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改造伪满战犯回忆（金 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21:58:51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09-06
作者：金 源
1950年7月31日，一列押送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驶入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车站。8月1日，苏联政府向我国政府正式移交了以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为首的六十余名伪满战犯。8月3日下午，这批战犯被安全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从此，这些伪满战犯便开始了弃旧自新的改造生涯。
一、统一思想
抚顺战犯管理所当时有一百多名工作人员，大多数是由东北公安部、司法部和卫生部从各自系统选拔来的。由于中苏双方交接战犯工作匆忙，准备工作来不及，大部分调来人员工作不够安心。从总体上看，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因部分人的亲属或战友被敌人杀害，因而与日伪战犯有不共戴天之仇；二是一部分人觉得看管战犯“没出息”，急于想去朝鲜战场杀敌立功。具体讲，每个人的情况又各有不同。调来前是科长、股长的，调来后变成了“管教”，认为自己是“大材小用”；原来是部队里的连、排级干部，调来后当看守员，认为自己是“降了级”；医护人员觉得在卫生所工作，没有在大医院里有前途；翻译人员觉得为日本战犯当翻译“脸面不光彩”；炊事人员则认为“槽里有草饿不死驴”，对上级制定的伙食标准不认真落实。针对上述情况，孙明斋、曲初两位所长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终于使所有工作人员都安下心来，决心以教育改造好日伪战犯的历史创举，来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进而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孙明斋所长还经常教育大家要细心地观察、研究所有战犯的思想变化与表现，他常说知己知彼，方能常胜不殆。
二、相识皇帝
伪满战犯抵达抚顺后，管理所派车将他们接回。那时，他们还很重视君臣之礼，我记得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首先下车，伪满国务院总理大臣张景惠，伪满外交部大臣阮振铎、伪满勤劳部大臣于镜涛、伪满经济部大臣于静远，以及溥仪的老岳父荣源等人跟随其后，鱼贯而行地进入监舍。溥仪头戴黑礼帽，身着黑西服，一手持文明杖，一手挎件风衣，随身携带一个黑皮箱。据说，他身上的西服还是1946年8月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时，苏联政府特为他做的。溥仪1945年8月被俘，在苏联囚禁了5年，他虽早已不再是“皇帝”了，然而到所初期，却依然摆出一副威严的架式。这使我回忆起1944年的秋天，溥仪作为伪满皇帝到齐齐哈尔视察。从东站到嫩江饭店，沿途十华里，站满了我们这些被组织参加欢迎的学生队伍。当时，我虽然也对伪满官僚不满，但当溥仪坐车路过时，还是给他行了一个鞠躬礼，其间我还偷看了他一眼，感觉他很威风。今天，看到刚刚迈进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虽仍摆出一副清高威严的架式，但他毕竟已感到内心有愧，所以，言行相抵，举止矛盾。看到当年的伪满皇帝已成为阶下囚，我突然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和肩负使命的重大意义。
随后，我们逐一对他们进行登记和检查，尔后送他们到事先指定的各个监舍。溥仪开始住在一所一号室和三号室，他的监室内住12人，全是“小家族”成员。溥仪的起居、饮食等日常生活全由几个侄儿和他从故宫带出来的太监李国雄照料。这时，溥仪虽身为战犯，但实际上却在继续当“皇帝”。经孙明斋所长研究，认为溥仪仍旧是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完全依赖别人的寄生虫生活，不利于对他进行改造。于是，作出调室决定，让他脱离“小家族”，与其他大臣一起生活，使他自己照料自己的生活。可是，溥仪却苦苦哀求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我离开他们就等于死，……”
经我们几次找他谈话，教育他必须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自己的生活。同时，也考虑到，让他一下子做到生活自理也不现实，遂决定留李国雄在他身边再呆一个月，并限定李国雄一个月内教会他穿衣、叠被等生活自理能力。开始，溥仪丑态百出，闹出不少笑话。一次起床后，到室外运动，他穿衣叠被手忙脚乱，怎么也干不好。生活组长毓喦喊口令，大家都在外面排好队，最后一个出来，衣服纽扣也扣错了，裤扣开着。毓喦看他这个样子，便大声训斥说：“溥仪，衣服怎么穿的？出列！”溥仪只好站出队列系扣子。群臣们见皇上还不如自己，哄堂大笑。溥仪思想压力很大，毓喦也不再使用“上边”一词尊称了。由此，溥仪下决心学会生活自理。经帮教，两个多月后，溥仪果然迈出了改造的第一步，他在日常起居生活中已能基本上自理了。
三、北上转移
1950年10月，朝鲜战局吃紧，美国侵略者和李承晚伪军把侵略战火烧到鸭绿江畔。辽宁的沈阳、鞍山、本溪、抚顺等重工业城市都是敌机空袭轰炸的重点。因此，中央决定将辽宁的一部分重工业企业北移，同时决定将抚顺关押的日伪战犯全部北迁哈尔滨。
1950年10月15日，周恩来总理电告东北局和公安部，在北迁途中要做到安全管理，不跑一个人，不死一个人，保证全部战犯安全转移。周总理的指示经东北公安部下达后，我们全所同志在三天时间内，全力以赴，做好了北迁的各种准备工作。总务科长张实同志和东北公安部同志前去包专列，其他同志则分头为战犯准备御寒棉衣和途中必需的食品等。就这样，伪满群臣顺利转移到了哈尔滨市道外景阳街看守所。这期间，战犯们的思想极度混乱，人人都处在观望、恐惧之中。伪满大臣们多数人把美帝国主义的势力看得很重，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江作战是“惹火烧身”、“鸡蛋碰石头”等等。溥仪则担心共产党一旦大势一去，江山难保，必先动手拿他试问。加上哈尔滨道外公安分局看守所居住条件很差，这里原本是伪满时期修建的关押普通犯人的预审看守所，因而使战犯们更加觉得共产党不行了。这时，所里根据战犯们时时关心战局发展以及自己前途命运等情况，给他们订了《东北日报》。开始，他们从报上看到中朝人民军队取得第一次反攻击战役胜利的消息，谁也不相信。直到中朝人民军队把美军赶到三八线的消息传来之后，有些人还认为是共产党在吹嘘。但也有人认为“别的可以吹，占领的地盘不能假呀！”抗美援朝战争的节节胜利，对教育改造伪满战犯的立场、观点起到了关键作用。
1951年春末，有一天，溥仪写了一张条子给所长，要求谈话。李勃涛同志当时分管伪满战犯的管教工作，代表所方同他谈话。溥仪说，他有一件国宝要献给政府。李勃涛请示所长后，当天便收到了溥仪交出的一套乾隆皇帝用过的无价之宝。这是一块用田黄石雕刻的，以三条田黄石链条相连在一起的三颗玉玺。溥仪表示，报纸刊载全国人民为支援抗美援朝都在捐献飞机大炮，他献国宝是略表心意。为此，所方只好暂时替他保管起来。孙明斋所长还对他说：“对于人民来说，更有价值的是人，是经过改造好了的人。”这使溥仪深受教育。随着朝鲜战局形势的好转，战犯们的思想情绪比先前稳定了，但仍有些人认为美帝国主义必胜无疑。这时，伪满战犯从道外迁到道里警察街哈尔滨市公安局宿舍一个小院落，此处比道外看守所条件好些，空气也很好，离松花江约有三四百米远。一次，我给战犯们做了一次有关朝鲜战局的形势报告，尽管我提出许多事实说明抗美援朝战争必胜的道理，但一些人仍将信将疑。
1953年8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同志回国，准备就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这位朝鲜战场上的常胜将军来到了战犯管理所参观时，我们向他汇报了战犯们对朝鲜战争有不同认识的思想情况。他听后哈哈大笑说：“这些人不可能知道人民军队为什么能打胜仗的道理。”我们请陈赓同志为战犯们做一场报告，陈将军听后摇摇手，风趣地说：“不行、不行，他们以前是皇上、大臣，我怎么能给他们做报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得回去请示请示。”第2天，陈赓同志的秘书打电话给管理所，同意做报告。
第3天下午，天气睛朗，60余名伪满战犯集合在院子里，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静静地聆听陈将军特意为他们作的有关朝鲜战争形势的报告。身着普通军装的陈赓将军没有用讲稿，像讲故事般地娓娓道来。他讲了中朝人民军队如何并肩作战，如何把战线推至“三八”线南，逼得入侵者在板门店签了字。他还讲了我军有铁的纪律，既使在我们后方供给不足，前线饮水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一个战士随便摘朝鲜老百姓的苹果。他还专门讲了上甘岭战役经过，以及我志愿军为打击侵略者忘我奋战的感人事迹。最后，陈赓同志说：“有这样的军队我们怎能不打胜仗呢！战争的性质决定着美帝必败是必然趋势，中朝军队的胜利也是历史的必然。”战犯们在台下听得鸦雀无声。
陈将军一个半小时生动感人的报告，使战犯们擦亮了眼睛，认清了形势，在思想深处触动很深。孙明斋所长和我共同研究决定，抓住有利时机，组织战犯们进行深入讨论。伪满皇帝溥仪检讨了他原来看重美帝国主义，看不起人民力量的错误想法；伪经济部大臣于静远说，他所以从未相信过共产党，就在于他骨子里有崇洋媚外的奴才思想。其他伪满战犯也都纷纷检查了各自的错误思想。伪满战犯在思想观念上开始发生了重大转变，为他们脱胎换骨改造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细致工作
1954年3月，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彻底胜利，战犯管理所遂由哈尔滨迁回抚顺。随着形势的好转，战犯们思想情绪逐步稳定，管教人员越来越注意工作方法。特别是通过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大家对教育改造战犯的重要性认识普遍提高了，因而工作态度由先前的冷”变成了“热”。在这种情况下，毓喦揭发说，他随溥仪从苏联回来，溥仪担心回国后被杀头，便决定立他为嗣。同时，帮助溥仪在夹层箱子里，将由皇宫内带出去的珍宝藏在里面。毓喦说：“我回国后一直没有说，我是罪人。溥仪罪大恶极，我还帮他隐瞒。”
孙所长说：”你今天认识到了，并能检举，我相信，有一天，溥仪也会交出来的。”
毓喦观察了三个星期，见溥仪没有动静，非常着急，找所方谈话。这次是我跟他谈的，当时的管教员王光同志作记录。毓喦告诉我：“根据所长的指示，我注意观察溥仪，可他没有什么变化呀。”他哭着说：“出出进进的，我总是看到那只黑箱子，心里难受，只有早日交出来，我心里才会舒服。”我告诉他，现在不是急于交东西，而是要帮助溥仪转变思想。我一再劝告毓喦要耐心等待。这样，他才答应回去了。过了几日，毓喦熬不住人，主动给溥仪写了张纸条，告诉他箱子中藏的东西是人民的劳动成果，自己不坦白是罪上加罪。溥仪见小家族众叛亲离，连毓也离心离德，十分生气。毓喦不肯罢休，第二次又写纸条，在打饭的时候对溥仪说：“我从前给你藏在箱底的东西，你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待，政府一定会宽大处理”。溥仪就像他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记述的那样：“一股怒火在我胸中陡然升起，但过了不大时间，怒火就被一股冷气压熄了。”他明白，被检举，自己在政治上不利。经过一个星期的思想斗争，他认为“与其被揭发出来，还不如主动交代的好。”溥仪终于提出了要向政府坦白一件事。
这天下午，所长找我和王光到他办公室，商量决定由我和王光同志找溥仪谈话。同时指出只要溥仪承认错误，肯作检查，我们还是要鼓励他。溥仪来后，我们给他沏了茶，递上烟。溥仪还未曾开口就眼泪汪汪，他承认自己是犯罪行为，他说：“现在经过教育，我知道，这些东西本来不是我的，是人民的，只是直到今天，我才懂得，才想起了要坦白交代。我说：“今天你自己来坦白，承认了错误，说明你有悔悟表现，你在改造中有了新的进步”。谈完话后，所里派王光和另一名同志对溥仪交出的486件珍宝逐一进行了登记，并指派专人妥为保管。从此，溥仪消除了顾虑，坦白认罪又有新的进展。
1964年我到溥仪家里看望他时，溥仪还提起交珍宝这件事。溥仪说，原来我不知道所里已经掌握了这个秘密，自己还在那里做梦呢。所方对我那么关心，在所里时还体会不深，到社会上才真正有了感受。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09-06
作者：金 源
1950年7月31日，一列押送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驶入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车站。8月1日，苏联政府向我国政府正式移交了以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为首的六十余名伪满战犯。8月3日下午，这批战犯被安全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从此，这些伪满战犯便开始了弃旧自新的改造生涯。
一、统一思想
抚顺战犯管理所当时有一百多名工作人员，大多数是由东北公安部、司法部和卫生部从各自系统选拔来的。由于中苏双方交接战犯工作匆忙，准备工作来不及，大部分调来人员工作不够安心。从总体上看，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因部分人的亲属或战友被敌人杀害，因而与日伪战犯有不共戴天之仇；二是一部分人觉得看管战犯“没出息”，急于想去朝鲜战场杀敌立功。具体讲，每个人的情况又各有不同。调来前是科长、股长的，调来后变成了“管教”，认为自己是“大材小用”；原来是部队里的连、排级干部，调来后当看守员，认为自己是“降了级”；医护人员觉得在卫生所工作，没有在大医院里有前途；翻译人员觉得为日本战犯当翻译“脸面不光彩”；炊事人员则认为“槽里有草饿不死驴”，对上级制定的伙食标准不认真落实。针对上述情况，孙明斋、曲初两位所长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终于使所有工作人员都安下心来，决心以教育改造好日伪战犯的历史创举，来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进而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孙明斋所长还经常教育大家要细心地观察、研究所有战犯的思想变化与表现，他常说知己知彼，方能常胜不殆。
二、相识皇帝
