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主战场在哪里:国内抗日战争研究若干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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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战场在哪里:国内抗日战争研究若干新观点2009-11-25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抗日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空前的、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近代中国这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历来是学术研究的重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推动下，抗日战争史研究得到了全面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研究领域得到不断拓展、深入，而且新提法、新观点迭见，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本文仅就近年来抗日战争研究中出现的创新观点作一述评。
抗日战争的起点
关于抗日战争开端问题，学术界已有的观点是“九一八”说、“一二·九”说、“西安事变”说、“七七”说、“八一三”说、“八一四”说、“并存”说（即“七七”和“九一八”两种说法可以并存）、“区别对待”说、“对日宣战”说等。近年来又有人提出江桥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开端的观点。周喜峰认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东北人民武装抗日斗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桥抗战是中国军队最早与日本侵略军展开的大规模战役，应该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同时，江桥抗战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因此，中国抗日战争不是8年抗战，而是14年抗战，它的起始时间应该是江桥抗战爆发的时间，即1931年11月4日。
持此观点的还有李茂杰、赵俊清等。赵俊清认为，中国抗战始于1931年，抗战的标志是马占山领导打响抗战第一枪的江桥抗战。理由：一是此战规模大。敌我双方运用兵力都超过万人，此外敌人还运用了飞机、大型火炮、铁甲车等重武器；战斗中敌方死伤上千人，遭受巨大损失。此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敌方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二是此战为时早，时间长。它共进行15天；三是此战影响巨大。对于抗战始于1931年9月18日的北营突围战的说法，他认为由于当时东北军奉行的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当夜，北大营驻军的突围，虽有“不抵抗的抵抗”之说，但不具备主动抵抗的意义，因此，不能称其为抗战的标志。
对此，我认为：一是在提法上应把日本侵华战争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区别开来。一般说来，有侵略就必然会有反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是可以的。但如果要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作出精确的考证，江桥抗战无疑是一个更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二是应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区别开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历了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抗战的演变，局部抗战无疑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局部抗战的起点不同于全民族抗战的起点。全民族抗战，从地域上说就是要“地无分南北、东西”；从成分上说就是要各民族、各阶级阶层、各党派团体、各界各军“人无分老幼”一致抗日。其中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是一个最显著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1937年卢沟桥事变无疑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三是应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抗日战争时期区别开来。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部抗战，无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从当时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心来看，仍处于国民党内部和国共之间的双重内战状态。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时局转换的枢纽，标志着10年内战的基本结束，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起点应比较合适。主战场在哪里:国内抗日战争研究若干新观点2009-11-25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抗日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空前的、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近代中国这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历来是学术研究的重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推动下，抗日战争史研究得到了全面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研究领域得到不断拓展、深入，而且新提法、新观点迭见，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本文仅就近年来抗日战争研究中出现的创新观点作一述评。
抗日战争的起点
关于抗日战争开端问题，学术界已有的观点是“九一八”说、“一二·九”说、“西安事变”说、“七七”说、“八一三”说、“八一四”说、“并存”说（即“七七”和“九一八”两种说法可以并存）、“区别对待”说、“对日宣战”说等。近年来又有人提出江桥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开端的观点。周喜峰认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东北人民武装抗日斗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桥抗战是中国军队最早与日本侵略军展开的大规模战役，应该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同时，江桥抗战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因此，中国抗日战争不是8年抗战，而是14年抗战，它的起始时间应该是江桥抗战爆发的时间，即1931年11月4日。
持此观点的还有李茂杰、赵俊清等。赵俊清认为，中国抗战始于1931年，抗战的标志是马占山领导打响抗战第一枪的江桥抗战。理由：一是此战规模大。敌我双方运用兵力都超过万人，此外敌人还运用了飞机、大型火炮、铁甲车等重武器；战斗中敌方死伤上千人，遭受巨大损失。此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敌方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二是此战为时早，时间长。它共进行15天；三是此战影响巨大。对于抗战始于1931年9月18日的北营突围战的说法，他认为由于当时东北军奉行的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当夜，北大营驻军的突围，虽有“不抵抗的抵抗”之说，但不具备主动抵抗的意义，因此，不能称其为抗战的标志。
