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召见臣工看道光帝、咸丰帝的理政和性格0

道光帝、咸丰帝是平庸之君，似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这里不是要发出什么异议，而是希望通过他们召见官员的史实来认识他们的理政能力和个性。从这种侧面来了解皇帝似乎还没有，本文仅就他们多次召见张集馨、段光清的并不多的史事，希望从召见史的视角与史料研究帝王史和政治史开个头。


一、 道、咸召见张、段及其史书

    清制，中下级的地方文武官员、进士举人上任、调动新职，都要由他的主管部门长官带领面见皇帝，聆听训示，然后赴任，这一活动叫做“引见”；若是地方高级官员的布政使（藩司）、按察使（臬司）的履新，则应请求皇帝给予当面指示的机会，皇帝同意了，则进京面君，是为“召见”。引见由堂官带领，往往是多人共同进行的，只见一面，而召见则多属个人行为，系皇帝与被召见人单独交谈，即是密谈，且可能多次见面。

    张集馨（1800-1878年），江苏仪征人，进士出身，历任编修、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于道光十五年(1835)、十六年、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咸丰元年(1851)、六年、九年先后八次被召见。段光清（1798-1878年），安徽宿松人，举人出身，历任知县、知府、道员、按察使，道光二十四年(1844)引见，咸丰九年(1859)召见。每回召见，非仅一次，多的达五次。

    召见关乎君臣双方的历史，本文则将关注点放在君主方面，从他的提问、指令、表情，来看他关心的事情，对臣下的态度，他的处置政务的能力，他的为人与智慧程度，以及制约他施政的社会客观条件。至于臣下的应对能力、是否欺君，回话中反映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情实际情况如何则不是本文的着眼点。

    张、段二人在官场均不得意，然皆有著述遗世，记录他们的经历与观念。张集馨有自订年谱，杜春和、张秀清予以整理，以《道咸宦海见闻录》为名，由中华书局于1981年梓刻行世。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亦由中华书局于1980年出版。二书均比较详细地披露他们被召见的情形。本文主要依据这两部著作的资料草成。


二、道、咸关注的政事与吏治民情

    道光帝、咸丰帝的召见张集馨、段光清，谈论中说到大政方针，但更多的是了解从封疆大吏到民间情况，太平军、捻军及少数民族战争情形，大员察吏的职责和方法，施政的细微原则，以及被召见人的家庭与生活，涉及面相当广泛，现在区分其内容，介绍如次：

1.安内攘夷的战略性思考

    咸丰九年(1859)三月，咸丰帝连续五天召见浙江按察使段光清，在第五天咸丰帝问段光清：“方今夷人横强，粤匪扰乱，是天下两大患也。据尔看来，如何办理？办理宜以何者为先？何者为后？”咸丰帝首先明确当时存在着安内、攘夷两大难题的形势，接着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克服这两个大患，二是平息这二患的先后次第。段光清任职于杭州，同太平军中心地带接壤，又在宁波担任过属县县令、知府和宁绍台道，宁波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之一，所以他对夷务和太平军的对策早有考虑，立即回奏：

    夷人扰害中国，今已二十余年，内有商贾，交易往来，已渐相安。当初若沿海地方，任其蹂躏，亦未必遂能深入内地；今则内地既深入矣，猝欲除之，势必不能。臣窃窥夷人之志，不过专心营利，未必遂有他志。且连年外而哦夷，内而属国，祸结兵连，习以为常。刚者必缺，自然之理，不久夷人当自虚弱。皇上为中国百姓忍辱含羞，天下自能谅之。

    目下粤匪到处掠人赀财，毁人庐室，淫人妻女，焚人诗书，每破城池，衙署尽烧，每逢庙宇，则神像俱毁，此万姓所切齿，而天理所不能容者也。皇上且振刷精神，命将出兵，奠安海内，以顺舆情。

    粤匪既灭，夷人自驯，内顺外安，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注：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4页。）

