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西南地区国民党战犯改造记实（孙 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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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03- 06
国民党战犯，是指在中国人民战争中俘获的，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逮捕的，犯有严重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局）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市）党部书记长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本文就西南地区捕获的国民党战犯的改造情况作一简述。
一、在西南公安部看守所
解放后的重庆，是西南地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的驻在地。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也设在这里，部长周兴，副部长刘秉琳、赵苍璧。为改造在西南地区捕获的国民党战犯，西南公安部下设两个看守所和一个集训大队。四德村看守所为第一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为第二看守所，嘉陵大队为集训大队。这几个机构于1950年5月成立后，在西南地区捕获的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上将、川湘鄂边区绥精公署主任宋希濂中将、十四兵团司令钟彬、西康省党部主任李犹龙、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主任兼重庆卫戍司令部保防处长周养浩少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少将、保密局总务处长沈醉少将等高级头目陆续被递解到这里关押。1951年6月上旬，白公馆看守所迁至新修建的松林坡看守所（现重庆市公安局收审所）。到1953年8月，随着镇反运动的结束，在押犯大部分已被判决投入劳改，松林坡看守所交西南公安局劳改处（1953年2月2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更名西南行政委员会，西南公安部更名西南公安局）。王陵基、宋希濂、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一批未决犯被送四德村看守所关押。1954年7月，看守所移交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改名“四川省公安厅磁器口监狱”。1954年11月1日，西南大区撤销，四德村看守所交重庆市公安局预审处，王陵基等未决犯被移送石板坡重庆市看守所。从白公馆看守所到松林坡看守所结束，共收押各类案犯778人，其中国民党战犯和反革命案犯722人，英国特务福特、美国特务任福根、日本特务阿美娜（女）等外籍案犯11人，事罪犯45人。
1950年5月10日，西南公安部嘉陵大队在原“中美合作所”杨家山“梅园”（即梅乐斯公馆）成立，关押和管训重庆市公安局、云贵、西康和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行署公安厅送来的案犯约500人，下设3个中队（后为4个中队）。1952年初，嘉陵大队结束，未决犯被送松林坡看守所。在四德村看守所、松林坡看守所和嘉陵大队管押的案犯被依法判刑后，便投入第五劳改大队（对外称松山农场）劳动改造。1952年9月，西南军区军法处、后勤部军法处、炮兵军法处和西南军大保卫部的干部34人，带领一批已决犯（包括战犯）并入第五劳改大队。
二、到重庆战犯管理所
1955年12月30日，公安部发出通知：为了加速和加强对各地关押战犯的管理教育工作，以利和平解放台湾，收集撰写近百年历史资料，决定集中关押未决和已决劳改战犯。
1956年1月6日，重庆战犯管理机构组建成立，抽调了看守所和松山农场的18名管教干部到原松林坡看守所办公。首批集中了在松山农场已决劳改的战犯、关押在重庆市看守所的未决战犯共101名。11日，从成都移送来国民党战犯14人。根据公安部“将重要战犯集中在公安部关押，其余战犯分别集中在山东、内蒙、陕西、四川、辽宁五地集中关押”的指示精神，云南有15名、贵州有6名战犯被移送来重庆；关押在重庆的王陵基、徐远举、曾扩情（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于1月20日前后被押送北京战犯管理处（宋希濂已于1954年被被押送北京）。重庆战犯管理所关押战犯136名（军队将级军官81人、上校11人，政府省主席1人、厅长7人，国民党、三青团省、市委员以上6人，特务站长、处长30人）。
1956年4月29日，重庆战犯管理机构迁到杨家山大花园（原戴笠公馆）办公，战犯住宿在东面步云桥前原中美合作所政训处，两地中间是厨房。对外称“四川省第二监狱”。1958年重庆特殊钢厂修筑专用铁路线，因铁路穿经大花园，战犯于10月15日被迁至孙家花园。孙家花园位于南岸弹子石，因解放前是大地主孙树培的公馆而得名。1952年重庆市公安局第一劳改大队在这里组织劳改人员进行烧砖、织毛巾等生产，1954年改为第十二劳改大队。战犯被送孙家花园后，集中在三中队，对外统称“四川省第二监狱”。大跃进期间，以“重庆市新生劳动工厂”名称对外。1962年7月20日，三中队定名“重庆战犯管理所”。1963年11月16日，重庆战犯管理所宣告结束，王陵基、徐远举、曾扩情、沈醉、周养浩等17人先后被送北京战犯管理所；其余人有的被送抚顺战犯管理所，有的被特赦，有的被减刑或保外就医。
三、“童子部队”制服将军
解放初期，关押在四德村、白公馆看守所的国民党战犯，他们长期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们多是蒋介石嫡系，形成“各为其主”的思想基础，不仅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有的还妄图东山再起。加上初到看守所，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相信，存有各种各样的疑虑，心态是复杂的：什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啦！“天之亡蒋，非我之罪也！”“不成功，当成仁！”等等，处在既不服罪、又畏罪惧死的矛盾之中。
“脱裤子割尾巴”，这是解放初对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用民主的方法改造思想的一句形象语言。那么，对这些要犯的改造可称是“脱胎换骨”。当时，公安机关的管教、预审干部中老干部很少，多是中原、宁沪杭和重庆解放后参加革命的学生，20来岁，刚作公安工作，阅历浅、社会经验缺乏，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国民党战犯王陵基谑称这些人是“童子部队”。而王则自诩是“盐大蒜”，“皮皮是黄的，心心也是黄的”，形容毒素很深。一天，一位姓张的年轻预审员提审王陵基，王陵基顿觉这是被奚落，说：“我王方舟是上将省主席，你是哪一级政府官员？”“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普通一兵，代表共产党、人民政府执行审讯任务，帮助你交待清楚历史罪恶。国民党统治时期，你是上将省主席；人民政权里，你是战争罪犯。今天你不愿交待，我们可以等你想通了再交待。但必须彻底交待。”青年预审员义正词严的答复，说得王陵基哑口无言。无独有偶，徐远举在四德村看守所也有完全相同之举动。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徐远举、周养浩等军统少将特务落入法网，在四德村看守所他们在生活上受到吃中灶的优待。几天后，徐向管教干部提出“取消哨兵、出入自由”的要求。西南公安部一处处长、老红军段大明听了刘祥纶科长的汇报后，来到拘留所，对徐等说：“你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你们自己最清楚，人民也了解。在这里，人民政府给你们吃中灶优待，不打不骂，你们还要什么自由？我是泥巴脚杆出身的江西老表，同你们打了20多年仗，现在历史已经证明：人民是胜利者，你们是失败者。你们失败的原因，已初步向你们讲清楚了，个人没有不服输的……”言者谆谆，听者默然。
一天，一位青年预审员预审，徐远举操一口湖北腔说：“我是少将处长，你是才工作的毛头。不说是你们公安部长，也该由你们处长来问我。”拒绝回答审问。第二天，还是这位青年预审员主审，只是旁边坐了一位戴眼镜的30多岁的陪审——老红军于桑处长。善于察言观色的徐远举霎时傲气顿消。
“你这军统少将，是已被打倒了的反动政府的官员；预审员虽是一般干部，但代表人民政府。彼此的共同点都落在一个‘清’字上。他有责任帮助你交待清历史，你的任务是向政府坦白清历史……”于处长语调平和，柔中有刚。到了松林坡看守所后，王陵基、徐远举都有了进步。王陵基写过牢骚诗“上将不可当，宁可挨一枪”；也骂过街。他对这种错误的态度作了检讨，并表示：“我王方舟不做顽固蛋了，一定要争取改造成新人。”
1956年初，人民政府组织战外出参观，出于安全考虑，派了便衣警卫。在参观重庆人民大礼堂时，一位少将发牢骚说：“既然要我们出来参观，何必派带枪的跟着，不相信我们，怕我们逃跑！”工作人员反驳道：“当年先生抓到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除了种种酷刑，能举出组织参观的先例？就是你们的住地，原中美合作所‘11•27’大屠杀一次杀了200多人。你们制造了那么多孤儿寡母，倘若群众出于义愤，活活把你打死，该是你自己负责，还是我们工作失职？”“失言！失言！”这位少将羞愧地低下了头。
四、共产党讲革命人道主义
为有利于审讯，看守所规定：分工负责的预审人员要讲究审讯艺术。公安机关有关部门要调查、取证言，一般应写出讯问提纲，由本案预案员讯问；特殊情况需当面讯问，事先应办理批准手续。
初到看守所，不少人既怕本人有朝一日遭公审处决，又担心自己妻室儿女的生活和前程，怕妻女沦落。因此，他们对镇反等信息和看守所内发生的事情特别关心和敏感。看守所允许家属写信和定期会见；对鼓励改造的家属来信还公布在墙报上。当他们得知自己的子女，有参军的，有参加工作的，有继续上中学、大学的；连过去当“官太太”的妻子也参加了工作，总算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倒是那些把家属送到台湾的人，音信杳无，心里反倒是七上八下的。解放初，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困难，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但对战犯，还是在生活和医疗上给予照顾，王陵基等人吃每月15万元（旧币）的中灶伙食，其他案犯吃干部的大灶伙食标准，每月9万元（旧币）。看守所有专职医生，对病情较重者，及时送医院住院治疗。宋希濂、王陵基有高血压，医生每天发给维他命（既维生素）。在当时，维他命和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属贵重药品。一次，徐远举刮络腮胡子刮伤了脸，因剃刀没有消毒，脸肿得像“判官”，医生及时予以治愈，徐很受感动。在石板坡看守所，王陵基患肺炎，被及时送仁受堂医院住院治愈。
1950年磁器口“11•27”大屠杀一周年前后，群众和死难烈士家属到松林坡、步云桥和渣滓洞等烈士殉难地悼念。白公馆看守所里，能清楚地听到歌乐山下的口号声，徐远举、周养浩等“11•27”大屠杀的主持者心情特别紧张。因为在此之前，大屠杀的刽子手：绰号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刘志钦、渣滓洞监狱看守长徐贵林（绰号“猫头鹰”）已被公审处决。11月25日下午，预审员找徐远举核对审讯笔录，徐以为是公审处决的日子临头，心情十分紧张，当晚两次作恶梦梦见自己在群众大会上被公审处决的场面。他惊出一身冷汗后呆坐在铺上，很久才回过神来。
1951年初，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在全国城乡广泛开展。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思想波动，白公馆看守所暂停在押案犯看报。这件事，使王陵基、宋希濂、徐远举、周养浩等背上了等待公审处死的思想包袱。一天晚上，预审处刘正民处长召集全体案犯开会，他讲了国内外形势后说：“大家应该认真改造思想，不要过多考虑自己会判什么罪，甚至估计个个会判死刑。你说判死刑，我说判个‘死缓’（即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不过这不是正式宣判。”“死缓”两字，如同一粒定心丸，很多人的思想情绪顿时稳定了下来。看守所还重视排解战犯彼此间的宿怨，和本人的现实思想问题，以利于思想改造。徐远举和周养浩，解放前就是针尖对麦芒，为军统上层特务所周知。在看守里，两人依旧一个钉子一个眼，徐贬周“有少将的牌子，没有少将的风度”，是“靠毛人凤的裙带关系”。周也反唇相讥说徐莽子“五大三粗，不学无术”（周是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生）。看守所尽可能安排两人背靠背写材料，谈情况，使门户之见不面对面交锋。在石板坡看守所，一天，看守员观察发现周养浩接连几天情绪消沉，不思茶饭。领导和预审、看守员在一块及时分析查找原因，查明是周在整理档案时看到一份批示材料，因而产生抵触情绪。预审员接连几天做思想工作，缓和了周的情绪。
镇反运动期间，看守所还针对家属在社会上感到政治压力大的反映，利用星期天接见家属的机会，宣传共产党一人作事一人当、不搞株连的政策，希望家属划清政治界限，遵守政策法令，帮助、鼓励亲人争取宽大处理。事后，不少家属给亲人来信，叙述政府对家属的政策和家庭生活情况，并叮嘱亲人要好好接受改造。这些信件经传阅后，担心离婚的少了，家庭包袱轻了。