对此，我认为：一是在提法上应把日本侵华战争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区别开来。一般说来，有侵略就必然会有反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是可以的。但如果要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作出精确的考证，江桥抗战无疑是一个更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二是应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区别开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历了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抗战的演变，局部抗战无疑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局部抗战的起点不同于全民族抗战的起点。全民族抗战，从地域上说就是要“地无分南北、东西”；从成分上说就是要各民族、各阶级阶层、各党派团体、各界各军“人无分老幼”一致抗日。其中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是一个最显著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1937年卢沟桥事变无疑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三是应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抗日战争时期区别开来。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部抗战，无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从当时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心来看，仍处于国民党内部和国共之间的双重内战状态。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时局转换的枢纽，标志着10年内战的基本结束，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起点应比较合适。
抗日战争已渐渐远去，蒋介石、张学良等都已先后作古，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研究这段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历史工作者的责任。
抗日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空前的、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近代中国这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历来是学术研究的重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推动下，抗日战争史研究得到了全面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研究领域得到不断拓展、深入，而且新提法、新观点迭见，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本文仅就近年来抗日战争研究中出现的创新观点作一述评。
抗日战争的起点
关于抗日战争开端问题，学术界已有的观点是“九一八”说、“一二·九”说、“西安事变”说、“七七”说、“八一三”说、“八一四”说、“并存”说（即“七七”和“九一八”两种说法可以并存）、“区别对待”说、“对日宣战”说等。近年来又有人提出江桥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开端的观点。周喜峰认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东北人民武装抗日斗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桥抗战是中国军队最早与日本侵略军展开的大规模战役，应该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同时，江桥抗战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因此，中国抗日战争不是8年抗战，而是14年抗战，它的起始时间应该是江桥抗战爆发的时间，即1931年11月4日。
持此观点的还有李茂杰、赵俊清等。赵俊清认为，中国抗战始于1931年，抗战的标志是马占山领导打响抗战第一枪的江桥抗战。理由：一是此战规模大。敌我双方运用兵力都超过万人，此外敌人还运用了飞机、大型火炮、铁甲车等重武器；战斗中敌方死伤上千人，遭受巨大损失。此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敌方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二是此战为时早，时间长。它共进行15天；三是此战影响巨大。对于抗战始于1931年9月18日的北营突围战的说法，他认为由于当时东北军奉行的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当夜，北大营驻军的突围，虽有“不抵抗的抵抗”之说，但不具备主动抵抗的意义，因此，不能称其为抗战的标志。
对此，我认为：一是在提法上应把日本侵华战争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区别开来。一般说来，有侵略就必然会有反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是可以的。但如果要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作出精确的考证，江桥抗战无疑是一个更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二是应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区别开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历了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抗战的演变，局部抗战无疑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局部抗战的起点不同于全民族抗战的起点。全民族抗战，从地域上说就是要“地无分南北、东西”；从成分上说就是要各民族、各阶级阶层、各党派团体、各界各军“人无分老幼”一致抗日。其中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是一个最显著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1937年卢沟桥事变无疑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三是应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抗日战争时期区别开来。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部抗战，无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从当时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心来看，仍处于国民党内部和国共之间的双重内战状态。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时局转换的枢纽，标志着10年内战的基本结束，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起点应比较合适。主战场在哪里:国内抗日战争研究若干新观点2009-11-25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抗日战争已渐渐远去，蒋介石、张学良等都已先后作古，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研究这段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历史工作者的责任。
抗日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空前的、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近代中国这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历来是学术研究的重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推动下，抗日战争史研究得到了全面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研究领域得到不断拓展、深入，而且新提法、新观点迭见，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本文仅就近年来抗日战争研究中出现的创新观点作一述评。
抗日战争的起点
关于抗日战争开端问题，学术界已有的观点是“九一八”说、“一二·九”说、“西安事变”说、“七七”说、“八一三”说、“八一四”说、“并存”说（即“七七”和“九一八”两种说法可以并存）、“区别对待”说、“对日宣战”说等。近年来又有人提出江桥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开端的观点。周喜峰认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东北人民武装抗日斗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桥抗战是中国军队最早与日本侵略军展开的大规模战役，应该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同时，江桥抗战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因此，中国抗日战争不是8年抗战，而是14年抗战，它的起始时间应该是江桥抗战爆发的时间，即1931年11月4日。
