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召见臣工看道光帝、咸丰帝的理政和性格02

(3)道路交通。

道、咸二帝不像他们的祖先康、雍、乾三帝巡幸的地方多，地理知识多来自书本和臣下口述，因而常在召见中问及有关事情。咸丰帝因张集馨将赴福建之任，遂在九年五月召见中详细询问去福建的路程及交通情形，兹将张集馨的记录抄录于次：

上曰：“自京至福建省有多少路？”对曰：“七十余站。”上曰：“仙霞岭一日过得去否？”对曰：“可以过去。”上曰：“汝今年能到任否？”对曰：“臣亦想赶于年底接印，恐长途风水阻滞，不能刻期。”上曰：“到福建有水路通否？”对曰：“自京至王家营系旱道，自清江雇船至杭州换船至衢州起岸，便是旱路。”上曰：“必要走苏杭？”对曰：“是，此系驿路大道”。（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6页。）

从交谈中可知，咸丰帝地理知识不少，仙霞岭之外，王家营、清江、衢州等地应是知道的，否则会提出来的；不过他由此得知到福建的具体走法，以及必经苏杭的原因，也可能消除他一种误解：以为走苏杭是为游逛。

(4)水利水患。

道光帝于十五年(1835)五月召见张集馨的这一天，正好见到河道总督关于南河水涨的报告，心中不悦，说“黄水陡长丈余，岂不可虑？”张集馨回奏，夏天涨水不足忧虑，因此时天亢，随涨随消，可忧的是秋汛，涨水不能消退。接着又奏称，河道总督奏报是怕万一出事，好以早经奏闻推卸责任，而他下面的人故意将水情说得严重，以便兴办河工，从中渔利。道光帝边听边点头，表示明白了个中缘由（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页。）。

(5)收成口粮。

就在上述讲水患的那天，道光帝问到张集馨故里扬州所生产的粮食够不够本地食用？为什么要仰赖四川、湖广粮食？（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页。）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川臬张集馨奉召由成都到京，道光帝问他沿途年景如何？回答：“各省皆收成丰稔，且已早得大雪，麦苗滋润，来年可庆有秋”。又问成都米粮够不够民间食用（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页。）。

(6)民风民情和民众运动。

上述道光帝询问从四川到京师沿路年景，同时还问民情和地方是否安静，近年四川游民比从前如何？又同张集馨讨论鱼米之乡的四川为什么游民那样多（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119页。）。咸丰年间太平军、捻军战事连年，迫使咸丰帝更其关注地方治安和民众运动。九年询问张集馨，湖广白莲教齐二寡妇为何能以一个妇人聚众闹出那么大事，四川民风为什么强悍？又详细了解福建的械斗始于何时，械斗情形，如何完结，丧命的人赔偿价码，地方官为什么不弹压？（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2-267页。）同年召见段光清之时，恰值浙江巡抚奏报余姚佃农抗租，聚众进城，焚烧恶霸邵五住宅及富户李、谢二姓之家，咸丰帝问段光清是否知道此事，段光清知其详情，不愿细说，只说主佃发生口角，即使有一二莠民煽动，不过土匪之类。咸丰帝一听到土匪就紧张了，急忙问“土匪不虞滋事乎？”“知县能平土匪乎？”段光清作了知县能平土匪的回答，咸丰帝情绪才缓和下来（注：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0页。）。

(7)少数民族战事。

甘肃、青海的藏人与农耕的汉人、游牧的蒙古人多有纠纷，咸丰五年(1855)甘肃方面发兵征讨，青海办事大臣反对，形成案件。次年，咸丰帝询问张集馨到底该不该打，并问该案的审判经过。三年后，咸丰帝再次询问甘肃藏人的事，他们的投诚是否靠得住。前面说过道光帝向张集馨查问四川总督琦善带兵攻打中瞻对藏人的事，咸丰帝又问道：“中瞻对是何地方，夷人是何种类，因何起衅”？（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0页。）犹在追询历史往事，增长知识。



三、道咸的勤政图治、性格与清朝家法

    道光、咸丰二帝召见的官员很多，召见张集馨、段光清二人的大体情形，已见于上面的说明，从中可以窥视道、咸勤政与施政的一个侧面，他们的性格才能某一个方面，以及清朝皇家家法的积极影响。