    他的看法很明确，第一先处理太平军之乱，办法就是用兵，武力消灭对方；第二才是对付洋人，一则平定了太平天国，夷人见中国没有内乱就会老实一些，再则盛极则衰，夷人必然会败落，所以可以放到第二步来料理。咸丰帝当时没有表态，会见后就把段光清的意见告诉军机大臣，得到他们的赞同，九门提督穆某当面赞扬段光清“所言甚善”（注：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4页。）。安内、攘外的次第与方法的决策，本来是朝廷的事，咸丰帝竟然谋及并非疆吏的地方官员，是否病极乱投医？其时清朝的形势确实是危机重重，太平军和捻军已搞得清朝焦头烂额，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在进行，咸丰七年十一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八年四月攻占大沽炮台，逼近天津，五月清朝被迫先后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天津条约》，十月又在上海与英法美三国签订通商章程，半年前的四月还同俄国订立了《瑷珲条约》，清朝政Ｆ实际上采取先安内后攘夷的方针。可是外国侵略者咄咄进逼，九年正月英国使臣坚决要求进京，朝廷一面下令严防海口，一面令海运漕船躲避夷轮。三月，俄国强行在乌苏里江、绥芬河建造房屋的奏报到京；英使兵船北上，不理睬直隶官员的阻止。就是这种形势逼着咸丰帝君臣再次思考安内攘夷的战略大计，所以才在召见中谋及地方官员，并且坚定了他们先安内后攘夷的方针。


2.有限度地更新

    “整顿”，是道光帝的施政方针，二十七年(1847)八月召见即将上任的四川按察使张集馨，要求他“诸事整顿”，他怕对方不能理解，特意说明：

    譬如人家有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即曲突徒薪之论也，汝当思之。（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页。）

    为了不使房屋倒塌，要随时修葺，这种生活常识的道理人们容易懂，可是国家要保持兴旺不灭、王朝长期延续，应当怎么办呢？大范围、大规模的革新，小范围、小规模的整顿，都不失为可以选择的方针与方法。道光帝即位之初，颇有采用前一种方针的愿望，下令整肃吏治，清厘陋规，但是没有成功，现在看到国家政权如同房屋一样，年头久了不会没有损坏，房子要修缮，朝政也应当改善，避免事情积累多了，无法修补。所以他订下随时整顿修理的方针，至于能否如愿，他就无能为力了。道光帝与张集馨说这番话时已是鸦片战争的前夜，不过当时谁也不会认识得到。道光帝的小修小补的方针是无济于事的，更何况他的整顿根本就无人实行，也无法实现。不过由这个整顿指令，倒不难看出道光帝总有一种危机感，不敢懈怠。这种精神是值得嘉许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危机感，迟早总会在危机面前吃苦头的。


3.多方考察疆吏和领兵大员

    道、咸二帝在召见官员时，常常询问他们的上司——疆吏的优劣，因为那时战事多，也问及在地方上的领兵将帅。

    张集馨将由四川按察使升任贵州布政使，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接受召见，道光帝问他近年来四川总督谁最优秀？张集馨一时不便回奏，道光帝就说琦善办事老练，又问裕成如何？张集馨奏称他“中正和平”，道光帝则说 “嫌他太软”，不过无人可用，还是派他去做川督，并预料他，“大约整顿未能，亦未必敢坏地方公事”（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页。）。第二天再见时，道光帝查问琦善带兵攻打中瞻对藏人的事情，起因是什么，用了多少兵饷，谁承办粮台？（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8页。）这是从具体事务考察琦善了。咸丰帝于九年(1859)询问受召见的张集馨：潘锋“在河南，能办事不能办事？肯办事不肯办事”？河南巡抚瑛棨“能办事吗”？（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4-265页。）

    咸丰九年三月，皇帝召见浙江臬司段光清，问他历任浙江巡抚谁最好？段光清对原任吴文鎔、黄宗汉等四位巡抚一一作出评论，又为现任胡兴仁说了好话，但是咸丰帝仍然追问：“胡兴仁倒底何如”？这就使得段光清预感到胡兴仁将会碰到麻烦（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2页。）。果然，九月胡兴仁就离职了。道、咸二帝通过属员了解其主官，是皇帝的惯常手法。

    久于官场、经历丰富的张集馨，在咸丰六年、九年两度召见时，要求他报告在直隶和江苏领兵大臣和将领的情况，其中有胜保、僧格林沁、向荣、张国梁、福兴、李鼎泰、托明阿、德顺、李若珠用兵情况，能否身先士卒，谋略如何，互相间的协调如何？甚至问到远在新疆的伊犁将军松筠杀降的事情（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3页。）。


