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感觉现在的社会对弱势群体越来越不关心

08年底金融危机的时候，广东闹民工荒，当时有消息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资太低，甚至说农民工的工资近10年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增长。还有就是农民工受伤生病以后，如何维权也成了老大难问题，下面是我在报纸上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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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7省伤残民工来访清单
谁能相信，这是一位高血压、冠心病老人三个日夜马不停蹄的北上调查路线图：石门-常德-襄樊-郑州-长治-洪洞-临汾-北京-天津-长沙-常德-石门。
就在陈建教老人北上密集调研之时，半月谈记者正趁双休日自费南下陪友人在张家界登览山景，路上偶然听说邻县石门县出了位远近闻名的"维权包青天"，类似半月谈报道过的湖南"嘉禾三李"，专为弱者抱不平。记者决定暂时中止与友人的旅行，顺道探访这位山野维权奇士。
维权奇士朝我们走来，藏青色中山装，斜挎黑帆布包，口袋和裤脚还沾满尘土。"我就是人大代表陈建教。"眼前之人一开口就堆着笑，慈眉善目，与平素惯见的金刚怒目式的维权斗士大不一样。
    "老陈代表昨晚刚跨省调查回来，这次又拍录了不少一手的伤残民工照片和音视频素材呢。"一位看上去干练而直爽的女干部提议让我们先到老陈办公室电脑前一睹他此番抓来的"活鱼"。她叫胡盛英，受石门县新关镇党委政府指派，近年专门协助老陈处理人民来访和调研工作。
真正对着电脑，浏览几百个惨烈画面，我的心开始收紧了。
    山西洪洞县80后青年王海宁2003年在本县左木乡万红煤矿井下作业时被塌方砸成二级伤残，而矿方拒不支付二次手术后的医疗费。王海宁已全瘫卧床5年，新婚妻子也早离他而去。
    老陈此番到天津，还去大港医院探访了民工綦士伟。2006年10月，在受人雇用拆除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厂房、装置时，天车梁平台倾斜，綦士伟在距地面五六米高的平台上摔下，经鉴定为一级伤残。无钱继续治疗的綦士伟和姐姐、姐夫向老陈痛诉法院判决不公，要求天钢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可能是满脑子还装着此番北上太沉重的见闻，在新关镇晚上吃便饭时，老陈一直没怎么开口。胡盛英插话说："这几年，每年因伤残得不到合法赔偿的民工向老陈求助的就在100人次以上，通过老陈自办的'小黑脸'网站求助的更不计其数。光是今年10月，老陈就陆续接待了18名在山西打工致伤致残致亡的民工及其家属的来访。"
    匆匆吃罢，我没立即回住处。在我的要求下，胡盛英赶回办公室打印出一份还未来得及整理完的10月份7省伤残民工来访登记表。
入户走访见闻：顶天柱伤了残了，一家也就垮了散了
    偏居湘北的石门县，山高月小，夜静得出奇。瞅着这张伤痕累累的表，我睡不着，决定次日一大早同老陈走访本县内几户伤残民工家庭。
    一辆破旧的汽车拉着我们在大山中盘旋而驰。来到石门县白云乡农民王继春家时，只见这位壮年汉子右手全部被截掉。王继春木然地说："去年，我在山西临汾浮山县贯里村一矿山打工时，洞顶塌方，石头砸伤我的双手。按当时受伤情况，保全治疗需手术费用2万元，截肢治疗仅需医药费用6000元。矿上为省医药费用，强行让医院给我作了截肢手术。"
    王继春的妻子陈如翠向记者哭诉："这家矿只招外地民工，每年发生好多起伤残事故后，他们看都不看一眼，扔下几千上万块钱就可了事。因为他们知道，外地民工闹到天上去，也刮不了风起不了浪！"
    一年来，陈如翠边在浮山县打零工维持生计，边跑劳动局、法院替丈夫讨公道，遭受了很多白眼和人身威胁。这些都记录在她厚厚一本日记里。我随手翻到2008年5月16日那页，上面记载：回想起我第一次来法院那几个人跟我说的话，"劳动局是老板的劳动局，法院是老板的法院"，劝我不要打官司。走出法庭，心中一团迷糊，真想一死了之。