1.召见是道、咸勤政图治的一种表现

    召见、引见中下级官员是道光帝、咸丰帝日常事务，每日晨起，先见军机大臣，议事决策，发下昨日或先前批阅的奏折、题本，接着可能就是召见、引见内外官员。召见、引见几乎成为日课。对于藩臬的召见，每一回都是交谈几次，连续进行，道光帝于二十七年(1847)八月召见行将赴任的川臬张集馨，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三次面谈，二十一日的轮空，是因为道光帝去黑龙坛求雨，未能正常办公。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的召见，系在初三、初四、初五三天。咸丰帝于六年(1856)十月召见张集馨，第一次在初三日，次后于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日进行，共计五次；二十日的见面，本来订在十六日，因咸丰帝生病推迟到这一天。九年(1859)的召见，分别在五月十九日、六月初九日、十六日、十七日和十八日五次完成。同年三月的召见段光清，也是会面五次，且是连续进行的。藩、臬的召见，清朝旧制，只有一次面圣的机会，所谓：“旧例藩、臬入觐，虽许条奏地方事宜，然仅由通政司投递，引见一次，辞朝，即行”。康熙二十二年(1683)接受左都御史徐元文的建议，增加会面次数，以便官员陈奏地方事务，皇帝予以咨访，观察其人的才具优劣，以及督抚保举是否得当（注：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3，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至此藩、臬有了不只一次的面君机会。正是在这一制度下，道光帝、咸丰帝每回召见张集馨、段光清几次，动辄三五次，真是不嫌繁细，实为一种勤于理政的表现。

    召见的时间，都是在上午早些时候。段光清记录他的召见，每次都是在黎明进宫，等候面君。张集馨对召见的钟点笔录有时严谨一些。道光二十九年的召见，都是五更到宫门等候。咸丰六年十月初三日辰刻（七时－九时）在大内养心殿召见，十三日也是辰刻在圆明园勤政殿会面；十五日丑正（二时）张集馨进圆明园等候，辰初（七时）见咸丰帝骑马过来，张集馨在最后被召见，时在巳正（十时）；二十日仍然是辰刻召见（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8页。）。咸丰九年的召见，均在巳刻（九时－十一时）进行，五月十八日这一天，是在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的，张集馨于卯刻（五时－七时）到宫门侍侯，辰正（八时）见咸丰帝乘马而至（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5页。）。据做过军机章京的赵翼记忆，乾隆帝每天必定在卯刻起床，冬天时节驾临乾清官，还要点寸许的蜡烛天才明亮（注：赵翼：《簷曝杂记》卷1《圣躬勤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页。）。咸丰帝基本上在辰刻以前会见军机大臣，而在辰刻召见地方官员，还是传承了祖宗的惯例。据此而言，对道、咸二帝，仍然可以用赵翼的“圣躬勤政”来形容他们的勤于处理政务。

    在召见过程中，如前所述，道光帝、咸丰帝获得很多政治、军事、吏治、民风的信息，关于官员优劣的情报，为他们的施政决策提供了思考的素材，所以我们说召见是皇帝信息来源的一种渠道，是理政所不可或缺。但是这仅是召见的表面效果，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信息，与其他来源的资料相结合，被综合利用，能发挥更大的效用。皇帝的信息来源是多方面的，以公文书来说，有秘密的奏折，公开的题本，以及官员的请安折等。面谈，有大臣的，召见、引见官员的，身边太监、宫女的。皇帝将各种途径所得到的信息，常常进行联想，作出综合的考虑。道光帝根据河道总督的报告，就问张集馨水患的事情，听取他的意见，张集馨夏汛、秋汛的辨析，对河督奏报水涨心理状态的明察秋毫，使忧心于水灾的道光帝明了怎样正确对待那些奏报，这大约也是道光帝欣赏张集馨的原因，所以对他屡屡加官，若不是他的驾崩，张集馨的仕宦之途一定会进至封疆大吏，而不会终老于藩司之任。咸丰帝根据浙江巡抚的报告，担心地方治安，太平军、捻军的长期战争，正在进行中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将他弄得焦头烂额，地方上再出事，安内攘夷的战争还怎么打下去！当然一听说有民变就心急火燎的，段光清凭着自家平服土匪的经验，告诉皇帝不要紧，有法可治，咸丰帝就像吃了定心丸——安下心来。咸丰朝的先安内后攘夷的方针正在进行中，但皇帝在英法联军咄咄进逼的状况下，对这种方针不能不进行再思考，听了段光清的意见，他和朝臣心情就平静一些了。这种将各种信息资源调动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作出政令的判决，是图治精神的体现。


2.道光帝是有见识而缺乏刚毅性格的君主

    关于道光帝的识见、性格，慕恒义等人认为他“犹豫不决，愚昧无知，气度狭小”（注：慕恒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旻宁》下册，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喻大华评价道光帝：“不是昏君，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能力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在用人方面，“一是谨慎过度，二是缺乏定见”（注：朱诚如主编《清朝通史·道光朝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7、459页。）。他们所论均有事实凭据，笔者在这里不是要同他们讨论什么事情，而是谈一点想法。