持此观点的还有李茂杰、赵俊清等。赵俊清认为，中国抗战始于1931年，抗战的标志是马占山领导打响抗战第一枪的江桥抗战。理由：一是此战规模大。敌我双方运用兵力都超过万人，此外敌人还运用了飞机、大型火炮、铁甲车等重武器；战斗中敌方死伤上千人，遭受巨大损失。此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敌方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二是此战为时早，时间长。它共进行15天；三是此战影响巨大。对于抗战始于1931年9月18日的北营突围战的说法，他认为由于当时东北军奉行的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当夜，北大营驻军的突围，虽有“不抵抗的抵抗”之说，但不具备主动抵抗的意义，因此，不能称其为抗战的标志。
对此，我认为：一是在提法上应把日本侵华战争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区别开来。一般说来，有侵略就必然会有反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是可以的。但如果要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作出精确的考证，江桥抗战无疑是一个更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二是应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区别开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历了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抗战的演变，局部抗战无疑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局部抗战的起点不同于全民族抗战的起点。全民族抗战，从地域上说就是要“地无分南北、东西”；从成分上说就是要各民族、各阶级阶层、各党派团体、各界各军“人无分老幼”一致抗日。其中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是一个最显著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1937年卢沟桥事变无疑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三是应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抗日战争时期区别开来。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部抗战，无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从当时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心来看，仍处于国民党内部和国共之间的双重内战状态。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时局转换的枢纽，标志着10年内战的基本结束，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起点应比较合适。
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问题
长期以来通行一种说法：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令，使他蒙上“不抵抗将军”骂名，做了蒋的“替罪羔羊”。曾景忠澄清了过去研究中存在的误区，认为张学良是不抵抗命令的下发者。其理由：一是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他与蒋的意见不同时，对蒋的命令可以不听，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张学良不是凡南京政府指示他都执行的；二是过去的观点主要靠一些回忆录作依据，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种种漏洞；三是事变前中国一方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对此蒋张二人具有共识。事变前蒋氏指示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对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不无影响，但事变前“力避冲突”与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二者有明显区别；四是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荣臻等人的电文均证明，是张学良对东北军下了不抵抗命令；五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置事变的方针，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诉诸国联，并准备抵抗。四个月后就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采取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六是张学良晚年一再说过，下不抵抗命令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中央政府。不过，应该指出：肯定张学良应对“九一八”不抵抗承担重要责任，并不意味着否定张学良的爱国情操；而客观界定蒋介石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也不是说蒋无须担责。关键是，我们应该进入当时中国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具体情境，了解为什么张学良会做出那样的举动，必须直面张学良当时的呼声：“欲制抵日本，则中国必统一。”
曾景忠还对热河失陷后张学良辞职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热河沦陷后，蒋介石是在北上听取华北将领的汇报意见后，才作出批准张学良辞职之决定的。张学良辞职下野，反映了当时全国的呼声，是对其“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抵抗主义的总清算。断言蒋介石为转嫁热河沦陷的责任，落井下石，逼张学良辞职，此说未必能够成立。
张学良为什么要实行不抵抗政策·徐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依赖国联的思想尚未完全幻灭；依靠中央，寄希望于全国抗战；对东北军指挥不灵；中央政府支持不力，等等。除此之外，保存东北军的实力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蒋介石、张学良同属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历史人物。蒋介石因其反共内战政策被人们视之为国贼或人民公敌，张学良则因为发动著名的西安事变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在以往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人们由于受这种感情因素的影响，加之其它复杂的原因，在蒋介石、张学良的研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褒张贬蒋的倾向。这也是历史研究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缺陷。抗日战争已渐渐远去，蒋介石、张学良等都已先后作古，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研究这段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曾先生提出的新论恐怕比还原一个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更重要。