伪满战犯抵达抚顺后，管理所派车将他们接回。那时，他们还很重视君臣之礼，我记得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首先下车，伪满国务院总理大臣张景惠，伪满外交部大臣阮振铎、伪满勤劳部大臣于镜涛、伪满经济部大臣于静远，以及溥仪的老岳父荣源等人跟随其后，鱼贯而行地进入监舍。溥仪头戴黑礼帽，身着黑西服，一手持文明杖，一手挎件风衣，随身携带一个黑皮箱。据说，他身上的西服还是1946年8月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时，苏联政府特为他做的。溥仪1945年8月被俘，在苏联囚禁了5年，他虽早已不再是“皇帝”了，然而到所初期，却依然摆出一副威严的架式。这使我回忆起1944年的秋天，溥仪作为伪满皇帝到齐齐哈尔视察。从东站到嫩江饭店，沿途十华里，站满了我们这些被组织参加欢迎的学生队伍。当时，我虽然也对伪满官僚不满，但当溥仪坐车路过时，还是给他行了一个鞠躬礼，其间我还偷看了他一眼，感觉他很威风。今天，看到刚刚迈进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虽仍摆出一副清高威严的架式，但他毕竟已感到内心有愧，所以，言行相抵，举止矛盾。看到当年的伪满皇帝已成为阶下囚，我突然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和肩负使命的重大意义。
随后，我们逐一对他们进行登记和检查，尔后送他们到事先指定的各个监舍。溥仪开始住在一所一号室和三号室，他的监室内住12人，全是“小家族”成员。溥仪的起居、饮食等日常生活全由几个侄儿和他从故宫带出来的太监李国雄照料。这时，溥仪虽身为战犯，但实际上却在继续当“皇帝”。经孙明斋所长研究，认为溥仪仍旧是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完全依赖别人的寄生虫生活，不利于对他进行改造。于是，作出调室决定，让他脱离“小家族”，与其他大臣一起生活，使他自己照料自己的生活。可是，溥仪却苦苦哀求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我离开他们就等于死，……”
经我们几次找他谈话，教育他必须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自己的生活。同时，也考虑到，让他一下子做到生活自理也不现实，遂决定留李国雄在他身边再呆一个月，并限定李国雄一个月内教会他穿衣、叠被等生活自理能力。开始，溥仪丑态百出，闹出不少笑话。一次起床后，到室外运动，他穿衣叠被手忙脚乱，怎么也干不好。生活组长毓喦喊口令，大家都在外面排好队，最后一个出来，衣服纽扣也扣错了，裤扣开着。毓喦看他这个样子，便大声训斥说：“溥仪，衣服怎么穿的？出列！”溥仪只好站出队列系扣子。群臣们见皇上还不如自己，哄堂大笑。溥仪思想压力很大，毓喦也不再使用“上边”一词尊称了。由此，溥仪下决心学会生活自理。经帮教，两个多月后，溥仪果然迈出了改造的第一步，他在日常起居生活中已能基本上自理了。
三、北上转移
1950年10月，朝鲜战局吃紧，美国侵略者和李承晚伪军把侵略战火烧到鸭绿江畔。辽宁的沈阳、鞍山、本溪、抚顺等重工业城市都是敌机空袭轰炸的重点。因此，中央决定将辽宁的一部分重工业企业北移，同时决定将抚顺关押的日伪战犯全部北迁哈尔滨。
1950年10月15日，周恩来总理电告东北局和公安部，在北迁途中要做到安全管理，不跑一个人，不死一个人，保证全部战犯安全转移。周总理的指示经东北公安部下达后，我们全所同志在三天时间内，全力以赴，做好了北迁的各种准备工作。总务科长张实同志和东北公安部同志前去包专列，其他同志则分头为战犯准备御寒棉衣和途中必需的食品等。就这样，伪满群臣顺利转移到了哈尔滨市道外景阳街看守所。这期间，战犯们的思想极度混乱，人人都处在观望、恐惧之中。伪满大臣们多数人把美帝国主义的势力看得很重，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江作战是“惹火烧身”、“鸡蛋碰石头”等等。溥仪则担心共产党一旦大势一去，江山难保，必先动手拿他试问。加上哈尔滨道外公安分局看守所居住条件很差，这里原本是伪满时期修建的关押普通犯人的预审看守所，因而使战犯们更加觉得共产党不行了。这时，所里根据战犯们时时关心战局发展以及自己前途命运等情况，给他们订了《东北日报》。开始，他们从报上看到中朝人民军队取得第一次反攻击战役胜利的消息，谁也不相信。直到中朝人民军队把美军赶到三八线的消息传来之后，有些人还认为是共产党在吹嘘。但也有人认为“别的可以吹，占领的地盘不能假呀！”抗美援朝战争的节节胜利，对教育改造伪满战犯的立场、观点起到了关键作用。
1951年春末，有一天，溥仪写了一张条子给所长，要求谈话。李勃涛同志当时分管伪满战犯的管教工作，代表所方同他谈话。溥仪说，他有一件国宝要献给政府。李勃涛请示所长后，当天便收到了溥仪交出的一套乾隆皇帝用过的无价之宝。这是一块用田黄石雕刻的，以三条田黄石链条相连在一起的三颗玉玺。溥仪表示，报纸刊载全国人民为支援抗美援朝都在捐献飞机大炮，他献国宝是略表心意。为此，所方只好暂时替他保管起来。孙明斋所长还对他说：“对于人民来说，更有价值的是人，是经过改造好了的人。”这使溥仪深受教育。随着朝鲜战局形势的好转，战犯们的思想情绪比先前稳定了，但仍有些人认为美帝国主义必胜无疑。这时，伪满战犯从道外迁到道里警察街哈尔滨市公安局宿舍一个小院落，此处比道外看守所条件好些，空气也很好，离松花江约有三四百米远。一次，我给战犯们做了一次有关朝鲜战局的形势报告，尽管我提出许多事实说明抗美援朝战争必胜的道理，但一些人仍将信将疑。
1953年8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同志回国，准备就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这位朝鲜战场上的常胜将军来到了战犯管理所参观时，我们向他汇报了战犯们对朝鲜战争有不同认识的思想情况。他听后哈哈大笑说：“这些人不可能知道人民军队为什么能打胜仗的道理。”我们请陈赓同志为战犯们做一场报告，陈将军听后摇摇手，风趣地说：“不行、不行，他们以前是皇上、大臣，我怎么能给他们做报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得回去请示请示。”第2天，陈赓同志的秘书打电话给管理所，同意做报告。
第3天下午，天气睛朗，60余名伪满战犯集合在院子里，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静静地聆听陈将军特意为他们作的有关朝鲜战争形势的报告。身着普通军装的陈赓将军没有用讲稿，像讲故事般地娓娓道来。他讲了中朝人民军队如何并肩作战，如何把战线推至“三八”线南，逼得入侵者在板门店签了字。他还讲了我军有铁的纪律，既使在我们后方供给不足，前线饮水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一个战士随便摘朝鲜老百姓的苹果。他还专门讲了上甘岭战役经过，以及我志愿军为打击侵略者忘我奋战的感人事迹。最后，陈赓同志说：“有这样的军队我们怎能不打胜仗呢！战争的性质决定着美帝必败是必然趋势，中朝军队的胜利也是历史的必然。”战犯们在台下听得鸦雀无声。
陈将军一个半小时生动感人的报告，使战犯们擦亮了眼睛，认清了形势，在思想深处触动很深。孙明斋所长和我共同研究决定，抓住有利时机，组织战犯们进行深入讨论。伪满皇帝溥仪检讨了他原来看重美帝国主义，看不起人民力量的错误想法；伪经济部大臣于静远说，他所以从未相信过共产党，就在于他骨子里有崇洋媚外的奴才思想。其他伪满战犯也都纷纷检查了各自的错误思想。伪满战犯在思想观念上开始发生了重大转变，为他们脱胎换骨改造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细致工作
1954年3月，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彻底胜利，战犯管理所遂由哈尔滨迁回抚顺。随着形势的好转，战犯们思想情绪逐步稳定，管教人员越来越注意工作方法。特别是通过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大家对教育改造战犯的重要性认识普遍提高了，因而工作态度由先前的冷”变成了“热”。在这种情况下，毓喦揭发说，他随溥仪从苏联回来，溥仪担心回国后被杀头，便决定立他为嗣。同时，帮助溥仪在夹层箱子里，将由皇宫内带出去的珍宝藏在里面。毓喦说：“我回国后一直没有说，我是罪人。溥仪罪大恶极，我还帮他隐瞒。”
孙所长说：”你今天认识到了，并能检举，我相信，有一天，溥仪也会交出来的。”
毓喦观察了三个星期，见溥仪没有动静，非常着急，找所方谈话。这次是我跟他谈的，当时的管教员王光同志作记录。毓喦告诉我：“根据所长的指示，我注意观察溥仪，可他没有什么变化呀。”他哭着说：“出出进进的，我总是看到那只黑箱子，心里难受，只有早日交出来，我心里才会舒服。”我告诉他，现在不是急于交东西，而是要帮助溥仪转变思想。我一再劝告毓喦要耐心等待。这样，他才答应回去了。过了几日，毓喦熬不住人，主动给溥仪写了张纸条，告诉他箱子中藏的东西是人民的劳动成果，自己不坦白是罪上加罪。溥仪见小家族众叛亲离，连毓也离心离德，十分生气。毓喦不肯罢休，第二次又写纸条，在打饭的时候对溥仪说：“我从前给你藏在箱底的东西，你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待，政府一定会宽大处理”。溥仪就像他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记述的那样：“一股怒火在我胸中陡然升起，但过了不大时间，怒火就被一股冷气压熄了。”他明白，被检举，自己在政治上不利。经过一个星期的思想斗争，他认为“与其被揭发出来，还不如主动交代的好。”溥仪终于提出了要向政府坦白一件事。
这天下午，所长找我和王光到他办公室，商量决定由我和王光同志找溥仪谈话。同时指出只要溥仪承认错误，肯作检查，我们还是要鼓励他。溥仪来后，我们给他沏了茶，递上烟。溥仪还未曾开口就眼泪汪汪，他承认自己是犯罪行为，他说：“现在经过教育，我知道，这些东西本来不是我的，是人民的，只是直到今天，我才懂得，才想起了要坦白交代。我说：“今天你自己来坦白，承认了错误，说明你有悔悟表现，你在改造中有了新的进步”。谈完话后，所里派王光和另一名同志对溥仪交出的486件珍宝逐一进行了登记，并指派专人妥为保管。从此，溥仪消除了顾虑，坦白认罪又有新的进展。
1964年我到溥仪家里看望他时，溥仪还提起交珍宝这件事。溥仪说，原来我不知道所里已经掌握了这个秘密，自己还在那里做梦呢。所方对我那么关心，在所里时还体会不深，到社会上才真正有了感受。
作者：金 源
1950年7月31日，一列押送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驶入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车站。8月1日，苏联政府向我国政府正式移交了以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为首的六十余名伪满战犯。8月3日下午，这批战犯被安全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从此，这些伪满战犯便开始了弃旧自新的改造生涯。
一、统一思想
抚顺战犯管理所当时有一百多名工作人员，大多数是由东北公安部、司法部和卫生部从各自系统选拔来的。由于中苏双方交接战犯工作匆忙，准备工作来不及，大部分调来人员工作不够安心。从总体上看，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因部分人的亲属或战友被敌人杀害，因而与日伪战犯有不共戴天之仇；二是一部分人觉得看管战犯“没出息”，急于想去朝鲜战场杀敌立功。具体讲，每个人的情况又各有不同。调来前是科长、股长的，调来后变成了“管教”，认为自己是“大材小用”；原来是部队里的连、排级干部，调来后当看守员，认为自己是“降了级”；医护人员觉得在卫生所工作，没有在大医院里有前途；翻译人员觉得为日本战犯当翻译“脸面不光彩”；炊事人员则认为“槽里有草饿不死驴”，对上级制定的伙食标准不认真落实。针对上述情况，孙明斋、曲初两位所长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终于使所有工作人员都安下心来，决心以教育改造好日伪战犯的历史创举，来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进而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孙明斋所长还经常教育大家要细心地观察、研究所有战犯的思想变化与表现，他常说知己知彼，方能常胜不殆。
二、相识皇帝
伪满战犯抵达抚顺后，管理所派车将他们接回。那时，他们还很重视君臣之礼，我记得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首先下车，伪满国务院总理大臣张景惠，伪满外交部大臣阮振铎、伪满勤劳部大臣于镜涛、伪满经济部大臣于静远，以及溥仪的老岳父荣源等人跟随其后，鱼贯而行地进入监舍。溥仪头戴黑礼帽，身着黑西服，一手持文明杖，一手挎件风衣，随身携带一个黑皮箱。据说，他身上的西服还是1946年8月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时，苏联政府特为他做的。溥仪1945年8月被俘，在苏联囚禁了5年，他虽早已不再是“皇帝”了，然而到所初期，却依然摆出一副威严的架式。这使我回忆起1944年的秋天，溥仪作为伪满皇帝到齐齐哈尔视察。从东站到嫩江饭店，沿途十华里，站满了我们这些被组织参加欢迎的学生队伍。当时，我虽然也对伪满官僚不满，但当溥仪坐车路过时，还是给他行了一个鞠躬礼，其间我还偷看了他一眼，感觉他很威风。今天，看到刚刚迈进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虽仍摆出一副清高威严的架式，但他毕竟已感到内心有愧，所以，言行相抵，举止矛盾。看到当年的伪满皇帝已成为阶下囚，我突然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和肩负使命的重大意义。
随后，我们逐一对他们进行登记和检查，尔后送他们到事先指定的各个监舍。溥仪开始住在一所一号室和三号室，他的监室内住12人，全是“小家族”成员。溥仪的起居、饮食等日常生活全由几个侄儿和他从故宫带出来的太监李国雄照料。这时，溥仪虽身为战犯，但实际上却在继续当“皇帝”。经孙明斋所长研究，认为溥仪仍旧是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完全依赖别人的寄生虫生活，不利于对他进行改造。于是，作出调室决定，让他脱离“小家族”，与其他大臣一起生活，使他自己照料自己的生活。可是，溥仪却苦苦哀求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我离开他们就等于死，……”
经我们几次找他谈话，教育他必须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自己的生活。同时，也考虑到，让他一下子做到生活自理也不现实，遂决定留李国雄在他身边再呆一个月，并限定李国雄一个月内教会他穿衣、叠被等生活自理能力。开始，溥仪丑态百出，闹出不少笑话。一次起床后，到室外运动，他穿衣叠被手忙脚乱，怎么也干不好。生活组长毓喦喊口令，大家都在外面排好队，最后一个出来，衣服纽扣也扣错了，裤扣开着。毓喦看他这个样子，便大声训斥说：“溥仪，衣服怎么穿的？出列！”溥仪只好站出队列系扣子。群臣们见皇上还不如自己，哄堂大笑。溥仪思想压力很大，毓喦也不再使用“上边”一词尊称了。由此，溥仪下决心学会生活自理。经帮教，两个多月后，溥仪果然迈出了改造的第一步，他在日常起居生活中已能基本上自理了。
三、北上转移
1950年10月，朝鲜战局吃紧，美国侵略者和李承晚伪军把侵略战火烧到鸭绿江畔。辽宁的沈阳、鞍山、本溪、抚顺等重工业城市都是敌机空袭轰炸的重点。因此，中央决定将辽宁的一部分重工业企业北移，同时决定将抚顺关押的日伪战犯全部北迁哈尔滨。