    考察道光帝的识见有三桩事情可做依据。其一是继位之初的接受军机大臣英和的建议，清查陋规，整顿吏治，然而刚一实行，遭到朝内外官僚的反对，他立即罢手，并将英和撤职。其二是支持禁烟派，任用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但是英国军舰一打，他又软了下来，订立屈辱的南京条约，并惩办禁烟中坚人物。其三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前已说过，他在道光十五年(1835)要求张集馨留心经世之学，二十一年(1841)他在策试贡士的“制”文中云：“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注：《清宣宗实录》卷351，“二十一年三月”条，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务实，这是道光帝的一贯主张。清厘陋规整饬吏治，严禁鸦片烟毒，是朝政中的大局，是势在必行的，道光帝认识到了，抓住了，问题就出在不能紧抓不放上。在道光帝的意识里办理这类事情就是整顿，统统属于他不离口的“整顿”范畴。务实、整顿，说明道光帝是有见识的，也是有主见的，确实不是昏君，但是他不能坚持主见，反映了性格中软弱的一面。似乎可以说道光帝能够察觉朝政中固有的那些问题和弊病，至于外国侵略者的汹汹来势之不能识及，就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所能够认识到的，可以不作深论。要之，道光帝是有识之君，而没有坚毅的品格来支持他坚定自家的主见；而之所以显得主见不足，除了本身的主观成分，还受着客观因素的制约，令他无法坚持固有的识见。


3.咸丰帝的好学与不成熟

    《清史稿》对咸丰帝的评价是相当不错的，谓之“任贤擢才，洞观肆应；赋民首杜烦苛，治军慎持驭索；辅弼充位，悉出庙算”（注：《清史稿》卷20《文宗本纪》。）。似是睿智善断之君，然而有的当代史家颇为恭亲王奕䜣鸣不平，认为若他登极要比咸丰帝好，则是看不上咸丰帝了。从召见中看咸丰帝是位遇事感觉新鲜，很有好奇心，乐于了解下情，希望获取治理经验。他好问，下指令并不多。他二十岁（实岁十八）登基，应当说他具有有为的年轻人的好学精神。他希望得到的知识和兴趣不妨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国家大政方针。如征求段光清对安内攘夷的意见；问张集馨接受甘肃藏人投诚能否保持安定。二是战争与战术。询问张集馨贼军何以屡攻不克，究竟官兵比贼兵技艺如何，敌军木寨是怎么回事？胜保与僧格林沁两人，用兵优劣如何，胜保打仗真是勇敢吗？张国梁战功多，必有用兵奇异之处，是个粗人，能懂兵法指挥调度吗？哪一省的营兵最为精锐？齐二寡妇以妇女而能御众打仗，过人处何在？（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3-184页。）三是官员相见礼仪。询问张集馨，两司见督抚是何仪注，督抚在什么情形下坐大堂，坐大堂时两司又如何相见，什么是庭参礼，督抚要站起来回礼吗？琦善见属员，必然是倨傲的？胜保是否待人傲慢，连提督、总兵、都统都不让坐？（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9-260页。）四是官员相貌与官兵是否接近女色、男色。问张集馨，胜保帐篷内是否“娇童林立”？向荣是否赳赳之气，是何相貌，是否在战斗中被削去半边脸？知道不知道江北兵勇私养女人，不肯打仗？（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3页。）

    前面两点的咨询是完全必要的，对处理政务、战事必然有益。后面两点不能说全然没有价值，而咸丰帝的发问多半是出于好奇心，试想向荣、张国梁那样勇敢善战，是什么模样，也许有种想象，不如问一问。作为皇帝，自家坐朝的仪式当然清楚，督抚坐大堂与天子不能比拟，不过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好奇心驱使他发问了。如果有机会谈到知县坐堂审案，咸丰帝一定会饶有兴趣地听下去。人云咸丰帝好色，他问将领和军士是否好女色、男色，也许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时间、精力有限，有的事情是无须提出的。

    咸丰帝记忆力可能不好，或者不善于记忆，他同张集馨在六年的谈话，到九年再见时，问了许多重复的事，如张集馨是怎样坠马受伤的，他在仪征老家的人有无在太平军进城时伤亡，张集馨在向荣江南大营是否管粮台、写奏折，张在北京有无住房，福兴表现如何。皇帝日理万机，那些琐事不会记得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咸丰帝丧失的记忆太多了，不便承认他是聪睿之人。说他洞察力很强，似乎根据并不充足。

4.道咸之勤政渊源于清朝家法

    道光帝、咸丰帝之勤于政事，其主观条件是具有不耻下问的精神，在官员的觐见、召见、引见活动中，能够向臣工发问，咨询政事，寻求治理之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继承了先人的传统，接受并实践爱新觉罗氏家法。清朝皇家家法是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勤政，形成若干具体制度，如奏折制、召见引见制。皇帝要批阅密折，通过它了解下情，商讨政务，这种制度为历朝所未有；召见引见制也是清朝创立，以前王朝皇帝若接见几个地方中下级官员（太守县令），被视为贤明之君的盛事，而在清朝府州县官上任都要引见，皇帝面谈，派遣赴任，为往代所不可思议，所以王庆云说，前代“以天子临轩策遣为非常旷典，以今视之，何如哉”（注：王庆云：《石渠余纪》卷2《附纪引见召见守令》，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这种家法促使道光帝、咸丰帝勤理政事，不敢懈怠。从咸丰帝对张集馨召见的时辰来看，六年是辰时，九年推迟了一个时辰，到了巳时，表明他上朝晚了，不知是否为身体的原因，但是坚持召见制度则是毫无疑义的。可见皇家家法在持续执行。