4.施政指示

皇帝对召见的官员，总要根据他的职务给予一些既原则又具体的教导和指令，详细地说有下述诸方面：
(]1)用人原则。

道光十九年(1839)，道光帝对布政使张集馨说，用人不要有成见，做官的人不外来源于科举、捐班、满、汉四个方面，哪一方面都有人才！当然，捐班的人将本求利，操守难求，让人不放心（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页。）。不预存偏见，就要根据属员的实际表现来使用，避免委屈优秀人才。

(2)胸中有数，全盘料理。

咸丰帝于九年训饬行将就任闽省藩司的张集馨：“汝到任须将事审度到底，再行办理，无为州县蒙蔽”（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就是到任不要急急忙忙，还不了解多少情况，就拿主意，处理事情，而应对所有的事务有个通盘的认识，明了原委，有计划地去做，就不会受下属的蒙骗，把事情办理妥善。

(3)考察属吏、不可徇情废法。

这就涉及到明确各种官职的职责、考查方法以及不可避免的参劾。道光帝于十六年(1836)告诫即将上任的知府张集馨，知府不能只是洁身自好，还要能够查察所属的州县官，办法是“明查暗访”（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页。）。二十七年(1847)训饬川臬张集馨：桌司专管刑事案件，难免要判死刑，不要存怜悯之心，或杀人报应之惧，为情实罪犯减刑。又以自身为例，每年勾决人犯，并不惑于生死之说。又说桌司管理驿站，马匹紧要，可是盘查马匹时，州县官彼此挪借，查不出毛病，因此不必去查点，只看公文递送，如有迟缓的，即行参奏，就会收到实效（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8页。）。二十九年，道光帝对即将出任布政使的张集馨说：“理财固为藩司专政，而察吏尤为当务之急，地方得人而治”（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页。）。道、咸二帝告诫长吏要善于御下，警惕被僚属欺蔽，故而道光帝对张集馨说，“不要听劣幕救生不救死之说”（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8页。）；咸丰帝告诉张集馨，“无为州县蒙蔽”（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

(4)自行办理的托付。

咸丰六年(1856)，甘肃布政使张集馨在召见临别之际，请求皇帝教训，咸丰帝说：“汝随时斟酌办理，我亦没有得什么教训你的”（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2页。）。事情不能完全按规制去做，要依据实际情形自行处断，咸丰帝既希望张集馨将事务料理得好，又表示对这个资深官员的信任。

(5)兢兢业业理政，要坚持不懈。

俗谚“新官上任三把火”，像是有一番作为，而后就疲沓了。咸丰帝深知官员有这种毛病，对新任闽藩张集馨说：“汝到任后，诸事自然要整顿，切不可初到整顿，久则因循”（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页。）。要求他勤劳办事，持之以恒。


张集馨、段光清身任藩、臬，系地方高级官员，各司民政钱粮、司法治安之职，道、咸二帝对他们的要求，在本职的主导方面之外，重在他们的任用和考核属员，以及始终勤勉供职。履新的召见，主要起着这种教导作用，此外还有对官员修养教育的功能。


5.关注官员个人修养和家庭生活

召见中，皇帝为有的放矢，要阅视召见官员的履历，并询问他个人或家庭的情形，就中对官员提出一些个人修养处世的要求。

(1)重经世之学。

道光十五年(1835)，道光帝召见翰林张集馨，告诫他“读有用之书，无徒为词章所困也”，“汝试思之，词章何补国家，但官翰林者，不得不为此耳！”又勉励他：“汝在家总宜读经世之书，文酒之会，为翰林积习，亦当检点”（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有用之书”、“经世之书”之说，表明道光帝希望词臣重视经世致用之学，诗词歌赋应放在次要地位。

(2)人臣为国分谤。

为君父分忧、分谤是做臣子的本分，然而臣下难于实践，君主就提醒臣工了。捐纳盛行的朝政为人议论，道光帝于二十七年召见藩司张集馨，要他注意考察捐班出身的官员，对不肖之徒严加参劾，怕他有顾忌，特加开导：“汝等受国家重恩，做如此大官，尚不肯为国家分谤么”？又表示为敢于严格要求下属的主官撑腰：“汝等一经奏到，或勒休，或送部引见，我断没有不依的”（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0页。）。