长期以来通行一种说法：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令，使他蒙上“不抵抗将军”骂名，做了蒋的“替罪羔羊”。曾景忠澄清了过去研究中存在的误区，认为张学良是不抵抗命令的下发者。其理由：一是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他与蒋的意见不同时，对蒋的命令可以不听，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张学良不是凡南京政府指示他都执行的；二是过去的观点主要靠一些回忆录作依据，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种种漏洞；三是事变前中国一方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对此蒋张二人具有共识。事变前蒋氏指示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对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不无影响，但事变前“力避冲突”与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二者有明显区别；四是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荣臻等人的电文均证明，是张学良对东北军下了不抵抗命令；五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置事变的方针，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诉诸国联，并准备抵抗。四个月后就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采取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六是张学良晚年一再说过，下不抵抗命令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中央政府。不过，应该指出：肯定张学良应对“九一八”不抵抗承担重要责任，并不意味着否定张学良的爱国情操；而客观界定蒋介石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也不是说蒋无须担责。关键是，我们应该进入当时中国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具体情境，了解为什么张学良会做出那样的举动，必须直面张学良当时的呼声：“欲制抵日本，则中国必统一。”
曾景忠还对热河失陷后张学良辞职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热河沦陷后，蒋介石是在北上听取华北将领的汇报意见后，才作出批准张学良辞职之决定的。张学良辞职下野，反映了当时全国的呼声，是对其“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抵抗主义的总清算。断言蒋介石为转嫁热河沦陷的责任，落井下石，逼张学良辞职，此说未必能够成立。
张学良为什么要实行不抵抗政策·徐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依赖国联的思想尚未完全幻灭；依靠中央，寄希望于全国抗战；对东北军指挥不灵；中央政府支持不力，等等。除此之外，保存东北军的实力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蒋介石、张学良同属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历史人物。蒋介石因其反共内战政策被人们视之为国贼或人民公敌，张学良则因为发动著名的西安事变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在以往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人们由于受这种感情因素的影响，加之其它复杂的原因，在蒋介石、张学良的研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褒张贬蒋的倾向。这也是历史研究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缺陷。抗日战争已渐渐远去，蒋介石、张学良等都已先后作古，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研究这段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曾先生提出的新论恐怕比还原一个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更重要。
关于“安内攘外”政策
“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执行的一项重要政策。过去，对这一政策的基本评价是“反动”、“反共”。华洪珍认为，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确实面临着“内忧”甚于“外患”、不先“安内”便无法“攘外”的现实，提出“安内攘外”的号召应是一个合乎常理的普遍原则，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安内”采取何种方式，“攘外”又应如何进行。“安内不应只是政府以武力和压制方式消弭反对力量，更应是全体合法社会政治力量间的谐调”。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即民族矛盾盛于阶级矛盾的情况下，蒋介石强化以“反共”为主要目标的“安内攘外”政策，将代表全国人民正义要求、主张积极抗日的中共作为剿杀对象，则颠倒了主次矛盾，使处于次要地位的阶级矛盾凌驾于本应居主导地位的民族矛盾之上。因此，该政策具有反共反人民性质，并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推行片面抗战路线、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思想理论根源。
黄道炫探讨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安内、攘外的具体内涵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安内攘外”政策的走向等问题。黄道炫指出，“安内”大致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以武力镇压中国共产党，消弭中共威胁，从而确立国民党一党专政；其次是清除党内、国内的反对派，削弱地方实力派，稳固中央政府统治；再次是加强物质建设和国防建设，一来安定社会，培育民族精神，二来充实国力，增强御侮能力。并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不得已的隐衷；有对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是内外交困局面下，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应付时局的一种复杂无奈的抉择。杨天石探讨了蒋介石战前对日方针的主旨及其演变过程。指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仍以妥协、退让为特征。蒋之所以如此，一由于他的兴奋中心在剿共；二是对日本的军事实力估计过高；三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勾践故事及老子等思想的某些影响。这一政策，其错误有应予批评、谴责的方面；同时也有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它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谋略。
我认为，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从根本上说是落后的、反动的。这种落后反动性表现在：一是不能应对时势变化改革自新，逐渐消弭产生“内乱”的体制、机制、制度土壤，而是对反对势力一味打压，结果是既不能“安内”，也无法“攘外”，也使国民党丧失了在内忧外患环境里自强、自新的机会；二是“安内”与“攘外”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公式。中国作为一个弱国，要抵抗日本的侵略，必须举全国之力方有所成就。“安内攘外”政策的重点是“安内”。“安内”既不能使全国一致以“攘外”，又使中国国力被削弱、被消耗；三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22年，“安内攘外”是其不变的主题。无论是10年内战时期的“剿共”，还是抗战胜利后的“戡乱建国”，都在于“安内”，结果不仅使中国坐失了迈向现代国家、实现民族振兴的时机，而且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最终崩溃。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崩溃，是对“安内攘外”政策落后反动性的最好注解。
“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执行的一项重要政策。过去，对这一政策的基本评价是“反动”、“反共”。华洪珍认为，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确实面临着“内忧”甚于“外患”、不先“安内”便无法“攘外”的现实，提出“安内攘外”的号召应是一个合乎常理的普遍原则，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安内”采取何种方式，“攘外”又应如何进行。“安内不应只是政府以武力和压制方式消弭反对力量，更应是全体合法社会政治力量间的谐调”。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即民族矛盾盛于阶级矛盾的情况下，蒋介石强化以“反共”为主要目标的“安内攘外”政策，将代表全国人民正义要求、主张积极抗日的中共作为剿杀对象，则颠倒了主次矛盾，使处于次要地位的阶级矛盾凌驾于本应居主导地位的民族矛盾之上。因此，该政策具有反共反人民性质，并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推行片面抗战路线、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思想理论根源。