5.君主在客观环境制约下不可能任意行动
   
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容易被人误解，以为他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其实不然，他不仅要受皇帝规范约束，更受着客观环境的制约，不可能完全按照他的主观意志去行动，他也要违心地改变主意，或去做一些事情。下述三事，即为显例。

（1)大肆捐纳。

    清朝的捐纳制，在道咸时期，由于军费比任何时期都多，田赋不可能多收，只有在两个方面增加财政收入，这就是商税方面增收厘金，再有即为大行捐纳。捐纳得官者，如同道光帝所说，他们是将本求利，哪里谈得上廉洁奉公，不过以贪赃枉法为能事，道光帝明知其弊，可是政Ｆ需要额外的金钱，不得不使用捐纳之法，所以他叹息地说：“我既说捐班不好，何以又准开捐？”“无奈经费无所出，部臣既经奏准，伊等（捐纳官员）请训时，何能叫他不去，岂不是骗人么”？（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0页。）他深知这是饮鸩止渴，然而世事如此，不这么做也不行！咸丰帝对张集馨说，“州县亲民，最是要紧”，张集馨则云：“近来经费支绌，皇上准予捐输，流品纷杂，无非得本求利，又未便严加淘汰，以阻其输将之意。将来南服军务廓清，经费有着，皇上亦必澄叙官方”（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0页。）。道、咸二帝为扩充经费来源，不得不开捐任用非人，内心并不安宁，还要听舆论的“闲话”。

(2)羁縻政策。

    对于甘肃藏人的投诚，咸丰帝心存疑虑，怕他们伪降，仍将作乱，故问张集馨：“甘肃野番情形如何？”“投诚靠得住么？”张集馨回奏：因为投诚，给予水草美好的牧地，是心甘情愿的，但是他们好斗成性，将来也可能叛变，目前只好实行羁縻之策。咸丰帝边听边点头，同意他的见解（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6页。）。此时哪里有力量开辟西北战场，不羁縻，也别无良策。

(3)军人跋扈。

    太平天国战争中，浙江要向南京和安徽徽州驻军提供军饷，可是太平军进攻浙江，他们不一定出兵援助浙江，因此段光清对咸丰帝说：“浙江但有筹饷之贵，略无调兵之权。”咸丰帝感到奇怪，严肃地问“巡抚不能调兵乎”？段光清吓得叩头回奏：“巡抚之权原可调兵，特目前浙省境内无兵可调，督兵防守徽州者，乃京堂张芾，督兵防守宁国者乃金陵大营调来总兵郑士魁，俱非浙江巡抚所得而调也。或浙江有警，以信商之，犹可以委员带兵来援，若以扎调之，则断不应调也”。咸丰帝对这种状况，毫无解决的能力，只是“秋然不语者久之”，然后改变话题（注：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9页。）。

鸦片战争、太平军之役以来，皇帝在盲民中、官员在百姓中的权威大为下降。龚自珍就禁烟失败说：“开辟以来，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者也”（注：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与人笺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页。）。段光清则说：“夷扰以来，民不畏官”（注：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2页。）。客观形势造成皇帝权威下降，他们也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现实，于是不得不羁縻叛服不常的少数民族，自我破坏形象的大开捐纳，以维持其政权。



四、余论

    道光十六年(1836)，皇帝召见知府张集馨，告诫他不能光是洁身自好，还要管好属吏：“持身虽严，而不能察吏，尚未能了我事也。”“我岂肯以好好地方，听人糟踏耶！”二十七年(1847)，道光帝召见川臬张集馨，要他赶快赴任，说”我地方要紧，汝明日不用再递牌子（意为不再召见）”（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页。）。道光帝一口一声地“我”的地方，“我”的事情，将国家、地方、政事都视作“我”的。本来，朕即国家，政事、地方、人民都是皇帝的，不必讲了，问题是道光帝这里是要求官员协助他把政事、地方、百姓管理好，使国家安宁、百姓乐业，从这里我们看到道光帝的治理好国家的一种责任感。他将国家、人民看作是他所有的，很自然地具有管好的责任。因此说他有责任心，不足为奇。“朕即国家”，是专制Ｚ義的代名词，皇帝是专制Ｚ義的象征，对这种专制皇权应予批评，多年来都是如此做的。不过皇帝对国家的那种高度责任心，以至有的亡国之君以身来殉社稷，后世走马灯式的国家治理者很难有那样强烈的感情。因之，高度责任感的治国精神是值得提倡和继承的。

    道光帝遗诏：“仰为列圣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注：《清宣宗实录》卷351，“二十一年三月”条，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道光帝是遵循皇家家法的，咸丰帝也是如此。清朝的“勤政爱民”家法，确是代代相传。这是将皇帝对国家臣民的责任心具体化了，应有可以称道的内容。(3)道路交通。

