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边疆史及建立强大政权的少数民族简史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8 02:42:19

蒙古高原历史
 （一）公元1368年---1755年的历史
 北元历代可汗
 脱欢帖木尔-----爱猷识理达腊------脱古思帖木尔------坤帖木尔-------鞑靼鬼力赤------(1409)本雅失里------脱脱不花-----(1453)瓦剌也先 -------
 （一）蒙古本土：
 (1454)麻儿可儿-----马古可儿吉思-----摩伦------满都督------(1470)达延汗(1543)-------
外蒙古喀尔喀部锡林郭勒盟察哈尔部河套鄂尔多斯部乌兰察布盟土默特部俺答汗
 （二）新疆：瓦剌[改名为卫拉特或厄鲁特 (1454-1543) ] 准噶尔部伊宁和硕特部新疆东部迁往青藏土尔扈特部塔城迁往萨莱杜尔伯特部新疆北部亡于准噶尔叶尔羌(1514-1678) 新疆南部亡于准噶尔和硕特部：硕垒乌巴什浑台吉-----俄木布------固始汗(1656)----- 西藏：达颜汗(1670) 达赖汗拉藏汗丹衷班珠尔青海：鄂齐图汗亡于噶尔丹札什巴图汗复国罗卜藏丹津 (1725) 准噶尔部：哈剌忽剌-------巴图尔浑台吉(1660)-----------僧格---------- 索诺木阿拉布坦--------噶尔丹(1697)---------妄阿拉布坦(1727)---------噶尔丹策零(1745)---------那木札尔(1754)---------达瓦齐(1755)---------阿睦尔撒纳(1757)

察合台汗国
 （1）西部：笃哇（1306）-----怯伯(1314年在撒马尔罕建西察合台汗国)-----------帖木尔(1406年帝国分裂)-----------(1456年哈萨克汗国建立)克烈和贾尼别克---------(1500年帖木尔帝国被乌兹别克灭亡)-----------(1589年哈萨克分为三玉兹)
 （2）东部：也先不花（在霍城）----------(1348年)秃黑鲁帖木尔-----------(1363)卡玛鲁丁--------(1389年定都吉木萨尔)黑的儿火者--------- (1418年定都伊宁)歪思汗---------- (定都吐鲁番) 阿黑麻---------满速尔(1543)------------沙(瓦剌占据天山北，称漠西蒙古，沙战死于瓦剌之手)
 （3）(1514满速尔三弟赛依德推翻蒙古杜格拉特部统治，建叶尔羌汗国)---------(1533)热西德--------阿不都克里木(灭东察合台，统一天山南路)---------阿布杜拉---------(1665)尧勒瓦斯----伊司马义(1678亡于准噶尔)
 （4）阿帕克霍加(称帕夏国王，黑山派，受辖于准噶尔)---------- 艾合买提(前者的孙子，白山派，1715被准噶尔消灭)-----------达尼亚----------尤素甫(1755亡于艾合买提的两个儿子大小和卓)

（二）公元1697---1911年的历史
 清朝统治
 为防止外蒙的割据，清庭在库伦(乌兰巴托)设置大臣，定期举行军事演习，保障疆域的稳定。清初，沙俄就不断侵扰蒙古地区，康熙年间，居于天山以北的蒙古一部勾结沙俄叛乱，在康熙的亲征下，1697年平叛。但沙俄仍在边境制造事端。1727年中俄签定的《恰克图界约》肯定了蒙古属于中国，但沙俄的势力也越过了西伯利亚，伸展到贝加尔湖一带，为后来的外蒙独立留下了隐患。
 清朝开始只想“分而治之”，并未想到今后会分裂出一个蒙古国。

（三）公元1911年----1917年的历史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沙俄认为分裂蒙古的时机已到，开始培植亲俄势力，并大批发放武器，准备制造外蒙独立。年底，在沙俄总领事的指挥下，驱逐中国官员，宣布独立，一年后签定《俄蒙协定》《商务专约》，这两个条约确立了沙俄实际统治了蒙古。消息传出，举国大哗，从政府到民间群情激愤，内蒙也发表了严正申明，不承认库伦伪政府的一切条约。
 1913年，袁世凯卖国最高峰时期，沙俄利用袁政府的内外交困，与袁订立《中俄声明文件》，确认中国是蒙古的宗主国，改“独立”为“自治”。但中国政府不能驻军、移民外蒙，而沙俄可以，蒙古事务需两国协定解决。该条约使中国徒有宗主虚名，而仍由沙俄控制外蒙。1915年再订《中俄蒙协约》，确认1913年的文件。

（四）公元1917年----1945年的历史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始，备受夹攻。一来，苏联急欲在世界上找到支持，以打破外交困境，二来，最早的苏维埃政权领导人也是些以反压迫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苏俄对中国作了许多友好姿态。包括废除沙俄和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退还中国所有俄国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等，归还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夺取的外兴安岭以南的中国领土，承认外蒙是中国领土。
 但毕竟到手的肥肉弃之可惜，再者俄国在外蒙也颇有势力。于是在外蒙出了个人物苏赫巴托。其人好象原是外蒙王公某卫队的军官，受十月革命影响，笃信革命理论，曾到莫斯科见过列宁。在二十年代初领导了外蒙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蒙古国的英雄，其肖像见于外蒙货币图格里克上。自是，蒙古坐上了“社会主义国家老二哥”的交椅。曾有位苏联二战老战士对我说：“卫国战争时苏联还没有中国这么个大兄弟，仅有一个蒙古小弟弟。”至二战前只有这么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已，所以苏联对外蒙“照顾”有加，包括派兵进驻。
 由于1917年的这次俄国革命推翻了沙皇，“自治”的外蒙失去靠山，外蒙重回祖国的怀抱。1918年中国政府以防止苏维埃主义扩散和西伯利亚局势动荡为由，驻军库伦。1919年，驻军与外蒙上层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文件，要求取消自治，未获外蒙“议会”通过，11月中国政府强行通过政令，取消自治和废除1915年前的条约，并在库伦设置行政公署。然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影响到外蒙，外蒙的共产运动、民族分离先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积极寻求共产国际帮助，谋求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列宁见过他俩后，在中国问题上出尔反尔，转而支持外蒙的分离运动。
 1920年由苏和乔领导的蒙古共产党成立，积极从事分裂运动，首要任务就是肃清外蒙境内的“敌人”，即驻蒙官员、驻军、外蒙支持统一的人仕。1921年3月成立蒙古人民军和蒙古临时政府，6月苏俄派驻红军，7月人民军与苏俄红军开入库伦城，考虑到外蒙当时的特殊情况，坚定的“苏维埃分子”苏黑巴托尔与乔巴山主持成立了君主立宪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由王族势力的博克多格根任国君。为维持分裂政府，苏、乔要求苏俄势力庇护，同意苏俄驻军并协助围剿白俄匪军与敌对力量。1922年俄蒙签定一份协约，苏俄率先承认外蒙“独立”。1923年，苏黑巴托尔去世，1924年6月，乔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利属于大呼拉尔，不设总统，平时由政府处理国务。11月第一届大呼拉尔会议在库伦召开，确立亲苏俄为不可更改的国策，允许苏俄驻军，制定仿苏“宪法”，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改库伦为乌兰巴托(红色勇士城)。北京政府及民间人士感到不能容忍，希望出兵或借助英、美、日出面干涉，以曹琨和吴佩孚为首的北洋政府对事件十分恼火，但鉴于国力不张，形势不利，只发表了措辞严厉但无实效的政府声明，对外蒙独立不予承认。
 外蒙地区的非法独立，遭到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致抗议和反感，鉴于此，苏俄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派重兵保护“独立”，并与外蒙签定互助协定，大规模驻军外蒙，另一方面，1924年签定的《中苏协定》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1927年，蒋介石主持中央政府时，苏俄要求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蒋介石回电严词拒绝，并责令外蒙执政者放弃“独立”，回归中国。1928年，苏俄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局势动荡中蒙古统一人士要求民国政府出兵外蒙，中苏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苏军不愿搞大事端，宣布撤出外蒙，中国军队也没再进入外蒙。此后，蒋政府忙于在南方剿匪，之后的中日战争，使南京政府无力于外蒙事务。亲苏的乔巴山趁机又得到发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满蒙独立事端，外蒙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从事分裂国家的勾当。尽管如此，蒋介石忧心忡忡，但三令五申强调“外蒙事务为中国内政”。

（五）公元1945年----1949年的历史
 1945年，日本战败，中苏谈判再次涉及外蒙问题，46年，外蒙代表与南京政府谈判外蒙主权归属问题。苏俄处心积虑的制造外蒙独立，在中俄边界屡造摩擦，多次侵入我新疆、蒙古地区，利用中国的内乱，将军事控制线南移，在民族、经济和政治上煽动外蒙政权及人民的反华情绪，同时想方设法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45年的雅而塔会议使苏俄在华获得利益，包括租用旅顺和优先使用大连港，同时确保外蒙维持分裂现状。为确保雅尔塔协议的落实，苏俄邀请南京政府去莫斯科和谈，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指着雅尔塔协议的英、美、苏的签名，并点明了为什么自沙俄起俄国一直觊觎外蒙：“俄国横跨欧亚，一条西伯利亚铁路大干线贯穿东西，是连接两端的命脉。原沙俄和苏联解体后之俄罗斯均以双头鹰为国徽，一头望东，一头望西。蒙古边界距贝加尔湖南端的西伯利亚铁路大干线只有几步之遥，如果有人从此出击，无异于将双头鹰一劈两半。所以苏联必得外蒙而后快。”
 斯大林的强硬态度使蒋介石另派蒋经国再使苏俄，然而仍旧毫无用处，经过一番痛苦的考量，蒋介石电令宋子文同意在外蒙问题上让步，以换取南京政府在东北、新疆主权和中共割据问题上的利益，不过外蒙独立要“全民公决”。宋子文不愿承担卖国骂名，立马辞职把任务交给王世杰完成。
 1945年8月10日，王得知日本拟接受波次坦公告，由于害怕苏军占领全部满洲后态度更加强硬，当晚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二轮会谈，斯大林同意取消在旅顺和大连派驻行政官员实行共管的要求，同意在日本投降三个月后苏军全部撤出满洲。但要求中国不准在外蒙独立问题上提边界划分的要求。外蒙主要和新疆有边界划定的问题，原阿尔泰地区在1911年前归属外蒙，外蒙独立后划归新疆管辖。苏俄要求把阿尔泰地区划入外蒙，遭南京拒绝。由于1944年在阿尔泰地区发生过叛乱，蒋介石对苏俄有很大疑虑。而苏俄也怕南京借边界划定问题迟迟不批准外蒙的“全民公决”，使外蒙独立没有名分。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威胁说，如果再不批准协议“内蒙也将申请加入蒙古！”。鉴于东北战场情况的发展，老蒋最后含糊其词，让王世杰权宜处理，就这样在划界问题上南京又让一步。1945年10月10日到20日，外蒙共集会13000次，举行投票，共有选票381242张，结果是全部赞成独立，无一反对。
 1946年1月5日，无力回天的南京政府正式公告了外蒙独立，使蒙古正式离开了“家”，外蒙的最终分离，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页！
 在现在蒙古版图西北，原来还有一大块领土属于中国，那就是中国原称唐努乌梁海的地方(现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1914年沙俄出兵强占此地，并将其并入俄国版图。苏联成立后此地成立以克孜尔为首府的土温克共和国，曾在短时间内一度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但很快降格成为俄罗斯联邦内一自治共和国。

（六）公元1949年----1999年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只用四年就彻底打败蒋介石。蒋介石恼羞成怒，坚持称苏联不遵守“友好条约”，暗中支持中共，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弃蒋之“民国政府”于不顾，而与北京建交。于是蒋宣布“中苏友好条约”作废，其中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条款也在内。所以台湾的地图又堂而皇之的把外蒙又画入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接下的是一堆烂摊子。国民党把国库全部搬到了台湾，中国当真是一穷二白。中共早在延安时就曾一再表示愿同美国搞好关系，因为毛泽东从不愿受制于人。斯大林早年的瞎指挥给中共带来的损失巨大，而且斯大林的野心也是很明白的。但美国押错了赌注，对中共满腔仇恨，从台湾、日本、南韩对中国形成包围之势，虎视眈眈，台湾更派出军舰，封锁大陆外海（不过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飞机不时深入内地进行骚扰。
 在这种情形之下，苏联的援助就显得极其重要。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期，苏联同国民党签的条约大多作废。关于外蒙，中共重新发了声明，表示承认其独立。这主要是，中国的前中央政府已正式承认其独立，外蒙于法于理上都已完成独立的过程，中国已没什么借口；二则中国有求于苏联，外蒙的防务几乎是由苏军负责的，如果强要收回，不仅理亏，与苏联就不仅是撕破面皮的矛盾了。不过，毛泽东收回了大连、旅顺的主权，也取消了苏联在满洲铁路的特权。
 这之后，中国和蒙古建立了外交关系。至九十年代，蒙古已与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建交。蒙古形如“苏联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默默过了几十年，中蒙关系几乎完全等同于中苏关系。中苏关系恶化时，苏联在中蒙边境上屯下重兵，当中苏关系缓和时，苏联从蒙古撤回大部分军队也成为中苏关系全面正常化的先决条件。蒙古有何声音呢？苏联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蒙古。1985年后戈尔巴乔夫开始他的“新思维”，蒙古便也刮起改革之风。成果如何，所知不多，不敢妄评。
 外蒙受汉人影响较小，加之多年来受苏联影响，应该说他们是愿意独立的。或者说他们已适应了这种生活。曾有一次，我们几个中国学生和几个蒙古学生同堂学俄语，不知是谁提到应该把外蒙“归还”中国，一个蒙古女生竟当场哭了起来，弄得我们好不尴尬。
 不过蒙古得到多少自由，值得怀疑，他们不过是又选了另一个靠山而已。国际上蒙古自己的声音有多响呢？他们也的确得到了好处：躲过了中国的战乱，在中国贫困交加时，享受了苏联的帮助，苏军撤退后留下的营房、设施更是从中苏对抗中赚了一笔。但从长远利益来看，我不觉的蒙古是在有利的地位。蒙古是个内陆国，交通不便，人口缺乏，如果发展经济必须从它仅有的两个邻国找出路，无异于把自己的经济命脉交到别人手里。当初正是因为如此它才容易为人控制。中苏相较，通过中国向南亚、西亚发展，并在南方找个不冻港与世界相连，跟通过苏联，向北往北冰洋发展，或在西伯利亚绕一圈在远东找个港口，孰优孰劣，不难看出。
 现在俄罗斯经济千疮百孔，早已顾不得蒙古，蒙古在改革之后也试图摆脱苏联控制，目光转向中国。民国时统计：蒙古族共有近240旗，其中外蒙占108旗。现在全球五百多万蒙古族人：二百万在蒙古，三百四十多万在中国。中蒙素有渊源。蒙古高原历史
 （一）公元1368年---1755年的历史
 北元历代可汗
 脱欢帖木尔-----爱猷识理达腊------脱古思帖木尔------坤帖木尔-------鞑靼鬼力赤------(1409)本雅失里------脱脱不花-----(1453)瓦剌也先 -------
 （一）蒙古本土：
 (1454)麻儿可儿-----马古可儿吉思-----摩伦------满都督------(1470)达延汗(1543)-------
外蒙古喀尔喀部锡林郭勒盟察哈尔部河套鄂尔多斯部乌兰察布盟土默特部俺答汗
 （二）新疆：瓦剌[改名为卫拉特或厄鲁特 (1454-1543) ] 准噶尔部伊宁和硕特部新疆东部迁往青藏土尔扈特部塔城迁往萨莱杜尔伯特部新疆北部亡于准噶尔叶尔羌(1514-1678) 新疆南部亡于准噶尔和硕特部：硕垒乌巴什浑台吉-----俄木布------固始汗(1656)----- 西藏：达颜汗(1670) 达赖汗拉藏汗丹衷班珠尔青海：鄂齐图汗亡于噶尔丹札什巴图汗复国罗卜藏丹津 (1725) 准噶尔部：哈剌忽剌-------巴图尔浑台吉(1660)-----------僧格---------- 索诺木阿拉布坦--------噶尔丹(1697)---------妄阿拉布坦(1727)---------噶尔丹策零(1745)---------那木札尔(1754)---------达瓦齐(1755)---------阿睦尔撒纳(1757)

察合台汗国
 （1）西部：笃哇（1306）-----怯伯(1314年在撒马尔罕建西察合台汗国)-----------帖木尔(1406年帝国分裂)-----------(1456年哈萨克汗国建立)克烈和贾尼别克---------(1500年帖木尔帝国被乌兹别克灭亡)-----------(1589年哈萨克分为三玉兹)
 （2）东部：也先不花（在霍城）----------(1348年)秃黑鲁帖木尔-----------(1363)卡玛鲁丁--------(1389年定都吉木萨尔)黑的儿火者--------- (1418年定都伊宁)歪思汗---------- (定都吐鲁番) 阿黑麻---------满速尔(1543)------------沙(瓦剌占据天山北，称漠西蒙古，沙战死于瓦剌之手)
 （3）(1514满速尔三弟赛依德推翻蒙古杜格拉特部统治，建叶尔羌汗国)---------(1533)热西德--------阿不都克里木(灭东察合台，统一天山南路)---------阿布杜拉---------(1665)尧勒瓦斯----伊司马义(1678亡于准噶尔)
 （4）阿帕克霍加(称帕夏国王，黑山派，受辖于准噶尔)---------- 艾合买提(前者的孙子，白山派，1715被准噶尔消灭)-----------达尼亚----------尤素甫(1755亡于艾合买提的两个儿子大小和卓)

（二）公元1697---1911年的历史
 清朝统治
 为防止外蒙的割据，清庭在库伦(乌兰巴托)设置大臣，定期举行军事演习，保障疆域的稳定。清初，沙俄就不断侵扰蒙古地区，康熙年间，居于天山以北的蒙古一部勾结沙俄叛乱，在康熙的亲征下，1697年平叛。但沙俄仍在边境制造事端。1727年中俄签定的《恰克图界约》肯定了蒙古属于中国，但沙俄的势力也越过了西伯利亚，伸展到贝加尔湖一带，为后来的外蒙独立留下了隐患。
 清朝开始只想“分而治之”，并未想到今后会分裂出一个蒙古国。

（三）公元1911年----1917年的历史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沙俄认为分裂蒙古的时机已到，开始培植亲俄势力，并大批发放武器，准备制造外蒙独立。年底，在沙俄总领事的指挥下，驱逐中国官员，宣布独立，一年后签定《俄蒙协定》《商务专约》，这两个条约确立了沙俄实际统治了蒙古。消息传出，举国大哗，从政府到民间群情激愤，内蒙也发表了严正申明，不承认库伦伪政府的一切条约。
 1913年，袁世凯卖国最高峰时期，沙俄利用袁政府的内外交困，与袁订立《中俄声明文件》，确认中国是蒙古的宗主国，改“独立”为“自治”。但中国政府不能驻军、移民外蒙，而沙俄可以，蒙古事务需两国协定解决。该条约使中国徒有宗主虚名，而仍由沙俄控制外蒙。1915年再订《中俄蒙协约》，确认1913年的文件。

（四）公元1917年----1945年的历史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始，备受夹攻。一来，苏联急欲在世界上找到支持，以打破外交困境，二来，最早的苏维埃政权领导人也是些以反压迫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苏俄对中国作了许多友好姿态。包括废除沙俄和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退还中国所有俄国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等，归还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夺取的外兴安岭以南的中国领土，承认外蒙是中国领土。
 但毕竟到手的肥肉弃之可惜，再者俄国在外蒙也颇有势力。于是在外蒙出了个人物苏赫巴托。其人好象原是外蒙王公某卫队的军官，受十月革命影响，笃信革命理论，曾到莫斯科见过列宁。在二十年代初领导了外蒙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蒙古国的英雄，其肖像见于外蒙货币图格里克上。自是，蒙古坐上了“社会主义国家老二哥”的交椅。曾有位苏联二战老战士对我说：“卫国战争时苏联还没有中国这么个大兄弟，仅有一个蒙古小弟弟。”至二战前只有这么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已，所以苏联对外蒙“照顾”有加，包括派兵进驻。
 由于1917年的这次俄国革命推翻了沙皇，“自治”的外蒙失去靠山，外蒙重回祖国的怀抱。1918年中国政府以防止苏维埃主义扩散和西伯利亚局势动荡为由，驻军库伦。1919年，驻军与外蒙上层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文件，要求取消自治，未获外蒙“议会”通过，11月中国政府强行通过政令，取消自治和废除1915年前的条约，并在库伦设置行政公署。然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影响到外蒙，外蒙的共产运动、民族分离先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积极寻求共产国际帮助，谋求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列宁见过他俩后，在中国问题上出尔反尔，转而支持外蒙的分离运动。
 1920年由苏和乔领导的蒙古共产党成立，积极从事分裂运动，首要任务就是肃清外蒙境内的“敌人”，即驻蒙官员、驻军、外蒙支持统一的人仕。1921年3月成立蒙古人民军和蒙古临时政府，6月苏俄派驻红军，7月人民军与苏俄红军开入库伦城，考虑到外蒙当时的特殊情况，坚定的“苏维埃分子”苏黑巴托尔与乔巴山主持成立了君主立宪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由王族势力的博克多格根任国君。为维持分裂政府，苏、乔要求苏俄势力庇护，同意苏俄驻军并协助围剿白俄匪军与敌对力量。1922年俄蒙签定一份协约，苏俄率先承认外蒙“独立”。1923年，苏黑巴托尔去世，1924年6月，乔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利属于大呼拉尔，不设总统，平时由政府处理国务。11月第一届大呼拉尔会议在库伦召开，确立亲苏俄为不可更改的国策，允许苏俄驻军，制定仿苏“宪法”，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改库伦为乌兰巴托(红色勇士城)。北京政府及民间人士感到不能容忍，希望出兵或借助英、美、日出面干涉，以曹琨和吴佩孚为首的北洋政府对事件十分恼火，但鉴于国力不张，形势不利，只发表了措辞严厉但无实效的政府声明，对外蒙独立不予承认。
 外蒙地区的非法独立，遭到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致抗议和反感，鉴于此，苏俄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派重兵保护“独立”，并与外蒙签定互助协定，大规模驻军外蒙，另一方面，1924年签定的《中苏协定》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1927年，蒋介石主持中央政府时，苏俄要求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蒋介石回电严词拒绝，并责令外蒙执政者放弃“独立”，回归中国。1928年，苏俄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局势动荡中蒙古统一人士要求民国政府出兵外蒙，中苏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苏军不愿搞大事端，宣布撤出外蒙，中国军队也没再进入外蒙。此后，蒋政府忙于在南方剿匪，之后的中日战争，使南京政府无力于外蒙事务。亲苏的乔巴山趁机又得到发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满蒙独立事端，外蒙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从事分裂国家的勾当。尽管如此，蒋介石忧心忡忡，但三令五申强调“外蒙事务为中国内政”。

（五）公元1945年----1949年的历史
 1945年，日本战败，中苏谈判再次涉及外蒙问题，46年，外蒙代表与南京政府谈判外蒙主权归属问题。苏俄处心积虑的制造外蒙独立，在中俄边界屡造摩擦，多次侵入我新疆、蒙古地区，利用中国的内乱，将军事控制线南移，在民族、经济和政治上煽动外蒙政权及人民的反华情绪，同时想方设法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45年的雅而塔会议使苏俄在华获得利益，包括租用旅顺和优先使用大连港，同时确保外蒙维持分裂现状。为确保雅尔塔协议的落实，苏俄邀请南京政府去莫斯科和谈，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指着雅尔塔协议的英、美、苏的签名，并点明了为什么自沙俄起俄国一直觊觎外蒙：“俄国横跨欧亚，一条西伯利亚铁路大干线贯穿东西，是连接两端的命脉。原沙俄和苏联解体后之俄罗斯均以双头鹰为国徽，一头望东，一头望西。蒙古边界距贝加尔湖南端的西伯利亚铁路大干线只有几步之遥，如果有人从此出击，无异于将双头鹰一劈两半。所以苏联必得外蒙而后快。”
 斯大林的强硬态度使蒋介石另派蒋经国再使苏俄，然而仍旧毫无用处，经过一番痛苦的考量，蒋介石电令宋子文同意在外蒙问题上让步，以换取南京政府在东北、新疆主权和中共割据问题上的利益，不过外蒙独立要“全民公决”。宋子文不愿承担卖国骂名，立马辞职把任务交给王世杰完成。
 1945年8月10日，王得知日本拟接受波次坦公告，由于害怕苏军占领全部满洲后态度更加强硬，当晚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二轮会谈，斯大林同意取消在旅顺和大连派驻行政官员实行共管的要求，同意在日本投降三个月后苏军全部撤出满洲。但要求中国不准在外蒙独立问题上提边界划分的要求。外蒙主要和新疆有边界划定的问题，原阿尔泰地区在1911年前归属外蒙，外蒙独立后划归新疆管辖。苏俄要求把阿尔泰地区划入外蒙，遭南京拒绝。由于1944年在阿尔泰地区发生过叛乱，蒋介石对苏俄有很大疑虑。而苏俄也怕南京借边界划定问题迟迟不批准外蒙的“全民公决”，使外蒙独立没有名分。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威胁说，如果再不批准协议“内蒙也将申请加入蒙古！”。鉴于东北战场情况的发展，老蒋最后含糊其词，让王世杰权宜处理，就这样在划界问题上南京又让一步。1945年10月10日到20日，外蒙共集会13000次，举行投票，共有选票381242张，结果是全部赞成独立，无一反对。
 1946年1月5日，无力回天的南京政府正式公告了外蒙独立，使蒙古正式离开了“家”，外蒙的最终分离，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页！
 在现在蒙古版图西北，原来还有一大块领土属于中国，那就是中国原称唐努乌梁海的地方(现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1914年沙俄出兵强占此地，并将其并入俄国版图。苏联成立后此地成立以克孜尔为首府的土温克共和国，曾在短时间内一度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但很快降格成为俄罗斯联邦内一自治共和国。

（六）公元1949年----1999年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只用四年就彻底打败蒋介石。蒋介石恼羞成怒，坚持称苏联不遵守“友好条约”，暗中支持中共，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弃蒋之“民国政府”于不顾，而与北京建交。于是蒋宣布“中苏友好条约”作废，其中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条款也在内。所以台湾的地图又堂而皇之的把外蒙又画入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接下的是一堆烂摊子。国民党把国库全部搬到了台湾，中国当真是一穷二白。中共早在延安时就曾一再表示愿同美国搞好关系，因为毛泽东从不愿受制于人。斯大林早年的瞎指挥给中共带来的损失巨大，而且斯大林的野心也是很明白的。但美国押错了赌注，对中共满腔仇恨，从台湾、日本、南韩对中国形成包围之势，虎视眈眈，台湾更派出军舰，封锁大陆外海（不过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飞机不时深入内地进行骚扰。
 在这种情形之下，苏联的援助就显得极其重要。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期，苏联同国民党签的条约大多作废。关于外蒙，中共重新发了声明，表示承认其独立。这主要是，中国的前中央政府已正式承认其独立，外蒙于法于理上都已完成独立的过程，中国已没什么借口；二则中国有求于苏联，外蒙的防务几乎是由苏军负责的，如果强要收回，不仅理亏，与苏联就不仅是撕破面皮的矛盾了。不过，毛泽东收回了大连、旅顺的主权，也取消了苏联在满洲铁路的特权。
 这之后，中国和蒙古建立了外交关系。至九十年代，蒙古已与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建交。蒙古形如“苏联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默默过了几十年，中蒙关系几乎完全等同于中苏关系。中苏关系恶化时，苏联在中蒙边境上屯下重兵，当中苏关系缓和时，苏联从蒙古撤回大部分军队也成为中苏关系全面正常化的先决条件。蒙古有何声音呢？苏联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蒙古。1985年后戈尔巴乔夫开始他的“新思维”，蒙古便也刮起改革之风。成果如何，所知不多，不敢妄评。
 外蒙受汉人影响较小，加之多年来受苏联影响，应该说他们是愿意独立的。或者说他们已适应了这种生活。曾有一次，我们几个中国学生和几个蒙古学生同堂学俄语，不知是谁提到应该把外蒙“归还”中国，一个蒙古女生竟当场哭了起来，弄得我们好不尴尬。
 不过蒙古得到多少自由，值得怀疑，他们不过是又选了另一个靠山而已。国际上蒙古自己的声音有多响呢？他们也的确得到了好处：躲过了中国的战乱，在中国贫困交加时，享受了苏联的帮助，苏军撤退后留下的营房、设施更是从中苏对抗中赚了一笔。但从长远利益来看，我不觉的蒙古是在有利的地位。蒙古是个内陆国，交通不便，人口缺乏，如果发展经济必须从它仅有的两个邻国找出路，无异于把自己的经济命脉交到别人手里。当初正是因为如此它才容易为人控制。中苏相较，通过中国向南亚、西亚发展，并在南方找个不冻港与世界相连，跟通过苏联，向北往北冰洋发展，或在西伯利亚绕一圈在远东找个港口，孰优孰劣，不难看出。
 现在俄罗斯经济千疮百孔，早已顾不得蒙古，蒙古在改革之后也试图摆脱苏联控制，目光转向中国。民国时统计：蒙古族共有近240旗，其中外蒙占108旗。现在全球五百多万蒙古族人：二百万在蒙古，三百四十多万在中国。中蒙素有渊源。