黄道炫探讨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安内、攘外的具体内涵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安内攘外”政策的走向等问题。黄道炫指出，“安内”大致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以武力镇压中国共产党，消弭中共威胁，从而确立国民党一党专政；其次是清除党内、国内的反对派，削弱地方实力派，稳固中央政府统治；再次是加强物质建设和国防建设，一来安定社会，培育民族精神，二来充实国力，增强御侮能力。并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不得已的隐衷；有对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是内外交困局面下，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应付时局的一种复杂无奈的抉择。杨天石探讨了蒋介石战前对日方针的主旨及其演变过程。指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仍以妥协、退让为特征。蒋之所以如此，一由于他的兴奋中心在剿共；二是对日本的军事实力估计过高；三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勾践故事及老子等思想的某些影响。这一政策，其错误有应予批评、谴责的方面；同时也有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它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谋略。
我认为，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从根本上说是落后的、反动的。这种落后反动性表现在：一是不能应对时势变化改革自新，逐渐消弭产生“内乱”的体制、机制、制度土壤，而是对反对势力一味打压，结果是既不能“安内”，也无法“攘外”，也使国民党丧失了在内忧外患环境里自强、自新的机会；二是“安内”与“攘外”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公式。中国作为一个弱国，要抵抗日本的侵略，必须举全国之力方有所成就。“安内攘外”政策的重点是“安内”。“安内”既不能使全国一致以“攘外”，又使中国国力被削弱、被消耗；三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22年，“安内攘外”是其不变的主题。无论是10年内战时期的“剿共”，还是抗战胜利后的“戡乱建国”，都在于“安内”，结果不仅使中国坐失了迈向现代国家、实现民族振兴的时机，而且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最终崩溃。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崩溃，是对“安内攘外”政策落后反动性的最好注解。
国民党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方针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抗日战争史著作，都说从1938年10月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就采取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甚至还认为它积极反共就是为了对日投降作准备。这种说法来源于国共两党斗争的时期，在当时的情况下强调国民党反共的方面，贬低它抗日的作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说法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国民党只反共、不抗日的印象，实际上把它反共的方面夸大了，把它抗日的方面贬低了，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
郭德宏认为，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虽然加强了其反共的方面，接连发动了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等一系列严重的摩擦事件，但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没有破裂。这就说明，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还是主要的，国民党的反共是有限度的。否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能不破裂吗？另一方面，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虽然加强了反共的方面，但抗日还是比较积极的。在1938年至1940年底这段时间里，正面战场先后进行的大的战役有：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桂南会战、绥西作战和枣宜会战等。两年间，国民党军队共毙俘日军263，251人，同时也付出了1，019，911人的重大伤亡，与1937年至1938年的伤亡人数大体相等，这也是国民党在这一阶段抗战较为积极的一个表现。1941年，国民党军队进行的大的战役还有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枣宜战役等。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虽然进一步依赖外援，但并没有停止对日作战，在这之后的很多战役仍然是打得很坚决的。这个时期先后进行的大的战役有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浙赣战役、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作战和滇西作战、豫湘桂战役阻击战、老河口地区作战（豫西、鄂北会战）、芷江地区作战等。即使在被称为“大溃退”的豫湘桂战役中，有的地区的作战仍然是很坚决的，如第10军进行的衡阳保卫战，就至为惨烈，重创日军。日军在华毙命的98名少将以上将领中，有53人是1942年以后在正面战场被击毙的。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73名师级以上将领，也有24人是在1942年以后牺牲的。如果说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正面战场就完全消极了，怎么还会击毙那么多的日军将领，而自己牺牲那么多的高级将领呢？至于说国民党积极反共就是为了对日投降作准备，更没有事实根据。反共和抗日是国民党同时奉行的两大方针，但如果国民党真的要投降日本，还要作什么反共准备？直接投降不就完了吗？
过去多批评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军消极抗战，习称1944年战局为“豫湘桂大溃败”是明显的例证。王奇生以湖南会战为个案，具体而细微地剖析国民党军的战略决策机制、情报信息系统、官兵素质、后勤补给、兵役军纪以及民众动员等情形。认为从湖南会战前后蒋介石对日军的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来看，近40万国民党军兵力的投入，9万国民党军和6万多日军的伤亡，足证国民党军对日军的积极出击。尤其是长达47天的衡阳保卫战，国民党军抵抗顽强英勇。另一方面，国民党军对中共的监视和防范，亦确实存在。但国民党军对付日军与监视中共的兵力之比，大致为7∶1。
与“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相联系，还有个“三次反共高潮”的提法。过去，一般把国民党发起的三次大规模军事摩擦，称为“三次反共高潮”。郭德宏认为，这种说法也容易使人过分看重国民党的反共行为，而忽视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因此，不应该再继续沿用“三次反共高潮”这种提法，而应该直接将前两次摩擦称为晋西事变、皖南事变。至于“第三次反共高潮”，本来就没有形成，更不应该作为一次高潮。