(3)勿自暴自弃与励晚节。

道光十六年新放外任知府的张集馨，道光帝教导他：“慎无自暴自弃”（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页。）。历时将近十年，张集馨升任道员，道光帝褒奖他操守甚好，但“此去更要坚持，老而弥笃，人臣所以励晚节也”（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页。）。十九年张集馨就藩司任，道光帝以升迁开导他勤奋任职：“我今日叫汝做藩司，是要汝作好督抚，汝不可自暴自弃”！（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0页。）

(4)表示对臣下的关怀。

翰林张集馨外放知府，道光帝召见中特意告诉他：“汝乃朕特放，并无人保举”，张集馨因而磕头谢恩：“此皇上格外天恩”（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页。）。另一次召见时，道光帝问张集馨，汝升道员也是特旨吗（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8页。）？令张集馨更增知遇之恩的感情。所以后来听到道光帝晏驾的消息，伤心得“五中摧裂”（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2页。）。咸丰帝于六年十月召见张集馨，因张的属籍仪征县城一度被太平军占据，遂问他有没有家人受伤；在京城有无住房，在什么胡同；有几个儿子，多大了，是否当差；有几个妾？这回召见共见面五次，均在圆明园进行，其中一次间隔了几天，再见时咸丰帝问张这几天是不是回城里了，今天是从城内赶来的，还是昨天到的？（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1页。）咸丰九年(1859)六十岁的张集馨被召见，皇帝问他还能不能写小楷，又问：“想汝在外多年，诗赋亦不如从前”？（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4页。）这两次谈话，体现咸丰帝对张集馨家庭生活的关怀。段光清安徽老家亦为太平军所占据，咸丰帝召见他时问他家中情形，段光清回奏先父坟茔被太平军挖掘，棺骸暴露，咸丰帝听到这，急忙问“尔家中人现在何处安顿”？回奏亲兄弟们逃到臣浙江衙门居住，堂兄弟们无力照顾，仍在故乡，咸丰帝又追问：“同支眷属大约不少，到底作何安顿？”段光清再次作出回答，并说天下苍生遭此战祸，哪里能够安顿。咸丰帝颇为伤感，良久说不出话来（注：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0页。）。

一般地说皇帝教导臣下做人，是希望臣工提高素质，能够恪尽职守为皇上尽忠尽职；关怀他们，是使他们感恩图报，自觉地尽忠尽职。这是君主驾御臣下的常用而有效的方法。不过也应看到君主对臣下的关心，确有真诚的一面，从段光清的记载中透露出这种信息。   

  
6.获取知识，了解民情

在召见当中，道咸二帝会因着被召见人的经历、知识询问想知道的各种事情，有不懂得的也不隐讳，照问求知。这是私下会见，不是坐朝，不必显出天纵圣聪、无所不知的样子，所以交谈中，无论是职官制度，人丁钱粮，交通道路，水利水患，收成口粮，民风民情和民众运动，少数民族，以及历史往事，皇帝表现出兴趣，臣下就尽心回答。下面逐项交待张集馨、段光清的有关记录。

1)职官制度。

官制中的重要内容，皇帝当然知晓，特别是道光帝中年继位，坐朝时间又长，知道得更多，但有些规则还是不了解的。道光二十六年(1846)召见陕西粮道张集馨，问：“粮道自然管粮，不知管地方否？”回奏：“西、乾、鄜三属地方，归粮道统辖。”又问“那个乾字？”，回答”乾坤之乾”（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页。）。于是道光帝获知粮道不仅管收钱粮，还兼管地方，陕西有个乾州。地方官聘请幕宾，是清代职官制度的一种补充。张集馨将赴福建布政使任，咸丰帝问他，你上任是带幕友去，还是到任再聘请；又问你过去在各省请几个幕友，他们每人每年要给多少束修？（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

(2)人丁钱粮。

人丁掌握，钱粮征收，是政Ｆ的命脉之所在，为皇帝高度关注。道光帝问张集馨四川库存有多少，每年田赋是否够本省支销？（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页。）咸丰九年(1859)，咸丰帝询问式地对张集馨说：“各直省地丁，自然以贵州为最少。”张集馨回奏甘肃亦不多，咸丰帝遂连续问及甘肃、四川、河南、山东、福建的地丁钱粮，以及四川为什么赋税比其他省轻？张集馨一一作出解说（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3页。）。道光帝、咸丰帝是平庸之君，似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这里不是要发出什么异议，而是希望通过他们召见官员的史实来认识他们的理政能力和个性。从这种侧面来了解皇帝似乎还没有，本文仅就他们多次召见张集馨、段光清的并不多的史事，希望从召见史的视角与史料研究帝王史和政治史开个头。