黑龙江流域历史 （一）肃慎时期 远古时代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伏羲氏发明结网的方法，用网来捉飞禽走兽或捕鱼；二是神农氏发明原始犁，教民耕稼种植五谷，建立起原始农业,由此而逐惭解决了人类食物的来源。 黑龙江原始居民与山东半岛上的原始人类有着非常悠久的渊源关系。前2000年,夏朝初期，龙山文化时期的山东半岛的农业传入东北经渤海传入肃慎。帝舜25年（前2130年），肃慎氏来朝，贡弓矢，成为我们自豪的、永久性的历史美谈。肃慎人来到了中原，看到了中原的“舜耕田”。 前1100年,肃慎族生活在长白山下，松花江中下游、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中下游一带。其中心区域为牡丹江中游。公元前1050年左右，华夏族羌族混血的周武王姬发灭掉通古斯-华夏族混血的商朝末代国王子辛，建立西周，肃慎族进贡楛矢石弩。 （二）挹娄时期 东周时期，黑龙江流域有两大民族东胡和挹娄，都是通古斯民族，有图腾崇拜，后来信仰萨满教。大兴安岭居住着东胡，东胡东边是扶余，扶余东边是挹娄，挹娄南边是北沃沮。 秦汉时期，北沃沮（扶余人后代）在高勾丽的长白山以东，东滨日本海，北临挹娄和夫余，南临豁貊。北沃沮地域包括今天的珲春全境、双城子和海参崴，区域中心在珲春境内。北沃沮的南面是南沃沮也叫沃沮，相距约八百余里。北沃沮人的房屋结构远较北邻挹娄人的穴居复杂的多，尤其是“烟道──火墙式”取暖设施的发明，更是对祖国北方高寒地区住宅建筑方面的一大贡献。但北沃沮人在历史发展中，除受高勾丽的奴役之外，还经常受其北邻挹娄人的盗寇，最后连偏安一隅也没有得以保持下去，被挹娄后代勿吉灭掉。 东汉末期，匈奴在故土亡国后，居住在南大兴安岭的东胡乌桓部占领蒙古高原和黑龙江上游，成为草原骄子。乌桓部被汉族曹操击败，居住在北大兴安岭的东胡鲜卑部强大起来，控制了黑龙江上中游和蒙古高原，鲜卑民族形成，分为段部、慕容部、乞伏部、拓拔部、宇文部、柔然部。鲜卑南迁中原后，一部分留在北大兴安岭老家，即现在的锡伯族；同时，鲜卑族在蒙古高原和黑龙江上游的地位被鲜卑族柔然部取代。 （三）勿吉时期 柔然称霸漠北的时候，牡丹江生活着勿吉人（挹娄人后代），而后发展延伸为靺鞨族人：一是粟末靺鞨，乃勿吉西进后同夫余一部分融合而成；二是勿吉号室部，乃勿吉向东南进展与北沃沮融合而成；三是在拉林河、阿什河流域以东的拂涅部，乃纯正的勿吉七部之一。勿吉人在历史上曾以强悍著称，并有西逐夫余，南侵沃沮的英雄业绩。其疆域面积比先祖挹娄广大；部族众多，有勿吉七部。 555年，白黄混血的突厥灭掉柔然，柔然的北支逃到雅布洛诺夫山脉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是室韦的祖先；柔然的南支逃到辽河上游，成为契丹人的祖先。 （四）靺鞨时期 698年，粟末靺鞨族人的领袖大祚荣率众回归故地，在牡丹江上游的奥娄河-东牟山（吉林敦化的敖东城）自立为“震国王”，靺鞨族是勿吉人的后代。公元707年受唐招慰，公元713年受唐册封为渤海郡王（后在762年为渤海国王），授忽汗州都督，自此不再称粟末靺鞨，专称渤海。公元755年迁都上京龙泉府（今宁安渤海镇），征服黑水靺鞨，成为经济发达、文化灿烂的“海东盛国”。当时绥芬河市隶属于率宾府华洲。公元857年，渤海聘日大使乌孝慎，曾将唐长庆宣明历传至日本。日本天皇责令组成专门班子进行考察和研究，终于在公元861年采用了宣明历，历经823年之久，影响深远，成为史学界大书特书的中日文化交流事件。渤海成为当时亚洲“东方丝绸之路”的中心，从唐朝运来丝绸，加上自己制造的名产桑蚕之丝和柞蚕丝绸，运向东方的日本、西方的契丹和室韦、南方的新罗、北方的黑水靺鞨、东北的流鬼（堪察加一带）。 （五）女真时期 917年，契丹在巴林左旗建立辽帝国，926年（后唐时期）灭掉渤海国，渤海人被强制迁徙至辽宁西部，辽帝国统治了渤海国境内的女真族，疆域达到鄂霍茨克海。当时，牡丹江（意思是弯曲的河）地区是东丹国天府城属地，人们饲养训练名鹰“海东青”。绥芬河（生长着锥形河螺的河）属东京道北宾府。 完颜阿骨打从今阿城出发，逆阿什河东行，翻张广才岭、马纪岭、斜寸岭，进入绥芬河流域，讨伐乌春、窝谋军的叛乱，平定了绥芬河流域的职德·斡准的叛乱，1115年在阿城建立金帝国。牡丹江一带属于金国上京路管辖，是胡里改路（今依兰）与恤品路（绥芬河流域一带）的一部分。猛安谋克是金朝内地（即上京路一带）一种普遍的社会组织形式，自然在牡丹江和绥芬河一带也是这种形式。金初应有人口在六十万左右。当然随着军事政治的发展，猛安谋克的大量南迁（迁入关内中原一带），人口自然会有较大幅度的减少。猛安为千户，谋克为百户。 （六）元朝时期 1206年，铁木真蒙古各部，在黑龙江源头召开大会，被尊为成吉思汗，他和子孙们建立了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蒙古人是室韦人的后代。1214年当蒙古与金在辽东与中原征战正酣时，牡丹江的女真族脱离金帝国中央政府，建立东夏国（东真国），东北边陲再度形成一个地区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233年南下的蒙古军占领东夏国的南京（今东宁大城子古城），紧接着捕获蒲鲜万奴，东夏国亡。 元朝建立以后，黑龙江上游流域居住着布里亚特蒙古族人，属于岭北省管辖。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和辽东的契丹族、汉族归辽阳省管辖，后来元朝在黑龙江入海口（今俄罗斯伯力边疆区的庙街附近）设征东元帅府，属于辽阳省下设机构。 元朝时期，进入华北的女真人、契丹人全部被汉化，只剩下了居住东北的女真人和契丹人作为民族还存在。契丹人在首领耶律留哥领导下居住辽阳省的辽东，由于辽东汉人过多，辽东契丹人也逐渐汉化，中亚契丹也融入当地突厥民族，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消失（听说达斡尔族是契丹后代，但不知道契丹人是怎么跑到大兴安岭北面去的？）。女真人住在辽东以北，当地汉族人口少，女真一直保持本民族特征，属于辽阳省开元路（吉林农安）管辖，分属于5个行政区域（军民万户府）。阿哈出是富锦的万户，猛哥帖木尔是依兰的万户，后来两个万户的居民南迁到绥芬河，又继续南迁到浑江流域，成为后来最著名的建州女真，其原来的居住地成了野人女真的天下。 （七）明朝时期 1409年，汉族的明朝征服苦兀（库页岛），在元朝征东元帅府旧址（今庙街一带）设努尔干都司，管辖整个黑龙江流域，包括贝加尔湖以东的布里亚特蒙古族人。鄂霍茨克海沿岸、外兴安岭-大兴安岭一线以北、贝加尔湖以东的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鄂温克人（索伦人、雅库特人），所以明朝只管辖了鄂温克族部分地区而不是全部地区。努尔干都司下设115个卫，卫都是建立在原有氏族、部落基础上的，并任命其酋长担任长官。奴儿干满语为“国画”之意，表明这里山川秀丽，风景如画。其中著名的卫有（1）斡朵里卫，牡丹江口对岸的马大屯（2）阿速江卫，乌苏里江（3）亦速里河卫，乌苏里江（4）亦麻河卫，尼满河流域（5）建州卫，公元1403年置，建州左卫公元1412年置，初设于绥芬河下游（海参崴），后迁至浑江流域（鸭绿江支流）（6）速平江卫，绥芬河流域（7）双城卫，今俄罗斯的双城子（8）安河卫，五道河子牡丹江畔（9）麦兰河卫，穆棱河流域（10）毛怜卫，其初期也曾设在穆棱河（11）阿速江卫，宁安境内（12）木忽刺河卫、法因河卫，甫尔河卫，五虎林河流域；（13）忽儿海卫，牡丹江。 阿哈出迁移到今天的吉林通化一带，被朱元璋封为建州卫长官，猛哥帖木尔迁移到吉林龙井三合镇对面的朝鲜会宁，被朱棣封为建州左卫长官。后来猛哥帖木尔的弟弟凡察为右卫长官，猛哥帖木尔的小儿子董山为左卫长官，阿哈出的孙子李满住为建州卫长官。1467年明军杀董山和李满住。锡宝斋篇古是董山的弟弟，锡宝斋篇古的儿子是福满，福满的儿子是觉昌安，觉昌安的儿子是塔克世。后来王兀堂是左卫长官；王杲当右卫长官，王杲的儿子是阿台，阿台的女儿是努尔哈赤的母亲。觉昌安和塔克世是王杲的部下，在明军杀阿台时被误杀。 （八）满族时期 1586年，努尔哈赤在抚顺东北杀掉尼堪外兰，后来灭掉通化西的完颜部、桓仁南的董鄂部、抚顺东的浑河部、清原西的哲陈部、吉林抚松的讷殷部和抚松东的朱合里部，统一建州女真。然后灭吉林省辉南的辉发部、吉林市的乌拉部、开原的哈达部和昌图北的叶赫部，统一海西女真。 1609年进攻窝集部，占领兴凯湖东、虎林一带的乌苏里江两岸；1614年进攻东海窝集部（库尔喀部），占领野猪河到纳德霍卡之间地区；1616年进攻瓦尔喀部，占领伯力一带的乌苏里江两岸。然后进攻黑龙江下游的使犬部和库页岛-乌第河的使鹿部，占领了努尔干都司治所，明朝在这里的统治终结，但这里的居民主要是赫哲族等非女真民族，女真对其控制不严，为后来沙俄入侵埋下了伏笔。后来征服了了松花江北的黑龙江呼尔哈部和黑龙江北的萨哈连部和布列亚河的萨哈尔查部，自此，野人女真全被征服，全女真民族实现统一。 皇太极后来征服了嫩江的蒙古族科尔沁部和外兴安岭-大兴安岭一线以西的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锡伯族和结雅河两岸的鄂伦春族。这些非女真民族和黑龙江下游--库页岛的赫哲族都是黄色人种通古斯民族，女真也是通古斯民族。自此女真族的清帝国完成了统一东北的壮举，皇太极便在黑龙江省宁安市设宁古塔行政机构管辖整个黑龙江流域，取代了努尔干都司对黑龙江流域的统治。但是贝加尔湖以东的布里亚特蒙古族却未归顺，这是宁古塔不如努尔干都司的地方，也为尼布楚条约割让中国蒙古族的这一地盘埋下伏笔。 1644年清朝在黑龙江流域设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代替宁古塔。 （九）沙俄入侵时期 1632年沙俄占据了叶尼塞河中下游和上游部分地区。然后从北方的曼加结亚沿下通古斯卡河，从南方的叶尼塞斯克沿上通古斯卡河，又走古代埃文基人所经常使用的古道，来到勒拿河流域，建立了上中下维柳伊斯克。1638年，俄国政府下令在勒拿河右岸成立雅库茨克督军府，1643年督军戈洛文下令迁城于左岸，此后雅库茨克成了沙俄进一步向东北亚地区远征的指挥中心。1638年在雅纳河建立了维尔霍扬斯克，1642年建立了尼日涅扬斯克；在印迪吉尔卡河上建立了彼德什维尔斯克等。1645年，米哈伊尔·斯塔杜欣抵达科雷马河，并先后建立了上、中、下科雷马斯克3个冬营地。1647年鄂霍次克堡建立。1711年，沙俄征服整个堪察加半岛，然后又向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挺进。 1638年俄国以叶尼塞斯克和雅库茨克为中心，分别从西部和北部两个方向入侵贝加尔湖地区。哥萨克在安加拉河流域建立了巴拉干斯克（1654年）和伊尔库茨克（1652年），在勒拿河上游建立了维尔霍连斯克（1642年）。在贝加尔湖东北角由哥萨克建立了上安加尔斯克（1647年）和巴尔古津堡（1648年），于1652年又建立了巴翁托夫斯克堡。这样，俄国军队大体上从北部用据点包围了贝加尔湖，为进一步南下和东进打下了基础。然后从贝加尔湖南岸，俄国军队一路南下直逼中国的蒙古地区，一种东进抵达黑龙江上游的石勒喀河，进而入侵黑龙江。1658年建立了涅尔琴斯克（尼布楚），1658年建立了捷连宾斯克，1665年建立了色楞格斯克（乌兰乌德），1666年建立了乌丁斯克等。 1643年哥萨克波雅尔科无走阿尔丹河--乌楚尔河--纽约姆卡河，翻越外兴安岭，进入鄂伦春族居住的精奇里江（结雅河）。哈巴罗夫从奥廖克马河起，沿其支流图吉尔河到达黑龙江。1656年俄政府在奥廖克马河口设立了奥廖克明斯克堡。1689年，沙俄两度被中国击败，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暂时中止，不过沙俄由此获得了贝加尔湖以东的中国领土（布里亚特蒙古人和鄂温克族居住）。 俄国征服人辽阔的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随即建立了行政军事机构加以控制，实施殖民统治。整个西伯利亚由中央的西伯利亚衙门管理，各地区分设督军辖区和县。督军辖区共有4个，即托搏尔斯克、托木斯克、雅库茨克和叶尼塞斯克，每个辖区下隶属几个县。17世纪西伯利亚共有图林斯克、秋明、塔拉等19个县。 1850年以后，趁中国清朝衰微，武力侵略黑龙江流域。在雅克萨一带，俄寇甚至拿索伦人当食物，真是吃人的恶魔；尼古拉耶夫攻占庙街，残酷杀害当地的赫哲族和鄂温克族居民，制造庙街惨案，并改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同时俄寇将海兰泡江东64屯的鄂伦春族居民赶进黑龙江淹死或杀死，此乃海兰泡惨案！同时强迫清王朝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抢占了黑龙江流域的10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包括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至库页岛的大片领土。这片领土内居住的赫哲族被屠戮殆尽，结雅河的鄂伦春族被迫迁入大兴安岭，女真族被迫迁入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江以西，最后俄罗斯移民成了当地的主体民族，不知道贝加尔湖以东的布里亚特蒙古族被同化没有？ 清朝末年，汉民族大量移民东北，成为东北的主体民族，这保证了东北对中国的向心力，成为巩固东北边防的最强的力量。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沙俄趁火打劫，占领东北全境，实行殖民统治。1905年日本击败沙俄，夺取库页岛南段和海参崴并控制吉林和辽宁。再后来东北进入张作霖时期，1917年远东共和国成立。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成立满洲国，与苏联在黑龙江相对峙。1945年，苏联从日本手中重新夺取库页岛南部和海参崴，并占领日本北方四岛。 （十）当代时期 这里简单介绍以下前中国领土的俄罗斯远东城市： 符拉迪沃斯托克(统治东方)：80多万人，始建于1860年，远东捕鲸业、捕鱼业和冷冻船基地，属季风气候，1月份平均气温为-15℃，8月份平均气温在20℃左右，年降雨量约690毫米。中国名字是海参崴，盛产海参的崴子（山、水弯曲的地方）。 哈巴罗夫斯克：70万人，始建于1858年，是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内河航运通过阿穆尔河可以直接出海，也可直达同江、富锦、佳木斯和哈尔滨。该市是远东地区最大的绿化城市之一，市效有占地数万公顷的自然保护区，其中有保存完好的大草原森林。主要工业部门有飞机制造业、燃料工业、木材加工业、建筑和建材工业。中国名字是伯力，黑水靺鞨的首都，明朝时居住着女真族瓦尔喀部。 雅库茨克：20万人，是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的首府，也是远东地区最古老的城市。这里历来以毛皮皮革、家畜、象牙和木材的集散地而弛名。与外区联系靠空运，有大型机场。不是中国领土，但是元朝辽阳省势力一度到达。乌斯季维柳伊的天然气田向该市供应燃料。 马加丹：位于鄂霍次克海北岸，建于1933年，15万人，是新兴的港口城市，纳加耶夫港是它的海上门户。不是中国领土，渤海国与流鬼的陆路贸易经过这里。 南萨哈林斯克：萨哈林州的首府，位于库页岛苏苏亚河畔，18万人，1946年建市。从这里可以通过铁路至岛西岸的霍尔姆斯克，那里有铁路轮渡到瓦尼诺港与贝阿铁路干线相接。工业主要是木材加工、纸浆造纸和海产捕捞加工。中国赫哲族使鹿部居住地，韩国客机曾被击落于此。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堪察加州首府，建于1７40年，25万多人，是捕鱼船队的冷藏基地。该港是符拉迪沃斯托克、纳霍德卡的货运中转站，运入的是汽车、拖拉机、地质勘探设备、水泥、机床、日用品等，运出的主要是木材和鱼等。不是中国领土，历史上流鬼的中心。 乌苏里斯克：位于滨海边疆区南部的乌苏里－－兴凯湖平原南端，是三条河（绥芬河、木科夫力河、苏普提加河）的交汇处，20万人，始建于1866年。农业比较发达，市区附近有科马罗夫自然保护区。该市有三个通道可到达中国：一个是绥芬河通道，有铁路公路各一条；一个是东宁通道，有公路一条；一个是密山通道，有公路一条。中国名字双城子，明朝的双城卫。 纳霍德卡：俄远东地区最大的港口和渔业中心，20万人，建于1935年。该市港湾内水深浪静，可全年通航。在纳霍德卡以东18公里处的亚美利加湾有由日本协助建成的大型港口－－东方港。到目前为止这里是全俄比较成功的一个自由经济区。中国女真族东海窝集部（库尔喀部）传统居住地。 共青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诞生城市，为在这里建造船厂和飞机制造厂，一批莫斯科、圣彼得堡、乌克兰的共青团志愿者来到这里，1932年设市。 布拉戈维申斯克（报喜城）：20万人，1858年俄国强占该地并建城。在阿穆尔河与结雅河交汇外建有阿穆尔州最大的港口，河运事业发达。中国名字海兰泡，鄂伦春族世居之地。 比罗比詹：犹太自治州首府，1937年设市。位于比拉河畔，9万人。女真族萨哈连部传统居住地。

西藏历史
 （一）第一帝国 
 中华第一帝国（秦汉）时期，青藏高原被称为唐旄发羌，与中国没什么交往。不过，藏族在血缘上属于黄种人华南族群，与华夏族很接近；在语言上属汉藏语系，与汉语千丝万缕。
 （二）第二帝国 
 中华第二帝国（隋唐宋）时期，青藏高原开始与汉族中国交往。

唐朝
 唐朝时期，吐蕃的松赞干布统一高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吐蕃东临中国，西临新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南临印度戒日王朝和尼婆罗（尼泊尔），北临突厥。所有这些国家中，以中国的文明程度最高，松赞干布只仰慕中原文明，瞧不起其他国家的文化。
 后来中国灭掉突厥，控制漠北与中亚，建安西与翰海都督府，军事实力也臻于强盛。于是松赞干布极力结好中国。公元641年，他迎娶了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入藏时，以车载释迦牟尼像，以大队骡马驮运唐皇的赠品。松赞干布亲自远道前往黄河源附近迎接文成公主。文成公主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拉萨时，吐蕃人民万人空巷喜迎这位汉妃。文成公主笃信佛教，由她选址设计建成了大昭寺、小昭寺。松赞干布在创制藏文的同时，还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诗书，聘请汉族文人入蕃代典奏疏。
 公元648年，王玄策去西域，被中天竺抢劫，于是向吐蕃军队求援；松赞干布当即出兵天竺，击败天竺为王玄策出气。公元649年，唐太宗卒，唐高宗即位，松赞干布特派专使吊祭。
 公元704年，藏王赤德祖赞即位，其祖母没禄（莫罗）氏听政，又派员到长安请婚。710年，唐中宗以金城公主嫁给赤德祖赞。两年后唐玄宗登基，开始了与贞观之治齐名的开元之治。
 后来，中国衰落，吐蕃趁机占领西域，安西四镇失陷，后来中国军队再度收复安西。同时阿拉伯也参加进来，在江布尔击败中国军队。8-9世纪，中亚成为中国-吐蕃-阿拉伯角逐的舞台！
 唐朝后期，国力不张，吐蕃几次攻入长安，大势抢掠。后来中国在回鹘兵的帮助下将吐蕃赶回老家。经过这么一折腾，吐蕃国力也消耗殆尽，跟唐朝一起分裂、衰落了。

北宋
 进入北宋，分裂的吐蕃与军力不逮的中国交往减少，吐蕃对外交往以中亚和西北印度的波斯哥疾宁王朝（962年建立，1037年被塞尔柱赶出伊朗，1186年西北印度被波斯化德里苏丹取代，哥疾宁灭亡）为主。
 宋朝虽然与吐蕃中央的卫藏、阿里地区联系较少，但与吐蕃边区的安多、康巴的联系却比唐朝还密切。当时党项族建立了强大的西夏国，对宋朝和安多、康巴的藏族构成威胁。宋朝在安多藏区大力推行屯田戍边，著名的茶马互市也在今四川雅安、甘肃临夏的市场上进行。
 吐蕃的一个部落首领斯罗在乐都-西宁一带的湟水流域建立了政权。这是当时最大的一个藏族地方政权，也是藏族的第一个安多政权。斯罗部一直向宋朝称臣，该部统治的藏族地区，在行政上属于北宋26路中的秦凤路。到公元1116年，斯罗部地区全部改为宋朝的郡县。斯罗部曾经多次与西夏作战，有力地配合了宋朝对西夏的军事斗争。
 1001年，宋朝又对藏族六谷部(今武威)首领潘罗支封官授职。
 斯罗、潘罗支等藏族部落首领臣属宋朝，借重宋代中央王朝所封官职，以加强对所部的统治号令。这清楚地表明，安多藏区从北宋开始成为汉族中国的一部分。
　　
佛教在唐代传入西藏，得到了弘扬，史称这一时期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后来，末代藏王朗达玛灭佛，佛教势力大衰。一百年以后，佛教复兴，这就是978年开始的藏传佛教 “后弘期”。
 促使“后弘期”来到的力量源泉有两个：一是安多高僧喇钦贡巴绕赛在当地授徒传教，形成了安多佛教中心，山南桑伊寺主益西坚赞派人去安多学习并迎请佛教进入卫藏。这在藏传佛教史中称为“下路弘法”。二是阿里古格王朝的意希沃，派人去印度(印度西北属于哥疾宁王朝，阿底峡不在哥疾宁下属的印度西北)迎请高僧阿底峡等进入阿里传佛，阿底峡又辗转来到卫藏，再使佛教势力从阿里进入卫藏并得以复兴。这在藏传佛教史中称为“上路弘法”。在教理系统化，僧人的修持规范化以及佛经的翻译等方面，“上路弘法”的作用十分明显；而在卫藏各地广建寺庙，招收僧徒，开展佛事活动等方面，则“下路弘法”的作用非常突出。 “后弘期”中，卫藏地区建立的澎波杰拉康、山南唐波切、后藏夏鲁等著名寺庙，都是去安多向喇钦贡巴绕赛学习后返来的僧人建立的。宋代汉族地区的文化也对卫藏地区的宗教有着影响。例如此时建立的夏鲁寺，其建筑风格就体现了藏、汉结合的形式，在卫藏地区影响不小。
 由党项族为主建立的西夏政权，可以说是西羌诸部落在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的过程中未被统一进去的一部分，西夏的文化、宗教具有与藏族地区一致的许多特征。西夏王室、臣民都笃信佛教，而且占统治地位的是藏传佛教。西夏王朝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委任佛教高僧为“帝师”职务的王朝。西夏国王特胡曾派使者到西藏楚布寺迎请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杜松钦巴去西夏；杜松钦巴未去,派其弟子格西藏波哇代替他前往，被西夏国王尊为上师。当楚布寺兴建吉祥米聚佛塔时，西夏国王还送来了黄金和铜等物。

（三）蒙古统治时期
 1229年，窝阔台（铁木真第三子）即汗位后，将甘肃、青海和宁夏，作为封地划归他的第二子阔端。阔端于1240年从凉州（武威）派大将多塔纳波率军攻入西藏，进驻热振、澎波地区。多塔建议迎请萨迦派高僧萨班贡噶坚赞去凉州洽商有关西藏事宜，于是1244年阔端召请萨班，萨班于1246年到达凉州，次年，萨班贡噶坚赞携其两侄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一起与阔端见面。这样，萨班就代表西藏地方势力和蒙古王室建立了直接联系。阔端与萨班议定了西藏归顺蒙古汗国的具体条件：蒙古任用萨迦派藏人为达鲁花赤（地方行政长官），并赐于蒙古金符，吐蕃各地头人必须听命萨迦的金符；吐蕃各地缮写官吏、户口、贡赋清册三份，分别交给各地官吏、阔端和萨迦；蒙古将派官员到卫藏，会同萨迦人员议定税目。
 蒙古汗国（后来发展为元朝），认定了萨迦教派在西藏的领袖地位，萨迦人员被授予治理卫、藏、阿里的全权，政教合一的萨迦地方政权对西藏的统治即由此开始。同时蒙古有实效地占有了西藏。
 1251年，蒙哥即汗位，原属阔端领地的西藏，由阔端改归忽必烈统管。1252年忽必烈南征云南途经金沙江以东藏族地区时，卫藏各地方势力再次向蒙古汗国表示归顺。忽必烈召见萨迦教派新首领八思巴并留侍左右，认定八思巴为其统治西藏的代理人。
 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1264年忽必烈自上都迁都大都，设立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总制院，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管总制院院务，同时总制院又是吐蕃省省长。1288年，总制院改名宣政院，同枢密院、中书省、御史台并列，是皇帝直接控制下的元朝中央四大机构之一。八思巴的弟子桑哥，通晓藏、汉、蒙、回几种语言，任尚书右丞相，是为元朝中一位职位极高的藏族大官。
 宣政院主管的吐蕃省被蒙古皇帝划分为吐蕃等处、吐蕃等路、乌思藏三个路，省长、路长、万户都由藏族提名，皇帝委任。元朝常派军队驻扎西藏，并在各地设立15个驿站，沿途居民逐站负责出动马匹，传送公文，供应来往官员食宿，由此形成了西藏地方的乌拉制度。
 忽必烈派儿子那木罕驻阿力麻里(霍城)，建阿力麻里省，统辖伊犁地区；1281年，在别失八里省之下设置了别失八里（吉木萨尔）、哈喇火州(吐鲁番)、斡端三个路，统管南、北疆的政务；新疆也成了元帝国的一部分。1306年，笃哇恢复蒙古察合台汗国，蒙古元朝在新疆中亚的统治终结。

总的说来，西藏成了蒙古人统治的一个区域，但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西藏和中国都是蒙古的殖民地，中国人和西藏人同为一个主子的亡国奴，并且西藏人的地位高于中国人。西藏并没有属于中国。
 （四）中华第三帝国
 明朝
 明初，噶举教派势力大大发展，取代了萨迦派的地位，掌握了统治卫藏大部分地区的权力。明朝改变了元朝仅仅倚重萨迦一派的作法，而对于具有地方实力的各个教派首领都赐予封号。这就是明代的众建多封政策。
 1406年，噶玛噶举派的楚布噶玛巴德新协巴到南京，被封为大宝法王。大宝法王本系元朝给萨迦八思巴的封号，但此时噶玛噶举派势力超过了萨迦派，明朝就将此号封给楚布噶玛巴活佛，使之成为当时西藏佛教的教主。1413年，萨迦教派僧人贡噶扎西到南京，封为大乘法王，地位略低于大宝法王。1414年，格鲁教派创始人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到南京，1434年释迦也失到北京，封为大慈法王。
 1406年明朝封帕竹噶举派首领扎巴坚赞为阐化王。1407年，封朵甘灵藏（邓柯林葱）僧人著思巴儿监藏为赞善王。1407年封朵甘馆觉（今贡觉）僧人斡即南哥巴藏卜为护教王。1413年，封直贡噶举派僧人领真巴儿吉监藏为阐教王。1415年，封萨迦派僧人南渴列思巴为辅教王。上述五个王均领有封地，其承嗣须上报朝廷，由朝廷再次册封。
 茶马互市关系，到明代又有新的发展。明朝政府在今甘肃临夏、天水、临潭、四川雅安、松潘等地，专门设立茶马司，统一管理茶马市场。明代茶马互市的日趋繁荣，加强了明朝中央政府统辖西藏地方的政治地位，这就是明代的“贡市羁縻”政策。
 元朝吐蕃省十三个万户长之一的强曲坚赞，趁元朝衰微，兼并了其他十二个万户，建立了独立的帕木竹巴王朝。1372年朱元璋派员入藏，封强曲坚赞之侄降央释迦坚赞（第二代第司）为“灌顶国师”，1406年明成祖敕封扎巴坚赞（帕木竹巴王朝第五代第司）为“灌顶国师阐化王”，列明朝在藏区所封五王之首。帕木竹巴王朝在西藏各地将许多溪卡改为宗，建立宗本制度，明朝即对各宗本均封授官职。

明朝期间，西藏从蒙古人手里获得独立，而后又臣服于中国，成为象朝鲜一样的中国附庸国。但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国王和中央政府，只是没有成为中国正式行政区域的一部分。
 清朝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得到信奉格鲁教派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的支持。固始汗率蒙古军从青海入藏，于公元1642年推翻了统治卫藏二十多年的日喀则噶玛噶举教派的藏巴汗政权，开始取得格鲁派在藏区的优势地位，在拉萨建立起“甘丹颇章”这一格鲁教派的权威机构。
 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到达北京，受到顺治皇帝接待，对五世达赖喇嘛进行正式册封，颁赐金册金印。此后，历世达赖喇嘛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一项制度。固始汗也于公元1653年受到清朝册封，这是清朝在蒙古族各部中首次对一个汗王赐予封号。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第司桑结嘉措，选定出生于门巴族地区的一个幼童，立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六世达赖厌倦佛教首领的生活，追求民间世俗的生活乐趣，故有“风流达赖”之俗称。1705年，固始汗的后代拉藏汗擒杀桑结嘉措， 1717年蒙古族准噶尔部突然进入藏北接着攻占拉萨，杀掉拉藏汗。清军 1718年、1720年两次派大军入藏，在西藏区内以康济鼐和颇罗鼐为首的反对准噶尔军势力的配合下，将准噶尔军势力驱逐出藏。同时，清朝派军队将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从青海塔尔寺护送到拉萨。1721年，清朝废除在西藏地方政府中总揽大权的第司职位，改设四名噶伦，共同主管政务，并以康济鼐为首席噶伦。这是西藏噶伦制度的开始，标志着清廷对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格鲁教派政教合一体制的扶植和对藏直接管理的加强。以和硕特部为正宗、包括准噶尔等蒙古部在藏七十多年的统治，至此亦告结束。
 1727年，清廷决定在拉萨设驻藏办事大臣二人，开始向西藏派遣常驻官员，同年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发生内讧。雍正皇帝接到西藏战乱情况的报告后，于1728年派大军从青、川、滇三路入藏。大军未抵拉萨前，颇罗鼐已率后藏、阿里之军于公元1728年7月攻入拉萨，软禁了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等三噶伦，等待朝廷处理。从此，开始了颇罗鼐治藏的二十年和平、稳定、繁荣时期。
 鉴于西藏统治集团中屡次有人联络新疆准噶尔蒙古部进行叛乱，清朝下令：将接近汉区的巴塘、理塘、康定等藏区划归四川管辖，中甸、维西、德钦等藏区划归云南管辖（以上在元代即属“吐蕃等路(康巴)”地域，不属乌思藏）；将后藏的拉孜、昂仁、彭措林三宗划归班禅额尔德尼管辖；1724年平息青海和硕特蒙古族罗布藏丹津叛乱后，将青海藏区（元代即为“吐蕃等处(安多)”地域，也不属乌思藏）收归清廷直接管辖。至此，明确了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藏区范围（即今天的西藏自治区）。
 1751年，乾隆皇帝批准 “西藏善后章程”：授命七世达赖喇嘛执政，并建立噶厦（西藏地方政府），设噶伦四人，受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直接领导。噶伦等重要官员，均需经清朝任命。自此，正式确立了由格鲁教派统治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一位大活佛代替达赖喇嘛摄政之事。各世达赖喇嘛圆寂至转世灵童未成年亲政以前，由清廷批准之呼图克图大活佛代行达赖喇嘛职权的“摄政”制度，确定下来了。
 1788--1791年，尼泊尔（廓尔喀）军队两次大举入侵西藏。特别是第二次，入侵者进至日喀则，洗劫了扎什伦布寺。七世班禅从日喀则逃至拉萨避难。1792年乾隆皇帝派福康安入藏，大败尼泊尔，进抵加德满都，尼泊尔投降。此役的后勤工作极为繁重，耗费白银共1052万两（全国税收总数的25%）。
 1793年清朝正式颁布 “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1、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各黄教大活佛的转世，须由驻藏大臣监督履行“金瓶掣签” 手续（乾隆皇帝制作两个金瓶，一送西藏，置于拉萨大昭寺，供西藏、安多、康区活佛转世时用；另一置于北京雍和宫，供内、外蒙古活佛转世时用）；2、驻藏大臣监督办理西藏事务，与达赖、班禅地位相等，噶伦以下官员及活佛隶属于驻藏大臣；4、建立定额为3000名的西藏地方常备军，分驻拉萨、日喀则各1000名，江孜、定日各500名。5、凡西藏对外交涉事宜，统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