国民党宣传共产党是“六亲不认”。陈赓将军到白公馆看守所看望黄埔同学，在战犯中传为佳话。他们说事实比国民党的宣传更有说服力。1950年6月的一天，二野四兵团司令员、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陈赓，在西南公安部周兴部长的陪同下，到白公馆看守所看望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宋希濂、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情。
“我落后了！我落后了！”曾扩情一见到陈赓将军，便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心态连声道。
“不论过去，我们是叙旧……”一向说话幽默、诙谐的陈赓轻松的一席话，使尴尬气氛顿消。忆过去、望未来、摆家常，陈赓将军阐述了党对战犯的改造政策。在“梅园”嘉陵大队队部吃便饭的席间，陈赓指着周兴对在座的宋希濂等说：“他是公安部长，你们有什么事情就找他。”
回到白公馆，酒后谈兴正浓的宋希濂一行，当作殊荣绘声绘色地向“同学”介绍会面的全过程，包括吃什么菜，喝什么酒都摆得津津有味，有人谓之打了一次“精神牙祭”。事后，原先认为“关在白公馆楼上的人罪恶大，关在楼下的人罪恶小”，自己宁肯吃大灶也不愿上楼的曾扩情，主动要求去楼上。
1957年4月8日，公安部罗瑞卿部长来重庆视察。9日，他在段大明等的陪同下，到公安学院重庆分院视察，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后来到杨家山大花园，听取了负责人钤子钧关于战犯改造工作的汇报后，说：“伙食节余可用来替战犯添置生活用品，既减轻国家负担，又改善生活条件。”随后，他巡视了战犯宿舍。
五、从“以毒攻毒”到“活字典”
在看守所，经过预审、教育，多数人都能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同时检举揭发他人。兵工署警务处少将处长廖宗泽坦白他在1949年10月代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职务时，签批了杀害江竹筠等30位烈士的罪行。随王陵基20年的管家周云程，坦白了他在重庆解放前10天来重庆替王搬运财物5车去成都；成都解放前随主子出逃，在邛崃古水碾徐家院徐少文、徐孟兰家，周将王给他的400多两黄金丢入井内，为公安机关查清王逃命的情况提供旁证。
参与杀害格达活佛的英国间谍福特。1950年10月19日，在昌都近郊被解放军俘获后，被送重庆李子坝西南军区政治部外俘管理所，1951年7月7日被送松林坡看守所羁押。在看守所里，经过教育、预审和生活上的优待，福特从开初什么都不讲到基本讲清罪恶。1954年5月14日，他在写给在英国的父母的信上说：“我是英国政府派往西藏对中国进行侵略负责电台的间谍。诚然，这里也铁窗和警卫在防止我们逃跑，但这监狱却和旧社会完全不同，是改造一个犯人重新作人。我每天的生活都很好，有美好的清洁的三餐，逢节日还特别为我们加菜（外国犯人一直受着特殊伙食的优待）。医药设备也很齐全，每天还给我们一段时间作体育活动，我的身体很好。在日用品方面，人民政府替我们准备有肥牙膏。文娱生活非常丰富，每人可听收音机、读报纸、阅读图书。我的中文学习已有很大的进步，我已参加小组讨论和能阅读每天的报纸了。”1954年12月8日，西南军区军法处根据福特的罪行和悔改表现，依法宣判驱逐出境。除审讯和自己写坦白、检举材料外，看守所和嘉陵大队对不老实坦白的案犯，采取将若干知情人编成小组，指定其中一个担任组长，管教干部作记录。会上，先由不老实的案犯作坦白交待，接着知情人揭发、提问。因为彼此都来自旧营垒，反戈一击中要害。军统局白公馆看守所代理所长张少云，1949年11月从重庆乘飞机逃到昆明，任云南保防处中校参谋。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云南起义，三天后，张改名刘继汉，化装成商人潜逃，在贵州安顺场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在嘉陵大队，张拒不坦白罪事实，反以“慈善教育家”自居。1951年4月5日，在白公馆看守所的小组会上，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8位知情人，列举一桩桩事实，剥下“慈善教育家”的画皮，证实张是参与杀害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成员车耀先的凶手。当过军统贵州息烽监狱狱长的周养浩，标榜自己是“文明狱长”。在小组会上，军统局收发股长邓培新等知情人，揭露周是参与杀害张露萍、张蔚林等人的刽子手，是霸占、强奸女犯的色鬼。在事实面前，周只得承认。
“以毒攻毒嘛！”这是1950年8月的一天，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在门外观看了小组会情景后，对在旁的管教干部说的话。这天，贺老总单身一人视察了白公馆看守所，他还询问了警卫的生活、学习情况，谈了把这里建设成参观游览区的设想。
看守所对违犯监规者处理也是严肃的。30多岁的日本女间谍阿美娜，在西北关押时就曾用色相搞分裂活动。在松林坡看守所又故伎重演。她在监舍内赤露上身，一会儿喊：“报告！我要草纸”。一会儿喊：“报告！我要歌单……”在警卫面前卖弄风骚，遭到严厉训斥，后由女管教干部专职管理。周养浩将二两黄金藏在西装垫肩中，国防部二厅派遣特务俞昌治，把违禁物品藏于胶鞋底，被查觉后都受到监规教育。当他们的思想得到转变后，不少人成了“活字典”，为弄清某些历史事件提供了线索或佐证。1955年春，一位印度朋友向我有关部门提出要参观抗战时期尼赫鲁先生在重庆的居住地。查找居住地的公安人员来询问徐远举，徐卖关子说：“王方舟知道。”当王陵基连连摇头说不知道时，徐说：“就在你王公馆旁边。”经王、徐和沈醉回忆，找到了尼赫鲁先生的居住地：枇杷山原国民党外交部招待所。经寻访当年给尼赫鲁抬过滑竿的轿夫和当地保长得到证实。
六、共产党真是执法严明
人生活在社会中，个别干部腐化蜕变不足为怪。1951年冬，原嘉陵大队某大队长因违法乱纪被依法教育，监所里其他人看到这人戴有很重的脚镣，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地直响。原先在嘉陵大队的郭仲容、黄逸公告诉大家：“他就是嘉陵大队的大队长。”
“共产党与国民党是不同，对己严对我们宽大。我们虽然关了很久，还没有尝过脚镣的滋味。”“共产党对我们这些人确实够宽大的。论罪行，多半都是严重的，但共产党对我们却不打不骂，在生活上还百般地照顾，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改造思想，成为一个新人，这种作法恐怕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人们议论后得出结论：“共产党真是执法严明，办事大公无私，不论谁犯了罪都一视同仁，一样要受处分，不像国民党搞官官相护。”
1960年11月28日获第二批特赦的一位军统少将，于1964年6月24日向公安部举报“重庆战犯管理机构管教干部乔某，1957年以70元低价勒索我用300多美元买来、未用到一年的罗乃克斯手表一只。另外，管教干部姜某买过我的一支派克钢笔。”当时，乔某因不适合公安工作，已于1962年调离公安机关。经数月调查后查明：这位少将的一块罗乃克斯手表，因由看守所保管6年未用表面发霉，便发还本人保存。乔某看上这手表后借来使用，因怕被发觉暴露，一直将表装在裤包里，不敢戴在手上。后乔从钟表店了解到，这表修理好后可卖三四百元钱，便心生邪念。他对物主说：“表不修会放坏，修好才能处理”。经同意后，乔花去修理费24元后，以200元价钱卖给乔在西南医院工作的一个老乡。为掩盖真相，乔向物主泄露了他将被调北京关押的消息，两人商定物主乘轮船到武汉时，趁过趸船之机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小玻璃瓶丢进长江，并立即向押解干部报告：手表掉到长江里了。这样，到北京后核对本人清单物品时，将手表注销了。7月，物主从北京两次乔来信索表款，乔先以物主的堂兄（已病死）之名邮汇20元；第二次以战犯家属王佩云的名义邮寄50元。公安人员几经辗转，在荣昌县永荣矿务局找回原表送归物主；乔某退出106元赃款。关于派克钢笔的来龙去脉是：1956年初，这位少将要求将自己的一支派克签字笔（吸水器已坏）寄卖用来配眼镜。寄卖行估价19元。经处领导准许后，看守员姜某征得物主同意按估价买下钢笔；物主也免了寄卖行10％的手续费。钢笔经原主过目后退还。
七、“巴甫洛夫疗法
“组织在押的中、外战犯到各地参观”。毛主席、周总理作出以上指示后，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重庆市委指派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文澄任组长、市检察院检察长段大明、市总工会副主席张显仪、市公安局副局长程诚和四川省公安厅处长李扬任组员的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从1956年1月28日至2月7日，组织133名战犯参观了重庆市容、学校、工厂、农村等。随后，又组织10名战犯到成都参观。5月8日，又组织几个人到北京参观。事实是最好的老师，活生生的现实对战犯们的思想触动很大。参观菜园坝火车站之前，沈醉对成渝铁路通车的新闻报导半信半疑，认为宣传总归是宣传；到了菜园坝火车站后，仍估计成渝铁路只是局部通车；当亲自询问了下车的成都来的旅客，才心悦诚服共产党是干实事的。参观枇杷山博物馆后，有人悔恨自己过去曾盗窃祖国文物；有的献出自己珍藏多年的甲骨等文物；有的看了反映红军长征艰苦的实物和烈士遗物，为自己过去曾与红军作战而流下痛恨之泪。沈醉说：“看到博物馆的古迹我很惭愧。抗战胜利后，我到北京接收古迹500多箱运到台湾，蒋介石拿去与美国换军火，打内战，屠杀人民……自己获改造后也要投入建设，流点汗才对得起人民。”在参观后的座谈会上，有人把它喻之为“巴甫洛夫疗法”，“替我们医治了重病”。一段时间以来情绪比较消沉的周养浩说“蒋介石说我们军统特务是共产党的死对头，被抓住之后只有死路一条。其实，这只是说对了军统的罪恶，却不敢正视共产党对我们教育改造的宽大胸怀。”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少将视导专员柳维恒，1933年到1934年任南昌行营一厅碉堡科科长期间，组织领导在苏区周围修建碉堡2400来座；加上柳思想比较顽固，有人一语双关谑称“柳碉堡”。参观后，柳坦白了长期隐瞒的罪行：制订湘桂赣封锁计划，阻挠红军北上抗日，还自责“可恨该杀”。这一年，他们这些人还到解放碑交电公司楼上观看了“五一”、“国庆”群众庆祝活动。
在管理上，取消院内警卫和进出舍房、同干部谈话要喊“报告”的规定，他们在院内可以单独自由行动。每月15日、29日为“接见家属日”。1956年3月15日，开始第一批接见王绪镒（编练部新兵纵队中将司令）、田养真（国防部少将部员）等7人家属，还请她们参观了宿舍和伙食。为便于他们与家属亲朋通信往来，管理所专门租用了“2306号信箱”。经消除“给海外熟人写信，他们知道我还在坐监，能相信我说的话吗？”（沈醉语）等顾虑后，到4月20日，有66人要求与海外亲友通信联系。
在生活方面，每人发了新衣服、日常用品和零用钱。伙食费每月15元，30斤定量粮。据当年的炊事员回忆：开初，由于大多数人刚从劳动场所来，食量大。事务长犯了愁，30斤定量不够吃怎么办？炊事员建议：“中、晚餐吃一钵红烧肉，饭量自然而然就小了。”10天以后，饭量果然大减。一段时间后一过秤，体重最多增加9．2公斤，最少增加1公斤。同时，加强了对慢性疾病患者的治疗。3月16日，西南医院为107名战犯进行体格检查。
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增加了阅览室的书报，添置了文体活动用品。每逢周末，由松山农场派人来放映电影；有时还整队去附近的新建劳动工厂礼堂，参加京戏清唱等节目演出。国庆节，他们演出自编的话剧《家属接见日》。管理所倡导自我教育管理，两个中队4位中队长、8位小队长由管理所选派战犯自己担任。小队长负责综合管理全队的学习、思想、生活、劳动等各项工作。此外，还民主选出5人组成学习辅导组（后增至9人），订出生活、学习制度。
政治学习以形势政策教育为主，重点学习了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和第二个五年建设计划。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结合由管教干部参加的小组座谈进行引导。每个单元学习结束后联系思想实际进行小结。对带普遍性的思想认识问题加以归纳后，有针对性地进一步学习文件，组织专题辅导，讨论，用摆事实、讲道理等说理的方法，辩明是非，指明前途；对个别性的思想问题，管教干部找他个别谈心，疏导思想，或辅以小组讨论，正面教育。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不少人对自己的历史罪恶，从理性上有了新认识，有的补充交待了余罪。曾扩情、沈醉等人主动提议并经批准，在三个多月时间内写出国民党特务系统资料20余万字；其他人共写出材料3315份。
八、改恶从善前途光明
1958年10月，关押在杨家山的战犯被迁至南岸孙家花园。开始是把他们同一批重刑犯和老弱病残犯混合关押、共同劳动和管理教育，引起战犯思想波动。四川省公安厅和重庆市公安局及时予以纠正。修筑围墙把战犯的住房、活动劳动场所单独分开，安排编竹器生产。同时，征用了毗邻的黄荆坡10亩土地修建房屋。1959年秋，管理所迁入修建好的住所和划出8亩蔬菜地作为劳动生产场地。1959年9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1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特赦令。
经战犯管理部门考核审查，12月4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召开特赦大会，宣布特赦国民党内调局西南办事处人员廖缉清。会后，廖便离开孙家花园到沙坪坝与女儿团聚。在座谈会上，大多数人对照廖缉清的改造找出差距，表示决心争取下一批特赦。从1960年11月28日到1966年4月16日，重庆战犯管理所共特赦了6批，计特赦8人，特赦减刑19人。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到1975年3月为止，在西南地区俘获的国民党战犯都先后走上了新生之路，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分别担任了全国、省、市、地、县政协委员或文史馆员、参事等职务；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和平统一祖国，为改革开放，为现代史研究贡献力量。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03- 06