    告别王继春夫妇，我们又来到石门县维新镇常家峪村农民刘凡丽父母家。刘凡丽双目失明的老父老母，一见我们就"扑通"跪在地上："陈代表，您是大好人，救救我儿子吧！"记者在询问中得知，他们30岁的儿子今年元月份在广东东莞打工时，因钢架下的木方断裂，从6米高处摔下，在医院抢救多日才捡回一条命。刘凡丽还未康复，厂方就办了出院手续，将他转到了工地的出租房内。经司法鉴定，刘凡丽属四级伤残，脑积水分流术等后续治疗费用4.5万元。厂方拒绝再支付后续医疗费用，刘凡丽现在成了植物人。
    一路上罕言寡语的老陈，这时情绪有些激动："一个农民工就是一个农家养老抚小顶天柱，伤了残了也就意味着这个农民家庭垮了散了。"

直击伤残民工维权三大拦路虎
在结束入户走访往回返的车上，跟我渐熟起来的老陈和我讲，做工时合法的劳动身份得不到保障，是维权第一大拦路虎。许多民工进山西矿时都曾与矿方签下了一式两份的劳动合同，一份给民工、一份留在矿里，矿老板却不将这些劳动合同拿到劳动部门存档。厂方更不愿自掏腰包给民工办理参保手续，普遍逃缴工伤保险费。老陈在北京走访全国总工会时，一位专家痛心地说："目前，全国有200亿工伤保险基金闲在那儿，而这么多伤残民工却享受不了工伤保险待遇！"
    受伤后治疗得不到保障，则是民工维权的第二大拦路虎。老陈透露："我在临汾市商业医院，随处可见截肢矿工，惨不忍睹。没有性命之忧后，厂方就万事大吉，怂恿医院逼迫民工出院。"
    而最叫老陈不能容忍的是劳动、法院等执法部门的不作为、不公正，"傍大款"。"在临汾，当地劳动部门对矿主与民工们的合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故发生后就以劳动合同没有在劳动部门存档而否定民工与矿主的劳动关系，以帮助矿主达到不给民工任何经济赔偿的目的。法院的不作为、判决不公及执行不力，更让民工失去了维权的最后一道屏障。"老陈太熟悉个中内幕了，说起这么一大段来语速极快。
    当我问到这么多伤残民工为何信"访"不信法，老陈叹了一口气："就算没有阻力，从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劳动仲裁-一审-二审-执行，整个程序走下来就得耗时2年多，若进入再审、申诉程序，得再花上1年。这3年间，民工花费的差旅费、律师费等成本合计约4万元。很多贫困民工耗不起漫长的司法程序而选择忍受或走极端。"
    随着采矿业、建筑业、化工业、制造业在中国的加速发展，有效保障伤残民工权益成了当务之急。老陈始终认为，解决关键还在政府。他收藏了一本刊物，上面登有北京一位时事观察家的分析，老陈虽看不太懂，但对其文字背后的根本立场很是赞同：当前亟待从制度层面改变民工在劳动与资本矛盾冲突中的边缘境遇和弱势地位，通过各种政治决策、立法和公共政策统筹平衡社会的利益格局，校正强势利益集团偏向和资本偏向，探索民工组织化的利益表达、谈判博弈机制以及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机制。
    老陈向记者表示，"今年底，我准备就伤残民工维权问题形成议案、建议在地方两会上提交，也准备第六次向总理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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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内也不知道怎么了，媒体上成天登一些明星绯闻，还有陕西周老虎一类的闹剧，怎么真正老百姓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些媒体都死到哪里去了？
每年春天北京开人大会，那么些代表，委员却去讨论要不要恢复繁体字之类狗屁不通的事，真让人生气！你们在北京又吃又喝花的都是老百姓的钱，怎么民间关心的实际问题根本没人说呢？老百姓养活你们这些代表委员干什么呢？
我记得90年代的时候，至少广东的《南方周末》还登一些典型案例，比较贴近生活，现在可好成天写一些吹捧精英的文章。
现在制订的法律，感觉也是对有钱人比较有利，就是想打官司也是手里钱越多越好。

这些年，国内凡是办一些公开项目，比如奥运会，全运会之类的能吸引人眼球的东西，都是不遗余力，付出多少精力和财力都特别痛快。怎么凡是涉及到基层的东西比如农民工维权，怎么从上到下一点热情都没有了呢？好像农民工都是外星人，为什么这些事非要总理批示才有用，地方政府到底都管些什么？总理以下的中央一级机构该不该过问呢？