清朝初年，西藏先后亡国于和硕特蒙古汗国和准噶尔蒙古汗国。1727年，成为中国的正式行政区域，设有驻藏大臣（类似于总督），地位类似于现在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我承认清朝是中国的一个正统王朝，因为清朝皇帝说汉语、写汉字、尊崇儒家，完全汉化。而西藏又在这样一个汉化的中央政府有效统治之下，所以成了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五）英国侵略时期 160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成立了东印度公司，1757年，英国打败印度孟加拉后，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849年，英国征服印度全境。英国提出了所谓“拱卫印度安全”的“三个缓冲区、两个同心圆和一个内湖”的战略思想： 1.三个“缓冲区”中，第一个就是“英国管理下的西藏，保证印度不受中国威胁”；第二个是印度洋，使“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在英国的控制之下”；第三个是“阿富汗，它挡住了沙皇俄国。”2.两个同心圆是指，内圆：印度西北边境的部落地区—尼泊尔—锡金—不丹—阿萨姆邦—印度东北边境的部落地区；外圆：波斯湾的酋长国—波斯—阿富汗—西藏—泰国。3. 一个内湖就是英国控制的印度洋。 从这一战略构思出发，英国必须从印度向北入侵喜马拉雅诸山国，进而对西藏进行侵略。此时沙皇俄国也在觊觎新疆，企图进而南下与英国争夺西藏。但是，沙俄对中国西藏的侵略威胁，远不如英国严重和直接，其主要方式是进行政治上的笼络。 1835年向锡金租得大吉岭地方，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避暑地”。 1846年，英国吞并印度西北部的查谟—克什米尔地区，又侵占了西藏的拉达克地区。1860年，英军进攻锡金，占领了锡金的许多土地。1860年，英国加强了对尼泊尔的控制。1864年，英军进攻不丹，强占不丹的大片土地。 1888年，英军开始向驻守隆吐山的藏军发动进攻。西藏军队被迫后撤至亚东、帕里等地，隆吐山失陷于英军之手。英军越过则里拉山口，深入亚东仁青岗、春丕等地，掳去住春丕之锡金王。1888年是藏历土鼠年。因此，藏胞称这次的抗英战争为“土鼠年战争”。 清朝1890年在加尔各答同英印总督兰斯顿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八款，，历来西藏的藩属锡金，被英人攫走了。 1903年，英国派荣赫鹏和驻锡金专员怀特率英军300人，经锡金北部侵入西藏岗巴宗。西藏的注意力被吸引到这里，而荣赫鹏却突然率部撤出岗巴宗，退回锡金北部。接着，英国迅速向隆吐山以北调集3000兵力，由麦克唐纳少将和荣赫鹏率领北进。荣赫鹏率先头分队偷越则里拉山口，经仁青岗、春丕，进占帕里，并于1904年进占堆纳。麦克唐纳率大队随后跟进。 1904年，英军在堆纳、多庆之间的曲米香果、骨鲁等地与藏军对峙。英军施展阴谋，射杀500多藏兵和谈判代表。然后进抵江孜，留荣赫鹏500人驻江孜的江洛、帕拉等村，麦克唐纳率大队人马返回亚东，以缓解其补给供应的困难。接着，英军在亚东至江孜沿线设置兵站，建成临时后勤补给线。 江孜英军派出360人袭击通往浪卡子方向的卡惹拉藏军阵地，驻江孜英军仅余130人，千余藏军夜袭帕拉村，荣赫鹏险些丧命。不久，英军增援部队一部从亚东赶到江孜，重占帕拉村。 工布等地的民兵，进占江孜、少岗间之南尼寺，威胁英军后勤补给线，并在康马、少岗之间巧妙设伏，歼灭了二三十名英军。英军分别自少岗和江洛两地出动，从南、北两面进攻并攻占了南尼寺。 英军增援部队与原驻江孜部队会师，迅速控制了年楚河以南地区。在向江孜市区发起进攻之前，为了切断江孜与日喀则间的联系，英军集中一部兵力攻占了江孜西北方向的紫金寺。最终英军攻陷了江孜，并进抵拉萨。战争以英军胜利结束。 十三世达赖在英军侵抵拉萨的前四天（1904年7月30日，），仓促任命甘丹赤巴洛桑坚赞为摄政，自己带少数随员从拉萨秘密出走，经藏北、青海、甘肃，于11月到达外蒙古的库伦，1906年又离开库伦到青海湟中县塔尔寺暂住。 鉴于甘孜的新龙县土司多年与清军交战，有人主张剥夺土司权利，改设流官治理，但遭到康区藏族上层人士的反对。赵尔丰严厉镇压了这些藏人，被任命为川滇边务大臣。
1908年，十三世达赖到达北京，短住后又离京最后到达那曲。同时，钟颖率领四川清军，向拉萨疾进；赵尔丰又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防大臣。 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后，任命一部分亲英分子入主西藏地方政府，并接受了号称释迦牟尼授予的“新制金印”，废弃清朝皇帝赐予达赖的金印，这是制造“西藏独立”的一个重要步骤。 钟颖所部川军，在击败昌都以西各地藏军的抵抗后，经工布江达川军进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决定由某活佛担任摄政留守拉萨，本人则经锡金逃往印度大吉岭。

（六）中华民国时期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西藏局势大乱。英印总督明托感到机会来临，支持达赖喇嘛组成一万名西藏民军，围攻拉萨、日喀则和江孜等地的川军，联豫、钟颖所部川军逐步陷入绝境中。同时，赵尔丰在成都被处死，康巴的土司、寺庙，趁机作乱，恢复原有的权力。 1912年袁世凯任命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行使前清驻藏大臣的职权，并派官员杨芬等人于启程前往印度大吉岭与达赖喇嘛联系；另一方面又命令四川督军尹昌衡于率军西征，进入康区平乱，声援驻藏川军，同时令云南都督蔡锷率军出康南配合川军的行动。然后，民国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总裁，并袁世凯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 1913年初，十三世达赖回到离别近三年的拉萨。在这期间，十三世达赖宣布“凡是汉人递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 尹昌衡部川军和蔡锷部滇军，从1912年6月开始西征，进入康区击溃各地土司、寺庙的抵御后，于8月底分别进抵昌都和盐井以南，9月下旬逼近工布江达。但民国政府在英帝国主义的压力下，电示蔡锷、尹昌衡停止进军。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读德尔智赴库伦，在1913年1月11日与外蒙古签订了《蒙藏条约》。1913年4月，民国政府任命陆兴祺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并通知英印政府。 中印边境东段的传统习惯线，沿喜马拉雅山南麓、邻接印度阿萨姆平原，千百年来一直如此。这条传统习惯线和麦克马洪线（喜马拉雅山脊）之间的门隅、珞渝、察隅三个地区（著名的城镇有邦迪拉、西巴霞曲、里戛和阿帕龙）的居民主要是为门巴族、珞巴族，历史上一直归西藏管辖，六世达赖喇嘛就出生在门隅。西姆拉会议上，英印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非法签定了麦克马洪线，中国中央政府拒绝签字。
　　
1917年秋，驻类乌齐的川军抓获两名藏军，押住昌都，川军统领彭日升将其斩首。藏军发兵进袭，连陷类乌齐、恩达等地，进而围困昌都、察雅。彭日升频频告急，但四川军阀正忙于同云南军阀作战，故仅有川边镇守使派出的一个营往援。1918年藏军攻占昌都，俘彭日升。接着兵分两路东进，攻占德格、邓柯等七县。最后藏军同川军在甘孜以西之绒坝岔激战二十余日，互据雅砻江两岸扼守。这就是民国时期的藏军第一次东犯。 这时，北洋军阀各系统分裂成直、皖、奉三系，又有南方各地军阀，孙中山的革命党相互征战，全国处于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大总统徐世昌自顾不暇，不可能同达赖喇嘛讨论藏军东犯问题。川军主力又正在同滇军激战，难以分兵对付藏军。 1919年，甘肃派李仲莲、朱绣到达拉萨，会见了达赖喇嘛。这是辛亥革命以后八年来，中国中央政府第一次冲破英国阻挠，直接派员进入西藏。朱绣等呈交了甘肃督军张广建给达赖喇嘛的函件及礼品。朱绣等返回内地，正逢直皖战争后，民国政府无暇顾及藏事，使本来可能进一步发展的西藏与中央关系停顿下来。 十三世达赖喇嘛深感英国插手西藏内部事务，已经危及其在藏的统治地位，于是停办了江孜的英人学校，明令禁止藏族官民穿西装，还拆掉亲英分子在罗布林卡为他修建的一座西式洋房。同时于1924年派贡觉仲尼赴京接替雍和宫堪布罗桑策殿之职。这实际上是达赖喇嘛和噶厦的驻京代表。 1923年出走内地的九世班禅，1929年成立了班禅驻京办事处。受此影响，达赖也派(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拜见蒋介石，然后贡觉仲尼回经印度回到西藏。同时国民政府文官处官员刘曼卿(西康藏族，生于拉萨)，也受派取道西康入藏，于1930年抵达拉萨，受到达赖喇嘛接见。 1930年8月，贡觉仲尼由西藏返回南京，被正式任命为西藏常驻南京总代表。经国民政府同意，西藏在南京、北平、西康三处正式设立了办事处。自此，西藏地方同祖国之间近二十年的不正常关系告一段落，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之间建立起了正式的经常联系。

1930年5月，西康甘孜的白利土司和大金寺之间因土地差民纠纷发生争端，藏军支持大金寺，出兵占领白利。驻甘孜之川军西出白利镇，与藏军冲突。当时正值四川军阀混战，驻西康的川军难以两全，藏军得以顺利占领甘孜、新龙（瞻化）。1932年藏军得寸进尺，占领囊谦，包围玉树。青海军阀马步芳组织援军反攻，击败藏军，并进入西康，占领1919年以来被藏军据有之石渠、邓柯等县。四川刘文辉亦派出一个旅，乘机收复了金沙江以东之甘孜、新龙、德格等县。川、藏两军遂隔金沙江对峙。此乃第二次藏军东犯，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藏军失败了。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享年58岁。1934年国民政府任命黄慕松为吊唁达赖喇嘛专使进入西藏。随后，国民政府批准热振任摄政，封热振为“辅国普化禅师”。黄慕松经四川、西康，抵达拉萨，他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首次派遣入藏的大员。 英国忌恨黄慕松入藏，于是英国驻锡金专员威廉逊派锡金人饶依巴都入藏，名为祝贺热振就任摄政，实为了解、监视黄慕松的活动，与西藏亲英上层密商对付中央的办法，并向噶厦索要1931-1932年藏军东犯前后购买英国枪械的欠款，借此压西藏疏远中央。 黄慕松在拉萨工作近三个月，见噶厦所提条件与中央相去甚远，于是经海路返回中央。经噶厦同意，黄慕松留刘朴忱、蒋致余在拉萨负责电台，以保持与噶厦的接触和中央的联络。由此，电台成为蒙藏委员会的驻藏办事机构。同时英国将驻江孜商务代表黎吉生和电台强行留在拉萨。 1940年，青海省湟中的幼童拉木登珠(丹增嘉措)，被确认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会同热振共同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转世事宜。吴忠信离重庆飞香港、仰光，再乘船去印度转赴西藏。1940年2月，坐床大典在布达拉宫正殿隆重举行，吴忠信座位在达赖喇嘛之左，面南平坐，其他中央官员坐东面西；热振率众僧坐西面东，三噶伦及众俗官则坐南面北。由于英国挑唆低设吴忠信座位的阴谋破产，古德没有参加典礼。吴忠信与热振协商，在黄慕松留下的驻藏机构人员基础上，于1940年4月正式成立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 格仓活佛在青海迎请达赖灵童入藏，被马步芳敲诈勒索了四十多万元，弄得西藏上下怨声载道，于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拨款四十万元坐床典礼经费作为补偿。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期的艰苦岁月，国民政府财力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数次拨巨款投入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之用，为西藏解决这一重大财政问题，实属不易。

热振活佛在接待和配合黄慕松、吴忠信入藏的两次重大活动中，都表现出尊重和拥护中央的内向之心。在他担任摄政期间，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些就使得英国及其支持的西藏分裂主义势力把他看成是眼中钉，必欲拔除而后快。

热振将摄政位让于大扎。但大扎上台后却倒向英国，清洗热振派官员，任命亲英分子索康旺钦格来为噶伦、夏格巴汪秋德丹为孜本，西藏地方政府大权基本落入亲英派手中。 1942年在英国唆使下，噶厦成立西藏外交局，并通知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今后有事与外交局联系。这是欲将中国当成外国的一个严重的“藏独”步骤，国民政府当即予以拒绝。但英国驻拉萨代表处却立即与西藏外交局联系。 接着，噶厦亲英分子害死热振，震动全中国。 1949年6月，藏军第六团从日喀则调到拉萨，在市区到处搜查共产党。噶厦政府又举行了以诅咒汉族人为目的的“扣锅”、“驱鬼”的宗教仪式，黎吉生到现场助威。7月，噶厦政府驱逐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陈锡璋等人，这就是著名的驱汉事件。

综观整个民国期间，中央政府已经失去去西藏的控制，甚至连形式上的控制都岌岌可危。西藏已经在事实上独立于中央，不过形式上还没有正式独立，正所谓西藏独立“有实无名。”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57年，西藏反动上层支持康巴叛乱分子在拉萨成立了“四水六岗”反动组织。1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在美国接受训练的旺堆空投到山南。1958年6月，康巴叛乱分子在噶厦的默许纵容下，于山南地区的哲古宗组建了4000余人的“四水六岗卫教军”，恩珠仓贡布扎西任总指挥。得到美国和藏政府两方面支持的“卫教军”，随即在尼木、麻江、乌都、羊八井、贡嘎、扎朗等地袭击解放军、公路道班，并围攻山南泽当、扎木、丁青等地的党政机关等。局部叛乱就这样蔓延开来。 1959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准备去军区大院看文工团演出，叛乱分子造谣并煽动藏民2000多人包围了罗布林卡，使达赖失去了行动自由。3月17日，索康、柳霞将达赖喇嘛及其家人劫出罗布林卡，渡过拉萨河，经山南地区出逃。3月19日夜，叛乱武装开始向驻拉萨的汉族人大举进攻。西藏全局性的叛乱，就由这样搞了起来。 3月29日，叛乱集团逃到了山南地区隆子县。他们歇下阵脚，决定以隆子县为临时首府，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但不久达赖便得悉：汉族人已经干掉拉萨叛军，而且挥师南下，击溃了他的山南主力“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达赖走投无路，只得越过“麦克马洪线”，逃抵印占区。1960年初，达赖在印度穆索里正式成立了“流亡政府”，不久，流亡大本营迁到印度西北部的小镇达兰萨拉。9月，达赖在达兰萨拉召开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宪法”，宣布成立“大雪国政府”，也即“西藏流亡政府”，同时宣布自己为“国家首脑”。 为了获得国际社会对西藏独立的支持和同情，达赖四处游说，六七十年代访问了泰国、日本、美国，苏联、蒙古和欧洲11国，但大多数国家对待达赖都非常谨慎。 达赖窘迫的日子直到1989年才开始化解。当时国际格局剧变，社会主义道路在东欧和苏联受挫，国际反共势力把矛头聚指中国，西藏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染指中国的一个棋子。早已摸熟西方国家脾气的达赖立即打出了“人权，民主，自由”的旗子遥相呼应，他在一夜之间由一个西藏的农奴主，摇身变成闻名世界的“人权斗士”。时来运转，达赖受到的国际礼遇有时甚至令他本人也受宠若惊。 美国是达赖梦寐以求的靠山。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经历了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布什和克林顿等6任总统。前4位总统在对华政策上，都试图借助中国抗衡苏联，在西藏问题上终止对西藏分裂分予的武装援助，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形成了政府要员不会见达赖的惯例。直到布什时期，达赖才靠上了美国这棵大树。 1989年“六·四风波”后，一向以“中国领导人的老朋友”自居的布什突然翻脸，不仅对中国实施措施严厉、内容广泛的经济制裁，而且攻击中国侵犯西藏人权。尤其是海湾战争的胜利，使美国人的自信心和主宰世界的欲望空前膨胀，布什更做出了大胆的行动： 1991年4月18日，他在私人住处接见了达赖，打破了美国现任总统不接见达赖的惯例。在大约半小时的会谈中，布什表示将促成达赖和北京政府恢复和平对话，同时慷慨解囊，答应每年给尼泊尔和西藏的难民提供约50万美元的援助，而且美国之音也将开通藏语广播。 克林顿与达赖有过3次会晤。第一次是1993年4 月27日，迫于中国的外交压力，美国派副总统戈尔以私人身份接见来访的达赖，在精心的策划下，两人谈得正欢，克林顿总统恰巧路过副总统办公室，于是停下来与达赖寒喧，对中国和西藏的人权问题作了 5分钟的象征性交谈。第二次是1994年，第三次是1995年。 令达赖不可想象的是，有朝一日他的名字还会与诺贝尔和平奖维系在一起。10月5日，当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洲作完关于西藏人权问题的演讲并呼吁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贸易制裁，回到老友加州大庄园主赛昂家休息的时候，美国之音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本年度和平奖授予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这意外的惊喜使达赖措手不及，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更不可思议的是，达赖碰到了一个比美国更慷慨更友好的救世主----李登辉。1988年李登辉就任台湾总统，玩起了“隐性台独”，利用台湾的经济实力，在国际上大搞“务实外交”，公开制造 "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既然搞了“台独”，国民党政府历来反对藏独维护国家统一的政策也就变得空洞无物，李登辉索性撕下脸皮，向达赖抛献媚眼，频频发出邀请达赖访台的信号。1989--1991年，李登辉掏了3000万美元支助流亡藏人。1992年台湾成立蒙藏基金会，当年编制预算就高达3000万美元。李登辉在支持台湾独立方面不遗余力，李登辉是汉族人，可是在思想和文化上不能说是汉族人，更象一个大和民族的人。支持西藏独立便是解除汉族对大和民族的威胁的步骤之一。 1993年，达赖派出二哥嘉乐顿珠带领一个代表团秘密访台，为自己下一步出访铺路架桥。李登辉告诉嘉乐顿珠，达赖关于西藏独立的主张完全符合台湾的政策，他欢迎达赖访台，愿意和他讨论“如何为藏胞赢得真正的自由”。 1997年3月底，达赖以“宗教人士”身份登上台湾岛。李登辉在桃园巨蛋体育馆为达赖安排了一连两天的弘法大会，近2 万名信徒接受了达赖的灌顶，场面宏大。法会结束后，台湾“中国佛教会”当场将50万美元的“供养金”赠给达赖，并表示还有部分供养金将来转给达赖，这让达赖乐不可支。 实质性的活动则是与台湾当局的会晤。台“考试院长”许水德，“台湾省省长”宋楚喻、“内政部长”林丰正、台“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连战、民进党主席许信良，以及李登辉都先后会晤了达赖。李登辉在台北宾馆与神交已久的达赖举行了45分钟的英语会谈，“台独”与 "藏独”的核心人物终于汇流到一处。 不过，达赖也有不安的事情-----转世问题，而这件事情又是最致命的。 早在1984年，达赖年满58岁的时候，这块心病便悠然升起。按照祖先规定，历代达赖班掸转世寻认都必须在西藏境内完成，而达赖喇嘛却在国外。按照传统，达赖喇嘛过世后，首先要由先知和喇嘛协商，确定转世出现在何方，然后要观察云彩的奇妙形状，再让高级喇嘛到拉萨附近的湖泊中寻找湖水中显出的未来的幻影，根据幻影的神示寻找转世灵童。然而印度却没有这样的圣湖。 达赖无法名正言顺地安排身后之事,于是企图改变几百年以来历史形成的活佛转世的定制，或者在流亡的藏人中寻找转世，或者终止达赖制度。 1993年9月，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采访达赖：“在你之后还会有第15世达赖喇嘛吗?"达赖回答：“在迄今为止的政权下，肯定不会有了。”他伤感地表示自己将是最后的达赖。李登辉是汉族人又不是幼童，所以不能当转世的达赖喇嘛，他只能等待下辈子。

中亚(新疆)历史　 公元前1500年，来自乌拉尔──伏尔加河的印欧族雅利安人东迁到中亚和伊朗高原，其中定居在伊朗高原的居民是波斯人的祖先，定居在中亚的雅利安人是中亚塞种人的祖先，他们都操波斯语。公元前558年波斯国建立，并逐步建立起一个统治小亚、埃及、印度河的帝国，并占领了中亚。 公元前324年，马其顿──希腊人灭亡波斯帝国，中亚成为塞琉古王国的一部分。前250年，塔吉克-阿富汗脱离塞琉古王国独立，建立希腊人的大夏王国；三年后，波斯人脱离塞琉古建立波斯人的安息王国。 前140年，来自天山的塞种人灭掉希腊人，解放了当地的塞种同胞。“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月氏人进入这里，灭掉大夏，建立了月氏人的统治，逐渐建立一个强大的贵霜帝国。受月氏人压迫，当地塞人和天山塞人的一部分南迁到印度河。乌孙、康居、栗特、大宛是当时并存的几个大的塞种人国家。公元91年，在汉帝国的帮助下，摆脱匈奴控制，并将匈奴人从中亚赶到乌拉尔河的阿兰人所在地。公元前后的两个世纪中亚是汉帝国、月氏和匈奴的天下。 公元375年厌达南迁到栗特，进而灭掉贵霜帝国，击败萨珊朝波斯，占领印度，建立强大的厌达国。公元420年，鲜卑族的一支柔然强大起来，控制中亚，并驱赶阿兰地的匈奴人，匈奴人干脆把阿兰灭掉，向西进攻哥特部日尔曼人。五世纪，中亚为厌达-柔然二国演义。 公元552年，突厥灭掉柔然，柔然分两支逃匿：一支跑到额尔古纳河，为室韦；一支跑到辽河上游为契丹。公元567年突厥联合萨珊朝波斯灭掉厌达。整个中亚变成了突厥人的天下，更重要的是，突厥人显示了在文化上的优势，同化了（除了塔吉克和阿富汗之外）所有的原中亚塞种人。 公元639年，突厥被唐帝国灭掉，后来整个中亚变成了阿拉伯-唐-吐蕃三国轮流坐庄的大舞台。但中亚人已经突厥化100年，而没有进一步汉化、阿拉伯化或藏化。公元870年，突厥人的一支回鹘人在蒙古高原建立的回鹘汗国被黠戛斯灭掉，他们被迫迁到中亚，建立了喀喇汗、高昌两个回鹘国家；波斯人脱离阿拉伯帝国独立，建立波斯萨玛尼王朝。公元962年，强大的波斯哥疾宁王朝灭掉萨玛尼王朝，控制伊朗、阿富汗、塔吉克和印度河。 1037年，塞尔柱突厥人灭掉哥疾宁王朝，控制阿拉伯哈里发，进攻东罗马，并占领耶路撒冷，与十字军战斗。十一世纪，整个中亚又重新成为突厥的天下，北部为维吾尔喀喇汗王朝、南部为塞尔柱突厥王朝。 1125年，喀喇汗、高昌回鹘被契丹人灭掉，中亚成了契丹人西辽帝国的天下，1194年突厥人的花剌子模占领河中、伊朗，成为中亚大国，但实力弱于西辽，被迫向西辽称臣。1226年，蒙古灭掉西辽和花剌子模，中亚成为蒙古帝国的察合台汗国。 1348年东西察合台分裂，1369年，蒙古帖木尔帝国取代西察合台汗国，并脱离东察合台汗国，先后占领蒙古伊尔汗国、印度河和蒙古钦察汗国，成了巨大无比的蒙古第二帝国。1406年蒙古帖木尔帝国分裂，（1）伊朗脱离帖木尔独立；（2）蒙古钦察汗国脱离帖木尔独立，1480年败于俄罗斯后钦察又分裂为西伯利亚、喀山、克里米亚等汗国，1550年先后被俄罗斯灭亡，汗国的蒙古人也同化融合于俄罗斯人；（3）奥斯曼土耳其脱离帖木尔独立并于1453年灭掉东罗马，成为跨欧亚非的大帝国；（4）1456年哈萨克汗国成立，但1589年分裂为三个玉兹，境内的蒙古人也同化融合于哈萨克族；（5）最终帖木尔在1500年被乌兹别克汗国灭掉，其后代侵入印度建立蒙古莫卧尔帝国，乌兹别克和印度境内的蒙古人也逐渐融入当地民族。 1514年东察合台满速尔汗的三弟赛伊德推翻蒙古族杜格拉特部在天山南路的统治，建立叶尔羌汗国。蒙古族杜格拉特部和蒙古察合台皇室后裔赛伊德都已经突厥化，失去本民族特征，融入维吾尔族。1540年蒙古北元帝国的瓦剌部侵入北疆，1543年东察合台可汗沙袭击瓦剌战死，叶尔羌汗国趁机灭掉东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第三代汗阿不都克里木执政时，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把和卓伊斯哈克·瓦力（维吾尔族人）从中亚地区请到叶尔羌，伊斯哈克家族逐渐成为左右叶尔羌汗国政局的一大势力。后来伊斯哈克同父异母的哥哥的两个儿子（尤素甫与阿帕克和卓）来到了喀什噶尔，形成一个新的宗教派别。热西德汗之孙阿布杜拉汗统治的后期，将其长子尧勒瓦斯排挤出统治集团核心，派往喀什噶尔出任总督。以伊斯哈克·瓦力家族为代表的一派，称为“咨脚伞保灰杂人馗桶⑴量撕妥啃值芪淼囊慌桑莆昂谏脚伞薄：谏脚捎?665年协助尧勒瓦斯夺得了大汗之位。 1678年黑山派首领带领北疆准噶尔蒙古汗国军队消灭了叶尔羌汗国，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第一个“霍加政权”，控制了天山以南的地区。1715年，这位黑山派首领的孙子艾合买提当国王，可不知道为什么却成了白山派人物。准噶尔讨厌白山派，消灭了他，扶植原黑山派首领后裔尤素甫接手统治。尤素甫建立了以黑山派为主要势力的第二个“霍加政权”。1755年，艾合买提汗的两个儿子波罗尼都与霍集占（史称“大小和卓”）消灭了尤素甫的“黑山派”政权，白山派势力再度得势。 1543年蒙古瓦剌分裂为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部。后来准噶尔部强大起来，和硕特被迫迁到青海和西藏，土尔扈特被迫迁到前钦察首都萨莱（阿斯特拉罕），杜尔伯特也屈服于准噶尔。1678年准噶尔灭亡准噶尔汗国。哈萨克大中玉兹也臣服于准噶尔，小玉兹臣服于俄罗斯。后来准噶尔干脆灭掉和硕特汗国，统治西藏。这时整个中亚的形势是：准噶尔独霸天下，俄罗斯伺机而动。1720年清军击败准噶尔，占领西藏，1724年清军占领青海。1757年清军攻占北疆，对准噶尔实行种族灭绝政策，1759年清军扑灭叶尔羌汗国残余势力维吾尔族大小和卓，平定南疆，设伊犁将军，管辖天山南北。此后一个世纪，中亚变成了清朝和俄罗斯的天下。 1885年，俄罗斯吞并哈萨克、乌兹别克等整个中亚，清军固守新疆，直到1990年，中亚是俄罗斯称霸，中国退守。 1900年中亚五国脱离俄罗斯独立，中国在新疆的防守才得以根本改观，并积极参与中亚的石油开发计划。同时，塔吉克、阿富汗属于塞种人，说东伊朗语（波斯语），成了伊朗争夺的对象；突厥国家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成了突厥领袖土耳其的文化势力范围。

戈壁狼纛—突厥篇王大方黄雪寅 “突厥”一词，根据17世纪成书的《突厥语辞典》，意为“最成熟的兴旺之时”。突厥人属于中亚民族，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文字为西方的阿拉米字母拼写。突厥人创造文字，开北方民族之先河，遗字散见于阴山和乌兰察布草原的岩画和蒙古国的碑刻上。 突厥人原为柔然人的锻奴，有发达的冶铁技术，但以游牧经济为主。552年突厥打败柔然，建立起幅员广阔的突厥汗国，势力迅速扩展至蒙古高原。其文化及风俗习惯，如制造高轮木车、东向拜日、崇拜萨满巫师等，对契丹、蒙古多有影响。突厥人的后裔汪古部在阴山以北游牧，因支持成吉思汗建国有战功，被蒙古人视为“安答（伙伴）”，与成吉思汗家族保持世世通婚的密切关系。突厥汗国后分东、西突厥和后突厥，立国近200年（552年—745年）。突厥人以狼为图腾，旗帜上绘制金狼头。可汗征发兵马时，刻木为信，并附上一枚金箭，用蜡封印，以为信符。各部接到信符，立即应征作战，战马的装备、给养皆由牧民自备。 突厥人善战，以战死沙场为荣。实行火葬，死者集尸于帐内，子孙及亲属们杀羊马祭奠，并走马绕帐7周，其中一人至帐门前用刀割破自己的脸，血泪交流，连续7次。随后，择日取死者平生所乘之马和经常服用之物，与尸体一同焚化，收其骨灰。春、夏死者，待秋时葬；秋、冬死者，待春季葬。埋葬之日，各地亲友前来会祭，仍举行设祭走马和割面仪式。葬毕，于墓前立石树标，依生平杀人之数立石，杀一人，立一石，并以供祭的羊、马头挂于石标上，石上刻有死者相貌及生前所经过的战争场面。在内蒙古北部草原上，常见此类石人墓。有单石圈、双石圈以及多石圈等，石圈中间竖立一石人。石人有的刻得很简单，用一天然石条刻出眉、眼、鼻、嘴，稍加工以显出头部。有的石人一手握剑，一手端一杯。这样的石人墓在中国新疆以及今蒙古国境内、俄罗斯西伯利亚均有发现。 732年，突厥毗伽可汗为纪念其亡弟阙特勤的功勋而立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则立于735年。二碑分别记述后突厥汗国的建立者阿史那骨吐禄的长子毗伽可汗和次子阙特勤的生平事迹和功绩。二碑俱在今蒙古国后杭盖省和硕柴达木，彼此相距约1公里，为大理石制成。阙特勤碑正文60行，毗伽可汗碑正文80行，分汉文和突厥文两部分。阙特勤碑的汉文碑文为唐玄宗亲书，而毗伽可汗的汉文碑文则是唐史官李融书写的，突厥文部分则由两人的外甥也里特勤撰写。两碑是研究突厥历史和文字（文学）及其与唐朝关系的珍贵实物资料。 突厥汗国与隋唐间时有战争，但主要以臣属、姻亲关系为主，如隋代曾两次以公主下嫁突厥可汗，突厥亦多次降附中原王朝。突厥人亦通过唐朝在内蒙古草原的大单于都护府及东、中、西3座受降城，进入中原营商，更有突厥人在唐朝中任官。 盛极一时的突厥汗国，由于对外战争屡遭失败，加之内部分裂，以及单一游牧经济的脆弱性，终于由分裂而衰亡。公元745年，务厥汗国被回纥人所灭。

金马鞍与鸡冠壶——契丹篇王大方黄雪寅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少数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杨，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 契丹本属东胡族系，是鲜卑的一支，4世纪中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游牧于潢水（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的锡拉木伦河）。土河（今赤峰市境内的老哈河）一带。6世纪前期，契丹族尚处在部落阶段，唐初形成部落联盟，曾臣服于漠北的突厥汗国。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契丹部落联盟背弃突厥，归附唐朝。契丹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916年，契丹族首领那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契丹王国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1125年，辽为金所灭，此后契丹逐渐被融合。 契丹是一个进取开放的民族，通过与中原及西方的密切交往，创造了具有特色的文化。契丹人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又仿汉制实行科举，制订成文法典。建立全体男丁皆人兵籍的兵制，又依本身游牧民族习俗而首创五京制。共建有5个都城，即上京、中京、东京、南京和西京。其中首都辽上京和陪都辽中京均建在北方草原契丹本土内（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是著名的草原城市。 契丹人于920年仿汉字偏旁创制了契丹文字，史称大字，后又仿回鹃文创制了契丹小字。契丹文字的创造标志着契丹族的进步。契丹人还喜欢绘画，皇太子耶律倍便是契丹国著名的画家，尤其擅画马。契丹族广建佛寺和佛塔，使辽王朝的文化颇为昌盛。内蒙古草原东部是契丹族的发祥地，也是其立国后统治的中心区。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契丹族遗迹遗物，成为草原文明繁荣的象征。 契丹是骑马打天下的民族，骑兵部队是其立国之本，契丹骑兵骁勇善战，与宋、西夏战争中经常取胜。在契丹贵族墓葬中，均有殉马或马具随葬，还有打马球图、引马图等壁画。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引马图》，描绘了一个髡发短须的契丹引马，右手执杖，左手牵一匹膘月巴体壮的枣红马。这是研究辽代契丹风俗、服饰及马具的珍贵资料。马鞍具和铰铁兵器也是契丹贵族墓中常见的物品，特别是契丹鞍，可以与中原的端砚、蜀锦、定瓷并称，被北宋人评为“天下第一”。出土于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的铜鎏金马鞍具等全套马饰具，数量达l64件，反映了江代马具成套成成组配置随葬的特征。 契丹瓷器是在契丹传统制陶工艺的基础上，吸收北方系统的瓷器技法而饶制的，在五工和北宋时期南北诸窑的产品中独树一帜。其中，具有契丹族传统工艺的仿皮囊式鸡冠壶可谓辽瓷中的典型器物。鸡冠壶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堪称国之瑰宝。此外，如内蒙古博物馆馆藏的三彩摩揭壶、“官”字款镶金口白瓷盘、绿釉刻花凤首瓶等瓷器，皆为辽瓷中的佳品。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赤峰市松山区发现了松州窑，又称“缸瓦窑”，这是辽金两代的官窑址，被誉为草原瓷都。 辽代金银器是中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也反映了契丹本上文化与内地文化、外域文化之间的交融。辽代贵族墓葬中大量出土金银器。如赤峰市耶律羽之墓中出土的花式口圈足金杯、金花工艺御赐“万岁台”石砚、金花银唾盂、摩羯纹金花银碗，哲盟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鎏金道教银冠、錾花银靴、金銙银碟躞带等，皆是辽代金器中之上品。 契丹王国与周边各族各国的交往甚为密切，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融合了其他民族文化因素，尤其与汉文化的交融最为深入。以服饰为例，契丹人传统的服装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腰间束带，下穿长裤，裤在靴筒之内。在内蒙古兴安盟出土的大批契丹式服装，表现了契丹服饰的丰富多采。其中有些服饰的图案具有明显中原特色。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宝山2号辽墓的《仕女出游图》，高0.7米，宽2.3米，为巨幅工笔重彩，具有晚唐至五代宫廷绘画的风格。图中女主人可能是从内地远嫁到契丹的汉家闺秀，颇具中原仕女的风尚。此壁画对于研究唐末五代的绘画艺术及契丹与中原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契丹王国统治者崇信佛教，自太祖以来一代胜似一代，至道宗时达到极盛。百多年间，契丹皇族和高级僧侣投入巨资，请能工巧匠建造了大量佛教寺院，与寺院密不可分的辽塔和佛教法器也大量出现。内蒙古地区现存著名的辽塔有中京大明塔、上京南塔、庆州白塔、丰州万部华严经塔等。在庆州白塔内出土的释迦涅槃石雕像、万部华严经塔砖雕菩萨头像、白瓷迦叶、阿难像等文物，都是辽代佛教艺术的代表作。 契丹王国在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也有很大贡献，由于辽国的疆域东西横长，正好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渠道。在辽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琥珀、玛淄和玻璃筹文物，很多都来自西方。