国民党战犯，是指在中国人民战争中俘获的，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逮捕的，犯有严重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局）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市）党部书记长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本文就西南地区捕获的国民党战犯的改造情况作一简述。
一、在西南公安部看守所
解放后的重庆，是西南地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的驻在地。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也设在这里，部长周兴，副部长刘秉琳、赵苍璧。为改造在西南地区捕获的国民党战犯，西南公安部下设两个看守所和一个集训大队。四德村看守所为第一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为第二看守所，嘉陵大队为集训大队。这几个机构于1950年5月成立后，在西南地区捕获的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上将、川湘鄂边区绥精公署主任宋希濂中将、十四兵团司令钟彬、西康省党部主任李犹龙、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主任兼重庆卫戍司令部保防处长周养浩少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少将、保密局总务处长沈醉少将等高级头目陆续被递解到这里关押。1951年6月上旬，白公馆看守所迁至新修建的松林坡看守所（现重庆市公安局收审所）。到1953年8月，随着镇反运动的结束，在押犯大部分已被判决投入劳改，松林坡看守所交西南公安局劳改处（1953年2月2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更名西南行政委员会，西南公安部更名西南公安局）。王陵基、宋希濂、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一批未决犯被送四德村看守所关押。1954年7月，看守所移交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改名“四川省公安厅磁器口监狱”。1954年11月1日，西南大区撤销，四德村看守所交重庆市公安局预审处，王陵基等未决犯被移送石板坡重庆市看守所。从白公馆看守所到松林坡看守所结束，共收押各类案犯778人，其中国民党战犯和反革命案犯722人，英国特务福特、美国特务任福根、日本特务阿美娜（女）等外籍案犯11人，事罪犯45人。
1950年5月10日，西南公安部嘉陵大队在原“中美合作所”杨家山“梅园”（即梅乐斯公馆）成立，关押和管训重庆市公安局、云贵、西康和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行署公安厅送来的案犯约500人，下设3个中队（后为4个中队）。1952年初，嘉陵大队结束，未决犯被送松林坡看守所。在四德村看守所、松林坡看守所和嘉陵大队管押的案犯被依法判刑后，便投入第五劳改大队（对外称松山农场）劳动改造。1952年9月，西南军区军法处、后勤部军法处、炮兵军法处和西南军大保卫部的干部34人，带领一批已决犯（包括战犯）并入第五劳改大队。
二、到重庆战犯管理所
1955年12月30日，公安部发出通知：为了加速和加强对各地关押战犯的管理教育工作，以利和平解放台湾，收集撰写近百年历史资料，决定集中关押未决和已决劳改战犯。
1956年1月6日，重庆战犯管理机构组建成立，抽调了看守所和松山农场的18名管教干部到原松林坡看守所办公。首批集中了在松山农场已决劳改的战犯、关押在重庆市看守所的未决战犯共101名。11日，从成都移送来国民党战犯14人。根据公安部“将重要战犯集中在公安部关押，其余战犯分别集中在山东、内蒙、陕西、四川、辽宁五地集中关押”的指示精神，云南有15名、贵州有6名战犯被移送来重庆；关押在重庆的王陵基、徐远举、曾扩情（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于1月20日前后被押送北京战犯管理处（宋希濂已于1954年被被押送北京）。重庆战犯管理所关押战犯136名（军队将级军官81人、上校11人，政府省主席1人、厅长7人，国民党、三青团省、市委员以上6人，特务站长、处长30人）。
1956年4月29日，重庆战犯管理机构迁到杨家山大花园（原戴笠公馆）办公，战犯住宿在东面步云桥前原中美合作所政训处，两地中间是厨房。对外称“四川省第二监狱”。1958年重庆特殊钢厂修筑专用铁路线，因铁路穿经大花园，战犯于10月15日被迁至孙家花园。孙家花园位于南岸弹子石，因解放前是大地主孙树培的公馆而得名。1952年重庆市公安局第一劳改大队在这里组织劳改人员进行烧砖、织毛巾等生产，1954年改为第十二劳改大队。战犯被送孙家花园后，集中在三中队，对外统称“四川省第二监狱”。大跃进期间，以“重庆市新生劳动工厂”名称对外。1962年7月20日，三中队定名“重庆战犯管理所”。1963年11月16日，重庆战犯管理所宣告结束，王陵基、徐远举、曾扩情、沈醉、周养浩等17人先后被送北京战犯管理所；其余人有的被送抚顺战犯管理所，有的被特赦，有的被减刑或保外就医。
三、“童子部队”制服将军
解放初期，关押在四德村、白公馆看守所的国民党战犯，他们长期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们多是蒋介石嫡系，形成“各为其主”的思想基础，不仅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有的还妄图东山再起。加上初到看守所，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相信，存有各种各样的疑虑，心态是复杂的：什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啦！“天之亡蒋，非我之罪也！”“不成功，当成仁！”等等，处在既不服罪、又畏罪惧死的矛盾之中。
“脱裤子割尾巴”，这是解放初对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用民主的方法改造思想的一句形象语言。那么，对这些要犯的改造可称是“脱胎换骨”。当时，公安机关的管教、预审干部中老干部很少，多是中原、宁沪杭和重庆解放后参加革命的学生，20来岁，刚作公安工作，阅历浅、社会经验缺乏，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国民党战犯王陵基谑称这些人是“童子部队”。而王则自诩是“盐大蒜”，“皮皮是黄的，心心也是黄的”，形容毒素很深。一天，一位姓张的年轻预审员提审王陵基，王陵基顿觉这是被奚落，说：“我王方舟是上将省主席，你是哪一级政府官员？”“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普通一兵，代表共产党、人民政府执行审讯任务，帮助你交待清楚历史罪恶。国民党统治时期，你是上将省主席；人民政权里，你是战争罪犯。今天你不愿交待，我们可以等你想通了再交待。但必须彻底交待。”青年预审员义正词严的答复，说得王陵基哑口无言。无独有偶，徐远举在四德村看守所也有完全相同之举动。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徐远举、周养浩等军统少将特务落入法网，在四德村看守所他们在生活上受到吃中灶的优待。几天后，徐向管教干部提出“取消哨兵、出入自由”的要求。西南公安部一处处长、老红军段大明听了刘祥纶科长的汇报后，来到拘留所，对徐等说：“你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你们自己最清楚，人民也了解。在这里，人民政府给你们吃中灶优待，不打不骂，你们还要什么自由？我是泥巴脚杆出身的江西老表，同你们打了20多年仗，现在历史已经证明：人民是胜利者，你们是失败者。你们失败的原因，已初步向你们讲清楚了，个人没有不服输的……”言者谆谆，听者默然。
一天，一位青年预审员预审，徐远举操一口湖北腔说：“我是少将处长，你是才工作的毛头。不说是你们公安部长，也该由你们处长来问我。”拒绝回答审问。第二天，还是这位青年预审员主审，只是旁边坐了一位戴眼镜的30多岁的陪审——老红军于桑处长。善于察言观色的徐远举霎时傲气顿消。
“你这军统少将，是已被打倒了的反动政府的官员；预审员虽是一般干部，但代表人民政府。彼此的共同点都落在一个‘清’字上。他有责任帮助你交待清历史，你的任务是向政府坦白清历史……”于处长语调平和，柔中有刚。到了松林坡看守所后，王陵基、徐远举都有了进步。王陵基写过牢骚诗“上将不可当，宁可挨一枪”；也骂过街。他对这种错误的态度作了检讨，并表示：“我王方舟不做顽固蛋了，一定要争取改造成新人。”
1956年初，人民政府组织战外出参观，出于安全考虑，派了便衣警卫。在参观重庆人民大礼堂时，一位少将发牢骚说：“既然要我们出来参观，何必派带枪的跟着，不相信我们，怕我们逃跑！”工作人员反驳道：“当年先生抓到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除了种种酷刑，能举出组织参观的先例？就是你们的住地，原中美合作所‘11•27’大屠杀一次杀了200多人。你们制造了那么多孤儿寡母，倘若群众出于义愤，活活把你打死，该是你自己负责，还是我们工作失职？”“失言！失言！”这位少将羞愧地低下了头。
四、共产党讲革命人道主义
为有利于审讯，看守所规定：分工负责的预审人员要讲究审讯艺术。公安机关有关部门要调查、取证言，一般应写出讯问提纲，由本案预案员讯问；特殊情况需当面讯问，事先应办理批准手续。
初到看守所，不少人既怕本人有朝一日遭公审处决，又担心自己妻室儿女的生活和前程，怕妻女沦落。因此，他们对镇反等信息和看守所内发生的事情特别关心和敏感。看守所允许家属写信和定期会见；对鼓励改造的家属来信还公布在墙报上。当他们得知自己的子女，有参军的，有参加工作的，有继续上中学、大学的；连过去当“官太太”的妻子也参加了工作，总算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倒是那些把家属送到台湾的人，音信杳无，心里反倒是七上八下的。解放初，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困难，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但对战犯，还是在生活和医疗上给予照顾，王陵基等人吃每月15万元（旧币）的中灶伙食，其他案犯吃干部的大灶伙食标准，每月9万元（旧币）。看守所有专职医生，对病情较重者，及时送医院住院治疗。宋希濂、王陵基有高血压，医生每天发给维他命（既维生素）。在当时，维他命和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属贵重药品。一次，徐远举刮络腮胡子刮伤了脸，因剃刀没有消毒，脸肿得像“判官”，医生及时予以治愈，徐很受感动。在石板坡看守所，王陵基患肺炎，被及时送仁受堂医院住院治愈。
1950年磁器口“11•27”大屠杀一周年前后，群众和死难烈士家属到松林坡、步云桥和渣滓洞等烈士殉难地悼念。白公馆看守所里，能清楚地听到歌乐山下的口号声，徐远举、周养浩等“11•27”大屠杀的主持者心情特别紧张。因为在此之前，大屠杀的刽子手：绰号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刘志钦、渣滓洞监狱看守长徐贵林（绰号“猫头鹰”）已被公审处决。11月25日下午，预审员找徐远举核对审讯笔录，徐以为是公审处决的日子临头，心情十分紧张，当晚两次作恶梦梦见自己在群众大会上被公审处决的场面。他惊出一身冷汗后呆坐在铺上，很久才回过神来。
1951年初，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在全国城乡广泛开展。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思想波动，白公馆看守所暂停在押案犯看报。这件事，使王陵基、宋希濂、徐远举、周养浩等背上了等待公审处死的思想包袱。一天晚上，预审处刘正民处长召集全体案犯开会，他讲了国内外形势后说：“大家应该认真改造思想，不要过多考虑自己会判什么罪，甚至估计个个会判死刑。你说判死刑，我说判个‘死缓’（即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不过这不是正式宣判。”“死缓”两字，如同一粒定心丸，很多人的思想情绪顿时稳定了下来。看守所还重视排解战犯彼此间的宿怨，和本人的现实思想问题，以利于思想改造。徐远举和周养浩，解放前就是针尖对麦芒，为军统上层特务所周知。在看守里，两人依旧一个钉子一个眼，徐贬周“有少将的牌子，没有少将的风度”，是“靠毛人凤的裙带关系”。周也反唇相讥说徐莽子“五大三粗，不学无术”（周是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生）。看守所尽可能安排两人背靠背写材料，谈情况，使门户之见不面对面交锋。在石板坡看守所，一天，看守员观察发现周养浩接连几天情绪消沉，不思茶饭。领导和预审、看守员在一块及时分析查找原因，查明是周在整理档案时看到一份批示材料，因而产生抵触情绪。预审员接连几天做思想工作，缓和了周的情绪。
镇反运动期间，看守所还针对家属在社会上感到政治压力大的反映，利用星期天接见家属的机会，宣传共产党一人作事一人当、不搞株连的政策，希望家属划清政治界限，遵守政策法令，帮助、鼓励亲人争取宽大处理。事后，不少家属给亲人来信，叙述政府对家属的政策和家庭生活情况，并叮嘱亲人要好好接受改造。这些信件经传阅后，担心离婚的少了，家庭包袱轻了。