1950年10月15日，周恩来总理电告东北局和公安部，在北迁途中要做到安全管理，不跑一个人，不死一个人，保证全部战犯安全转移。周总理的指示经东北公安部下达后，我们全所同志在三天时间内，全力以赴，做好了北迁的各种准备工作。总务科长张实同志和东北公安部同志前去包专列，其他同志则分头为战犯准备御寒棉衣和途中必需的食品等。就这样，伪满群臣顺利转移到了哈尔滨市道外景阳街看守所。这期间，战犯们的思想极度混乱，人人都处在观望、恐惧之中。伪满大臣们多数人把美帝国主义的势力看得很重，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江作战是“惹火烧身”、“鸡蛋碰石头”等等。溥仪则担心共产党一旦大势一去，江山难保，必先动手拿他试问。加上哈尔滨道外公安分局看守所居住条件很差，这里原本是伪满时期修建的关押普通犯人的预审看守所，因而使战犯们更加觉得共产党不行了。这时，所里根据战犯们时时关心战局发展以及自己前途命运等情况，给他们订了《东北日报》。开始，他们从报上看到中朝人民军队取得第一次反攻击战役胜利的消息，谁也不相信。直到中朝人民军队把美军赶到三八线的消息传来之后，有些人还认为是共产党在吹嘘。但也有人认为“别的可以吹，占领的地盘不能假呀！”抗美援朝战争的节节胜利，对教育改造伪满战犯的立场、观点起到了关键作用。
1951年春末，有一天，溥仪写了一张条子给所长，要求谈话。李勃涛同志当时分管伪满战犯的管教工作，代表所方同他谈话。溥仪说，他有一件国宝要献给政府。李勃涛请示所长后，当天便收到了溥仪交出的一套乾隆皇帝用过的无价之宝。这是一块用田黄石雕刻的，以三条田黄石链条相连在一起的三颗玉玺。溥仪表示，报纸刊载全国人民为支援抗美援朝都在捐献飞机大炮，他献国宝是略表心意。为此，所方只好暂时替他保管起来。孙明斋所长还对他说：“对于人民来说，更有价值的是人，是经过改造好了的人。”这使溥仪深受教育。随着朝鲜战局形势的好转，战犯们的思想情绪比先前稳定了，但仍有些人认为美帝国主义必胜无疑。这时，伪满战犯从道外迁到道里警察街哈尔滨市公安局宿舍一个小院落，此处比道外看守所条件好些，空气也很好，离松花江约有三四百米远。一次，我给战犯们做了一次有关朝鲜战局的形势报告，尽管我提出许多事实说明抗美援朝战争必胜的道理，但一些人仍将信将疑。
1953年8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同志回国，准备就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这位朝鲜战场上的常胜将军来到了战犯管理所参观时，我们向他汇报了战犯们对朝鲜战争有不同认识的思想情况。他听后哈哈大笑说：“这些人不可能知道人民军队为什么能打胜仗的道理。”我们请陈赓同志为战犯们做一场报告，陈将军听后摇摇手，风趣地说：“不行、不行，他们以前是皇上、大臣，我怎么能给他们做报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得回去请示请示。”第2天，陈赓同志的秘书打电话给管理所，同意做报告。
第3天下午，天气睛朗，60余名伪满战犯集合在院子里，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静静地聆听陈将军特意为他们作的有关朝鲜战争形势的报告。身着普通军装的陈赓将军没有用讲稿，像讲故事般地娓娓道来。他讲了中朝人民军队如何并肩作战，如何把战线推至“三八”线南，逼得入侵者在板门店签了字。他还讲了我军有铁的纪律，既使在我们后方供给不足，前线饮水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一个战士随便摘朝鲜老百姓的苹果。他还专门讲了上甘岭战役经过，以及我志愿军为打击侵略者忘我奋战的感人事迹。最后，陈赓同志说：“有这样的军队我们怎能不打胜仗呢！战争的性质决定着美帝必败是必然趋势，中朝军队的胜利也是历史的必然。”战犯们在台下听得鸦雀无声。
陈将军一个半小时生动感人的报告，使战犯们擦亮了眼睛，认清了形势，在思想深处触动很深。孙明斋所长和我共同研究决定，抓住有利时机，组织战犯们进行深入讨论。伪满皇帝溥仪检讨了他原来看重美帝国主义，看不起人民力量的错误想法；伪经济部大臣于静远说，他所以从未相信过共产党，就在于他骨子里有崇洋媚外的奴才思想。其他伪满战犯也都纷纷检查了各自的错误思想。伪满战犯在思想观念上开始发生了重大转变，为他们脱胎换骨改造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细致工作
1954年3月，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彻底胜利，战犯管理所遂由哈尔滨迁回抚顺。随着形势的好转，战犯们思想情绪逐步稳定，管教人员越来越注意工作方法。特别是通过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大家对教育改造战犯的重要性认识普遍提高了，因而工作态度由先前的冷”变成了“热”。在这种情况下，毓喦揭发说，他随溥仪从苏联回来，溥仪担心回国后被杀头，便决定立他为嗣。同时，帮助溥仪在夹层箱子里，将由皇宫内带出去的珍宝藏在里面。毓喦说：“我回国后一直没有说，我是罪人。溥仪罪大恶极，我还帮他隐瞒。”
孙所长说：”你今天认识到了，并能检举，我相信，有一天，溥仪也会交出来的。”
毓喦观察了三个星期，见溥仪没有动静，非常着急，找所方谈话。这次是我跟他谈的，当时的管教员王光同志作记录。毓喦告诉我：“根据所长的指示，我注意观察溥仪，可他没有什么变化呀。”他哭着说：“出出进进的，我总是看到那只黑箱子，心里难受，只有早日交出来，我心里才会舒服。”我告诉他，现在不是急于交东西，而是要帮助溥仪转变思想。我一再劝告毓喦要耐心等待。这样，他才答应回去了。过了几日，毓喦熬不住人，主动给溥仪写了张纸条，告诉他箱子中藏的东西是人民的劳动成果，自己不坦白是罪上加罪。溥仪见小家族众叛亲离，连毓也离心离德，十分生气。毓喦不肯罢休，第二次又写纸条，在打饭的时候对溥仪说：“我从前给你藏在箱底的东西，你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待，政府一定会宽大处理”。溥仪就像他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记述的那样：“一股怒火在我胸中陡然升起，但过了不大时间，怒火就被一股冷气压熄了。”他明白，被检举，自己在政治上不利。经过一个星期的思想斗争，他认为“与其被揭发出来，还不如主动交代的好。”溥仪终于提出了要向政府坦白一件事。
这天下午，所长找我和王光到他办公室，商量决定由我和王光同志找溥仪谈话。同时指出只要溥仪承认错误，肯作检查，我们还是要鼓励他。溥仪来后，我们给他沏了茶，递上烟。溥仪还未曾开口就眼泪汪汪，他承认自己是犯罪行为，他说：“现在经过教育，我知道，这些东西本来不是我的，是人民的，只是直到今天，我才懂得，才想起了要坦白交代。我说：“今天你自己来坦白，承认了错误，说明你有悔悟表现，你在改造中有了新的进步”。谈完话后，所里派王光和另一名同志对溥仪交出的486件珍宝逐一进行了登记，并指派专人妥为保管。从此，溥仪消除了顾虑，坦白认罪又有新的进展。
1964年我到溥仪家里看望他时，溥仪还提起交珍宝这件事。溥仪说，原来我不知道所里已经掌握了这个秘密，自己还在那里做梦呢。所方对我那么关心，在所里时还体会不深，到社会上才真正有了感受。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09-06
作者：金 源
1950年7月31日，一列押送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驶入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车站。8月1日，苏联政府向我国政府正式移交了以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为首的六十余名伪满战犯。8月3日下午，这批战犯被安全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从此，这些伪满战犯便开始了弃旧自新的改造生涯。
一、统一思想
抚顺战犯管理所当时有一百多名工作人员，大多数是由东北公安部、司法部和卫生部从各自系统选拔来的。由于中苏双方交接战犯工作匆忙，准备工作来不及，大部分调来人员工作不够安心。从总体上看，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因部分人的亲属或战友被敌人杀害，因而与日伪战犯有不共戴天之仇；二是一部分人觉得看管战犯“没出息”，急于想去朝鲜战场杀敌立功。具体讲，每个人的情况又各有不同。调来前是科长、股长的，调来后变成了“管教”，认为自己是“大材小用”；原来是部队里的连、排级干部，调来后当看守员，认为自己是“降了级”；医护人员觉得在卫生所工作，没有在大医院里有前途；翻译人员觉得为日本战犯当翻译“脸面不光彩”；炊事人员则认为“槽里有草饿不死驴”，对上级制定的伙食标准不认真落实。针对上述情况，孙明斋、曲初两位所长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终于使所有工作人员都安下心来，决心以教育改造好日伪战犯的历史创举，来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进而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孙明斋所长还经常教育大家要细心地观察、研究所有战犯的思想变化与表现，他常说知己知彼，方能常胜不殆。
二、相识皇帝
伪满战犯抵达抚顺后，管理所派车将他们接回。那时，他们还很重视君臣之礼，我记得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首先下车，伪满国务院总理大臣张景惠，伪满外交部大臣阮振铎、伪满勤劳部大臣于镜涛、伪满经济部大臣于静远，以及溥仪的老岳父荣源等人跟随其后，鱼贯而行地进入监舍。溥仪头戴黑礼帽，身着黑西服，一手持文明杖，一手挎件风衣，随身携带一个黑皮箱。据说，他身上的西服还是1946年8月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时，苏联政府特为他做的。溥仪1945年8月被俘，在苏联囚禁了5年，他虽早已不再是“皇帝”了，然而到所初期，却依然摆出一副威严的架式。这使我回忆起1944年的秋天，溥仪作为伪满皇帝到齐齐哈尔视察。从东站到嫩江饭店，沿途十华里，站满了我们这些被组织参加欢迎的学生队伍。当时，我虽然也对伪满官僚不满，但当溥仪坐车路过时，还是给他行了一个鞠躬礼，其间我还偷看了他一眼，感觉他很威风。今天，看到刚刚迈进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虽仍摆出一副清高威严的架式，但他毕竟已感到内心有愧，所以，言行相抵，举止矛盾。看到当年的伪满皇帝已成为阶下囚，我突然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和肩负使命的重大意义。
随后，我们逐一对他们进行登记和检查，尔后送他们到事先指定的各个监舍。溥仪开始住在一所一号室和三号室，他的监室内住12人，全是“小家族”成员。溥仪的起居、饮食等日常生活全由几个侄儿和他从故宫带出来的太监李国雄照料。这时，溥仪虽身为战犯，但实际上却在继续当“皇帝”。经孙明斋所长研究，认为溥仪仍旧是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完全依赖别人的寄生虫生活，不利于对他进行改造。于是，作出调室决定，让他脱离“小家族”，与其他大臣一起生活，使他自己照料自己的生活。可是，溥仪却苦苦哀求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我离开他们就等于死，……”
经我们几次找他谈话，教育他必须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自己的生活。同时，也考虑到，让他一下子做到生活自理也不现实，遂决定留李国雄在他身边再呆一个月，并限定李国雄一个月内教会他穿衣、叠被等生活自理能力。开始，溥仪丑态百出，闹出不少笑话。一次起床后，到室外运动，他穿衣叠被手忙脚乱，怎么也干不好。生活组长毓喦喊口令，大家都在外面排好队，最后一个出来，衣服纽扣也扣错了，裤扣开着。毓喦看他这个样子，便大声训斥说：“溥仪，衣服怎么穿的？出列！”溥仪只好站出队列系扣子。群臣们见皇上还不如自己，哄堂大笑。溥仪思想压力很大，毓喦也不再使用“上边”一词尊称了。由此，溥仪下决心学会生活自理。经帮教，两个多月后，溥仪果然迈出了改造的第一步，他在日常起居生活中已能基本上自理了。
三、北上转移
1950年10月，朝鲜战局吃紧，美国侵略者和李承晚伪军把侵略战火烧到鸭绿江畔。辽宁的沈阳、鞍山、本溪、抚顺等重工业城市都是敌机空袭轰炸的重点。因此，中央决定将辽宁的一部分重工业企业北移，同时决定将抚顺关押的日伪战犯全部北迁哈尔滨。
1950年10月15日，周恩来总理电告东北局和公安部，在北迁途中要做到安全管理，不跑一个人，不死一个人，保证全部战犯安全转移。周总理的指示经东北公安部下达后，我们全所同志在三天时间内，全力以赴，做好了北迁的各种准备工作。总务科长张实同志和东北公安部同志前去包专列，其他同志则分头为战犯准备御寒棉衣和途中必需的食品等。就这样，伪满群臣顺利转移到了哈尔滨市道外景阳街看守所。这期间，战犯们的思想极度混乱，人人都处在观望、恐惧之中。伪满大臣们多数人把美帝国主义的势力看得很重，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江作战是“惹火烧身”、“鸡蛋碰石头”等等。溥仪则担心共产党一旦大势一去，江山难保，必先动手拿他试问。加上哈尔滨道外公安分局看守所居住条件很差，这里原本是伪满时期修建的关押普通犯人的预审看守所，因而使战犯们更加觉得共产党不行了。这时，所里根据战犯们时时关心战局发展以及自己前途命运等情况，给他们订了《东北日报》。开始，他们从报上看到中朝人民军队取得第一次反攻击战役胜利的消息，谁也不相信。直到中朝人民军队把美军赶到三八线的消息传来之后，有些人还认为是共产党在吹嘘。但也有人认为“别的可以吹，占领的地盘不能假呀！”抗美援朝战争的节节胜利，对教育改造伪满战犯的立场、观点起到了关键作用。
1951年春末，有一天，溥仪写了一张条子给所长，要求谈话。李勃涛同志当时分管伪满战犯的管教工作，代表所方同他谈话。溥仪说，他有一件国宝要献给政府。李勃涛请示所长后，当天便收到了溥仪交出的一套乾隆皇帝用过的无价之宝。这是一块用田黄石雕刻的，以三条田黄石链条相连在一起的三颗玉玺。溥仪表示，报纸刊载全国人民为支援抗美援朝都在捐献飞机大炮，他献国宝是略表心意。为此，所方只好暂时替他保管起来。孙明斋所长还对他说：“对于人民来说，更有价值的是人，是经过改造好了的人。”这使溥仪深受教育。随着朝鲜战局形势的好转，战犯们的思想情绪比先前稳定了，但仍有些人认为美帝国主义必胜无疑。这时，伪满战犯从道外迁到道里警察街哈尔滨市公安局宿舍一个小院落，此处比道外看守所条件好些，空气也很好，离松花江约有三四百米远。一次，我给战犯们做了一次有关朝鲜战局的形势报告，尽管我提出许多事实说明抗美援朝战争必胜的道理，但一些人仍将信将疑。
1953年8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同志回国，准备就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这位朝鲜战场上的常胜将军来到了战犯管理所参观时，我们向他汇报了战犯们对朝鲜战争有不同认识的思想情况。他听后哈哈大笑说：“这些人不可能知道人民军队为什么能打胜仗的道理。”我们请陈赓同志为战犯们做一场报告，陈将军听后摇摇手，风趣地说：“不行、不行，他们以前是皇上、大臣，我怎么能给他们做报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得回去请示请示。”第2天，陈赓同志的秘书打电话给管理所，同意做报告。