一、 道、咸召见张、段及其史书

    清制，中下级的地方文武官员、进士举人上任、调动新职，都要由他的主管部门长官带领面见皇帝，聆听训示，然后赴任，这一活动叫做“引见”；若是地方高级官员的布政使（藩司）、按察使（臬司）的履新，则应请求皇帝给予当面指示的机会，皇帝同意了，则进京面君，是为“召见”。引见由堂官带领，往往是多人共同进行的，只见一面，而召见则多属个人行为，系皇帝与被召见人单独交谈，即是密谈，且可能多次见面。

    张集馨（1800-1878年），江苏仪征人，进士出身，历任编修、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于道光十五年(1835)、十六年、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咸丰元年(1851)、六年、九年先后八次被召见。段光清（1798-1878年），安徽宿松人，举人出身，历任知县、知府、道员、按察使，道光二十四年(1844)引见，咸丰九年(1859)召见。每回召见，非仅一次，多的达五次。

    召见关乎君臣双方的历史，本文则将关注点放在君主方面，从他的提问、指令、表情，来看他关心的事情，对臣下的态度，他的处置政务的能力，他的为人与智慧程度，以及制约他施政的社会客观条件。至于臣下的应对能力、是否欺君，回话中反映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情实际情况如何则不是本文的着眼点。

    张、段二人在官场均不得意，然皆有著述遗世，记录他们的经历与观念。张集馨有自订年谱，杜春和、张秀清予以整理，以《道咸宦海见闻录》为名，由中华书局于1981年梓刻行世。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亦由中华书局于1980年出版。二书均比较详细地披露他们被召见的情形。本文主要依据这两部著作的资料草成。


二、道、咸关注的政事与吏治民情

    道光帝、咸丰帝的召见张集馨、段光清，谈论中说到大政方针，但更多的是了解从封疆大吏到民间情况，太平军、捻军及少数民族战争情形，大员察吏的职责和方法，施政的细微原则，以及被召见人的家庭与生活，涉及面相当广泛，现在区分其内容，介绍如次：

1.安内攘夷的战略性思考

    咸丰九年(1859)三月，咸丰帝连续五天召见浙江按察使段光清，在第五天咸丰帝问段光清：“方今夷人横强，粤匪扰乱，是天下两大患也。据尔看来，如何办理？办理宜以何者为先？何者为后？”咸丰帝首先明确当时存在着安内、攘夷两大难题的形势，接着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克服这两个大患，二是平息这二患的先后次第。段光清任职于杭州，同太平军中心地带接壤，又在宁波担任过属县县令、知府和宁绍台道，宁波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之一，所以他对夷务和太平军的对策早有考虑，立即回奏：

    夷人扰害中国，今已二十余年，内有商贾，交易往来，已渐相安。当初若沿海地方，任其蹂躏，亦未必遂能深入内地；今则内地既深入矣，猝欲除之，势必不能。臣窃窥夷人之志，不过专心营利，未必遂有他志。且连年外而哦夷，内而属国，祸结兵连，习以为常。刚者必缺，自然之理，不久夷人当自虚弱。皇上为中国百姓忍辱含羞，天下自能谅之。

    目下粤匪到处掠人赀财，毁人庐室，淫人妻女，焚人诗书，每破城池，衙署尽烧，每逢庙宇，则神像俱毁，此万姓所切齿，而天理所不能容者也。皇上且振刷精神，命将出兵，奠安海内，以顺舆情。

    粤匪既灭，夷人自驯，内顺外安，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注：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4页。）