对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抗日由比较积极转向消极的变化，我认为：一是消极抗日政策，既适应了日本侵华战争演变的需要，也符合中国抗战的实际；既体现了“持久消耗战略”的作战方针，也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世界现实。消极抗日，其立足点是抗日，这是应该肯定的。二是消极抗日与积极反共没有必然联系。国民党反共从来都是积极的，但积极反共并不意味着放弃抗日；在抗日与反共问题上，国民党还是把抗日放在第一位，这是保持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前提。三是消极抗日与对日妥协没有必然联系。8年抗战中，蒋介石始终未放弃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谈判的接触。中日和谈从抗战开始后即已发生并持续到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间虽时断时续，但从来没有停止过。这说明，对日和谈与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政策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四是消极抗日与“曲线救国”没有必然联系。“曲线救国”是汪伪汉奸的卖国理论，抗日营垒内部也确有人主张推行“曲线救国”路线，但不能据此就认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推行了一条“曲线救国”的路线。五是积极反共与降日没有必然联系。传统的观点认为，抗日必联共，反共必降日。因为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不反对它，就不能破坏国共合作，就不能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投降。积极反共与降日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国民党的政策是：既抗日，又反共。国民党在抗日与反共问题上，抗日一直是主要的，抗日始终是国民党政策的重心，如不这样，为抗日而存在的两党合作就不可能保持到抗战胜利之日。如果国民党反共就是为了降日，它就完全可以像大汉奸汪精卫等人那样先投降日本，而后与日军联合起来反共。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抗日战争史著作，都说从1938年10月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就采取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甚至还认为它积极反共就是为了对日投降作准备。这种说法来源于国共两党斗争的时期，在当时的情况下强调国民党反共的方面，贬低它抗日的作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说法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国民党只反共、不抗日的印象，实际上把它反共的方面夸大了，把它抗日的方面贬低了，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
郭德宏认为，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虽然加强了其反共的方面，接连发动了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等一系列严重的摩擦事件，但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没有破裂。这就说明，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还是主要的，国民党的反共是有限度的。否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能不破裂吗？另一方面，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虽然加强了反共的方面，但抗日还是比较积极的。在1938年至1940年底这段时间里，正面战场先后进行的大的战役有：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桂南会战、绥西作战和枣宜会战等。两年间，国民党军队共毙俘日军263，251人，同时也付出了1，019，911人的重大伤亡，与1937年至1938年的伤亡人数大体相等，这也是国民党在这一阶段抗战较为积极的一个表现。1941年，国民党军队进行的大的战役还有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枣宜战役等。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虽然进一步依赖外援，但并没有停止对日作战，在这之后的很多战役仍然是打得很坚决的。这个时期先后进行的大的战役有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浙赣战役、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作战和滇西作战、豫湘桂战役阻击战、老河口地区作战（豫西、鄂北会战）、芷江地区作战等。即使在被称为“大溃退”的豫湘桂战役中，有的地区的作战仍然是很坚决的，如第10军进行的衡阳保卫战，就至为惨烈，重创日军。日军在华毙命的98名少将以上将领中，有53人是1942年以后在正面战场被击毙的。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73名师级以上将领，也有24人是在1942年以后牺牲的。如果说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正面战场就完全消极了，怎么还会击毙那么多的日军将领，而自己牺牲那么多的高级将领呢？至于说国民党积极反共就是为了对日投降作准备，更没有事实根据。反共和抗日是国民党同时奉行的两大方针，但如果国民党真的要投降日本，还要作什么反共准备？直接投降不就完了吗？
过去多批评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军消极抗战，习称1944年战局为“豫湘桂大溃败”是明显的例证。王奇生以湖南会战为个案，具体而细微地剖析国民党军的战略决策机制、情报信息系统、官兵素质、后勤补给、兵役军纪以及民众动员等情形。认为从湖南会战前后蒋介石对日军的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来看，近40万国民党军兵力的投入，9万国民党军和6万多日军的伤亡，足证国民党军对日军的积极出击。尤其是长达47天的衡阳保卫战，国民党军抵抗顽强英勇。另一方面，国民党军对中共的监视和防范，亦确实存在。但国民党军对付日军与监视中共的兵力之比，大致为7∶1。
与“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相联系，还有个“三次反共高潮”的提法。过去，一般把国民党发起的三次大规模军事摩擦，称为“三次反共高潮”。郭德宏认为，这种说法也容易使人过分看重国民党的反共行为，而忽视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因此，不应该再继续沿用“三次反共高潮”这种提法，而应该直接将前两次摩擦称为晋西事变、皖南事变。至于“第三次反共高潮”，本来就没有形成，更不应该作为一次高潮。
对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抗日由比较积极转向消极的变化，我认为：一是消极抗日政策，既适应了日本侵华战争演变的需要，也符合中国抗战的实际；既体现了“持久消耗战略”的作战方针，也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世界现实。消极抗日，其立足点是抗日，这是应该肯定的。二是消极抗日与积极反共没有必然联系。国民党反共从来都是积极的，但积极反共并不意味着放弃抗日；在抗日与反共问题上，国民党还是把抗日放在第一位，这是保持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前提。三是消极抗日与对日妥协没有必然联系。8年抗战中，蒋介石始终未放弃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谈判的接触。中日和谈从抗战开始后即已发生并持续到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间虽时断时续，但从来没有停止过。这说明，对日和谈与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政策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四是消极抗日与“曲线救国”没有必然联系。“曲线救国”是汪伪汉奸的卖国理论，抗日营垒内部也确有人主张推行“曲线救国”路线，但不能据此就认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推行了一条“曲线救国”的路线。五是积极反共与降日没有必然联系。传统的观点认为，抗日必联共，反共必降日。因为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不反对它，就不能破坏国共合作，就不能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投降。积极反共与降日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国民党的政策是：既抗日，又反共。国民党在抗日与反共问题上，抗日一直是主要的，抗日始终是国民党政策的重心，如不这样，为抗日而存在的两党合作就不可能保持到抗战胜利之日。如果国民党反共就是为了降日，它就完全可以像大汉奸汪精卫等人那样先投降日本，而后与日军联合起来反共。