龙鱼铜镜——女真篇王大方黄雪寅 女真又称“女直”，其先祖为周秦时东北地区古老的肃慎、挹娄人。辽代把女真分为“熟女真”（已入辽籍的）和“生女真”两部。生女真异常勇猛，三人可搏猛虎。辽末，生女真完颜部在首领阿骨打率领下举兵抗辽，1115年建立“大金国”，迅即由东北进入北方草原灭辽，继而进入黄河流域灭北宋。1234年，金为南宋联合蒙古军队所灭。其后，女真人仍活跃于东北地区。 女真与前代游牧民族不同，除了牧养牛马外，还大量养猪，并从事农耕、冶铁、采金业，经济实力较雄厚。女真人崛起后，着力吸收发达的汉、辽文化，为己所用，又有所创新。女真人继承辽代五京制，又开科取士，颁布成文法典，发行纸币交钞，修前代（辽）国史等。同时亦保留一些本身的制度，如在契丹和北宋地区推行猛安谋克制，以千户号为猛安，百户号为谋克，率领女真人屯垦荒地。 女真人依照汉字和契丹字的偏旁部首，创造了女真文，形同汉字，但笔画有所增减，读音为女真语。用女真文翻译了《四书》、《五经》和《史记》，《汉书》、《新唐书》等经史著作。 随着对宋、辽文化的日渐接受，女真对佛教、道教、太阳神、孔子都备加尊崇：雕刻《大藏经》，收佛藏6900余卷，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盛事；道教空前繁荣，出现了“全真”、“大道”、“太一”3大教派；每月朔望，百官集合皇宫门外，面向太阳行礼膜拜；皇帝还诏令各州县建孔子庙，并在孔子故里维修孔庙和孔子墓。 女真人继承了契丹的火药制造技术，并发明铁火炮，因杀伤力巨大，被称为“震天雷”。又发明飞火枪，用绑在矛枪上的厚纸筒喷射火药和铁屑，射程为数丈。这两项重大发明在中国军事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女真在农具改造、丝绸纺织、烧制瓷器、采煤、炼铁、印刷、天文学、医学、数学等方面，都在吸收宋辽文化的基础上达到更高水平。 为了保持尚武和骑射传统，女真推行猛安谋克制，按五、十、百、千的人数把女真人和契丹人、汉人组织起来，平时畋猎、生产、练武，战时出征，壮者皆为兵士。 金朝为了防御蒙古各部，在北方修筑军事堑壕，即金界壕，总长度约7000余公里。金界壕工程浩大，至今尚有许多遗址地段保存较好，被牧民称为“成吉思汗边墙”。 内蒙古地区金代村落和城市遗址较多，许多荒地被辟为农田，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在呼和浩特白塔的金代捐资碑铭中，发现金代丰州城有四坊、两街、甘八巷和两关厢，城中街巷名有酪巷（制作乳酪）、染巷（印染加工）、牛市巷、麻市巷等，反映了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 在大青山下，曾出土金代铜镜，上刻“富民县官”等字款；根据白塔捐资碑，可考出许多金代村名，如北渔阳、薛家村、长寿谋克在、蒲察宣武谋克寨等。由此知道，当时阴山南麓有许多汉人和女真人的村寨。在白塔捐资碑上还发现一批女真高级官员的名字，有千户辅国上将军、谋克、提点、县令等职事官。金代在今内蒙古东、西部还没有不少州县、村寨，这对草原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意义重大。 此外，在内豪古东部陆续发现许多女真文墨书题记，这是研究女真文的宝贵材料。金代铜印也多有发现，其中赤峰市巴林右旗出土的“行军第三万户之印”，是金朝重要武官的官印。 金代的女真人墓均朴实无华，多为火葬。如赤峰敖汉旗清理的“镇国上将军”皇族宗室之墓，其骨灰置于石棺中，并没有什么随葬物品。在呼和浩特野马图清理的金代班氏家族墓地，均用石棺盛放骨灰。在赤峰巴林左旗，曾发现金代家族墓地，内有石人、石碑，外有围墙，出土的残碑上有“金奉国上将军”字样。还发现一座较完整的女性墓，墓为方形土圹，从圹中清理的石棺中，发现木制骨灰匣，内有骨灰、铜镜、化妆用的漆盒、小箱等。该石棺底部穿有5孔，这与后世满族人在棺下钻孔的风俗有关，孔为灵魂出入的道路，是萨满教的遗风。 金代的印钞铜版、铜市和银铤等在内蒙古陆续发现，是研究纸币和金属货币的珍贵实物。金代铜镜由官府铸造，花纹多为双鱼、双龙和双凤，与东北黑龙江两岸女真人的生活环境有关，是具有女真特色的珍贵文物。

大漠苍狼——匈奴亚洲篇　　匈奴是我国古代一个强大而影响深远的民族，其名始显于战国。自西汉以来，中国古代文籍记述其先民即殷周鬼方、猃狁。当今学术界，仍多宗古籍；也有西来、北来等说。匈奴无文字，以语言为约束。留传至今的少量古代汉语文记录的匈奴语汇与氏族名，难于对其族属与语族作出准确判断，目前主要有突厥、蒙古等说，也还有别的一些说法。 　　匈奴出现于中国历史舞台的最初活动中心地区，为漠南阴山及河套一带。见于记载的匈奴第一个单于，驻头曼城，其地当今内蒙古包头市境。战国末叶，匈奴与东胡并强，常扰掠秦、赵、燕三国北部边郡，三国相继筑长城以拒匈奴与东胡；秦始皇复使蒙恬统30万众连成万里长城。　　至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头曼，废单于推举制度，自立为单于。从此，匈奴遂由族名，兼为单于国名。公元前209～前174年，冒顿在位，控弦之士30余万，南并楼烦、白羊王，东灭东胡，西走月氏，北服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各族。老上单于继冒顿，又从伊犁河流域驱逐月氏、乌孙徙居伊犁河流域，实为匈奴属国，又役属西域城廓诸国。于是匈奴东至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在中国历史上，北部草原游牧各部中，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游牧军事政权。　　匈奴政权的机构分3部分：①单于庭（首脑部），直辖的地区在匈奴中部，其南对着汉地的代郡（今河北省蔚县一带）和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②左贤王庭（东部），管辖的地区在匈奴东部，其南对着汉地的上谷都（今河北省怀来县一带），东面连接澻貉；③右贤王庭（西部），管辖的地区在匈奴西部，其南对着汉地的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县一带），西面连接月氏和氏、羌。　　匈奴游牧军事政权，单于是匈奴的最高首领，匈奴语称为"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语称"天"为撑犁，称"子"为孤涂，故"撑犁孤涂单于"一词的意义，相当汉语"天子"。单于总揽军政及对外一切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骨都侯由氏族贵族呼衍氏、兰氏和须卜士担任。呼衍氏居左位，兰氏、须卜氏居右位，主断狱松。裁决了的案件，用口头报告单于。 　　左、右贤王理地方的最高长官。匈奴人尚左，单于以下，即以左贤王为最尊贵，因而权力和地位也较右贤王为高，并且常常是单于的"储副"。左、右贤王以下，还有左、右谷蠡王、日逐王等号。再下则是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高官。　　匈奴男子，平常游牧于部落，战时即按部落编为军队。另一方面，所有各级官员都是大大小小的军事首长，除了单于自己统领军队、亲临战阵以外，自左、右贤王以下，直至大当户，也都分别统军，指挥作战，大者统领万骑，小者统领数千。这些统领万骑的军事首领共有24个，被称为"万骑"（万骑长）。各个万骑长亦各自置千长（千骑长）、百长（百骑长）、什长（十骑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官。都尉、当户、且渠等都是中下级的带兵官，各以部众多少为区别权力大小及地位高下的标准。　　单于庭和左、右贤王庭各有被划定的游牧地区，各自在自己的辖区内组织军队，实行统治。所有及龄壮丁既已编为骑兵，氏族首领则被任命为什长、百长或千长，显贵氏族或家庭则垄断和世袭万骑长或王、侯等高官要职。通过这样的组织关系，迫使那些"甲骑"随同他们去进行无休止的掠夺战争。 　　匈奴对被征服各民族实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其表现：①对于东邻的乌桓，自冒顿单于将他们征服之后，就强迫每年输送牛、马、羊皮、过时不缴，常常没收他们的妻子。②对于被征服的部族或部落，如果能够把他们的人口迁移到匈奴去的，就强迫他们迁移，使他们更直接地处于匈奴统治者的支配之下。③对于那些不能迁移的被征服部族或部落，例如对西域各族，以日逐王驻西边，设僮仆都尉等官于西域征收赋税，并且被西域各族人民为奴婢。　　匈奴与汉朝的关系，也经历前后两个时期的发展与演变。　　冒顿初立时，即爆发秦末农民起义，继之五年楚汉战争，匈奴南下夺秦九原郡（今包头及河套地区），与汉朝分界于河南塞（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势力达到朝那（今甘肃平凉市）、肤地（今陕西榆林县）。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汉高祖亲统军击匈奴，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冒顿围困于白登山，7月始以计脱。次年，纳刘敬谏，与匈奴和亲。匈奴通过与汉朝和亲，不但获得了汉朝的公主为单于阏氏（匈奴人称妻、妾为阏氏），而且每年还获得了不少絮、缯、酒、米、食物。又与匈奴开关市，以利于南北农牧两大民族之间的物资交流。以后经历高后至文、景60余年间，匈奴贵族屡屡背约骚扰汉朝边那郡，屠戮吏民，掳掠人畜，汉朝仅防御处之。直至武帝即位（公元前141）以后，始着手强力反击。武帝对匈奴的反击战开始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经过元狩二年及四年（公元前121及前119）两次带决定性的战役，匈奴大败，右地浑邪王率领4万余众附降于汉，单于及左贤王亦皆通走，河西走廊平定。匈奴主部不得不退出河套及其以西一带，从此"漠南无王庭"。

公元前57年，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和内讧，5单于争立，内部大乱，陷于绝境。后来由于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稽侯珊在位（公元前58～前31），附汉为藩臣，汉朝待以殊礼，位居诸侯王之上，且以大量物资提供提供匈奴赈灾。于是汉与匈奴结为一家，关市大开，至王莽檀政以前，60余年和平发展，汉、匈人民都得以安定，出现了民众富庶，牛马布野的局面。匈奴单于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西汉末年及王莽篡位时期，王莽采取侮辱匈奴单于的政策，破坏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和平相安发展的汉匈关系，至东汉光武时始得到改变。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驻牧于匈奴之南、管领南边八部之众的蔜鞯日逐王比（呼韩邪单于稽侯珊之孙）归附汉朝，自立为呼韩邪单于，于是匈奴遂分裂为南北两部。建武二十六年，置使匈奴中郎将于南匈奴，帮助比设立单于庭帐（南庭）于五原西部塞，随后又让他入居西河郡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一带）。　　北匈奴不仅常攻扰南单于，且屡掠汉边郡，侵迫西域诸国，阻塞中西交通。汉和帝永元元年（89），东汉朝廷利用北匈奴内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混乱，社会危机十分深刻的时机，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军事出击。在汉将和南单于的联军合击下，连年大破北匈奴于大漠南北及今新疆东部，北单于受创遁逃，于永元三年率领一部分部众西迁。匈奴政权全部瓦解，残留在漠北的一部分匈奴余众，有十余万户加入了鲜卑；另有一部分始终留在漠北的西北角，直至5世纪初才被柔然吞并。残留在今新疆的匈奴余众则在那里继续活动了60多年。　　近数十年来国内外考古学者在漠北的诺颜山、内蒙古及其他地区发掘上百个匈奴墓葬，出土的属于公元前3世纪以前及以后的大批铁器，包括兵器（铁刀、铁剑、铁镞），生产工具（铁镞、铁铧）和生活用具（铁马嚼、铁环、铁片、铁钉），以及铁块、铸铁的模型与炼铁炉等。证明匈奴族约公元前3世纪在大漠南北兴起的时候，物质文化已开始进入铁器时代。铁器文化使匈奴社会的生产力迈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不仅畜牧业大为繁盛，而且还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 　　匈奴人的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迁徙，过着游牧的生活，住穹庐（毡制帐幕），食畜肉，饮潼酪（牲畜乳制的乳浆），衣皮革，被毡裘。狩猎业和农业居于次要的地位。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是冶铁业，其次是铸铜业和陶器制造业（匈奴墓葬出土了大批的铜器和陶器）。此外，匈奴人经常与汉人互通"关市"。 　　匈奴社会是否经过奴隶制，上前国内外学者尚无定论。但《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作战，把俘掠得来的人口收为奴婢。因此，匈奴平民拥有奴隶的现象很普遍，而匈奴贵族拥有的奴隶更多。《史记·匈奴列传》又说：匈奴贵族死，他们的"近幸臣妾"（奴婢）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从诺颜山出土的匈奴贵族墓葬中，有一个墓穴发现了17条辫发。这正是匈奴贵族拥有大批奴隶和以大批奴隶殉葬的物证。　　匈奴人的婚姻习俗是：父死，妻其后母；兄死则妻其嫂。故匈奴的一夫多妻现象较为普遍。 　　南匈奴自入塞内附之后，受到汉朝中央政府的优厚待遇。和平、安定的环境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同时，南匈奴人从入塞开始，不仅分布边缘诸郡，而且与汉人错居。《晋书·北狄匈奴传》说："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就是指东汉的南匈奴人而言。匈奴的"落"即户的意思，每落以5口计算，当时仅晋书所记这些人居郡县的南匈奴人口就有2～3万人。与汉人杂居的以及分布缘边诸郡的南匈奴人，朝夕与汉人共同生活，或经常与汉人交往接触，自然受到汉人文化的强烈影响。因此经过40年左右，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及汉族文化的影响，他们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南匈奴人原分布在北边诸郡，如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上、代、上谷（今甘肃东部，山西、陕西北部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此后不断内迁。顺帝永和五年（140）南匈奴发生内乱，左部句龙王吾斯及右贤王合兵围攻西河美稷（南单于庭所在），后又东引乌桓，西收羌、胡，侵掠并、凉、幽、冀4州。汉朝为了避免这些人众的扰掠，乃将西河、上郡、朔方等郡治南移，因此原来分布在西河、上郡、朔方等地的匈奴人更为南下，大多数深入集中到并州中部的汾水流域一带。这对于他们后来由牧畜业经济转向农业经济，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魏晋南北朝时期，内迁的匈奴有了很大的变化，除南匈奴外，这时分解出名为"屠各"的一支活跃起来。南匈奴和屠各散居在今甘肃、陕西、内蒙古和山西一带，其中以聚居在山西的为最多最强。这两部分匈奴人，在304～329年联合起来，先后在山西和陕西建立了"汉-前赵"政权。从匈奴分解出来的另一支--临松卢水胡，居于今甘肃河西走廊与青海之间，在397～460年，在河西走廊一带建立了"北京"政权。由匈奴与鲜卑两族融合而产生的新的一支--铁弗匈奴，原先居于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在407～431年，在今陕北一带建立了"夏"政权。随着上述各政权的先后被消灭，匈奴的名字在南北朝后期也逐渐消失。

上帝之鞭——匈奴欧洲篇 　　公元91年匈奴在和汉民族的长年战争中承认了失败，开始了始无前例的民族大迁移…… 　　南匈奴附汉，北匈奴远飙。北匈奴西迁的第一站是乌孙的地盘，既现在的伊犁和上游一带，第二站是康居，也就是锡尔河上游东部。第三站为阿兰聊这已经到了欧洲边缘。在91年到290年长达两百年的历程中，这个上天的骄子好象消失了一样。北方的苍狼为了梦中的家园，在雪地中，沙漠里艰难的跋涉。中外的史书中都找不到这个骄傲民族的记载。当《波斯史》中提到三世纪末匈奴出先在阿兰聊时，这头饥渴太旧的苍狼已经对它面前弱小的西方民族露出了爪牙……公元四世纪中叶，阿兰聊灭国，西方震动。从此，匈奴在西方的活动遂史不绝书。 　　阿兰聊灭国后没多久，西方诸国还来不及为其哀悼，就将面临着一场巨大的浩劫。公元374年，巴兰勃率领匈奴铁骑入侵东哥特，来时排山倒海，去时十室九空，而且匈奴在三百年来对中国作战以来不知道学到了多少中国的战争艺术和谋略，这岂是西方诸蛮所能相抗的。匈奴以战养战的方式沉重打击了东哥特人，当年迈的东哥特国王赫曼立克(Hermanrik)的军队被匈奴全歼后，他便自杀了，继位的维席密尔(Vithmir)也兵败身亡。赫曼立克之子呼哪蒙特率部投降，而其余的部众在阿拉修斯和萨弗莱克斯的带领下逃到西哥特。也有人逃向巴尔干。 　　西哥特国王阿撒那立克(Athenarie)得知东哥特灭国后立刻在德聂斯德河布阵，意图阻止匈奴人渡河，不料匈奴人在远处上游偷渡后夜袭敌营，重创西板哥特军。西哥特人在惊悖之余，一部大约二十余万众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国境，由于罗马帝国官吏的残酷压迫，哥特人纷纷起义。 　　罗马皇帝法伦斯(Valens)调集大军于公元378年8月9日在阿德里雅堡与哥特人会战，在哥特的重装骑兵面前曾经纵横欧亚的罗马方阵步兵毫无地位。下午，法伦斯和四万禁卫军全数战死。方阵步兵的时代过去了。这一战，动摇了罗马的根基，罗马再也无法控制辖下的诸族和领土。而此时，匈奴人回到喀尔巴阡山以东，进行休整。 　　公元400年，匈奴人乌尔丁带领大军攻入匈牙利追击哥特人，并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了意大利，这支可怜的哥特队伍在法洛伦斯被西罗马军队消灭以报阿德里雅堡之仇。匈奴人只是来意大利转了一下，不过又带来了相当大的后果。匈牙利原住民凡达尔人，瑞维人，和最先被匈奴人灭国的阿兰聊人开始了大跑路。这三族人进入高卢，与当地人战斗后于409年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并建立了三个国家。与此同时，阿勒立克带领的哥特人也南下逃避匈奴的大军，不过他们比几年前的同胞拽多了，在408年，409年，410年三次围攻罗马，而在410年攻入城中，这是历史上罗马城的第二次沦陷。 　　在这次战争中，西方诸族在匈奴军势的压力下为生存互相火并。而匈奴人则占据了巴诺尼亚（今匈牙利）把当地的哥特人列入统治之下后又开始无忧无虑的放牧生活了。 　　乌尔丁死后，路加既位，路加死后他的两个侄儿白里达(Bleda)阿提拉(Attild)共同治国。在这段时间里西欧相当平静，而北欧，东欧战火纷飞，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堪匈奴压力，渡海流亡到英伦三岛，在俄罗斯南部草原的匈奴人也归与阿提拉旗下，俄罗斯森林民族——斯拉夫人，芬人也告屈服，斯拉夫人可能就是在此时以“匈奴仆人”的身份第一次进入西欧的。 　　公元445年白里达死后，阿提拉独领匈奴，成为欧洲最有权势之人！王庭设于多瑙河以东的大草原上。　　此时的东西罗马都要向阿提拉进贡。匈奴在东方失去的荣光在西方找了回来。 　　由于对西罗马提出的政治联姻和领土要求遭到拒绝，阿提拉决定开战。451年，阿提拉统领五十万大军进入高卢，这也许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见到如此规模的军队吧。罗马大将阿契斯北上抵挡，并联合了所有受匈奴压迫的蛮族王国。双方在加泰隆尼亚平原上会战，此战空前惨烈一日之间占死者有十五万之众……阿提拉见双方陷入了毫无意义的消耗战，于是领军回国。 　　次年，阿提拉率军突然越过阿尔卑斯山直攻意大利并摧毁意大利北部所有城市，压迫罗马。446年，军中大疫，阿提拉见西罗马已求和，东罗马援军已至于是回国，并与同年病死。次二役过后，西方人畏惧地称其为——上帝之鞭。 　　阿提拉死后，强大的匈奴人内部又出现内讧,诸子争立为王，贵族之间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匈奴瓦解.日耳曼人乘时而起，把匈奴人赶回喀尔巴阡山以东。461年，阿提拉幼子邓直昔克企图重建霸权，不幸在于东罗马交战时战败身亡。这是西方史书上对匈奴人活动的最后记载。 　　在中国，此时正是北魏中期，南匈奴和其各分支在中国建立的“汉——前赵”“北凉”“大夏”等均在公元460年相继覆灭。 　　在亚洲和欧洲的匈奴人则分别与当地各民族混合了起来,一个彪悍而勇敢的民族从此消失了.奴在世界范围内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天之骄子的传说结束了。

苍狼白鹿—蒙古篇老保　　蒙古族，是一个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民族，关于蒙古的起源，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在远古，一只受天命而生的苍狼和一只白色的鹿在位于斡难河河源的不儿罕山下结合，生下一个儿子，传说这就是蒙古族的祖先。因此蒙古人又称自己为苍狼白鹿的后代。而苍狼与白鹿的神话传说，恰恰反映了蒙古先民的图腾观念。　　蒙古属东胡族系。源于东胡－鲜卑－室韦一脉。　　蒙古是室韦诸部落中的一支，称为“蒙兀室韦”。“蒙兀”是“蒙古”一词最早的汉文译名，见于《旧唐书.北狄传》。在古代蒙古语中，"蒙古"这个词是"质朴、无力"的意思。它开始只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后来才成为一个新兴民族的共同称谓。　　据《史集》记载，蒙古部最初只包括捏古斯和乞颜两个氏族，由于势单力孤被其他突厥部落所灭，仅剩下两男两女幸存于世，他们逃到了额尔古涅昆（额尔古纳河畔山岭）一带居住下来，生息繁衍，经过了400多年的时间，部落逐渐兴盛起来，分为许多支系。公元８世纪，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一些蒙古人开始迁徙至宽阔的草原居住。其中一个部落的首领名叫勃儿帖赤那，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率领本部落的人迁到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定居下来，生活方式由狩猎转为游牧。　　据《蒙古秘史》记载，孛儿帖赤那的的十二世孙朵奔篾儿干死后，他的寡妻阿阑豁阿又生了三个儿子，传说这三个儿子是感光而生的“天子”，因为他们是从阿阑豁阿洁白的腰里出生的，而以三子之一的孛端察儿为始祖的孛儿只斤氏就是成吉思汗的祖先。 　　辽金时期，蒙古高原部族林立，而蒙古诸部之中，有四个强大的部落，克烈部、汪古部、乃蛮部、塔塔儿部。　　克烈部（又称：克列夷、怯列、克列亦惕等）是辽、金时期蒙古高原的强大部族，居住地在土拉河、鄂尔浑河上游一带，信奉景教。克烈人在成吉思汗建国后被编入各千户，后来克烈人作为蒙古族的组成部分一直存在...　　汪古部是金元时期及其之前活动与内蒙古阴山东段地区的一个部族。汪故又名汪古、汪古惕、雍古、雍古多、永古、汪骨、旺古、瓮古等。汪古部信奉景教。汪古部早在元代之前就已迁居于阴山南北。明王朝建立后，汪古部元赵王汪古图、左承赵友德投降明朝。汪古部作为“降夷”，残部迁徙于宁夏贺兰山一带，而后汇入诸土达之中，汪古部也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乃蛮又称为奈曼、乃满、耐满、奈蛮等。相传最早居住于蒙古高原西部吉利吉思地区，游牧于杭爱山至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带。乃蛮操突厥语，使用畏兀儿文字，信奉景教... 　　塔塔儿在古代称为鞑靼，又作达怛、达旦等。其名称最早见于唐代所立的突厥文《阙特勤碑》，碑中有九姓和三十姓之分，为突厥统治下的一个大部落。唐末，突厥衰亡，达怛（鞑靼）部落逐渐强大，其名称遂成为北方诸部的泛称。宋、辽、金时期，塔塔儿部是蒙古部的东邻，他们游牧在阔连海子(今呼伦湖)、捕鱼海子(今贝尔湖)一带的广大草原。受金朝的统治。以前很强大，所以好多部落都以塔塔儿人自称。　　十二世纪是蒙古高原各部群雄逐鹿的时代，各部之间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相互联合，又为了掳掠而相互攻战。此时，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经过十余年的争战，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草原各部落，于1206年春，在斡难河旁建立了蒙古汗国。用新的千户制体系分封人口。战败的部落，如塔塔儿、克烈、乃蛮被瓜分到各千户。族属不同、社会发展不平衡、方言各异的各部在统一的汗权统治下，形成了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基础、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　　十三世纪初，蒙古发动了一系列远征。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征战，以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为首的蒙古贵族，摧毁了众多的封建王国，征服了亚洲的绝大部分地区和半个欧洲。在欧亚大陆上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蒙古帝国。（蒙古西征及四大汗国，将另有篇幅介绍）　　在东亚，蒙古于公元1227年消灭西夏、1234年消灭金朝，为统一全中国作好了准备。此时，成吉思汗已死，窝阔台、蒙哥、忽必烈先后继任大汗。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建立起元王朝，从此，北京才逐渐成为中国此后近七百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1276年，元朝发兵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统一了中国。至此，蒙古族建立的元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　　元世祖忽必烈在统一中国之后，并没有停止对外的军事行动。此后，元朝曾两征日本、两征安南（今越南北部）、两征缅甸，先后使高丽、缅甸、台城、安南等地成为元的属国。在国内，为了统治汉族人民，元朝统治者将国民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西夏、回回、西域等地人口）、北方汉人、南方汉人。在这种制度下，汉人的地位极底。成为了蒙古人与色目人驱使的对象。故而，在元朝统治初年，曾发生过多次汉族与南方各少数民族反抗蒙古暴政的起义，但都未能成功。因为蒙古族以前的生活方式大多以游牧为主，生产力较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自忽必烈以来，历代元朝统治者都以农业生产代替了畜牧生产，所以元朝的农业有了极大的发展。由于元朝的疆域扩展到了西亚地区，使得欧洲与中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技术交流更加迅速。经济的起步带动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在元朝年间，中国南方的棉花种植已非常普遍，所以纺织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出现了以黄道婆为首的一批手工业者，使当时的棉纺织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此外，因漕运、海运的畅通及纸币的流行，商业在元朝也极度繁荣起来，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元世祖年间，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曾到过中国，在它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的记载了当时元朝大都的繁荣景象。物质的丰富使元朝的统治者生活逐渐奢华起来，同时也使蒙古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更加激化。在公元1308年至1333年的二十五年中，元朝先后历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至元顺帝共八代皇帝，由此可见当时元朝内部的斗争之激烈。 　　元朝末期，统治集团的骄奢侈靡以及相互之间的争权斗争愈演愈烈，在重重压迫下，元末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发生的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席卷了整个中国，其中濠州红巾军将领朱元璋统一了江南，开始北伐。元顺帝被迫北迁。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结束了元朝的统治。同年，朱元璋在建康称帝，建立了明王朝。但是北迁后的元顺帝及其后裔仍继续使用元朝作为国号，被高丽王朝称为“北元”。北元与明朝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在后来的二百多年里与明朝形成南北对峙局面，明朝为了防范北元的侵扰，修复和重筑了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　　明代蒙古地区也是封建领主制，只是元代之后，蒙古大汗的权威衰落，实际上大汗只是诸领主中的一个大领主而已。自达延汗征服右翼，统一蒙古本部后，形成了明代蒙古金字塔式的封建等级制度... 　　十六世纪后半叶，黄教传入蒙古，在俺答汗的大力推崇下，黄教迅速在蒙古各部内植根生长。逐步磨灭了蒙古族剽悍勇猛的个性，同时，藏医藏药也相继传入蒙古；在文化方面，著名的长篇史诗《江格尔》就是经过长期的充实和加工，在明代定型...　　明朝中晚期的蒙古，内部混战大大减少，尤其是达延汗之后，社会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有了更高阶段的发展，同时畜牧业、狩猎业也有了一定发展，在蒙汉两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蒙古地区的农业大力发展起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景象，而蒙古族在此之后也成为了中华大家庭的一部分。

