不应渲染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时“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勇敢形象。总之，无论怎样搬演汪精卫的早期表现，演出的效果必须是能让观众首先要认定汪精卫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汉奸，其次才是了解他的那些与其罪过相比已成为细枝末节的好表现。绝不能让观众看了影视以后将汪精卫误解为英雄而冲淡对其汉奸罪的憎恨。

又如演张国焘。电视剧《长征》处理的比较好。张国焘有功有过，但最终叛党投蒋。对于张国焘的评价和搬演的基调，是绝不能不包含张国焘叛党投蒋这一重大史实的。《长征》的编剧心里是装着这个基调的。《长征》虽然没演张国焘叛党（因不是那时的事），但演张在长征中的表现时显然是顾及了他的最终结局的。试想，如果张国焘没有叛党，那么即使他在长征中有过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恐怕他的艺术形象也会比在电视剧《长征》中的形象要好些。这就是对张国焘的历史定位即整体的历史评价在起作用。这种作用产生了《长征》表现张国焘的基调。

搬演江青的道理也是一样。首先，要给江青做历史定位，确定对江青的整体的历史评价。从大历史的视野看，江青是人还是鬼？是历史功臣，还是历史罪人？还是功过各占几成？必须在准确定位以后才能确定影视剧的表现基调，才能准确把握褒贬或客观描述的分寸。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就是，如果你想表现解放战争中的江青，那么，必须首先弄清江青在解放战争中处于一种怎样的历史地位，干过哪些关乎当时历史大脉络的事情？如果毫无地位，什么要紧事也没干过，那么表现她有无价值？有无必要？即使可以出镜，是否需要施以浓墨？

三、江青的本来面貌是怎样的

江青是早已盖棺论定的人物。观其一生，此人无疑是一个“否定性历史人物”。不论她当过谁的夫人，也不论她干过哪些琐细的好事，用大历史的眼光看，用唯物论的实事求是的眼光看，她对中国历史的作用，不仅谈不上什么功过几几开的问题，而且无疑是一个必须而且已经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巨奸、历史罪人。有位老革命身份的作家称其为“亘古丑类”，说的是不错的，名副其实。

江青，早期自然是有过一点革命历史的，尽管其中的罗曼蒂克脂粉气极浓。但在那段经历中，她也曾有过变节行为，对此，康生垂死时曾让王海容、唐闻生代他向毛泽东揭发过。周恩来也亲自向毛泽东面谈过。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年传达的关于四人帮罪证的中央文件上也有专节谈到此事，国人尽知之。

文革中，江青谋取了高位，与绝大多数老革命家作对，与人民为敌，堕落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危害，对于领袖本人的声誉也造成极大损害，诚所谓祸国殃民，罄竹难书。叶剑英元帅说：“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江青正是这帮封建法西斯分子及其帮派体系的龙头老大。

总之，从总体上来看，江青一生中所做的坏事，是远远大于她做过的那点好事的，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面的历史人物，是个必须否定的历史人物。若按中国传统史学的体例论，她是应该列入《奸臣传》的。对奸臣这类人物，中国传统文艺作品是绝不会歌颂的。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例如，对明朝奸相严嵩，旧剧中只有《打严嵩》，而没有为严嵩说好话的剧目。又如，国人喜好收藏古人书法，但如果有人藏有秦桧的书法，他却绝不敢拿出来公开鉴赏和拍卖。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

江青在解放战争中有无历史地位？这是无须论证的。江青曾自我吹嘘：“当年在陕北，就我一个女同志跟着毛主席，其他人不知到哪里去了。”这无疑是昏话。（顺便提一下另一件类似的事：阴谋电影《反击》中有个江青的化身，戴着一副江氏眼镜，一望即会联想到江青，此人向人吹嘘说：“我当年在红军的时候如何如何”。引来观众一片讪笑。因为太离谱了。）江青在“解放”过程中可谓无尺寸之功，与“解放”这一主题全不搭杠，如此“闲杂人等”，难道可以单凭她是领袖夫人，就堂而皇之地进入《解放》的群英行列吗？就凭她在延安干的那点破事儿，也值得进入《解放》这部大作吗？如果江青那点革命经历也算是与“解放”主题有关，那么有关者实在是不可胜计，难道也都需要在《解放》里搬演一番吗？

影视作品若想要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原貌，是绝对不能全然不顾对人物的总体评价的。还原江青的本来面貌，首先就要考虑这一点。不考虑这一点，且不顾江青在解放战争中的实际地位，便随意拿出江青的某些零碎善迹来表现，还误以为这就是还原了江青的本来面貌，这怎么行呢？如果唐导真的想要还原江青的本来面貌，那么试问您何时还原江青早年的罗曼史、变节史的历史原貌和她在文革中祸乱中国的历史原貌呢？

倘若可以像《解放》这样还原江青的所谓本来面貌，或者说，如果“否定性历史人物”的哪一点善迹都可以在影视中还原，那么汪精卫刺杀清廷首脑人物的勇敢表现比起江青来可强多了，张国焘前期也大体不错嘛，也要在影视剧中不顾历史整体评价的基调予以还原吗？截取一点，不顾基调，这样来表现历史人物，来向观众推介历史人物，显然是非常片面的，是不符合辩证唯物论的，在本质上也是不真实的。哪里谈得上什么“站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上”呢？

四、不该忽视影视作品搬演历史人物的特殊性

我认为，影视是不可以轻易搬演“否定性历史人物”的善迹的，如果确有需要，也必须取高度慎重的态度。唐导则比较轻率。何以不可轻易搬演？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以外，还由于这是影视自身表达方式的特点决定的。

影视与史书不同，历史剧与历史传记不同。史书、史传是比较能够全面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的，而影视则天然地容易片面地反映历史。所以，拍影视，必须高度重视所拍对象的历史定位及所派生的影视的基调问题。史书、史传写人物，文体的固有要求，是必须真实、全面，功罪都要写，有多少功劳就写多少功劳，有多少罪过就写多少罪过。人们阅读史书时，可以对传主的功过一览无余，没有片面性的问题，而影视则大不同。影视必然是概而言之，片面演之。历史剧表现人物，不可能像人物传记那样翔实、繁细、周全，而是常常选择人物的某一部分史实加以表现，有时只是挥写一笔而已。但也正是这一部分史实的选择和演绎，正是这一笔点染，便足可表现影视对人物的褒贬和评价，而观众也往往就是从影视给自己的这一点信息中，获得对这个人物的好坏印象。

如果是写《江青传》，那么必须如实把江青写全面，比如江青起初并不坏，就要如实写她不坏的历史；而后来变坏了，又必须要写她变坏了的史实。必须按照事实一分为二地写。绝不能因为江青后来变坏了，就连她起初的好也不提了，也给否定了。那不是唯物辩证法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太史公式的史家笔法。

但影视不同。影视有一个从总体上把握是褒是贬，褒多少贬多少的问题。这种褒贬是用艺术形式表达的，分寸是微妙的。若把握不准，就会让观众产生“怎么这个坏蛋这么好”或是“怎么把这个好人演得这么坏”的感觉。《解放》里的江青给人的感觉就是：怎么把这个坏蛋搞成了这么美好的形象。这是人们心里对江青评价的基调与唐导处理江青形象的基调发生矛盾的结果。人们有这种感觉，并不是不理智，并不是不知道江青是由好变坏的，而是基于对江青的整体的历史判断，是把江青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人物来看待的。这才是真正的“站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上”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