第3天下午，天气睛朗，60余名伪满战犯集合在院子里，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静静地聆听陈将军特意为他们作的有关朝鲜战争形势的报告。身着普通军装的陈赓将军没有用讲稿，像讲故事般地娓娓道来。他讲了中朝人民军队如何并肩作战，如何把战线推至“三八”线南，逼得入侵者在板门店签了字。他还讲了我军有铁的纪律，既使在我们后方供给不足，前线饮水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一个战士随便摘朝鲜老百姓的苹果。他还专门讲了上甘岭战役经过，以及我志愿军为打击侵略者忘我奋战的感人事迹。最后，陈赓同志说：“有这样的军队我们怎能不打胜仗呢！战争的性质决定着美帝必败是必然趋势，中朝军队的胜利也是历史的必然。”战犯们在台下听得鸦雀无声。
陈将军一个半小时生动感人的报告，使战犯们擦亮了眼睛，认清了形势，在思想深处触动很深。孙明斋所长和我共同研究决定，抓住有利时机，组织战犯们进行深入讨论。伪满皇帝溥仪检讨了他原来看重美帝国主义，看不起人民力量的错误想法；伪经济部大臣于静远说，他所以从未相信过共产党，就在于他骨子里有崇洋媚外的奴才思想。其他伪满战犯也都纷纷检查了各自的错误思想。伪满战犯在思想观念上开始发生了重大转变，为他们脱胎换骨改造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细致工作
1954年3月，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彻底胜利，战犯管理所遂由哈尔滨迁回抚顺。随着形势的好转，战犯们思想情绪逐步稳定，管教人员越来越注意工作方法。特别是通过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大家对教育改造战犯的重要性认识普遍提高了，因而工作态度由先前的冷”变成了“热”。在这种情况下，毓喦揭发说，他随溥仪从苏联回来，溥仪担心回国后被杀头，便决定立他为嗣。同时，帮助溥仪在夹层箱子里，将由皇宫内带出去的珍宝藏在里面。毓喦说：“我回国后一直没有说，我是罪人。溥仪罪大恶极，我还帮他隐瞒。”
孙所长说：”你今天认识到了，并能检举，我相信，有一天，溥仪也会交出来的。”
毓喦观察了三个星期，见溥仪没有动静，非常着急，找所方谈话。这次是我跟他谈的，当时的管教员王光同志作记录。毓喦告诉我：“根据所长的指示，我注意观察溥仪，可他没有什么变化呀。”他哭着说：“出出进进的，我总是看到那只黑箱子，心里难受，只有早日交出来，我心里才会舒服。”我告诉他，现在不是急于交东西，而是要帮助溥仪转变思想。我一再劝告毓喦要耐心等待。这样，他才答应回去了。过了几日，毓喦熬不住人，主动给溥仪写了张纸条，告诉他箱子中藏的东西是人民的劳动成果，自己不坦白是罪上加罪。溥仪见小家族众叛亲离，连毓也离心离德，十分生气。毓喦不肯罢休，第二次又写纸条，在打饭的时候对溥仪说：“我从前给你藏在箱底的东西，你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待，政府一定会宽大处理”。溥仪就像他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记述的那样：“一股怒火在我胸中陡然升起，但过了不大时间，怒火就被一股冷气压熄了。”他明白，被检举，自己在政治上不利。经过一个星期的思想斗争，他认为“与其被揭发出来，还不如主动交代的好。”溥仪终于提出了要向政府坦白一件事。
这天下午，所长找我和王光到他办公室，商量决定由我和王光同志找溥仪谈话。同时指出只要溥仪承认错误，肯作检查，我们还是要鼓励他。溥仪来后，我们给他沏了茶，递上烟。溥仪还未曾开口就眼泪汪汪，他承认自己是犯罪行为，他说：“现在经过教育，我知道，这些东西本来不是我的，是人民的，只是直到今天，我才懂得，才想起了要坦白交代。我说：“今天你自己来坦白，承认了错误，说明你有悔悟表现，你在改造中有了新的进步”。谈完话后，所里派王光和另一名同志对溥仪交出的486件珍宝逐一进行了登记，并指派专人妥为保管。从此，溥仪消除了顾虑，坦白认罪又有新的进展。
1964年我到溥仪家里看望他时，溥仪还提起交珍宝这件事。溥仪说，原来我不知道所里已经掌握了这个秘密，自己还在那里做梦呢。所方对我那么关心，在所里时还体会不深，到社会上才真正有了感受。
五、侦讯阶段
1954年1月，我随孙明斋所长到北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汇报三年来管教日、伪战犯工作的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谢觉哉接见了我们，副检察长高克林、谭政文，高检办公厅主任李甫山及刑事厅厅长白步洲、权维才、井助国等领导同志也一同听取了我们一整天的工作汇报，汇报内容包括在押战犯的构成、现实表现以及苏联方面移交卷宗情况等等。期间，高检首长作了许多重要指示，现在能记起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肯定了我们收押战犯三年来做的大量工作。特别是通过开展悔罪认罪教育，取得了大量人证物证，为开展侦讯工作创造了条件。第二、要求我们回所后，要为全面开展侦讯工作做好准备。要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的到来提供工作方便。第三、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在押战犯的管理，防止可能出现的任何不测事件。将校级以上主要战犯要进行隔离关审。同时，要加强体检、伙食等方面的工作。
我和所长汇报完工作后，便立即返回抚顺。回所后，除向所内有关同志传达和布置了工作安排外，还向省、市委和公安厅做了汇报。抚顺市市长张澍、主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正男听取了有关精神的传达后，当即表示，抚顺市承担东北工作团的一切物资供应，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辽宁森林调查队的全部办公楼、抚顺监狱的办公楼、抚顺县公安局办公楼及周围的房屋全部腾出来了，市里又筹备了许多办公设备及住宿用品等等，还调派了20余部车辆。他们办事效率之快，供应物品之全，这在当时条件下，确实不容易。战犯管理所的同志们更是昼夜不停地忙碌着，大家听说侦讯战犯的任务是中央给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给的，个个干劲十足，任劳任怨。
1954年4月，我们为参加侦讯工作的700余名工作人员准备的宿舍及办公室，以及战犯隔离室、审讯室全部就绪。170余名日伪战犯的侦讯重点文件也准备妥当。
东北工作团到达时，根据战犯情况分别成立了四个审讯组。第一组是将校级及简任官以上的日本战犯，第二组是警、宪、特系统人员，第三组的审讯对象是溥仪等伪满战犯。第四组是日本校佐以下职级军队系统的七百多人。
从此，开始了两年多时间的侦讯工作。这时期，不少伪满战犯思想混乱，认为共产党已经掌握了他们的罪证，随时都会处置他们，溥仪更是如此。对此，我们严格加强了看守工作，每三分钟就巡视一次，检查是否有安全隐患。因为伪满铁路警护军中将司令官濑谷启的自杀身亡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在此之前，有一次在管理所小礼堂里，伪满铁警系统40余名战犯对濑谷启进行面对面的揭发。濑谷启原先认为部下不会对他怎么样。后来，他的部下见他不肯认罪，便纷纷站起质问：“你犯的罪怎么会不知道，我们所犯的罪行都是听从了你的命令才干的。”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揭发，濑谷启回监舍后自言自语地说：“我的部下全变了，没想到他们会这样。”他一直唉声叹气。第二天早晨，看守所开门为他送饭时，才发现他用被单搓成绳子在暖气管上吊死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同志来管理所听取汇报时曾指出：濑谷启的自杀虽说自食其果，但对我们来说，也是工作中的疏漏，应该汲取教训。为此，在侦讯伪满战犯工作中，我们特别注意党的政策，讲究工作方法。
1954年10月的一天，管教员李福生同志告诉我说，溥仪想坦白没有讲具体罪行，只是将吃饭时听到别人议论的罪行算作他自己的罪行。于是，我决定找他谈话。下午，溥仪被叫到第一谈话室。他进来时，规规矩矩地向我鞠躬，我请他坐下，并开始和他谈话。
我问他：“现在犯人都在积极交代罪行，你有什么想法。”
他说：“鞍山的钢铁卖给日本人，伪满时农民粮食全部出荷，青少年被抓劳工是我认可的，矿产统治法、劳工法、出荷法，支援日本发动战争，抓了许多劳工……”
我接着问：“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些情况的？”
他回答：“是其他犯人议论时知道的，以前我不知道。”
我告诉他：“共产党要求实事求是。属于你自己的罪行，要坦白交代，别人说的罪行，不要硬往自己身上拉，如果那样，你自己在思想上也不会受到真正的教育。”
后来，李福生又向我介绍说，伪满外交部大臣阮振铎等人检举揭发溥仪曾在日本银行存有三亿多现金，作为时局变化后的生活出路。据说，溥仪不知道存有这笔现金的事，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承认下来吧，是说假话，不承认吧，是与检举人对抗，认罪态度不好，心理有矛盾。因而，食欲大减，夜里难于就寝。
我发现这一情况，决定再找溥仪谈话。溥仪说：“很对不起，我根本不记得有这件事，但这又是事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事后查实，这件事是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和宫内府官员们干的。这事澄清后，溥仪非常感激，说：“共产党人办事认真，非常讲究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他的思想包袱也卸掉了。
对溥仪的改造不仅社会关心，中央领导更加关心。1955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时，周总理把溥仪的七叔载涛介绍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说：“听说溥仪学习还不错，他看了许多马列的书，你可以去看看他们。”
1956年3月10日，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亲自指示北京市政府为载涛和溥仪的两个妹妹各做一套防寒棉服，让他们到抚顺管理所看望溥仪。载涛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会客室里，见到了溥仪、溥杰等人，第一句话就说；“这次来，是毛主席让我们来的。”全家人都哭了，溥仪说：“毛主席、周总理日理万机，他们天天都为国家大事操心，工作那么忙，还能想起我们，我真是想都没想到哇！”
载涛及溥仪的妹妹们被安排住在抚顺市东公园专家招待所，管理所后来又派车送溥仪去招待所同他们叙谈。他们告诉溥仪别离后的家庭情况、北京的变化、孩子们成长的情况等等。当溥仪听到爱新觉罗家族更加兴旺时，对前途充满了信心，更增强了追求光明的信念。
1955年3月，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等领导同志乘来辽宁视察国防工业之际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观。接到辽宁省公安厅电话通知后，我们马上召开所务会议，安排了接待事宜。那天，当五六辆小轿车徐徐开进管理所大门时，我们早已在门口迎接首长们了。在会客室里，领导同志们还专门看望了溥仪。
贺龙元帅问溥仪：“在这里与你以前当皇帝时候吃的东西，哪个好吃？”
溥仪回答说：“这里很好。我过去在皇宫，每顿饭至少有48道菜，婉容有时还要进贡十几个菜，虽都是山珍海味，但吃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味道。现在这里，伙食标准虽不如以前，但有时候二两一个的包子我一顿能吃六个。”
贺龙元帅问他劳动如何，他说开始不行，现在也行了，种菜、装车、卸煤等劳动都参加过，还受过奖励。贺龙元帅接着说：“以前做皇帝的一般超不过50岁，你现在生活有规律了，饭也吃香了，可以活100岁。”
提起当伪满傀儡皇帝时，溥仪连忙说道：“我有罪，我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人民，我一定要好好改造。”
贺龙元帅高兴地对溥仪说：“你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是对的，只要改造好了。将来会有公民权的，会有前途的。”
聂荣臻元帅也说：“你好好学习改造吧，你会亲眼看到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
贺龙元帅在离开管理所时对我说：“从政治思想上改造他们是应该的，但是，你们也得教会他们生活的技能。”
溥仪听了两位老帅的话，如获至宝，回到监舍后，一连几天同其家族成员在一起反复推敲着两位老帅讲话的含义，预感会有新生的希望。
侦讯工作结束后，中央决定对日本战犯一个不判处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是极少数。由于当时不少侦讯人员和管教人员转不过思想弯子，周总理再次明确指示：中央决定日本战犯进行宽大处理，过20年以后，你们会看到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时，虽然仍有人思想不通，但因为周总理有指示，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对于伪满战犯，中央再次决定不给予刑罚，又一次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和伟大气魄。
1955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对于伪满战犯中职级较低的17人，其中包括溥仪的御医黄子正、溥仪的三个侄儿等，决定免于起诉，宽大释放。对于伪满皇帝溥仪为首的一批职级较高的战犯则着重实行政治思想教育，一律不判刑。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对获取改造伪满战犯的巨大成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六、改造收获
遵照中央有关部门指示，对于组织战犯通过参加适当生产劳动，以利他们转变立场、观点的重要性，我们还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对于如何通过生产劳动即教育改造他们的立场、观点，又使其能够学到生产和生活技能，我们确实还是花费了一些脑筋。比如，组织伪满战犯成立医务劳动小组，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因溥仪当皇帝时，有怕被陷害之心，在宫内自学了中医药知识；伪满大臣阮振铎早年在日本学过医学；伪满少将宪均是军医处长，考虑这些情况，我们组织他们到医务室劳动。溥仪等人经过一段时间劳动锻炼，很愿意干体力活，如参加卸煤等，溥仪很卖力气，也干得不错。后来，他得到所里的表扬还获得写有“劳动光荣”的茶杯、背心等奖品。他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得到的光荣。”
其他一些伪满战犯经过劳动锻炼，表现得也很不错。如：伪经济部大臣于静远、伪勤劳部大臣于镜涛等人到食堂帮厨做饭，总是把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伪满第11军管区中将司令官郭若霖等人，在狱中栽培果树，剪技、打药等活儿也都干的非常细心，并且从中学会了一手过硬的园林技艺。有一年，郭若霖栽培的苹果树结了果，战犯们天天都去看，一数共有20多个。有天晚上刮大风，有一半苹果落了地，他们就把落地果送到病号手里，双方内心都很激动。