国民党宣传共产党是“六亲不认”。陈赓将军到白公馆看守所看望黄埔同学，在战犯中传为佳话。他们说事实比国民党的宣传更有说服力。1950年6月的一天，二野四兵团司令员、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陈赓，在西南公安部周兴部长的陪同下，到白公馆看守所看望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宋希濂、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情。
“我落后了！我落后了！”曾扩情一见到陈赓将军，便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心态连声道。
“不论过去，我们是叙旧……”一向说话幽默、诙谐的陈赓轻松的一席话，使尴尬气氛顿消。忆过去、望未来、摆家常，陈赓将军阐述了党对战犯的改造政策。在“梅园”嘉陵大队队部吃便饭的席间，陈赓指着周兴对在座的宋希濂等说：“他是公安部长，你们有什么事情就找他。”
回到白公馆，酒后谈兴正浓的宋希濂一行，当作殊荣绘声绘色地向“同学”介绍会面的全过程，包括吃什么菜，喝什么酒都摆得津津有味，有人谓之打了一次“精神牙祭”。事后，原先认为“关在白公馆楼上的人罪恶大，关在楼下的人罪恶小”，自己宁肯吃大灶也不愿上楼的曾扩情，主动要求去楼上。
1957年4月8日，公安部罗瑞卿部长来重庆视察。9日，他在段大明等的陪同下，到公安学院重庆分院视察，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后来到杨家山大花园，听取了负责人钤子钧关于战犯改造工作的汇报后，说：“伙食节余可用来替战犯添置生活用品，既减轻国家负担，又改善生活条件。”随后，他巡视了战犯宿舍。
五、从“以毒攻毒”到“活字典”
在看守所，经过预审、教育，多数人都能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同时检举揭发他人。兵工署警务处少将处长廖宗泽坦白他在1949年10月代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职务时，签批了杀害江竹筠等30位烈士的罪行。随王陵基20年的管家周云程，坦白了他在重庆解放前10天来重庆替王搬运财物5车去成都；成都解放前随主子出逃，在邛崃古水碾徐家院徐少文、徐孟兰家，周将王给他的400多两黄金丢入井内，为公安机关查清王逃命的情况提供旁证。
参与杀害格达活佛的英国间谍福特。1950年10月19日，在昌都近郊被解放军俘获后，被送重庆李子坝西南军区政治部外俘管理所，1951年7月7日被送松林坡看守所羁押。在看守所里，经过教育、预审和生活上的优待，福特从开初什么都不讲到基本讲清罪恶。1954年5月14日，他在写给在英国的父母的信上说：“我是英国政府派往西藏对中国进行侵略负责电台的间谍。诚然，这里也铁窗和警卫在防止我们逃跑，但这监狱却和旧社会完全不同，是改造一个犯人重新作人。我每天的生活都很好，有美好的清洁的三餐，逢节日还特别为我们加菜（外国犯人一直受着特殊伙食的优待）。医药设备也很齐全，每天还给我们一段时间作体育活动，我的身体很好。在日用品方面，人民政府替我们准备有肥牙膏。文娱生活非常丰富，每人可听收音机、读报纸、阅读图书。我的中文学习已有很大的进步，我已参加小组讨论和能阅读每天的报纸了。”1954年12月8日，西南军区军法处根据福特的罪行和悔改表现，依法宣判驱逐出境。除审讯和自己写坦白、检举材料外，看守所和嘉陵大队对不老实坦白的案犯，采取将若干知情人编成小组，指定其中一个担任组长，管教干部作记录。会上，先由不老实的案犯作坦白交待，接着知情人揭发、提问。因为彼此都来自旧营垒，反戈一击中要害。军统局白公馆看守所代理所长张少云，1949年11月从重庆乘飞机逃到昆明，任云南保防处中校参谋。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云南起义，三天后，张改名刘继汉，化装成商人潜逃，在贵州安顺场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在嘉陵大队，张拒不坦白罪事实，反以“慈善教育家”自居。1951年4月5日，在白公馆看守所的小组会上，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8位知情人，列举一桩桩事实，剥下“慈善教育家”的画皮，证实张是参与杀害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成员车耀先的凶手。当过军统贵州息烽监狱狱长的周养浩，标榜自己是“文明狱长”。在小组会上，军统局收发股长邓培新等知情人，揭露周是参与杀害张露萍、张蔚林等人的刽子手，是霸占、强奸女犯的色鬼。在事实面前，周只得承认。
“以毒攻毒嘛！”这是1950年8月的一天，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在门外观看了小组会情景后，对在旁的管教干部说的话。这天，贺老总单身一人视察了白公馆看守所，他还询问了警卫的生活、学习情况，谈了把这里建设成参观游览区的设想。
看守所对违犯监规者处理也是严肃的。30多岁的日本女间谍阿美娜，在西北关押时就曾用色相搞分裂活动。在松林坡看守所又故伎重演。她在监舍内赤露上身，一会儿喊：“报告！我要草纸”。一会儿喊：“报告！我要歌单……”在警卫面前卖弄风骚，遭到严厉训斥，后由女管教干部专职管理。周养浩将二两黄金藏在西装垫肩中，国防部二厅派遣特务俞昌治，把违禁物品藏于胶鞋底，被查觉后都受到监规教育。当他们的思想得到转变后，不少人成了“活字典”，为弄清某些历史事件提供了线索或佐证。1955年春，一位印度朋友向我有关部门提出要参观抗战时期尼赫鲁先生在重庆的居住地。查找居住地的公安人员来询问徐远举，徐卖关子说：“王方舟知道。”当王陵基连连摇头说不知道时，徐说：“就在你王公馆旁边。”经王、徐和沈醉回忆，找到了尼赫鲁先生的居住地：枇杷山原国民党外交部招待所。经寻访当年给尼赫鲁抬过滑竿的轿夫和当地保长得到证实。
六、共产党真是执法严明
人生活在社会中，个别干部腐化蜕变不足为怪。1951年冬，原嘉陵大队某大队长因违法乱纪被依法教育，监所里其他人看到这人戴有很重的脚镣，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地直响。原先在嘉陵大队的郭仲容、黄逸公告诉大家：“他就是嘉陵大队的大队长。”
“共产党与国民党是不同，对己严对我们宽大。我们虽然关了很久，还没有尝过脚镣的滋味。”“共产党对我们这些人确实够宽大的。论罪行，多半都是严重的，但共产党对我们却不打不骂，在生活上还百般地照顾，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改造思想，成为一个新人，这种作法恐怕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人们议论后得出结论：“共产党真是执法严明，办事大公无私，不论谁犯了罪都一视同仁，一样要受处分，不像国民党搞官官相护。”
1960年11月28日获第二批特赦的一位军统少将，于1964年6月24日向公安部举报“重庆战犯管理机构管教干部乔某，1957年以70元低价勒索我用300多美元买来、未用到一年的罗乃克斯手表一只。另外，管教干部姜某买过我的一支派克钢笔。”当时，乔某因不适合公安工作，已于1962年调离公安机关。经数月调查后查明：这位少将的一块罗乃克斯手表，因由看守所保管6年未用表面发霉，便发还本人保存。乔某看上这手表后借来使用，因怕被发觉暴露，一直将表装在裤包里，不敢戴在手上。后乔从钟表店了解到，这表修理好后可卖三四百元钱，便心生邪念。他对物主说：“表不修会放坏，修好才能处理”。经同意后，乔花去修理费24元后，以200元价钱卖给乔在西南医院工作的一个老乡。为掩盖真相，乔向物主泄露了他将被调北京关押的消息，两人商定物主乘轮船到武汉时，趁过趸船之机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小玻璃瓶丢进长江，并立即向押解干部报告：手表掉到长江里了。这样，到北京后核对本人清单物品时，将手表注销了。7月，物主从北京两次乔来信索表款，乔先以物主的堂兄（已病死）之名邮汇20元；第二次以战犯家属王佩云的名义邮寄50元。公安人员几经辗转，在荣昌县永荣矿务局找回原表送归物主；乔某退出106元赃款。关于派克钢笔的来龙去脉是：1956年初，这位少将要求将自己的一支派克签字笔（吸水器已坏）寄卖用来配眼镜。寄卖行估价19元。经处领导准许后，看守员姜某征得物主同意按估价买下钢笔；物主也免了寄卖行10％的手续费。钢笔经原主过目后退还。
七、“巴甫洛夫疗法
“组织在押的中、外战犯到各地参观”。毛主席、周总理作出以上指示后，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重庆市委指派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文澄任组长、市检察院检察长段大明、市总工会副主席张显仪、市公安局副局长程诚和四川省公安厅处长李扬任组员的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从1956年1月28日至2月7日，组织133名战犯参观了重庆市容、学校、工厂、农村等。随后，又组织10名战犯到成都参观。5月8日，又组织几个人到北京参观。事实是最好的老师，活生生的现实对战犯们的思想触动很大。参观菜园坝火车站之前，沈醉对成渝铁路通车的新闻报导半信半疑，认为宣传总归是宣传；到了菜园坝火车站后，仍估计成渝铁路只是局部通车；当亲自询问了下车的成都来的旅客，才心悦诚服共产党是干实事的。参观枇杷山博物馆后，有人悔恨自己过去曾盗窃祖国文物；有的献出自己珍藏多年的甲骨等文物；有的看了反映红军长征艰苦的实物和烈士遗物，为自己过去曾与红军作战而流下痛恨之泪。沈醉说：“看到博物馆的古迹我很惭愧。抗战胜利后，我到北京接收古迹500多箱运到台湾，蒋介石拿去与美国换军火，打内战，屠杀人民……自己获改造后也要投入建设，流点汗才对得起人民。”在参观后的座谈会上，有人把它喻之为“巴甫洛夫疗法”，“替我们医治了重病”。一段时间以来情绪比较消沉的周养浩说“蒋介石说我们军统特务是共产党的死对头，被抓住之后只有死路一条。其实，这只是说对了军统的罪恶，却不敢正视共产党对我们教育改造的宽大胸怀。”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少将视导专员柳维恒，1933年到1934年任南昌行营一厅碉堡科科长期间，组织领导在苏区周围修建碉堡2400来座；加上柳思想比较顽固，有人一语双关谑称“柳碉堡”。参观后，柳坦白了长期隐瞒的罪行：制订湘桂赣封锁计划，阻挠红军北上抗日，还自责“可恨该杀”。这一年，他们这些人还到解放碑交电公司楼上观看了“五一”、“国庆”群众庆祝活动。
在管理上，取消院内警卫和进出舍房、同干部谈话要喊“报告”的规定，他们在院内可以单独自由行动。每月15日、29日为“接见家属日”。1956年3月15日，开始第一批接见王绪镒（编练部新兵纵队中将司令）、田养真（国防部少将部员）等7人家属，还请她们参观了宿舍和伙食。为便于他们与家属亲朋通信往来，管理所专门租用了“2306号信箱”。经消除“给海外熟人写信，他们知道我还在坐监，能相信我说的话吗？”（沈醉语）等顾虑后，到4月20日，有66人要求与海外亲友通信联系。
在生活方面，每人发了新衣服、日常用品和零用钱。伙食费每月15元，30斤定量粮。据当年的炊事员回忆：开初，由于大多数人刚从劳动场所来，食量大。事务长犯了愁，30斤定量不够吃怎么办？炊事员建议：“中、晚餐吃一钵红烧肉，饭量自然而然就小了。”10天以后，饭量果然大减。一段时间后一过秤，体重最多增加9．2公斤，最少增加1公斤。同时，加强了对慢性疾病患者的治疗。3月16日，西南医院为107名战犯进行体格检查。
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增加了阅览室的书报，添置了文体活动用品。每逢周末，由松山农场派人来放映电影；有时还整队去附近的新建劳动工厂礼堂，参加京戏清唱等节目演出。国庆节，他们演出自编的话剧《家属接见日》。管理所倡导自我教育管理，两个中队4位中队长、8位小队长由管理所选派战犯自己担任。小队长负责综合管理全队的学习、思想、生活、劳动等各项工作。此外，还民主选出5人组成学习辅导组（后增至9人），订出生活、学习制度。
政治学习以形势政策教育为主，重点学习了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和第二个五年建设计划。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结合由管教干部参加的小组座谈进行引导。每个单元学习结束后联系思想实际进行小结。对带普遍性的思想认识问题加以归纳后，有针对性地进一步学习文件，组织专题辅导，讨论，用摆事实、讲道理等说理的方法，辩明是非，指明前途；对个别性的思想问题，管教干部找他个别谈心，疏导思想，或辅以小组讨论，正面教育。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不少人对自己的历史罪恶，从理性上有了新认识，有的补充交待了余罪。曾扩情、沈醉等人主动提议并经批准，在三个多月时间内写出国民党特务系统资料20余万字；其他人共写出材料3315份。
八、改恶从善前途光明
1958年10月，关押在杨家山的战犯被迁至南岸孙家花园。开始是把他们同一批重刑犯和老弱病残犯混合关押、共同劳动和管理教育，引起战犯思想波动。四川省公安厅和重庆市公安局及时予以纠正。修筑围墙把战犯的住房、活动劳动场所单独分开，安排编竹器生产。同时，征用了毗邻的黄荆坡10亩土地修建房屋。1959年秋，管理所迁入修建好的住所和划出8亩蔬菜地作为劳动生产场地。1959年9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1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特赦令。
经战犯管理部门考核审查，12月4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召开特赦大会，宣布特赦国民党内调局西南办事处人员廖缉清。会后，廖便离开孙家花园到沙坪坝与女儿团聚。在座谈会上，大多数人对照廖缉清的改造找出差距，表示决心争取下一批特赦。从1960年11月28日到1966年4月16日，重庆战犯管理所共特赦了6批，计特赦8人，特赦减刑19人。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到1975年3月为止，在西南地区俘获的国民党战犯都先后走上了新生之路，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分别担任了全国、省、市、地、县政协委员或文史馆员、参事等职务；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和平统一祖国，为改革开放，为现代史研究贡献力量。