〖大漠佛画-党项篇〗：暂缺

西域狼痕—乌孙篇　　乌孙是中国西北古代民族名，兼国名。其族属向有数说，比较重要的为：①匈奴族说。此说强调乌孙"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但乌孙王室始终与匈奴保持密切的联系，尽管有时亦兵戎相见。②突厥族说。主此说者有俄国突厥语学家B.B.拉德洛夫、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等人。所持理由，一是乌孙与突厥开国始祖的传说均与狼有关；二是乌孙称国王为昆莫或昆称，王族贵人的名字多以"靡"字收尾，以及见于记录的少数乌孙语均属于突厥语族；三是突厥阿史那氏系乌孙的后裔；四是乌孙分布的区域恰为后来突厥族兴起的基地。③东伊朗族说。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一些考古学家以A.H.伯恩什坦为代表认为乌孙很可能属于东伊朗族。特别是从50年代起，苏联考古学界有更多的学者认为乌孙是东伊朗族塞卡人（即中国史籍中的塞种，亦称塞人）的一支，塞卡文化与乌孙文化是一种文化的两个阶段。乌孙于西汉初期至南北朝初期游牧于天山以北伊塞克湖南岸至伊犁河流域一带，国都赤谷城位于伊塞克湖南岸，另说在纳林河畔。 　　公元前2世纪初叶，乌孙与月氏均在今甘肃境内敦煌祁连间游牧，北邻匈奴。乌孙王难兜靡被月氏攻杀（据《汉书·张骞传》），他的儿子猎骄靡刚刚诞生，由匈奴冒顿单于（公元前209～前174在位）收养成人，后来得以复兴故国。公元前177～前176年间，冒顿单于进攻月氏。月氏战败西迁（西迁时间另有两说；一说为公元前3世纪末；一说为公元前174～前161匈奴老上单于时），至伊犁河流域，赶走久在当地游牧的塞人。后老上单于与乌孙昆莫猎骄靡合力进攻迁往伊犁河流域的月氏，月氏不敌，逐步塞人后尘亦南迁大夏境内（另说约在公元前139～前129年间），但也有少数人仍然留居当地。在塞人与月氏大部南下以后，乌孙便放弃了敦煌祁连间故土，迁至伊犁河流域与留下来的塞人，月氏一道游牧。 　　乌孙昆莫猎骄靡感贪匈奴单于救护自己的恩德，却又不愿长此蜷伏于匈奴肘腋之下，因此当张骞奉汉武帝命前来向他建议返回敦煌祁连间故地，以便与汉朝共同对付匈奴的时候，他曾坚决谢绝，可是在他了解到汉朝国富兵强以后，又愿与汉朝联姻，得借汉朝以自重。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前105）以宗室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下嫁昆莫，赠送甚丰。匈奴听到乌孙与汉朝联姻以后，亦遣女与昆莫成婚。昆莫以细君为右夫人，以匈奴女为夫人。匈奴尚左，昆莫左胡妇而右细君，显然是因为他仍畏惧匈奴的缘故。乌孙族有这样的习俗：妇女可以改嫁丈夫的兄弟、子孙或其他亲属。细君为人儒弱，年事已高的昆莫出于善意，劝他改嫁他的孙子军须靡。细君上书请示汉朝皇帝，汉廷为了实现与乌孙合力对付匈奴，命其遵照乌孙习俗行事。细君与军须靡成婚后，生一女，不久病逝。汉又遣楚王刘戊之孙女解忧与军须靡成婚。解忧公主生性泼敕，决意为完成汉与乌孙合力制服匈奴的使命效力。昆莫死，军须靡立。军须靡继位以前也娶过一位匈奴女，生子泥靡尚攻，而军须靡病危，遗嘱由其叔父之子翁归靡摄政，等到泥靡年长立为昆称。翁归靡摄政后，号肥王，解忧又与肥王成婚，生有三子二女，长子名元贵靡。 　　汉武帝无狩二、三年间（前121～前120），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在陇西一带大破匈奴，匈奴浑邪王投降，陇西地空。前121～前111年间，汉武帝在陇西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与此同时，乌孙的领土也向东扩张到今新疆呼图壁河流域。在汉朝与乌孙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匈奴联合车师后国先向乌孙进攻。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因解忧公主与昆弥翁归靡遣使上书，热望汉朝出兵以救乌孙。汉发兵15万骑，由五位将军率领分道并出，并遣校尉常惠持节助乌孙作战。至本始三年（前71）常惠与乌孙兵大败匈奴。同年冬季，匈奴单于自率数万骑兵进攻乌孙。遇到天降大雪，一日深丈余，人，畜生还者不及十分一。公元前70～前69年，丁零、乌桓、乌孙乘机由北、西三面进攻匈奴，匈奴人民死亡十分之三，畜产损失二分之一，从此大见衰弱，属国瓦解。汉武帝张骞联合乌孙"断匈奴右臂"的计划经过整整半个世纪的经营，终获成功。乌孙昆弥翁归靡深感汉恩，拟立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并希望他也能娶一位汉公主为夫人。汉宣帝选定名为少主的一位公主往配元贵靡。 　　常惠送少主行抵敦煌。听到昆弥翁归靡已死。乌孙贵人立军须靡之子泥靡为昆弥。宣帝得知后，召还少主，婚事作罢。泥靡号狂王，解忧公主又与狂王成婚，生一男名鸱靡。解忧公主与狂王不和，这时候乌孙贵人也分为亲汉与亲匈奴两派。解忧公主谋杀狂王未遂，两派势将干戈相见。甘露元年（前53），宣帝征解忧公主侍者冯问状，复遣冯持节回乌孙，诏立元贵靡为大昆弥、翁归靡匈奴妇所生子乌就屠为小昆弥，并遣常惠率军屯赤谷，为大小昆弥划分人民与地界：大昆弥得户6万余，小昆弥得4万余。没过多久，大昆弥元贵靡与其同母弟鸱靡皆病死，这时解忧公主行年七十，上书汉朝皇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冬，她带着孙男孙女三人回到了长安，于黄龙元年（前49）去世。从公元前53年起，乌孙有了大小昆弥两个王统，分疆而治。二者都是内讧迭起，变乱丛生。终前汉之世，汉朝皇帝和西域都护尽力设法为乌孙排难解纷。《汉书·西域传》总结这一情况说，从乌孙分立两昆弥后，"汉用忧劳，且无宁岁"。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与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乌孙仍有大小昆弥之分。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匈奴北单于为汉左校尉耿夔所破，逃至乌孙，可见在后汉时期，乌孙仍与匈奴时有联系。 　　公元5世纪初，乌孙因蠕蠕（柔然）人侵，西迁葱岭山中，不久为蠕蠕所灭。但乌孙西迁时，也有一部分人留居当地。清乾隆间，哈萨克境内尚有名为乌孙的部落，要能是未曾西迁的乌孙人的后裔。

丝路咽喉——月氏篇　　月氏是中国西北古代民族。亦称"月支"、"大月氏"。据《史记·大宛传》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约当今甘肃省兰州以西直到敦煌的河西走廊一带。大约远在战国初期，月氏便在这一带过着游牧生活。 　　关于月氏的来源，中外史学家看法颇不一致。据中国学者王国维考证，月氏即《逸周书·王会解》中的"禺氐"，《穆天子传》中的"禺知"或"禺氏"。欧洲学者也在西方古文献中搜求相当于月氏的记录，异说不下六、七种。关于月氏的族属，中国古籍如《魏略》称其为羌，《旧唐书》称其为戎。近百余年来，学术界更加异说纷纭：有藏族说、突厥说、印欧族说、伊朗族说等。 　　秦及汉初，月氏势力强大，与蒙古高原东部的东胡从东西两侧胁迫游牧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匈奴。匈奴头曼曾送长子冒顿为质于月氏。秦末，冒顿自月氏逃回，杀父自立为冒顿单于。公元前177～前176年，冒顿举兵攻月氏，迫使其向西迁移到伊犁河流域。（月氏西迁时间另有两说：一说为公元前3世纪末；一说为前174～前161年匈奴老上单于时。）这一部分西迁的月氏，中国史籍中称作大月氏，另有一小部分未能西迁，即南越祁连山，"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在大月氏西迁至伊犁河流域以前，这里原久为塞种所居住。《汉书·张骞传》载："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他。"塞种即古伊朗碑铭及希腊古文献中所载Sacae(Saka)。月氏既击走塞种，塞种便向西南迁徙，跨过锡尔河，到达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方。 　　月氏西迁后，服属于匈奴的乌孙，在其王昆莫的统领下，"西攻破大月氏"，迫使大月氏和塞种一样，离弃伊犁地区向西南迁徙，而乌孙便从此占领了伊犁河流域。有一部分未能西徙的月氏人，便和少数塞种人一样，仍留住原地，服属于乌孙。 　　大月氏向西南迁徙的道路与塞种大致相同，过大宛西，越锡尔河到达河中地区，"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妫水即今阿姆河，古希腊称Oxus,伊朗语称Wakhsu,"妫水"即其译音。又经过约20年，大月氏越过阿姆河，"西击大夏而臣之"，并以大夏的巴克特拉（Bactra,即监氏城或蓝氏城，今阿富汗Balkh北部之Bala-Hisar）为都城，使大夏成了属国。至张骞于公元前129～前128年第一次出使西域到达大月氏时，大月氏已占有匝拉夫善（Zarafshan,唐代称那密水）和妫水一带，臣服大夏而王其他，"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地肥饶"、"志安乐"、俨然已成为中亚一大强国。 　　至公元前1世纪，大月氏分为五翕侯（Yabghu）。据《汉书》记载，这五个翕侯分别为：休密翕侯，都和墨城；扉翕侯，都双扉城；贵霜翕侯，都护澡城；高附（《后汉书》作都密）翕侯，都高附城。对于上述各翕侯的治所及其统治地区，考之者甚多，除高附似无疑为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外，其余皆无法确证。公元1世纪中，五翕侯中的贵霜翕侯，兼并了其他四翕侯，统一了大月氏，国势渐强。从此西方历史上便称之为贵霜王朝（Kushana）,中国文献中一般仍称之为大月氏。因此，有的学者称之为贵霜-月氏。然而，五翕侯与大月氏族属是否完全相同，学术界还有争论。以斯特拉博《地理学》为主的希腊古文献记载，灭亡大夏的主要是吐火罗人（Tocharoi）；因此西方文献自4世纪始称贵霜治下的大夏故地为吐火罗（Tocharestan）。 　　月氏人在河西及迁居伊犁河流域时，都以游牧为主，自南下大夏后，大部分逐渐定居和从事农业，并有比较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大月氏王国城市和商业也很繁荣。特别是由于丝绸之路在西域的南北两道，越过葱岭均进入大月氏境内，因此，大月氏曾是古代沟通欧亚经济文化联系的咽喉要道和中转站，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要的中介作用。 　　大月氏王国在5世纪后半叶亡于厳哒，但其影响却延及后世。6世纪分布于中亚地区的"昭武九姓"，据说其统治者的祖先来自河西昭武地方（今甘肃临泽县昭武），自认是月氏人的后代。　　小月氏迁居祁连山以南，长期与青海羌人（见羌）杂居，又称湟中月氏胡。汉代开发河西、湟中地区，小月氏又向东北迁徙，游牧于湟中、令居（今甘肃永登）一带。在这里他们有17个部落，胜兵9000余人；在张掖一带，也有几百户、被称为义从胡。河西及金城（今甘肃兰州）一带诸守将部下，多有小月氏士兵。久之，小月氏盖已融入羌人之中。

入主中原—鲜卑篇　　鲜卑是发源于中国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鲜卑属东胡系，居于鲜卑山，因此得名。近年来，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与民族史研究，颇以为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山脉。鲜卑部落集团，可能先秦时已活动于大兴安岭山脉中部与北部，而兴起则晚于乌桓，其名始显于东汉初年。或又以鲜卑为春秋及春秋以前的山戎。语言与乌恒相同。属东胡语（古蒙古语）的分支。 　　秦汉之际，匈奴冒顿灭东胡，乌桓、鲜卑并受匈奴役属。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元狩四年，霍去病两次击败匈奴左贤王，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5郡塞外，原分布在鲜卑山的鲜卑劣随之南迁至乌桓人故地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流域，而分布在大鲜卑山（大兴安岭北段）的鲜卑拓跋部远祖不久也南迁至大泽（呼伦贝尔草原）。东汉初，乌桓由5郡塞外内迁，鲜卑也随之自饶乐水一带南迁至5郡塞外。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北匈奴被汉朝与乌孙、丁零、乌桓、鲜卑等族击败被迫西迁，于是鲜卑大规模成扇形南迁与西迁，进至匈奴故地，留居故地的匈奴余众10余万落，亦自号鲜卑。当汉桓帝在位时（147～167），鲜卑首领檀石槐（？～181）建庭于高柳北弹汗山组成诸部军事行政联合体，分为东、中、西三部，各置大人率领。檀石槐任用汉人，制定法律，由汉地输入铁器，促进了鲜卑社会的发展。以其军事力量，东败扶余，西击乌孙，北拒丁零，南扰汉边。檀石槐死后，诸部联合瓦解，有步度根，轲比能等首领，稍能号令各拥所部，附属汉魏。 　　鲜卑南迁与西迁后，复与匈奴。丁零、乌桓、汉人等混血而形成许多新的部族。晋与十六国时期，鲜卑中的慕客氏、宇文氏、段氏、乞伏氏和拓跋氏（秃发氏展甘青间，实与拓跋同源，同音异译），都曾与汉人及其他民族中的统治阶级结成雄据一方的政治势力，而慕容氏曾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乞伏氏曾建立西秦，秃发氏曾建立南凉等割据政权。拓跋氏先建立代国，后终于统一北部中国，成为南北朝时强大的北魏王朝，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之后，鲜卑化的汉人高氏，与鲜卑宇文氏分别建立北齐、北周。另有出自慕容氏的吐谷浑，自辽西迁至陇上，在羌人地区形成吐谷浑部，鲜卑贵族居统治地位，而被统治者为羌人（见羌）诸部，直到唐代初叶才被吐蕃所灭。 　　晋与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在互相交往与斗争中而自然同化。尤其北魏（386～534）在统一中国北部过程中和统治148年的年代里，尽量吸收中原汉人先进文化，使鲜卑贵族与汉人名门大姓结合，并吸收到统治集团之中。而孝文帝时的一系列改革，使鲜卑人进一步封建化，北魏制度也完全中央集权化。同时鲜卑人将许多有益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在其改革过程中，与中原固有制度相结合，形成了一些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制度，如北魏均田制、北周府兵制，均为隋、唐两朝所承袭。隋唐以来，鲜卑已不再作为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存在，但他们的后裔却在这两个朝代居于重要地位。隋唐的建国者杨、李二家即是鲜卑化的汉人，而他们的母、妻又是汉化的鲜卑人。至于两朝的达官显宦有很多鲜卑人--位至宰相的就有20余人，其他如尚书、侍郎，地方上的都督、刺史，更不胜枚举。这不仅表明了这时北方与中原的民族融合的深度，也显示了鲜卑人在社会重要性方面的广度，如隋代筑造学家宇文恺，《切韵》作者陆法言，唐初权相长孙无忌，中唐诗人元稹，直至金末元初文学家元好问等，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草原高歌—柔然篇　　柔然在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中游牧于蒙古高原。他们辫发左衽，居穹庐毡帐，逐水草畜牧，无文字，以刻木记事。最盛时期，势力北到贝加尔湖畔，南抵阴山北麓，东北达大兴安岭，与地豆于族相接，东南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库莫奚及契丹为邻，西边远达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河流域，并曾进入塔里木盆地，服属于山南路南北两道诸国。 　　柔然系东胡苗裔，与鲜卑同源。但也有记载说柔然是"匈奴之裔"、"匈奴别种"、"塞外杂胡"。传说柔然始祖名木骨闾（3世纪后半叶），是鲜卑拓跋部的奴隶。子孙采用与始祖之名声音相近的郁闾为氏。木骨闾之子车鹿会开始拥有部众。4世纪中叶起自称柔然。其族称，北魏太武帝改用音近而有贬义的蠕蠕；唐修《晋书·载记》称为蠕蠕；南朝称为芮芮；齐、周、隋史书中称茹茹，可能是后来柔然族自己彩的汉字名称。柔然等字的原义，东西方学者有种种推测，以为来源于古蒙古语的"贤明"或"法则"，阿尔泰语的"异国人"或"艾原"等等，尚无定论。18世纪中叶以来，东西方学者长期争论拜占廷历史上的阿瓦尔人是否即被突厥灭亡后西迁的柔然族问题，近年多数学者倾向于肯定这个说法。 　　自鹿会的后裔社仑开始建立军法，以千人为军，置将一人；以百人为幢，置帅一人。作战先登有赏，儒弱退却者以石击首杀之。柔然自此强大起来，吞并高车和匈奴余种。北魏天兴五年（402）社仑自称可汗。可汗原是鲜卑族对贵人的尊称，社仑首先把它用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以后突厥、回忆、蒙古等族都沿用下来。柔然立汗国以来的制度，除立军法，学习中原立法，初具规模以外，总的说来，与中原比较，其"国政疎简"。魏和平五年（464年），可汗予成开始用汉字建年号。6世纪20年代，可汗阿那環又仿北魏制度，建立一些官员。柔然族原信萨满教，以后曾传人佛教，北魏僧人法爱作过柔然的国师。同北魏的关系柔然与东方的北燕和西方的后秦和亲，赠送马匹，还经过吐谷浑益州，与南朝的宋、齐、梁通好。其目的都是为了牵制北魏，以便向南进攻。柔然夏季分散部众畜牧，秋季马畜肥壮，就背寒向暖，进入北魏境内，夺取所需粮食和物资。大檀原统别部镇守西界，能得众心，被推戴为河汗，多次进攻北魏。北魏始光元年（424）。大檀率6万骑深入云中，攻陷盛乐宫（什翼犍建都之地，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魏太武帝亲自抵御，被柔然骑兵包围五十余重。柔然成为北魏北面的严重威胁。从始光元年至太平真君十年（424～449），太武帝在灭赫连夏、北燕、北凉的过程中，同时与柔然斗争，七次率军分道进攻柔然。太武帝主动出击柔然，取得重大胜利。魏军舍弃辎重，轻骑前进，到达栗水（克鲁伦河）。大檀大败西走，部落四散，牲畜布野。太武帝沿栗水西进，过汉将窦宪故垒，驻军兔园水（土拉河），分兵追击，北过燕然山（杭爱山）。原服属柔然的高车诸部也背叛柔然，柔然三十余万投降，被俘获戎马百余万匹。高车部落的背叛，以后常常成为柔然内在的威胁。太武帝以后，文成帝和文献帝在位时间不长，也都曾亲自统兵出征柔然，双方互有胜负。文献帝皇兴四年（470），北魏又一次大败柔然，斩首五万级，降者万余人。北魏在出击之外，还致力于防御。自魏明元帝泰常八年（423）修筑长城，东起赤城（河北赤城），西至五原（内蒙古包头西北），到5世纪30年代初，已先后在河套以北自西而东设置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6镇，派兵戍守，以拱卫京都平城。北魏与柔然并非始终处于敌对状态，在战争间歇时，曾友好相处。文成帝的母亲景穆帝祀，就是柔然人郁久闾氏。柔然人在北魏朝廷中居文武高位，以及与鲜卑贵族结为姻亲的人不少。 　　魏孝文帝即位后，冯太后执政。对待柔然，多少改变了太武帝以来的武力进攻为主的政策。孝文帝本人也曾表示："兵者凶器，圣王不得已而用之"，主张停止对柔然用兵。柔然也改变方针，对北魏以媾和为主，如魏承明元年（476）二、五、八、十一月4次遣使，魏太和元年（477）三次遣使。另一方面，柔然势力开始向西扩张，魏和平元年（460）吞灭高昌；魏皇兴四年（470）进攻于阗。于阗向北魏求救，说西方诸国都已服属于柔然。北魏以路途遥远，没有派兵。延兴二至三年（472～473），柔然又连连进攻敦煌，谋求割断北魏通向西域的商路。魏孝明帝熙副产品（516～517），柔然可汗丑奴遣使于魏，态度傲慢。朝廷有人主张不予复书，未被采纳。北魏对柔然的态度软弱下来。 　　魏分东西后，双方都争取柔然的联盟，以打击对方。柔然也利用东西魏的分裂，更为骄横，不断南攻，东边深入到易水，西边到达原州（今宁夏固原）。然而，至6世纪初中叶，突厥日益强大。552年，突厥酋长土门（伊利可汗）因求婚于阿那環被拒绝，发兵击柔然，阿那環大败自杀。柔然余部立邓叔子为可汗，又屡被突厥木杆可汗打败，西魏恭帝二年（齐天保六年，555）率千家奔西魏。柔然汗国灭亡。

轻捷如鹃—回纥篇宏雪　　回纥，是中国古代族名和汗国名，是我国维吾尔族的先民。她的族源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的鬼方，周及春秋时期的赤狄，两汉时期的丁零，南北朝时期的高车、敕勒、隋及唐朝的铁勒。北魏时敕勒(高车)中的袁纥氏、隋时铁勒中的韦纥氏应为同名异译，都是回纥的前身。唐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回纥顿莫贺可汗请唐改称回鹃，取“回旋轻捷如鹘”之义。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的拼音文字，字母数目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共约19-29个。书写初由右向左横书，后改为由上向下直写。今蒙古、满文字母，即由回统文字母演变而来。其习俗遇丧事则嫠面，遇大典则拜狼。 　　回纥民间传说，回纥祖先降生在秃忽剌河(土拉河)和薛灵哥河(今蒙古国色楞格河)之间一棵大树的瘿(囊状隆起的树洞)中,而今土拉河流入鄂尔浑河,鄂尔浑河又流入色楞格河,所以鄂尔浑河位于另两条河之间。表明回纥的起源地为鄂尔浑河流域。 　　隋朝时期，回纥分布于铁勒和薛延陀的北部，娑陵水（今蒙古国色楞格河）流域，有10万人口，以游牧为生。役属于西突厥，隋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回纥利用西突厥被隋打败的形势，与仆骨、同罗、拔野古等各部联盟，正式以回纥命名，并推举菩萨为最高军事领袖“阙俟斤”。铁勒中的另一支薛延陀在漠北建立汗国。回纥依附于薛延陀。 　　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回纥、薛延陀、拔野古等部叛离东突厥。东突厥伐之，回纥首领菩萨大败敌军，使回纥名声大振。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回纥向唐朝朝贡。次年，唐与回纥、薛延陀联兵共灭东突厥。回纥与薛延陀两部称雄漠北。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菩萨之子吐迷度继首领位，配合唐军攻灭了薛延陀政权，尽占其地。第二年(公元647年)正月，唐朝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隶属于燕然都护府，并任命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瀚海都督。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土迷度的侄子乌纥谋害了土迷度，后为燕然副都护元礼臣所杀。唐太宗安抚回纥，提拔土迷度之子婆闰继其父位，并封左骁卫大将军。而后婆闰帮助唐朝征高丽、讨平贺鲁有功，升为右卫大将军。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回纥又助庸灭西突厥。从此尽占原东、西突厥汗国的广大土地。　　婆闰的侄子比粟毒继承其位，永隆元年(公元680年)，比粟毒死，其子独解支继位。当时唐朝经常征调回纥的精壮骑兵参加赤水军(在今甘肃省永登县西南)。独解支死后，其子伏地匐继任瀚海都督，又任河西经略副使兼赤水军使。 　　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 ，九姓铁勒拔曳固部人杀死默啜。漠北的回纥别部移键颉利发与拔曳固等5部归唐，被安置于大武军(今山西省朔县东北马邑)北。 　　自从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唐玄宗派遣将军孙老奴招抚九姓铁勒以后，回纥等部和唐军联合，南北夹击后突厥，使之瓦解。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回纥领袖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立牙帐于乌德鞬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和鄂尔浑河之间。建立了回纥政权，并向唐朝禀报。第二年，骨力裴罗在唐朝协助下杀死了后突厥最后一个君主白眉可汗。从此，回纥汗国取代了后突厥汗国。这时回纥控制的地区，东起今额尔古纳河，西至今阿尔泰山，南跨大漠，势力日益强盛，成为草原上的主要政治军事力量。唐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右骁卫员外大将军。自此回纥汗国在草原上存在一百多年，与唐朝始终关系密切，曾两次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唐曾3次以公主嫁给回纥可汗。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左右，回纥因天灾与内乱，生产力遭到破坏，势力衰徽，终于被黠戛斯人所灭。回纥部众分三支西迁。一支迁到葱岭以西，于十二世纪被西辽所灭；一支迁到河西走廊，于十三世纪初归附蒙古；一支迁到西州(今新疆吐鲁番)。西州回鹘又向西发展，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权。西州回鹘后来改称为"畏兀儿"，也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先人。西州回鹘于十三世纪后期归附蒙古汗国和元朝。

大漠牧歌—敕勒篇　　敕勒，在汉代时称为丁零，魏晋南北朝时称狄历、敕勒，到隋朝时称作铁勒。因所用车轮高大，亦称高车。《隋书》记载铁勒各部分布于东至独洛河（今图拉河）以北、西至里海（今里海）的广大地区，分属东、西突厥。其漠北十五部，以薛延陀与回纥为最著。唐贞观末，于东部铁勒分设都督府、州，隶燕然都护府。”　　在秦汉时期，敕勒的祖先丁零居住在北海（今贝加尔湖一带），它的南边是匈奴，西南是乌孙。匈奴在冒顿单于统治时期，先后征服了很多部族，当时丁零也和其它周边的部落一样，遭受匈奴的奴役。不少丁零人被匈奴掳去作了匈奴的奴隶。在公元前三世纪末至公元后一世纪间，丁零不断和匈奴进行武装斗争。据《汉书.匈奴传》中记载，公元前71年，匈奴单于领兵攻打游牧与伊犁河上游流域的乌孙族，在返回途中遭遇大雪，平时被匈奴奴役的乌桓、乌孙和丁零乘机对匈奴进行袭击，结果杀死了数万匈奴骑兵。从此匈奴国势大衰，被匈奴奴役的各族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　　公元一世纪中叶以后，匈奴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分裂为南、北两部。公元87年，丁零联合南匈奴、鲜卑及西域各族共同夹击北匈奴，北匈奴大败，被迫西迁。　　东汉时，除大部分丁零人仍游牧于贝加尔湖一带外（这部分丁零人被称作北丁零），一部分向西迁徙游牧于伊犁河流域和阿尔泰山一带（这部分丁零人被称作西丁零），还有一部分丁零人南移，在今山西和河北境内有定州丁零、中山丁零、北地丁零等。“五胡十六国”时期，丁零人在中原一带先后参加了各族统治者的混战。后来，这部分丁零人后渐与其他民族融合。　　汉末魏晋时，又有很多的丁零族人南迁，这样，富饶的漠南地区成为敕勒人游牧的地区。当然大部分敕勒人还留在原来的牧地。当时敕勒人的游牧地域东到贝加尔湖，西到土拉河、阿尔泰山一带。当时，由于敕勒人造车业很出名，他们造的车车轮直径最长者达1.4左右，超过了当地牛身的高度，与马的身高相差无几。这种高轮大车，可以在草茂而高，积雪深厚，且多沼泽的地区顺利通行。所以当时南方人称他们为高车。　　据记载，当时的铁勒部落分布广在大漠南北的9个地区，共有四十个不同名称的部落。比较著名的部落有副伏罗部、斛律部、吐突邻部、袁纥部、敕力犍部、幡豆建部等。　　由于游牧在北方的敕勒各部落日益强大起来，对当时的柔然和北魏统治阶级构成了威胁。北魏统治阶级曾多次攻打敕勒各部，这样很多敕勒部落相继归附北魏。五世纪初，北魏王朝曾把贝加尔湖东部敕勒人数十万落都迁徙到漠南一带。使漠南一带畜牧业发展很快。由于受汉族文化的影响，逐渐懂得了农耕。据记载，北魏文成帝时期，“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声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这样空前的盛会，敕勒人乘着高车，唱着优美的牧歌，行进在草原，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很壮观之事。由于漠南地区当时主要是敕勒人聚居的地方，他们把漠南一带成为“敕勒川”。流传很广的一首敕勒民歌，反映了当时畜牧业兴旺发达的景象：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由于北魏统治阶级对敕勒人民的掠夺日益加剧，敕勒人民反抗斗争日益激烈。历史上发生了多次敕勒人民反抗北魏的武装斗争。 　　当时日益强盛的柔然也对敕勒人民进行疯狂的军事掠夺。有的敕勒部沦为柔然的奴隶部落，如后来兴起的敕勒部--突厥部落就曾经是柔然贵族的“锻奴”部。副伏罗部也曾经是沦为柔然贵族的奴隶。公元487年，副伏罗部的首领阿伏至罗和其弟穷奇摆脱了柔然的统治，迁徙到车师前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建立了自己本族的政权--高车王国。敕勒政权经常向北魏王朝遣使朝贡。　　到了北魏明帝时，由于敕勒统治者为争夺王位残杀不已，再加上已经逐渐强大起来的柔然的不断侵扰，力量日益削弱，最后为柔然所败。 　　当然，敕勒作为一个民族并没有悄然消逝。后来称霸一时的薛延陀、回纥、突厥及蒙古部中汪古、克烈等部均为敕勒族的后裔。　　敕勒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使用突厥语。他们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大小聚会时都要唱歌跳舞。　　敕勒是游牧民族。无疑，敕勒人对漠南地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对敕勒川的经济文化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

西域明珠—楼兰篇　　楼兰国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但它的立国与消亡，却始终是个迷。这个迷已经被埋入戈壁黄沙之中，人们只是依据汉代的历史知道其存在。　　楼兰王国最早的发现者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1900年3月初，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在穿越一处沙漠时才发现他们的铁铲不慎遗失在昨晚的宿营地中。赫定只得让他的助手回去寻找。助手很快找回铁铲甚至还拣回几件木雕残片。赫定见到残片异常激动，决定发掘这废墟。1901年3月，斯文.赫定开始进行挖掘，发现了一座佛塔和三个殿堂以及带有希腊艺术文化的木雕建筑构件、五铢钱、一封（亻去）卢文书信等大批文物。随后他们又在这片废墟东南部发现了许多烽火台一起延续到罗布泊西岸的一座被风沙掩埋的古城，至此，楼兰古城始见天日。 　　楼兰属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与敦煌邻接，位于今天中国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若羌县北境，西南距若羌县城220公里，东距罗布泊西岸28公里。公元前后与汉朝关系密切。古代楼兰的记载以《汉书·西域传》、法显还有玄奘的记录为基础。《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扦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四万四千一百。”法显谓：“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毯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玄奘三藏在其旅行末尾作了极其简单的记述：“从此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　　楼兰原是一个随水而居的半耕半牧的小部落。通过发现的楼兰古墓及罗布泊地区发现的大量细石器表明楼兰人本为游牧人，丝绸之路开通后，域外文明尤其是汉文明传入楼兰才加速了楼兰人发展城市文明。　　汉代的楼兰国，有时成为匈奴的耳目，有时归附于汉，玩弄着两面派的政策，介于汉和匈奴两大势力之间，巧妙地维持着其政治生命。如前所述，楼兰地处汉与西域诸国交通要冲，汉不能越过这一地区打匈奴，匈奴不假借楼兰的力量也不能威胁汉王朝，汉和匈奴对楼兰都尽力实行怀柔政策。　　汉武帝派博望侯张骞出使大月氏，缔结攻守同盟失败。此后派遣大军讨伐远方的大宛国，又多次派遣使者出使西域诸国。这些使者通过楼兰的时候，楼兰由于不堪沉重的负担，以至杀戳使者。汉武帝终于派兵讨伐楼兰，结果作为降服的证据楼兰王子被送至汉王朝作人质。楼兰同时也向匈奴送去一个王子，表示在匈奴、汉之间严守中立。此后，汉远征军攻打匈奴一个属国时，楼兰王通匈奴，在国内屯驻匈奴的伏兵，激怒了汉朝廷。汉武帝再次派兵讨伐楼兰，直逼首府扦泥城，楼兰王大恐，立刻打开城门谢罪，武帝要其监视匈奴的动静。公元前92年楼兰王死去，招在汉朝作人质的王子回去继位，王子非常悲痛，不愿轻易回国，由其弟继承了王位。新王时间不长死去，匈奴趁这个机会以昔日在自己国家作人质的前国王的长子继承了王位，汉武帝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吃一惊，迅速派使者前往劝诱新立国王至汉朝廷，欲扣作人质，未能成功。此后二三年间，汉与匈奴没有发生重大事件，表面上非常安定。　　楼兰国境接近玉门关，汉使者经常通过这个关门前往西域诸国，要经过楼兰境内名为白龙堆的沙漠，沙漠中经常有风，将流沙卷入空中形状如龙，迷失行人，汉朝不断命令楼兰王国提供向导和饮用水，因汉使屡次虐待向导，楼兰拒绝服从其命令，两者之间关系恶化。汉武帝最终派刺客暗杀了新国王。为在汉朝廷作人质的王子婚配一位美姬送回楼兰继承王位。但是国王战战兢兢害怕遭遇暗杀。汉武帝在保护国王的名义下派部队驻屯楼兰境内，从而为讨伐匈奴和西域诸国获得了主动权。以上是汉武帝时与楼兰的关系，此后汉王朝势力衰弱，楼兰再次背叛。　　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东西方的商业往来与日俱增，给楼兰经济带来空前的繁荣。在海上贸易到来之前，中国与西方所有贸易往来都要经过这条沙漠之路。所以楼兰在当时国际贸易上的地位，如同今天的香港和新加坡。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楼兰文学艺术的发展。楼兰成了古典世界各种艺术流派争奇斗艳的舞台。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楼兰作家在尼雅出土（亻去）卢文书中写下这样一段颇具哲理的话：“大地不曾负我，须弥山和群山亦不曾负我，负我者乃忘恩负义之小人。我渴望追求文学、音乐以及天地间一切知识，世界有赖于这些知识。”　　楼兰人的音乐天才久负盛名，史称“善善摩尼”。《隋书.音乐志》记西域龟兹乐说：“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看来，著名的龟兹乐吸收了鄯善和疏勒等国音乐。关于善善摩尼，冯承钧先生解释说：“此处善善应指鄯善；摩尼，梵文犹言珠；曲名为鄯善珠，与疏勒盐正相对也。”可惜文献失载，鄯善珠窨是一种什么音乐，今已无从详考。不过斯坦因在米兰佛寺发现的壁画上，绘有一位演奏琵琶的楼兰女琴师。　　琵琶是西域著名古乐器，一种梨形的小型乐器，东汉年间传入中原。刘熙《释名》说：“枇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于前曰枇，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琵琶原来用木拨子弹拨，唐代才改用手弹，所以刘熙把演奏琵琶叫做“鼓”。　　早在公元前2000年，楼兰人已开始从事木雕手工艺，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就发掘出土了许多木雕人像，孔雀河支流小河流域古墓中也发现一批木雕人像。楼兰、尼雅等地发掘了木桶、木碗、木盘、木勺等大批木器。1996年在且末县扎洪鲁克墓地发现了两件极其精美的木雕盒，年代约在公元前5世纪。一件“呈长方体，子母口，盖佚失，用锯、刮、凿、打磨等方法加工而成。盒的正、背面和底浮雕狼纹。狼呈匍伏低首状，腹部雕刻出一只羚羊头，表示刚刚享受过美餐。狼尾侧又雕出一只狼头，形态与前者相同”；另一件形态和加工方法与前件相同，但是通体雕刻的图案与前件有别，以变形鸟纹为主。凡此表明，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自古以来就有清湛的木雕艺术传统。　　东西文化的交融在塔里木盆地诸国建筑艺术方面得到充分体现。楼兰地区的古城形制明显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方城，另一类则是圆城。第一类城渊源中原汉文化传统，因为罗布泊沿岸的有些方城原本就是中原屯田戍卒修建的城堡。可见中原汉文化很早就对楼兰城制产生影响。第二类城则属于西方文化传统。这类圆形城堡的起源问题目前尚缺乏深入研究。耐人寻味的是，东西方建筑艺术的分界就在楼兰境内。例如：孔雀河北岸的营盘古城、阿拉干湖畔的麦德克城以及若羌县城附近的孔路克阿旦城，皆为圆形古城。这些古城构成的分界线约在北纬88度线附近。