春耕时，挑粪、翻地，活计重，战犯们都干得汗流浃背。通过劳动改造，他们也都养成了自觉的好习惯。管教干部不在时，也一样干得好。战犯们通过参加劳动，不但改造了思想，还品尝了丰收的果实和欢乐。即使冬天，他们也能吃上黄瓜、西红柿等细菜。
为了帮助战犯转变世界观，我们管教干部每次都干在前头，做出表率。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战犯们仍然享受着优厚的生活待遇，可我们同他们一起劳动却自带窝头、代食品等。为了不让战犯知道我们的情况，免得他们尴尬不安，每次午餐时，管教人员总是躲到一边儿吃饭。有一次劳动时因天下雨，有个战犯在为干部遮盖饭盒时发现干部的饭全是粗粮，消息传开，所有的战犯都深受触动。
七、特赦释放
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和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的决定，颁发了特赦令，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予以释放。中央指示，战犯管理所不但要负责战犯在押期间的改造，还要负责释放后的生活安排。特赦后一律享受公民权，能工作的要安置就业，有病的要养起来，享受国家公费医疗待遇。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60多名伪满战犯中，除17名已于1955年免于起诉宽大释放外，其于40余人将得到分期分批特赦释放。对于将要特赦的这批人，我们已着手整理有关案卷教材了。其中，也将溥仪在抚顺改造十年的表现上报辽宁省公安厅。同时，也向省委书记黄火青作了汇报。
黄火青同志说；“伪满皇帝溥仪在我党的改造政策的感召下，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确实是一大胜利。从皇帝变为公民，是不易的，我们要将他的情况上报中央。中央如何批，我们就如何执行。”
给中央的上报材料报到公安部后，政治保卫局凌云局长请示徐子荣副部长审阅后，上报中央。经中央批准后，于1959年9月30日批复材料返回抚顺。中央同意，首批特赦国内战犯时，特赦伪满皇帝溥仪。
1959年12月，在特赦溥仪等人的前两天，我找溥仪谈话。那是晚上9点，在战犯管理所医务室旁的一个谈话室内，溥仪走进屋，他显得有些紧张，不知所措。我请他坐下，先递给他一支烟，便开始与他谈话。
我问他：“国家主席发布的特赦令，你们也学习了，特赦令中申明，对那些确有改恶从善的，将于国庆十周年时特赦，你感觉自己将会怎样？”
溥仪说：“我认为我与别人相比，不如他们，这次特赦不可能有我，如果要继续在这里改造，我一定老老实实接受教育。”
我暗示他：“如果这次特赦有你，你将怎么办？”
他答道：“如果这次能特赦我，完全是党对我的宽大。我前半生有罪，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改恶从善的道路，后半生我一定要好好跟党走。”看来，溥仪在精神上不是没有准备的。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委托辽宁省高级法院送来特赦通知书，抚顺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大会。战犯管理所大礼堂主席台的正面写有“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几个大字，两边悬挂竖联，右联是：“劳动改造，重新做人”，左联是“改恶从善，前途光明。”主席台前排就坐的有省、市委领导、省公安厅长、省高级法院院长，后排是抚顺市委、市政府和市公、检、法的领导。在押的伪满、国民党战犯300余人均参加了特赦大会。
我主持了会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开始。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生春宣布特赦名单，颁发特赦通知书。第一个宣布的就是爱新觉罗•浦仪，溥仪感到意外，他楞了一会儿后，慢慢地站起来，在全体战犯的注目下，缓缓地走到主席台前，伸出颤抖的手，接过特赦通知书，然后鞠躬行礼。接着，其余9名国内战犯也陆续接过特赦通知书。
在分组讨论会上，溥仪痛哭流涕地总结了他前半生的罪恶历史，他还面对苍天发问；“谁让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是封建王朝，是自己企图借助洋人的势力，复辟封建制度。”溥仪还说：“是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是人民政府，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让我懂得了人生的道路。今后，我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特赦大会开过之后，溥仪同其他获释战犯们，也领到了战犯管理所发给的全套新装等等。但对溥仪密藏的486件国宝，正如溥仪自己所说，应当属于人民。抚顺战犯管理所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派专人将这批珍品送交中央移交小组。后经周总理批示：将其中的国宝归故宫博物院，没有太大文物价值的归财政部，有些还归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其中，有一块怀表是英国女王当年送给溥仪的，经有关部门同意，归还他本人。当我拿着这块怀表交给溥仪时，他非常激动。特赦后，他一直将这块怀表揣在怀中。1964年我去看望他时，他的夫人李淑贤说，溥仪曾把这块表弄丢过一次，他非常着急，坐立不安，直到后来在他的衬裤里找到了，这才安下心来。
1961年，我与原管教科员刘芳同志到北京汇报国民党战犯情况时，在天安门广场碰到被释放的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王贤玮，他询问了我们的住所，我告诉他住在公安部招待所。晚上11点半，溥仪听到消息，特意打电话说要来见我。我一再说时间太晚了，来去不方便，就不用来了。他却说，我一定要去见你，在战犯管理所时，我一直把所长当作自己的再生父母。于是，我马上让刘芳同志去买烟，并通知招待所会客。溥仪在凌晨一点钟来到招待所，谈完话三点多钟才返回去。他说，他见到我之后，心里感到很痛快，否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1966年6月，我到北京办事，他正在协和医院住院。按公安部十三局苏玉涵局长的意见，我带了一些水果去探望他。后来，听说他患了肾癌，于1967年10月17日在协和医院病逝。1979年，我调到北京工作以后，还参加了全国政协为悼念溥仪而举行的追悼会。会上，我见到了溥杰，他说，溥仪虽然不在人世了，但是，中国共产党改造战争罪犯的巨大历史功绩，却永远光照人间。
1954年1月，我随孙明斋所长到北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汇报三年来管教日、伪战犯工作的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谢觉哉接见了我们，副检察长高克林、谭政文，高检办公厅主任李甫山及刑事厅厅长白步洲、权维才、井助国等领导同志也一同听取了我们一整天的工作汇报，汇报内容包括在押战犯的构成、现实表现以及苏联方面移交卷宗情况等等。期间，高检首长作了许多重要指示，现在能记起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肯定了我们收押战犯三年来做的大量工作。特别是通过开展悔罪认罪教育，取得了大量人证物证，为开展侦讯工作创造了条件。第二、要求我们回所后，要为全面开展侦讯工作做好准备。要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的到来提供工作方便。第三、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在押战犯的管理，防止可能出现的任何不测事件。将校级以上主要战犯要进行隔离关审。同时，要加强体检、伙食等方面的工作。
我和所长汇报完工作后，便立即返回抚顺。回所后，除向所内有关同志传达和布置了工作安排外，还向省、市委和公安厅做了汇报。抚顺市市长张澍、主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正男听取了有关精神的传达后，当即表示，抚顺市承担东北工作团的一切物资供应，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辽宁森林调查队的全部办公楼、抚顺监狱的办公楼、抚顺县公安局办公楼及周围的房屋全部腾出来了，市里又筹备了许多办公设备及住宿用品等等，还调派了20余部车辆。他们办事效率之快，供应物品之全，这在当时条件下，确实不容易。战犯管理所的同志们更是昼夜不停地忙碌着，大家听说侦讯战犯的任务是中央给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给的，个个干劲十足，任劳任怨。
1954年4月，我们为参加侦讯工作的700余名工作人员准备的宿舍及办公室，以及战犯隔离室、审讯室全部就绪。170余名日伪战犯的侦讯重点文件也准备妥当。
东北工作团到达时，根据战犯情况分别成立了四个审讯组。第一组是将校级及简任官以上的日本战犯，第二组是警、宪、特系统人员，第三组的审讯对象是溥仪等伪满战犯。第四组是日本校佐以下职级军队系统的七百多人。
从此，开始了两年多时间的侦讯工作。这时期，不少伪满战犯思想混乱，认为共产党已经掌握了他们的罪证，随时都会处置他们，溥仪更是如此。对此，我们严格加强了看守工作，每三分钟就巡视一次，检查是否有安全隐患。因为伪满铁路警护军中将司令官濑谷启的自杀身亡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在此之前，有一次在管理所小礼堂里，伪满铁警系统40余名战犯对濑谷启进行面对面的揭发。濑谷启原先认为部下不会对他怎么样。后来，他的部下见他不肯认罪，便纷纷站起质问：“你犯的罪怎么会不知道，我们所犯的罪行都是听从了你的命令才干的。”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揭发，濑谷启回监舍后自言自语地说：“我的部下全变了，没想到他们会这样。”他一直唉声叹气。第二天早晨，看守所开门为他送饭时，才发现他用被单搓成绳子在暖气管上吊死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同志来管理所听取汇报时曾指出：濑谷启的自杀虽说自食其果，但对我们来说，也是工作中的疏漏，应该汲取教训。为此，在侦讯伪满战犯工作中，我们特别注意党的政策，讲究工作方法。
1954年10月的一天，管教员李福生同志告诉我说，溥仪想坦白没有讲具体罪行，只是将吃饭时听到别人议论的罪行算作他自己的罪行。于是，我决定找他谈话。下午，溥仪被叫到第一谈话室。他进来时，规规矩矩地向我鞠躬，我请他坐下，并开始和他谈话。
我问他：“现在犯人都在积极交代罪行，你有什么想法。”
他说：“鞍山的钢铁卖给日本人，伪满时农民粮食全部出荷，青少年被抓劳工是我认可的，矿产统治法、劳工法、出荷法，支援日本发动战争，抓了许多劳工……”
我接着问：“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些情况的？”
他回答：“是其他犯人议论时知道的，以前我不知道。”
我告诉他：“共产党要求实事求是。属于你自己的罪行，要坦白交代，别人说的罪行，不要硬往自己身上拉，如果那样，你自己在思想上也不会受到真正的教育。”
后来，李福生又向我介绍说，伪满外交部大臣阮振铎等人检举揭发溥仪曾在日本银行存有三亿多现金，作为时局变化后的生活出路。据说，溥仪不知道存有这笔现金的事，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承认下来吧，是说假话，不承认吧，是与检举人对抗，认罪态度不好，心理有矛盾。因而，食欲大减，夜里难于就寝。
我发现这一情况，决定再找溥仪谈话。溥仪说：“很对不起，我根本不记得有这件事，但这又是事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事后查实，这件事是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和宫内府官员们干的。这事澄清后，溥仪非常感激，说：“共产党人办事认真，非常讲究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他的思想包袱也卸掉了。
对溥仪的改造不仅社会关心，中央领导更加关心。1955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时，周总理把溥仪的七叔载涛介绍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说：“听说溥仪学习还不错，他看了许多马列的书，你可以去看看他们。”
1956年3月10日，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亲自指示北京市政府为载涛和溥仪的两个妹妹各做一套防寒棉服，让他们到抚顺管理所看望溥仪。载涛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会客室里，见到了溥仪、溥杰等人，第一句话就说；“这次来，是毛主席让我们来的。”全家人都哭了，溥仪说：“毛主席、周总理日理万机，他们天天都为国家大事操心，工作那么忙，还能想起我们，我真是想都没想到哇！”
载涛及溥仪的妹妹们被安排住在抚顺市东公园专家招待所，管理所后来又派车送溥仪去招待所同他们叙谈。他们告诉溥仪别离后的家庭情况、北京的变化、孩子们成长的情况等等。当溥仪听到爱新觉罗家族更加兴旺时，对前途充满了信心，更增强了追求光明的信念。
1955年3月，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等领导同志乘来辽宁视察国防工业之际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观。接到辽宁省公安厅电话通知后，我们马上召开所务会议，安排了接待事宜。那天，当五六辆小轿车徐徐开进管理所大门时，我们早已在门口迎接首长们了。在会客室里，领导同志们还专门看望了溥仪。
贺龙元帅问溥仪：“在这里与你以前当皇帝时候吃的东西，哪个好吃？”
溥仪回答说：“这里很好。我过去在皇宫，每顿饭至少有48道菜，婉容有时还要进贡十几个菜，虽都是山珍海味，但吃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味道。现在这里，伙食标准虽不如以前，但有时候二两一个的包子我一顿能吃六个。”
贺龙元帅问他劳动如何，他说开始不行，现在也行了，种菜、装车、卸煤等劳动都参加过，还受过奖励。贺龙元帅接着说：“以前做皇帝的一般超不过50岁，你现在生活有规律了，饭也吃香了，可以活100岁。”
提起当伪满傀儡皇帝时，溥仪连忙说道：“我有罪，我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人民，我一定要好好改造。”
贺龙元帅高兴地对溥仪说：“你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是对的，只要改造好了。将来会有公民权的，会有前途的。”
聂荣臻元帅也说：“你好好学习改造吧，你会亲眼看到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
贺龙元帅在离开管理所时对我说：“从政治思想上改造他们是应该的，但是，你们也得教会他们生活的技能。”
溥仪听了两位老帅的话，如获至宝，回到监舍后，一连几天同其家族成员在一起反复推敲着两位老帅讲话的含义，预感会有新生的希望。