如果国内拿出办奥运会的劲头去解决涉及到民生的问题，恐怕也不会发展到现在这种积重难返的程度。08年底金融危机的时候，广东闹民工荒，当时有消息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资太低，甚至说农民工的工资近10年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增长。还有就是农民工受伤生病以后，如何维权也成了老大难问题，下面是我在报纸上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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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7省伤残民工来访清单
谁能相信，这是一位高血压、冠心病老人三个日夜马不停蹄的北上调查路线图：石门-常德-襄樊-郑州-长治-洪洞-临汾-北京-天津-长沙-常德-石门。
就在陈建教老人北上密集调研之时，半月谈记者正趁双休日自费南下陪友人在张家界登览山景，路上偶然听说邻县石门县出了位远近闻名的"维权包青天"，类似半月谈报道过的湖南"嘉禾三李"，专为弱者抱不平。记者决定暂时中止与友人的旅行，顺道探访这位山野维权奇士。
维权奇士朝我们走来，藏青色中山装，斜挎黑帆布包，口袋和裤脚还沾满尘土。"我就是人大代表陈建教。"眼前之人一开口就堆着笑，慈眉善目，与平素惯见的金刚怒目式的维权斗士大不一样。
    "老陈代表昨晚刚跨省调查回来，这次又拍录了不少一手的伤残民工照片和音视频素材呢。"一位看上去干练而直爽的女干部提议让我们先到老陈办公室电脑前一睹他此番抓来的"活鱼"。她叫胡盛英，受石门县新关镇党委政府指派，近年专门协助老陈处理人民来访和调研工作。
真正对着电脑，浏览几百个惨烈画面，我的心开始收紧了。
    山西洪洞县80后青年王海宁2003年在本县左木乡万红煤矿井下作业时被塌方砸成二级伤残，而矿方拒不支付二次手术后的医疗费。王海宁已全瘫卧床5年，新婚妻子也早离他而去。
    老陈此番到天津，还去大港医院探访了民工綦士伟。2006年10月，在受人雇用拆除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厂房、装置时，天车梁平台倾斜，綦士伟在距地面五六米高的平台上摔下，经鉴定为一级伤残。无钱继续治疗的綦士伟和姐姐、姐夫向老陈痛诉法院判决不公，要求天钢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可能是满脑子还装着此番北上太沉重的见闻，在新关镇晚上吃便饭时，老陈一直没怎么开口。胡盛英插话说："这几年，每年因伤残得不到合法赔偿的民工向老陈求助的就在100人次以上，通过老陈自办的'小黑脸'网站求助的更不计其数。光是今年10月，老陈就陆续接待了18名在山西打工致伤致残致亡的民工及其家属的来访。"
    匆匆吃罢，我没立即回住处。在我的要求下，胡盛英赶回办公室打印出一份还未来得及整理完的10月份7省伤残民工来访登记表。
入户走访见闻：顶天柱伤了残了，一家也就垮了散了
    偏居湘北的石门县，山高月小，夜静得出奇。瞅着这张伤痕累累的表，我睡不着，决定次日一大早同老陈走访本县内几户伤残民工家庭。
    一辆破旧的汽车拉着我们在大山中盘旋而驰。来到石门县白云乡农民王继春家时，只见这位壮年汉子右手全部被截掉。王继春木然地说："去年，我在山西临汾浮山县贯里村一矿山打工时，洞顶塌方，石头砸伤我的双手。按当时受伤情况，保全治疗需手术费用2万元，截肢治疗仅需医药费用6000元。矿上为省医药费用，强行让医院给我作了截肢手术。"
    王继春的妻子陈如翠向记者哭诉："这家矿只招外地民工，每年发生好多起伤残事故后，他们看都不看一眼，扔下几千上万块钱就可了事。因为他们知道，外地民工闹到天上去，也刮不了风起不了浪！"
    一年来，陈如翠边在浮山县打零工维持生计，边跑劳动局、法院替丈夫讨公道，遭受了很多白眼和人身威胁。这些都记录在她厚厚一本日记里。我随手翻到2008年5月16日那页，上面记载：回想起我第一次来法院那几个人跟我说的话，"劳动局是老板的劳动局，法院是老板的法院"，劝我不要打官司。走出法庭，心中一团迷糊，真想一死了之。
    告别王继春夫妇，我们又来到石门县维新镇常家峪村农民刘凡丽父母家。刘凡丽双目失明的老父老母，一见我们就"扑通"跪在地上："陈代表，您是大好人，救救我儿子吧！"记者在询问中得知，他们30岁的儿子今年元月份在广东东莞打工时，因钢架下的木方断裂，从6米高处摔下，在医院抢救多日才捡回一条命。刘凡丽还未康复，厂方就办了出院手续，将他转到了工地的出租房内。经司法鉴定，刘凡丽属四级伤残，脑积水分流术等后续治疗费用4.5万元。厂方拒绝再支付后续医疗费用，刘凡丽现在成了植物人。