道、咸二帝不像他们的祖先康、雍、乾三帝巡幸的地方多，地理知识多来自书本和臣下口述，因而常在召见中问及有关事情。咸丰帝因张集馨将赴福建之任，遂在九年五月召见中详细询问去福建的路程及交通情形，兹将张集馨的记录抄录于次：

上曰：“自京至福建省有多少路？”对曰：“七十余站。”上曰：“仙霞岭一日过得去否？”对曰：“可以过去。”上曰：“汝今年能到任否？”对曰：“臣亦想赶于年底接印，恐长途风水阻滞，不能刻期。”上曰：“到福建有水路通否？”对曰：“自京至王家营系旱道，自清江雇船至杭州换船至衢州起岸，便是旱路。”上曰：“必要走苏杭？”对曰：“是，此系驿路大道”。（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6页。）

从交谈中可知，咸丰帝地理知识不少，仙霞岭之外，王家营、清江、衢州等地应是知道的，否则会提出来的；不过他由此得知到福建的具体走法，以及必经苏杭的原因，也可能消除他一种误解：以为走苏杭是为游逛。

(4)水利水患。

道光帝于十五年(1835)五月召见张集馨的这一天，正好见到河道总督关于南河水涨的报告，心中不悦，说“黄水陡长丈余，岂不可虑？”张集馨回奏，夏天涨水不足忧虑，因此时天亢，随涨随消，可忧的是秋汛，涨水不能消退。接着又奏称，河道总督奏报是怕万一出事，好以早经奏闻推卸责任，而他下面的人故意将水情说得严重，以便兴办河工，从中渔利。道光帝边听边点头，表示明白了个中缘由（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页。）。

(5)收成口粮。

就在上述讲水患的那天，道光帝问到张集馨故里扬州所生产的粮食够不够本地食用？为什么要仰赖四川、湖广粮食？（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页。）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川臬张集馨奉召由成都到京，道光帝问他沿途年景如何？回答：“各省皆收成丰稔，且已早得大雪，麦苗滋润，来年可庆有秋”。又问成都米粮够不够民间食用（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页。）。

(6)民风民情和民众运动。

上述道光帝询问从四川到京师沿路年景，同时还问民情和地方是否安静，近年四川游民比从前如何？又同张集馨讨论鱼米之乡的四川为什么游民那样多（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119页。）。咸丰年间太平军、捻军战事连年，迫使咸丰帝更其关注地方治安和民众运动。九年询问张集馨，湖广白莲教齐二寡妇为何能以一个妇人聚众闹出那么大事，四川民风为什么强悍？又详细了解福建的械斗始于何时，械斗情形，如何完结，丧命的人赔偿价码，地方官为什么不弹压？（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2-267页。）同年召见段光清之时，恰值浙江巡抚奏报余姚佃农抗租，聚众进城，焚烧恶霸邵五住宅及富户李、谢二姓之家，咸丰帝问段光清是否知道此事，段光清知其详情，不愿细说，只说主佃发生口角，即使有一二莠民煽动，不过土匪之类。咸丰帝一听到土匪就紧张了，急忙问“土匪不虞滋事乎？”“知县能平土匪乎？”段光清作了知县能平土匪的回答，咸丰帝情绪才缓和下来（注：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0页。）。

(7)少数民族战事。

甘肃、青海的藏人与农耕的汉人、游牧的蒙古人多有纠纷，咸丰五年(1855)甘肃方面发兵征讨，青海办事大臣反对，形成案件。次年，咸丰帝询问张集馨到底该不该打，并问该案的审判经过。三年后，咸丰帝再次询问甘肃藏人的事，他们的投诚是否靠得住。前面说过道光帝向张集馨查问四川总督琦善带兵攻打中瞻对藏人的事，咸丰帝又问道：“中瞻对是何地方，夷人是何种类，因何起衅”？（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0页。）犹在追询历史往事，增长知识。



三、道咸的勤政图治、性格与清朝家法

    道光、咸丰二帝召见的官员很多，召见张集馨、段光清二人的大体情形，已见于上面的说明，从中可以窥视道、咸勤政与施政的一个侧面，他们的性格才能某一个方面，以及清朝皇家家法的积极影响。