侦讯工作结束后，中央决定对日本战犯一个不判处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是极少数。由于当时不少侦讯人员和管教人员转不过思想弯子，周总理再次明确指示：中央决定日本战犯进行宽大处理，过20年以后，你们会看到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时，虽然仍有人思想不通，但因为周总理有指示，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对于伪满战犯，中央再次决定不给予刑罚，又一次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和伟大气魄。
1955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对于伪满战犯中职级较低的17人，其中包括溥仪的御医黄子正、溥仪的三个侄儿等，决定免于起诉，宽大释放。对于伪满皇帝溥仪为首的一批职级较高的战犯则着重实行政治思想教育，一律不判刑。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对获取改造伪满战犯的巨大成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六、改造收获
遵照中央有关部门指示，对于组织战犯通过参加适当生产劳动，以利他们转变立场、观点的重要性，我们还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对于如何通过生产劳动即教育改造他们的立场、观点，又使其能够学到生产和生活技能，我们确实还是花费了一些脑筋。比如，组织伪满战犯成立医务劳动小组，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因溥仪当皇帝时，有怕被陷害之心，在宫内自学了中医药知识；伪满大臣阮振铎早年在日本学过医学；伪满少将宪均是军医处长，考虑这些情况，我们组织他们到医务室劳动。溥仪等人经过一段时间劳动锻炼，很愿意干体力活，如参加卸煤等，溥仪很卖力气，也干得不错。后来，他得到所里的表扬还获得写有“劳动光荣”的茶杯、背心等奖品。他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得到的光荣。”
其他一些伪满战犯经过劳动锻炼，表现得也很不错。如：伪经济部大臣于静远、伪勤劳部大臣于镜涛等人到食堂帮厨做饭，总是把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伪满第11军管区中将司令官郭若霖等人，在狱中栽培果树，剪技、打药等活儿也都干的非常细心，并且从中学会了一手过硬的园林技艺。有一年，郭若霖栽培的苹果树结了果，战犯们天天都去看，一数共有20多个。有天晚上刮大风，有一半苹果落了地，他们就把落地果送到病号手里，双方内心都很激动。
春耕时，挑粪、翻地，活计重，战犯们都干得汗流浃背。通过劳动改造，他们也都养成了自觉的好习惯。管教干部不在时，也一样干得好。战犯们通过参加劳动，不但改造了思想，还品尝了丰收的果实和欢乐。即使冬天，他们也能吃上黄瓜、西红柿等细菜。
为了帮助战犯转变世界观，我们管教干部每次都干在前头，做出表率。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战犯们仍然享受着优厚的生活待遇，可我们同他们一起劳动却自带窝头、代食品等。为了不让战犯知道我们的情况，免得他们尴尬不安，每次午餐时，管教人员总是躲到一边儿吃饭。有一次劳动时因天下雨，有个战犯在为干部遮盖饭盒时发现干部的饭全是粗粮，消息传开，所有的战犯都深受触动。
七、特赦释放
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和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的决定，颁发了特赦令，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予以释放。中央指示，战犯管理所不但要负责战犯在押期间的改造，还要负责释放后的生活安排。特赦后一律享受公民权，能工作的要安置就业，有病的要养起来，享受国家公费医疗待遇。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60多名伪满战犯中，除17名已于1955年免于起诉宽大释放外，其于40余人将得到分期分批特赦释放。对于将要特赦的这批人，我们已着手整理有关案卷教材了。其中，也将溥仪在抚顺改造十年的表现上报辽宁省公安厅。同时，也向省委书记黄火青作了汇报。
黄火青同志说；“伪满皇帝溥仪在我党的改造政策的感召下，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确实是一大胜利。从皇帝变为公民，是不易的，我们要将他的情况上报中央。中央如何批，我们就如何执行。”
给中央的上报材料报到公安部后，政治保卫局凌云局长请示徐子荣副部长审阅后，上报中央。经中央批准后，于1959年9月30日批复材料返回抚顺。中央同意，首批特赦国内战犯时，特赦伪满皇帝溥仪。
1959年12月，在特赦溥仪等人的前两天，我找溥仪谈话。那是晚上9点，在战犯管理所医务室旁的一个谈话室内，溥仪走进屋，他显得有些紧张，不知所措。我请他坐下，先递给他一支烟，便开始与他谈话。
我问他：“国家主席发布的特赦令，你们也学习了，特赦令中申明，对那些确有改恶从善的，将于国庆十周年时特赦，你感觉自己将会怎样？”
溥仪说：“我认为我与别人相比，不如他们，这次特赦不可能有我，如果要继续在这里改造，我一定老老实实接受教育。”
我暗示他：“如果这次特赦有你，你将怎么办？”
他答道：“如果这次能特赦我，完全是党对我的宽大。我前半生有罪，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改恶从善的道路，后半生我一定要好好跟党走。”看来，溥仪在精神上不是没有准备的。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委托辽宁省高级法院送来特赦通知书，抚顺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大会。战犯管理所大礼堂主席台的正面写有“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几个大字，两边悬挂竖联，右联是：“劳动改造，重新做人”，左联是“改恶从善，前途光明。”主席台前排就坐的有省、市委领导、省公安厅长、省高级法院院长，后排是抚顺市委、市政府和市公、检、法的领导。在押的伪满、国民党战犯300余人均参加了特赦大会。
我主持了会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开始。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生春宣布特赦名单，颁发特赦通知书。第一个宣布的就是爱新觉罗•浦仪，溥仪感到意外，他楞了一会儿后，慢慢地站起来，在全体战犯的注目下，缓缓地走到主席台前，伸出颤抖的手，接过特赦通知书，然后鞠躬行礼。接着，其余9名国内战犯也陆续接过特赦通知书。
在分组讨论会上，溥仪痛哭流涕地总结了他前半生的罪恶历史，他还面对苍天发问；“谁让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是封建王朝，是自己企图借助洋人的势力，复辟封建制度。”溥仪还说：“是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是人民政府，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让我懂得了人生的道路。今后，我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特赦大会开过之后，溥仪同其他获释战犯们，也领到了战犯管理所发给的全套新装等等。但对溥仪密藏的486件国宝，正如溥仪自己所说，应当属于人民。抚顺战犯管理所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派专人将这批珍品送交中央移交小组。后经周总理批示：将其中的国宝归故宫博物院，没有太大文物价值的归财政部，有些还归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其中，有一块怀表是英国女王当年送给溥仪的，经有关部门同意，归还他本人。当我拿着这块怀表交给溥仪时，他非常激动。特赦后，他一直将这块怀表揣在怀中。1964年我去看望他时，他的夫人李淑贤说，溥仪曾把这块表弄丢过一次，他非常着急，坐立不安，直到后来在他的衬裤里找到了，这才安下心来。
1961年，我与原管教科员刘芳同志到北京汇报国民党战犯情况时，在天安门广场碰到被释放的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王贤玮，他询问了我们的住所，我告诉他住在公安部招待所。晚上11点半，溥仪听到消息，特意打电话说要来见我。我一再说时间太晚了，来去不方便，就不用来了。他却说，我一定要去见你，在战犯管理所时，我一直把所长当作自己的再生父母。于是，我马上让刘芳同志去买烟，并通知招待所会客。溥仪在凌晨一点钟来到招待所，谈完话三点多钟才返回去。他说，他见到我之后，心里感到很痛快，否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1966年6月，我到北京办事，他正在协和医院住院。按公安部十三局苏玉涵局长的意见，我带了一些水果去探望他。后来，听说他患了肾癌，于1967年10月17日在协和医院病逝。1979年，我调到北京工作以后，还参加了全国政协为悼念溥仪而举行的追悼会。会上，我见到了溥杰，他说，溥仪虽然不在人世了，但是，中国共产党改造战争罪犯的巨大历史功绩，却永远光照人间。
五、侦讯阶段
1954年1月，我随孙明斋所长到北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汇报三年来管教日、伪战犯工作的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谢觉哉接见了我们，副检察长高克林、谭政文，高检办公厅主任李甫山及刑事厅厅长白步洲、权维才、井助国等领导同志也一同听取了我们一整天的工作汇报，汇报内容包括在押战犯的构成、现实表现以及苏联方面移交卷宗情况等等。期间，高检首长作了许多重要指示，现在能记起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肯定了我们收押战犯三年来做的大量工作。特别是通过开展悔罪认罪教育，取得了大量人证物证，为开展侦讯工作创造了条件。第二、要求我们回所后，要为全面开展侦讯工作做好准备。要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的到来提供工作方便。第三、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在押战犯的管理，防止可能出现的任何不测事件。将校级以上主要战犯要进行隔离关审。同时，要加强体检、伙食等方面的工作。
我和所长汇报完工作后，便立即返回抚顺。回所后，除向所内有关同志传达和布置了工作安排外，还向省、市委和公安厅做了汇报。抚顺市市长张澍、主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正男听取了有关精神的传达后，当即表示，抚顺市承担东北工作团的一切物资供应，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辽宁森林调查队的全部办公楼、抚顺监狱的办公楼、抚顺县公安局办公楼及周围的房屋全部腾出来了，市里又筹备了许多办公设备及住宿用品等等，还调派了20余部车辆。他们办事效率之快，供应物品之全，这在当时条件下，确实不容易。战犯管理所的同志们更是昼夜不停地忙碌着，大家听说侦讯战犯的任务是中央给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给的，个个干劲十足，任劳任怨。
1954年4月，我们为参加侦讯工作的700余名工作人员准备的宿舍及办公室，以及战犯隔离室、审讯室全部就绪。170余名日伪战犯的侦讯重点文件也准备妥当。
东北工作团到达时，根据战犯情况分别成立了四个审讯组。第一组是将校级及简任官以上的日本战犯，第二组是警、宪、特系统人员，第三组的审讯对象是溥仪等伪满战犯。第四组是日本校佐以下职级军队系统的七百多人。
从此，开始了两年多时间的侦讯工作。这时期，不少伪满战犯思想混乱，认为共产党已经掌握了他们的罪证，随时都会处置他们，溥仪更是如此。对此，我们严格加强了看守工作，每三分钟就巡视一次，检查是否有安全隐患。因为伪满铁路警护军中将司令官濑谷启的自杀身亡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在此之前，有一次在管理所小礼堂里，伪满铁警系统40余名战犯对濑谷启进行面对面的揭发。濑谷启原先认为部下不会对他怎么样。后来，他的部下见他不肯认罪，便纷纷站起质问：“你犯的罪怎么会不知道，我们所犯的罪行都是听从了你的命令才干的。”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揭发，濑谷启回监舍后自言自语地说：“我的部下全变了，没想到他们会这样。”他一直唉声叹气。第二天早晨，看守所开门为他送饭时，才发现他用被单搓成绳子在暖气管上吊死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同志来管理所听取汇报时曾指出：濑谷启的自杀虽说自食其果，但对我们来说，也是工作中的疏漏，应该汲取教训。为此，在侦讯伪满战犯工作中，我们特别注意党的政策，讲究工作方法。
1954年10月的一天，管教员李福生同志告诉我说，溥仪想坦白没有讲具体罪行，只是将吃饭时听到别人议论的罪行算作他自己的罪行。于是，我决定找他谈话。下午，溥仪被叫到第一谈话室。他进来时，规规矩矩地向我鞠躬，我请他坐下，并开始和他谈话。
我问他：“现在犯人都在积极交代罪行，你有什么想法。”
他说：“鞍山的钢铁卖给日本人，伪满时农民粮食全部出荷，青少年被抓劳工是我认可的，矿产统治法、劳工法、出荷法，支援日本发动战争，抓了许多劳工……”
我接着问：“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些情况的？”
他回答：“是其他犯人议论时知道的，以前我不知道。”
我告诉他：“共产党要求实事求是。属于你自己的罪行，要坦白交代，别人说的罪行，不要硬往自己身上拉，如果那样，你自己在思想上也不会受到真正的教育。”
后来，李福生又向我介绍说，伪满外交部大臣阮振铎等人检举揭发溥仪曾在日本银行存有三亿多现金，作为时局变化后的生活出路。据说，溥仪不知道存有这笔现金的事，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承认下来吧，是说假话，不承认吧，是与检举人对抗，认罪态度不好，心理有矛盾。因而，食欲大减，夜里难于就寝。
我发现这一情况，决定再找溥仪谈话。溥仪说：“很对不起，我根本不记得有这件事，但这又是事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事后查实，这件事是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和宫内府官员们干的。这事澄清后，溥仪非常感激，说：“共产党人办事认真，非常讲究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他的思想包袱也卸掉了。
对溥仪的改造不仅社会关心，中央领导更加关心。1955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时，周总理把溥仪的七叔载涛介绍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说：“听说溥仪学习还不错，他看了许多马列的书，你可以去看看他们。”