国民党战犯，是指在中国人民战争中俘获的，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逮捕的，犯有严重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局）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市）党部书记长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本文就西南地区捕获的国民党战犯的改造情况作一简述。
一、在西南公安部看守所
解放后的重庆，是西南地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的驻在地。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也设在这里，部长周兴，副部长刘秉琳、赵苍璧。为改造在西南地区捕获的国民党战犯，西南公安部下设两个看守所和一个集训大队。四德村看守所为第一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为第二看守所，嘉陵大队为集训大队。这几个机构于1950年5月成立后，在西南地区捕获的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上将、川湘鄂边区绥精公署主任宋希濂中将、十四兵团司令钟彬、西康省党部主任李犹龙、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主任兼重庆卫戍司令部保防处长周养浩少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少将、保密局总务处长沈醉少将等高级头目陆续被递解到这里关押。1951年6月上旬，白公馆看守所迁至新修建的松林坡看守所（现重庆市公安局收审所）。到1953年8月，随着镇反运动的结束，在押犯大部分已被判决投入劳改，松林坡看守所交西南公安局劳改处（1953年2月2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更名西南行政委员会，西南公安部更名西南公安局）。王陵基、宋希濂、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一批未决犯被送四德村看守所关押。1954年7月，看守所移交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改名“四川省公安厅磁器口监狱”。1954年11月1日，西南大区撤销，四德村看守所交重庆市公安局预审处，王陵基等未决犯被移送石板坡重庆市看守所。从白公馆看守所到松林坡看守所结束，共收押各类案犯778人，其中国民党战犯和反革命案犯722人，英国特务福特、美国特务任福根、日本特务阿美娜（女）等外籍案犯11人，事罪犯45人。
1950年5月10日，西南公安部嘉陵大队在原“中美合作所”杨家山“梅园”（即梅乐斯公馆）成立，关押和管训重庆市公安局、云贵、西康和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行署公安厅送来的案犯约500人，下设3个中队（后为4个中队）。1952年初，嘉陵大队结束，未决犯被送松林坡看守所。在四德村看守所、松林坡看守所和嘉陵大队管押的案犯被依法判刑后，便投入第五劳改大队（对外称松山农场）劳动改造。1952年9月，西南军区军法处、后勤部军法处、炮兵军法处和西南军大保卫部的干部34人，带领一批已决犯（包括战犯）并入第五劳改大队。
二、到重庆战犯管理所
1955年12月30日，公安部发出通知：为了加速和加强对各地关押战犯的管理教育工作，以利和平解放台湾，收集撰写近百年历史资料，决定集中关押未决和已决劳改战犯。
1956年1月6日，重庆战犯管理机构组建成立，抽调了看守所和松山农场的18名管教干部到原松林坡看守所办公。首批集中了在松山农场已决劳改的战犯、关押在重庆市看守所的未决战犯共101名。11日，从成都移送来国民党战犯14人。根据公安部“将重要战犯集中在公安部关押，其余战犯分别集中在山东、内蒙、陕西、四川、辽宁五地集中关押”的指示精神，云南有15名、贵州有6名战犯被移送来重庆；关押在重庆的王陵基、徐远举、曾扩情（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于1月20日前后被押送北京战犯管理处（宋希濂已于1954年被被押送北京）。重庆战犯管理所关押战犯136名（军队将级军官81人、上校11人，政府省主席1人、厅长7人，国民党、三青团省、市委员以上6人，特务站长、处长30人）。
1956年4月29日，重庆战犯管理机构迁到杨家山大花园（原戴笠公馆）办公，战犯住宿在东面步云桥前原中美合作所政训处，两地中间是厨房。对外称“四川省第二监狱”。1958年重庆特殊钢厂修筑专用铁路线，因铁路穿经大花园，战犯于10月15日被迁至孙家花园。孙家花园位于南岸弹子石，因解放前是大地主孙树培的公馆而得名。1952年重庆市公安局第一劳改大队在这里组织劳改人员进行烧砖、织毛巾等生产，1954年改为第十二劳改大队。战犯被送孙家花园后，集中在三中队，对外统称“四川省第二监狱”。大跃进期间，以“重庆市新生劳动工厂”名称对外。1962年7月20日，三中队定名“重庆战犯管理所”。1963年11月16日，重庆战犯管理所宣告结束，王陵基、徐远举、曾扩情、沈醉、周养浩等17人先后被送北京战犯管理所；其余人有的被送抚顺战犯管理所，有的被特赦，有的被减刑或保外就医。
三、“童子部队”制服将军
解放初期，关押在四德村、白公馆看守所的国民党战犯，他们长期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们多是蒋介石嫡系，形成“各为其主”的思想基础，不仅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有的还妄图东山再起。加上初到看守所，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相信，存有各种各样的疑虑，心态是复杂的：什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啦！“天之亡蒋，非我之罪也！”“不成功，当成仁！”等等，处在既不服罪、又畏罪惧死的矛盾之中。
“脱裤子割尾巴”，这是解放初对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用民主的方法改造思想的一句形象语言。那么，对这些要犯的改造可称是“脱胎换骨”。当时，公安机关的管教、预审干部中老干部很少，多是中原、宁沪杭和重庆解放后参加革命的学生，20来岁，刚作公安工作，阅历浅、社会经验缺乏，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国民党战犯王陵基谑称这些人是“童子部队”。而王则自诩是“盐大蒜”，“皮皮是黄的，心心也是黄的”，形容毒素很深。一天，一位姓张的年轻预审员提审王陵基，王陵基顿觉这是被奚落，说：“我王方舟是上将省主席，你是哪一级政府官员？”“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普通一兵，代表共产党、人民政府执行审讯任务，帮助你交待清楚历史罪恶。国民党统治时期，你是上将省主席；人民政权里，你是战争罪犯。今天你不愿交待，我们可以等你想通了再交待。但必须彻底交待。”青年预审员义正词严的答复，说得王陵基哑口无言。无独有偶，徐远举在四德村看守所也有完全相同之举动。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徐远举、周养浩等军统少将特务落入法网，在四德村看守所他们在生活上受到吃中灶的优待。几天后，徐向管教干部提出“取消哨兵、出入自由”的要求。西南公安部一处处长、老红军段大明听了刘祥纶科长的汇报后，来到拘留所，对徐等说：“你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你们自己最清楚，人民也了解。在这里，人民政府给你们吃中灶优待，不打不骂，你们还要什么自由？我是泥巴脚杆出身的江西老表，同你们打了20多年仗，现在历史已经证明：人民是胜利者，你们是失败者。你们失败的原因，已初步向你们讲清楚了，个人没有不服输的……”言者谆谆，听者默然。
一天，一位青年预审员预审，徐远举操一口湖北腔说：“我是少将处长，你是才工作的毛头。不说是你们公安部长，也该由你们处长来问我。”拒绝回答审问。第二天，还是这位青年预审员主审，只是旁边坐了一位戴眼镜的30多岁的陪审——老红军于桑处长。善于察言观色的徐远举霎时傲气顿消。
“你这军统少将，是已被打倒了的反动政府的官员；预审员虽是一般干部，但代表人民政府。彼此的共同点都落在一个‘清’字上。他有责任帮助你交待清历史，你的任务是向政府坦白清历史……”于处长语调平和，柔中有刚。到了松林坡看守所后，王陵基、徐远举都有了进步。王陵基写过牢骚诗“上将不可当，宁可挨一枪”；也骂过街。他对这种错误的态度作了检讨，并表示：“我王方舟不做顽固蛋了，一定要争取改造成新人。”
1956年初，人民政府组织战外出参观，出于安全考虑，派了便衣警卫。在参观重庆人民大礼堂时，一位少将发牢骚说：“既然要我们出来参观，何必派带枪的跟着，不相信我们，怕我们逃跑！”工作人员反驳道：“当年先生抓到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除了种种酷刑，能举出组织参观的先例？就是你们的住地，原中美合作所‘11•27’大屠杀一次杀了200多人。你们制造了那么多孤儿寡母，倘若群众出于义愤，活活把你打死，该是你自己负责，还是我们工作失职？”“失言！失言！”这位少将羞愧地低下了头。
四、共产党讲革命人道主义
为有利于审讯，看守所规定：分工负责的预审人员要讲究审讯艺术。公安机关有关部门要调查、取证言，一般应写出讯问提纲，由本案预案员讯问；特殊情况需当面讯问，事先应办理批准手续。
初到看守所，不少人既怕本人有朝一日遭公审处决，又担心自己妻室儿女的生活和前程，怕妻女沦落。因此，他们对镇反等信息和看守所内发生的事情特别关心和敏感。看守所允许家属写信和定期会见；对鼓励改造的家属来信还公布在墙报上。当他们得知自己的子女，有参军的，有参加工作的，有继续上中学、大学的；连过去当“官太太”的妻子也参加了工作，总算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倒是那些把家属送到台湾的人，音信杳无，心里反倒是七上八下的。解放初，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困难，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但对战犯，还是在生活和医疗上给予照顾，王陵基等人吃每月15万元（旧币）的中灶伙食，其他案犯吃干部的大灶伙食标准，每月9万元（旧币）。看守所有专职医生，对病情较重者，及时送医院住院治疗。宋希濂、王陵基有高血压，医生每天发给维他命（既维生素）。在当时，维他命和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属贵重药品。一次，徐远举刮络腮胡子刮伤了脸，因剃刀没有消毒，脸肿得像“判官”，医生及时予以治愈，徐很受感动。在石板坡看守所，王陵基患肺炎，被及时送仁受堂医院住院治愈。
1950年磁器口“11•27”大屠杀一周年前后，群众和死难烈士家属到松林坡、步云桥和渣滓洞等烈士殉难地悼念。白公馆看守所里，能清楚地听到歌乐山下的口号声，徐远举、周养浩等“11•27”大屠杀的主持者心情特别紧张。因为在此之前，大屠杀的刽子手：绰号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刘志钦、渣滓洞监狱看守长徐贵林（绰号“猫头鹰”）已被公审处决。11月25日下午，预审员找徐远举核对审讯笔录，徐以为是公审处决的日子临头，心情十分紧张，当晚两次作恶梦梦见自己在群众大会上被公审处决的场面。他惊出一身冷汗后呆坐在铺上，很久才回过神来。
1951年初，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在全国城乡广泛开展。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思想波动，白公馆看守所暂停在押案犯看报。这件事，使王陵基、宋希濂、徐远举、周养浩等背上了等待公审处死的思想包袱。一天晚上，预审处刘正民处长召集全体案犯开会，他讲了国内外形势后说：“大家应该认真改造思想，不要过多考虑自己会判什么罪，甚至估计个个会判死刑。你说判死刑，我说判个‘死缓’（即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不过这不是正式宣判。”“死缓”两字，如同一粒定心丸，很多人的思想情绪顿时稳定了下来。看守所还重视排解战犯彼此间的宿怨，和本人的现实思想问题，以利于思想改造。徐远举和周养浩，解放前就是针尖对麦芒，为军统上层特务所周知。在看守里，两人依旧一个钉子一个眼，徐贬周“有少将的牌子，没有少将的风度”，是“靠毛人凤的裙带关系”。周也反唇相讥说徐莽子“五大三粗，不学无术”（周是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生）。看守所尽可能安排两人背靠背写材料，谈情况，使门户之见不面对面交锋。在石板坡看守所，一天，看守员观察发现周养浩接连几天情绪消沉，不思茶饭。领导和预审、看守员在一块及时分析查找原因，查明是周在整理档案时看到一份批示材料，因而产生抵触情绪。预审员接连几天做思想工作，缓和了周的情绪。
镇反运动期间，看守所还针对家属在社会上感到政治压力大的反映，利用星期天接见家属的机会，宣传共产党一人作事一人当、不搞株连的政策，希望家属划清政治界限，遵守政策法令，帮助、鼓励亲人争取宽大处理。事后，不少家属给亲人来信，叙述政府对家属的政策和家庭生活情况，并叮嘱亲人要好好接受改造。这些信件经传阅后，担心离婚的少了，家庭包袱轻了。
国民党宣传共产党是“六亲不认”。陈赓将军到白公馆看守所看望黄埔同学，在战犯中传为佳话。他们说事实比国民党的宣传更有说服力。1950年6月的一天，二野四兵团司令员、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陈赓，在西南公安部周兴部长的陪同下，到白公馆看守所看望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宋希濂、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情。