关于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长期以来，很多抗日战争史著作都说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就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敌后军民成为抗战的主力军。郭德宏认为，说敌后战场从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就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主要是根据当时公布的国共两党分别抗击日军的比例数字。当时公布的那些比例数字是值得推敲的。例如根据延安总部1945年12月公布的数字，八路军、新四军在1938年就已经抗击了日军的58.5%，国民党军队只抗击了日军的41.2%，就很难令人信服。因为这一年八路军、新四军虽然已经发展到181，700人，但有的部队并没有开到前线，真正在前线同日军作战的还没有这么多人。而国民党军队在这一年接连进行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及广州作战等重大战役。其中徐州会战涉及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四省，中国参战的部队45万人，仅台儿庄战斗就歼灭日军1万多人；武汉会战更涉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湖南等省，中国参战的部队多达上百万人，日军投入的兵力也约有30万人，被歼灭2万多人。正面战场这么多的大战役仅抗击日军的41.2%，而10多万八路军、新四军却抗击了日军的58.5%，很难令人信服。其他年份的统计同样是值得推敲的。郭德宏认为，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国战场，都是中国战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作出令人信服的统计以前，如实地反映出两个战场的贡献就可以了，并不一定非要将两个战场分出主次不可。如果一定要分出个主次，那就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统计材料。
关于抗战的主战场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地位的评价问题。曾景忠认为，在中日两国交战中，国民政府是中国国家主权的代表。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并没有真正达成全国统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着部分军队和根据地，并在战争中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但在名义上，它统属于国民政府之下，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对峙和摩擦。因此，日本进攻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它对敌后中国军队扫荡清乡作战不仅规模远不及正面战场对国民政府军队的进攻，而且目的仅限于巩固占领地。它要解决“中日事变”，主要是与国民政府军队作战。它妄图以武力进攻，逼其投降。战争初期逼使国民政府由南京而武汉而重庆撤退，战略相持阶段多次战役进攻，寻歼国民政府军队主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从缅、滇进攻，东西夹击，使国民政府腹背受敌，后还曾妄图实施进攻四川计划，都是妄图消灭或压迫国民政府军投降。但国民政府并未为其所屈，坚持抗战。最后代表中国对日宣战、受降的也是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部署部分军队留置敌后作战，但主要是在正面战场作战，不管在战略防御阶段，还是在战略相持阶段，都不断抗击日本侵略军直至战争结束。{14}近些年来，中国学者深感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不重视中国抗日战争，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恐怕与既往大陆著作只把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抗敌说成不断大溃退（台湾则说中共在敌后“游而不击”）不无关系。
我完全同意郭德宏先生的观点。以往人们之所以认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取代正面战场成了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其主要依据是：敌后战场以较少的部队和最劣的装备，抗击了6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而拥有几百万军队，以西南、西北大后方为依托，并垄断了几乎所有受援物资的国民党战场仅仅抗击了40%左右的侵华日军。这种依据仍需仔细推敲：一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在总的持久战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的整个中国战场的两个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策应的组成部分。既然中国战场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就很难把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抗敌的多寡严格区别开来。敌后战场抗击60%以上的侵华日军，正面战场牵制40%左右的侵华日军的说法就难以准确、全面。二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把40%左右的侵华日军放在正面前线，不等于以40%左右的侵华日军进攻正面战场，日本以60%的侵华日军放在敌后战场，也不等于以60%的侵华日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因为日本在侵华政策进行调整后，把大部分兵力转向敌后，目的在于巩固占领区，矛头所向主要是对着敌后英勇抗敌的八路军、新四军，但决非限于八路军、新四军，即使敌后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战，日寇抽出一定的兵力巩固占领区也是不可少的。如果说正面战场对40%左右侵华日军所起的作用是一种战略牵制作用，敌后战场抗击60%以上侵华日军的说法，也主要是就战略牵制的作用而言的。事实上的抗击与战略上的牵制是有很大区别的，如苏联在参加对日作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保持完整的且装备精良的76万关东军因防止苏联可能发动的进攻的需要，不敢轻易抽调其它战场，这种战略牵制作用是明显的，但却不能简单把苏联对日军产生的这种牵制作用说成是抗击了76万的日本关东军。(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黄爱军)
长期以来，很多抗日战争史著作都说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就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敌后军民成为抗战的主力军。郭德宏认为，说敌后战场从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就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主要是根据当时公布的国共两党分别抗击日军的比例数字。当时公布的那些比例数字是值得推敲的。例如根据延安总部1945年12月公布的数字，八路军、新四军在1938年就已经抗击了日军的58.5%，国民党军队只抗击了日军的41.2%，就很难令人信服。因为这一年八路军、新四军虽然已经发展到181，700人，但有的部队并没有开到前线，真正在前线同日军作战的还没有这么多人。而国民党军队在这一年接连进行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及广州作战等重大战役。其中徐州会战涉及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四省，中国参战的部队45万人，仅台儿庄战斗就歼灭日军1万多人；武汉会战更涉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湖南等省，中国参战的部队多达上百万人，日军投入的兵力也约有30万人，被歼灭2万多人。正面战场这么多的大战役仅抗击日军的41.2%，而10多万八路军、新四军却抗击了日军的58.5%，很难令人信服。其他年份的统计同样是值得推敲的。郭德宏认为，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国战场，都是中国战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作出令人信服的统计以前，如实地反映出两个战场的贡献就可以了，并不一定非要将两个战场分出主次不可。如果一定要分出个主次，那就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统计材料。