1.召见是道、咸勤政图治的一种表现

    召见、引见中下级官员是道光帝、咸丰帝日常事务，每日晨起，先见军机大臣，议事决策，发下昨日或先前批阅的奏折、题本，接着可能就是召见、引见内外官员。召见、引见几乎成为日课。对于藩臬的召见，每一回都是交谈几次，连续进行，道光帝于二十七年(1847)八月召见行将赴任的川臬张集馨，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三次面谈，二十一日的轮空，是因为道光帝去黑龙坛求雨，未能正常办公。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的召见，系在初三、初四、初五三天。咸丰帝于六年(1856)十月召见张集馨，第一次在初三日，次后于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日进行，共计五次；二十日的见面，本来订在十六日，因咸丰帝生病推迟到这一天。九年(1859)的召见，分别在五月十九日、六月初九日、十六日、十七日和十八日五次完成。同年三月的召见段光清，也是会面五次，且是连续进行的。藩、臬的召见，清朝旧制，只有一次面圣的机会，所谓：“旧例藩、臬入觐，虽许条奏地方事宜，然仅由通政司投递，引见一次，辞朝，即行”。康熙二十二年(1683)接受左都御史徐元文的建议，增加会面次数，以便官员陈奏地方事务，皇帝予以咨访，观察其人的才具优劣，以及督抚保举是否得当（注：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3，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至此藩、臬有了不只一次的面君机会。正是在这一制度下，道光帝、咸丰帝每回召见张集馨、段光清几次，动辄三五次，真是不嫌繁细，实为一种勤于理政的表现。

    召见的时间，都是在上午早些时候。段光清记录他的召见，每次都是在黎明进宫，等候面君。张集馨对召见的钟点笔录有时严谨一些。道光二十九年的召见，都是五更到宫门等候。咸丰六年十月初三日辰刻（七时－九时）在大内养心殿召见，十三日也是辰刻在圆明园勤政殿会面；十五日丑正（二时）张集馨进圆明园等候，辰初（七时）见咸丰帝骑马过来，张集馨在最后被召见，时在巳正（十时）；二十日仍然是辰刻召见（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8页。）。咸丰九年的召见，均在巳刻（九时－十一时）进行，五月十八日这一天，是在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的，张集馨于卯刻（五时－七时）到宫门侍侯，辰正（八时）见咸丰帝乘马而至（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5页。）。据做过军机章京的赵翼记忆，乾隆帝每天必定在卯刻起床，冬天时节驾临乾清官，还要点寸许的蜡烛天才明亮（注：赵翼：《簷曝杂记》卷1《圣躬勤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页。）。咸丰帝基本上在辰刻以前会见军机大臣，而在辰刻召见地方官员，还是传承了祖宗的惯例。据此而言，对道、咸二帝，仍然可以用赵翼的“圣躬勤政”来形容他们的勤于处理政务。

    在召见过程中，如前所述，道光帝、咸丰帝获得很多政治、军事、吏治、民风的信息，关于官员优劣的情报，为他们的施政决策提供了思考的素材，所以我们说召见是皇帝信息来源的一种渠道，是理政所不可或缺。但是这仅是召见的表面效果，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信息，与其他来源的资料相结合，被综合利用，能发挥更大的效用。皇帝的信息来源是多方面的，以公文书来说，有秘密的奏折，公开的题本，以及官员的请安折等。面谈，有大臣的，召见、引见官员的，身边太监、宫女的。皇帝将各种途径所得到的信息，常常进行联想，作出综合的考虑。道光帝根据河道总督的报告，就问张集馨水患的事情，听取他的意见，张集馨夏汛、秋汛的辨析，对河督奏报水涨心理状态的明察秋毫，使忧心于水灾的道光帝明了怎样正确对待那些奏报，这大约也是道光帝欣赏张集馨的原因，所以对他屡屡加官，若不是他的驾崩，张集馨的仕宦之途一定会进至封疆大吏，而不会终老于藩司之任。咸丰帝根据浙江巡抚的报告，担心地方治安，太平军、捻军的长期战争，正在进行中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将他弄得焦头烂额，地方上再出事，安内攘夷的战争还怎么打下去！当然一听说有民变就心急火燎的，段光清凭着自家平服土匪的经验，告诉皇帝不要紧，有法可治，咸丰帝就像吃了定心丸——安下心来。咸丰朝的先安内后攘夷的方针正在进行中，但皇帝在英法联军咄咄进逼的状况下，对这种方针不能不进行再思考，听了段光清的意见，他和朝臣心情就平静一些了。这种将各种信息资源调动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作出政令的判决，是图治精神的体现。


2.道光帝是有见识而缺乏刚毅性格的君主

    关于道光帝的识见、性格，慕恒义等人认为他“犹豫不决，愚昧无知，气度狭小”（注：慕恒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旻宁》下册，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喻大华评价道光帝：“不是昏君，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能力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在用人方面，“一是谨慎过度，二是缺乏定见”（注：朱诚如主编《清朝通史·道光朝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7、459页。）。他们所论均有事实凭据，笔者在这里不是要同他们讨论什么事情，而是谈一点想法。