朝鲜始祖—高句骊　　高句骊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为古朝鲜的国名。它是我国东北史上的一个重要民族，最早出现于我国东北地区，以后部分南迁朝鲜半岛加入今朝鲜族中，部分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加入中国各民族中。高句骊政权存在705年。高句骊族在朱蒙建高句骊国前，以氏族、部落为单位，分布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至吉林省集安县一带，高句骊国的建立，标志着高句骊族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同时也是高句骊共同体兴起的开端。以后，随着高句骊自的强盛和破灭，高句骊共同体也随之壮大发展和解体。　　高句骊国建于西汉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其中还有一个传说，传说高句骊始祖朱蒙(邹牟)本来出自夫余族，是夫余王金蛙在长白山南所得一个女子名叫柳花(河神的女儿)，因感日照有孕卵生。金蛙见柳花生一卵，弃之猪、狗，皆不食；又弃之路，牛、马避而走；再弃之野，鸟用翅膀盖住。金蛙欲剖之，终不能破，只好归还柳花；柳花以物裹之置暖处，不久一个男婴破壳而出。此男婴长到7岁时，自作弓矢，百发百中，所以叫他朱蒙(夫余语，“善射”的意思)。金蛙长子带素要父亲杀了他，金蛙没有答应，让朱蒙养马。后来带素与大臣们又要合伙杀朱蒙，柳花知道这个消息后让朱蒙逃走，他便与乌引、乌违等3人向东南逃去，途中遇大水挡道，而后面夫余人紧追不舍，朱蒙对着水说：“我是皇天之子，河伯的外孙，今日遇难，追兵将至，怎么才能过河呢？”突然间水中鱼龟一起浮起来，变成了一座桥，朱蒙等人这才脱险。朱蒙等人到了普述水，又遇到3个人，这三人其中一人穿着麻衣，一人穿着纳衣、一人穿着藻衣。他们一同到了卒本川，并且在沸流谷忽本西城附近山上盖草房生活，称纥升骨城(在今辽宁省桓仁县东北30里的五女山上)。随后建国称王，袭用高句骊族称作国号，以高为姓。高句骊国的建立，是高句骊族社会发展的结果。通过这个传说我们可以看到高句骊族与夫余族的源流关系及其受夏商周文化的影响。　　朱蒙建立高句骊国后，为了发展壮大，对邻近同族系各部兼并并且向外扩张。建国初期，朱蒙亲自到沸流国(在今富尔江流域)以相射校艺显示实力，迫使沸流国王松让次年投降。公元前32年(朱蒙六年)，朱蒙又发兵进攻大白山东南荇人国(约在今朝鲜慈江道一带)，夺其地为“城邑”。公元前28年，再以武力攻占了北沃沮(在今图们江流域)。朱蒙死后，后继者皆世代相承地把向境外扩展作为基本国策。瑠璃王(朱蒙的儿子，名类利，一作如栗或阎达)时，因先受夫余、鲜卑攻击，将王城由红升骨城迁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县城东)，后又受王莽欺凌，向外扩张暂时为之收敛。到后期，又开始发兵侵梁貊(约在今太子河上游)。莫来(即大武神王)为王以后，为了反抗夫余族的压迫，于公元22年亲率兵攻打夫余，并且将夫余王带素杀死，将前来投降的万余名夫余人安置在椽那部。接着，公元26年又吞并了盖马国(在今朝鲜狼林山脉地区)，杀其王，收其地为郡县。邻近的句茶国王闻盖马国王被杀“举国来降”。　　瑠璃王在位后期，曾一度攻取汉乐浪郡(治所在今朝鲜平壤市)而有之。公元53年，宫继位(称太祖大王，或曰国祖王)，隔两年伐东沃沮(亦称南沃沮，在今朝鲜咸镜南、北道)，后又拓地至日本海，并迫使夫余称臣纳贡。　　为了占有人烟稠密、物产富庶的辽东地区，宫整顿内部，加强集权；对被征服部落和民族，顺者抚之，逆者讨之。高句骊对辽东地区的扩张，先后受到东汉王朝、公孙氏、曹魏、慕容氏等多方面的打击，有几次几濒临灭亡。向南的扩张也不顺利，369年发兵2万进攻百济失败损失惨重。而百济于371年倾全国之力发兵北上，并且围困了平壤城，故国原王(名斯由，亦曰别)中箭身亡。　　自宫以后至此约200年间，高句骊在发展中多次受挫。为了重振基业，丘夫(小兽林王)继位后，将其主要精力用于内政：创导佛法，统一思想；再建学校，提高人民素质；颁布律令，严整法纪。经过10多年的精心治理，经济得到了发展，军事实力也增强了。384年伊连(故国壤王)为王，第二年又开始向外扩张。特别是谈德(一名安，称广开土王，又名好太王)即位后，凭借国富民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接连对新罗、百济、夫余等邻近民族和地区进行掠夺和吞并。413年巨连(亦单称琏，即长寿王)即位，经过一段时间经营，使句骊国先后占领的土地得以巩固，人口三倍于公元3世纪(三国)时期。鉴于先世向西发展多次受挫的教训，而且当时北魏又日益强大，统一朝鲜半岛成为高句骊主要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427年迁王城至平壤城(今平壤市)。此后，朝鲜半岛三国(新罗、高句骊、百济)的角逐，迄无休止，直至高句骊灭亡。　　未迁都前的高句骊疆域，东临日本海，西至辽河，南达汉江以北，东北有栅城(今吉林省浑春市)地，西北约以今第二松花江左岸一线为界。高句骊国直到破灭时，只是在东南、西北、西南稍有拓展。高句骊人除从军的驻防于各地之外，主要聚居在以今吉林省集安县为中心的鸭绿江流域和松花江上游的辉发河一带。当时的高句骊内分五部：涓(一作消)奴部、桂娄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涓奴部，亦称椽那部、西部、右部，即原沸流国王松让所在部落，在今富尔江流域，故史称高句骊初以此部为王，夫余王带素被杀后万余名投奔高句领的夫余人被置于此部；桂娄部，也叫内部、黄部，在今以辽宁省桓仁县为中心的浑江和鸭绿江中游，系朱蒙等人归附地之部落，故史称涓奴部稍微弱，后桂娄部代之为王；绝奴部，也叫提那部，为五部中的北部、后部，在今哈达岭以东的辉发河流域，世与王族联姻；顺奴部，也叫东部、左部，在今朝鲜慈江道一带，是由最先被征服的荇人国居民改组而成的；灌奴部，也叫贯那部、南部、前部，由盖马和句茶国居民改组而成。五部之外的沃沮等被征服部族，公元3世纪后也被同化于高句骊族，多数仍居故地，只是在被征服时有部分被俘掠的迁居他地。　　高句骊族是夫余之后第二个建立王国政权的古代民族。王国的最高统治者称“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只在嫡长子“不肖”的情况下才由次子继立，或实行兄终弟及制。高句骊职官有左辅、右辅、大主簿、国相、九使者、中畏大夫。由于立国后高句骊实行对外扩张，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具体兵数不详，但从612年(隋大业八年)隋场帝征高句骊调集100余万军队未能取胜，645年(唐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率大军攻下白崖城后，高句骊引兵15万(包括部分靺鞨兵)来援看高句骊后期的总兵数，至少在30万以上。军官有大模达(比卫将军)、末客(比中郎将)等。作战中的功勋卓著者，国王常赐给食邑。食邑中的居民，须纳租赋，承担摇役。一般居民，早期由各部首领统之，后期由州县管理。“大家”和“下户”是高句骊社会中的两大对立阶级，还有两种地位最低下的人户：一是“烟户”，在对外战争中被掠夺来的，国王死后为守墓户；二是奴婢，来源于被杀罪犯的家属等。租税按户征收，税每岁每户纳布5匹，谷5石；“游人”则三年一税，l0人共交细布1匹。租分上中下三等，耕户每年交谷1石，或7斗，或5斗。对叛变和谋逆者用刑最严，均缚之于柱，燕而斩之，并籍没其家。临阵脱逃、杀人行劫者，亦处斩。盗他人财物，以10倍(后为12倍)罚之。由于用刑严峻，社会内部很少犯罪有的现象。　　高句骊族有渔猎、畜牧、农业、手工业等社会生产方式。其中农业占主要地位，不过，早期由于分布在今浑江流域一带的山区，地少而瘠，所以收获极薄，故高句骊人有节食习惯。公元3世纪时，农业中已存在雇佣劳动。渔猎业在社会生产中，已退居辅助地位，但由于农业收获有限，狞猎仍是补充衣食之需和习“骑射”的一种一举两得的生产，故一直为高句颐人重视。畜牧业以养“便登山”的3尺马闻名中原。传说朱蒙即乘此种属“果下马”种的马。手工业行业很多，有纺织、建筑、冶炼、制陶、酿造、工艺美术等。其中建筑业独具风格，以善作山城，好修宫室为当时邻近各民族所不及。冶炼的金银，除用作冠饰外，是用作向中原王朝的贡物之一；铁除了自用，也用于对外交换，室韦人所用“金铁”率赖其供给。　　文化习俗方面高句骊族既有本民族特色，又深受汉族的影响。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无自己的文字，使用汉文。衣著平时穿布帛，节日衣锦绣，以金银饰冠带，有等级之分。随山谷筑住屋，除王宫、官府、佛寺以瓦为屋面，平民居室皆以草盖顶。外出走路多急行。婚姻以男女相悦为前提，实行男先就女家的一夫一妻制。婚姻谈成后，女家于屋后筑小屋，名“婿屋”，男届时暮至女家户外，跪拜乞求与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允之。待生子长大后，男携妻子而归。无财礼之聘，男家只在成婚时送女家一些猪酒；若有受财物者，以为卖婢，人共耻之。史称“其俗淫”，反映了高句辆社会内部还有群婚制遗风。人死，摈三年择日而葬。葬时，早期将死者生前金银财物随之入葬，后则置于墓侧，由“会葬”者争取而去。对死者，只在死时哭泣，葬时则鼓舞作乐以送之。俗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人皆衣锦锈。俗敬鬼神，372年前秦遣使送其佛像经文后，遂流行崇佛。后来也信道教。高句骊族人性“凶急，喜寇钞”；爱洁净，好歌舞。当夜暮降临，“邑落”男女不分贵贱，群聚歌戏。乐有五弦琴、筝、横吹、萧、鼓等。发掘的墓葬表明，壁画艺术相当发达，并深受中原文化影响。　　高句骊人在建国前，已是汉王朝版图内的居民。公元前l08年(西汉元封三年)，汉武帝破卫氏朝鲜后．次年设玄菟郡，以其地置高句骊县(县治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老城附近)。高句领国建立后，与汉廷建立了“藩属”关系，成为汉的侯国，负有从征义务。西汉末，王莽伐匈奴，调高句骑兵随征，先是其人不欲行，后亡奔为寇，王莽为此斩高句骊侯驺，又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作为惩罚。王莽的倒行逆施，激起高句骊人反叛。东汉建立后，东北各族纷纷归附，高句骊王于公元32年(建武八年)遣使朝贡，光武帝恢复其原有称号。后来，高句骊对东汉时叛时服。由于高句骊历世为王者奉行扩展领地、掠夺人口财物的方针，一旦有机可乘，即“寇钞”辽东郡、乐浪郡，或出兵玄菟郡；当遭到汉军的沉重打击后，又一次次“乞属玄菟郡”。汉末公孙度称雄辽东，高句骊遣使通好，还曾派兵助度讨“富山贼”。　　三国时，高句骊转臣曹魏，同时又暗通东吴。公元234年曹魏遣使高句骊和亲，从此专臣于曹魏，并在236年斩东吴使臣胡卫，传其首于曹魏幽州。238年曹魏讨公孙渊，东川王遣主簿、大加将兵助讨。公孙氏政权垮台后，东川王欲取代公孙氏称霸辽东，几次派兵袭取辽东郡西安平县等地，招致曹魏于正始中(240一249)派幽州刺史毌丘俭征讨，破其王城，东川王单将妻子东逃。　　降至晋，鲜卑慕容氏顺起，向东发展，而受毌丘俭打击后的高句骊时已恢复元气，于是双方对辽东地区展开激烈争夺。慕容皝建前燕后，向高句骊展开进攻，339年前燕兵至新城(今辽宁省抚顺市北高尔山山城)，故国原王被迫“乞盟”，次年派“世子”朝燕。总之，这一时期，高句骊胜则尽情掠取，败则乞盟。鉴于此，慕容皝为解除向中原发展的后顾之忧，于342年遣1.5万兵出北道，亲统4万大军出南道，直攻其王城丸都(在今吉林省集安县西通沟)。高句骊由于对慕容皝的军事部署估计错误，丸都被攻破。慕容皝破丸都后，因北道兵“皆败没”，不敢追钊，便囚其母，发钊父美川王尸，掠其府库累世所积财宝，虏男女5万余口，毁丸都城而还。钊被迫于次年遣弟入燕称臣纳贡，皝才还美川王尸，仍留其母为质。355年，钊接受燕封官爵，才迎还其母。前燕被前秦破后，高句骊南向与百济争夺，亲善前秦，由是双方来往密切，佛教即于是时由前秦传入高句骊。　　413年巨连即位后，当年遣长史入东晋奉表献赭白马，受封为乐浪郡公。425年，又遣使至后魏朝贡，迁都平壤后，直到公元7世纪前期，高句骊诸王均与中原王朝保持臣属关系。由于高句骊迁都平壤后，对新罗、百济的进攻越来越频繁，新罗、百济为了生存，总是在危急时请求中原王朝援助；而中原的形势是,6世纪末、7世纪初，隋唐王朝先后统一了全国大部分疆土，对肆意扩张，不听劝解，进而向辽西拓地的高句骊，曾多次倾全国之师进行征讨，高句骊国终于在668年被唐与新罗联军所破灭。　　高句骊国亡后，高句骊族随之解体。关于高句骊民族的流向，传统的看法都认为是今朝鲜族。但近年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关于高句骊民族的去向，可分为四份：即入中原、入突厥、入靺鞨、入新罗。其中加入靺鞨者，指的是加入渤海。高句骊人在渤海民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渤海灭亡后，融入渤海的高句骊人，被辽、金西迁，先到了东蒙辽东，后到山东，最后大多都融入到汉族。而流入新罗的高句骊人和原来居住在大同江流域的高句骊人。以后大都融入到新罗族中，成为今天朝鲜族的一部分。

北地雄风—东胡篇

　　东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强盛一时的北方民族，因居匈奴（胡）以东而得名。春秋战国以来，南邻燕国，后为燕将秦开所破，迁于今西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燕筑长城以防其侵袭。秦末，东胡强盛，其首领曾向匈奴要求名马、阏氏和土地，后为匈奴冒顿单于击败。退居乌桓山的一支称为乌桓；退居鲜卑山的一支称鲜卑。”
　　东胡是中国东北部的古老游牧民族。东胡是一个部落联盟，包括了当时族属相同而名号不一的大小部落。早在商代（约公元前十六-十一世纪），就有东胡的活动记载。据《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在春秋战国时，主要活动在当时燕国（在今北京一带）的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今西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
　　东胡从有史记载以来，一直是一个强大的部落，和中原的燕国和赵国的接触比较频繁。东胡曾打败过燕国，燕国的东北从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一带）至辽东一带，经常遭受东胡的侵扰。东胡和赵国也是战事频繁。匈奴刚刚兴起时，也受东胡的敲诈勒索。燕国曾大败过东胡，使东胡向后退却一千余里。燕国便从今河北怀来直到辽宁的辽阳一带修筑了长城，以防东胡。并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用以防御东胡的南下。赵国的大将李牧在击败匈奴的同时，又一次战败东胡。
　　匈奴的冒顿单于刚即位时，东胡恃强向匈奴索要宝马、美女，冒顿单于采用麻痹敌人的做法，对东胡的要求一一满足。冒顿单于趁东胡王轻敌之际，向东胡发动进攻，大破东胡。从此东胡部落联盟瓦解，东胡各部成为匈奴的种族奴隶。当然，东胡各族并未就此消亡，如后来退居乌桓山的乌桓族和退居鲜卑山的鲜卑族，就是东胡主要的部落集团。
　　东胡族系包括的部落和民族很多：如东胡、乌桓、鲜卑以及由鲜卑分化出的慕容、宇文、段部、拓跋、乞伏、秃发、吐谷浑各部，此外还有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
　　柔然出自于鲜卑，《魏书》卷一O三《蠕蠕传》中记载：“蠕蠕（即柔然），东胡之苗裔也。”。库莫奚和契丹也是出于鲜卑，库莫奚，《魏书》卷一OO《库莫奚传》说它是“其先，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契丹原先与库莫奚、宇文两个部落一起游牧后从鲜卑分离出去，自号“契丹”，游牧于潢水（今西拉木仑河）及土河（今老哈河）流域一带。室韦，《北史》卷九四《室韦传》载：“室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室韦）”。“蒙古”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卷一九九《室韦传》，传中称它为“蒙兀室韦”，是居于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南岸的一个部落，是室韦部落联盟的一个成员。《辽史》中所载的契丹语和蒙古语差不多，清末著名蒙古史学者沈曾植，经过用鲜卑语和蒙古语相比较之后，说“蒙古语与鲜卑语相去无几”，从地域上看，鲜卑起源于今额尔古纳河东南的大鲜卑山，而后来的室韦的活动地区也在额尔古纳河这一带，可见鲜卑、契丹、室韦、蒙古都是属于东胡这一族系的。
　　考古人员在东北地区老哈河流域发现过不少东胡的遗址。从出土的随葬物和兵器等物件来看，多为青铜制品，说明了东胡处于青铜文化时代，其中出土的双侧曲刃青铜短剑，与中原地区铜制形制完全不同，它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据认为是具有典型特征的东胡早期遗物，另外，从辽宁朝阳十二台子出土的铜饰具和人面形铜饰牌，也被认为是具有典型特征的东胡早期遗物。1958年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出土一批铜器，其中最具特征的青铜短剑，双侧曲刃的特点虽仍然保存，但有的刃部已成直线型，而匈奴的剑，刃部一般都是直线型的，这说明东胡早期文化逐渐受到匈奴文化影响。从出土的动物骨骼有猪、狗、羊、马、鹿、兔等来看，说明当时东胡的畜牧业很发达，而且还兼狩猎；从出土的农业工具有石锄、石铲等来看，说明当时的农业也有所发展，但在社会经济中未必占有重要的地位。从东胡活动地区出土的战国时代各国的货币来看，说明东胡与中原的经济联系较多。
　　东胡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后来大漠南北的很多民族都使用它，如现在的蒙古族语言，它就源自东胡语言。

鲜卑别支—吐谷浑宏雪　　吐谷浑，是中国西北古代民族名，原为人名，是辽东鲜卑慕容氏单于涉归之庶长子，涉归分户700使别部以牧。4世纪初，涉归死，其嫡子奕（一作若）洛環继为单于，与吐谷浑不和，吐谷浑遂率所部西迁上陇，止于佨罕（今甘肃临夏桴罕山，即大力加山），以此为据点，子孙相承，侵逼氐羌，成为强部。　　吐谷浑死，长子吐延继位。昂城（今阿坝）羌酋姜聪刺吐延，伤致命，死时嘱咐其子叶延迅速保卫白兰（今青海巴隆河流域布兰山一带）以巩固其统治。叶延在沙州（今青海省贵南县穆克滩一带）建立慕克川总部，设置司马、长史等官。以祖父吐谷浑为其族名，从此，吐谷浑由人名转为姓氏和族名。　　叶延传子辟奚。辟奚传子视连，通聘于西秦，被封为白兰王。视连传弟视罴，西秦封他为沙州牧、白兰王。视罴传弟乌纥提，曾败于西秦，求保持于南凉。乌纥提传位于视罴之子树洛干，势力复振，率部落数千家奔慕贺川，自称大单于、吐谷浑王。曾败于西秦，被西秦封为平狄将军、赤水都护。　　自吐谷浑至树洛干，经6世8传，其中多具才略，且留心吸收士人、司马、博士等官，均用儒生。而其时正当16国割据混乱，吐谷浑部得据甘、青间，实控东至洮河、龙固（今四川省松潘），西达赤水、白兰，北界黄河，南至大积石山。北邻南凉，东为西秦。　　420年左右，树洛干传弟阿才，兼并氐羌数千里，居浇河（清海省贵德县），处诸羌中，号为强部。曾登上西倾山，寻找江源，以求至长江下游的通路，派使至健康，通贡于刘宋，被刘宋封为沙州刺史、浇河公。阿才传弟慕瞶，宋封为陇西公、陇西王。慕瞶曾擒获与北魏为敌的赫连定，送至北魏，魏封慕瞶为西秦王，占有金城、陇西等郡。慕瞶传弟慕利延。这时吐谷浑土地广袤，除总部在沙州外，还有4座大城，分别在清水川、赤水、浇河、吐屈真川等地。慕利延传位于树洛干子拾寅，始邑于伏罗川，总部西移。拾寅受宋封为河南王，又受魏封为西平王。拾寅传子度易侯。度易侯传子伏连筹。伏连筹传子夸吕，居伏俟城（位于清海湖西15里，遗址即今共和县石及亥铁卜加古城），始称可汗。后来随朝两次征战吐谷浑，曾在吐谷浑地区设河源、西海、鄯善、且末4郡。隋末，吐谷浑渐复故地。夸吕传子世伏，娶隋朝光化公主为妻。不久，世伏死，弟伏允立，依照风俗，仍以公主为妻。唐初，吐谷浑累为边患，唐贞观九年（635）伏允兵败，奔走至鄯善，自杀。从此吐谷浑分成东西二部。西部由伏允子达延芒结波率领，居鄯善，后来降伏吐蕃，吐蕃称作"阿柴"或"阿辖"。东部由伏允长子慕容顺率领，居伏俟城，唐朝封为西平郡王。不久，慕容顺死，子诺曷钵继位，唐朝封为河源郡王，号乌地也拔勒豆可汗，贞观十四年（640）唐朝以弘化公主妻之，加封青海国王。他的两个儿子又娶唐朝的金城县主和金明县主为妻。　　吐谷浑最盛时有王、公等号及仆射、尚书、将军、郎中等官职。伏俟城中有小城、宫殿，布局受汉地影响较多。王公服式略同于汉族。使用汉文。主要从事畜牧业，马、牛、羊、驼数量很多。有良马号为"青海骢"。所产牲畜曾大量输往内地。喜射猎。以肉酪为粮，兼营农业，农作物有青稞、麦、豆。北界祁连山一带，气候较冷，产蔓菁、青稞。出产铜、铁、丹砂，善作兵器。吐谷浑商队很活跃，远至长江和黄河下游，西至波斯。国无常赋，需要时向富室、商人收税以充国用。刑罚简略，杀人及盗马者处死，其余则征物以赎罪。其宗教，原信奉萨满教，西迁后，逐步信仰佛教。　　吐蕃兴起以后，向甘青地区扩张。唐龙朔三年（663），吐谷浑被吐蕃所灭，诺曷钵奔凉州，后率数千帐内附唐。唐徙其部众于灵州，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安乐州刺史，子孙仍世袭青海地号，直至贞元（785～804）时为止。　　吐蕃占据灵州后，吐谷浑移居河东，被称作退浑、吐浑。五代时散处蔚州等地，曾附属于沙陀李氏，后属后晋石氏。天福初（936）燕云地区割属契丹，吐谷浑人附契丹，后世多同化于汉族或其他民族。吐蕃灭吐谷浑后，仍有一部分吐谷浑人留居故地，附落犹存，达延芒结波与素和贵等仍拥重兵。9世纪中叶吐蕃崩溃后，吐谷浑居住在湟水和大通河流域，依险屯聚自保。12世纪后，河东的吐谷浑人返回甘青故地，与湟水流域之吐谷浑人聚会。元朝时，称作西宁州土人。依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认为，今青海土族即吐谷浑的后裔，此说能否成立，尚待进一步研究。

白石牧羊——羌族篇　　羌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古老而优秀的民族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的明确记载。众多史籍和出土文物表明羌族不仅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早进入农牧兼营，且以养羊业著称于世的民族。 　　古代羌人并不是单一的民族，中国西北部的甘、青地区有众多的部落土著民族，这就是历史上统称为“羌”的民族。
　　徐中舒在《羌族史》序言中指出：“羌族是古代西戎牧羊人，分布在中国西部各地。他们原来就是一个农牧兼营的部落，按《说文·羊部》解释：“‘羌’、西戌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又释：“羌……主牧羊，故‘羌’、从羊、人，因此为号。”《后汉书·西羌传》还释：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畜牧为主。”《羌族史》叙：“实际上羌和姜本是一字，‘羌’从人，作为族之名，‘姜’从女，作为羌人女子姓”。故章太炎《西南属夷小记》称：“姜姓出于西羌，非西羌出于姜姓”，这说明羌、姜是兴起中国西部最原始的部落之一。 　　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记载表明，殷商时期，羌人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已经是十分活跃了。当时奴隶制的殷王朝经常俘虏羌人去当奴隶，可是在殷王朝中却有羌人的首领作官。公元前1088年之时，周武王以周人为主并联合了羌、蜀、卢等部组成军事联盟，推翻了暴虐的殷纣王朝。 　　殷商时，羌人活动在西北和中原地区。大都在河（黄河）、湟（湟水）、洮（洮水）、岷（岷江上游）一带，而以黄河、湟水、赐支河为中心。 　　公元前5世纪中叶，羌人在与秦人频繁友好的往来和相互影响的基上，开发山林，发展生产，河湟地区出现了农业。春秋战国时期，戎分布极广，名称亦繁，至东周以来，以“羌”泛称的诸戎大量涌进中原地区。公前4世纪末叶，秦献公时起，一部分羌人开始向西南及西北大迁徙，有迁到岷江上游，大渡河和安宁河流域，有的则迁往青藏高原。 　　公元前206年，汉代封建王朝强盛。汉武帝时，在甘肃走廊设立了河西4郡，此时仍居在西北的羌人有许多逐渐向内迁徙，附居塞内而与汉族错居，从事农业生产者亦日益增多，私有制也有了一定的发展，逐步地走了封建制度的轨道。此时羌人，有先零、研种、烧当、封羊、勒姐、女若、广汉、武部等部。各部落统治阶级互相掠夺。从汉武帝时起，羌人大量地内附定居，以后逐渐被当地汉族同化。 　　隋唐以来，岷江上游一带的羌人，处在汉族人民和兴起于雅鲁藏布江域的吐蕃人之间，成为汉族地区和吐蕃联系的纽带，中原的盐、茶、布、生产工具与边区的马匹、药材、皮毛的交易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政治、经济联系较为密切，这些地区的羌人，从唐朝起就有很大一部分要求“入籍”，成为唐朝管辖的地区，而另一部分则处于吐蕃政权的统治之下，定居岷江上游部分地区。 　　岷江上游的羌人，据《四川古代史》载，系秦汉及其以后时期从河湟一带迁来的羌人与当地原有土著居民融合而成的今羌民族。汉代以后，西北部的羌人经过两次较大的迁徙，来到岷江上游地区。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次是隋唐时期，当时岷江上游已定居着被称为西山（成都平原以西，岷江上游诸山的统称）诸羌人的羌人部落。隋唐时期由于吐蕃王朝向东扩展，河湟一带的羌人相继内迁，其中一部分到了岷江上游的茂州一带，这些人逐渐成为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的主体民族。说到岷江上游羌人的来历，在羌族人民中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远古时候，羌人曾有一次大迁徙，其中一支后来定居于岷江上游。此时，羌人的祖先遇到一支“戈基人”；他们身强力壮，羌人与“戈基人”作战，屡战屡败，准备弃地远迁，幸而在梦中得到神的启示，才用坚硬的白云石和木棍作武器，并在颈上系羊毛线作为标志，终于战胜了“戈基人”。此后，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羌人为报答神恩，奉白云石为最高天神，这种习俗相传至今。这段传说，实际说明了羌人历史上迁徙的一段真实历史。这个传说和史书记载及考古资料结合起来印证，就知道氓江上游的羌人最迟在汉代就已定居于此。 　　岷江上游地区是古代一些民族往来的走廊，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岷江上游和杂谷脑河沿岸，陆续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近来又在茂县、汶川等地发现和出土了完整的彩陶等器物，它们与陇西、陇南的马家窖文化类型的器物相似。据1976年在茂汶县发掘的石棺葬墓及出土文物考证，羌人的先民在秦汉时就已居住、生息在这块土地上，并已由游牧转为定居生活。据《羌族简史》叙，从隋唐至宋代，我国境内的羌人，除在岷江上游还有一些聚居的村寨，继续保持着羌人的基本特点外，其它地区的羌人，大都发展为藏缅语系的各族或者先后融合于汉族及其它民族之中。 　　同源于古代氏羌集团的羌族，崇拜牦牛的同时，也崇拜白石。 　　四川境内岷江上游阿坝藏族自治州所属的茂县、汶县、理县、黑水一带羌族地区，其民居房顶女儿墙正中或转角处砌筑的塔子“纳萨”顶上，多置有五块、七块、九块不等洁白的石英石。羌语称之为“阿渥尔”的这些白石，既是色调灰暗的羌族碉房的一种耀眼的装饰。更是当地羌族群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圣物，是神灵的化身，是各种神灵驻足人间的居所。而中间最大的一块，即为神圣无比的天神“阿爸木比达”的象征。羌族群众热衷于将白色石块作灰色住居醒目的装饰物，这与羌族源远流长的尚白心理不无关系。而在洁白的石块上面赋予崇高的神性加以崇拜并形成普遍信仰，这又与广泛流传于羌族中的《羌戈大战》史诗大有关系。 　　《羌戈大战》是一部描述羌族初期形态的英雄史诗，是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史诗以神奇的色彩、高昂的格调描述了有人和神共同参与的羌人与戈基人大战的始末，赞美了羌族祖先的英雄形象及光辉业绩。生活在岷山草原一带的羌人，突然惨遭从北袭来的魔兵——戈基人的烧杀掳掠，羌人原来的九支宗系被戈基人四处冲散，各自逃生。曾经得到太阳神传授本领的大哥阿巴白构只得率其子孙避于祈尕山中。本来通晓天事、神事、人事的阿巴白构，由于逃生途中将羌文经典不慎遗失并被白毛公山羊偷吃了，因此一时“天事人事都茫然”。此时，戈基人又尾追不舍，羌人只好与戈基人血战于祈尕山间。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之下，羌人的兵马损失大半，阿巴白构射出的支支神箭，也未能阻止戈基人的猛烈攻击。羌人惨败的哀号声惊动了始祖木姐，木姐见其子孙遭难，立即从空中抛下三块白石，指令三块白石变成三座雪山，阻挡住戈基人的追击，使羌人得以脱险。羌人脱险后，在木姐的指引下，来到热滋大草原重建家园，子孙不断繁衍，牛马不断发展，出现一片繁荣景象。三年过后，戈基人又来侵犯，阿巴白构只得又率众与其血战于苏脱山上。由于势均力敌，双方难分胜负。此时，天神对这场战争进行干预。由于从不敬神的戈基人偷吃了填满天界的牛而触怒天神，天神便给羌人以白云石、藤条作武器，而将白雪团、麻秆给了戈基人，让双方对打。结果，戈基人被打败并“大部摔死岩下边”，羌戈大战以戈基人惨败逃亡、羌人获胜重建家园而告终。为报答神的恩惠，羌人欲向神献祭，但不知神为何物。民众领袖问：“我们祖先打灭戈基人用何武器？”众答曰：“用坚硬之棍打胜，用白石打灭戈基人。”领袖云：“白石打灭戈基人，即报白石可也。”众人称善，各觅一石而返。于是乎白石便被赋予神性，成为天神阿爸木比达的象征。 　　文明造就了自由，野蛮造就了苦难；自由孕育着理智，苦难酿造了信仰。正像希伯来人面对无边无际的磨难和无法逃避的死亡而把求生的希望、幸福的幻想、炽热的情感异化为对万能之主耶和华的信仰一样，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获得天神启示和帮助的羌民族，也自然而然地将生存的欲望、幸福的幻想和炽热的情感异化为对天神阿爸木比达的信仰，将无形的天神以及众多神灵转化为有形的白石并加以虔诚的崇奉，从而形成广泛的白石崇拜现象。而羌族传统民居建筑上面摆置的象征天神阿爸木比达的白石、实际也就是白石图腾崇拜的一种遗迹。 　　和岷江上游的羌族群众一样，居住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所属冕宁、越西、甘洛一带的藏族群众，也热衷于以白色的石块装饰自己的住居。用作住居装饰的这三块、五块或七块洁白的石块，被按照大小顺序依次平放在屋脊上，有的也被置于大门的门楣或前墙的窗楣上。这些白石，除了具有装饰作用，同时也是崇拜的对象。因此，新居落成时，要请祭司主持专门的宗教仪式，置放这些白石，使之由普通的只有装饰作用的白石，演化成为神圣的具有一定神性的灵物。这些已经具有神性的白石，除了平时不许随便触摸、乱搬乱动，有求于它时，还需宰杀专门饲养的牛、羊、猪、鸡等制作供品进行祭祀。说到藏人与白石的关系，广泛流传于当地藏族民间的神话故事是这样说的；很古很古的时候，宇宙混湘不开，世界万物皆无，惟东方白地出现一片白海和一块白石，天神纽姆阿布见到以后，便吹了一口神气，化作一只白鹏，飞往白石上栖息。天长日久，白石便怀孕，生下一只猿猴。之后，这只猿猴又生下了他们的直系祖先。从此，他们世代崇奉白石为神，并且自称为“布尔日一尔苏”，意即、“‘白石之后”或“来自于白石的人”。 　　将白石装饰于住居之顶，并赋予神性加以崇拜，这一古老习俗由来已久。羌族、藏族有关神话故事对此的解释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些神话故事的产生时代均十分久远，也就是说，羌族、藏族白石崇拜观念的产生及其崇拜习俗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这两个民族形成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图腾崇拜盛行的时候，所以，和羌族的白石崇拜一样，冕宁、越西、甘洛一带藏族传统民居上面所装饰的白色石块，也是图腾崇拜的遗迹。 　　佛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一书关于图腾本质的讨论，引用法国人类学家雷诺归纳的图腾信仰之十二个特征，第十个特征是：“图腾动物能够保护和警示它的部族。”佛洛伊德也认为：“图腾总是宗族的祖先，同时也是其守护者；它发布神谕，虽然令人敬畏，但图腾能识得且眷怜它的子民。”由于图腾具有保护部族成员的作用，信仰它的人们自然也就会视之为保护神，虔诚相信它的神威和力量，毫无保留地置身于它的保护之下，并将图腾象征物或佩带在身上，或安置在家中，以求随时得到图腾的有效保护而免于遭灾罹难。于是，图腾保护意识又与避邪灵物信仰相互混融，相互揉合，并逐渐演化为人们心目中的避邪灵物，从而将镇压、驱除、威慑、抵御一切侵扰人们日常生活秩序、危害人们耕耘劳作的邪恶污秽的殷切希望，寄托在这些图腾象征物上。纳西族传统民居宅院大门左右两侧作为董神、塞神象征的锥形石头，羌族碉楼上面作为天神阿爸木比达象征的数块白色石英石等等，除了是一种保存于民居建筑的图腾遗迹，同时，也是由图腾象征物转化为避邪灵物的实际例证。这种例证。在别的一些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建筑中也多有遗存。