“我落后了！我落后了！”曾扩情一见到陈赓将军，便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心态连声道。
“不论过去，我们是叙旧……”一向说话幽默、诙谐的陈赓轻松的一席话，使尴尬气氛顿消。忆过去、望未来、摆家常，陈赓将军阐述了党对战犯的改造政策。在“梅园”嘉陵大队队部吃便饭的席间，陈赓指着周兴对在座的宋希濂等说：“他是公安部长，你们有什么事情就找他。”
回到白公馆，酒后谈兴正浓的宋希濂一行，当作殊荣绘声绘色地向“同学”介绍会面的全过程，包括吃什么菜，喝什么酒都摆得津津有味，有人谓之打了一次“精神牙祭”。事后，原先认为“关在白公馆楼上的人罪恶大，关在楼下的人罪恶小”，自己宁肯吃大灶也不愿上楼的曾扩情，主动要求去楼上。
1957年4月8日，公安部罗瑞卿部长来重庆视察。9日，他在段大明等的陪同下，到公安学院重庆分院视察，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后来到杨家山大花园，听取了负责人钤子钧关于战犯改造工作的汇报后，说：“伙食节余可用来替战犯添置生活用品，既减轻国家负担，又改善生活条件。”随后，他巡视了战犯宿舍。
五、从“以毒攻毒”到“活字典”
在看守所，经过预审、教育，多数人都能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同时检举揭发他人。兵工署警务处少将处长廖宗泽坦白他在1949年10月代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职务时，签批了杀害江竹筠等30位烈士的罪行。随王陵基20年的管家周云程，坦白了他在重庆解放前10天来重庆替王搬运财物5车去成都；成都解放前随主子出逃，在邛崃古水碾徐家院徐少文、徐孟兰家，周将王给他的400多两黄金丢入井内，为公安机关查清王逃命的情况提供旁证。
参与杀害格达活佛的英国间谍福特。1950年10月19日，在昌都近郊被解放军俘获后，被送重庆李子坝西南军区政治部外俘管理所，1951年7月7日被送松林坡看守所羁押。在看守所里，经过教育、预审和生活上的优待，福特从开初什么都不讲到基本讲清罪恶。1954年5月14日，他在写给在英国的父母的信上说：“我是英国政府派往西藏对中国进行侵略负责电台的间谍。诚然，这里也铁窗和警卫在防止我们逃跑，但这监狱却和旧社会完全不同，是改造一个犯人重新作人。我每天的生活都很好，有美好的清洁的三餐，逢节日还特别为我们加菜（外国犯人一直受着特殊伙食的优待）。医药设备也很齐全，每天还给我们一段时间作体育活动，我的身体很好。在日用品方面，人民政府替我们准备有肥牙膏。文娱生活非常丰富，每人可听收音机、读报纸、阅读图书。我的中文学习已有很大的进步，我已参加小组讨论和能阅读每天的报纸了。”1954年12月8日，西南军区军法处根据福特的罪行和悔改表现，依法宣判驱逐出境。除审讯和自己写坦白、检举材料外，看守所和嘉陵大队对不老实坦白的案犯，采取将若干知情人编成小组，指定其中一个担任组长，管教干部作记录。会上，先由不老实的案犯作坦白交待，接着知情人揭发、提问。因为彼此都来自旧营垒，反戈一击中要害。军统局白公馆看守所代理所长张少云，1949年11月从重庆乘飞机逃到昆明，任云南保防处中校参谋。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云南起义，三天后，张改名刘继汉，化装成商人潜逃，在贵州安顺场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在嘉陵大队，张拒不坦白罪事实，反以“慈善教育家”自居。1951年4月5日，在白公馆看守所的小组会上，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8位知情人，列举一桩桩事实，剥下“慈善教育家”的画皮，证实张是参与杀害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成员车耀先的凶手。当过军统贵州息烽监狱狱长的周养浩，标榜自己是“文明狱长”。在小组会上，军统局收发股长邓培新等知情人，揭露周是参与杀害张露萍、张蔚林等人的刽子手，是霸占、强奸女犯的色鬼。在事实面前，周只得承认。
“以毒攻毒嘛！”这是1950年8月的一天，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在门外观看了小组会情景后，对在旁的管教干部说的话。这天，贺老总单身一人视察了白公馆看守所，他还询问了警卫的生活、学习情况，谈了把这里建设成参观游览区的设想。
看守所对违犯监规者处理也是严肃的。30多岁的日本女间谍阿美娜，在西北关押时就曾用色相搞分裂活动。在松林坡看守所又故伎重演。她在监舍内赤露上身，一会儿喊：“报告！我要草纸”。一会儿喊：“报告！我要歌单……”在警卫面前卖弄风骚，遭到严厉训斥，后由女管教干部专职管理。周养浩将二两黄金藏在西装垫肩中，国防部二厅派遣特务俞昌治，把违禁物品藏于胶鞋底，被查觉后都受到监规教育。当他们的思想得到转变后，不少人成了“活字典”，为弄清某些历史事件提供了线索或佐证。1955年春，一位印度朋友向我有关部门提出要参观抗战时期尼赫鲁先生在重庆的居住地。查找居住地的公安人员来询问徐远举，徐卖关子说：“王方舟知道。”当王陵基连连摇头说不知道时，徐说：“就在你王公馆旁边。”经王、徐和沈醉回忆，找到了尼赫鲁先生的居住地：枇杷山原国民党外交部招待所。经寻访当年给尼赫鲁抬过滑竿的轿夫和当地保长得到证实。
六、共产党真是执法严明
人生活在社会中，个别干部腐化蜕变不足为怪。1951年冬，原嘉陵大队某大队长因违法乱纪被依法教育，监所里其他人看到这人戴有很重的脚镣，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地直响。原先在嘉陵大队的郭仲容、黄逸公告诉大家：“他就是嘉陵大队的大队长。”
“共产党与国民党是不同，对己严对我们宽大。我们虽然关了很久，还没有尝过脚镣的滋味。”“共产党对我们这些人确实够宽大的。论罪行，多半都是严重的，但共产党对我们却不打不骂，在生活上还百般地照顾，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改造思想，成为一个新人，这种作法恐怕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人们议论后得出结论：“共产党真是执法严明，办事大公无私，不论谁犯了罪都一视同仁，一样要受处分，不像国民党搞官官相护。”
1960年11月28日获第二批特赦的一位军统少将，于1964年6月24日向公安部举报“重庆战犯管理机构管教干部乔某，1957年以70元低价勒索我用300多美元买来、未用到一年的罗乃克斯手表一只。另外，管教干部姜某买过我的一支派克钢笔。”当时，乔某因不适合公安工作，已于1962年调离公安机关。经数月调查后查明：这位少将的一块罗乃克斯手表，因由看守所保管6年未用表面发霉，便发还本人保存。乔某看上这手表后借来使用，因怕被发觉暴露，一直将表装在裤包里，不敢戴在手上。后乔从钟表店了解到，这表修理好后可卖三四百元钱，便心生邪念。他对物主说：“表不修会放坏，修好才能处理”。经同意后，乔花去修理费24元后，以200元价钱卖给乔在西南医院工作的一个老乡。为掩盖真相，乔向物主泄露了他将被调北京关押的消息，两人商定物主乘轮船到武汉时，趁过趸船之机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小玻璃瓶丢进长江，并立即向押解干部报告：手表掉到长江里了。这样，到北京后核对本人清单物品时，将手表注销了。7月，物主从北京两次乔来信索表款，乔先以物主的堂兄（已病死）之名邮汇20元；第二次以战犯家属王佩云的名义邮寄50元。公安人员几经辗转，在荣昌县永荣矿务局找回原表送归物主；乔某退出106元赃款。关于派克钢笔的来龙去脉是：1956年初，这位少将要求将自己的一支派克签字笔（吸水器已坏）寄卖用来配眼镜。寄卖行估价19元。经处领导准许后，看守员姜某征得物主同意按估价买下钢笔；物主也免了寄卖行10％的手续费。钢笔经原主过目后退还。
七、“巴甫洛夫疗法
“组织在押的中、外战犯到各地参观”。毛主席、周总理作出以上指示后，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重庆市委指派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文澄任组长、市检察院检察长段大明、市总工会副主席张显仪、市公安局副局长程诚和四川省公安厅处长李扬任组员的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从1956年1月28日至2月7日，组织133名战犯参观了重庆市容、学校、工厂、农村等。随后，又组织10名战犯到成都参观。5月8日，又组织几个人到北京参观。事实是最好的老师，活生生的现实对战犯们的思想触动很大。参观菜园坝火车站之前，沈醉对成渝铁路通车的新闻报导半信半疑，认为宣传总归是宣传；到了菜园坝火车站后，仍估计成渝铁路只是局部通车；当亲自询问了下车的成都来的旅客，才心悦诚服共产党是干实事的。参观枇杷山博物馆后，有人悔恨自己过去曾盗窃祖国文物；有的献出自己珍藏多年的甲骨等文物；有的看了反映红军长征艰苦的实物和烈士遗物，为自己过去曾与红军作战而流下痛恨之泪。沈醉说：“看到博物馆的古迹我很惭愧。抗战胜利后，我到北京接收古迹500多箱运到台湾，蒋介石拿去与美国换军火，打内战，屠杀人民……自己获改造后也要投入建设，流点汗才对得起人民。”在参观后的座谈会上，有人把它喻之为“巴甫洛夫疗法”，“替我们医治了重病”。一段时间以来情绪比较消沉的周养浩说“蒋介石说我们军统特务是共产党的死对头，被抓住之后只有死路一条。其实，这只是说对了军统的罪恶，却不敢正视共产党对我们教育改造的宽大胸怀。”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少将视导专员柳维恒，1933年到1934年任南昌行营一厅碉堡科科长期间，组织领导在苏区周围修建碉堡2400来座；加上柳思想比较顽固，有人一语双关谑称“柳碉堡”。参观后，柳坦白了长期隐瞒的罪行：制订湘桂赣封锁计划，阻挠红军北上抗日，还自责“可恨该杀”。这一年，他们这些人还到解放碑交电公司楼上观看了“五一”、“国庆”群众庆祝活动。
在管理上，取消院内警卫和进出舍房、同干部谈话要喊“报告”的规定，他们在院内可以单独自由行动。每月15日、29日为“接见家属日”。1956年3月15日，开始第一批接见王绪镒（编练部新兵纵队中将司令）、田养真（国防部少将部员）等7人家属，还请她们参观了宿舍和伙食。为便于他们与家属亲朋通信往来，管理所专门租用了“2306号信箱”。经消除“给海外熟人写信，他们知道我还在坐监，能相信我说的话吗？”（沈醉语）等顾虑后，到4月20日，有66人要求与海外亲友通信联系。
在生活方面，每人发了新衣服、日常用品和零用钱。伙食费每月15元，30斤定量粮。据当年的炊事员回忆：开初，由于大多数人刚从劳动场所来，食量大。事务长犯了愁，30斤定量不够吃怎么办？炊事员建议：“中、晚餐吃一钵红烧肉，饭量自然而然就小了。”10天以后，饭量果然大减。一段时间后一过秤，体重最多增加9．2公斤，最少增加1公斤。同时，加强了对慢性疾病患者的治疗。3月16日，西南医院为107名战犯进行体格检查。
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增加了阅览室的书报，添置了文体活动用品。每逢周末，由松山农场派人来放映电影；有时还整队去附近的新建劳动工厂礼堂，参加京戏清唱等节目演出。国庆节，他们演出自编的话剧《家属接见日》。管理所倡导自我教育管理，两个中队4位中队长、8位小队长由管理所选派战犯自己担任。小队长负责综合管理全队的学习、思想、生活、劳动等各项工作。此外，还民主选出5人组成学习辅导组（后增至9人），订出生活、学习制度。
政治学习以形势政策教育为主，重点学习了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和第二个五年建设计划。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结合由管教干部参加的小组座谈进行引导。每个单元学习结束后联系思想实际进行小结。对带普遍性的思想认识问题加以归纳后，有针对性地进一步学习文件，组织专题辅导，讨论，用摆事实、讲道理等说理的方法，辩明是非，指明前途；对个别性的思想问题，管教干部找他个别谈心，疏导思想，或辅以小组讨论，正面教育。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不少人对自己的历史罪恶，从理性上有了新认识，有的补充交待了余罪。曾扩情、沈醉等人主动提议并经批准，在三个多月时间内写出国民党特务系统资料20余万字；其他人共写出材料3315份。
八、改恶从善前途光明
1958年10月，关押在杨家山的战犯被迁至南岸孙家花园。开始是把他们同一批重刑犯和老弱病残犯混合关押、共同劳动和管理教育，引起战犯思想波动。四川省公安厅和重庆市公安局及时予以纠正。修筑围墙把战犯的住房、活动劳动场所单独分开，安排编竹器生产。同时，征用了毗邻的黄荆坡10亩土地修建房屋。1959年秋，管理所迁入修建好的住所和划出8亩蔬菜地作为劳动生产场地。1959年9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1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特赦令。
经战犯管理部门考核审查，12月4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召开特赦大会，宣布特赦国民党内调局西南办事处人员廖缉清。会后，廖便离开孙家花园到沙坪坝与女儿团聚。在座谈会上，大多数人对照廖缉清的改造找出差距，表示决心争取下一批特赦。从1960年11月28日到1966年4月16日，重庆战犯管理所共特赦了6批，计特赦8人，特赦减刑19人。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到1975年3月为止，在西南地区俘获的国民党战犯都先后走上了新生之路，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分别担任了全国、省、市、地、县政协委员或文史馆员、参事等职务；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和平统一祖国，为改革开放，为现代史研究贡献力量。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03- 06