    考察道光帝的识见有三桩事情可做依据。其一是继位之初的接受军机大臣英和的建议，清查陋规，整顿吏治，然而刚一实行，遭到朝内外官僚的反对，他立即罢手，并将英和撤职。其二是支持禁烟派，任用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但是英国军舰一打，他又软了下来，订立屈辱的南京条约，并惩办禁烟中坚人物。其三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前已说过，他在道光十五年(1835)要求张集馨留心经世之学，二十一年(1841)他在策试贡士的“制”文中云：“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注：《清宣宗实录》卷351，“二十一年三月”条，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务实，这是道光帝的一贯主张。清厘陋规整饬吏治，严禁鸦片烟毒，是朝政中的大局，是势在必行的，道光帝认识到了，抓住了，问题就出在不能紧抓不放上。在道光帝的意识里办理这类事情就是整顿，统统属于他不离口的“整顿”范畴。务实、整顿，说明道光帝是有见识的，也是有主见的，确实不是昏君，但是他不能坚持主见，反映了性格中软弱的一面。似乎可以说道光帝能够察觉朝政中固有的那些问题和弊病，至于外国侵略者的汹汹来势之不能识及，就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所能够认识到的，可以不作深论。要之，道光帝是有识之君，而没有坚毅的品格来支持他坚定自家的主见；而之所以显得主见不足，除了本身的主观成分，还受着客观因素的制约，令他无法坚持固有的识见。


3.咸丰帝的好学与不成熟

    《清史稿》对咸丰帝的评价是相当不错的，谓之“任贤擢才，洞观肆应；赋民首杜烦苛，治军慎持驭索；辅弼充位，悉出庙算”（注：《清史稿》卷20《文宗本纪》。）。似是睿智善断之君，然而有的当代史家颇为恭亲王奕䜣鸣不平，认为若他登极要比咸丰帝好，则是看不上咸丰帝了。从召见中看咸丰帝是位遇事感觉新鲜，很有好奇心，乐于了解下情，希望获取治理经验。他好问，下指令并不多。他二十岁（实岁十八）登基，应当说他具有有为的年轻人的好学精神。他希望得到的知识和兴趣不妨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国家大政方针。如征求段光清对安内攘夷的意见；问张集馨接受甘肃藏人投诚能否保持安定。二是战争与战术。询问张集馨贼军何以屡攻不克，究竟官兵比贼兵技艺如何，敌军木寨是怎么回事？胜保与僧格林沁两人，用兵优劣如何，胜保打仗真是勇敢吗？张国梁战功多，必有用兵奇异之处，是个粗人，能懂兵法指挥调度吗？哪一省的营兵最为精锐？齐二寡妇以妇女而能御众打仗，过人处何在？（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3-184页。）三是官员相见礼仪。询问张集馨，两司见督抚是何仪注，督抚在什么情形下坐大堂，坐大堂时两司又如何相见，什么是庭参礼，督抚要站起来回礼吗？琦善见属员，必然是倨傲的？胜保是否待人傲慢，连提督、总兵、都统都不让坐？（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9-260页。）四是官员相貌与官兵是否接近女色、男色。问张集馨，胜保帐篷内是否“娇童林立”？向荣是否赳赳之气，是何相貌，是否在战斗中被削去半边脸？知道不知道江北兵勇私养女人，不肯打仗？（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3页。）

    前面两点的咨询是完全必要的，对处理政务、战事必然有益。后面两点不能说全然没有价值，而咸丰帝的发问多半是出于好奇心，试想向荣、张国梁那样勇敢善战，是什么模样，也许有种想象，不如问一问。作为皇帝，自家坐朝的仪式当然清楚，督抚坐大堂与天子不能比拟，不过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好奇心驱使他发问了。如果有机会谈到知县坐堂审案，咸丰帝一定会饶有兴趣地听下去。人云咸丰帝好色，他问将领和军士是否好女色、男色，也许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时间、精力有限，有的事情是无须提出的。

    咸丰帝记忆力可能不好，或者不善于记忆，他同张集馨在六年的谈话，到九年再见时，问了许多重复的事，如张集馨是怎样坠马受伤的，他在仪征老家的人有无在太平军进城时伤亡，张集馨在向荣江南大营是否管粮台、写奏折，张在北京有无住房，福兴表现如何。皇帝日理万机，那些琐事不会记得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咸丰帝丧失的记忆太多了，不便承认他是聪睿之人。说他洞察力很强，似乎根据并不充足。

4.道咸之勤政渊源于清朝家法

    道光帝、咸丰帝之勤于政事，其主观条件是具有不耻下问的精神，在官员的觐见、召见、引见活动中，能够向臣工发问，咨询政事，寻求治理之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继承了先人的传统，接受并实践爱新觉罗氏家法。清朝皇家家法是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勤政，形成若干具体制度，如奏折制、召见引见制。皇帝要批阅密折，通过它了解下情，商讨政务，这种制度为历朝所未有；召见引见制也是清朝创立，以前王朝皇帝若接见几个地方中下级官员（太守县令），被视为贤明之君的盛事，而在清朝府州县官上任都要引见，皇帝面谈，派遣赴任，为往代所不可思议，所以王庆云说，前代“以天子临轩策遣为非常旷典，以今视之，何如哉”（注：王庆云：《石渠余纪》卷2《附纪引见召见守令》，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这种家法促使道光帝、咸丰帝勤理政事，不敢懈怠。从咸丰帝对张集馨召见的时辰来看，六年是辰时，九年推迟了一个时辰，到了巳时，表明他上朝晚了，不知是否为身体的原因，但是坚持召见制度则是毫无疑义的。可见皇家家法在持续执行。