    他的看法很明确，第一先处理太平军之乱，办法就是用兵，武力消灭对方；第二才是对付洋人，一则平定了太平天国，夷人见中国没有内乱就会老实一些，再则盛极则衰，夷人必然会败落，所以可以放到第二步来料理。咸丰帝当时没有表态，会见后就把段光清的意见告诉军机大臣，得到他们的赞同，九门提督穆某当面赞扬段光清“所言甚善”（注：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4页。）。安内、攘外的次第与方法的决策，本来是朝廷的事，咸丰帝竟然谋及并非疆吏的地方官员，是否病极乱投医？其时清朝的形势确实是危机重重，太平军和捻军已搞得清朝焦头烂额，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在进行，咸丰七年十一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八年四月攻占大沽炮台，逼近天津，五月清朝被迫先后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天津条约》，十月又在上海与英法美三国签订通商章程，半年前的四月还同俄国订立了《瑷珲条约》，清朝政Ｆ实际上采取先安内后攘夷的方针。可是外国侵略者咄咄进逼，九年正月英国使臣坚决要求进京，朝廷一面下令严防海口，一面令海运漕船躲避夷轮。三月，俄国强行在乌苏里江、绥芬河建造房屋的奏报到京；英使兵船北上，不理睬直隶官员的阻止。就是这种形势逼着咸丰帝君臣再次思考安内攘夷的战略大计，所以才在召见中谋及地方官员，并且坚定了他们先安内后攘夷的方针。


2.有限度地更新

    “整顿”，是道光帝的施政方针，二十七年(1847)八月召见即将上任的四川按察使张集馨，要求他“诸事整顿”，他怕对方不能理解，特意说明：

    譬如人家有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即曲突徒薪之论也，汝当思之。（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页。）

    为了不使房屋倒塌，要随时修葺，这种生活常识的道理人们容易懂，可是国家要保持兴旺不灭、王朝长期延续，应当怎么办呢？大范围、大规模的革新，小范围、小规模的整顿，都不失为可以选择的方针与方法。道光帝即位之初，颇有采用前一种方针的愿望，下令整肃吏治，清厘陋规，但是没有成功，现在看到国家政权如同房屋一样，年头久了不会没有损坏，房子要修缮，朝政也应当改善，避免事情积累多了，无法修补。所以他订下随时整顿修理的方针，至于能否如愿，他就无能为力了。道光帝与张集馨说这番话时已是鸦片战争的前夜，不过当时谁也不会认识得到。道光帝的小修小补的方针是无济于事的，更何况他的整顿根本就无人实行，也无法实现。不过由这个整顿指令，倒不难看出道光帝总有一种危机感，不敢懈怠。这种精神是值得嘉许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危机感，迟早总会在危机面前吃苦头的。


3.多方考察疆吏和领兵大员

    道、咸二帝在召见官员时，常常询问他们的上司——疆吏的优劣，因为那时战事多，也问及在地方上的领兵将帅。

    张集馨将由四川按察使升任贵州布政使，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接受召见，道光帝问他近年来四川总督谁最优秀？张集馨一时不便回奏，道光帝就说琦善办事老练，又问裕成如何？张集馨奏称他“中正和平”，道光帝则说 “嫌他太软”，不过无人可用，还是派他去做川督，并预料他，“大约整顿未能，亦未必敢坏地方公事”（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页。）。第二天再见时，道光帝查问琦善带兵攻打中瞻对藏人的事情，起因是什么，用了多少兵饷，谁承办粮台？（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8页。）这是从具体事务考察琦善了。咸丰帝于九年(1859)询问受召见的张集馨：潘锋“在河南，能办事不能办事？肯办事不肯办事”？河南巡抚瑛棨“能办事吗”？（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4-265页。）

    咸丰九年三月，皇帝召见浙江臬司段光清，问他历任浙江巡抚谁最好？段光清对原任吴文鎔、黄宗汉等四位巡抚一一作出评论，又为现任胡兴仁说了好话，但是咸丰帝仍然追问：“胡兴仁倒底何如”？这就使得段光清预感到胡兴仁将会碰到麻烦（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2页。）。果然，九月胡兴仁就离职了。道、咸二帝通过属员了解其主官，是皇帝的惯常手法。

    久于官场、经历丰富的张集馨，在咸丰六年、九年两度召见时，要求他报告在直隶和江苏领兵大臣和将领的情况，其中有胜保、僧格林沁、向荣、张国梁、福兴、李鼎泰、托明阿、德顺、李若珠用兵情况，能否身先士卒，谋略如何，互相间的协调如何？甚至问到远在新疆的伊犁将军松筠杀降的事情（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3页。）。