1956年3月10日，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亲自指示北京市政府为载涛和溥仪的两个妹妹各做一套防寒棉服，让他们到抚顺管理所看望溥仪。载涛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会客室里，见到了溥仪、溥杰等人，第一句话就说；“这次来，是毛主席让我们来的。”全家人都哭了，溥仪说：“毛主席、周总理日理万机，他们天天都为国家大事操心，工作那么忙，还能想起我们，我真是想都没想到哇！”
载涛及溥仪的妹妹们被安排住在抚顺市东公园专家招待所，管理所后来又派车送溥仪去招待所同他们叙谈。他们告诉溥仪别离后的家庭情况、北京的变化、孩子们成长的情况等等。当溥仪听到爱新觉罗家族更加兴旺时，对前途充满了信心，更增强了追求光明的信念。
1955年3月，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等领导同志乘来辽宁视察国防工业之际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观。接到辽宁省公安厅电话通知后，我们马上召开所务会议，安排了接待事宜。那天，当五六辆小轿车徐徐开进管理所大门时，我们早已在门口迎接首长们了。在会客室里，领导同志们还专门看望了溥仪。
贺龙元帅问溥仪：“在这里与你以前当皇帝时候吃的东西，哪个好吃？”
溥仪回答说：“这里很好。我过去在皇宫，每顿饭至少有48道菜，婉容有时还要进贡十几个菜，虽都是山珍海味，但吃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味道。现在这里，伙食标准虽不如以前，但有时候二两一个的包子我一顿能吃六个。”
贺龙元帅问他劳动如何，他说开始不行，现在也行了，种菜、装车、卸煤等劳动都参加过，还受过奖励。贺龙元帅接着说：“以前做皇帝的一般超不过50岁，你现在生活有规律了，饭也吃香了，可以活100岁。”
提起当伪满傀儡皇帝时，溥仪连忙说道：“我有罪，我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人民，我一定要好好改造。”
贺龙元帅高兴地对溥仪说：“你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是对的，只要改造好了。将来会有公民权的，会有前途的。”
聂荣臻元帅也说：“你好好学习改造吧，你会亲眼看到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
贺龙元帅在离开管理所时对我说：“从政治思想上改造他们是应该的，但是，你们也得教会他们生活的技能。”
溥仪听了两位老帅的话，如获至宝，回到监舍后，一连几天同其家族成员在一起反复推敲着两位老帅讲话的含义，预感会有新生的希望。
侦讯工作结束后，中央决定对日本战犯一个不判处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是极少数。由于当时不少侦讯人员和管教人员转不过思想弯子，周总理再次明确指示：中央决定日本战犯进行宽大处理，过20年以后，你们会看到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时，虽然仍有人思想不通，但因为周总理有指示，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对于伪满战犯，中央再次决定不给予刑罚，又一次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和伟大气魄。
1955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对于伪满战犯中职级较低的17人，其中包括溥仪的御医黄子正、溥仪的三个侄儿等，决定免于起诉，宽大释放。对于伪满皇帝溥仪为首的一批职级较高的战犯则着重实行政治思想教育，一律不判刑。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对获取改造伪满战犯的巨大成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六、改造收获
遵照中央有关部门指示，对于组织战犯通过参加适当生产劳动，以利他们转变立场、观点的重要性，我们还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对于如何通过生产劳动即教育改造他们的立场、观点，又使其能够学到生产和生活技能，我们确实还是花费了一些脑筋。比如，组织伪满战犯成立医务劳动小组，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因溥仪当皇帝时，有怕被陷害之心，在宫内自学了中医药知识；伪满大臣阮振铎早年在日本学过医学；伪满少将宪均是军医处长，考虑这些情况，我们组织他们到医务室劳动。溥仪等人经过一段时间劳动锻炼，很愿意干体力活，如参加卸煤等，溥仪很卖力气，也干得不错。后来，他得到所里的表扬还获得写有“劳动光荣”的茶杯、背心等奖品。他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得到的光荣。”
其他一些伪满战犯经过劳动锻炼，表现得也很不错。如：伪经济部大臣于静远、伪勤劳部大臣于镜涛等人到食堂帮厨做饭，总是把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伪满第11军管区中将司令官郭若霖等人，在狱中栽培果树，剪技、打药等活儿也都干的非常细心，并且从中学会了一手过硬的园林技艺。有一年，郭若霖栽培的苹果树结了果，战犯们天天都去看，一数共有20多个。有天晚上刮大风，有一半苹果落了地，他们就把落地果送到病号手里，双方内心都很激动。
春耕时，挑粪、翻地，活计重，战犯们都干得汗流浃背。通过劳动改造，他们也都养成了自觉的好习惯。管教干部不在时，也一样干得好。战犯们通过参加劳动，不但改造了思想，还品尝了丰收的果实和欢乐。即使冬天，他们也能吃上黄瓜、西红柿等细菜。
为了帮助战犯转变世界观，我们管教干部每次都干在前头，做出表率。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战犯们仍然享受着优厚的生活待遇，可我们同他们一起劳动却自带窝头、代食品等。为了不让战犯知道我们的情况，免得他们尴尬不安，每次午餐时，管教人员总是躲到一边儿吃饭。有一次劳动时因天下雨，有个战犯在为干部遮盖饭盒时发现干部的饭全是粗粮，消息传开，所有的战犯都深受触动。
七、特赦释放
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和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的决定，颁发了特赦令，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予以释放。中央指示，战犯管理所不但要负责战犯在押期间的改造，还要负责释放后的生活安排。特赦后一律享受公民权，能工作的要安置就业，有病的要养起来，享受国家公费医疗待遇。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60多名伪满战犯中，除17名已于1955年免于起诉宽大释放外，其于40余人将得到分期分批特赦释放。对于将要特赦的这批人，我们已着手整理有关案卷教材了。其中，也将溥仪在抚顺改造十年的表现上报辽宁省公安厅。同时，也向省委书记黄火青作了汇报。
黄火青同志说；“伪满皇帝溥仪在我党的改造政策的感召下，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确实是一大胜利。从皇帝变为公民，是不易的，我们要将他的情况上报中央。中央如何批，我们就如何执行。”
给中央的上报材料报到公安部后，政治保卫局凌云局长请示徐子荣副部长审阅后，上报中央。经中央批准后，于1959年9月30日批复材料返回抚顺。中央同意，首批特赦国内战犯时，特赦伪满皇帝溥仪。
1959年12月，在特赦溥仪等人的前两天，我找溥仪谈话。那是晚上9点，在战犯管理所医务室旁的一个谈话室内，溥仪走进屋，他显得有些紧张，不知所措。我请他坐下，先递给他一支烟，便开始与他谈话。
我问他：“国家主席发布的特赦令，你们也学习了，特赦令中申明，对那些确有改恶从善的，将于国庆十周年时特赦，你感觉自己将会怎样？”
溥仪说：“我认为我与别人相比，不如他们，这次特赦不可能有我，如果要继续在这里改造，我一定老老实实接受教育。”
我暗示他：“如果这次特赦有你，你将怎么办？”
他答道：“如果这次能特赦我，完全是党对我的宽大。我前半生有罪，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改恶从善的道路，后半生我一定要好好跟党走。”看来，溥仪在精神上不是没有准备的。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委托辽宁省高级法院送来特赦通知书，抚顺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大会。战犯管理所大礼堂主席台的正面写有“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几个大字，两边悬挂竖联，右联是：“劳动改造，重新做人”，左联是“改恶从善，前途光明。”主席台前排就坐的有省、市委领导、省公安厅长、省高级法院院长，后排是抚顺市委、市政府和市公、检、法的领导。在押的伪满、国民党战犯300余人均参加了特赦大会。
我主持了会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开始。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生春宣布特赦名单，颁发特赦通知书。第一个宣布的就是爱新觉罗•浦仪，溥仪感到意外，他楞了一会儿后，慢慢地站起来，在全体战犯的注目下，缓缓地走到主席台前，伸出颤抖的手，接过特赦通知书，然后鞠躬行礼。接着，其余9名国内战犯也陆续接过特赦通知书。
在分组讨论会上，溥仪痛哭流涕地总结了他前半生的罪恶历史，他还面对苍天发问；“谁让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是封建王朝，是自己企图借助洋人的势力，复辟封建制度。”溥仪还说：“是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是人民政府，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让我懂得了人生的道路。今后，我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特赦大会开过之后，溥仪同其他获释战犯们，也领到了战犯管理所发给的全套新装等等。但对溥仪密藏的486件国宝，正如溥仪自己所说，应当属于人民。抚顺战犯管理所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派专人将这批珍品送交中央移交小组。后经周总理批示：将其中的国宝归故宫博物院，没有太大文物价值的归财政部，有些还归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其中，有一块怀表是英国女王当年送给溥仪的，经有关部门同意，归还他本人。当我拿着这块怀表交给溥仪时，他非常激动。特赦后，他一直将这块怀表揣在怀中。1964年我去看望他时，他的夫人李淑贤说，溥仪曾把这块表弄丢过一次，他非常着急，坐立不安，直到后来在他的衬裤里找到了，这才安下心来。
1961年，我与原管教科员刘芳同志到北京汇报国民党战犯情况时，在天安门广场碰到被释放的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王贤玮，他询问了我们的住所，我告诉他住在公安部招待所。晚上11点半，溥仪听到消息，特意打电话说要来见我。我一再说时间太晚了，来去不方便，就不用来了。他却说，我一定要去见你，在战犯管理所时，我一直把所长当作自己的再生父母。于是，我马上让刘芳同志去买烟，并通知招待所会客。溥仪在凌晨一点钟来到招待所，谈完话三点多钟才返回去。他说，他见到我之后，心里感到很痛快，否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1966年6月，我到北京办事，他正在协和医院住院。按公安部十三局苏玉涵局长的意见，我带了一些水果去探望他。后来，听说他患了肾癌，于1967年10月17日在协和医院病逝。1979年，我调到北京工作以后，还参加了全国政协为悼念溥仪而举行的追悼会。会上，我见到了溥杰，他说，溥仪虽然不在人世了，但是，中国共产党改造战争罪犯的巨大历史功绩，却永远光照人间。
1954年1月，我随孙明斋所长到北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汇报三年来管教日、伪战犯工作的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谢觉哉接见了我们，副检察长高克林、谭政文，高检办公厅主任李甫山及刑事厅厅长白步洲、权维才、井助国等领导同志也一同听取了我们一整天的工作汇报，汇报内容包括在押战犯的构成、现实表现以及苏联方面移交卷宗情况等等。期间，高检首长作了许多重要指示，现在能记起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肯定了我们收押战犯三年来做的大量工作。特别是通过开展悔罪认罪教育，取得了大量人证物证，为开展侦讯工作创造了条件。第二、要求我们回所后，要为全面开展侦讯工作做好准备。要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的到来提供工作方便。第三、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在押战犯的管理，防止可能出现的任何不测事件。将校级以上主要战犯要进行隔离关审。同时，要加强体检、伙食等方面的工作。
我和所长汇报完工作后，便立即返回抚顺。回所后，除向所内有关同志传达和布置了工作安排外，还向省、市委和公安厅做了汇报。抚顺市市长张澍、主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正男听取了有关精神的传达后，当即表示，抚顺市承担东北工作团的一切物资供应，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辽宁森林调查队的全部办公楼、抚顺监狱的办公楼、抚顺县公安局办公楼及周围的房屋全部腾出来了，市里又筹备了许多办公设备及住宿用品等等，还调派了20余部车辆。他们办事效率之快，供应物品之全，这在当时条件下，确实不容易。战犯管理所的同志们更是昼夜不停地忙碌着，大家听说侦讯战犯的任务是中央给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给的，个个干劲十足，任劳任怨。
1954年4月，我们为参加侦讯工作的700余名工作人员准备的宿舍及办公室，以及战犯隔离室、审讯室全部就绪。170余名日伪战犯的侦讯重点文件也准备妥当。
东北工作团到达时，根据战犯情况分别成立了四个审讯组。第一组是将校级及简任官以上的日本战犯，第二组是警、宪、特系统人员，第三组的审讯对象是溥仪等伪满战犯。第四组是日本校佐以下职级军队系统的七百多人。