〖南陲佛国-大理篇〗：暂缺

雪地白狐——夫余篇　　夫余是历史上东北腹部地区第一个建立政权的古代民族。它的兴起，是伴随着夫余国的建立才为中原人所知的。被统治阶级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战国及以前先后移居今第二松花江中下游以西地区的部落，传说橐离王子东明南逃至此，以此地秽人为基础建国称王；二是夫余国强盛后，橐离部落的广大部民，也成了被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由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皆源出貊，故“夫余”一词既为族称，也为国号。　　关于夫余国的兴起有这样的传说：橐离国王的侍女因受从天而降的“气”有孕而生下东明，国王很讨厌，先后弃之于猪圈、马栏，猪马皆以“口气嘘之”，所以东明没有死掉，国王疑为天生之子，于是令他的母亲收而育之。东明长大成人后，英勇善射，国王恐其夺己之权，又欲杀之。东明知后惧而南逃，渡施掩水，至貊故地建立夫余国，自为国王。自此，夫余日渐兴盛，成为汉魏之世东北地区盛极一时的大族和强国。　　兴盛后的夫余，共有8万户，大体分布于东近今张广才岭与挹娄接壤，西至今吉林省双辽县至白城市一线与鲜卑相邻，北达小兴安岭以南的松嫩平原，南抵辽宁开原县北，中心地区则位于今吉林农安县境。史书中还记载有卒本夫余、南夫余、北夫余、东夫余等。卒本夫余为高句骊国始祖朱蒙从夫余国南奔至卒本川后所用的称号，高句骊兴盛后遂不用其名。南夫余为百济国的别称，因其始祖温祚王为朱蒙至卒本川后娶妻所生之子，当朱蒙在夫余之妻所生子类利来高句骊立为太子后，温祚与兄沸流恐为类利不容，南逃至今朝鲜半岛汉江以南的西部地区创建百济国，以扶余为姓，示不忘本，故百济曾有南夫余之称。至于北夫余、东夫余皆为夫余的别称。北夫余是相对卒本夫余和南夫余而言，东夫余是指“西徒近燕”前的夫余讲的。　　两汉时期，夫余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已经很发达。政治方面，氏族制度已被政权组织所代替。上有君王，为嫡长子世袭制，不过君王的权力直到公元3世纪时(中原三国时代)，还受到氏族制度残余的制约，如遇有水旱不调，五谷不丰时，君王下职官，主要以六畜名命官名，如马加、牛加、猪加、狗加；还有称大使、大使者、使者的。诸加均辅佐君王，参议国政；王城以外的道，皆属于诸加。道大者数千家，小者数百家。道下有“邑落”，各由“豪民”管理。邑落内的“下户”，皆属豪民。氏族社会全民皆兵的情况仍然存在，建立一支2万人以上的军队，兵种分为骑兵、步兵，都以弓矢刀矛为兵器。并且各户都有兵器，当敌人来犯时候，诸加率众各自为战。氏族社会还设立了牢狱，对犯罪者惩罚苛严，他们规定：杀人者处死刑，家人也被沦为奴婢；盗窃者，以十二倍盗窃物罚之。人民地位的高低、贵贱差别悬殊，国王、诸加、诸使、豪民属统治阶级，下户、奴婢为被统治阶级。下户为类似隶农的平民，奴婢则是完全丧失人身自由的奴隶，奴隶主可以任意处置。社会经济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农业在社会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夫余的农业生产虽不能说与汉代中原地区的发展水平相同，但相差不会太大。史载以六畜名命官，说明畜牧业在夫余社会经济中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由于夫余的地域内有广大的丘陵和沼泽地，为畜牧业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牲畜有马、牛、猪等，尤产“名马”。此外，居住丘陵地区的夫余人，还从事狩猎业，捕打貂、狄、狐狸等；居住江河沿岸的，兼事捕捞业，捞取的“美珠”，大者如酸枣。渔猎品中的珍品，除部分被夫余贵族们留作自用外，主要用于向汉代中原纳贡和交换。夫余族人喜欢白色，平时穿白布袍、裤；出境时穿缯（古代对丝织品的总称）、绣、锦、罽（用毛做成的织物），夫余中贵族还加披狐狸、狖（一种像狸的野兽）白、黑貂之裘，以金银器作为帽饰，兽皮为鞋。使用殷历（起于周末而传于汉初的六种古历之一;亦指殷商时所用历法）。以殷历正月(汉腊月)祭天，称迎鼓，为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连日“饮食歌舞”，并于是时断刑狱，解囚徒。有军事也祭天，是为了了解征战的凶吉。夫余族人均好唱歌，从小就唱歌，并且外出途中边走边唱，“通日声不绝”。无固定文字，使用汉文不普遍，有事派人“传译”，跪地以“手据地窃语”相告对方。会同、拜爵、揖让升降之礼，和中原相同。为了防御外敌侵略和野兽伤人，聚居的村落中多有护城栅，呈圆形。早期居半地穴式的木结构房屋，公元1世纪后(东汉时期)已有宫室建筑。婚姻为一夫一妻制，有“兄死妻嫂”的习俗。人死之后，一般停葬五月，以久为荣；如果是在夏天，就以冰冰之。流行厚葬，随葬物为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钱币等，奴隶主和贵族以奴隶殉葬，多者达百人。　　夫余族与汉族的交往最早。他们的祖先原本居住在中原，与汉族关系紧密，并且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公元前2世纪初，汉武帝在东北一带设立玄菟等四郡后，夫余归玄菟郡所管辖。连夫余王所用的印章，也由汉朝发给。西汉末王莽篡位后，为胁迫周边各族顺从，所派五威将帅到各地更换印绶，引起了少数民族的反抗，从此夫余中断了与新莽政权的联系。刘秀建立东汉后，东北各族纷纷臣服，夫余又恢复了与汉王朝的关系，并于公元49年(建武二十五年)遣使朝贡。此后双方来往不绝，一般通过玄菟郡，如汉廷送给每世夫余王死后随葬所用的玉匣，均事先存放在玄菟郡，其王死后来玄菟郡“迎取以葬”。238年(景初二年)曹魏司马懿讨平公孙渊，在玄菟郡府库里就发现了一具玉匣。122—123年，高句骊太祖大王先后率兵万余人两次袭击玄菟郡，夫余王遣子尉仇台率兵两万与汉州郡兵协同抗敌。　　但是，东汉和夫余的统治者也经常出现磨擦，不免兵戎相见，但持续时间不长。如111年(永初五年)夫余王“始将步骑七八千人寇钞乐浪郡，旋复归附”；120年(永宁元年)夫余王派子尉仇台“诣阙贡献”；122年尉仇台率兵助汉反击侵玄菟郡的高句骊军，夫余王子136年(永和元年)还亲到“京师”朝贡。又如167年(永康元年)夫余王夫台率2万人“寇玄菟”郡，大败后，174年(熹平三年)又遣使纳贡。汉末，中原动乱，公孙度割据辽东，他为控制日趋强盛的高句骊、鲜卑，把女儿嫁给尉仇台，从此夫余断绝了与早已名存实亡的东汉王朝的关系，臣属于公孙度，由辽东郡管辖。三国时，改臣属于曹魏政权，仍由玄菟郡节制。240一249年(正始年间)，魏幽州刺史奉命出征高句骊，派玄菟郡太守王颀与夫余联络，当时简位居为夫余王，为魏军提供粮草。西晋建立后，夫余频频遣使向晋武帝朝贡。274年(泰始十年)，晋分幽州五郡置平州．夫余由平州护东夷校尉管辖。285年(太康六年)后，鲜卑慕容氏连续袭击夫余，在西晋王朝的保护下，使夫余国破而复立。　　夫余还统治着肃慎后裔挹娄。从西汉到三国初，共达400年左右。由于夫余贵族的横征暴敛，迫使挹娄在曹魏黄初(220一226)年间起而反抗，夫余统治者虽多次派兵征讨，但终未能再使挹娄屈服。夫余与高句骊的关系，由于高句骊国的始祖出自夫余，故两族交往很密切。不过在交往中的主从地位，前后有变化。朱蒙建国后，迫于夫余的威力，公元前24年(东明王十四年)遣使向夫余纳贡。公元前5年(瑠璃王十四年)，夫余王带素因高句骊不交“质子”，发兵5万进攻高句骊，因大雪人多冻死，被迫撤军。公元9年(瑠璃王二十八年)，带素又派人逼高句骊相待“以小事大”之礼，高句骊被迫屈服。当无恤(大武神王)为王以后，高句骊已经日渐强盛，并于公元21年(大武神王四年)发兵进攻夫余，夫余王带素被杀，带素从弟闻讯后率万余人投奔了高句骊。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后，公元77年(大祖大王二十五年)夫余向高句骊贡三角鹿、长尾兔，从此夫余转而臣服于高句骊。后来，由于夫余在高句骊与中原王朝的冲突中，一直站在中原王朝一边，当谈德(一名安，即好太王)为高句骊王以后。今辽河以东广大地区归其所有，当时中原地区群雄并起，无暇东顾，高句骊以夫余“中叛不贡”做为理由，于410年(好太王二十年)再次发兵进攻夫余，占领64城、1400余村。从此，夫余完全被高句骊控制。　　夫余的解体，开始于285年(太康六年)。当时鲜卑首领慕容廆率部向辽西扩展，遭到晋军打击后转而向东进攻夫余。由于晋平州护东夷校尉鲜于婴并未发兵相救。夫余王城破自杀。慕容廆在返军时途中，掠走夫余万余人。晋武帝感念夫余“世守忠孝”，罢免了鲜于婴。但夫余受此打击后，元气大伤。此后，慕容廆还经常掠夫余人出卖。西晋朝廷下令司、冀二州，禁止买卖夫余人口，延缓了夫余的解体。东晋初年慕容皝称燕王后，不断向外扩张，346年(永和二年)，他派长子儁与子恪率骑17000余大规模进攻夫余，俘夫余王玄和部众5万余人。后来又任命玄为镇军将军，并娶其女儿，此刻的夫余被纳入前燕的统治下。370年前燕灭亡后，夫余先后改属前秦和后燕。这时高句骊已进入鼎盛时期，前述高句骊好太王于410年进攻夫余，用武力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时挹娄后裔勿吉也在倔起，公元5世纪末，向西发展，夫余为勿吉所逐、夫余王于494年(高句骊文咨明王三年)降于高句骊。夫余国从此灭亡，夫余族也在南奔北逃中解体，从中国的历史上烟消云散。　　夫余存在历时600余年。自公元285年后其成员去向，主要有：被鲜卑幕容氏掠走。两次已被劫走有7万多人，占夫余8万户约40万人的1／6，这还不包括慕容廆每次掠夺后卖于司、冀二州的。另一个主要去向是被兼并或投奔于高句骊的。410年好大王进攻夫余，按其共兼并64城，1400个村庄计算，当在10万人以上，占夫余总人口的1／4以上。如果加上494年夫余王率领投奔的，则夫余人转入高句领的人数，远比慕容氏掠走的多。三是勿吉在西逐夫余时，有一部分夫余人被俘掠，也有不少逃走山林未投奔高句骊。他们后来成了粟末靺鞨的一支，渤海国建立后，他们是扶余府的居民。四是在夫余国灭亡后，有一部分遗民北渡那河(今嫩江下游)建立豆(达)莫娄国自保，723年(开元十一年)，其首领朝唐后，为兴起的黑水靺鞨兼并。

吐蕃余辉——青唐唃厮啰篇　　公元842年，随着吐蕃王朝赞普达玛被弑，吐蕃贵族、边将混战不息，奴隶平民起义不断，王朝在各地的统治机器被彻底摧毁。建国二百余年的吐蕃王朝自此灭亡。　　此期间，从公元9世纪晚期至11世纪，无论在吐蕃本部（今西藏），还是在河陇地区，吐蕃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封建农奴制的因素不断增长，奴隶制逐渐为封建农奴制所代替；政治上则是出现了一些僧俗首领割据的地方势力集团。在这些割据势力中，有赞普后人建立的政权，河湟地区的唃厮啰，就是其中代表。　　唃厮啰，本名欺南陵温，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中说唃厮啰是吐蕃王朝末代赞普达玛五世孙赤德的后人。当他12岁时，被大贾何郎业贤带到河州（今甘肃临夏），不久，又被大户耸昌厮均迁到移公城，欲在河州联合各部落首领聚众举事，建立政权。当时河州人称佛为唃，称儿子为厮啰，自此欺南陵温又叫唃厮啰，故史称其建立的政权为唃厮啰。　　吐蕃人有尊崇贵族的传统，被奉为佛的化身的唃厮啰在河湟吐蕃人中有巨大的魅力。因此，宗哥（今青海平安）李立遵、邈川（今乐都）温逋奇等大首领，得知河州有赞普后人这样一位政治人物后，立刻以武力将唃厮啰劫持到廓州（今化隆境），建立政权，尊唃厮啰为赞普。　　不久，李立遵将王城迁到经济比较发达的宗哥城，自立为相，挟“赞普”以令诸部，势力大增。北宋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九月，李立遵派人到宋朝，号称聚众数十万，争取宋室的支持。后又上书宋朝的秦州守将曹玮，请求朝廷册封其赞普称号。宋朝廷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仅授于他保顺军节度使一职。对此，李立遵非常不满。于是在第二年亲率3万余众攻打秦（今甘肃天水）、渭（今平凉）二州一带城寨，与宋将曹玮战于三都谷（今甘谷县境），为宋军所败，落荒而走。　　李立遵得势后骄恣好杀，御下严暴。唃厮啰对他的所作所为日渐不满，相互之间嫌隙日深，于是带领亲信和属下部族来到邈川。以温逋奇为首的当地首领拥戴唃厮啰为主，自为国相，并派人到宋朝进贡修好，请求封赐。明道元年（1032），宋授唃厮啰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邈川大首领温逋奇为归化将军。后来，温逋奇对唃厮啰的势力增长甚为不安，想取而代之，于是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唃厮啰。唃厮啰被守卒放出，以赞普的地位和威望集部众捕杀了温逋奇和其党羽。平息政变后，唃厮啰举族迁徙到青唐（今青海西宁）。此后的近百年间，唃厮啰政权遂以青唐为首府，成为这一地区吐蕃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　　正当唃厮啰刚刚立足青唐，专心经营河湟之时，近邻西夏又继占领甘、凉二州后，把矛头直指唃厮啰。西夏广运二年（1035），李元昊亲率大军进入湟水流域，攻城占地，掳掠人畜。唃厮啰指挥吐蕃诸部奋起反击，与西夏激战二百余日，终以奇计破元昊，大获全胜。唃厮啰抗击西夏的胜利，不仅保卫了新生的政权，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在吐蕃人中的威望，许多不甘屈服于西夏统治的凉州（今甘萧武威）的六谷部吐蕃人和甘州（今张掖）回鹘人都纷纷南下投奔唃厮啰，进一步壮大了与西夏抗衡的实力。后来，宋、辽、西夏为争夺西北战略要地而互相角逐，唃厮啰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十月，西夏李元昊称帝建国，宋室为之大震。宋朝为了牵制西夏南下，不得不重赏在西北地区能为之效力的唯一的同盟者。十二月，加封唃厮啰为保顺军节度使。次年六月，派左侍禁鲁经带上宋仁宗的诏书和2万匹丝绸的厚礼出使唃厮啰，使其从背后牵制西夏。宋康定元年（1040）八月，又派屯田员外郎刘涣到青唐，与唃厮啰商议讨伐西夏事宜，受到隆重接待。唃厮啰献上誓书和西州地图。宋加封唃厮啰为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　　同时，唃厮啰与辽国亦有往来，元昊称帝后，辽夏关系恶化。辽为了继续牵制西夏，曾西联甘州回鹘、唃厮啰为外援，策划对西夏用兵。为此，辽在清宁四年（1058）以公主（当为宗室女）下嫁唃厮啰的儿子董毡，共图夏国。吐蕃与辽贡使的往来，自李立遵时起皆不乏记载。　　宋治平二年（1065）十月唃厮啰病逝，终年69岁。其第三子董毡继位，史仍称唃厮啰后裔的政权为唃厮啰　　唃厮啰有三房妻子，前二妻为李立遵之女，各生一子，一为瞎毡，一为磨毡角。李立遵死后皆失宠，各携其子逃出青唐，磨毡角居宗哥；瞎毡居龛谷（今甘肃榆中境），后其子木征迁河州。董毡为乔氏所出，甚为唃厮啰宠爱，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唃厮啰在世时，董毡就已参与军政事务，征战沙场，屡立战功。他即位后，仍继续执行其父的施政措施，与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宋熙宁三年（西夏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70），西夏出兵攻宋环（今环县）、庆（今庆阳）二州，董毡提兵助宋，乘西夏西线空虚，沿边抄掠，迫使西夏撤兵，宋军大部分将士才得以生还。但是，这种友好关系在王安石任相后就蒙上了一层黑色的幕纱。王韶向宋朝廷上《平戎策》，提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的主张。王安石于是任命王韶前往秦州主持边事。熙宁五年，又命王韶率大军向唃厮啰政权属下的熙河地区发动了进攻，到次年九月，相继占领熙（今临洮）、河（今东乡西南）、洮（今临潭）、岷（今岷县）、叠（今迭部）、宕（今宕昌）等地，“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帐”。熙河之役给董毡政权造成了严重威胁，加剧了宋朝与河湟吐蕃的民族矛盾，从此这一带成为战争频仍、烽火不灭的地方，给吐蕃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宋军占熙河后，遇到董毡的奋力抵抗。他首先与西夏通好，西夏以公主、秉常妹下嫁董毡的儿子蔺逋叱，结为婚媾，共同对付宋朝。同时派出部将鬼章攻打河州，杀宋将景思立于踏白城。董毡侄河州大酋木征也率部助鬼章围河州宋军，后因军力悬殊而败绩。木征降宋，赐名赵思忠，成为宋朝的命官。熙河之役后，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董毡和宋朝恢复了中断七年之久的友好关系。熙宁十年十月，董毡派人到宋进贡，宋依旧例回赐。董毡由保顺军节度使改为西平军节度使，后又由常乐郡公进封武威郡王，其他首领则依其实力授团练使、刺史、本族军主、副军主等职。宋神宗接见董毡使者时也称赞“其上书情辞忠智，虽中国士大夫存心公家者不过如此”。　　元丰六年（1083）十月，董毡卒，终年51岁。其养子阿里骨继嗣。　　《宋史·吐蕃传》记述：“阿里骨本于阗人，少从其母给事董毡，故养为子。元丰兰州之战最有功。自肃州团练使进防御使。”由于阿里骨非唃氏家族，所以遭到唃厮啰族人的竭力反对，在这种形势下，阿里骨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曾一度改变前朝依宋抗夏以自保的政策，欲利用西夏的力量收复被宋占领的熙河地区，并通过战争缓和内部矛盾。于是与西夏相约在对宋的战争中如能取胜，熙、河、岷三州归阿里骨，兰州、定西归西夏。北宋元祐二年（西夏天仪治平元年，1087）四月，阿里骨令鬼章攻洮州，西夏也出兵围河州。后因鬼章被宋军俘获而结束战争，阿里骨收复失地的希望破灭。　　阿里骨受挫折后，于次年派人携带厚礼到宋朝上表谢罪，并要求释放鬼章，边界息兵。宋朝同意了阿里骨的请求，自此，阿里骨与宋朝的关系重归于好。绍圣三年（1096）九月，阿里骨卒，终年57岁。其子瞎征继承青唐主位。　　瞎征执政后，唃厮啰家族溪巴温及其后人、各地的部落首领纷纷据地而治，自立为王，整个政权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瞎征执政之初，宋朝授其为“河西军节度使”。后来看到瞎征不能控制政局，属下各有篡夺之心，窥伺河湟已久的北宋认为进取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元符二年（1099）六月命王愍、王赡为正副统军，由河州北渡黄河进入湟水流域，连下宗哥、邈川诸城，直逼青唐。　　瞎征和其他首领纷纷往宗哥城降宋。　　瞎征出走，青唐无主，大首领心牟钦毡父子迎溪巴温入青唐，立木征之子陇拶为主，陇拶不能控制早已造成的残局。于是在同年九月同契丹、西夏、回鹘三公主以及大小首领出城降宋。　　宋军占领河湟后，由于遇到吐蕃人的反抗，后方供应不继，于次年开始撤出河湟，当地首领又立溪巴温第三子溪赊罗撒为主。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一月，宋朝授溪赊罗撒为“西平军节度使、邈川首领”。　　蔡京当国后，于崇宁二年（1103）六月再次出兵河湟，次年四月取青唐。龟兹公主及诸大首领开青唐城出降，溪赊罗撒走投奔西夏。　　北宋在濒临崩溃前夕两度占领河湟。仅维持了20年统治。　　北宋宣和七年（1125）以后，金兵大举南下，宋朝江山危在旦夕，无暇西顾，由北宋陕西经制使钱盖寻找到唃厮啰的后裔，任命他为措置湟鄯事，赐名赵怀恩，这是北宋在河湟的最后一名命官。南宋绍兴元年（1131），金兵占领河湟。绍兴四年，赵怀恩率众来到阆州（今四川阆中）投附南宋，至死也未再回到河湟。唃厮啰政权及其后人在河湟地区百余年的统治从此结束。　　唃厮啰政权统治河湟期间，特别是在唃厮啰和董毡时期，在内外施政方面制定了一些较为得体的措施，因此，其经济和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据载，牧业是河湟吐蕃人的传统经济部门，牧放牲畜是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李远《青唐录》说当地人们善逐水草，“以牧放射猎为主，多不粒食”。又农业比较发达，在湟水、洮河、黄河诸水两岸，宜五谷种植。李远笔下的河湟竟是一派江南村色，邈川一带“川皆活壤，中有流水，羌多依水筑屋而居，激流而硙”。宗哥川则“川长百里，宗河行其中，夹岸皆羌人居，间以松篁，宛如荆楚”。　　贸易也是唃厮啰的重要经济支柱。西夏崛起后，传统的丝绸之路受到严重威胁，到景祐三年（西夏大庆元年，1036），西夏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西夏对过境商人十分苛刻，沿途“夏国将吏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商人苦之”。因此，来往于宋朝和西域的商队和贡使只得绕道青唐，改走青海故道。当时，在青唐城东就居住着好几百家往来做生意的于阗、回鹘商人。所以《宋史·吐蕃传》说：“厮啰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易，以故富强。” 唃厮啰使用传统的藏文，向宋朝上表皆用蕃字，时人称之为蕃书。唃厮啰没有年号，记年则用十二属代替，如兔年如何，马年如何。宗教以藏传佛教为主，古老的本教在民间仍有极大影响。根据藏文史籍记载，河湟地区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传”的发源地，对藏传佛教在西藏再度弘传起了重要作用。唃厮啰迁到青唐后，开始在青唐城西建寺院。　　此外，在河州建有“积庆寺”，在青海湖海心山岛上，也有建有佛院。佛塔则遍布各地。唃厮啰执政者不仅大力提倡佛教，而且自己也信奉佛教，国主处理军政大事的宫殿旁就供有高数十尺的金冶佛像。岷州的广仁禅院就是当地吐蕃大首领赵醇忠、包顺、包诚等施财建造的，这些都是河湟地区藏传佛教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