国民党战犯，是指在中国人民战争中俘获的，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逮捕的，犯有严重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局）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市）党部书记长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本文就西南地区捕获的国民党战犯的改造情况作一简述。
一、在西南公安部看守所
解放后的重庆，是西南地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的驻在地。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也设在这里，部长周兴，副部长刘秉琳、赵苍璧。为改造在西南地区捕获的国民党战犯，西南公安部下设两个看守所和一个集训大队。四德村看守所为第一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为第二看守所，嘉陵大队为集训大队。这几个机构于1950年5月成立后，在西南地区捕获的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上将、川湘鄂边区绥精公署主任宋希濂中将、十四兵团司令钟彬、西康省党部主任李犹龙、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主任兼重庆卫戍司令部保防处长周养浩少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少将、保密局总务处长沈醉少将等高级头目陆续被递解到这里关押。1951年6月上旬，白公馆看守所迁至新修建的松林坡看守所（现重庆市公安局收审所）。到1953年8月，随着镇反运动的结束，在押犯大部分已被判决投入劳改，松林坡看守所交西南公安局劳改处（1953年2月2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更名西南行政委员会，西南公安部更名西南公安局）。王陵基、宋希濂、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一批未决犯被送四德村看守所关押。1954年7月，看守所移交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改名“四川省公安厅磁器口监狱”。1954年11月1日，西南大区撤销，四德村看守所交重庆市公安局预审处，王陵基等未决犯被移送石板坡重庆市看守所。从白公馆看守所到松林坡看守所结束，共收押各类案犯778人，其中国民党战犯和反革命案犯722人，英国特务福特、美国特务任福根、日本特务阿美娜（女）等外籍案犯11人，事罪犯45人。
1950年5月10日，西南公安部嘉陵大队在原“中美合作所”杨家山“梅园”（即梅乐斯公馆）成立，关押和管训重庆市公安局、云贵、西康和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行署公安厅送来的案犯约500人，下设3个中队（后为4个中队）。1952年初，嘉陵大队结束，未决犯被送松林坡看守所。在四德村看守所、松林坡看守所和嘉陵大队管押的案犯被依法判刑后，便投入第五劳改大队（对外称松山农场）劳动改造。1952年9月，西南军区军法处、后勤部军法处、炮兵军法处和西南军大保卫部的干部34人，带领一批已决犯（包括战犯）并入第五劳改大队。
二、到重庆战犯管理所
1955年12月30日，公安部发出通知：为了加速和加强对各地关押战犯的管理教育工作，以利和平解放台湾，收集撰写近百年历史资料，决定集中关押未决和已决劳改战犯。
1956年1月6日，重庆战犯管理机构组建成立，抽调了看守所和松山农场的18名管教干部到原松林坡看守所办公。首批集中了在松山农场已决劳改的战犯、关押在重庆市看守所的未决战犯共101名。11日，从成都移送来国民党战犯14人。根据公安部“将重要战犯集中在公安部关押，其余战犯分别集中在山东、内蒙、陕西、四川、辽宁五地集中关押”的指示精神，云南有15名、贵州有6名战犯被移送来重庆；关押在重庆的王陵基、徐远举、曾扩情（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于1月20日前后被押送北京战犯管理处（宋希濂已于1954年被被押送北京）。重庆战犯管理所关押战犯136名（军队将级军官81人、上校11人，政府省主席1人、厅长7人，国民党、三青团省、市委员以上6人，特务站长、处长30人）。
1956年4月29日，重庆战犯管理机构迁到杨家山大花园（原戴笠公馆）办公，战犯住宿在东面步云桥前原中美合作所政训处，两地中间是厨房。对外称“四川省第二监狱”。1958年重庆特殊钢厂修筑专用铁路线，因铁路穿经大花园，战犯于10月15日被迁至孙家花园。孙家花园位于南岸弹子石，因解放前是大地主孙树培的公馆而得名。1952年重庆市公安局第一劳改大队在这里组织劳改人员进行烧砖、织毛巾等生产，1954年改为第十二劳改大队。战犯被送孙家花园后，集中在三中队，对外统称“四川省第二监狱”。大跃进期间，以“重庆市新生劳动工厂”名称对外。1962年7月20日，三中队定名“重庆战犯管理所”。1963年11月16日，重庆战犯管理所宣告结束，王陵基、徐远举、曾扩情、沈醉、周养浩等17人先后被送北京战犯管理所；其余人有的被送抚顺战犯管理所，有的被特赦，有的被减刑或保外就医。
三、“童子部队”制服将军
解放初期，关押在四德村、白公馆看守所的国民党战犯，他们长期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们多是蒋介石嫡系，形成“各为其主”的思想基础，不仅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有的还妄图东山再起。加上初到看守所，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相信，存有各种各样的疑虑，心态是复杂的：什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啦！“天之亡蒋，非我之罪也！”“不成功，当成仁！”等等，处在既不服罪、又畏罪惧死的矛盾之中。
“脱裤子割尾巴”，这是解放初对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用民主的方法改造思想的一句形象语言。那么，对这些要犯的改造可称是“脱胎换骨”。当时，公安机关的管教、预审干部中老干部很少，多是中原、宁沪杭和重庆解放后参加革命的学生，20来岁，刚作公安工作，阅历浅、社会经验缺乏，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国民党战犯王陵基谑称这些人是“童子部队”。而王则自诩是“盐大蒜”，“皮皮是黄的，心心也是黄的”，形容毒素很深。一天，一位姓张的年轻预审员提审王陵基，王陵基顿觉这是被奚落，说：“我王方舟是上将省主席，你是哪一级政府官员？”“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普通一兵，代表共产党、人民政府执行审讯任务，帮助你交待清楚历史罪恶。国民党统治时期，你是上将省主席；人民政权里，你是战争罪犯。今天你不愿交待，我们可以等你想通了再交待。但必须彻底交待。”青年预审员义正词严的答复，说得王陵基哑口无言。无独有偶，徐远举在四德村看守所也有完全相同之举动。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徐远举、周养浩等军统少将特务落入法网，在四德村看守所他们在生活上受到吃中灶的优待。几天后，徐向管教干部提出“取消哨兵、出入自由”的要求。西南公安部一处处长、老红军段大明听了刘祥纶科长的汇报后，来到拘留所，对徐等说：“你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你们自己最清楚，人民也了解。在这里，人民政府给你们吃中灶优待，不打不骂，你们还要什么自由？我是泥巴脚杆出身的江西老表，同你们打了20多年仗，现在历史已经证明：人民是胜利者，你们是失败者。你们失败的原因，已初步向你们讲清楚了，个人没有不服输的……”言者谆谆，听者默然。
一天，一位青年预审员预审，徐远举操一口湖北腔说：“我是少将处长，你是才工作的毛头。不说是你们公安部长，也该由你们处长来问我。”拒绝回答审问。第二天，还是这位青年预审员主审，只是旁边坐了一位戴眼镜的30多岁的陪审——老红军于桑处长。善于察言观色的徐远举霎时傲气顿消。
“你这军统少将，是已被打倒了的反动政府的官员；预审员虽是一般干部，但代表人民政府。彼此的共同点都落在一个‘清’字上。他有责任帮助你交待清历史，你的任务是向政府坦白清历史……”于处长语调平和，柔中有刚。到了松林坡看守所后，王陵基、徐远举都有了进步。王陵基写过牢骚诗“上将不可当，宁可挨一枪”；也骂过街。他对这种错误的态度作了检讨，并表示：“我王方舟不做顽固蛋了，一定要争取改造成新人。”
1956年初，人民政府组织战外出参观，出于安全考虑，派了便衣警卫。在参观重庆人民大礼堂时，一位少将发牢骚说：“既然要我们出来参观，何必派带枪的跟着，不相信我们，怕我们逃跑！”工作人员反驳道：“当年先生抓到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除了种种酷刑，能举出组织参观的先例？就是你们的住地，原中美合作所‘11•27’大屠杀一次杀了200多人。你们制造了那么多孤儿寡母，倘若群众出于义愤，活活把你打死，该是你自己负责，还是我们工作失职？”“失言！失言！”这位少将羞愧地低下了头。
四、共产党讲革命人道主义
为有利于审讯，看守所规定：分工负责的预审人员要讲究审讯艺术。公安机关有关部门要调查、取证言，一般应写出讯问提纲，由本案预案员讯问；特殊情况需当面讯问，事先应办理批准手续。
初到看守所，不少人既怕本人有朝一日遭公审处决，又担心自己妻室儿女的生活和前程，怕妻女沦落。因此，他们对镇反等信息和看守所内发生的事情特别关心和敏感。看守所允许家属写信和定期会见；对鼓励改造的家属来信还公布在墙报上。当他们得知自己的子女，有参军的，有参加工作的，有继续上中学、大学的；连过去当“官太太”的妻子也参加了工作，总算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倒是那些把家属送到台湾的人，音信杳无，心里反倒是七上八下的。解放初，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困难，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但对战犯，还是在生活和医疗上给予照顾，王陵基等人吃每月15万元（旧币）的中灶伙食，其他案犯吃干部的大灶伙食标准，每月9万元（旧币）。看守所有专职医生，对病情较重者，及时送医院住院治疗。宋希濂、王陵基有高血压，医生每天发给维他命（既维生素）。在当时，维他命和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属贵重药品。一次，徐远举刮络腮胡子刮伤了脸，因剃刀没有消毒，脸肿得像“判官”，医生及时予以治愈，徐很受感动。在石板坡看守所，王陵基患肺炎，被及时送仁受堂医院住院治愈。
1950年磁器口“11•27”大屠杀一周年前后，群众和死难烈士家属到松林坡、步云桥和渣滓洞等烈士殉难地悼念。白公馆看守所里，能清楚地听到歌乐山下的口号声，徐远举、周养浩等“11•27”大屠杀的主持者心情特别紧张。因为在此之前，大屠杀的刽子手：绰号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刘志钦、渣滓洞监狱看守长徐贵林（绰号“猫头鹰”）已被公审处决。11月25日下午，预审员找徐远举核对审讯笔录，徐以为是公审处决的日子临头，心情十分紧张，当晚两次作恶梦梦见自己在群众大会上被公审处决的场面。他惊出一身冷汗后呆坐在铺上，很久才回过神来。
1951年初，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在全国城乡广泛开展。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思想波动，白公馆看守所暂停在押案犯看报。这件事，使王陵基、宋希濂、徐远举、周养浩等背上了等待公审处死的思想包袱。一天晚上，预审处刘正民处长召集全体案犯开会，他讲了国内外形势后说：“大家应该认真改造思想，不要过多考虑自己会判什么罪，甚至估计个个会判死刑。你说判死刑，我说判个‘死缓’（即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不过这不是正式宣判。”“死缓”两字，如同一粒定心丸，很多人的思想情绪顿时稳定了下来。看守所还重视排解战犯彼此间的宿怨，和本人的现实思想问题，以利于思想改造。徐远举和周养浩，解放前就是针尖对麦芒，为军统上层特务所周知。在看守里，两人依旧一个钉子一个眼，徐贬周“有少将的牌子，没有少将的风度”，是“靠毛人凤的裙带关系”。周也反唇相讥说徐莽子“五大三粗，不学无术”（周是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生）。看守所尽可能安排两人背靠背写材料，谈情况，使门户之见不面对面交锋。在石板坡看守所，一天，看守员观察发现周养浩接连几天情绪消沉，不思茶饭。领导和预审、看守员在一块及时分析查找原因，查明是周在整理档案时看到一份批示材料，因而产生抵触情绪。预审员接连几天做思想工作，缓和了周的情绪。
镇反运动期间，看守所还针对家属在社会上感到政治压力大的反映，利用星期天接见家属的机会，宣传共产党一人作事一人当、不搞株连的政策，希望家属划清政治界限，遵守政策法令，帮助、鼓励亲人争取宽大处理。事后，不少家属给亲人来信，叙述政府对家属的政策和家庭生活情况，并叮嘱亲人要好好接受改造。这些信件经传阅后，担心离婚的少了，家庭包袱轻了。
国民党宣传共产党是“六亲不认”。陈赓将军到白公馆看守所看望黄埔同学，在战犯中传为佳话。他们说事实比国民党的宣传更有说服力。1950年6月的一天，二野四兵团司令员、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陈赓，在西南公安部周兴部长的陪同下，到白公馆看守所看望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宋希濂、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情。