4.施政指示

皇帝对召见的官员，总要根据他的职务给予一些既原则又具体的教导和指令，详细地说有下述诸方面：
(]1)用人原则。

道光十九年(1839)，道光帝对布政使张集馨说，用人不要有成见，做官的人不外来源于科举、捐班、满、汉四个方面，哪一方面都有人才！当然，捐班的人将本求利，操守难求，让人不放心（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页。）。不预存偏见，就要根据属员的实际表现来使用，避免委屈优秀人才。

(2)胸中有数，全盘料理。

咸丰帝于九年训饬行将就任闽省藩司的张集馨：“汝到任须将事审度到底，再行办理，无为州县蒙蔽”（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就是到任不要急急忙忙，还不了解多少情况，就拿主意，处理事情，而应对所有的事务有个通盘的认识，明了原委，有计划地去做，就不会受下属的蒙骗，把事情办理妥善。

(3)考察属吏、不可徇情废法。

这就涉及到明确各种官职的职责、考查方法以及不可避免的参劾。道光帝于十六年(1836)告诫即将上任的知府张集馨，知府不能只是洁身自好，还要能够查察所属的州县官，办法是“明查暗访”（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页。）。二十七年(1847)训饬川臬张集馨：桌司专管刑事案件，难免要判死刑，不要存怜悯之心，或杀人报应之惧，为情实罪犯减刑。又以自身为例，每年勾决人犯，并不惑于生死之说。又说桌司管理驿站，马匹紧要，可是盘查马匹时，州县官彼此挪借，查不出毛病，因此不必去查点，只看公文递送，如有迟缓的，即行参奏，就会收到实效（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8页。）。二十九年，道光帝对即将出任布政使的张集馨说：“理财固为藩司专政，而察吏尤为当务之急，地方得人而治”（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页。）。道、咸二帝告诫长吏要善于御下，警惕被僚属欺蔽，故而道光帝对张集馨说，“不要听劣幕救生不救死之说”（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8页。）；咸丰帝告诉张集馨，“无为州县蒙蔽”（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

(4)自行办理的托付。

咸丰六年(1856)，甘肃布政使张集馨在召见临别之际，请求皇帝教训，咸丰帝说：“汝随时斟酌办理，我亦没有得什么教训你的”（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2页。）。事情不能完全按规制去做，要依据实际情形自行处断，咸丰帝既希望张集馨将事务料理得好，又表示对这个资深官员的信任。

(5)兢兢业业理政，要坚持不懈。

俗谚“新官上任三把火”，像是有一番作为，而后就疲沓了。咸丰帝深知官员有这种毛病，对新任闽藩张集馨说：“汝到任后，诸事自然要整顿，切不可初到整顿，久则因循”（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页。）。要求他勤劳办事，持之以恒。


张集馨、段光清身任藩、臬，系地方高级官员，各司民政钱粮、司法治安之职，道、咸二帝对他们的要求，在本职的主导方面之外，重在他们的任用和考核属员，以及始终勤勉供职。履新的召见，主要起着这种教导作用，此外还有对官员修养教育的功能。


5.关注官员个人修养和家庭生活

召见中，皇帝为有的放矢，要阅视召见官员的履历，并询问他个人或家庭的情形，就中对官员提出一些个人修养处世的要求。

(1)重经世之学。

道光十五年(1835)，道光帝召见翰林张集馨，告诫他“读有用之书，无徒为词章所困也”，“汝试思之，词章何补国家，但官翰林者，不得不为此耳！”又勉励他：“汝在家总宜读经世之书，文酒之会，为翰林积习，亦当检点”（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有用之书”、“经世之书”之说，表明道光帝希望词臣重视经世致用之学，诗词歌赋应放在次要地位。

(2)人臣为国分谤。

为君父分忧、分谤是做臣子的本分，然而臣下难于实践，君主就提醒臣工了。捐纳盛行的朝政为人议论，道光帝于二十七年召见藩司张集馨，要他注意考察捐班出身的官员，对不肖之徒严加参劾，怕他有顾忌，特加开导：“汝等受国家重恩，做如此大官，尚不肯为国家分谤么”？又表示为敢于严格要求下属的主官撑腰：“汝等一经奏到，或勒休，或送部引见，我断没有不依的”（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0页。）。