粟末靺鞨—渤海篇　　渤海国是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以隋末唐初先后迁居今辽宁省朝阳地区的两批粟末靺鞨人和部分“高丽余种”为基础建立的国家。后来，高丽国的“逋残”，以及靺鞨伯咄、安车骨、号室等部的遗民都归顺渤海，也成了渤海国的主要居民。他们在长期共同劳动和生活过程中，逐渐凝聚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史称之为渤海人。渤海又在发展进程中，用武力征服了黑水靺鞨的虞娄、拂涅、铁利、越喜等部，并把他们纳入自己的行政管辖下；但这些部族，直到渤海国灭亡，始终保持着原有的称号，未成为渤海共同体的成员。　　渤海国的建立，是粟末靺鞨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高丽和唐王朝对粟末靺鞨的影响与民族压迫，起了加速其建立的作用。前面谈到，靺鞨族至唐初，众多的部落结成了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两个部落联盟，如果没有外来影响，他们也会随着自身内部的发展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就在这两个部落联盟形成的前后，发生了两件促进粟末靺鞨历史发展的事件：一是前述突地稽等八部不愿屈服于高丽，在隋末迁居到柳城地区；二是由于靺鞨自勿吉时期以来与高丽争战不息，粟末靺鞨未迁走的居民被处于鼎盛时期的高丽征服，被迫臣附于高丽，在唐朝与高丽的战争中，他们大多又被高丽贵族调到辽东地区与唐军作战，这样一来，这些粟末靺鞨人不仅直接受着高丽国的封建统治，而且又与这一地区封建制已有一定发展的居民错居杂处，公元668年（唐总章元年）高丽国灭亡后，他们又被唐朝迁到营州（即柳城）地区居住。营州地区是隋唐时代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近长城，是边塞内外汉族与东北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集中交流地。　　粟末靺鞨人迁居到这里后，在诸多先进因素强烈影响下，社会获得迅速发展。以先迁来的厥稽等八部为例，他们迁到这里后，很快喜欢上汉族的“冠带”等风俗习惯，加上常常因为助唐作战受到了优厚赏赐，在高丽国灭亡前，已经以“财力雄边”，为东北各少数民族“所惮”，各部已拥有众多奴仆。大祚荣一支虽迁居到这里较晚，但至其“东奔”前也已在这里生活了近30年，,而且在此之前，他们早在高丽封建统治下过了半个世纪左右，这些事实说明，迁到今辽阳地区的粟末靺鞨，社会内部已有了阶级划分。用阶级社会的一套机制来调整各阶级的关系，保护私有者的利益，已成了粟末靺鞨新兴贵族急待着手解决的问题。　　公元696年（唐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等杀营州都督赵文翙叛唐，为粟末靺鞨新贵族提供了创建民族政权的时机。发生这一变故，主要是赵文翙等依仗手中权势，对东北诸少数民族的剥削和民族压迫越来越重，激起各族人民极大不满，李尽忠等借机起事。居住在营州的粟末靺鞨人加入了反唐行列。事发后，武则天派曹仁师统率大军前去镇压，大祚荣的父亲乞乞仲象和另外一位首领乞四比羽率所部渡过辽水东逃。唐朝为瓦解东北少数民族的反唐联盟，在对契丹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对粟末靺鞨采用了招抚政策，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乞四比羽不相信唐朝有此诚意，拒不受命，结果被唐朝追兵所击斩。此时乞乞仲象在奔亡中病故，大祚荣代父而起，率所部继续东逃，降唐的契丹大将李楷固紧追不舍，至天门岭（今吉林省境哈达岭）处，善于用兵的大祚荣，借助天门岭的复杂地形，“合高丽、靺鞨之众”，大败唐军，李楷固脱身败还。
公元698年（唐圣历元年），突厥入寇唐朝妫州、檀州、定州、赵州等地（今河北省中西部），契丹与奚又依附于突厥，于是中原通往东北的道路被阻隔，大祚荣审时度势，于是在今吉林省敦化县敖东城建国称王，以武则天封其父为震国公之“震国”作为国号，自称震国王。　　震国建立后不久，唐中宗复位，派恃御史张行岌招慰大祚荣，祚荣即遣子入侍，臣属于唐。唐睿宗李旦即位后，于公元713年（唐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忻摄鸿沪卿往祚荣所处，拜其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并且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祚荣随即去靺鞨号，同时以“渤海郡王”的“渤海”取代“震”为国号。从此，渤海作为国号和族称，见于史书。　　渤海国是一个具有二重性的政权，它既是粟末靺鞨联合高丽等遗民建立的一个边疆少数民族王国政权，同时又是唐王朝管辖下的一个羁縻州。这二重性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三点上：其一，每世渤海王的更迭，虽皆由大氏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方式，但均需得到唐王朝的认可，接到册封后才算合法，否则只能称“权知国务”、“知国务”；其二，唐王朝在册封新继立国王的同时，必任命其为忽汗州都督府都督，即继立者要同时接受唐王朝地方官的任命；其三，渤海国有向唐朝贡的义务，史载渤海向唐朝贡凡140余次，朝后梁、后唐10次。　　经过大祚荣开创，大武艺“斥大土宇”和大仁秀“开大境宇”，渤海有一个连成一片的广大区域。疆域东临日本海；西至吉林省乾安、长岭和双辽县一带与契丹相接；南至朝鲜德源附近的龙兴江（泥河），北边西起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境，东向约沿七星河或挠力河越乌苏里江，再顺比金河至日本海；西南约东起朝鲜孟山附近，越大同江后在价川附近再过清川江，在义州北越鸭绿江，过辽宁省丹东市北，再经抚顺市与新宾满族自治县间、开原县与昌图县间，达于双辽县境。③渤海王城，也是忽汗州都督府府治所在，初在敖东城，后几线迁徙，在第五世王大华屿时迁还上京忽汗城（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此后未再变动。渤海人以辛勤劳动，发展和创造了繁荣的经济与光辉灿烂的文化，对古代东北地区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渤海成员来源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从事不同类型生产的部落或民族，因而渤海区内经济发展水平，一开始就存在不平衡。这一状况，在渤海国存在的200多年里，未得到根本改变。大体说来，以其上京所在的今牡丹江中游地区为界，在它以西、以南地区为夫余、高丽和沃沮故地及靺鞨族的南部，已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经济、文化发达；以东和东北部地区，是被兼并的黑水靺鞨、虞娄、越喜、拂涅、铁利等部所在，尚处在渔猎经济发展阶段。存在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地形、气候、资源等自然条件不一致所造成的。　　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反映在生产领域是社会生产的多样化，《新唐书·渤海传》记载：“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紬，位城之铁，卢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九（丸）都之李，乐游之梨。”可见，渤海区域内社会生产门类十分齐全，除了渔猎业外，当时中原地区具有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莫不有之。以下通过对各门类生产的简略介绍，来说明其社会生产发展的大致状况。农业生产，已普遍采用铁制工具。他们使用的铁镰、铁铧、铁锸和铁铲等，在今吉林省敦化县、黑龙江省宁安县及绥芬河流域等地的渤海遗址中皆有发现。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的铁铧为生铁铸造，长36厘米、重近4.5公斤，说明渤海人翻土已由靺鞨时代“田耦以耕”，发展为由畜力牵引。农作物品种也增多了，不仅有粟、麦、穄和葵菜，而且有了水稻、豆类、荞麦、大麻、苘麻和大蒜等，同时也有李、梨等水果。值得指出的是著名的“卢城之稻”，它表明渤海人在1000多年以前，已成功地把水稻栽培引种到北纬43度附近及其以北地区。仅此，足见其农业生产比靺鞨时代有了长足发展。　　渤海人普遍养猪，也饲养马、牛等大牲畜。猪以今黑龙江省阿城县一带（鄚颉），马以今绥芬河流域（率宾）的最为名贵。马是与中原地区贸易的重要商品，当时李正己所统今山东半岛，“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　　手工业有纺织、铜铁冶炼、金银品制作、陶瓷和造船等行业。纺织品有布、绵、紬，原料是麻和蚕丝，产地主要在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县附近地区（显州）、朝鲜咸镜南道（沃州）和牡丹江中游（龙州）。据辽灭渤海后东丹每年要向辽贡粗布15万匹这一事实，知渤海地区的纺织业是相当发达的。铜的冶炼和制作也有一定规模。炼出的铜除用于制作生活用的各种器皿和装饰品外，还把大批熟铜运到今山东半岛（淄青）出卖。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以南的哈尔巴岭一带和东宁县大城子地区，是铜冶的主要地。铁的产地主要在中京显德府，显州位城县的铁最著名。已经发现的渤海时代的铁制品已近50种。渤海人也能制作金银制品。和龙县北大地、宁安县上京、敦化县六顶山等处渤海遗址，出土的金银制品有金带、金饰件、金钏、金耳珰以及大量鎏金器物和银钗等。814年（唐元和九年），他们曾向唐献金、银佛像各一。陶瓷制品近十几年在渤海遗址中出土很多。陶器有碗、钵、罐、碟、盘、瓶、缸、杯等，并发现了许多釉陶和质地优良的三彩陶。瓷器残片。在宁安、敦化及今俄国乌苏里斯克（双城子）等地的渤海遗址中，皆有发现。另外，60年代初在渤海上京故城南的今杏山乡，发现了大片渤海砖瓦窑群废墟，1980年探明有20余座。　　渔猎和采集在渤海社会内仍占有一定地位。从事渔猎的，主要是越喜、铁利、拂涅、虞娄等部的居民。见于史载的贵重渔猎品有貂、虎、豹、熊、罴、鹿、鹰、鲸鲵鱼、鲻鱼、乾文鱼等。采集品种类也很多，贵重的有人参、白附子和松子等，这些多是用于纳贡和交换的。建立在上述经济基础上的渤海政治制度，是以国王为核心的君主集权制。由于这个王国政权又是唐王朝的一个边疆地区的羁縻州，如前所述，所反映到其政治制度上就出现：一方面，国王是渤海人的最高主宰者，独揽一切大权，实行个人专断；王位采用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军政要职大多由大、高、乌、杨、李等望族担任；另一方面，新继王位者又必须得到唐朝廷诏册后才算合法，渤海国王要接受唐边州都督或节度使的押领，唐朝还派人为“长史”到其地监领。在这一政治制度下，其行政建置和职官，既有相同于唐一般地方的府、州、县区划和相应的官吏设置，又有不同于一般地方政权的各种机构。这就是，为辅佐国王统治，设有三省、六部，十二司、一台、七寺、一院、一监、一局等比照唐中央政权的办事机构；在一些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地的府，仿唐五京之制设上、中、东、南、西五京。上京设在王城所在的龙泉府，中京置于早期都城所在的显德府，东京立于一度为王城的龙原府，南京在靠近新罗边境的南海府，西京在“朝贡道”上的鸭渌府。渤海凡有15府、62州、100余县。　　渤海政权是在反抗唐朝统治者的民族压迫的条件下产生的，故开始就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后来在完善军事建置时，仿唐16卫制，设10卫统率诸军。各卫设大将军一名、将军一名，置都将、郎将、少将若干。十卫兵制执行到渤海灭亡。汉文文献中未讲到有府兵，但日本古籍记载，渤海首次聘日使团成员中有府兵官，即德周为果毅都尉，舍那娄为别将。此外，832年（唐大和六年）唐册封渤海第11世王大彝震的内养王宗禹从渤海返回，“言渤海置左右神策军、左右三军一百二十司，画图以进”。这可能是渤海在中后期另设的王廷常备军。　　渤海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还建立了一套等级森严的品阶勋爵制度，其以品为秩，约有九秩；每秩分正从，凡18级。散官有文武之分，另散见于史书的：文散有紫缓大夫、青缓大夫、献可大夫等；武散有辅国大将军、慰军大将军等。勋官只知有上柱将。封爵见于日本古籍的有开国公、开国子、开国男。　　渤海国后期，契丹兴起，常有吞并渤海之志的契丹酋长耶律阿保机，在南面平定了东、西奚，北方控制了室韦等族和西征获得胜利后，为了消除其进军中原的后顾之忧，于公元925年（辽天赞四年）十二月下诏征渤海，随即亲率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尧骨，举兵进攻渤海。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用了二三十天，就将历经229年，传世15王的渤海国灭亡了。渤海国被灭亡的原因有种种，但主要是其内部的阶级矛盾和争权斗争越演越烈，给了阿保机以可乘之机，一举而歼灭之。　　渤海内部的阶级矛盾，随着对外战争的结束日趋激烈。早在第3世王大钦茂时，渤海开始了大兴土木，筑城池，建宫室。现在已发现的渤海时代的古城已达几十座。今宁安县渤海王城遗址，为第11世王大彝震所建，它模仿唐京师长安城，有高大的城墙，园林、亭榭、楼台、殿阁布满城内。这就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贵族、官僚的日益腐化和骄奢淫逸，使统治阶级和广大农民、手工业者、部曲和奴隶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贵族和官僚们为维护其特权，不断强化暴力机器，仅军队就由数万增加到数十万。在渤海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供养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使人民不堪承受的负担更重，阶级矛盾更激化。　　导致阿保机进攻渤海的原因，是渤海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王权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大钦茂死后己突出地表现出来。他死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为争夺王位有过两场流血斗争，即先是大钦茂“族弟”大元义以武力夺得王位，并残酷地镇压反对者；另一方经过一年准备，杀了元义，为大钦茂孙大华屿夺回王位。第10世王大仁秀继位，似也经历了一场激烈争夺。末王大諲譔继位后，其为人庸愚暗昧，统驭失宜，使渤海内部各种矛盾激化，此外文与正在崛起的契丹接连发生冲突，于是统治集团上层又出现争夺王权的斗争。结果，大諲譔虽然保住了王位，但渤海元气大伤，境内一片混乱，失败者纷纷出逃高丽。公元925年（辽天赞四年，高丽太祖八年）九月丙申，渤海将军申德等500人投高丽。三天后，又有礼部卿大和钧、均老，司政大元钧、工部卿大福謩、左右卫将军大审理等，率民100户往投。十二月戊子，左首卫小将冒头干、检校开国男朴渔等，率民1000户投奔高丽。阿保机正是抓住渤海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这一时机，亲征渤海，一举灭之。阿保机攻克渤海上京，俘虏大諲譔后，经过一番筹划，改渤海国为东丹（东契丹之意），忽汗城为天福城，册封其长子耶律倍为人皇王主东丹，并以契丹贵族和渤海旧臣各为左右大相、左右次相，置百官治之。公元982年（辽乾亨四年），辽省置东京中台省官，早已名存实亡的东丹国，至此国除，历57年。　　渤海国灭亡后，其中心地区不久后几乎成为无人之境。出现这一情况：一是很多渤海人不愿接受契丹人统治，大批外逃；二是契丹最高统治者为易于控制，强迁渤海人于它地。外逃的主要是投奔高丽、女真和中原地区。逃入后二地的，史书语焉不详，或挂一漏万。投奔高丽的，据《高丽史》记载，自渤海亡后至938年（高丽太祖二十一年），先后往投的近10批，总人数有数万户，约10余万人。此后，在高丽景宗、显宗、德宗、文宗、睿宗诸朝，也每有往投者。其中人数最多的一年是979年（景宗四年），渤海人数万来投；批数最多的一年是1032年（德宗元年），共7批；最后一批时在1117年（睿宗十二年）正月，有52人往投。由此可见，渤海人逃投高丽持续时间之长，与辽朝相始终。他们投奔高丽境后，除少数在辽统和年间辽对高丽战争中被辽俘掠回到今鸭绿江以西居住外，多数逐渐融合于高丽民族中。　　而投奔中原地区的，史书只记了三批：第一批在954年（后周显德元年），乌思罗等率30人投后周；第二批在979年（宋太平兴国四年），有酋帅大驾河率小校李勋等16人、部族300骑归北宋；第三批在986年（辽统和四年）“渤海小校贯海等叛入于宋”。　　逃入女真地区的，史书未具体记其数字，然据《辽史》说渤海人在被南迁时，“或亡新罗（即高丽）、女直”，即使没有逃往高丽的人数多，但为数当不下万计。　　契丹贵族强迫渤海人迁离故土，主要的有两次：一在阿保机攻下扶余府和忽汗城后，将渤海大氏王族和战争中俘获的军民迁到辽上京临演府周围；二是928年（辽天显三年）东丹国都南迁，大批渤海人同被迁至以辽阳为中心的辽东一带地区。经过这两次大迁徒，渤海5京15府的居民大多数不在原住地，大体为：上京龙泉府居民一部分被迁到辽临潢府西，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境，大部分徒居今辽宁省辽阳市及附近地区；中京显德府民少数远移至夕老哈河流域，多数被分散在包括北镇县在内的今沈阳市与辽阳市一带；东京龙原府的渤海人被迁到今辽宁省凤城县附近；南京南海府民被移居以今海城市为中心的营口市至鞍山市地区；西京鸭禄府被俘者被迁到辽临潢府南；扶余府被俘者被迁至临潢府西；鄚颉府民部分迁到今辽宁省昌图县西北；定理、安边二府居民被南徙今沈阳市及其以北地区；率宾府部分居民被分别迁往辽宁省盖县和北镇县境；东平府民被分散至辽宁省新民、开原、康平等县一带；铁利府部分居民被迁至辽上京西北和今西拉木伦河附近、长春市北、沈阳市西南的浑河北；怀远和安远二府民被移居今铁岭市及辽河上游地区、吉林省浑江市北。迁至上述地区的渤海人户，约94000余户，470000余口。　　除了外逃和被强迫迁离故土的外，尚有约2万户10万口左右的渤海人留居故地。　　公元1114年女真首领阿骨打起兵反辽后，对辽管辖下渤海人在用武力兼并的同时，以“女直、渤海本同一家”为号召招抚，于是渤海人纷纷倒戈，降于女真。女真贵族将其能为兵者编为渤海军，他们在金代跟随女真人转战各地，住在今辽阳市一带的五千余户渤海人及3万“胜兵”，“金人虑其难制，频年转戍山东，至辛酉岁（1141），尽驱以行”。1145年（金皇统五年），金熙宗完颜亶下诏罢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由女真人管理。1177年（大定十七年），金世宗完颜雍诏禁渤海男女婚娶沿用旧俗。女真贵族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渤海人在金中期以后，不再以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活动，分散在金统治区内的渤海人，逐渐与女真人融合；在金亡以后，大多融合于汉族。

沙漠部族—库莫奚 　　库莫奚族称始见于公元388年（北魏登国三年），然而这一称号的出现，应在4世纪中叶宇文部被慕容皝攻破后不久。自此以后，史书上有了不间断的记载，直到13世纪其族名才消失，前后存在近千年。　　库莫奚族源出东胡，为鲜卑宇文部之后，与契丹本是同族异部，北魏登国年间与契丹分离后，各自形成为一族。然而史书对其族源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后人众说纷坛，至今尚无一致认识，综合史载可归纳为二种说法，一种是“东胡之种”，“东部鲜卑之别种”，“东部宇文之、别种”，可列为鲜卑说；另一说即“本匈奴之别种”的匈奴说。实际史书的不同记载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因为宇文部为东部鲜卑的一支，鲜卑源出东胡；而宇文部内确有不少人出自匈奴血统，但他们早在2世纪时已自号鲜卑，在后来数百年鲜卑族的发展进程中，他们已完全鲜卑化了。　　库莫奚一词是鲜卑语音译，为今天蒙古语“沙”、“沙粒”、“沙漠”的意思。从含义揣测，这一族称当因其境内多沙漠而得名。到隋代时，省去库莫，单称“奚”，此后单一的“奚”字就成了族称。　　库莫奚在其存在的近千年里，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形成与发展、衰落和与它族融合的过程。大体说来，4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是其形成时期，在这一阶段初期，即在与契丹“分背”前后，他们以部独自活动，每部有部长（俟斤）一人主其事；后来在对外的争战中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凡五部，阿会氏为联盟酋长，五部皆受其节度。五部为：辱纥主、莫贺弗、契箇、木昆、室得。“莫贺弗”本系东胡族系酋长的称号，“木昆”为女真语和今达斡尔语“氏族”之意，据此推测，这些部是由五个血缘氏族发展而来的，这一时期他们分布在弱洛水（今西拉木伦河）南，和龙（今辽宁省朝阳市）北的今老哈河流域，过着“善射猎”、“随逐水草”的狩猎、游牧生活。从388年北魏拓跋珪掠其“马牛羊豕十余万”看，他们的畜牧业已有相当发展。正是有这种发展，他们在北魏后期成了北魏的边境之患。　　公元7世初至9世纪中叶，是库莫奚族的发展、鼎盛时期。在这一阶段，军事实力与契丹旗鼓相当，有时还稍过之，被唐并称为东北“两善”。虽然畜牧和狩猎业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但农业已在一些居住河谷的部落中出现，部落组织也不同于以前，五部已改名为阿会部、处和部、奥失部、度稽部、元俟折部。改名原委今已不能全知，但从“阿会”本为此前联盟酋长姓氏而变为部名来分析，一些显贵家族或氏族已成了左右部落的势力。不仅如此，其部落联盟的“君长常以五百人持兵卫牙帐”，这种常备卫队的出现，表明王权已悄悄地产生，奚族的氏族社会已处于解体阶段。人口也有了迅速增长。史载唐大中元年“北部诸山奚悉叛，卢龙张仲武禽酋渠，烧帐落二十万”，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这时奚族有众数十万应是接近史实的。地域已不限于老哈河流域，已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到霫国。即有了东达今辽宁省阜新市附近，西到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以南一带，南抵大凌河，北过西拉木伦河与霫族为邻的广大区域。　　奚族在这一时期有如此发展变化，除了内部因素外，其与邻族和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交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外部因素。早在北魏时期，他们就常遣使朝贡北魏，岁致名马文皮；又“每求入塞，与民交易”。其间一度役属突厥，但至东魏武定末，仍保持与中原王朝的来往。隋朝建立后，不久又每年派人向隋朝贡，与隋有了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系。降至李唐，奚与中原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唐武德（618—626）中，它们遣使入唐朝贡。648年（唐贞观二十二年），奚酋可度者率众“内附”，唐太宗李世民乃于其地置饶乐都督府，拜之为使持节六州诸军事、饶乐府都督，封楼烦县公，赐姓李氏，并在奚五部地设五州，即以阿会部为弱水州，处和部为祁黎州，奥失部为洛环州，度稽部为太鲁州，元俟折部为渴野州，委任各部辱纥主为刺吏，皆隶饶乐府，府由营州东夷都护府辖领。可度者死后，奚对唐时叛时服，然与唐王朝的关系自此以后增添了新的内容。如唐万岁通天年间奚酋李大酺参与契丹李尽忠发动的营州反唐起事，又与契丹一同转附突厥，但到唐玄宗即位后，即遣使至唐请降，请求复置营州都督府；玄宗不咎既往，以饶乐郡王、左金吾卫大将军、饶乐府都督授之，并“诏崇室出女辛为固安公主，妻大酺”，大酺于次年亲至长安成婚。720年大酺在与契丹可突于争斗中死亡，其弟鲁苏代立。唐不仅让他袭兄之官爵，又以盛安公主女韦为东光公主妻之，旋改封为奉诚郡王。　　公元730年，可突于胁奚众附突厥，鲁苏不能制，走投榆关（今河北省抚宁县榆关镇，或说山海关）。传至延宠为奚酋，唐又封其为饶乐府都督、怀信王，以宗室女宜芳公主妻之。　　政治上的紧密关系，促进了奚族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　　公元717年唐玄宗复置营州都督府后，都督宋庆礼在任期间，在奚和契丹地区“开屯田八十余所”，把中原的农作物、先进工具和耕作技术传播到奚地；他“又集胡商立邪肆”，发展经济交流。这样，几年后，在奚族一带地区出现了“仓唐充，居人蕃辑”的繁荣景象。另方面，在频繁的政治交往中，奚族的名马等土特产品以贡物形式进入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的金帛等物以回赐名义传入奚族社会。据载，奚族在与唐关系紧密时期，“每岁朝贡不绝，或岁中二三至”，每次常派出数百人至幽州，进入长安的酋渠也有几十人；而唐王朝的回赐，每次或“帛十万”段，或“赐物一千五百疋”。可见属于这类形式的经济交流，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正是由于上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推动和加速了这一时期奚族社会的发展。　　9世纪中叶以后，奚族由鼎盛转入衰落和与它族融合时期。这里所说的衰落，是指它作为一个族体独立性的丧失和解体，若就奚人的生产和生活而言，则仍在持续发展。奚族衰落的转折点，在唐咸通年间（860—874）。原来“好与契丹战争”的奚族，在847年反唐事件中受到严重打击，而契丹却因在842年由附回鹘转归唐朝后，至减通中“部落寝强”，契丹人此时便乘机开始了对奚族的掠夺。钦德为契丹酋后，在唐光启中（885—888）“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蚕食诸部，达靼、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契丹役属奚后，施行苛虐政策，奚人怨愤，其酋去诸率数千帐奚人西徒妫州（州治在今河北省怀来县）北山奚遂分为东奚、西奚。此后，奚人不断起来反抗契丹的民族压迫，契丹贵族为此多次出兵征讨，阿保机任挞马狱沙里后就曾几次讨伐奚人。他为可汗后，鉴于奚族叛服不常，于911年又亲率大军对奚族进行大规模镇压，先攻克西奚，接着分兵征讨东奚，将其征服。经过这次沉重打击，奚族不敢再反抗，只得举族臣服于契丹，从此奚族完全丧失了独立地位，变成契丹贵族统治下的一个部族。在这以后，契丹贵族对他采取“抚其帐部，拟于国族”；将奚王府所统奚众与契丹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同列为四大部；允许奚五王族“世与辽人为昏（婚），因附姓述律氏中”。在这一政策下，奚族开始了被契丹同化的过程。在有辽一代，奚人的地位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是被契丹人征服的被统治民族，另一方面其地位仅次于契丹人，被契丹贵族利用作为对内镇压其它被统治民族的反抗和对外与北宋等抗衡的工具。　　奚族在由一个独立民族转变为被统治民族的过程中及其从此以后，社会组织变化很大。尽管部的组织至辽末还存在，然而不仅名称、成员与前不同，而且契丹贵族又将在历次征讨中的奚降俘户另组编8个新部。五代史书记奚五部为阿苔部、嚼米部、粤质部、奴皆部、黑讫支部，《辽史》作遥里、伯德、奥里、梅只、楚里部。据近人研究，他们与唐时五部的对应关系为，阿荟、伯德部即阿会部，啜米、楚里即处和部，粤质、奥里部即奥失部，奴皆、遥里即度稽部，黑讫支、梅只部即元俟折部。新组编8部的情况是：923年阿保机镇压了胡损领导的奚人起义后，以奚府给役户、诸部隐丁及流散，置堕瑰部。该部与奚原五部在辽被称为奚王府六部五帐分，由奚王领导，隶辽北府。994年（统和十二年）辽圣宗对六部进行改组，将梅只、堕瑰二部并入奥里部，另以奚王府二剋的长官、士兵及其家属分置南剋、北剋二部，合为六部，另七部为：迭刺迭达部、乙室奥隗部、楮特奥隗部、撤里葛部、窈爪部、耨怨爪部、讹仆括部，他们皆不归奚王府节制，隶辽南府。前3部系阿保机以俘获奚户置，后4部为辽圣宗以阿保机伐奚时“籍入宫分”的乞降奚户分置。由于契丹建国后迅速封建化，历代契丹贵族重视发展农业，奚人在这一潮流中虽然尚未完全脱离畜牧生活，但经营农业的越来越多，而且将土地租给汉人耕种。早在唐末，西奚已“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穄”。到了辽圣宗时，北宋王曾出使契丹，进入奚境看到“居人草庵板壁，亦务耕种”，且“善耕种”。　　60年后苏颂出使契丹将途中所见作诗描述：“农夫耕作遍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岗。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夷方。田畴高下如棋希，牛马纵横似谷量。”又在诗下注说，“间之皆汉人佃奚土”。手工业也有相当发展，所制大车闻名于世，誉称“奚车”；时“契丹之车，皆资于奚”。可见，奚族在辽代部落组织虽被契丹贵族分割得七零八落，但其社会生产却比前有了很大发展。　　12世纪初，女真首领阿骨打起兵反辽，奚人站在契丹人一边维护辽朝统治。在辽行将覆灭之际，奚王回离保与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等于1122年（辽保大二年）在南京（今北京市）拥立耶律淳为帝，建立北辽，妄图挽救辽朝的灭亡。当女真人入居庸关后，北辽上下北逃，回离保走保箭笴山，收集奚、渤海、汉三族丁壮为兵，建国称帝，自号奚国皇帝。这是奚族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政权，也是最后一个政权。它只存在了数月，在金兵围剿下溃败，回离保被下属所杀。女真贵族在灭辽过程中，对奚人采取先是把攻克地区的奚人降为奴隶，编入猛安谋克；后对归附的奚人，各置猛安谋克领之。这样，奚各部组织在金初就被打乱了。由于金国军事进攻接连取得胜利，九猛安奚军被“徙于山西，后分迁河东”。接着在金太宗、熙宗两朝将大批女真人南迁时，不少奚人同时被迁居中原地区，使奚人分散各地。所以到了金世宗大定年间，奚五部部名已变成了姓氏，即遥里氏、伯德氏、奥里氏、梅知氏、揣氏。奚人在金代的地位比辽时低下得多，激起广大奚人不满。　　公元1160年契丹撒八、移刺窝斡等率众反金，不少奚人加入了反金队伍。　　公元1162年金世宗在镇压这次起义时，对坚持反抗的奚人采取了极其野蛮的办法，“尽杀其男子，以其妇女童孺分给诸军”。面对这种残暴的民族灭绝政策，有的继续坚持斗争，有的亡入原北宋境内或北逃。金世宗为防止奚人再次聚集反叛，又将六猛安奚人分迁到咸平、临潢、泰州等地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将一部分女真人移居奚地，实行分隔统治。本来，一部分奚人在辽代与契丹人通婚过程中已被契丹人同化，其它大多数也在与汉和渤海等族人杂居过程中民族特色越来越少，女真贵族强迫奚人分散迁徒，使他们在更大的范围内与汉和女真等族错居杂处，所以到了12世纪后期，奚人迅速被女真人同化和与汉族融合。金代以后，再不见历史上有奚人活动的记载。综观奚人去向，一部分被女真同化，大部分与汉人融合；而早先被契丹和后来被女真同化的，多数在金亡后也加入了汉族共同体；在金末居住东北地区的，又有相当一部分加入了蒙古族。

居详细，好东西

差点忘了标明出处：本帖转自铜雀夕照

南诏、大理为何不提？

关于高句丽的历史和朝鲜族的关系，我这里有一段不太相同的见解资料，也算百家争鸣，让大家看看，出处忘记是哪里了：朝鲜族是我国邻邦朝鲜的主体民族。但由于近代有不少朝鲜族迁居到我国东北地区，因此朝鲜族也是我国东北地区的民族之一。要讨论东北民族的源流，也就不能不讨论朝鲜族的源流。同时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仅一水之隔，两国各族之间经常互相交往、融合。因此早在历史上，我国东北民族的源流就和朝鲜民族的源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确认识朝鲜民族的源流，对促进我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中朝友谊都有积极作用。朝鲜民族在其形成过程中，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曾经不断融合进许多民族和种族成分。朝鲜民族的主源，或者说朝鲜半岛最早的居民是韩和秽。他们的先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一直居住在朝鲜半岛。韩种族属于南方蒙古人种，居住朝鲜半岛的南部。秽种族属于北方蒙古人种，居住在朝鲜半岛的北部及我国东北地区。韩、秽两种族早就人口众多，并创造了灿烂文化。他们是朝鲜半岛旧石器以至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的主人。1 在我国商、周之时（公元前十一世纪），原来居住在我国辽东地区的东夷人，开始迁徙到辽东半岛。商朝贵族箕子东走建朝鲜的记载，应当是这一迁徙在史籍上的反映。辽东式石棚及青铜短剑的分布于朝鲜半岛北部，也应当是东夷族进入朝鲜半岛的遗迹。据《后汉书·东夷传》载：“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又制八条之教。”《三国志·东夷传》也有相同的记载。表明古朝鲜是由箕子所率领东走的商人（东夷人的一支）和朝鲜半岛土著的秽人结合而成。 中外史学家对萁子王朝鲜之说，颇有争议，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朝鲜的多数学者否认“萁子东来说”，少数人则认为是历史事实。南朝鲜史学界有人认为萁子是存在的，并要求在“国史”中加以记述。有人则否认萁子朝鲜的存在，认为“华北文化”传入朝鲜，“并不和哪个特定人物--萁子的东来相关联”。我国史学界，有些认为萁子朝鲜说“未必完全可靠，可能是后人的牵强附会”。也有人认为此说是能够成立的。但不论分歧如何，双方都认为我国华北地区文化进入朝鲜半岛是无可置疑的，即使不把它和萁子联系起来，有一部汉族先人早在青铜时代及以前就迁居朝鲜半岛也应当是事实。其二，即使主张萁子建古朝鲜者，也不否认朝鲜半岛早有居民存在。这也是双方一致公认的。其三，对见于大量史籍记载的“萁子东走说”轻易否定还是不妥当的，至少从目前看，否定者还提不出强有力的根据。司马迁的《史记》综合了古代史籍中关于萁子的记载，在《宋微子世家》中作了系统的科学的论述。并在《朝鲜列传》中，明确地记载了当时朝鲜侯姓萁，照应了他们和萁子的承袭关系。还是可信的。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燕人占取辽东，并攻占了古朝鲜西部的土地，促使了居住在辽东的夷人和新牵来的燕人（华夏族的一支）融合成新的燕人，不久并入于秦，成为今汉族的一部分。而居住朝鲜半岛的夷人，则和当地的秽人融合成了古朝鲜族。公元前二世纪，我国秦汉之交，中原战乱，“燕、齐、赵民避地朝鲜者数万口”4。汉初，燕人卫满东走出塞，“度贝水，居朝鲜之西界秦故空地上下障。满诱亡党（中国移民）众稍多，乃攻准，准逃亡。”卫满建立了卫氏朝鲜。卫氏朝鲜的建立，表明了燕人的进一步迁入朝鲜半岛北部。与此同时，萁氏的后代萁准南走马韩为王。此外在秦代还有一部分汉人，为逃避秦的徭役，逃亡到朝鲜半岛的东南部，与当地土著韩族结合形成了汉代的辰韩。北方民族进入了朝鲜半岛的南部。公元前一O八年，汉武帝灭卫氏朝鲜，于朝鲜半岛北部建立了乐浪等郡县，汉民更进一步迁居朝鲜半岛。汉魏之时，在朝鲜半岛南部，居住着韩种的三支，马韩、辰韩、弁韩。史载马韩有五十四国总十余万户。辰韩、弁韩各有二十国。共七十八国。共计为二十万户，约近百万人。公元一世纪开始，原居住在鸭绿江流域的高句丽人逐渐南下占有朝鲜半岛北部，公元四世纪攻占了乐浪郡。部分汉人如张统等迁居辽西、退出了朝鲜半岛。部分汉人留居朝鲜半岛和古朝鲜人、秽人一起在高句丽人统治下，逐渐融合成新的民族。同时，高句丽人有部分南下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人相结合建立了百济国。辰韩（由南迁的秦人和当地的土著的韩人结合而成）的苗裔建立了新罗国家。朝鲜半岛初步形成了三个并列的小民族。公元七世纪，新罗和唐联合，攻灭了高句丽和百济，不久唐兵被迫撤出朝鲜半岛。新罗基本上统一了朝鲜半岛，在朝鲜半岛上第一次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棗新罗民族。但当时朝鲜的东北部还为渤海国所占，渤海族是以粟末摸和及高丽遗民为主融合其他秽百人形成的一个民族。高句丽民族一部分迁居我国中原地区加入于汉族之中，一部分加入渤海族之中，一部分加入新罗民族之中。公元十世纪，辽灭渤海，将渤海人西迁，部分渤海人南投新罗，加入新罗族中。而同时，原居牡丹江流域的女真人南下，占有了朝鲜半岛的东北部。也在公元十世纪初，王建创立了高丽王朝，新罗人改称高丽人。高丽人与新罗人不同是前者吸收了十余万渤海人，但主体是一样的。高丽人和高句丽人却根本不同。高句丽人是横跨中朝两国国土，但又不包括朝鲜半岛南部的一个古民族。而高丽人则是纯属朝鲜半岛上的一个民族。公元十四世纪，李氏朝鲜建立，这个民族复被称为朝鲜族。此后一个时期居住在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女真人，部分北迁成为女真族棗满族的一部分，部分南徙加入于朝鲜民族之中。朝鲜民族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许多民族，但它的主体是秽和韩，以后又加入了大量汉人（东夷也是汉人先人的一支）和高句丽人。朝鲜民族迁居我国东北地区是清代以来的事。清朝为了统治全国各族把满族人大批迁移到全国各地，使东北很多地区荒芜，朝鲜人开始北度图们江进入我国东北地区。成为今天我国东北的一个民族。但他们并不是长期居住东北的土著民族。过去学术界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我国古代东北地区的夫余人、高句丽人都是今天朝鲜族的祖先。我国古代东北地区的夫余人和高句丽人是有相当一部分加入了今天的朝鲜族，但更多的是加入于我国的汉族之中。现在居住在我国东北的朝鲜族并不是古代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高句丽人的直接后裔。如果说他们含有高句丽人的血统，也只能说他们中包含了部分居住在朝鲜半岛的高句丽人的血液。弄清这些，就可正确认识中朝各族既有同源，又有区别的关系；认清中国各族（特别是东北诸族）和朝鲜民族血肉相连的关系。就没有必要再为东北地区世上一些民族的归属，进行一些过分的影响中朝友谊的争论。即使对历史上一些古民族的源流，学者间还有一些分歧的看法、但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中朝各族人民血肉不可分的关系。在这一基本事实上，学者们可以求同存异，继续争论，这种争论的目的应该是求同，是促进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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