“我落后了！我落后了！”曾扩情一见到陈赓将军，便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心态连声道。
“不论过去，我们是叙旧……”一向说话幽默、诙谐的陈赓轻松的一席话，使尴尬气氛顿消。忆过去、望未来、摆家常，陈赓将军阐述了党对战犯的改造政策。在“梅园”嘉陵大队队部吃便饭的席间，陈赓指着周兴对在座的宋希濂等说：“他是公安部长，你们有什么事情就找他。”
回到白公馆，酒后谈兴正浓的宋希濂一行，当作殊荣绘声绘色地向“同学”介绍会面的全过程，包括吃什么菜，喝什么酒都摆得津津有味，有人谓之打了一次“精神牙祭”。事后，原先认为“关在白公馆楼上的人罪恶大，关在楼下的人罪恶小”，自己宁肯吃大灶也不愿上楼的曾扩情，主动要求去楼上。
1957年4月8日，公安部罗瑞卿部长来重庆视察。9日，他在段大明等的陪同下，到公安学院重庆分院视察，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后来到杨家山大花园，听取了负责人钤子钧关于战犯改造工作的汇报后，说：“伙食节余可用来替战犯添置生活用品，既减轻国家负担，又改善生活条件。”随后，他巡视了战犯宿舍。
五、从“以毒攻毒”到“活字典”
在看守所，经过预审、教育，多数人都能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同时检举揭发他人。兵工署警务处少将处长廖宗泽坦白他在1949年10月代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职务时，签批了杀害江竹筠等30位烈士的罪行。随王陵基20年的管家周云程，坦白了他在重庆解放前10天来重庆替王搬运财物5车去成都；成都解放前随主子出逃，在邛崃古水碾徐家院徐少文、徐孟兰家，周将王给他的400多两黄金丢入井内，为公安机关查清王逃命的情况提供旁证。
参与杀害格达活佛的英国间谍福特。1950年10月19日，在昌都近郊被解放军俘获后，被送重庆李子坝西南军区政治部外俘管理所，1951年7月7日被送松林坡看守所羁押。在看守所里，经过教育、预审和生活上的优待，福特从开初什么都不讲到基本讲清罪恶。1954年5月14日，他在写给在英国的父母的信上说：“我是英国政府派往西藏对中国进行侵略负责电台的间谍。诚然，这里也铁窗和警卫在防止我们逃跑，但这监狱却和旧社会完全不同，是改造一个犯人重新作人。我每天的生活都很好，有美好的清洁的三餐，逢节日还特别为我们加菜（外国犯人一直受着特殊伙食的优待）。医药设备也很齐全，每天还给我们一段时间作体育活动，我的身体很好。在日用品方面，人民政府替我们准备有肥牙膏。文娱生活非常丰富，每人可听收音机、读报纸、阅读图书。我的中文学习已有很大的进步，我已参加小组讨论和能阅读每天的报纸了。”1954年12月8日，西南军区军法处根据福特的罪行和悔改表现，依法宣判驱逐出境。除审讯和自己写坦白、检举材料外，看守所和嘉陵大队对不老实坦白的案犯，采取将若干知情人编成小组，指定其中一个担任组长，管教干部作记录。会上，先由不老实的案犯作坦白交待，接着知情人揭发、提问。因为彼此都来自旧营垒，反戈一击中要害。军统局白公馆看守所代理所长张少云，1949年11月从重庆乘飞机逃到昆明，任云南保防处中校参谋。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云南起义，三天后，张改名刘继汉，化装成商人潜逃，在贵州安顺场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在嘉陵大队，张拒不坦白罪事实，反以“慈善教育家”自居。1951年4月5日，在白公馆看守所的小组会上，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8位知情人，列举一桩桩事实，剥下“慈善教育家”的画皮，证实张是参与杀害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成员车耀先的凶手。当过军统贵州息烽监狱狱长的周养浩，标榜自己是“文明狱长”。在小组会上，军统局收发股长邓培新等知情人，揭露周是参与杀害张露萍、张蔚林等人的刽子手，是霸占、强奸女犯的色鬼。在事实面前，周只得承认。
“以毒攻毒嘛！”这是1950年8月的一天，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在门外观看了小组会情景后，对在旁的管教干部说的话。这天，贺老总单身一人视察了白公馆看守所，他还询问了警卫的生活、学习情况，谈了把这里建设成参观游览区的设想。
看守所对违犯监规者处理也是严肃的。30多岁的日本女间谍阿美娜，在西北关押时就曾用色相搞分裂活动。在松林坡看守所又故伎重演。她在监舍内赤露上身，一会儿喊：“报告！我要草纸”。一会儿喊：“报告！我要歌单……”在警卫面前卖弄风骚，遭到严厉训斥，后由女管教干部专职管理。周养浩将二两黄金藏在西装垫肩中，国防部二厅派遣特务俞昌治，把违禁物品藏于胶鞋底，被查觉后都受到监规教育。当他们的思想得到转变后，不少人成了“活字典”，为弄清某些历史事件提供了线索或佐证。1955年春，一位印度朋友向我有关部门提出要参观抗战时期尼赫鲁先生在重庆的居住地。查找居住地的公安人员来询问徐远举，徐卖关子说：“王方舟知道。”当王陵基连连摇头说不知道时，徐说：“就在你王公馆旁边。”经王、徐和沈醉回忆，找到了尼赫鲁先生的居住地：枇杷山原国民党外交部招待所。经寻访当年给尼赫鲁抬过滑竿的轿夫和当地保长得到证实。
六、共产党真是执法严明
人生活在社会中，个别干部腐化蜕变不足为怪。1951年冬，原嘉陵大队某大队长因违法乱纪被依法教育，监所里其他人看到这人戴有很重的脚镣，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地直响。原先在嘉陵大队的郭仲容、黄逸公告诉大家：“他就是嘉陵大队的大队长。”
“共产党与国民党是不同，对己严对我们宽大。我们虽然关了很久，还没有尝过脚镣的滋味。”“共产党对我们这些人确实够宽大的。论罪行，多半都是严重的，但共产党对我们却不打不骂，在生活上还百般地照顾，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改造思想，成为一个新人，这种作法恐怕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人们议论后得出结论：“共产党真是执法严明，办事大公无私，不论谁犯了罪都一视同仁，一样要受处分，不像国民党搞官官相护。”
1960年11月28日获第二批特赦的一位军统少将，于1964年6月24日向公安部举报“重庆战犯管理机构管教干部乔某，1957年以70元低价勒索我用300多美元买来、未用到一年的罗乃克斯手表一只。另外，管教干部姜某买过我的一支派克钢笔。”当时，乔某因不适合公安工作，已于1962年调离公安机关。经数月调查后查明：这位少将的一块罗乃克斯手表，因由看守所保管6年未用表面发霉，便发还本人保存。乔某看上这手表后借来使用，因怕被发觉暴露，一直将表装在裤包里，不敢戴在手上。后乔从钟表店了解到，这表修理好后可卖三四百元钱，便心生邪念。他对物主说：“表不修会放坏，修好才能处理”。经同意后，乔花去修理费24元后，以200元价钱卖给乔在西南医院工作的一个老乡。为掩盖真相，乔向物主泄露了他将被调北京关押的消息，两人商定物主乘轮船到武汉时，趁过趸船之机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小玻璃瓶丢进长江，并立即向押解干部报告：手表掉到长江里了。这样，到北京后核对本人清单物品时，将手表注销了。7月，物主从北京两次乔来信索表款，乔先以物主的堂兄（已病死）之名邮汇20元；第二次以战犯家属王佩云的名义邮寄50元。公安人员几经辗转，在荣昌县永荣矿务局找回原表送归物主；乔某退出106元赃款。关于派克钢笔的来龙去脉是：1956年初，这位少将要求将自己的一支派克签字笔（吸水器已坏）寄卖用来配眼镜。寄卖行估价19元。经处领导准许后，看守员姜某征得物主同意按估价买下钢笔；物主也免了寄卖行10％的手续费。钢笔经原主过目后退还。
七、“巴甫洛夫疗法
“组织在押的中、外战犯到各地参观”。毛主席、周总理作出以上指示后，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重庆市委指派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文澄任组长、市检察院检察长段大明、市总工会副主席张显仪、市公安局副局长程诚和四川省公安厅处长李扬任组员的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从1956年1月28日至2月7日，组织133名战犯参观了重庆市容、学校、工厂、农村等。随后，又组织10名战犯到成都参观。5月8日，又组织几个人到北京参观。事实是最好的老师，活生生的现实对战犯们的思想触动很大。参观菜园坝火车站之前，沈醉对成渝铁路通车的新闻报导半信半疑，认为宣传总归是宣传；到了菜园坝火车站后，仍估计成渝铁路只是局部通车；当亲自询问了下车的成都来的旅客，才心悦诚服共产党是干实事的。参观枇杷山博物馆后，有人悔恨自己过去曾盗窃祖国文物；有的献出自己珍藏多年的甲骨等文物；有的看了反映红军长征艰苦的实物和烈士遗物，为自己过去曾与红军作战而流下痛恨之泪。沈醉说：“看到博物馆的古迹我很惭愧。抗战胜利后，我到北京接收古迹500多箱运到台湾，蒋介石拿去与美国换军火，打内战，屠杀人民……自己获改造后也要投入建设，流点汗才对得起人民。”在参观后的座谈会上，有人把它喻之为“巴甫洛夫疗法”，“替我们医治了重病”。一段时间以来情绪比较消沉的周养浩说“蒋介石说我们军统特务是共产党的死对头，被抓住之后只有死路一条。其实，这只是说对了军统的罪恶，却不敢正视共产党对我们教育改造的宽大胸怀。”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少将视导专员柳维恒，1933年到1934年任南昌行营一厅碉堡科科长期间，组织领导在苏区周围修建碉堡2400来座；加上柳思想比较顽固，有人一语双关谑称“柳碉堡”。参观后，柳坦白了长期隐瞒的罪行：制订湘桂赣封锁计划，阻挠红军北上抗日，还自责“可恨该杀”。这一年，他们这些人还到解放碑交电公司楼上观看了“五一”、“国庆”群众庆祝活动。
在管理上，取消院内警卫和进出舍房、同干部谈话要喊“报告”的规定，他们在院内可以单独自由行动。每月15日、29日为“接见家属日”。1956年3月15日，开始第一批接见王绪镒（编练部新兵纵队中将司令）、田养真（国防部少将部员）等7人家属，还请她们参观了宿舍和伙食。为便于他们与家属亲朋通信往来，管理所专门租用了“2306号信箱”。经消除“给海外熟人写信，他们知道我还在坐监，能相信我说的话吗？”（沈醉语）等顾虑后，到4月20日，有66人要求与海外亲友通信联系。
在生活方面，每人发了新衣服、日常用品和零用钱。伙食费每月15元，30斤定量粮。据当年的炊事员回忆：开初，由于大多数人刚从劳动场所来，食量大。事务长犯了愁，30斤定量不够吃怎么办？炊事员建议：“中、晚餐吃一钵红烧肉，饭量自然而然就小了。”10天以后，饭量果然大减。一段时间后一过秤，体重最多增加9．2公斤，最少增加1公斤。同时，加强了对慢性疾病患者的治疗。3月16日，西南医院为107名战犯进行体格检查。
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增加了阅览室的书报，添置了文体活动用品。每逢周末，由松山农场派人来放映电影；有时还整队去附近的新建劳动工厂礼堂，参加京戏清唱等节目演出。国庆节，他们演出自编的话剧《家属接见日》。管理所倡导自我教育管理，两个中队4位中队长、8位小队长由管理所选派战犯自己担任。小队长负责综合管理全队的学习、思想、生活、劳动等各项工作。此外，还民主选出5人组成学习辅导组（后增至9人），订出生活、学习制度。
政治学习以形势政策教育为主，重点学习了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和第二个五年建设计划。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结合由管教干部参加的小组座谈进行引导。每个单元学习结束后联系思想实际进行小结。对带普遍性的思想认识问题加以归纳后，有针对性地进一步学习文件，组织专题辅导，讨论，用摆事实、讲道理等说理的方法，辩明是非，指明前途；对个别性的思想问题，管教干部找他个别谈心，疏导思想，或辅以小组讨论，正面教育。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不少人对自己的历史罪恶，从理性上有了新认识，有的补充交待了余罪。曾扩情、沈醉等人主动提议并经批准，在三个多月时间内写出国民党特务系统资料20余万字；其他人共写出材料3315份。
八、改恶从善前途光明
1958年10月，关押在杨家山的战犯被迁至南岸孙家花园。开始是把他们同一批重刑犯和老弱病残犯混合关押、共同劳动和管理教育，引起战犯思想波动。四川省公安厅和重庆市公安局及时予以纠正。修筑围墙把战犯的住房、活动劳动场所单独分开，安排编竹器生产。同时，征用了毗邻的黄荆坡10亩土地修建房屋。1959年秋，管理所迁入修建好的住所和划出8亩蔬菜地作为劳动生产场地。1959年9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1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特赦令。
经战犯管理部门考核审查，12月4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召开特赦大会，宣布特赦国民党内调局西南办事处人员廖缉清。会后，廖便离开孙家花园到沙坪坝与女儿团聚。在座谈会上，大多数人对照廖缉清的改造找出差距，表示决心争取下一批特赦。从1960年11月28日到1966年4月16日，重庆战犯管理所共特赦了6批，计特赦8人，特赦减刑19人。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到1975年3月为止，在西南地区俘获的国民党战犯都先后走上了新生之路，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分别担任了全国、省、市、地、县政协委员或文史馆员、参事等职务；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和平统一祖国，为改革开放，为现代史研究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