从此，开始了两年多时间的侦讯工作。这时期，不少伪满战犯思想混乱，认为共产党已经掌握了他们的罪证，随时都会处置他们，溥仪更是如此。对此，我们严格加强了看守工作，每三分钟就巡视一次，检查是否有安全隐患。因为伪满铁路警护军中将司令官濑谷启的自杀身亡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在此之前，有一次在管理所小礼堂里，伪满铁警系统40余名战犯对濑谷启进行面对面的揭发。濑谷启原先认为部下不会对他怎么样。后来，他的部下见他不肯认罪，便纷纷站起质问：“你犯的罪怎么会不知道，我们所犯的罪行都是听从了你的命令才干的。”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揭发，濑谷启回监舍后自言自语地说：“我的部下全变了，没想到他们会这样。”他一直唉声叹气。第二天早晨，看守所开门为他送饭时，才发现他用被单搓成绳子在暖气管上吊死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同志来管理所听取汇报时曾指出：濑谷启的自杀虽说自食其果，但对我们来说，也是工作中的疏漏，应该汲取教训。为此，在侦讯伪满战犯工作中，我们特别注意党的政策，讲究工作方法。
1954年10月的一天，管教员李福生同志告诉我说，溥仪想坦白没有讲具体罪行，只是将吃饭时听到别人议论的罪行算作他自己的罪行。于是，我决定找他谈话。下午，溥仪被叫到第一谈话室。他进来时，规规矩矩地向我鞠躬，我请他坐下，并开始和他谈话。
我问他：“现在犯人都在积极交代罪行，你有什么想法。”
他说：“鞍山的钢铁卖给日本人，伪满时农民粮食全部出荷，青少年被抓劳工是我认可的，矿产统治法、劳工法、出荷法，支援日本发动战争，抓了许多劳工……”
我接着问：“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些情况的？”
他回答：“是其他犯人议论时知道的，以前我不知道。”
我告诉他：“共产党要求实事求是。属于你自己的罪行，要坦白交代，别人说的罪行，不要硬往自己身上拉，如果那样，你自己在思想上也不会受到真正的教育。”
后来，李福生又向我介绍说，伪满外交部大臣阮振铎等人检举揭发溥仪曾在日本银行存有三亿多现金，作为时局变化后的生活出路。据说，溥仪不知道存有这笔现金的事，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承认下来吧，是说假话，不承认吧，是与检举人对抗，认罪态度不好，心理有矛盾。因而，食欲大减，夜里难于就寝。
我发现这一情况，决定再找溥仪谈话。溥仪说：“很对不起，我根本不记得有这件事，但这又是事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事后查实，这件事是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和宫内府官员们干的。这事澄清后，溥仪非常感激，说：“共产党人办事认真，非常讲究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他的思想包袱也卸掉了。
对溥仪的改造不仅社会关心，中央领导更加关心。1955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时，周总理把溥仪的七叔载涛介绍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说：“听说溥仪学习还不错，他看了许多马列的书，你可以去看看他们。”
1956年3月10日，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亲自指示北京市政府为载涛和溥仪的两个妹妹各做一套防寒棉服，让他们到抚顺管理所看望溥仪。载涛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会客室里，见到了溥仪、溥杰等人，第一句话就说；“这次来，是毛主席让我们来的。”全家人都哭了，溥仪说：“毛主席、周总理日理万机，他们天天都为国家大事操心，工作那么忙，还能想起我们，我真是想都没想到哇！”
载涛及溥仪的妹妹们被安排住在抚顺市东公园专家招待所，管理所后来又派车送溥仪去招待所同他们叙谈。他们告诉溥仪别离后的家庭情况、北京的变化、孩子们成长的情况等等。当溥仪听到爱新觉罗家族更加兴旺时，对前途充满了信心，更增强了追求光明的信念。
1955年3月，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等领导同志乘来辽宁视察国防工业之际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观。接到辽宁省公安厅电话通知后，我们马上召开所务会议，安排了接待事宜。那天，当五六辆小轿车徐徐开进管理所大门时，我们早已在门口迎接首长们了。在会客室里，领导同志们还专门看望了溥仪。
贺龙元帅问溥仪：“在这里与你以前当皇帝时候吃的东西，哪个好吃？”
溥仪回答说：“这里很好。我过去在皇宫，每顿饭至少有48道菜，婉容有时还要进贡十几个菜，虽都是山珍海味，但吃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味道。现在这里，伙食标准虽不如以前，但有时候二两一个的包子我一顿能吃六个。”
贺龙元帅问他劳动如何，他说开始不行，现在也行了，种菜、装车、卸煤等劳动都参加过，还受过奖励。贺龙元帅接着说：“以前做皇帝的一般超不过50岁，你现在生活有规律了，饭也吃香了，可以活100岁。”
提起当伪满傀儡皇帝时，溥仪连忙说道：“我有罪，我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人民，我一定要好好改造。”
贺龙元帅高兴地对溥仪说：“你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是对的，只要改造好了。将来会有公民权的，会有前途的。”
聂荣臻元帅也说：“你好好学习改造吧，你会亲眼看到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
贺龙元帅在离开管理所时对我说：“从政治思想上改造他们是应该的，但是，你们也得教会他们生活的技能。”
溥仪听了两位老帅的话，如获至宝，回到监舍后，一连几天同其家族成员在一起反复推敲着两位老帅讲话的含义，预感会有新生的希望。
侦讯工作结束后，中央决定对日本战犯一个不判处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是极少数。由于当时不少侦讯人员和管教人员转不过思想弯子，周总理再次明确指示：中央决定日本战犯进行宽大处理，过20年以后，你们会看到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时，虽然仍有人思想不通，但因为周总理有指示，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对于伪满战犯，中央再次决定不给予刑罚，又一次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和伟大气魄。
1955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对于伪满战犯中职级较低的17人，其中包括溥仪的御医黄子正、溥仪的三个侄儿等，决定免于起诉，宽大释放。对于伪满皇帝溥仪为首的一批职级较高的战犯则着重实行政治思想教育，一律不判刑。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对获取改造伪满战犯的巨大成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六、改造收获
遵照中央有关部门指示，对于组织战犯通过参加适当生产劳动，以利他们转变立场、观点的重要性，我们还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对于如何通过生产劳动即教育改造他们的立场、观点，又使其能够学到生产和生活技能，我们确实还是花费了一些脑筋。比如，组织伪满战犯成立医务劳动小组，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因溥仪当皇帝时，有怕被陷害之心，在宫内自学了中医药知识；伪满大臣阮振铎早年在日本学过医学；伪满少将宪均是军医处长，考虑这些情况，我们组织他们到医务室劳动。溥仪等人经过一段时间劳动锻炼，很愿意干体力活，如参加卸煤等，溥仪很卖力气，也干得不错。后来，他得到所里的表扬还获得写有“劳动光荣”的茶杯、背心等奖品。他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得到的光荣。”
其他一些伪满战犯经过劳动锻炼，表现得也很不错。如：伪经济部大臣于静远、伪勤劳部大臣于镜涛等人到食堂帮厨做饭，总是把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伪满第11军管区中将司令官郭若霖等人，在狱中栽培果树，剪技、打药等活儿也都干的非常细心，并且从中学会了一手过硬的园林技艺。有一年，郭若霖栽培的苹果树结了果，战犯们天天都去看，一数共有20多个。有天晚上刮大风，有一半苹果落了地，他们就把落地果送到病号手里，双方内心都很激动。
春耕时，挑粪、翻地，活计重，战犯们都干得汗流浃背。通过劳动改造，他们也都养成了自觉的好习惯。管教干部不在时，也一样干得好。战犯们通过参加劳动，不但改造了思想，还品尝了丰收的果实和欢乐。即使冬天，他们也能吃上黄瓜、西红柿等细菜。
为了帮助战犯转变世界观，我们管教干部每次都干在前头，做出表率。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战犯们仍然享受着优厚的生活待遇，可我们同他们一起劳动却自带窝头、代食品等。为了不让战犯知道我们的情况，免得他们尴尬不安，每次午餐时，管教人员总是躲到一边儿吃饭。有一次劳动时因天下雨，有个战犯在为干部遮盖饭盒时发现干部的饭全是粗粮，消息传开，所有的战犯都深受触动。
七、特赦释放
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和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的决定，颁发了特赦令，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予以释放。中央指示，战犯管理所不但要负责战犯在押期间的改造，还要负责释放后的生活安排。特赦后一律享受公民权，能工作的要安置就业，有病的要养起来，享受国家公费医疗待遇。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60多名伪满战犯中，除17名已于1955年免于起诉宽大释放外，其于40余人将得到分期分批特赦释放。对于将要特赦的这批人，我们已着手整理有关案卷教材了。其中，也将溥仪在抚顺改造十年的表现上报辽宁省公安厅。同时，也向省委书记黄火青作了汇报。
黄火青同志说；“伪满皇帝溥仪在我党的改造政策的感召下，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确实是一大胜利。从皇帝变为公民，是不易的，我们要将他的情况上报中央。中央如何批，我们就如何执行。”
给中央的上报材料报到公安部后，政治保卫局凌云局长请示徐子荣副部长审阅后，上报中央。经中央批准后，于1959年9月30日批复材料返回抚顺。中央同意，首批特赦国内战犯时，特赦伪满皇帝溥仪。
1959年12月，在特赦溥仪等人的前两天，我找溥仪谈话。那是晚上9点，在战犯管理所医务室旁的一个谈话室内，溥仪走进屋，他显得有些紧张，不知所措。我请他坐下，先递给他一支烟，便开始与他谈话。
我问他：“国家主席发布的特赦令，你们也学习了，特赦令中申明，对那些确有改恶从善的，将于国庆十周年时特赦，你感觉自己将会怎样？”
溥仪说：“我认为我与别人相比，不如他们，这次特赦不可能有我，如果要继续在这里改造，我一定老老实实接受教育。”
我暗示他：“如果这次特赦有你，你将怎么办？”
他答道：“如果这次能特赦我，完全是党对我的宽大。我前半生有罪，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改恶从善的道路，后半生我一定要好好跟党走。”看来，溥仪在精神上不是没有准备的。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委托辽宁省高级法院送来特赦通知书，抚顺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大会。战犯管理所大礼堂主席台的正面写有“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几个大字，两边悬挂竖联，右联是：“劳动改造，重新做人”，左联是“改恶从善，前途光明。”主席台前排就坐的有省、市委领导、省公安厅长、省高级法院院长，后排是抚顺市委、市政府和市公、检、法的领导。在押的伪满、国民党战犯300余人均参加了特赦大会。
我主持了会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开始。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生春宣布特赦名单，颁发特赦通知书。第一个宣布的就是爱新觉罗•浦仪，溥仪感到意外，他楞了一会儿后，慢慢地站起来，在全体战犯的注目下，缓缓地走到主席台前，伸出颤抖的手，接过特赦通知书，然后鞠躬行礼。接着，其余9名国内战犯也陆续接过特赦通知书。
在分组讨论会上，溥仪痛哭流涕地总结了他前半生的罪恶历史，他还面对苍天发问；“谁让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是封建王朝，是自己企图借助洋人的势力，复辟封建制度。”溥仪还说：“是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是人民政府，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让我懂得了人生的道路。今后，我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特赦大会开过之后，溥仪同其他获释战犯们，也领到了战犯管理所发给的全套新装等等。但对溥仪密藏的486件国宝，正如溥仪自己所说，应当属于人民。抚顺战犯管理所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派专人将这批珍品送交中央移交小组。后经周总理批示：将其中的国宝归故宫博物院，没有太大文物价值的归财政部，有些还归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其中，有一块怀表是英国女王当年送给溥仪的，经有关部门同意，归还他本人。当我拿着这块怀表交给溥仪时，他非常激动。特赦后，他一直将这块怀表揣在怀中。1964年我去看望他时，他的夫人李淑贤说，溥仪曾把这块表弄丢过一次，他非常着急，坐立不安，直到后来在他的衬裤里找到了，这才安下心来。
1961年，我与原管教科员刘芳同志到北京汇报国民党战犯情况时，在天安门广场碰到被释放的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王贤玮，他询问了我们的住所，我告诉他住在公安部招待所。晚上11点半，溥仪听到消息，特意打电话说要来见我。我一再说时间太晚了，来去不方便，就不用来了。他却说，我一定要去见你，在战犯管理所时，我一直把所长当作自己的再生父母。于是，我马上让刘芳同志去买烟，并通知招待所会客。溥仪在凌晨一点钟来到招待所，谈完话三点多钟才返回去。他说，他见到我之后，心里感到很痛快，否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1966年6月，我到北京办事，他正在协和医院住院。按公安部十三局苏玉涵局长的意见，我带了一些水果去探望他。后来，听说他患了肾癌，于1967年10月17日在协和医院病逝。1979年，我调到北京工作以后，还参加了全国政协为悼念溥仪而举行的追悼会。会上，我见到了溥杰，他说，溥仪虽然不在人世了，但是，中国共产党改造战争罪犯的巨大历史功绩，却永远光照人间。
这些人渣根本没有改造的价值，应该非人道毁灭，留着浪费宝贵的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