    一路上罕言寡语的老陈，这时情绪有些激动："一个农民工就是一个农家养老抚小顶天柱，伤了残了也就意味着这个农民家庭垮了散了。"

直击伤残民工维权三大拦路虎
在结束入户走访往回返的车上，跟我渐熟起来的老陈和我讲，做工时合法的劳动身份得不到保障，是维权第一大拦路虎。许多民工进山西矿时都曾与矿方签下了一式两份的劳动合同，一份给民工、一份留在矿里，矿老板却不将这些劳动合同拿到劳动部门存档。厂方更不愿自掏腰包给民工办理参保手续，普遍逃缴工伤保险费。老陈在北京走访全国总工会时，一位专家痛心地说："目前，全国有200亿工伤保险基金闲在那儿，而这么多伤残民工却享受不了工伤保险待遇！"
    受伤后治疗得不到保障，则是民工维权的第二大拦路虎。老陈透露："我在临汾市商业医院，随处可见截肢矿工，惨不忍睹。没有性命之忧后，厂方就万事大吉，怂恿医院逼迫民工出院。"
    而最叫老陈不能容忍的是劳动、法院等执法部门的不作为、不公正，"傍大款"。"在临汾，当地劳动部门对矿主与民工们的合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故发生后就以劳动合同没有在劳动部门存档而否定民工与矿主的劳动关系，以帮助矿主达到不给民工任何经济赔偿的目的。法院的不作为、判决不公及执行不力，更让民工失去了维权的最后一道屏障。"老陈太熟悉个中内幕了，说起这么一大段来语速极快。
    当我问到这么多伤残民工为何信"访"不信法，老陈叹了一口气："就算没有阻力，从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劳动仲裁-一审-二审-执行，整个程序走下来就得耗时2年多，若进入再审、申诉程序，得再花上1年。这3年间，民工花费的差旅费、律师费等成本合计约4万元。很多贫困民工耗不起漫长的司法程序而选择忍受或走极端。"
    随着采矿业、建筑业、化工业、制造业在中国的加速发展，有效保障伤残民工权益成了当务之急。老陈始终认为，解决关键还在政府。他收藏了一本刊物，上面登有北京一位时事观察家的分析，老陈虽看不太懂，但对其文字背后的根本立场很是赞同：当前亟待从制度层面改变民工在劳动与资本矛盾冲突中的边缘境遇和弱势地位，通过各种政治决策、立法和公共政策统筹平衡社会的利益格局，校正强势利益集团偏向和资本偏向，探索民工组织化的利益表达、谈判博弈机制以及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机制。
    老陈向记者表示，"今年底，我准备就伤残民工维权问题形成议案、建议在地方两会上提交，也准备第六次向总理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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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内也不知道怎么了，媒体上成天登一些明星绯闻，还有陕西周老虎一类的闹剧，怎么真正老百姓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些媒体都死到哪里去了？
每年春天北京开人大会，那么些代表，委员却去讨论要不要恢复繁体字之类狗屁不通的事，真让人生气！你们在北京又吃又喝花的都是老百姓的钱，怎么民间关心的实际问题根本没人说呢？老百姓养活你们这些代表委员干什么呢？
我记得90年代的时候，至少广东的《南方周末》还登一些典型案例，比较贴近生活，现在可好成天写一些吹捧精英的文章。
现在制订的法律，感觉也是对有钱人比较有利，就是想打官司也是手里钱越多越好。

这些年，国内凡是办一些公开项目，比如奥运会，全运会之类的能吸引人眼球的东西，都是不遗余力，付出多少精力和财力都特别痛快。怎么凡是涉及到基层的东西比如农民工维权，怎么从上到下一点热情都没有了呢？好像农民工都是外星人，为什么这些事非要总理批示才有用，地方政府到底都管些什么？总理以下的中央一级机构该不该过问呢？
如果国内拿出办奥运会的劲头去解决涉及到民生的问题，恐怕也不会发展到现在这种积重难返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