关于抗战的主战场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地位的评价问题。曾景忠认为，在中日两国交战中，国民政府是中国国家主权的代表。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并没有真正达成全国统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着部分军队和根据地，并在战争中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但在名义上，它统属于国民政府之下，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对峙和摩擦。因此，日本进攻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它对敌后中国军队扫荡清乡作战不仅规模远不及正面战场对国民政府军队的进攻，而且目的仅限于巩固占领地。它要解决“中日事变”，主要是与国民政府军队作战。它妄图以武力进攻，逼其投降。战争初期逼使国民政府由南京而武汉而重庆撤退，战略相持阶段多次战役进攻，寻歼国民政府军队主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从缅、滇进攻，东西夹击，使国民政府腹背受敌，后还曾妄图实施进攻四川计划，都是妄图消灭或压迫国民政府军投降。但国民政府并未为其所屈，坚持抗战。最后代表中国对日宣战、受降的也是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部署部分军队留置敌后作战，但主要是在正面战场作战，不管在战略防御阶段，还是在战略相持阶段，都不断抗击日本侵略军直至战争结束。{14}近些年来，中国学者深感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不重视中国抗日战争，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恐怕与既往大陆著作只把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抗敌说成不断大溃退（台湾则说中共在敌后“游而不击”）不无关系。
我完全同意郭德宏先生的观点。以往人们之所以认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取代正面战场成了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其主要依据是：敌后战场以较少的部队和最劣的装备，抗击了6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而拥有几百万军队，以西南、西北大后方为依托，并垄断了几乎所有受援物资的国民党战场仅仅抗击了40%左右的侵华日军。这种依据仍需仔细推敲：一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在总的持久战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的整个中国战场的两个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策应的组成部分。既然中国战场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就很难把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抗敌的多寡严格区别开来。敌后战场抗击60%以上的侵华日军，正面战场牵制40%左右的侵华日军的说法就难以准确、全面。二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把40%左右的侵华日军放在正面前线，不等于以40%左右的侵华日军进攻正面战场，日本以60%的侵华日军放在敌后战场，也不等于以60%的侵华日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因为日本在侵华政策进行调整后，把大部分兵力转向敌后，目的在于巩固占领区，矛头所向主要是对着敌后英勇抗敌的八路军、新四军，但决非限于八路军、新四军，即使敌后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战，日寇抽出一定的兵力巩固占领区也是不可少的。如果说正面战场对40%左右侵华日军所起的作用是一种战略牵制作用，敌后战场抗击60%以上侵华日军的说法，也主要是就战略牵制的作用而言的。事实上的抗击与战略上的牵制是有很大区别的，如苏联在参加对日作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保持完整的且装备精良的76万关东军因防止苏联可能发动的进攻的需要，不敢轻易抽调其它战场，这种战略牵制作用是明显的，但却不能简单把苏联对日军产生的这种牵制作用说成是抗击了76万的日本关东军。(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黄爱军)
这些新思维令人汗颜，这专家不知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大刀斩RB 发表于 2009-11-25 19:41 
EN，不是大溃退，那是啥？
难道要我们也这样写，毙伤日军1亿多，先后击毙日本天皇及其家属6次，然后胜利转进到重庆？
EN，不是大溃退，那是啥？
难道要我们也这样写，毙伤日军1亿多，先后击毙日本天皇及其家属6次，然后胜利转进到重庆？
哪里是主战场，主要还是取决于鬼子的动向。
敌后战场以较少的部队和最劣的装备，抗击了6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
这种说法早就被批死了。
比方，日占县城里混进了一个八路，你能说他抗击了整个县城的日军？！
单说抗击，却极少说究竟毙、伤多少人。尽搞模糊概念，要拿数据来说话。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48112.shtml
『煮酒论史』 [近代风云]抗战期间新四军全部战斗明细
春秋笔法害死人
抗击了这个百分之多少，抗击了那个百分之多少……结果呢？不说了？
敌后战场以较少的部队和最劣的装备，抗击了6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
这种说法早就被批死了。
比方，日占县城里混进了一个八路，你能说他抗击了整个县城的日军？！
单说抗击，却极少说究竟毙、伤多少人。尽搞模糊概念，要拿数据来说话。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48112.shtml
『煮酒论史』 [近代风云]抗战期间新四军全部战斗明细
春秋笔法害死人
抗击了这个百分之多少，抗击了那个百分之多少……结果呢？不说了？
客观一点
对客观再次客观，那就是主观了。
时间段不同，主战场也不同，918之后几年东北还是主战场呢
说到底，是玩概念游戏。
所谓主战场的概念，是为了夸大TG在抗日中的作用而营造的理论“依据”。8年抗战，日寇兵锋所及之处都是主战场。一定要说的话，说“某个时期，正面作战是战争的主要形式，而某个时期，敌后作战是战争的主要形式”，这样才客观。如果不是战争后期日寇已经虚弱无力继续深入中国而只能为稳定占领区而实行治安战，TG的所谓敌后作战也不会发生什么战略效果。
所谓“全民族抗战”的概念是同一个把戏。把TG由反蒋到参与抗日转变之后的时期视为所谓“全民族抗日”，本身就是对中国人民抗日决心和意志的一种侮辱。没有TG的号召，全民族抗日依然会形成；没有TG的参与，国内各种抗日的斗争依然是全民族的抗日。无论TG存在不存在，各地军阀该抗日的还是会抗日，汪精卫之流要当汉奸还是会当汉奸，TG的存在对号召谁抗日或者阻止谁投敌都起不到任何作用。这点上，还是用“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的划分比较客观。
说到底，是玩概念游戏。
所谓主战场的概念，是为了夸大TG在抗日中的作用而营造的理论“依据”。8年抗战，日寇兵锋所及之处都是主战场。一定要说的话，说“某个时期，正面作战是战争的主要形式，而某个时期，敌后作战是战争的主要形式”，这样才客观。如果不是战争后期日寇已经虚弱无力继续深入中国而只能为稳定占领区而实行治安战，TG的所谓敌后作战也不会发生什么战略效果。
所谓“全民族抗战”的概念是同一个把戏。把TG由反蒋到参与抗日转变之后的时期视为所谓“全民族抗日”，本身就是对中国人民抗日决心和意志的一种侮辱。没有TG的号召，全民族抗日依然会形成；没有TG的参与，国内各种抗日的斗争依然是全民族的抗日。无论TG存在不存在，各地军阀该抗日的还是会抗日，汪精卫之流要当汉奸还是会当汉奸，TG的存在对号召谁抗日或者阻止谁投敌都起不到任何作用。这点上，还是用“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的划分比较客观。
没办法 砖家和叫兽都是吃软饭的啊
说到底，是玩概念游戏。
所谓主战场的概念，是为了夸大TG在抗日中的作用而营造的理论“依据”。8年抗战， ...
zhigangd 发表于 2009-11-29 01:43
扯淡，没有TG的参与，吉鸿昌还因为抗日被杀头呢，19路军的军火还不给提供呢，支援兵力还被调走呢。
全民族抗战？抗你的人头吧。
说到底，是玩概念游戏。
所谓主战场的概念，是为了夸大TG在抗日中的作用而营造的理论“依据”。8年抗战， ...
zhigangd 发表于 2009-11-29 01:43
扯淡，没有TG的参与，吉鸿昌还因为抗日被杀头呢，19路军的军火还不给提供呢，支援兵力还被调走呢。
全民族抗战？抗你的人头吧。
拨那么多钱下去，就研究出这个东东？
鸡颈 发表于 2009-12-2 10:15
幼稚。
按照你这种局部代替整体的思维，中国当时任何个势力都可以被说成不抗日了。为了反而反，有意思么？
幼稚。
按照你这种局部代替整体的思维，中国当时任何个势力都可以被说成不抗日了。为了反而反，有意思么？
zhigangd 发表于 2009-12-2 15:42
嗯，整体，整体，把整个中国都快整给日本人了。
为了反而反？你最好去问问当时做了亡国奴的东北三千万同胞是不是这么想。
嗯，整体，整体，把整个中国都快整给日本人了。
为了反而反？你最好去问问当时做了亡国奴的东北三千万同胞是不是这么想。
顶完在看
假的终归真不了，真的终归假不了。把历史政治化的人终归要被历史打脸。
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上都不算男人，一对垃圾货