5.君主在客观环境制约下不可能任意行动
   
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容易被人误解，以为他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其实不然，他不仅要受皇帝规范约束，更受着客观环境的制约，不可能完全按照他的主观意志去行动，他也要违心地改变主意，或去做一些事情。下述三事，即为显例。

（1)大肆捐纳。

    清朝的捐纳制，在道咸时期，由于军费比任何时期都多，田赋不可能多收，只有在两个方面增加财政收入，这就是商税方面增收厘金，再有即为大行捐纳。捐纳得官者，如同道光帝所说，他们是将本求利，哪里谈得上廉洁奉公，不过以贪赃枉法为能事，道光帝明知其弊，可是政Ｆ需要额外的金钱，不得不使用捐纳之法，所以他叹息地说：“我既说捐班不好，何以又准开捐？”“无奈经费无所出，部臣既经奏准，伊等（捐纳官员）请训时，何能叫他不去，岂不是骗人么”？（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0页。）他深知这是饮鸩止渴，然而世事如此，不这么做也不行！咸丰帝对张集馨说，“州县亲民，最是要紧”，张集馨则云：“近来经费支绌，皇上准予捐输，流品纷杂，无非得本求利，又未便严加淘汰，以阻其输将之意。将来南服军务廓清，经费有着，皇上亦必澄叙官方”（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0页。）。道、咸二帝为扩充经费来源，不得不开捐任用非人，内心并不安宁，还要听舆论的“闲话”。

(2)羁縻政策。

    对于甘肃藏人的投诚，咸丰帝心存疑虑，怕他们伪降，仍将作乱，故问张集馨：“甘肃野番情形如何？”“投诚靠得住么？”张集馨回奏：因为投诚，给予水草美好的牧地，是心甘情愿的，但是他们好斗成性，将来也可能叛变，目前只好实行羁縻之策。咸丰帝边听边点头，同意他的见解（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6页。）。此时哪里有力量开辟西北战场，不羁縻，也别无良策。

(3)军人跋扈。

    太平天国战争中，浙江要向南京和安徽徽州驻军提供军饷，可是太平军进攻浙江，他们不一定出兵援助浙江，因此段光清对咸丰帝说：“浙江但有筹饷之贵，略无调兵之权。”咸丰帝感到奇怪，严肃地问“巡抚不能调兵乎”？段光清吓得叩头回奏：“巡抚之权原可调兵，特目前浙省境内无兵可调，督兵防守徽州者，乃京堂张芾，督兵防守宁国者乃金陵大营调来总兵郑士魁，俱非浙江巡抚所得而调也。或浙江有警，以信商之，犹可以委员带兵来援，若以扎调之，则断不应调也”。咸丰帝对这种状况，毫无解决的能力，只是“秋然不语者久之”，然后改变话题（注：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9页。）。

鸦片战争、太平军之役以来，皇帝在盲民中、官员在百姓中的权威大为下降。龚自珍就禁烟失败说：“开辟以来，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者也”（注：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与人笺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页。）。段光清则说：“夷扰以来，民不畏官”（注：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2页。）。客观形势造成皇帝权威下降，他们也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现实，于是不得不羁縻叛服不常的少数民族，自我破坏形象的大开捐纳，以维持其政权。



四、余论

    道光十六年(1836)，皇帝召见知府张集馨，告诫他不能光是洁身自好，还要管好属吏：“持身虽严，而不能察吏，尚未能了我事也。”“我岂肯以好好地方，听人糟踏耶！”二十七年(1847)，道光帝召见川臬张集馨，要他赶快赴任，说”我地方要紧，汝明日不用再递牌子（意为不再召见）”（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页。）。道光帝一口一声地“我”的地方，“我”的事情，将国家、地方、政事都视作“我”的。本来，朕即国家，政事、地方、人民都是皇帝的，不必讲了，问题是道光帝这里是要求官员协助他把政事、地方、百姓管理好，使国家安宁、百姓乐业，从这里我们看到道光帝的治理好国家的一种责任感。他将国家、人民看作是他所有的，很自然地具有管好的责任。因此说他有责任心，不足为奇。“朕即国家”，是专制Ｚ義的代名词，皇帝是专制Ｚ義的象征，对这种专制皇权应予批评，多年来都是如此做的。不过皇帝对国家的那种高度责任心，以至有的亡国之君以身来殉社稷，后世走马灯式的国家治理者很难有那样强烈的感情。因之，高度责任感的治国精神是值得提倡和继承的。

    道光帝遗诏：“仰为列圣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注：《清宣宗实录》卷351，“二十一年三月”条，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道光帝是遵循皇家家法的，咸丰帝也是如此。清朝的“勤政爱民”家法，确是代代相传。这是将皇帝对国家臣民的责任心具体化了，应有可以称道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