(3)勿自暴自弃与励晚节。

道光十六年新放外任知府的张集馨，道光帝教导他：“慎无自暴自弃”（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页。）。历时将近十年，张集馨升任道员，道光帝褒奖他操守甚好，但“此去更要坚持，老而弥笃，人臣所以励晚节也”（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页。）。十九年张集馨就藩司任，道光帝以升迁开导他勤奋任职：“我今日叫汝做藩司，是要汝作好督抚，汝不可自暴自弃”！（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0页。）

(4)表示对臣下的关怀。

翰林张集馨外放知府，道光帝召见中特意告诉他：“汝乃朕特放，并无人保举”，张集馨因而磕头谢恩：“此皇上格外天恩”（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页。）。另一次召见时，道光帝问张集馨，汝升道员也是特旨吗（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8页。）？令张集馨更增知遇之恩的感情。所以后来听到道光帝晏驾的消息，伤心得“五中摧裂”（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2页。）。咸丰帝于六年十月召见张集馨，因张的属籍仪征县城一度被太平军占据，遂问他有没有家人受伤；在京城有无住房，在什么胡同；有几个儿子，多大了，是否当差；有几个妾？这回召见共见面五次，均在圆明园进行，其中一次间隔了几天，再见时咸丰帝问张这几天是不是回城里了，今天是从城内赶来的，还是昨天到的？（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1页。）咸丰九年(1859)六十岁的张集馨被召见，皇帝问他还能不能写小楷，又问：“想汝在外多年，诗赋亦不如从前”？（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4页。）这两次谈话，体现咸丰帝对张集馨家庭生活的关怀。段光清安徽老家亦为太平军所占据，咸丰帝召见他时问他家中情形，段光清回奏先父坟茔被太平军挖掘，棺骸暴露，咸丰帝听到这，急忙问“尔家中人现在何处安顿”？回奏亲兄弟们逃到臣浙江衙门居住，堂兄弟们无力照顾，仍在故乡，咸丰帝又追问：“同支眷属大约不少，到底作何安顿？”段光清再次作出回答，并说天下苍生遭此战祸，哪里能够安顿。咸丰帝颇为伤感，良久说不出话来（注：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0页。）。

一般地说皇帝教导臣下做人，是希望臣工提高素质，能够恪尽职守为皇上尽忠尽职；关怀他们，是使他们感恩图报，自觉地尽忠尽职。这是君主驾御臣下的常用而有效的方法。不过也应看到君主对臣下的关心，确有真诚的一面，从段光清的记载中透露出这种信息。   

  
6.获取知识，了解民情

在召见当中，道咸二帝会因着被召见人的经历、知识询问想知道的各种事情，有不懂得的也不隐讳，照问求知。这是私下会见，不是坐朝，不必显出天纵圣聪、无所不知的样子，所以交谈中，无论是职官制度，人丁钱粮，交通道路，水利水患，收成口粮，民风民情和民众运动，少数民族，以及历史往事，皇帝表现出兴趣，臣下就尽心回答。下面逐项交待张集馨、段光清的有关记录。

1)职官制度。

官制中的重要内容，皇帝当然知晓，特别是道光帝中年继位，坐朝时间又长，知道得更多，但有些规则还是不了解的。道光二十六年(1846)召见陕西粮道张集馨，问：“粮道自然管粮，不知管地方否？”回奏：“西、乾、鄜三属地方，归粮道统辖。”又问“那个乾字？”，回答”乾坤之乾”（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页。）。于是道光帝获知粮道不仅管收钱粮，还兼管地方，陕西有个乾州。地方官聘请幕宾，是清代职官制度的一种补充。张集馨将赴福建布政使任，咸丰帝问他，你上任是带幕友去，还是到任再聘请；又问你过去在各省请几个幕友，他们每人每年要给多少束修？（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

(2)人丁钱粮。

人丁掌握，钱粮征收，是政Ｆ的命脉之所在，为皇帝高度关注。道光帝问张集馨四川库存有多少，每年田赋是否够本省支销？（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页。）咸丰九年(1859)，咸丰帝询问式地对张集馨说：“各直省地丁，自然以贵州为最少。”张集馨回奏甘肃亦不多，咸丰帝遂连续问及甘肃、四川、河南、山东、福建的地丁钱粮，以及四川为什么赋税比其他省轻？张集馨一一作出解说（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